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卜 鍵
明代貢院舉行考試的情景(《徐顯卿宦跡圖》,故宮博物院藏)
清代的北京內城,正陽門內以東,玉河以西,翰林院之南,有庶常館在焉。為培養未來的國家棟梁,清朝沿承前明,於每科新進士中擇選二十名左右(包括已授職翰林的狀元、榜眼、探花),進館深造,一般為期三年,是為真正的皇家最高學府。庶常館曆來被譽為朝廷儲才之地,庶吉士則被視為“儲相”,康熙帝、雍正帝待之甚優,乾隆帝更是禦書“芸館培英”匾額,欽派大學士擔任總教習。有清一代,樞閣部院重臣多出自庶常館,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嘉慶元年四月初旬,照例在保和殿舉行庶常散館考試。其是弘曆在位時選錄的最後一批庶吉士,又是禪讓大典後第一次散館大考,已稱太上皇帝(簡稱“上皇”)的弘曆格外重視,拈取“汙卮”二字為賦題,沒想到所有的人都跑題了。考試結果不獨使上皇沮喪,也堪稱“恩賜教習庶常館”的整體恥辱,而由此折射出的士習之變或曰儒家道統之頹,以及整個社會風氣的囂雜浮靡,更值得推繹體味。
清代科舉考場(香港藝術館)
所謂散館考試,即庶吉士的畢業考,早先為詩、賦、時文、策論,四題可選作其二;乾隆帝登基後,聽從方苞等人建議,專試一賦一詩。弘曆夙重人才,但此時已舉行過授受大典,丙辰恩科的會試廷試、選定新一屆庶吉士,畢竟是改元之後的事了,便全部交給子皇帝顒琰;而對於上一屆庶常的散館考試,仍有著特別的關心眷注。散館的考題,正出自老皇帝之手。
清代庶吉士進館後,由總教習等根據其年齡資質,分別學習漢書和清書(即滿文,是辦理公文的需要,也是清廷保護本民族文化的一項舉措)。這次參加考試的共二十一人,除乙卯科十五人外,還有往屆因各種緣由未能結業的庶吉士,如乾隆五十五年庚戌科石韞玉、洪亮吉,五十八年癸醜科的戴敦元等,不可謂人才不盛,結果都栽在“汙卮”上。賦題的應試寫作,要知曉題目的出典,把握題中要義,由此演繹申論。“汙卮”二字望之眼生,令這班未來之星百般難解,蹙額皺眉之際,隻好東拉西扯,勉強敷衍成篇。考試結果很快揭曉,上皇得悉後殊為不滿,於四月十一日專發敕旨:
一番話真切坦誠,也寫照出上皇的複雜心境,不可輕易放過。弘曆自幼蒙名師指授,加上天資穎悟、刻苦勤奮,在學問上頗為自矜。登基之初,他即對文華殿經筵做出程序性改變,增加一個“禦論”環節,將皇帝由單純地聽講聖賢書,變為以宣教為主。而在其內心深處,仍有一種對翰林院的敬重。如今一個賦題將所有應試者考砸,在上皇也是始料不及。尤應注意敕諭中的“焦勞倍切,心緒不寧”八字,自記命題之際的心緒,具體原因則是一春缺雨和湖北白蓮教起事。常見有人漫漫譏評弘曆晚年荒怠,殊不知此八字才更接近曆史真實,“焦勞”“宵旰焦勞”時見於上皇的敕諭和詩篇,貫穿在禪讓後的整整三年中。通過這次庶常散館考試,我們知道:老皇帝為之焦慮操勞的,還有這些庶吉士,以及日漸頹敗的士習。
若是在盛年,弘曆有可能采取斷然措施,將他們一竿子掃出翰林院,既符合朝廷法度,也能震動警醒士林。此時的上皇,失望憤懣固然有之,總體上仍顯得通脫大度,責斥後複為之寬解,說書籍太多,沒有人能一一記誦。他也要求庶吉士以此為戒,勉力治學,不要辜負自己的期望;還加以撫慰,讓眾庶常不必羞愧,也不要擔心畏懼。
上皇的意思是教育從嚴,處理從寬,庶常諸公聞之當感激涕零。對這次考場之摔,多數人必也刻骨銘心,深自羞慚。如洪亮吉頗以通儒自負,後來翰詹大考的試卷考列三等,心中不服,印出來公之於眾,又收入文集中;而這一篇“汙卮賦”,顯然是自家也覺得丟臉,未見收錄和印行。
洪亮吉
汙卮,指髒酒杯,出典於晉代傅鹹的《汙卮賦》。傅氏寫所珍愛的琉璃酒杯為小孩兒拿去玩耍,不慎失落汙穢之中,本來冰清玉潔、晶瑩剔透的寶物,一下子變得肮髒醜陋,由是引發一番人生感慨。此賦篇什甚短,加上小序亦不過百餘字,茲轉引如下:
此賦似乎不太完整,但主題和寓意甚明。這是一篇有感而發的抒情小賦,由物及人,由物象到讀書人的品格風神,含蘊深長。傅鹹以琉璃卮的玷汙為戒,論君子當潔身自好,立身行事不可不慎,對任何時代的人格修養都是有意義的。
此賦《文選》未收,所傳亦不算廣,但代不乏識者,唐歐陽詢《藝文類聚》、宋李昉《太平禦覽》、明梅鼎祚《西晉文紀》等均收錄。入清以後,康熙間敕修的幾部大書,如張英《淵鑒類函》、張玉書《佩文韻府》,或錄全文,或選小序;侍讀學士陳元龍收入奉敕編纂的《曆代賦匯》中,先於四十五年單獨印行,再編入《四庫全書》。庶常館專設藏書樓,收藏宏富,加上曆代皇帝皆多頒賜圖書,對庶吉士當非罕見。上皇出題時,所據正是《曆代賦匯》。敕諭稱“朕向來命題,從不故求隱僻者”,也是實情。
其時正樸學盛行、乾嘉學派振起之際,做學問的人卻大多不在庶常館。此間學風早已非複當初,朝廷待遇可謂優厚,而不少庶吉士仍覺清苦難耐,找各種理由請假回鄉,待散館前再趕回來參試。此一屆吉士主要出自乙卯恩科,攏共隻有一年的在館學習時間,為應付散館考試,教習們也隻能著重於經典的講授,罔顧其他。是以庶常諸公乍見“汙卮”,腦袋發暈,隻有搜索枯腸。“汙”多音,一讀作“窪”,意為掘地、挖地。上皇敕諭提到《禮記》中有“汙尊抔飲”(在《禮運篇》,曰“汙尊而抔飲”,孔穎達疏:“鑿地汙下而盛酒,故雲汙尊。”),不少與試者聯想到這裏,據以敷衍附會。於是琉璃杯被弄汙的典故,作者有關君子當時時自惕、潔身自好的警策之論,多被演繹為掘地為坑,作為酒樽,再滿注佳釀,用雙手捧起來酣飲。哪兒跟哪兒啊!
也有記載說其中一人答對了,洋洋得意,反為上皇唾棄,逐出翰林。此說出自李伯元《南亭筆記》卷一,小說家言,似乎不大靠譜。法式善《槐廳載筆•掌故二》引《庶常館冊》,以陳琪為本屆散館考試第一名。陳琪,浙江仁和人,學問好,人亦端正用功,舉乙卯科二甲第二名,兩年後翰詹大考為一等第一名,再數月即擢為提督湖南學政,升詹事,惜乎英年早逝。根據上皇敕諭語氣(“乃庶吉士等俱不知傅鹹所作”),應是連陳琪也沒答對,遑論其他人。
這件事傳聞不多,大都意在讚美太上皇帝之淹博強記。如昭梿《嘯亭雜錄•純廟博雅》,曰:“眾皆誤為窳尊,上徐檢出,乃擬傅鹹《汙卮賦》也。”情景如畫,似乎弘曆旨在逞能炫才,打壓群儒。昭梿的書以時人記時事,頗便參考,然行文論事常偏頗失實,此處見識亦覺淺陋。
此次散館考試,二十一名庶吉士中,就有兩名狀元、兩名榜眼、一名探花。乾隆五十五年庚戌科狀元石韞玉,為知名藏書家,擅文工詩,有《獨學廬詩文集》;榜眼洪亮吉更是文名藉藉,素為朝野推重。二人皆是在庶常館讀書時被選為鄉試考官,接著又分別出任湖南和貴州學政。未經散館而提督學政,開衙辟幕,得專折密奏之權,乾隆帝之欣賞信任和破格用人可見一斑。然畢竟未從庶常館畢業,學政任滿,還是要回來參加散館考試。雖說二人也不識“汙卮”為何物,好在文筆老成,勉強都過了關。
石韞玉《獨學廬詩文集》
沒能過關的也有兩人很突出:一是癸醜科的戴敦元,“幼稱神童,老推名宿,橫覽八千卷”,這次被打入末等;考在末等的還有潘世璜,與堂弟潘世恩並稱蘇州雋傑,舉鄉試第一,世恩先一科中狀元,他則緊隨其後,得中乙卯科探花,沒承想在這裏栽了個大跟頭。上皇雖稱“不以此加之責備”,子皇帝則不能不予薄懲。引見時,少不得先要宣讀上皇敕諭,接著有一通誡勉之詞。庶吉士在散館後的去向,一般是留在翰林院,較差的才分派各部。這次共五人被派往各部院任職,其中便有潘世璜和戴敦元。“散館改用他官,即不得複入翰林”(《養吉齋叢錄》卷二),可知不僅是件很沒麵子的事,於前程也大為不利。二人本來已授編修,散館挫折較大影響了其人生走向:戴敦元改禮部主事,周曆地方多職,總算熬到刑部尚書;而潘世璜改戶部主事,沒幾年就丁憂回鄉,再也沒有出來。
戴敦元
科舉體製的每一個台階都像是煉獄,最終走通此途,走進庶常館大門,非飽學之士,則青年俊彥,較少有僥幸之輩。尤其一甲的三名,經過房考和主考反複比較甄選,由皇帝親閱欽定,更屬難上加難。“汙卮”一題,上皇應會想到有人未必答得出,而所有參試者都不詳所出,則出乎意料。當讀書的快樂轉為應試的焦灼,當讀書人一腦門子(或者半腦門子)的功名利祿,“急用先學,立竿見影”必然是通常的選擇。上皇的出題,應該說還是有些偏了。
像石、洪這樣的破格任用,在乾隆朝絕非個例,但弘曆最喜歡的還是和珅——僅讀過鹹安宮學的和珅。不僅迅速擢拔為內閣大學士、軍機大臣,亦曾派他擔任翰林院掌院學士、庶常館總教習。兀的不羞煞斯文!和珅能辦事,有文采,兼以語言天賦,但貪鄙驕橫,早已是“猥陷身於醜穢”,如此措置,自難免給出錯誤的信號。人情勢利古猶今。庶常館漸而成為官場交際所,吉士走動公卿,公卿培植親信,昔日清靜之地已是烏煙瘴氣。
晚年的乾隆帝,常也是“一半兒糊塗一半兒醒”。過分地自信自戀,以及滿朝大員真真假假的讚頌,使他真的自詡為“十全老人”;而與生俱來的英明聰察,加以一生無改的閱讀與思考習慣,又使他始終能保持一份清醒。當時官場和社會腐敗早已彌漫開來,治統與道統都出現了問題,他不是完全不清楚,因此特特以“汙卮”為典,警示大家珍惜節操名物。上皇說是偶然揀得此二字,實則有感於時俗,大有深意在焉。
同樣的深刻用意還見之於詩題。此次散館的詩題,為“賦得‘虛堂習聽’得‘聲’字”。虛堂習聽,出自《千字文》,與“空穀傳聲”連用,意在誡人之語言放恣。虛堂:高敞的廳堂,空蕩蕩的房子。兩句的意思是:空曠的山穀中聲音會傳揚甚遠,寬敞的屋子裏話音回蕩,也會格外清晰。而其“聲”乃由人發出,內蘊仍是士子應言行審慎,與“汙卮”題義相吻合。
就在前一年(乾隆六十年)的四月,乾隆帝於乙卯科殿試前發布製書,表達“以唐虞三代之心為心,以唐虞三代之治為治,期天心之吉祐,冀民俗之協中”的願望,強調端正士習的重要性,曰:
那時白蓮教之變尚未爆發,從各地督撫奏報民間會黨的情形,弘曆已能感覺到潛在的巨大威脅,降諭緝拿劉之協等教首甚急。那時禮部會試的軒然大波剛剛平複,福建官場的整體性崩塌已現端倪,盛世不再,人才衰靡,官場貪腐,世風敗壞,乾隆帝多能痛切感知,提倡以士習引領民風的轉變,當是深長思索的結果。
士習,亦作士風,士大夫、讀書人的風氣。錢穆先生講中國曆史,指出士乃四民之首,“是社會的主要中心,亦是政府之組成分子”,實為精彩之論。曆代都會有人說世風日下、民風刁頑,指稱責任在於牧民之官,在於政府,自有其道理。然一種社會風氣的形成是複雜的,乾隆帝所稱的“民風多隨乎士習”,應更為深刻。清廷給予各省學政以較大權力,主要就是希望能整治學風,端正士習,督察考場紀律,打擊科舉舞弊。而幾乎每省都有一批專吃考試飯的文痞,買囑懷挾,花樣翻新,以至於雍正十三年,胤禛竟以“浙江士習敗壞,工為懷挾,停其鄉會試”(《清史稿•世宗紀》)。浙江人文薈萃,常為科舉得士最多的省份,雍正帝下此狠招,也是出於迫不得已。
降至乾隆晚期,和珅恃寵弄權,翰林院與庶常館亦難以脫離其影響,士習更覺不振。洪亮吉在三年後上疏論政,抨擊之重點直指士習之弊,痛說士習對民風世俗的影響:
譴責鋒芒,指向剛剛賜死的和珅及其親信,也指向他所熟悉和不齒的一些翰詹中人,滿紙激憤,滿紙悲涼。他們都是飽讀詩書的翰林啊!據其敘述文字,此輩已不在少數。
治學精神是時代風尚的一麵鏡子。洪亮吉所稱“十餘年來”,主要是乾隆末期和禪讓的三年,向稱清雅之地的太學三館,已然成了這番模樣,還會有人再去坐冷板凳,再去關注《賦匯》這種冷僻類書嗎?任何時代都不乏讀書種子,然而在翰林院、詹事府與庶常館,怕是越來越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