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塵封檔案】係列之187：黑色閃電

【塵封檔案】係列之187：黑色閃電

 本文轉載自公安月刊《啄木鳥》2023年第08期

 作者：魏遲嬰、東方明

1949年6月16日，上海南京東路兩個小時內接連發生十四起扒竊案。其時上海解放不過三個星期，剛剛掛牌的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安局對這起失主多為外籍人士的係列扒竊案格外重視。為了查找線索，專案組探訪早已退隱江湖的“七大神手”，得知作案者是一個自稱“黑色閃電”的神秘人物，沒人見過此人的真容。一籌莫展之際，南京東路又連發七起扒竊案……

一、係列扒竊案猝發

1949 年6月中旬，上海。

“梅子黃時家家雨”，江南地區已進入一年一度的梅雨季節，整天整夜潮濕得令人犯愁、涼熱無常到讓人煩躁。當然，上海作為中國第一國際大都市，各行各業的運轉絲毫不受影響，每天總有眾多市民一臉淡定地照常活動，該幹啥還幹啥。甚至，以扒竊為業的梁上君子，每天也混跡於熱鬧地段的人群中，折騰得頗歡。6月16日中午，在不到兩個小時的時間裏，南京東路竟然接連發生了十四起扒竊案件！而且，失主都是隨身攜帶不菲錢鈔或者佩金戴玉的有錢人，失竊財物總價值折合人民幣高達五千六百餘萬之巨(此係舊版人民幣，與1955年發行的新版人民幣的兌換比率是10000：1，下同)。按當時的物價，這個金額已經可以開一家三個門麵的中藥店鋪了。

當時，上海市一共有三十個轄區，這十四起扒竊案的發生地分別屬於黃浦區和老閘區。案件最先在外灘發生，然後沿南京東路向西藏中路方向延伸。因此，第一個接到報案的是位於山西南路上的黃浦分局外灘派出所，然後是漢口路上的南京東路派出所；老閘分局下轄的案發地點管段派出所則先是山東中路派出所，然後是西藏中路派出所。因大半失主發現得慢，所以當時這四個派出所接到的報案數分別是兩宗、一宗、兩宗、三宗。由於外灘和南京路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商業繁榮現象，平時基本上每天都有幾宗既遂或者未遂扒竊案件警情，所以四家派出所並未察覺異樣。可是，稍後又有失主前來報案，所說的失竊財物金額在當時屬於“不小”，而且一半以上的失主是外籍人士，因此接待民警覺得似是情況反常。於是，派出所就向各自的上級機關——黃浦分局和老閘分局打電話報告了。

巧的是，這天下午老閘分局局長王淩青正好在黃浦分局拜訪該局局長侯季五。王淩青、侯季五兩人都是抗戰初期參加革命且長期從事根據地保衛工作的老公安。1948 年濟南解放後，分別被任命為濟南特別市公安局第三分局和第七分局的局長，上海解放時又跟著濟南特別市公安局長李士英赴滬接管舊警局，同時被任命為老閘分局、黃浦分局的分局長。老閘、黃浦兩個區相鄰，區域麵積都不大，兩個分局相距比較近，因此這兩位老戰友平時有公事需要相商時，幹脆利用每天獨自外出“溜達”馬路(其實是微服私訪)的機會，順便互相串個門，當麵談事，也省得在電話裏扯來扯去浪費時間了。

這天，兩個分局長正談著，黃浦分局刑偵隊隊長林行三忽然來向侯局長報告接連發生多起案值不菲扒竊案的警情。林隊長剛剛離開，老閘分局秘書股長的電話也打來了。

王淩青接聽電話，發現報告的案情竟然跟剛才林隊長所報告的一模一樣。王淩青結束通話後把情況對侯季五一說，兩人都覺得這似是一起同一夥案犯跨區接連作案的係列案件。兩個區報案的失主中都有外籍人士，按照規定這需要向市局報告，市局外事科要派員下來對案件進行評估，然後決定是否應該派員參加接下來的偵查工作。

兩人說到這當兒的時候，市局外事科的電話就打到了侯季五的案頭——原來失主中有一個叫阿梅利亞的英國女士，在發現自己的錢包被偷後，沒去分局報案，而是直接去了福州路185號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安局。市局刑警處接到報案，即讓外事警員跟案發地所屬的黃浦公安分局聯係。

當下，侯季五、王淩青意識到今天發生的係列扒竊案件不可小覷，兩人交換意見後，決定直接去市局向領導匯報。

兩個分局長在未接到市局領導通知的情況下，因同類案子一起求見市局領導，這種情況哪怕在現在也是罕見。因此，市局李士英局長立刻出麵接待侯季五、王淩青。在聽取了他們的簡單匯報後，李局長問兩人對此有何想法。兩人觀點一致：建議從黃浦分局和老閘分局抽調刑警，與市局刑警處指派的反扒行家裏手共同組成專案偵查組開展調查工作，力爭盡快破獲該係列案件。李士英經過短暫考慮後，表示讚同。

當天傍晚，“6·16”係列扒竊案專案偵查組在黃浦分局正式成立，由分局長侯季五擔任組長，市局刑警處第三科科長富方略擔任副組長，共十二名刑警，開始正式運作。

“6·16”專案組的成立在當時的江南警界內部被認為是一樁“奇事”。扒竊案件在刑事案件中性質最為輕微，因而向來不被重視。而“6·16”專案組是上海開埠百餘年來，首個因扒竊案組建且參與偵查的刑警人數最多，主持專案偵查者的職務最高，首次由市、區兩級三個警務單位聯合組建的專案偵查組。次日上午，當時尚未獲得解放的廣州、福州、廈門、重慶、成都都有報紙或者電台對此消息予以播報，消息隨即擴散至香港、澳門甚至台北。

當然，這些報道的內容都很粗略。因為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安局剛剛掛牌，對所有公安內部的動態消息都控製得很緊。即使其時滬上還有中外媒體(含通訊社)在工作，但那些解放前被坊間認為“神通廣大”的中外記者所能收集到的新聞信息還是微乎其微。比如，盡管有多名記者當天徹夜在黃浦分局大門外以及周邊地段守候，但沒有一人捕捉到任何“6·16”專案組當晚案情分析會的信息。因此，從一開始，“6·16”案件在外人眼裏就是一件撲朔迷離、罩著一層濃濃迷霧的神秘案子。現實情況也是如此，別說一門心思想刺探內情的記者們了，即使是直接參與調查工作的那十二名專案組刑警，對於案情所做的分析判斷，事後回顧也覺得“像是犯了迷糊”。

之後的事實證明，專案組一幹刑警的這種“像是犯了迷糊”的感覺並非空穴來風，而是有緣由的。我們眼下暫且不提，這裏先對眾刑警梳理的“6·16”案件的特征作一敘述。

特征之一：這是團夥作案。

刑警何得捷有三十餘年警齡，在專案組裏從事反盜竊工作的資格最老。但這宗係列扒竊案的作案頻率之高、速度之快是他從未遇到過的，甚至可以說是聞所未聞。當然，這宗係列扒竊案件雖然表麵看起來讓人認為“罕見”，但是一幹刑警甫一接觸，還是覺得案情比較明了。案犯在大約七十五分鍾的時間裏作案十四起，且樁樁成功得手，沒有一起是被人當場發現的。案發地是外灘到西藏中路，這段路屬於南京東路範圍，長約兩公裏，以尋常路人在鬧市區的正常步速，走完一般大約需要半小時。七十五分鍾扣除半小時剩下四十五分鍾，這段時間再扣除“物色作案目標”以及隨同目標進入商店或者人群等必需耗時後，平均每起案件的操作時間就隻有兩分多鍾了。如果隻是一對一衝某個目標下手，這點兒時間對一個竊技了得的扒手來說，應該是足夠了。但是，要讓一個扒手接二連三下手，在四十五分鍾裏成功完成十四起扒竊案，那絕對是勉為其難了。

因此，專案組認為這應該是一個專門在城市黃金地段熱鬧街頭扒竊的犯罪團夥。外灘到西藏中路的這段將近兩公裏的路段，在當時可以被稱為“全中國最繁華最熱鬧的馬路”，他們到達這個區域後，按照事先約定分別下手作案，每個扒手的工作量都是提前計劃好的，估計是作案兩起，得手後見好就收，隨即離開。

那麽，這個犯罪團夥有多少個成員呢？專案組認為，要想在上述案件發生的時間、地段等特定條件下順利完成扒竊作案，案犯必須具備以下三個基本條件：“精心策劃”+“數次踩點”+“意外預案”。他們必須事先經過數次踩點把現場地形、人流、是否存在反扒便衣等不利因素都了解得清清楚楚後，再經過反複推演認證，最後才能定下作案方案。考慮到作案時還需要轉移失主注意力，以及一旦意外失手為了全身而退必須及時移贓等，這夥扒手還得有專人負責承擔這方麵的“工作”，所以，專案組刑警根據以往的反扒經驗，推測該犯罪團夥的人數在七人左右。

特征之二：案犯可能是從外埠潛入滬上的流竄作案分子。

專案組的刑警中，有四位是留用舊警，他們都是具有多年調查盜竊案件經驗的老刑警，其中年齡最大的何得捷已經五十多歲，抗戰爆發前一直供職於滬上租界警務處巡捕房刑事部，是緝拿各種竊賊的行家裏手。日偽統治時期，滬上發生一起被侵華日軍駐滬部隊憲兵隊特高課認為是“政治性要案”的盜竊案件，特高課的河岸中佐決定撇開汪偽“七十六號特工總部”另行組建專案組進行調查，何得捷是當時被河岸點名參加該專案偵查的唯一一名中國刑警。因此，眼下的“6·16”案件該如何展開調查，大夥兒最想聽的就是老何的意見。

老何的看法簡單明了：這夥扒手作案手法幹脆利落、沒有任何拖泥帶水，應該都是具有豐富作案經驗的老手；但滬上警務檔案裏沒有他們的作案記錄，長期從事反盜工作的舊刑警腦子裏也沒任何關於他們的印象，可能是這些家夥雖然是作案老手，但還從未組團作過案，他們應該是一個新近組建的扒竊團夥。這個團夥，可能是一窩互相之間具有徒子徒孫關係的江湖黑道組織，之前從未運用“6·16”案件的手法作案，至於為什麽要開這麽一個先例，目前還無法判斷；也有可能是幾個原先不過在江湖上進行鬆散型單獨活動的犯罪分子，由於國共戰爭形勢的急劇變化，讓他們意識到今後中共執政後，對社會治安的管理肯定更加嚴格，他們的生存空間將會受到嚴重擠壓，最後隻能退出江湖。他們當然不甘心放棄多年練就的這門技藝所帶來的種種好處，於是就想在這時候來一把“最後的瘋狂”，進行財富積累，以便今後的日子過得滋潤。

那麽，這夥案犯是上海灘原本就存在的扒竊分子，還是從外埠流竄來滬的主兒呢？何得捷的觀點傾向於來自外埠，因為以其跟黑道打交道三十餘年的經驗來看，如果上海灘存在此類扒竊團夥或者師徒類型的犯罪組織，那麽耳朵裏肯定曾經拂入過哪怕是一丁點兒的風聲的。而憑老何的職業敏感性，隻要聽過這種風聲，絕對不會一隻耳朵進一隻耳朵出。

而且，這個團夥中的案犯，應該至少有一半，甚至全部以前曾不止一次到過上海，對滬上比較熟悉，以往曾作過案，但並非類似這次的團夥作案，而是分別來滬，各自單獨作案。

特征之三：該犯罪團夥所製造的“6·16”案件的作案目標讓人覺得意外和突兀。

這起係列扒竊案件共有十四名失主，其中男性九人，女性五人；年齡層次均在三十至五十之間；六人係中國國籍，八人是外國旅滬僑民，其國籍分別是英國、美國、法國、蘇聯。這十四人中有四名女性屬於無業，但經濟狀況不錯；其餘九男一女則都有職業，其中五人是從外埠來滬探親訪友或者辦事的，五人係本市長期居住者，都是老板、富戶之流。讓刑警覺得意外和突兀的並非是這些失主都屬於有錢階層，他們既然被竊賊給盯上，自然必須是有錢人，這個不稀奇；稀奇的是這些失主中外籍人士所占比例過高，而且顯然已經高得“離譜”了。舊上海華界、租界警務機構的刑事檔案記載表明，就一宗係列扒竊案件來計算，該案的外籍失主在全部失主中所占的比例最高。這個比例，一直保持到七十多年後的今天。

專案組試圖對這三個特征進行研析，希望能夠觸發某種靈感來幫助分析案情，推測案情走向，可惜沒有成功。但是，眾刑警比較順利地排出了現階段需要進行的調查工作的要點。

工作要點有三條——

第一，訪查全市中等檔次的賓館、旅社、飯館、酒肆和咖啡館，但凡發現最近幾天入住或者涉足其內消費過的三五成群者的線索，不論是本市還是外埠人士，一律收集上報——這是因為專案組刑警認為，這夥賊人作案前需要踩點熟悉現場，所以肯定會提前抵滬。一般說來，他們在滬上是沒有備好的安全落腳點的，因此食宿都得靠旅館、飯店、酒肆，休閑就上咖啡館。至於為什麽把中等檔次的此類場所作為重點篩查目標，那是因為考慮到這夥資深賊徒具有一定的反偵查意識。對於他們來說，花大把錢鈔來個高消費是完全有條件的，但是，得防止自己的高消費行為惹人注目，這在剛剛解放的上海可是引火燒身之舉，因此他們必須對此次“出差滬上”的消費額度進行控製。至於為何不去那些街頭巷尾的路邊攤、蒼蠅小店吃喝，也是同樣的道理：把消費檔次降到比叫花子稍稍高些許的檔次，那就是“把戲演得過於誇張”，同樣也是犯了大忌。

這個措施在時間上還有一層考慮，那就是若按之前所研析的，這是一個大約七人組成的團夥作案的話，那麽“6·16”案件的“總收入”在案犯眼裏肯定太少，他們必定還要接著作案，這就需要繼續在滬上待幾天。專案組如果運氣好的話，就有可能一網打盡。

第二，對贓物進行布控。“6·16”係列扒竊案的十四起失竊案件中，現鈔隻占了贓物的大約五分之一，其餘的都是黃白珠寶首飾、金筆之類。按照扒竊作案的尋常路數，扒手在獲得此類贓物後，通常都會盡快出手，廉價銷贓，換取現鈔。這其中也有出於反偵查需要而采取的“將贓物洗白”的意思，一旦運程不佳，被刑警在旅館客棧等下榻處來一招“堵個正著”的話，查獲的就不是具有明顯特征可以作為呈堂證據的首飾實物，而是鈔票，那是沒有明顯特征的，便於胡扯抵賴，讓承辦人員頭痛卻又無奈。因此，專案組認為應該動用警力進行相關布控。

第三，就是刑事偵查中古而有之的必用措施：動用眼線耳目打探信息。其時，滬上人民公安掛牌伊始，刑偵條線的眼線耳目還都掌握在少數留用舊警手裏。“6·16”專案組的四名留用舊警中隻有老刑警何得捷手裏有耳目。按照舊時就有、解放後沿續至今的規矩，耳目眼線屬於需要嚴格保密的重要機密，如今稱為“刑事情報”，隻有刑偵隊個別警員才有權按分管領導指令掌握使用。何得捷的這份秘密隻有分局長侯季五知曉，這當然是不便在案情分析會上公開下達啟用指令的。專案組副組長、市局刑警處第三科科長富方略意識到這一點，所以提議休息一下。侯季五會意，立刻點頭同意。大夥兒離開會議室後，老侯跟何得捷說了此事。當然，按照規矩他是不便了解何得捷的耳目情況的，連姓名都不能問，隻是三言兩語下達了指令。

案情分析會結束後，一幹刑警隨即按照上述的三個工作要點進行分工，分頭開始投入工作。當然，憑專案組十二名刑警是無法直接完成這些工作量的，他們的具體工作是以“6·16”專案組的名義向全市各分局、派出所下達協查指令。先由基層警員進行訪查，其間發現可疑情況即向設在黃浦分局的專案組報告，由專案組決定應該如何處置。

散會時，包括侯季五在內的全部專案組刑警都對偵破該案信心十足，潛意識裏覺得即便需要耗費一些時間，但拿下這個扒竊團夥是沒有問題的。可是，連夜開始的一番“組合拳”操作下來，大夥兒發現似乎不是這麽一回事，於是，便有了那種“犯迷糊”的感覺。

二、頑劣少年的舉報

“6·16”案件發生時，距上海解放不過三個星期。其時，經過市軍管會組織的兩茬軍警聯合打擊整治，上海灘一天發生數十甚至上百起敵特破壞及刑事案件的最嚴峻階段已經過去了。但是，夜間的治安情況還是不容樂觀，軍管會雖然已經宣布停止對部分區域的夜間戒嚴，但全市的夜間武裝巡邏和軍警民聯合巡防仍在繼續進行。因此，當晚全市各區警方從九點開始對旅館、客棧、酒肆、咖啡館、舞廳、影劇院等進行的巡查行動並未引起坊間百姓的注意，大家隻以為這是每天晚上都會有的例行治安防範措施，沒有人將此跟白天發生的已經引起熱議的係列扒竊案件聯係起來。

這次行動一直到午夜過後才結束，一共查獲本地或者外埠逃竄來滬的可疑分子一百八十餘人。次日天亮後各區公安分局進行第一輪盤查，發現其中混有特務、匪霸、還鄉團、逃犯，以及強盜、竊賊、騙子等刑事犯罪分子九十一名。

在下半夜兩點多的第二輪盤查中，兩名嫌疑對象的出現給了專案組刑警一個驚喜。那是兩個蘇南口音的三十來歲的男子，攜帶一紙鎮江市公安局小碼頭分局西津派出所出具的“路條”，有效期為十天。路條上顯示這兩人分別名喚薑金山和鄒有財，是一對姨表兄弟，以合夥經營一家食品雜貨店鋪為生。薑金山有兩個不滿二十歲的妹妹薑金英、薑金珍，在一年半前被人誘拐來滬做幫傭，之後便沒了音信。兩人此次結伴來上海就是尋找薑家兩姐妹的。估計出具該路條的警員是個科班出身的留用舊警，因為他把“赴滬事由”寫得簡單明了，關於“二薑”的行蹤信息是這樣說的：“……當時離寧赴滬後兩人即與家屬斷了聯係，其兄曾三趟赴滬四處打聽均無音信。日前，有身為僧人的王姓鄰居由滬返寧，閑聊時言及曾在大約一月前見過薑氏姐妹……”於是，薑金山就叫上表弟鄒有財趕來上海尋找兩個妹妹。

據前往訪查的北站分局安慶路派出所民警了解，薑、鄒二人前天下午抵滬後，下榻於安慶路耕山裏“安福旅舍”。當晚，兩人外出，至十時後方才返回，喝得臉紅耳赤渾身酒氣，招呼跑堂給送開水時連囫圇話都說不周全。次日，也就是6月15日，兩人上午酣睡，中午醒來後，讓跑堂到附近“雲峰閣”叫了幾樣菜肴。晚餐倒是不曾喝酒，洗澡後很快就歇下了。6 月16 日，兩人七點就起來了，說去老城隍廟吃早茶。這一去，一直到下午兩點多，才坐了一輛“祥生”出租車回來。之後，他們再沒有出去，待在房裏打撲克。

派出所民警來旅館訪查，初時並未疑上薑金山、鄒有財，因為他們有路條，而且主動提出讓民警往鎮江撥打長途電話查證他們的身份真假。為首的民警是派出所副所長老劉，還真讓一名警員拿著那紙路條去郵電局往鎮江撥了個長途電話。對方派出所說確有其人其事，並說這倆人都是勞動人民，沒聽說過他們解放前參加過什麽反動組織或者幹過啥歹事兒，這次確實是往上海尋找薑金山被拐的那兩個妹妹的，據說是被人賣到煙花行院去了，具體情況派出所也不清楚。

如此，劉副所長就認為這倆人沒啥問題。又盤查了這家旅館的另外幾名旅客，帶走了其中一個看外形就不似善主兒的中年男子。

最近，市局每天都會下發已經解放省市公安機關寄滬要求協查的逃犯照片。老劉等一幹警員押著那個疑似有問題的中年男子回到派出所，便讓內勤拿出照片進行比對，立馬認出這個中年男子是蘇北建陽縣(1951年7月改稱建湖縣)公安局通緝的惡霸地主、還鄉團骨幹分子葉某，於是立刻給他扣上手銬，將其暫時羈押派出所，待天明後押解分局看守所關押。

至此，老劉他們今晚的差使就算是結束了。留守所裏負責總協調的是所長老鍾，先前已經讓人安排了夜宵——每人一碗餛飩，正要煮了讓大夥兒吃了趕緊歇息，卻忽然接到分局值班室的電話，說有事兒讓先前帶班下去巡查的劉副所長趕緊去一趟分局！

老劉饑腸轆轆正要端碗去盛餛飩，聽見分局有令讓他立刻過去，這個氣啊，差點兒開口罵娘。沒辦法，隻得騎著所裏唯一的那輛據說還是當年北洋時期軍閥部隊留下的破摩托，風風火火趕往分局。一路上自然要猜想領導點名讓他火速前往的原因，想到了幾種可能，就是不曾料到會被人告他一個“勾結老板，買放惡人”的罪名！

原來就在老劉一行返回派出所的同時，分局門衛室接待了前來狀告劉副所長的人。那是個年方十六的少年，名叫單小狗。他有個身份——“安福旅舍”單老板的獨生子。

這單小狗是個自小就調皮透頂的主兒，三歲母親病歿，老爸沒空管束，讓他自由成長，一不留心就長成了一棵歪脖子樹，還在學齡前就是個上房揭瓦爬窗行竊的頑劣小子。後來上學後，初小四年換了五所學校，如果不是因為他老爸是青幫中人，地方上各路都買他麵子，隻怕早就讓人揍得斷臂瘸腿了。

單小狗上到小學四年級時，單老板斷定這小子成不了器，便讓他停了學，跟在自己後麵學旅館生意。先從跑堂學起，由他親自管束，立下規矩一十八條，比尋常旅館業學徒多出十條。若有違反，要接受懲罰，不打不罵也不餓飯，隻有一項措施：用麻繩捆成一個端陽粽，四馬攢蹄懸吊在院子中間的那棵大樹上。吊多少時間？直到這小子開口討饒為止。

單小狗被這種懲罰整治了一年，身上的惡習倒是改了大半，可就是對學做生意沒有興趣，經常偷懶耍滑，而且手法巧妙，讓老爸抓不到證據來跟“十八條”對照。就這樣，轉眼三年多過去了，上海解放了。

單小狗這下高興了，頭天解放，第二天直奔區公所(即國民黨政權的區府，解放後由中共接管，還未掛出區政府牌子，隻張貼了一紙蓋有軍管會大印的長形帖子，曰：人民解放軍上海市北站區接管組，坊間百姓仍按照舊時叫法以“區公所”喚之)，開口就說有“特別重要的情況”向長官報告。接管組其時忙得不分時辰，哪裏有空閑幹部出麵接待。這小子二話不說，當場跪下號啕大哭，說有重大情況緊急稟報。

於是，一個十八九歲的大學生模樣的女軍人出來接待。不料單小狗還看不上眼，非要“大官”出場。無奈之下，裏麵又出來了一個其實三十多歲、但因長期操勞長相說是五十歲了，人們也會確信無疑的穿便衣的男子，說是“一號首長”，其實是個文盲土八路，幹了十年革命還樂嗬嗬地待在炊事班長位置上為大夥兒張羅夥食。但這人個頭高大，因早年練武，舉止威猛，再加上一口膠東老區話，臨時讓他裝扮“一號首長”，別說唬一個十五六歲的嘎小子了，就是一般的來訪群眾隻怕也能哄過去。

當下，“一號首長”盯著單小狗看了片刻，問了姓名、身份，然後說：“你有啥事兒要反映？”

單小狗還真給唬住了，馬上開口說要“檢舉反革命”。

“檢舉反革命？很好，說來聽聽。”

單小狗臉上顯出一副大義滅親的決然神情，鄭重其事地說他要檢舉的是自己的老爸——“安福旅舍”老板單大康。這人是青幫分子，二十多年的“悟”字輩，跟上海灘幫會三大亨黃金榮、杜月笙、張嘯林都有交往。聽說以前殺過人，劫過財，抗戰時還勾結過四川路日本憲兵隊特高課和“七十六號”，肯定幹了不少漢奸活兒……洋洋灑灑說了好一陣。

看起來對方倒還真當回事。“一號首長”邊聽邊點頭，自己抽旱煙杆，卻掏出珍藏的紙煙請單小狗抽；那個女軍人伏案筆走龍蛇一一記錄。臨末，讓單小狗自己看了一遍記錄，簽字畫押。並當場表揚，說這份材料很重要，這就送交上級領導，讓他回去等消息。

單小狗返回旅館後坐等佳音，腦子裏憧憬著老爸被捉進“巡捕房”後自己接任旅館老板的美好日子。沒想到，等到第四天上，來了一輛小吉普，從車上下來兩個軍官模樣的人，進門後沒掏手銬，卻讓跟在後麵的司機把車上的大包小包禮物拎到了櫃上。單老板跟那二位親熱握手，煙茶相奉，交談甚歡。看得單小狗幾疑夢中，幾次三番掐自己的皮肉試辨真假。直到人家告辭而去，他還沒回過神來。

幾天後他才知道，原來老爸交遊甚廣，結交的朋友中不乏中共地下黨員。早在二十年代後期革命處於低潮時，就曾利用幫會身份幫地下黨隱藏文件、營救人員；抗戰時期又數次為新四軍收集情報、藏匿物資。有這個功勞，別說單小狗舉報的都是些捕風捉影子虛烏有的內容，就是真有點兒什麽問題，按照將功折罪的政策，中共也不會為難單老板的。

單小狗見告不倒老爸，心裏吃了個悶。幸虧單老板並不知道兒子有“大義滅親”之舉，沒用四馬攢蹄伺候。單小狗雖然全身而退，卻心有不甘，尋思看來青幫那事兒後麵盤節太多，那時自己還沒出世，弄不清楚究竟是怎麽回事。那就換一種方式，老爸是開旅館的，又是青幫分子，跟道上惡徒多有來往，自解放以來半個多月裏，印象中天天有鬼鬼祟祟之徒前來旅館跟老爸嘀咕，料想不會是好事兒。何不留意於此，抓他一個現行？

眾目睽睽之下，人民政府肯定會秉公處置的。給老頭子來個收容，或者折進局子去坐一陣班房，讓自己坐上旅館老板的位置就行了。回頭老頭子出來後尊他為太上皇，天天好吃好喝供著，再請隔壁職業媒人張阿婆給他物色一個老伴兒來侍候他，如此自己也算得上“忠孝兩全”了。

於是，單小狗偽裝老實，沒日沒夜待在旅館幫著幹些雜活兒。單老板見之竊喜，尋思這共產黨就是好，上海解放了風氣倏變，捎帶著把我這嘎小子也影響著走上了正道。卻不料，單小狗一門心思打著“瞅個機會抓現行”的腦筋，而且就在這天被他逮著了！

“安福旅舍”就在北火車站附近，舊時火車站周邊的店鋪以經營飯店酒肆、旅社客棧、食品雜貨者居多，還有就是行李寄存處也多。“安福旅舍”馬路對麵大約二十米開外有一家“吳記行李寄存”，門麵隻有一個半，但是後麵庫房卻頗有若幹間。老板姓吳，是單小狗老爸當年的幫會徒弟。

盡管吳老板已經四十多歲，足夠做單小狗的爺叔輩了，但按幫會內部的叫法，他得恭稱單小狗“師弟”。單小狗具有“把自己不當外人”的童子功，十多年來就因為“師弟”身份，沒少麻煩吳師兄。有一段時間吃住都在行李寄存處，沒少幹瞅個空子從寄存的行李裏順件小貨品的小動作。吳老板生了三個女兒，夫妻倆盼不著兒子，就把單小狗當兒子對待，給了他鑰匙，讓他不分晝夜隨便幾時想去就去，吃喝歇息任其自由。

6月15日，薑金山、鄒有財入住“安福旅舍”時，是單小狗把他們迎進店裏的。正趕上賬房汪先生外出辦事去了，單老板親自接待。單小狗瞅見薑金山他們一副鬼鬼祟祟的樣子跟老爸嘀咕著什麽，單老板點頭，然後，就吩咐單小狗把其中一個客人引領去“吳記行李寄存”，把一口小藤條箱寄存在了那裏。

當時，單小狗沒將此當回事。過了一天，到6月16日下午，一個跟單小狗一樣德性的哥們兒倪歪頭特地跑來告訴他發生在黃浦、老閘兩區的係列扒竊案。單小狗對道上的事兒不論大小都特別感興趣，當下問長問短仔細打聽，但倪歪頭的消息不知已經是幾手貨了，以訛傳訛越說越迷糊。

單小狗送走倪歪頭後，突然沒來由地把這宗係列扒竊案跟昨天入住“安福旅舍”的那兩個鎮江旅客聯係起來了，腦子裏老是出現那口藤條箱。一個虛歲十六發育未全的少年，不能用成年人的思維去衡量他對這件事兒的思維邏輯正確與否，再說單小狗遇事有時會鑽牛角尖，用北方人的說法就是“犯軸”。他這一犯軸就硬是要把薑金山兩個跟南京路係列扒竊案聯係起來去想，想不出什麽結果來，最後幹脆去吳師兄的行李寄存店去看那口藤條箱了。

藤條箱上扣著一把鐵皮鎖，不過這種隻防君子的尋常鎖具是挫敗不了單小狗一探究竟的那股軸勁兒的。他很快就把鎖對付下來了，掰開箱蓋和箱體之間的縫隙隻一看，心裏還真是“咯噔”了一下！當下便認為南京路那宗扒竊案十有八九跟這兩個旅客有瓜葛！不過，當時單小狗還沒想好怎樣利用這個情況來扳倒老爸，好使其讓出店主交椅給自己坐，因此暫不發作。

當晚，全市各區警方對旅館等公共場所的顧客進行盤查時，單小狗已經睡了。年輕人睡得熟，派出所老劉等一幹警員來“安福旅舍”執行公務時沒驚醒他，直到結尾時他才醒了。迷迷糊糊起來小解，問店裏一個茶役夥計發生了什麽事，得知是派出所警察來“查戶口”，馬上問店裏有沒有人被逮走。聽說隻帶走了一個操蘇北口音的中年男子，不禁疑惑不解：唉！那兩個鎮江來的男子寄存在吳師兄店裏的那個藤條箱怎麽沒被發現呢？不對啊，肯定是老爸暗裏收受了人家的好處，沒向警察反映這個情況！頓時，單小狗從朦朧中一個激靈到清醒：行了，機會來啦！我得去報告。

這回，單小狗不去“區公所”了，因為這時市、區公安局都已掛牌正式辦公。當然，按理說派出所離得近，該去向派出所報告。但剛才來“查戶口”的就是那個老劉所長，這個山東大漢據說是八路軍武工隊出身，平時下裏弄時總是一副秋風黑臉，可是不知怎麽的，對單老板就比較客氣。單小狗估計，跟上次市裏派人來送東西慰問老爸有關。這麽想著，便覺得不能去派出所報告，他們沒準兒會包庇老爸。

於是，單小狗決定去向分局報告。為防止分局“偷懶”，隨手把這事兒一個電話交派出所查辦，便一不做二不休，連老劉一起告了。

如此，就有了單小狗夜闖北站分局求見“最高長官”的一幕。因為有了前不久去“區公所”的“大義滅親”之舉，他已經成了區府各機關都知曉的一個角色。現在，分局門衛見單小狗前來，不敢敷衍，立刻往裏打電話。分局這天的總值班主任是後勤科牛科長，聽說是這麽一個少年夤夜前來報告要事，尋思這小爺還真不能得罪，於是趕緊出麵接待。單小狗見了牛科長麵無懼色，開口就稱要告安慶路派出所劉副所長“勾結老板，買放惡人”。這個老板，就是他的老爸單老板；至於惡人，那則是跟白天發生在南京路上的那一連串扒竊案有關的案犯了。

牛科長聽著一愣，說無憑無據不能亂講，單小狗遂把6月15日薑金山兩人入住他家開的旅舍後，將一口藤條箱寄存“吳記行李寄存”的情節說了。

牛科長聽著覺得這說法不合邏輯啊，案子是6月16日午前發生的，寄存箱子是6月15日的事，不管箱子裏裝的是啥東西，都跟案子沒有關係吧？

單小狗像是猜透了牛科長的心思，說：“這位長官，您知道那口藤條箱裏裝的是啥東西？哎！是一箱子竹子製作的鑷子鉗啊！”這話一說，牛科長驀然一驚，一躍而起問道：“你說啥？裝的是竹製鑷子？！”

“就是！我親眼所見！”

先前就在單小狗快到分局的時候，牛科長剛接到“6·16”案件專案組副組長富方略打來的電話，通知全市各分局核查疑似作案工具。

半小時前，“6·16”案件的一名外籍受害人突然夜訪福州路185號上海市公安局，向接待他的值班外事警官反映了一個情況：自己白天在南京東路一家食品商店臨街的冷飲櫃台前買了一塊冰磚，剝下包裝側身往櫃台旁邊的廢物箱裏扔時，眼前好像晃過一幕——有人單手拿著一把狀如牙科醫生所用的鑷子樣的黑色物件。當時因為人多且惦著別讓冰磚化了，便沒有在意。等到走了一段路，吃完冰磚掏手帕擦手時，突然發現自己的錢包丟失，於是去黃浦分局報案，但也沒想到那一晃而過的景象。直到晚上上床躺下後，這才想起那一幕。

這個失主是一家外資廣告公司的畫師，當下立刻起床一邊回憶一邊在紙上劃拉出那把黑色鑷子狀東西的圖樣，又做了一番修改，然後連夜去向市局反映。市局外事警官當即致電專案組派員前往，做了筆錄，收下了那紙畫稿。專案組認為這是一條線索，於是連夜向各分局急電通知上述情況。

現在，牛科長一聽有這麽回事，立馬把這兩個情況捏到一塊兒來想。當下，先把單小狗安撫住，將其請入門衛室後麵的一間小屋，叫了個警員陪著說話。他自己隨即去值班室往安慶路派出所掛電話，請副所長老劉趕快到分局來一趟。

老劉餓著肚子趕到分局。他跟牛科長是部隊戰友，一起練過兵打過仗，關係稔熟，當下一見麵就發牢騷，說：“老兄你這個急電把我的餛飩給砸了！現在我是餓得前胸貼後背。你當著分局後勤科長，掌管生活物資，快讓人把留著應急用的壓縮餅幹、牛肉罐頭什麽的取一些過來犒勞我，吃不完的我回頭帶回去給弟兄們也嚐嚐鮮！"

牛科長回道：“廢話少說，分局今晚的夜宵比你們派出所還差兩個檔次——每人發兩個麵包，我剛吃了一個，這個給你充饑，你一邊吃一邊聽我說下情況……”

老劉剛要狼吞虎咽，聞聽牛科長所說之事，又驚又怒，說：“就是單老板的那個癆病鬼樣的小子來胡說八道的？他人呢？叫他過來，老子要追究他誣告民警之罪！”

牛科長說：“我底下還有話哩。”

遂把專案組來電內容說了說，老劉這下不提追究誣告之語了，不過還是堅持要把單小狗叫來問個清楚。

俄頃，單小狗被那個警員帶進來了，他進門一眼就盯上了劉副所長手裏那半個麵包。老劉讓牛科長趕緊去拿兩個過來，否則這壞小子隻怕要告到市局去說分局勾結派出所、報複虐待檢舉人什麽的了。

單小狗麵包到手，立刻表示這就帶劉副所長去“吳記行李寄存”把那口藤條箱起出來。老劉於是便用那輛破摩托載著嘎小子往安慶路開，單小狗長這麽大還是第一次乘坐摩托，一路上興高采烈大呼小叫，被心裏惦著“可別已經驚動了那兩個家夥把東西轉移了”而煩躁不安的老劉喝止。

先到了“安福旅舍”，老劉亮出手槍，招呼單老板吩咐夥計去樓上把薑金山兩個叫下來。接著從腰間摘下一副手銬，讓單老板把兩人銬起來，這才押著他們去了“吳記行李寄存”。從庫房把那口藤條箱取出來打開一看，單小狗沒有看錯，裏麵確實裝著竹子精製的、可以作為工藝美術品來欣賞的扒手作案工具。

半小時後，這口藤條箱已經被送到“6·16”案件專案組。專案組長侯季五親自動手，把箱內的作案工具傾倒在臨時作為會議桌的乒乓台上，眾人定睛一看，全都眼界大開。

這箱扒竊作案工具一共有十三個種類，光是長長短短的鑷子鉗就有七種，什麽平頭、尖頭、齒頭、勾頭、直鉗、彎鉗、彈力鉗等，凡是扒手作案時用得到的一樣不缺，比牙科醫生的專用金屬鑷子還齊全，而且形狀怪異，連資深反扒老刑警何得捷也暗歎“見所未見”；另外，還有不同形狀的鉤子，可以借助竹子材質的天然彈力，巧妙地伸入人的手指無法抵達的衣兜、包袋死角進行作案；以及用積年毛竹老根製作的一次性竹刀，堅韌鋒利，專門用來割劃皮包、皮箱。

專案組把那個失主繪製的疑似作案工具的畫稿跟眼前的實物作了比照，發現酷似其中一件前端呈大約120度彎曲的鑷子，不同的是，失主所見到的那把鑷子是黑色的，疑是外表塗了一層具有防潮功能的某種塗料——這等可以作為工藝美術品的細巧竹器如果受潮，容易生黴變形，這就會影響“梁上君子”進行日常作業時的手感。對於幹那一行的人來說，這可不是失手這麽簡單，嚴重的會折進局子，或者被憤怒的群眾當街重毆，當場斃命的情況亦曾發生過的。因此，這種特殊作案工具必須進行日常保養維護。

刑警當場點檢，這批被繳獲的作案工具一共有七十八件，以其不同形狀搭配應是十三種一套，那就是六套。這跟“6·16”案件是否有關係？這就需要提訊將這批特殊貨品從外地帶來上海的薑金山、鄒有財了。

侯季五說：“我和富科長分別提審那兩個家夥，何得捷、小範跟我搭伴，路必順和小姬跟富科長搭伴，做好筆錄，天亮前要把情況弄清楚。

三、茅山老道

兩路訊問都很順利。據薑金山、鄒有財交代，他們兩個既是表兄弟又是竹工師兄弟，查獲的那些小玩意兒都是他倆製作的，他們稱這類產品為“小竹器”。

刑警說：“看來你倆有一雙巧手啊，做出來的小竹器簡直就是工藝美術品嘛！這套手藝是從哪裏學來的？”

“回長官話，這是江蘇茅山‘一得觀’的老道士會濟教給我們的，情況是這樣的……”

薑金山、鄒有財早年以打獵、采藥為生，這門職業的自由度高，不過在江南地區的收益比較有限。因為江南地區雖然物產豐饒，卻並無彌足珍貴的獵物、藥材，不像北方有虎、熊或者人參那樣經濟價值很高的物產。用“解放區人民打倒地主把身翻”後搞土地改革評成份的標準來比照，他們大致上處於“下中農”水平。大約十年前，這哥兒倆在不經意間遇到了一個改變人生的機會。

這個機會跟“一得觀”老道士會濟有關。當時，江南已是日偽淪陷區，薑金山、鄒有財的獵槍被漢奸政府沒收，隻能自製弓箭作為獵器。而製作對付野狼，野豬的弓箭，材料是有講究的，必須是寒冬臘月進深山砍伐積年老毛竹，取其下端三尺以內的竹體，經過特殊工藝操作方能製作成利箭。這就是竹匠手藝了，所以對於薑金山、鄒有財而言，麵臨著學一門新技藝的問題。他們常年狩獵、采藥，過慣了散漫生活，突然要坐下來琢磨竹匠手藝，內心當然是不願意的。可是為謀生計，沒辦法隻能邊學邊幹。

1939年寒冬時節，一個大雪紛飛的日子，兩人進山覓伐老毛竹時，遇見了不幸摔傷了腿腳，寸步難行、陷入饑寒交迫困境的會濟道人。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二人救了老道士一命，同時也獲得了一個日後進山勞作之餘可以落腳的港灣——會濟獨自居住的修行之所“一得觀”。交往下來，雙方覺得頗為投緣，於是，年逾七旬的會濟老道就把自己的那手已經達到工藝美術品境界的小竹器製作技藝傳給了薑、鄒兄弟。

會濟出身竹匠世家，其祖上是江南地區有名的匠師，被同行譽為“竹業魯班”。這倒還真不是徒有虛名，因為在清朝雍正、乾隆年間，他的祖上有三代曾被皇家內務府定為專門製作宮廷小竹器的“禦用工匠”。會濟自幼就跟著父輩學習竹藝，到十八歲時已經成為蘇南地區有名的小竹器工匠了。至於他後來為何落魄到背井離鄉，潛入茅山做了道士，那就不清楚了。

薑金山、鄒有財原本居無定所，結識會濟後，就住在道觀。一邊繼續狩獵采藥。一邊學習竹藝，同時還伺候年歲漸高的老道士。一段時間下來，他們發現會濟道士不簡單，乃是一個跟江湖黑道有關係的化外隱士。每年春節、端午、中秋三個節令前後，都有幾個神神道道的江湖人士前來拜會。送錢送物，執禮甚恭。臨走時，他們還會帶走一些小竹器。這些製作精巧的產品包括上述那些各種式樣的鑷子、鉤子、刀具、針具，以及一些薑、鄒隻在少年時在茶館說書先生嘴裏聽聞過的武俠人士使用的暗器、機括。

抗戰勝利那年的中秋節後，會濟的健康狀況已經到了臥床不起的程度。老道士自知來日無多，留下遺言：吾走之後，你們兩個將我火化後即離道觀，可去鎮江或者南京購置居所落腳，不要再染指狩獵、采藥和製作竹器，也不要向人透露跟我的關係，可開家小店鋪謀生，兩三年後可娶妻成家。言畢，留下一筆數額比較可觀的金銀，說是用於購置房產、開店以及娶妻。

幾天後的一個深夜，會濟去世。薑金山、鄒有財遵循其遺言，遺體火化後灑入山溪，然後收拾了要帶走的東西，一把火將道觀燒了，去了鎮江。

他們的老家就在鎮江，警署裏還留著他們的戶籍檔案，所以購置房產後得以順利落戶。表兄弟倆一番商量後，開了一家食品雜貨鋪子，隻想此後娶一門親，靠著經營店鋪和老道士留贈的遺金，太太平平過一份滋潤日子。

沒想到僅僅過了三個月，隨著一位名叫淩家鑫的上海男子的突然來訪，他們的平靜生活就被輕而易舉打破了！淩家鑫是上海浦東人氏，是一個中等身材的車軸漢子，內行人看其行走架勢就知道此公長期習練武術，估計樁功不錯，下盤功夫了得。

他跟會濟道士是朋友，或者說是會濟的固定客戶。每年從上海潛往茅山“一得觀”數次，向老道士定製一些外行人看著覺得稀奇古怪的小竹器，且出價不菲。

薑金山、鄒有財兩個在道觀待了六年，已經與其熟識。但會濟一直在背後告誡他們不要跟老淩接觸，至於原因則從未說過。薑、鄒兩人的理解是淩家鑫十有八九是黑道人士，否則，會濟不會臨終前再三叮囑他們在其死後立刻離開茅山隱居。

沒想到，這個老淩還是有些神通的，薑金山、鄒有財算得上行動迅疾、行蹤詭秘了，可還是很快被他尋訪上門了。沒辦法，隻好熱情接待。淩家鑫一看就是久走江湖之輩，登門時攜來一份禮物，都是在滬上所購置的吃穿用的舶來品，林林總總裝滿了一皮箱。光是嶄新的瑞士手表就價格不菲，還有名酒名煙皮鞋衣服，看得薑金山、鄒有財目瞪口呆，心頭似懸了十五隻水桶，七上八下不停地晃蕩，不知對方送來這麽一份重禮用意何在。

老淩倒也幹脆，跟著就掏出一遝圖紙：“請二位兄弟幫個忙，把這幾件活兒做一下，兩個月後交貨，或我親自來取，或我會給個信息，煩請你們把貨送到上海指定地點。”言畢，掀起衣襟，從懷間那個掛在皮帶上的錢包裏取出一遝鈔票壓在圖紙上，“這是定金，交付時另有小黃魚一條作為酬金。”

老淩語氣平和，臉上神情平靜如水，舉止動作也透著友好。可是，薑金山、鄒有財看得清清楚楚：他懷裏分明插著一支左輪手槍！

鄒有財已經嚇得臉麵變色，薑金山倒還撐得住，取過圖紙翻著瀏覽，心裏盤算找個借口回絕對方。

不料淩家鑫從容開腔，說：“這是道上朋友要二位製作的一些小玩意兒，無非是用來討生活糊口的器具，二位兄弟以前跟著會濟先生製作過的。道上朋友對二位兄弟的手藝讚不絕口，兄弟我也打心底裏對二位佩服得緊！”

薑金山、鄒有財也算得上是老江湖，知道對方把話說到這分兒上，如果再開口拒絕，那就是敬酒不吃吃罰酒了。他們不想吃槍子，所以隻好接下了這樁活兒。淩家鑫作揖致謝，婉拒薑、鄒留客喝酒以盡地主之誼的殷勤，告辭而去。

十天後的晚上，老淩再次像個幽靈似的倏然出現在薑、鄒麵前，肩上搭著一個沉甸甸的帆布包。打開，裏麵竟是手銬和當時被坊間稱為“紅毛機關鎖”的特製鎖具，一看便知是用在機要庫房或者監獄看守所監房門上的。原來，他上次送來的圖紙中，有讓製作可以打開手銬和特製鎖具的特殊小竹器。那種選材眼力和特製處理的藥水秘方，隻有老道士會濟的傳人才有。做成後還需要測試，此刻的手銬、鎖具就是供薑金山、鄒有財測試用的。之所以上次沒有連同圖紙一並拿出來，可能是老淩故意為之。十天後再次現身，也有讓薑金山、鄒有財知道他們是被盯著的，別想違約不辭而別。

這項活兒，薑金山、鄒有財足足忙碌了兩個月，終於圓滿完成。淩家鑫準時前來取貨，留下五兩小金條一根，揖謝而去。薑金山、鄒有財望著老淩遠去的背影，心裏既有如釋重負的感覺，又有一種日後敗露被警方追究的擔憂。當天，他們就去訂了《中央日報》、《申報》，之後一段時間天天看報，報上倒是沒有刊登上海或者南京等地發生越獄案件的報道，國內其他城市亦無類似傳聞。

“6·16”案件偵查中，專案組調閱了上海舊警局的相關資料，發現越南西貢同期曾發生過重大越獄案件，其作案手法“詭秘狡黠”，用來打開手銬和監房鐵門鎖具的器具“不知所用何物”，估計就是薑金山、鄒有財哥兒倆按圖製作的小竹器。如此看來，薑、鄒還真是出手不凡，初次單飛就一舉做出了出口產品。

薑金山、鄒有財知道，老道士會濟在風燭殘年行將就木之際，還對他倆千叮萬囑一定要離開茅山道觀隱居，分明是為了避開這些年來一直是其客戶的老淩等人。會濟是個好人，憑其稟性德行，不可能跟黑道中人沆瀣一氣狼狽為奸，為老淩等客戶製作特殊小竹器，顯然是由於以前歲月中生成的某種原因而迫於無奈。他知道自己死後，老淩等人在特殊產品方麵肯定還有需求，不會放過這兩個獨門手藝的傳人。而以薑、鄒兩人的境遇，加上可能缺少定力，他們大抵逃不過黑道幫派的影響，最後結局料想不佳。因此，老道士在臨終之前留下遺言，一定要兩人速速離開茅山這塊險地。

薑金山、鄒有財這樣做了，可最終還是沒能逃過。現在有了第一筆強迫性業務，有一必有二，看來以後難保太平了。兩人商議是否再次玩失蹤借以避險，可是這時的形勢已經跟抗戰勝利伊始不同了，國民黨已經在各個方麵露出容不得共產黨的端倪，對國統區的人口流動、戶籍管理越來越嚴。即使他們能夠逃離鎮江，也難找一個適宜安身立命的角落。況且，以老淩他們的神通，既然能夠從茅山找到鎮江，那也就能夠在別處找到他們的行蹤。因此，兩人尋思隻好聽天由命了。

之後，老淩倒是沒有來找他們，但像是跟薑金山、鄒有財已經有了感情似的，每年的春節、端午、中秋三個節令，都會從上海寄來一個滿是舶來商品的包裹，作為節日禮品。薑金山、鄒有財每次去郵局領取時，總有一種畏懼。不過，兩年多過去了，老淩除了寄贈東西倒是沒有其他動作。

轉眼到了1949年元月，被國民黨方麵稱為“徐蚌會戰”的淮海戰役結束了，局勢對國民黨政權極為不利。薑、鄒是老江湖，對於局勢的關注可想而知，他們甚至去舊貨行淘了一台短波收音機，在深夜偷聽解放區電台。知道共產黨執政後黑道會被消滅，便尋思那太好了，老淩之流給他們造成的陰霾消除有期了。之後，又有消息說解放軍即將飲馬長江，伺機解放江南，不禁竊喜，當天哥兒倆還弄了點兒酒菜悄然慶賀。哪知，慶賀宴還沒結束，老淩就來叩門了。

老淩說：“我是無事不登三寶殿，特地從上海趕來，不為別的，就是為成全二位一筆買賣，有朋友願意斥足赤黃金十兩，請你們哥兒倆製作幾件小竹器。”說著，取出圖紙放在桌上。

薑金山、鄒有財縱然千般不願，也隻得強作笑顏去看那圖紙。這回定製的小竹器是十三樣一套的竹質鑷鉗、彎鉤、三棱子午針和竹刀等，都是用於扒竊的工具，一共六套。

老淩把一根小黃魚放到兩人麵前，說：“老規矩，先付一半定金，另一半在交貨時當場給付。時間比較寬裕，陽曆六月黃梅時你們送到上海來。住到北站旁邊的安慶路耕山裏‘安福旅舍’，安頓好後去外白渡橋，在西側橋堍的那塊橋碑角上用炭筆畫一個銅板大的三角就行了。三天之內，必有人去付款取貨。”

薑金山、鄒有財兩人聽著麵麵相覷，一時作聲不得。稍停，薑金山大著膽子囁嚅道：“這個……眼下時勢艱難，共產黨軍隊要打過長江來了……”

老淩打斷道：“跟國民黨、共產黨什麽的政黨都沒有關係，這活兒是江湖人的需要。自古以來，無論誰坐天下，江湖人自有一套生存下去的路數。你們兩個隻管放心大膽幹活兒就是，有錢掙總比沒錢掙要好吧？這種錢不掙，你們就是犯傻了。”

薑金山、鄒有財聽出這是對方的警告，且知道他是有槍的，哪裏還敢推辭，當下就點頭答應準時交貨。

於是，薑金山、鄒有財次日即冒著嚴寒前往茅山。已有幾年沒幹砍伐竹子的活兒了，體力也有所消退，所以在當地雇了兩個農民幫著他們把物色好的野生毛竹鋸成短段，打包捆紮後運回鎮江。兩人開始一邊經營店鋪，一邊在後院精心製作老淩所定製的那些用於扒竊的小竹器。估計兩人一邊幹活兒，腦子裏一邊不時映現出老淩那張凶神惡煞的臉，以及那把左輪手槍。

兩人忙碌了三個餘月，終於把這批小竹器完成了。由於交貨時間未到，他們得把貨品藏匿起來。這時鎮江已經解放，治安情況比舊時改觀不少。兩人擔心氣候潮濕會使小竹器發生輕微變形，這可是老淩不願意看到的，於是，按照以前會濟道士所傳授的方法，去購買了清漆，把小竹器極為仔細地塗拭了三遍。

又過了些日子，終於到了六月中旬，薑金山、鄒有財去上海送貨。他們在抵滬當天，就按照老淩的吩咐前往外白渡橋，在西側橋堍碑石處留下了三角記號。沒想到，他們等了兩天沒等到老淩來銀貨兩訖，倒等來了刑警的手銬！

四、線索初露

兩撥刑警分別審畢薑金山、鄒有財後，馬不停蹄匯總訊問情況，並進行了分析。專案組正副組長侯季五、富方略兩位領導交換意見後，決定立刻布置抓捕淩家鑫。

刑警林行三、史雨舟、許凡夫受命執行此項任務，三人簡短交換意見進行商量後，隨即直奔安慶路耕山裏“安福旅舍”。那裏，單老板因為兒子單小狗沒跟自己商量就直接向警方舉報，氣得吹胡子瞪眼大發雷霆。待專案組刑警將薑金山、鄒有財抓走後，即把兒子叫到賬房間賞了倆大耳瓜子。

單老板還是不解氣，開了瓶老酒獨自喝了兩杯，直到遠近此起彼伏連綿響起雞鳴聲時才歇息。睡了不多時，就因林行三等刑警的到來被夥計叫醒了。

為首的林行三知道老單是幫會分子，但人家對革命事業有過貢獻，所以對其相當尊重。於是先是為清晨打擾表示歉意，然後才說明來意。單老板說：“小店理應積極配合協助您三位公幹，不過昨晚這麽一鬧，四鄰八舍全給驚動了，如果事後正好有您三位所要留意的那位朋友來夜訪，沒準兒會有人告知他也未可知吧？”

林行三覺得從理論上來說，是有這種可能性的，便說：“多謝單老板提醒，那我們先向鄰居做個了解，貴號昨晚在班上的夥計也要接觸一下。”

當下即走訪四鄰八舍，原想不過是隨便走個程序，也算是對單老板的一份尊重。哪知，似是運氣不佳，還真給老頭子給說著了：有鄰居反映，昨晚刑警前來旅舍抓人時，前腳剛進大門，後腳就來了一輛藍色摩托車。騎車人看見馬路對麵停著一輛中吉普，便把摩托車刹停，卻沒有下車，一腳搭在馬路邊上的界沿石上，問正在人行道上納涼的幾個居民這裏發生了什麽事。聽說是公安局便衣來旅店公幹，那人一聲“哈哈”，驅車就離開了。

問了那個騎手的年齡容貌，頗像薑金山、鄒有財所供述的淩家鑫，禁不住扼腕歎息。

林行三考慮到幾個領導昨晚一夜沒睡，這會兒正在休息，遂和另外兩人去安慶路派出所喝茶，順便又梳理了一遍案情。既然畫稿上的那把黑色鑷子與起獲的那批作案工具中的一件基本相同，那麽可以說，盯住淩犯就是盯著了“6·16”案件的案犯。那麽，應該如何對淩犯進行追蹤呢？三人一起想到了通過耳目打探信息。

於是，不得不打電話叫醒應該正在熟睡的副組長富方略。富方略聽了林行三的匯報，表示讚同，隨即通知老何過去和林行三會合。

民國時期，江湖黑道上喜歡對各類作奸犯科之徒進行排名評估，舉凡強盜、殺手、騙子、竊賊、地痞等不法分子中技藝超群者，在當地都有排名。扒竊作為竊賊的一脈分支，自然也不例外。而如上海灘這種舊時有“冒險家樂園”之稱的國際大都市，各路邪派人士向來非常注重自己的名氣影響，誰能在道上被眾人評判上一個排名，那可是一份了不得的“榮譽”。比如扒竊，上海灘黑道在晚清、北洋政府、南京政府、抗戰等幾個年代曾多次排名，最終排出了“七大神手”。幾年過去，隨著國共內戰的影響，黑道人士也是變幻無窮，“七大神手”中有的金盆洗手，有的移居內地，有的生病傷殘，隻剩下兩個還算正常。

這“碩果僅存”的二位，分別叫阮大康、胡仁山。阮、胡在“七大神手”中的排名分別是第一、第七。阮大康這年已經六十掛零，在道上諢號喚作“春申亞父”。春申，係被楚考烈王封為“春申君”的黃歇，他與魏國信陵君魏無忌、趙國平原君趙勝、齊國孟嚐君田文並稱為“戰國四公子”。戰國時，黃浦江(當時叫什麽河或江無從查考)由於泥沙淤積，河床過高，一到汛期常常洪水泛濫，老百姓苦不堪言。黃歇到後，就對這條河進行治理，疏通了河道，築起了堤壩，使這條河不再泛濫，造福了當地百姓。人們為了懷念他，將這條河改稱為春申江，簡稱申江。後來，“申”字就成了上海的代稱。黃歇被認為是上海“開申之祖”。至於亞父，通常指的是項羽的高級謀士範增。民國時期，阮大康被稱為“春申亞父”，足見其在滬上黑道中的聲望之高。

據說阮大康出道甚早，四歲已經跟著扒竊師父在現場觀摩如何作案了，之後在名師指點下苦練七年，十一歲開始單飛。後來名聲漸起，連北京和天津的黑白兩道都知曉上海有這麽一位“奇才”。待到進入民國，二十出頭的他已經開山收徒，自己不再作案，日常開支靠“吃佛”(意為弟子供奉)收入。民國早期，蔣介石的“革命引路人”陳其美先生任滬軍都督，曾為調查重要公事而秘密召見阮大康，請其出馬施展竊技助力。之後，阮大康再也沒作過案。抗戰全麵爆發後，他為躲避汪偽特務機關“七十六號”的相邀，秘密前往浙江天目山，直到抗戰勝利方才下山返滬。

另一位“神手”胡仁山在“七大神手”中排行末位，年齡也最小，時年三十又三。據說這人對扒竊有天生感覺，並未拜過師父，屬於“自學成才”一類。作案特點狡黠、隱蔽，憑著一副其貌不揚似是終日睡不醒的迷糊相，作案成功率據傳百分之百，從未失過風。黑道上送其綽號喚作“胡伸不空”，這個“胡”並非隻因為他姓胡，而是說這人隨便在何種狀態下，哪怕稀裏糊塗伸伸手，也必定有不菲收獲。

胡仁山的偶像是阮大康，成名後意欲效法“春申亞父”做一隱士。當年阮大康潛隱天目山後，滬上隻有他知曉阮的住址，也隻有他可以前往拜訪。他是阮大康唯一認可的一個來往於上海灘和天目山的信使。抗戰勝利後，胡仁山跟阮大康成為一對關係密切的忘年交。兩人都是單身，因為投緣，一起住在早年一位江湖大佬送給阮大康的一座中式花園院落裏，就位於南市露香園路大境閣。

此刻，林行三向專案組副組長富方略請求增派留用老刑警何得捷出馬，是因為老何跟“春申亞父”有一份特別的交情。

當年，老何還是新入警的小何時，參加一個涉及江南兩省一市刑事大案的專案偵查，當然隻是跑跑腿。但這份差使，讓他有機會獲悉一些警方的內部機密。一日，偵查專班頭頭兒讓他火速向警廳主管刑偵的副廳長報告一份情報，且隻宜口傳不宜成文，其中涉及阮大康，聽口氣像是租界巡捕房刑事部督察長想設計抓捕這個江南黑道上的新秀。

何得捷並不認識阮大康，但他幹著這一行，自然是知曉“春申亞父”的，而且早年他那在上海道台衙門當捕快的老爸跟阮大康的師父有過交往，於是就想給阮大康透個底。他不知道阮大康的行蹤，但知曉阮大康的師父“江南神鉗”令狐老先生已經隱入寺廟做了一名居士，於是趕緊寫了一紙條子，讓一個熟識的無業小廝速送寺廟。無論阮大康藏匿在哪裏，他的師父肯定是清楚的，相信這張條子能在第一時間傳遞到阮那裏。果然，阮大康趕在捕房抓捕他之前半小時逃離上海，在蘇州東山躲了兩個月，待風聲平定後方才重新在上海灘露麵。

自此，阮大康就把小何作為自己的救命恩人，捎話要請他吃飯。可是，何得捷這樁事兒做得看似膽大，但他卻不敢借機正式跟“春申亞父”結交朋友。因為他怕受到什麽牽連，弄不好連小命都不保。不過從此以後，何得捷跟阮大康搭上了關係，為保密起見，阮指派了兩個徒弟跟何接觸。

可是抗戰爆發後聯係就斷了，阮大康那兩個徒弟，一個在抗戰初期參加國民黨組織的“武裝別動隊”，在滬郊跟日偽軍隊作戰時陣亡；另一個失蹤了，據說去了海外。

何得捷以為跟阮大康的緣分到此已盡，此後也就沒再去想“春申亞父”。反正從抗戰勝利到上海解放這三年多時間裏，上海的治安秩序雖然嚴峻，但是在扒竊方麵倒也並未冒出什麽了不得的高人來跟刑警較量。

上海解放後，老何因沒有反動曆史而被留用，市局刑警處領導同他談話時，老何主動交代了和“春申亞父”阮大康的關係。現在，專案組領導認為老何發揮作用的時候到了，指派他去南市大境閣對阮大康進行便服私訪。

阮大康對於老何這個救命恩人的到訪似是意料之中，從容接待，沒等老何言及正題，就直截了當地說：“老朽估摸閣下此番前來，是跟外灘和南京路的案子有關係吧？”

老何微笑點頭：“我確是為此事受命前來向先生請教的。”

阮大康聽著就笑了，說：“隻要問問小胡就知道了”

老何這才想起，阮先生這邊還住著一個上海灘“七大神手”排名末位的小子——“胡伸不空”胡仁山。

三十三歲的胡仁山是個其貌不揚的瘦小個子，臉麵焦黃，人見之十有八九都以為這小子患著痼疾，富有同情心的甚至要為他“還能活多久”擔心。可是他自己卻是該吃吃該喝喝，倒也活得太太平平。據說最近正拜阮大康為師研習《周易》、《道德經》，日子過得越發灑脫，正考慮要把自己“胡伸不空”的諢號改稱“江南小神仙”。這天老何登門時，他正在後院自己屋裏搖頭晃腦背誦《道德經》，被人打斷說前院“亞父”有請，忙不及趕去，卻見老何端坐在那裏。當然，以其職業眼光一看便知老何是何許角色。跟老何點頭致意後，胡仁山恭問“亞父”喚其何事。阮老爺子說明老何的來意，並把那紙黑色竹鑷的畫稿給他過目。

胡仁山臉上露出嘲諷的笑意，老何見之竊喜，尋思“看來有戲”。果然，“胡伸不空”開腔道：“這是那個自稱‘黑色閃電’的主兒幹的活兒！”

五、密室較技

十年前，胡仁山二十三歲，卻已是上海灘黑道上的一顆新星，“胡伸不空”的諢名傳遍江南。當時，小胡住在老城隍廟旁邊的福佑路上，每天清晨必去城隍廟“春風得意樓”喝早茶。

這天，他照舊前往，跑堂阿二見這個出手大方的老主顧登門，趕忙迎上前去熱情招呼。小胡上到二樓，在臨窗那副被他常年定下的座頭上落座，衝跑堂打了個手勢，示意照老規矩送上茶水茶食和早點。

這時，一個看上去比胡仁山大七八歲的男子從店堂角落的包房閃出，徑直來到臨窗座頭前，衝胡仁山抱拳作揖，微微欠身，輕聲道：“胡爺您好！在下竇某有個不情之請，想麻煩胡爺稍稍移步，去那邊包房飲茶，在下有事奉告。”

對於雖然年輕但卻是老資格江湖人的胡仁山來說，這種情況經常會遇到，已經見怪不怪。當下他便點點頭，站起身來，做了個手勢：“恭敬不如從命，請了。”

這個自稱姓竇的男子特地事先在茶樓訂下包房，是想跟胡仁山說一樁事兒：他受朋友老安的委托，來向胡爺傳個話，老安久聞胡爺技藝了得，正好他對此行也頗有興趣並自己琢磨著研習了一套江湖罕見的絕技——用特製的竹質鑷鉗、刀子、鉤子等工具，代替手指進行“現場作業”。老安的這手技藝經過數年苦練，可以說已經達到爐火純青的程度，是特地去蘇州、杭州、南京、鎮江、徐州、蕪湖、合肥等外地幾個城市進行過實踐的，收獲還不錯，江湖朋友送了個綽號——黑色閃電。

胡仁山那年不過二十三歲，扒竊技藝幾近出神入化，但江湖修養還略欠缺，用他後來自我檢討的說法是“涵養不夠”。因此，聽到這當口兒便忍不住打斷對方：“這位安先生為何不在上海灘檢驗他的本領，而偏偏要跑到外地去試水？是他自己覺得道行不夠還是怎麽的？”

竇某說：“請胡爺聽在下接著奉告，不瞞您說，老安是想讓他的這獨門技藝在滬上橫空出世一鳴驚人，好叫本埠道上一幹朋友對他另眼相看，說不定也能躋身滬上神手行列哩。

“明白了。請竇先生往下說！”

“這個……因此嘛，老安托在下前來跟胡爺商量，想請胡爺約個時間、定個地點，比如先施、永安、新新、大新四大百貨公司中的一家，到時候勞您大駕與老安一起前往，在指定的同一樓層商場區域裏轉悠片刻，各施手段，回頭離開後在安全隱蔽處展示所獲……嗬嗬，就是這麽個意思。”

胡仁山一聽明白了：對方這是來點名向我小胡挑戰，是想一舉勝出後揚名立萬，頂替我在“七大神手”中的位置。這種做法，心情可以理解，不過在江湖上被人視為不屑行為，上海話稱為“急出嗚啦”(意為“迫不及待”)，吃相太難看。但按照道上規矩，今天對方找上門來，把話擱這裏了，如果不接受這個叫板挑戰，那麽傳出去必會壞我名聲。既然如此，我就接受挑戰吧。

能夠進入“七大神手”之列的，不單單是扒竊技藝高強，還得具有過人的心思和迅疾的思維速度。胡仁山又下意識想到：沒準兒這是警方設的一個圈套，通過眼前這個自稱姓竇的家夥以及不知是否真實存在的什麽老安，在我自己指定的時間、地點接受挑戰“幹活兒”時，當場來個“活掐”，人贓俱獲，送我進監獄去吃牢飯？這樣想著，胡仁山覺得自己不能隨便接受對方的挑戰。不過，如果這個懷疑是虛的，那自己在道上的名聲可就要栽了！這事到底應該咋辦？

“神手”的水平畢竟是尋常扒手無法相比的，轉念間，小胡腦子裏倏地冒出一個主意：“竇先生，請你給安先生回話，就說承蒙他看重敝人，賜予一個切磋交流的機會。不過，我這人喜靜不喜動，尤其是切磋技藝之時。所以，我們換一個方式來玩這個遊戲吧……”

遂將主意一五一十說了一遍。

竇某聽了，頻頻點頭，說：“胡爺這個主意非常高明，我這就去向老安回複。明天這個時候咱倆還在這裏見麵，請您聽老安先生的回音。”

胡仁山跟老竇第二次見麵時，得到了老安同意的回複。次日午後，他一個人前往公共租界南京路“大東旅社”。在大門口恭候迎客的老竇把胡仁山引領進門，上到二樓，進了事先訂好的一個套間。胡仁山進門一看暗吃一驚，整個套間所有的窗戶都已放下厚實的墨綠色天鵝絨窗簾，屋裏的電燈全部打開，會客室的沙發已經被挪到一旁；中間牆壁上靠近天花板的燈具架上拴著一截繩子，繩子上掛著一塊比被單還寬大的嶄新英國進口白色薄府綢棉布，白布兩側放著兩張桌子。

胡仁山沒見那個從未謀麵的老安，以為自己來早了。卻不料老竇說老安已經到了，因為不便直接露麵，故委托他代為迎客並致歉意。說話間，隨著老竇一個響指，從衛生間裏走出兩個十七八歲的青年，手裏各端著一個長方形的大托盤，盤裏各放著三個嶄新的大號搪瓷茶杯和木質、象牙、白銀三種材質的筷子。他們把托盤分別放在兩張桌子上，又去衛生間裏拿出兩個碩大的“東洋瓶”(細頸玻璃瓶)和一盒西子牌藕粉。

老竇請胡仁山查看這兩套用來測試扒竊技藝高低的道具是否一致。得到胡仁山的首肯後，說：“原本是應該請胡爺您先選賽台位置的，但因為老安先生說他不能露出真容，故先到後進了臥房。一會兒拉上這道布簾子，把客廳分隔成兩個區域後，他就直接從臥房出來待在裏側賽台前了。這樣安排，不知胡爺是否覺得有不公平之嫌？”

對於老安的不露真容，胡仁山暗自覺得好笑，尋思這主兒還沒出名就已經想著給自己蒙上一層神秘麵紗了，回頭如果能夠出名，那隻怕更要弄得神神道道。當下，神情平和地點頭，說：“一切按照安先生的想法辦就是。”

胡仁山站在一旁，看著老竇指揮那兩個小青年把東洋瓶裏蘇打水和豆油分別倒在茶缸裏，又用開水衝了兩缸子稀藕粉，以蘇打水、藕粉水和豆油的順序予以排開；又把木筷、象牙筷和銀筷子分別放在三個茶缸旁邊。老竇一個手勢，小青年拉上白布，把客廳隔成兩個仍舊連通但互相看不清比試者麵容的區域。

老竇擔任公證人，一聲口哨：“請胡先生、安先生各就各位！”

胡仁山站到外側那張桌子的前麵，這時，桌子上方的照明燈被關了，客廳門邊和外側窗前天花板的燈具依然亮著。胡仁山隔著布簾，看見老安從一旁臥房裏步出，中高個身材，戴著口罩和眼鏡。老安步履從容地來到桌前，雙方麵朝對方方向站立。胡仁山拱手作揖，老安欠身鞠躬，互相致敬。

“請胡先生、安先生做好準備。預備，開始！”

這個比試方式，是胡、安雙方通過老竇在中間轉告、斡旋，共同商量達成的，一是不觸犯律條，二是不損害他人，三是可以達到一試高低的目的。事先，胡、安互相許諾：如果老安勝出，胡仁山將公開宣告知會江湖，他本人甘願自動退出滬上“七大神手”排行，推薦老安登榜。如果胡仁山勝出，老安原本就是無名之輩，什麽宣告、知會沒有必要，反倒為其揚名了，所以隻需要從此退出江湖，以後不能在上海灘江湖露麵作案，若去外埠操作，悉聽尊便，但永遠不得詆毀江南道上同行。

兩張桌子上放著的比試道具是相同的。第一個盛小蘇打水的搪瓷茶缸裏，放著大小不一的二十一顆木珠，比試者須用那雙上等木材製作的福建漆筷將其悉數夾出。之所以不用清水而要用小蘇打水，那是因為清水中摻人一定量的小蘇打後，沾過這種水的物品就會變得滑溜，從而增加用筷子夾出的難度。第二個盛藕粉水的搪瓷茶缸裏，放著十四顆大小一致的尋常兒童玩耍用的玻璃彈珠，比試者得用那雙象牙筷子把這些彈珠夾出來。針對第三個搪瓷茶缸所要攻克的難題最大，那一缸豆油裏放著七顆大中小三種型號的精鋼軸承滾珠，比試者得用那雙銀筷子把它們夾出來。這三宗“遊戲”都非常難玩，胡、安兩個商議決定：不計時間，看哪位先把這三個茶缸裏的木珠、玻璃彈珠和精鋼軸承滾珠全部夾出來，就是勝出者。

這種比試方式最先是胡仁山提出的，因為他聽老竇說，老安幹這一行活兒時從來不用自己的雙手直接接觸錢包等作案目標，一概以特製的竹質鑷子、鉤子、刀子等代替手指，動作既快又準。而且竹製作案工具比手指細小，十三種工具形狀各異，可以針對不同的情形選擇不同的作案工具，因此，老安打算要創立的“鑷鉗派”肯定要比傳統的“手指派”厲害。

要說胡仁山，小小年紀作案無數，所以頗為自負，尋思對方既然擅長使用鑷子類工具，那就在比試方式上讓他占個先吧，於是就提出了“不用手直接接觸”的比試方式。

老安雖然尚未揚名立萬，但其江湖資曆料想也是非常老到的，當下領會了小胡的意思，托老竇向胡仁山捎話說：“如此最好，安某謝了！”

按照這個比試方式，勝出者應該是老安。哪知，最先把這浸在不同溶液中的四十二顆珠子悉數夾出者，竟是二十三歲的胡仁山！

公證人老竇以一聲尖厲的口哨聲宣告比試結束時，老安正在對付第三個豆油茶缸裏的第四顆精鋼滾珠。聽見口哨聲，他放下那雙白銀筷子，挺直身子，深吸了一口氣，爾後長長地呼出。離開桌前，老安隔著布簾對站在另一邊的胡仁山深深地鞠了一躬，啞著嗓子道：“我輸了！胡爺，您真是好生了得啊！安某從此以後永遠不會在上海灘道上露麵了！”言畢，不等胡仁山回禮、開腔，身子一晃，閃進了一旁的臥房。

胡仁山性情深沉，理解對方的心情，所以，這件事他沒對任何人說過。但可能是那天在場的那兩個小青年中的某一個曾向外界透過口風，反正後來被“春申亞父”阮大康聽到了些許風聲。但老頭子並未在意，從未向小胡求證過。今天因為老刑警何得捷以新政權警方的名義前來調查，才又想起此事。

何得捷對胡仁山的陳述聽得很仔細，聽完後，他接連提了幾個問題：“你估計那個老安當時為什麽執意要把自己弄得神神道道的來跟你見麵？”“你隔著布簾看到了他的模糊身影，也聽見了他說話的聲音，覺得他有多大年紀？”“那個替老安傳話的老竇，你對他有什麽印象嗎？”

胡仁山回答道：“那個老安吧，之所以要把自己弄成那副神神道道的樣子，我猜想他是要刻意隱藏自己的相貌，以便將來某天在上海灘大肆作案時可以確保安全；同時也是給自己迅速揚名起助推作用——同樣的一件事，如果當事人帶點神秘色彩，在道上更容易引人注目、被人記住，同時還會引發大家的好奇心。

“另外，看老安那進出客房的敏捷動作，我估計他當時不會超過三十歲。他說的是上海話，聽不出其中夾雜了其他口音，我估摸是個土生土長的上海本埠人。

“至於老竇，年齡特征我前麵已經說過，我覺得這人的職業應該是跟油漆有關的。因為我跟他幾次見麵，盡管他穿得清清爽爽，西裝革履，說話也很斯文，但是我都聞到了些許油漆味兒，那是從他那濃密的頭發裏隱隱地散發出來的，可能還有鬆香味兒。這個，他自己應該沒有意識到，旁邊的人如果不是鼻子很靈，一般也不會察覺到的。”

一旁的阮大康聽到這兒，嘴角不禁露出一絲笑意。他想起了這個忘年交小朋友早年有一個不雅綽號：“狗鼻子”。

何得又問了一下老竇的體貌特征，隨之竊喜：老竇與現在專案組正在尋覓的那個“老淩”頗為相似！看來專案組追捕淩家鑫的路數是正確的！

胡仁山又拿起那張竹製鑷子的畫稿：“這張畫稿畫得很逼真，十年前我跟老竇在老城隍廟‘春風得意樓’第一次見麵時，他給我看的就是這麽一把黑色鑷子，記得當時他說老安要打造一個本行從來不曾有過的‘鑷鉗派’。那個老安吧，本領還是不錯的，我當時能勝出，是因為我的這雙手更有勁。”

他一邊說一邊伸出瘦得幾乎是皮包骨頭的雙手，這雙手雖然瘦，但若是使出勁兒來，就是一把活的老虎鉗——能用象牙筷、銀筷把玻璃彈珠和軸承滾珠從藕粉水和豆油中一顆顆夾出來。

“老安的輸，就是輸在後兩個環節上，他的手，特別是手指，‘隱勁兒’不足。不過，他的速度之快實在驚人，第一個環節夾木珠時，我隻聽見珠子叮叮咚咚落進旁邊空碟子的聲音，這個環節他是比我先完成的。”

胡仁山接著說道：“老安還是有江湖人一諾千金之信用的。之後，我特地暗暗留意探聽，上海灘沒有出現過用竹鑷作為工具的扒竊案子。”

阮大康冷冷道：“不過他最終還是食言了。現在看來，6月16日外灘、南京路的那十四起扒竊案就是這個自稱‘黑色閃電’的家夥作下的。”

老何說了聲“這人必難逃法網”，便起身告辭。

六、追緝逃犯老淩

何得捷回到“6·16”專案組駐地黃浦分局，跟林行三等三名刑警把所獲情況梳理了一下。

林行三說：“老何得到的這些情況很有價值，這些情況不但證實了之前我們把那個老淩作為嫌疑對象的必要性，而且讓我們知曉了老淩和‘黑色閃電’老安乃是一對犯案搭檔。這樣，就需要調查這兩人的情況，仍舊先從追查老淩作為切入點，現在我們手頭已經有了一條線索：這個老淩——也有可能是老竇，十年前是一個從事油漆相關行業的主兒……”

四人正議到這裏的時候，專案組副組長富方略忽然打來內線電話：“緊急出動！”

緊急出動的原因，是因為在“6·16”案件發生二十多個小時後，在昨天的案發地南京東路，竟然再次發生係列扒竊案件！

昨天發生係列扒竊案件後，市局已經通知全市各分局、派出所對各自管段的馬路、商鋪、車站、碼頭等公共場所加強明察暗訪，密切注意扒竊案件的發案動態。“6·16”案件案發地所在的黃浦、老閘兩個分局，對此自是重視，分局長侯季五、王淩青分別指令下轄治安部門落實市局指示，予以具體部署。

不過，當時包括市局刑偵處領導在內的眾多公安人員，潛意識中都基本認定“黑色閃電”是“6·16”案件的案犯，且肯定會再次作案，但是作案地點大概率會是當時滬上的另一個商業繁華地段——林森中路(即舊時法租界霞飛路，1945年抗戰勝利後改稱林森中路，1950年改稱淮海中路)，或者南京西路、北火車站、十六鋪碼頭等地，至於外灘和南京東路，因為前一天已經被“黑色閃電”光顧過，從犯罪心理學來判斷，案犯幾無可能在第二天再次光顧。

因此，在對市局“注意防範”指示的執行中，南京東路的執勤警員以及協助警方反扒的青年治安積極分子，都難免出現思想鬆懈現象。而“黑色閃電”恰恰準確地揣摩到了這種心理，偏偏把作案軌跡按照前一天的路線重複了一遍。

這次的作案時間比昨天短，所作的案子數量也比昨天減少了一半，幹了七起。警方根據失主報案時所述內容推測，案犯一共用了大約五十分鍾時間。另有一個不同點是：6月17日的七名失主全部是中國人，被竊物品包括錢包、首飾、金質掛表、金筆等，涉案金額折合人民幣三千五百餘萬元。其中一個失主是蘇南行署公安局來滬出差的政保偵查員老陸，他的挎包被割，錢包在身上倒沒損失，可是，挎包裏的那支手槍連同二十來發子彈，以及記載著辦案內容的筆記本不翼而飛了！

老陸發現遭竊，先沒向上海警方報案，而是奔進附近的上海電報局，掛了個加急長途電話向蘇南行署公安局報告。

當時蘇南公安的一把手是後來出任上海市公安局長的黃赤波，這個老紅軍出身的“老政保”聞訊把老陸大罵了一頓，然後把內部保密電話打到上海市公安局長李士英的案頭，告知了相關情況，尤其是那個筆記本，要是落到敵特手裏就麻煩了！

但李士英更擔心的倒是那把手槍，要是竊賊準備用來行刺哪位領導，那他這個局長隻怕也就當到頭，所以心裏比黃赤波焦慮得多。

當天稍後，主管上海政法工作的潘漢年和上海市公安局長李士英分別下達指示，要求“6·16”專案組盡快破獲該係列扒竊案件。

當天下午，專案組聽取了林行三、老何等刑警的匯報，對一應情況進行綜合分析後，一致認為6月16日、17日兩天發生的二十一起扒竊案件的案犯就是“黑色閃電”，應以抓捕那個“老淩”抑或“老竇”為目前主要方向。該如何摸查線索？大夥兒想到了那個位居“七大神手”末座的“胡伸不空”。以“老竇的頭發隱隱散發著油漆味兒”為切入點，從全市油漆行業中尋找端倪，希望能夠有所發現，然後順藤摸瓜，將這個“老淩”抓獲。

好在民國時期就組建了漆業公會，解放後還在正常運行。專案組十多名刑警全部出動，分赴各區走訪漆業公會，展開調查。這一走訪，就是整整兩天。6月19日下午，偵查員史雨舟、小惲組成的搭檔終於查覓到了“老淩”的下落。

史、惲兩人是在新閘路一個隻有半個門麵的小鋪子訪查到相關信息的，這個小油漆鋪的門口掛著“專事上門油漆家具”的簡易招牌，主人是一位四十歲的老油漆匠，名叫成阿鎖，浦東三林塘人氏。老成少年時就被家裏送到從事油漆匠職業的舅舅那裏學藝，三年後滿師時不過十五歲。

當時學手藝的規矩是“學三年，幫三年”，頭三年學藝，是沒有工錢的，隻有少量“月規錢”作為日常必需的零用開支。三年學藝滿師後，師父(一般即是店主、老板)按照行業市價給開一份最低薪水，正式開始工作。但隻能在師父的店鋪裏幹活兒，不可去別處。又是三年過去後，那才算是期滿，得以恢複自由身，留去隨意。但行規是不管你的本領有多大，哪怕已經超越師父，無論去還是留，都不能在人前背後詆毀師父，否則，這個行業就容不得你，沒有一家與油漆相關的店鋪敢收留你——舊時三百六十行的同業公會就是這等厲害！

老成是個老實人，心眼實誠，不善言辭，甚至有點兒木訥。他滿師後幫滿了三年，就決定留在其實待他不算好、而且有著一個刻薄舅母的師父舅舅的油漆匠店鋪了。舅舅是青幫成員，雖然屬於一般角色，但是腦子活絡，又善言辭，場麵上的事情都能搞定。在舊上海，正常人若是有這幾樣特質，改變自己的現狀那是比較容易的。所以，若幹年下來，老成這個舅舅的油漆匠小鋪就變成了大店，然後大店變成了兼營油漆批發的“李記漆業行”，而且成為行業公會內一個說得上話的理事。

抗戰勝利前幾個月，這個在滬上漆業行業中已經頗有名氣的李老板突患腦溢血，不治身亡。這時，他的外甥老成已經是“李記漆業行”最資深的老員工了，但是，還是被舅母掃地出門，連遣散費也沒給一文。於是老成隻好在新閘路上租了半個門麵，開個小店招攬生意，提供上門服務。雖然屬於慘淡經營，但勉強能讓全家大小五口活下去。

專案組要找的那個“老淩”，就是老成在“李記漆業行”時認識的。

“老淩”真名叫淩家鑫，字守正。他並非上海人氏，聽說是蘇北逃荒過來的難民，曾在舊軍隊混過，也是青幫成員，但輩分比李老板低，其已故的幫會師父生前與李老板係結拜兄弟。因此，老淩管李老板叫“爺叔”，來油漆行時跟老成以兄弟相稱。老淩這人非常聰明，李老板誇他“學啥像啥”。抗戰前他認識李老板後，提出要拜李為師學漆匠。

李老板對其青幫師父老蔣說：“這小子非尋常凡器，我若教他那就是糟蹋人才了，得替他尋一個名匠教他。”

這對幫會哥們兒商量後為其張羅，把淩家鑫送到了董家渡曹漆匠那裏去學手藝。那曹漆匠其時已經六十掛零，早已不收徒弟了，但是因為青幫方麵的麵子，最終還是把淩家鑫收為關門弟子。曹漆匠是福建人，福建漆器精美絕倫，其祖上數代都是當地有名的漆工，高祖還被當地坊間稱為“曹待詔”，曾去北京清廷大內幹過活兒。

淩家鑫還真是心靈手巧，跟著曹漆匠學了一段時間後就自己開了一家福建漆器加工鋪，經其上漆的那些專供有錢人家的把玩、擺設以及小型家用的器具，竟跟福建名匠製作的一模一樣。本來老淩是可以在這一行出名的，但這人有嗜賭惡習，而且據說出手不小，靠做漆匠根本無法維持，所以，聽說他後來改行了，在虹口一帶的一家賭場“抱台腳”(舊時滬上黑話，意為專門維持場麵秩序的保鏢)。

史雨舟問老成：“這個淩家鑫家住何處？”

“他沒有成過家，但是據說身邊從來不缺女人。至於住處，基本上居無定所，沒有人知道他住在哪裏。我跟他最後一次見麵是我舅舅去世後的隔天，他不知從哪裏聽到消息，特地前來吊唁。那種場麵，我忙都來不及，也沒跟他交談什麽。不過，後來曾聽別人說過，他還在上海待著。如今上海解放了，就不清楚他是否離滬回蘇北老家去了。”

史雨舟又問：“老淩做‘抱台腳’的那個賭場打的是什麽招牌？”

老成想了想，說：“我對賭場一無所知，他剛去時倒是說過那家賭場的名稱的，可是我聽過就忘記了。讓我想想……對不起，時間長了，實在想不起來……哦，他好像說過那家賭場的老板喜歡養狗，而且很有經驗，四川路東洋人憲兵隊的軍犬員經常跟老板喝酒的。”

有這個信息就行了！史雨舟、小惲兩個隨即前往虹口公安分局。

到那兒一問，接待他們的那個留用老警察就說：“抗戰時期虹口有這麽一家賭場，打的招牌還真是透著一股東洋味兒，叫什麽‘大井丸’，就像日本船的名號。老板名叫程敬道，據說是留學日本回來的，會說一口流利的日語。他平時進出的那副穿著打扮，儼然像是個日本人。程敬道跟四川路日本憲兵隊的養犬軍士確實是有交往的，因為他學的是獸醫，又喜歡養狗，這方麵的經驗很豐富，日本憲兵隊的養犬軍士在伺候軍犬時遇到解決不了的情況，就會開車去賭場向他討教；三言兩語說不清楚的，就把他拉到憲兵隊去實地看情況，據說他每次都能搞定。抗戰勝利後，程敬道被國民黨上海市警察局逮捕，以漢奸罪名判刑五年，現在關押在提籃橋監獄。”提籃橋監獄離虹口分局不遠，史雨舟、小惲立馬趕去。

程敬道進監獄後倒也並未吃什麽苦頭，當時正處於懲治日本戰犯、中國漢奸的高潮中，因為他是留日海歸，所以當局讓他從事翻譯工作。國民黨當局把一幹戰犯、漢奸都判刑後，並沒有把之前監獄內的材料專班解散，因為當時監獄屬於法院係統，法院就把整理卷宗材料的活兒交給了那個專班做。這個專班的頭目是法院官員，成員有監獄管理人員，幹具體翻譯、謄抄、裝訂等活兒的是囚犯。對待這樁善後差使，專班成員都心照不宣地抱著“磨洋工”的心思，所以一直幹到上海解放這活兒還沒結束。

接管伊始，提籃橋監獄仍舊屬於新政權法院管轄，專班的舊法官舊獄警全部留用，不過洋工是不能磨了，這段時間大夥兒幹得比較積極。刑警見到程敬道時，隻見他滿頭大汗，說是正在搬運卷宗。

史、惲兩人說明來意，程敬道說：“是有這個人，1939年我剛開賭場不久，一個叫山田大郎的日本商人把他推薦給我的，山田與他的關係好像是做福建漆器生意搭上的……”

山田和程敬道本來沒有往來，因為山田從來不賭，但是他的妹夫是四川路日本憲兵隊特高課的少佐，操有生殺大權。程敬道開賭場，當然希望有這樣一個關係做後台，所以不管山田提出什麽要求，從來不打回票。好在淩家鑫在舊軍隊給長官當過衛士，槍法不錯，尤其是手槍射擊，還會些拳腳功夫，一身本領很適合做賭場保鏢。而且隻要他在班上，場子裏有啥事兒一般他出麵就搞定了，用不著領班，更不需要老板出場。

不過，程敬道其實不想用他，因為這人一直不肯按照規定到崗上班。另外，他對報酬收入也不在乎。當然，看在山田的麵子上，程敬道從來不曾虧待過淩家鑫，但他每次領薪水總是看都不看，漫不經心地往衣兜或者挎包裏一塞，道聲“多謝”就離開了。所以，程敬道不知憋了多少次想把他辭掉的念頭，後來權當是給山田送上一份“保護費”。

這個情況，山田後來不知怎麽聽說了，有一次見麵時跟程敬道說：“那個淩桑吧，他到你那裏謀一份職業不是為了掙錢發財，而是為了有一件護身外套——社會上都知道虹口‘大井丸’有皇軍憲兵隊的後台，在你那裏幹事的，哪怕是個打掃衛生的雜役，若是犯了事兒，警察局肯定隻聞不問，更別說抓人了。給程老板透個底，淩桑在外麵另有事兒在做，據說那倒是能掙些錢鈔的。所以，你不必拘泥給他的薪水發多少，隻要給他留著這個飯碗就行了。我相信以他的江湖閱曆，是不會給閣下出難題的。”

山田把話說到這分兒上，程敬道自然得把一直在腦子裏打轉的“把他辭掉”的念頭打消了。至於山田所說的淩家鑫在外麵究竟幹著什麽“能掙些錢鈔”的事兒，程敬道就不清楚了，他也懶得弄清楚。如此，淩家鑫就在“大井丸”一直待到抗戰勝利程敬道被捕方才結束，與此同時，“大井丸”也關門了。

程敬道是個十分機靈的角色，盡管史、惲自始至終沒透露為何到監獄來找他了解淩家鑫的情況，但他顯然已經猜到了。因此，往下他沒等二人再次發問，就主動說了他所知道的淩家鑫在“大井丸”從事“抱台腳”時的情況，倒是跟之前油漆匠老成所說的一致——“居無定所”。

但是淩家鑫第一天到“大井丸”上班時，向程敬道出示過“良民證”。程敬道當時沒有仔細看，隻是瞥了一眼，現在依稀記得上麵寫的住址是“榆林區八埭頭”。另外，程敬道曾聽到其他“抱台腳”議論淩家鑫：吹噓自己“姘頭數量達到雙位數”，其中一個曾在抗戰前滬上的一次“花國選美”活動中獲得季軍。

臨走時，史雨舟向程敬道索要了當年在“大井丸”供職的其他“抱台腳”的姓名、地址。

七、昔日姘頭浮出水麵

當晚，在專案組會議上，大夥兒對史雨舟、小惲這對搭檔調查到的情況進行了研析，一致認為“頗有價值”。

於是，組長侯季五對次日如何摸查淩家鑫做了分工部署：一路前往榆林公安分局，了解淩家鑫當年的“良民證”上的住址“榆林區八埭頭”是否真實準確；一路去圖書館，翻閱當年滬上舉行“花國選美”活動時報紙對該活動的報道，如果淩家鑫那“雙位數姘頭”裏真有一位曾得過季軍的話，報紙上肯定有記載；第三、四、五路刑警則分別走訪當年在“大井丸”供職的其他“抱台腳”，調查他們是否清楚淩家鑫的住址以及其他相關情況。

6月20日，專案組五撥刑警按照昨晚會議上定下的分工，分別開始進行調查。

刑警何得捷、仇賢達前往榆林區八埭頭，二人覺得摸查一個十餘年前在這裏居住的居民，應該不算是一樁犯難活兒。

老何說：“咱們先去派出所打聽。”

八埭頭當時屬於榆林公安分局平涼路派出所的管段，兩人去了派出所，說明來意後，兩個警員熱情接待他們，一個是接管幹部小柳，另一個是留用舊警察老趙。二十歲的小柳在南下前是濟南市公安局的民警，來滬工作還不到一個月，是第一次踏上上海灘的土地，對相關情況根本不清楚。那就指望老趙了，他是個從事警務工作十餘年的老警察，而且一直在榆林分局，按說對情況是比較熟悉的。可是，他的回答令何得捷、仇賢達失望。

一是，當初日偽警局發放“良民證”並非由派出所經辦，而是分局直接辦理的，分局專門成立了一個臨時機構，好像喚作“領證辦公室”，由日本警官小田擔任主任。不過，當時領“良民證”是有底卡的，底卡上有領證人的姓名、性別、年齡、籍貫、住址，還貼了一張一寸證件照片，底卡應該在分局檔案庫房裏保存著的，可以去那裏看看。

二是憑他的經驗，他們要調查的那個老淩多半並非居住在八埭頭這邊。為什麽？因為以當時日本憲兵隊的淫威，中國人但凡跟他們稍稍沾上一丁點兒邊兒的，無論在哪個區的裏弄裏，都可以成為一個焦點角色。地方上別說派出所警察了，就是警察分局、區公所、區黨部(此指汪偽組建的國民黨黨部)的人也不敢輕易得罪他。而派出所的警察，幹別的不行，探聽這種角色是頭等功夫，知道了還不互相瘋傳？當官的則會變著法子討好人家。可是，自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全上海成為淪陷區，直到抗戰勝利，他一直在派出所供職，卻從來沒有聽說過管段裏有這樣一個角色。

何得捷、仇賢達於是去榆林分局調查日偽留下的“良民證”底卡，卻又碰到了麻煩。

秘書股長拿出接管物品目錄請他們過目，說：“上月底接管榆林分局時，文件、武器、卷宗、電台、物資等一應俱全，檔案也在，就是日偽統治時期的有缺失，包括全部‘良民證’底卡。”

老何對仇賢達說：“看來咱倆運氣欠佳，沒辦法，還是回平涼路派出所去查找線索吧，這回得下裏弄去逐家走訪了。”

與此同時，由萬光明、許凡夫、豐必潤負責的另外三撥便衣刑警，正對當年“大井丸”賭場的另外幾個“抱台腳”進行走訪。

賭場原本就不是什麽遵紀守法的正經場所，一般說來，在賭場裏從事“抱台腳”這份工作的更不會是善主兒。所以，解放後除了一個因嗜酒過度引發腦溢血、成了植物人躺在家裏苟延殘喘外，其餘幾位都已經“吃到了軋頭”(滬語方言，意思是受到了懲治)，有的在看守所，有的在收容大隊。

一幹刑警打聽到他們被關押的場所後，前往外調。臨末匯總情況，發現這幾位對於老淩這個昔日同事的說法倒是一致，歸納起來有以下四點：

第一，此人心機頗深，對別人的提防心很重，說半句留半句。共事數年，大夥兒竟然沒有一個知道他的住址的，而他們的住址他倒是了如指掌，甚至弄堂口有棵大樹、附近有一塊空場什麽的都知道得清清楚楚。

第二，出手闊綽花錢大方。逢年過節總會給每個同事送一條好煙、兩瓶名酒；平時他數日不來賭場上班，再來上班時總會給大夥兒送些外地特產，而且要麽不送，一送就是林林總總裝滿一紙板箱。

第三，他有一支左輪手槍。據說是美國產品，可能經常使用，反正過一段時間就要補充子彈，有時黑市上搞不到，就請大夥兒幫忙高價收購。

第四，這人好色，經常去妓院，還在外麵串暗門子。據說經常來往的暗娼、姘頭有十幾個，其中一個就是1937年春上海搞“花國選美”活動時的季軍袁敏麗。

抗戰勝利後，“大井丸”被國民黨當局取締。大夥兒全體失業後，就再沒見到過淩家鑫，也沒有聽到過他的消息。

負責調查“花國選美”活動季軍袁敏麗情況的是專案組副組長富方略。富方略和刑警紀銀天、小範去了圖書館，很快就從舊報紙裏找到了抗戰前那次滬上“花國選美”活動的新聞報道，也由此得知，那位季軍袁小姐當時住在法租界貝當路(1943年改為衡山路)的一幢公寓樓內。於是，富方略一行三人就去了衡山路的管段派出所——徐匯公安分局天平路派出所。

一打聽，這位昔日的季軍仍舊住在那幢公寓樓裏，至今竟然還是單身。這倒不是這位美女的擇偶觀過於嚴酷，所以這麽些年還沒把自己嫁出去，而是因為她在1944年被多名男性爭奪，一個“西藥小開”金武甲眼看就要被排擠出競爭行列，鬧得不可開交之際，愣小子抱著“我得不到別人也別想得到”的想法，弄了點兒硫酸把袁美女給破了相，把西施變成了醜婦。這對於袁敏麗來說，等於是遭受了滅頂之災，此後她就在社會上消失了。

她消失得似乎很徹底，因為就連鄰居也再沒見過她。其實，她隻是縮在公寓樓的家裏，終日不出門。日常生活靠以前的積蓄，還雇了一個女傭專事替她外出購物等日常事務。做飯是她自己動手的，因為她嫌女傭的廚藝達不到自己要求的標準，況且正好借此打發時間。袁敏麗另外打發時間的方式是：跟有限的幾個昔日好友通電話聊天、閱讀書報以及收聽廣播。因此，她雖然已經多年不出門，但對外麵的形勢變化是知曉的。

富方略問：“是否有可能請她來所裏跟我們談話？”

派出所長麵露難色，緩緩搖頭：“估計不行，上旬分局掛牌後，我們曾通知她來派出所登記戶口，以便換發新的戶口簿，她讓女傭帶來一張紙條說請求代辦，如果不行，那就拖著再說。上戶口這麽大的事情她都不肯露麵，更別說協助提供線索了。我們回複她可以派警員上門為她辦理登記，她也拒絕接受，說不願意見人！”

富方略說：“她的這種心情可以理解。不過，今天是調查案情，跟戶口登記是兩碼事兒。這樣吧，先派人去通知她，就說是執行公務，請她務必協助破案。”不久，派去的警員回話：袁敏麗同意了，請在半小時後直接去公寓。

袁敏麗所居的這幢公寓大樓共五層，她住在三樓中間，就在電梯間對麵。富方略三人乘電梯上來時，一個操一口寧波話的女傭正在電梯口迎候。三名刑警隨女傭進門，坐在客廳沙發上的袁敏麗起身打招呼。

刑警見之，暗吃一驚：上海的黃梅天濕熱難熬，人體皮膚即使裸露著也會有一種濕答答的感覺，可是這位袁小姐卻是用大口罩、蛤蟆形平光眼鏡、壓到眉毛以下的無簷棉布帽子和一條紗巾把自己的頭部、臉麵和脖頸圍得嚴嚴實實，料想必是為了遮掩住被硫酸毀壞的皮膚。

看來袁小姐的生活還不錯，因為她請刑警落座後，女傭便端上幾碟茶食，沏茶奉煙，女主人還讓女傭現磨巴西咖啡豆泡咖啡。

富方略說：“感謝袁小姐的熱情招待，但是我們有紀律，不拿群眾一針一線。我們來，是為向你了解一個姓淩名家鑫字守正的男子的情況的。”

袁敏麗先是一怔，隨即用帶著笑意的聲調嘟噥道：“哦，怪不得昨天有電話打來，想來他是惹著你們了？”

三人聽說淩家鑫昨天曾給袁敏麗打過電話，不禁竊喜。

富方略說：“如此，就請袁小姐把淩家鑫的情況跟我們說一說。”

於是，專案組便獲知了以下情況——

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戰爭爆發，上海一夜之間全部被日寇侵占。也就不過兩個多月，袁敏麗老爸得罪了一個流氓，被三天兩頭的找麻煩。袁父無奈，隻得請女兒找些有頭臉的人物幫忙。

袁敏麗四處奔波，幾天後終於輾轉覓得一條路子，那就是通過“大井丸”賭場的“抱台腳”老淩搭上日本商人山田，這個東洋人的妹夫是四川北路日軍憲兵隊特高課的少佐。對於山田來說，隻要給他妹夫打個電話就行了。

於是，袁敏麗就去找老淩。

老淩說：“這件事聽上去似乎難度不大，我可以試試。”

袁敏麗馬上遞上一根金條，說：“這是一點兒小意思，東洋先生那裏需要打點多少，您有了準信後告訴我，我馬上送來。另外，事成之後，另有一根金條送您。”

不料老淩卻沒有收金條，說：“久聞小姐才貌藝三全，今日當麵得見，果然名不虛傳。令尊大人這事，我甘願鼎力去辦，搭上性命也沒啥說的，我要的酬謝不是金錢，而是要跟您袁小姐有一個交往。”

袁小姐是場麵人，當下立刻明白對方是什麽意思，因為惦念著父親的安危，隻好答應。老淩很快就把這件事搞定了，袁小姐也成了老淩的姘頭。

兩人的關係是袁敏麗被那個二愣子小開潑硫酸毀容後結束的。老淩沒去醫院看過袁敏麗，但是在她出事後的第三天，曾請花店往醫院給她送過一束鮮花，內附一紙條子：三日之內見分曉！袁敏麗當時傷痛難熬，心緒大壞，沒去琢磨是什麽意思。隔日，傳來消息，那個在逃小開在深夜被人從其昆山縣城玉山鎮的藏匿之所抓走，砍下右手扔到縣警察局門前。值班警員聽到慘叫聲出來查看時，小開已經昏迷，凶手不見影蹤。

袁敏麗這才意識到那張紙條的“見分曉”是什麽意思。此後，老淩再也沒跟她聯係過，她也沒再聽說過此人的消息。

沒想到，昨天下午三時許，老淩突然往其寓所打來了一個電話！

淩家鑫用袁敏麗以前從未聽見過的急促語調對她說：“我想來公寓拜訪。”

袁敏麗聞之，不假思索當即回掉：“不行！”

淩還想往下說，但隻說了“我這……”兩個字就被袁敏麗斷然掛斷了。袁敏麗估計他還會打來，隨手扯下了電話機連接插頭。稍停，又想到這廝會不會不顧一切硬闖上門來？於是，吩咐女傭下樓去關照門房：不能讓怎樣年齡、怎樣相貌的一個男子進入公寓。

富方略等人隨即向公寓門房了解情況，門房證實袁敏麗所言屬實，女傭確實下樓來當麵關照過那些話；不過，那個男子沒有來過。

富方略三人對上述情況進行了分析，認為很有可能是6月16日深夜，淩家鑫察覺到薑金山、鄒有財兩個在“安福旅舍”出事後，不敢返回其下榻處，這兩天便宛如喪家犬那樣四處亂竄尋找安全落腳點。怎奈上海已經解放，盡管治安形勢嚴峻，但他以前結交的黑道哥們兒隻怕已經東逃西遁早已沒了安全窩，想來想去，就想到了袁敏麗這邊。他肯定是知道袁數年閉門不出、拒絕會客的情況的，尋思公寓樓正好適合他暫時躲一陣，就打了電話，可沒想到袁敏麗連電話都沒聽完就直接掛斷了。之後他可能又打過幾次，但都是無法接通，應該就意識到人家不願意再見他了。

對於專案組來說，這是一條追捕淩家鑫的重要線索。一幹刑警隨即進行研析：考慮到淩家鑫的現狀，他可能還會騷擾袁敏麗，包括繼續打電話指望袁小姐對其產生憐憫，網開一麵允其見麵。以淩犯的凶殘本性和其此刻所處的危急情境，他沒準還真會潛入衡山路公寓樓。如果袁敏麗拒絕接納，那就幹脆將其與女傭一並控製。殺死的可能性不大，因為淩犯的意圖是在公寓樓秘密躲藏數日，待避過這陣風頭，警方不再對進出上海的水陸通道嚴密控檢後，就遠走高飛。現在是黃梅天，如果他把袁敏麗及女傭殺死，屍體很快就會腐爛，他連三天都待不住。因此，最好的辦法就是控製兩個女人，相信憑其能力是可以做到的。

如此，專案組決定立刻組織力量在公寓樓內外布控，既為保護袁敏麗和女傭，也為張網捕凶將淩犯拿下。

與此同時，專案組還需采取另一條措施：迅速聯係電話局，對袁敏麗公寓的電話進行密切關注。以當時的通信技術，電話局總機房還不能在事後通過被叫話機，摸查到主叫電話機號碼。但是，當被高度關注的某部電話機有電話打進來時，在不切斷信號輸送的情況下，是可以確定主叫話機的大約方位的。如果淩家鑫真敢再次打來電話，警方就能夠縮小其藏匿坐標的搜尋範圍，有助於將其拿下。

當天下午，針對上述兩項布控追逃措施的具體落實，專案組長侯季五做了布置。兩點半，對袁敏麗所在的公寓樓和電話局進行布控的便衣刑警全部進入崗位。沒想到，侯季五剛剛接聽完便衣到崗的電話報告，緊接著就接到了市局刑警處的電話，說：“你們正在追緝的那個淩姓逃犯已被發現，他被人打死了！”

八、命喪咖啡吧

上海虹口區有一條長約八百米的小馬路，是魯迅先生晚年經常散步的一條小道，至今還留有先生在其散文中提到的內山書店舊址銘牌的建築物。這裏原是舊時滬上民眾經常提到的“虹口靶子場”(公共租界警務處訓練巡捕射擊的打靶場)內的一條無名小路，1920年被命名為“公園靶子場路”。後來隨著租界道路拓寬，靶子場遷移，這條路兩旁開始建造房屋成為居民住宅區。“公園靶子場路”與附近一條名叫“千愛裏”的新式裏弄相通，所以又被附近百姓稱為“千愛路”。抗戰勝利後，舊上海當局根據諧音把這條馬路改稱“甜愛路”。

甜愛路上有一家隻有一個門麵的咖啡店，名喚“黑色射手咖啡吧”，平時生意做得不溫不火，最近剛關店。老板是一個白俄男子，待人和氣，性格開朗，小提琴拉得很好，坊間傳言他以前曾是公共租界工部局交響樂團的小提琴演奏師——那就是專業水平了。白俄老板是個樂天派，有時雨雪天從早到晚沒有顧客光顧，他照樣樂嗬嗬地坐在臨街大玻璃裏麵那副座頭上朝過往路人吹口哨。他的口哨吹得也好，具有那種穿雲裂石的功力，而且可能是小提琴師的原因，音準掌握得極好。淩家鑫的屍體就是在這天午後一點多鍾，被人在咖啡吧裏發現的。

鄰居記得，在上個月27日上海解放那天，那個白俄老板起床發現居民正在熱烈歡迎解放軍，也興高采烈地用竹竿撐起一麵不知從哪裏弄來的紅旗，在門口揮舞著向過往的解放軍表示歡迎之意，嘴裏還吹著口哨，解放軍都覺得他吹得好聽，紛紛向他揮手致謝。

可是次日，人們就發現“黑色射手咖啡吧”不再開門營業了，但白俄店主還住在裏麵，每天吹著口哨出出進進，全是一夜之間從收音機裏學會的《解放區的天是明朗的天》、《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東方紅》、《咱們工人有力量》等樂曲，見到熟人也會點頭招呼。

卻說這天午後，有對大學生情侶去虹口公園遊玩，想起附近那家“黑色射手咖啡吧”的咖啡不錯，機會湊巧，還能欣賞到白俄店主用專業水準演奏世界小提琴名曲，於是便信步前往。

咖啡吧已經歇業三個星期，但白俄店主並未張貼歇業或者停業維修之類的告示，隻是把平時營業時總是開著的兩扇玻璃門合上，附近經常光顧的顧客就知道咖啡吧不營業。這對大學生情侶雖然不是經常光顧的熟客，但每月總是要來兩三趟的，所以知道白俄店主的這個規矩。此刻過來一看，見兩扇門都關著，情知今天不巧，人家不營業，別說欣賞專業小提琴手演奏的世界名曲了，連咖啡都喝不成了。於是，轉身準備離開，商量著去山陰路上的“藍色星光”坐坐，那裏的咖啡也不錯的，就是價錢高一些。兩人剛要邁步，那個女生鼻子靈，說：“我怎麽聞到一股什麽怪味兒？”一邊說一邊扇動鼻翼分辨，這下清楚了，“啊，是血腥味兒！”

男生一個深呼吸之後，也有同樣感覺。兩人隨即斷定這血腥味兒就是從咖啡吧裏麵飄出來的，正驚懼間，忽見一群綠頭蒼蠅飛來，爭先恐後便往咖啡吧的玻璃門下鑽。這就毫無疑問了，咖啡吧裏麵出事了，興許是那個白俄店主被人殺害了，兩人趕緊去報了案。

“黑色射手咖啡吧”的店主是白俄人，無論被害人是不是店主，都算是涉外案子。所以警員接警後立刻上報分局，分局通知了市局外事科。一會兒，分局、市局的刑警都驅車趕來了。咖啡吧門上的司必靈鎖被刑事技術人員打開，一股混著火藥味兒和血腥味兒的氣味撲麵而來。刑警暗吃一驚：這是槍擊命案啊！打開電燈，定睛一看，店堂地麵上躺著一具男屍，仰臉朝上，胸口中槍，身下一攤血跡已處於半凝固狀態。

之前，市局刑警處已向全市各分局、派出所下發了淩家鑫的內部通緝令，虹口分局刑警老常一看這張臉，立馬想起了通緝令上的照片：“哎！死者就是‘6·16’專案組通緝的逃犯嘛！”

幾個刑警過來辨認，都一致認定確實是同一人。如此，按照規定，刑事技術人員、法醫就都不便立即著手勘查現場和檢驗屍體了。外事科那個警員立刻去附近找了部電話機向市局報告，於是消息立刻傳到專案組。

當下，侯季五、富方略兩人即率一幹刑警趕往甜愛路現場，會同法醫、刑事技術人員一起檢驗死者屍體和勘查現場。

死者的容貌和留在現場的指紋表明，此人確是專案組正在追逃的對象淩家鑫。在其身上發現一支美製左輪手槍和內有一些現鈔和黃金首飾的錢包，在拴在腰間的肚包裏，發現了二十多發子彈和一些銀洋。

咖啡吧店堂裏的桌椅、茶杯等物品上，遺有另一個男子的指紋，專案組認為這是“黑色射手咖啡吧”的老板安德烈·柏爾卡斯基的指紋。因為這家小咖啡吧由這個白俄老板獨自經營，老板、夥計都是他一個人。咖啡吧的房屋是他在多年前從一個離滬返鄉的小酒肆老板那裏轉讓下來的，雖然隻有一個門麵，但進深有三，前是店堂，中是料理間兼庫房，後麵則是安德烈的臥室。刑警在這間臥室裏發現了“6·16”係列扒竊案的少量贓物、護照等，經刑事技術人員鑒定，上麵殘留的指紋有多枚與在店堂裏提取到的相同。

法醫檢驗認定，淩家鑫的死因是其左胸部挨了一槍。由於是超近距離射擊，這顆子彈的穿透力極強，從胸前射入後穿過軀體，由後背穿出，擊中店堂一側的牆壁後，才掉落在地板上。刑警根據現場還原出當時的場景：淩家鑫在午後(其胃裏的食物殘留顯示他是在外麵吃的牛肉麵作為午餐，咖啡吧裏的食物以及食材中均無麵條和牛肉)到訪咖啡吧，老板安德烈接待了他。兩人在店堂中間的一張桌子處麵對麵而坐，麵前各放著一杯咖啡，而且都喝過一些。兩人一邊喝一邊談話，估計談得很不友好，甚至發生了爭執，安德烈拔槍就衝他勾了扳機，一槍斃命。安德烈殺人後，匆匆逃離。

李士英局長接到該案報告後，立刻下令：封鎖滬上水陸通道，務必盡快將安德烈逮捕歸案！

當天午夜，經過化裝的安德烈·柏爾卡斯基手持偽造護照，企圖搭乘外輪逃往境外時被截獲。

連夜訊問，安德烈對自己所犯罪行供認不諱。

安德烈·柏爾卡斯基1914年出生於俄羅斯聖彼得堡的一個貴族家庭，其父老安德烈是沙皇軍隊的一名少將。1917年俄國發生“十月革命”，老安德烈帶著全家逃亡中國。先在哈爾濱落腳，幾年後來到上海，在虹口公平路以經營餐飲謀生。老安德烈當時開了西餐店、咖啡館各一家，西餐店的後院作為全家居住處。

老安德烈西餐店的員工中有一個被稱為“傻瓜伊萬”的小老頭兒，當時已經五十掛零，其外貌看上去還要比實際年齡大出一截，說年屆花甲也有人信。但包括老安德烈在內的所有人都不知道，這個看上去一副傻態的小老頭兒其實是沙皇時期全俄著名的“神偷彼得”，還當過沙俄警察的眼線。 “十月革命”後，他腳底抹油，也踏上了逃亡之旅。

他的逃亡路線跟老安德烈全家一樣，也是先去哈爾濱。然後奔赴江南，最後定居上海。而且不知動用了什麽手段，他竟然弄到了上海地方政府簽發的擁有中國國籍的合法證明，還在租借的簡陋住所落上了戶口。他為自己起了個中國名字叫伊方正，說是有一半中國血統的混血兒，而且是出生在上海的。

洗白身份後，伊方正開始學著過一份正常人的生活。這倒並非他真的想金盆洗手摒棄舊業了，而是出於安全方麵的考慮。“神偷彼得”的扒竊技藝是由一個吉卜賽流浪者傳授的，那個吉卜賽人的作案工具是牙科醫生的金屬鑷子，輔佐工具是外科手術刀。當時，這種作案手法在扒竊這一行中實屬罕見，伊方正考慮得比較周密，他擔心自己以此手法作案會在上海灘出名。而此時背井離鄉的伊方正已不想出名，隻想安穩過日子，因此他不再作案，靠自食其力謀生。

或許是天意，伊方正做出這個決定一個月後，他就因長期酗酒導致腦梗。幸好不算嚴重，去醫院也及時，而且他入鄉隨俗接受了中西醫結合治療(當時並無這種醫院，是他自己選擇了既看西醫也看中醫)，總算基本康複。之所以說是“基本”，是因為腦梗還是讓他留下了後遺症.雙手有時會沒預兆地胡亂顫抖一陣，如同通了電一樣，時間有長有短，沒有規律。知名的西醫、中醫誰都無法解決這個難題，老伊隻好認命，從此也徹底斷了行竊的念頭。

安德烈·柏爾卡斯基十六歲那年，伊方正經人介紹，進了老安德烈開的西餐店做了一名雜役。這時，以蘇聯為首的“共產國際”在上海正處於最為活躍的時期，出於安全考慮，伊方正為自己在西餐店工作定下了基本原則：任勞任怨、裝蠢作傻、不事張揚、與人無爭。他以早年學扒竊技藝的吃苦耐勞勁兒，在半年多的時間裏成功把自己塑造成“傻瓜伊萬”(老安德烈規定凡是進西餐店打工的員工，不論國籍，都得有一個俄羅斯名字，伊方正於是就自稱伊萬——這個名字在俄羅斯人中的出現率最高，不容易惹人注意)，此後一直平安無事。直到七年後心髒病發作，救治無效，一命嗚呼。

若說世間真的有“緣分”之說，安德烈·柏爾卡斯基大約與老伊算得上有一份。安德烈的性情跟老伊有幾分相似，比如沉默寡言、習慣觀察琢磨、遇事冷靜等等。他生活在自家開的西餐店裏，小學畢業放暑假時報了一個訓練班學習中國武術。堅持幾年下來，倒是會耍幾套拳腳，還學到了持短兵器防身格鬥的一些技能。常言道：初學三年，天下去得。安德烈就是這樣，雖然不曾去外麵馬路上跟人打架，但在西餐店後院打沙袋、摔皮人什麽的折騰得非常起勁兒。那一陣，他看了幾次雜技飛刀表演，於是又自己琢磨著練起了飛刀。老伊幹的是雜役活兒，後院是他經常待的區域，對於安德烈的這一套舉動已經熟視無睹了。

一天，安德烈用飛刀擲紮七八米開外的木板靶子，卻屢擲未中，不由得長籲短歎。

老伊這時正好在院子裏打掃，聞之不禁覺得好笑。以他的謹慎，當然不會真的讓自己笑出來，隻是眼神裏露出了流星般轉瞬即逝的笑意，卻不想被安德烈正好瞥見。

安德烈有些惱火，就把老伊叫到麵前，問他笑什麽。老伊搖頭不語。安德烈憤怒說道：“你不講清楚我就讓父親辭了你！”

老伊對在西餐店打工是頗中意的，當下就愣了。因為他知道老板對這個唯一的兒子極為寵愛，向來有求必應，對於回掉店裏一個雜役的事兒還真可能不會拒絕。他不想離開西餐店，這年頭工作難尋，即便尋到了也得費心耗神在新老板那裏重新打造一個“傻瓜伊萬”的形象，於是就決定露一手給少爺開開眼。

當下，老伊微笑著隨手從刀架上取了一柄短刀，也不擺架勢，不踩步子，而且還側著身子，把手看似輕輕鬆鬆地往側麵方向的靶子一甩。安德烈隻見一道白光閃過，還沒回過神來，“咚”的一聲，刀子已經紮中了靶子上用粉筆畫的那個半身小像的咽喉位置。安德烈頓時愣了，他之前老是聽說上海灘是藏龍臥虎之地，沒想到這話竟然應到自己頭上來了，家裏就藏著一個高人啊！他立即懇求老伊教授飛刀功夫。

老伊沒想到自己一時欠考慮，竟然差點暴露真實身份。無奈之下，隻好以保密為條件，收下了這個唯一的徒弟。但他並不想真的教飛刀術，因為他的這手飛刀術並不是拜師學的，也不是自創的，而是跟著那個吉卜賽師父學了幾年使用金屬醫用鑷子、手術刀的扒竊技藝後，手上有了那份感覺，自然而然就會了。所以，若是要他教飛刀，他還真的不知該從哪裏著手哩。但是，已經答應收下這個徒弟了，便不能違諾，隻好先教從如何操作金屬醫用鑷子、手術刀開始。而安德烈根本不知道還有這麽一回事，反正老伊教什麽他就學什麽。

要說安德烈還真有天賦，不過學了兩年，手感就已經出來了。此時的安德烈已經能把各種形態不一的金屬鑷子和手術刀當作自己的手指一樣任意運用，隻需去社會上進行一段時間的實際操作，就可以成為一個技藝高超的扒手了。但此時他腦子裏想的隻有飛刀。

一天，他向老伊請教如何把這種動作移到使用飛刀上。哪知這時老伊的想法發生了變化，他暗忖：這小子是上帝派來傳承我那手竊技的吧，否則他怎麽這麽快就學會了？不如就把我這一身偷竊的本事傳給他吧。

老伊雖然這麽想著，但此刻卻不能說。如果這小子一聽他的飛刀夢落空、還要當小偷，肯定跟自己急。

那又該辦呢？這個，老伊有辦法。先是答應安德烈教他飛刀，還買了幾個菜讓安德烈陪他喝酒。俄國人喝酒那叫一個實在，兩個人都喝不少。次日老伊的顫抖症又開始發作了，而且瞧那勢頭比以前任何一次發作都凶。老伊治了一個多月，顫抖依舊。他自己倒不在乎，可安德烈就大大在乎了，因為老伊胳膊的這種抖法兒，別說耍飛刀了，就是叫他拿把切菜刀隻怕也拿不穩了。

接下來，老伊就開始實施他的第二步計劃了。他告訴安德烈：“飛刀看來是練不成了，不過沒關係，我還有門技藝，比飛刀刺激多了。”

安德烈問是什麽技藝，老伊說咱倆出趟門你就知道了。安德烈那顆原本就不安分的心又被撩撥起來了，好奇心頓生，說：“要不就試試吧。”

於是，師徒倆就來了一次上海周邊遊，從上海到蘇州，又從蘇州去杭州，再從杭州回上海。行程不長，時間一周。回到上海，老伊把這趟旅行所獲拿出來一清點，現鈔、黃金首飾、銀洋、手表、金筆，琳琅滿目擺了半張桌麵，驚得安德烈瞠目結舌。

老伊把作案工具也放在桌上，說：“少爺，這夠刺激了嗎？玩得轉，就發財；一失手，就被抓。”

安德烈從小活得滋潤，追求的就是刺激，頓時便興奮起來：“師父您這門技藝從何而得？為什麽身懷這等絕技不去發財，偏要打工做雜役呢？”

老伊便把自己的情況一五一十做了一番陳述，聽得安德烈連連倒抽冷氣：“刺激！太刺激了！”

安德烈就這樣成了老伊這門獨家技藝的傳人，不但要傳承下去，還要發揚光大。

老伊叮囑他說：“你可以去社會上試試手，但是不能在上海行動。因為一旦失手被擒，就會牽連到你爸爸和我。”

安德烈精明靈活，馬上明白其中利害，答應去上海周邊試手。老伊又趁熱打鐵給他說了一些作案要訣、防範要領等千金難買的心得，安德烈都牢牢記在心裏。

兩天後，安德烈獨自出門做了一趟旅行，從上海出發沿滬寧鐵路走一個來回。十天後，竟然也是滿載而歸。安德烈初次單飛便大獲成功，心裏就有股衝動，想再接再厲。但遭到了老伊的堅決阻止：“你已經會這門技藝了，眼下不能使用，要等到我死後再出山！”

安德烈發誓從之。但他怕自己哪天憋不住，手一癢要去玩耍樣地作個案子，萬一運氣不佳失風，最後連累師父和老爸，於是就向老安德烈提出請求：“我已經長大了，可以獨立生存了，我去附近尋個門麵開一家咖啡館行嗎？”

老安德烈表示支持，於是，甜愛路上就有了那家隻有一個門麵的“黑色射手咖啡吧”。

九、“黑色閃電”落網

1937 年，老伊病歿。安德烈悲哀之餘，有一種困鳥放飛的感覺。處理完老伊的喪事，他就以散心為由，跟老爸打了個招呼，在咖啡吧門上貼了一紙“暫停營業”的告示，攜帶作案工具外出旅行了。這時，老安德烈還在世，家裏經濟條件不錯，他倒也不完全是為錢。當然，隨著年齡的增長、見識的增多，追求刺激的那份衝動減弱了，取而代之的是自己被老伊賦予的那份“傳人”的承重感。就像師父被江湖稱為“神偷彼得”那樣，安德烈認為自己也該有一個叫得響的名號。

這次旅行，是從上海一直到徐州。安德烈將此作為“習練之旅”，有時作完案，會再用相同的手法來一個物歸原主，既是練習扒竊技藝，又是鍛煉心理素質。在近處瞧著失主發現錢包丟失、接著又失而複得的神態情緒的巨大變化，他覺得也是一種刺激。

旅行即將結束時，安德烈在昆山的一家旅館裏出手救了一個男子。

這家旅館不大，後院隻有兩間客房，安德烈獨自住了一間，一個男子住了另一間。當晚，該男子在外麵喝高了回房倒頭便睡。安德烈原本已經睡下，卻被那男子發出的炸雷似的呼嚕聲吵醒，再想入眠已是不能，於是就從行李內取了本小說瀏覽。才看了兩頁，忽然聽見外麵有輕微的異響，不禁奇怪，便翻身下床，沒開燈，輕悄移步至窗前，從窗簾縫隙處往外張望。月光下，隻見三個便服漢子手持手槍，正躡足潛行至隔壁房門前，然後二話不說，撞開房門就闖了進去。

安德烈不知這是什麽路數，尋思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人家又不是來抓自己的，不必理會。不料，卻聽見那三個漢子在悄聲商量，大意是趁此機會，何不把隔壁那個住客也盤問搜查一下，說不定也是歹人。安德烈一聽便知道這三個便服漢子是警察，奉命前來抓捕隔壁房間那個打呼嚕的男子。自己行李裏有這趟旅行的不菲收獲，那是經不住盤查的。

思忖間，三個便衣中的兩個已經在叩門了。安德烈取出隨身攜帶的手術刀，迅速裝上鋒利無比的精鋼刀片，嘴裏應著“來了”，空著的那隻手已經把門閂拔開了。門外兩個敲門的警察沒想到這個旅客的動作這樣神速，話音未落，房門就打開了。跟著，還沒看清對方什麽模樣，持槍的手背已經一陣劇痛，手槍被對方劈手搶去——竟是同一隻手一掃而過，幾乎同時沒收了兩把手槍。安德烈原本就是學過格鬥的，緊接著就施出一招“單足連環腳”，提起一條腿接連踢了兩腳，選中的襲擊部位有點兒陰——襠部，把兩個便衣當場踢倒，疼得張著嘴發不出聲音，也不顧右手血流如注，連同左手一起捂著襠腹部在地上打滾。

那個已被扣銬上綁的漢子也頗了得，當下趁押著自己的警察目瞪口呆之際，轉身一個頭錘撞在對方下巴頦上，同時抬腳也給了對方襠部一下。

安德烈行事快速又有條理，用手術刀割斷那漢子手腕上的綁繩，又從便衣衣兜裏搜出手銬鑰匙給那漢子開了手銬。那漢子來不及道謝，先把地上的三支手槍撿起來，這才悄聲對安德烈說：“朋友，此番這禍闖大了，趕緊走吧！得找根牢固的長繩子，以便懸吊出城。”

安德烈有洋老江湖師父生前的真傳點撥，處事不慌，說：“從前麵出門時，得把櫃上的住店登記燒了。”

這個被安德烈救下的男子，就是淩家鑫。從此，兩人成為好友。若說安德烈遇到“神偷彼得”是改變了其人生道路，那麽跟老淩的結識相交則是給他走向人生邪路增添了一份助力。這份助力包括為安德烈出謀劃策創立門派，具體來說就是老淩在知悉安德烈的那套作案工具的材質後，為其出主意說可以把金屬材質改為竹子材質。老淩的本行是漆匠，因為跟諸般漆器打了多年交道，所以對竹子的性質了解甚深。他把金屬與竹子作為作案工具的利弊分別作了精細分析，其中不乏引經據典，列舉中國古代以竹子為材料製作兵器、暗器、機關的諸多例子，說得安德烈心癢難熬，讓老淩尋覓能工巧匠先試製若幹件產品供其研究。於是，就有了茅山“一得觀”老道士會濟那份被半脅迫製作特殊竹器的活兒。

老淩的心靈手巧不亞於安德烈，他在這個“材料改換工程”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因為他熟悉竹子的特性，而且江湖經驗豐富，一次次修改意見幾乎都是他提出的。最後，這個工程終於完成，老道士按照圖紙製作出了既比金屬重量輕，又具有金屬所沒有的柔韌特性的新一代作案工具。拿到外埠去一試，果然達到了預想的效果。

老淩認為產品算是定型了，但還得上漆，用來防潮、防變形且能不反光。這對於老淩來說，是最為拿手的技能，於是自己研製了一種黑色亞光特殊漆，精製了一套作案工具。安德烈見之大喜，對這種塗過特殊漆的小竹器簡直愛不釋手，再結合自己作案時伸縮如閃電瞬間得手的動作，為自己起了江湖名號：黑色閃電。

之後的三個多月，安德烈隔三岔五就去上海周邊城市溜達，伺機作案，作為對改變材質後的作案工具的測試。據其不完全回憶，這段時間他作案不下百起。這時，老安德烈已經病歿，給他留下了一大筆遺產。

老淩鑒於安德烈三個多月的測試成績，認為他可以在上海灘打出“黑色閃電”的名號了。兩人商量後，便由老淩化名老竇去約位居滬上“七大神手”末位的胡仁山來挑戰。原以為必勝無疑，哪知最終卻是安德烈敗北。無奈，他隻能按照規約許諾，不在上海灘黑道上露麵。

安德烈的臨場發揮技不如人，老淩大覺意外。他鼓勵安德烈：“你閉關埋頭苦練一年，明年在‘七大神手’的其他六位中挑選一個再次挑戰，肯定能勝出。”

安德烈說：“這不合江湖規矩吧？容我想想再說。”

他反複考慮下來，最終還是沒接受老淩的這個建議。不過，安德烈在一點上與老淩達成了共識：既然他練成了這個獨門絕技，那就要用起來，但是必須嚴守諾言，不能在上海灘扒竊作案。

之後，安德烈每年離滬外出一兩次，有時與老淩同行，有時則獨行，每次都有不菲收獲。安德烈非常謹慎，而且不差錢，就把所獲都讓老淩保存，而且隨時可以取用。這些年來，老淩對安德烈“創收”的錢財動用得並不算多，每次動用前都主動向安德烈道明用途，征得同意。這一點，使安德烈覺得老淩這人可靠，對其極為信任。

安德烈自己當然也有用項，去福州路逛堂子，心血來潮時施舍乞丐，還幾次匿名捐款救助災民什麽的。要說這人還真是聰明，他獨居甜愛路咖啡吧，經常閱讀圖書雜誌、收聽廣播打發時間。因為買不到功率強大的短波收音機，就自己買了專業書刊研究無線電，去舊貨店攤淘來零部件，自己動手裝了一台收音機。之後，安德烈就能清晰收聽海外電台、解放區電台了。初時不過解悶，漸漸就對日益緊張的時勢留意起來，預測國共內戰前景。他對此方麵的上心，已經超越了打發時間尋求消遣，而是開始為自己的個人前途考慮了。

還真別說，安德烈對於時勢的研判還是蠻準的。1948 年11 月中旬，遼沈戰役結束，他推斷國民黨必敗。這下，他就開始失眠了：以中共的外交路數，新政權肯定會和蘇聯建立外交關係，而以他對蘇聯的隔空印象，屆時蘇聯很可能會要求遣返本世紀前期從蘇聯流亡來華的白俄僑民，以清算當年的那些舊賬。他那個榜上有名的沙皇少將老爸盡管已經去世了，但他這個兒子還在啊。他左思右想，覺得遠走高飛去往海外方為上策。

安德烈在考慮上述人生大事時，他的哥們兒老淩的腦子也沒閑著。老淩雖然從不收聽電台，也不大看報紙，但是他在社會上交際甚廣，三教九流的朋友頗多，所以對時勢的了解程度不在安德烈之下。他根據北方一些朋友輾轉傳來的消息得知，凡是已經解放的城市，新政權對他這種人是不會客氣的。老淩的曆史經不起調查，肯定得去刑場，再寬大也得弄一個無期。因此，老淩想來想去，隻有效法當年安德烈的老爸，來一個逃亡，去海外定居。

說起來，老淩倒還是講義氣的，他沒有把安德烈數年的“勞動果實”收拾一下，卷款而遁，而是在打定主意後先去跟安德烈談了一應想法。安德烈說：“這真是‘英雄所見略同’了，我也是這樣想的。”於是，兩人一拍即合，隨即開始商量具體事宜。這一商量，就有了鎮江那兩個哥們兒薑金山、鄒有財的活兒，這活兒後來竟把他們送進了上海提籃橋監獄。

安德烈對老淩說：“咱倆此番遠走高飛去了海外，可就是‘黃鶴一去不複返’了，別的倒沒什麽可顧慮的，隻有一點咱們得預做準備，那就是得帶若幹套小竹器出去啊！”

原來數年前定製的那套小竹器，經過長時間的使用，性能已經變弱。這次去了海外，就沒人能給他們製作這種世間獨一無二的小竹器了，即使把那兩個竹匠一並帶走，隻怕也尋覓不到那種最適合製作小竹器的竹子了。

老淩說：“我考慮下來，隻有一個法子：請那二位趕製幾套，我們帶走。”

安德烈讚同，說：“那就請你去鎮江走一趟。”於是，就有了老淩的那次冬日鎮江之行。他們給那兩位工匠半年時間製作六套小竹器，那是因為按照安德烈的估計，半年之內中共別說解放大上海了，就是長江也打不過來。沒想到國民黨兵敗如山倒，中共大軍竟然勢如破竹，趕在安德烈預測的時間前渡過長江，攻占南京，解放了上海。而這時，定製的小竹器還沒交貨，護照簽證也沒來得及辦理。

兩人因此而陷入了驚慌境地，幾次三番商量下來，總算想出了一個主意：自己偽造護照！怎麽個造法兒？說來似乎也不算特別犯難：外國護照上的證件照是用很厚的照相紙衝印的，照相紙是舶來品，中國照相館為降低成本，所用的照相紙遠比外國的薄，安德烈的主意就打在這個“薄”上，隻要把外國真護照上的持證人證件照撕下來，將薄證件照覆在其背麵，然後用工具小心翼翼沿厚照片背麵的鋼印凹痕拓在薄照片上，再貼回護照即可。這樣，安德烈也好、老淩也好，就搖身一變成了外國人。這種造假手法，如在現今使用，百分之百戳穿，因為邊檢的電腦係統裏都有護照底卡，隻要按照護照號碼搜索出來對比一下就會按警鈴了。可是，七十多年前的情況就不同了，證件上的鋼印就是最後一道驗證身份的關卡。

安德烈、老淩商議妥當，安德烈說：“護照我去搞，你最近待在上海住所別出門，尤其是千萬不要來甜愛路這邊找我，以防萬一。我得手後，會給你信息的。”

於是，就有了“6·16”、“6·17”係列扒竊案。安德烈之所以頻頻作案，倒並非純為斂財帶往海外，而是要竊到護照上的年齡、國籍不會穿幫的假身份對應人。因為要提防旅行途中或者受到檢查時對方用外語跟你做交流，一旦聽不懂、答不上，那就當場穿幫了。安德烈的母語是俄語，盡管平時不常用，但讓他說是沒有問題的；另外，他因為在公共租界工部局交響樂團的小提琴師崗位上供職過一段時間，英語也還過得去。不過，即便如此，他也隻能盜用蘇聯、英國、美國的護照，他的形象跟上述三國公民也相似。老淩的長相就隻能是東亞國家的人了。老淩的日語還勉強，那就得盜用與其年齡差不多的日本人的護照來冒充了。

說是這樣說，但安德烈作案之前是不可能知道對方的國籍的，隻能靠蒙。因此，盡管他連續兩天作案多起，但竊得的護照和自己的要求都不相符。老淩的護照就更難覓了，因為抗戰後滬上已經很少有日本人了。

至於失主中的幾個女性和蘇南行署公安局政保偵查員，那是安德烈施放的“煙霧彈”，為了讓刑警分析案情時產生誤判。

那麽，安德烈為什麽要把老淩一槍撂倒呢？他對刑警的解釋是“誤傷”——

那天午後，老淩突然登門。安德烈現製了兩杯上等咖啡，坐下後詢問對方來由。得知薑金山、鄒有財被捕，小竹器沒到手。安德烈大失所望，再加上自己弄護照也不順利，憋了一肚子火，他對老淩說：“合適的護照也沒弄到，倒是弄到了一把沒用的槍。”

安德烈從懷裏掏出那把從政保偵查員老陸包裏竊得的手槍，一把拍在桌子上，用於著急上火，用的力氣極大，沒想到“砰”的一聲，手槍竟然射出了一發子彈，由於槍口是對著坐在對麵的老淩的，這顆子彈正好擊中了他的胸部，倒黴的老淩當場斃命。安德烈擔心槍聲引來警察，來不及清理現場就趕緊逃離了。

供述到這裏，安德烈猶是一臉的不解的說：“我至今都搞不明白子彈怎麽就發射了。”

刑警對此也不解，要說是安德烈胡亂編造吧，現場勘查發現的痕跡確實可以印征安德烈所供述的這個情節，於是就想到了可能是手槍有問題。

經對手槍進行鑒定，專案組認定安德烈的“走火誤傷”說法成立。

專案組根據安德烈供述的老淩生前的藏身地址前往搜查，獲取大量贓物贓金。到此，“黑色閃電案”終於偵破。安德烈·柏爾卡斯基在三個月後被上海市軍管會判處死刑，薑金山、鄒有財二人被判處有期徒刑五年。安德烈是上海解放後，因刑事犯罪被執行槍決的首個外籍罪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