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絡百態
盡收眼底
|
黨內政爭，是觀察當代中國不可或缺的一個重要考量，因為它不僅是一段時期社會複雜矛盾的曲折反映，也是政壇高層權力掌控的微妙表現，而且，深刻影響並左右著社會的變化發展。1949年以後，黨內以毛澤東和劉少奇為代表，至少在兩個重要的曆史時期存在著深刻的思想分歧並形為激烈的政治鬥爭，一是建國之初新民主主義路線的執行問題，一是大躍進失敗後農村經濟政策的調整問題，結果，前者引發了高崗事件，後者催生了四清運動。四清運動與高崗事件前後相隔十年，卻有著某種讓人難以置信的內在關聯。以黨內政爭為觀照，我們看四清運動，看運動緣起及背景，其始則“清工分、清賬目、清財務、清倉庫”，繼而“清政治、清思想、清經濟、清組織”，終於“整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自有一種別開生麵的認識。
大躍進失敗，使中國社會發展遭受嚴重挫折，國民經濟跌入急劇衰退的三年困難時期，也讓大躍進發起與領導者的毛澤東執政十年首遇失敗的沉重打擊。毛澤東對經濟工作由是“心灰意懶”（劉源、何家棟：“‘四清’謎團”），就著中央工作一線二線分設之名，順水推舟，退居二線（中央一線二線具體行始於何時，未見明確說法，但根據筆者對《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毛澤東1958——1963年每年的文稿數據統計：58年為283件，59年321件，60年187件，61年106年，62年104件，63年99件，人們可以獲得一個大概的印象），劉少奇等則於危難之際，居守一線，挑起了挽救危局的艱難重任。中央政治格局由此開始悄然發生變化。這一變化為一線領導大膽調整政策、竭力挽救危局、快速恢複經濟提供了契機，卻也埋下了激發黨內高層毛、劉之間思想分歧與政治鬥爭的隱患。
毛澤東退居二線，但他依然是至高無上的黨主席，掌握著對黨和國家大政方針說一不二的話語權；且對毛這樣一位“誌在千裏”的開國領袖，在“壯心不已”的暮年（毛時年67），以一種英雄惜敗的方式退居二線，毋寧是某種迫於無奈的策略考量。因此，這一製度在實際運行中，由於毛、劉所處不同施政位置，扮演不同曆史角色，對治國理政也就出現了不同的認識與理解，加上沒有明確的權限劃分規定，以及毛對權力的高度敏感，矛盾在所難免，衝突由是而生。首當其衝的，是在大躍進失敗的原因反思與挽救危局的政策調整這一重大問題上，毛、劉表現出了嚴重的歧異。
對大躍進，毛澤東深感苦酒自釀，承認“最近三年受了大懲罰”，“碰得頭破血流”，違背了客觀規律，甚至在一定程度與範圍做了自我檢討，但在內心深處，從不認為大躍進失敗是“大躍進、總路線、人民公社”這“三麵紅旗”路線錯誤所致，始終堅持自己製定的這一路線正確的毋庸置疑，維護這一路線正確的不容觸犯。即使麵對糧食極其緊張及引發的非正常死亡現象，毛澤東依然認為“形勢大好，缺點錯誤是部分的。”“從總的形勢來看，還是九個指頭和一個指頭”。（《四清運動實錄》頁10）
為圓其說，在１９６０年10月信陽事件東窗事發，大躍進敗像畢露之後，毛澤東於11月25日給周恩來的一份批示中首次提出一種看法：“壞人當權，打人死人，糧食減產，吃不飽飯，民主革命尚未完成，封建勢力大大作怪，對社會主義更加仇視，破壞社會主義的生產關係和生產力”。翌年1月，毛澤東在中共八屆九中全會上，對當前局勢作出正式判斷，指出：“全國三分之一的政權不在共產黨手中，出亂子的原因在於：民主革命不徹底，地富複辟，勾結壞幹部，實行和平演變。”（引自高華：“大饑荒與四清運動的起源”）
將災難原因歸咎為“壞人當權”、“地富複辟”，毛澤東以階級鬥爭為解釋，雖有“殺傷力”，卻無說服力。這種轉移社會矛盾與視線、開脫曆史責任的說法，“中央許多親自到農村搞調查的負責幹部”“大都不以為然”，（《中華人民共和國專題史稿》卷二曲折探索1956——1966頁555）在一線主持工作、須要求真務實，以便準確做出政策調整，挽狂瀾於既倒，解生民於困境的劉少奇更不會認同。劉少奇雖然也為大躍進鼓吹者重要一員，但良知和責任感使其敢於直麵真相，正視現實。尤其在1962年初中央召開的具有曆史意義的七千人大會上，劉少奇據其在湖南家鄉做調查時的耳聞目睹，把造成國家困境的原因直指為“三分天災，七分人禍”。在隨後的西樓會議上，劉對形勢作出更為嚴峻的判斷，認為“目前形勢是一個困難的形勢，類似於非常時期。”不要“怕說漆黑一團”，“要用非常的辦法，把調整經濟的措施貫徹下去。”（錢庠理：《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第五卷頁154）同時還說到：“怕什麽醜呢？今天不揭，明天還要揭；你自己不揭，別人要揭；活人不揭，死後下一代要揭”，“三麵紅旗可以讓人懷疑幾年。.”（《劉少奇年譜》（下）頁551、530）因而大膽做出突破性的政策調整，力主采用包產到戶的辦法來挽救瀕於崩潰的農村經濟。
劉少奇與毛澤東大相徑庭的判斷和主張，引起毛澤東的極大不滿與不安。在毛看來，包產到戶的政策調整是對社會主義公有製的動搖，向資本主義的後退與複歸，為階級鬥爭新動向在黨內的反映；“三分天災，七分人禍”與“揭醜”的說法，對於發明並慣用“九個指頭與一個指頭”來比喻形勢大好的毛無疑是一大冒犯與刺激；加之毛、劉聲望與人氣指數自廬山會議之後尤其在“七千人大會”上體現出的彼消此長因素，毛澤東長期積蓄的對劉少奇的不滿終於爆發。1962年7月上旬的一天下午，毛澤東在中南海遊泳池邊對前來匯報工作的劉少奇劈頭一陣喝斥：“你急什麽？壓不住陣腳了？為什麽不頂住？”“西樓說得一片黑暗，你急什麽？”劉憂心如焚，直言相告：“餓死這麽多人，曆史要寫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書的！”毛澤東說：“三麵紅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不頂住？我死了以後怎麽辦！”（劉源、何家棟：“‘四清’疑團”，載《你所不知道的劉少奇》頁90）
毛澤東感到了事情的嚴重性與危險性，在北戴河會議和緊接其後的八屆十中全會上，對劉少奇為代表的右傾分田單幹風進行了全力反擊，提出“階級鬥爭必須年年講、月月講”的政治路線，重新祭起階級鬥爭為綱的大旗。毛澤東畢竟是黨的最高領袖，劉少奇在治國理念與方法上雖有一套與毛不盡相同的自己的想法，但一經毛的敲打棒喝，隻得順應毛意，緊跟服從，“改邪歸正”，回到毛的路線上來。
在毛敏感於國內局勢與黨內矛盾而重申“階級鬥爭”的同時，中國周邊環境的惡化與國際關係的風雲變幻引發了毛對國家未來戰略考量的另一種憂思。這其中包括中印邊境衝突、台海局勢緊張等因素，而至關重要的是中蘇關係的走向破裂。自1956年蘇共二十大去斯大林化，毛澤東雖有一種被斯大林長期壓製後如釋重負的解脫，但更多卻是另一種深深的隱憂，赫魯曉夫對斯大林個人崇拜的批判使社會主義國家黨的最高領袖的權力受到削弱，個人獨裁受到譴責，毛擔心受此影響權威受損，更擔心身後像斯大林一樣遭遇不測，因此一直保持一種高度的政治警覺。其後中蘇發生意識形態與國家利益衝突，蘇聯提出與西方和平共處的外交路線，中共指責蘇聯滑向修正主義，兩國關係出現裂痕。至1961年10月蘇共二十二大提出“全民國家”、“全民黨”，並將斯大林遺體遷出紅場，被視為完全改變了顏色。以蘇為鑒，反觀國內出現的“三自一包”（自留地、自由市場、自負盈虧和包產到戶）的改革要求與“三和一少”（王稼祥等人提出的對外政策的建議，被概括為“對帝、修、反要和，對世界革命援助要少）的外交主張，毛澤東認為中國同樣存在變修的潛在危險，從而提出“反修防修”的戰略。
這樣的曆史背景下，毛澤東基於對“階級鬥爭”激烈複雜的現實判斷和“反修防修”國家未來的戰略考量，醞釀形成了開展一場普遍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設想。
1961年1月當毛澤東在八屆九中全會上判斷“全國三分之一的政權不在共產黨手中，出亂子的原因在於：民主革命不徹底”時，就提出了“在農村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用紮根串連的辦法，組織階級隊伍（貧協），開展對敵鬥爭”的解決之道。不論毛的這一判斷依據何在，在農村開展社會主義教育，卻不是毛澤東因應之策的一時興想，而是存乎於心的長期運思。早在1949年毛就提出過“嚴重的問題在於教育農民”的命題。毛依據列寧的觀點，認為農民是自私落後的小生產者，有自發的資本主義傾向，占據了中國人口的絕大多數，需要通過不斷地政治教育來提高思想覺悟。中共執政以來以各種形式和名目對農民進行的社會主義教育也一直在持續不斷。不久前中央還發出通知要求在農村展開旨在調整農村社會主義生產關係的整風整社的群眾運動，如今既然“壞人當權”、“三分之一的政權不在共產黨手中”，造成了這麽大的亂子，那麽，普遍地開展一場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清除資產階級的“社會基礎”也就順理成章。
但社教真正作為一場全國性運動而廣泛展開卻是在1963年。這是因為國民經濟經過數年艱難調整在這一年才走出衰退的陰影，顯出複蘇的勢態，物資上具備了一定基礎，此其一；其二，經過七千人大會，毛澤東感到一種前所未有的政治壓力，亟需通過一場運動來釋放，八屆十中全會重申階級鬥爭即是信號，也是前奏。經濟形勢的逐步好轉與政治形勢日趨嚴重的壓力，兩種因素的匯合相交使毛澤東選擇1963年將這一運動形諸實踐。
此外，另有一重要事件不能不提到，其對運動的發生很難說沒有必然的內在關係與影響。這就是七千人大會之後毛澤東下令對劉少奇再次進行秘密調查，（陳鐵健：“瞿秋白何以由領袖成為叛徒？”愛思想網http：//www.aisixiang.com/data/40805.html）試圖證明劉少奇在1935年11月至1936年8月國共南京秘密談判期間，“跪在蔣介石腳下，充當了革命的內奸”。建國伊始，毛澤東與劉少奇就因對國家建設的實現方式與施政策略選擇不同的認識與理解而出現思想分歧。劉少奇認為，中國社會生產力落後這一曆史現實條件，使得進行社會主義社會建設時需要一個允許資本主義存在的過渡時期，不能過早地動搖和削弱私有製基礎。這本是毛澤東新民主主義的一種思想，但卻被毛自己所否棄，反過來毛視劉之主張為右傾保守，加上執政之初工作上的一些摩擦，遂對劉產生了不信任感。毛澤東出於權力平衡的政治考量，一度意欲變更劉黨內排名第二的接班人位置，曾於1953年年初密囑高崗“親自去沈陽查閱東北的敵偽檔案，了解20年代少奇在奉天（沈陽）被捕後的表現。”（趙家梁：《半截墓碑下的往事——高崗在北京》頁44）由於高崗事件的意外發生，毛的圖謀遭遇挫折，未能如願以償。此次故伎重演，但性質更進一步，已是在編織罪證，羅列罪名了。此一事件非同小可，說明毛澤東與劉少奇的矛盾衝突發生了重大變化，毛對劉完全失去了政治信任。在毛看來，劉少奇主持一線工作的數年，思想右傾，政治動搖，存在嚴重的修正主義傾向，同時劉黨內影響力的上升對其權力也形成一種挑戰。
不難看出，當1961年毛澤東最初提出在“農村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時，主要出於一般社會治理與政治思想教育的考量，俟1963年運動正式形成展開，除去治理與教育的考量，更注入了一層黨內鬥爭權力圖謀的意涵，毛所謂“根子在上麵”的說法，乃是這一意涵的形象概括與表達。因此，毛澤東開展這場“反修防修”為名義的運動，有著通過整肅基層，震動高層，達致重新修複並鞏固國家政權基礎和警告黨內高層好自為之的雙重目的。將關乎國家的宏大敘事與實現個人的權力圖謀巧妙結合，是所有政治領袖的慣用手法。毛澤東運用之妙，存乎一心，可謂爐火純青至化境。
1963年2月中央在京召開工作會議，毛澤東改變會議議程，（錢庠理：《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第五卷頁294、295）巧妙引入開展社教運動議題，{八屆十中全會上重申階級鬥爭時，毛號召“進行一次徹底的社會主義教育”，“不然搞一輩子革命卻搞了資本主義、搞了修正主義怎麽辦？”（《中華人民共和國專題史稿》卷二曲折探索1956——1966頁560）但並未得到普遍重視，在其外出視察所到11個省中，惟湖南與河北兩省在匯報中談到社教，其他9省均言不及義，令毛大為失望。此次會上毛澤東專門將湘、冀兩省社教經驗材料印發大會，並特意讓兩省有關負責人前排就坐。）獲得了劉少奇的最先領會與響應，劉說：“八屆十中全會講階級、階級鬥爭，現在就正式部署一個行動，搞一個階級鬥爭。對象是投機倒把，貪汙盜竊，還有一些嚴重的鋪張浪費，嚴重的蛻化變質、違法亂紀，嚴重的分散注意。總是口裏講階級鬥爭，不辦事情，不好。”（《劉少奇年譜》（下）頁571）在其之後，毛澤東方始開宗明義，發出號令：“要把社會主義教育好好抓一下。社會主義教育、群眾教育，一抓就靈。”“隻有開展社會主義教育，才可以防止修正主義。”（金衝及《劉少奇傳》頁946）。於是，在毛、劉倡和之下，會議定下了在農村開展一場大規模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決定。
細考曆史，上述情節頗耐人尋味。八屆十中全會上毛澤東重申階級鬥爭時，劉少奇慮於經濟尚未完全恢複，建議對階級鬥爭這一提法限製在一定的範圍，以免“妨礙工作”；（金衝及《劉少奇傳》頁918）時間不過百日，劉卻主動地提起階級鬥爭。毛左劉右，是天下周知的政治色譜。劉的這一轉變，不免讓人困惑。當然，人們可以將其解釋為經濟形勢的好轉使劉改變了看法，接受了毛的主張。但了解到毛、劉在此期間存在著重大思想分歧與矛盾鬥爭，從政治家政治行為的角度考察，此中更大的可能性是，它折射了劉少奇一種微妙而複雜的政治心理行為狀態：既然毛強調階級鬥爭，開展社教，其意不可違，不妨循其旨，順勢而為，從嚴治政，行左而立威。因為中國畢竟是左治的天下，寧左勿右是曆次政治運動不易的法則，能夠收拾更多的黨心。可以說，整個四清運動期間，劉少奇諸多比毛澤東更左的表現，均能在這一心理行為模式中獲得答案。此外，毛澤東會上用暗示方式引入社教議題，亦饒有意味，此誠為毛高明政治藝術的一種反映，又未嚐不是其處於政治低潮的一種低調折射。
也正因此，毛、劉在關於開展這一運動時的講話存在一種表述的差異：“毛強調的是‘教育’，劉講的是‘階級鬥爭’。”（劉源、何家棟：《“四清”謎團》）這實際意味著毛、劉對這一運動一開始就有著指向與理解不盡相同的區別。如果說，毛澤東對運動的指向是“防止修正主義”（所以是“教育”），那麽，劉少奇所理解的運動則主要是針對“經濟領域的腐敗分子”（因而要“鬥爭”）。“腐敗分子”固然也被視為“修正主義”，但與毛心目中意識形態上的“修正主義”畢竟有政治意義的不同。這種不同一般外人很難看出，它對運動前期開展“清工分、清賬目、清財務、清倉庫”也沒什麽影響，但隨著形勢變化與運動發展為“清政治、清思想、清經濟、清組織”，在黨內政爭因素影響下，這種不同逐漸顯現、擴大，影響並左右了運動的進行。
1963年9月中蘇兩黨開始公開論戰，至64年7月，中共連發九篇評論文章，抨擊蘇共蛻變為“修正主義”。就在這一時期毛澤東同來訪的外國黨的領導人頻繁談起1962年上半年國內的“右傾動搖”與反修防修問題。1964年5月15日至6月17日在北京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毛澤東鄭重向黨內提出了“中國出了赫魯曉夫修正主義怎麽辦”這一嚴重問題，號召“中國出了赫魯曉夫修正主義，中央、各省委要頂住！”並在修改《九評》時加上了一段觸目驚心的文字：“我們能不能勝利地防止赫魯曉夫修正主義在中國的重演問題。總之，這是關係我們黨和國家命運的生死存亡的極其重大的問題”，“要特別警惕像赫魯曉夫那樣的野心家和陰謀家，防止這樣的壞人篡奪黨和國家的各級領導權。”（薄一波：《若幹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頁1162pdf）為此，毛澤東首次提出了接班人的培養問題。
毛澤東如此頻繁地向外國人談論“修正主義”問題，並向黨內高層發出嚴重警告，顯然是感到修正主義在中國已不是某種潛在的可能，而是一種現實的危險。危險就來自身邊。以曆史的後視鏡而觀之，我們已知道，毛澤東提出修正主義問題，提出“赫魯曉夫那樣的野心家和陰謀家”，絕非泛泛而談，其與“根子在上麵”為同一所指，所指就是被視為自己接班人的劉少奇。
當然，毛的意圖隱藏很深，其言說又給人一定的想象空間，人們當時除了引為一種政治的警惕，似不可能有何明確的聯想。那麽劉少奇呢？劉少奇不同，作為接班人，他處於黨內排名第二這一十分敏感的位置，與毛澤東既有曆史積蓄的舊矛盾，更有當下發展的新衝突；何況權力中人最為敏感，作為被懷疑對象的權力中人，他可能完全無動於衷，而毫無感覺嗎？
6月的中央工作會議結束之後，劉少奇即外出視察四清運動。“劉少奇曆來嚴厲。但這次外出，不僅嚴厲，還顯得很急躁，脾氣很大。”（錢庠理：《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第五卷頁320）“當少奇同誌到濟南時，華東局曾派魏文伯同誌專程前往迎接，然後陪他到安徽。在劉少奇同誌一行到達合肥後，魏文伯同誌來電話向我和省委打招呼。……魏文伯同誌在電話裏說：‘渭清同誌，你要小心，這次少奇同誌脾氣大得很。他在山東已經發了脾氣，到合肥發了大脾氣。’”到了南京劉少奇又向江蘇省委書記的江渭清“發了脾氣。”（《江渭清回憶錄》頁483、488）
我們不妨大膽推測，劉少奇此行之所以心情不佳，脾氣很大，當與毛澤東的講話內容不無關聯，尤其是“赫魯曉夫那樣的野心家和陰謀家”的影射，有可能讓劉少奇感覺到了什麽。但這種感覺屬於朦朦朧朧，隻可一己意會而無以言與他人，這就使得其心情煩躁，在接下來的外出視察途中，一反常態，脾氣大發。
也正是在此次會議之後，“劉少奇的思想進一步‘左’轉”，（錢庠理：《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第五卷頁320）一路上提出了諸多比毛澤東更左的指導四清運動的看法與主張，如認為“領導權不在我們手中”的“也許不止三分之一”，“真正有嚴重問題的”、“四不清”的，占基層幹部的多數，而不是少數；這場“革命運動比土改、合作化、公私合營更廣泛、更深刻、更複雜”；“四清”不僅要清經濟，還要清政治、清思想、清經濟、清組織；強調要“追根子”，“四不清”的根子在上麵，等等。（《江渭清回憶錄》頁484、485）
其實，劉少奇的這些提法多源自於毛澤東的說法，“三分之一的領導權不在我們手中”、“根子在上麵”以及劉後來主張的“打殲滅戰”均為毛澤東最先所提出。這本就是中國特色的政治的一種表現，一把手主導問題的的話語權，就某一問題表態定調之後，其他同僚就此順著一把手的話語，按照其調門，進行言說。而劉少奇所以比毛澤東更進一步，強調“也許不止三分之一”，原因就是他從毛話語中的不同尋常感到了自己可能受到懷疑，他感到不安，他須要用一種行為來證明自己，消弭誤會，重新獲得毛的信任。要做到這一點，非得更積極更主動地表現而不能，而更積極更主動意味著更左，這就是曆史的邏輯，也是劉少奇左轉的原因。
劉少奇回到北京，向毛澤東匯報了此次行狀，得到毛的鼓勵，毛說：“不要怕‘左’，半年總結一次。”（錢庠理：《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第五卷頁322）於是8月1日劉少奇在人民大會堂召集在京黨政軍和群眾團體負責幹部大會，就四清運動發出動員令，要求領導幹部參加四清，蹲點基層，“誰要是不下去，就把他趕下去！”（《李新回憶錄續篇》頁120）劉此番講話影響很大，震動了京城，中央和國務院黨政機關聞風而動，司局級幹部就下去了一千多人。然而，劉在會上以王光美“桃園經驗”為典型介紹，以及關於調查基層情況“用那個開調查會的方法(毛主席在《農村調查》中間講了開調查會)，找人談話，已經不行了”（逄先知：《毛澤東傳》（下）頁1350）的說法，卻招來了非議，觸犯了禁忌。
據參加會議的李新回憶：“退出會場時，我就聽到有人議論說，這是幹什麽，這不是‘聽訓’嗎？走出大會堂，在下台階的時候，我前麵有兩三個軍隊幹部在罵娘，罵得很難聽，特別是罵劉少奇不該親自出來吹捧‘臭婆娘’。當我走近時，他們都回過頭來看，原來都是熟人，彼此相視一笑。”（《李新回憶錄續篇》頁121）軍隊幹部的反應，微妙地反映了中央內部政治勢力的一種形態。就中共政治曆史淵源而言，劉為白區黨代表，一直掌控黨的組織係統，在軍隊沒有根底，因而軍隊並不買其賬。七千人大會上毛劉威望此伏彼起時，彭真對毛嚴辭批評，林彪是在一批軍隊幹部的要求下出來為毛說的話；文革劉被打倒，毛主要借重的也是軍隊力量，這一切均有其曆史與現實的緣由。王力則披露：“劉少奇作報告後，江青到毛那裏哭，說斯大林死後赫魯曉夫才做秘密報告，現在你還沒死，人家就公開作報告了。”（《王力反思錄》頁371）
劉少奇用左傾的方式推動四清運動，證明自己堅定的革命性，以重新獲得毛的信任，同時也包含著這樣一種可能性，藉此運動契機和個人威望上升趨勢，贏取更多的黨心，樹立更大的權威，（參見高華：“在貴州‘四清運動’的背後”愛思想網http：//www.aisixiang.com/data/9525.html？page）在黨內激烈的矛盾鬥爭中立於不敗之地。可是，這不僅沒有消除毛的疑心，反而招致毛的更多不滿與忌恨，毛、劉關係由此變得更為緊張，矛盾更為複雜和激烈。
8月5日，中央決定由劉少奇掛帥四清運動，指導全國社教。同日，劉攜帶田家英赴廣州修改《後十條》。田動身前向毛請示對修改《後十條》的意見，毛提出兩點：“第一，不要把基層幹部看得漆黑一團；第二，不要把大量工作隊員集中在一個點上。”當田家英在飛機上向劉匯報毛的意見時，劉“緊皺眉頭，沒有說話。”（逄先知：《毛澤東傳》頁1352）在劉看來，既然自己掛帥，當應自作主張。所以，在廣州主持修改《後十條》，劉堅持己見，“對農村階級鬥爭形勢作了更加嚴重的估計，對基層政權的問題看得十分嚴重，提出了‘反革命的兩麵政權’的概念。從這種錯誤的估計出發，改變了原先依靠基層組織和基層幹部的做法，改由工作隊領導整個運動，把廣大基層幹部從運動領導中撇開。”（逄先知：《毛澤東傳》頁1354）8月16日劉少奇致信毛澤東，“建議把各縣工作隊集中到地委，在省地委領導下，集中搞一個縣。一個縣可集中工作隊員上萬人，聲勢浩大。”這樣，“力量集中，領導加強，便於打殲滅戰，便於掌握運動火候。”
毛澤東接信後即作批複：“少奇同誌：覺得很好，完全讚成，今天（18日）即與中央各同誌商議，照此辦理，迅速實行。”毛本不讚同這一做法，卻作出積極肯定批複，令人感到蹊蹺。兩天後，毛與華北局李雪峰等談話，得悉李不讚成劉少奇信中做法，“當場打電話告訴鄧小平：文件緩發，立即派飛機把大區書記找到北京開會，重議劉少奇同誌的意見，華北有不同意見。”（逄先知：《毛澤東傳》頁1355）
顯然，毛澤東試圖借助地方大員之手來抵製劉少奇的激進做法。但在大區書記會上，“陶鑄、王任重、李井泉、柯慶施都支持劉少奇的意見。李雪峰作了檢討性的發言。”（逄先知：《毛澤東傳》頁1356）陶、王、李、柯本是毛澤東最為厚愛也最為倚重的四位地方大員，卻不約而同地站在了劉的一邊，說明左治天下具有廣泛的社會政治基礎，同時折射出劉強盛的政治影響力。這是毛澤東沒有想到也很不願意看到的。
在此之後，在劉少奇主持下，中央先後批發了河北“桃園經驗”和天津“小站經驗”。前者為劉少奇夫人王光美所抓，後者為毛澤東秘書陳伯達蹲點，推出二者，即便沒有暗自較勁的意味，也一定包涵著政治平衡的因素。加上此前批發的甘肅“白銀經驗”，這三家經驗，一個為生產大隊，一個是農村鄉鎮，一個係城市企業，點麵齊全，城鄉皆備，作為中央肯定的社教四清典型，推向全國，而產生了廣泛影響。（在劉少奇被打倒、陳伯達下台與文革結束後，三家經驗中被視為變質分子而遭到整肅開除黨籍的幹部先後全都獲得平反，恢複名譽，宣告了社教運動實踐的不堪與理論的破產。此中一個深刻的原因是：農村基層幹部多為當地能人或強人，而過上富裕日子，是人的基本願望與追求，這些能人或強人能夠利用包括手中權力在內的各種資源優勢經營家庭，使自家的生活過得比一般人家更為富裕；在三年饑荒時期，包括基層社隊在內的各級地方幹部多吃多占多貪的現象更為普遍與嚴重，這是權力給予的方便與結果。此與權力和人性有關，與階級鬥爭無關。權力導致的官僚主義及其腐敗，是任何時代與社會都存在的不變現象。然而，以毛澤東、劉少奇為代表的執政黨將權力產生的官僚主義與腐敗現象視為舊社會遺留下來的獨特現象，視為階級鬥爭在新時代出現的新動向、新反映，把人性向往富裕生活的願望與生活追求看成資本主義的腐朽思想與修正主義的變質表現，因而采用激烈的階級鬥爭方式，將這些掌握一定權力又不無問題的現象中人視為變質的異己分子與修正主義者而大加整肅與處罰。由於整肅與處罰在權治而非法治下進行，往往迎合權力的需要而非法律的實事求是，一旦權力發生變更，被整肅與處罰對象就有了推翻定論而尋求公正的可能。令人不解的是，毛澤東高度重視階級的鬥爭卻從不言及權力的約束，結果，便是讓大大小小的單位掌權者得以在不知不覺的權力腐蝕中喪失革命的意誌與立場，走向革命的反麵，然後在一場集中整治的運動中又被當做運動對象而拉於馬下。如此循環反複，形成掌權—腐敗—階級鬥爭這種封閉而無法走出的治理模式。或許，毛澤東就是想創造性地以這樣一種模式來清理治下的官員腐敗現象，來落實他的階級鬥爭學說。）
不過，1964年在毛澤東，最嚴重的階級鬥爭表現，並不是正在大規模進行清理的已經明了的基層四不清現象，而是不甚明了的正在發生在上層高級領導人向修正主義的演變及其帶來的危險。在陶、王、李、柯一致支持劉少奇有關四清部署的大區書記會議結束不久，蘇聯政壇突然發生最高權力非正常變動，赫魯曉夫被逼黯然下台。由於中蘇兩黨的同質同構性，此一充滿宮廷政變意味的事件明顯影響到了毛澤東的情緒與判斷。
在11月底的一次會議上，毛澤東不無牢騷與怨憤地對著劉少奇說：“四清、五反、經濟工作，統統由你管，我是主席，你是第一副主席，天有不測風雲，不然一旦我死了你接不上。現在就交班，你就做主席，做秦始皇。我有我的弱點，我罵娘沒有用，不靈了，你厲害，你就掛個罵娘的帥，你抓小平、總理。”（錢庠理：《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第五卷頁397）
緊接著，在12月份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毛、劉就四清問題發生公開衝突。“這次公開衝突成為毛、劉決裂的轉折點。爭論的焦點是社教的重點應當指向那裏。”毛提出“首先抓敵我性質的矛盾，重點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劉不以為然，認為“現在是黨內矛盾，敵我矛盾，四清四不清矛盾，各種矛盾交叉。”堅持“還是有什麽問題解決什麽問題。不是到處都是敵我矛盾。”（錢庠理：《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第五卷頁400）
一場全國性運動，已然進行了近兩年，卻最高決策層竟然在運動重點指向問題上出現分歧並引發衝突，豈不令人難以理解？其實，無論是運動初始的“清工分、清財務、清賬目、清倉庫”，還是中途的“清政治、清思想、清經濟、清組織”，運動的重點不可謂不突出，指向不能說不明確，隻是由於蘇聯政壇變化的影響刺激，以及一些地方對運動一些過左做法的抱怨反映，使得毛澤東對劉少奇越來越感到不滿，對運動向著劉少奇部署的方式進行越來越感到不安，而毛原來心中一個模糊的想法此時也開始變得清晰，因而有意發難，挑起話題，提出“重點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新說法。
至此，可以看出，運動中的毛、劉角色發生了引人注目的戲劇性變化。如果說毛澤東運動之初之主張“教育”，是大躍進失敗退居二線，處於政治的低潮或守勢，不無低調的意味，那麽如今強調“敵我矛盾”而提出“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則是以高調的姿態開始了政治的攻勢。而劉少奇當初之高調提出“鬥爭”，乃是處於政治的高位期，現在毛澤東一反攻，則又低調而處在了守勢。可不幸的是，劉本已是左，卻毛視其為形“左”實“右”，以強調矛盾的“敵我性質”，來“整”劉的“右”，其結果，便是使運動更加左向發展。曆史在此再清晰不過地向我們展示了1960年代中國社會發展的曆史內在邏輯。
劉少奇或許覺得“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一說法太過嚴重，打擊麵太廣，或許感覺到了毛的別有意圖，沒有象先前經常性那樣屈從毛意，而是堅執己見。劉的不從，惹得毛更為惱怒。先是在其26日的生日宴上，毛對著李富春指桑罵槐：“你們什麽事情都不同我講，啊，什麽話都不同我說。現在什麽事情我都不知道，你們是搞獨立王國，尾巴翹得很高。”28日，又攜帶《黨章》和《憲法》來到會場，指責鄧小平和劉少奇：“你們一個不讓我參加黨的會議，違反黨章，一個不讓我發言，違反憲法。”並說：“據我看，我們這個黨至少有兩派，一個社會主義派，一個資本主義派。”（錢庠理：《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第五卷頁399——403）30日，更於深夜召見陳伯達，口授新的社教運動指導文件，同時首次向陳流露出“整少奇同誌”的意圖。（《王力反思錄》頁173——174）中央修改後通過的《二十三條》中所指：“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有在幕前的，有在幕後的。”就是這一意圖在文件中的隱晦表達。65年元月3日，劉少奇再度當選國家主席的當日，毛澤東召開有關四清的常委擴大會議，批評四清工作搞“人海戰役”，是“煩瑣哲學”，並當著被召列席會議的王光美的麵，嚴厲指責劉少奇“越學越蠢，反人家的右傾，結果自己右傾。”（劉源、何家棟：《“四清”謎團》）如此行狀，不啻為羞辱了。
毛澤東以龍顏震怒的方式，懾服劉少奇。劉被迫向毛做出檢討，承認錯誤，毛重新掌握了運動的主導權。時任中辦主任的楊尚昆在日記中用罕見的筆調寫道：“現在要注意：劉話不靈了”。（《楊尚昆日記》1965年1月14日）黨內風向之微妙變化，此見一斑。
劉話不靈了，毛澤東重新掌握了運動的主導權。但毛很快便對社教失去了興趣。1965年初夏毛澤東重上井岡山，陪同的湖南省委書記張平化向毛匯報四清工作，毛卻說：“不用匯報了，情況我都知道。現在看來，光搞社教運動不能完全解決問題。”（引自錢庠理：《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第五卷頁409）運動之初毛澤東聽取湖南省委社教匯報時興致勃勃，而如今興趣索然，其所以如此，是因為他看到了一個隱藏心中多年的目標經過兩年的四清運動越來越清晰地顯現出來，與此同時，一個更大的圖謀亦在毛心中醞釀成熟，而要落實這一目標，要實現這一圖謀，非需一場更大規模的全國運動而不能。這一運動就是毛澤東後來發起的文化大革命。文革一起，四清運動“也就不了了之”。（逄先知：《毛澤東傳》頁1384）
從“清工分、清財務、清賬目、清倉庫”到“清政治、清思想、清經濟、清組織”，再到“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四清運動愈來愈嚴重的發展，其實質就是黨內最高層毛、劉政治鬥爭愈來愈激烈的過程，也就是毛澤東倒劉圖謀的醞釀形成過程。這一過程為文革做了理論和實踐的準備與預演，最終鋪就了一條通向文革的道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