美國前國務卿、著名外交家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季辛吉)逝世,終年100歲。
他曾在尼克鬆(Nixon,尼克遜)和福特政府擔任美國最高外交官及國家安全顧問。
他創辦的政治谘詢公司基辛格事務所( Kissinger Associates)發布聲明稱,這位出生於德國的前外交官在康涅狄克州的家中去世。
在數十年的政治生涯中,基辛格在美國外交政策上扮演了關鍵、有時是具有爭議性的角色。
基辛格協會的聲明未有說明他去世的原因。
1923年出生於德國的基辛格,在1938年來到美國,當時他舉家逃離納粹德國。
他於1943年成為美國公民,並在美國陸軍服役三年,及後又反情報兵團(Counter Intelligence Corps)服役。
他在哈佛大學獲得學士、碩士及博士學位,之後在該校教授國際關係。
1969年,時任總統理查德·尼克鬆(Richard Nixon,尼克遜)任命他為國家安全顧問,這一職位賦予了他在美國外交政策上的巨大影響力。
作為尼克鬆政府時期以及之後傑拉爾德·福特(Gerald Ford)總統任期內的國務卿,基辛格領導了對中國的外交努力,助力談判結束了1973年以色列與諸鄰國的贖罪日戰爭(Yom Kippur War,即第四次中東戰爭),在後來結束越南戰爭的《巴黎和平協約》(Paris Peace Accords)中,他也發揮了關鍵作用。
在美中關係正常化的曆史性進程中,他的角色也至關重要。
對於基辛格的政治生涯,人們的評價褒貶不一。
作為外交關係中“現實主義”的忠實踐行者,他一方麵被授予諾貝爾和平獎,另一方麵又被直斥為戰爭罪犯。
作為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和國務卿,他積極推行了緩和政策,從而改善了與蘇聯及中國的關係。
他的穿梭外交幫助結束1973年阿拉伯和以色列的衝突;《巴黎和平協約》的談判也使美國得以擺脫越戰的長久夢魘。
但是他的路線在支持者口中是“實用政治”,在批評者口中卻被斥責為不道德。
多年來也不乏對基辛格的激烈批評。
有人指責他將美蘇競爭置於人權之上,並且在世界多地支援高壓政權,包括智利的奧古斯托·皮諾切特(Augusto Pinochet)政權。
有人指責他至少是默許了智利推翻左派政府的血腥政變,對於阿根廷軍隊對人民發動的“肮髒戰爭”也視而不見。
1973年,他與北越的黎德壽(Le Duc Tho)一同獲授諾貝爾和平獎,但後者拒絕接受。
在聽說基辛格獲得諾貝爾獎後,喜劇演員湯姆·萊勒(Tom Lehrer)就曾有過著名的宣言:“政治諷刺已經過時了。”
該次爭議性的獎項導致諾貝爾獎委員會的兩名成員辭職。
基辛格在1977年離開政府服務,但繼續充當一位活躍的公共事務評論員。美國總統和議員常常會征求他的意見。
他還服務於多家公司的董事會,也是外交政策和安全事務論壇的常客,此外還撰寫了21部著作。
基辛格於今年5月年屆100歲,而且即使在晚年仍保持活躍。今年七月,他出人意料地前往北京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進行了一次會麵。
如今,他留下相伴將近50年的妻子,以及兩個來自前一段婚姻的子女和五個孫輩。
海因茨·阿爾弗雷德·基辛格(Heinz Alfred Kissinger)於1923年5月27日出生於巴伐利亞的一個猶太中產階級家庭。
他們一家等到很晚的一刻才逃離納粹的迫害,但還是在1938年來到了紐約的德裔猶太社區。
少年時代的“亨利”天性害羞,從沒有改掉他的口音,而且終生保持著對足球的熱愛。
他在夜校讀高中,白天則在一家剃須刷工廠工作;原本打算學會計,卻被征召進入了軍隊。
在那裏,他被編入步兵連,才智和語言能力得以在軍事情報上發揮作用。基辛格親曆了二戰期間的重大戰役突出部之役(Battle of the Bulge,又稱“阿登戰役”),然後還順理成章地掌管一座被攻占的德國小鎮——當時他的軍階僅為二等兵。
戰爭接近尾聲時,他加入了反情報部門。這位23歲的年輕人被委派率領一個小組,追捕前蓋世太保官員,擁有拘留和逮捕嫌疑犯的絕對權力。
回到美國後,基辛格在哈佛大學學習政治學,在學術階梯上逐步攀升。
1957年,他出版了一本書《核戰爭與外交政策》(Nuclear War and Foreign Policy)——當中認為有限度的核戰爭是可贏的。借助反懷疑主義的語調,他聲稱“戰術性”和“戰略性”地使用新係列小型導彈,或許是合理的。
這本書使他受到了關注。基辛格由此走上了功成名就之路;而他的“小型核戰爭”理論至今仍然有影響力。
他成了紐約州州長及總統候選人納爾遜·洛克菲勒(Nelson Rockefeller)的助手。當理查德·尼克鬆在1968年入主白宮時,基辛格被提名要職:國家安全顧問。
那是一種複雜的關係。總統感覺在國際關係上要依賴基辛格的建議,但同時又傾向於不時發表反猶太言論,對美國猶太人也抱有懷疑。
此時的冷戰正值高潮:幾乎造成末日的古巴危機剛剛得到解決,美軍仍深陷越戰泥潭,俄羅斯也剛剛入侵過布拉格。
但是,尼克鬆和基辛格有意緩解與蘇聯之間的緊張關係:重新啟動了縮減兩國各自核武器規模的談判。
與此同時,通過周恩來總理,與中國政府的對話窗口也打開了。這改善了美中關係,並將外交壓力放到了蘇聯領導層的頭上——他們正對中國這個巨大的鄰國感到恐懼。
據說,擔任國家安全顧問時的基辛格一開始對中國並不感興趣,但是在尼克鬆的授意下,他在1971年兩次出訪北京——其中第一次是秘密進行,由此開啟了美中關係正常化的進程。
他當時就與周恩來會麵,從美中關係中最棘手的議題——台灣問題——開始談起。
他曾經提議讓台灣和中國分別成為聯合國成員。在經過漫長討論和周恩來拒不妥協之下,台灣失去了聯合國席位,華盛頓同意隻承認一個中國——北京領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並同時承諾會在台灣受到攻擊上給予軍事支持。
基辛格的努力直接促成了1972年尼克鬆的曆史性訪華。當時他會見了周恩來和毛澤東,結束了23年的外交孤立和敵對狀態。
兩國的全麵外交關係正常化在1979年才得以完成,但是基辛格談判下形成的“戰略性模糊”政策被美國奉行至今,直至近年支持強硬路線的美國政客開始尋求逐步改變。
在之後的年月裏,基辛格共到訪中國100次,最近的一次是在今年7月,在北京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會麵。
此時的基辛格已年屆100歲,加上到訪中國100次,中國媒體引述習近平指,兩個“一百”加在一起令他的訪華“具有特殊意義”。
新華社引述習近平指,在毛澤東、周恩來和尼克鬆、基辛格等人“以卓越的戰略眼光作出中美合作的正確抉擇,開啟了中美關係正常化進程,既造福了兩國,也改變了世界”。
周四(11月30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表示,習近平已就基辛格的逝世向美國總統拜登表達了慰問。
中國官方媒體在周四稱基辛格為“中國人民的老朋友”,稱他是見證中美關係發展的“活化石”。
就在基辛格參與尋求與中國重構關係的同時,美國也正試圖令自己從越戰中脫身。
“光榮的和平”是尼克鬆一項核心競選承諾;而基辛格早就斷定,美國的任何軍事勝利都是毫無意義的——因為他們無法“造就一個在我們最終撤軍後還能存活下去的政治現實”。
他開始了與北越的談判,但是又同意尼克鬆暗中對中立國柬埔寨進行轟炸——以圖剝奪共產黨部隊的人員和物資。
這一政策造成了至少5萬名平民死亡;而這個國家由此出現的動蕩也導致了柬埔寨內戰和波爾布特(Pol Pot)政權的殘暴統治。
在巴黎與越共進行一係列磨人的談判過程中,此時已是國務卿的基辛格協商了美軍從南越撤退的事宜。
這令他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北越的黎德壽也一同獲獎——這一決定遭到了和平活動人士的猛烈抨擊。
基辛格“懷著謙卑之心”接受了這一獎項,並將獎金捐獻給衝突中陣亡美國軍人的孩子。兩年後,當共產黨軍隊推翻南越時,他試圖將獎金退還。
在1973年阿拉伯與以色列的戰爭爆發後,他的穿梭外交帶來了停火。
尼克鬆在白宮的秘密監聽係統記錄了時任以色列總理梅爾夫人(Golda Meir,梅厄)熱情洋溢地感謝他和基辛格善待她的國家。
但是在她離開後,錄音帶卻披露了更為黑暗的實用政治。基辛格和尼克鬆都沒有打算向蘇聯施壓,以讓俄羅斯的猶太人可以在以色列尋求過上新生活。
“讓猶太人從蘇聯移民不是美國的外交政策目標,”基辛格說,“而如果他們在蘇聯把猶太人關進毒氣室,也不是美國關心的問題。它或許是個人道主義問題。”
然而,馬克思主義者薩爾瓦多·阿連德(Salvador Allende)當選為智利總統,則確實令美國感到擔憂。這個新政府支持古巴,並將美國公司國有化。
美國中央情報局(CIA)在智利進行了秘密行動,試圖幫助反對派團體推翻這個新政府。基辛格主持了授權該行動的委員會。
“我不明白我們為什麽要袖手旁觀,看著一個國家因為對人民不負責而變成共產國家,”他說,“這些問題對智利選民來說太重要了,不能由了他們自己去決定。”
最終,軍方介入了;阿連德在一場暴力政變中死去,皮諾切特將軍奪取了政權。他的很多士兵原來都曾收了美國中央情報局的錢。
在日後多年裏,基辛格本人遭到多個法庭的追審,調查了軍事政權下侵犯人權和外國公民死亡的事件。
一年後,因水門事件倒台的理查德·尼克鬆淚流滿麵地離開白宮,基辛格親眼見證。尼克鬆的繼任者吉拉爾德·福特將他留在了國務卿的位置上。
他向1960年代單方麵宣布獨立的前英國殖民地羅德西亞白人少數政府施壓,讓他們放棄權力,但又被指無視阿根廷軍政府令批評者“失蹤”的做法。
在1977年離任開政府辦公室之後,爭議依舊跟隨著他:哥倫比亞大學曾邀請他擔任教授,但由於學生的抗議而被撤銷了。
他成了吉米·卡特(Jimmy Carter)和比爾·克林頓(Bill Clinton)外交政策的強力批評者,聲稱這兩名總統在中東戰爭和平進程上的操之過急。基辛格認為,這隻能是一小步一小步地實現。
在“9/11”事件後,喬治·W·布什(George W Bush,喬治·布希)請他主持對紐約和華盛頓襲擊的調查,但是幾個星期後他被迫辭職——他拒絕透露一份他谘詢機構的客戶名單,也不回答有關利益衝突的問題。
他曾與小布什總統和副總統迪克·切尼(Dick Cheney)開會,為他們2003年入侵伊拉克的政策提供建議。他告訴他們:“勝利鎮壓叛亂,是唯一的退出策略。”
始終影響力巨大的他,在2017年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當選總統後也曾向他進行過外交事務簡報——他提的各種建議中,包括接受弗拉基米爾·普京(Vladimir Putin)對克裏米亞的占領。
不過,到2023年他年屆100歲時,他已經改變了對烏克蘭的看法。在俄羅斯入侵後,他認為澤連斯基總統的國家應該在獲得和平之後加入北約。
亨利·基辛格有著廣泛的人脈,並且總是保持著機智。他喜歡說一句話:“權力,是最終極的春藥。”
作為一個非凡的人物,他在上個世紀很多最關鍵的事件期間,都處在權力的中心。
令很多人惱火的是,對於一心一意為美國追求利益,並極力維護這個他的歸化國的生活方式,他從來不感到歉疚。
他曾宣稱:“一個在外交政策上要求道德完美的國家,將會既得不到完美,也得不到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