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頭山
無意邀眾賞，一心追殘陽
福澤諭吉是日本家喻戶曉的人物，因為麵額最大的萬元日幣上，印的就是他的頭像，麵色嚴肅，目光堅毅。因此有時候人們也將1萬日元直接叫做“福澤諭吉”或者“諭吉”。
縱觀福澤諭吉一生，既不是高官顯貴，也不是富豪大賈，隻是一介書生。他身後所遺也隻僅一所大學和22卷文集，為什麽在去世115年之後還能夠獲得如此尊崇的地位？
“一個偉大的思想家遠比政治家重要得多，因為比起政治來，思想更持久，更有曆史穿透力。”一位日本教授對《財經》記者說，“福澤諭吉因是這個國家的啟蒙老師，他的思想改變了日本的曆史走向。”
一
福澤諭吉出生於1835年，當時日本正處於德川幕府統治江戶時代。福澤諭吉小時候，身處武士階級的父親曾多次說，長大後要送他到佛寺當和尚。在講究“士農工商”的日本社會，武士是最高階級，為什麽父親要兒子出家呢？直到成年之後，福澤諭吉才知道父親的良苦用心。
江戶時代是日本封建社會最完善的時期，也是製度板結的時期，“就如同一切的東西皆整然有序地放在箱子裏一樣，經過幾百年都沒有動”。福澤諭吉晚年在回憶錄中說，“生在大臣之家即為大臣，生在兵卒之家即為兵卒；子子孫孫，大臣永遠是大臣，兵卒永遠是兵卒，中間的階級亦然，不管經過多少年，絲毫沒有改變。”
福澤諭吉的父親是一個低級武士，雖然飽讀詩書，但是隻能屈身做一個下級俗吏，一事無成，他認為兒子不管怎麽努力，也無法功成名就，而當和尚則不同，一個平凡的魚販子的兒子，也可以當上最高階的僧官。
父親早逝，福澤諭吉沒有當和尚，而是世襲了父親的身份，成為家鄉中津奧平藩（現為九州大分縣中津市）的一個武士，佩帶長短兩把武士刀。走在大街上，工商農人都要低頭為他讓路。但是，這位生性不安分的年輕人期望著離開門閥製度嚴苛的家鄉。
從地圖上看，中津地處日本西南地區，遠離京都和東京，在當年顯然屬於邊遠地區，閉塞沉悶，局促狹隘。不過，在福澤諭吉19歲的時候，美國軍艦來到江戶的消息傳到了西南一隅。
這一年，幕府與美國簽訂《日美親善條約》。至於西邊的大清王朝，《南京條約》彼時已屆滿12年，英法美公使要求修約，辦理外交事務大臣、兩廣總督葉名琛抱著“接觸愈少，麻煩愈小”的宗旨避而不見，並向鹹豐帝建議，對付外國人“惟有相機開導，設法羈縻”。
福澤諭吉不知道這些信息，但是這位年輕人敏感地捕捉到鼓蕩而來的新時代氣息，於是走出家鄉，橫跨九州島，來到長崎。因為地理位置原因，早在17世紀就有荷蘭商人居住在長崎港口。進入19世紀，這裏更成為得風氣之先的地區。在這裏，福澤諭吉邊工作邊學習荷蘭文。一年後，他又長途跋涉到大阪求學。
23歲時，福澤諭吉來到江戶（現東京），在一個蘭學塾裏教授荷蘭學。這個小書塾就是慶應大學的前身。福澤諭吉很自負，因為發現自己掌握的荷蘭學不比江戶的學者們差。但是第二年他到剛剛對外開放的橫濱觀光時，卻聽到了另一種完全不懂的語言。意氣風發的福澤諭吉如同被迎頭潑了一盆冷水，心灰意冷。
“現在我國正締結條約，逐漸開放門戶，因此，以後一定要學習英語。”福澤諭吉後來這樣描述自己當年的心情，“作為一個西洋學者，若是不知英語是行不通的。”他發奮圖強，開始自學英語。
二
一個難得的學習機會到來了。1860年，為了交換《日美修好通商條約》的批準文本，日本派遣使團赴美國。當時航行到外國被視為拿生命當賭注，可是福澤諭吉自告奮勇，要求作為艦長的隨員到美國，被順利接受。
自黑船來航、日本人首次看到蒸汽船僅七年，開始學習航海也才五年，就派出自己的軍艦獨自橫渡太平洋，這是日本開天辟地以來首次的大事業，超過鄭和下西洋在中國曆史上的意義。環顧當時東亞各國，沒有一個國家在這麽短時間裏就敢於橫渡太平洋。
美國的歡迎盛況空前。或許美國認為佩裏到日本要求門戶開放，如今日本航行來到美國，仿佛看到自己的學生一樣。腳穿草鞋、腰間佩帶兩把武士刀的日本使者走在異國的土地上，不可避免地鬧出許多笑話。
雖然福澤諭吉已經在書上了解了很多美國的事物，但還是受到了文化差異的震撼。在《福翁自傳》裏記載了這樣一件事情：
我隨口問道：“華盛頓的子孫目前情形如何？”那個人冷淡地回答說：“華盛頓應該有個女兒，我不知道她現在做什麽事，大概是某人的妻子。”我對他的冷淡態度覺得很奇怪，雖然我早就知道美國是共和國，總統是四年一任，但是我認為華盛頓的孫子一定是一個重要人物。在我心裏，我視華盛頓為日本的源賴朝、德川家康等開國豪傑，因此我提出這個問題，沒有想到卻得到這樣的回答，我隻覺得太不可思議了。
在日本，幾乎沒有人不知道德川家康的子孫，但是美國人卻不關心華盛頓的後代們。此事給福澤諭吉很大的思想衝擊，因此40年後仍然記憶猶新，將此事鄭重地寫進自己的回憶錄。
在美國，福澤諭吉一心一意鑽研英語，還購買了一本韋氏大辭典帶回國內——這是日本首次進口英文詞典。鹹臨號艦長在美國買了一把黑色洋傘作為紀念，想帶回國內在街頭風光一下。福澤諭吉勸他，千萬不能在江戶大街上炫耀，否則有可能被浪人襲擊。
福澤諭吉的擔心不是多餘的。赴美之前，他已經觀察到社會的動蕩不安。就在福澤諭吉回國前半月，主張與外國簽訂條約的幕府宰相井伊直弼在江戶城櫻田門外被浪人暗殺。
在一個國家向現代國家轉型的過程中，一批知識分子到歐美國家親眼觀察至關重要。因為如果不直接地觀察對比，僅僅通過閱讀了解，常常是隔靴搔癢，甚至走向極端。美國之行，讓福澤諭吉大開眼界，思想一新。
另一位知識分子吉田鬆陰就沒有福澤諭吉這樣幸運。在福澤諭吉赴美的六年前，比他年長5歲的學者吉田鬆陰借佩裏到日本之機，與門生偷渡上美國船，請求帶其出洋，結果被幕府以違反鎖國令入獄一年。出獄後，吉田鬆陰宣揚“尊王攘夷”思想。當福澤諭吉歸國之時，吉田鬆陰已經因為試圖推翻幕府被處死。
幕府的鎮壓行為激起更強烈的反彈。幕府的宰相（日本稱為“老中”）井伊直弼在江戶城櫻田門外被浪人暗殺。政局動蕩，攘夷浪潮洶湧，日本就像一艘小船在萬丈汪洋裏漂蕩起伏，讓有識之士憂心忡忡。
三
歸國後，福澤諭吉不管外界的政治風浪，安心研讀英文書籍。當年，他就將在美國購買的漢語和英文對譯本詞匯集《華英通語》加入日語譯文，作為《增訂華英通語》出版。這是福澤諭吉最早出版的書籍。
那時，福澤諭吉還受聘於幕府的外交部，主要工作就是翻譯外國公使、領事或幕府大臣的書信。有意思的是，當時日本國內沒有人看得懂英法等國的文字，因此，外國公使領事寄來的文書一定附上荷蘭譯文。福澤諭吉英語水平由此精進，他也渴望能夠到歐洲親眼看一看。
1861年冬天，日本派使節到歐洲各國，福澤諭吉作為隨員參加使節團赴歐洲。福澤諭吉急於了解歐洲的各種製度，包括銀行製度、醫院製度、征兵製度、選舉製度，等等，像一個饑餓的人撲在麵包上。
盡管來到國外，幕府還是在使團中安排人監視，盡量禁止團員接觸外國人。讀洋書的福澤諭吉當然更是“問題人物”，外出參觀必定有監視員跟隨。這種把鎖國政策搬到國外的做法，並非日本獨有。
當時英國天下太平，保守黨和自由黨卻各持己見，為政治問題吵架。福澤諭吉感到迷惑，“兩人明明是敵人，卻同在一張餐桌上吃飯喝酒，究竟是怎麽回事？”
最後，他終於慢慢理解到，和東方國家結黨營私、你死我活的幫派鬥爭完全不同，這是一種全新的政黨製度。
此行將近一年，周遊歐洲列國，福澤諭吉大開眼界。特別是在倫敦，他驚訝地看到一份報紙批評駐日公使對日本傲慢無禮，深受觸動，“我閱讀此文之後，心中如同放下一塊大石。原來世界上不盡是惡人。我們平時所看到的，盡是外國政府的惡形惡狀，他們趁日本尚未進入文明開化之國，往往仗勢欺人，故意挑剔日本人的小毛病，讓日本傷透腦筋。如今我來到他們的國家，親眼看到其國也有光明正大、處處為別人著想的人士，令我越加堅定素來所持的開放門戶走進國際社會的理念。”
離國之前，日本島內攘夷論高漲，外交上破綻百出。在俄國雙方談判庫頁島的疆界問題，日本使節拿出地圖說，“你瞧，地圖顏色是這樣的，因此疆界應該如此。”俄國人說，“如果地圖的顏色能夠決定領土，那麽把這張地圖全部塗成紅色，全世界將變成俄國的領土。”陪同的福澤諭吉感到可笑，深知攘夷論隻能導致國力積弱。他想到日本的前途，不禁悲從中來。
回到國內的福澤諭吉悲哀地發現，日本的攘夷論正如火如荼地展開，局麵幾乎不可控製。更恐怖的是，暗殺之風興起，世間殺氣騰騰。
四
1860年以後，仇恨外國人的風氣在日本蔓延開來。那些年輕氣盛的武士暗殺外國人，與外國人打交道的日本人也被仇恨。腰插武士刀的浪人們充斥街頭，四處尋找賣國賊。在他們看來，凡是與外國沾邊的都有賣國嫌疑。
與外國人做貿易的商人關起了門，講西方學問的洋學者的處境越來越危險，隨時都要注意自己的安全。因為在自詡為愛國者的浪人們的眼中，那些讀外國書、喜歡談論歐洲文化製度的人，當然都是崇洋媚外的賣國賊，人人得而誅之。
在排外之時，仇視手無寸鐵的學者，似乎並非日本所獨有的現象。這一方麵固然說明了那些高舉愛國旗幟者們的愚蠢和非理性，另一方麵也說明了他們的卑怯。他們不敢向那些掌權者叫板，正如魯迅所說，“怯者憤怒，卻抽刃向更弱者”，以此表明自己的愛國勇氣。
一位受聘於幕府的翻譯官，無意中提到外國事物，被青年武士提刀追殺，跳進冰冷的護城河中才幸免於難。另一位翻譯官的家被浪人破門而入，他從後門匆忙逃出，才撿回一條老命。
福澤諭吉倍感恐懼，這兩位都是他的同窗好友。因為他知道，麵對這些凶殘乖戾的“愛國者”，無論如何退避都無法讓他們滿足，隻有丟掉洋書，向他們低頭道歉，與他們一起高唱攘夷論高調，甚至比他們更激進地提刀追殺洋學者才能讓他們滿意。
福澤諭吉無法終止自己的思想，隻能謹言慎行。在身份立場不明的人麵前，他絕不談論時事。他家中的棉被櫥內的地板特意設計成可掀起式，以防遭人暗殺時可以從地板下逃走。不得不外出旅行，就編一個假名，行李上也不敢寫福澤兩字。他後來回憶時自嘲道，“那樣子就好像逃亡者避人耳目，或宛如小偷四處逃竄一般。”
福澤諭吉並沒有過慮。事實上，他幾次遭遇險情。因此，在長達十二三年的時間裏，福澤晚上從不外出，而是安心從事翻譯工作。通過海外遊曆，他敏銳地察覺到了未來世界的潮流是積極引入西洋文明，痛感在日本普及西學的重要。於是，他根據其書籍和參訪筆記，執筆寫下了10卷本的《西洋事情》，全麵介紹西洋地理、兵法、科技、航海等知識。
在這部嘔心瀝血的著作裏，福澤諭吉不隻是介紹歐洲事物而已，而且獨具匠心地翻譯引入了許多現代名詞，包括政治、稅法、國債、紙幣、博物館、蒸汽機等等。
這些新鮮的詞匯給日本人打開了一扇觀察和思考世界的窗口，啟迪了無知的社會對先進文明國家的認識。
值得一提的是，後來這些名詞也傳入了中國，融入了中國詞匯，至今仍然在使用。
1866年《西洋事情》出版，數年間發行25萬部。憂國愛民的人士，幾乎人人一部，把它當作金科玉律一般看待。後來，《西洋事情》等被文部省指定為教科書。
一方麵埋頭翻譯著述，一方麵教書育人。讓福澤諭吉高興的是，洋學生也逐漸增多。學生們在慶應義塾研讀美國的原版英文書，學習西方知識，畢業之後當老師，將新的知識帶到了日本各地，也將福澤諭吉的思想傳播開來。
從西南一隅，到國家的政治文化中心，從下級武士到聞名全國的教育家。就這樣，一位啟蒙思想家走上了曆史的舞台。
五
在1862年赴歐途中，福澤諭吉曾對朋友說，“其實我的願望是，一年領兩百大袋的米糧，身為將軍的顧問，大力鼓吹文明開國，大刀闊斧地改革各種製度。”但是到了1867年，福澤諭吉的政治觀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他對知己好友說，“不管怎麽說，一定要打倒幕府。”
福澤諭吉雖然受雇於幕府，卻從來不想擁護幕府。當時日本舉國都是攘夷論，隻有德川幕府看起來像是主張開國論。可是在福澤諭吉這個一生最討厭閉關自守的學者看來，幕府官員全是守舊分子，完全沒有門戶開放與自由主義的思想。
專製政權越到統治後期，越敏感多疑，殘暴無義。有一位官員在家書裏有一句“目前國家局勢令人擔憂，一切有待明君賢相出”的話，被密探舉報眼裏沒有幕府大將軍，意圖謀反，被迫切腹自殺。
福澤諭吉不肯擁護幕府，對擁護天皇的“擁皇派”同樣保持懷疑。因為“擁皇派”同樣排外，甚至宣稱“即使日本破壞成焦土，也要徹底攘夷”。
福澤諭吉環視全國，沒有一個可以與之交談者，隻好自求多福，一方麵堅定開放門戶的立場，另一方麵埋頭翻譯著述，倡導西方文明。他的書被守舊人士抵製，卻成為社會上的暢銷書。
1868年初，政府軍開進了江戶城。幕府被推翻，但是社會秩序還沒有恢複。盱衡當時社會，德川幕府所辦的學校已經垮台，連老師也行蹤不明，隻有慶應義塾依舊書聲朗朗，弦歌不絕。
“不管世上如何動亂，我們絕對不讓洋學的命脈斷絕。”福澤諭吉堅定鼓勵青年學生說，“慶應義塾一天也不停課，隻要慶應義塾還存在一天，大日本即是世界的文明國。我們不在乎世間的變動。”
在兵荒馬亂之際，慶應義塾的學生卻越來越多。1868年5月上野發生大戰，江戶城內幾乎全部歇業。在炮聲隆隆中，福澤諭吉堅持上課，用英文講經濟學。課下，學生們爬到屋頂觀看一公裏外的炮火。
政治秩序穩定下來，明治政府下達征召令，福澤諭吉托病不肯出仕。後來政府又要他負責政府的學校部門，也被婉言拒絕。
福澤一生最重視的就是人格獨立，“讓全國人民了解諸國獨立自主的精神，我認為必須有人以身作則成為人民的楷模。一國的獨立自主來自於國民的自立之心，若舉國皆帶著古來的奴隸劣根性，那麽國家如何維持？我認為不能再猶豫了，自己要以身作則，不在乎別人的想法，自己走自己的路，絕不依靠政府，也不拜托官員。”
福澤諭吉認為，在富國強兵、為最大多數人民謀求最大幸福方麵，東方諸國明顯落後於西方國家，原因就在於教育。“我於日本戮力於提倡洋學，是想辦法讓日本成為西式文明富強之國。”
慶應義塾越發成為青年學子們的向往之地，學生人數不斷增多。當時日本甚至出現了“文部省在竹橋，文部卿在三田”（慶應義塾在三田）的說法。福澤諭吉每日在學校裏巡回，愛校如家。
時至今日，慶應大學裏“先生”還是福澤諭吉的專稱。一般師生間的稱呼為“某某君”，隻有創始人福澤諭吉被稱為“福澤先生”。每年2月3日（福澤諭吉的忌日）被稱為“雪池忌”，校長帶領師生為他掃墓。
六
對於明治維新，福澤諭吉一開始持懷疑態度。後來當他看到政府漸漸走向文明開化的康莊大道，才改變了認識，更加致力於社會啟蒙。
“天不生人上之人，也不生人下之人。”在一篇文章裏福澤諭吉這樣寫道。這篇寫於1872年的文章名為《論人與人平等》，風行天下。此後的四年裏，福澤諭吉先後寫下17篇文章，抨擊封建社會的身份製度，提倡自由平等、婚姻自由等先進思想。
福澤強調“一人之自由獨立關係到國家之自由獨立”。而要達到個人的自由獨立，就必須要具備數學、地理、物理等現代科學知識。他吸收西方的社會契約論，提出要使國民和政府的力量相對均衡。他肯定人民為國家主人，同時號召人民奮發圖強，使日本文明追上先進國家。
1875年，這些文章結集為《勸學篇》出版，在當時的日本幾乎人手一本，影響了整整一代人。
在東方國家轉型過程中，幾乎都遭遇了文化碰撞，“國家到底向何處去”也是這些國家的知識分子麵臨的同樣問題。中國和日本的知識分子分別交出了自己的答案。
在出版《勸學篇》的同一年，福澤諭吉也出版了對日本走上現代化道路產生深遠影響的《文明論概略》，回答了“日本文明向何處去”的時代命題。福澤諭吉認為，一國文明程度的高低，可以用人民的德智水準來衡量，並且深入比較了日本文明、中國文明和西洋文明。福澤諭吉斷定，西洋文明為當時的最高文明，日本落後於西方，所以極力主張日本掙脫儒佛教主導的東亞文明的束縛，努力學習西洋文明。“幹脆趁勢打開更大的窗戶，讓西方文明諸國的空氣吹襲日本，將全國的人心徹底推翻，在遠東建立一個新文明國，使日本與英國並駕齊驅，東西遙相呼應。”
23年後，在戊戌變法的風雲中，湖廣總督張之洞出版了同名著作《勸學篇》，在中國風行一時。對於“中國文明向何處去”的問題，張之洞提出的答案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在他看來，有關世道人心的綱常名教，不能動搖，是工商學校報館諸事可以變通舉辦。他主張在維護君主專製製度的前提下接受西方資本主義列強的技藝，並以這種新技藝“補”專製舊製之“闕”。
在國門被迫打開50多年後，中國主流知識分子的認識依舊停留在“中體西用”的認識水平上。黑船來航23年後，日本就產生了呼籲民主自由的福澤諭吉。兩相比較，怎能不令人扼腕歎息！
福澤諭吉的觀點被譏諷為“全盤西化”觀點，至今仍然受到中國學者的詬病和嘲笑。但是知人論世，在當年日本極端保守的思想環境下，這種決絕的思想確實起到了打破思想束縛、引入現代文明的作用。由於曆史文化、地理環境等因素的客觀製約，“全盤西化”是斷然不可能的，可是“取法乎上，僅得其中”，福澤諭吉的主張至少在策略上是成功的。100多年後的今天，日本被公認為融入世界文明、同時又保存文化傳統最好的東亞國家。
七
福澤諭吉高興地看到，維新政府不斷推出新的改革措施。他發起一大宏願，“要靠三寸不爛之舌和一介文人之筆來推動社會啟蒙。”
1873年，日本曆史上第一個合法的研究傳播西方民主思想的學術團體“明六社”（因發起於明治六年而得名）誕生了。這是一個由一批思想、立場相同的著名知識分子和官員組成的啟蒙組織，福澤諭吉是其中的重要成員。他和明六社的朋友們一起以“開啟民智”、“文明開化”為己任，積極傳播西方先進思想，發表了大量影響巨大的有關論文，還翻譯出版了20多部介紹民主、共和、自由、平等、法思想的西方書籍，啟笛了一代人心。
然而，兩年後《明六雜誌》被迫停刊，“明六社”也自行解散。因為明治政府頒布“報紙條例”、“演說取締令”、“集會條例”等，對言論采取嚴厲的管製措施。不過，明治政府並沒有、也不可能控製一切，社會仍然有一定的言論空間。福澤諭吉就不斷地寫文章評論政治。
1879年，福澤諭吉在報紙上發表《國會論》，闡述日本開國會的理由。文章連載一周，天下輿論沸騰。不但其他各家報紙議論喧嘩，鄉下地方也波濤洶湧，最後甚至地方的有誌之士都到東京請願開國會。
隨著快速近代化，日本社會形勢不斷變化，政治商業變動不居，因見解的不同而造成敵我分明，對立激烈。福澤諭吉認為，在這個時節最需要有一個不偏不黨的言論平台，發表公正持平之論。“我在心裏自問自答：現在日本國內，能夠經濟獨立，文思俱佳，本身對政治、商業沒有野心，又能超然物外的，舍我其誰？”
就這樣，福澤諭吉創辦了《時事新報》（日本《產經新聞》的前身），他確定的辦報方針是“獨立不羈”，遵循不偏不倚的立場。福澤諭吉說：“凡與此精神不悖者，無論是現任政府、諸多政黨、各工商企業、各學者團體，不論對方是誰，我們都將其作為朋友相助。若是違背此精神者，亦不問誰，皆作為敵人而排斥之。”
福澤諭吉親自撰寫社論，評論時政，察人之所未察，言人之所未言，引導社會輿論。1885年，他在《時事新報》發表“脫亞論”，主張日本“所奉行的主義，惟在脫亞二字。我日本之國土雖居於亞細亞之東部，然其國民精神卻已脫離亞細亞之固陋，而轉向西洋文明”。福澤諭吉呼籲說，“我國不可狐疑，與其坐等鄰邦（中國、朝鮮）之進，退而與之共同複興東亞，不如脫離其行伍，而與西洋各文明國家共進退。”
這篇文章在日本影響深遠，被認為是日本思想界對亞洲的“絕交書”。它也在中國、朝鮮引起強烈反響，至今中國對《脫亞論》的主流看法仍然持批判態度，認為福澤諭吉對亞洲鄰國持輕蔑態度。
其實，真正完整讀過《脫亞論》的人並不多。細看全文就知道，人們在很大程度上誤解了福澤諭吉。因為福澤諭吉看不起的是中國與朝鮮的不思進取、抱殘守缺（這在當時不是事實嗎？），他希望的是“這兩個國家出現有識誌士，首先帶頭推進國事的進步，就像我國（日本）的維新一樣，對其政府實行重大改革，籌劃舉國大計，率先進行政治變革，同時使人心煥然一新”。
八
福澤諭吉倡導“學者雁奴論”，認為學者應該做“雁奴”。所謂“雁奴”，就是群雁夜宿於江湖沙渚中，千百隻聚集在一起。其中較大的安居中央，較小的在外圍司掌警戒的工作，防禦狐或人類前來捕獲它們。這些從事警備的，稱為“雁奴”。福澤諭吉終生以一隻雁奴自任，並以此為榮。
在中國近代史上，也不乏這樣的“雁奴”。那些思想先進的知識分子們和福澤諭吉一樣，努力推動國家進步。
看其事業，福澤諭吉和中國近代的多位著名知識分子相像：第一個睜眼看世界，他像中國的魏源；翻譯西方經典引進西方文明，他像中國的嚴複；辦報紙開啟民智，他像中國的梁啟超；辦大學作育人才，他像中國的蔡元培。可是，這些中國的“雁奴”沒有一位像福澤諭吉一生完成那麽多事業，也沒有人像福澤諭吉那樣在生前看到自己國家的光明。
到19世紀的最後一年，也就是明治維新32年之後，日本經濟繁榮，工廠遍布，製定憲法，開設國會，成為亞洲第一個憲法國家。日本越來越被歐美國家認可，治外法權等不平等條約也逐漸廢除。
這一年，福澤諭吉完成了回憶錄《富翁自傳》。回顧一生，66歲的老人頗感欣慰，並無遺憾，這個一生以啟蒙為己任、“希望能將我國國民引導向文明之國邁進”的思想家說，他的一大理想就是“全國男女的氣質日益高尚，不忝成為真正文明進步國家的國民”。
在福澤諭吉寫作自傳的那一年，中國北方的義和團運動正在如火如荼。中國“愛國者”們像當年的日本浪人一樣，仇視外國人，把怒火撒向本國同胞。或許正是有鑒於此，福澤諭吉在《富翁自傳》裏特意提到了中國的未來：“縱觀今日中國的情勢，我認為隻要滿清政府存在一天，中國就無法邁向文明開化的大道。換言之，必須徹底推翻這個老朽的政府，重新建立新的國家，人心才能煥然一新。不管滿清政府出現多少偉大的人才，或是出現一百個李鴻章，都無法進入文明開化之國。要使人心煥然一新，將中國導向文明之國，唯有推翻滿清政府，此外別無他途。”
那麽，一旦推翻滿清政府，中國是否能夠像明治維新那麽成功呢？福澤諭吉的回答是：“誰也不能保證。不過，為了國家的獨立自主，無論如何一定要打倒滿清政府。中國人所要的，究竟是國家的政府，還是政府的國家？我想中國人自己也很清楚。”
1901年，福澤諭吉去世。十年之後，滿清政府終於被推翻。可是，希望的曙光並沒有升起，中國還要在現代化的道路上艱苦跋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