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文明史上的士：從主人到奴隸

在西方， 騎士是最低一層的貴族， 是封建社會穩定的基石， 是封建國王發號施令的具體執行者。任何的貴族，除非是繼承的除外， 從來就是從受封騎士開始。 作為君主立憲的大英帝國， 直到現在還對對社會做出傑出貢獻的人士進行封賞， 封為騎士。 那麽中國有士嗎， 中國的士在我們的曆史長河裏起到了什麽作用呢？

在中華民族號稱5000年的發展長河裏， 士是一直存在的， 並且也一直是社會的精英， 中國跟西方的士在開始時都是一樣的，但隨著社會的演變， 統治權力不斷向皇權集中， 中國的士的角色也在起著不斷的變化， 簡而言之， 就是從文武雙全，自尊獨立，享有統治權利的貴族， 變成了匍匐在皇權腳下的奴才。

在有文字記載的周朝， 一個典型的中國的封建社會， 在天下大定以後， 對諸侯進行了分封。 史稱周武王分封了70多個諸侯國， 而在成王時又分封了300多個諸侯國。分封以後王和諸侯分治天下，各自有自己的土地，軍隊， 和對分封的土地的行政管轄權。各諸侯貴族又通過自己養得士進行任命，象大夫，卿，將軍等對所屬的領地進行統治， 而這些士也會因為立功而受到分封， 成為自己領地的統治者。

這種相安無事地社會結構，隻有在“禮”受到侵犯的時候， 才會受到其他貴族和士的譴責和懲罰。“禮”也，社會秩序的規範也。 不遵從禮， 就會天下大亂。 周公製禮以後，天下安定， 但人心不古， 經過幾百年的發展以後， 禮崩樂壞， 於是中國進入了春秋戰國時期。

春秋戰國時代， 曆時幾百年， 是公認的中華文明輝煌發展的時代。 那個時候， 各個諸侯國競爭發展， 士在各個國家得到了尊重和對待。 養士成為各諸侯國貴族的傳統， 大有得士者得天下的趨勢。那時候諸侯， 貴族， 和士在人格上是平等的。 他們往往坐而論道， 暢談治國理念，和則留， 不和則去， 許多士人往往奔走於各國， 以使自己的才能得到最大的發揮， 真正做到了君擇臣， 臣亦擇君。 比如蘇秦，在鬼穀子門下學成後， 先是到洛陽求見周顯王， 但周顯王朝守舊保守， 對於初生牛犢蘇秦不信任。蘇秦又西行至秦國， 遊說當時的秦惠王兼並列國，稱帝二治。 但秦國剛剛處死商鞅， 討厭說客， 未采納他的建議。蘇秦隻好離開秦國轉向趙國， 但趙國是奉陽君為相， 也不喜歡蘇秦。 蘇秦不屈不撓， 又去了燕國， 在燕國等了一年才見到燕文侯， 並得到了燕文侯的賞識，從此一發不可收拾， 佩戴六國相印， 成了六國合縱的縱約長。還有孔子， 當年為了兜售他的治國理念， 帶著弟子，周遊列國。最後窮途末路，無人打理，隻好打道回國，專誌於教育。才成就了一代聖人和教育家。 正是由於這種寬鬆的社會氣氛， 中華民族的哲學， 政治， 詩歌， 軍事， 才百花齊放， 百家爭鳴，在春秋戰國 得到了令人眼花繚亂的發展。

使貴族和士受到文明史上第一次打擊的是商鞅。 作為戰國時期的一個法家， 商鞅受到了秦孝公的重用， 以改變秦國在群雄爭霸中愚昧落後的局麵。商鞅改革了秦國戶籍， 軍國爵位， 土地製度， 行政區劃， 稅收， 度量衡以及民風民俗， 通過變法使秦國成為了富裕強大的一方諸侯。然而， 從曆史上看， 商鞅的變法是一種變相的國家獨裁式的軍國主義權利集中。商鞅改革戶籍製度，實行的是五連坐法， 使得秦國人民變成了專製的工具； 廢除世卿食祿製度， 建立軍功獎勵製度，使得整個國家的權利 收複到中央， 使的君主一言九鼎， 權利獨大。商鞅的變法理念有三：1. 鏟除仁義和平善良孝悌，國家才會強盛； 2. 人人互相監視互相告密， 國家才會強盛， 必須“弱民”， “愚民”， 國家才會強盛。《商君書。靳令》指出， 無論國家有沒有錢， 都必須時刻處於戰爭狀態， 如此才能強盛， 才不會被“六虱”侵害。 “六虱”是什麽呢？是禮樂， 詩書， 修善， 孝悌， 誠信， 貞廉， 仁義和平。 為什麽人人必須告密國家才能興盛？ 《商君書。開塞》解釋， 讓老百姓隻敢做國家讓他們做的事， 國家才會大治。商鞅認為， 民弱國強， 國強民弱， 故有道之國務在弱民， 百姓貧窮， 就會有求富的動力。 他們為生存疲於奔命， 沒有精力求智， 國家也不再有虱了， 國家也就強盛了。

很顯然， 商鞅作為一個衛國的沒落貴族， 一個士， 向秦孝公兜售的不是怎樣利用貴族和士來富國強兵， 而是靠消滅貴族，實行軍國主義， 獨裁主義來強化君主的統治。 曆史證明， 軍國主義和獨裁主義確能使一個國家高效率， 在短時間內強盛起來。 但獨裁法西斯難以長久， 秦國統一六國後很快滅亡便證實了這一點。商鞅以前的士可以擇君而仕，仕而受封。 商鞅以後的士一君而仕， 沒有了選擇權。

第二個對於中華民族的士造成巨大打擊的是漢武帝時代的董仲舒。董仲舒是漢武帝時期的大儒。如果說商鞅為君主提供了極權統治的術， 也就是方式方法。 那麽， 董仲舒為君主實行極權統治提供了理論基礎和指導思想。 董仲舒第一次提出了君權神授， 天子受命於天的理論和天人感應的學說。 他的理論是上天選擇統治萬民的天子， 士子應當輔佐， 庶民應當服從。如果天子不按上天的旨意行使權力， 上天也會進行懲罰。 董仲舒進一步向漢武帝提出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的方針， 並重新解釋孔孟的儒家學說， 製定了三綱五常的倫理指南。 這樣就使得天下的士如果想為統治階級或君主服務， 隻能在儒家思想的範圍內遊說天子。 從而消滅了春秋戰國時代創立和發展了得其他各種施政流派， 諸如，墨家，法家， 道家，繼續發展和存在的基礎。顯然，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禁錮了中華名族士人的思想， 從此他們被關在儒家的籠子裏， 成為了沒有獨立思考的統治工具。

有了行動綱領， 又有了理論基礎， 君主們就開始為所欲為了。士族在秦漢失去了分封， 在唐朝時失去了丞相的開府（唐太宗將丞相權利一分為三，各自對君主負責），宋朝時失去了坐而論道的資格（宋太祖撤掉了大臣們的座凳）， 元明朝時失去了做人的尊嚴（元明君主對大臣打屁股是家常便飯）， 清朝時連思考的權利都失去了（清朝時文字獄180宗）。士們見君主時戰戰兢兢，口必稱奴才， 說話稍不留神，就會犯下逆天大罪。跟春秋戰國時比， 士族地位的變化真是天堂地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