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時報1976年舊文:中國將往何處去

編者按：文革爆發50周年這個特殊的時點，讓許多的注意力重新聚焦那個山雨欲來的年代，而10年之後文革的收場，卻沒有得到同樣多的關注。那是中國大震蕩的一年，以毛澤東捍衛其革命路線開始，以他的逝世告終。

今天的人們大概了解那一年發生了些什麽，然而40年前，中國民眾和外國記者卻無法確知，伴隨著文革的終結，中國將會怎樣。“1976年的中國”特輯透過《紐約時報》的視角，回望那段曆史。

香港，1月9日，周五——擔任中國高層領導人20餘年的周恩來總理昨日在京逝世。此時的中國，似乎已經堅定地走上了一條穩定與經濟發展的道路，而這條道路，正是周恩來在其生命的最後幾年抱病開辟的。

中國能否實現周恩來規劃的宏偉目標：到本世紀末成為一個“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這將是對他留給中國革命的遺產的最終檢驗。這個目標是他去年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提出的，那是他最後一次重要的公開活動。

過去的兩三年，精明、圓熟、頑強的周恩來還協助建立了一個略為年輕的領導班子，接替他和毛澤東主席。如今，周恩來因癌症逝世，而82歲的毛澤東也身體衰弱，領導中國8億人民的任務會越來越多地落在這些人的肩上。

新一代領導層中，最重要的人物當屬鄧小平。71歲的鄧小平是個堅韌、務實的人，擔任第一副總理多年。此外他還身兼要職，擔任解放軍總參謀長和中共中央副主席。這使鄧小平在政府、黨中央和軍隊三個重要領域均有話語權。去年秋天福特總統訪華時，就是鄧小平在周恩來不在場的情況下與之進行談判的。

可能是意識到了周恩來將不久於世，鄧小平最近幾個月迅速行動，把一些關鍵職位交給了一批自己的追隨者和想法相近的黨內元老，鞏固自己的權力。

但是這個習慣直言不諱的小個子在文革時期曾被打倒，而且很可能仍有一些勢力強大的敵人。

根據此間分析人士觀察，另一位最重要的人物大概就是第二副總理張春橋。張春橋年約66歲，性格圓滑平易，有的中國人把他和周恩來作比較。他是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規劃者之一，曾被視為上海激進派的代表。

張春橋和鄧小平的關係如何，常常引發猜測。他曾在文革期間公開抨擊鄧小平。1974年10月1日國慶節的一部中國電視紀錄片中，兩人坐在一起，均麵無表情。

周恩來的選擇

但張春橋和鄧小平一同受到提拔，其中顯然有周恩來的操作。除了第二副總理的職務，張春橋還兼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以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委員。政治局常務委員會權力極大，原本由九人組成，現在隻剩下六人。一些分析者認為，張春橋還將擔任黨的總書記。

除鄧小平和張春橋之外，過渡時期的領導班子的其他成員變得不那麽確定了。

政治局常委中，除了周恩來之外，另兩名成員也於去年相繼去世，反映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高齡問題。這兩位成員一位是多年來的革命家董必武，另一名則是專門負責中共情報和保衛工作的康生。這樣一來，除毛澤東、鄧小平和張春橋，就隻剩下三名常委了。

他們分別是令人敬畏的朱德元帥，現年89歲，他同時也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主席；78歲的國防部長葉劍英；以及40多歲的上海積極分子王洪文，1973年，為了給黨注入年輕血液，毛澤東親手提拔，王洪文一夜之間變得聲望顯赫。但這三個人都是未知數——朱德和葉劍英是因為他們的年齡和不確定的政治力量，王洪文則是因為多數時間都被掩蓋。但是，正如周恩來葬禮的來賓名單所顯示的，王洪文現在在黨中央居第二位，僅次於毛澤東。但是這個排名是否意味著真實的政治權力，還不清楚。

三位主要領導人

在實際管理層麵，周恩來去年1月全國人大上任命的另外三名副總理或許會在過渡期扮演重要角色。

他們分別是：68歲的李先念，主管經濟事務；63歲的陳錫聯，北京軍區司令，以及公安部部長華國鋒。華國鋒也是60多歲，和毛澤東是湖南老鄉，最近在農業和西藏事務等許多管理工作中扮演了越來越突出的角色。

除了王洪文，這些人都超過了60歲，其中兩位年逾古稀，兩位甚至已經80多歲。基本沒有40到50歲的年輕幹部被提拔到掌握實權的位置。

中國還是老一套

中國領導層的老齡化趨勢並非什麽新鮮事。執政者通常一直掌權直至去世。這可能是由於中國尊老的傳統以及某些製度因素而造成的現象，比如在中國要想獲得紮實的政治勢力，就必須積累深廣的個人關係網。

60年代後期的文革動亂給中國領導層留下傷痕，這些傷痕仍未消退。但是在兩個重要因素的作用下，引領中國向後周恩來時代和後毛澤東時代過渡的任務可能會顯得容易一些。這兩個因素分別是：中國強大的中央集權傳統，和由毛澤東塑造、由周恩來付諸實踐的高度發達的意識形態。

另外，周恩來多次承認身體欠佳，並且長時間在京住院。通過這些舉動，周恩來已經充分提醒眾人他已時日不多。1974年4月再次入院後，他就幾乎再也沒有出院。那之前不久，一場批判聖人孔子和已故國防部長林彪的運動開始了。在當時看來，批判的矛頭似乎有可能指向周恩來。他住進醫院可能是為了避免自己成為爭議的焦點。

但是周恩來早在1932年就和毛澤東因為遊擊戰爭策略的分歧而發生過一次衝突，文革中也曾承受批判，他都度過了這些危機；這一次，周恩來又在去年的人大上複出，在中國的基本發展方向上留下了自己的印記。

很可能也是周恩來這位有才能的外交官確保了福特總統能在去年11月訪華，盡管北京認識到，華盛頓不打算像中國方麵之前所希望的那樣，在至關重要的台灣問題上實現進展。

在全國人大的講話中，周恩來提出了一個宏大的經濟發展目標，希望到第五個五年計劃完成時，中國將會建立起一個“比較完整的工業體係和國民經濟體係”。第五個五年計劃今年開始。

周恩來告訴與會代表，到本世紀末，中國將“全麵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使中國“走在世界的前列”。

大會還通過了有可能被組建起來的臨時領導班子，由鄧小平擔任第一副總理，其後是張春橋和另外三位副總理。

團結與發展

大會過後，貫穿全年的工作重點被放在了一句神諭般的指示上。據說這是毛澤東發出的指示，號召實現安定團結和經濟發展。中國媒體著重報道了創曆史新高的農業豐收和石油產量20%的增長，同時公開譴責一種被稱為“資產階級派性”的新罪惡，據說是這種罪惡阻礙了生產。

資產階級派性貌似是工人要求高工資的自私訴求和工廠內部派係糾紛的結合。有一次在杭州，這種鬥爭導致軍隊出動，進駐了那裏的工廠。

盡管住在醫院，但周恩來繼續接見外賓，直到9月；而且很可能還在繼續收到重要文件，和中共領導人談話。比如，這裏的分析人士推測，去年9月和10月的重要的全國農業大會，其基本框架就是由周恩來規劃的。

新一代過渡期領導班子能否執行總理的經濟建設計劃而不被打斷，這還是一個疑問。

去年秋天，毛澤東似乎擔心，對穩定和發展的強調有可能淩駕於他保持中國革命純潔性的意願之上。盡管他並未尋求獲得對國家日常事務的絕對權威，但他堅持推行一場運動，結合了發動群眾、平均主義和革命熱情。他警告說，一旦稍有偏離，就會導致修正主義。

因此，去年秋天，以毛澤東的名義發起了一場小型運動，批判中國古典小說《水滸傳》，指責這本書描繪了起義軍首領的“投降主義”，或修正主義。而最近，圍繞文革期間在毛澤東授意下設計的激進教育體係，北京爆發了一場辯論。

大字報上和北京大學校園裏的批判對象之一是教育部部長、周恩來的部下周榮鑫。他主張新的教育體係應進行修改，因為它強調政治而非學術培訓，導致培養出了文盲學生，他因此受到衝擊。盡管被批判，這位部長還是暫時保住了職位。前來北京大學的外國人被告知這場運動並不是要打倒任何人。但現在，如果這位部長離職，就意味著周恩來的影響可能已經在衰退了。

至於外交政策，隻要毛澤東還在，北京對莫斯科的敵意估計不會有所改變。有分析者認為，毛澤東將中國引上了與蘇聯對抗的道路，而且依然是毛澤東在堅持，隻要蘇聯不放棄尋求中國所說的“霸權”，中國就不會向莫斯科讓步。

中美關係

至於北京是否願意繼續維持與美國的密切關係，就不是那麽清楚了。美國國務卿亨利·阿爾弗雷德·基辛格(Henry A. Kissinger)和周恩來似乎維持了特殊的密切往來。

毛澤東與福特總統聊天時，以及上周招待前美國總統理查德·米爾豪斯·尼克鬆(Richard M. Nixon)的女兒朱莉·尼克鬆·艾森豪威爾(Julie Nixon Eisenhower)時，都暗示出他有意與華盛頓保持關係。通常情況下，毛澤東隻會與國家元首或政黨高層領導見麵。

鄧小平已經接過了周恩來的部分外事工作。與周相比，他少了一些圓熟，多了些直言不諱。類似當麵教訓福特總統和基辛格那樣的事，絕不是周恩來的作風，但去年秋天，鄧小平就嚴詞警告他們，指出當前美國對蘇聯政策的危險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