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塵封檔案】係列之185：“華東八室”之513特務案（一）

【塵封檔案】係列之185：“華東八室”之513特務案（一）

  本文轉載自公安月刊《啄木鳥》2023年第05期

  作者：魏遲嬰、東方明

第一章、 “華東八室”

上海市海南路的“香港大寶麗公司駐滬辦事處”，是一幢三層尖頂小洋樓。在解放初的上海，這樣的建築並不罕見，路過的行人難得會對它多看一眼。很少有人知道，這個地方還有一個特殊身份——“華東八室”的秘密駐地。

1952年春天一個風和日麗的上午，“華東八室”副團級偵查員陶庸君剛走進駐地二樓的辦公室，就接到內線電話：領導有請。

“華東八室”於1949年5月組建，最初的駐地在蘇南小城丹陽，這裏同時也是三野司令部和華東局的臨時駐地。所謂“華東”，顧名思義，指的是中共中央華東局社會部，至於“八室”，這是後來的叫法，組建初期，因這個部門的領導是甄真同誌，內部稱其為“甄辦”。

當時這類以部門領導的姓氏命名的機構很多，在華東局社會部，名氣最大的要數老政保馬重德執掌的“馬辦”，其下轄的“華東特案組”破獲了一係列大案要案，在上海乃至整個華東地區都赫赫有名。不過，業內一致認為，“甄辦”的名氣雖不如“馬辦”，但若論功勳，應該不在“馬辦”之下，其神秘感和傳奇色彩,甚至還略強於“馬辦”。

其中原委，容稍後交代，這裏要先說一下“甄辦”變成“八室”的過程---

“甄辦”說是正處級建製，但隻有十名成員。除了執掌者甄真，還有八名偵查員，以及秘書齊準鳴。別看人少，但這八名偵查員都是軍官身份，級別還不低，副團級的陶庸君在其中隻是墊底，另外七位中，五位正團、一位副旅、一位正旅。至於被人背後稱為“甄老頭兒”的甄真，則是一位神龍見首不見尾的神秘角色，有人說他是正師，也有人說他是副軍甚至正軍，眾說紛紜，卻沒人說得清此公的底細。

要說甄老頭兒的資曆，當真令人咋舌——1924年入黨，參加了上海的三次工人武裝起義，二三十年代曾在上海活動過的中共元老如周恩來、陳雲、趙溶(康生)、聶榮臻、陳賡等都知曉他。這種知曉並非一般意義上的“聽說過”而是熟知，因為他曾為這些領導做過警衛、交通、後勤等工作。後來，甄真去江西中央蘇區從事政保工作，參加了兩萬五千裏長征。

1935年6月，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白區工作部部長、紅五軍團中央代表、軍委縱隊政委陳雲同誌奉黨中央之命，在部隊路過四川省天全縣靈關殿時秘密離開長征隊伍，經成都、重慶抵達上海，隨後又從上海秘密前往莫斯科，向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通報了中國工農紅軍長征和遵義會議的情況。甄真是陳雲由四川至上海途中的四位秘密警衛之一，完成這項重大警衛任務後，甄真留在上海從事秘密工作。1937年全麵抗戰爆發，根據組織安排，甄真劃歸李克農領導。

一晃十二年過去，1949年仲春，人民解放軍百萬雄師過大江前夕，中共中央社會部部長李克農秘密召見甄真，指示他去華東局社會部工作，擔任即將組建的一個秘密情報部門的主官。盡管甄真沒上過一天學，文化程度不高，多年來從事的也是一些具體工作，壓根兒沒當過什麽“主官”，但組織上認為他完全有能力勝任。之所以如此，和甄真的複雜經曆有關。

十五歲時，甄真就在洋輪上打工，即國際海員，精通多門外語，尤其是英語，雖說僅限於口語，書麵上有欠缺，但在當時也算是了不得的人才了。回滬上老家後，他加入青幫，和青幫大亨杜月笙同為“悟”字輩的師兄弟，在江湖上有廣泛的人脈，投身上海三次工人武裝起義，參加兩萬五千裏長征，曆盡艱難險阻，經受了槍林彈雨的考驗。其後，又長期從事隱蔽戰線工作，收集情報、鋤奸策反、地下交通，積累了豐富的敵後鬥爭經驗……這些，在課堂裏是學不到的。

李克農讓甄真執掌的這個部門，名義上是華東局社會部下轄的一個處，實際上受中央社會部和華東局社會部雙重領導。中央社會部方麵，甄真直接對李克農負責。這個部門的八名偵查員由甄真挑選，要求是具有十年以上秘密工作經曆的資深政保，對黨忠誠，文武兼備，具有多次獨立執行特殊使命的經曆。名單確定後，由組織上審查定奪。

畢竟是老政保，甄真馬上意識到這個處級部門即將執行的任務非常重要，心情自是激動。李克農還告訴他，這個部門的工作原則是雙單：“單打獨鬥，單線聯係”。部門的一應辦公用項、活動開支以及裝備器材等，由甄真直接向中央社會部申請下發，跟華東局社會部不發生關係。考慮到公文流轉的需要，組織上還為甄真配備了一名秘書——齊準鳴，小齊同誌曾在北平從事地下工作，被捕入獄期間經受過生死考驗，革命意誌堅決，又是北大高才生，文化水平高，還說得一口流利的英語。

如此，這事就這樣說定了。甄真即刻著手準備，至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甄辦”已經正式成立，本文主人公陶庸君就是由甄真遴選、李克農拍板的八名偵查員之一。可以想象以甄真這種堪稱前輩級的老資格，加之其執掌的這個部門的特殊性質，“甄老頭兒”也好，“甄辦”也好，在業內想不出名都不行。

但從事情報工作，“出名”是大忌，甄真遂向領導建議，給部門改個名稱。若是華東局社會部下轄的其他各處，哪怕同樣是資深老政保的“馬處”馬重德向上級提出這種要求，估計也得打回票。可是，甄真同誌這麽輕描淡寫似的隨口一提，領導當場點頭:“你想改個什麽名稱?說來聽聽。”

甄真早已胸有成竹:“我這個攤子，靠的就是那八位偵查員，他們是無名英雄，從事的工作既艱巨又危險，而且多是單打獨鬥。用上海灘俚語說，他們就像一隻隻“獨角蟹”，而“甄辦”就像江南人口中的“螃蟹洞”。我建議，不如改稱‘八室’。”

嚴格來說，“甄辦”實際上是中央社會部下轄的部門，出於開展工作方便的考慮，“寄生”在華東局社會部名下。部領導對此自是心知肚明，所以甄老頭兒這麽一說，當天就上了部務會議的議事專題，順利獲得通過。次日即下達內部文件，宣布“甄辦”更名為“八室”。當然，還得向中央社會部上報備案，組織手續總是要走一走的。

從此，就有了“華東八室”之稱，但內部還是習慣於稱其為“甄辦”。這個，甄真就沒辦法了。好在“八室”的辦公地點不在華東局社會部駐地，跟其他處辦不紮堆，部門之間幾無交集，一年到頭也鮮有打照麵的機會。

第二章、“七十六號”的攝影師

卻說這天陶庸君一上班就接到領導的電話，暗忖是有任務下達，三步並作兩步直奔頂樓。“八室”駐地挨著中國人民解放軍華東軍區淞滬警備司令部營房，是一幢獨立的小洋樓，三層樓房之上有一個塔尖樣的閣樓，“八室”主任甄真的辦公室就在這裏。

甄真身居高位，外表倒是沒有一絲一毫的官威，平時總是一副樂嗬嗬的笑模樣。陶庸君進門時，甄老頭兒正跟秘書小齊交代著什麽。見陶庸君來了，小齊收起筆記本，跟他招呼一聲，出門下樓而去。甄真一指牆邊的沙發，示意陶庸君坐下，親自動手給他沏了一杯茶:“這是一位杭州老友托人捎來的梅家塢龍井，小陶你嚐嚐。”

陶庸君揭開杯蓋聞香氣的時候，甄真從寫字台一角的金屬文件筐裏取出一個牛皮紙袋。陶庸君尋思看來自己猜得不錯，是有新任務要下達了。誰知甄真一開口，卻把他鬧了個激靈:“小陶啊，這次體檢，咱們‘八室’發現一個病號。實話實說吧，你被查出生了癆病，就是肺結核。”

“啊!我有肺結核?!不可能吧，我這身體……”

甄真打斷他的話:“你先看看這份體檢報告，還有X光片。”說著，他從牛皮紙袋裏取出膠片，又順手打開台燈。

陶庸君不無驚奇地發現，甄主任對X光片的熟稔簡直不亞於一名呼吸科的西醫。當下，甄真對片子上顯示的影像作了一番解讀，最後得出結論:“你這毛病已經有兩三個月了，目前處於早期向中期的過渡階段，病情發展得有點兒快，估計跟前一陣子你沒日沒夜撲在那起清查內奸的大案上有關……”

陶庸君是1936年初參加革命的，當時他是滬上公共租界英商“歡樂斯照相館”的一名照相師，經常被外籍老板派往租界警務處巡捕房幫著拍攝重要卷宗材料，借著這個便利，為地下黨收集了不少情報。1940年春，他奉命打入汪偽“七十六號”特工總部，還是幹照相的老本行，直到抗戰勝利。

“七十六號”是什麽地方?說是龍潭虎穴也不為過，這期間陶庸君經曆的驚險多了去了，早已生死看淡，心理素質那是一流的。初時的震驚過後，他對於自己患了當時的醫學幾乎無法對付的“準癌症”肺結核的噩耗，倒也並未太過放在心上:“主任您也知道，我多年習武，身體素質一向優秀，應該沒什麽大毛病，會不會是醫院搞錯了，把其他什麽人的片子算到我頭上了?要不，我去醫院複查一下?”

甄真臉上似笑非笑:“小陶，你在打什麽主意?”

“報告主任，我以為您叫我上樓來，是準備交代新任務的!”

“小陶啊，這麽跟你說吧，我昨天下午接到後勤處的通知，也以為是搞錯了，立刻扯著金處長陪我去了趟廣慈醫院。醫院非常重視，指派分管副院長去放射科查詢。你看，這片子角上有編號，跟你體檢表上的編號相符。我記得那天我們‘八室’的同誌是一起去體檢的，你是不是排在第六?你看，這編號正是第六個。那還能有什麽問題，肯定是你嘛!況且，內科醫生在你的體檢報告上也寫著聽診結果:‘有間歇性濁音’，總不可能兩個科室都弄錯了吧?”

聽主任這麽說，陶庸君尋思，看來是不會錯了，去複核也沒多大必要了。不過，自己的確沒感覺身體有什麽不適啊……想了想，他向領導請示:“即便有點兒小毛病，我也可以克服，領導有什麽任務盡管交代，輕傷不下火線……”

甄真輕輕一擺手:“那是戰爭年代，現在已進入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了，講究‘身體是革命的本錢’。這話最早是列寧老爺子說的，毛主席也說過，我們共產黨員都要照辦嘛。再說，最近‘八室’的工作不像前一陣那樣緊張忙碌，我給你一個月假期，你幹脆去外地溜達溜達散散心，權當休養。聽說你跟什麽寺的武僧還有什麽山的道士有交往，那就趁這個機會，會會武林老友，順便也好向人家請教治病養生之道，回頭說不定我還要向你求教哩!”

陶庸君對於組織上的這個安排非常意外，這種休病假的方式，簡直聞所未聞嘛!莫非主任此舉還留著後手?

甄真那雙老江湖的火眼金睛是何等厲害，隻一瞅便看穿了陶庸君的想法，他端起暖壺給陶庸君的茶杯裏續水，不緊不慢地說:“另外，你可以利用這個機會去做一樁事情。不過有言在先，這不是組織上交辦的任務，而是為你自己去做……”

陶庸君越聽越不明白:“為我自己?我從來沒向組織上提出過解決什麽私事的要求呀!”

“你是沒提出過，但現在組織上提出了你的一樁事兒，當然不是私事，而是公事，這樁公事如果處理不好，對你小陶可是大大不利!”

要弄清甄真所說的這樁“公事”，先得說說陶庸君以前的一段經曆——

1940年3月底，汪精衛在南京組建漢奸政府。在這之前的1939年9月初，特工總部業已成立，該特務機構所在地位於上海極司菲爾路(今萬航渡路)七十六號，因此，“七十六號”就成為其代稱。七十六號成立伊始，正副主任李士群、丁默邨、唐惠民之下，設主任秘書、外事秘書、會計主任以及總務科、警衛大隊、三個行動大隊、租借警衛隊和直屬行動組等。

不到半年時間，“七十六號”已經出具規模，形成所謂的“八處四室”，即第一處、第二處、第三處、第四處、機要處、總務處、電務處、情報處，以及督察室、專員室、審訊室、化驗室。此外，還有專司行動的兩個部門，即行動總隊和警衛總隊。

“七十六號”迅速擴張，當然少不了招攬各路“人才”，其中不乏公共租界跳槽過去的原巡捕房捕探，有人就向特務頭子李士群推薦了經常為租界巡捕房拍攝照片的英商“歡樂斯照相館”照相師陶庸君。其時“七十六號”的專業技術人員極度匱乏，當然也包括專司拍攝以及處理照片的專職照相師，李士群當即派人前去招募，被陶庸君婉拒。

隨後，陶向組織上匯報此事，受到了組織上的重視，認為這是一個打入“七十六號”的好機會，估計“七十六號”不會輕易放手，很有可能還會來找他，遂指示陶庸君，屆時可以應允臨時幫忙，但無意正式加盟。

組織上的研判是準確的。1940年春汪偽政權成立後，“七十六號”果然又來人了，而且這個人的來頭之大，出乎所有人意料——警衛總隊長吳四寶親自來“歡樂斯照相館”拜訪陶先生，說是有位大人物向“七十六號”推薦了“你這位攝影技藝高超的專家級人才”。這個大人物，就是汪精衛的夫人陳璧君。

陳氏出身馬來西亞華僑巨富家庭，自幼過著非常優渥的生活，照相當然是少不了的消遣，她曾專門拜師歐洲某攝影名家學習。孫中山先生由日本來到馬來西亞，在檳城建立了同盟會分會，陳璧君積極參加同盟會的活動，其間曾為孫中山拍過一些照片——幾十年後，部分流散民間的照片出現在海外的拍賣會上。

抗戰爆發前，汪精衛、陳璧君夫婦就在滬上有公館，平時經常驅車或者乘坐滬寧客車的頭等包廂從南京趕到上海度周末。陳璧君天性散漫，不時輕車簡從出沒於上海灘南京路、霞飛路、南市老城廂等地段的大街小巷。除了購物，就是四下尋覓新冒出的江南小吃攤頭，按照現在的話說，就是“吃貨一枚”。偶爾也會進照相館看看，說是領略“中國最新攝影潮流”，丹很少作為顧客坐在鏡頭前拍幾張——她自持內行，眼界高，尋常攝影師的技藝根本不入她的法眼。

但凡事都有例外，忽一日，陳璧君路過公共租界南京路英商“歡樂斯照相館”，被櫥窗裏展示的一張西方貴婦的放大彩色照片所吸引。當時已有彩色照片，是用美國柯達膠卷拍攝的，拍攝後需把底片郵寄美國衝擴。這張照片據說是一天前剛從美國寄達，展示出來後頗吸引路人眼球，紛紛駐足觀看。

陳璧君在轎車裏見這家照相館櫥窗前人頭攢動，便知必有稀罕照片展示。於是吩咐司機把轎車停在附近弄堂，下車後步行來到照相館前。她不愧是行家，在人群外隻一瞥就暗自驚歎，當下便進了店堂。隨從喚出洋老板，陳璧君一副高冷派頭：“外麵那張柯達彩照可是貴號拍的？照相師是哪一位？叫他出來。”

這張照片正出自陶庸君之手，小夥子長相一般，氣質平常，往人前一站，令陳璧君大感意外。不過，她是老江湖，知道“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鬥量”，跟陶庸君聊了聊這張照片的拍攝和後期處理情況，覺得這青年不簡單。陳璧君問他:“你知道我是誰嗎?”

陶庸君在十裏洋場的外國照相館謀生，一雙眼睛自是非同一般，當然認得出來:“想必是汪夫人。”語調甚是恭敬，但神情卻顯得淡定。

陳璧君欣賞的就是這份淡定，認為這是一個優秀攝影師必須具備的素質，當即請這位名不見經傳的攝影師為自己拍攝一張藝術照。

如此，陶庸君算是跟陳璧君有了一份微不足道的交集。正是這份交集，成全了組織上向“七十六號”安插情報員的意圖。

其後不久，陳璧君隨汪精衛逃亡越南，僥幸躲過“軍統”特務的暗殺。再次回到上海時，她已經是偽國民政府代主席兼行政院院長的夫人了。前往參觀“七十六號”時，李士群提及缺少專業技術人員，她馬上就想起了陶庸君，遂向李士群推薦。

此前，李士群曾派人前去招募陶庸君，遭到拒絕。其時的上海灘，敢於拒絕“七十六號”邀請的人屈指可數，何況這個拒絕之人還隻是個默默無聞的攝影師。但考慮到陶庸君畢竟住在租界裏，而日本和英美還沒撕破臉，“七十六號”的手也不好伸得太長，李士群隻得作罷。現在有了陳璧君的推薦，他又派“七十六號”警衛總隊長吳四寶出麵去做陶庸君的工作。

吳四寶是幫會流氓出身的殺人魔王，李士群派其出馬，算是對陶庸君的看重，同時也是一種無聲的警告——上次讓一個尋常特務前往約請，遭到拒絕，這回來的可是吳四寶，看你還敢端架子?李士群知道吳四寶脾氣暴躁，特地再三關照千萬不能發火。吳四寶自是覺得奇怪，這個拍照的究竟是何方神聖，值得李主任如此重視?

有吳四寶這個大魔頭出麵，當然是一說就成。吳四寶隻當是自己麵子大，同時認為陶庸君也相當識相，給了自己麵子，加之陶庸君是李士群特別看重的人，從此他對陶也是另眼相看、關照有加，無形中為陶的秘密工作提供了便利。

陶庸君就這樣跟“七十六號”搭上了關係，不過，他隻同意“幫忙”，借口是照相館的洋老板待自己不薄，他不能撂挑子另起爐灶。對於李士群來說，一個照相師供職與否、技術高低，他壓根兒不感興趣，他看重的隻有一點:讓汪夫人滿意。故而，陶庸君提出的要求，他不僅全部開綠燈，甚至還為陶庸君的照相室弄了個編製——隸屬於機要處的第一秘書組，簡稱“一秘組”，同時授予陶庸君少尉軍銜。本來還要派幾個人給他打下手，陶庸君婉拒，說“一秘組”的活兒不多，他一個人幹得了，偶爾人手不夠可以臨時借調。其實陶庸君是擔心身邊人多眼雜，露了馬腳。

“八室”主任甄真要跟陶庸君說的這件事，就發生在“一秘組”成立後不久。

那是一個秋日，組織上下達了一樁任務，讓陶庸君設法找個由頭，去鎮江出一趟“七十六號”的公差，以此為幌子，把一對母子護送過去。這趟差事聽上去很簡單，至於護送的那對母子是什麽人、為何需要護送，組織上沒有交代，陶庸君當然也不打聽。他隻知道服從命令，堅決執行。

於是，他就向“七十六號”機要處打了個報告，說要去鎮江、南京走一趟，熟悉一下那裏的人頭，以便日後開展工作。這份報告順利通過，因為之前李世群、丁默邨都曾發過話，讓陶庸君有空就去周邊轉轉，熟悉情況，順便指導一下工作，提高當地特務的攝影技術水平。

1940年9月25日，陶庸君在上海北站登上了開往鎮江的火車。護送對象是一位三十來歲的母親和她的兒子，母子倆的穿著打扮、言談舉止，似是中產階層，尤其是那位母親，一看便知是接受過正規教育的，文化水平至少是初中。

按照組織上的要求，陶庸君無須跟這對母子直接接觸。車票是組織上事先買好的頭等座，同一排，中間隔著一條過道。途中如果護送對象沒受到日軍、偽警察或者地痞流氓的刁難，陶庸君就不必出麵。隻有在發生意外情況母子倆不能解決時，才需要陶庸君亮一亮特工總部的證件。其時“七十六號”在江南地區的氣焰堪稱“如日中天”，陶庸君那張機要處的派司，別說偽軍偽警，就連“皇軍”也得買幾分賬。

整個旅途一切順利，未發生意外情況。列車抵達鎮江車站，下車時陶庸君在前，那對母子在後，走的是貴賓通道。檢票口的日本特務以為他們是一家子，見陶庸君亮出“七十六號”的派司，立刻揮手放行。出站後，陶庸君叫了兩輛三輪車，吩咐車夫前往四牌樓“榮大旅社”。事先組織上有交代，已為這對母子在該旅社訂了房間，陶隻需將其安全護送至旅社，辦妥入住手續，這樁任務就算完成了。

陶庸君自我感覺這個任務完成得很妥帖，把母子倆送到“榮大旅社”安頓好，即刻離去。之後，就要裝裝樣子了。他先是跟“九十四號”(即汪偽特工總部下轄的鎮江站，因總部以極司菲爾路七十六號門牌作為代號，下轄各站有樣學樣，均以門牌作為代號。鎮江站的駐地在正東路九十四號，故稱“九十四號”)機要科取得聯係，抵達鎮江後的一切接待事宜概由他們負責。在鎮江待到第三天，他又去了趟南京的“二十一號”(即“特工總部南京區”機關駐地頤和路二十一號)認了認門頭，次日方才返滬。

回滬當晚，組織上即約見陶庸君，詳細了解了此次執行護送任務的一應情況。來人是一個富家太太模樣的中年婦女，跟他談話時顯得非常嚴肅，陶庸君意識到可能發生了什麽事情，但對方沒透露，他也就隻能嚴格遵守紀律，沒敢詢問。這種情況，在此後多年的秘密工作中，陶庸君曾數次遇到過，知道肯定“事出有因”，隻不過這個“因”與其沒有關係，所以組織上也就到此為止了。

屈指算來，這件事距今已經有十二個年頭了。讓陶庸君意想不到的是，此刻甄真說到的陶庸君可能麵臨的麻煩，竟然就是因此而起!

第三章、清白需自證

十二年前執行那樁護送任務後，陶庸君曾對那對母子的身份作過猜測，自然沒有結果，思維僅僅停留在“應該是自己人”上麵。現在，甄真告訴他，那個年輕母親姓許名秋琴，是滬郊七寶古鎮一沒落大戶人家的女兒，本人是小學教師，其丈夫是她的同族兄長，名叫許崇傑，黃埔軍校出身，後來跟戴笠混，是“複興社”早期成員。

全麵抗戰爆發前夕，許崇傑奉戴笠之命跳槽追隨汪精衛。稍後汪偽“七十六號”組建，他被任命為“特工總部南京區”負責情報工作的一名科長。許崇傑的秘密身份很快就為中共地下黨情報人員查知，組織上經過反複考慮，認為可以將其作為策反對象，遂著手開展工作。當然，具體是哪一級組織的哪個人經辦的，甄老頭兒也不可能知曉。

策反工作進行得比較順利，許崇傑同意為中共提供情報，但提出一個條件——以“探親”為名，把自己的妻兒轉移至抗日根據地。他深知情報工作的危險性，前一分鍾不知道後一分鍾會發生什麽意外，他在南京一旦出事，也許還有機會撤往解放區，但遠在上海的妻兒肯定來不及。組織上認為許崇傑的這個條件應該滿足，於是指令上海方麵轉移許秋琴母子，最終，這樁活兒落到了陶庸君頭上。

陶庸君把許的妻兒一路安全護送到組織指定的四牌樓“榮大旅社”，幫母子倆辦理入住手續，親眼看著他們進房間安頓好才離開。至於往下那對母子前往何處，由何人照應，那就不是他該操心的了。

直到此刻，陶庸君才從甄主任口中得知，自己完成任務離開後，當天下半夜，組織上指派的秘密交通員前往“榮大旅社”接人，卻撲了個空，許秋琴母子倆竟然憑空消失了!

由此，引發了嚴重後果。許崇傑沒有按約接到妻子抵達蘇北根據地後發給他的密函，認為中共方麵“言而無信”，妻兒下落不明更讓他抓狂，他自然而然把這個責任歸到了中共頭上，從此不再跟中共方麵有來往，反而死心塌地追隨汪逆，在“清鄉運動”中作惡多端，最終在戰鬥中被擊斃。

本來，這件事已經成為一段曆史了，陶庸君執行任務回滬後也曾接受過組織上的審查，當時的結論是他與此事無關，可如今的形勢又不同了。

根據中共中央相關決定，準備在黨內開展“審幹運動”。像華東局社會部(其時已改稱華東局公安部)這樣的重要部門，對此自然極為重視。“華東八室”受中央社會部和華東局雙重領導，作為“八室”主官的甄真，消息渠道當然靈通。日前，他被召往北京，跟李克農部長有過一次麵談，意識到即將開展的“審幹運動”可能是中共曆史上規模最大亦最為嚴厲的一次。根據他對“華東八室”所有部屬曆史情況的了解，認為小陶同誌十二年前的那次鎮江之行在審查中可能屬於比較麻煩的項目——倒不是懷疑陶庸君有問題，而是說他“沒有問題”缺乏過硬的證據！

甄真在1949年春夏之交奉命組建“華東八室”時，跟陶庸君等部屬從未見過麵，也沒有聽說過他們的名字。在組建“八室”的過程中，才開始接觸他們的檔案，了解他們的曆史情況，然後逐個談話，再把人選名單上交組織審查。能夠成為“華東八室”的成員，所經曆政治審查的級別至高可以想見，甄真相信陶庸君不會有問題，可是，陶庸君檔案中那段鎮江之行的記載，確實是一個隱患。

相關材料表明，陶庸君還在返滬途中，組織上就獲悉了許秋琴母子莫名失蹤的消息，立即對此進行追查，派員跟陶庸君談話。其時上海華界已經被日軍占領，在那種形式下，談話內容不允許形成書麵材料，全憑當事人記憶。事後，那位主持談話的女同誌向組織匯報，認為可以排除對陶庸君的懷疑，那對母子的失蹤應該另有原因。但這個匯報同樣是口頭的，直到幾年後才形成書麵材料，保存於秘密檔案中。

根據即將進行的“審幹運動”的最新規定，這次審幹采取的方式是幹部自己填寫表格，須將各個曆史階段的一應情況一五一十寫清楚，證明人一個也不能少。然後，由組織上進行審查，審查中一旦發現疑點，並不馬上外調，而是先談話，讓當事人自己舉證。組織上根據當事人的舉證，再派員調查核實。

如此，陶庸君要想證明自己這段曆史的清白，就不能僅憑檔案中那段簡短得隻有兩三行字的記載，還需要當時那位主持追查的女同誌出來作證。可是，那位女同誌在對陶進行審查後不久奉命前往皖南，在那場震驚全國的事變中不幸犧牲了……

這就是甄真的擔心所在。陶想通過審查，必須補充新的證據。而且，這些證據得由小陶自己填寫在表格上，然後由組織上調查核實。也就是說，這段曆史是否能查得清楚，關鍵不在組織，而在陶自己。

通常，這種黨內機密是不能向被審查對象透露的。但甄真清楚陶庸君並無問題，可是如果不提前準備好相關證據，到審查時沒問題也會變成有問題，那小陶的前途就堪憂了。於是，甄真就想出了一個組織上不提倡、但也沒有明令禁止的變通辦法——讓陶庸君自己去搞證據。小陶是搞情報工作的，收集證據、尋找證人是強項，料想應該不成問題。碰巧這次幹部體檢時發現陶庸君患了肺結核，甄老頭兒幹脆給小陶批了一個月的假，撥給旅費，命其再作一次鎮江之行。

將一應情況跟陶庸君講清楚，甄真叮囑:“小陶同誌，你聽明白了沒有?明白了，那好，趕緊執行吧。不要以為這是老頭子我護短，搞部門主義、山頭主義，這可是關係到黨的隊伍永葆純潔的大是大非的問題。你所有的曆史情況，隻要有條件查的，這次都要查個明白。記住，這不僅僅是你自己的私事，同時也是革命隊伍的公事，一定要認真對待。隻有找到相關證據，這次審幹你才能順利通過，否則……當然了，也不會把你當敵人看待，你還是革命同誌，幹部級別大約也不會降低，不過，‘八室’肯定是不能待了，華東局公安部也待不了，估計會把你打發到哪個機關去看大門。你想去看大門嗎?不想，那就把這個事辦踏實了再回來!”

陶庸君哪敢掉以輕心:“報告主任，您說的我都記在心裏了。我正想著要去一趟鎮江呢。當初習武時，有個師兄叫季靖的，對醫道、健身、養生都很精通，後來去鎮江竹林寺出家了，我去看看他，正好向他求教祛病之法。”

甄真跟陶庸君握手:“在外麵有什麽情況解決不了，隨時給我打電話，就像平時出差一樣。哦，對了，我還請醫院給你配了西藥，帶上，記得每天吃。希望一個月後你回來時，既找到了證據，又恢複了健康，到時候我請你上燕雲樓吃烤鴨!”

第四章、故地重遊

建國初期的鐵路列車速度比較慢，行駛期間臨時停車的情況也比較常見。這天，從上海到鎮江的火車，一路停停走走，折騰了將近五個小時方才抵達。好在秘書小齊給陶庸君訂的是軟座票，他倒不覺得辛苦，旅途中除了打瞌睡，就是考慮此番去鎮江應該如何尋找證據。但列車上畢竟嘈雜，旅客們大呼小叫、小孩兒哭鬧、列車員叫賣商品，廣播喇叭也不消停，他始終難能集中精力。

車抵鎮江，陶庸君提著旅行箱下車出站，叫了一輛出租馬車,前往四牌樓“恒泰旅社”——即十二年前的榮大旅社。據說當年許秋琴母子出事後，“榮大旅社”讓人給砸了，老板嚇得趕緊把旅館折價盤了出去，一家人離開鎮江，再也沒回來過。新老板盤下“榮大”，重新裝修一番，改名“恒泰”。

這十二年間，陶庸君雖然數次到過鎮江，但都未作盤桓，連旅館所在地段四牌樓也沒去過。此番前來，算是舊地重遊，加之攤上肺結核，又遇到一個弄不好就講不清楚的“審幹”，自是別有一番感慨。

時值仲春，風和日麗，正是旅遊時節。但因“三反五反運動”方興未艾，政府倡導節儉之風，出來旅遊的人不多，旅館生意清淡，恒泰旅社的賬房先生請陶庸君自己挑選下榻的房間。陶庸君下意識地選擇了十二年前許秋琴母子入住的那個房間，房間位於旅社後側，朝東臨河，他還記得當年旅社的每個房間都有一個有些文化含量的雅號，該房間好像喚作“雅苑”，如今則稱為“東一號”。房間內部還是原先的模樣，十幾平方，內設一張大床、一個立式衣櫥、一套桌椅，臨河的窗下置楠竹茶幾椅子一套。

陶庸君在房間裏來回踱步，回想著十二年前把許秋琴母子護送到這家旅館時的情景。記憶中，那位年輕女教師情緒穩定，表情淡泊，微微顯出一絲憂鬱。她的兒子倒是一副興高采烈的樣子，手裏拿著在火車上購買的竹製機關槍，這槍的側邊裝著一個鋼絲手柄，輕輕轉動即會發出“噠噠噠”的聲響，孩子就拿著竹槍在房裏跑來跑去，不住地“射擊”，嘴裏還叫著“打壞蛋”“打惡狗”。母親生怕那張小嘴裏冷不防爆出“東洋人”之類的敏感詞匯，趕緊將其喝止。

許秋琴隨身攜帶的行李極為簡單，就是一口七八成新的手提牛皮旅行箱，大約兩尺長、尺半寬，箱體有與底部相連的活絡皮帶扣。這口皮箱看似沉甸甸的，一路上許秋琴經常換手，陶庸君提出由自己幫她提著，許婉拒。在上海北站和鎮江火車站的站台上，都有執勤的日偽軍警攔下檢查，不過，他們看了陶庸君的證件，也就揮手放行了。陶庸君估計這口皮箱裏放著貴重細軟，此行很有可能是一趟“永久性出走”，箱子裏的東西應該是女主人再三權衡後選定的——不能帶得太多，以免引起懷疑。

陶庸君記得許秋琴提著皮箱進屋後，先是將其放在衣櫥裏，想想不妥當，又放在床下，但看她那神情，猶自一百個不放心。陶開口告辭時，她的目光正盯著床頭裏側靠牆壁的位置，估計是準備把箱子放到床上。不管她最終決定把箱子放到哪個位置，也就不過擱了幾個小時。當天夜裏，母子倆就連人帶箱無影無蹤了。

那個夜晚究竟發生了什麽?

房門被叩響，旅社老板進來送水，說敝號提供一日三餐，餐費另行結算，可以開入發票，若有需要盡管吩咐。陶庸君就要了葷素各一個小菜，封缸酒一瓶。

酒菜很快送到，陶庸君把臨河一側的細竹窗簾垂下，獨坐茶幾前，在往來小舟櫓槳的“吱呀”聲中，一邊喝酒，一邊試著對十二年前那個夜晚許秋琴母子的神秘失蹤進行分析。對於“華東八室”的偵查員來說，這種分析實屬小菜一碟。他們原本就是擅長單槍匹馬收集機密情報的角色，許多意外情況隻能獨自處理，沒人可以商量。此刻，陶庸君就是把這樁活兒作為一項正式任務來看待的——

兩個大活人，神不知鬼不覺不見了蹤影，他扳著手指列出了四種可能性:一是私奔，二是雪藏，三是誘拐，四是遇害。

之所以首先懷疑是私奔，源於甄主任介紹情況時曾經提及，許秋琴與其丈夫是同宗族親，據說婚前接觸不多，婚後其夫君終日在外麵忙碌，兩人之間的感情不能以“如膠似漆”來形容。陶庸君據此假設，會不會許秋琴有婚外戀的情況，對方可能是其供職學校的同事或以前上師範時的同窗之類，平時利用丈夫長年不大回家的便利頻頻幽會，其感情已經達到了“直教人生死相許”的程度，不過其特務夫君被蒙在鼓裏而已。這次其夫突然命其攜子秘密出走，她麵臨著和情人永遠分離，當然難以接受，遂悄然跟男方密商對策，最後決定來個私奔。

青年男女間的這種情況，在民國時期的大都市比較普遍，以此為素材的小說、戲劇、電影不勝枚舉，也在無形中成為婚外熱戀男女的仿效樣板。

再說雪藏。這是陶庸君根據許秋琴之夫許崇傑的特務職業特點作出的推測。許崇傑準備接受我方策反，但他對我方的了解畢竟隻是表麵上的，加上其作為職業特工必備的那份小心翼翼，可能對地下黨組織的安排並不放心。反水這種事，相當於押上自己的身家性命進行一場豪賭，許崇傑不能不反複權衡、再三斟酌，否則一旦發生差錯，就是萬劫不複。因此，許崇傑不打算把所有的籌碼都押在一注上，自作主張搞了一個雙保險——在我方秘密將其家眷安全護送至鎮江後，安排自己的親信把妻兒秘密轉移到某個隻有他自己知道的安全所在雪藏起來。至於之後發生了什麽意外，導致許崇傑和妻兒失去聯係，恐怕連他自己也弄不清楚了。

再說誘拐。許秋琴雖然是成年人，心智成熟，又是老師，但畢竟沒什麽社會經驗。加之陶庸君離開之後的那幾個小時，她是獨自帶著孩子，也許會成為人販子之流的目標。所以，陶庸君考慮到了誘拐的可能性。可話又說回來，許秋琴之前肯定受到過叮囑，在旅館等待期間不要外出，更不要隨便給陌生人開門，除非對上暗號。在這種情況下，被誘拐的可能性是極低的，但畢竟也是一種可能。

最後一種推測，就是這對母子當晚在榮大旅社遇害了。為何遇害?陶庸君尋思多半是歹徒見財起意，也就是說，許秋琴母子很可能在入住旅社之前就被人盯上了。具體是什麽時候盯上的呢?陶庸君排除了在上海北站上車以及途中被盯上的可能。以陶庸君接受的反跟蹤訓練，在這麽長一段時間裏若是被人盯上，肯定會被他發現。況且，執行這樣的機密任務時，組織上出於萬無一失的考慮，應該會另外指派隱蔽力量作為附加保護秘密隨行。別說尋常小蟊賊，即使是國民黨“軍統”、“中統”，汪偽“七十六號”乃至日本憲兵隊特高課的特務，也難逃隱蔽力量的法眼。

那麽，會不會是在鎮江地麵上被盯上的呢?陶庸君認為不能排除這種可能。據說榮大旅社的老板莫老三早年是“長江兄弟”(當時活躍在長江中下遊地區的江匪)出身，還拜過幫會老頭子為師，會不會是他給“道上弟兄”通風報信，或者幹脆自己操刀，臨時幹了回老本行?但也有疑問，如果真是這種情況，事後憑許崇傑南京“二十一號”日偽特務機關科長的威勢，鎮江當地的日偽警察為何沒能把這起案子給破了呢……

一瓶酒喝完，陶庸君已經有了主意:這個案子在當時的鎮江社會上肯定是有不小影響的，也許還有人能回憶起來。但在此之前，可以先設法查閱一下檔案資料，看看其中有沒有線索。

第五章、別跟陌生人說話

起初，陶庸君並沒打算動用其“華東八室”偵查員的特權去公安局查訪，而是直奔市圖書館查閱十二年前的報紙。他把事發前後十天半月的報紙都翻了一遍，發現幾乎每家報紙動輒都是整版的治安類新聞，有的還配發了圖片和社會各界的評論，可就是沒找到一篇有關榮大旅社失蹤案的報道，這就奇了怪了!

看來，得換個方式進行調查了。換什麽?離開上海前，甄主任叮囑過他，“在外麵有什麽情況解決不了，隨時給我打電話，就像平時出差一樣”。不過，重點不是打電話，而是：像平時出差一樣。

這裏麵是大有講究的。甄主任所說的電話並非尋常意義上的電話，而是進行秘密調查工作的一種特別手段。整個華東地區各級公安機關的偵查員，不管是否穿製服，不管屬於哪個級別，可以動用這種特別手段的隻有“華東八室”，連大名鼎鼎的華東特案組都沒這個資格。那麽，陶庸君是如何使用這個特別手段的呢?

離開市圖書館後，陶庸君步行了十來分鍾，招了一輛三輪車前往郵電局，在營業窗口辦理了“國內長途電話自撥”業務的手續。然後，進入靠牆排列的一個空著的電話亭，撥了一個電話號碼。這個號碼一年到頭一天到晚永遠是一撥就通，對方雖是一個溫和的女聲，卻並無任何客套，隻有兩個字:“請講!”

陶庸君輕聲報出了由數字和英文字母組成的密碼——這是“華東八室”偵查員專用的絕密暗號，按照規定，不管是否使用過，每天午夜必須更換，換什麽數字、字母，事先都有指令，而且隻能記在腦子裏，不能落在紙麵上。此刻，陶庸君報出密碼，對方靜默了幾秒鍾，應該是在核對，隨即，女話務員開腔了:“請問您需要什麽幫助?”

陶庸君說:“我想通過鎮江市公安局查閱一樁母子旅客失蹤案的相關情況，該案發生於1940年9月25日，地點在該城四牌樓‘榮大旅社’……”

話務員是經過特別訓練的，陶庸君在電話這頭不緊不慢開腔，她同時進行速記，待陶庸君說完，她也記錄完畢，說了聲“請過五分鍾再來電”就掛斷了電話。

五分鍾後，陶庸君再次撥打電話，報出密碼。對方告知，可隨時前往鎮江市公安局查閱卷宗。

陶庸君隨即趕往位於正東路的鎮江市公安局。根據華東局公安部的規定，設在上海的那部神秘電話在接到陶庸君的求助後，應在第一時間急電鎮江市公安局局長董必成(如果董不在鎮江，則由組織指定的臨時代理領導處理)，以華東局公安部的名義下達指令，要求鎮江方麵緊急提供協助。鎮江方麵包括董必成局長在內，隻知曉這是來自華東局公安部的指令，對於來人的姓名、身份、此行使命等情況一概不知。局長也無須出麵接待，指令下屬照辦即可。

陶庸君來到市局大門口，亮出證件，就立刻被在此等候的第一科(秘書科)材料股副股長裴蘇引領到一間空辦公室，辦公桌上放著一個牛皮紙卷宗袋，表麵沾著灰塵和黴斑，袋口的白色蠟線已經泛黃，密封的火漆幹硬開裂，估計稍稍一扯就會脫落。卷宗袋外麵有國民黨鎮江市警察局接收專員和解放後鎮江市軍管會公安處接管小組的印鑒，裴蘇告知，自1945年國民黨接收後，這份案卷就沒有拆開過。

待裴蘇離開，陶庸君使用“華東八室”特配的打火機式微型照相機，對卷宗袋表麵的幾處痕跡細節進行拍攝，然後拿出穿在鑰匙圈上的袖珍旅行剪刀，小心翼翼拆開口袋，取出裏麵的材料和照片，逐頁查閱。

這份刑事卷宗的製作者是汪偽政權“鎮江縣自治委員會”下轄縣級警務機構的偵緝隊，該警務機構於1938年春設立，起初叫“鎮江縣公安局”，同年9月改稱“丹徒縣警察所”，1941年4月又改為“鎮江縣警察局”。“榮大旅社”失蹤案發生時，負責鎮江地麵治安管理的是“丹徒縣警察所”，承辦該案的是偵緝隊第三探組，具體承辦人是第三探組組長邢開先及三個刑警——屠大友、祖仁行、李應豐。

陶庸君花了兩個小時審閱了這份刑事卷宗基本了解了當時的偵辦情況。

1940年9月26日，即陶庸君護送許秋琴母子抵達鎮江入住“榮大旅社”的次日上午7點多，兩個身形剽悍的青年男子來到“榮大旅社”。這二位一姓閔，一姓包，係汪偽“特工總部南京區”的兩名特務。他們是受其上司許崇傑的指派，大老早搭乘京滬頭班(此處“京”指的是國民政府首都南京)快車趕來的。為防走漏消息，中共地下黨沒有把當晚轉移許秋琴的消息告知許崇傑，而許覺得讓妻兒待在鎮江有點兒不保險，遂派來兩個部下照應，萬一有變，可隨時把妻兒送往南京。這兩個部下是許崇傑的老跟班，對許非常忠誠，向來被許視為心腹。他們認識許秋琴母子，許的兒子管他倆叫“爺叔”。

閔、包兩個進了“榮大旅社”，賬房一看二人穿著作派，就知來頭不小，不敢怠慢，起身相迎。那二位往靠牆茶幾旁邊的椅子上一坐:“大老早打擾，不好意思。麻煩先生差人去看看昨天入住貴號的許太太母子是否起床了，如果已經起來了，就代為通報一聲，說有閔、包兩個弟兄前來拜訪。如果還沒起床，千萬不要驚醒他們，我們就在這裏坐等。另外，請把許太太入住貴號的一應費用結算一下，有我們會鈔。”

賬房先生遂指派一個茶役去了內堂。茶役輕叩房門:“太太您起來了嗎?”連喚三聲，屋裏沒有動靜。提高嗓音又喚了兩聲，依然如故。手上略微用力往門上拍了一掌，房門竟自動開了。茶役定睛一看，房內哪有什麽人影?

閔、包兩個聞訊，二話不說便一前一後直奔內堂。隻見房間裏一切如常，連床上的臥具都保持著昨天入住前的樣子，可見這對母子昨晚根本沒在這個房間裏過夜。閔、包兩個畢竟是幹特務的，立刻問茶役昨天許太太入住時攜帶了什麽行李。茶役搖頭，說他昨天休息，沒來上班，不清楚客人的情況。於是，二人揪著茶役去了賬房間。

賬房先生聞聽這對母子昨晚沒有在客房過夜，此刻連人帶行李都不見了，頓時頭大，趕緊稟報老板莫老三。莫老三是“長江兄弟”出身，殺人劫財的活兒估計沒少幹過，後來金盆洗手，拜鎮江、揚州一帶頗有名氣的“一江三天幫”金老大為師，若幹年頭兒下來，成了江湖上蠻兜得轉的主兒。聽說在自己開的旅店裏發生了這等事，當即破口大罵，隻是誰也無法分辨他罵的是什麽人。

閔、包兩個說:“老板，你光是罵人也不解決問題，眼下要緊的是把人找到，趕你看是不是報警啊？”

莫老三說:“您二位是外埠來的吧?沒聽說我莫某是何許人物?‘榮大’遇到事就報警，那我這旅社還怎麽開?我莫老三還怎麽在場麵上混?”

“那你說怎麽辦?”

“放心!人少不了，行李也不會丟。這事我見多了，興許這位許太太玩了一招‘月下私會後花園’，跟哪個小白臉私奔了……”

閔、包兩位哪聽得了這個?莫老三話還沒說完，就挨了一頓老拳。包某隨即亮出家夥，喝令老板賬房夥計一概不得離開，閔某出門去附近找了家有電話機的商號，撥打南京長途，向許崇傑報告情況，詢問是否立刻報警。許崇傑聞言震驚:“你們先待著別動，我這就給鎮江打電話。”

許崇傑在南京“二十一號”當特務科長，自有一份牛勁兒，把電話打到縣警察所，開口便是:“我是南京‘二十一號’，叫你們所長接電話!”

哪知，鎮江的偽警察跟當地特工總部“九十四號”素來不睦，而且警察所所長是留日警務專業出身，跟駐鎮江的侵華日軍頭目有同窗之誼，既然跟特工總部“九十四號”尿不到一塊兒，幹脆來個凡事不買賬，飭令下屬凡是遇到“特”字號的一律“秉公行事，不得徇私”。如此，接聽電話的那位秘書便打起了官腔:“請問你是哪位?有何貴幹?”

許崇傑老婆兒子失蹤，急得連跳長江的心都有，哪有心情跟他閑扯?“我要報急案，我的……”

秘書不等他說完，立刻打斷:“我們這裏是縣所，不直接受理報案。根據規定，你要先找案發地的派駐所。”言畢，就把電話掛了。

許崇傑火冒三丈，當即致電“九十四號”一位掌管行動的把兄弟蔣股長，讓他“給警察所一點兒顏色看看”。蔣股長跟警察所積怨甚深，經常發生糾紛。本想借機帶人去警察所搞個打砸什麽的，但又顧忌在那裏辦公的一個日本顧問，尋思東洋人惹不起，於是退而求其次，去砸了那家出事的“榮大旅社”。

當下，他帶了七八個下屬，荷槍實彈直奔“榮大”，二話不說進門就砸。莫老三雖有幫會背景，但“九十四號”他是惹不起的。惹不起躲得起，他瞅個機會奔後門逃之夭夭了。

那漢奸蔣股長不愧是幹特務的，領著幾個爪牙把“榮大旅社”從外堂砸到內堂，從賬房砸到夥房，唯獨沒動昨晚許秋琴母子倆入住的那個客房。畢竟要保護現場，這事再怎麽弄得亂七八糟，最後刑警總是要到場來勘查的。不但不砸，還搬了把椅子坐在房間門口，免得他們一離開，誰再趁機把現場給破壞了。

一會兒，刑警果然來了，就是“丹徒縣警察所”偵緝隊第三探組以組長邢開先為首的那四個。許崇傑給“九十四號”蔣股長打過電話，尋思這隻是出口氣，案子還得抓緊時間調查，得把老婆兒子給救回來啊!況且，此事涉及他投奔中共的重大機密，誰知道背後會不會有什麽幺蛾子?千萬不能意氣用事，萬一露了馬腳，別說老婆孩子，自己的小命也難保。

想來想去，還是直接搬出日本人幫著解決鎮江這邊的問題吧。出了這麽大的事，如果自己還藏著掖著，難保不引起日本人的懷疑。於是，他求見長駐南京“二十一號”的日本顧問小畑少尉。一說情由，小畑隨即把電話打到鎮江，偵緝隊遂指派第三探組偵辦該案。

根據陶庸君查閱的這份卷宗看來，第三探組還真把這樁驚動了“太君”的案子蠻當回事的，現場勘查非常細致。那個年代的刑警，無論技術手段還是勘查設備，其簡陋可以想見，但第三探組還是獲取了除許秋琴母子以外的另一個男子的足跡和指紋。

看到這裏，陶庸君感覺有點兒不可思議，他們為什麽沒有發現自己留在客房裏的痕跡?再往下看了第三探組刑警詢問旅社賬房先生和茶役的筆錄才弄明白，“榮大旅社”有規矩，晚飯後茶役進入每個入住旅客的房間送開水、鋪床時，還得清掃一遍地麵，他的足跡料想是給茶役掃掉了。

而且陶庸君記得，十二年前執行那樁護送使命時，擔心天氣晴雨不定，他特意選了一雙剛從永安公司買的球鞋。而卷宗裏現場照片上的鞋印，卻是半新的打了橡膠車胎掌的布鞋，腳碼也比他大了兩號。結合同時從現場提取的那個男子的指紋，第三探組刑警判斷這是一個身高大約一米七五的男子，有一雙孔武有力的大手。

“榮大旅社”後麵有一條小河，許秋琴母子所住房間的窗口正對河麵，窗台上有幹了的水漬。刑警據此分析，嫌犯駕駛小船停在許秋琴母子入住客房的窗下，手中拎著竹籃或網兜，裏麵盛裝著某種猶在滴水的物品。他先是在外麵跟許秋琴隔窗說話，然後由許秋琴打開後門放其入內。

時值仲秋，刑警認為竹籃裏裝的應該是新鮮菱角、雞頭米(即芡實)之類。江南地區這個季節日夜都有人叫賣此類時鮮，估計許秋琴晚飯後閑著無事，聽見窗外河上有人叫賣菱角、雞頭米，就開窗詢問，看過商品，覺得質量價格均能接受，遂決定購買。可是，這種交易隔著窗戶就能進行，她怎麽會貿然把一個素不相識的男子放進來呢?這個疑問是陶庸君在閱卷時提出的，卷宗裏並未見到那四個刑警對此有什麽說法。

有句話叫做“別跟陌生人說話”，這是坊間民眾日常生活中總結出來的處世經驗。可是，許秋琴似乎對此不以為然，她不但跟陌生人說話了，還打開臨河的後門讓人家進來了。聯想到她此次出行的背景——地下黨和“七十六號”之間的博弈，更是讓人匪夷所思。當然，這是十二年後陶庸君閱卷時的疑惑，第三探組的刑警是想不到的。

往下發生了什麽可想而知:嫌犯進屋後，即把許秋琴逼住，命其提了那口皮箱，帶上孩子一起從後門離開，上了他那條小船。

這一去，母子倆就再也沒了音信。

那麽，承辦該案的汪偽“丹徒縣警察所”偵緝隊第三探組又是怎麽開展偵查的呢?他們定下了兩個調查方向:一是了解許秋琴那口小皮箱裏裝著什麽東西，對贓物進行布控;二是請相鄰的南京、常州、無錫、蘇州等城市的警務機構協助，對當地煙花行院、孤兒院和拐賣婦幼人口的犯罪團夥進行調查。

這兩條措施的用意非常明顯:他們認為這是一起見財起意的搶劫案件，案犯膽大心黑，惡事要麽不做，要做就做徹底，不但把皮箱內的財物搜刮一空，還本著“利益最大化”的思路，把這對母子一並擄走，賣給煙花行院和需要領養男童的大戶人家。

陶庸君幹的是情報工作，跟刑事偵查有區別，但這兩個行當也有相通之處，既然陶庸君能夠躋身赫赫有名的“華東八室”，如果讓他改行當刑警，料想也是業內精英。陶庸君認為，卷宗上體現出來的第三探組四個刑警的案情分析以及偵查路數，還是頗為專業的，照此調查下去，應該能摸到些線索。

讓陶庸君感到意外的是，這份刑事卷宗上的內容到此為止，往下的調查就沒有下文了……

第六章、第三探組的老探長

整份卷宗外表完整無缺，嚴封密縫，陶庸君陶庸君沒有料到它會中途打住，更微妙的是，卷宗裏對此竟然沒有任何說明。思忖片刻，抄起電話打給先前接待他的鎮江市公安局第一科材料股裴副股長。

裴蘇匆匆趕到，了解情況後也是愁眉苦臉。陶庸君建議:“能不能打聽一下當初辦案的那四個舊刑警如今的去向，直接向他們了解一下情況?”

此事歸人事股管，人事股也屬於第一科，王洪寶科長兼任股長。裴蘇應該是猜到了陶庸君的隱蔽工作身份，沒把陶庸君引領到第一科的辦公室，而是給王科長打了個電話匯報情況。沒多會兒，王洪寶夾著兩本硬封麵厚冊子過來了，一本是原國民黨鎮江市警察局的警員名冊，另一本是抗戰勝利後接管過來的本地汪偽警察機構的警員名冊。

名冊顯示，第三探組的四個刑警中，屠大發、祖仁行於1943年奉命承辦急案，風雨之夜冒險劃小舟渡長江時發生翻船事故，雙雙殞命。李應豐在抗戰勝利後去了南洋——他本是華僑，戰後出國繼承遺產，改行經商了。隻有組長邢開先還在鎮江地麵上待著，不過已經失去自由。抗戰勝利後，他被國民黨警察局留用。鎮江解放前夕，他奉命協助國民黨“保密局”駐鎮江的特務機構抓捕中共地下黨，雖然不過是畫了張草圖，而且那七個中共地下黨員事先得到消息及時撤離，黨組織未受損失，但到了解放後，這筆賬還是要算一算的。算下來的結果是，時年五十歲的老刑警被人民政府判處有期徒刑五年，現在鎮江監獄服刑。

王科長隨即和鎮江監獄協調外調事宜，一個電話就搞定了。

邢開先個頭兒不高，體型瘦削，一雙眼睛很是有神。陶庸君見之馬上斷定:“邢探長，您是習練內家拳的吧?”

對方嗬嗬一笑:“這位公家同誌好眼力。我家是三代八卦掌練家子，可惜傳到我手裏，功夫都快練沒了。”

看得出，邢開先的心態不錯。如果不是在監獄，現場拍攝一張照片給別人評判，估計多數人都會以為活得不太滋潤的是副團級偵查員陶庸君，而邢開先那副神情氣色，反而像是交了好運

邢很健談，剛坐下不等陶庸君開腔，就主動報上自己的姓名、年齡、案由、罪行、刑期，接著問道:“不知這位公家同誌找我有何貴幹?若是需要了解什麽曆史案子的情況，我一定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華東八室”的掌門人甄真，乃是一個精通世故、對世間人情理解得通達剔透的高人，他曾給下屬解釋過他所理解的“江湖”——“舊時的所謂江湖，就是新時代的社會，包括社會現象和活躍在社會大舞台上的各色人等，古語說‘人情練達即文章’，就是這個意思，你們有機會要好好體會。”本著這個觀念，甄主任隻要有空，就要跟下屬嘮叨嘮叨他肚子裏藏著的江湖掌故。

陶庸君自認為是“八室”八名偵查員中悟性最差的一個，甄主任把他們稱為“八隻獨腳蟹”，他則自稱是其中最小的一隻“小蟹”。不過，長期耳濡目染，在麵前這個鎮江地麵的老江湖邢探長看來，陶庸君舉手投足都帶著濃濃的江湖氣，不由得對他高看了幾分。

接過陶庸君遞過來的香煙，老探長一邊吞雲吐霧一邊回憶:“榮大旅社的那起案子，確實是我們幾個經手的，到現在有十多年了吧……”

在當時的鎮江地麵上，邢開先即便算不上“神探”，也是業界公認的刑偵好手。凡是被上頭認為比較重要的刑案，都交給他去辦理，或指導其他探組展開偵查。榮大旅社失蹤案發生前兩天，第三探組剛剛接手一起凶殺案，還沒理出個頭緒，就接到警察所所長的命令，讓他們暫停凶殺案的偵查，先把榮大旅社的案子查清楚。所長囑咐，這案子來頭不小，不但鎮江“九十四號”的特務打砸了案發現場，據說鎮江侵華日軍最高長官熊本中佐也拍了桌子。

第三探組接手後對現場的勘查情況、案情分析以及往後的偵查方向，陶庸君已經通過查閱案卷有了大致了解，但為什麽突然就沒下文了呢?

邢開先回憶，他們正要著手同時展開贓物和誘拐兩方麵的調查，駐警察所的日本顧問不知哪根筋搭錯了，這個原本對業務從不過問，整日隻是喝酒飲茶看報聽收音機打發日子的主兒忽然下令，讓他們把之前那起凶殺案對付下來。日本顧問是直接向邢開先下達的命令，邢開先有點兒蒙圈，這跟所長的意思滿擰啊。他會說幾句日語當下連說帶比畫地請示:“本探組正在調查的那起失蹤案，是暫停調查呢，還是移交其他探組?”

日本顧問皺起眉頭:“那起失蹤案的調查進行到哪一步了?”

邢開先遂介紹了一番。日本顧問點點頭:“失蹤案還是由你們第三探組負責承辦，但不必自己去調查，偵查方向不是有了嗎，那就讓旅社所在地的派駐所去調查就是了。那個榮大旅社歸哪個派駐所管?”

“四牌樓派駐所。”

日本顧問下令:“讓四牌樓派駐所先查著，等有了線索再作計議。要是到時候你們手裏的凶殺案破了，你們就接手調查。要是沒破，那就由他們繼續辦著。就這樣定了，執行吧！”

如此，第三探組商量出來的偵查思路，就由四牌樓派駐所去落實了。往下，第三探組給那起凶殺案黏住了，再也沒接觸過這個案子。不過，邢開先這樣的老刑警，隻要稍加留心，鎮江地麵上的事，他總是能聽到些的，況且據邢開先所說，這事後來鬧得有點兒大，他想不知道都難。他是老江湖，又是資深刑警，不能亂伸手的規矩自然懂，有關此案的細節，若是有人在他麵前提起，他就聽著，若是無人提起，他也不刻意打聽，如此，隻是了解到一些零零碎碎的情況——

第三探組的偵查思路，四牌樓派駐所的確是照著落實的。不過，對鎮江周邊城市誘拐婦女兒童犯罪團夥的調查，因各地警務機構消極怠工沒有收到任何反饋。布控贓物這一塊兒，四牌樓派駐所倒是認真做了，不僅有所發現，還因此出了樁大事故。至於具體發現了什麽線索，因為案子鬧大了，甚至引起日軍憲兵隊特高課的關注，派駐所方麵沒有向邢開先透露，邢開先自然也不會主動去問，直到現在他也不清楚。

這個案子最終未能偵破，也就談不上結案。四牌樓派駐所對該案的調查形成了幾份筆錄，但因稍後“丹徒縣警察所”改為“鎮江縣警察局”，原所長調到常州去了，也就沒有人向四牌樓派駐所催問調查材料之事，不知該所是否還保存著。

那麽，該如何了解四牌樓派駐所的調查情況呢?老探長建議陶庸君跑一趟大西路，找一個綽號“兔兒腿”的小酒肆店主打聽。他還特意叮囑，最好不要跟那位仁兄言明是來外調的，可以另編一個由頭。為什麽呢?因為這位“兔兒腿”脾氣不大好，認死理，他不認的主意，即使閻王爺也勸不回來。

陶庸君自然要問個清楚:“這位仁兄是怎麽個角色?他怎麽知曉十二年前那樁失蹤案的調查情況?”

“他就是當初四牌樓派駐所主持失蹤案調查的負責人。”

老探長介紹，這位“兔兒腿”叫丁豐，四十歲出頭，國民黨杭州警校刑偵專業畢業生。畢業成績據說令校方一言難盡，商量來商量去，還是手下留情，本該肄業的，勉為其難給了個畢業，至於推薦什麽的，那就別想了。丁豐卻是自我感覺良好，覺得天生我材必有用。這想法也並非一點兒不著調，杭州警校是民國三大警校之一，畢業生都是預訂的。回到鎮江老家，他前腳剛進門，後腳警局就派人遞請柬，要為他接風。一頓老酒吃完，丁豐就成為正式警官了。

這位仁兄之所以有個“兔兒腿”的諢號,是因其天生擅跑，而且耐力極好。警校運動會的賽跑項目，不論短跑長跑接力跑，隻要他報名，冠軍就相當於裝到他衣兜裏了。入職警局之後，上峰才意識到，這小子的長處不僅是能跑能跳，而且頭腦活絡，特立獨行，慣於走旁門左道出奇招。具有這種特點，又是從事刑警工作，想不創點兒業績出來都難。

破過幾樁案子，丁豐在業界有了點兒小名氣。如果他肯拍上峰馬屁，在偵緝隊混個隊長副隊長的也有可能。不過，此人性格怪僻，對上峰桀驁不馴，對同僚倒是熱情，不過有時開玩笑開過頭，容易惹出事來。所以，活兒幹得再好也當不了官。好在他也不在乎，甘願當一個普通刑警，有活兒幹活兒，沒活兒呼朋喚友飲酒喝茶，倒也逍遙自在。

不久抗戰爆發，國民黨警察局成了汪偽的警察所，他就動起了辭職的心思。可經不住同僚挽留，隻得繼續幹下去，但拒絕擔任任何職務，直到日本投降，他也不過是個普通刑警。也正是因此，待到抗戰勝利國民黨接收日偽警局，他不但沒有受到追究，上麵還提出讓他繼續留任，丁豐婉拒。離開警局後，他在漁行橋堍開了個小酒館，名曰“丁兔兒酒肆”。

陶庸君一邊聽邢開先介紹，一邊在心裏構劃如何跟這個前警界怪人打交道。待邢開先說完，他問:“這位仁兄跟你關係怎樣?”

“還過得去。在鎮江的刑警裏，我是唯一一個他見麵必稱‘老師傅’的同僚。”

“那就好辦了!煩請你給我寫一紙條子，就說我是你的獄友，以前是幹記者的，因酒後傷人判了兩年，和你一個監房，比較投緣。最近剛從鎮江監獄出來，多次聽你說過丁兄的事跡，動了采訪他寫點兒東西的腦筋，希望他看在你的麵上，提供點兒方便。你看這個由頭行不行?”

邢開先點頭:“可以!”

陶庸君做事細致，想到對方不是尋常之輩，不能馬虎，結束外調後就給市局董局長去了個電話，提出兩個要求，一是讓監獄出一份釋放證，二是讓他把整個監獄參觀一遍，否則萬一丁豐問到蹲監獄的細節，那就穿幫了。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