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西學：那一場“翻譯運動”需重新認識 ZT 中華讀書報

繼唐代翻譯印度佛經之後，二十世紀是中文翻譯曆史上的第二個高潮時期。來自歐美的“西學”，以巨大的規模湧入中國，參與改變了一個民族的思維方式，這在人類文明史上也是罕見的。域外知識大規模地輸入本土，與當地文化交換信息，激發思想，乃至產生新的理論，全球範圍也僅僅發生過有數的那麽幾次。除了唐代中原人用漢語翻譯印度思想之外，公元九、十世紀阿拉伯人翻譯希臘文化，有一場著名的“百年翻譯運動”之外，還有歐洲十四、十五世紀從阿拉伯、希臘、希伯來等“東方”民族的典籍中翻譯古代文獻，匯入歐洲文化，史稱“文藝複興”。中國知識分子在二十世紀大量翻譯歐美“西學”，可以和以上的幾次翻譯運動相比擬，稱之為“中國的百年翻譯運動”“中國的文藝複興”並不過分。

 

運動似乎是突如其來，其實早有前奏。梁啟超（1873-1929）在《清代學術概論》中說：“自明末徐光啟、李之藻等廣譯算學、天文、水利諸書，為歐籍入中國之始。”利瑪竇（Mateo Ricci, 1552-1610）、徐光啟、李之藻等人發動的明末清初天主教翻譯運動，比清末的“西學”早了二百多年。梁啟超有所不知的是：利、徐、李等人不但翻譯了天文、曆算等“科學”著作，還翻譯了諸如亞裏士多德《論靈魂》（《靈言蠡勺》）、《形而上學》（《名理探》）等神學、哲學著作。梁啟超稱明末翻譯為“西學東漸”之始是對的，但他說其“範圍亦限於天（文）、（曆）算”，則誤導了他的學生們一百年，直到今天。

《靈言蠡勺》（複印本）、《名理探》

 

從明末到清末的“西學”翻譯隻是開始，而且斷斷續續，並不連貫成為一場“運動”。各種原因導致了“西學”的挫折：被明清易代的戰火打斷；受清初“中國禮儀之爭”的影響；歐洲在1773年禁止了耶穌會士的傳教活動，以及儒家保守主義思潮在清代的興起。鴉片戰爭以後很久，再次翻譯“西學”，仍然隻在上海和江南地區。從翻譯規模來看，以上海為中心的翻譯人才、出版機構和發行組織都比明末強大了，影響力卻仍然有限。梁啟超說：“惟（上海江南）製造局中尚譯有科學書二三十種，李善蘭、華蘅芳、趙仲涵等任筆受。其人皆學有根底，對於所譯之書責任心與興味皆極濃重，故其成績略可比明之徐、李。”梁啟超對清末翻譯的規模估計還是不足，但說“戊戌變法”之前的“西學”翻譯隻在上海、香港、澳門等地零散從事，影響範圍並不及於內地，則是事實。

 

對明末和清末的“西學”做了簡短的回顧之後，我們可以有把握地說：二十世紀的中文翻譯，或曰中華民國時期的“西學”，才是稱得上有規模的“翻譯運動”。也正是在二十世紀的一百年中，數以千計的“漢譯名著”成為中國知識分子的必讀教材。1905年，清朝廢除了科舉製，新式高等教育以新建“大學堂”的方式舉行，而不是原來嚐試的利用“書院”係統改造而成。新建的大學、中學，數理化、文史哲、政經法等學科，都采用了翻譯作品，甚至還有西文原版教材，於是，中國讀書人的思想中又多了一種新的標杆，即在“四書五經”之外，還必須要參考一下來自歐美的“西方經典”，甚至到了“言必稱希臘、羅馬”的程度。

 

我們在這裏說“民國西學”，它的規模超過明末、清末；它的影響遍及沿海、內地；它借助二十世紀的新式教育製度，滲透到中國人的知識體係、價值觀念和行為方式中，這些結論雖然都還需要論證，但從一般直覺來看，是可以成立的。中國二十世紀的啟蒙運動，以及“現代化”“世俗化”“理性化”，都與“民國西學”的翻譯介紹直接有關。然而，“民國西學”到底是一個多大的規模？它是一個怎樣的體係？它們是以什麽方式影響了二十世紀的中國思想？這些問題都還沒有得到認真研究，我們並沒有一個清晰的認識。還有，哪些著作得到了翻譯，哪些譯者的影響最大？“西學東漸”的代表，明末有徐光啟，清末有嚴複，那“民國西學”的代表作在哪裏？這一係列問題我們並不能明確地回答，原因就在我們對民國翻譯出版的西學著作並無一個全程的了解，民國翻譯的那些哲學、社會科學、人文學科的“西學”著作，束之高閣，已經好多年。

 

舉例來說，1935年，上海生活書店編輯《全國總書目》，“網羅全國新書店、學術機關、文化團體、圖書館、政府機關、研究學會以及個人私家之出版物約二萬種”。就是用這二萬種新版圖書，生活書店編製了一套全新分類，分為：“總類、哲學、社會科學、宗教、自然科學、文藝、語文學、史地、技術知識”。一瞥之下，這個圖書分類法比今天的“人大圖書分類法”更仔細，因為翻譯介紹的思潮、學說、學科、流派更龐大。盡管並沒有統一的“社科規劃”和“文化戰略”，“民國西學”卻在“中國的文藝複興”運動推動下得到了長足發展。查看《全國總書目》（上海，生活書店，1935），在“社會科學·社會科學一般·社會主義”的子目錄下，列有“社會主義概論、社會主義史、科學的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基爾特社會主義、烏托邦社會主義、基督教社會主義、議會派社會主義”等；在“社會科學·政治·政體政製”的子目錄下，列有“政治製度概論、政治製度史、憲政、民主製、獨裁製、聯邦製、各種政製評述、各國政製、中國政製、現代政製、中國政製史”等，翻譯、研究和出版，真的是與歐美接榫，與世界同步。1911年以後的38年的“民國西學”為二十世紀中國學術打下了紮實的基礎，而我們卻長期忽視，不作接續。

1935年上海生活書店出版的《全國總書目》

 

編輯出版一套“民國西學要籍漢譯文獻”，把中華民國在大陸38年期間翻譯的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著作重新刊印，對於我們估計、認識和研究“中國的百年翻譯運動”“中國的文藝複興”，接續當時學統，無疑是有著重要的意義。1980年代初，上海、北京的學術界以朱維錚、龐樸先生為代表，編輯“中國文化史叢書”，一個宗旨便是要接續1930年代商務印書館王雲五主編“中國文化史叢書”，重振旗鼓，“整理國故”，先是恢複，然後才談得上去超越。遺憾的是，最近三十年的“西學”研究卻似乎沒有采取“接續”民國傳統的方法來做，我們急急乎又引進了許多新理論，諸如控製論、信息論、係統論……還有“老三論”“新三論”“後現代”“後殖民”等等新理論，對“民國西學”棄之如敝履，避之唯恐不及。

 

民國時期確實沒有突出的翻譯人物，我們是指像嚴複那樣的學者，單靠“嚴譯八種”的稿酬就能成為商務印書館大股東，還受邀請擔任多間大學的校長，幾份報刊的主筆。但是，像王造時（1903-1971）先生那樣在“西學”翻譯領域作出重要貢獻，然後借此“西學”，主編報刊、雜誌，在“反獨裁”“爭民主”和“抗戰救國”等輿論中取得重大影響的人物也不在少數。王造時的翻譯作品有黑格爾的《曆史哲學》、摩瓦特的《近代歐洲外交史》《現代歐洲外交史》、拉鐵耐的《美國外交政策史》、拉斯基的《國家的理論與實際》《民主政治在危機中》。1931年，王先生曾擔任光華大學教授、文學院長、政治係主任，後來創辦了《主張與批評》（1932）、《自由言論》（1933），組織“中國民權保障同盟”（1932）。他在上海輿論界發表憲政、法治、理性的自由主義；他在大學課堂上講授的則是英國費邊社社會主義、工聯主義和公有化理論（見氏著《荒謬集·我們的根本主張》，1935，上海，自由言論社）。非常可惜的是，王造時先生這樣複雜、混合而理想主義的政治學理論和實踐，在最近三十年的社會科學、人文學科中並無討論，原因顯然是與大家不讀，讀不到，沒有再版其作品有關。

王造時

 

我們說，“民國西學”本來是一個相當完備的知識體係，在經曆了一個巨大的“斷裂”之後，學者並沒有好好地反省一下，哪些可以繼承和發展，哪些應該批判和揚棄。民國時期好多重要的翻譯著作，我們都沒有再去翻看，認真比較，仔細理解。“改革、開放”以後，又一次“西學東漸”，大家隻是急著去尋找更加新穎的“西學”，用新的取代舊的，從尼采、弗洛伊德……到福柯、德裏達……就如同東北諺語諷刺的那樣：“熊瞎子掰包穀，掰一個丟一個。”中國學者在“西學”武庫中尋找更新式的裝備，在層出不窮的“西學”麵前特別害怕落伍。這種心態裏有一個幻覺：更新的理論，意味著更確定的真理，因而也能更有效地在中國使用，或者借用，來解決中國的問題。這種實用主義的“西學觀”，其實是一種懶惰、被動和浮躁的短視見解，不能積累起一個稍微深厚一點的現代文化。

 

討論二十世紀的“西學”，一般是以五四“新青年”來代表，這其實相當偏頗。胡適、陳獨秀等人固然在介紹和推廣“西學”，倡導“啟蒙”時厥功至偉，但是“新文化運動”造成不斷求新的風氣，也使得這一派的“西學”淺嚐輒止，比較膚淺，有些做法甚至不能代表“民國西學”。胡適先生回憶他們舉辦的《新青年》雜誌，有一個宗旨是要“輸入學理”，即翻譯介紹歐洲的社會科學、人文學科知識，他還大致梳理了一個係統，說“我們的《新青年》雜誌，便曾經發行過一期‘易卜生專號’，專門介紹這位挪威大戲劇家易卜生，在這期上我寫了首篇專論叫《易卜生主義》。《新青年》也曾出過一期‘馬克思專號’。另一個《新教育月刊》也曾出過一期‘杜威專號’。至於對無政府主義、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日耳曼意識形態、盎格魯·薩克遜思想體係和法蘭西哲學等等的輸入，也就習以為常了。”（唐德剛編譯：《胡適口述自傳》，北京，華文出版社，1992年，第191頁）。胡適晚年清理的這個翻譯目錄，就是那一代青年不斷尋找“真理”的軌跡。三四十年間，他們從一般的人性論學說，到無政府主義、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從不列顛憲政學說，到法蘭西暴力革命理論、德意誌國家主義思想，再到英格蘭自由主義主張，大致就是“輸入學理”運動中的全部“西學”。

 

胡適一語道破地說：“這些新觀念、新理論之輸入，基本上為的是幫助解決我們今日所麵臨的實際問題。”胡適並不認為這種“活學活用”“急用先學”的做法有什麽不妥。相反，二十世紀中國知識分子接受“西學”的方法論，大多認為翻譯為了“救國”，如同進口最新版本的克虜伯大炮能打勝仗，這就是“天經地義”。今天看來，這其實是一種庸俗意義的“實用主義”，是生吞活剝，不加消化，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簡單思維，或曰：是“奪他人之酒杯，澆自己之塊壘”。從我們收集整理“民國西學要籍漢譯文獻”的情況來看，“民國西學”是一個比北大“啟蒙西學”更加完整的知識體係。換句話說，我們認為“五四運動”及其啟蒙大眾的“西學”並不能夠代表二十世紀中國西學翻譯運動的全部麵貌，在北大的“啟蒙西學”之外，還有上海出版界翻譯介紹的“民國西學”。或許我們應該把“啟蒙西學”納入“民國西學”體係，“中國的百年翻譯運動”才能得到更好的理解。

 

我們認為：中國二十世紀的西學翻譯運動，為漢語世界增加了巨量的知識內容，引進了不同的思維方式，激發了更大的想象空間，這種跨文化交流引起的觸動作用才是最為重要的。二十世紀的中國文化變得不古不今，不中不西，並非簡單的外來“衝擊”所致，而是由形形色色的不同因素綜合而成。外來思想中包含的進步觀點、立場、方案、主張、主義……具有普世主義的參考價值，但都要在理解、消化、吸收後才能成為漢語語境的一部分，才會有更好的發揮。在這一方麵，明末徐光啟有一個口號可以參考，那便是“欲求超勝，必先會通；會通之前，先須翻譯”。反過來說，“翻譯”的目的，是為了中西文化之間的融會貫通，而非搬用；“會通”的目的，不是為了把新舊思想調和成良莠不分，而是一種創新——“超勝”出一種屬於全人類的新文明。二十世紀的“民國西學”，是人類新文明的一個環節，值得我們撿起來，從頭到底地細細閱讀，好好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