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塵封檔案】係列之180：華東特案組之品字三方會（大結局）

【塵封檔案】係列之180：華東特案組之品字三方會（大結局）

 本文轉載自公安月刊《啄木鳥》2021年第11期

 作者：東方明 魏遲嬰

十七、尋找烏篷船

樂大匠把妻子掃地出門後，發誓今生不娶。按說他在警察局做汽車修理工的頭兒，收入高，還有外快，日子應該過得很滋潤吧？介紹情況的馮恭寶卻是搖頭：“滋潤不滋潤，這話要兩方麵說。”

這是什麽意思呢？原來這樂大匠生性喜歡交朋友，跟他來往的，匪類好像沒有，但是警察、幫會人士不少。可想而知，生性豪爽的樂大匠跟這類朋友混在一起，好比白布送進了染缸，想不變色都難。沒幾年下來，他就吃喝嫖賭樣樣來得，聽說還染上了花柳病，打過606（舊時治療梅毒的一種藥物）。

樂宗讚以前就已經掙得了不少錢鈔，到杭州後，警察局又給他開高薪，還有加班津貼和小費——他收小費竟然收到了警員頭上，遇到有警員需要車輛出急差，來檢查汽車是否有毛病路上會不會出問題，或者要帶個備胎、零配件什麽的，都得塞錢送物，名煙名酒珍貴補藥都不在話下，出差回來還會送上一份外地土特產。此外，一些像馮恭寶這樣的五金行掌櫃、汽修廠老板因為不時要麻煩他掌眼，每到年關都會送上一份心意。不說別人，就說馮恭寶每年送去的紅包少說也相當於他一個月的薪水。雜七雜八各種收人林林總總加起來，那是相當可觀的。

不過，到了解放後就不同了。在共產黨的公安局，他的薪水雖說仍舊是全局工勤人員中最高的，但補貼沒有了。共產黨講究奉獻，局長都沒有津貼領，工勤人員自然得取消，估計就是不取消也沒人敢領；至於小費，更是做夢也不敢去想了。解放後私營五金、汽修行業生意差了，樂宗讚的外快也少了。

他過去的收入雖然可觀，可他這種沾上吃喝嫖賭的人，再多進項也不夠用。況且，他那年近七十的老娘這兩年毛病很多，中西醫進進出出猶如走馬燈，打針吃藥也花了不少錢，樂宗讚是個孝子，每月還要給老娘吃一支野山參。公安局內部有規定，公然呼朋喚友吃吃喝喝那是不行的，容易成為反麵典型——被舉報上去隻怕砸了飯碗還要送收容，他不敢；但賭嫖這兩樣，他一時半會兒戒不掉，據說經常在錢塘江的船上賭博。妓院給取締了，他就找暗娼。

賭博運氣如何？馮恭寶說：“早就債台高築了。解放後這段時間，他先後向我借過三次錢，到現在，第一次借的還沒還呢。我估計，第四次又要開口了。”

保福祥越聽越激動，當下一拍桌子：“行了！這個人對我們非常有用，你明天去找他，設法說動他。至於錢，可以先給他一根‘小黃魚’！”

樂宗讚最近工作較忙，馮恭寶約了三天才見上麵，費了一番口舌，終於說動了樂宗讚。樂拿到“小黃魚”後，問馮恭寶要他幹什麽事兒，醜話說在前頭，要我殺人放火安置炸彈投放毒藥什麽的我可沒這份膽量，隻能幫著打聽打聽消息。馮恭寶說就是要你做這事，遂將刺探外埠公安來杭城調查之事說了說。樂宗讚點頭應允，說這個應該不難，馮老板您聽我消息就是。

馮恭寶回頭跟保福祥一說結果，保老大大喜：“這就好了！有樂大匠給我們打聽消息，我們就可以掌握警方的動向。這個人，‘國防部二廳’方麵肯定大有興趣，我們暫時不要過多地使用他，說不定到時候能派上大用場。”

這天，是1950年12月20日。

“品字三方會”的兩個頭目做夢也想不到，僅僅隔了一天，華東特案組就要對他們采取行動了！

華東特案組是如何獲知“品字三方會”的總部設在小河直街這家五金行裏的呢？這還要從一周前說起。

王秀丫供出“機油味兒”的線索後，“焦組”偵查員隨即對該線索進行分析，認為“品字三方會”在杭州的那個骨幹頭目的藏匿地，多半與機油密切相關，比如某家機修作坊、修車行、五金行或存放機油的倉庫，這應該是“品字三方會”在杭城窩點的一個明顯特征。

按照這個特征開展排查的話，理論上來說應該沒有問題。但這種排查需要投入大量警力，這就會引起三方麵的副作用——

一是耗時長，這跟上級領導當初下達這項任務時的要求有矛盾。

二是華東特案組總共隻有七個偵查員，還分成了兩路，由郝真儒、支富德、孫慎言三人組成的“郝組”去了南京，杭州這邊隻剩下焦允俊、沙懋麟、張寶賢、譚弦四人。初步框算下來，目前杭州符合上述特征的場所多達數千，僅憑“焦組”四位偵查員加上鬆江便衣簡博、小申共六人，即使再從杭州就地調配三十名便衣（這在建國初期的異地偵查工作中，已經算得上超大規模了），焦允俊心裏還是沒底：抽調便衣多，難免會有能力水平、工作積極性、責任心等方麵參差不齊的現象，萬一其中哪一位在開展調查時掉鏈子，那就有可能“驚了一個，走了一窩”。

然後是第三個副作用，即便所有便衣都能做到忠於職守，沒有發生“驚了一個，走了一窩”的情況，也可能出現如下的結果——全城符合上述特征的場所都暗查完了，卻沒有發現“品字三方會”的線索。這種結果不一定是分析判斷錯誤導致的，而是任何案件的偵查過程中都難以完全避免的意外情況，比如匪特團夥的窩點並沒設在跟機油味兒相關的場所，隻不過是那兩個送王秀丫去保老大藏匿地的嘍囉偶然沾上的味道。那樣一來，大範圍排查不僅查摸不到線索，如此的動靜難免在杭州社會上傳開，同樣是打草驚蛇。

所以，焦允俊認為，除了上述那個主要特征外，還需要輔以其他特征，這裏稱之為“副征”。“副征”是什麽？焦允俊在紙上寫了三個字：烏篷船！

沙懋麟、張寶賢、譚弦三個一看，頓悟。

如果把“品字三方會”杭州窩點匪特分子與慣匪保福祥、曾涉川有關的情節比作一場戲，那麽烏篷船就是這場戲中的一件重要道具。這條時不時在戲中出現的烏篷船，並非用於營運，而是私家專用小舟，就像上海有錢人家的私家黃包車一樣。鑒於駕馭小舟的人身上有機油味兒，這條私家船應該屬於杭州城區中某家跟機油有密切關係的私營工廠、作坊或者五金行。如果這個估測準確，特案組往下查摸的範圍就明顯縮小了：一家有私家烏篷船的企業，船夫多半是打工夥計。

跟三位戰友統一意見後，焦允俊作出決定：向浙江省廳臨時商借四名政治可靠、業務精通、性格穩重的便衣同誌協助，加上特案組原班人馬共十人，分為五撥，根據上述兩個特征分頭進行暗查。焦允俊把這個偵查方案譯成密電後，交由報務員薑寧波拍發上海。當天晚上，馬處長回電，批準該方案，並預祝“焦組”馬到成功。

次日，12月22日，“焦組”偵查員和外援便衣全體出動，進行秘密走訪。一連走訪了兩天，五撥偵查員都未訪查到既定目標，盡管各小組都發現了同時具備“機油味兒”和“烏篷船”這兩個特征的對象，但“騰飛五金行”卻不在其內。這是怎麽回事呢？

負責在該區域執行暗查使命的兩名便衣是鬆江的簡博和杭州的小鄭，他們從區政府工商股抄錄的與“機油味兒”有關的對象共有十九處，其中包括“騰飛五金行”。接下來，就是查摸這十九個對象是否有私家烏篷船。烏篷船沒有航行執照，也就是說，沒有歸口到哪個政府部門管理，他們就去了管段派出所。派出所接待他們的是一個四十多歲的中年民警，操一口杭州當地話，簡、鄭兩人一看，都有一種“這是個老警員”之感。

兩人遂向對方了解“騰飛五金行”等十九家相關廠商的基本情況，其中重點是“是否有私家烏篷船”。那民警很熱情，說了不少，但關於烏篷船，他則說這十九家均無，又說據他所知，其中兩個廠家各有一條小噸位主要用於運輸原料和產品的無篷木船，今年夏天兩個學遊泳的兒童溺水，派出所還曾征用這兩條船用於救撈。

這種調查是需要做筆錄的，還要請接待警員簽名、派出所蓋章。掌握公章的所長去分局開會了，簡、鄭兩人等了一會兒，候得所長返回，那中年警員把筆錄拿去蓋了章。簡博、小鄭尋思，這等做法應該是符合外調程序了，於是收起材料，道謝而別。

哪知，這件事一開始就有問題，問題出在那個接待警員讓簡、鄭兩人一看都有一種“這是個老警員”之感，結果先入為主了。用焦允俊的說法，先入，沒錯，通常人們遇事都先要想一想，這就是“先入”；但是，你的想法是不是準確呢？這就要琢磨一番了。光琢磨還不夠，還要用不同的方式加以驗證。如果把未經驗證的結論作為對事實進行甄別的依據，那就是“為主”。對於偵查員來說，先入為主的思維模式要不得！

事後，焦允俊讓內勤小鍾姑娘匯總所有調查材料，對當時的調查過程進行複盤，認為簡、鄭兩名便衣這次不靠譜的調查屬於嚴重事故。既然是事故，就要對責任人進行處分。這兩名便衣的關係不在華東特案組，焦允俊無權對他們作出具體處置，隻有把兩人退回原單位。按照規定，借調到華東特案組這類特殊部門的同誌返回本單位時，需要特案組出具一份書麵鑒定，這份鑒定還要存入本人檔案。在鑒定中，焦允俊如實反映了簡、鄭兩人被退回的情況，還蓋上了華東特案組的公章。

可憐這兩位兄弟，回到原單位後，不但寫了檢查，還受到行政警告處分，接著被調離公安係統，從此跟自己喜愛的偵查工作永遠告別了。

至於派出所那位中年警員，確實是個幹了十幾年警務的老警員，不過，他幹的是交警，解放後被留用。因為天生一張秋風黑臉，又是一副人高馬大的身板，領導認為這位兄弟站在新社會的街頭指揮交通的話，可能會讓人民群眾聯想到舊社會一些欺壓百姓的舊警察，從而影響人民公安的形象，就將其調往派出所做了一名治安警。這人倒是比較積極肯幹的，搶著義務值夜班，經常放棄休息時間下裏弄走訪群眾，了解治安情況。為此，還獲得過分局的表揚。杭州市公安局政治部專門派員對此事進行了調查，了解到該警員對基層情況的確是比較熟悉的，從交警轉崗幹治安不過一年半，掌握了不少基層綜合情況，如果在同類轉崗警員中搞個排名的話，他應該可以名列前茅。可是，他恰恰不知道本所管段內這家隻有兩個門麵的五金行裏竟然有一條私家烏篷船。

如果不是接下來的一個意外，估計特案組對符合“機油味兒+烏篷船”特征的調查就會受阻，最後的結果，大概率是需要重新走訪摸排線索了。當然，偵查已經到了這一步，無論大概率還是小概率，這夥匪特都難逃落網之厄。這個意外的主角，就是杭州市公安局的汽車修理工兼司機、綽號“樂大匠”的樂宗讚。

要說樂宗讚，盡管在舊社會沾染了吃喝賭嫖的惡習，而且到了新社會還在悄悄搞這一套，這種品行當然不敢恭維，甚至可以說是觸犯了法律法規的底線。但這並不影響他的判斷力，換句話說，他的江湖經驗非常豐富。像他這樣的角色，雖然在公安局工作，對學習法製顯然是不感興趣的，不過，他很清楚違反新社會的法律法規有什麽後果，對於有人拉攏他參加“品字三方會”這樣的反動組織，他是非常敏感的。跟“騰飛五金行”老板馮恭寶見麵後，聽其一說事由，樂宗讚馬上明白對方原來是這麽一個角色，那沒什麽可說的，肯定要向警方報告。

心裏這麽想，臉上卻不能表現出來，依然保持著平時那副冷峻中夾雜著些許傲慢的“大匠本色”。他知道這當口兒不能拒絕，甚至不能期期艾艾地說什麽“容我想想”之類的話；當然，也不能裝腔過度，顯露出“終於找到組織了”的那種激動。那麽，應該如何回應呢？之前說樂宗讚江湖經驗豐富，那絕對不是吹的，他一下子就找準了定位：馮老板之前很關心我的收支，看來他是認準了我身上有為了錢財什麽事兒都敢幹的死穴，那很好，就跟他談報酬吧。

要說慣匪出身的馮恭寶，殺人搶劫綁票是一把好手，金盆洗手改做五金行老板後，談生意也勉強可以，但要說做思想工作，那就勉為其難了，尤其是勸人冒著掉腦袋的風險加入匪特組織這樣的思想工作，他連三板斧都沒有，隻有一招——誘之以利。一聽樂宗讚談錢，他心裏樂開了花，馬上就拿出了那條“小黃魚”。

樂宗讚看對方出手就是五兩黃金，暗吃一驚，尋思看來這陣仗不小啊，絕對不是小打小鬧的團夥。他二話不說把金條拿到手裏，掂分量，看成色，眼中閃著隻有在賭場上才會顯現的貪婪之光：“成交！”

那是12月20日傍晚的事兒，地點是在河坊街的一家小酒館。樂宗讚離開後，直接回家，途中沒往身後看過一眼，以防馮恭寶安排嘍囉對他進行跟蹤，讓人家看出破綻。當晚，他跟平時從外麵應酬回來一樣，八點多鍾就上床休息了。次日清晨起床後，他去外麵買了早點，母子兩個吃了，便出門前往市公安局上班。總之，看上去一切如常。

馮恭寶被捕後交代，他確實派手下對樂宗讚進行了跟蹤，而且事先在樂家斜對麵的“光明旅社”訂了臨街房間，讓手下在窗口整整守了一夜。如果這段時間裏樂宗讚出門前往派出所或者公安局的話，監視者就會執行馮老板的命令——“務必將其幹掉”。

可是，樂大匠非常沉得住氣，一連三天沒有反應，直到12月24日才啟動自己擬定的計劃，向公安局報告。

樂宗讚接下來的舉動，頗使特案組吃驚，他的所謂“向公安局報告”中的公安局，並非杭州市公安局，也不是浙江省公安廳，至於分局、派出所，更不在考慮之內，他竟然是直接向華東特案組報告的。

樂宗讚怎麽知道華東特案組的偵查員在杭州活動呢？他是聽前來修車的杭州市局便衣閑聊時說的，還聽說組長名叫焦允俊。跟他進行單獨談話的焦允俊知道“江湖規矩”，也沒追問是哪個便衣說的，即使問了，樂宗讚也不會透露。

特案組在武林門那裏的駐地，乃是杭州市公安局一個不掛牌的辦公點，當時這種辦公點在杭州有多處。樂宗讚的工作是修車兼開車，以其“大匠”名聲，自然是給一定級別的幹部開車的，杭州全市所有的警方不掛牌的辦公點他都去過。那天他聽修車的便衣議及華東特案組時說到過該組駐地在武林門，當時也沒在意，因為馮恭寶還沒找他。這會兒要跟華東特案組聯係，他馬上就想起來了。

華東特案組駐地雖然離杭州市公安局不算遠，但畢竟是兩處辦公點，樂宗讚要防範馮恭寶派人對其跟蹤，不能直接找上門去，那就隻有打電話了。至於電話號碼，則屬於樂大匠的工作職責範圍內必須知曉的內容。上班後，趁著司機班沒人，他就往武林門那處辦公點撥打了電話，點名要焦組長本人接聽。

對於特案組長來說，這絕對是一個意外來電！

十八、大魚漏網

內勤姑娘鍾思捷告訴焦允俊，有內線電話請他接聽，特案組長以為是市局或省廳來電，不料對方自稱市局工勤人員，有緊要情況向焦組長直接報告，因不便出門，鬥膽請焦組長親自前往市局走一趟，可借口修車到市局車隊見麵。

這種情形，在華東特案組之前偵辦的案件中從未出現過，縱然讓偵查員發揮充分想象力也不可能想得到。沙懋麟、張寶賢、譚弦三人聽焦允俊這麽一說，都不約而同提醒組長要慎重，別是“品字三方會”搞的什麽幺蛾子。

焦允俊問：“你們認為會是什麽樣的幺蛾子？”

三人都想到了敵人狗急跳牆，欲搞襲殺行動。焦允俊讓大家放心，應該不會有什麽貓膩。他的理由是：“匪特如果要對我采取襲殺行動，無非是想阻止我們的偵查繼續下去。問題是，華東特案組即使沒有我焦某，這起案子該辦還是要辦；再往深裏說，就是沒有整個華東特案組，華東地區對敵特的偵查工作也照常進行。隻要敵人存在一天，我們的偵查工作就永遠不會停止。再看具體情況，對方約我去的地方是杭州市公安局，那是比咱們此刻的臨時駐地還要安全得多的所在。在一個省會城市的公安局裏搞這種襲殺，不說成功概率，就是全身而退也不可能嘛。我們的對手如果真想搞這麽一個行動，決不會把地點放在市局。我這就開車過去，對方打了電話，肯定盼著盡快跟我見麵呢。我如果去得遲了，倒會被人家看不起，以為焦某膽小多慮！”

沙、張、譚三個認為焦允俊說得有道理，但總歸還是不放心，提出一起過去。焦允俊拗不過大家的堅持，最終提出了一個折中辦法：由以前曾多次執行鋤奸任務的張寶賢隨行，負責保護特案組長的安全。

事實證明，大家確實是多慮了。兩人見麵後，樂宗讚一上來就向特案組長解釋說，如此小心翼翼，是生怕市局內部混進了馮恭寶所說的那個匪特組織的內奸，如果向市局這邊檢舉，萬一被馮恭寶一夥察覺他的意圖，說不定他還沒開口就挨了黑槍。然後，樂宗讚三言兩語把馮恭寶企圖拉攏他的情況說了個梗概，臨末掏出那根“小黃魚”交給焦允俊。

特案組長沒有接受：“你先好好放著，這是證據，不能丟失；至於怎麽處理，回頭再說。老樂你放心，你本人和令慈的安全我們會全力保護。我這就去見市局領導，一應保護措施應該很快就會到位。”

焦允俊正想招呼張寶賢往駐地打電話，讓沙懋麟、譚弦速到市局來一個四人會商，發現那二位不知什麽時候已經守在門口了。原來，沙、譚兩人在焦允俊離開後，越想越不放心，還是趕來了。

四人臨時找了間空房，商量應該如何走好下一步。臨末決定，先安排便衣把“騰飛五金行”秘密監控起來，焦允俊隨即起草密電，讓報務員拍發馬處長報告進展情況，請求領導跟浙江方麵聯係，調派軍警展開抓捕行動。

當天中午，由焦允俊指揮的三十多名軍警悄然包圍了“騰飛五金行”。馮恭寶和七名夥計正在吃午飯，沒有絲毫防備，被堵個正著，沒來得及做任何抵抗，即被生擒活捉。五金行雇傭的專司做飯的中年女傭倪嬸也被一並拿下，稍後經審查認定，其對“品字三方會”一無所知，她家住附近，在五金行也就不過是做中、晚兩餐飯，每天上午過來忙到中午，就可回家，下午三點再過來忙晚飯。因此，第三天她就被釋放了。

可惜的是，特案組沒掌握保福祥已經離開昭慶寺裏街窩點，暫時藏身五金行的情況，導致錯失了抓捕“品字三方會”老大的機會。

當然，搜查工作進行得極為細致，搜出馮恭寶匪夥當初“放下屠刀”改行時藏匿的八支長短槍、數百發子彈和三箱手榴彈，還有砍刀、匕首若幹——這在當時未被列入管製範圍，是公開放著的。槍彈等軍火藏匿在閣樓上，由於是做五金生意的，保存得很好，就像剛出廠的新貨。馮恭寶東夥八人隨即被押解至杭州市公安局看守所進行訊問。按照華東特案組的規定，對於人犯的訊問，隻能由本組偵查員進行，外援便衣不能在場，隻能待在審訊室外麵的走廊裏擔任警衛。這次也是這樣，“焦組”四名偵查員分為兩撥，對被捕人犯分別進行訊問，焦允俊、譚弦一撥，沙懋麟、張寶賢一撥。

焦、譚兩個訊問的是五金行老板馮恭寶。這倒並非此刻已經知道這主兒是“品字三方會”的老二，引起了特案組長的重視，而是因為這家夥是老板，在八個被捕匪徒中年齡最大，而且觀其氣質，不像是尋常嘍囉。

沙懋麟、張寶賢選中的訊問對象則是前麵提及的兩個烏篷船夫之一吳阿小。這是沙懋麟想出的招兒。當時在五金行現場，八名匪特都被上了手銬，低著腦袋一字兒蹲在後院牆根兒，沙懋麟靈機一動，喝問一聲：“你們幾個誰會撐腳劃船？”

吳阿小聞聲抬頭，眼露不解之意，沙懋麟道：“姓什麽叫什麽，哪裏人？”

“我叫吳阿小，紹興人。”

王秀丫的口供裏說的是兩個船夫，另一個船夫宋丁丁的江湖經驗比吳阿小老到，耷拉著腦袋沒吭聲。老沙認為這個姓吳的應該是個比較容易對付的家夥，就“相中”了這位兄弟。

審訊專家沙懋麟的眼力的確厲害。吳阿小在聽沙懋麟說了說共產黨“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立功折罪，立大功受獎”的政策後，馬上表示自己要爭取立功，主動交代了“品字三方會”老大藏身五金行之事。

沙懋麟、張寶賢聞言暗吃一驚，尋思已經搜遍了五金行前後院兩層建築所有的犄角旮旯，怎麽沒發現竟然還藏著頭號大魚呢？要說逃遁，那又是怎麽逃的呢？保老大是個需要坐輪椅才能出行的主兒，沒其他人的幫助，他是怎麽逃離五金行的？

抓捕行動開始前，焦允俊在五金行的前後左右都布了暗樁，後麵市河裏的暗樁設在對岸那家小百貨店裏，專門盯著那條烏篷船；兩側則各派兩名便衣待在五金行左右鄰居的後院和樓上陽台，謹防匪特跳牆，借鄰家之道脫逃；前麵那就更不必說了，除了兩名暗樁，另外還有七名行動人員分別隱藏在四鄰八舍，隻等由焦允俊率領的其餘人馬過來，到時一聲令下一齊突人五金行下手抓捕。這就相當於天羅地網了，竟然沒兜住保福祥這條大魚，這不是奇怪了嗎？

這麽想著，沙懋麟追問：“你說的那個坐輪椅的顧先生，在我們采取行動前確實還待在五金行？”

吳阿小回答：“我發誓！顧先生自12月15日來五金行後，一直沒有離開過，他待在後院二樓我們先生的書房裏。”這裏所謂的“先生”，是指五金行老板馮恭寶，舊時夥計對自家的老板以“先生”相稱。

“你最後見到他是什麽時候？”

“就在開飯前，我們先生差我上樓去問顧先生是否這就用午餐。他腿腳不便，住過來後從不下樓，三餐都是由我們送上去的。但他吃飯有時不在點兒上，事先要去請示。如果他說先不吃，那就讓倪嬸把飯菜放在蒸籠裏溫在灶上，回頭他想吃了再端過去。我上去時，顧先生就在書房裏，一手拄著手杖，一手拿著放大鏡看牆上的地圖。他說還不餓，過一個小時再吃。我下樓跟大夥兒一起吃飯，才吃得沒幾口，你們就來了。”

“五金行裏是否有密道夾牆，或者跟鄰家相通的暗門之類？”

“據我所知是沒有的。”

“顧先生的那輛輪椅怎麽也沒看見？他不是離不開輪椅的嗎？”

“哦，是這樣的，顧先生過來後，說那輪椅有些不大靈便，咱家先生昨天讓送車行去修理了，還特地關照送遠些的車行去修理，估計是怕泄露顧先生的行蹤吧。”

老沙招呼門外的便衣把吳阿小暫押其他空著的審訊室後，跟張寶賢交換了意見，立刻寫了一紙條子報告特案組長。

焦允俊、譚弦兩個分工審問馮恭寶，這主兒裝悶葫蘆，跟偵查員玩零口供。焦允俊正在向他宣講政策，看了老沙遞進的紙條，禁不住大吃一驚。當下停止審訊，將馮恭寶和吳阿小押回監房後，提審倪愛春（即倪嬸），不問其他，單問她所知曉的保福祥其人跟五金行的交往情況。

倪愛春是專司飲食的鍾點女傭，再說馮恭寶又是刻意瞞著她的，她隻知道五金行後院樓上近日住進了一位客人，至於這個客人姓什麽叫什麽、年齡、外貌、職業等，她一概不清楚。今天中午，她按照馮老板的吩咐，為那位客人做了兩道菜，一個是糖醋桂魚，一個是以豆腐幹、慈菇、冬筍為食材的素炒。這位客人吃飯不準時，夥計吳阿小通知她把飯菜溫在灶上，收拾好廚房就可以回家了。她遵囑在灶膛裏點燃一個稻草團，壓上礱糠，讓餘火烘著鍋底，這樣就能起到保溫作用了。

焦允俊尋思，如此看來，保福祥這老匪還真躲在五金行嘛，可剛才搜查時怎麽沒發現呢？是真是假，隻有去現場看看了。隨即與杭州市公安局聯係，要求指派刑事勘查技術人員速赴特案組剛剛執行過抓捕任務的小河直街“騰飛五金行”，“焦組”偵查員及外援便衣共十人也同時前往現場。

中午五金行東夥被抓捕後，該址已經查封，前後門和所有窗戶都貼上了杭州市公安局的封條。事發突然，數十名軍警聯合行動把一個五金行給端了，自是一樁特大新聞，偵查員趕去時，門前還有一些喜歡打聽八卦的居民路人駐步閑談。見一幹警察去而複歸，更是好奇，都圍攏上來意欲看續集。這時，接到“焦組”電話要求協助維持現場秩序的管段派出所民警趕到了，那時還不時興拉警戒線，就由民警直接把人給勸散了。

焦允俊請杭州市公安局的刑技員先進入五金行，去後院樓上書房提取指紋、足跡。譚弦擔心經過剛才抓捕時的一番折騰，把現場給破壞了，從而影響此刻的痕跡提取，焦允俊說：“我估摸運氣還不至於那麽背，保老大畢竟在書房裏生活了一個多星期，遺留的痕跡應該不少，之前我們的搜查再折騰，也不至於把旮旮旯旯的痕跡都破壞了吧？唉！剛才就顧著抓姓馮的一夥了，沒想到提取痕跡，疏忽了，回頭我——正說到這裏，刑技員從樓上下來了。特案組長沒問提取情況如何，他是內行，知道這會兒是問不出什麽來的，上前說了兩句客氣話，然後言歸正傳：“我已經通知我們的內勤小鍾同誌把相關痕跡比對物證送往市局了，小鍾在市局坐等鑒定結果，麻煩二位盡快操作。”

半個多小時後，派出所一個小民警騎著自行車前來轉告鍾思捷從市局打來的電話內容，隻有兩個字一一順利！小民警自然不知道這是什麽意思，從字麵上看，應該是好事，不過，特案組長臉上的表情反倒更難看了。

盡管已有思想準備，焦允俊還是難掩沮喪：保福祥的確從特案組手裏滑過了！

那麽，保福祥這樣一個靠輪椅代步的主兒，是如何在軍警突襲五金行短短的幾分鍾時間裏脫身的呢？這個答案，特案組偵查員勘查過現場後就揭曉了——

如同吳阿小所供稱，軍警突入五金行前，保福祥正站在牆前拿著放大鏡看地圖。從地圖上提取到的指紋表明，他當時所看的位置，正在我方獲得的情報中透露的上海、南京、杭州這三個城市組成的三角地帶內。保福祥被捕後供述，他當時正在考慮“品字三方會”應該把這個三角形區域內的哪個城市作為進行破壞活動的首選地，以及應該在哪些地方建立應急藏匿點，以防遭遇不測。

就在這時，忽然聽見前院樓下一陣嘈雜，立馬意識到軍警登門抓捕來了。這個原太湖“品字堂”的掌門人一生經曆過多次事關生死存亡的危機，都化險為夷，究其原因，並非僅僅是運氣好，而是跟他“未雨綢繆”的習慣有關。他每到一處，不管是否過夜、要待多久，都會下意識地留意周圍環境，設想萬一發生突然情況時應該如何逃生。來五金行藏身後，他之所以選擇住在後院二樓的書房，除了安靜和避免引人注目外，還因為看中了這裏的環境。書房寫字台上方有一個用拉繩控製開啟和關閉的老虎窗，作為平時吹風透氣之用。他由馮恭寶陪著一間間房屋查看時，對這個老虎窗產生了興趣，向馮恭寶了解兩側鄰居的房屋結構和人員情況後，當即在馮恭寶的幫助下站到寫字台上，探出小半個身子往外張望，窺察房頂以及鄰家的情況。下來後，他已經想出了一個遭遇突然襲擊時的脫身之法：從窗口攀上屋頂，再轉移到鄰家房頂上，鄰家的房頂上有一道山牆，正好可以遮擋視線。隻要抓捕的軍警不上房，絕對發現不了山牆後麵藏匿著一個大活人。

因此，當保福祥聽見下麵的動靜不對頭時，立刻返身來到寫字台前。他的兩條腿確實有毛病，但並不是特別嚴重，之所以要手杖和輪椅，主要是為了遮人耳目，製造假象。這一點，隻有他自己心裏清楚，不僅是馮恭寶東夥和曾涉川，甚至女傭王秀丫都被他瞞住了。為了讓腿部肌肉不至於萎縮，他每天深夜都在臥室站樁，既是修煉道家內功，也是對雙腿的一種鍛煉，故此刻上台攀凳根本不在話下。

當下，保福祥上了寫字台，探出身體，先把拐杖送上房頂。以其功力，空著雙手來一個引體向上自是不在話下，輕而易舉就上了房頂，然後收起拐杖，再從外麵把老虎窗輕輕推上。繼而四肢並用，爬到預先看好的鄰家山牆後麵，身體蜷縮一團，悄無聲息地一直待到軍警搜查結束，這才返回書房。

這時五金行已被查封，裏麵空無一人。他躡足踅到後院牆邊，聽聽外麵沒有動靜，便大著膽子把後院門推開，溜到外麵。自然，這個動作是要破壞門上的封條的，那就沒什麽好辦法了，隻得用唾沫把撕裂了的封條將就著照原樣黏上。外麵河埠旁停著的五金行的那條烏篷船他是不敢用的，再說也沒有船夫，他這個打扮玩腳撐船，太過引人注目。於是佯裝散步，拄著手杖走了二十來米，正好看見有一條載客的烏篷船靠岸下客，遂招呼船家，登船遁去。

以上這段情節，是偵查員勘查過現場後還原的。寫字台的桌子上留有鞋印，後院院門上的封條已經損壞，至於搭乘烏篷船，則是走訪市河兩岸群眾時獲得的。

焦允俊當即下令：全市搜捕！

十九、轉戰南京

浙江省公安廳和杭州市公安局對重大逃犯保福祥的追捕工作非常重視，指派市局一名副局長負責。杭州市局與浙江省公安廳聯名下發的對“品字三方會”匪特團夥匪首保福祥的布控通知，迅速以電話、電報的形式傳達到杭州市區各分局，周邊縣區鄉鎮的公安局、派出所及上海鐵路公安處（由鐵路公安處通知相關車站的派出所、警務點和正在行駛的列車上的乘警）。相關部門立刻行動，除了出動警務人員，還抽調武裝民兵予以協助，另外，通過城鎮居民委員會、鄉村農會發動群眾參與布控。“焦組”並未參與對保福祥的追逃行動，他們有更重要的工作要做，那就是對已經落網的馮恭寶等八名匪特分子進行審訊。鑒於初期的審訊情況，特案組長對之前的人員分工作了調整，他自己和沙懋麟搭檔，專門對付零口供的馮恭寶，張寶賢和譚弦負責訊問餘瘦漢、唐利克、陶家順、薑福星、宋丁丁五個人犯，已經訊問過的吳阿小暫時晾在一邊。

盡管焦、沙兩個資深偵查員已經有了思想準備，但馮恭寶這塊頑石似乎是鐵了心要把零口供進行到底，一連四個多小時，就是不吭聲。幸虧張寶賢、譚弦兩個把第二戰場搞得有聲有色，在餘瘦漢身上打開了缺口。

起初對餘瘦漢的訊問也不理想，該犯倒不是玩零口供，他肯開口，而且有問必答，可是回答的內容跟偵查員的問題基本沒有關係，屬於那種“你說東他道西”的狀態。後來知道，馮恭寶在決定把餘瘦漢等“黑魅堂”原班人馬並人由保老大發起組建的“品字三方會”時，對一幹已經做了數年五金行夥計的部屬進行過訓話，強調今後繼續保持原“黑魅堂”有福同享有難共當的“優良傳統”，一旦哪個失風被捕，必須守口如瓶，不得招供，否則就會如何如何雲雲。

餘瘦漢是五金行的賬房先生，如果在賬房先生業界舉行一個類似“達人秀”那樣的比賽，其中三個項目他應該是穩拿冠軍的：一曰書法，二曰算盤，三曰徒手格鬥。他是內家拳“攔手門”高手，剛才偵查員向其宣講政策時，他說自己已經立功了。偵查員不解：“怎麽個立法兒？”

“您二位可以打聽一下，咱的攔手門厲害到什麽程度？如果中午你們衝進來逮人時，我來一個魚死網破，那還真不知道您二位此刻在哪裏呢。”

張寶賢雖然算不上師出名門，但他是鋤奸英雄，拳腳功夫不是蓋的，而且實戰經驗豐富，當下就說：“請教一下，你認為如果動手的話，此刻審訊你的我倆會在哪裏？”

餘瘦漢傲然道：“不在醫院，便在靈堂！”

張寶賢嘿嘿一笑：“如果不是職責在身紀律約束，我還真想開了你的銬子，咱倆較量一場。”

餘犯頗不以為然，上下打量著張寶賢：“閣下難道也是會家子？”

譚弦告訴他：“這位是當年聞名山東的鋤奸英雄，栽在他手裏的日本鬼子、漢奸和國民黨特務不計其數，其中不乏國術掌門，還有日本柔術高手。”

張寶賢說：“看樣子你是不服啊。可惜，咱們沒法兒試手，我對攔手門也略有耳聞，那就試試嘴吧。”

中國傳統武術中，凡是能“試嘴”通過口述方式互相進行較量的，那都得有豐富的實戰經驗，而且要了解多種技擊術，否則對方說出的招式你不清楚，那就塌台了。這麽一激將，餘瘦漢還真來了勁兒：“應戰！”

兩人你一句他一句代替拳來腳往“交戰”了片刻，餘瘦漢搖頭了：“看來你沒有瞎說，還真是實戰高手。我估計我的實戰經驗沒你豐富，知曉的拳術也沒你雜，這場比試，最多跟你打個平手。但我年齡比閣下大不少，體力肯定不如你，如果實戰的話，應該是我輸了。”

既然餘瘦漢在拳腳方麵對張寶賢服氣了，那接下來就好辦了。張寶賢讓門外的便衣把已經招供的吳阿小從監房裏提出來，在餘犯麵前亮相，當麵告訴餘，自己已經招供了，咱們做過的那些事兒是瞞不過去的。

譚弦趁熱打鐵進行攻心戰：“依我看，老餘你有點兒死心眼。馮老板讓你們守口如瓶，你們就那麽聽話？他招不招供都是死路一條，你跟他能一樣嗎？這位姓吳的弟兄已經交代啦，其他人也是早晚的事。你現在趕緊交代還不算晚，等其他人都招了，你的口供就沒價值了，你想想，到時候從寬處理還有你的事嗎？”

幾句話把餘瘦漢說得一愣一愣的。張寶賢催促：“老餘你還猶豫啥？遲了排不上號，可得上刑場啊！”

餘瘦漢一驚，不由脫口而出：“那我交代！”

餘瘦漢文武雙全，在原“黑魅堂”排名第一。堂內弟兄之間一般都是直呼其名或者綽號，但對他頗為敬重，喚其“餘先生”。餘瘦漢這一交代，其他幾個案犯無不乖乖招供。

這時，焦允俊和沙懋麟還在對著死不開口的馮恭寶運氣，忽然接到譚弦遞進的紙條，得知餘瘦漢等犯已經招供，便暫停訊問，聽張寶賢、譚弦匯報訊問餘犯等人的情況。

這時已是深夜，焦允俊說吃點兒東西再去對付馮老板吧。事先，焦允俊對這場審訊可能持續很長時間這一點已有估料，故命內勤鍾思捷采購了年糕、豬肉、白菜等食材。此刻，讓看守所值班警員喚起已經睡下的廚子，做了一大鍋白菜肉絲湯年糕，連同值班看守員每人一份，特地關照也給馮恭寶一份。

吃罷夜宵，再次提審馮恭寶，焦允俊還叫上了張寶賢、譚弦。焦允俊讓譚弦把餘瘦漢等案犯的口供筆錄拿過去讓馮恭寶看了看，沙懋麟對馮老板說：“案子到了這個程度，無論你是否交代，都不會影響我們往下的工作，你們那個‘品字三方會’已經沒戲唱了。”

馮恭寶長歎一聲：“你們想知道什麽，問吧。”

零口供終於突破。

馮恭寶、餘瘦漢等犯的招供內容，可以概括如下——馮恭寶掌控的原“黑魅堂”匪徒八人，係“品字三方會”匪特組織在杭州的全部成員。根據馮恭寶與“品字三方會”老大保福祥的約定，這些成員以及之後在杭州乃至浙江新發展的人員，均由他掌控，他們隻接受馮恭寶的指令。

“品字三方會”在上海和南京另有堂口，但馮恭寶隻是知道個大概，並不了解詳細情況。南京堂口的老大叫任白土，馮恭寶以前未曾聽說過其名其事，更談不上謀麵了，自然也無法提供其在南京的住址或聯係方式。上海堂口原是曾涉川主持，曾死後，一時找不到替代人選，由保福祥自己直接執掌。馮恭寶估計，上海堂口可能跟他執掌的杭州堂口一樣，還沒來得及著手發展新成員，甚至比杭州堂口還不如——馮恭寶手下還有七個嘍囉呢，上海那邊就曾涉川一個光杆堂主——否則的話，史阿根出事後，保福祥會另委他人前往鬆江將史滅口，而不是命令曾涉川帶傷再赴鬆江冒險。至於把史阿根從上海召到杭州來的目的，這個馮恭寶倒是聽保福祥說過，是讓他去南京跟任白土取得聯係，以便三方“共商大計”。此外，馮恭寶還交代了他奉保福祥的指令，過去香港投親的小輩親戚代郵密函跟台灣特務機關取得聯係之事。這些情況前文已有交代，此不再重複。

至於“品字三方會”準備如何實施暗殺、爆炸、縱火、投毒等破壞活動，目前尚未開始具體策劃——這需要等台灣特派員抵達後，正式給與“品字三方會”一個名分，以及經費、武器、特工器材，方宜進行。關於保福祥脫逃的情節，馮恭寶、餘瘦漢等匪特分子都感到不解。餘瘦漢甚至懷疑，馮老板當初盤下這家五金行進行裝修的時候，瞞著他這個堂口副手建造了夾牆暗門或者通往外麵的暗道。馮恭寶當時也尋思，保老大這麽一個平時依靠輪椅、手杖的殘疾人，被人堵在樓上，那除非長出一雙翅膀才能逃出去了。哪知，保老大竟然平安脫身，簡直匪夷所思。那麽，保福祥往哪裏逃了呢？這個，馮恭寶隻能猜測，要麽上海，要麽蘇州，要麽南京。但有一點他非常肯定，除了他的五金行，保福祥在杭州沒有可以落腳的地方，也沒有敢收留他的朋友。這樣一個行動不便、目標明顯的老者，既然在杭州沒法兒藏身，那就隻有逃走一條路。

“焦組”偵查員回到駐地，已是12月25日淩晨三點多。特案組長見三個戰友猶自精神亢奮未顯倦意，便沏了一壺濃茶，幾個人一邊喝著，一邊分析保福祥可能的去向。一個多小時後，四位偵查員對保福祥的逃竄去向作出了一個事後被證實是準確的估斷——這廝應該去了南京。

之前馮恭寶提供了保福祥可能逃竄的三個方向：上海、蘇州和南京。其實即便馮恭寶不說，偵查員也會想到。那麽，保福祥會去這三個城市中的哪一個呢？

先看保福祥的家鄉蘇州。保福祥作為原太湖“品字堂”的老大，在江湖上小有名氣，也算是做出了一些市麵，不過，就其匪夥的規模而言，在太湖的各路湖匪中並不算大。太湖在中國五大淡水湖中排名第三，湖泊麵積將近兩千五百平方公裏，號稱有四十八島、七十二峰，但其中卻無可供“品字堂”這樣的小型匪夥作為大本營的島嶼——要麽太小，無法落腳；要麽太大，無法控製。所以，保老大就把“品字堂”的老窩設在蘇州市區西南側太湖之濱木瀆古鎮上的一座宅院裏，作案時方才馭舟前往太湖。這個窩點，早在1945年秋就被國民黨軍警給端掉了。

保福祥為匪多年，在蘇州應該是有一些朋友的，但如今這些朋友恐怕都不敢跟他來往了。保老大解放前就已被國民黨當局通緝，還有個漢奸罪名，為江湖同道不齒，解放後，他又成為這麽大一起匪特案件的首犯，即便人家肯收容他，他也不敢前往——蘇州是他的老窩，警方肯定盯得緊，他這麽顯眼的目標，隻怕還沒到得人家門上，就被警方兜住了。因此，偵查員認為，保福祥不會把蘇州作為藏身之地。

再看保福祥的化名居住地上海。據王秀丫的口供以及“郝組”在偵辦曾涉川案的過程中獲得的相關情況，保福祥自1945年在滬上黃浦區南蘇州路落戶定居，直到前不久他離滬赴杭，五年期間他很少外出，鄰居、居委會、派出所皆以為係腿腳不便之故。王秀丫稱，“顧先生”每次外出都離不開她，因為他是坐輪椅的，需要專人推車以及攙扶上下車。由沙懋麟主持的對王秀丫的訊問中，曾詳細問過保福祥每次外出的時間和地點，並委托上海市公安局政保處進行暗查，未發現有可疑對象居住或者在那些地點活動。

焦允俊等偵查員認為，保福祥在上海並未發展過“品字三方會”的新成員，也沒有原太湖“品字堂”的老部屬，至於熟人或者道上朋友應該是有的，但可以肯定，他早已跟那些人斷了關係。因此，得出的結論是：保福祥不可能把上海作為自己的藏匿地。

這樣，就隻剩下南京了。偵查員分析，保福祥之所以往南京逃竄，應是基於以下幾個原因：其一，長江江匪的師爺任白土與保福祥結交多年，據馮恭寶交代，保福祥計劃將其拉入“品字三方會”領導層，坐第三把交椅。如此一來，兩人的關係遂由以往的道上好友上升為同一匪特團夥的同僚，保福祥還是任白土的上司。保福祥無論以什麽理由前往見麵，任白土都無法回避，否則，隻要一個檢舉電話或一封舉報信，就能讓他折進局子，然後再上刑場挨一顆子彈。

其二，即使沒有此次華東特案組對“品字三方會”杭州窩點的突襲行動，按照保福祥的“工作計劃”，他也已跟任白土取得了聯係。鑒於史阿根、曾涉川接連出事，保福祥已經產生了親自出馬去南京跑一趟的念頭，現在被迫提前進行，也算順理成章。

其三，以保福祥如同花崗岩般頑固的反動立場，鐵了心要跟新政權對抗，以此實現投入台灣特務機關的懷抱，被台灣國民黨當局接納，最終可以“安度晚年”。而如今，他組建的匪特團夥“品字三方會”已經到了折戟沉沙的絕境，也就隻有對抗到底了。不過，他一個人是無法繼續走下去的，也沒有能力逃離大陸，隻有去南京跟任白土會合，然後一起幹下去。

四人如此議下來，張寶賢提議：“咱們趁熱打鐵，連夜驅車南京追捕！”

焦允俊說：“看來，這場戰鬥要在南京畫上句號了。”

二十、車夫和乞丐

話分兩頭，讓我們回過頭來了解一下由華東特案組指導員郝真儒率領的“郝組”赴南京兩周以來的偵查情況——

郝真儒、支富德、孫慎言三人組成的新“郝組”（原“郝組”已作調整，沙懋麟、譚弦調“焦組”、原“焦組”孫慎言”調“郝組”）及隨行外援便衣於12月12日深夜抵達南京，入住馬處長特意請南京市公安局安排的位於河西大街上的駐地、南京市局還派出政保幹部老繆擔任聯絡員，專事負責華東特案組與南京警方的工作聯係。

次日，12月13日一早，郝、支、孫即開會研究如何在南京的茫茫人海中查摸到那個“X”的線索。

此刻，“郝組”手頭隻有史阿根和王秀丫的口供，但這兩個案犯的口供中涉及的有關任白土的內容實在是微乎其微，史犯交代曾涉川通知他去杭州晉見保老大，說將有使命下派，去南京出一趟差，至於去南京幹什麽，隻字未提；王秀丫則與曾涉川假扮夫妻前往南京，但她同樣不知道去南京幹什麽。當然，畢竟她是去了南京的，交代的內容要比史阿根更有價值，她隨曾涉川抵達南京後，在建康路“迎客旅館”下榻，其間，曾涉川外出過四次，其中兩次是“夫妻倆”一起出去逛了夫子廟和西華門，還在外麵下了館子。

不過，王秀丫雖是揚州人，之前卻從沒去過相距不算遠的南京，再說又是文盲，看不懂路牌上寫的字，兩人外出期間經過了些什麽地方，吃飯的那家館子叫什麽名字，她根本弄不清楚，讓訊問她的郝真儒和沙懋麟頗費腦筋。

老沙是原國民黨首都警察廳刑警出身，對南京的所有犄角旮旯都了如指掌，用焦允俊的說法是“南京地圖就在老沙肚子裏”。當下，老沙就跟王秀丫聊了起來，得知這對假夫妻離開旅館後，是往偏北方向步行的，沿途的街巷是如此這般。這樣，他們外出的路線就弄清楚了。至於回返，王秀丫交代，曾涉川都叫了黃包車。

曾涉川單獨外出的那兩次是12月5日、6日的上午。曾涉川對王秀丫說讓她待在旅館房間裏，他去外麵轉轉。那兩天，王秀丫甚至連房門也沒出，所以不知道曾涉川出了旅館大門後是往哪個方向去的，也不清楚是步行還是叫了黃包車抑或營運馬車。

12月10日晚上曾涉川在“大世界”拒捕摔死、王秀丫被捕，連夜審訊獲得上述情況後，原“郝組”偵查員隨即急赴南京對曾涉川、王秀丫曾下榻的“迎客旅館”房間進行搜查，並召集旅館東夥詢問二人入住期間的情況，證實了王秀丫這部分供詞的真實性，同時也獲知，曾涉川兩次單獨外出，分別乘坐了三輪車和出租馬車。偵查員曾問過幫曾涉川在門口招三輪車、出租馬車的旅館夥計老項，關於車輛信息和前往地點，老項都說不上來。

以上，就是郝真儒、支富德、孫慎言三人組成的“郝組”麵臨的情況。這三位作為一撥搭檔，跟“焦組”相比，研究案情時就顯得頗為沉悶了——沒一個是能說會道的主兒。不過，三位中無論是誰，要麽不開口，隻要開口，那都是經過深思熟慮的。

最終郝真儒決定兵分兩路，一路由郝真儒和便衣柳長偉前往“迎客旅館”，再次向一幹東夥調查，這回采取個別談話的方式，跟旅館東夥逐個細談慢聊，啟發他們回憶曾涉川住旅館那三天裏的一言一行一舉一動，叫車外出當然是重點。此外，有關王秀丫的活動情況也不能放過，沒準兒她在交代時故意漏掉了什麽，或者無意中忘記了什麽；另一路是支富德、孫慎言及老杜、小嶽，四人分為兩撥，尋找黃包車、三輪車和出租馬車的線索。

第二路的調查比較辛苦，即便獲得南京市非機動車行業公會的協助，人手也顯得緊張。郝真儒說不要緊，如果我和柳長偉同誌對“迎客旅館”東夥的調查沒發現線索，那就加入這個方向的調查。

12月14日，兩路調查同時進行。

老郝和柳長偉一路去“迎客旅館”跟一幹東夥逐個談下來，並無收獲。那個連續兩天幫曾涉川招三輪車、出租馬車的夥計老項是最被看好的對象，老郝跟他聊的時間最長，不斷予以啟發提示，他卻始終搖頭，說這個旅客跟別的客人有所不同，一般客人通常都是上車前或者上車落座後隨即說出自己要去哪裏，這個客人卻是二話不說先上車，上車坐定後還不開口，要等車夫問他去哪裏時才作出反應。這個反應也並非開口說出要去的地點，而是朝前一指，示意車夫往前。料想車子往前走出一段距離後，他方才開腔告訴人家此行的目的地。

再說支富德、孫慎言與鬆江便衣老杜、小嶽的調查情況。根據分工，支富德與老杜兩個負責調查三輪車那一塊兒，孫慎言九歲放馬、十四歲獨立趕大車，對趕車不陌生，跟出租馬車的趕車人能有共同語言，就和小嶽一起調查出租馬車那一塊兒。兩撥偵查員先去了市非機動車行業公會，其時行業公會已經有政府人員參與管理並予以指導，相當於是政府在主持了。

行業公會領導聽偵查員說明來意，都表示一定積極支持。偵查員向他們了解了南京市非機動車行業的情況，如工人和車輛數量、運作方式等，然後提出，可由市行業公會向基層下發由偵查員起草的尋人啟事，裏麵寫明某年某月某日的什麽時間，一輛三輪車或是出租馬車途經建康路“迎客旅館”門前，被旅館夥計招停，然後上來一個怎生模樣怎生衣著的男子。目前，政府因工作需要，正在尋訪該乘客，希望那天為該乘客提供車輛營運服務的工人師傅向行業公會提供相關情況。如果出於某種原因不願意當麵提供，也可以采取電話或者書信方式匿名向行業公會提供。

隨後，支富德、孫慎言等四人分騎兩輛由聯絡員老繆弄來的民用牌照摩托車，開始在市非機動車行業公會下轄的各區分會走訪。當天下午，郝真儒、柳長偉那一撥向“迎客旅館”東夥調查無果後，也加入進來。

車夫的活動範圍大，這項調查頗費了些時間，直到12月19日方才調查完畢。最後匯總的結果卻是：沒有找到拉過那麽一茬兒生意的車夫。

這就奇怪了。如果說曾涉川兩次離開旅館單獨出門乘坐的是同一輛三輪車或出租馬車，那倒還容易理解，該三輪車或者出租馬車可能是“品字三方會”在南京的那個頭目任白土事先安排好的，車夫本身就是匪特分子。可是，曾涉川兩次出門乘坐的分別是黃包車和出租馬車，那上述可能性大概率可以排除——匪首既控製黃包車又掌握出租馬車，這種情況比較少見；再說，兩輛車都是旅店夥計隨機招停的，並非事先等在旅館門口，不像是提前安排的。

郝真儒認為有必要“想通”這個疑問，和支富德、孫慎言進行分析，最後得出結論：很有可能是曾涉川在黃包車和出租馬車將其拉到目的地後，付車錢時額外加了小費，以此方式暗示車夫把這茬兒生意“忘掉”。

新中國成立方才一年多，盡管政府大力提倡新風尚，其中包括服務行業不收小費，但交通營運行業跟飯館、旅社等行業不同，大部分情況下消費者與車夫都處於一對一的場合，偶爾出現消費者出手大方加贈小費的現象時，並不是每個車夫都會謝絕。當時幾乎所有的營運業車夫都是從舊社會過來的勞動者，這一行幹得長了，積累了若幹這方麵的見識，對於乘客支付小費背後可能隱藏的動機自然心領神會。

按照“收人錢財，替人消災”的江湖準則，收取小費的車夫在遇到這種調查時自然會守口如瓶——既然警方出麵調查了，那乘客肯定有問題，自己如若承認此事，萬一給自己招惹麻煩呢？幹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保持沉默就是了。即便那個受到警方追查的乘客最後折進局子，供認了付小費的情節，往下警察也不可能追查車夫，那得耗費多少時間和精力，而且還不一定查得到。

“郝組”偵查員想通了這一點，隻好放棄這方麵的調查。當然，偵查工作還是要繼續，而且還得加把勁。郝真儒說，看來我們必須讓腦子加快運轉速度，盡快找到一條走得通的路徑，尋覓隱藏在南京的這個“X”的線索。

話雖如此，可“郝組”偵查員商量來商量去，這條“走得通的途徑”依然尋覓不到。12月20日，“郝組”已經不知是第幾次開會研究，直到傍晚還沒議出結果。支富德注意到孫慎言基本上沒有開過口，於是問道：“慎言有什麽想法？說來聽聽。”

孫慎言開口了：“我這個人腦子經常不開竅，想不出什麽好主意，都是些笨辦法。”

郝真儒聞之眼睛一亮：“有時候笨辦法才是最有效的辦法，慎言就別謙虛了，趕緊說說吧。”

孫慎言的辦法確實有些“笨”。他的想法是這樣的：曾涉川兩次叫車都是在建康路“迎客旅館”門前，幫他叫車的是旅館夥計老項，說曾涉川上車前及上車落座伊始沒跟車夫說去哪裏，隻是朝前麵方向打了個手勢，然後車就起步了。從常情來說，曾涉川是必須把此去目的地跟人家講清楚的，之前不說不等於車輛起步後不說，否則這茬兒生意怎麽往下做？那麽，在曾涉川待車輛起步後關照車夫去哪裏時，周圍是否有行人或者沿街商家的店員顧客，抑或住家居民正好聽見呢？

因此，孫慎言提出，在眼下似乎無路可走的情況下，是否可以考慮對上述“可能聽見”的那部分人進行走訪？

孫慎言這麽一說，郝真儒稍一沉思，緩緩點頭道：“這是一個辦法……富德同誌怎麽看？”

支富德說：“這是撞運氣，不過，可以一試。”

“郝組”偵查員及外援便衣這“一試”，整整花了兩天時間，反複走訪建康路上與“迎客旅館”相鄰的商店、住家以及經常在這段馬路上路過的人員，還是未能獲得線索。沮喪之際，孫慎言忽然想到可能漏了一類人沒走訪到一一乞丐。

上世紀五十年代前期，社會上乞丐、盲流比較多，即使是現在稱為一線城市的北上廣，如果哪天突然發現馬路上沒乞丐的話，人們肯定會倍覺驚奇，沒準兒會有一種“太陽從西邊升起”似的錯覺。當時的行政建製，沒有江蘇省、安徽省，這兩個省分為四個省級行署區，即蘇南、蘇北、皖南、皖北，直到1953年才撤銷，恢複原江蘇省、安徽省建製。至於南京，則是直屬中央管轄的單立特別市。

南京處於與蘇南、蘇北、皖北行署區接壤的地帶，又是交通非常便利的水陸大碼頭，乞丐、盲流更是出入頻繁。孫慎言此刻想到的是，會不會當時正好有乞丐在建康路上溜達，聽見了從身邊經過的三輪車上曾涉川對車夫關於“去哪裏”的吩咐？

於是，“郝組”決定繼續走訪。

這時已是傍晚，支富德、孫慎言還是由聯絡員老繆陪同著前往管段派出所，向值班警員了解建康路上乞丐的“歸屬”情況。乞丐是有幫派的，各個大大小小的幫派都有自己的地盤，作為從事以行乞為主兼帶進行詐騙、搶奪、小偷小摸等輕型違法犯罪活動的區域，互相不得超越約定的範圍，這就是所謂的“歸屬”。

乞丐屬於盲流一類，當時是歸民政局管的，但是，民政局的“管”隻是在適當的時候將其中的一部分人遣送原籍，其他涉及治安的活兒，都由公安局負責，而管段派出所掌握著屬於本所管轄範圍內的大大小小丐幫的地盤劃分、成員數量、違法情況等信息。

支富德、孫慎言跟派出所值班警員說明來意後，對方非常熱情，即把一應情況介紹了一番，臨末主動提議，如果您二位要盡快找到這一段的乞丐頭兒郭老四，我這就叫人把戶籍警小陸叫來，他知道郭老四晚上在哪裏過夜。

小陸是個解放後參加工的年輕民警，天生透著一股精幹勁兒，他從家裏趕到後問偵查員，首長要去郭老四住的土地廟，還是我騎車去把他傳喚過來？支富德尋思，這事兒如果順利的話，那麽線索也應該在郭老四手下的那個乞丐那裏，不可能正好是被郭老四撞上那一幕，於是就說去土地廟吧。

偵查員找到郭老四時，他正跟二十來個乞丐聚在破廟裏，這些乞丐的年齡從十來歲到五六十歲不等，不知是誰弄到一條狗，一幹人生了火，正用一口缺了一角的大鐵鍋煮狗肉。郭老四是個三十多歲的精瘦男子，一看就知道是個老油子。他跟新舊警察交道打得多了，見到小陸一點兒都不怵頭，不過被秋風黑臉的孫慎言給鎮住了，再一看小陸對支、孫執禮甚恭，便向偵查員擺出一副恭敬樣子，一口一個“您老”，自稱“小民”。

聽偵查員說明來意，郭老四馬上向那群圍火而坐的乞丐喝問，大概半月前，有誰在建康路“迎客旅館”門前看見有個四十來歲的男旅客出門坐車？是旅館的老項代叫的黃包車或者馬車。

眾乞丐竊竊私語片刻，有個少年乞丐站起來，說他見到過。那是12月5日上午八點半前後，當時他正蹲在旅館隔壁醬油店門口，等著退房旅客結了賬離店時上去二話不說抱住大腿乞討，不給錢就不放。這一招兒是小叫花的看家本領，成功率很高，因為上午旅客退房後往往都要去車站碼頭趕車趕船，誤不起時間，隻好抱著花錢消災的心理掏錢了事，反正錢掏的也不多。

等了片刻，果然有旅客出來了，但空著雙手，一看不是退房後要離開旅館的。正失望時，見夥計老項從大門裏飛步而出，站在馬路牙子裏側左右張望，小乞丐便知他是在叫車，遂重新燃起希望之火：纏住那個旅客不讓他上車，那他就隻能掏錢了。

此時，老項已經招停一輛空載的三輪車，繼而招呼曾涉川上車。他察覺了小乞丐的意圖，衝其怒目而視，小乞丐隻好歇菜。根據街頭不成文的規矩，叫花子如果在夥計阻止前即已采取行動纏上旅客了，旅館方麵就不能再管，隻能袖手旁觀。但是，如果夥計在叫花子行乞之前予以製止，那這個乞丐就不能再在旅館門前向該客人行乞了。

如此，小乞丐自然失望。這時他還餓著肚子，饑腸轆轆的狀態逼著他必須動腦筋解決早餐問題。眼看那旅客已經上了黃包車並打出了朝前行駛的手勢，小乞丐靈機一動，隨即俯身在流淌著髒水的馬路牙子外側按了按，讓雙手沾上泥漿，然後拔步便追。

追出幾個門麵，他已與正在行駛的三輪車齊平，就在這時，他聽見那個乘客小聲向車夫盼附：“去西華門。”

黃包車夫也發現小乞丐跟上來了。就像旅館業跟乞丐有默契一樣，三輪車黃包車行業跟乞丐也有默契，遇到已經起步但有乞丐跟上來行乞的情況，車夫會有意識地放慢車速，以方便行乞。

有讀者可能會問，這不是得罪客人了嗎？是得罪了，但這種得罪的動作被客人察覺的可能性極小，不良後果幾近於零。而如果這當口兒來一個加速，幫助乘客避免遭受叫花子騷擾，那這車夫就等著吧，小叫花也好成年乞丐也好，雖然幾乎都是文盲，但牌照上的阿拉伯數字是認得全的，而且他們在這方麵的記性還不賴，接下來等著車夫的，要麽是輪胎被放氣或者戳破，要麽是空車行駛時後麵座廂被叫花子抹上汙泥髒水甚至糞便。

於是，車夫就故意放緩速度，以便小乞丐向乘客示意：如果這雙髒手往您衣服上拍一下將會如何？曾涉川自然發現了小乞丐的動機，二話不說，掏出一張一千元的鈔票扔下，得以安然離開。

偵查員隨即向小乞丐追問那位乘客的外形以及穿著，小乞丐邊回憶邊說，與之前旅館夥計老項跟偵查員所作的描述基本相同。這就是說，曾涉川在12月5日上午離開旅館是去了西華門。

二十一、健步商行

這是“郝組”來南京開展偵查工作以來獲取的唯一線索，郝、支、孫三偵查員認為，這也應該是一條可信的線索。

王秀丫在上海落網後供述，她與曾涉川抵達南京當天外出，就去過西華門。但到了西華門之後，兩人卻沒看什麽，甚至連城門外的那座橋也沒上，在橋畔轉悠一圈就離開了。過了一個晚上，曾涉川又單獨前往西華門，他這樣做的目的是什麽？

為了弄清這個問題，郝真儒、支富德、孫慎言三個前往西華門實地查看。

西華門是明朝南京皇城七座城門中的一座，位於南京市秦淮區中山東路與龍蟠中路交會處南側。該城門是舊時南京進出明皇城最方便的城門，其規格次於午門，但其須彌座與午門一樣，都刻有典型明初風格的卷葉樣的裝飾石構件，保留著部分明代時的路麵，城門外築有玄津橋。

郝真儒、支富德、孫慎言過去後，如同尋常遊客那樣四處轉悠了一會兒，拍攝了一些照片，然後返回駐地分析案情，主題是：結合對西華門的實地查看，討論一下昨晚提出的“曾涉川去西華門想幹什麽”這個問題。

首先可以肯定，西華門應該是曾涉川那次赴南京出差的一個具有重要意義的地標。可惜沒有訪查到12月6日上午曾涉川離開旅館外出乘坐的那輛出租馬車，否則，車夫提供的此行目的地說不定也是西華門。

其次，曾涉川抵達南京後接連兩次（因沒有明確證據，用馬車作為代步工具的那一次暫不算在內）前往西華門，他應該是在那裏有事要辦。想辦啥事兒？購物？不可能，他是空手返回旅館的，而且頭天與王秀丫同行前往那裏時也沒有逛過商店。那就隻能是跟“品字三方會”在南京的那個“X”之一接頭了。

接著問題就來了：曾涉川跟南京的“X”接頭，是直接見麵，還是在某個約好的位置留個暗號或者條子之類？

偵查員的觀點是，既不留暗號也不留條子，而是直接見麵。頭天曾涉川帶上王秀丫假裝散步溜達到那裏，是為了踩點，他要看清約定地點的地形情況。次日上午曾涉川獨自過去，就是去接頭的。根據旅館夥計老項提供的曾涉川出門和返回的時間，再減去往返路程花掉的時間，還剩下二十分鍾左右，這應該就是曾涉川和對方見麵的時間了。

至於第三天上午曾匪乘坐馬車門的那一趟，偵查員估計也是去的西華門，但那又是去幹什麽呢？想來想去，偵查員認為，可能是頭天去踩點，次日跟對方的代理人、聯絡員之類接頭，傳遞口信或密函，第三天，才是跟正主兒即南京的那個“X”見麵。從旅館夥計老項反映的曾涉川第三次出門進出旅館的時間間隔來看，曾涉川跟正主兒見麵的時間很短，這也印證了上述判斷——這次見麵，對方應該給曾涉川一個回複，可以是口信，更可能是一封回函，以便他向保福祥複命，這當然不會用太長時間。

曾涉川拿到回函後，就算是完成了在南京的使命，攜王秀丫前往上海。至於那封回函，很有可能在途中就投入郵箱寄往杭州了。

“郝組”當即決定，請聯絡員老繆將曾涉川生前的照片（解放後工商局進行重新登記，曾涉川化名褚飛帆經營“褚記木器店”，在工商局下的底檔中有他的照片）翻拍衝印數十張，全體偵查員連同外援便衣拿著這些照片進行訪查。

哪知，偵查員訪遍了以中山東路和龍蟠中路交會處為中心的方圓數百米範圍內所有的商店、住家、小販，還攔下經過的路人詢問，請他們辨認照片，卻沒有人見過照片上的這個人。

這下，“郝組”三偵查員簡直有一種無話可說的感覺。不過，郝真儒、支富德、孫慎言畢竟是在隱蔽戰線上有過多年曆練的資深行家，每個人以前都曾遇到過這種“山窮水盡疑無路”的境地，有的甚至比眼下的處境還要艱難，最後也都過來了，所以倒也並不氣餒。郝真儒對支、孫二人說，用焦允俊同誌的說法，咱們這回是“運氣不佳”。這話似乎帶有唯心主義色彩，咱們此刻也不必考慮什麽運氣不運氣的，這個方向走不通，那我們就換一個方向，反正最終肯定要把這起案件給破獲了才行。

支富德提出，這個“品字三方會”的班底都是慣匪悍匪，南京這個主兒料想也必是慣匪出身，他在解放前肯定有不少刑事案底，甚至解放後還在作案。這等慣匪，在江湖上起碼應該小有名氣吧，否則，原太湖“品字堂”的保老大怎麽會看得中他？所以，有必要從這個角度著手尋覓南京這個“X”的線索。

三人正在討論上述提議時，聯絡員老繆出現在門口，說南京市公安局派來的機要通訊員來送電報，現在門衛室，請郝指導員親自去簽收。

郝真儒簽收的就是焦允俊以華東特案組組長名義發來的密電，通知“郝組”杭州案子已經突破，“焦組”一行即將赴寧與“郝組”會合；請“郝組”目前暫緩行動，待“焦組”抵達後再共商方案，合力作戰，將匪特團夥一網打盡。

然後，我們就要說到一家商行了。

南京市清涼門大街是一條東西走向的馬路，這條路上的東側靠近鳳凰東街有一家兩個門麵的商店，名喚“健步商行”，商行的門窗以茶色與無色相結合的厚玻璃為材料製作，以當時的眼光看算是非常時新的。

“健步商行”是一家專為殘疾人提供服務的私營商家，其服務內容分兩部分，一是出售專供腿腳不便的殘疾人使用的代步器具，諸如輪椅、助步器、各式拐杖等一應俱全，此外還出售一些專用於臥床傷病患者的器具和消耗品；另一個功能是在後院設有一個特殊的部門，專門向家有殘疾人的家庭提供包括食宿在內的所有日常生活服務，二十四小時代為照料，當然，是有償的。

這家商行的老板是個下肢有疾難能行走的殘疾人，名叫竇升鳴，是個五十來歲的清臒老者。坊間傳說竇老板早年曾留學日本，故能說一口流利的日語。而其在1930年創辦“健步商行”時所進的洋貨，大部分都來自日本。

“健步商行”在竇老板手裏生意做得不溫不火，每年有盈利，但談不上多麽豐厚。據說竇老板原先是有妻室兒女的，後來因為車禍受了傷壞了兩條腿，其妻可能認為跟著這樣一個殘疾丈夫過日子沒有奔頭，就帶著一雙子女不辭而別了，臨走時沒忘記把家裏的貴重細軟一卷而空。哪知，之前一直在外麵東奔西走做生意的竇升鳴袖中另有乾坤，存著一筆私房錢。因此，老婆的這個動作難不倒他，幹脆用祖傳的房子開了這家商行。屈指算來，“健步商行”已經開了二十年，按如今電商平台上某些商家誇張些的說法，已經足夠打出“老字號”的廣告語了。

“健步商行”離管段派出所直線距離不到百米。派出所的房屋有點兒老，之前經曆過國民黨——汪偽——國民黨統治年代，然後就由“警察署”改為“公安派出所”。二十年間，不知有多少穿著不同顏色、不同式樣警服的警員在這裏進進出出，也不知有多少新舊警員曾來“健步商行”執行過登記、查戶口、搜查等公務，可是沒有一個警員對竇老板是一個“守法良民”這一點產生過懷疑。

包括竇升鳴本人在內，所有人都沒有意識到，隨著12月25日從杭州通往南京的“一號國道”（即“寧杭公路”，舊稱“一號國道”，當時尚未對境內公路編號，民間仍以該稱謂稱之） 上兩輛美製吉普車悄然駛入南京城，這個殘疾老板的真相將會被揭露。

竇升鳴是“健步商行”老板的真實姓名，他還有一個黑道化名，那就是被保福祥稱為任師爺的任白土！

既然是黑道的師爺，其經曆跟“品字三方會”另外三個頭目保福祥、馮恭寶、曾涉川相比，就多了點兒書卷氣。任白土的父親是清末舉人，曾捐過一個縣官職位。但老爺子並非做官的料，隻當了三年就結束了仕途。返回老家南京後，投資做生意，運氣還不錯，賺得不菲的家底。

老爺子一共娶了兩個老婆，生了三個子女。竇升鳴的老媽是二房，伶人出身。雖是庶出，他卻是老竇家這一代唯一的男丁，自小得到老爸的鍾愛。老爺子能夠考得舉人，文化底子自然是沒說的。他想把自己的文才傳承下去，對竇升鳴的文化教育抓得很緊。要說竇升鳴，的確繼承了老爸身上的文化基因，小學讀書時連跳兩級，上初中後，初一讀完直接升入初三。其時，他的舉人老爸已經作古，不過，家庭經濟未受多大影響，老爸去世前，特地為他這個獨子單列出一筆遺產作為教育基金。

竇升鳴讀高一時，其生母病逝，從此他就跟另一房的那母女三個不再來往。然後，用其父留給他的那筆教育基金留學日本。在日本待了四年，返回時帶回一個日本女子，就是前麵說過的卷款不辭而別的那位。不過，平心而論，那個日本妻子也的確忍受不了竇升鳴這般扔下妻兒不管不顧，打著做生意的旗號，整日裏行蹤詭秘的老公。

竇升鳴落網後交代，他婚後結識了兩個長江水匪頭目徐某和佟某，三人交往甚歡，相見恨晚，遂義結金蘭。竇升鳴年齡最小，排行老三。喝過血酒後，徐、佟邀三弟加盟匪夥，共享富貴，竇老三一口答應。徐老大、佟老二遂委其擔任匪夥師爺，負責出謀劃策兼掌管財務，稍後因發現這個老三對作案成敗的預見性驚人準確，又要求他負責審議每次行動的方案。

徐老大、佟老二主持的匪夥屬於江匪，和保福祥這種湖匪又有所不同。匪夥有二十來名弟兄，都是從事打魚、撐船、裝卸的體力勞動者，平日在各自崗位上安分守已辛勞付出，獲取一份微薄收入，互不串聯來往，即使偶爾路上遇見，也是佯裝陌路，連個眼色都不遞。待哪天徐老大、佟老二準備行動了，再去通知他們各攜武器秘密聚合。半夜作案後，不到天亮即各奔東西，回去各幹各的活計。

竇升鳴接受邀約時提出了條件：他終身不參加直接作案，永不在其他弟兄跟前露麵，二位哥哥也不能對弟兄們提及他這個人的存在。徐老大、佟老二對此表示認可。

匪夥本來有個匪號喚作“金舟社”，竇師爺上任伊始，即提議廢除，理由是安全第一，利益第一，至於名氣，那是虛榮。這一點，徐、佟也同意了。

不久，竇升鳴的日本老婆疑似私奔。徐老大認為應該采取措施，提議派弟兄四處查訪，征求竇老三意見時，被堅決否定。然後，竇升鳴就用匪夥分贓所得開了“健步商行”。當時，他的雙腳還好好的（與坊間傳聞不同，他的日本老婆在其雙腿殘疾前就跑路了），當然更沒想到開“健步商行”的創意竟是一個頗具諷刺意味的預兆。

就這樣，這個取消了匪號的匪夥在采納了竇升鳴的建議後，一次次搶劫行動都非常順利，銷贓也最多不過是有驚無險，整整十年沒出過事。不過，到了1943年秋，厄運終於降臨了。

事情的起因在老二佟某身上。那段時問，佟某生了一場傷寒大病，治愈後身體很虛，便縮在南京傅厚崗他的一個相好家裏休養。一日，兩人外出看戲，不料散場時在戲院門口被一個多年前遭受過其搶劫的苦主綢緞商人萬老板看見。佟老二作案無數，當然不可能記得有這麽一個受害人，可萬老板對這個強盜頭子卻有一種“燒成灰也認得”的刻骨仇恨。

認出佟老二後，萬老板不露聲色，隻是暗暗尾隨。佟老二兩個叫了輛出租馬車回下榻處，他則叫了一輛三輪車，付雙倍車費讓跟蹤馬車。把佟老二暗“送”到那個相好的住處後，萬老板就調換一輛黃包車回家去了。

此舉倒也並非是萬老板沉得住氣，而是不知道接下來應該怎樣行事方為穩妥。當時南京處於日偽統治之下，警局諸警種都是中國人，名義上的局長也是中國人，但是，實權卻在由日本軍方指派的在警局擔任顧問的日本軍官手裏。萬老板尋思若去警局，隻能向那些漢奸警員報告，這些家夥跟土匪強盜都是暗通款曲的，接到報告還不是立刻通風報信讓那強盜頭子滑腳？滑腳還不算，怕的是強盜頭子回頭派人來找他算賬，來一個白刀子進紅刀子出，那不是反害了自家的性命嗎？得想另外的法子，否則，寧可不去報告了。

萬老板琢磨了大半宿，終於想出了一個辦法：叫上精通日語的外甥一起去警局，求見日本顧問，見到之後，也不麻煩警局翻譯（有可能同樣與匪人暗通款曲），由外甥充任翻譯，把情況報告了就是。

次日，萬老板便如此行動。警局日本顧問聞訊，立刻通知警察局長集合一批警員，命自己的日本衛士作監軍，荷槍實彈出動。原以為抓捕對象隻有一個佟老二，哪知這天合該徐老大倒黴，他正好去看望佟老二，進門才喝了一杯茶，警察已經趕到，把宅子給團團包圍住了。徐、佟兩個知道，即便投降也是死路一條，遂拔槍頑抗，寡不敵眾，雙雙被擊斃。

同城出了這等新聞，竇升鳴自然很快就知曉了。他在被華東特案組拿下後的口供裏說，得知老大老二死了，頓時鬆了一口氣。以其智商、情商，再加上他多年的分贓所得以及經營“健步商行”的利潤積累，從經濟上來說，足夠用到躺進棺材還有餘，匪夥作案分贓的收入對他已經沒多大吸引力了。而他當初之所以跟徐老大、佟老二結拜，接受邀約加入匪夥，全憑的是年輕時的血氣方剛，這麽些年頭過去，又不幸遭遇車禍廢了雙腿，早已沒了當初的那份衝動。

況且隨著年齡漸長，他對江湖的看法也發生了變化，萌生了退隱之意，但徐老大、佟老二並沒有這樣的念頭，他也就隻好奉陪下去。現在徐、佟殞命，對竇升鳴來說正是收手的時機。想到這一點，他對十餘年前接受徐、佟邀約時提出的條件頗有些自鳴得意：如果當初沒提出永遠不跟匪夥中除徐、佟以外的其餘匪徒見麵接觸，徐、佟死後，他少不得被卷入匪夥可能會出現的混亂局麵，要麽被警局察知後來個一網打盡，要麽發生內訌火並，他不死也得受連累，結局依然是凶多吉少。

如此，竇升鳴暗忖，自己總算能夠安度餘生，不必為人身安全問題日夜憂心了。可人算不如天算，無憂無慮的日子沒過上幾天，抗戰勝利後大約個把月一個雨天的傍晚，隨著一個人走進“健步商行”的店堂，竇老板那顆原本已經平靜下來的心又像拴上了十五個吊桶那樣七上八下了。

這個人，就是原太湖“品字堂”老大保福祥。

竇升鳴與保福祥的相識，跟已死的徐老大有點兒關係。徐老大和杭州“三方會”的那位假行僧老三王嘯有幾分相似，也擅長玩狡兔三窟的把戲——平日裏隱身南京市郊接合部的一座寺廟，不過身份並非僧侶，而是居士。此外還有三個家，在鎮江、昆山和上海都娶了妻室，生有子女，那些家眷隻知道他在外地工作——鎮江妻子被告知他在上海打工，昆山和上海妻子則以為他在南京工作。

因是居士身份，徐老大隨時可以離開寺廟，說是回家（當時寺廟通常不問居士家住何處），多半是在踩點、策劃和實施作案。當然，家也是要回的。徐老大在南京時經常去竇升鳴的商行，以談生意為名密議作案或者銷贓，有時，也會請竇升鳴去飯館喝酒。竇升鳴與保福祥的結識，就源於1941年夏天與徐老大、佟老二的一次飯局。

那天，按照事先約定，徐老大雇了一輛出租馬車前來“健步商行”接竇老板去館子喝酒“談生意”，在座的還有佟老二。哪知，剛喝了一杯酒，忽然來了一個五十來歲的中年男子，自然就是保福樣了。

保福祥當著太湖“品字堂”的老大，雖然是專業綠林，但並不是像其他職業那樣需要天天上班的。太湖強盜的作案也不像長江水匪那樣，一年四季隨時進行，而是有“旺季淡季”之分的，以冬季為旺季，春秋次之，夏季就算是淡季了。保老大那次就是利用淡季時間休個假，在江南四處轉轉，會會老友，結識新朋。他是一天前抵達南京的，下榻於一個暗門子職業的相好家裏。第二天中午，就打算約請佟老二吃飯。

佟老二也是四海為家之徒，不過，在南京租有房子作為臨時住所，還從徐州鄉下老家請了一個遠房親戚看家兼做雜務。這遠房親戚六十多歲，是廚師出身，做得一手好菜，有時佟老二也會在家裏請關係特別鐵的朋友用餐。這份特別鐵的朋友的名單中，也有保福祥的名字。因此，保老大是知道佟老二有這個落腳點的。

這天，保福祥興衝衝趕去，佟老二卻不在家。好在廚師老頭兒認識他，知道是佟老二的哥們兒，告訴他說佟老二約徐老大去某某飯館喝酒了。

保福祥和徐老大也認識，當下沒多想，就直奔飯館。到飯館一看，在座的不僅有徐、佟二位，還有個陌生麵孔，意識到自己來得可能不是時候。但事已至此，若是回避，徐老大、終老二的麵子往哪裏放？幹脆接受徐、佟兩人的熱情挽留，落座入席。

保老大這一留下，竇老板就有點兒尷尬了。不過，他也算經曆豐富——富家出身，書香門第，跳過三級的學霸，有留洋經曆，還在長江水匪團夥的師爺位置上坐了十來年，城府自然不淺，不論他有什麽心思，表麵上肯定看不出來。況且這事他也沒法兒怪徐、佟二位兄長，當初他的入夥條件裏隻說向本匪夥弟兄永久保密，沒說過對徐老大、佟老二的朋友也保密。要怪，也隻能怪自己當初考慮不周了。

徐、佟二人哪知道他的想法，保福祥剛一入座，佟老二就開口給雙方介紹了。於是，竇升鳴知道保福祥是太湖“品字堂”老大，保老大也見到了早已聽徐、佟說起過不知多少次的任師爺。事已至此，竇升鳴也無話可說了。好在事後徐、佟兩個老江湖察知了任師爺的心思，從此再也沒發生過這種情況。至於那個保老大，竇升鳴也隻是見過那麽一次，此後再沒打過交道，他漸漸也就放下這個疙瘩了。

後來，徐、佟兩個雙雙斃命，保老大落水當了漢奸，抗戰勝利後被國民黨軍警圍剿，傳說已經殞命。竇升鳴尋思，應該再沒別人知道自己的底細了，一顆懸著的心終於放到了肚子裏。

誰知，還真應了“該來的總是要來的”這句老話。1945年9月中旬那個秋雨綿綿的傍晚，“健步商行”正要關門打烊時，保老大忽然出現在竇老板的麵前。那時，保福祥還沒坐輪椅，但腿腳明顯不太利索，以竇老板經營健步用品多年的職業眼光看來，那走路姿勢，已經預示著日後的情況不容樂觀。

保老大是來幹嗎的？買健步用品？應該不會。“品字堂”已經灰飛煙滅，保老大的處境肯定不妙，這個節骨眼還找上門來，多半是來尋求幫助的。竇升鳴心裏不由得犯嘀咕，若是花些錢財能把他打發了，那是最好，如果保老大要在自己這裏落腳，那該如何是好？

竇老板想錯了，人家保老大一不借錢，二不借宿，卻是來跟他交朋友的。竇老板讓夥計從外麵館子叫了幾個菜，又開了兩瓶酒，兩人就在商行的內宅邊喝邊聊。說也奇怪，這一番聊下來，竇老板竟然覺得跟保老大甚為投緣。

保福祥告訴他，“品字堂”已經不複存在，他的處境也比較危險，準備去上海躲一躲，等風頭過去再作計議。此行並不是來打秋風借盤纏的，上次跟竇老板見麵之後，不知怎麽的，隔一段時間就會夢見，這就是投緣了。江湖上互相投緣的朋友不少，可每隔一段時間就會夢見的卻沒聽說過，看來這段友誼值得珍惜。原本早想尋上門來結交，但初次相見時，保老大有一種感覺，竇老板對他似乎有一種不待見的情緒，因此不敢冒昧打擾。

那今天為什麽登門拜訪呢？保老大說，此番前往滬上，也不知是否能夠平安度過這一劫。想來想去，決定冒昧登門，不圖其他，就為能夠見上一麵，或許這是今生最後一麵也難說。

竇升鳴的舉人老爸對《周易》頗有研究，竇老板幼時耳濡目染受到影響，對此也有興趣，跟著老爸學過一段時間。老爸的周易預測在南京乃至江蘇名聲不小，即使是學了一些皮毛，也使竇老板獲益匪淺。隻是他生性不事張揚，為人處世一貫低調，很少有人知曉，連徐老大、佟老二都不清楚。現在，竇老板覺得交不交保福祥這個朋友，還真要看天意了。於是，當場就在酒桌上演算六爻進行推算，答案是：保老大這個朋友值得結交。

兩人遂對天八拜義結金蘭。告辭前，保福祥掏出十兩黃金贈送竇老板，說是他這個哥哥給弟弟的見麵禮。竇升鳴其實不缺錢，婉拒，怎奈保福祥再三堅持，隻好收下。此舉讓竇升鳴甚是感動，便把其外甥晏祖北開的命館地址和接頭暗號告訴了保福祥，說哪天兄台萬一有難，急切之中無處躲藏，可以到我這裏來，也可以去找小晏，他是聾啞人，耳不能聽口不能言，但心裏卻是明白如鏡。我的外甥就是你的外甥，盡可放心！

二十二、匪首落網

兩人這一別，從此斷了音信。每年春節、端午、中秋三節，竇升鳴都要鄭重其事地為保福祥推演六爻，每次都顯示平安。再說他覺得這老兄的心智甚高，料想不管是抗戰勝利後的國民黨政府“懲治漢奸”，還是解放後共產黨的“清匪反霸”，他都可以化險為夷。

任師爺的六爻沒有推算出的是，漢奸、慣匪保福祥竟然蚍蜉撼樹，動起了推翻中共政權的腦筋！

那天，一封尋常平信寄至“健步商行”，竇老板隻一看信封，心跳便是一陣加速。盡管他跟保福祥隻見過兩次麵，沒見過對方的任何墨跡，但一看那個寫法獨一無二的“竇”字，就知道必定是出自保福祥之手。五年前的那個晚上，在二人“白頭如新，傾蓋如故”的對酌接近尾聲時曾有約定：今晚別後，無事不通信，通信必有事，而且必是大事；不管哪一方寫信，都應把對方的姓氏寫得比後麵的名字略大些，姓名三個字則應一個比一個潦草。

現在，任師爺收到的這封平信便有這個特征，必是保福祥來函無疑。這就是說，保老大有大事要跟他商量了！以保福祥和他任師爺的曆史身份，所謂“大事”，料想絕無意外，必是跟中共政權作對的內容，最輕也是偷渡海外。但是，如果保福祥隻是想偷渡海外，沒必要拉上他這個殘疾人。所以，肯定是需要發揮他以前為徐老大、佟老二執掌的那個長江匪夥出謀劃策的特長了。拆開信封一看，果然，保福祥在信中用隱語告知，他準備創辦一家“公司”——組織一個反共團夥，已與“海外供貨商”——台灣方麵取得了聯係，雲雲。

任師爺閱之，久久無語。其被捕後供稱，他對“東山再起”並不感興趣。打自徐老大、佟老二雙雙拒捕斃命之後，他就已經停止了與匪夥的合作，即所謂“退出江湖”了。以他癱坐輪椅的狀況，也經不起江湖奔波的折騰，再說他的經濟積累已然達到一個隱身富豪的水平。以他的念頭，自然是維持眼下的狀況最佳。共產黨公安即使知道當初的“金舟社”有過一個任師爺，也無法追查其下落，他完全可以繼續隱身。但是，有保老大這個“第三方”存在，他的生活軌道就不得不有所改變了。

那麽，如果任師爺不接受保福祥的邀約去參與創辦那麽一家“公司”，行嗎？理智告訴他：不行！如果他拒絕，保福祥隻須給公安局寄一封匿名檢舉信，他的逍遙日子就到頭了。

原“金舟社”的老大老二雖然斃命，但沒聽說那些嘍囉也都去見閻王了，保不齊其中什麽人知道本匪夥中有個隱身師爺存在。有徐、佟在保福祥麵前透露其身份的前車之鑒，誰知道這二位是不是某天喝多了，也跟手下的匪徒說起過？這些匪徒中，肯定有解放後落網的。公安接到匿名信，想查實是否果真有他這麽一個師爺存在，並不是什麽難事。以他的曆史罪行，一旦罪名被查實，必死無疑。

如此，任師爺隻好走一步看一步，先把保老大穩住再說。保老大也就不過來函跟他打了個招呼，沒留通信地址，那就表明不必回信。索性以不變應萬變，等對方走出下一步再說也不遲。

這樣過了一段時間，到了12月5日，任師爺的外甥晏祖北突然找上門來，轉交了曾涉川傳遞的密函。保福祥的防範意識頗強，密函還是用隱語寫的，但以任師爺的文化程度和智商，想要讀懂並不犯難。保福祥來函是想請任師爺去杭州走一趟，商量“合夥做生意”的事兒，詢問任師爺的意見，如果出門不便，可以派弟兄來寧接應，完事後送返；還要求任師爺盡快複函，他等著消息。複函可依據這封來函的通道反向傳遞——也就是由晏祖北轉交送信人。

任師爺遂取了一張一萬元人民幣的鈔票，用毛筆在邊角上寫了一個字，曰“可”，相信保福祥能夠領悟其意。

把那張鈔票回函交給外甥，任師爺就等著保福祥的安排了。哪知，次日晏祖北出了點兒意外——上午他去西華門命館的路上，腳下一滑，身子一個趔趄，站立不穩，仆倒於地，幸虧用手撐了一下，臉麵避開了掉到地上的一截枯枝，否則沒準兒眼睛被戳瞎也難講。不過，就是這麽一撐，臂膊扭傷了筋，疼痛難熬，隻得去鼓樓傷科名醫劉鼓石的私人診所去診治。

他是啞巴，一通比畫連帶著含混不清的咿咿呀呀，劉大夫方才弄明白他受傷的前因後果。劉大夫檢查下來，說要內服外敷雙管齊下治療，這條臂膊少說得用三角巾吊半個月。晏祖北身上隻有幾個零錢，根本不夠支付醫藥費。無奈之下，隻好去門口招了一輛三輪車，先給了車錢，又寫了張字條，讓車夫前往五六裏之外的住所，通知他老婆把鈔票送來。

晏祖北不是一個合格的“地下交通員”，這麽一折騰，竟把舅舅交代的事情給忘記了。待老婆把錢送來，已是午後一時許。他先和老婆一起去附近麵館吃了午餐，然後也不去命館，直接回家了。傍晚他方才想起此事，趕緊去清涼門大街“健步商行”，向舅舅說明一應情由，遞還那張一萬元鈔票，連連自責，低頭認罰。

竇老板倒是頗具涵養，沒有責怪外甥。他尋思已經過了保老大的那個信使跟晏祖北約定的取複函的時間，況且外甥這副樣子，半月之內是沒法兒去命館的。倒不是說他吊著一隻胳膊會妨礙接待顧客，問題是人家登門是來討問吉凶運勢的，看你算命先生自己一條臂膊用三角巾吊著，自己的禍事都避不了，哪個還敢相信你能預測吉凶？因此，隻好耐著性子等到半月後胳膊痊愈了方可正常營業。至於保老大的信使，今天料想是撲空了，即使他明天上午再去西華門，命館仍是關著。

那就隻好暫且把這事兒擱置下來了。估料保老大不至於光憑這一點就得出“任師爺出事”的結論，畢竟命館沒被警方封掉，況且保老大是知曉商行地址的，如果有此懷疑，也得派人悄悄“路過”一趟窺探虛實。

竇老板遂收下外甥還來的那張鈔票（待其一離開隨即劃根火柴焚之），另取出一張五萬元鈔票交給晏祖北以示慰問，當然也有讓其安心的意思。

晏祖北一連幾天沒去命館，特案組偵查員在西華門一帶反複查摸曾匪行蹤的情況，他自然也就不知道。否則，任師爺接到報警，準定立馬帶著晏祖北逃之夭夭了。由是，他們的命運也就此注定——晏祖北待在家裏休養，臂膊上的三角巾還沒來得及卸下，他和舅舅就東窗事發。後來，他被判了十年有期徒刑。

至於任師爺，此事過後，他心裏總是無法釋然，半夜醒來想起就睡不著，擔心保老大一怒之下把檢舉信寄往公安局。推算了一把六爻，竟是“無凶有吉”，這才稍感安慰。當然，圍繞著保福祥的近況，任師爺的思維不會停止，也無法繞開。一次次反複分析下來，任師爺認為保福祥之後再沒有消息的原因有二：一是認為任師爺這邊出事了，出於安全考慮，不敢再跟他聯係；二是他自己那邊發生了什麽意外，所謂“開公司”之事暫時停頓。

三天前的深夜，任師爺失眠時，開了瓶酒自斟自飲，想到保福祥的安危——這不單單是對這位結拜大哥的關心，更多的是為自己的安危憂心——忍不住又推算了一次六爻，得出的結果有些奇怪，可以理解為“情況不明”或者“非凶非吉”。這比“大凶”當然好得多，結合之前的分析，他尋思自己可能陷入了“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的狀況了。保福祥是知曉“健步商行”地址的，還曾來過一次，如果他出事了，頂不住公安的淩厲審問，供出的內容中肯定會有“健步商行”以及小晏的命館。現在多日過去，這兩處還是平安無事，那說明保老大沒有出事嘛！

果然，三天後——12月24日，保福祥不期而至！

要說保福祥的脫逃本領，與華東特案組之前偵辦過的“夫妻逃犯案”、“十三太保案”中的對手有一比。那天，他在華東特案組的抓捕現場以出其不意的手法蒙混過關逃離險地，在烏篷船上對自己麵臨的情勢進行了分析，迅速作出決一定：先往上海方向逃。

保福祥的這個選擇出乎“焦組”的意料。事後在馬處長到場參加的對全案偵辦情況進行複盤的會議上，焦允俊主動承擔責任，誠懇作了檢討，還打算請名牌大學出身的譚弦“協助”，寫一份檢討書交上去，馬處長卻說不必了。

為什麽呢？馬處長說，這個判斷雖然是個失誤，但偵辦案件時，這種失誤在所難免，而且並未造成嚴重後果。相比其他公安單位，華東特案組在這方麵的失誤率應該算是最低的了。如果失誤率最低的專案組、偵查員也要寫檢討書，那以後華東區各級公安單位的專案組、偵查員，還不是縮手縮腳，不敢大膽工作了？所以，隻要總結教訓，避免下次犯同樣的錯誤就好。

再說保福祥，他在烏篷船駛離五金行現場百多米遠時，腦子裏已經有了如何逃離杭州城區的主意——五金行的七個夥計之中，肯定有人會供出他藏匿在後院樓上。不過，從馮恭寶東夥被抓捕，到公安機關對他們進行正式訊問，這中間有一個時間差。然後，警方才會再次回到現場，一番勘查下來，也需要時間。前後的時間加起來，已經足夠他安然離開杭州城區了。當然，途中他需要調換交通工具，以防警方循蹤追逃。

保福祥很快就叫停烏篷船上了岸，換乘一輛出租馬車前往靈隱寺。去靈隱寺幹嗎呢？當然不是為了燒香求菩薩保佑，而是尋機搭乘私家車離開城區。

靈隱寺係江南名刹，不但杭州本地信徒，長三角其他地方的信徒也都愛奔那裏求個菩薩許個願，普通遊客則將靈隱寺作為一處遊覽勝地。保福祥希望能遇到一輛正要離開杭州的私家車，他有法子說動車主允許他搭車。至於車主打算去哪裏，暫時不必考慮，有去上海的自然最好，就算不是去上海的，那也無妨，先離開杭州再說，越快越好！

保老大的運氣還不錯。出租馬車抵達靈隱寺後，他不慌不忙下了車，拄著手杖前往停車場。停著四輛出租汽車，一輛輛看過去，有兩輛是上海牌照，另外兩輛，一輛是杭州本地的，另一輛是鎮江的。

其實特案組對保福祥去向的判斷，大方向上是沒錯的。保福祥本打算前往南京，四輛出租車中，鎮江的那輛去南京最方便，但他是老江湖，直接奔鎮江，擔心公安循跡追蹤過來，於是故意繞了個圈子，放棄離寧最近的鎮江，先前往上海。

當下便去跟出租車司機洽談。可是，兩輛車的司機都說今天是上海乘客包車，人家是特地租了車從上海趕到杭州靈隱寺來燒香的，事先有過約定，不帶其他客人。乘客已經把包車費用支付了，按照規矩就是人家說了算，老先生您要想搭乘，等會兒乘客燒香回來，您自己跟他們談。

保福祥就打聽乘客是何許人，得知兩個乘客都是中年婦女，互不相識。兩個司機因為停車後不能走開，在等候時借火點煙閑聊，算是認識了，但乘客卻是各自進寺廟燒香的，一會兒回上海估計也是各走各的道。

正說著，其中一個乘客回來了，那是一個看上去四十歲左右、衣著打扮雍容富貴的胖女人。以保福祥那份老江湖的眼光，一眼就看出這胖女人外表容光煥發，目光裏卻隱含憂色，疑是遭遇了什麽不幸，但並未戴孝，而且脖頸上的那條羊絨圍巾還是大紅色的，估計是有什麽不順之事，特地租了車趕到杭州來燒香還願的。這等對象最容易對付，也根本沒有防範之心。

於是，保福祥就用一口純正的滬語向這位太太問候。要說保福祥的外形談吐，算得上斯文儒雅，舉止得體，那把手杖拄在別人手裏，是腿腳保不便者的助步工具，而在他手中，卻成了擺派頭提品位的裝飾道具。他的說話聲音還帶有一種磁性，使人聽著很是受用，常人打死也不會相信這主兒竟然就是當年在江南小有名氣的太湖黑幫組織“品字堂”的老大！

那胖太太也是見過世麵之人，後來特案組通過向她提供車輛的那家出租車公司查到了她的身份。此婦姓甄，係滬上一個張姓資本家的續弦妻子。抗戰期間，張老板經其親戚介紹，跟“軍統”在上海的地下特務組織建立關係，為“軍統”特務活動提供過一些幫助。抗戰勝利後，“軍統”首腦戴笠在上海國際飯店宴請相關人員時，張老板也出席了。因為有這些經曆，“軍統”改組為“保密局”後，其在滬特務中就有若幹人跟張老板成了朋友。張老板向他們提供過一些其工廠工人中疑似共產黨地下組織成員的情報，致使兩位地下黨員被捕犧牲。

解放後，張老板隱瞞其曾跟“軍統”、“保密局”有來往的曆史，偽裝積極，還差點兒混入區政協，政審時，其曆史罪行終於敗露。於是，當即逮捕，而且據說有可能會被處決。其妻甄氏自是大急，想通路子，但中共偵辦幹部不吃那一套。無奈之下，便想走一趟靈隱寺向菩薩求助。

誠如保福祥所估料的，甄氏這當口兒很好說話，聽他說有急事想搭車回滬，願意支付這趟包車的全部費用，馬上點頭。保老大當場付清包車車費，上車啟程。

轎車駛抵上海，保福祥隨即換乘另一輛出租車前往安亭火車站。下車後等了不到半小時，即有一輛由滬赴寧的客車在安亭停車上下客。保福祥乘坐這趟列車，於當晚抵達南京，叫了一輛出租車，直接前往清涼大街的“健步商行”。

這是保福祥跟任師爺第三次見麵。處在這種情況下，客套就免了。任師爺是個聰明人，當下自是心知肚明，讓夥計炒了兩個菜，家裏現成的花生米、熏青豆、秋天曬下的蝦幹各裝一盤，開了瓶白酒，兩人便在任師爺的賬房間裏邊喝邊聊。

任師爺知道保老大是個厲害人物，生怕他對上次外甥晏祖北因故失約，未在西華門命館等候曾涉川之事心存疑竇，便搶先把情況作了說明。保福祥表示理解，說這也沒啥，意外嘛，什麽時候都可能發生。遂言歸正傳，把自己這些天的經曆一五一十說了一遍。

任師爺聽著，臉上倒還是神情依舊，保福祥對此頗為滿意，覺得自己沒看錯人，這個結拜兄弟是可以幹大事的。正要開腔問他近況如何，對方已經把兩個喝空了的酒杯斟滿，舉杯道：“如此，先幹一杯，祝賀哥哥絕境脫險，化險為夷！”兩人一飲而盡，任師爺接著問，“哥哥您往下有何打算？需要兄弟效力的，請盡管吩咐！”

保福祥在途中已經對接下來的行動作了考慮——

千算萬算，沒想到他發起的這樁已經得到台灣“國防部二廳”認可的“大業”還沒正式開始，就落得了這麽一個結果。要說最直接的責任人，非曾涉川莫屬。每念及此，他不由得對曾涉川恨得咬牙切齒。這小子在江湖上行走了半輩子，竟然還沒領悟“忍得一時風亦靜，容得萬事心自清”這句真言，連太太平平坐個火車從上海到杭州都做不到，惹出了這麽一樁大禍，讓他的“宏圖”灰飛煙滅。

現在應該怎麽辦？從目前的情況看，他已是騎虎難下，隻要還沒落網，那就得繼續幹下去。至於具體要考慮的問題，首先要有個安全的避風港，其次是要迅速招兵買馬，這是跟台灣方麵要價的籌碼。至於如何實現，自然得請任師爺出手助力了。

保福祥相信自己對任師爺的判斷。跟他相比，任師爺應該算是貨真價實的殘疾人，雙腿不能行走，但他的腦子要比曾涉川或五金店的馮老板之流強不知多少倍。既然如今他也上了保老大的賊船，那就如同兩隻螞蚱拴在一根繩子上，走不了你也逃不了我。

任師爺也是開店做買賣的，但他跟馮老板不同。他的商行裏也有夥計，而且由於商行有“托老”業務，還有男女傭人，加起來有六七個。不過，這些人隻知道竇老板，不知道“任師爺”，都是不能派上用場的閑貨。這是不便之處，同時，也是安全的保障——沒人知道任師爺的底細，就少了一份泄密的可能。憑任師爺的心機，保福祥認定，如果要為“品字三方會”招兵買馬擴展力量的話，他肯定是有辦法的。於是，保福祥就把自己的想法向任師爺和盤托出。

果然，任師爺聽罷坦然道：“哥哥看得起兄弟，乃是我的福分。像我這樣一個殘廢老頭兒，在這世上也活不了多少年頭兒了，就跟著哥哥您一起幹吧。如果運氣好，幹出一點兒名堂來，沒準兒還有希望去海外安度餘生呢。就這樣定了！ 至於哥哥所說的兩個問題，我尋思還真不算什麽難事兒，我說一下，哥哥您看行不行？”

任師爺果然了得，這兩個讓保老大犯愁的難題，對於他來說簡直是小菜一碟——

保福樣的兩條腿有毛病，但還不至於像任師爺那樣，必須依靠輪椅才能出行，掛著手杖也是可以行走的，不過行動遲緩一些罷了。任師爺的主意是，他的商行有“托老”業務，而且早在多年前就已經開始了。眼下共有九位服務對象，都是五十歲以上的老者，最大的那位年過八旬，打從商行開始經營“托老”業務就已入住。而商行的這項業務，解放前舊政府不管，解放後百廢待興，新政權暫時也顧不上這類“托老”的機構，所以在管理上來說，處於真空狀態。

任師爺的主意是，讓保福祥作為一個該項業務的服務對象入住商行，至於身份，可以借用1949年4月南京解放前一個名叫解玉祥的服務對象的登記資料冒名頂替。那個解玉祥的年齡跟保福祥差不多，臉形也像。這老頭兒的兩個兒子都在美國，說是做生意，但其入住後任師爺有時與其一起喝酒閑聊，聽下來卻是國民黨“保密局”派赴紐約的海外特工，而且都是有校級軍銜的，據說很受毛先生（“保密局”局長毛人鳳）器重。

任師爺跟那兩個兒子見過麵，那是解玉祥之妻在1947年遭遇車禍去世時的事。兩個兒子雙雙飛回來辦喪事，對如何處理下肢殘疾、生活全靠傭人侍候的老爸卻感到為難。最好的辦法是把老爸帶到美國去過日子。可是，跟老爸一說，老頭兒卻不願意漂洋過海去異國他鄉生活。最後，兄弟倆想到了以前聽說過的位於清涼大街的“健步商行”，遂用輪椅推著老爺子過來詢問。解玉祥馬上就喜歡上了這裏，特工兒子很敏感，追問原因，老爺子說出來的理由令人哭笑不得，可細想想，卻又不無道理——老板自己也是靠輪椅助行的殘疾人，他對殘疾人一定會照顧得很到位。

解玉祥那兩個特工兒子說既然如此，那就待在這裏吧，遂與竇老板簽約。他們要回美國，所以一下子簽了五年，預付五年全款；約定如果由於服務對象自己的原因不想待了要離開，或者自然死亡，商行不必負任何責任，預付的款項不用退回。特工兒子在南京請了一個姓曹的朋友作為解玉祥的監護人，商行有情況可找其聯係，言明兩個兒子不在國內時，曹先生的所作所為即代表他們的意願。

由商行提供服務的對象都有優裕的家庭背景，解玉祥更是受到特別優待。別人兩人一間臥室，解玉祥是單獨一間，而且就在後院竇老板臥室的隔壁。老爺子在商行生活心情不錯，監護人曹先生每月來探望時會拍攝照片寄往美國，其子對此很滿意，每季度給老爺子捎寄物品時，總會順帶贈送竇老板一份。

如此一晃兩年過去，1949年4月中旬一個雨天的深夜，解玉祥和任師爺都被淅淅瀝瀝的雨聲攪得徹夜難眠，解玉祥按鈴通知值班傭人送開水，得知隔壁竇老板也醒著，剛讓傭人燒水沏茶，就動了飲酒聊天之念。竇老板遂讓傭人開了幾個解玉祥的兒子從美國寄來的罐頭，每人打開一瓶丹陽封缸酒。喝了兩杯，解玉祥剛打開話匣子要擺龍門陣，臥室門被人輕輕推開了，進來三個穿著雨衣的漢子！

兩個對飲者一驚，還沒作出反應，為首那個一邊說“是我”，一邊把連在雨衣上的雨帽往後一扯。竇老板和解玉祥同時一個激靈：竟是監護人曹先生！

這時，另外兩個也扯下了雨帽，竇老板不無驚奇地發現，兩人雨衣領口裏露出的居然是警服，這才明自原來解玉祥的監護人是警察！想起之前聽解玉祥一說過兒子是“保密局”的海外特工，也就釋然了。

曹某跟竇老板打了個招呼，然後向老爺子行禮，說雨夜打擾，實屬無奈，剛才接到您家少爺從紐約發來的急電，讓您老即刻隨我們去機場，這就搭乘軍機離開南京，先飛廣州，再去香港，您家少爺明天上午抵港恭迎。一路由我們三個負責護衛陪同，請您老放心。

說罷，曹某奉上解玉祥兒子發來的電報。由於沒有思想準備，再者解玉祥也不願離開長期生活慣了的地方，欲待拒絕，曹某一個眼色，兩個跟班警員便把解玉祥連扶帶攙地扯離了座位，扶上輪椅。三個人一個推著，另兩人一左一右連安撫帶阻止老爺子掙紮，轉眼，一行人就出門而去。

任師爺按鈴喚來已在前院睡下的值班傭人，一問，他根本不知道商行裏闖入了不速之客。任師爺讓傭人打起雨傘，把他推出去親自查看，發現曹某三個竟是一人攀牆而入，然後打開後門那把碩大的白銅鎖，放入另外二位；離開時也是走的後門，自然不必攀牆了，門也懶得鎖上，後門虛掩著。

任師爺看著那把完好無損的白銅鎖，不由得暗吃一驚：這把鎖甚是古舊，即使使用原配鑰匙，不熟悉者也得費一番周折才能打開，如果遇上心眼算不上玲瓏剔透的主兒，隻怕把鑰匙擰斷也對付不了這把鎖。可是，這個曹某卻輕而易舉就打開了。看來，這人不是一般警察，多半跟解玉祥的兩個兒子一樣是特工，受其兩個兒子之托，把老爺子接走。為何接走？隻有一種可能——對岸飲馬長江已有兩月的中共軍隊這就要發動渡江戰役了。

果然，三天後，南京解放。

解玉祥就此消失，之後再無消息，那個監護人曹先生也沒露過麵。竇老板對其他入住商行的殘疾人的說法是其親戚把他接走了。幾時回來？尚不清楚。不過，他的費用是付到1952年的，估計還會回來。

現在，任師爺就是打算讓保福祥代替解玉祥入住商行。保福祥說：“如果這樣的話，那我肯定要跟其他殘疾人打交道，他們是否會發現我並不是解玉祥？那老解平時說話是什麽口音？”

任師爺說：“這倒沒問題，老爺子說一口藍青官話，哥哥您也能說的；其他幾位住在商行的老者，要麽有殘疾行動不便，平時大多數時間都在屋裏待著，要麽老眼昏花，記憶力也差，不可能發現您是替身的。”

保福祥想了片刻，點頭：“如此也好。反正不可能往很久的，韓戰已經開打半年，照這形勢估計，沒準兒台灣那邊很快就會反攻啦！”

接下來，任師爺說了解決第二個問題的思路——

當初徐老大、佟老二接受他的建議，果斷取消了“金舟社”的匪號，由任白土擔任這個二十人“長江兄弟”匪夥的師爺，出謀劃策兼管財務。他跟徐、佟還有一個口頭約定，永遠不在那些弟兄跟前露麵，徐、佟對此並無異議。

任師爺加盟後，匪夥接二連三出師大吉。徐、佟自是喜出望外，對任師爺讚譽不絕。一天，三人酒聚。席間，徐老大向任師爺請教如何理順團夥弟兄之間的關係，比如，萬一哪天本幫運氣不佳，作案或者聚會時遭受官府武裝的突襲，寡不敵眾，呈現一盤散沙的局麵，應該如何迅速把弟兄們召集起來？任師爺說此事容我仔細考慮一番，三五天後再向您二位奉上淺見。

三天後，任師爺把自己的“淺見”向徐、佟亮了出來，其實也很簡單——製作一份有全體弟兄名姓、住址及其可靠親朋好友名址的花名冊，一式兩份，由老大老二各執一份。這樣，萬一今後出現令老大老二擔心的那種局麵，手裏有這份花名冊，等於是攥住了那些兄弟的命門，他們還敢不聽招呼？

徐老大、佟老二接受了任師爺的建議，立刻落實。沒幾天，徐、佟就雙雙結伴夜潛“健步商行”，悄然喚起任師爺。三人在賬房間坐定後徐老大、佟老二各從懷裏取出一張紙，上麵有他們分別收集的匪夥二十名弟兄的相關資料。

徐、佟二位一個上過半年私塾，另一位壓根兒沒念過書，隻在童年時跟著鄰家兩位上學的小夥伴識得若幹文字，水平略高於文盲。因此，他們收集的資料是由夾雜了一大半錯別字和各種匪夷所思的符號、圖案合成的，隻有他們自己看得懂。任師爺沒法兒謄抄，隻得由兩人邊念邊解釋加比畫，最後才落筆紙上。

按照徐老大的要求，任師爺把花名冊抄了兩份，徐、佟各自收存。至於那兩份原始資料，則由佟老二劃根火柴當場焚毀了。徐老大、佟老二沒有想到，他們對於任師爺的這份防範並未達到目的，在他們離開後，任師爺竟然憑著那份超強的記憶力，立刻將花名冊默寫了出來。

這份名單，任師爺一直保存得好好的。現在，他把這個秘密向保福祥透露了，說這二十個原“金舟社”的弟兄，大部分應該還健在，哥哥如有興趣，可作為我們下一步發展力量的對象。

保福祥自是大喜。從次日起，保福祥即以解玉祥的身份在商行露麵。商行的那些服務對象都在中間那個院落生活，前麵店堂的顧客是看不到他們的。即使有家屬來探望，見了保福祥，也隻以為來了個新客，不會產生其他想法。至於商行的夥計，他們是不管“托老”業務的，料想無人關注。而負責服侍服務對象的傭人，一切都聽竇老板的，讓服侍誰就服侍誰。再者，保福祥一副人畜無害的外表，又是殘疾人，誰會多想呢？

這裏的生活雖然不像在上海或者杭州那樣舒適如意，保福祥也已經心滿意足了。每天除了睡覺、練功，大部分時間都在考慮如何盡快“招兵買馬”。他手頭已經有了任師爺提供的那份花名冊，接下來需要一一訪查，看誰適合入夥。可是，今非昔比，如今隻剩下他和任師爺兩個殘疾人，況且他還是一個遭到通緝的要犯，顯然都不適宜出場。

那麽，讓誰出場呢？想來想去，眼下能夠差遣的隻有任師爺的那個外甥晏祖北了。可以讓任師爺吩咐外甥暫停西華門命館的營業，改為走街串巷上門服務的卜卦師，先去查摸一下“金舟社”那二十個弟兄目前的下落。這小子是聾啞人，不會引起警方的注意。

保福祥與任師爺對這個方案的可行性進行評估，任師爺認為不錯。次日，即派人去把晏祖北喚來，由舅舅出麵跟外甥交代此事。晏祖北表示沒有問題，最近命館生意不佳，他整天基本是空坐著，正覺得悶得慌，有機會出去散散心自然蠻好。任師爺隨即列出一份穿街走巷的卜卦師需要的一應道具，指派商行的一個年長夥計去采購。

12月27日，一應東西要買全了，任師爺正要差人去通知晏祖北前來，商行裏忽然來了三個不速之客，正是華東特案組偵查員支富德、張寶賢和外援便衣柳長偉。

就這樣，保福祥、竇升鳴在沒有任何思想備的情況下，稀裏糊塗就落網了。而對於華東特案組來說，這一幕發生得也實在是過於意外了——

12月25日，“焦組”一行抵達南京後，不顧旅途疲勞，隨即舉行華東特案組全體成員參加的案情分析會。“焦組”、“郝組”互相通報各自的偵查情況，對接下來如何追捕重大逃犯保福祥及偵緝“品字三方會”南京方麵的匪首進行了討論。

按照“郝組”之前形成的思路，對於南京的這個“X”，可以向熟悉南京解放前江湖黑道情況的江湖人士打聽，從中尋覓蛛絲馬跡。郝真儒把這一思路向焦允俊等偵查員作了介紹後，問沙懋麟：“老沙同誌曾經在南京的舊警局供職多年，對南京解放前的江湖黑道情況比較了解，你認為這個思路是否可行？”

沙懋麟想了想，說：“這個思路用來調查這種隱蔽目標很有效果，不過，眼下我們麵對的這個偵緝對象的情況可能比較特殊。據‘品字三方會’杭州方麵的匪首馮恭寶交代，他以前從未聽說過江南黑道有‘任師爺’這樣一個人；而馮恭寶係浙江黑道匪夥‘黑魅堂’的老大，混跡江湖多年，如果南京那個任師爺有些名氣的話，他不應該沒聽說過。由此可見，這個任師爺在江南黑道上非常低調。另外，‘品字三方會’老大保福祥在跟馮恭寶言及任師爺時，也神秘兮兮地說這是個隱藏很深的人物。我估計，如果運用常規方式，通過江湖黑道途徑查摸這個目標，希望不大。”

郝真儒沉思片刻：“如果我們不走這條途徑，是否還有其他路可走？”

沙懋麟搖頭：“這個，我倒是還沒想過。”

焦允俊同意沙懋麟的觀點，遂提議：“大夥兒都說說，還有什麽好辦法，不但要有效，還要快。”

眾人七嘴八舌一番，卻都不得要領。郝真儒注意到特案組最年輕的偵查員譚弦一直沒開口，就點了他的名：“小譚是不是有什麽想法？”

譚弦的語氣有點兒猶豫：“是有一個不太成熟的想法，我先提出來，請大家一起完善。”

譚弦的觀點是，保福祥能夠順利從五金行脫逃，未曾借助那把平時少不了的輪椅，說明他腿上的殘疾並不像平時表現出來的那麽嚴重，但也不完全是一種偽裝——畢竟，他還是帶走了那根一向寸身不離的手杖。因此，腿腳不便是這個逃犯最為明顯的特征。

盡管如此，人海茫茫，在偌大的南京城找一個腿腳不便的老頭兒，也不是那麽容易。不過，保福祥也許已經習慣了輪椅這種偽裝，還會繼續裝下去。譚弦提議，調查南京市所有出售、出租輪椅的醫院、西藥店、商行店鋪，也許會發現些蛛絲馬跡。

譚弦的這個觀點獲得了特案組偵查員的一致讚同。12月27日，特案組偵查員和外援便衣全部出動，分頭進行調查。

支富德、張寶賢和便衣柳長偉的分工訪查範圍中就有“健步商行”。其實，他們從工商局獲得的信息中並無該商行有“托老”服務的記載——無論解放前還是解放後，工商部門都認為“托老”業務不在工商審批範圍，執照以及底卡上也不記載該項業務。如此，支富德三個化裝成消費者的偵查員以購買輪椅為由走進商行店堂後，在跟店員交談了解情況時意外得知該店竟然有“托老”服務，頓時產生了興趣。

被竇老板蒙在鼓裏的店員對這種上門來的客戶自是歡迎，雙方一拍即合，於是三偵查員就由店員引路，進入中院參觀“托老”區域。這時，保福祥和任師爺兩把輪椅正停在院牆下，悠然曬太陽喝茶聊天。

店員引領支富德三人進入院子，自然有動靜，保福祥下意識扭臉掃視。這下，跟支富德三個正好打了個照麵。保福祥不認識這三位，這三位卻是對保老大的照片天天都要溫習的。當下，幾乎同時拔出手槍！

保福祥、竇升鳴就這樣落網了。

稍後，晏祖北也被抓獲歸案。當晚，華東特案組在南京警方的配合下，對原“金舟社”匪夥殘餘成員火貴榮、朱永康、漆世清等八人實施抓捕。之所以說“殘餘”，是因為原先的二十名匪徒死的死跑的跑失聯的失聯，任師爺那份花名冊中能夠直接訪查到的，就隻有這八人了。

關於台灣“國防部二廳”與“品字三方會”匪特組織的聯絡，另案處置。

1951年4月下旬，“品字三方會”案件相關案犯由蘇南行署、浙江省、南京市人民法院以三地軍事管製委員會的名義分別判處死刑、無期徒刑以及有期徒刑十五年至二十年不等。

（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