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郎：我在七十年代做老師 （2) 拉練 zt

接 肖郎：我在七十年代做老師 (1) —— 華師大裏的肉包子事件 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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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拉練

在華師大的半年裏，日子過得陿意極了。從農場返回上海了，如同是靈魂那樣的戶口糧油關係也遷回了，既沒有讀書壓力，也沒有工作壓力，我周圍的同學，好像沒有一個人在憂慮，或者在認真想過，今後的教師生涯會是什麽樣子的。也許亂世裏的人常常是過一天算一天，不去想那麽遙遠的事情，直到現實明明白白地擺到你麵前。

72年春天，我被分配到一所中學，那中學位於上海有名的“三灣一弄”其中的一灣地區。“三灣一弄”，是潘家灣，朱家灣，潭子灣和藥水弄的簡稱，也是上海最著名的棚戶區。這一大塊地區，是全上海“下隻角”中的“下隻角”（上海話“下隻角”，是指很差的地區），且不說人們住的房子有多麽簡陋不堪，很多房子的牆僅僅是竹排上抹一層紙筋石灰，屋頂就是鉛皮或油毛氈，整個棚戶區內的公共設施也是少得可憐：幾十戶人家共用一個水籠頭，給水站那裏永遠擠滿了前來抬水的人，我也從來沒有弄明白這裏的廁所問題是怎麽解決的。走進棚戶區，裏麵的路又小又擠，錯綜複雜，如同進了水滸祝家莊的盤陀路，沒有人指點根本走不出去。更令人生奇的是，雖然是在上海市某某區，但這裏好像根本和上海沒有什麽關係，因為人們都不會講上海話，大人孩子全部講江蘇北麵的地方話。我做班主任後才知道，我的學生中有很多人，他們都十幾歲了，甚至從來就沒有跨過蘇州河（那幾個灣區都在蘇州河北岸），到所謂的上海市區玩過，逛過南京路！

我們那一批共有十五，六個崇明老師被分進了這個學校，應該算是很多人了，也許是這樣地區的學校，老師流失率特別大的緣故。報到當天的下午，學校領導找我單獨談話，告訴我，其他老師都分到中一年級，就我一人去中三年級。領導說，那是個亂班，原來的班主任是個年輕女老師，掌控不了，所以讓我去接這個班，做班主任。那年代，不知道基於什麽原因和考量，中學的學製從本來的初中三年，高中三年，一共六年，改成了不分初中高中，共四年學製。學科上，語文數學政治沒改，物理被改成叫工業基礎，化學和生物合並成農業基礎。學校老師都是跟班製，就是從中一起，一直教到中四畢業。老師的辦公室也不像原來以教研組分，而是以年級分，同一個年級的老師，不管你教什麽課，全部在一個辦公室裏備課辦公。

真的坐下來，準備上課，接觸了老師和學生，馬上就看清楚了麵對的現實：你想管理好班級，教育好學生，但老師和學校手中根本沒有任何有效的手段可以來用。對一個孩子來說，要認真讀書學習，自律做個好學生做個好人，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正象是一位網友的名言：“學壞容易學好難”。學校，老師，家長和社會，必須要有一種獎懲機製為手段，才能規範，鼓勵，幫助學生做到這樣。然而，那個年代，這個機製完全沒有了。讀書好有什麽用啊？做個好學生有什麽用啊？從某種意義，中學隻是成了個分配學生去向的機構。學生在這裏待上四年以後，不管你是好是壞，隻要不坐牢不判刑，學校就要按照學生的家庭情況，兄姐是工是農來分配去向，決定是留城做工還是下鄉種田。中學裏，也沒有一切可以用來評判學生文化知識水平高低的標準，平時從來沒有測驗，沒有考試，更加不用說什麽高考。用當時一句最簡單的話來說，就是“讀書徹底無用”。

我接手的班是73屆，這個班有多難弄呢？我無法一一細述。舉個例子，男孩子中有幾個團夥，在外麵都有善於凶狠打架的名聲。出頭的幾個學生的袖子裏常藏著三角鐵，書包裏也有石塊斷磚，這些都是隨時可以應戰的武器。不知道這些學生是聽說的還是好像懂些法律，他們絕不在身邊準備三角刮刀，尖刀這類利器，因為三角鐵，石頭磚塊都屬於是在馬路上可以“撿”到的東西，但“三角刮刀”“尖刀”之類在路上是“撿”不到的，萬一打架打出事了，可以聲稱自己是“正當防衛”，這些“武器”僅是自己在遇到襲擊時偶爾拾到的，絕不是“蓄意”準備。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一件事是，我們學校裏的課桌椅都是蘇（聯）式，桌麵是下傾的斜麵，斜麵板向上翻起，才是放書包的櫃子，桌子由鑄鐵架子連著椅子，椅子由幾根粗實的硬木條用鏍絲固定在鐵架子上組成。那幾個経常在外麵打架的孩子，他們座位下的硬木條，總有幾根是鏍絲早就被悄悄卸掉了的。有學生告訴我，這是他們隨時防備有外麵的仇家來衝學校衝教室，把他們堵在教室裏打，如果這樣的事發生，這種硬木條就可以隨手抄起來應戰，而這種“武器”，也屬於是他們在教室裏“順手”拿到，絕不是“蓄意”。我這才知道，因為打架弄到要“蹲廟”判刑（被抓進公安局要剃頭，所以俗稱“進廟”），“凶器”是有計劃準備還是無計劃順手拿到，對量刑的結果會有很大的不同。至於女孩，學校領導告訴我，我的班裏也曾有學生，在母親的陪同下，要求學校開過“人流”證明。對於這樣的班級，比如上課搗亂，在學校裏抽煙，等等，這種都屬於是小兒科的事情。

有沒有好學生？也有，班裏有7，8個紅衛兵學生，這個時候學校裏的“紅衛兵”，已經完全不是文革時期“紅衛兵”的性質，而是像是文革前共青團員的意思。這些學生很不容易，絕大部分都酷愛學習，如饑似渴，比如他們真心實意地跟我學寫字，也想能夠寫一手漂亮的鋼筆字。

剛剛接班時，我在班裏和學生們的關係很尷尬，很明顯，孩子們在掂量我。幸好這樣的尷尬僅僅持續了幾個星期，大約是四月初，拉練就開始了，半個月的拉練，和學生們同吃，同住，同走，沒有任何間隔地相處，迅速改變了我和學生們的關係。

那個年代，國家麵臨各種壓力，戰爭真的是有可能發生。所以城市裏有各種各樣的備戰措施，拉練是其中之一。中學的三，四年級學生，工廠的工人，機關職工都要參加拉練。我們中學，中三年級為一支獨立隊伍參加拉練。每個班級稱為排，三個排為一個連，幾個連，即整支隊伍為營。一個連建立一個炊事班，由一個老師帶領，每個排抽2，3個學生到炊事班工作，就是這十個人左右的班子，負責供應全連近150人的每天三頓飯，和一壺開水的工作。炊事班有二架黃魚車（像北方的三輪平板車），裝著爐子，鍋，煤，米，作料和菜，走路加上做飯，可以想像，他們夠辛苦。

每個班級一般都有男女各一位老師隨隊走，但我班裏原來的女班主任，隻走了一天就因為身體吃不消，回家了，所以全程隻能我帶班了。我們先往上海的西北方向嘉定縣走，然後折向東邊進入寶山縣，在快到江蘇的瀏河時，再往南返回上海，全部時間為半個月。我們也不是每天都走，大概是走二天歇一天，所以大致是走了十天，走的時候，最少每天走六十多裏，最多走了近八十裏，這樣算來，十天總共約走了七百裏左右，相當於上海走到南京的距離。

出發前就反複教會學生們如何打背包，每天早上吃了早飯，大家打好背包，要檢查督促打掃幹淨村子裏的住處，幫房東挑滿水，然後整隊到連部集中，連隊再到營部集中，最後大隊出發。中午吃飯休息後繼續走路，傍晚時分，走到宿營點了，由營部先駐下，各連部繼續往周邊村莊分散，連部也駐下了，我再帶隊（排）住到鄰近的村子裏。上海郊區的村子都很小，一個班級（排）駐在一個村，村子裏會騰出五，六戶人家的堂屋，來按排這五十號人的睡處。接待工作做得好一些的村子，睡的地方放著門板，感覺幹淨些，有的村子，就鋪些稻草，也不知道前麵已經接待了幾批拉練的隊伍，稻草早就又糟又爛，常常還潮濕不堪。我作為老師，要跟學生們說，這是準備打仗，有個避風避雨的地兒就不錯了，沒什麽好挑剔的。

通過拉練，我能被學生們接受和認可，可能也在於我這個人下過鄉，不怕苦。每到一地，我會把自己的睡鋪按排在一個大些的屋子裏，這樣我可以把班裏最調皮搗蛋的近十個男生擱在我的眼皮底下。我一般會匆匆扔下自己的背包在最靠著門口的位置上，就去按排其他所有學生的睡處。等到每個人都有鋪位了，還有很多細事要落實，比如洗漱方便等等，都要一一指點給他們，不能把村子裏弄得一塌糊塗。差不多開飯的時候，要讓人去連部炊事班把飯抬回來，我們每人是一個用油漆寫好了姓名的鋁飯盒，飯菜由炊事班人員分裝好，然後各個排去領回。吃完洗淨後，飯盒再集中起來，送回炊事班，準備下一頓餐。出門在外，不就是“吃喝拉撒”這些破事嗎？忙完了這些事，我才能回自己的鋪位，稍事休息。

記得有二次回到睡覺的地方，才發現農民的堂屋裏，竟然放著從地裏挖出來的棺材板（那時木材極度稀缺，以至裝過腐屍的棺材板，農民挖出來也當寶貝），而靠裏麵的那舖位就緊緊挨著腐朽汙糟的板材，當然沒有學生願意睡那位置，這樣的情況，隻能是我去睡那地方。確實是很難的事，記得躺下後，肮髒不堪，散發著異味的棺材板快貼到我的臉了。我相信，再難纏的學生，看到我不加思索，就把自己的背包從門口的鋪位，轉而扔到那鋪位上，他們以後也不好意思再和我過不去。

在拉練中，我還做了一件讓學生很高興的事：熱水洗腳。拉練一天要走六，七十裏路，一天走下來，腳就無比難受，但連部炊事班根本不可能再提供熱水給大家。那季節天氣還冷，河水也冰涼，但是沒有辦法，我自己就隻能在河邊洗腳，自然想到了學生，尤其是女生，這十天半月怎麽辦？就想一定要解決這個問題。

上海郊區的農戶，他們一年就靠生產隊裏分配的一點稻草和棉花杆來燒飯做菜，平時絕不敢浪費一點，要想讓房東農民拿出柴火來給學生燒點熱水，不付出點是不可能的。我在崇明農場時，就知道農民最喜歡糧票，我們那時候過年回家時，就拿多餘的糧票去和農家換花生，黃豆之類上海緊缺的東西。中國的農民真是可憐，長期以來口糧分得緊巴巴的，不吃商品糧，自然也沒有糧票，於是他們不能到鎮上的糧店裏哪怕買一斤麵條。江南地區不能種小麥，但是南方人也喜歡偶爾吃碗麵條，那時上海郊區的農民有了幾斤糧票，能夠到鎮上去買麵條吃，竟成了件無比奢侈的事。所以用糧票來交換，讓房東老鄉燒熱水，我的學生能夠洗上腳，實在是件雙方都開心的事。我因為知道這次拉練，總是會要和農民打交道，所以出發時身邊就帶了幾十斤糧票，以備不時之需，這種時候也真是用上了。熱水首先供應女生，有多餘才讓男生用，學生們是夠滿意了。用糧票來擺平這事，我是悄悄地做，學生也不知道我到底耍了什麽花樣來做成這事。因為其他班級的學生都沒有這種享受，我班的學生當然會去炫耀顯擺，而我這個新來班主任的能力，自然也被學生們認可了。

世界上很多時候的道理其實是一樣的，想帶好一個隊伍，建立自己的威信，無非是二條：自已吃苦在前，愛護他們如自家的弟妹。

拉練出發前，學校還給大家一個任務，就是訪貧問苦，做農村社會階級調查，了解階級鬥爭新動向，回來後要寫調查報告。我過去自己做學生時，聽過無數次這種憶苦思甜，階級鬥爭的報告，但都是由其他人組織，我們隻要帶個耳朵去聽聽就是了。現在沒想到，這種事要由我來組織和安排了。在不行軍的日子裏，我一般是每次帶半個班的學生，就找房東家的老人聊聊天，常常是由我提問，學生有興趣時也會插問，房東老人回答我們感興趣的問題。這樣的訪談有好幾次，我不能一一回憶清楚，下麵將我印象比較深的一些內容集中，以對話形式寫出如下：

問：“村子裏有地主富農嗎？”
答：“沒有，地主都住在鎮上，不會住在我們這些小村子裏。”
問：“那村子裏是不是都是貧下中農？”
答：“土改時，村裏基本都劃為中農。”
問：“為什麽？”
答：“因為家家都有一些田，自家耕種。”
問：“沒有貧農，雇農嗎？”
答：“敗了家，把田都敗完了，也有這樣的人，但都到上海營生去了，現在他們早已吃國家糧，是工人階級了，還是我伲種田人最苦。”
問：“解放前，你們有沒有也種些地主的地？”
答：“勞動力多的人家，也有租一些地主的田來種。”
問：“那是不是要交很多租米？”
答：“租米太高的話，沒有人會種，田也會荒的。如果地主的田在附近，其他地方的人也不會走遠路來租田種的。”

問：“你們的房子是什麽時候造的？”
答：“都是三四十年前的老房子，村裏有些房子也有五十多年了。”（我算一下，應該是指二，三十年代，我後來聽說那個時期經濟起飛，上海絕大多數的房子，弄堂，都有所建成年份的標識，也都是建於那個年代。）
問：“以後沒有人家造新房子嗎？”
答：“哪裏有錢？一個工分（指一個全勞力出一天工）才值幾隻角子，哪裏造得起？就算想造，又哪裏能批到磚，瓦，木材？”

問：“你們養豬嗎？”
答：“豬要吃很多食，沒有幾家能夠養。”
問：“那養羊嗎？”
答：“養二隻山羊，小孩子放學後去放羊。”
問：“那過年殺羊吃？”
答：“哪裏舍得，都拿去鎮上賣了，也可值二十幾塊錢，貼補家用。”
問：“你們養雞鴨嗎？”
答：“一家可以養二隻。”
問：“為什麽隻養二隻？不能多養些嗎？”
答：“雞鴨要吃穀，養多了，就要吃生產隊裏公家的穀。如果一家多養一家少養，擺不平的。”
問：“那過去（指成立生產隊以前）也不能多養嗎？”
答：“養雞吃自家的穀當然可以多養，吃別人家的穀，就是偷人家東西了，那要打相打了。”

我不懂経濟，更不懂中國的農村問題，我不知道那時候的官員有沒有做過哪怕一點點社會調查？還是他們明明知道農村的實際情況，卻也不敢講任何話，人人“度死日”（上海話，不擔當負責，如同行屍走肉的意思）！

有時想想拉練也是挺有意思，走幾百裏路，能知道很多書本報紙上從來就讀不到的知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