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塵封檔案》拾遺之058：代號“083”

《塵封檔案》拾遺之058：代號“083”

本文轉載自《逐木鳥》“塵封檔案”係列

一、“083”專案

1950年夏，華東公安部接到一份北京轉來的重要情報，一名由台灣“國防部保密局”局長毛人鳳點名指派的“心戰專家”將於近日秘密潛入內地。這個代號“083”的高級特務所執行的使命是：配合“韓戰”，培訓和指導上海、南京兩地的“保密局”潛伏特務在內地進行“心戰”活動。為粉碎敵人的陰謀，北京方麵指令華東公安部牽頭組建專案組，迅速查明“083”的行蹤，在其開展活動前將其抓獲歸案。

華東軍政委員會決定把這一任務交由華東公安部副部長王範負責。王範，原名張庭譜，江蘇如東人。1926年11月加入中國共產黨。不久，根據組織安排來到上海，考入公共租界工部局巡捕房，以巡捕身份為掩護從事秘密工作。後因叛徒出賣被捕，關押在南京陸軍監獄。1937年8月，經八路軍南京辦事處與國民黨當局交涉獲釋。同年10月，王範赴延安，此後一直從事政治保衛工作。1949年初，王範受命負責中共中央進駐北平前的準備工作，肅清了大批潛伏敵特分子。這年4月，毛澤東等中央領導進入北平時，王範乘坐第一輛汽車開道，圓滿完成了保衛任務。上海解放後，王範任中共中央華東局保衛處長，不久又調任華東軍政委員會公安部副部長，分管政保工作。這次，他以副部長身份主持“083”專案的偵破工作，可見上級對此案的重視程度。據說“083”落網後得知自己的對手竟然是王範，不由連聲歎氣：“怪不得我還沒開始活動就被抓了！”

王範受命後，於7月13日在上海市局召開了第一次專案組會議。這是一個陣容強大的專案組，王範擔任組長，下設第一、第二兩個小組，其成員均是從上海、南京兩市公安局抽調的精幹偵查員。當時的行政區劃中沒有江蘇省，隻有蘇南、蘇北兩個行政公署，南京市跟上海市一樣，都是自成一體的特別市。十名上海偵查員組成的專案一組由上海市公安局政保處科長徐三友擔任組長，十名南京偵查員組成的專案二組由南京市公安局政保處副處長路惕升擔任組長，徐、路二位同時兼任專案組副組長。

大家互相認識後，王範便向眾人介紹了一應情況。說是“一應”，其實就是本文開頭的那段關於“083”的文字，沒有更多信息。擺在大夥兒麵前的就是這樣一個難題：台灣派來的那個“心戰專家”，隻知道一個“083”的代號，姓名、性別、年齡、容貌、體態等一概不知，至於這個“083”是哪裏人、是否曾在上海或者南京待過，那就更不清楚了。專案組要在茫茫人海中找到這麽一位，難度可想而知。在座的雖說都是政保偵查員中的精英，以前都偵破過不少疑難案件，可包括王範在內，誰也沒有遇到過這種情況。

“是否還有後續情報？”有偵查員問。

“這個……上級交代任務時沒說，我們隻能當作沒有後續情報來對待了。”

那麽，接下來該怎麽辦？偵查員們首先以“083”身負的使命為著眼點，即“心戰”。所謂“心戰”，就是心理戰，“心戰專家”就是精通心理戰的主兒。根據以往破獲的敵特案件，台灣特務機關對大陸的所謂“心戰”，無非就是策劃和實施策反、散發反動傳單、張貼反動標語、製造和散播政治謠言之類，以達到擾亂人心的目的。其實，心理戰在中國並不是什麽新鮮東西。公元前202年，項羽兵敗垓下，被漢軍包圍。漢軍在夜晚唱起了楚地的歌，楚軍以為劉邦已經平定楚地，因此軍心被瓦解。這就是“四麵楚歌”的典故，也是中國曆史上最早的心理戰。

國民黨特務機構之前注重的是情報和行動，對心理戰根本沒當回事，其特訓班的訓練科目中並無“心戰”內容。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1948年中共武裝力量從戰略防禦轉為戰略進攻，也就是國民黨政權行將瓦解前，方才意識到“心戰”的重要性。蔣介石下令選派特工前往美國攻讀“特工心理學”、“心理戰要義”等科目，但這種學習是需要時間的，派去的特務學業尚未完成，國民黨軍隊已經一敗塗地了。撤離大陸前，“保密局”在布置潛伏特務時，還是以情報和行動為主，即使想到還有“心戰”，也沒有這方麵的人才。

國民黨敗逃台灣後，國共兩方的對峙情勢發生了根本性的逆轉，台灣特務機構不得不對“心戰”予以特別關注，由那些在美國完成“心戰”培訓返台的特務以及美國專家為教官，舉辦訓練班，並成立專門策劃並實施“心戰”的特工部門。但是，遠水解不了近渴，無論從財力還是從安全因素考慮，台灣方麵都不可能在短時間內向大陸派遣大批的擅長“心戰”的特務。因此，“保密局”決定采取一種更有效率的辦法，派遣“心戰”教官潛入大陸，對原已潛伏在大陸的人員進行“心戰”培訓。

以上，就是專案組對“保密局”派遣“083”來大陸的背景的推斷。然後，就該研究如何張網捕拿了。一般說來，特務潛入大陸後要想安身，必須具備一個貌似合法的身份。否則的話，他是沒法兒在南京、上海那樣的城市找到落腳點的。即使作為遊客，也要入住賓館、旅社，或者下榻於居民（可以是特務同夥，也可以是普通市民）家裏，或者租借市民的空房。而這種辦法在目前的上海、南京，已經不具備安全要素了——住賓館、旅社需要證件或證明，民警隔三差五要來盤查；下榻於市民家裏或者租房，則須向派出所申報臨時戶口，否則時間稍長，就會被居委會注意到，繼而報告派出所。如果不幸到了這一步，別說進行特務活動了，隻怕想安全撤離也為時已晚。

那麽，這個身份如何獲得呢？可以有以下幾種辦法：第一，盜用或冒用他人身份，但這種方式隻適合進行短期潛伏的特務，如果是長期潛伏，很容易露馬腳；第二，偽造可以以假亂真的身份證明；第三，由同夥或者不知情者為其提供旁證，通過合法手段取得身份。

當然，如果有條件，也可以另辟蹊徑，比如秘密入住某座獨門獨戶的花園洋房或開明紳士、民主人士的宅第，尤其是後者，這類人家大多是深宅大院，居委會是沒有條件監視的，派出所一般也不會去查戶口，即便查，也是點到即止，不會挨門查看。如果找到這樣的地方，“083”不但可以平安住下，甚至還可以利用這裏的便利條件召集特務進行“心戰”培訓。

專案組隨即作出安排，專案一組、專案二組分別在上海、南京查摸上述適宜於“083”作為落腳點的目標，要求轄區公安分局、管段派出所留意此類住戶。與此同時，對被我方拘捕（包括被捕後因各種原因釋放）的部分敵特分子的供述材料進行審閱，查找當初奉派前往美國進行“心戰”培訓人員的線索，以縮小甄別範圍。

當天散會後，上海的專案一組和返回南京的專案二組隨即開始行動。

當時的上海市共有三十個區，專案一組的十名偵查員作了分工，每人負責跑三個區，主要是去分局傳達以華東公安部和上海市公安局名義聯合下達的協查指令，至於具體如何進行，沒有統一做法，可以由分局自己派員調查，也可以由下轄的各公安派出所調查。專案組十名偵查員則坐鎮三個分局中交通最便利的那個，協調調查工作，匯總調查情況。這項工作進行到第三天，專案一組發現了兩條線索——

一條來自洋涇區政府所在地浦東洋涇鎮。該鎮的東北角有一座老宅子，鎮上人都稱其席家大院，但宅院的主人卻不姓席，姓薛，名無易，是個五十來歲的老者，操一口四川方言。沒人知道薛無易是怎麽跟席家大院沾上邊並成為宅子主人的，隻記得早在北洋後期，這位薛先生還是一個二十多歲的青年時就已經出現在洋涇鎮上了。然後，忽然有一天，原席家大院的主人席祥昌全家離開了洋涇，據說是去席氏的老家江西南昌了。

洋涇一帶把所有外埠人士一概稱為“客邊人”，在他們看來，薛無易這個客邊人在鎮上為數不多的客邊人中屬於另類——來曆不明，沉默寡言，沒有家眷，深居簡出。薛無易把席家大院稍加修繕，改成了一座貨棧。洋涇鎮位於黃浦江畔，當時係浦東地區有名的水陸碼頭，因此貨棧生意很好。抗戰時期，貨棧曾被日軍征用，辟作軍用物資倉庫，抗戰勝利後物歸原主，薛無易繼續經營貨棧生意。上海解放後，貨棧被華野部隊臨時征用，作為軍用物資儲存倉庫。半年前，部隊退租，薛無易也不再折騰了，就把大院空置著。上個月，他突然請了幾個匠人師傅，對院內的部分房屋進行了修繕。鎮上人以為這個客邊人又有什麽新的經營路數了，不料，房子修繕好後卻一直不見動靜。本月初，有人注意到幾乎天天有陌生人進出席家大院，來去的時間沒有定規，上午下午清晨黃昏，想來就來，想去就去。

上述情況自然引起了洋涇鎮公安派出所的注意，已經將其作為需要了解的對象了，可是，這一陣子因忙於清除匪霸，騰不出手來，隻好往旁邊暫時擱一擱。這時，接到專案組的協查通知，派出所首先想到的就是席家大院，不敢耽擱，趕緊把情況上報。

另一條線索來自徐家匯區。該區的襄陽路上有一座法式花園洋房，戶主的姓氏絕對冷僻——職，所以這一帶的人們就把這座花園洋房喚作“職園”。“職園”的主人職老爺子單名賡，字柏齡。借用洋涇鎮的說法，老爺子也是客邊人——廣東梅縣人氏。不過，職賡並不像薛無易那樣神秘，他的情況不但徐家匯一帶的人們知曉，還上過報紙——年輕時追隨孫中山，曾主持華中地區地下交通工作，為革命黨人傳遞情報、運送軍火。辛亥革命前夕，職賡被捕，遭到嚴刑拷打，一條腿留下殘疾。中華民國成立後，論功行賞，職賡被安置於上海，按月領取一份不菲的薪餉，還把位於拉都路上的一座花園洋房撥給他居住。上海解放後，拉都路改名為襄陽路，職老爺子在此居住至今。

1912年至1950年，將近四十年間，職老爺子經曆了北洋政府、南京政府、日偽政權和新中國，竟然一直安安穩穩過著一份滋潤日子。北洋時期，北京政府對其頗為尊重，凡有高級官員來滬公幹的，必由地方大員陪同著前往拜訪；南京政府時期，蔣介石、汪精衛、孔祥熙、宋子文等也都登過門，曆屆上海市長每逢年節必定上門慰問；日偽時期，侵華日軍駐滬部隊的將領以及漢奸政府的頭頭腦腦也曾頻頻光顧，請其出山，均遭到拒絕；上海解放後，潘漢年副市長受陳毅市長委托，也曾上門探望。

那麽，職老爺子為何被認為與“083”專案有關呢？那是因為派出所接到群眾舉報，反映“職園”近日一反常態，隔三差五有賓客出入，而且這些人的年齡性別、穿著舉止都各不相同，有西裝革履、旗袍高跟的，也有長衫馬褂、綢衣綢褲的，還有粗布衣褲、布鞋草鞋的。這些人來到“職園”，或乘私家轎車、出租汽車、軍用吉普，或摩托車自行車、黃包車三輪車，也有步行的。“職園”雇有門衛、花匠、車夫、廚子、保姆，每有客人登門，均各司其職，殷勤接待。職賡老夫妻倆從來不迎接客人，也很少送客到門口，那幾個聯名反映情況的鄰居唯一看到的一次，老兩口送出來的客人竟是一個五十來歲看上去屬於勞動階層的婦女。

正是因此，才讓幾個鄰居感到不可思議，湊在一起議論了一陣，越發覺得可疑，於是產生了向派出所反映情況的念頭。派出所對此自是重視，正好接到專案組的協查通知，於是就作為可疑情況報了上去。

專案一組遂決定對這兩個可疑情況進行調查。

二、兩條線索

一組組長徐三友作了分工，偵查員萬國偉、蔡鳴和老謝、小祝前往洋涇鎮調查席家大院的主人薛無易，劉興昌、老林、老豐、小賈前往徐家匯區調查“職園”的主人職賡。

7月17日上午，萬國偉等四人便衣裝束，搭乘輪渡過了黃浦江，前往洋涇鎮。先去了洋涇公安分局，找到政保股金股長說明來意。金股長自是積極配合，指派兩名偵查員聽專案組調遣。其中一位姓馬的年輕偵查員是本地人，住在席家大院附近，每天上下班都要路過席家大院門口。小馬說，今天早上路過那裏時，看見有四五個陌生漢子在門口轉悠，不知是什麽來路。萬國偉等人商量下來，決定請小馬出麵前往席家大院所在地的居委會，讓居委會大媽通知薛無易到鎮政府民政股開會，偵查員則在鎮政府等候。

不一會兒，小馬滿頭大汗地趕到鎮政府，說薛無易不肯來，稱他今日有要事，不能離開。萬國偉沉吟片刻：“既然他不肯出門，那我們就登門拜訪。”

一幹偵查員過去一看，暗吃一驚。席家大院大門一側竟然掛出了一塊招牌，白底黑字，赫然醒目：“華北軍政委員會物資部駐滬辦事處物資儲運站”。三個操北方口音的男子正把“軍事重地閑人莫近”的牌子往另一側牆上釘。偵查員有點兒納悶，怎麽席家大院突然變成“軍事重地”了？於是上前亮出證件，點名要找薛無易說話。那三個男子不敢阻攔，說薛老板在宅子裏麵，你們自己進去吧。蔡鳴尋思不能讓他們溜了，便說我們沒來過貴處，不熟悉，勞駕您三位頭前帶路。言畢，眾偵查員早已圍上來，簇擁著那三個男子進了大門。

薛無易從容麵對偵查員，說這真是大水衝了龍王廟，相遇不認自家人了。說著，拿出一個外麵印著“中國人民解放軍華北軍區”的牛皮紙檔案袋，把裏麵的一應文件、證明一一拿給偵查員過目，同時解釋說，華北軍區因采購軍用物資需要，特在上海設立物資儲運部辦事處。此事分派給了薛無易的堂弟、華北軍區後勤部軍官薛無冕，薛無冕想起堂兄在上海浦東洋涇鎮上有一座宅院，水陸交通均很方便，遂決定征用席家大院作為儲運倉庫。當時軍隊征用民房是按市價付房租的，薛無冕還以“華北軍政委員會物資部”的名義跟堂兄簽訂了一份租房協議。

偵查員馬上提了兩個問題，一是那個“駐滬辦事處”在哪裏，二是那個薛無冕是否在場。薛無易說堂弟在市裏，正為籌建辦事處到處找房子呢，儲運站可以設在洋涇，辦事處卻是必須設在市區的。這個回答聽起來似乎合理，但偵查員不能僅憑對方的一麵之詞就打道回府，至少要找相關部門核實一下。萬國偉尋思，軍方在鎮上設倉庫，按說鎮政府方麵應該是知道的，可是，剛剛在鎮政府的時候，偵查員向鎮領導簡單介紹了他們要調查薛無易其人的情況，鎮領導卻並未提及倉庫的事，這又是為什麽呢？正疑惑間，偵查員小祝有了新發現——對方出示的證明上的印鑒似乎有問題！

小祝那年不過二十一歲，但於印章卻頗有心得。他出身刻字匠世家，九歲開始就跟著祖父、父親鼓搗印章，到十八歲上，他刻出的印章跟老爸相比一點兒不差，算得上一個專業刻字匠。五年前，小祝因“窩藏”遭到追捕的地下黨（他的小學老師）上了國民黨警察局的黑名單，不得不投奔蘇北根據地，若非如此，他可能已經子承父業當上刻字鋪老板了。現在，小祝的專業特長發揮了作用，憑經驗，他覺得對方出示的那些文件上的印章略顯粗糙，筆畫間有拖泥帶水的痕跡。

他斷定這是偽造的印章，於是盯著薛無易連連發問。對方反複解釋說他是房東，不過是受堂弟委托暫時保管這個牛皮紙檔案袋，其他情況一概不知。可越是這樣，越顯得疑點重重。其他偵查員在一旁看著，已經明白眼前這幾位必定有事兒，二話不說，拔槍的拔槍，掏手銬的掏手銬，轉眼就把連同薛無易在內的幾個嫌疑分子銬在一起。然後搜查全宅，搜得偽造的印章一盒，公文、證件若幹，手槍三支，子彈二百多發，現鈔三百餘萬元（此係舊版人民幣，與新版人民幣的兌換比率是10000∶1）。

偵查員沒想到誤打誤撞竟撞上了這麽一條大魚，盡管還不知道這些人與“083”案件是否有關，但肯定是潛伏敵特無疑。出於保密的需要，他們請洋涇分局設法聯係一條汽艇開到席家大院後門河邊，沿著黃浦江把人犯直接運到了市區，再轉汽車押到市公安局。汽艇還沒到，身穿解放軍軍官製服的薛無冕忽然從市區過來了，自投羅網，倒是省了偵查員不少事。

這邊幾個偵查員分頭訊問薛無易等人，卻不知另一路偵查員劉興昌、老林、老豐、小賈四人正遭遇另一個版本的大水衝了龍王廟——

劉興昌這撥人馬的調查路數跟萬國偉那一路不同，他們沒去徐家匯分局，也沒去襄陽路派出所。為什麽呢？因為“職園”的可疑情況是徐家匯分局提供的，按常規，如果情況有變化，徐家匯分局會在第一時間告知專案組，現在專案組並未接到通知，所以應該還是老情況。那就沒必要去麻煩人家了。

那麽，該怎樣對“職園”進行調查呢？偵查員一番商量後，認為應以不打草驚蛇為原則，先查外圍，盯著那些在“職園”進進出出的主兒查摸，比如他們是何許人，來自何方，居住何處，頻頻進出“職園”有何目的，跟職賡是什麽關係，等等。這種調查當然得悄然進行，於是，四名偵查員分別化裝成三輪車夫和乘客、路人以及沿街叫賣的小販。

劉興昌個頭不高，身材瘦削，他就化裝成乘客，讓人高馬大的老豐扮成車夫，蹬著三輪車載上他，沿著襄陽路由北向南，邊走邊觀察。經過“職園”門口時，三輪車的鏈子掉了。當然，這是有意安排的。老豐下車裝鏈子，盡管這是個簡單活兒，但他以前不曾幹過，還是顯得有些笨手笨腳。“乘客”劉興昌則借這個機會下了車，一邊等候老豐修車，一邊來回溜達，目光有意無意地往“職園”裏麵窺探。忽然，他注意到“職園”竟然是裝有電話的，一根黑色電線從圍牆上的丁字形鐵架子上伸出，與馬路旁邊的電線杆相連。劉興昌暗忖幸虧過來看了看，之前還真沒想到電話的問題。既然“職園”是上海灘為數不多的私人電話用戶之一，是不是可以考慮請郵電局協助，對這部電話進行監聽呢？

正這樣想著的時候，劉興昌忽然感覺到背後似有異樣動靜，正待轉身，後腰已被硬物頂住，有人低聲在他耳邊說：“不許動！”

劉興昌一驚，意識到那是手槍，便不敢動彈。因為搞不清對方是何來路，他便用江湖口吻和對方盤道，同時也是向正埋頭修車的老豐報警：“不知是哪位老大？兄弟今天正好沒帶錢鈔，請高抬貴手！”

“別囉嗦！”對方顯然是個熟手，說話的同時，伸手從劉興昌懷裏抽去了手槍。

一切都發生在瞬間，猶如電光石火，快得讓人根本來不及思考。蹲在地上裝車鏈子的老豐發覺情勢不對，正待起身，突然兩條胳膊被人以擒拿手法反扣住，接著雙腳離地，被兩個漢子快速抬進了“職園”大門。那二位的動作有些粗暴，將其抬到門內往地上一扔，老豐的半個身子差點兒被摔散了架。一個翻身正要爬起來，又被一腳撂倒，這一腳的力道也不小，老豐懷裏掖著的手槍掉了出來。這時，劉興昌也被人拗住推進來了。兩人這才看清，對方是四個彪形大漢，為首的那個利索地撿起手槍，擺弄兩下，冷冷地下令：“搜身！”

這一搜，把劉興昌和老豐的證件搜了出來。對方一看，愣了一下：“你們是市局的？誰叫你們來的？哦……先把他們鬆開。”

劉興昌反問：“你們是什麽人？”

對方沒有回答，把兩人請入一間空屋，關在裏麵。劉、豐聽見那個為首的吩咐下屬：“給市局打電話核實他倆的身份。”

十分鍾後，那個為首的又進來了，把手槍、證件還給二人，說是鬧了點兒小誤會，然後請他們從後門離開——三輪車已經停在後門口了。

劉興昌已經意識到對方可能是自己人，但對方自始至終沒有亮明身份。遇到這等事兒，他們自是立刻返回專案組駐地報告，剛進門，徐三友已經等著他們了，告訴他們說上級來了電話，命令停止對“職園”的調查，什麽原因沒有交代。直到很久以後，劉興昌才偶然聽說，“職園”的主人職老爺子當時正奉北京之命執行一樁重要使命，那幾個便衣係北京直接派赴上海的安保人員。至於這項使命的內容，隻怕連市局領導也不一定知曉。

這時，另一路偵查員已經初步完成對席家大院拘留人員的訊問，所獲情況也是“一包氣”（上海方言，令人非常沮喪的意思）。

薛無易的堂弟薛無冕時年三十九歲，早年曾在上海灘幹過證券交易買賣，不過沒有執照，隻是給人當助手——當時證券交易執照極為難考，跟如今的注冊會計師有一比。別看他沒有執照，人脈卻很廣，據說經常出入上海灘三大亨黃金榮、杜月笙、張嘯林的公館，由此可見其活動能量了。照這樣發展下去，薛無冕很可能在證券行業成就一番事業。不料抗戰爆發，上海失陷，薛無冕進了日偽政權的財政局當了一名科長。如此，到抗戰勝利後，他就是榜上有名的漢奸了。在提籃橋監獄吃了兩年半的牢飯，出獄時他已是兩手空空，孑然一身。於是，他以投資為名到處借錢，折騰了幾回，卻鬧了個血本無歸，隻有四處躲債。

薛無冕知道，老是這樣下去肯定有躲不開的一天。古話說窮則思變，可是，怎樣變呢？上海解放後，他所熟悉的證券交易已經停止了；做其他正經買賣也不可能，一是缺本錢，二是沒經驗，三是國家已經有意識地在控製私營經濟的發展。那怎麽辦呢？看來隻有行騙，大撈一筆然後遠走高飛，去香港或者澳門。

那麽，騙誰呢？薛無冕把主意打到堂兄頭上。薛無易是個老實人，也沒什麽野心，換句話說就是不思進取，靠出租房產就能過上一份舒心滋潤的日子，倒也逍遙自在。上海解放後，軍方按市價租用席家大院，他照樣有一份不菲的收入。後來軍方退租了，一時半會兒又沒有新房客登門，擔心坐吃山空，他才有了點兒危機感。這時，薛無冕來了，說是供職於華北軍區後勤部，專門替軍方在江南采購物資，並在上海建立一個物資儲運點，尋思著肥水不外流，就想到了堂兄的院子。薛無易自是樂意，就跟他簽訂了協議。房子出租了，薛無易沒拿到一分錢，反而貼進了一筆裝修費用——薛無冕是打算空手套白狼的，怎麽會老實付房租？但薛無易並不擔心，他以前有和軍方合作的經曆，知道軍方是信守承諾的，又對堂弟所說深信不疑，做夢也想不到這是堂弟設下的騙局。

薛無冕和他招收的幾個幫手一一招供，交代了準備打著軍方的旗號大肆行騙的犯罪事實。公章、文件、證明之類，自是薛無冕偽造的；軍服、手槍、子彈，則是從黑市上買的。當時上海北站附近的虯江路舊貨市場，白天賣的全是合法物品；到了夜晚，正規商家關門打烊，魑魅魍魎紛紛出動，五花八門的違禁物品一應齊全，別說手槍，就是炸彈據說也有出售。政府取締過幾次，但不久就死灰複燃。

如此，費了好幾天工夫查摸到的兩條線索，就全都斷了。

三、暗娼和嫖客

專案一組四處奔波的時候，專案二組也查摸到了一條有價值的線索——

這條線索是偵查員朱福家到派出所布置協查任務時無意中獲得的。老朱原係國民黨“首都警察廳”的刑事警察，真實身份是中共地下黨員，南京解放前夕接到組織上的通知，說他可能已經暴露，命其火速撤離到江北。南京解放後，他參加了接管工作，仍然幹老本行，但不再當刑警，而是調到南京市公安局政保處。這次華東公安部組建“083”專案組，他被領導點名抽調過來。專案二組一幹人馬返回南京後，隨即布置工作，朱福家負責鼓樓分局轄區的協查。他最初當刑警時就在鼓樓區，對這一帶很熟悉，接受任務後，他也沒去分局，而是直接往下麵跑，把協查的事兒交代給派出所。

7月14日，朱福家來到中央路派出所，所長老鬱正在和一幹民警開會，聽取戶籍警對管段治安情況的匯報。朱福家沒有打斷，坐在一旁聽著。匯報結束，老鬱問他有何貴幹時，他指著民警老畢說：“我要查摸的情況好像跟這位同誌剛才的匯報有關係。”

老畢剛才匯報說，其管段內的印家巷有一個單身女子，名叫蔣琦蓉，今年三十歲。這個女子的經曆很不尋常。她本出身富家，其祖上三代均是南京城裏有名的商人，其祖父在世時擁有的房產就達二十處之多，蔣琦蓉現在居住的印家巷12號即是其中之一。她自幼生活優越，一天到晚都有娘姨、保鏢、司機圍著打轉。不過，到她十歲那年，她的生活發生了劇變。先是祖父去世，父輩分家；然後是父親外出時遭土匪綁架，勒索大洋兩萬。家裏如數交納，可是，那夥土匪根本沒有職業道德，錢到手後依然撕票。

蔣父生前娶了三個老婆，蔣琦蓉是第二個老婆所生。老爸一死，三個老婆鬧分家，其母分得房產三處、錢財若幹。靠著這些財產，本可以過上相當滋潤的日子，可是，原本就有賭癮的蔣母沒了丈夫的約束，不但變本加厲，不久還抽上了鴉片。有這兩項開銷，別說三處房產，就是三十處隻怕也會折騰個精光。不到三年，其母輸掉了總價值三四萬大洋的浮財，兩處房產也抵押了，最後貧病交加，於一個風雪之夜跳江而亡。從此，十三歲的蔣琦蓉成了孤兒。幸虧之前由於族人的強烈幹涉，其母沒有賣掉位於印家巷的最後一套房產，她才有個落腳之地。在族人的幫助下，她把這套房子的四分之三出租，靠租金維持生活和學業。

蔣琦蓉初中畢業那年，抗戰爆發，南京淪陷。當時她已考入教會辦的護士學校，日軍製造慘絕人寰的大屠殺時，適逢她參加學校組織的教學交流活動去了外地，總算逃過一劫。可是，當她半年後返回南京時，賴以棲身的印家巷房產已被漢奸霸占，接著，護士學校又停辦了。其時，蔣氏家族的成員死的死，逃的逃，破產的破產，誰也幫不上她的忙。蔣琦蓉為求生存，隻好委身於一個青幫流氓裘三寶。姓裘的許諾三個月內幫她索回印家巷的房產，轉眼三個月過去，她不但沒要回房產，反被裘三寶灌醉了賣給妓院。直到抗戰勝利，妓院老板因漢奸罪入獄，妓院被查封，蔣琦蓉才恢複自由身。不久，國民政府將日偽霸占的財產發還原主，蔣琦蓉才得以回到印家巷的老宅。

遭此大劫，蔣琦蓉身心俱疲，啥也不想，隻圖過一份安穩日子。而其時的經濟狀況跟抗戰前的“黃金十年”根本沒法兒比，僅僅靠出租房屋，蔣琦蓉難以維持生活。她想找一份工作，可多年的妓院生涯讓她養成了好吃懶做的習慣，再也受不了朝九晚五的辛苦；想嫁人，那段窯子生涯成了攔路虎。無奈之下，蔣琦蓉在出租房屋的同時，又做起了暗娼。不過，她對主顧是有選擇的，隻跟幾個固定的男性保持來往，不圖發財，過上小康日子她就滿足了。

本來，各人有各人的活法，上海解放初期，類似蔣琦蓉這樣的暗娼行為並無哪條法律予以禁止，所以也不會引起派出所的關注。但是最近，蔣琦蓉的情況發生了變化。三天前，她的三戶房客同時接到房東蔣琦蓉的通知，要求他們在七天內搬離。當初訂立租房合約時，白紙黑字寫得清清楚楚，“房東如需收回房子，須在三十日內告知房客”，因此，三戶房客認為這樣的要求不能接受。

若在舊時，遇上這種情況，可以向法院告狀，也可以找甲長、保長調解。如今，上海剛剛解放，人民法院雖已成立，但要處理的大要案件頗多，這類小事根本顧不上，而甲長、保長已進了曆史博物館，取而代之的是居民委員會。於是，三戶房客便向居委會反映情況，希望協調解決，其訴求是最好不搬，如若一定要搬離，那房東也得給足一個月的時間讓他們尋找新的房源。

戶籍警老畢在例行巡查時，從居委會得知了上述情況。其時派出所還沒有接到“083”專案組的協查通知，老畢隻是將其作為日常工作內容在派出所的例會上向所長作了匯報。旁聽的朱福家認為這個情況值得注意，就留下老畢專門了解，不問別的，單問兩點——蔣琦蓉要求房客退租時，說了什麽理由；蔣氏的那處房產麵積多大，結構如何？

老畢說，蔣琦蓉要求房客退租時沒說理由，隻說她的房子另有用項，而且比較急，所以要求房客立刻退租；作為補償，她願意免除本月的租金。蔣的房子是一座小型石庫門宅院，獨門獨戶，兩層樓房，進門有一個天井，分前後兩進，有前後客堂、東西廂房以及閣樓，總居住麵積應該不少於一百八十平方米。朱福家聽著，心裏一動：如此建築結構，頗適合給那位“心戰專家”作培訓場所，隻要大門一關，裏麵別說開“心戰”課了，就是練擒拿格鬥外麵隻怕也聽不見，而且還有那麽大的麵積，一次聚集十幾人應該不成問題。

朱福家返回專案組駐地向專案二組組長路惕升一匯報，立刻引起了重視。偵查員們兵分兩路，一路跟房客接觸，了解相關情況；另一路則密切注視蔣琦蓉的一舉一動。

偵查員錢春白、榮衝福、老王、小薑四人奉命向房客了解相關情況。三戶房客分別姓郭、宋、楊，都是四十多歲的中年男子。三人提供的有關房東蔣琦蓉的情況，歸納起來如下——

蔣琦蓉這幾年裏的相好比較固定，總共不過五六人，上海解放後至今，常來往的有三個，一般一星期來印家巷這邊一次，有時過夜，有時待上半天。鄰居都知道蔣琦蓉曾做過妓女，再說人民政府當時也沒明令禁止這種暗娼式的賣淫，因此對蔣倒也比較寬容，有時背地裏偶爾說起，有人還認為這種固定嫖客至少比沒有節製的胡亂接客顯得“文明”些。郭、宋、楊三戶房客對那三個固定嫖客也沒有另眼看待，時間長了，偶爾遇見還打打招呼，聊上兩句。由此得知，這三個嫖客一個姓李，係長江客運碼頭的機修工；一個姓陸，係秦淮區不知哪所學校的體操老師（舊時人們把體育課稱為體操課）；還有一個姓閔，也在秦淮區，是個中醫。

房客們對那個姓閔的中醫印象最為深刻，此人性格溫和，比較健談，而且熱心，三個房客都受過他的惠——家裏老人孩子有個頭痛腦熱什麽的，適逢他登門，順便請其診治，當場開個土方，往往藥到病除，而且不收費用。此外，這位郎中先生還精通電氣，三個房客家裏的電燈、收音機、留聲機之類的出了故障，讓他擺弄兩下，立時解決問題。

蔣琦蓉其人生性小氣，比較貪財，對房租卡得很緊，隻要聽說別家漲價，她必定會在第一時間跟漲；交納房租的時間也嚴格按照合約規定執行，隻能提前，不能延緩，有時交租日房客正好不在家，她即便等到半夜也絕不拖到第二天。所以，這次她主動提出願意免收本月租金，房客們都頗覺意外。三個房客不約而同判斷，她之所以急著把他們趕走，肯定是因為有了願意出高價的新房客。

那麽，平時蔣琦蓉是否有嫖客之外的其他客人來訪呢？在房客們印象中，蔣琦蓉平時一向沒有什麽親朋好友登門，即使逢年過節也是如此，這可能跟她做過妓女有關。可是，五天之前，忽然有一個膚色黝黑、舉止粗魯的大漢登門，蔣琦蓉熱情款待，比對那三個老嫖客還殷勤。那黑大漢是下午三點多來的，蔣琦蓉隨即拜托房客老郭的妻子去菜場買來生熟菜肴和老酒。吃過飯，那大漢由蔣琦蓉陪同著出去了。房客都以為他是告辭離開了，而蔣是去送客的。哪知晚上八點多，兩人又回來了，房客們從其言談間得知，原來兩人去看電影了。當晚，黑大漢留宿蔣琦蓉家，次日日上三竿方才離開。當天傍晚，蔣琦蓉就向三戶房客提出，要立刻收回房子，另有急用。

三位房客提供的情況中，有兩個人讓偵查員們產生了興趣。一是那位中醫。身懷岐黃之術不算啥，那個年代中醫有的是，問題是一個中醫怎麽會精通電氣，甚至會修理收音機？這在當時是比較罕見的。另外，就是那個突然冒出來的黑大漢，這主兒是什麽來頭？跟蔣琦蓉是什麽關係？此人出現之後，蔣琦蓉就要求房客們搬家，這是偶然的嗎？

次日，專案組派員分頭查摸。盡管三個房客提供的嫖客信息比較模糊，但對於偵查員來說已經足夠了。他們分頭跑了半天，就順利地找到了目標。這三人分別是長江客運碼頭職工李聖培、私立“勤儉小學”體操老師陸中民和私營中醫閔瑋鈞。進一步調查，李聖培、陸中民曆史清白，沒有參加過任何黨派或幫會，除了跟蔣琦蓉等暗娼有來往之外，並無其他劣跡。閔瑋鈞則不同。這人是中醫不假，而且還是祖傳郎中，醫術不錯，但他在抗戰時曾參加“中統”，係“中統”派駐上海特務機構的地下報務員，在法租界霞飛路以中醫診所為掩護，秘密從事報務工作，後因組織遭到破壞，奉命撤離。離開上海後，他沒有返回重慶聽候總部重新安排，而是私自回到了南京老家，脫離“中統”，開業行醫至今，不過，尚不清楚他現在跟“中統”方麵是否還有聯係。至於那個黑大漢，專案二組雖然費了不少勁兒，卻未能查到其底細。

“083”專案組組長王範聽到上述情況匯報後，認為專案二組有可能查摸到了有價值的線索，於當晚赴南京坐鎮，指揮進一步的偵查。

專案二組繼續對蔣琦蓉進行秘密監視，發現她除了去過一趟一街之隔的“達誠牙醫診所”治療蛀牙外，並未跟其他人有過接觸。與此同時，專案二組偵查員跟已經排除嫌疑的兩個嫖客李聖培、陸中民進行了接觸，輾轉了解蔣琦蓉跟閔瑋鈞的關係，那二位都說沒聽說過此人。再細問下來，李、陸二人也都不知道對方的存在，也就是說，蔣琦蓉對三個嫖客均隱瞞了自己另有相好。

7月16日一早，李聖培、陸中民向專案二組報稱，他們分別收到了蔣琦蓉寄出的掛號信函，說現在已經解放了，人民政府頒布了《婚姻法》，提倡新風尚新風氣，作為守法群眾，應該響應政府號召，所以她決定從此中斷跟他們的關係，準備在適當的時候物色對象，組建家庭，生兒育女。

這兩封內容相同的信函交到專案二組，偵查員們傳閱之後，馬上產生了疑問——蔣琦蓉正被秘密監視著，可監視人員並未發現她曾經去過郵電局寄掛號信呀？再看郵戳，這才恍然。原來這信是7月14日寄出的，那時候監視人員還沒到位。當時郵局的投遞效率不高，再加上初解放時各行各業都百廢待興，郵局這邊人手不足，即便是同城的信件，隔上一兩天才送達也是常事。

這時，管段派出所打來電話，說有個叫閔瑋鈞的中醫跑到蔣琦蓉家裏去吵架，雙方爭執不休，閔對蔣動了手，打得蔣口鼻淌血。鄰居報告居委會後，居委會幹部把兩人送到了派出所。因為涉及蔣琦蓉，派出所馬上致電專案組，詢問應如何處理。

二組組長路惕升立即指派偵查員榮衝福、老鍾、小夏前往派出所，以派出所民警的名義分別跟蔣琦蓉、閔瑋鈞談了話。原來，閔瑋鈞也收到了蔣琦蓉寄出的斷交信。閔有妻子，跟蔣琦蓉的交往無非是尋求刺激。現在，蔣琦蓉不願跟他保持關係了，本也無可無不可。可是，前不久他剛送給蔣琦蓉一塊女式“英納格”手表，此刻忽然接到斷交通知，心情可想而知。於是，就拿著掛號信趕到印家巷，向蔣琦蓉討還手表。蔣琦蓉生性貪財，哪肯把已經到手的手表還給人家？爭執中，閔瑋鈞一怒之下抽了蔣琦蓉一個耳光。

事情就這麽簡單，雙方都沒有說出更多的內容，偵查員就把此事交由派出所處理。當時的法律對於個人贈予尚沒有統一的觀念，承辦民警都是憑著感覺辦案，向閔瑋鈞問明價格後，讓蔣琦蓉付了一半的錢鈔，“英納格”就歸她了。

離開派出所，蔣琦蓉捂著半邊臉去了“達誠牙醫診所”，不到半小時，跟蹤的偵查員就看見牙醫把她送出診所，一邊還叮囑些注意事項。偵查員根據他們斷斷續續的談話判斷，蔣琦蓉的那顆蛀牙被閔瑋鈞一巴掌打得搖搖欲墜，牙醫已經將其拔下來了。告別牙醫，蔣琦蓉在附近的一家豆腐店裏買了兩塊豆腐，徑直回到印家巷。

次日上午，專案二組的偵查員們正討論蔣、閔的這次爭吵是否有什麽其他背景，又接到派出所的電話，說蔣家的三個房客來反映，他們昨晚接到蔣琦蓉的通知，告知不必搬離，歡迎他們繼續租住。一幹偵查員吃驚不小，這是怎麽回事？她為什麽打消驅趕房客的主意了？

專案二組之所以把蔣琦蓉列為“083”專案的嫌疑人，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她的私房特別適宜於提供給“083”執行培訓“心戰”特工的使命。現在，她不再讓房客搬離，那豈不說明敵特方麵已經決定放棄這個地點了？為什麽放棄？難道跟昨天閔瑋鈞上門一鬧有關？

專案二組當即舉行案情分析會，由坐鎮南京的“083”專案組組長王範主持。王範綜合了眾人的意見，認為還是得盯著蔣琦蓉，這個女人身上有明顯的可疑之處。撇開那個不明身份的黑大漢，僅是她這兩天的言行舉止就頗值得商榷。在整個“083”案件中，蔣琦蓉不過是個棋子而已，這一點沒有疑問。印家巷住宅是否作為授課點，當然不是她本人能夠決定的。但是，她既然明確通知房客可以繼續租居，說明她得到了上家的指示。問題是，這個女人已經處於我方偵查員的密切監視之下，她是通過什麽途徑跟她的上家或者上家的代理人取得聯係的呢？

根據監視人員的值班記錄，自蔣琦蓉被監視以來，除閔瑋鈞外並無其他人登門。蔣琦蓉離開過住所兩次，前一次是去牙醫診所，後一次是去派出所解決糾紛，在返回途中又去了一趟診所，然後去菜場買了兩塊豆腐。除此之外，她所接觸的人就隻有同一屋簷下的三戶房客了。三戶房客應該沒有問題，因為之前跟他們進行的談話已經算是打草驚蛇了，而蔣琦蓉並無反應。

那麽，閔瑋鈞是否有問題呢？偵查員認為似乎可以排除其嫌疑。如果僅僅是為了向蔣琦蓉傳達上家的指示，不需要采用討要手表這類借口，更沒必要大動幹戈，鬧得鄰人盡知，他完全可以通過其他手段做到這一點。而且，也許正是因為閔的上門，動靜鬧得太大，蔣琦蓉將此事上報之後，其上級認為此地已不適宜作為培訓地點。照這樣分析下去，蔣琦蓉接到取消原計劃的通知，應該是在閔瑋鈞上門之後。

這樣，剩下的疑點就是那個牙醫診所了。蔣琦蓉這兩天一共去過兩次，昨天是第二次，去過之後的當晚，就挽留房客繼續租住。對於她來說，這應該是第一時間，因為那時三個房客剛剛下班回家。當然，昨天她還去買過豆腐，不過，跟豆腐店老板娘的接觸不過分把鍾時間，在這麽短的時間裏，要把閔瑋鈞登門鬧事的信息告知對方，還要等待對方作出放棄原計劃的決定（前提是豆腐店裏的人即是蔣的頂頭上司，有決定權），實在是太過倉促。所以，偵查員認為問題應該出在牙醫診所，那個牙醫是有決定權的，聽到蔣的匯報之後，隨即決定放棄原計劃。於是，蔣當晚就挽留房客了（這可能是她自己的主意）。

“083”專案組組長王範當即下令，秘密調查“達誠牙醫診所”。

四、牙醫診所

不到半小時，跟蹤的偵查員就看見牙醫把她送出診所，一邊還叮囑些注意事項

“達誠牙醫診所”是一家隻有一名牙醫唱獨角戲的小診所，牙醫名叫錢達誠，四十歲，是個自學成才的牙科郎中。舊時做牙醫不必憑文憑，也沒有執業醫師證書之說，第一隻要敢想，第二隻要敢做，第三須得有患者光顧，那就足夠了。錢達誠就是這樣，先是在馬路邊上設小攤頭，一張桌子兩把椅子，再撐一頂遮陽傘，弄一張馬糞紙寫上“專治蛀牙”什麽的，就算是開張了。他在遮陽傘下從十八歲熬到三十六歲，方才買了套門麵房開了診所。憑著長期馬路設攤練就的那套水磨功夫，他跟一幹鄰居搞好了關係，主顧漸漸增多。

不過，跟鄰居關係好，也意味著人家會了解自己的情況。不止一個鄰居告訴偵查員，他們最近曾見到過一個膚色黝黑、麵容猙獰的中年漢子去過診所。

信息反饋到專案組，王範果斷下令：拘捕錢達誠，搜查診所！

7月19日晚，一幹偵查員悄然包圍了診所，請一位女鄰居以“丈夫急病，請求相幫”為名叫開了門。眾人一擁而入，竟有意外發現——那個相貌特征明顯的黑大漢也在診所內。因為天熱，黑大漢在後麵天井裏用門板搭了一張涼床，光著膀子躺在上麵。這廝頗為機警，聽見動靜，一個翻身滾下涼床，從牆邊花壇裏取出預先藏好的手槍，正推彈上膛時，被率先衝上來的偵查員一拳砸飛。黑大漢身手不錯，隨即一腳踢倒偵查員，但往下卻不敢“有所作為”了，因為此時至少已有三支手槍對準他了。

眾偵查員押著錢達誠和黑大漢前往專案二組駐地，當即訊問，不料卻是一場空歡喜……

黑大漢名叫齊大梁，江蘇鹽城人氏，四十二歲，係蘇北一帶小有名氣的海盜，道上字號喚作“黑煞神”，二十多年來作惡多端，血債累累。抗戰期間，曾被日偽收編，給了他一個偽軍營長的官銜。後來因為跟上司關係惡化，製造了一起滅門血案，把上司一家八口殺光後逃到南京，改名換姓，混進一家國術館當教習。立穩腳跟後，齊大梁拿著多年打劫得來的錢財揮霍，隔三差五逛妓院，結識了當時尚未從良的蔣琦蓉。蔣貪財，認錢不認人，跟齊大梁廝混了一段時間。抗戰勝利後，蔣琦蓉之所以能收回印家巷的房子，也是借了齊大梁的光。

盡管國民政府下令發還原產，但曾經霸占房產的那個漢奸已經將房子租給了好幾個房客，那些房客就是賴著不走，蔣琦蓉無可奈何，隻得求齊大梁幫忙。齊大梁動用他的江湖朋友登門威脅，才迫使房客們就範。為此，蔣琦蓉對齊大梁特別感激，甚至有了嫁給他的打算。齊大梁還沒盤算定當，突然得到消息說他已被列為“江蘇省七大雙料巨匪”之一（“雙料”指的是抗戰前是匪盜，抗戰時投敵），立馬拔腿開溜。在東北、西北混了一陣，三次被捕，都被他逃脫。最近齊大梁又回到南京，想先待上一段時間，歇歇腳，喘口氣，有機會就幹幾票，然後再想辦法逃往境外。

抵達南京後，齊大梁先去找了牙醫錢達誠。用錢達誠的說法，齊大梁應該算得上是他的“恩公”。他在認識齊大梁之前，一直在馬路旁擺小攤頭。那時候沒有城管，不過警察時常要來訓斥或者驅趕，隔三差五他就得裝孫子；另外，地痞流氓小癟三也常來敲詐勒索，時不時得破點兒小財，甚至還有人來拔“霸王牙”——拔了牙不給錢。自從結識齊大梁後，因為警察中有齊大梁的國術弟子，隻打了聲招呼，從此就一切太平，警察和地痞流氓不但不再騷擾，還時不時給他拉幾個客戶。他的生意從此越來越好，有時病人來拔牙還要排隊。

錢達誠漸漸有了點兒積蓄，想買房子開診所時，齊大梁再次相助，還墊了一些錢鈔。錢達誠尚未把齊大梁墊付的鈔票還清，齊已經被列為“雙料巨匪”，滑腳開溜了。此刻，齊大梁登門，錢達誠自然熱情接待。在他看來，老齊是國民黨警察局通緝的，如今國民黨政府垮台了，老齊自然也就沒事了，隻要別再惹麻煩就行。

在牙醫診所住下後，齊大梁又去找蔣琦蓉。他對蔣說了自己準備偷渡赴港的計劃，蔣琦蓉馬上提出要同行。齊大梁說一起走沒問題，但你得把房子賣掉，設法換成黃金，否則這房子就等於是丟了。蔣琦蓉深以為然，卻不知應該如何操作。齊大梁讓她先把房客回掉，有房客的房子不容易出手。臨走時，齊又告訴蔣，他近日住在牙醫診所，有事可去那裏見麵，但沒事不要過來。

其實，齊大梁對蔣琦蓉隱瞞了一件事。他準備把以前的幾個海盜弟兄召集過來，一起在南京幹上幾票，然後再伺機偷渡。由於那幾個弟兄都在外地，趕到南京的日子肯定有早有晚，這就存在一個安全問題。旅館查得緊，不能住；臨時租房也有一個提供臨時戶口的障礙；悄悄貓在錢達誠的診所吧，診所太小，進出人員太雜容易引起懷疑。於是，齊大梁就想到了蔣琦蓉的房子。把房客攆走後，就可以悄然住人了，隻要不往外亂跑，那幢獨門獨戶的石庫門院落絕對安全。

這邊蔣琦蓉向房客提出退租後，又想到她得結束跟那三個長期嫖客的關係，免得哪天正好撞到，惹惱了齊大梁，發作起來那就誤事兒了，就悄沒聲地去郵局寄了斷交信。哪知，李聖培、陸中民倒還好說，不來往就不來往，那個姓閔的中醫卻十分難纏，竟然打上門來。說來也怨她太貪財，西瓜芝麻都想抓，結果就挨了人家一頓揍，還進了趟派出所，被迫出了一半錢款。她不服氣，離開派出所就直奔牙醫診所，希望老齊能幫她出一口惡氣。

齊大梁聽她如此這般一說，馬上意識到派出所肯定會因此事留下印象，印家巷那邊顯然已經不適宜作為“集結點”了，得另外設法解決。這個蔣琦蓉太貪財，而且喜歡擅自行動，容易壞事，還是甩開她比較安全。他就糊弄蔣琦蓉說，賣房子的事兒他跟人談得差不多了，人家買來也是打算出租的，帶著房客也無妨，隻要能繼續收房租就行，所以也就不必要求房客退租了。

齊大梁的反偵查意識極強，生怕蔣琦蓉跟閔瑋鈞的矛盾會牽連到自己，已經打定主意，盡快物色新的藏身地，哪知這麽快就落網了。

盡管抓獲了一名榜上有名的刑事要犯，但跟自己肩負的使命沒有關係，專案二組的偵查員們空歡喜一場。齊大梁已被移交南京市公安局刑偵處，偵查員們還得另行尋覓“083”案件的線索。

五、甥舅之間

回過頭來，再說專案一組的偵查進展。

7月18日，專案一組開會分析案情。這個會開得有點兒長，從上午八點一直開到下午三點多。不過，後來的事實證明，大夥兒花費這麽些時間還是值得的，因為專案一組作出了一個重大決定——改變偵查方向，並獲得了專案組長王範的首肯。

原來進行的調查是圍繞“083”潛入內地後用以藏身和活動（即培訓“心戰”人員）的地點開展的，現在，大夥兒經過反複討論，最後決定撇開這個方向，另外尋找突破口——針對敵特方麵潛在的受訓人員進行調查。

之所以作出這樣的決定，是因為上海這個城市反特工作的特殊性。當時的上海是全國所有城市中潛伏敵特分子最多也最雜的一個，這當然與上海的地理位置、曆史狀況以及經濟和政治重要性有關。正是這些因素，導致上海擁有大量的“邊緣人員”。所謂“邊緣人員”，指的是以下四類對象——

其一是雙料分子，即“兩麵間諜”或“多麵間諜”。由於曆史原因，早在抗戰之前就已有多方的情報特工在滬活動，除了國共雙方的以外，還有蘇聯、共產國際和其他西方國家派遣的。上海解放後，這些特工有的離開中國，有的因曆史問題被捕或被審查，有的歸口到革命隊伍，還有一些雖然不屬於我方人員，但曾與我方有過合作，通常都是功大於過，不屬於懲處對象。這部分人員不願接受政府的安排，而是選擇自謀出路，流落在社會上，做生意或供職於公私企業等。

其二是脫離分子。這類人員曾是國民黨或者其他方麵的特工，沒有嚴重罪行，有的在曆史上還為中共方麵提供過幫助，而且早在解放戰爭甚至抗日戰爭之前就已經脫離特工組織，不再跟政治沾邊。上海解放後，政府方麵一時騰不出手跟他們坐下來“回憶往事，清點功過”，暫時任他們該幹啥還幹啥。

其三是自首分子。此類對象通常犯事不大，屬於敵特組織中的小角色。上海解放後，他們主動前往公安機關登記，因罪行較輕，又屬於自首性質，暫不予追究。

其四是嫌疑分子。這類人員曾經為敵方出過力，甚至直到上海解放前夕還有特務活動，已經是我方暗中監控的對象。

眾偵查員認為，“083”潛入內地進行“心戰”培訓，其受訓對象中的絕大多數肯定是公安機關不掌握的潛伏敵特分子，但不排除敵特組織臨時物色一些他們認為適合拉攏的對象參加培訓。根據以往破獲的敵特案件來看，其潛伏使命中通常都有一項“發展成員，壯大隊伍”，所以借培訓之機拉“邊緣人員”下水的可能性從理論上來說應該是存在的。畢竟，他們相互之間可能相識，甚至以前曾共過事，抑或是上下級關係的也有。從另一方麵分析，上述四類“邊緣人員”中的第四類，即那些已被我方留意的嫌疑分子，有可能恰恰被敵特組織選中接受“心戰”培訓。因此，查摸這些“邊緣人員”，就是目前尋找“083”蹤跡的一條有效途徑。

定下新的調查方向後，專案一組隨即作了具體分工，一幹偵查員忙碌了四天，7月22日匯總情況，一共查摸到十六名被認為符合條件的“邊緣人員”。隨即對這十六人的情況逐個進行分析，經過再次篩選，定下了七個重點調查對象。這一重點調查，焦點就集中到了其中一個名叫丁大有的調查對象身上。

說起丁大有，就不能不提他的舅舅屠蘭盛。沒有屠蘭盛提供情況，偵查員也不會那麽快發現嫌疑對象。

屠蘭盛是浙江寧波人氏，時年三十三歲。他原是江南造船所（新中國成立後改稱江南造船廠）的一名鉗工，抗戰爆發那年正是二十掛零血氣方剛的當兒，積極參加抗日救亡運動，被中共地下黨組織發展為地下黨員。1940年初冬，皖南事變前夕，屠蘭盛忽然接到組織上的通知，說他的身份已經暴露，命其火速離開上海，前往皖南茂縣新四軍軍部待命。組織上本來是準備將其安排到槍械修理所工作的，因為他既是鉗工又是黨員，容易跟那些技工師傅（屬於軍方雇傭人員，並非新四軍軍人）打成一片。可是，屠蘭盛在輾轉前往皖南的途中，穿越日寇封鎖線時被敵人發現，交通員犧牲。這樣，屠蘭盛就跟組織上失去了聯係。當然，他的目的地是明確的——安徽茂縣新四軍總部。

屠蘭盛還是認定方向直奔皖南，可他的運氣實在太差，半路又遇上了國民黨第二十三集團軍上官雲湘部，當即被強征當了挑夫。排著隊挨個兒從卡車上卸子彈箱時，旁邊另一輛卡車拋錨，幾個士兵修了半天也修不好，汽車團一名軍官罵罵咧咧抄起扁擔就要揍人。屠蘭盛看不下去，便出言指點。人家按他的指點一試，引擎竟然立馬就能發動了。那時候，別說像屠蘭盛這種大上海著名大廠出來的鉗工了，就是穿街走巷磨刀補鍋的匠人都被看作技術人才，因此屠蘭盛馬上就引起了軍官的重視，隨即強令“光榮入伍”，而且立刻就是上士軍銜，專門負責修車。

初時屠蘭盛還惦記著找機會逃跑奔茂縣，但不久就發生了“皖南事變”，新四軍不知去向，他也就死了心，尋思先留下再說吧。一年後，“軍統”首腦戴笠在進行一年一度的“戰地視察”時，途經二十三集團軍駐地，座駕出了問題，向部隊求助，汽車團指派屠蘭盛去排除了故障。戴笠向他表示感謝時跟他聊了幾句，得知他來自上海，且是浙江人，心裏就留下了印象。不久，屠蘭盛接到通知，讓他去重慶“軍統”局報到。這時的屠蘭盛，早就打消了尋找組織的念頭，接到命令立刻動身。他估計，到了重慶八成還是讓他去修車。哪知，戴笠不僅是看中了他的技術。他是上海人，熟悉上海的情況，又有技術作掩護，是從事地下工作的絕佳人選，而且，“軍統”上海區行動特工的武器一旦發生故障，也好讓其修理。就這樣，屠蘭盛在重慶加入了“軍統”，經過簡單培訓，就被派到了上海。

抗戰勝利，“軍統”裁員，屠蘭盛拿了一筆退伍費離開，還幹他的老本行。不過不做鉗工了，而是在北京路開了一家五金店鋪，生意還過得去。上海解放後，屠蘭盛遵照市軍管會的通令，前往公安局登記。接待人員讓他回家寫一份自傳材料，屠蘭盛隻有小學文化，花了一個星期方才完成。材料交上去後，沒有下文，沒人來找他，他也就定下心來繼續做他的五金店老板。

不久，北京舉行開國大典，新中國宣告成立。此後，時不時有人找上門來了，都是找屠蘭盛外調的，有調查敵特情況的，也有中共組織部門審查幹部時向他了解當時地下黨某人的情況的，總之，都是別人的事兒。忽一日，又有兩個政保偵查員來找他，問的內容卻是跟他有關的。

“有一個叫丁大有的人你認識嗎？”

屠蘭盛說：“他是我外甥，哪有不認識的道理？怎麽，他有什麽事兒了？”

丁大有隻比屠蘭盛小一歲，但確實是屠蘭盛的親外甥，這種情況在那個年代司空見慣。偵查員問屠蘭盛是否曾介紹丁大有參加“保密局”特務組織。屠蘭盛說沒有。對方追問：“沒有？你再想一想！”

“真的沒有！”

偵查員二話不說就掏手銬，屠蘭盛慌了，要求讓他再想想。想來想去沒有結果，就要求對方“稍微提示一下”。對方說了三個字——薑青甫。這一說，屠蘭盛終於想起來了。

薑青甫是他在“軍統”時的同事，是個收集情報的小特務。抗戰勝利後，屠蘭盛離開“軍統”，薑青甫則繼續幹特務。“軍統”改組為“國防部保密局”後，薑青甫晉升為少校。大約兩年前的一天，屠蘭盛在外灘偶遇薑青甫。許久不見，自是要打個招呼敘敘舊。薑青甫邀請屠蘭盛去外白渡橋畔的禮查飯店喝咖啡，閑談中，得知屠蘭盛的外甥丁大有在交通大學做技工，就說想見見丁大有，交個朋友。屠蘭盛幹過幾年特務，知道對方可能是想收集交通大學的什麽情報，便把丁大有的地址給了薑青甫。之後，他再也沒見過薑青甫，跟丁大有當然一年會見幾次麵，不過早把這件事拋諸腦後，也不知後來薑青甫是否去找過丁大有。

現在，政保偵查員為這事找上門來，那說明丁大有十有八九已經被薑青甫發展為“保密局”特務，而且可能還在活動。想明白這一點，屠蘭盛更不敢隱瞞，一五一十把上述情況和盤托出。那二位問：“丁大有前年離開交大，去戲院幹電工了，這事兒你知道嗎？”

屠蘭盛說：“這個我是知道的，他還沒去的時候我就聽我姐姐說了。”

“我們可以直言不諱地告訴你，丁大有是有問題的。據我們掌握的材料，丁大有為薑青甫收集過交大學生運動的情報。至於他是否加入了特務組織，我們還在調查。”

屠蘭盛暗忖，對方告訴自己這些情況是什麽意思？肯定有什麽目的吧，而且多半跟自己有關。於是，看著對方不吭聲，靜候下文。果然，對方接下來就攤牌了，先說題外話：“你曆史上有問題，不僅是參加‘軍統’的問題。當初過封鎖線時，那個交通員一共護送了四個人，怎麽隻有你一個人活著？這裏麵有沒有問題，還要繼續調查。所以，我們隨時可以把你拘捕，而且可以一直關著，你信不信？”

那時候對於人犯羈押沒有法定期限，“一直關著”的現象確實存在，屠蘭盛也聽說過，所以點頭表示沒有異議。然後，對方又說：“不過，我們並沒有把你一棍子打死的打算，還是想給你將功補過的機會，就看你是不是願意爭取了。”

屠蘭盛自是點頭如雞啄米。對方這才道明來意，讓屠蘭盛利用親戚的便利條件對丁大有進行秘密監視，具體注意哪些方麵，屠蘭盛當過特務，都不必偵查員交代。此後，屠蘭盛每隔十來天，就給偵查員寫一份監視報告，詳細記錄丁大有的動向。

就這樣，屠蘭盛成了政保處的耳目，他也比較樂意做這件事。第一並不吃力，也不會影響他的生意；第二可以保全自己。最近他不斷聽說上海解放伊始去公安局登記的那些有曆史問題的主兒陸續被捕的消息，其中有的還不是像他這樣正式參加了特務組織，隻不過是因為朋友關係偶爾為特務組織提供了幫助。他擔心，如果不照政保民警說的做，隻怕也逃脫不了吃牢飯的命運。

如今，專案一組的線索就來自屠蘭盛的監視報告。

五天前，屠蘭盛從姐姐屠蘭菊（即丁大有之母）那裏得知，在戲院幹得好好的丁大有忽然跟老板鬧翻了，要辭職。當時，許多廠家商鋪的經營者對中共政策缺乏了解，擔心被沒收財產，其中也頗有一些人曾跟國民黨、日偽方麵有說不清道不明的關係，因此，都在上海解放前夕變賣資產，跑到海外去了，由此導致上海解放後社會上的失業情況比較嚴重。像丁大有這樣捧著戲院電工的飯碗，有一份穩定的收入，許多人羨慕都來不及，可他卻吵著要辭職，不要說丁大有的母親，就連屠蘭盛也不免大吃一驚。不過，當過“軍統”特務的屠蘭盛隨即就懷疑其中可能有什麽特殊原因。正好姐姐托他勸勸這個外甥，他就借著這個機會跟丁大有聊了聊，得知了丁大有跟老板鬧翻的原因。

不久前，丁大有向老板請兩個月的假。老板以為自己的耳朵出了毛病，連問兩遍確認自己沒聽錯，丁大有說的是兩個月而不是兩天，立馬拒絕。為什麽呢？戲院的照明通風、放映設備、舞台燈光最為要緊，馬上要進伏天了，幾乎天天都要跳閘，電線也時不時燒焦，這都得靠電工來撐著。若是請兩天假，那還可以商量，臨時從其他戲院請個電工客串一下，請兩個月的假，那不是讓老板坐蠟？老板堅決不準假，丁大有就動了辭職的心思。

屠蘭盛當然要問問外甥請兩個月假想做啥。丁大有支支吾吾，說朋友請他臨時去幫忙，報酬開得蠻高的。再問下去，外甥就不肯透露了。

第二天，屠蘭盛又去了姐姐家，聽說丁大有主意已定，先做臨時工，順帶著另外物色飯碗。使他不解的是，姐姐和外甥媳婦竟然默認了，不再嘮叨，也不再請他出麵“勸勸大有”了。如果屠蘭盛到此為止的話，可能也就無法為專案一組提供線索了。可是，這個情況對於曾當過特工的屠蘭盛來說，幾乎不假思索就覺得反常。他不再向一臉神秘兮兮的外甥媳婦和姐姐打聽，出門直奔董家渡。

去董家渡幹什麽？找姐夫丁中耕。丁中耕已年過六旬，幹了四十多年賬房猶覺不夠，還在一家南貨批發行發揮餘熱。老頭兒嗜酒，每餐都要喝二兩。屠蘭盛趕到董家渡，佯稱辦事路過，正好請姐夫去飯館吃午飯。丁中耕有機會喝一杯，自是樂意。兩人邊喝邊聊，屠蘭盛終於從丁中耕的嘴裏套出了外甥辭職的原因——丁大有在外麵接了一個活兒（具體是什麽活兒老頭子也說不清楚），為時兩個月，對方一次性支付了三百萬元的報酬。

舊版人民幣三百萬元，相當於新版人民幣三百元。不過，按上海解放初的物價，三百萬元可以買一套位於上海市區、麵積在六十平方米上下的二手房（平房），相當於丁大有在戲院打工近一年的薪水。屠蘭盛聞聽之下，頓時一個激靈。丁大有有幾把刷子他最清楚了，充其量不過是接接電燈線修修放映機，這種活兒對江南造船所出來的鉗工屠蘭盛來說太過小兒科了，什麽人會出如此高薪臨時聘用這主兒？他馬上就聯想到了外甥的敵特嫌疑，於是把上述情況原原本本寫進報告，送交市公安局政保處。

專案一組排查到這個情況，立即對丁大有產生了興趣。一幹偵查員討論下來，最後的結論是，當初薑青甫通過屠蘭盛認識丁大有後，利用丁在交通大學的便利收集有關學生運動的情報，當然是支付了報酬的。但是，丁大有並未參加特務組織。

為什麽這樣說呢？如果丁大有當初參加了特務組織，上海解放後，“保密局”完全可以派人來與其續上“組織關係”。這是由不得丁大有願意不願意的。根據“保密局”的前身“軍統”創始人戴笠定下的規矩：一旦加入團體，隻要未獲準離開，終身不得脫離；否則，將執行“紀律製裁”。“保密局”隻需派人找到丁，命令其“歸隊”，他就得乖乖跟著走。不然的話，客氣點兒的，一紙檢舉信附上當年領取報酬的字條寄到上海市公安局，不客氣的那就直接“紀律製裁”了。

一般情況下，特務津貼是按月領取的，底層小特務的津貼通常不會很高。如果丁是在冊的特務，無論是否支付報酬，上級特務組織安排他幹什麽活兒，他都必須執行。可是如今，丁大有一次性獲得了三百萬元的報酬，這說明丁大有充其量不過是“保密局”的外圍人員。

再往下分析，對方給了丁大有這麽多錢，要讓他幹什麽？從為時兩個月這一點來看，跟“083”潛入大陸執行的使命是沾得上邊的。那麽，對方拉攏丁大有，具體安排他做什麽活兒呢？根據丁大有的經曆及其掌握的技能，偵查員們認為可能跟“心戰”培訓有關。估計“083”的授課方式不單單是空口白話，還會采用幻燈、小型電影放映機、播放錄音等方式加強效果，而這些設備無法直接攜帶入境，也不適宜在內地搬來運去，所以，會通過“就地取材”的方式來解決。物色丁大有，就是出於這種需要。

綜上，專案一組認為，這個丁大有是一條相當有價值的線索。

一組組長徐三友向王範匯報了上述情況，請示對丁大有的調查采取何種“規格”，即整個兒一組人馬全部撲上去呢，還是隻動用部分偵查員，剩下的人繼續從其他方麵尋覓線索。王範與徐三友商量下來，最後決定，為穩妥起見，先指派三名偵查員調查丁大有；如果查下來發現確實跟“083”案件有關，那就把一組的力量全部壓上去。為便於即將開展的調查，王範通知上海市公安局政保處，讓那兩個原負責聯係屠蘭盛的偵查員，即刻起將該耳目移交專案一組。

偵查員蔡鳴、老謝、小祝受命對丁大有進行秘密調查。7月22日晚，三人悄然約見屠蘭盛，要求他從次日起，找個借口盡可能抽出較多的時間協助專案組工作。屠蘭盛說這好辦，我有高血壓的毛病，就說不舒服需要休息幾天就行了，以前也常有這樣的事兒。

次日上午，屠蘭盛把五金店的生意安排了一下，接著，去南京路的老字號“沈大成”買了些鹵菜、皮蛋，拎著去了姐姐家。這天是星期日，姐夫丁中耕不上班，正好一起喝酒。飯後，姐姐屠蘭芳說昨晚太熱，大家都沒睡好，“打個中覺”，睡一會兒吧。那天，丁大有不在家，其妻帶著兩個子女去娘家了，屠蘭芳便把弟弟安排在丁大有的房間裏午睡。

對於屠蘭盛來說，這正好是一個機會，可以看看外甥的房裏藏了些什麽。四處察看了一陣，沒有什麽發現。正要上床，腳跟被什麽東西碰了一下，低頭一看，是床底下的一口木箱。屠蘭盛是姐姐家的常客，因為是能工巧匠，時常被愛好無線電的外甥纏著，幫外甥設計製作各種外殼、線路板一類的玩意兒，這口木箱就是用來盛放此類物件的。不過，平時這個木箱都是擺放到位，上床時腳後跟不會碰上，今天位置有些靠外，看來外甥是動過這口箱子了。屠蘭盛幹過特務，心眼活，馬上打開來查看，發現少了一樣東西——一個便攜式工具箱。

屠蘭盛對這個工具箱的印象很深，那是他剛經營五金店時從兩個美國水兵那裏收購的。當時二戰剛剛結束，黃浦江上停泊著美國軍艦，水兵們常常把艦上的物資偷運上岸賣給市民。這口便攜式工具箱隻有尋常紅十字醫藥箱那樣大小，內盛多種精巧、輕便的五金工具，是為艦上的救生舢舨專門配備的，市麵上根本見不到。屠蘭盛買下後，正好丁大有去五金店，見之讚不絕口，屠蘭盛就送給外甥了。現在，這個工具箱不在了，顯然是丁大有拿出去了。

午睡過後，屠蘭盛和姐夫坐在後院葡萄架下喝茶聊天，問及丁大有的去向。丁中耕說是今天早上出去的，沒說去哪裏，手裏提著個包袱，看上去沉甸甸的。屠蘭盛尋思，那就是那個工具箱了，於是又產生了疑問。這個軍用工具箱極為堅固，即使從十米高處跌落也不會摔壞，密封也好，沉到海底也是滴水不進，而且攜帶方便，可拎可背。丁大有如果是正大光明地去給人幹活兒，完全可以直接拎著工具箱出門，何必多此一舉在外麵包塊布呢？看來，他是不想讓人發現他拿著工具箱出現在公眾場合。什麽活兒需要這樣藏著掖著？其中必有問題啊！

六、殺人滅口

傍晚，屠蘭盛把上述情況向偵查員作了匯報。偵查員要求他繼續留意，盡快弄清楚丁大有的去向。

次日，屠蘭盛先去了姐姐家，又跑到董家渡南貨行，屠蘭芳、丁中耕夫婦也好，外甥媳婦也好，都沒有透露丁大有去了哪裏，隻說他昨晚十點多才回來，今天一早又出去了，出門時打了招呼，說今天如果活兒幹得晚就住在外麵了，不要等他。

屠蘭盛從專案一組偵查員那裏接到的指令是每日必報，有情況隨時報告。中午，屠蘭盛就給偵查員打了電話。專案一組立即派員前往丁宅附近暗中監視。果然，丁大有這天晚上沒回家。

7月25日，對丁宅的監視還在繼續。偵查員們原以為丁大有當天即便回家，怎麽也得是傍晚，哪知午前丁大有就坐著一輛三輪車回來了，下車時手裏並沒有提著屠蘭盛所說的那個工具箱，而是拎著一個紙板箱。偵查員吃不準這是什麽路數，想讓屠蘭盛去探問，又擔心屠蘭盛去得過於頻繁引起懷疑。於是，另外想了個辦法，找到丁大有原供職的那家戲院，向管事施定邦亮明身份後請其協助，編個理由前往丁家探看情況。施定邦連連點頭：“其實您幾位不來，我也要去找他的——最近戲院裏連續斷電，老板頭都大了，讓我去挽留他呢。”

施定邦平時跟丁大有並無交往，此番過去，隻探聽到丁大有是從蘇州回來，帶回來的那個紙箱子裏裝的都是些蘇州特產，如虎丘菊花、鹵汁豆腐幹、糖藕、棗泥麻餅之類。丁大有還送了兩盒豆腐幹給施定邦。施要把豆腐幹交給偵查員，蔡鳴說你拿回去吧，不過讓我先拍幾張照片。

至此，丁大有的行蹤簡直到了撲朔迷離的程度。這家夥到底去了哪裏？跟什麽人接觸？幹的是什麽活兒？一組組長徐三友獲知情況後，批評了負責監視丁大有的三個偵查員，說你們應該一接手就監視丁大有的，否則我們不會這麽被動。好在丁大有的工具箱還沒拿回來，說明他還會出去，屆時一定要盯住了。

正說到這裏，忽然傳來消息，丁大有突患急病，昏迷不醒，家人已叫來救護車，將其送往附近的鐵路醫院去了。徐三友曾在部隊保衛部門、根據地公安係統幹了十來年，見多識廣，經驗豐富，當下心裏就“咯噔”一下：完了！這必是殺人滅口！

後來查明的情況誠如專案人員所估料的，國民黨“保密局”少校特務薑青甫當初通過屠蘭盛的介紹認識丁大有之後，並未將其發展為特務，隻是讓丁幫著收集了幾次學運的情報。每次提供情報後，薑青甫都付給他一筆酬勞，讓他打個收條。收條由“保密局”專門印製，式樣都是統一的豎式排版，右側是“中華民國國防部保密局財政收據”，中間填寫金額，左下則是領款人的簽名、指印以及日期。丁大有沒有想到，這幾張收條竟然成了“保密局”潛伏特務要挾他的依據。

上海解放後，薑青甫已經不知下落，去戲院電工間找丁大有的是一個三十來歲的健壯男子，見麵後很客氣，說久仰丁先生大名，不知今晚散場後是否有空，我請先生去宵夜。丁大有根本不認識對方，一時有些遲疑。對方輕輕說出了薑青甫的名字，丁大有便知道他是什麽人了，心下便惴惴不安。

當晚，那個自稱姓曹的男子請丁大有喝酒，席間說最近有點兒小事想請他幫忙。丁大有問什麽事，對方答稱：“做你的本行，無非是把一些零部件拆拆裝裝，活兒不多，你肯定應付得來。”見丁大有猶豫，對方不緊不慢地說，“我們尊重丁先生的選擇，絕對不會強迫你做什麽的。來，我給你看一件東西。”說著，就把情報費收據的照片亮了出來。“我們隻要把這照片寄往上海市公安局，你的自由生活就結束了，是不是？”

就這樣，丁大有乖乖就範。

這個姓曹的真名叫羅勝冠，是“保密局”潛伏在上海的“東南第一特種工作室第三組”組長。此次，羅勝冠接到密令，要求該組負責為代號“083”的“心戰專家”提供工作、生活和安全方麵的保障。“第三組”連羅勝冠在內一共有七名特務，分布於上海、蘇州、南京三地。羅勝冠接到指令後，即召集六名下屬赴滬，密議如何完成該項使命。這時，羅已收到“保密局”從香港匯來的折合人民幣五千萬元的活動經費，說經濟上不必考慮，隻要完成使命，錢花光了還可以要求追加。

七名特務反複計議，認為最好還是把“083”安置在上海比較穩妥，因為上海地廣人雜，容易隱藏，便於活動。羅勝冠便讓手下尋找場所，找了三天，最後選定了手下特務金大喜的一個親戚在長寧區業已停產的工廠。這時，羅勝冠又收到已經潛入廣州的“083”發來的密函，說其授課設備中的一架便攜式小型幻燈、電影一體放映機因故未到，廣州無處購買，要求“第三組”為其準備，有購則購，沒有出售則須迅即購置零部件自行裝配。

羅勝冠派人跑遍了上海灘所有出售相關設備的店家和舊貨攤，別說什麽一體機了，普通的電影放映機連舊貨都沒有，幻燈機倒是有出售的，不過需要憑證明。沒辦法，隻好設法裝配了。這方麵，“第三組”的特務都是外行。羅勝冠突然想起，一年多前他奉命留下潛伏時，上司交給他一份材料，說是“準備擴大組織發展對象時可作參考”，材料中有一個名叫丁大有的原交大校工，後跳槽到戲院負責維修電路及放映設備。羅暗忖此人應該能夠勝任，遂決定讓丁大有“歸隊”。丁大有經不住威脅利誘，半推半就地成了“第三組”的一名新成員。

丁大有被拉下水後，按照指令跑了中央商場和幾家舊貨店鋪，采購了拚裝電影放映機的零部件，然後辭去戲院的工作，前往羅勝冠指定的一處密點（並非“083”棲身和授課的工廠）安裝調試。頭天，丁大有攜帶工具過去，忙碌到晚上。他原本是可以不回家的，但因為忘記帶萬用表了，隻得往家裏跑一趟。當晚回到家，從床底下的那口木箱中取萬用表時，發現他在木箱上做的暗記已被人動過了，不禁大吃一驚。詢問母親，得知白天舅舅屠蘭盛曾來過，飯後是在他的房間裏午睡的。丁大有鬆了口氣，以為是舅舅上床時無意中踢到了箱子，也就沒再當回事。

7月24日上午，丁大有趕到密點繼續幹活兒。當晚，和羅勝冠共進晚餐時，羅隨口問起昨晚他回家後有什麽情況。如果丁大有不說床底下的木箱被動過的細節，他還不至於丟掉性命。可是，他卻毫不在意地說了此事。羅勝冠是老特務，對此類細節有一種職業性的警覺，當下就打聽丁大有的舅舅是怎麽一個角色。按輩分丁大有是屠蘭盛的外甥，按年齡卻隻差一歲，兩人的關係更像兄弟，因此對屠蘭盛的經曆知道得比較多，就詳細介紹了一下。羅勝冠不動聲色，內心其實已經繃緊了弦，佯裝無心地問了問屠蘭盛的近況，得知這個有著“疑似革命叛徒”和“軍統特務”雙重罪名的家夥竟然沒有被公安局拘捕過一天，馬上意識到不妙。於是，丁大有的生命之路也就走到頭了。

羅勝冠於特工這一行經驗豐富，根本不敢心存僥幸，更不打算也沒時間對丁大有所說的情況作一個外圍調查什麽的，當即決定滅口，寧可另行物色裝配電影放映機的人員，也不能留下這個隱患。晚飯後，他把丁大有送到臨時住宿點，又沏了兩杯咖啡，和丁大有邊喝邊聊。咖啡裏摻進了美國生產的間諜專用毒藥，這種毒藥可麻痹人體的中樞神經係統，導致心髒停搏，致命時間長短根據人體攝入的劑量而定。被害人死亡後，即使進行法醫檢驗，也難以確定到底是因突發心髒病還是中毒致死。羅勝冠給丁大有下的藥量，是算準在服藥後的二十小時左右發作的。離開臨時住處，羅勝冠立刻命手下前往外灘附近的市電報局，給蘇州的特務下屬發了一份加急電報，命其必須在第二天上午十點前攜帶一些蘇州土特產抵滬。

次日上午，丁大有繼續幹活兒。十時許，羅勝冠來了，帶了一箱蘇州土特產，說今天工作暫停，讓丁回家待命，並把這些蘇州土特產帶回去，對家人說昨天去了蘇州，住了一宿，這些東西就是在蘇州買的。至於幾時再來，在家裏等候通知，這幾天不要出門。丁大有多少也有一些特工的經驗，知道這當兒什麽都不能問，服從就是。羅勝冠給丁大有叫了一輛三輪車，預付了車錢，兩人客客氣氣道別。當然羅勝冠心知肚明，丁大有這一去，就是來生再會了。

上述情況，專案一組的偵查員此刻當然不會知道。獲悉丁大有猝死，自是大吃一驚。偵查員們都並非初出茅廬的雛兒，他們的估計和一組組長徐三友一致——這人死得太突然，十有八九是被滅口的。徐三友召集大家開了個短會，下令兵分兩路，一路調查丁大有的死因，另一路調查丁大有所謂“去蘇州”的具體情況——去蘇州幹什麽？下榻何處？會見了什麽人？

徐三友率劉興昌、老謝、小唐、小賈前往鐵路醫院了解丁大有的死因。他們過去的時候，市局派來的法醫已經趕到。徐三友以前曾主持調查過十數起命案，他做事風格細致，每次都要陪同法醫一起檢驗，一邊看一邊還問長問短，因此對屍檢也能說得出若幹道道，尋常法醫糊弄不了他。這次當然更是重視，拿著照相機守著解剖台，一邊看法醫操作，一邊拍攝照片，還吩咐一旁的偵查員做記錄。

可是，當時新中國成立還不到一周年，中國公安機關的檢驗技術和設備與西方還頗有距離，法醫已經盡其所能了，最後得出的結論依然是心肌梗塞。至於是什麽原因造成的，從理論上來說，可以是疾病，也可以是藥物。法醫對死者的血液進行了化學鑒定，但現有的試劑檢測不出有毒成分。

與此同時，另一路偵查員萬國偉、老豐、老林、小祝趕到丁家，對丁大有全家包括大人孩子在內分別詢問，還走訪了多家鄰居，均未發現可疑跡象。

這時已是晚上九點，但偵查員們還沒有收兵的打算，臨時湊在一起議了議，認為可以從丁大有午前帶回家的那些蘇州土特產上麵尋找線索。

由於天熱，尋常市民家又沒冰箱，所以丁家下午已經把丁大有帶回的土特產中容易變質的如鹵汁豆腐幹、糖藕什麽的分送鄰居品嚐，還留著適宜保存的桂花米花糖、棗泥麻餅、奶油瓜子、蜜餞等，基本原封不動。這些食品都被偵查員收攏在一起進行檢查，還把已經扔掉的包裝紙或包裝盒全部回收。

當晚，偵查員對如何調查丁大有赴蘇州的情況進行了討論。以當時的交通條件，基本可以排除乘汽車前往蘇州的可能，那就隻有搭乘火車或者輪船。從時間上看，乘輪船可以排除。因為當時的內河小火輪從上海駛往蘇州要十二個小時，晚上七點從上海曹家渡出發，到蘇州閶門終點站是次晨七點；而蘇州開往上海的輪船則是早七點啟航，當晚七點到達。所以，丁大有是不可能搭乘內河輪船往返上海和蘇州的。那麽隻有搭乘火車了。當然可以到火車站去調查一下，但偵查員尋思基本上希望不大。

另外還有一個調查思路，就是通過那些土特產進行查摸。偵查員們認為這個方法雖然很費力氣，但比較靠譜。於是，連夜對那些土特產的包裝進行分析，還拿出了下午拍攝的丁大有送給戲院管事的那兩盒豆腐幹的照片一起察看比對。那時的商品是不注明保質期的，也沒有生產日期，甚至生產廠家、地址也沒有。所以，偵查員沒法兒分析出這些商品是由哪家工廠或者作坊生產的，又是從哪家商店購買的。

好在，偵查員在那幾張鹵汁豆腐幹的照片上終於有所發現。包紮豆腐幹的紙繩顏色有深淺之分，很有規律，寸許一段，均勻分布。因為是黑白照片，不能判斷那是兩種什麽顏色，不過，這跟當時市麵上常見的淡褐色紙繩畢竟是有區別的。偵查員由此猜測，會不會是某家商店獨特的包紮紙繩呢？

這時已是午夜，但偵查員還是立刻出動，前往丁家及其鄰居家，分別提取那些蘇州特產上的包裝紙繩。幾種商品的紙繩是一致的，都是粉紅和墨綠相間。

7月26日，專案一組派員前往蘇州。當時公安局裝備簡陋，專案一組隻配備了一輛兩輪摩托車、三輛自行車，這當然解決不了問題。經請示，臨時調來了一輛中吉普，載上五名偵查員，一路顛簸了兩個多小時方才抵達目的地。下車先去車站派出所，請他們出麵跟車站工作人員聯係，詢問站台工作人員和流動小販，昨天上午是否有貌似丁大有那樣的男子出現過，是否有人送行，等等。能問的都問遍了，沒有結果。

這是偵查員意料之中的。接著，偵查員抄下了蘇州到上海的所有列車時刻，又開著中吉普前往市工商局，要求協助查明這種紅綠相間的包裝紙繩是哪家商鋪使用的。工商局打電話請來了幾個行業協會的老法師，他們一看紙繩，一致說這種紙繩全蘇州隻有一家商號使用——觀前街上的“餘興隆”。

“餘興隆”的全稱是“蘇州餘興隆土特產商行”，專門出售蘇州各類土特產，在舊時的江南地區比較有名氣。這家老字號的經營頗有特色，第一是進貨渠道正宗，每樣土特產都有出處，拍攝了照片懸掛在牆上；第二是買賣公平，打出兩個“無欺”的牌子，曰童叟無欺、貧富無欺，做成牌匾懸掛在店門口；第三是商品價格比同行略高，但保證質量，顧客不滿意可以在規定的期限內退換，店方不會拒絕。

這樣的商號，店員的職業素質自然也不低。偵查員登門訪查，一亮紙繩，一出示照片，店方接待的賬房先生馬上說：“這種紙繩、這種捆紮手法（原來‘餘興隆’捆紮商品的手法跟其他商店也不同）確出自敝號。”

偵查員又問近一兩天是否有人前來購買過一批品種、數量都不算少的土特產。賬房先生立刻點頭：“您說的定是昨天上午的第一筆生意了。當時敝人還沒到店，是店員直接收的款，敝人到店後，店員立刻把貨單和錢款交到賬台了，因此我記得很清楚。至於具體是什麽樣的顧客購買的，那得問經手的店員老顧。”

老顧是個五十來歲的老店員，據他說，昨天上午一開門，就來了一個三十五六歲的男子，瘦高個兒，戴眼鏡，穿著短袖襯衫和西裝短褲，手裏拿著一把黑色折扇，看樣子像是個文化人，說一口蘇州話，說要買一些本地土特產送人。這時，商行剛把當天進的貨如鹵汁豆腐幹、糖藕什麽的往店堂貨架上擺放，那人就隨意挑了若幹。然後，又在另一側貨架上選了菊花、米花糖、麻餅等，讓一並裝在一口紙板箱裏。這些東西分量不輕，店員正想問是否讓店裏的學徒給拎到前麵街口的公交車站時，那人一手便提起紙箱，輕鬆出門而去。幾個店員紛紛議論，說這位先生可能是會功夫的，看上去瘦弱，力氣卻不小。

中午，偵查員去了公園茶室，買了麵包，又沏了一壺茶算是午餐，邊吃邊分析案情。

“餘興隆”的店麵格局是江南常見的那種，外麵是圍牆、石庫門，進門是一個天井，穿過天井才是店堂。所以，店員隻看見那個“眼鏡男”拎著紙箱走出店堂，穿過天井再出石庫門，並不知他出門後是坐車還是步行，以及是往哪個方向去的。這就需要偵查員判斷了。

當時是上午九點十分左右，而兩個小時後，這箱土特產已經到了上海的丁大有家裏。從蘇州到上海北站，火車需行駛一小時零五分。從觀前街到火車站有四五華裏，乘坐三輪車最快也要十分鍾時間，再加上排隊買車票、進候車室、檢票等，不管丁大有當時是在車站等候還是就在“餘興隆”門外待著（根據店員的描述，那個“眼鏡男”的外貌與丁大有相去甚遠，應該不是同一人），他也得坐九點四十分之後的那趟火車。偵查員看了時刻表，九點四十八分、五十三分各有一趟從北方開來的火車會在蘇州站停車上下客。再往下就是十點鍾以後了，可以不考慮。

這就是說，丁大有乘坐的肯定是這兩趟車中的一趟。一小時後列車抵達上海，丁家離北站坐三輪車隻需不到十分鍾，那就跟專案組監視人員目睹他在十一時許拎著紙箱進家門合得上了。所以，“眼鏡男”也好，丁大有也好，從“餘興隆”出來之後，隻有乘坐三輪車、黃包車才趕得上九點四十分左右的火車。調查方向也隨之而定：向蘇州這邊的三輪車、黃包車夫打聽線索。

一幹偵查員隨即趕到蘇州市公安局，通過市局聯係人力車公會，調查昨天上午九點多在觀前街“餘興隆”門前上三輪車或黃包車的客人。

這項調查進行了整整六個小時，晚上七點，最後一個車組的信息反饋上來了，結果出乎大家的意料——竟然沒有哪輛車拉過那樣的乘客！

七、生擒“083”

7月28日，市局法醫用從香港空運來的最新化學試劑對丁大有的血液再次進行檢驗，終於確認係中毒身亡。當天，專案一組在蘇州的偵查員已回到上海，“083”專案組組長王範下令，專案二組全體偵查員立即從南京赴滬。

當晚九點，兩個組的偵查員全部到位，隨即召開案情分析會，會上決定，專案一組繼續負責上海這邊的調查，專案二組放棄在南京的調查，全組趕赴蘇州查摸那個“眼鏡男”的線索。

7月29日，丁家大殮。專案一組自組長徐三友以下，一幹偵查員全部前往丁宅，不是為丁大有送行，而是向其親朋好友了解情況。這已是沒有辦法的辦法，明顯有撞運氣的意思，不過，這個運氣竟然真讓一組給撞著了——丁大有以前一個叫彭葆真的同事說，7月24日午後他曾遇到過丁大有！

這就怪了。7月25日午前丁大有拎著蘇州土特產回家時對家人說過，他前一天上午就去了蘇州，彭葆真怎麽會在24日午後看到他呢？偵查員的第一反應是時間有誤，盯著彭葆真追問。對方說沒錯，就是7月24日午後一時許，地點是長寧區延安西路路口的“寶固五金機電舊貨行”。

彭葆真四十掛零，係交通大學實驗室技工，跟丁大有曾是同事，以前丁大有在交大上班時，兩人關係很好，稱兄道弟，互相知道底細。丁大有離開交大去戲院工作後，兩人還經常來往，偶爾還在外麵喝點兒小酒。彭葆真記得，上一次跟丁大有見麵是今年5月下旬梅雨時節，那天他去黃浦區辦事，順便到丁大有供職的戲院看望，兩人的午餐是在戲院附近的“老半齋”吃的，因為下午都還要上班，沒怎麽喝酒。在他印象中，那時丁大有一切均正常。

7月24日上午，彭葆真受學校指派，前往北站附近的虯江路舊貨市場，淘一些從外國廢電機上拆下的線圈，供學生實驗使用。他在市場轉了小半天，沒看到合適的。返回途中，在淮海中路吃了一碗冷麵，突然想起長寧區延安西路路口有一家“寶固五金機電舊貨行”，以前他也去淘過舊貨，現在何不再去瞧瞧？

他和丁大有就是在那家舊貨行遇見的。當時他正在電機類的舊貨架間轉來轉去，忽然旁邊來了一個人，初時也沒注意，擦肩而過時，意外發現竟是丁大有。對方顯然剛喝過老酒，而且還喝了不少，呼吸粗重，酒氣熏人。丁大有也認出了彭葆真，可不知怎麽的，彭覺得丁大有的神情似乎有些怪異，既意外又吃驚，還有些許驚慌。彭葆真問他來淘什麽東西，丁大有稍一愣怔，回答說戲院裏的電風扇電機聲音太響，可能要調換線圈，想來淘淘舊貨。彭葆真提議去附近公園坐坐，喝杯涼茶，聊聊天。丁大有說改日吧，他是和別人一起出來的，路過這裏，順便進來看看。說著，便匆匆離開了。

當時彭葆真就覺得丁大有似乎有些反常，而且前言不搭後語，前麵說是來淘舊電機的，後麵又說路過，順便進來看看。不過，也沒再往其他方麵想。不料，第二天他在交大上班時，接到了丁家打來的報喪電話。這樣一來，彭葆真就不得不把丁的猝死跟前一天的反常聯係起來。當晚，他匆匆趕到丁宅去吊唁，問了問，丁的家人告訴他，法醫判斷是心髒隱疾。他當然是相信法醫的，那也就無話可說了。

本案破獲後，徐三友在訊問羅勝冠時，羅交代的情況印證了彭葆真的說法。7月24日那天中午，羅勝冠和另一特務陪丁大有午餐，回來時經過那家舊貨行，丁大有說進去看看，這家舊貨行裏可能有拚裝放映機用的零部件。羅勝冠自無二話，不過舊貨行裏邊又悶又熱，他和另一特務也就不進去了，站在路邊樹蔭下等候。原以為丁大有要待一陣才回來，哪知三五分鍾他就出來了，說沒有合適的貨。

由此看來，羅勝冠並不知曉丁大有遇見了彭葆真。否則的話，以羅勝冠的謹慎，彭葆真也是性命難保。

當下，徐三友等人跟彭葆真聊下來，終於意識到丁大有根本沒去蘇州，而是一直在上海。這個情況對於此案來說非常重要，專案組據此判斷，既然丁大有在上海裝配電影放映機，那麽“083”培訓特工的地點肯定也在上海，於是抓住這條線索立即進行追查。

偵查員首先前往長寧區的“寶固五金機電舊貨行”，了解7月24日彭葆真是否來淘過舊貨。店方一查發票存根，確有“交通大學”購買舊線圈的記錄。問是否有丁大有那樣一個男子來淘過舊貨，店方說這個就說不好了，每天來淘舊貨的人至少有幾十個，誰去注意呢？再查發票存根，也無甚發現。

根據預先擬定的計劃，十名偵查員分成五撥，每撥兩人，分頭到附近的飯館查訪7月24日中午是否有貌似丁大有那樣的一個男子在該店用餐。這樣查其實是比較費事的。長寧區的這個地段，每家飯館的午市雖然不至於都是顧客盈門，但上座率通常都不會低於一半，跑堂都在忙碌，不可能留意到每一個顧客。好在丁大有這人比較好認，膚色極白，頭發極黑，兩下互相映襯，就有點兒顯眼了。不過，這樣的特征還是太過模糊，五撥偵查員一圈查下來，竟然查到三家飯館都有類似的客人。

又是一番折騰，到下午五點，終於鎖定了那三家飯館中的一個——“大富飯館”。之所以鎖定這家飯館，是因為幾乎所有的跑堂都說曾看到這樣一個顧客。不是他們的記性好，而是因為丁大有不止一天來這裏用餐，在之前的7月23日也曾去過，而且午市晚市都去了，7月24日的晚飯也是在那裏吃的。每次都是三個人，每頓都要上五六個菜以及啤酒、白酒。

該飯館結束晚市營業後，偵查員把跑堂和賬房先生召攏過來，詢問他們是否留意到丁大有等三主顧在用餐時說了些什麽。遺憾的是，誰也說不上這方麵的內容。

當晚，專案一組決定，連夜跟“大富飯館”聯係，次日起張貼“內部整修，暫停營業三天”的告示，全店凡見過丁大有等三個主顧的跑堂連同賬房先生，均由穿便衣的偵查員陪著在附近轉悠，希望能遇見那幾個主顧。至於飯館停止營業的損失，則由稅務局扣除一定比例的稅款作為補償。這當然需要警方跟稅務局協調了，當時講究“公對公”，這種情況即使沒有先例，兩家之間一商量，基本也沒什麽問題，無須多費口舌。

與此同時，專案二組在蘇州的訪查也有了收獲。他們研究下來，認為唯一能抓的線頭就是“眼鏡男”離開“餘興隆”使用的交通工具了。起初，他們跟專案一組一樣，也認為是黃包車、三輪車，生怕一組查得不細，把一組走過的路又趟了一遍，毫無收獲。繼而擴大調查範圍，把汽車、馬車和自行車也算了進來。馬車曾是舊時蘇南地區包括上海一帶常見的公私交通工具，滬寧沿線幾個城市的馬路上均有公共馬車載客，後來隨著汽車、自行車的普及，馬車也就相應退出，但在新中國成立初期還見得到，以南京居多，上海、蘇州要少一些。正是因此，專案一組的上海偵查員忽略了馬車的問題，而專案二組的南京偵查員因為天天見到，所以自然而然地想到了馬車。

本案發生時，蘇州還有二十來輛從事公共交通運輸的馬車。二組本著先易後難的路數，先從這些馬車查起。這一查，竟然就查到了線索——

有個姓寧的馬車夫說，他曾於7月25日八點多在“餘興隆”門口載過一個“眼鏡男”，此人拎著一個沉甸甸的紙板箱，說要趕火車，讓走快些。跟寧某談話的是二組組長路惕升和偵查員錢春白，這二位都是老手了，拉家常似的又跟寧某往下聊，結果聊出了一個細節。寧某說，那天上午，他剛拉了個乘客到觀前街。根據以往的經驗，觀前街必有主顧叫車，於是他就把馬車停在“餘興隆”斜對麵的一棵大樹下等候。其間，他看見“眼鏡男”乘一輛三輪車到“餘興隆”門口下車，當時此人並沒戴眼鏡。本來，他對這個情景也是留不下什麽印象的。可是，那男子把三輪車打發走後，從口袋裏掏出眼鏡盒子，取出眼鏡架在鼻梁上。他就覺得這個男子似乎有點兒奇怪，不過，這念頭也就是一閃而過，要緊的是拉客。他斷定對方是入內購物的，既然乘三輪車來，自然也會乘車離開。寧某趕緊把馬車趕到“餘興隆”門口停下，專等對方出來後叫車。後來的情況果然如此。

路惕升大喜過望，安排偵查員再去人力車公會，請他們協助尋找把那個不戴眼鏡的“眼鏡男”拉到“餘興隆”的三輪車夫。

這一查，很快就有了結果。那個三輪車夫姓牟，長著一張看上去有點兒迷糊樣的臉，可能腦子也有點兒迷糊，盡管之前警方已通過人力車公會調查過兩次，但他腦子裏想的是“眼鏡”，卻沒去想“餘興隆”，因此什麽也回憶不起來。這回，偵查員找到他，不跟他說眼鏡了，他就想起來了。他說那個男子是在錢家巷口上的車，顯見得是住在那條巷子裏的。

二組順藤摸瓜往下查，7月31日晚，將住在該巷的“眼鏡男”許述卓拿下。許犯供述了一應情況，7月25日那天，他乘坐火車到滬後，隨即叫了輛出租汽車，把那箱土特產直接送往長寧區凱旋路“德勝咖啡店”門口，那是上海發來的加急電報中指定的地點。他隻在那裏等候了兩三分鍾，就來了一個男子，對上了暗號，把紙板箱拿走了。

二組組長路惕升當即赴滬。王範聽取匯報後，下令一組派員前往江西路市電報局，找到7月24日夜間拍往蘇州的那份加急電報的底稿。底稿上留下的發信人的姓名、住址都是假的，不過，查到這一步，離目標徹底暴露也就不遠了。

專案人員盯著長寧區延安西路至凱旋路之間的那個區域進行調查，次日，終於發現了“第三組”組長羅勝冠的蹤跡。鑒於尚需捉拿“083”，專案組便把二十名偵查員全都拉了出來，對羅勝冠進行全方位監視。

1950年8月1日晚，羅勝冠突然前往上海北站。專案組立即全體出動，在羅勝冠剛剛和從廣州抵滬的“083”接上頭時，將二人同時抓獲。羅勝冠被捕後，供出了其主持的“第三組”其他六名特務（他不知許述卓已落網）。當晚，這些分布於數地的特務全部被警方抓獲。“083”（真名倪川泓）也供認了自己的身份和特務使命，並交代了在廣州接應、掩護他的特務的情況。

1950年12月中旬，“第三組”七名特務分別被判處死刑、無期徒刑和有期徒刑。在這之前，代號“083”的“心戰專家”倪川泓被押解北京，另行處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