憑海觀潮
瞅瞅中國，看看世界
叫了供給端改革，就管用嗎？
原本想寫一個純經濟分析的文章，可是發現所有要素都受官國的國情影響，所有重大措施效果都取決於政治結果，所以就寫個政經分析吧。本文將簡要討論中國的需求端，供給端和二次分配，以及對國家改革的一些建議。
一、先看一看中央為什麽放棄了需求端的期望，因為需求端已經在“四萬億”政策後被玩殘了，本屆政府實在巧婦難為無米之炊了。
出口，已經沒了空間
更大的可能是淨出口增長進一步下降，原因有三：
- 由於出口對象－－發達國家，通過借貸消費的模式走到盡頭，而且主要經濟體都前途不妙，基本沒有指望，多做些悲觀準備為好；
- 人民幣對內貶值對外升值，使中國產品價格上的競爭力變小或變無了；
- “四萬億”政策以來的300萬億人民幣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除了完成了人類史上最大規模的房地產開發，基礎設施和生產擴張外，也使得中國的產品總體產能過剩，不隻是對中國過剩，而且是對世界過剩。
投資，已經強弩之末
“四萬億”以來，由於中央、地方政府和壟斷企業主導的投資已經到了天花板。總得來看，未來幾年，投資方麵如果不能適當控製軟著路，結果就將是一頭倒下。原因有三：
- 地方政府債務危機。
2014年全國地方政府財政收入隻有7萬個億人民幣，但是同期全國地方政府負債實際已經達到24萬億人民幣，如果沒有中央政府支持和政府信用，中國地方政府已經如同資貸危機前的美國地方政府－－整體上短期內沒有償債能力了。由於投資過程中貪汙腐敗嚴重，投資回收問題很大，同時沒有足夠回報可以償付利息。
2.中央政府和壟斷企業已經沒有財務空間。
配以低剛性約束的政府和壟斷企業主導同時大量私營企業跟隨的投資，雖然完成了世界史上最大最快的基礎設施建設。但是於此同時促成了整個國家融資饑渴，各級政府就像忘記了財務成本約束的大小投資公司，造成許多基礎設施和房地產開發過度，許多行業產能嚴重過剩；而且為了實現GDP的增長，許多地方政府鼓勵或者默許眾多嚴重汙染的企業擴大產能，一個人類史上最大的生態災難正在中國蔓延。當前國家財政能力捉襟見肘－－地方財政麵臨破產，而中央財政大量投資於軍費（扣除5萬億人民幣的稅收返還和對地方政府的轉移支付，中央財政支出的20000億人民幣中實際有大概10000億人民幣用於軍費），沒有能力再進行其他領域的投資了。
3.對中小型企業產生擠出效應
以上這種粗放型的沒有回報率約束的瘋狂投資擠占了融資市場，抬高了融資成本，促成了中小企業較高的融資成本（8－20%），我不曉得全世界除了少數驚人增長的行業，對於絕大多數行業而言誰可以付得出這麽高的財務成本。
消費，已經增長乏力
消費總量增長有限
- 消費並無明顯改善。消費占GDP比例由2009年的49.8%下降到2014年的48.5%。而相對於從1978年以來的曆史情況，2014年扣除政府消費，居民消費GDP占比仍處於低點。
- 通脹嚴重傷害了消費潛力。由於實際上由於2009年以來的無比寬鬆的貨幣政策造成了非常劇烈的通脹，尤其是房地產價格等主要生活必需品的高速上漲長榨幹了普通居民的潛在消費能力。尤其提醒大家的，是實際通脹遠遠高於政府統計數字，所以工資和消費絕對數量的增長有很大水份。
3.主要生活消費品上已經接近天花板。汽車，手機，和許多日用消費品的消費量已經非常巨大，雖然絕對值上升仍然很醒目，但是相對值上升空間有限。
4.人口結構形成降低消費意願的趨勢。人口老齡化，雖然會帶來“銀發經濟”的增長，但整體社會消費意願會下降；開放二胎會增加一些需求，但是這兩方麵至少在幾年內對消費總量影響不大。
5.消費形式變化並沒有促進總量增長。這幾年最主要的消費方麵變革，就是把消費由線下交易變成了線上交易，對消費形式有影響，但對消費總量增加影響不大。
這幾年來有識之士一直非常擔心，希望造成巨大危機“四萬億”模式的政策停下來，但是現在這種政策終於要減速時，但更可悲地發現－－它並不是主動的停下來的，而是經濟已經撞到牆上不得不停下來了。
二、那麽我們再回頭看一下供給方的形勢，分析下中國經濟供給的生產要素：
勞動力成本和素質
現在中國的人口已經紅利終結，勞動力老化，90後不願吃苦，勞動力成本上升，中國整體競爭力下降。但有利的地方是新生代勞動力的知識結構和生活習慣將促生各種服務業的供給，如娛樂文化產業，基於移動互聯網形成的新的產業，等等。供給端改革可以就勞動力的結構優化，素質的提升，延遲退休可以增加一些勞動力供給，但是無法改變人口紅利終結根本的趨勢。
但是我們國家在教育健康等方麵應對措施不到位，沒有有效減緩人口利終結這個趨勢，主要原因有以下幾點：
1.教育體製僵化。以高考為導向的應試教育通過讓學生從小學到高中十二年的高強度考試訓練，基本扼殺了孩子的創造力，同時導致所學知識嚴重脫離實際脫離應用（高分低能）。由於官國的教育不獨立，官國裏權力尋租成為社會普遍規則，所以大範圍取消高考又會導致嚴重的不公平。思想封閉並且反應遲鈍的相關管理部門也忽視了大量技能性勞動力的培養。
2.國家投入的教育經費長期在較低水平，不能適應形勢發展。作為世界最有錢的政府之一，上屆政府時期國家教育投入占GDP比例長期低於最低收入國家的比例，而新政府前兩年的比例雖在增長，也低於世界平均水平。這都是由於政府缺乏人民監督，追求自身訴求導致的。
3.國家政府管製很多，使得民間創造性容易被扼殺，設立新的私立的學校培訓機構有很多政策上的障礙。
4.醫療衛生的國家投入不到位，相關公共服務能力不足，不能有效提高勞動力的健康。由於政策製定缺乏理論聯係實際，缺乏執行能力，所以醫改效果差強人意。
5.相關社會保障體係不到位，勞動力缺乏保障。
房地產價格
房地產價格作為最重要的要素價格之一，直接影響著勞動力價格及企業和各種機構的辦公費用。對於中國一個勞動力密集的大國來說，它的高低直接影響地實體經濟。由於地方政府土地財政的強烈需求加上近六年來過度寬鬆的貨幣政策，中國房地產價格狂飆突進，總體上而言已經基本上喪失了相對於其他國家土地成本的優勢；同時推升了勞動力價格，使得其進一步喪失與其他國家的競爭優勢；進而由於勞動力工資上升，被房價上升而導致的物價上漲所抵消，使得中國勞動者也沒有切實享受到工資上漲的好處。
製度成本
缺少有效監督的占全世界一半以上的官員群體（3000萬）形成了人類史上前所未有的製度成本－－審批尋租和稅費。
2014年全國財政收入高達14萬億，占GDP的22%，如果加上各級政府征收的各種費用和隱形成本，這個數字和比例還會提高不少。
不僅如此，GDP增長導向的地方政府或政府部門除承擔公共職能外，主要變成了當地或某領域最主要的經營實體。這相當程度地促進了經濟發展，但是成本也是巨大的。過低的工資不能養活官員，他們會自己通過費用和權力尋租方麵解決。政府本身動機的規律是這樣的：有多少人－－就會有多少崗位－－就都會有多少人尋求權力－－有多少權力就會有多少權力尋租的可能。 政府其實根本就不需要那麽多的官員，有五分之一甚至十分之一就足夠了，但是由於沒有人民有效監督，官員數量和崗位由自己的體係派生，所以創造了人類史上最大規模的官員隊伍。
以官國地方財政為例，解釋下史上最大官國的製度成本和前景。
由於過去十五年中地方政府根本上是依賴土地財政的，加之巨大的地方政府官員數量和經營性財政（每個地政府更象一個投資公司），所以土地成本和地產價格的瘋狂上漲就成了必然（當然有人口要求改善居住條件的需求，但是沒有地方政府土地財政的特性，房地產價格絕不會如過去15年那樣狂飆突進）。
由於地方政府嚴重的財政赤字，所以地方政府不得不以亂收費和地方融資平台等方式解決行政花費，加之中央政府積極擴軍，所以未來征收財產稅必然開征。而轉為財產稅（房產稅，所得稅和遺產稅）挑戰很大，而且稅率會控製在不降房價的標準上，因此土地成本仍會上升直到市場自發崩潰時才會下降。
短期內，反腐運動對貪腐起到一定震懾作用，但同時會怠政嚴重，從而在另一個方麵增加製度成本。而從長期來看，3000萬政府官員本身的動機模式（有多少人－－就會有多少崗位－－就都會有多少人尋求權力－－有多少權力就會有多少權力尋租的可能）是不會改變的。反腐運動治標不治本，沒有人民民主和監督，最終結果大概隻有兩個：一是人亡政息，二被3000萬官員集體擊敗。
資本和融資
融資成本高和金融安全堪憂
由於金融業已經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團（包括從相關政府部門到行業企業）非常強大，導致了金融業以高的融資成本榨取實體經濟。從過去十年表現來看，一方麵中央政府對付不了金融業利益集團，政策為金融業牟利開路；另外一方麵金融僚庸吏眾多，且無有效的製衡機製，於是乎趁著中國現在家大業大，“崽賣爺田心不疼”，經常是政策昏招迭出。
這裏舉幾個例子說明以上情況：
1.從2009年起央行實際上執行了非常寬鬆的貨幣政策，2015年M2高達140萬億人民幣，相當於美元M2和歐元M2的總和，造成流動性泛濫，促成了巨大通脹，極大打擊了實體經濟並且對居民財富進行了一次大掠奪。
- 從2002年銀行業開始股份製改革後，為了向銀行輸血，一直人為保持高利差，實際上大概在2007年前中國主要銀行已完成上市，最晚2009年農行等也完成了上市，但高利差事實上維持到今天，前後13年。這不僅導致銀行業掠奪居民財富，而且直接造成實體承受過高財務成本，造成經濟泡沫化，國家領導對央行行長無奈地說，財務成本就是降不下來啊。雖然一直說利率市場化，直到2015年10月23日央行在降息同時終於羞答答地取消了存款利率上限，但實際效果存疑。
- 中國外匯亂投導致不良儲備會大幅上升，現在國家利用巨大的儲備進行大量國家間投資，但是很多投資收回可能性越來越成問題，例如對美國兩房的巨額投資，對委內瑞拉巨額投資現在來看基本上都是壞帳；但是這種國家政府主導的外匯投資現在沒有減緩的跡相。
- 而在操作外匯市場時也不熟練，央行8月時推進人民幣突然貶值，但結果出乎央行預料，不得不動用2000億儲備再把價格拉回來，這加劇大眾對央行處理外匯業務能力的擔心。
- 中國資本市場的錯誤，在包括證監會在內的金融業忽悠下，政府違反經濟規律錯誤地發動了國家牛市，導致股市劇烈震蕩。結果從2014年底到2015年11月（就是發動牛市到目前），股市全部的融資額還沒有國家救市所投入資金多，從國家角度講這個買賣虧大了，從投資者角度上講股災消滅了以數以百萬計的中產階級財富，從上市公司講進一步鼓勵實體經濟虛擬化和泡沫化。
企業家
過去三十年間中國造就了一批批優秀的企業家，他們勤奮，進取，好學，依靠好的經濟形勢已經迅速成為有世界競爭力的中國軍團。
但是隱憂還是巨大的，主要有三大問題
- 過去十年間中國經濟的虛擬化，向地產和金融等行業轉移的勢頭明顯，大量實業處境艱難，很象次貸危機前的美國；國家調結構的產業政策一直不到位，所以許多高汙染，高能耗低附加值的產能過去幾年空前擴大。以上產業問題，造就了過多的不應大力發展領域的企業家，造成這方麵的企業家結構不合理,落後產能企業家形成的利益集團影響政府政策製定，影響調結構和供給改革。
- 國家沒有建立有效的遺產稅和相關製度， 未來十年將在大量不適合作企業家的富二代接掌企業，中國企業競爭力會大打折扣；
- 沒有建立原罪解決機製，和潛規則的政商關係，會讓許多企業家放棄中國，據我所知的企業家中自己或家裏人還沒有移民的少之又少，基本上都辦了財產轉移到國外（主要不是財務分散，主要是擔心政治風險）。
以上三個問題的解決似乎還和政府有關，第一個問題在資本和融資部分已經論述了，第二三個問題官員們也一樣有，你覺得他們會很方便和心甘情願地行動嗎？
科技創新
中國儒教思想和皇權官國傳統極大地限製創造力和創新思維, 不利於中國人在技術和創新上領先。
還值得欣慰的是－－雖然缺乏創造性，很難引領世界科技進步，但中國教育強調培養人的複製和模仿能力，同時在形成了全球最大的產業配套群後，中國製造業的升級能力是可以預見的，中國人有能力高效複製和模仿世界先進技術和服務，中國在製造大國向強國進軍的道路是清晰的。
目前的問題有二，
1.過去十幾年間，尤其是2009年以來的由於沒有及時地大力度地調整產業結構，資金，人員，資源和政策仍然大量投入到不應大力發展的行業中，所以大量低技術的落後的產業和產能仍然擠占了或者說遲滯了新興行業的發展，影響了科技創新速度和效果。
2.雖然2014年以來的創業和資本市場大躍進的動機是好的，而且點燃了中國人創業的激情；但是在政策製定和實施方麵嚴重脫離實際，且被利益集團所誤導和操縱，導致資本市場重挫，下麵危機效應將會蔓延到已經泡沫嚴重的萬眾創業運動中來，可能引發對中國科技創新的一次較大打擊。
三、為什麽我們不能同時通過二次分配調需求？
按照北京大學中國社會調查中心公布的2012年中國家庭淨資產的基尼係數已達震撼性的0.73，這個不是全球最高，也是之一了。收入不均導致的有效需求不足以及經濟周期理論是人所共知的，這裏就不再贅述。
為改變二次分配的一些政策，如財產稅收（房產稅，所得稅和遺產稅），政府一直在準備中。但是相關利益方主要是一方為資本家官員，另一方為中產階級和低收入階層，國家可能是意識到了這種二次分配難度太大了。相關改革受到巨大阻力，包括來自製定和執行政策的各級政府和官員，所以國家覺得時機不成熟，默默準備中。但是似乎沒有被賦予權力的人民的有效支持，這事靠少數領導人來幹還真是個不小挑戰。
四、會有效的供給端改革嗎？
很懷疑，雖然包裝了一個響亮的概念打出來，但是某種程度上講就是十年前就提出但一直沒有執行到位的“調結構”的修改升級版或者說是2.0版。這些問題無論是政府，學術界還是社會都已經討論了不曉得多少年了，並不是什麽新東西。把許多大家眾所周知的內容攢成一個新概念，這是學術界的玩法。
經濟改革不能僅靠概念，要靠執行力。但是中國政府的執行效率以及應變能力，從過去幾年的表現來看前景堪憂。其實十屆人大一次會議上，總理報告所指出的問題和施政方向，在大的方麵都是沒有問題的，包括供給端改革的大多內容都提到了。問題是過去三年在執行上很不理想，這些並不能用一個新的概念就可以解決的。目前的供給端改革可能會讓目前部分矛盾一定程度的改善和緩和，但是不能改變中國經濟整體下滑的方向。
五、改革的出路
我二十年前就研究過日本經濟衰退的曆史，一直認為有前車之鑒的中國人不會重蹈覆轍。但是近年來我悲哀地懂了一句名言“曆史總在重現，但人類總還會犯同樣的錯誤”，也許這是人類社會的規律。當前中國社會經濟發展與當年日本有許多驚人的相似之處，比如：今日我們中國采取的大多數刺激經濟的政策與日本當年如出一轍－－日本當年經濟改革一樣因既得利益集團阻礙而無法前進時，政府實際上也是對利益集團繞著走，寄希望得過且過的貨幣和財政寬鬆政策，還幻想刺激股市來賭一把，而且有種不輸光不罷休的精神；各種修修補補的辦法用了很多，但是不解決主要矛盾還是沒用的。
我們經濟和社會改革所麵臨本質的問題，就是改革進入深水區後都是調整利益集團的問題，主要看國家有沒有實力和能力了。
1. 實力方麵，主要是權力和資源問題
而利益集團主要是官國政府內部及政府主導下的金融、地產等核心要素的分配的互相勾結的官商學團體。如此巨大數量的官員隊伍和其裙帶衍生下來的金融和地產圈子是目前中國經濟發展的核心阻力。因為壟斷供給會自已派生出需求，就一定會有權力尋租。
靠震懾隻能管一時，有了軍隊和紀委就可以長期監督限製整個官僚階層嗎？不會被官僚階層擊敗或俘虜嗎？在過去一千年中，王安石和張居正何曾不想內部變法，但真的不是整個官僚階層的對手，最後改革的失敗隻有加速王朝覆滅；當初蒙古鐵騎和滿洲八旗都是紀律森嚴銳不可當的，從外部看起來宋明這些貪腐敗官場不堪一擊，但在中華官國染缸裏泡過後，結果大家都看得到。
解決利益集團為經濟掃清障礙的真正有效方法是依靠人民民主和人民監督的力量，用疏導的方法，去消減中國官僚階層的規模（官員要比現在少80%），並且形成製衡和監督。要順利達成這個目標，人民的民主監督和領導的威權都需要。
2.能力方麵，這些我們幹部隊伍現狀有關，執行力有問題。
如果有方案規劃就可以做成事，那麽企業家大多都應當是商學院教授。如我以前文章《庸吏可能會葬送中國夢》所分析的，現在官員中結黨媚上和務虛官僚的比例太大，大量部門和幹部“高位截癱”，並且關鍵位置都在極小的圈子內分配，敢擔責任的實幹型人才太少，應當改革幹部隊伍的選拔培養機製。
總體而言，從各個行業反饋過來的情況來看，宏觀經濟惡化已經開始，實際增長可能低於6%, 甚至到4%都是完全有可能的（用克強指數觀察經濟，用電量2014隻增加了3.7%, 而2015年上半年用電量同比僅增長1.3%），而且在繼續下行的軌道中。另外，大家也不必那麽聚精會神等待和糾結於定量研究一些權威數據－－國家統計局的GDP增長數字。因為連總理都不信，推出了克強指數，而更不幸的是大多數投行和經濟學家對宏觀預測的本事主要在猜國家統計局大概公布什麽樣的數字。
記得三年前習大大在國家博物館首談中國夢時，眼淚在眼眶中轉，大家都能看到他的真誠，能深深感到他的情懷，從神情中看出他的決心－－不負黨、民族、曆史和人民的期待。但是這裏不得不說：這兩年來反腐既大快人心，又令人有些擔憂。因為要根本解決當前的經濟的問題，就要解決利益集團的問題。而解決利益集團的問題，隻靠官國和體製中的官員的路是走不通的，根本出路是要發展人民民主，依靠人民監督，因為我們還有最後的最強大的潛力－－我們是“人民共和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