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黃道炫 | 曆史學家的邏輯：真實的長征更值得我們紀念

四渡赤水中嶄露頭角的毛澤東

中央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失敗，於1934年10月，被迫撤出中央革命根據地，開始了大規模的戰略轉移。長征初期，由於王明“左”傾教條主義的領導者堅持按原計劃向湘西前進，使紅軍處於覆滅的險境。在此危急關頭，毛澤東力主擺脫敵人主力，改向敵人力量薄弱的貴州前進，以爭取主動。1935年1月19日至1935年5月9日，紅一方麵軍在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指揮下，采取高度機動的運動戰方針，縱橫馳騁於川黔滇邊境交界地區，擺脫了國民黨40萬大軍的圍追堵截，取得了紅軍長征史上以少勝多、變被動為主動的光輝戰例。“四渡赤水”曆時3個多月，共殲滅和擊潰敵人4個師、2個旅另10個團，俘敵3000餘人。

 

 

目前為止，學界對長征有哪些重大的發現與突破？

 

紅軍戰士的戰鬥力和頑強抵抗力是值得我們敬佩的。真實的曆史其實絲毫無損於黨的形象，所以我們沒有必要“刪繁就簡，避重就輕“，我們要對自己的黨史有自信，要展現全麵的、客觀的、真實的曆史，要實事求是，雖然這個過程中會出現不同以往的表述，但是沒有神話的，有血有肉的宣傳才是會為大眾所接受的，不但不會有損黨的形象，反而是有益。

 

 

我覺得近來在長征研究中的神話就是對於四渡赤水的研究，這個確實是還原了當時的史實，而且，這個還原絲毫沒有影響到我們對於毛澤東的軍事能力的判斷，反而是展現給了我們一個更加清晰的更加不同常人的將領。

 

大概是從80年代開始就有人對四渡赤水進行了梳理，到了90年代，孫果達等人比較深入地研究了四渡赤水問題。四渡赤水真正的神來之筆是第四次，前三次都是尋找方向的轉變過程。我在2012年參加了一個台灣的學術研討會，發表了一篇有關四渡赤水的考察，我的考察比他們稍微走的遠一點，他們基本上是從中共本身對長征進行考察，我是利用了國民黨的一些檔案，我到台灣查檔，發現蔣介石的檔案，我們大陸的很多資料合集裏都有，隻是被忽略了。我就利用了這些檔案以及蔣介石日記，對四渡赤水做了一些考察。當你把蔣介石的決策和毛澤東的決策對照著看，就能看到國共兩黨戰爭決策中的互動。

 

從四渡赤水這個例子中，我們可以體會到，這個世界上沒有神。毛澤東剛剛接手軍事領導權，他其實還是延續了從反“圍剿”以來一直奉行的軍事方針——到西南地區建立根據地。在川黔地區建立根據地，這是中共的一個基本設想，這個方針雖然有爭議，有反複，但是大體上還是貫穿下來了。所以中共到了川黔地區，基本想法就是要立足於此，一渡二渡三渡都是為了能夠立足。紅軍之所以能比較順利到達西南，和蔣其實不無關係，蔣介石在第五次“圍剿”中沒有決心完全消滅紅軍，而是想把紅軍趕走，他采取的是圍城必闕的方略。放紅軍走，湖南、兩廣、四川都是地方實力派很強的地區，在這個過程中如果紅軍和任何地方實力派發生衝突的話，兩敗俱傷，那都是蔣介石最想看到的。但是他自己也知道，這些地方實力派不會和紅軍拚命，紅軍極大可能很順利進入西南地區，這是蔣介石也有預料的。可以說蔣介石這一招是兵不血刃，一箭雙雕，紅軍從最初的8萬多人變成3萬多人，蔣介石沒有折損一兵一卒，蔣介石這步棋可以說是相當成功的。

 

在前三次渡赤水中，毛澤東的策略是和蔣介石的中央軍硬碰硬來打擊蔣介石的“追剿”，但並不成功。然後毛就開始轉變策略，開始脫離戰鬥，從這一點我們可以看出毛的果決和審時度勢的能力。在前三次中，可以說，毛是在不斷地摸索紅軍的前進方向，也是在建立自己的軍威，毛比其他的領導者要高明的地方是他發現在川黔建立根據地是不可行的。毛認為，既然蔣介石要在川黔地區要把我圍死，要把我消滅，那我就不陪你玩了，揚長而去，所以第四次渡赤水他就決然脫離追兵，往黔南地區大踏步挺進，這徹底打亂了國民黨的計劃。作為一個軍事家，首先要準確的估計敵我雙方的力量，這樣才是一個合格的軍事家，雖然不可能一開始就能料事如神，但是在幾次交鋒之後，應該是能夠估計到敵我雙方的力量的，能夠意識到自己的政策有何不妥。高估自己是人之常情，當年的那些軍事家政治家也很容易高估自己，能夠迅速準確的調整認識，給自己一個準確的定位，是很難得的。毛在四渡赤水中展現出的這種準確的評判力，果斷的揚長而去，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完成一個這麽大的轉化，可見毛的過人之處。

毛澤東並不像我們宣傳的那樣算無一失，恰恰是因為前三次決策的不利，才有了第四次渡赤水的成功。首先，毛的軍事能力是從實踐中得來，這是需要一個過程的。其次就是，毛剛剛上台，要照顧到方方麵麵，不可能突然改變一個重大的決策，因為這個決策是中央高層和廣大官兵的共性思維，這種共性思維不是靠毛一個人瞬間就能扳過來的，要通過實踐過程來證明，這個決策確實行不通，你才能夠去說服別人。

 

左傾路線的錯誤導致長征？NO

長征的起源到底是什麽？

 

傳統認為長征是左傾路線導致的，這不免有些自說自話吧，隻是從中共自己的角度來長征的由來。不同於傳統的認知，長征的來源目前在我們史學界一個比較公認的一個說法就是：這是對手雙方力量變化產生的一個結果。

 

1928年到1930年是中共發展最快的時期，熟悉民國史的人應該知道這段時期是中原大戰時期，國民黨內部多次發生戰爭，根本無法顧及這些邊遠地區的勢力，蔣隻能是看著幹著急。但是為了應付各方麵的壓力，蔣也給江西、湖南下命令讓他們鎮壓，但是當時江西的部隊都是滇軍，是客軍，大多客軍的追求就是領軍餉，他們覺得能夠在一個地方好好待下去就行了，根本不會為了江西拚命。幾次湘贛地區的聯剿就是在應付，因而紅軍發展迅速。整個中國，紅軍在幾年內從最初的兩三千人發展到十幾萬人，這樣的發展簡直就是奇跡。這樣的發展，可以解釋為：是因為利用了統治的薄弱環節，統治的真空地帶。毛在《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麽能夠存在》裏麵也曾這樣講過，他說要懂得利用對方的薄弱環節。總體看，從地緣政治講，紅軍的發展利用的一個是內部衝突，另一個就是地緣，根據地一般是數省交界的地區，常常是三不管的局麵。

 

1930年後，圍剿開始了，但是蔣介石起初還是沒有把紅軍太當回事，當然也是因為當時內憂外患，九一八事變、兩廣的造反等已經讓蔣介石焦頭爛額。當然，毛澤東誘敵深入的策略也很得當。毛軍事策略的成功和對手方的無暇自顧造成了前三次圍剿的不徹底，直到第五次“圍剿”，國內比較安定，國外方麵也和日本妥協，蔣才真正全力以赴剿滅紅軍，他先是把外圍的“釘子“都拔的差不多，然後開始火力全開對準中央蘇區。這個時候誘敵深入的策略已經不管用了，中共在軍事上失去了主動權。政治上，這個時候內部出現了左傾的問題，還有宗派路線、強迫擴紅、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對於毛澤東的排斥等多重問題。然而，內部的問題確實很多，但是未必影響那麽大，更談不上直接導致了長征。第五次圍剿的時候，國共兩黨的力量對比非常懸殊，而且中央蘇區的資源也無法繼續支撐戰爭，這可能才是更本質的。說實在的，第五次反“圍剿”，紅軍能夠和國民黨堅持一年，真的已經很了不起，而且還是從容撤退，並沒有付出很大的代價，說明準備還是很充分的。

油畫《四渡赤水之調出滇軍》

 

紅軍順利離開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蔣介石放水，為什麽要放水呢？第五次圍剿時，紅軍與國軍的傷亡比差不多是1:1，在武器完全比不上國軍的情況下，紅軍還能把傷亡比維持在1:1，可見其戰鬥力。第五次圍剿，國軍的主力主要是蔣介石中央軍的嫡係部隊，當時差不多有一半的中央軍都在江西和紅軍打，和紅軍硬碰硬，蔣介石是會很心疼的。而且地方勢力也是虎視眈眈。再加上蔣介石不是一個破釜沉舟之人，所以他選擇了一個不戰而戰的策略，最後事實也證明了就當時而言，他的決策是正確的。雖然曆史最後跟他開了一個大玩笑。

 

紅軍從此山過 留下了買路財

紅軍長征的糧食問題如何解決？有沒有對征集地的民眾造成影響？

 

 

我聽到有人說長征太苦了，沒有糧食補給，就隻能搜刮民眾。實際情況是中共在長征中堅持把對普通民眾的騷擾降到最低，做了最大的努力，那部隊的糧食是如何補給的呢？

 

首先，中共未雨綢繆，如果即將經過一段條件比較艱苦的地區，中共就會在比較富裕的地區，盡可能多的儲備糧食。其次，在相對富裕的地區，中共會有針對的進行征收。紅軍有先遣隊，會先對當地的民情做一番調查，找出為富不仁的人，然後主要針對這些人進行征集。這樣“巧妙”的方法就是為了盡可能的減少對普通老百姓的騷擾。當然，長途行軍，也不能完全避免出現拿老百姓東西的情況，但是有一個事情能充分證明紅軍整體的素質和體恤民眾。當時有很多人都得到了紅軍的布幣（革命區貨幣），如果當時紅軍在老百姓的菜園裏采摘了瓜果，便會留下布幣。這個“錢”能不能使用另當別說，但是這個布幣充分表示了紅軍對於百姓的尊重。當時紅軍的整體的文化水平並不高，但是，中共十分注重文化熏陶，講求紀律，強調思想教育，注重討論啟發。紅軍在這個過程中不知不覺就被同化了，漸漸地不自覺地以共產黨員中的一員的標準來要求自己，他們具備高度的自律性。

長征中，當然也有宣傳，但是事實上不可能做到像根據地那樣，所以，紅軍長征中的宣傳效果主要是靠做。直到現在，我們還是會陷入一個宣傳的誤區——宣傳內容決定了宣傳效果，現實其實不是這樣，不是光靠宣傳就能得民心的，國民黨的宣傳形式上未必就比共產黨差多少，但是呢，它的宣傳隻是停留在表麵上。往往是實際行動和宣傳相結合，才會給民眾留下深刻的印象，說的好不如做得好。紅軍經過的很多地區，民眾的反響還是很正麵的。

機會總是留給有準備的人

 

 

如何評價長征？它對於中國共產黨的意義？

中共本是在縫隙中發展的一個小政黨，不得已而為之的長征使中共從江南的一個小縫隙進入到了華北西北這樣一個大縫隙，一個機緣巧合，造就了中共未來的大發展。抗戰的到來，讓中共意外進入到了華北地區，雖然麵臨著更巨大的挑戰，但是同時也帶來更大的發展，也帶來了最終的勝利。

 

從西南到西北再到華北，如果沒有長征，中共仍然在南方麵對著國民政府的穩固控製區，不久的將來還要麵對入侵的日軍，那可能就不是今天這樣的局麵。長征的勝利與中共最終的勝利有著似有似無的聯係，這恰恰是曆史吊詭的地方，禍兮福兮，禍福相倚，看抗戰前後這一段曆史，常常會有神奇的感覺。曆史是無常的，但是沒有天上掉下的餡餅，機會都是留給有準備的人，什麽時候能夠得到這個機會，卻又有機緣巧合。曆史就是這樣必然性與偶然性交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