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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親

(2019-12-06 21:10:31) 下一個

我的父親（一）童年

寫於2014年6月，由母親核實修改於2019年9月。

我生到這世界是何其幸運，因為我有世界上最好的父親。他有著令人不能不寫下來的精彩的一生。他給予了我不求回報的愛和真正的愛。很多年前我就想寫，又怕寫不好，隨著時光的推移，記憶逐漸淡去；但是人生中真正的瑰寶，不能忘，不該忘, 讓女兒把還記得的寫下來，在病榻前念給您聽。

我的父親，生於1935年，北平。我的祖父，祖籍安徽巢湖，是中國第一批正規醫學院畢業生，曾在東北醫院當院長。東三省淪陷後，祖父不願當亡國奴，來到北平開了一家診所。診所堂上的匾一直保留到解放後文革期間才被撤下來。因為祖父常接濟窮人，看病經常不收錢，甚至花錢給病人買藥，入不敷出，維持不了生活。後來接任了華北中學教務處的職務。我的祖母，祖籍南京，幼時喪母，由姐姐帶大，年少時隨姐姐家人來到北平，住在與祖父相鄰的胡同。家中有祖母年輕時的一張照片，還有一把折扇，正麵是祖父畫的畫，背麵是祖母寫的字，字比畫兒更漂亮。用當代的通俗語言講，我的祖母是美女和才女。祖父與祖母生了三個兒子，各相差兩歲，最小的那個就是我的父親。

1937年，日本占領北平。父親從來不提他的童年，不知是不記得了，還是選擇性遺忘。但經常提起兩件事：一件事是七歲那年是鄰居老大媽救了我父親的命。那年北平流行霍亂，日本人看見有生病的人就拉到郊外活埋。當時日本兵進了院子，鄰居老大媽急中生智，把發著高燒躺在床上的父親拉出來，拉到樹下和別的孩子一起打撲克牌。日本兵看見小孩兒在玩以為沒病就走了，其實我父親當時已經燒得糊裏糊塗的了。另一件事是染上傷寒，到最後身為醫生的祖父知道父親已經不行了。父親要喝涼水，祖父就滿足了父親最後這個要求。沒想到喝下涼水，父親竟然又慢慢地好了起來。

我的父親五歲那年，祖母患了肺結核，無錢醫治病逝。祖父為了維持這個家，又娶了後奶奶。多年後也是我的父親母親給後奶奶養老送終的。奶奶最後時刻惦記的人就是在幼兒園還沒回家的我，此乃後話。奶奶心腸好，但是不怎麽會做事，一家人勉強過活。父親從來不提他的童年。我從媽媽那裏知道父親小時候撿過煤核兒，就是別人燒過但沒燒透還有點芯的煤渣。記得我小時候，每當飯桌上有大白菜，父親看見大白菜的幫子，都高興地唱歌一樣說：“大幫幫，吃大幫幫囉”。我猜想“大幫幫”是父親小時候最高興的美餐。

我的父親（二）少年

父親的求學路充滿了挑戰。父親從來沒有上過小學，就是祖父在家裏教一點文字，大哥上學回來再教一點。後來父親和二哥一起直接上了祖父任職的華北中學，同時就讀於初中一年級。華北中學是101中學的前身，是幹部子弟學校。1950年祖父因肝癌去世。在祖父同事的幫助下，二伯父和父親勉強上完初中。他們每天上學都要走很遠的路，父親年小體弱有時想坐車，總是二伯父勸他：咱沒錢，不能坐。父親說當時學習很困難，語文還好，數學完全沒有學過，是二伯父給了他很多幫助。祖父去世後，大伯父作了學徒以養活全家，二伯父考到管吃住還給錢的冶金學校。父親是三兄弟中身體最弱的一個，也是祖父最放心不下的一個。祖父最後的時刻跟父親說：“三兒啊，有機會，還是要念書啊。”這句話父親一直記得。父親在哥哥和老師同學的關心下，經過努力考到能夠住宿的高等中學男七中。

在男七中的第一年父親開始能跟上學業，第二年趕上超過同學，第三年就已經出類拔萃。父親是靠每月發放的甲等助學金渡過了高中。再後來二伯父冶金學校畢業，分配到南昌當了礦長，大伯父也不用去做學徒了，考上了石油工業學校，最後成為了土木工程師。在男七中，父親因為暑假也住在學校，還參加了舢板隊。這項現在在美國很時髦的運動，在那個年代煉就了父親強健的體魄和過人的意誌。每次舢板隊訓練完還會發一個麵包，父親沒有吃過，吃得別提多香了。父親一直說，他是黨和國家培養出來的。父親節儉，但不自卑。快要考大學時，鋼筆尖壞了，父親就在石頭上磨。有一個同學走過來向父親炫耀：我這是派克筆，你有嗎？父親頭也不抬。筆磨得漂亮，試也考得好。

父親高中畢業那一年，新中國選派一批公派留學生送往蘇聯，接受國家需要的領域的專業訓練。父親被選上了，而且被選中到政治要求最高的專業：國際關係。這個專業讓一心想學高壓輸電的父親很是摸不著頭腦。在前往蘇聯學習之前，所有留學生要在北京外語學院補習俄語一年。當時全國選送的公派留蘇預備班學生，每年有隻有一百人左右，但是幾年後從蘇聯學成回來卻一半不到。因為巨大的學業壓力，語言壓力，心裏壓力和生活壓力，很多留蘇生得了神經衰弱，不得不退學。前蘇聯大學裏實行的是淘汰製，每年刷一次，能畢業的中國留學生其實不到一半。我的父親就是其中一員。父親曾提到過在蘇聯的時候有一個學工業的同學學習遇到很大困難，想來和父親交換專業。後來發現父親的專業不僅要用俄語學，還要學法語，因為父親就讀的是莫斯科國際關係學院法語係，他感到父親的專業難上加難，自己也受到鼓舞不再打退堂鼓了。父親還曾經提起，去蘇聯留學前，國家為他們每人發了兩大箱衣服，泥子大衣，絲綿大衣，幾套西服和內衣外衣，對於以前連衣服都穿不上的他想都不敢想。在父親的心裏，一直想著報答祖國好好學習，不知這是不是他克服一次又一次困難的動力。現在的父親雖然因病記性差了很多，但對當年蘇聯的事記憶猶新。有一天在電視機前看到當年毛主席在蘇聯慰問留蘇學生的鏡頭，大禮堂內留蘇學生像潮水般的湧起鼓掌，父親清楚地指出他當時坐在第二排，那已經是半個多世紀前的情景了。父親在蘇聯學習了五年。1961年中蘇關係破裂，所有留學生提前回國。那時國家有困難，父親和同學們把平時發放積攢的生活費全都拿出來交給了國家。還差幾個月，父親本該就拿到國際關係專業的碩士學位了。但是這並沒有妨礙父親在自己的祖國演繹的另一段精彩。

我的父親（三）青年

回到祖國後，父親被分配到外交部西歐司負責法國工作。1969年10月借調到周總理倡議建立的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工作。友協，一個為新中國外交打下多方基礎的機構，當時隻有九個人，工作忙到沒有周末和節假日。隨著國內外形勢的發展，友好團體來華越來越多，比如1971年的基辛格訪華和1972年的尼克鬆訪華。不過，提到這段令父親年難忘的經曆，就一定要提到一位重要的客人：尤裏斯.伊文思（Joris Ivens）。伊文思--中國患難時期的忠誠的老朋友，也是父親終身難忘的老朋友，好朋友。1898年生於荷蘭的伊文思是與卓別林同樣的無聲電影大師，但是為正義和理想而拍電影的伊文思用一生經曆致力於拍攝曆史紀錄片，畢生清貧。1938年，出於對中國人民的抗戰事業的支持，伊文思第一次到中國拍攝抗戰，結識了中國共產黨領袖周恩來，並把當時僅有的財產--攝影機送給了正在籌備的延安電影團。1938年，我國所有的抗戰鏡頭都是用伊文思送給我們的攝像機拍的。在此後的50年中，伊文思一直與這個國家的命運連在一起。

當時精通法語的父親，負責安排伊文思在中國的電影拍攝活動。周恩來總理對親自請來的客人非常重視。四人幫一直反對這件事，一直嚴密監視企圖抓住周總理的把柄。工作伊始，父親就由於緊張受到了周總理的批評。伊文思到來前，在人民大會堂的化妝間，周總理一邊理發一邊問年輕的父親：伊文思剛拍的一部電影講的是什麽，父親因為緊張，落下一些內容，總理馬上補充上來。父親感歎周總理的偉大，工作的細致深入和對幹部的嚴格要求。原來周總理熬了一個通宵，把伊文思所拍電影全部仔細看過。那時，其實周總理已經病重，張春橋一直在伊文思來中國拍電影這件事上虎視眈眈。1975年周總理病情加重，不能出來接見伊文思，張春橋出麵代理。見麵前，張春橋向我父親了解情況，企圖說伊文思是在給社會主義潑汙水，逼著我父親作證。我媽媽回憶說，那天我父親已經氣得一句話說不出話來，一宿未眠。隻問了我媽媽一句：我要是進監獄，你們怎麽辦？

伊文思所拍記錄片，追求兩個字：真實。無論是去新中國的工廠，農村，城市，如果當地提前得到通知整理和收拾過，伊文思就堅持恢複原狀才可以拍。沒有級別觀念的伊文思一直把父親當作在華工作期間最知心和最信任的人。是伊文思的紀錄片，把一個真實的新中國展現給全世界。雖然接待伊文思的工作隻是父親當時工作的一部分，我也無從知曉父親在和伊文思拍電影的過程中都經曆了什麽，但是很多年後，父親每次見到新聞電影製片廠的那幾位老朋友的時候，那種津津樂道，那種神采飛揚，令我相信那是父親年輕時最精彩的經曆之一。也許是伊文思的正義感與理想主義感染了他們。世界哪裏燃燒，伊文思就把攝影機投到哪裏去，並始終把鏡頭對準普通的人。但是對中國，正如伊文思自己說的：“我不能預言將來會發生什麽，中國人民自己會決定的。我同中國人民在感情上連在一起。”

父親組織紀律性很強，在對外友協工作期間，收到過數不清的來華訪問團所送的各種禮品，全都如數上交。而且出於對工作的保密性，父親工作中的事很少和家中談。好多年以後退休的父親曾蠻有興致地模仿當年見過的江青的言行舉止，把我們笑得前仰後合。記得家裏有一塊長方型的水晶石，正麵是尼克鬆總理的親筆簽名，背麵寫著：“你永遠是美國人民歡迎的朋友。”還有一個水晶的酒杯，是當時宴請尼克鬆總理時父親所用的。在去美國留學前，我曾經問父親這些東西的來曆，才知道父親也參加了1972年尼克鬆總理訪華的接待工作。

在對外友協的日子，父親出差是家常便飯。記得常常是我在院子裏玩兒著，就看見父親拿著公文包匆匆地消失在鐵門外。在那個特殊的曆史時期，父親也像其他黨員幹部一樣，去過五七幹校，喂過豬，挨過鬥。但是樂觀的父親總能把喂豬的事都描述得那麽有趣和令人向往。那些不愉快的經曆我從沒有聽到過，也許就像艱苦童年的記憶一樣被選擇性遺忘了。

我的父親（四）中年

1980年父親被外交部派往位於瑞士日內瓦湖畔的常駐聯合國代表處駐外使館履行長達四年的任職。父親每個星期都給家裏寫信。期間短暫的回國探親，每天都有人來家裏談工作。我最喜歡聽父親講故事，雖然父親知道的絕大多數事都不會和家裏講，屬於“國家機密”。但當時上小學的我可不管那麽多，每次搬個小板凳，專門坐在爸爸和客人的兩個沙發之間聽他們談話。無可奈何的爸爸和同事隻能用我聽不懂的語言繼續談。上初中後，我曾在政治課本上讀到過這樣一句話：八十年代初我國外交事業取得了長足的進展和豐碩的成果。我知道那裏麵一定有父親的一份功勞。

1985年到1989年，是我童年記憶中最幸福的日子。那段時間的爸爸從瑞士回國，期間除了一次短期地去歐洲各使館檢查工作，一直在我們身邊。我的爸爸是個特別風趣，幽默，健談的人，知識與故事永遠說不完，對國事家事都有更廣闊的視角和獨到而深刻的見解。每天晚飯後，爸爸都拿著筷子，敲敲打打，唱出各種國家奇怪又好玩的民歌，全家邊唱邊跳，充滿了歡樂。那個時期在爸爸的影響下，我喜歡上了文學，開始一本一本地讀大部頭，喜歡上了孫犁的小說，嚴文井的散文，喜歡上了音樂。我的爸爸還是位男中音，早在蘇聯上學的時候，就在音樂會上獨唱，伴奏的是留蘇同學鄭小瑛。老爸的豁達與寬容，也體現在對兒女的態度中。我愛我的爸爸，所以那時侯有一天聽到爸爸感歎自己老了，我傷心極了，無法接受。

1990年底，爸爸又被派往非洲多哥共和國使館開始了長達五年的任期。媽媽交代好家裏的事，也不得不和爸爸一起去。那時父親已經五十五歲了，本著要到艱苦地方去的思想，選擇了這個任命，那也是派往國外的最後一任。非洲五年，父母都多次染上黃熱病，發冷發熱打擺子，加上落後的醫療條件和飲食條件，還有當地的戰亂和工作壓力，健康迅速地差下來。期間父母回國探親時，在飯桌上，媽媽向我們訴說著父親是多麽盼望全家在一起吃個飯啊。可是往日健談的父親竟一言不發。我傷心地趴在桌上偷偷掉眼淚。父親像看懂我的心思一樣，慢慢地說：“你看動物園的老虎，小老虎還活蹦亂跳，老老虎就不動了。”那是我第一次意識到爸爸真的老了。多年後在家裏讀到一首父親同事寫給外交官雜誌上的詩《在戰火中獻出青春與生命》，再真實不過。外交官的犧牲與付出是隻有外交官的家庭才能懂得的。

爸爸有一輛永久牌自行車，是從蘇聯回國後買的，一直用到我們長大離開家都沒有壞。小的時候，我上的是全托外交部幼兒園。周末爸爸就推著這輛自行車，從胡同口的大巴上把院子裏所有的小朋友都接下來：大梁上坐一個，坐墊上坐一個，後座上坐一個，右腳蹬上站一個，而我呢，總是站在離爸爸最近的左腳蹬上。爸爸就推著這樣一輛車把把五個小朋友送回家。上初中的時候，爸爸在我們身邊。每個周末爸爸都用這輛自行車推著我的手風琴送我去上課。我高中畢業那年，父母從非洲回來看我，那時我還是北京四中的住宿生。離開學校的最後一天，我有無數的東西要放到爸爸的自行車上，最後爸爸的自行車比裝五個小朋友的時候還滿載，不能騎了。爸爸就推著這輛車，從西皇城根一步一步地走回了我們在東單的家，回到家爸爸還不覺得累，可把媽媽心疼壞了。

我的父親（五）老年

1994年父母終於從非洲卸任回國，父親繼續任職於外交部幹部司。那時的我已經上大學二年級，住在清華，我們的家也從東單搬到了城南。父親母親每個周末過完後都會親自把我送到車站，看著我坐車離開。我的爸爸，沒能送過我上小學，沒能送我上中學，我的爸爸是送我上大學的。後來外交部在清華附中和清華附小每年讚助了幾個名額，並在周末派幾輛大巴專門接送這些孩子。父親很高興地把我也送了上去。一同等車的年輕同事看著小小的我和白發蒼蒼的父親好奇地問：“您的女兒是初中部還是高中部？”爸爸回答：“都不是。”同事搞不懂又問：“那準備考哪呢？”老爸幽默地不告訴人家，說：“哪兒也不考了”。父親母親的開朗和頑強使得他們在一兩年內就逐漸恢複了健康。

父親在外交部離退休前的幾年和之後繼續被返聘的幾年中，一直負責外交部的招聘工作。因為父親，我一直認為，在中國外交部是一方淨土。從沒見過主管招生的父親有什麽物質往來，或者親友往來。父親多年憑著敏銳的判斷力為中國挑選未來的外交人才。我還是相信，今天的中國外交隊伍的成績，仍然有著父親的看不見的功勞。父親的思維極其敏銳，看國際國內大事小事都有非常獨到而深刻的見解。每次和父親的討論，請教，談話是已經長大了的我無比珍惜和最為珍貴的時光。

徹底離退休後，父親的生活也相當精彩。父親如願以償地參加了外交部老幹部合唱團。排練，演出，幹得像工作一樣有勁。外交部老幹部合唱團在北京音樂廳有過專場演出，也在各種比賽中勝出過，還出過一張CD。爸爸來美國的時候送給我，我一直好好地珍藏。那裏蘊藏了一代人的熱忱與夢想。唱歌是父親年輕時的一個夢想，也是少年時我的夢想，雖然現在那隻是一個夢想，可是我知道歌唱可以帶著我的心飛到很高很遠的地方。歌唱也是年邁的父親在家中的歡樂的源泉。我知道我也要把這個無價之寶傳承給自己的孩子，歌唱著，生活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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