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頭山
無意邀眾賞，一心追殘陽
十九大提出了習近平思想，但不倫不類地加上了修飾詞“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這裏有講究。在中國共產黨語境裏，“主義”是最高級，隻有馬克思和列寧夠格，“思想”是第二級，“理論”是第三級，而“三個代表”“科學發展觀”則更低了。如果中共有一千年國運，十年一個頭的話，那到第200大的報告上光羅列列祖列宗的學說就要幾千字呢。從曆史上來說，一個朝代能被人記住的也就幾個皇帝，通常三個以下。在黨內毛澤東是太祖，鄧小平是太宗，習近平的理想就是能混上第三個。但太祖用了思想，太宗用了理論，他要一躍而到太祖的地位，就算別人同意，他自己也不好意思，所以就在名字後麵加上一大段定語。所以以後說話講報告，千萬不要圖方便簡稱習近平思想，那樣搞得不好就是一種妄遄上議，罪莫大焉。
我當然不敢妄議，講些正麵的，再作些曆史分析，由看官自己去分析吧。在19大政治局裏，和以前明顯的不同就是，習是鶴立雞群，至高無上了。這好不好呢，我要說太好了。民主不等於集體領導，集體領導有另一個名稱，叫寡頭政治。美國是個民主國家吧，但民主隻限於選舉時，比如川普被選上總統了，他的班子裏的人全是他自己選的，把女兒女婿也用上了，而且班子裏也不是民主集中，他可以否決集體作出的決定，可以炒掉班子裏的大員。媒體國會可以提意見，但並不能改變他的決定。你如果有管理過10個人以上團隊的經驗的話，就知道沒有個核心，就沒有任何有意義的管理。把最高權力機構由以前的寡頭製變成真正的核心製，是正確的做法。
在這一屆裏，沒有年齡相對輕的儲君，這是個很重要的改變。中國報紙最近拚命論證黨國體製的優越性，其實地球人早就知道黨國有很多好處。屬於黨國體製的，除了混到世界老二的蘇聯和本朝，還有些非共產黨國家，如德國社會主義工人黨（納粹）政權，意大利西班牙的法西斯黨政權，凱莫爾的土耳其人民黨政權，納塞爾（還有其他的阿拉伯國家）的（世俗）阿拉伯複興黨政權，中國國民黨政權，以及俄羅斯統一黨政權...這些政權都在其相應的地區和時代，甚至在世界範圍內取得領先的地位。但它們都在繼承權方麵存在缺陷，其中的一些甚至因為繼承權沒處理好而崩潰了。毛澤東沒有處理好這個問題，幾十年的動蕩都與接班人有關；蘇聯在列寧，斯大林死後都發生了激烈的權力鬥爭，最後選擇了無解的集體領導體製，在平庸而民主的勃列日涅夫時代，因為沒有了斯大林這樣淩駕於黨國的獨裁人物，領導集體就相當於一個董事會了，重要議題投票決定，慢慢地分工相對固定了，每個常委分管某一地區或行業，漸漸地形成了利益集團。由於沒有強人，紀律就鬆懈了，腐敗盛行。決策緩慢，人浮於事，一個局級領導能做到死，下麵的官員升遷無望。整個社會效率低下，士氣低落，象一盤死水，最後無可奈何地走向崩潰。
鄧小平對此問題作出了探索，但他首先把在權力移交最穩定的西方民主製度列入不考慮名單，而在現代黨國體製裏，在他的時代還沒有什麽有創意的的成功的例子。可能受了滿清權力移交的啟發：從康熙起，皇位繼承人不再鐵定嫡長子，各嫡子都有資格，並在一定階段內讓候選皇子們進行曆練，並定期考核。到一定時候，父皇會將繼位者的名單寫入遺詔。為了傳位的正常進行，除了有軍事安全部門的保證，還有滿清特有的鐵帽子王們（滿清立國時封的世襲的親王）的背書。鄧的方案是：領導人實行任期製，到期必須下台；繼任候選人必須有多年各種崗位的曆練，由前代元老和當代領導人通過協商，並參考黨內評議和考核結果共同選定，並在上任前一屆黨代會以儲君身份進入常委會熟悉最高領導層事務。儲君的安全和按時上任由軍事安全部門以及元老們（相當於清代的鐵帽子王）進行保證。為了這一方案能順利實現，鄧專門製定了黨內鬥爭的一些原則和潛規則，核心就是“刑不上大夫”，一定級別以上的官員，即使政治鬥爭失敗，也不得逮捕和加以人生迫害。
所謂隔代指定可能是碰巧了，因為鄧是始作俑者又是強人，作為元老指定了江的下一代胡。而到胡決定下一代時，他開始提出的是李克強，經過與前代元老江曽的博弈，最後出現了雙王儲製：習任總書記，李任總理，在習的推出過程中，曾有一個民主選舉的過程，習得票最高（薄熙來墊底），這有力地幫助了習的繼任。這個事實否定了所謂隔代指定的說法，因為作為當代領導人，胡仍然有一定的決定權。
這一製度有一定合理性，由於下一代領導人必須由上一代元老參與共同決定，上一代元老出於自己的利益會盯著當代領導交權，起到鐵帽子王的監控作用；當代領導人由於下一代可能不是自己的嫡係，做了壞事可能會被挖出來而有了忌憚，起了製約作用；當代領導人由於交權後仍然具有鐵帽子王的權力和影響力，因此更可能交權。而由於寬鬆的黨內鬥爭規則，使得權力鬥爭不是你死我活的決鬥，鬥爭失敗錢不會少，子女和親信不會連累，因此也不是那麽性命交關。這些都是前幾次交接相對順利的原因。如果說美國的體製是通過同代不同機構（行政，立法，司法）相互製衡，那麽鄧方案就是通過代間（上代，當代和下代領導）製衡，很有創意的思路。
這一方案總體來說還是有效的，在最高層已經順利實現了三代權力交接了，三十年沒有出現大的社會動亂和政策的劇烈波動，對中國這些年的高速發展是有貢獻的。但問題還是有的，首先是元老幹政的情況愈演愈烈；任人唯親，門閥製度猖獗；助長了腐敗。但瑕不掩瑜，在沒有更好的方案時，這還是一種可行的，經過實踐檢驗過的方案。
黨國體製在鄧後時代也出現了一些新“創意”：普金俄羅斯統一黨的二輪轉方案；越南共產黨的黨內民主方案; 朝鮮勞動黨的世襲方案。應該說，都比蘇聯和中國當年的絞肉機方案要好，在穩定性上也都有二十年以上的曆史了，越南的都有五代順利交接了。既然黨國體製是一種現實的存在，所謂存在的就是合理的，那麽這些探索，雖然各有優缺點，也都是值得鼓勵的，包括朝鮮的方案。蔣介石傳給蔣經國就不錯嗎，中東很多黨國也是傳給兒子的，毛岸英如果活著，可能就不會有文革了，幾千萬人的命就能保住了。
而十九大的變化，顯然把鄧方案的基礎給打亂了。製衡者，刹車也！坐在沒有刹車的車上，乘客隻能自求多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