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西音之法 通中國之音：近代漢語拉丁化的曆史 文章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

我們必須認識到，漢語拚音方案不是唯一的拚音形式，如果對漢語拚音拉丁化的過程完全不了解，如果不熟悉威式拚音，那麽對於查找、翻譯和研究西方關於中國的論著都會有一定的困難，甚至會犯一些常識性的錯誤。

 

 

　　如果現在有人看到“Li Po”這樣的姓名拚音，估計鮮有人能猜到這是唐代偉大的浪漫派詩人李白的英文譯名。又有幾人深究過中國著名高等學府清華大學的英文名稱為何是“Tsinghua University”而非“Qinghua University”？包括前幾年學術界鬧得沸沸揚揚的“常凱申”事件，從表麵看是將“蔣介石”英文名的一次誤譯，但究其原因還是對曾經非常流行的“威式拚音”（威妥瑪—翟理斯拚音係統）不熟悉所造成的。這其實也從一個側麵提醒我們將西文文獻中的中國人名、地名準確地還原出來時，並不能將漢語拚音方案當做唯一的參照標準，反而需要將注意力更多地投注在漢語拉丁拚音化曆史上的各種注音方案。

　　在這些方案中，最為有名的當屬威式拚音方案。威式拚音自19世紀後半葉問世以來，在為漢語注音的多種拚音方案中，曾經占據了最主流的位置。盡管已過去了一百多年，海外的學術研究特別是中國學研究領域還處處可見其影響力；而在國內，雖然威式拚音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已被漢語拚音方案所取代，但在一些國際通用的，約定俗成的人名、地名和大學名稱上仍能看到威式拚音的殘存。

　　這套拚音係統是由19世紀英國駐華外交官威妥瑪發明創製的，後經漢學家翟理斯修訂，流傳於世，後人也將這一拚音係統稱為“威妥瑪—翟理斯拚音”（WG拚音）。
 

早期外交官推動漢學發展

　　19世紀後半葉，來華的英籍人士急增，特別是新教傳教士和駐華外交官的廣泛活動，客觀上促進了對華研究的全麵展開。無論最初的原動力是商貿往來、宗教傳播，還是單純的學術研究，這些傳教士和外交官出身的早期漢學家們的研究在實質上推動了英國漢學的發展。威妥瑪（Thomas Wade，1818—1895）從1841年起在英國駐華使館任職，1871年升為英國駐華公使，1883年回國，此後擔任了劍橋大學首任漢學教授，並以威式拚音聞名於世。翟理斯（Herbert A. Giles，1845—1935）是其繼任者，他也曾是英國駐華外交人員，後來在劍橋的漢學講座任教長達35年之久，成為有名的漢學家，其研究領域頗廣，涉及中國曆史、宗教、繪畫、哲學、語言等諸多方麵。

　　威妥瑪和翟理斯為劍橋大學的漢學研究起到了奠基性的作用。1886年，威妥瑪將畢生收藏的中文書籍捐贈給了劍橋大學圖書館，共計4734冊，883種，包括清末朝廷禮儀、外交、政治、法律等方麵的書籍，其中有明刊孤本《異域圖誌》和清初抄本《明實錄》；還有一些關於太平天國的珍貴史料，以及許多中文手稿、私人信件和官方文件等。劍橋大學圖書館的中文藏書因為威妥瑪的贈書而有了實質性的進展，而後翟理斯又補充了一些中文書籍，並編寫了《劍橋大學圖書館所藏威妥瑪漢籍及滿文書目》（1898）及《補遺》（1915）。
 

創立以北京官話為基礎的口語體係

　　威妥瑪在華期間，為了方便以英語為母語的外國人學習和掌握漢語和漢字，大約於1847年草創了第一份《北京話音節表》，收入他1859年所寫的《尋津錄》一書中。1867年，威妥瑪又將修訂完善後的音節表收入了他在世界漢語教育史和中國語言學史上都具有重要意義的代表作《語言自邇集》中。威氏根據北京讀音創製的這套注音的方案一經問世，隨即為英國當時在華的外交和商業機構采用，後來各種字典和教科書都紛紛效仿，被西方國家普遍用於拚寫中國的人名、地名等，風行歐洲及美洲大陸。

　　《語言自邇集》主要以當時的北京官話為描寫和研究的對象，在第一章“發音”中，威妥瑪詳細介紹了他的拚音方案。這個方案中共有聲母27個，韻母39個，並且還用英、法、意等國的語言來分別描述漢字的發音，目的是加強印歐語係的學習者對漢語語音的把握。

　　威妥瑪從實際出發，按照北京官話的實際發音將漢語的聲調定為陰平、陽平、上聲和去聲四種調值，用右上角的阿拉伯數字標注漢語的四聲，還特別分析了輕聲、兒化和音變三個口語特點，記錄了19世紀原汁原味的北京官話，構建了一個豐富生動的以北京官話為基礎的漢語口語體係。書中收集了大量北京人的日常口語例句，用威式拚音注音後，極大地方便了當時在京外國人的漢語學習。

　　《語言自邇集》原本是作為英國駐華公使館翻譯的漢語教材，但從當時日本和俄羅斯人的記載中，可以看到日、俄各國駐華使館對這一課本的認可，該書以其實用性和全麵性遂成為19世紀西方人學習漢語特別是北京官話最權威、最普遍的教材。

傳教士為漢字注音鼻祖

　　如果回溯漢語拉丁拚音化的曆程，其實威妥瑪並非為漢語注音的第一人，在他之前，明清傳教士為學習漢語的便利，開始用自己母語的字母文字給漢字注音。這些最初的嚐試在16世紀之初就開始了。菲律賓以及最早進入福建地區傳教的奧古斯丁會、多明我會的傳教士編寫了一些用不同方式注音的詞匯表、字典或宣教的小冊子，但是這些早期的注音方案大多依據閩南方言，沒有涉及當時官話係統的讀音，因此並未流傳下來，甚至連傳教士自己也很快拋棄了這些注音方案。

　　直到以羅明堅、利瑪竇等人為代表的耶穌會士進入中國內地傳教，揭開了天主教全麵進入中國的序幕。羅明堅和利瑪竇在《葡華辭典》（1584—1588）中第一次為漢語製定了注音表，這是漢字拉丁注音的初創階段，也可以說是後世所有的漢語拚音方案的鼻祖。到了1598年，利瑪竇和郭居靜在其他神父的幫助下，共同製定了一個中文發音表，完成了最早的一套完整的官話拚音方案。可惜的是，這套拚音方案至今尚未被發現。

　　利瑪竇於1605年出版了《西字奇跡》一書，采用了當初設計的注音方法將全文的漢字都做了注音，這是當時第一部刊印的帶有拉丁拚音的中文書。此後，金尼閣著《西儒耳目資》（1626），該書真正融會了中西音韻學之所長，以西音之法，通中國之音，在中國音韻學史上是一部具有劃時代意義的著作。從《葡華辭典》到《西儒耳目資》，入華耶穌會士逐步完成了對漢語所進行的拉丁拚音注音方案，對後來廣為流傳的威妥瑪—翟理斯拚音法大有啟發，也為現代漢語拚音方案打下了基礎。

威式拚音仍有重要的學術價值

　　到了19世紀，在英國傳教士馬禮遜的漢字注音基礎上，威妥瑪進一步設計和發展了自己的拚音方案，在《尋津錄》一書中該方案已初具規模。到《語言自邇集》出版時，威式拚音已形成比較成熟和完整的體係。後來，翟理斯編寫《華英字典》（1892）時采用並修訂了這個拚音方案，逐字為漢語注音，擴大了該方案的影響，廣為人知。從19世紀後半葉開始，在西方人為漢語編寫的數套拚音方案中，威式拚音是流行最廣影響的一套，並且一直沿用至1913年。後來，中國讀音統一會的黎錦熙等人製定了注音字母，逐漸取代了威式拚音；中國大陸從1958年開始使用《中文拚音方案》，停止使用威式拚音。

　　國內的前輩學者們很早就開始關注威式拚音並展開了研究，如趙元任、耕田、何九盈、張清常等先生都曾撰文對威式拚音進行過分析論述，客觀地評價了其對漢語拚音方案的啟發和影響，並認為威妥瑪對漢語的認識和理解是非常深刻的。近年來，深圳大學的張衛東教授將《語言自邇集》翻譯成中文出版，從漢語音韻史的角度出發對該書做了深入的個案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績。

　　由於漢語拚音方案的推廣，威式拚音早已淡出了國人的視野，僅有少部分地名、人名和專用名詞還能看到它的遺跡。當中國大陸已經逐漸遺忘威式拚音的時候，在海外，特別是在學術領域仍沿用著西方世界長期所熟悉的威式拚音。例如，美國一直到20世紀70年代以來才逐漸用漢語拚音代替威式拚音。美國國會圖書館從2000年10月才開始在文獻編目中使用漢語拚音，但在檢索20世紀末以前發表的西方研究文獻時還必須同時采用漢語拚音和威式拚音。我們必須認識到，漢語拚音方案不是唯一的拚音形式，如果對漢語拉丁拚音化的過程完全不了解，如果不熟悉威式拚音，那麽對於查找、翻譯和研究西方關於中國的論著都會有一定的困難，甚至會犯一些常識性的錯誤。所以，對於國內學術界而言，隻有全麵地掌握相關學術領域所需的各類工具和手段，以一種求真求實的態度，才能做出更為紮實更為細致的好學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