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刊首發 楊奎鬆 | 評潘佐夫的《毛澤東傳》

評潘佐夫的《毛澤東傳》

 ——兼談潘書中的若幹史實錯誤（一）

 

楊奎鬆

 

 

 

 

在展開討論之前，不能不先做一點說明。潘佐夫的《毛澤東傳》自2007年首版後，迄今已有了四五個版本，即2007年作者獨立出版的俄文版為一卷本，書名為《毛澤東傳》；2009年擴展為兩卷，書名改為《毛澤東的故事》，兩卷各有一個副標題；2012年與美國學者梁思文（Steven I.Levine）合作出版英文版，書名改為《毛澤東：真實的故事》；2015年又分別在台灣地區和大陸出版了繁體中文版和簡體中文版。隻是繁體中文本是從2012年英文版翻譯過來的，簡體中文本“是以作者在2009年進一步修改後的俄文本為準”的一個未發表的英文本翻譯的。對照繁、簡本，可了解作者獨立撰寫出版的俄文本與作者和梁思文合作出版的英文本敘事內容大體相同，章數都是36章，但書名不同，一級目錄不同，全書總字數、引文量及注釋量，前者遠多於後者。簡體本沒有收入英文版的“緒論”，大大壓縮了“尾聲”（改為“後記”），還刪除了一些重要的敘事，正文總字數比繁體本仍多出十五六萬字（漢字）。另外，即使沒有直接閱讀過該書的俄文版，隻要讀過英文版的前言和尾聲，對照簡體本的序言和後記，讀者也不難發現，俄文版與英文版在對傳主的認知與評價上也有差別。這一差別的形成，很可能與英文版的合作者梁思文的參與以及西方讀者的閱讀需要有關。由於存在著上述明顯的不同，我也就很難籠統地評論這本書，隻能把對此書的討論限製在大陸發行的簡體本《毛澤東傳》的範圍內。當然，已經出版的英、俄本也好，繁、簡本也好，它們的主要敘事和一些重要判斷還是基本一致的，故在讀不懂俄文本的情況下，涉及一些具體的譯文、概念和表述的問題不易弄清時，我也會對照一下經過作者認可的英文版的文字，來求證問題所在。

 

一、 利用俄檔重寫毛澤東傳的重要性

 

一本人物傳記寫得好或不好，可以選取的評價角度很多。曆史人物的傳記如何寫才算好，至少近代以來就有多種流派的嚐試與爭論，至今也是眾口難調，紛說不一。從事曆史研究的學人的評判標準相對比較簡單，因為離不開學術標準。但即使從學術的角度來要求，也還是可以有高低兩個標準：低標準是和前人的學術傳記相比，高標準是和前人的學術研究相比。

不論人們對曆史人物傳記的寫法存在著多少種不同的意見，相信今人絕大多數都會同意，一部好的傳記的基礎是真實。曆史真實之不易重建，史料的缺失又最為關鍵。莎士比亞也好，屈原也好，後人之所以很難寫出大家都公認的真實可靠的傳記作品來，就是因為他們當年留下來的能夠成為可靠史料的資料實在太少了。有關毛澤東的傳記所以層出不窮，除了距今較近，感興趣的讀者多以外，一個重要原因也恰恰在於有關他的生平思想的文獻史料留下來的很多，並且一直還在不斷地被發現著。

保存毛澤東生平思想史料最多的地方，自然是中國大陸。這也是為什麽迄今為止最具權威性的毛澤東傳記性著述，還是要算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集體編撰的《毛澤東傳》（也包括《毛澤東年譜》）。這裏所說的權威，指的是編撰者掌握、披露的史料、史實的完整可靠的比率而言。畢竟，有關毛澤東生平思想的各種史料，包括文獻、回憶，以及其他各種聲像、實物資料，唯有中國的中共中央檔案館保存最為充分；在中國又唯有中央文獻研究室的相關研究人員才有條件接觸並利用到這些資料。縱使作為官方研究機構的研究成果，其資料的取舍有很強的傾向性，但當今幾乎所有其他撰寫毛澤東生平思想史問題的作者，包括潘佐夫在內，仍舊不能不從中大量地轉引史料或轉述史實。

但是，中國大陸保存的有關毛澤東生平思想的檔案史料，尤其是與毛澤東生平思想關係密切的黨的曆史文獻，還是存在不少缺失。這當然和革命戰爭年代的意外散失與主動銷毀有關。好在中共自成立之日起就是前聯共（布）領導下的共產國際下級支部之一，雙方這種關係持續了20年之久，中共不僅有大批人員曾在蘇聯留學和工作，留下大量史料，而且中共中央還曾持續地將國內難以保存的眾多檔案文獻送交莫斯科做備忘和保存。即使共產國際解散，中共與莫斯科的關係發生了重要改變，雙方電訊及人員往來依舊非常密切，斯大林及聯共（布）中央很長時間仍在中共中央派駐有代表，毛澤東及中共中央也還是一度定期向莫斯科匯報情況，更不必說新中國成立後雙方高層間的頻繁互訪了。故直至20世紀60年代中期兩黨兩國關係完全破裂，莫斯科都保存有大量涉及雙方關係，包括中共曆史情況的檔案文獻。已知在今天俄國眾多國家級檔案館中，像俄羅斯聯邦總統檔案館、國家檔案館、外交政策檔案館、軍事曆史檔案館、安全部檔案館，以及社會和政治曆史檔案館等，都保存有很大數量的涉及中共曆史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曆史的檔案史料。僅俄羅斯國家社會和政治曆史檔案館一個館所藏數千卷檔案中，約半數都是共產國際檔案和中共曆史檔案。其中有關毛澤東個人的特別檔，據稱就有15個卷宗。由於這些資料長期不對外開放，包括20世紀90年代部分開放後限製亦多，故直到潘佐夫的《毛澤東傳》出版前，世界上還沒有任何一部毛澤東傳記曾經係統地利用到俄國哪怕是一個檔案館的這類檔案資料。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的《毛澤東傳》，分1949年前和1949年後，先後出版於1993年和2003年。1993年出版的上半部完全沒有用到俄國檔案，2003年出版的下半部雖然有條件利用到俄國檔案，但編撰者也隻是在實在不能不用的時候，才間接轉引了3條。因為這種情況，自20世紀90年代上半期俄檔部分開放以來，外國學者利用俄國檔案來做毛澤東傳，便成了一件炙手可熱的事情。2005年，英國作家張戎夫婦出版的《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所強調的一個主要賣點，就是利用到“俄羅斯大批新解密的檔案”。但因作者並非曆史學者，辨識真偽能力不足，再加上自身主觀色彩過於強烈，因此其書在發掘利用俄檔方麵並沒有做出多少貢獻。這也是為什麽兩年後潘佐夫推出俄文本《毛澤東傳》時仍會公開聲稱：無論是在中國，還是在西方，抑或在俄國，由於俄國檔案大部分至今仍未解密，部分近幾年才解密，因此，包括張戎夫婦的新作在內，過去關於毛澤東生平思想的“所有說法都離真相很遠”。他宣稱，他的這本書的最大價值，“就是依據這些獨特的檔案資料而寫成的”。（中文序，第4頁）顯然，潘書也正是因此獲得了中外大批讀者的期待。

 

二、 潘佐夫《毛澤東傳》的主要貢獻

 

不過，能夠說過去毛澤東生平思想研究的“所有說法都離真相很遠”嗎？可以肯定，這樣的說法多少有點炒作的味道。如前所述，潘書中本身就在大量利用和轉述包括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在內的中外各種人等編著的與毛有關的傳記、年譜、文集等提供的史料和說法，如何能說過去所有說法都離真相很遠呢？但注意一下作者對此話的具體解讀，或可發現，他所指的所謂“所有說法”，其實主要隻是如下兩種比較流行的觀點。按照作者的概括，一個是埃德加·斯諾的“說法”，一個是費正清等西方學者的“經典公式”。

所謂“斯諾的一個說法，即毛信奉‘蘇聯人所解釋的馬克思主義’”，是說毛在思想上和行動上一直是俄國式馬克思主義者。所謂費正清等西方學者的“經典公式”，是說他們“鼓吹毛在與斯大林的關係上及對中國問題的看法上的‘獨立性’”，聲稱20世紀30年代後半期毛及其中共就已經和莫斯科保持距離了。（中文序，第3—4頁）

這樣的概括說明可能並不十分準確。首先，斯諾真的與費正清等西方學者不同，相信毛信奉俄國式的馬克思主義，本質上是列寧主義者或斯大林主義者嗎？西方學者中把毛澤東看作俄國式馬克思主義者，甚至認定為莫斯科傀儡的觀點不是不存在，比如20世紀50年代美國的政治家們幾乎是這樣評論和看待毛澤東與中共的，但這卻和斯諾沒有多少關係。隻要多讀一些美國人在中國抗戰期間與中共交往的回憶或研究著述，就能發現，從抗戰中前期美國軍事觀察員卡爾遜，以及羅斯福總統，到戰爭後期美國年輕外交官謝偉思、戴維斯，也包括費正清和戰時不少訪問過中共根據地的英美人士，他們當年大都相信毛澤東及其領導的中共是不同於莫斯科的，而這種看法主要就源自於斯諾。正是斯諾1937年、1938年在英美報刊上的一係列報道和書籍的出版，影響了他們對毛澤東和中共的看法。斯諾的這類觀點不僅一直沒有改變，而且越來越明晰和堅定。1949年4月，鑒於中國大陸國共易手在即，美國政府及輿論界普遍懷疑中共會成為蘇聯傀儡，與美國作對，斯諾為此還曾專門投稿給美國《星期六晚郵報》，發表了題為《中國會成為莫斯科的衛星國嗎？》的長篇文章，明確反對這樣的看法，認為新中國必定會成為一個“不跟著莫斯科的指揮棒轉的大國”。這也就是說，斯諾的說法和被潘佐夫批評的第二種說法，即費正清等西方學者的所謂“經典公式”，其實並無太多區別。

其次，潘佐夫提到的，他認為隻能根據俄國新解密檔案並由他這本書來推翻的這兩種傳統“說法”的觀點，也是可以討論的。因為，無論在中國、蘇聯，還是在西方，對於這類“說法”或觀點一直是有爭論和研究的。不直接或大量運用俄國未解密或剛解密檔案，人們也一樣得出過和潘書相同或不同的看法或說法。

有關中蘇兩黨關係，包括毛澤東與莫斯科關係問題的研究，美國學者開展得最早，20世紀五六十年代開始有論文和專著發表、出版。蘇聯學者在70年代，中國學者在80年代，也都開始著手研究，並有不少成果推出。

美國學者前期的研究，因為受到麥卡錫主義和冷戰思維的影響，20世紀50年代也多半傾向於認定中共，包括毛是莫斯科的傀儡；六七十年代以後，受中蘇關係緊張及中美緩和等影響，美國學者的說法又較多地回到斯諾或費正清的所謂“經典公式”上來了，即認定毛澤東自革命戰爭年代就與莫斯科存在隔閡與分歧，此一情況最終影響到50年代，特別是60年代中蘇兩黨兩國關係走向破裂。

受中蘇關係變化的影響，蘇聯學者的研究也呈現出前後不一的情況。但前期的研究多側重講友好，利用回憶錄較多，運用檔案文獻較少。20世紀70年代至80年代初對毛的批判達到高峰時，雖陸續有一些檔案文獻的利用，但其強調的仍主要集中在說明蘇聯和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的貢獻和作用的層麵上。直接涉及毛澤東個人史實問題的研究，多采取以曆史當事人如王明、李德、伏拉基米洛夫等人回憶或日記的形式來呈現。這其中雖然也有檔案文獻的運用，但此種形式以及書寫者強烈的政治傾向性，極大地影響了這些回憶，包括其中資料選取的客觀性和準確度。

中國大陸這方麵的研究長期受到限製，直至改革開放，即20世紀80年代初才逐漸展開。由於最初的研究者多屬傳統黨史學者，再加上當時仍深受中蘇關係惡化的情況影響，故最初階段的研究同樣主觀性較強。多數學者都嚐試證明蘇聯學者的觀點是錯誤的，與此前中共黨史研究或毛澤東生平思想研究完全不提莫斯科的影響問題不同的僅僅在於，新的研究不否認中共革命曾經受到過莫斯科的影響，隻是轉而強調這種影響負麵多而正麵少。研究者當時更側重於想要證明的是，如果不是1935年遵義會議後毛澤東取得了領導地位，改行並堅持獨立自主方針，把理論與實踐相結合，中國革命在莫斯科的左右或指導下，隻會延續以往的失敗，絕無成功的可能。

中國學者的這一波研究的說法很快就在蘇聯引起了反響。20世紀80年代中期，蘇聯方麵集中公布了一批足以體現莫斯科正確指導的檔案資料，其中部分檔案並可直接證明，1935年以後中共中央的方針政策仍舊受到並依照共產國際的指導調整變動。包括決定著中共統一戰線政策轉變的重大決策，也都離不開莫斯科的正確作用。這一情況不可避免地對中共黨史學者此前的研究和說法產生了相當大的衝擊。

20世紀90年代初蘇聯解體，俄國檔案一度大量開放，許多有關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關係的檔案文獻得以編譯出版，從而進一步帶動了中國大陸方麵的討論研究。事實上，還在俄國檔案大量披露之前，中國學者在斯大林、共產國際與毛澤東的關係問題，列寧、斯大林、共產國際與中共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關係問題，蘇聯外交政策改變影響共產國際統戰政策改變，進而影響中共統戰政策改變的問題，也包括第一次國共合作破裂、中共蘇維埃革命失敗、西安事變、延安整風、戰後國共內戰、朝鮮戰爭，以及台海危機等許多重大事件背後蘇聯因素問題方麵，都已經取得了更加合乎實際的新的曆史研究成果，極大地改變了以往傳統的說法，也包括國內外一些流行的說法。像潘書中突出強調的兩大新說法，即斯大林和共產國際的支持對毛澤東成為中共最高領袖具有重要作用，和毛澤東的許多思想主張，如新民主主義論等，都受到過莫斯科的直接影響等等，早在潘書俄文本出版10年前就有中國學者做過較深入的研究，並得出了相近的看法。關於這方麵的情況，讀一下潘書的注釋，也不難有所了解。

由上可知，潘佐夫所著《毛澤東傳》，包括其中提供的新說法，不是也不可能是僅靠其個人之力，在全麵閱讀和研究了俄羅斯國家社會和政治曆史檔案館中相關檔案所取得的成果。關於這一點，從作者幾乎沒有針對學界現有研究進展及其觀點展開對話和討論（對張戎夫婦著述的個別批評除外），隻取拿來主義的態度，亦可見一斑。

換言之，潘書的主要價值或貢獻，理當是集包括中國學者在內的中、俄、美等諸多方麵各種前期研究之大成，同時提供了一些自己獨特的思考和研究心得，俄國檔案的披露還在其次。

強調這一情況，未必就會貶低潘佐夫此書在毛澤東傳記研究中所取得的進展。如前所述，曆史人物傳記即使從學術研究的角度，也有兩種評價標準。潘書在寫法上沒有與現有研究展開對話和討論，但它畢竟將不少新發現或新開放的俄國檔案，包括中外學者新發現的檔案史料，較已有傳記更全麵、更係統地集中起來了。僅此一點，對現階段大批關心毛澤東生平思想研究新成果的讀者來說，它也還是一部值得一讀的傳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