蒼山殘陽
曆史，是過去的現實， 現實， 是將來的曆史， 我們不糾纏曆史，我們創造曆史！
多少年來，100號裏名家輩出，群星璀璨。已故的朱維錚、李華興、金重遠和沈渭濱等先生，當年都是中年講師，後來都成為新一代史學大家。然而，同時代的小董卻湮沒無聞，他的悲劇人生很少有人知曉。不久前，聽說100號連同200號、300號的老房子要拆了，心中不免憂傷。我曾看到一個材料：日本仙台醫科專門學校（今日本東北大學醫學係），原本名不見經傳，1904年，一位名叫“周樹人”的中國留學生在此讀書學醫。如今，魯迅先生上過課的階梯教室，依然保留著，魯迅坐過的座位，還有專門說明……
複旦大學邯鄲路校區西部，有一排老建築，由南到北，依次為100號、200號和300號。它們坐西朝東，灰牆黛瓦，與北麵400號登輝堂（今相輝堂）、南麵700號奕柱堂（今校史館），遙相呼應。
這一排建築中，靠北的300號原是複旦實驗中學校舍，後拆除重建，現為“蔡冠深人文館”。中間的200號名為“簡公堂”，由南洋兄弟煙草公司簡照南先生捐資興建，是1922年複旦遷址江灣時僅有的“三座屋宇”之一（另兩座為奕柱堂和第一宿舍）。上世紀20年代，胡適、魯迅等人先後在簡公堂做過演講。底樓的A1教室，還有特別意義：著名戲劇家洪深領導的“複旦劇社”在此改組成立，複旦劇社在曆史上享有盛譽，其英文名就叫 A1Club 或 A1Workshop。
與簡公堂建築風格類似的，是靠南側的100號。100號雖比簡公堂建造稍晚，卻遠比建於1946年的登輝堂曆史悠久。上世紀30年代初，為迎接30周年校慶，複旦擬建行政辦公樓，苦於資金不足，校董會決定發行公債，籌款建樓。1933年，複旦正式向社會發行公債，年息1分，5年還清——這是我國大學首開發行公債之舉，轟動一時。公債募得的4萬元，建成了100號。建成以後，此樓有一個響當當的名字：“相伯堂”，以紀念複旦創始人馬相伯校長。與簡公堂、奕柱堂一樣，相伯堂也曾飛簷翹角，古色古香。然而，1937年“八·一三”事變，日軍進攻江灣，複旦校園遭到重創，第一宿舍和女生宿舍（東宮）、體育館被夷為平地，相伯堂和簡公堂則被炮彈擊中，掀去屋頂，從此不複有昔日雄姿。
新中國成立後，複旦老校舍以數字重新命名，“100號”成為相伯堂的代號。50年代，這裏曾是理科辦公樓。1958年，原子能科學係在100號創立。60年代初，100號成為曆史係辦公樓。對於100號，我有一種特殊的親近感——“文革”結束後考進曆史係時，我經常走進100號。那時，學校圖書館（今理科圖書館）擁擠不堪，人滿為患，唯有100號底樓的曆史係資料室偏安一隅，清靜幽雅，是學生自修的首選。100號為兩層樓建築，原來東、南、北三麵有門，枯藤繞牆，斑駁陸離，在綠蔭的包圍下，顯得低調而與世無爭。
於右任先生說，複旦初遷江灣時，僅有“屋宇三座”，即奕柱堂（今校史館）、簡公堂（今200號）和第一宿舍（後被日軍炸毀，原址建起登輝堂）。左為奕柱堂，右為簡公堂，中為相伯堂（即100號）。
100號裏，我們常與史學大師不期而遇。見到較多的有陳仁炳、楊寬、吳傑和張蔭桐等任課老先生。至今記得，陳仁炳先生神情憂鬱，背微駝，卻穿戴整齊，一雙棕黃色的舊皮鞋擦得鋥亮，陰天時他常帶一把長柄黑布雨傘，不下雨時權作拐杖……偶爾，也能碰見周穀城、蔡尚思、譚其驤和田汝康等先生，他們雖已不為本科生開課，但精神矍鑠。每月5日學校發工資時，老先生們常會現身100號。記得第一次近距離見到周穀城先生，是一個寒風刺骨的冬日上午，我正在資料室讀書，忽然有人推門進來，“周穀老！”我心裏暗叫一聲。周先生風塵仆仆，戴著變色眼鏡，穿著黑呢大衣，一條米黃色圍巾把脖子裹得嚴嚴實實。他把手上的拎包往桌子上一放，用濃重的湖南口音叫道：“小董！”那位“小董”慢慢抬起頭，瞟了一眼周先生，麵無表情……這個場麵，我印象深刻。
在100號，周穀城先生的逸聞不少。“文革”初，他被作為“反動學術權威”打倒，有一陣子，被勒令打掃100號廁所。每天清早6點多，周先生會準時出現在100號。有好心人問他，為什麽那麽早來？還要戴上大口罩？他歎道：“還不是不讓別人認出我周穀城在掃廁所呀！”有一次，傳來在北京的姚文元的“指示”：“有些人現在還不老實，翹尾巴，比如上海的周穀城……”第二天，100號裏就開會批鬥周穀城，不料他卻發言說：“狗和貓有尾巴，會翹尾巴，我周某人既非狗也非貓，無尾巴可翹！”一時場麵尷尬。
周穀城
據複旦校友陳四益先生回憶，周穀城先生應對批鬥，態度另類，“哪怕東拉西扯，也要表現獨立之人格。”某日，登輝堂召開批鬥周穀城、周予同等人大會，會議主持人要周穀城批判周予同，“周穀城戴著墨鏡走到台中，大聲說道：‘周予同是研究經學的。我早就同他說過，你研究的是小六經，我研究的是大六經。你的小六經隻是我的大六經裏的一小部分……’話一開頭，台下已在竊竊私語，講到這裏，終於忍不住爆發了哄堂大笑……他戴著墨鏡，我無法看清他的表情。我想，在鏡片後麵的眼睛裏，一定隱含著譏刺與得意……一場要‘大殺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威風’的批鬥，就此流為笑談。”（陳四益《臆說前輩·應付批鬥》）
聽我的班主任李孔懷老師說，有一次學校批鬥會後，周穀城、周予同先生回到100號二樓，周予同先生氣得渾身發抖，怒火難消；而周穀城先生卻心平氣和，若無其事。隻見他拿起一柄幹拖把，頭枕布條，倒地就睡……“這一幕，看得我目瞪口呆！”李老師由衷地感歎，“周穀老真了不起，舉重若輕，內心非常強大！”
再說“小董”。被周穀城先生喚作“小董”的，本名董力生，係資料室管理員，40來歲，戴一副黑框眼鏡，麵目清臒，身形瘦削。他時常站在資料室一角，兩眼盯著窗外發愣。有好幾次，資料室內寂靜無聲，小董突然拿起報紙，高聲朗讀《人民日報》社論，抑揚頓挫，字正腔圓；有時，他又會嘟嘟囔囔，念念有詞。我剛到資料室時，對此頗感詫異，後來慢慢習慣了——他是一個病人。
小董是曆史係55級學生，是李孔懷老師的同班同學，“他原本是要考上海戲劇學院的，後來不知怎麽進了複旦曆史係。”讀書時，小董多才多藝，是班裏的文藝尖子，也是複旦劇社的演員，“詩朗誦、快板、話劇表演，他樣樣精通”。1958年，他與同班同學朱維錚一起，參演獨幕劇 《星期六的晚上》，獲得上海市高校匯演演出一等獎。他演過的最著名的角色，是在話劇《紅岩》中飾演特務頭子徐鵬飛。《紅岩》風靡街頭巷尾，小董自然成了“明星”。他的功課也不錯，是著名曆史學家胡繩武的研究生，畢業以後，留校任教。
但是，小董有一個心病，從不向人透露。他“海外關係”複雜。“文革”初起，風聲鶴唳，他心情高度緊張，憂心忡忡。恰在此時，兩位青年教師從北京調回，住進單身宿舍，與小董為鄰，小董敏感，誤以為受到監視，越發不安。有一天，他突然叫道：“我就是反革命！我罪該萬死！”一位多才多藝的青年才俊，終於被時代漩渦吞噬……
100號前的石刻，記錄著相伯堂的曆史
多少年來，100號裏名家輩出，群星璀璨。已故的朱維錚、李華興、金重遠和沈渭濱等先生，當年都是中年講師，後來都成為新一代史學大家，聞名海內。然而，同時代的小董卻湮沒無聞，他的悲劇人生很少有人知曉。我畢業後不久，聽說小董死了——他倒在自己的單身宿舍裏，幾天以後才被人發現。小董是100號裏的小人物，連一顆流星也算不上。今天，回首100號，安能記得小董？
左為簡公堂，中為景萊堂（300號），右為登輝堂（今相輝堂）
不久前，聽說100號連同200號、300號的老房子要拆了，心中不免憂傷。我曾看到一個材料：日本仙台醫科專門學校（今日本東北大學醫學係），原本名不見經傳，1904年，一位名叫“周樹人”的中國留學生在此讀書學醫，20年後，他成為中國文豪魯迅先生。魯迅以一篇散文 《藤野先生》，讓人們記住了仙台醫專，記住了他的老師藤野嚴九郎。如今，魯迅先生上過課的階梯教室，依然保留著，魯迅坐過的座位，還有專門說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