蒼山殘陽
曆史，是過去的現實， 現實， 是將來的曆史， 我們不糾纏曆史，我們創造曆史！
1965年到1966年期間，印尼軍政府以清洗共產主義分子為由發動大屠殺，很多和共產黨沒有關係的普通人、包括很多印尼華人，都被扣上共產主義分子的帽子慘遭殺害，遇難總人數估計有幾十萬乃至數百萬。
50多年來，這段黑暗血腥的曆史被深深埋藏，連印尼人自己也不太清楚。
前陣子我介紹過旅居丹麥的美國導演約書亞·奧本海默(Joshua Oppenheimer)耗費自己整個青春 ，在印尼居住十多年，走訪許多當年的劊子手，終於把那段被遺忘的曆史拍成紀錄片《殺戮演繹》(The Act of Killing)的故事。
為了避免被審查，《殺戮演繹》在印尼沒有公開放映，而是私下放映，全靠社交媒體上像星星之火一樣的口口相傳，最終延燒成撼動整個印尼的熊熊大火，並且促使印尼政府鬆口表態，開啟了走向真相的第一步。《殺戮演繹》也被提名2014年的奧斯卡最佳紀錄片。
其實，《殺戮演繹》還有一部續集，那就是在今年年初同樣提名奧斯卡的《沉默之像》(The Look of Silence)。
《殺戮演繹》 的主角是一群殺人如麻血債累累的劊子手，他們麵對鏡頭誇耀自己當年的“英勇”事跡，重新演繹殺人的場景。
而《沉默之像》聚焦的則是當年死難者的家人，講述他們如何在50年的時間裏，除了背負失去親人的刻骨傷痛以外，還要麵對日複一日的羞辱欺淩。
說到這裏，必須要提起一個值得被全世界尊敬的印尼男人，他的名字叫阿迪·盧坤(Adi Rukun)。
阿迪·盧坤
沒有他，沒有他的勇氣和堅持，就沒有這兩部改變印尼曆史的紀錄片。
2003年，奧本海默在印尼尋找大屠殺死者家人的時候，經人介紹認識了36歲的阿迪。
在1965年的屠殺中，阿迪的哥哥拉姆利(Ramli Rukun)被行刑隊用極其殘忍的手段殺害，陽具被切了下來，腸子流了一地。哥哥死後，阿迪還在上學的姐姐也被抓走，屍體被送回村莊時頭顱已經不知去向。
阿迪從來沒有見過哥哥，他在哥哥死後兩年、也就是1967年才出生。看似躲過一劫，但是幾十年來，阿迪一家依舊陷在恐懼和貧困的泥沼中，動彈不得。當年的施暴者不但沒有遭到懲罰，依舊掌握政權，被視作英雄。而幸存者和他們的家人則繼續被汙蔑，被抹黑，被敲詐勒索。印尼官方想抹去這段曆史，從學校抓起，教給下一代被扭曲的真相。
在家裏，母親日日念叨哥哥慘死的樣子。殺害哥哥的凶手就住在同一個村子裏，村裏的牧師和村長都是凶手，仍然風光無限，可以為所欲為。
阿迪的母親
從2003年到2010年這七年的時間裏，阿迪一直作為奧本海默的得力助手，利用業餘時間協助他處理各種拍攝事宜。一有時間，阿迪就會跑去奧本海默家裏，看剛拍好的素材。奧本海默還給了阿迪一部相機，希望他能拍點影像，找找靈感。
海默和阿迪
2010年，在《殺戮演繹》的拍攝接近尾聲時，阿迪懇求奧本海默，讓自己去采訪當年的施暴者。
他說，看了七年施暴者的影像資料後，他覺得自己需要去親自見他們，找到殺害哥哥的凶手，看看他們能否為當年的暴行負責。
奧本海默的第一反應是拒絕，因為在當時印尼的環境下，這樣做無疑會給阿迪帶來巨大的危險。
但是，阿迪用奧本海默給他的相機解釋了自己堅持的原因。
在那部相機裏，存著他拍的一段錄像，是他100多歲的父親，用瘦小的身軀在自家院子的地上不安地爬來爬去，滿臉惶恐，嘴裏含糊不清的在呼救，“我走丟了，我會挨打的”。
阿迪拍的父親錄像，後來被奧本海默保留在紀錄片裏
阿迪解釋說，“這是我父親失去他記憶的第一天，從那天開始他忘記了一切，不認得任何人，忘記了自己被殺害的大兒子，忘記了自己被徹底摧毀的一生。”
“但是，”阿迪接著說，“他沒有忘記恐懼。而且，他現在再也沒有辦法走出那種恐懼了，因為他想不起來發生了什麽，所以他的傷痛再也無法痊愈。已經太晚了。”
“我不希望我的孩子們，像我的父親、我的母親和我一樣，繼續生活在這種恐懼的牢籠裏，”阿迪流著淚，平靜而堅定地說，”印尼上百萬的受害者被囚禁在這樣的恐懼中，我不希望這發生在我孩子身上。”
作為父親，他希望去直麵這些恐懼，彌補上那段空白的曆史，才可能釋懷。他不想複仇。他想告訴施暴者，隻要對方承認當年的錯誤，他就能原諒他們。
奧本海默被說服了。
阿迪的工作是配鏡師，但他沒有自己的店麵，平時帶著光學儀器到顧客家裏給他們驗光。但這反而給他的采訪和拍攝帶來了便利，他刻意挑選上了年紀的顧客，因此有機會碰到很多當年的劊子手，和他們麵對麵近距離接觸。
《沉默之像》記錄的，就是阿迪走訪6位前行刑隊成員的過程。
跟《殺戮演繹》中的劊子手一樣，他們對屠殺不感到愧疚，認為時至今日，受害者、幸存者對他們的懼怕是理所當然的。他們也能自如地，事無巨細地複述起當年殺人的過程。
阿迪首先走訪的是村行刑隊前頭目伊農。阿迪先給這位72歲的老人驗光，再把話題往大屠殺上引。因為老人的鄰居大多數都跟共產黨“有聯係”，所以鄰居依舊害怕他，而伊農認為這是這種恐懼是應當的：“他們知道他們無力反抗我，因為我是群眾運動的一部分。”
阿迪給伊農配鏡片
但伊農話鋒一轉，提到了喝人血的事。他說因為殺了太多的人，很多人都發瘋了。有位行刑隊員每天都要爬到棕櫚樹上去做禱告。伊農說：“避免發瘋的方法隻有一個，喝下被你殺的人的血，否則你就會瘋掉，但喝了血，你就無所不能了，又鹹又甜，人血的味道。”
當阿迪問處決時會砍幾刀，伊農說就一次，不能砍一個人兩次。似乎隻砍一刀是“人道”的做法。他提起自己殺女人的經驗，說：“如果你把女人的乳房割下來，看起來和椰奶過濾器很像，全是窟窿”。
當阿迪反問，伊斯蘭教不是反對殺戮的嗎？伊農開始不耐煩，說自己對政治一無所知，不喜歡談論政治。
另一位行刑隊員也提到了喝人血的事。他說為了恐嚇華人，他提著一個女人頭，然後把頭扔進了垃圾箱。接著他一路殺人，把被害人的手捆綁在身後。然後割喉，用杯子接著滴下來的血，一口氣喝掉。所有的行刑隊員都用這種方法殺人，一邊割喉放血，再把血喝掉。
“這樣就不會瘋掉了。” 說這話時，他的女兒在一旁附和著點頭。阿迪平靜地問她，你爸爸殺了那麽多人，還喝血，你聽了什麽感覺。她說自己從來沒有聽過這些事，覺得嚇人和殘忍，但是，也許正因為他父親喝了那麽多血，所以還這麽強壯。
“大家都這麽說”，“大家都這麽做”，“我什麽都不知道”，施暴者和家屬用這種借口開脫，心安理得地活在謊言和無知裏。
當阿迪告訴他們，自己的哥哥也在當年被殺的人裏時，施暴者的女兒才表示了歉意，請求阿迪原諒父親，希望以後能把他們當家人看待。
阿迪臨走前擁抱了父女兩人。這個擁抱，不知道帶有多少複雜的情緒。
雖然女兒代替父親道歉，但是施暴者們並沒有親口承認錯誤。除了劊子手，當年行刑大隊的獄卒、隊長、司令，無一例外地用服從上級命令和政治正確為自己開脫。
阿迪的舅舅是當年的監獄看守，但是否認自己是殺害侄子的間接幫凶。他說自己隻是遵守上級的命令，他沒有拿砍刀，更沒有殺人，自己是保衛國家的英雄，絲毫不愧疚。
前麵說過，製作《殺戮演繹》時，阿迪常常會去看奧本海默拍的錄像，於是導演用了大量特寫，拍下了阿迪看屠殺者訪談的樣子。
從錄像中，阿迪得知了哥哥死去的細節。伊農和另一位村行刑隊頭目哈桑，把拉姆利的死當作經典案例，在鏡頭前表演屠殺。
他們邊演邊解說：“我們一刀一刀砍拉姆利，像這樣捅他，直到他不動了，我就把他堆到河裏，他抓住了樹根，求饒，叫救命，我們把他撈了出來，切掉了他的生殖器，這才殺了他。”
屠殺過後，河邊的居民再也不願意買魚肉吃，因為魚肉是吃人肉長大的。
為了向後代宣揚自己的“英雄事跡”，哈桑把自己屠殺的細節編成了書，配了插圖，並複印了一本送給奧本海默。
阿迪和奧本海默很快引起了哈桑兒子的反感。他們不斷強調對屠殺一無所知，讓阿迪不要再刺激生病的母親。
直到那時他們才意識到，奧本海默這次拜訪的目的不是歌頌哈桑在屠殺中的豐功偉績。
在拍攝過程中，阿迪的家人非常擔心阿迪的安危。
阿迪的母親擔心對方會派人追殺他；他的妻子擔憂如果阿迪遭遇不測，自己和孩子將失去所有依靠。
阿迪的母親
在采訪施暴者前，奧本海默采取了嚴密的預防措施來保護阿迪。因為奧本海默坦言，自己也非常恐懼。而這種恐懼不同於拍攝《殺戮演繹》時的體會。
阿迪和妻子
奧本海默說，《殺戮演繹》帶來的是心理上的恐懼：拍攝完成後，他受噩夢失眠折磨長達8個月，不斷收到印尼軍方的死亡威脅；而《沉默之像》讓奧本海默擔心的是電影團隊的人身安全。在拜訪施暴者過程中，一直有工作人員和備用車輛在外巡邏，以防不測。每次拍攝，阿迪的家人都收拾好行李，在機場等候，萬一出事，他們可以用最快的速度撤離。
即便內心恐懼，阿迪走進那些弑兄仇人的家裏時，卻像對待普通顧客一樣，給予他們禮貌和尊重。奧本海默在采訪時說，阿迪是以平等的態度去與施暴者交流，隻有把他們當作一個活生生的人，而不是視作犯下滔天罪行的怪物，才能進入他們的內心世界。
拍攝結束後，阿迪帶著妻子和兒子女兒迅速搬離了家鄉，奧本海默專門聘請了5個保安，24小時巡邏保護他們一家的安全。
奧本海默幫阿迪開了實體眼鏡店，還幫阿迪一家申請了丹麥的長期簽證，保證他們隻要一感覺到危險，就能馬上逃出印尼。
幸運的是，由於第一部紀錄片《殺戮演繹》在印尼廣泛的影響力，《沉默之像》的發行得到了印尼國家人權委員會和雅加達藝術委員會的支持。盡管無法在電影院上映，許多劇院和學校都組織觀看了影片。
2014年11月10日，紀錄片在印尼最大的劇院舉行全國首映，隻能容納1000人的劇場湧入了2000多名觀眾，不得不臨時加映一場。
放映結束後，阿迪突然出現在劇場裏，全場起立向他致敬，掌聲持續了整整15分鍾沒有平息。
當天正好是印尼的國家英雄日，印尼推特上掀起了一股熱潮：“今天，我們有了一名新的國家英雄，他的名字叫阿迪。”
在接受媒體采訪後，阿迪寫了一篇短文，講述了自己之所以要冒著巨大的生命危險去拍攝《沉默之像》的原因。
作為一名驗光師，我致力於幫助大家看的更加清楚。我希望通過這部電影做同樣的事。我希望讓許多人看清1965年印尼屠殺的真相——那段被欺騙或隱瞞噤聲的罪行。作為受害者的家庭，我們蒙受了汙名。我們被叫做“地下共黨”、“潛在的社會危害分子”、令人恐懼的幽靈、該被滅絕的蛀蟲。這些詞都不代表我們。
我決定和約書亞製作這部電影，是因為我知道它會帶來改變——不僅是為了我自己的家人，我希望全印尼上百萬的受害者家庭也能獲得幫助。我甚至希望它對全世界的人都有意義。
我希望我的樣子，我的聲音都能夠被記錄下來。因為比起文字，圖像和聲音更難造假。另外，我不可能一對一會見每一個潛在的觀眾，但是我的圖像可以自由傳播，甚至可以在我死後被保留很久。
我知道這樣做存在的危險，我已經深思熟慮過了。敢冒這個險，並不是因為我有多勇敢，而是我已經活在恐懼裏太久了。我不希望讓我的孩子，或者我的孫子孫女，繼續活在上一代遺傳的恐懼中。
我不要求我的哥哥、父母和上百萬的受害者被當做英雄，雖然他們當中有人值得被歌頌。
我隻願印尼學校的教科書不再把我的家庭描述成叛國者。在1965年，我的親人和上百萬的印尼民眾卻被折磨，放逐或者屠殺。但我們從未犯下任何罪行。
電影裏，當我拜訪施暴者們，我沒有任何複仇的意圖。我是去聆聽的。我希望他們能看著我的眼睛，意識到我也是個人，並且承認他們犯下了錯誤。至於他們能否為我的家庭承擔責任、是否會請求寬恕，那是他們自己的事。反之，如果他們選擇為罪行辯護，繼續撒謊，在同一片國土內，我們很難繼續安寧和諧地比鄰而居。
通過《沉默之像》，我隻想表明一點，我們清楚那些施暴者做了什麽。我們知道他們謊言背後的真相。終有一天，真相會大白天下。
因為我們再也不沉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