蒼山殘陽
曆史，是過去的現實， 現實， 是將來的曆史， 我們不糾纏曆史，我們創造曆史！
沒辦法，既然這提問權又被我奪過來，他就必須回答我的問題，不管他如何回答，他總得說點什麽吧。我一看，他根本沒有任何反應，老神在在的一點也不乎我的提問， 馬上反問我， 你說呢， 有沒有，應該不應該強製他們勞動。他說，勞改也好，勞教也好，就是要勞動，就是要在勞動中改造自己。他說，他現在也讀到一些人寫的勞改農場的事，說是怎麽怎麽。但是， 寫的人忘記了，二點，一點就是我剛才說的，勞動改造，當然要勞動，而且是強製性的，當然是在體力能夠支持的情況下。第二，寫的人忘記了， 他寫的那個年代，全國人民也在勞動， 也在吃苦。說勞改農場怎麽苦， 怎麽強製性的繁重勞動，這很正常。
說到這裏，他有點激動，喝了口水，對我說，我知道你提問的意圖， 你也隻是出於好奇心問一下。我可以告訴你， 在那個時期，修青藏路的解放軍比他們這些服刑人員更苦，當時的大慶王鐵人不比他們苦？ 當時有人提出，用這些服刑人員去參加某些大型工程。權衡之下，我們認為不可取。所以，和蘇聯斯大林做法不同，我們中國的那些大型工程沒有動用這些服刑人員。我說，這我知道， 蘇聯的很多大型工程就是靠，或者主要靠服刑人員作為主要勞力完成的， 最著名就是那條運河工程。這位老者說，對，這事在那本古拉格群島裏好像提到。
我說，我讀過一篇文章，講到中國和蘇聯在這方麵的不同是因為國情不同，對法製運用的理解不一樣。中國的許多重大工程，在內地的治黃，治淮何大型交通幹線，樞紐建設等都是在人口密集或人口多的地區進行的。進行這些工程的主要目的就是改善居住，工作，交通和耕種條件。還有在東北和西南的工業建設，甚至開發北大荒，都不需要這些服刑人員。中國那時缺錢，缺技術，缺設備，但就是不缺勞動力。就地征用民工的花費遠遠低於從千裏之外調用服刑人員來做，調用服刑人員，一是成本高，二是管理上難掌握。好不容易把他們送到大西北，總不能再把他們拉回來。還有就是，服刑人員之間的年齡相差太大，幾乎所有年齡段都有。而蘇聯不同， 蘇聯的遠東鐵路，大型水電站， 運河，和工業基地都大量用服刑人員作為勞動力，因為蘇聯地廣人稀，在這些大型工程建設地方，當地根本沒有足夠的勞動力可供征用。
他說讚同這篇文章的見解，說最好的說明就是，除了三年自然災害期間，當然那個時候全國的死亡率明顯高於正常年份。我們正常年份的服刑人員的死亡率一直是在正常的可以控製的範圍內，我們這裏的死亡率並不比其它地方高。
他又說很多服刑人員在刑滿釋放後不願回原籍地，當然，這裏有多種因素。但是其中有一條，經過幾年的勞動，這裏的生活條件比當時中國的有些地區要好。他說你知道嗎，我們那裏有不少“八分錢新娘”或者說“郵票新娘”你知道一張外埠郵票八分錢，就一張郵票，來了不少於幾千人的 郵票新娘。這些人從最窮苦的地方來到這裏，即穩定了這些留場人員情緒， 也為大西北的建設和人口增加做出了貢獻。中國這麽大，人口這麽多，但分布不平均，你看大西北人口又這麽少。 八分錢郵票新娘受到這些刑滿留場人員的歡迎。這些恢複了公民權的公民也是我們中國人， 他們也為大西北的建設做出了貢獻。我笑著開他有一個玩笑，說那麽有點像澳大利亞了。 他說，不像，因為占的人口比例不一樣，那幾個勞改農場，加上新娘和以後的家庭再多也不過幾萬人在那裏。現在這些人成為國營農場的重要力量。但是他們的後代，也有不少走出了大西北，告訴你，我們那裏的高考錄取難度不比你們低。
第三天下午，他說，我舉過很多我接觸過的具體的服刑人員的事例，比如具體列舉了那些曾經的
勞動模範在這裏服刑的情況，當然過去這些情況是不會見報和公開報道的。他說舉這些例子是想說明，我們對不同服刑人員是不同對待的。對原國民黨舊政權人員，主要是把他們關起來，這些人對統戰有用處， 對台工作有用處。我插話說，在文革時， 大概用處就很大，你不是說，每天要接待大量的外調人員查證本單位的走資派是否是叛徒， 地下黨組織是否為國民黨所控製等等。 他說文革是特殊情況， 六三六四年誰想到會有文革發生。
他像作報告似的繼續說，對那些流氓惡霸和刑事重罪的服刑人員，這些人在政治上沒有任何價值，改造他們唯一的方法就是勞動和學習，以勞動為主，這些人平時都是好吃懶做， 隻有勞動能使他們脫胎換骨， 重新做人。對知識分子，思想改造為主， 但是最吃不起苦的也是知識分子。你可以想象 一百斤的擔子，放在知識分子的肩上和放在別的服刑人員肩上，各自的感覺和承受力是不一樣的。像那些曾經的勞模也好，一般的有技術特長的玩忽職守的犯罪人員。對他們主要發揮他們原有的特長， 繼續為社會主義建設出力， 因為，他們犯罪的原因不是政治上的。
他說完了， 對我說，我隻是說了些具體的政策。我們的做法。你搞學術研究， 你說說你自己的觀點和看法，讓我也聽聽你們學術界的看法，比如對蘇聯那套做法和中國的比較，現在不是都時興搞比較研究嗎。
我說，我想寫篇文章， 立意是這樣的，從在押的服刑人員的罪名變化看社會條件和背景的變化。我說，你說過，那些進來的服刑人員，人不是你抓的，判長判短也不是你判的，冤假錯案也不是你這裏造成的，我同意你的說法。但是， 你這裏是社會條件和社會風向的指示標。什麽時候，什麽樣的罪名多。你看各種罪名的變化，進來的服刑人員數目的變化也反映著社會的變化。文革時，帶著反革命的罪名的人最多， 這反革命的罪名就像是個廣譜抗菌藥一樣， 不分男女老少，人人適用，處處適用。我想知道你們有沒有這樣的統計，他說記錄當然有，但沒有專門研究。接著說， 你有興趣，你可以來做， 對今後的法製建設是極其有益的。
我說，恩格斯在他不算晚年的著作裏，《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一文中，針對當時英國無產者犯罪人數增加的情況，寫了這麽一段話， 當這個社會存在著著注定使人犯罪的因素時， 我們是首先譴責這個社會還是譴責這個人呢。我想，今天我們這個社會，不應該， 也不應當存在著注定使人犯罪的因素。我繼續說， 西方史學界在研究曆史時，對社會的穩定，犯罪人員群體和罪名之間的關係以及和政府的責任之間有這樣的觀點。我說， 如果你用這個觀點來看你們那裏的情況，是不是能說明問題。這個觀點就是，如果一百個罪犯是因同一罪名被關押的和一百個罪犯是因為一百個不同罪名被關押的，那一種更體現出政府的責任和社會的某個方麵出了問題。
他想了想，說應該是第一種情況吧。我說這種史學觀點就是這樣解釋社會的， 如果一個年輕人找不到工作，生活貧苦，那不是政府的責任，如果一百個年輕人由於一百個不同的原因找不到工作，陷於生活貧困， 那也不是政府的責任。但是，如果一百個年輕人是由於同一種原因，找不到工作而陷於貧困。那就是社會某個方麵， 或者政府的某項政策出了問題，這就需要政府來麵對和檢查，要找到解決的辦法了。比如恩格斯寫那本書的年代，那時英國無產者犯偷竊罪就特多，德國農民戰爭前，各邦國的農民被判偷盜領主和教會的財產罪就特別多，文革期間，被判反革命罪的也更多， 後來改正的也多。
我突然有這樣的想法， 這位老者具有這樣水平，談吐也好，應對也好，他應該是受過很好教育的，不會低於大學的教育，還有，他說話時那副自信和神態，他的政治觀點既不超前，也不落後， 他對共產黨過去的曆史和政策描述的語言， 半是原則的堅持， 半是現在的流行， 半是職業的說辭，半是研究性的探討。我特別注意到，當他談到國民黨舊政權人員時，臉上流露出的那副麵容和眼神。我想，他也許對國民黨有著特殊的認識。於是，我立刻問他，
“你不像你這樣位置上的幹部，你在這樣單位工作，你一點也不想掩飾，如果你不說，我還不會這幾天一直和你說這些外界看來神秘的話題。還有，你，我想起來了， 你很像，我兒時印象中的一個人，我們幼兒園隔壁的一戶住家的男主人，他是公安局的，文革時貼了大字報才知道他解放前是地下黨。”
我剛說完，他眼睛一亮，問我這人叫什麽名字，我說，我那裏知道，一個小孩子那裏會記住呢。我說幾乎可以肯定， 你讀過大學， 他沒有遲疑，立刻回答說，當然，四六年抗戰勝利後進大學的，還是法律係的呢，我說那你有可能也是地下黨吧，他笑了說，是的， 就是在那個現在代表中國政府和你的研究對象談判的人領導下，參加學運， 二次被捕， 加了句， 他認識我， 還有部長也知道我。
不知不覺中，列車快到西安了，那二個華僑提著包走出車廂時沒有多久，列車穩穩的停下， 外麵一片喧嘩， 西安到了。那個小青年早已坐在車廂裏， 車快要開時，一個老太，打扮的幹淨利落，大大方方走進我們的包廂，坐下後和我們點了點頭後，臉朝外看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