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絡百態
盡收眼底
1971年9月中旬，我從崇明農場被抽調回上海做中學老師，一起被選中的，還有農場連隊裏其他十幾個老高三的同學。這是上海的單位第一次從農場裏抽調知青回城，我們那個農場大概被抽調了有一百多人，整個上海農場係統應該有千餘人。我們被安排進上海幾所教育院校培訓，我去的是華東師範大學，半年後，就被分配到上海各區的中學。到1978年初考取大學離開，我整整做了六年中學老師。其間很多令人難以忘懷的經曆，憑記憶零零碎碎寫幾件出來，從當時一個青年老師的角度來回顧這段經曆，不知道是否能讓人們對那個荒唐年代的學校和教育情況有一點兒了解。
華師大裏的肉包子事件
記得我們在華師大報到的日子是71年9月20日，那時學校裏已經有了第一屆工農兵大學生，進校時我們被稱為培訓班學員，學校的主要領導是工宣隊師傅，係裏也有一些原來的大學教師來處理按排我們的上課，小組學習等等瑣事。華師大的校園是當時上海所有大學中最大，最美的一所。但我們進去時，一些地方在挖防空洞，到處泥石狼藉，很多草坪已經改成農田，也不知道是誰在耕作這些田地，然而大部分的地都荒蕪了，長著尺把高的野草，有些地塊種著黃豆，還沒有收割，聽說過是懶人才種豆，田裏零星放養著一二頭瘦骨嶙峋的水牛。我在師大的半年裏，好像也從沒見有人幹過農活。
我們和工農兵學員沒有任何利害衝突，也從不在一起學習，上課，或搞政治活動，可謂井水不犯河水。但工宣隊領導就是不待見我們培訓班學員，可能是第一屆的工農兵學員比較老實聽話，大多數從外地省市來上海上學，難免怯生。而我們這些人，文革開始時就已經是本地完整的高中畢業生，有些還是各中學文革時的學生領袖，所有的人又在工廠農場各混了幾年，早已是老吃老做的“老油條”。這些工宣隊老師傅，大部分是些廠裏極左的老古董，好顯擺又是官迷心竅，他們原來單位的掌權派看著這種人也心煩，礙手礙腳，給他們戴頂“弼馬溫”的帽子，把他們踢走，送進大學去做工宣隊是最恰當不過的了。經過幾年文革，我們對這種事情早已看得一清二楚，所以在我們這些人眼裏，從來就沒有把他們當根“蔥”的樣子，経常拍著他們的膊頭阿黃阿李地叫，背後卻稱他們是黃“阿烏”李“阿烏”的（阿烏是上海話裏二百五的意思），平時再講些讓他們既惱不起來也咽不下去的風涼促狹話，你叫這些工宣隊師傅怎麽會待見我們呢？
其實待不待見誰也不在乎，我們待上半年就走路，但這些工宣隊就經常要古惑點事兒出來。比如，9月底，那時林彪事件雖然還沒有公布，但在我們培訓班學員中，早已傳遍且被確定無疑了，誰讓我們都是些有“特殊嗅覺”的人。所以我們培訓班學員就開始抵製早請示時祝林付統帥“身體健康”“永遠健康”了。但這種事被這些既極左“古董”，又遲鈍，一無所知的工宣隊師傅看來，是和反革命一樣性質的行為，他們硬是把我們培訓班裏好幾個出頭散佈這消息的人集中隔離，關了好幾天，國慶節放假也不讓回家，直到國慶後中央文件正式發布前一二天才放他們出來。
又有一天，我們那個食堂（師大有好幾個食堂）裏賣肉包子，中午時分，我們就興高彩烈地互相招呼著，去買肉包子了。哪裏知道，賣飯的小窗口上貼著一張條子，上麵寫道：“肉包子隻供應工農兵學員，不供應培訓班學員”。這一下就炸鍋了，“怎麽回事啊？”我們這批吃不到肉包子的培訓班學員很快就“聚眾”了，“不鬧事”地就把食堂領導逼了出來。這傢夥是黃牛肩，立馬招供卸貨，說這是工宣隊的意思，因為食堂包子做得不夠多，就請示工宣隊老師傅怎麽辦？工宣隊某某師傅說，那就隻供應工農兵學員。
“包子雖小，名節事大”，此時再與係裏的工宣隊糾纏已經沒有意義了，於是官司直接打到校部，焦點是：“我們也符合選拔工農兵學員的標準，必須為我們正名”。我現在已經記不清當年選拔工農兵學生的幾個條件了，但一一列舉出來，我們沒有一條不符合的。我們這些人，都是寫大字報，大批判文章的老手，老毛語錄爛熟於心，上綱上線更是玩弄於股掌之間的小事，校部領導接到我們的申訴，無話可說，隻能接受。二天後，校部在學校最醒目的佈告欄貼出一幅通告，正式給我們正名，宣布我們也是工農兵學員，同樣擔負著“上管改”大學的重任。從此以後，幾個工宣隊老師傅再也不敢和我們玩這種小兒科把戲了。
但是這件事我們卻感到沒有玩完，知道學校也是在敷衍我們而已。事實上，我們已經看到很多人並沒有把我們真正也看作是工農兵的一員。問題是，我們都是要去做老師的人，今後我們去了學校算是什麽身份？要是像文革期間可以被學生又揪又鬥的，我們才不甘心。教師算是職員，以後讓我們的孩子填職員家庭出身，算是二等公民，處處受人岐視，我們也不情願。幾個人一商量，主意就出來了：那時填任何存檔表格，除了姓名，籍貫，出生日期，家庭成員等等以外，還有二個重要的格子，一格是家庭出身，另外一格是本人成份。在本人成份一欄裏，我們過去一直都是填學生。大家商議決定，今後我們這些人在填這一格時，都填工人。這樣做法，也不是無根無據，那年代雖然以階級鬥爭為綱，但到底怎麽來劃分解放後成長的年輕一代是什麽階級成分，還真是一筆糊塗賬。解放前劃分階級，好像就是以三年為界。貧下中農的女兒嫁給地主做小老婆三年，以後一輩子就是地主婆。農民參加解放軍，那怕複員了做幹部做其他什麽，幾十年都可以稱自己是革命軍人。我們既然已經起碼當了三，四年的工廠工人和農場工人，學校也正式承認我們是工農兵學員，乘熱打鐵，把自己算作工人沒有什麽錯。決定出這等好事情來，當然沒有一個人反對，於是我們這第一批由崇明上調的老師們馬上達成共識，立馬全部認定自己就是工人，以後一輩子都是工人階級。
這件事對今天的年輕一代也許很難理解，隻有經曆過那個以階級和階級鬥爭為綱年代的人，才能體會到我們高調給自己“定位正名”這事的意義所在。而這事對我來說尤其重要，我過去多年一直被人改造，如今這個“正名”，我成了工人階級一員，說話做事“名正言順”，終於可以腰杆子鉄硬做人。事實上也是如此，在我後來的幾年教師生涯裏，我碰到了蠻不講理的家長，指著老師鼻子說“你們臭知識分子”時，或教訓強頭倔腦，不服管教的孩子時，也不得不搬出這張臉譜來嚇人，理直氣壯，斬金截鐵地說：“我伲（們）工人階級就是這樣認為的！”
在那個荒唐的年代，你別說，這種話還是管事得很！這叫“鬼嚇人，不嚇人。人嚇人，嚇死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