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德來到海德堡,被海德堡的美景迷住了,留下了這樣的詩語:
從來沒有一個德國城市,得到過像海德堡那麽多的讚美。
歌德說,Ich habe meine Herz im Heidelberg verlorn!
荷爾德林說,海德堡是他見過的最美的德國城市。
海德堡大學的校史檔案裏還記載了茜茜公主的兩首詩,也是讚美海德堡的,可惜我看不懂德文。
在描述自己的歐洲之行時,馬克·吐溫寫道,他從來沒有遇到過一個地方,如此充滿平靜與迷人的魅力,海德堡給人一種不可超越的美感。他本來計劃隻在海德堡停留一天,結果在這裏待了整整一個夏天。
當我們到達海德堡的時候,正是夏天最熱的時候。海德堡大學正在慶祝625周年校慶。海大新樓(海德堡大學文科的主教學樓)剛剛進行過一次大整修,一群諾貝爾獎得主開完林道大會,專程趕來,與這裏的年輕學生交流。美軍基地即將撤離的消息也是人們熱衷的話題,據說學校正在考慮把它改建成學生宿舍。另外,一個盛大的校慶派對即將在內卡河畔的大草坪上舉行,每個人都被歡迎來參加。正如《海德堡的學生王子》中的一句台詞:海德堡的夏天,是浪漫和音樂的季節。
德國是一個老齡化的社會,大概隻有在海德堡這種大學城,才能看到那麽多讓人賞心悅目的年輕人。有時候你會覺得他們太愛學習了,露天食堂的長凳上,隨便哪塊草坪上,都能看到一兩個年輕人臥在那裏,前麵擺開一堆書。但也是同樣的地方,一旦派對開始,你會懷疑他們是否從來不學習,也太愜意了。
這裏學生的那種自由姿態竟讓我震驚。有一次經過內卡河畔,見一個學生一邊抱著一本書,一邊將腳泡在水裏,旁若無人地讀著。
不過,海德堡大學一直是一個以自由聞名的大學。1849年,海德堡神學係曾經給一個逃難到海德堡的美國黑奴詹姆斯·彭寧頓(James W.C.Pennington)頒發了榮譽博士學位。而那時候的美國,教黑人讀書寫字都是非法的。
來德國前,按照中國人的慣常思維,我一直將海德堡大學視為德國最好的大學,比如德國的“哈佛”,或者德國的“清華”之類。當我向海德堡的教授們問及這一點時,教授們要麽一臉惶恐,要麽哈哈大笑。“不不不,謝謝你這麽說,但我們隻是很好的大學,不是最好的。”
在德國,“精英”是一個可疑的概念。從2006年起,德國政府為了提高大學的競爭力,陸續選了9所“精英大學”出來,海德堡大學名列其中。
“這隻是政治家的選擇。”海德堡校史專家彼得·默斯伯格教授告訴我,“德國人真正引以為豪的是,他們的每所大學固然都有獨特之處,但總體的教學和科研水平都很相似,並無優劣之分。無論走到哪裏,你都能得到最好的教育。這與美國大學體係不同,你沒法拿哈佛、耶魯與美國中西部的一個大學相比。在我們看來,不公平的教育體係本身就是對人權的侵犯。”
這種“去中心化”也與德國曆史的高度不確定性有關。與歐洲其他國家相比,德國近現代史上諸侯分立,教派鬥爭激烈,新舊秩序的更迭太快,一直沒有形成一個類似於倫敦、巴黎那樣的中心,占據一個國家大部分的資源。相反,每個獨立的小國都想有自己的大學、劇院和博物館,於是很多小的文化中心發展起來。正如香港中文大學校長金耀基在《海德堡語絲》一書中所描述的:“在德國,最大的圖書館在法蘭克福,最盛的印刷業在漢堡,最多劇院是在慕尼黑,最多博物館的是柏林,最全的國家檔案在柯伯尼茲,最豐富的文學資料在內卡河上的小城瑪白。科學的中心不止一個,而是分散在杜斯道夫、哥廷根、海德堡、曼茲各地。”
除去625年的曆史,美麗的山水建築,以及種種關於海德堡的浪漫主義迷思之外,海德堡大學唯一優越於其他大學的地方可能在於,它所屬的巴登-符騰堡州很有錢,對教育的投入更大,付給教授的薪水也更高,還可以建更好的實驗室。100年以前,為了留住著名的化學家、光譜分析的發明者本森在海德堡任教,州政府曾斥巨資為他建造了當時整個歐洲最好的化學實驗室。本森在海德堡大學當了6年教授。
除外,它隻是一所“很好”的德國大學,而這是最讓我感動的地方。
德國沒有大學入學考試,一般說,學生隻要通過中學會考,就可以申請任何大學的任何專業。與英美係的名校相比,海德堡大學不會得到一個國家,乃至全世界最好最聰明的學生,但它得到的是參差百態的學生,有很聰明的,也有平庸的,但參差才是真實的社會形態。
“美國人這些年在許多問題上所犯的錯誤,在阿富汗、伊拉克,都是因為精英的同化。無論民主黨還是共和黨,都上的是哈佛和耶魯,接受同樣的教育,他們內部沒有質疑的空間。”默斯伯格教授這樣告訴我。
1855年,一位美國觀察家曾經這樣寫道:“從來沒有一個民族像德國人那樣對自己的大學教育製度的發展付出了如此多的思考和艱辛——沒有一個民族從大學提供的服務中獲得如此大的益處,也沒有一個地方能使它們在國民的生活中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
那時候,德國大學是美國人的榜樣。19世紀大約有1萬名美國青年赴德留學,影響美國現代大學發展的幾位關鍵人物都曾在德國大學做過學生,而位居美國大學排行榜前列的幾所大學,大都是按照德國模式進行改革的成功範例。
美國教育史家認為,19世紀美國留德學生從德國大學獲得了三種智力財富:智力習慣(Intellectual Habit),智力方法(Intellectual Method),智力的和道德的信念(Intellecual and Ethical Conviction)。智力習慣代表學者個人及其學術的獨立性,它是三種財富中最為寶貴的;智力方法代表在思想和研究上的全麵性和準確性,這似乎是日耳曼人的一種獨特的財富,即掌握全部能夠知道的有關的事實材料;智力的和道德的信念,深信自己所做的事情,將為美國的知識和學術增添財富。
即使如此,有一些獨屬於德國的東西仍然保留在德國。海德堡曆史係教授曼弗萊德·伯格教授(Manfred Berg)在談到美國與德國大學教育體製的根本差異時,這樣告訴我:“美國大學生將教育看成人生的投資,而對德國大學生來說,大學是一種權利。州政府有責任讓每個年輕人接受良好的大學教育,隻要他滿足基本的條件。一個哈佛商學院的學位可以基本確保你未來的人生成功,德國卻沒有這份精英的歸屬感。”
德國大學最注重的是一種獨立思考的精神。在德國人的概念裏,大學生應是獨立自主、把握自己命運的人,他們已經成熟到不需要教師的引導,因為他們能把自己的生活掌握在手中。他們有選擇地去聽課,聆聽不同的看法、事實和建議,為的是自己將來去檢驗和決定。相比之下,英美大學像一座規劃得很好的城市,有時候連學生的私人生活都是有組織的。但德國大學,你乍一進來,可能覺得空蕩蕩的,什麽都抓不住。沒人關心你,也沒有人告訴你應該做什麽,聰明人得自己找到方向。你沒有指導,但也同時意味著沒有束縛。
海德堡哲學家雅斯貝爾斯曾經在一本叫《什麽是教育》的書中提到:“大學應該培養精神貴族,而不是精神附庸。前者會晝夜不停地思考,並為此形銷骨瘦;後者則要求工作與自由時間分開。前者敢冒風險,靜聽內心的聲音,並隨著它的引導走自己的路;後者則需要別人引導,要別人為他定下學習計劃。前者有勇氣正視失敗,後者則要求在他努力之後就有成功的保證。”
文章來源:三聯生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