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耀煌：把共匪當作內亂是一種錯誤.

【提要】萬先生說：“把共匪當作內亂是一種錯誤，……但對外史達林拿國際共產黨來包圍我們，對美國說：『是中國內部的事，不要幹涉。』……今天我們對內蔣先生應以總裁地位領導國民黨和民青兩黨一致支持李代總統，設法保障長江以南，能支持多久算多久，對外蔣先生要領導抗戰時的盟邦領袖反共，以國際共產黨為目標，把中共降為汪記政府”。

眾所周知，中共俄雜靠割地賣國上台。按1945年簽訂的《中蘇條約》，蘇軍應在1945年11月15日從東北“撤完”。但蘇軍違約不撤，扶持傀儡“東北民主政府”和“東北人民自治軍”（即俄雜偽軍“中國人民解放軍東北野戰軍、第四野戰軍”）。違約不撤就是侵略，中共就是侵略者的走狗。

所以，這1946年開始的戰爭根本就不是“內亂”。戰爭結局是中國慘遭蘇俄侵略者肢解，勝利者自然是侵略者及其走狗，這是常識，所以是賣國賊衙內們遮掩不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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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

大局的崩壞

    三十七年八月我到南京接中訓團教育長，一直到三十八年一月眼看大局已無法挽回才率中訓團離開南京，這半年多是大局崩壞最黯淡的日子。

    遠在三十五年，由於通貨膨脹，法幣貶值，民間已私自以現洋或米穀為貨幣標準，我就對行政院長張羣建議索性準許民間流通現洋，沒被採納。可是在經濟上始終拿不出辦法來，到了後來國家預算動輒是天文數字——千萬億，最受打擊的是士兵軍官公教人員，領了薪津轉瞬貶了數倍，工商業也大受影響，民心士氣無法維繫，政府拿出的辦法是發行金圓券以代替法幣，一元金圓券合法幣三百萬，限期收兌法幣、金銀外幣。金圓券於三十七年八月十九日頒佈發行，我們也希望它能穩定經濟，一手造成金元券發行的財政次長徐柏園在國防部很樂觀地認為可以維持下去，沒想到失敗了，失敗得很快很慘。從前法幣雖然已成問題，但仍可在鄉間流通，現在金元券竟下不了鄉，它不能靠都市的使用而維持下去，通貨加速膨脹，財經困境無法打開。

    在軍事方麵三十七年三、四月後就漸趨不利，六月開封失而復得，七月襄陽失而復得，但康澤被俘，國軍戰場太多，要守的城市太多，處處設防，處處挨打，鄭洞國守著最北的孤城——長春一切補給端賴空運，鄭洞國領了錢就在京滬一帶換現洋，情況極亂，所以何應欽建議放棄長春撤到瀋陽。這時我每星期一參加總統府會報，亦曾主持過一次訓練方麵的會報，大家無所不談。有一次穀正鼎說到王耀武在漢口財產是數一數二的，責他貪汙不法，總統說：「不至於吧！」到了九月二十七日濟南失陷王耀武被俘。大官要員貪汙枉法影響民心士氣，仗就難打了。還有一次大家要求總統不要庇護孔令侃以維繫人心，這要求亦無結果。

    當濟南失陷時，國軍在東北、華北、徐蚌仍掌握許多要地，具有巨大潛力，我向總統提一個建議，大意是：「當此生死存亡之秋，我們應集中兵力，選擇戰場，把所有人力物力投擲在一個戰場上，不幸而敗是無法挽回，另作打算，勝了是決戰的開始。」我把重點放在集中兵力選擇戰場上，這是主動的攻擊，希望不要像現在處處要守，處處挨打，備多力分，無法兼顧。

    事實上以總統的智慧應該不至於有三十七、八年間慘敗，但幾乎每局都敗下來了，這有其失敗的因素，總統具有英雄本質，使他堅持必須親自指揮軍事；為了明瞭戰場實況，他冒險在每一個吃緊的戰區出現，整個戰區的指揮官——總司令、兵團司令……——集合起來開會，他聽取每人的報告才決定了戰略，要大家執行。問題就在各個帶兵官是否得到正確的情報？是否肯把實況報告出來？是否敢把自己的弱點宣佈出來？無疑的總統所得的報告要打很大的折扣，他的決定當然成問題，何況戰爭是瞬息萬變的，說不定會議一結東情況又不同了，這是總統指揮全國各戰場的缺憾。

    在指揮係統方麵的漏洞更大，劉斐主管作戰，郭汝槐【HGC：“郭汝槐”，原文如此，下文“郭汝隗”同。】是參謀次長，後來是徐州剿總的參謀長，郭懺是聯勤總司令，這三人常常和程潛在某一朋友家抽鴉片。程潛在南京常碰到我，對我也不避諱就大駡總統。郭懺是靠劉斐支持的，他替劉斐在廣州建了一棟房子。有一次郭懺說：「我是國共兩黨的聯勤總司令。」因為許多新倉庫都給共匪接收去了。廣州撤退前夕，把聯勤總司令部取消了，其用意即在避免算帳。郭懺是有意或無意的被劉斐等利用不得而知，但劉斐、郭汝隗很顯然的是替共匪工作的，我們的命令還沒有發出，共匪早就知道了，敵明我暗，焉得不敗？

    總之，成功有成功的條件，失敗有失敗的因素，一到要敗了，百孔千瘡，一切併發症都來了，於是東北丟了，華北吃緊，華北丟了，徐蚌會戰也緊跟著慘敗，於是李宗仁等出而提倡和談，總統被迫下野。

 

總統引退與和談

    當戰事逆轉後，消極的人就提出與共匪談和的建議，也有的在總統府會報時提出，甚至提到總統暫時下野由李宗仁代理，總統無所不聽，還笑一笑，沒講什麼。到十二月底李宗仁、程潛等公開倡導和談，要求總統下野，湖北湖南參議會，河南參議會都越軌發出電報，電報中將「蔣中正」與「毛澤東」並舉，最嚴重的是華中區行政長官白崇禧也有電報到中央，認為不能打，隻能和，要和早和，即刻決定。中央沒答覆，可能又打了一個電報，這時召開中央委員會討論，邵力子說：「不能和就要打，不能打就要和。」主和的人認為：「是和或是走（指總統離開）必須選擇其一，為了國家，當然要和，但不走就不能和，一切決定在於蔣先生走與不走。蔣先生離開南京，或者有辦法。」好像認為總統一走即可達到和平，許多黨國要人都很消極，就是張羣報告結論也是「能和」。

    這時主和要角張治中也很活躍，在重慶的時候我們是前後鄰居，往來頻繁，勝利後蔣先生要他去西北，他想去東北，很不高興。他的幹部分兩派，一派主張不去，一派主張暫時去。有一個晚上，他來我家談論此事，我說：「為何不去，最好莫過於西北了。」他問我是何理由，我說：「東北，日本人建設了四十年了，已經有基礎了，所有的工礦產業機構都需要專門人才，你拿什麼去接？你到東北不能保持日本人留下的現狀就算失敗了，你能辦到嗎?你到西北，情況就不同了，左文襄公的功業至今萬人懷念，但西北在今日仍是一片荒涼，在政治方麵朱紹良到那裹是焦頭爛額，你去了，失敗的責任小，如果成功了，便是西北王，那還了得。不錯，西北有困難，對付俄國很不容易，但那也有方法解決，你把美英力量引進去，不讓俄國獨佔，把新疆造成國際性的地方，同時掌握對內交通線，甘肅非抓在手裹不可，以甘肅作為後路，自然進退裕如，從前在左文襄公就是拿陝甘來經營新疆的。」他聽了我的話很高興，說：「絕對去。」，沒想到他到西北後與俄國人靠在一起，設立什麼「西北公司」，搞經濟合作。郭寄嶠說他住的房子講究極了，豪華極了，兒女都送到美國，但還喊打倒豪門，可謂無恥之極。現在居然放開西北來主和，我的話他是聽不進的。

    南京的謠言滿天飛，新聞記者天天打電話到處問總統幾時下野。三十八年總統發表元旦文告，呼籲和平，不計個人進退以促進和平，到一月二十一日就宣佈暫行引退，由李宗仁代總統職，進行和談。

 

武漢見聞

    當總統引退前夕，中訓團奉命經由武漢撤到廣州，我盡量把機構收縮，隻保持一個空架子，撤退時方便，要用時隨時可用，不致發生困難。

    我們坐船到漢口，白崇禧知道了打電話約我去談話，把總統駡得一塌糊塗，我關心的是李宗仁怎麼處理總統離開後的軍事、經濟問題，能打的軍隊有那些？財源如何籌措？本來認為美國不給錢是由於總統不走，是否李上臺美國就援助？李對未來整個國家政策是怎樣的？

    可是兩人意見南轅北轍，他擁李倒蔣扶共，我反共擁護中央，當然談不攏。這時張治中也在武漢，他打電話找我，我講共匪如何如何，他也聽不進去，談些不相幹的話，後來他當和談代表，一去不返。

    到漢口的第二天，張篤倫來看我，把摺子一丟，就說：「武樵，你來剛好，我要跳江了（因為白崇禧逼他）。」我說：「有這麼大的氣？」他說：「我幹不了。」我說：「朋友還是朋友，我說老實話，有資歷的看不起這個爛攤子，沒資歷的幹不上去，這局麵拖不久的，趕快準備第二步，還是到鄂西去，利用水路到恩施去，留必要人員，控製交通工具，把路線弄好，與湖南先聯絡，必要時由湖南到恩施，恩施是重慶的門戶，要幹到那裹去幹。」他說：「以後就這麼做。」我說：「我以朋友建議你要這樣。」後來省主席還是換了朱鼎卿，而張篤倫後來也動搖了。李書城不知奉誰的命令去石家莊見過毛澤東，回來時，張篤倫還請他吃飯，李書城、張難先、耿伯劍、喻育之這班人活動和平甚力，吃飯時大家起來為「和平萬歲」乾杯。李書城見到我太太說：「我到石家莊會到毛潤之，他對我非常好，我看你們不要走了，你們帶了小孩不方便，就是走到臺灣，也要解放的，我看請武樵就在漢口不要走了。」簡直是替共匪工作的口氣了。

    在漢口耳聞目觸的是一片談和的景象，雖然白崇禧召開軍事會議喊出「備戰談和」的口號，但我看已經遲了，士氣鬆弛，談打亦打不下去，能打的隻有張淦兵團，滇軍魯道源五十八軍亦在此，但上下遊防線太長，劉伯承、林彪共有十七軍，若由下遊切入江西，連退路也沒有了。我看很危險，就在農曆正月初二（陽曆三十八年一月二十九日）離開武漢到長沙去。

    後來和談破裂，武漢方麵軍隊南撤，省主席朱鼎卿被俘。朱鼎卿是陳誠的人，本來是華中區供應司令，控製所有華中方麵的槍械彈藥物資。在南京有一次總統找我去把人遣走把房子關了，要我做漢口市長兼武漢警備司令，我說：「我不去。」他說：「為什麼？」我說：「不敢增加先生麻煩。」他說：「到不可收拾時你去。」我保朱鼎卿做，他說：「不可，他做供應司令。」後來白崇禧保朱鼎卿做湖北省主席，李代座當然照白的意思發表了，白這一著棋很厲害，他看不起主席的位置，並非見愛於朱，而是要拿華中供應司令，要是總統還在位絕不接受。

 

程潛的行徑

    三十七年春我辭湖北省主席時曾和行政院長張羣討論繼任人選，他提到程潛，我說：「如果沒有其他安排，讓他做湖南省主席比較好，他在湖南被稱為家長，老氣橫秋，可以說真話，在湖北就不同了，做主席有利害有是非，有利的恭維他，有害的反對他，毀了他也毀了湖北。」結果還是由張篤倫接。這時程潛是武漢行轅主任。

    副總統選舉這一幕太使程不滿了，在南京時見到我就說總統的不是，行憲後把華中區交給白崇禧，而發表程做長沙綏署主任（管轄湘贛兩省軍事）兼湖南省主席，程在七月下旬離京就任。到了年底，眼看國軍不利就與李宗仁等倡導和談，逼總統下野，他的想法和做法與我大相逕庭。

    舊曆年底長沙的報紙就刑載【HGC："刑載"，原文如此，當為“刊載”之訛。】我要到長沙過年，內人是長沙人，許多親戚住在長沙，我又急於離開武漢，這種報導不是沒有根據的，而我也在舊曆正月初二到長沙，一到後報紙就登出來了，當然我不能不去見見程。見麵後他又大談蔣先生如何不對，從中央政策到個人行為沒有一點對。第二天請我吃飯，同席的有仇鰲（奕山），席間談論到晏勳甫（曾任程的參謀長）將接徐會之做漢口市長，程說：「三個月的市長有什麼好幹的。」仇說：「晏是草包。」

飯後我和仇去看晏，一見麵他就說：「呀!你們兩人來得很好，我們湘、鄂、贛三省聯合主持和議，可以左右全局，安定局麵，三省議會已到漢口了，你們兩位都有號召力量，你們來了，一定可以成功的。」原來晏也是主和的。此時程潛的二小姐程博素更想分化我內人，她說：「我爺講了萬伯伯是蔣介石走狗，非走不可了，你老太太年紀很大，又帶了小孩，還是不要跟他走，靠爺也有飯吃。」講得太露骨了。為什麼他們會這樣呢？我無意中聽仇鰲講：「辛亥革命是湖南人打的天下，廣東人出了頭，北伐是湖南人打的天下，浙江人出了頭，現在又是湖南人打天下。」言外之意是湖南人這一次應該出頭了，所以湖南人應該一致擁護毛澤東，這是程潛、仇鰲等一班人的地方主義色彩的思想。另外替毛澤東活動的章士釗另有一套說法，他說：「中國歷史上打天下的都是草莽英雄，都是武人，好不容易有一個文人打天下，開中國歷史的先例，文人為何不擁護？」這些說法對不對是另一問題，但影響的確太大了，我看湖南遲早要出亂子，由於在長沙還有一些親友耍安置，中訓團也還擺在漢口沒車撤退，我必須留在長沙幾天，便對中央社記者說：「請發一電報說我明天早車到廣州。」次日報紙果然登出來了，我便潛居下來。

    我在長沙潛伏——可說隱居——三半個月，一麵處理自己要做的事，一麵也密切觀察程潛的做法。程潛素以曾文正自居，然而現在的行徑恰與曾文正相左，曾文正以湖南經營天下，程潛把經營天下的兵儘量調回湖南，宋希濂他調不動，陳明仁、黃傑都回湖南（後來黃傑並不跟他走），當然是想以湖南軍隊作他的政治資本，此外在財經方麵省政府發行二百萬銀元券，以一元作主幣，一角、二角、五角作輔幣，拒用中央的金元券，在三千萬人的社會中二百萬絕不夠用，因此隻能在長沙使用，不能下鄉，更談不上往外省流通，這等於是自殺。更荒謬的是停止徵兵徵糧，鼓吹解除武裝放下武器，其作法很顯然的是準備獨立，然後再向毛靠攏，程潛的行徑太使人失望了。

    我在長沙冷眼旁觀，出外時穿短棉襖，偶而在外麵碰到熟人，望望然而去，他們以為我早走了，不會是我，而我在百忙中還到舊遊之地走走，到了舊曆二月底，一切都安排好了，才到廣州去。

 

廣州與奉化之間

    李宗仁上臺不久，行政院就遷到廣州去，李即命行政院長孫科返南京，孫不理會，李遂開始倒閣，三月八日內閣總辭，李宗仁提名何應欽組閣，派白崇禧、吳鐵城到杭州向總統請示，總統有親筆信支持何組閣，其實何耍過過行政院長的癮，總統還能擋嗎？蔣何之間的不愉快不會消除的，張羣說：「何當行政院長，老先生怎能高興起來？」我到廣州時，孫科內閣已倒，本來我準備拜客，忽然知道廣州警察局長李鐵漢到處找我，李找到我後說總統要我到奉化去見他，並再三囑咐我不要講出來。

    我先飛上海，換船到寧波，再坐車到奉化溪口，住在武嶺學校招待所，沈昌煥、徐復觀、謝然之、任卓宣、陶希聖等都在這裹。當天侍從武官夏功權就陪我到慈園謁見總統，我把離京後在武漢長沙一切見聞坦白告訴他，他好壞都聽，談後一起吃飯，飯後蔣經國陪我去蔣太夫人墓園行禮。翌日專派一名招待陪我遊覽雪竇寺、育王寺及其他勝蹟，有時沈昌煥、徐復觀也一道去。有一天總統招待我去和他家人一起吃飯，在家裏放電影，親切得很。最後一天，我向總統說：「我們這一次的戡亂，把共匪當作內亂是一種錯誤，共黨對內是內亂不錯，但對外史達林拿國際共產黨來包圍我們，對美國說：『是中國內部的事，不要幹涉。』而在我們國內共黨用民主人士包圍國民政府，最後包圍蔣先生你一個人，人心瓦解，政府崩潰，沒有大力無法挽回這不了之局，今天我們對內蔣先生應以總裁地位領導國民黨和民青兩黨一致支持李代總統，設法保障長江以南，能支持多久算多久，對外蔣先生要領導抗戰時的盟邦領袖反共，以國際共產黨為目標，把中共降為汪記政府，把毛澤東視為汪精衛，最後領導亞洲反共國家反共，由李代總統去對付毛澤東，而蔣先生以蘇俄及國際共產黨為對象。」總統很表贊同（後來他到菲韓兩國是否受我的話影響不得而知。)，我要辭出時，他說：「中訓團可撤到福州廈門或者汕頭，選一個地方撤去。」

    我離開奉化後先赴南京，此時何應欽已組閣了，我問他如何做法，他說：「錢沒有，兵多不管用。」在這情況下，許多人寄望於加談，中央經常開會討論和談，我發現顧祝同也參加這類會議，參謀總長是剛性的，國防部長是政治性的，政府沒下令不打，參謀總長就隻能講打，就是下令停戰也還要備戰，還要鼓勵士氣作再打的準備，我對他說：「今天蔣先生不在，李先生不管軍事，你參謀總長等於是最高統帥，政治決定在中央與你無關，你所要關心的隻是『戰』『戰』『戰』！就是中央要和，你也要講『戰』，就是已談得快成功了，中央還要問你意見，你要鼓勵部下打，不要關心和談，不要參加這種會議。」這時軍心鬆懈，官兵領了金元券轉瞬貶得一文不值，我向顧祝同建議發現洋給官兵，穩定軍心，說不定可守住長江，不過這建議也隻說說罷了，就是顧祝同贊成了也沒有力量去做。

    不久眼看和談要破裂了，何內閣遷廣州，我也到廣州處理中訓團遷廈門的事。此時白崇禧也到廣州來，我約了兩位朋友去見他，一見麵他又埋怨總統，他說：「總統交給李德公了，不錯，兵，李德公指揮不動一個，錢，帶到臺灣去，李就有天大的本領也沒辦法。」李白很希望總統出國，李代總統沒有三個月就逼宮。正說的時候何應欽來了，他說：「李德公讓我來分蔣先生的兵權，蔣先生要我掩護他的兵權，德公利用我分蔣先生的實力，蔣先生利用我保存實力，我成為軸心，兩麵不討好，我也不幹了。」不久我碰到顧祝同，他說：「白健公在漢口要錢要械，擴張實力，存漢口的四百萬現洋已完了，現在到廣州又要四百萬，他一部如此，其他的怎麼辦。」此時一個現洋換九元港幣，一元港幣換二百萬金元券，經濟已臨崩潰邊緣，軍事上未有轉機，更嚴重的是人人消極，沒人想到要守要戰，都想撤退，我在中訓團發動勤王運動，鼓勵就是一人一槍也要戰下去，但並無效果。

    中訓團是總統最重視的訓練機構之一，他指示我撤退事宜就是希望我切實掌握以備他日之用，我一定要達成此一任務。我想把中訓團撤到距臺灣最近的廈門，先到廈門看看。到了廈門後知道情況複雜，由於陳嘉庚的關係，廈門大學不知潛伏了多少共匪或左傾分子，好在總統在廈門亦有部署，警備司令石祖德、警察局長劉樹梓都是侍從室的人，秩序維持得不錯。

    我離廈門後再經上海到奉化晉謁總統報告一切，他贊同我的決定，辭出後又到南京看看。

 

撤退

    我從上海乘特別快車到南京，車上亂極了，椅子都破爛了，鐵路局能勉強維持通車已算不錯了。在下關下車，更見一片紊亂，海軍司令部關門了，城北隻有傅厚崗還有電燈，城內國防部還有電燈，人心惶惶，紛紛疏散。隻有城南本地人聚居的地區，以及夫子廟、秦淮河等地，還是花天酒地繁華如昔，本地人安土重遷，說什麼也不肯疏散．我住在中央酒店，客人很少，酒店亦不供飯。我以為南京至少可維持一段時期，勉強留下來看看，但沒幾天形勢越來越緊張，四月二十一日晨，我女婿從參謀總部來說下關已有砲聲，共匪要渡江了。不久，郭寄嶠也找來了，他說：「你還在這裹睡大覺，趕快走，還有車到上海。」我即乘快車去滬，同車的有馬鴻逵等。次日，江陰砲臺戴戎光叛變，京滬路被切斷，我乘的算是最後一趟的快車了。

    我在上海住了幾天，要回廣州沒有機票，交通處長是我的學生，他自己替我買也買不到，後來遇到航空署署長，他替我買了一張到香港的霸王號機票。在離開上海前夕，我到街上看看，滿街是賣傢俱賣舊書的，平常一部黃綾的三希堂法帖五千大洋買不到，現在隻賣五十大洋，二十四史論斤出售，許多好書便宜極了，但買了帶不出來，徒呼負負，感慨萬千，一夜睡不著，此時我表弟與表弟媳不肯出來，表弟媳與章士劍是表親，她講上海有外國人住著沒事的，那能走，走了生活怎麼辦，有些人就像他們捨不得在上海的財物，隻好留下來聽天由命。

    我由香港到廣州後，發現情勢每況日下，我想我們已喪失了對匪作大規模會戰的本錢，但我們絕不能承認反共就失敗了，我們可以打遊擊，因此我想由中訓團訓練遊擊幹部，訓練地點選擇在重慶。此時中樞無人統籌大局，何應欽不幹了，閻錫山正在組閣，李宗仁到廣西去，奉化電話不通，後來知道總統在復興島指揮上海戰事，我判斷他一定會到臺灣的，便在五月二十五日來臺，恰好上海也在同日淪陷，總統秘密到高雄，我與穀正綱一起到，高雄要塞司令部蔣經國接待我們，並引見總統，我向他報告中訓團的事他同意我的決定，但留我在臺灣，我暫住在臺北鋁業公司招待所，不久便主持革命實踐研究院沒再到大陸去，到年底重慶失守，中訓團人員撤到臺灣的不多，頗感痛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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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軍事逆轉與撤退來台的經曆》，標題為HGC所擬，是以《萬耀煌先生訪問紀錄》內各同名節內容為發布底本完成數字化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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