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跟秀寶見麵已經是一個月以後了。我約伊在別不同飲茶。別不同是廣東人開的飯店。位於唐人街。九十年代的唐人街多的是粵菜館，一進唐人街，很快可以聞到空氣裏有燒鴨和叉燒的味道，而耳朵邊經過的卻是嘸識聽嘸識講的廣東話。唐人街主街德信街的兩端，各豎立一座綠瓦紅欞、玲瓏標致的中國式牌樓。牌樓上的橫額，各有“通德履信”和“四海一家”8個金光閃閃的大字。兩旁楹聯上，“德業維新萬國衣冠行大道”、“信孚卓著中華文物貫全球”的金字，點出了悉尼唐人街道功能和特色。牌樓兩側各蹲著一隻工藝精細的銅獅。
秀寶還帶了一個人來。“猛子，儂也出來啦。”猛子也是我在上海的老鄰居，住我們前麵那棟樓。那時的樓，跟現在大不一樣，都是六十年代上海市政府為解決住房困難戶而建的簡易公房。公房沒有煤衛，房子的隔音也很差，基本上是一家有動靜家家有動靜。公房下麵是防空洞，居委組織開會，往往就在防空洞裏。我家住頂層三樓，印象最深刻的是每到夏天，呆在樓上的感覺就像窩在蒸籠裏。所以每晚最早跑到樓下乘風涼的往往是住三樓的人家。另外，樓與樓之間的距離隻有三四米，所以常常看見兩人隔著這段距離憑窗軋珊瑚。秀寶和猛子大我靠十歲，在上海的時候阿拉是白相不到一起的。伊拉經常有來往，偶然聽到伊拉講一些我半懂不懂的事體。猛子會剪頭發，自家的發型弄的交關考究，發型還有個名字叫做‘前菊中板後螺絲’，這在當時是很時髦的。猛子有時會過來給秀寶剪頭發，秀寶歡喜剃板刷頭。
在這裏約朋友在粵菜館飲茶是很經濟實惠的。化幾十塊錢就可以讓一碟碟小吃放滿一桌子。諸如白汁鳳爪、牛筋、牛肚、牛百頁、炸蚘魚、蝦餃、燒賣、糯米雞、油菜、皮蛋瘦肉粥……
“兩位阿哥請，隨便點隨便吃。真嘸沒想到，阿拉會在悉尼碰頭。”我舉了舉茶盅，示意大家動筷子。“阿二啥辰光來澳洲的？”猛子問。＂去年十二月初。你們呢？““我跟秀寶一道來的，現在是三月份，剛好腳踏兩個月。“找到工作了嗎？”我問。＂嘸沒！＂秀寶、猛子幾乎異口同聲。＂我來的時候是聖誕前，根本不是找工作的時候，跑穿兩雙狼牌球鞋，最後在莎麗山找到一份做麵包的工。““阿二，幫忙問一聲好伐，是否還需要人。“猛子的聲音有點迫切。“可以的。工作待遇不好，禮拜一到禮拜六，每天夜裏六點做到淩晨三四點，到手工資三百廿快。”“有鈔票賺就好，再不止血就要命了。“秀寶講了一句。“大家為啥要出來，無非想過一種自家想過的生活，出來了，就要搏一記！”猛子插了一句。“其實出來就是一種冒險，我也不曉得將來會哪樣子，走一步看一步。大家動手，多吃點。“
一頓早茶，談談講講二三個小時就過去了，我有點感慨，我在上海廿多年跟這兩位仁兄說的話還不及現在一頓飯說的話 多......他鄉寂寞！
步出別不同，斜對麵就是玩老虎機的漢陽軒，“你們玩過嗎？““碰過幾次，後來就不敢了，再去白相，就要變脫底棺材嘍。”秀寶來了一句。走過德興燒臘，我買了幾盒鴨翅膀送伊拉，鴨翅膀便宜，兩塊錢一盒，每盒有七八隻。沿著喬奇街，走走講講就到了中央火車站，秀寶、猛子住悉尼東邊一個有馬林克威爾的地方，幾站就到。臨分手，我趕著買了兩張綠色公交卡，每張十七塊八角：“綠卡可以跑遠一點，遠一點可能更有希望找到工。“兩位阿哥看上去有點感動。火車開了，大家揮手告別。突然沒來由地想起一樁小辰光的事體：猛子的樓下住了一個小青年綽號叫紅疤子，紅疤子單身，喜歡跟樓上樓下的阿姨爺叔叉麻將，一來二去勾搭上一個老阿姨，老阿姨粗看看不顯老條杆還保持得蠻好，日久天長事體弄得全世界全曉得了，大家天天等著看白戲，也奇怪老阿姨的老爺叔哪能一點也嘸沒動靜。有天夜裏，猛子跑到阿拉三樓尋秀寶，兩個人在樓梯口切切促促講鹹話，突然之間開了手電筒，光線直接照到對麵底樓紅疤子的房間，隻見紅疤子抱了一個人，仔細一看不是老阿姨，是老阿姨的囡兒美華。“赤那，啥人開手電筒的，給我死出來！”紅疤子大怒，阿拉疙瘩一聲沒響，手電早熄了。
三月的悉尼城已是入秋第一個月，午後陽光依舊燦爛，在太陽底下走，依然有懊熱的感覺。經過培爾蒙公園，那裏有華人在集會，遠遠聽到民運領袖Y君的聲音慷慨激昂，他在為因為中國的大事件而滯留澳洲的四十千留學生向政府要居留權。鼓掌和呐喊聲不斷，我還看到法輪功的信徒們在打開標語橫幅控拆萬山千山之外的不是......
自由世界，我來了。
想到今晚還要上班，我不由加快了腳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