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的始與終 作者裴毅然

1938年國共合作時期駐武漢的中共領導人，左起：周恩來、博古、王明、葉劍英

 

從“東大”到“中大”

 

十月革命後，為不讓“帝國主義將新生的蘇維埃扼殺在搖籃裏”，也為了“世界革命”，赤俄政府在非常困難的條件下成立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簡稱“東大”)，斯大林為名譽校長，為東方各國培養革命幹部。1921年10月21日，“東大”正式開學，共產國際派代表參加管理，學製初定七個月，後改三年。專業均為政治類：黨的工作和政治教育、工會運動、行政法律、經濟。1925年，“東大”學生近千，涵蓋七十多個民族，除了中國學生，還有蒙古生、土耳其生、朝鮮生……

 

1925年秋，為紀念孫中山，蘇聯再辦莫斯科中山大學，東方大學部分中國師生轉入“中大”。中大1926年正式成立，建校初衷是為國民黨培養幹部，進入中大的國民黨係學生有：蔣經國、鄭介民、戴笠、穀正綱、穀正鼎、屈武、鄧文儀、劉詠堯、張秀蘭、吳家鈺、何重漢、卜濤明、王崇武等。是年，赴俄生費用明確由蘇聯政府負擔。據不完全統計，1921～1930年，蘇聯共培養1400餘名中國學生，其中300餘名國民黨員。

 

“四•一二”國共破裂，國民黨與蘇聯關係隨之斷裂，國民黨駐共產國際代表邵力子離開中大回國，從此中大理事會不再有國民黨成員。1932年“一•二八”後，日本顯露全麵侵華意圖，蘇聯再次援助國府，才與蘇聯恢複邦交。

 

1928年中大更換校牌：“中國共產主義勞動者大學”，改名“蘇兆征大學”，但師生仍沿用前稱“中山大學”。此後當然隻收中共學生。直至1930年中大停辦，共招收四期學生。1925年第一期340名，1926年第二期300餘名，1927年第三期百餘名，1928年四期百餘名。

 

“十天大會”上的鬥爭

 

1929年暑假，“勞大”學生赴黑海度假，在療養所展開了一場大辯論。爭論焦點為二：一、擁護校內支部局還是擁護駐共產國際中共代表團？而支持哪一邊，關係著大革命失敗的是非、中國革命的理論與策略。二、學製四年還是一兩年，要不要按正規程序既學俄文又學理論？

 

米夫、王明主持的支部局認為從中國革命長期打算出發，必須培養一批有理論根底的骨幹，必須進行正規教育———先學俄語再學理論。而在校中國學生多為大革命後在國內無法立足的幹部，許多還是文化很低的工農幹部，認為學俄文學理論實無必要，國內鬥爭那麽激烈，希望短期培訓後趕快回國，一兩年的學製已經很長了。

 

據親曆者劉英(後為張聞天夫人，1905-2002)回憶：“像我這樣的人，同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的感情很深，心中燃燒著複仇的火焰，希望得到學習提高，早日回國投入鬥爭，很自然地並不讚成支部局的教學計劃，對擁護支部局的同誌那種反對中共代表團的態度也不滿意。而像我這樣的人，在‘勞大’學生中占的比重很大。這樣，在平時，爭論就是不可避免的了。尤其是在牆報委員會裏，後來幾乎天天都要爭執。那時牆報幾乎每天一期，而牆報委員會主席陳昌浩就是堅定地擁護支部局的一個。”(《劉英自述》，人民出版社2005年10月第1版，下同。)

 

9月，黑海度假回來，中大支部舉行全體師生例行總結大會，由俄人支部書記作報告，會議發言主要圍繞以上兩個焦點激烈辯論，最後進行表決。這次大會史稱“十天大會”，它之所以出名，關鍵是選舉時出了後來名聲很響的“二十八個半”(反對派起的外號)。

 

大會一開始，提名主席團七人名單就引起爭論。名單上有餘篤三、中共中央代表團成員張國燾、區委書記芬可夫斯基、共產國際監委主席索裏茨。盛嶽說王明並未出席“十天大會”，他已回國，在上海任《紅旗報》通訊員、滬東區委宣傳幹事。劉英回憶：“激烈的爭論在這次會上總爆發了……會場上很混亂，讚同時鼓掌、歡呼，反對時起哄，因為兩派觀點尖銳對立，所以鼓掌、歡呼的聲浪和噓聲、起哄聲常常混成一片。激烈的時候甚至揮舞拳頭，相互威脅。爭論的問題主要是教學計劃的問題、大革命失敗的是非問題、中國革命的理論與策略問題。”

 

據陳修良等人回憶，“十天大會”為支部局精心布置，意在整中共代表團與反支部局的同學。此前已有“江浙同鄉會”、“第二條路線”(對中大支部局有意見者)、“反中共代表團”等一係列事件，校內矛盾已相當尖銳。黨內殘酷鬥爭從那時就開始了。如王明集團多次拉攏張崇德遭拒絕，便以“江浙同鄉會”罪名加以逮捕，未經審訊即由格別烏(蘇聯國家政治保衛總局)判五年勞改，釋放後再抓回，最後死在蘇聯。王明曾以共產國際名義找“不同意見者”李一凡談話，拉他到住所，用俄語告知，共產國際東方部想派他回國接辦中央機關報《布爾什維克》。李一凡回答：“我不會做買賣。”王明很尷尬，滿臉通紅。

 

“二十八個半”得名

 

“十天大會”上，各派人士上台發表意見，互相攻擊，鬧成一片，幾乎動武，主席台無法控製。張國燾講話時，法國來的華工上台想打，被俄國人阻止。最後，爭論焦點匯聚“支部局路線是否正確”？支部局自認為執行了“百分之百的布爾什維克”路線，廣大黨團員則認為支部局執行的是“右傾機會主義”路線，不僅有官僚主義問題，還有貪汙問題。

 

大會發言者：秦邦憲、吳玉章、王稼祥、董必武、盛嶽、餘篤三、李劍如、吳福海、張崇德、張崇文、李一凡、溥慶、唐有章、郭妙根、張祖儉。張崇德、李劍如的發言與支持支部局的人針鋒相對。餘篤三、李劍如的發言批評了以王明為首的宗派小集團。據王觀瀾回憶，董必武立場堅定，反對王明集團操縱支部局搞宗派，批評搞教條與唯成分論，不同意打擊人、整人，把凡是不同意見者都說成反黨分子、托派，帽子滿天飛。

 

陳修良分析：支部局的人想打倒中共代表團，特別想打倒瞿秋白、鄧中夏，因為不少“勞大”學生經常去代表團處談話。1928-1930年夏止，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成員為瞿秋白、張國燾、鄧中夏、餘飛、陸定一。中大學生中經常有人散布流言蜚語攻擊中共代表團。瞿秋白、鄧中夏甚至上了牆報漫畫，受到人身攻擊。

 

意見分歧太大，隻好付諸表決。大會最後一天上午，支部局向大會提交《解散團支部局的決議案》，五百多名中大生均投反對票，隻有二十八人舉手讚成，而這二十八個正好紮堆站在主席台左邊，很容易計數。事後，被稱“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嘲笑隻有他們才是真正的革命者，以示輕蔑。表決後，米夫見大勢不妙，下午搬來區委書記芬可夫斯基，用區委的名義命令大會結束。

 

盛嶽開列的“二十八個”名單是：王明、博古、張聞天、王稼祥、陳昌浩、沈澤民、凱豐、楊尚昆、盛嶽、夏曦、肖特甫、李竹聲、殷鑒、陳原道、何子述、孟慶樹(王明妻)、張琴秋(沈澤民妻)、杜作祥(陳昌浩妻)、李元傑、王保禮、王盛榮、王雲程、袁家鏞、孫濟民、宋泮民、汪盛荻、朱阿根、朱子純(女)。

 

未出席“十天大會”的王明之所以位列榜首，乃是這一派公認的頭頭。

 

至於那個“半”，即徐以新(1911-1994，後任外交部副部長)。一說年紀最小，又是團員；一說徐對支部局的態度前後不太一致，故算半個。

 

鬥爭的深遠影響

 

驚心動魄的“十天大會”結束了，鬥爭根子深深埋下。劉英回憶：“‘十天會議’結束時進行表決，形式上支部局一邊取得了多數，實際上許多人棄權，而棄權的人其實都不是讚成支部局的，隻不過有顧慮而沒有明確表態而已……”十天會議“的混亂局麵，使得學校領導以至聯共、共產國際都認為”勞大“學生黨員隊伍嚴重不純，決定進行”清黨“。不久就在聯共監察委員會直接領導下成立了清黨委員會。

 

1929年冬，隨著蘇共清黨，“勞大”也停課搞運動，日日夜夜“戰鬥”在會場。年底，支部局忽然召開全體黨員大會，組織委員王雲程手拿兩頁信紙宣布：河南人趙言清(俄名馬馬也夫)自殺了，留下遺書，揭發校內存在龐大托派秘密組織，“十天大會”中操縱廣大黨團員群眾向支部局進攻、反對黨的領導，提供了一個百十來人的托派名單。此後，校內學生陸續失蹤，說是被送回國、共產國際找去談話，實際上被逮捕了，其中有唐有章、李一凡、張崇德等。

 

幾百名學生遭受冤屈，五六十人被逮捕，李一凡後被流放西伯利亞，遭受迫害22年，1958年才回國。被逮捕的學生不少死在蘇聯，如張崇德、李國暄。一部分學生送回國，如“十天大會”主席團成員餘篤三(後死於鄂豫皖蘇區肅反)、李劍如。瞿秋白三弟(景白)反對支部局，清黨時被格別烏逮捕，後失蹤。少數人飛黃騰達。李國暄僅因同情俞秀鬆、周達明、董亦湘，為他們送了毛毯，就被隔離五年，1937年上半年後，再也聽不到他任何消息。《江蘇革命史料》1983年第8期載文稱，董亦湘被王明誣為托派，1938年被捕，經其俄籍妻子與弟弟董滌臣請國際紅十字會幫助尋找，蘇聯中央軍事檢察院1959年通知：“他沒有罪行，應恢複其名譽。”

 

在國內，黨內鬥爭也相當激烈。博古妻阿金，江蘇省委婦委書記，受不了白色恐怖的沉重壓力，精神失常，送蘇聯治療。

 

“二十八個半”的下場

 

“二十八個半”的人生道路，個個有異，既兩極分化，亦有“中間人物”。

 

八名黨內要角：王明、博古、王稼祥、張聞天、沈澤民、凱豐、楊尚昆、陳昌浩(“文革”中自殺)。四名烈士：陳原道、夏曦、何子述、宋泮民(冤殺於湘鄂西肅反)。追隨革命者：王盛榮(後任湖北冶金廳副廳長，“文革”中入獄)、徐以新、孟慶樹(隨王明赴蘇，1983年病逝於俄)、張琴秋(“文革”中自殺)。病故：殷鑒(1934年被捕，後因病保釋就醫，不久病故)。不詳：肖特甫、朱自舜、杜作祥。

 

變節者：李竹聲(政治局委員、上海中央局書記)、盛嶽(中委，接李竹聲任上海中央局書記，被李供出)、王雲程(團中央書記)、孫濟民(團中央組織部長)、袁家鏞(江蘇省委書記，後入“中統”)、朱阿根(江蘇省委組織部長，一說退了黨)。王保禮(即王寶禮，曾任莫斯科中山大學副校長，回國後叛變，在上海大馬路上帶特務搜捕留蘇同學，一說淡出政治舞台)、李元傑(傳說叛變)、汪盛荻(江蘇省委宣傳部長，後退出了黨，一說叛變。1950年代初期在湖南被處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