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閱讀 明代官場同學會的“正” 負 能量

文 | 錢茂偉

摘自《人民論壇》2016年2月（微信ID：rmltwz），本文已獲授權

 

1

 

因科舉而生的同年會

 

 

明代官場的同學會，主要是同年會。所謂同年，是指被政府同年薦舉之人才。“同年者，四海九洲之人而偶同科第耳。”同年向有弟兄之義，是傳統社會中最為親密、也最為重視的社會關係資源。加強同年關係的主要手段是開同年會，編纂同年錄。明代鄉試或廷試後，每科舉人或進士喜歡開同年慶祝宴會。同年會以第一次最為熱鬧，“蓋其人皆聚於京師，方釋場屋之累而曆觀朝廷之尊，且被冠裳之華，而無薄書之冗。一旦張筵合樂，舉觴勸酬，其情豈不暢且適哉”。至於舉人同年會，尤以南北直隸舉人同年會為顯，因為南北國子監中的“四方之士多與焉”。同年會講究感情關係，一般開同年會，“坐以序為齒，尚齒也；酒以醉為度，極歡也”。同年會結束時，為聯絡情感，習慣按年齡順序編纂一份名錄，稱同年錄，又稱同年譜，又稱小錄。同年錄一般“書姓名字裏齒行家世，附以他日宦曆所至者”。編纂同年錄是為了友道，“崇世誼也”。同年多是異姓朋友，要體現保持兄弟關係，必須編纂同年錄。兄弟講究友誼，所以，同年錄編纂的原則強調年齡的長幼順序。同年錄也有鄉試同年錄與進士同年錄之分。

 

按空間與層次來說，同年有鄉試之同年，有進士之同年。“進士同年，四海九洲之人；鄉試同年，如浙江，則一省一郡一邑之人。四海九洲之人本疏，而同年則親矣。一省一郡一邑之人較之四海九洲之人則親矣，而同年則愈親矣。”按常規來說，鄉試同年情誼，比進士同年情誼深。對考不上進士的舉人來說，情況確如此。不過，對考上進士的舉人來說，情形則不一樣。因為鄉試與會試時間相隔半年，他們往往來不及和其他舉人交往，就進入了進士同年圈。進士圈更有實用價值，自然疏於舉人圈的交往。考中進士，就正式進入官場。同科進士，相當於黃輔軍校同學，自然也就建立了官場人脈。同年錄，就是聯絡圖。不僅同年可用，同年的子弟也會得到照顧。

 

2

 

多彩的士大夫文會

 

 

隨著社會的穩定，明代中葉以後，北京出現了不少文會。文會類型多，如：解元文會。成化六年（1470）冬，楊守陳、楊守阯、商輅、範理、姚夔、盧楷這六位來自浙江的各科鄉試解元，難得聚會北京楊守陳寓舍，由刑部尚書陸瑜主持，為“六元會”。姚夔口占一絕，有“四十年來六解元”句，其他人一聽來了興趣，於是以此句分韻賦詩。這是明代浙江解元的第一次聚會。成化十五年（1479）春，楊守陳、楊守阯、胡謐、楊文卿、沈述之、謝遷、黃珣，複為“七元會”。楊守陳為首席，取歐陽修貢院詩，分韻賦詩，成七元文會詩。成化二十三年（1487）春，楊守陳、楊守阯、胡謐、沈繼先、謝遷、王華、李旻，又為“後七元會”。這是一種特殊的在京浙江同鄉會。每次聚會，“必分韻賦詩，迭為序引，所以宣上恩、修臣職，敦僚友之義，序少長之禮，洽賓主之情者，無不具焉。至於交相期勉，尚友古人，許身稷契，濟美元愷，希從周漢唐宋之賢，以立德立功立言垂之百世為重，不以一時科名能盡一鄉一國天下之士自足也”。可見，這是一種有著崇高目標的君子詩會。楊守阯將三次聚會詩文匯編成冊，稱《浙元三會錄》，收藏了二十年。正德元年（1506），“六元會”之一的範理兒子、廣德州知州範昌齡將之刊刻於世。

 

又如麗澤會。成化七年（1471）春，楊守陳的弟弟楊守阯在北京組織了國子監朋友25人，聚盧楷私第，“日與四方名士講業，號麗澤會，期必取進士乃已”。這是一種以考進士為目標的文會。楊守陳稱：“會則取五經群籍相講解問難，各出所著。其修潤之，德善相勸，過失互規，充然各有得焉。……真得麗澤之象，過唐人之私試夏課遠哉！”即使在成化十四年（1478）中進士以後，楊守阯仍“日以學未聞道，愧然孤陋，欲友天下之士，取諸人以為善，一時英俊，鮮不交遊”。他後來官至南京吏部尚書。至明末的文會，如江南的複社，由文社而幾近於江南政治社團，此不詳敘。

 

3

 

官舍的同鄉朋友私會

 

 

京官在北京工作多年，就得自己購房。官員的住宅，無疑是同鄉及朋友聚會的最好場所。

 

官至禮部侍郎的楊守陳在北京的官邸在大時雍坊（今西長安街南、正陽門與宣武門間）之高坡巷，這條巷地勢高而幹燥，特別明亮。楊守陳將之命名為高坡巷，從此這個名字就叫開了。天順二年（1458），他重回北京，在一處比較荒涼的地方置室四層，每層一間。天順六年（1462），複購買了旁邊的房室，有意建後花園。成化十年（1474），對原來的四層作了翻新、擴充，各層有七間或五間。成化二十一年（1485），後花園建成，稱為後樂園，亭稱風詠亭。因為忙於工作，楊守陳的後花園前後經營了24年。在三十年中，高坡巷有了較快的發展，人氣大旺，“昔之民居化為官舍十六七，而一門父子兄弟同顯者又七八家，他巷皆莫能逮”。可見，這條巷的風氣十分好，連連出進士，所以才有“聯芳巷”或“聯珂裏”之說。楊守陳兄弟子侄“布列京署，家極顯”。在這裏，楊守陳兄弟經常宴請朋友，聚集了李東陽等名流。程敏政稱：“咫尺高坡巷，翛然絕市塵。汲泉蘇菜甲，編竹擁花身。歌徹江南弄，杯空白下春。高風鏡川老，不是草玄人。”

 

4

 

服務同鄉官紳公車的會館

 

 

會館最初是作為同籍在京官吏的集聚之所而出現的。目前所知，會館始於明代永樂年間的蕪湖會館。蕪湖會館是在工部主事的蕪湖人俞謨所購京師前門外旅舍基礎上建成的。又有（江西）浮梁會館、廣東會館。到明中葉以後，北京的會館越來越多，“京師五方所聚，其鄉各有會館”。永樂年間之所以會出現會館，與定都北京有關。北京臨近蒙古高原，氣候寒冷，路途遙遠，對南方人來說，十分不適應。當時政府又沒有官舍製度，沒有商業招待所。四方來京做官的人，必須自己購房或租房居住。而且，明朝官員為官，多不能帶家眷。這樣，居住在北京的官員，往往隻有官員本人。因此，他們的居所往往會成為同鄉官員聚會之所，實際上起到了臨時會館的作用。一旦他們離開都城，到別地為官或退休，其住房就會交給同鄉官員來打理。這樣，他們的住所就容易成為會館。如俞謨歸裏時，將居所的使用權交給了同鄉京官晉儉，就成為蕪湖會館。又如首輔葉向高“舍宅為館”，首輔張居正在北京的故宅成為全楚會館。

 

另一方麵，北京又是三年一次的會試之所在。每到春闈之年，各地舉人集中北京，參加二月的會試。他們到北京以後，當然需要臨時居住。此時，會館就成為他們優先考慮的地方，尤其是那些窮舉人，非依此不可。當然，同鄉官員也願意提供。因為這批舉人一旦考中，就是來自家鄉的進士，是未來的官員，當然值得投資。因為服務會試，所以稱為“會館”。平時，則為同鄉單身官員的集聚之所。據說，到明朝末期時，會館類型增多。內城的會館，服務官紳；外城的會館，服務應試的士子如舉人、歲貢。會館的功能在不斷擴大，後來經商之人參與會館建設。如嘉靖四十二年完成的崇義會館，就是徽州商人營建的徽歙會館。

 

5

 

官場上的地域朋黨鬥爭

 

 

來自全國各地的士大夫群體，聚集首都北京，他們喜歡組織同學會、同鄉會，多有抱團取暖之意，絕大部分狀況下傳遞的是正能量，這與官員本身的素質有關。譬如前所引寧波楊氏家族，作為明中葉東南第一科舉家族，體現正義士大夫形象，他們組織的文會、同鄉會，就以正麵形象為主。也經常體現友道之義，友道主要有二，“禮”和“義”。“生相問也，慶相賀也，沒相吊也，是之謂禮。進必相引以賢，毋或妒也；退必相要以正，毋或係也；患難必相扶持以全，毋或陷且棄也，是之謂義。”“禮”和“義”是相聯的，“其情篤者其禮完，其分深者其義重；禮不完則隙之所由生也，義不重則市道之為也”。當然，也有通過同年會、同鄉會加強人脈聯絡，維護自身利益，產生負能量者。

 

明朝中葉，曾出現南人北人互相排斥現象，大略也可觀當時同鄉的作用。天順朝的吏部尚書王翱是河北人，選官時有意識地多引北人，排斥南方人。成化時，浙江人姚夔為吏部尚書時，則“頗右南人”。由此，南人北人之爭趨於激烈。正德時，因權宦劉瑾是陝西人，多用北方人，其中的河南人焦芳更是對南方人深惡痛絕。結果，浙江官員多被打壓。等劉瑾倒台，南人又掌大權。南人北人之爭，說到底是利益之爭。

 

電影《唐伯虎點秋香》中的江南四大才子

 

晚明時期，朋黨紛爭，出現浙黨、楚黨、齊黨、宣黨、昆黨之類。“浙黨”以內閣輔臣浙江人沈一貫、方從哲和給事中姚宗文為首；“楚黨”以給事中湖廣人官應震、吳亮嗣、黃彥士為首；“齊黨”以給事中山東人亓詩教、周永春為首；“宣黨”以湯賓尹為首；“昆黨”以顧天峻為首。因為東林黨影響了其他人的政治利益，為自保這些人紛紛以地域為單位，以高官為領袖，結成幫派，聯合對抗東林黨。這些屬按地域來劃分朋黨，有的實際存在，有的則是對手加封的。地域性朋黨組織結黨營私，當然會禍國殃民，但在皇權體製下，他們的存在又是暫時的。

（作者為寧波大學人文與傳媒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