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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滬寧與當今眾多犬儒知識分子不同，他的確有一套自己的治國理政思路。20世紀80年代末，王滬寧因為倡導“新威權主義”而獲得了關注。他認為，像中國這樣又大又窮的國家，需要一個鐵腕來推動現代化發展，然後才能考慮轉變成一個民主國家。王滬寧在1988年的一篇文章中指出，一個開明的獨裁政府能“高效分配社會資源”，“促進經濟快速增長”。複旦大學的國際關係教授、王滬寧曾經的學生任曉說：“他支持現代化，認為中國需要強大的政治領導力。”
早在蕭功秦以及吳稼祥等人新權威主義代表人物為人所知之前，王滬寧針對鄧小平對新加坡威權模式的欣賞，隨即寫出一份內部報告,力陳“新權威”對中國改革的重要性。過後不久，鄧小平曾經對香港客人講過“我是欣賞新權威的，新加坡搞得不錯。”之類的話，不少人都認為鄧小平“顯然是受了王滬寧文章的蠱惑”。
1991年王滬寧在《美國反對美國》一書中指出：“美國的體製，總體來說建築在個人主義、享樂主義和民主主義的基礎上，但它正明顯地輸給一個集體主義、忘我主義和權威主義的體製。”他似乎毫不懷疑地認為，中國的集體權威體製將戰勝美國民主體製。從王滬寧的學術思想，我們看到了孟德斯鳩的“環境、氣候和地緣決定論”、布丹的“國家君主絕對主權思想”、孔德的“秩序和進步”以及馬克思的共產主義對他的影響。
可以說，王滬寧的成功並沒有超出時勢造英雄的模式，沒有中共後極權主義時代也就沒有王滬寧新權威主義的用武之地。
江澤民、胡錦濤時代是後極權主義時代，其特征上與權威主義具有較多相似性，王滬寧的新權威主義是能夠遊刃有餘的。而後極權主義與極權主義本質上是一致的，隻是在統治的方式上有所不同。這就決定了王滬寧的政治主張仍有用武之地。但有一個問題是繞不過去的，那就是新權威主義是擁護憲政民主的，隻是實現的路徑上主張強人政治而已。但極權主義是反對憲政民主，是反人類、反文明和反法治的。這就決定了王滬寧要麽出局，要麽輸誠，由新權威主義升級換代為極權主義。習近平八年的政治經曆表明，王滬寧已經成為了習近平極權主義的理論設計師。
我們透過王滬寧為習近平編製的美好和雄心勃勃的話語，結合中共執政70年的曆史以及2012年習近平上台以來的政策就能看懂習近平的新時代。習近平的中國夢就是要既實現國家富強，同時又保持一黨長期排他性執政的混合夢，就是要在建黨100年時畫圓從毛澤東到習近平的一個完美圓圈。為實現這個超級中國夢，它大力宣揚反憲政反普世價值，重樹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主旋律”，打通毛澤東統治的三十年、鄧小平改革開放的三十年。簡單說，習近平的新時代就是一個黨（中共）、一個國家（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個核心（核心）、一個思想（習近平思想）、一個統治（黨領導一切）和一個目的（確保紅色江山），所以習近平的新時代實質就是新極權主義時代。因為它符合極權主義的內在邏輯和基本特征，即烏托邦意識形態；領袖崇拜；黨國一體，全麵控製；恐怖；持續的政治運動；反文明、反製度和反人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