蒼山殘陽
曆史，是過去的現實， 現實， 是將來的曆史， 我們不糾纏曆史，我們創造曆史！
編按：上海學包括上海史，又不僅僅隻是上海史，上海的曆史盡管並不太長，但由於風雲際會，她在近代即一躍而成為享譽國際的東亞大都市，這一勢頭似乎有增無減。上海學成果累累，但其實還有很多值得發掘的富礦。今承蒙上海社會科學院周武研究員惠賜大作，其看法為未來上海學研究提出了無盡值得關注的視域，特此刊出，以饗讀者。
開埠以來，上海一直倍受世界關注，由這種關注而產生的有關上海的日記、書信、通訊、指南、遊記、回憶錄、論文集、期刊論文、學位論文和各類專門著作，用汗牛充棟來形容是一點也不為過的。據2009年上海辭書出版社出版的《海外上海研究書目》所列，截止2005年底，單英文、法文、德文、日文等外文上海文獻，以及部分海外駐國內機構出版的外文文獻，即多達4092種。就其趨勢而言，近三十多年來尤蔚為大觀，舉凡政黨、幫會、同鄉會，道台、警察、資本家、職員、文人、畫家、記者、藝人、工人、女工、妓女、乞丐等等，靡不有專精的研究。這些論著幾乎涵蓋了上海的古今，尤以近代上海的研究最集中最深入，近年來更推而及於當代上海，有關論述漸成氣候。
民國時期上海外灘
與國外相比，近年國內的上海研究更盛。大到多卷本的通史、通誌、辭典，小到一所學校、一家影院、一個社區、一條街道、一幢建築、一條河道、一本雜誌，無不有專門的論著，有的還不止一本。譬如關於外灘源的研究，著作就不下十餘種；寫外灘、南京路、福州路、淮海路、馬斯南路的書亦不少。至於各種影像、畫冊、地圖、回憶錄、口述史，更是鋪天蓋地，巨細靡遺。別的且不說，單是各類方誌，據統計，截止2004年，1949年後編寫的新方誌，即多達1034種，加上最近十年新修方誌，數量就更加驚人。如果編一本《國內上海研究書目》，那篇幅和規模絕不亞於《海外上海研究書目》。
以上還僅是上海曆史層麵的研究，若納入從經濟學、社會學、政治學、法學、文藝學、考古與博物館學、地理學、宗教學、建築學、規劃學、人類學、生態學、民俗學等具體學科切入的現實層麵的研究，包括基礎研究、應用谘詢研究和城市發展戰略研究，以及各種藍皮書和發展報告等，那就更不可勝計了。正因為如此，有學者甚至斷言：“上海學”已很難再有大的突破！
然而，檢視這些論著，不難發現上海研究雖成就斐然，盛況空前，但毋庸諱言，亦存在一些明顯的問題。據陋見所及，這些問題主要包括以下七個方麵：
一、描述多而解釋少。如前所述，上海研究在中外學者的合力推動下，漸成顯學，相關成果已極可觀，但這些論著無論是史還是誌，多僅止於描述，或記述上海的過去，或分載它的自然和社會諸現象。描述，當然並不容易，但僅止於描述，就研究而言，是遠遠不夠的，“不待論斷而於敘事之中即見其指者”畢竟罕有。如何在描述的基礎上做出富有穿透力的解釋，進而為都市研究提供一種分析典範，是更艱巨的任務，也更考驗學者的智慧。解釋不僅需要材料，需要理論，更需要拓展視野。
墨菲說：“上海決不是孤立地存在；它同全國大多數地區和重要城鎮息息相關；如果脫離了全國的曆史、地理環境和發展演變，單就上海論上海，那麽誰也無法把上海城市各時期發展演變的情況生動而逼真地描繪出來。”其實，上海不單“同全國大多數地區和重要城鎮息息相關”，而且同整個東亞世界乃至全球網絡息息相關。上海是一座“兩個世界之間”的樞紐型城市，一頭連著世界，一頭連著廣袤的內地，上海的重要性和“傳奇性魅力”即是在這種連結中日益突顯出來，並成為中國邁向現代進程的肇始者和推進器。隻有把它放到區域、國家和全球的視野中加以闡釋，才有可能更準確地揭示出上海城市的變遷軌跡、動力機製和個性特質。
民國初年上海南京路
二、分門別類的研究多而通貫整體的研究卻非常罕見。分門別類的研究是現代社會科學的一種常態，經濟學、政治學、法學、社會學、人類學等學科各有各的視域、理路和方法，但相對於整體而言，由各社會科學具體學科切入的 觀察和研究，所能看到的和捕捉到的都隻是局部的真相或某一特定方麵的意義，並不足以說明一個社會或一個城市的“總相”。即使是各具體學科研究的結果之和，也不能說就是“社會的總相”（呂思勉語）。
分科研究的這種內在局限在上海研究中不僅存在，近年受國際學術界大行其道的“從上到下”研究取向的影響，更呈現出愈演愈烈之勢，研究題目越來越微觀，越來越細碎化。研究城市空間，則由城區、社區、街區延伸到弄堂、街道、廣場；研究城市社群，則從道台、市長、警察、聞人、大亨一直到妓女、乞丐、流氓、混血兒；研究公共空間，則從茶樓、酒吧、咖啡館、公園到浴室、旅館、相親角；研究娛樂文化，則從戲院、電影院到跑馬廳、安愷第、百樂門、遛狗場、舞池；研究器物文化，則從自行車、照相機、電報、唱片到上水下水；研究教育，則從大學而中學而小學；研究衛生，則從公廁、馬桶到糞便處理；研究社會，則從聲色犬馬、黃賭毒一直到吃喝拉撒，等等，無不有專人研究，專書出版。
而那些真正影響上海城市變遷的重大課題，如戰爭如何塑造上海，上海如何由商業都市變成工業都市，空間如何變遷，文化與市場互動問題，中央與地方問題，省市行政疆界問題，上海與外部世界的關係問題，舊城改造問題，郊區的都市化問題，生活成本問題，等等，反而很少有人關注，並進行深入研究。我並不是說上述具體的微觀的題目不值得研究，或不必研究，而是擔心如果缺乏通貫整體的視野，不具備起碼的通識，把它們跟“城市的生命”、城市的內在需要、城市空間與功能的衍變連接起來，這樣的微觀敘事就會變成無法串起來的一地散碎，它的意義不免要大打折扣。
三、租界研究多而華界研究少。研究上海，租界是一個無法繞開的重大課題。上海從一個普通濱海縣城一變而為國際性大都市，靠什麽？靠的主要就是一整套迥異於帝製時代的新製度，即租界製度。可以說，製度變遷是近代上海乃至現當代上海變遷的內在風景，不研究上海租界製度，不研究上海的治理體係，就無法真正理解近現代上海城市變遷的內在奧秘。因為這種製度，上海乃成為資本、信息、技術和人才的薈萃之地，成為亞洲最繁盛的頭號巨埠，足以與巴黎、倫敦、紐約媲美。正因為如此，早期的上海研究即多從製度切入，如王揖唐《上海租界問題》、徐公肅的《上海公共租界製度》、阮篤成的《租界製度與上海公共租界》、蒯世勳的《上海公共租界史稿》等皆是。最近三十年來的研究，租界製度亦受到格外關注，由上海市檔案館主持編纂出版的《上海租界誌》，馬長林先生的《上海公共租界城市管理研究》和《上海的租界》，以及華東政法大學王立民先生主持的上海租界法製研究係列著作等，對租界製度的梳理和研究則更全麵係統。
不過，由於受語言和檔案資料的限製，現有的租界研究多集中於公共租界，而法租界研究則相對較少，這種不平衡狀況近年已引起學界注意，並有所改變。去年中法合作在上海召開了首屆“法租界與近代上海”國際學術討論會，即對近代上海的“法國區”及其治理體係進行了別開生麵的研討。相比之下，有關華界的研究不免瞠乎其後，迄今較具學術含量的論著仍不多見。實際上，這種研究格局不但影響近代上海研究的整體性，而且也影響租界研究應有的廣度和深度，因為不深入研究華界，就無法透徹了解租界製度的集聚效應和外溢效應，更不足以說明近代上海城市變遷的“總相”。
民國時期上海街景
四、有關變的研究多而有關常的研究少，有關變中之常和常中之變的研究更是少之又少。西諺有言羅馬不是一天建成的。上海從一個漁村變成區域性港市再變成國際都市是一個漫長而複雜的過程。變是它的曆史常態，沒有變，就沒有上海的昨天、今天和明天。開埠前上海地處江南邊緣和大運河漕運體係的邊緣，民情、風俗、習慣、信仰等俱受江南中心城市蘇州和杭州影響，可以說是江南的上海。開埠以後，江南這種區域城市格局隨著中外貿易體製的確立而發生了深刻的變化，上海與世界經濟、文化的互動日益緊密，並在這種日益緊密的互動中日趨現代化和國際化。
據濱下武誌、古田和子等學者的研究，早在19世紀後半期，中國商人已成功建立起以上海為中心、覆蓋東亞甚至整個亞洲的商業網絡（即所謂“上海網絡）和“交易圈”。甲午戰後，民間資本投資興業解禁，在一派“商戰”的呼聲中，上海快速步入工業時代，滬東、滬北、滬西、滬南等都市工業區次第成型。到了兩次世界大戰之間，上海在此前累積的外貿、工業、製度和西學傳播等方麵優勢的基礎上，快速發展成為整個亞洲最繁華和最國際化的大都會，江南的上海遂變成名副其實的世界的上海。1949年後隨著國家政權的更迭，上海發展由“麵向海外”轉到“麵向國內”，上海與世界的廣泛聯係被人為阻斷，上海港口的遠洋輪船幾乎絕跡，外資企業、外國僑民紛紛撤離，“對於一個經濟上緊密依靠經由海道暢通無阻地獲取原料、生產和消費用品和市場的城市來說，這種形勢不能不在基本上影響它的經濟生活”，在這種情況下，上海的發展不能不主要依靠國內的資源和國內的市場，世界的上海蛻變為中國的上海。
改革開放後，特別是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之後，上海再造通向世界之橋和通向曆史之橋，重新接續傳統，融入世界，上海由此進入“再全球化”的時代。其中的標誌性事件，包括1990年4月浦東的開發開放，2001年10月上海舉辦的APEC第九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2010年中國上海世博會，以及2013年9月中國上海自貿試驗區設立，通過這些事件，上海不但成功重建了從商業到文化的全球網絡，並在重建過程中完成了一次曆史性的轉身，上海再度回歸到世界的視線之內，成為全球矚目的最具活力的國際大都市之一。從江南的上海到世界的上海，從世界的上海回到中國的上海，再從中國的上海到再全球化的上海，其中的每一個階段，都賦予上海這座城市不同的內涵，這些來自不同階段的內涵的不斷沉澱和不斷豐富，就構成了上海區別其他城市的城市基因、性格和傳統，也就是上海城市的常。已有的研究中，比較關注上海的古今之變，而對常，即變如何沉澱而為常，以及變中之常和常中之變精微的細化研究則顯然太少。
五、有形的研究多而無形的研究少。有形指的是上海的外在風景，看得見摸得著，無形指的是上海的內在風景，即傳統、製度、技術、精神等。地理空間，城市景觀，建築、街區、街道、弄堂、廣場、公園、郵局、百貨公司、火車站，五花八門的組織機構，形形色色的人群，等等，都是上海的形，也可以說是上海的外在風景；而各種有形無形的法規製度，通過各種傳媒出版表達的知識、觀念、信仰、技藝，以及積久形成的各種約定俗成的“共同的習慣”、“公共信條”和“心靈積習”，則是這個城市的內在風景，是這個城市的神。中國有個成語叫“形神兼備”，但在具體研究中做到“形神兼備”是非常不容易的，往往是有形無神或有神無形。這是長期以來將形的研究與神的研究分開的結果。形是神的載體，神是形的景深，單純研究形，或單純研究神，都不足以展現一個城市的形與神，隻有透過一個個具體的形的研究，找到這個城市的內在風景，以及這個城市的精神氣質。
以建築為例，鄔達克建築之所以能夠在上海大獲成功，就因為他獨創的建築語言，契合了“這個城市的命運”，鄔達克的傳記作者盧卡·彭切裏尼認為，鄔達克為上海的西方業主和中國業主設計作品的方向截然不同，而後者正是他成功的原因所在。“中國業主是手握權力的社會文化精英，需要用建築表達自己的成功以及他們領導國家走向現代化和民族主義的雄心壯誌。在這樣的預設下，鄔達克被要求尋找一種既能表達現代化又具有識別性的建築語言，以區別於當時上海灘那些體現外國勢力的強大與傲慢的建築。”鄔達克為自己找到了這種獨創的建築語言，“既能表達現代化又具有識別性”，正好契合了中國業主的追求。又如大上海建築群，明顯有別於外灘集中展示的歐式建築群，它竭力表達的不是權力和財富，而是透過建築向世界宣示中國政府在租界之外再造城市中心的雄心和理想。多少有些遺憾的是，大多相關的研究隻關注有形的建築本身，對建築語言表達的意蘊、寄托和思想卻被有意無意地忽略了。其實，一切人造物都可視為一種表達，建築是一種表達，街道、廣場也是一種表達，隻不過表達的內容因人因事因物而異而已。
民國時期上海集體婚禮 （背景為上海市政府）
六、人文社會科學切入的研究多而科學技術切入的研究少。科學技術對一個城市發展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上海從一個濱海縣城衍變為現代化國際大都市，其中的每一步都離不開科學技術的研發、創新與發展，離不開科學技術的轉化、應用和推廣。近代以來，上海不但是中國接觸、介紹、傳播、接受、消化西方科學技術最為集中的地方，而且是中國科學技術研發、轉化和推廣的中心。上海的現代性和優勢地位的確立，很大程度即建立在全國領先的科學技術的基礎之上。上海是中國最早引進、使用和推廣電話、電報、電燈、汽車、自來水、煤氣等公用設備和技術的城市，在工業技術、建築技術、工程技術、河道疏浚技術及通訊交通技術的引進與研發上，也都走在全國前列。
上海的公用事業靠技術，製造業靠技術，甚至上海能夠成為文化中心城市，也靠技術。如果沒有與世界同步、全國領先的技術，特別是印刷技術，上海就不具備足以成為文化中心城市的文化生產能力和知識傳播能力。可以說，科學技術改變了人類生活，也改變了上海這座城市的命運。但奇怪的是，對上海科學技術的發展與城市變遷、市民社會生活變化的研究迄今尚未引起足夠的重視，與人文社會科學切入的上海研究相比，科學技術切入的上海研究明顯滯後。
七、曆史的研究與現實的研究基本上處於一種割裂狀態。長期以來，曆史的研究和現實的研究基本上是兩撥人馬，從事曆史研究的學者幾乎不碰現實，從事現實研究的學者更不願回望曆史，由此造成的割裂，以及由這種割裂造成的視域盲區，是已有的上海研究中最突出的通病。其實，現實上海是由曆史上海演變而來，我們現在講的“上海特點”、“海派”從哪裏來？當然是由上海獨特的身世和經曆賦予的，不了解上海的曆史，不了解上海曆史潛在的種種可能性，怎麽可能深入地理解上海的現實。簡言之，沒有曆史感，哪來現實感。
民國時期上海月份牌上的群芳圖
海外知名學者王國斌先生說得好：“當前時髦的關注點是地方與全球，很多學者試圖從中抓住當代的情況，但我們應該記住曆史的重要性。一些重要的曆史變革模式不僅發生在地方和全球層麵，也發生於地區和國家層麵。無論我們是希望創造上海的未來，還是僅僅想觀察和預測其可能性，更認真地研究曆史將被證明是大有裨益的。”因為“曆史不僅教給我們問題，也告訴我們可能性”。上海學當然要關注當代上海，但當代上海是由曆史的上海演變而來，不了解“源”就無法真正了解“流”，因此，在討論和研究當代上海問題的時候，若不更自覺地賦予曆史眼光，這樣的討論和研究便沒有縱深的曆史感。而缺乏縱深的曆史感，再看似天衣無縫的解釋也勢必要減損其應有的籠罩力和說服力。
基於對上海研究現狀的上述梳理與分析，我們希望這本以上海學命名的學術集刊，更多地從通貫整體的角度來解讀上海，詮釋上海，並藉此提升上海研究的立意、格局和氣象。
追求通貫整體的詮釋，並不是說可以忽視或不要細節、局部、碎片的研究，隻是強調任何細節、局部、碎片的研究，都必需依托通貫整體的研究。錢穆在《晚學盲言》的開篇對整體與部分的關係所作的闡釋，或許有助於我們理解這個問題，他說：“有‘整體’，有‘部分’。但應先有了整體，才始有部分；並不是先有了部分，乃始合成為整體。如先有了‘天’，乃始有春、夏、秋、冬，非是先有了春、夏、秋、冬，乃始合成一‘天’。亦是先有了‘地’，乃有山、海、川、穀，非由山、海、川、穀，合成一‘地’。一個住宅，必有門、牆、窗、戶。非由門、牆、窗、戶，拚湊成一宅。人體亦先由身之整體來產生出耳、目、口、鼻、胸、腹、手、足各部分，非是由各部分拚湊成身體。”
錢穆先生
錢先生的這段話讓我想起多年前跟哈佛大學孔飛力教授一次交談的情景。在那次交談中，我偶然提到一個成語，一葉知秋，他馬上接著說：如果你不知道秋天，一片落葉有什麽意義！隻有你懂得秋天，或對秋天有一個整體性的概念，才可能理解一片落葉的意義。我想，錢穆先生和孔飛力先生表達的是同一個意思，細節、局部、碎片，隻有在整體中，它的意義才會顯現出來。因此，問題並不在於該不該研究細節、局部、碎片，而在於是否具備通貫整體的眼光和視野。這種眼光和視野，也就是我們通常講的通識。而通識，說到底，乃是來自曆史自身的“問題意識”，是思想與學術交匯的產物。它是一種視野，更是一種智慧。這種視野和智慧，既不是從概念推論的“純思的抽象”中得來，也不是從紀實與虛構的“具象的抽象”中得來，而是從古今中外之變的洞察與思考中浮現出來的，當然還有學者本人的稟賦。
有人批評以往的研究過於集中在上層、國家、政府、政治、精英這些方麵，過於突出精英，而對大眾，對日常生活視而不見。這種批評是有道理的，但也不盡然。一個城市和一個國家一樣，上層、國家、政府、政治、精英這些方麵在曆史變遷過程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這是毋庸置疑的，因此，他們構成敘事的中心，有其合理性。問題在於，我們應該怎樣看待和研究他們所扮演的角色和所發揮的作用。他們的角色和作用，他們的重要性，不是來自上帝的授予或某種神奇力量的賜予，而是在曆史中形成的，是曆史選擇的結果，是在大眾中產生的。沒有大眾，何來上層何來精英？沒有大眾，他們的角色、作用和重要性便無從體現。他們的角色和作用，他們的重要性產生之後，又是怎樣作用於大眾，並影響甚至左右曆史的。換句話說，就是沒有孤立於大眾之外的精英，也沒有與底層、基層完全脫節的所謂上層。因此，宏大敘事的問題並不是出在過於集中關注上層、國家、政府、政治、精英，而出在視野。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要質疑的不是關注本身，而是以什麽樣的視野去關注。
上海學並不是今天才突然冒出來的一個概念，早在1980年，江聞道先生就已提出過這個概念，隻不過他基本上把上海學等同於上海史。1986年，陳旭麓先生曾撰寫並發表《上海學芻議》一文，不僅倡導上海學研究，而且對上海學這個概念做出了清晰精確的界定，文中寫道：“上海學當然是以研究上海為對象，但它不同於上海史、上海誌，史是記述它的過去，誌是分載它的自然和社會諸現象，學高於史、誌，是它們的理論升華。上海學要研究上海的沿革、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和自然狀態，這些都是早已分別研究的內容，也是正在深入研究的內容，但它們的排列不等於‘上海學’，即使在這基礎上的綜合，也隻是‘上海大觀’或‘上海概述’，稱不上‘上海學’。上海學應該是從對於上海的分門別類及其曆史和現狀的研究中，找出它們的聯係和內核，由此構成為研究和發展上海這樣一種都市型的學理，富有上海的特殊性，又含有都市學的共性。”
這個界定，即使在今天看來，也沒有過時。我們創辦《上海學》集刊，當然不是要編“上海大觀”或“上海概述”，我們希望以通貫整體的眼光關照、解讀和詮釋上海，一方麵從細節、局部、碎片的研究和分門別類及其曆史與現狀的研究中“找出它們的內在聯係和內核”，從而更完整更立體地呈現上海城市的興起、發展、困頓和轉型的曆史，呈現上海城市變遷過程中的變與常，以及變中之常和常中之變，呈現上海城市的外在風景和內在風景，呈現上海的“城市生命”、城市精神、城市氣質，以及由這種精神氣質化合而成的傳奇性魅力；另一方麵嚐試通過“科際整合”和“視界融合”等手段，放寬和拓展“曆史的視界”，在上海研究中，引入區域的視野、國家的視野和全球的視野，即把上海城市變遷放到區域（江南）、國家和全球的整體變遷格局中加以考察，從而更準確更具深度地揭示上海城市變遷的動力機製、約束條件和空間規模，以及上海之於區域、國家和世界的特殊意義，揭示以上海為中心的國際化商業流通網絡和知識傳播網絡的形成、延伸與拓展，以及在這個過程中上海所累積的巨大的城市能量和無遠弗屆的吸納與輻射能力。通過持續的努力，我們希望能為上海研究開拓出新的意境，為國際都市研究提供一種新的典範。
在當今學界，上海學是一門方興未艾的顯學，也是一門內涵和外延極其浩瀚深廣的學問。因其方興未艾，所以可以開拓的研究空間巨大；因其浩瀚深廣，所以不是任何一個機構或個人所能窮盡。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認為，上海學應當成為一種共業，一種共同的學術事業，竭誠歡迎海內外上海研究同行和我們一道，致廣大，盡精微，合力把這本集刊辦好，共同推進這一共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