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塵封檔案】係列之179：華東特案組之（八）品字三方會（下）

【塵封檔案】係列之179：華東特案組之（八）品字三方會（下）

 本文轉載自公安月刊《啄木鳥》2021年第12期

 作者：東方明、魏遲嬰

十一、調查假夫妻

12月8日上午，“郝組”偵查員開會，對曾涉川在南京出現並在旅館入住三天之舉進行分析。

結合之前史阿根的供詞，曾涉川曾指派他到南京辦事，大夥兒認為如果這個說法是真實的，那麽此次曾涉川赴南京，應該是因為史阿根出了事，老大就讓他代替史前往南京出這趟差了。這趟差的內容，估計是“品字三方會”的頭目要跟南京的同夥聯係——捎話或者送一份密信之類。

“郝組”偵查員的上述分析，跟事實基本相符，隻稍稍有一點兒偏差：保老大擬指派史阿根前往南京西華門聾啞人晏祖北的命館送信的同時，還設置了一個秘密監視人，那就是曾涉川。

分析到這裏，發生了一個卡頓：既然最初是安排史阿根送信，而史阿根不過是“品字三方會”裏負責跑腿的嘍囉，照常理，在完成老板交代的任務後，應該立刻離開南京才對。可是，替代他執行聯絡任務的曾涉川卻在南京待了三天，這是為什麽呢？

對於這個疑問，眾偵查員七嘴八舌議論一番，都不得要領。支富德提議，先不去考慮這個環節，而是著重分析曾涉川在“迎客旅館”逗留期間的活動，看看是否能發現什麽端倪。於是，就讓負責整理案卷的鍾思捷把一應材料送來，四名偵查員一邊翻閱，一邊發表見解。

目前特案組已經知曉，曾涉川是與一個操揚州口音、年約四十、體態微胖的女人以夫妻名義入住“迎客旅館”的。這個女人名叫王秀丫，揚州人氏，戶籍地是蘇北行署江都縣。其“丈夫”曾涉川在旅館入住登記冊上的名字是陸學賢，昆山人氏，戶籍地與王秀丫相同。兩人的職業一個是無業，一個是工人。辦理人住登記手續的依據，是一紙江都縣嘶馬鎮派出所出具的證明。

當時，“郝組”即以上海市公安局的名義致電江都警方，要求核實這紙證明的真偽。“郝組”返滬後，收到江都警方的回電，陸學賢夫婦確有其人，係嘶馬鎮居民，該證明係嘶馬鎮派出所出具，事由是陸學賢在瀘找到了一份工作，王氏請求派出所為其開一份旅滬打工證明。

王秀丫在滬給人幫傭已有四五年，1949年5月下旬上海解放後，曾回鄉請派出所出過證明。滬上警方規定，這種證明的有效期僅限當年度，所以，1950年王秀丫回揚州過年時，又派出所開了一份證明。這次回鄉為其夫開證明時，已經將近年底，經辦警員幹脆給他們夫妻倆開了一份夫婦兩人去滬打工的證明。江都警方在接到“郝組”以上海警方的名義打來的協查電話後，即刻進行調查，發現王秀丫的丈夫陸學賢並未離開本地，而是在揚州市郊鄉下替一家在海外經商的華僑富戶看守墓地，獨居陵園，過著一份寂寞清閑的日子。陸學賢當然不知道，有個叫曾涉川的慣匪正頂著他的名字從事犯罪活動。

根據上述情況，“郝組”四名偵查員分析認為，曾涉川之所以在南京待了三天，有如下幾下可能——

一是匪特原準備指派給史阿根去完成的任務內容發生了變化，導致接替者曾涉川在南京滯留。

二是雙方的對接發生了一些小偏差，或者南京這邊的接頭人正好有另外的事情纏身，無法及時接上頭，直到三天後方才完成聯絡。

三是曾、王這對假夫妻竟然假戲真做，而匪首也並未指定他們這次出差的時限，所以曾涉川在完成聯絡任務後又多待了一兩天，借機遊山玩水。但這種可能性很小，從江都警方提供的相關信息來看，曾、王兩個的假夫妻關係會持續一段時間，不論離開南京之後去哪裏（根據那份夫妻二人去上海打工的證明，偵查員分析他們離開南京後，大概率是要去上海），都要以夫妻名義公然同居，有江都警方的那份證明，通常說來，沒有人會對他們產生懷疑。王氏暫且擱在一邊不作評論，曾匪卻是老江湖，即便上述關於二人假戲真做準備做一對野鴛鴦的推測是正確的，他也應當意識到，其剛剛犯下的襲警殺人的重案，正在被警方追捕，哪怕在外麵多待一夜，也是非常危險的，理應趕緊離開是非之地，躲到上海某個安全係數較高，可以掩護其身份的地方，比如王秀丫的東家那裏。

四是是否會有這麽一種情況，台灣“國防部二廳”正在設法與“品字三方會”進行“工作對接”。如此，“品字三方會”的領導層就對原計劃進行了調整。然而，南京方麵的“X”對這樣的調整心存顧慮，收到曾涉川送來的密信後，沒有馬上回複，而是反複斟酌，因而導致曾涉川在南京多待了兩天。至於這多待的兩天裏曾是否收到回複，偵查員就無法進行推測了。

大夥兒分析到這裏，郝真儒征求支富德、沙懋麟、譚弦三人的意見：這個問題是否值得緊盯著不放？

支富德搖頭：“我個人覺得沒有必要，現在我們最關心的是曾涉川的下落，曾匪是眼下我們手裏最重要的一條線索，‘郝組’的所有工作都應該圍繞這一點進行。既然目前並未發現任何曾匪還在南京的跡象，我建議咱們還是把注意力轉移到上海。”

支富德的這個觀點得到了眾人的讚同。往下，偵查員就把分析的方向轉向上海，重點是那個女傭王秀丫。

這個王秀丫應該是“品字三方會”的成員之一，至少是外圍成員。據江都警方提供的情況，該女已在上海待了四五年，一直給人家做女傭。由此估計，她被匪特發展為團夥成員應該是最近的事兒，因為稍前那段時間“品字三方會”尚未組建，曾涉川之流還躲在陰暗角落裏，自身難保，根本不可能想到要發展新成員。

而匪特方麵要把王秀丫發展為自己人是需要條件的——

第一，發展她的人必須是她經常接觸的對象，王氏對其有一定的信任度，否則她不可能隨隨便便上賊船。而任何組織發展新成員也都需要一個接觸、考察的程序，被發展對象如果不願意跟其接觸，那就走不了這個程序。

第二，即便王氏遇到她願意接觸又值得信任的對象，這個程序也要走一段時間，不會一蹴而就。江都警方的回複中，對王氏在滬的工作有具體說法，即做傭工。這種職業在上海灘有一個比較客氣得體的稱謂，叫“幫傭”。盡管說法很客氣，聽著容易接受，但實質上跟舊時所說的“下人”幾無差別。不管是“幫傭”還是“下人”，工作內容都是一樣的，每天必須把固定的活兒保質保量幹完。對於打算把王氏作為發展對象的“X”來說，這是一個無法逾越的障礙。發展王氏，就是要讓王氏替他們辦事，可王氏的幫傭身份決定了她在時間上並不自由，那麽，發展王氏對於“品字三方會”還有多大意義呢？

偵查員反複討論下來，想到了一條輕而易舉逾越這道障礙的途徑，那就是“不存在任何障礙”。順著這個思路拓展開去，就會得出這個結論：王氏幫傭的那戶人家，也即王氏的東家，就是“X”之一。

這樣一分析，“郝組”四偵查員頓感振奮。那個王秀丫不是有戶籍地江都派出所的證明嗎，到上海其居住地管段派出所申報臨時戶口時，是要以此作為依據的。隻要以市局治安處的名義向全市各區派出所下達一個緊急通知，不就可以查摸出她的東家在哪裏了嗎？找到了她，也就找到了曾涉川，這對假夫妻不就雙雙落網了嗎？

郝真儒立刻叫上支富德，兩人一起驅車前往馬處長的辦公地匯報上述情況。馬處長拍板：“沒問題！我這就讓小楊跟市局聯係。”

這個推斷符合邏輯，大夥兒都覺得靠譜。12月8日上午，市局治安處發出通知，要求全市各派出所調查本管段內的臨時戶口申報情況，一旦發現一個年約四十的江都籍王姓女子的申報材料，須立即向市局報告，為此，還設了一部專線電話。

郝真儒對一應工作作了安排：他本人與內勤鍾思捷負責守電話機，接聽派出所打來的電話；支富德擔任行動組長，負責指揮沙懋麟、譚弦以及柳長偉等外援便衣，隨時準備出發前往相關派出所核查。

兩天下來，倒是有十多個派出所打來電話，報告管段內發現疑似對象，但特案組派員前往核查，都排除了。到第二天晚上八時許，全市各派出所都已核查完畢，竟然沒有任何發現。

“郝組”眾偵查員均感奇怪，江都警方反饋的有關王氏的情況應該無誤，問題可能出在上海這邊的哪個派出所，或許是經辦警員查得不細，或許更嚴重——上海解放已經一年半有餘，警方內部發現過留用舊警察中有暗藏特務，或者雖然不是特務，但跟犯罪分子有勾結的情況；我南下接管幹部中也有個別人蛻化變質，犯錯誤甚至犯罪的。看來，這條線索還要繼續往下查。

當然，光靠這方麵的查摸還不夠，需要通過其他途徑，對王秀丫在滬可能的落腳點進行調查。

十二、幫傭與東家

那麽，曾涉川、王秀丫現在何處呢？

兩人的南京之行，僥幸與警方擦肩而過，12月6日下午，順利返回上海。前麵說過，保福祥在上海黃浦區南蘇州路上有一處租居的獨門獨宅居所，1945年“品字堂”覆滅前夕，國民黨吳縣保安團的一個與其有生死之交的韓姓營長給他送出緊急信息，他逃至上海，遂入住此處。

該房產的主人是蘇州籍旅星加坡（當時對新加坡的稱謂）華僑富商辛必鑫的姨太太薛氏，抗戰前一年春天，薛氏去太湖西山踏青，遭土匪綁架。那段時間，辛老板正在香港談生意，聞訊大驚，唯恐來不及返滬救助，急電蘇州一個幫會人士葛某請求救援。這個葛某據說一度市麵做得很大，但那段時間卻因跟同一香堂的弟兄關係有些僵，不敢外出活動。可是，他跟辛老板的關係非同一般，不能見死不救，翻來覆去盤算，最後想到了曾有過交往的“品字堂”保老大。

保福祥接到葛某的求助急函，抱著試一試的想法，派出嘍囉打聽是何方同道作的案子。原來，作案的五個土匪並非黑道專業人士，而是忙時種田打工閑時聚攏起來偶爾幹一票的“半吊子”。於是，修書一封派人送去，讓他們“看著辦”。五個業餘土匪哪敢得罪太湖“品字堂”的保老大，不敢怠慢，立刻放人。當然，事後他們拿到了辛老板給付的一筆大洋。

辛老板和薛氏對保福祥自然感激不盡。稍後，禮請保老大密赴滬上，在公共租界南京路國際飯店隆重設宴款待。辛老板跟保福祥一頓酒喝下來，發現這個保老大言談舉止不俗，乃是一位“文明黑老大”，就跟他拜了把子——反正他在星加坡，不怕因結交匪人被國民黨警察敲詐勒索。

這一拜，兩人都得了實惠。次年全麵抗戰爆發，辛老板來國內的次數被迫減少，待到太平洋戰爭爆發，他根本就沒法兒來上海了。這段時間，薛氏在上海待著，有時遇到麻煩事，都是“品字堂”派人幫她搞定。抗戰勝利後，辛老板來滬把薛氏接往香港，要把上海的那幢房子劃到保福祥名下。保福祥說在滬上有套房子作為臨時落腳點，頗合我心意，不過產權就不要轉了，算是租給我的，咱哥兒們簽份協議，上麵要寫明房租多少。我呢，就不客氣了，租金不付，但對外口徑一致，是租了你們的房子。

隨即辦理手續，並通過道上朋友關係，趁汪偽舊警局還在照常辦公，立刻去辦理了戶口登記，還把建立上海戶口的時間提前了五年多。“租房協議”剛簽好，“品字堂”就遭遇了厄運。保福祥幸虧在滬上有這套房子和改名換姓的戶口，得以逃過軍警的追捕。稍後，保福祥就從薦頭店物色了一名女傭，就是王秀丫。

上海警察局對居民戶口、外來人員臨時戶口並不如何重視，但1948年下半年之後，出於“防諜”需要，開始重視外來人員的臨時戶口申報。保福祥就讓王秀丫去警察署申報臨時戶口。

接待她的警員有著老上海看不起外鄉人尤其是蘇北人的習氣，拿腔拿調施展出一副小吏做派。王秀丫初到上海，沒見過市麵，見到官家人就緊張舌頭短，導致那口蘇北話愈加令人難懂，結果，那警員就把王秀丫聽作“黃小霞”記錄下來。

解放後，派出所找了一些青年積極分子把舊戶口檔案謄抄為新戶口檔案，謄抄者自然照抄無誤。不久，王秀丫回老家開出戶籍證明，回上海向派出所登記。接待警員是個年近六旬的留用舊警，雖然發現了“王秀丫”和“黃小霞”的區別，但馬上意識到是諧音導致的記錄錯誤。修起來太麻煩，還要更換戶口本，幹脆偷個懶，不改了，反正是臨時戶口，就在那紙證明上加了個注解：“又名王秀丫”。就這樣，王秀丫在上海的臨時戶口檔案中變成了黃小霞。

這，就是全市派出所都未發現王秀丫信息的原因。“郝組”接下來采取的追查措施中，有一條就是通過上海市公安局治安處要求全市派出所以蘇北諸地籍貫為重點重新進行核查，不過，這項工作還沒做完就停止了，因為“郝組”已經找到了曾涉川和王秀丫的下落。

卻說曾涉川、王秀丫從南京逃竄返滬後，住進了保福祥在南蘇州路上的那座長期租居但不必支付租金的房子。曾涉川已經向王秀丫問清了她在這裏的身份證明情況，說暫時先不去向派出所申報他這個假丈夫的臨時戶口。王秀丫舌頭雖短，腦子卻不笨，知道這紙證明已在南京旅館住宿時使用過，盡管他們在“迎客旅館”住了三日平安無事，但並不等於離開後警方沒去查過，一旦發現疑點，那肯定要順藤摸瓜追查到上海來的。此刻若是報臨時戶口，那就得露餡。當下自是頻頻點頭。

曾涉川說我這一陣東奔西竄搞得非常疲備，幸虧槍傷沒發作，基本痊愈了。這幾天為安全計，正好足不出戶，好好歇息幾天。接下來的事情多著呢，得把身體養好。然後又叮囑王秀丫，讓她外出時要注意安全，不該說的話不說，免得引人注目。王秀丫說：“這個我知道，顧先生早就關照過的，打自三十四年（此指民國三十四年，即1945年）年底我跟隨顧先生以來，從來過差錯，您盡可放心。”

接下來幾天，曾涉川果然足不出戶，睡覺、喝酒、打開收音機聽聽新聞，或者用留聲機聽蘇州評彈。他覺得這樣過日子倒也滋潤，就是有點兒悶。12月10日下午，他說今晚想去“大世界”轉轉，散散心，回頭在外麵吃了夜宵再回來。王秀丫從保福祥處獲得的指令是，“在沒有接到新的指令之前，絕對聽從褚先生（在王秀丫麵前，曾涉川使用的姓名是褚飛帆）的命令”，因此，她對於曾涉川突然冒出的這個念頭沒有想法，唯有點頭。

當晚六點多吃過晚飯後，曾涉川悄然溜出後門，叫了一輛三輪車，前往西藏南路、延安東路的“大世界”（當時已經改稱“人民遊樂場”，稍後恢複原名“大世界”）去散心了。曾涉川做夢也想不到，就在他離開後大約半小時，“郝組”已經查摸到南蘇州路保福祥居所的信息！

“郝組”在全市派出所協查王秀丫的信息失利之後，經過研究，決定采取兩個措施：一是劃出王氏的籍貫範圍，請各派出所繼續查臨時戶口檔案；二是全組偵查員以及外援便衣前往曾涉川經營的“褚記木器店”所在地董家渡賴義碼頭街，走訪其周邊街坊鄰居，指望能夠發現蛛絲馬跡。

上述後一條措施，其實是無奈之舉，雖然可行，但其實誰都不太看好。這個主意的依據是：據已被捕的匪特團夥成員史阿根交代，他在關閉了上海老城隍廟的那家土特產商店，和兩個“夥計”夏金發、徐秋笙分手，返回老家浦東周浦鎮後，沒再跟曾涉川見過麵，一直到1950年11月3日，曾前往周浦找他。當時曾涉川對史阿根說，他之前並不知道保老大竟然還活著。曾涉川既然已經跟保老大失聯，那麽當然應該是保老大主動找的他，就像曾涉川主動去跟史阿根聯係一樣。那麽，保老大會通過什麽樣的方式跟曾涉川進行首次聯係呢？通常說來，一是書信，二是差人送信（包括口信），三是直接前往“褚記木器店”。以保福祥的那份“虎死不倒架”的“餘威”以及老土匪的狡猾謹慎，他應該先派人前往木器店窺探，吃準確實安全後，方才決定跟曾涉川接頭。

種種跡象表明，王秀丫所謂的在上海幫傭的東家，很有可能就是保福祥。否則，這樣一個來自蘇北並無黑道背景的文盲，“品字三方會”是沒有理由平白無故將其發展為成員的。如果這個估測是準確的，那麽保福祥對“褚記木器店”的窺探之舉以及之後與曾涉川的聯絡，都有可能安排王氏前往。所以，“郝組”決定對此進行調查，這裏麵當然有“撞撞運氣”的成分。

沒想到，這個運氣竟然被他們撞到了！

郝真儒、支富德、沙懋麟、譚弦以及柳長偉、老杜、小嶽加上分局、派出所協助警員共十四人，分七個小組，兩人一撥分別對“褚記木器店”周邊街坊、商鋪以及居委會進行了走訪。12月10日下午三時許，終於查摸到一條信息！

這條信息來源於一個名叫伍亦純的中年男子。要說這個老伍，還是刑警出身。他十八歲考入滬上法租界巡捕房，經過培訓後，分派到刑事部做了一名刑事捕探。一直幹到1941年底太平洋戰爭爆發，日本侵略軍占領滬上租界，稍後，租界巡捕房便改為汪偽漢奸政權的警察局。新上任的漢奸官員對警員進行大調動，伍亦純業務平平，加上不會溜須拍馬討好上司，給打發去市郊接合部的一個警務點駐守。伍亦純覺得不爽，幹脆辭職，到江南造船廠（當時已被日本侵略者接管，改稱“江南造船株式會社”）做了一名門。他在門衛崗位上一直幹到1949年初夏上海解放，江南造船廠被新政權接收，伍亦純被辭退。隨後，老伍又在出租汽車行開起了出租車。

10月下旬的一天，老伍於午前接了一茬活兒，把乘客送到目的地後，因離其家不遠，就回家吃午飯。可是，把車開到附近時，發現前麵的馬路被封了，原來是工務局修路，從這天開始封路半月。老伍隻得把汽車開到旁邊一所小學操場上暫停，步行回家。這個在日常生活中很平常的遭遇，對於老伍來說不會有太大的影響，但是，對於曾涉川來說，卻是滅頂之災的開始。

老伍停了車步行回家，走到先前汽車被堵住的封路鐵馬前，發現有一輛“祥生汽車行”的出租車像他剛才一樣，也想往這邊行駛，同樣被鐵馬攔下了。不過，這輛黑色出租車的司機並非像他那樣家住附近，順路回家吃午飯，而是載客經過。那就隻有調頭繞道。

老伍正這麽想著的時候，黑色轎車駕駛座一側的車門打開了，司機下車，三步並作兩步去車尾打開後備廂，從裏麵取出一輛折疊輪椅車。接著，後車門也開了，下來一個四十來歲的健壯婦女，濃眉大眼圓盤臉，留著蓬鬆的獅子頭發式。以老伍那職業眼光，一看便知這是一個給人幫傭的娘姨。那婦女返身從車內攙扶出一個兩頰灰白長髯飄飄、臉色紅潤的老者，手持鑲銀紅木手杖，看似健康狀況還不錯，隻是兩條腿行走不便。

這時，一陣猛烈的寒風吹來，那司機猝不及防咽了一口，被冷空氣刺激得劇咳連連。老伍見狀，便幫其把輪椅車打開，推到已經下了轎車的老者旁邊。那婦女招呼一聲“麻煩您幫著撐住”，便忙著把老者攙扶上輪椅。片刻，司機緩過勁兒來，先向老伍道謝，再接過婦女遞過的車資，倒車掉頭離開了。

馬路給封了，隻能走路邊的人行道。對於那老者來說，幸運的是人行道之前剛整修過，路麵比較平整，可以免受顛簸之苦，不過由於比較狹窄，時不時要和對麵過來的行人互相避讓。這麽一來，老伍以及所有與其同向而行的行人就隻好慢行了，因為無法“超車”。就這樣，前刑警老伍尾隨那健壯婦女推行的輪椅車走走停停，五七分鍾才過了被封的那段路麵。

從人民路拐入賴義碼頭街，這裏沒有封路自然走得就快了些。老伍快步超越輪椅車，到前麵一家煙紙店買了一盒香煙。付過鈔票後，又跟熟識的店主聊了幾句，離開時無意間發現，那老者己經到了目的地，正由婦女扶著下車。對於老伍來說，這是很平常的一幕，看過也就算了，更沒跟任何人說起過。

今天他正好輪休在家，忽然來了兩個穿便服的男子。以其老刑警的眼力，自然一眼就看出對方的與眾不同。這兩個便衣，就是沙懋麟和分局治安科警員小何。事先，老沙已經聽小何說過伍亦純的情況。進門後，兩個老刑警（沙懋麟當年曾是國民黨首都警察廳刑偵大隊刑警）一扯，竟然有一種“蠻談得攏”的感覺。兩個老刑警聊了一會兒舊警局的事，小何瞅個空當兒把在附近地段挨家挨戶走訪居民的目的說了說，歸納起來就是一句話：最近一兩個月裏，是否看見或者聽說過您家附近的那個褚木匠的什麽情況？

老伍自然知道他的街坊褚木匠出事的消息。那天“郝組”前往“褚記木器店”搜查的時候，他正好受妻子差遣，拎著個瓶子去附近醬園打醬油，隻是他不知道前往搜查的便衣來頭頗大，不是分局，也不是市局，竟然是華東公安部的特案組。作為一名老刑警，老伍知道途經這種現場不要停留，遂匆匆而過。

現在，竟有多名便衣出動，挨家挨戶走訪了解褚木匠的情況，看來這個細木工匠人師傅的事兒不小，這個案子起碼是上海市公安局直接督辦的！以其多年從事刑偵工作的經驗，知道在這種情況下，為避免日後麻煩，都應盡量把自己聽到看到的有關木器店的大事小事和盤托出，至於有用沒用，那是人家的事。於是搜腸刮肚，在沙懋麟的提示引導下，“蘇北口音”這個情節終於喚起了他的記憶。

可以想象，麵對這份“撞到的運氣”，“郝組”該是何等興奮。四人進行簡短研究時，連一向不苟言笑的郝真儒都用玩笑的口吻說：“如果焦允俊同誌知道咱們領先了一步，恐怕要吹胡子瞪眼哩。”

這是“郝組”七撥人馬當天走訪工作中獲得的唯一線索。就是這條線索，使“郝組”迅速而又準確無誤地捕捉到了要犯曾涉川的蹤跡。這其中，也得益於線索提供者伍亦純的老刑警素質。盡管他當時不可能意識到自己偶然目睹的一幕對此刻警方的調查有重要意義，但幾乎已經形成習慣的職業本能，讓他在完全無意識的狀態下記住了蘇北口音中年婦女和長須老者搭乘的那輛黑色出租車的所屬公司和車牌號的後三位數字。

“郝組”據此迅速查明，當天駕駛那輛出租車的是“祥生汽車行”司機田家發。

田家發沒有當過刑警，當然不具備伍亦純那樣的觀察力，不過，這是一個二十多歲的小夥子，具有年輕人記性好的特點。況且，出租車司機搭載坐輪椅的乘客，這種情況本就少見，再加上那個老者雖然不能自如行走，但那副長髯飄飄氣度不凡的樣子，卻是田家發開出租車以來從沒碰到過的，因而對當時的情況記得比較清楚。偵查員一問此事，他稍稍一想便回答說，那老者好像是在黃河路南蘇州路口上的車。

偵查員分析，當時雖然還沒有立冬，但氣溫已經比較低了。那個老者是殘疾人，行走不便，而據伍亦純回憶，他穿的衣服並不是很厚，再說，那個疑似王秀丫的娘姨，也沒有必要在寒風中把老者推行很長一段路才叫車，估計其住所應該就在田家發所說的候車路口附近。

十三、曾匪殞命

偵查觸角隨即伸向蘇州河畔的南蘇州路。支富德、沙懋麟、譚弦以及柳長偉、老杜、小嶽六人一起前往調查，全都帶上了手槍，準備一旦查明曾涉川的藏匿點，立刻采取行動，將曾涉川生擒活捉。當然，那個已被“郝組”高度懷疑是原“品字堂”掌門人、現疑似“品字三方會”老大的保福祥如果也在那裏，也須一並拿下。

一幹人先去管段派出所。其時，派出所上日班的民警已經下班了，但所長等領導還在研究工作，聽了“郝組”偵查員的來意，隨即命值班民警把附近幾個居委會的幹部全都喚來，接受偵查員的谘詢。由於那老者的特征非常明顯，那些大媽大嬸立刻想到了化名“顧先登”的保福祥。

接著，“顧先登”家蘇北口音的娘姨也被大夥兒指認出來，其特征跟南京“迎客旅館”東夥及上海目擊者伍亦純、田家發的描述相符，至於曾涉川其人，大夥兒都說沒有見過。

調閱臨時戶口檔案，之前沒查到“王秀丫”的原因總算弄清楚了。即把那個已經辦理了退休手續的留用老警員從附近住處召來，經過一番了解，原來是這麽一回事。至此，偵查員已經可以認定“黃小霞”即是“王秀丫”了；至於那個名叫顧先登的老者是不是慣匪頭目保福祥，還有待補充相關證據。

支富德當即跟郝真儒通電話，請求即刻采取抓捕行動。事後想來，支富德這個電話如果不打，而是直接以華東特案組副組長的名義下達行動指令，大致上就能把曾涉川生擒活捉了。當然，這僅僅是從理論上說。現實情況是，曾匪並未發覺我方已經掌握了其行蹤，通常說來沒有立刻開溜逃竄的可能，那麽根據紀律，支富德是必須向郝真儒請示的。

晚上六點半左右，“郝組”方麵七名偵查員以及分局、派出所增援警員共十八人，悄然包圍了那幢房屋。居民小組長劉大嬸像平時通知居民開會、搞衛生一樣，神態自若地上前叩門。前來應門的王秀丫不疑有他，開門的一刹那，偵查員一擁而入，先將王氏控製住，然後直撲裏麵。可是，逐間房屋檢查下來，這幢房子裏隻有王秀丫一人。

隨即訊問王氏，這個女人哪裏經曆過這等陣勢，已經嚇得昏厥過去。沙懋麟對此類情況有經驗，急掐人中，又讓從廚房裏找了塊生薑，用菜刀背拍碎了塞入口腔。王秀丫這才清醒過來，正要哭泣，被厲聲喝止，問褚木匠何在。偵查員這才知道，就在“郝組”采取布控措施前，曾涉川到“大世界”散心去了。至於顧先生，則在杭州。

郝真儒接到電話報告後，立刻下令：封鎖消息，由老沙和小嶽就地看守王秀丫。同時向馬處長緊急請求增調精幹抓捕人員，一部分前往保福樣住所守伏，以防曾涉川或者保福祥突然返回，該現場由老沙同誌負責；另一部分迅速前往“大世界”，跟支富德、譚弦以及鬆江外援便衣會合，由支富德任現場指揮，對曾匪實施抓捕。

眾人隨即行動，遺憾的是，沒有達到目的——曾涉川在“大世界”三樓發現有“可疑人員”混在遊客人群裏向其逼近，隨即攀窗脫逃。他是順著窗外的水落管往下溜的，如果他真溜到底，那倒也好，支富德早已考慮到這一步，安排了市局政保處增援的四個彪形大漢在此守株待兔。沒想到，這主兒才下到二樓半，水落管因年久失修發生斷裂。

這個變故太突然，曾匪縱有再大的本領也應付不了，遂直直地跌落下去。下麵正好放著一堆剛從一樓維修房間清理出來的連帶著鋼筋的水泥塊，大大小小，長長短短，隨意碼放。曾涉川也是該著倒黴，正好跌落在這堆鋼筋上。這等高度，加上其本身的重量，至少十來根鋼筋尖端紮進其頭部、頸部、胸腹部，結果可想而知。急送醫院，可縱然扁鵲、華陀再世，也是一籌莫展回天乏術了！

當天深夜，“焦組”幾位偵查員正在省公安廳內部招待所的房間裏研究案情時，收到了杭州市公安局機要通信員送來的加密電報。焦允俊讓其他幾位偵查員稍等，起身進了自己的臥室。一會兒，他拿著已經譯出的電報來到客廳，把電文在上一放，示意張寶賢、孫慎言過目。這是郝真儒以“郝組”負責人的名義向特案組長發來的工作匯報——就是前往“大世界”緝拿曾涉川未成的情況經過。當然人，被焦允俊稱為“真君子”的老郝在電文中對自己慮事不周以至於發生這樣嚴重的事故作了檢討，並表示待焦允俊返滬後，召開案組支委會討論對他的處分。

張寶賢、孫慎言看罷，互相看了一眼，一個說“斷了一條線索”，另一個搖頭不語。焦允俊說：“老郝也真是，去‘大世界’這種地方逮人，而且抓捕對象又是曾涉川這種身手了得的慣匪，誰敢擔保萬無一失？讓俺焦某說，抓活的當然最好，沒抓成意外發生事故死了，也好。總比脫逃強吧？這個家夥，在鬆江警方全副武裝看押下去醉白池勞動，還能襲警奪槍殺人害命，然後逃之夭夭全身而退，在‘大世界’這種熱鬧場所，那就更不好弄了。老郝書生氣太重，想著自己站出來承擔責任。一會兒我回份電報，告訴他這事兒向馬頭兒如實報告即可，如果領導要追究責任，就把俺這個組長推出來頂缸。寶賢，我口述，你給記錄一下，先給老郝回電，否則這書呆子沒準兒今晚就夜不成寐也難說。”

張寶賢應聲備好紙筆，看著焦允俊靜候口述。可是，焦允俊嘴巴張了張，又閉上了，緩緩搖頭，喃喃而語：“這回電還真不好寫啊！老郝來電中那樁事故倒好說，問題是目前‘焦組’麵臨的狀況比老郝那攤子好像還不如吧——‘郝組’好歹還抓到了王氏那個活口，咱們算是也逮著了一個，可是......一這真像是‘小曲好唱口難開’嘛......”

焦允俊所說的“咱們算是也逮著了一個”，整個過程是這樣的——12月4日，焦允俊、張寶賢以及兩個鬆江外援便衣簡博、小申從舟山、寧波調查結束返回杭州。這次調查了解到，解放前杭州的那個“三方會”匪夥，已於1946年中秋之夜在舟山海麵蕩舟喝酒賞月時被國民黨軍艦撞沉，匪徒全部落海，隻留下一人負傷末死，被救起後送往寧波國民黨軍醫院治療，次日該傷貢即被來自杭州的不明身份者接走了。經接觸過該傷員的護士林某比照“三方會”匪夥的一張舊照片辨認，確認這個海難幸存者應是“三方會”老三王嘯。

“焦組”的寧波、舟山之行雖然撲空，但有了這條線索，已經可以彌補那份遺憾了。根據之前特案組的相關分析，認為“品字三方會”即是解放前的太湖“品字堂”和杭州“三方會”匪夥成員的合並，然後再拚湊一些其他匪盜、散兵遊勇之類的烏合之眾。所以，這個幸存者王嘯，應該列為華東特案組正在追緝的“品字它方會”的幾名重要匪首“X”之一，估計已經從原先的方會”老三晉升為“品字三方會”的老二。於是，這主兒就成了“焦組”的重點目標。

調查先從了解王嘯其人開始。焦允俊認為，雖然“三方會”已經從江湖舞台上消失，但是其消失時間距今不長，不過四年，加上這股匪夥的消失原因比較特殊——集體船難，黑道中人應該還有印象，這就在客觀上降低了打聽王嘯其人的難度。具體應該從哪個方向著手呢？眾偵查員商量下來，決定一是向浙江省、杭州市的原省委市委社會部即如今的公安廳局下轄的政保處了解，二是向以前的江湖黑道人士調查。於是，“焦組”分為兩個攤子：張寶賢、孫慎言、小申負責調查原江湖黑道人士，焦允俊、簡博去向省市兩級政保部門了解情況。

這項調查，從12月5日一直持續到12月9日，整整進行了五天。最後，匯總兩撥人馬查摸到的信息，歸納起來其實隻有一句話：這個王嘯，是一個行為舉止特立獨行的黑道帥哥。

一般說來，活躍在黑道上的那些哥們兒，幹的是刀頭上舔血的勾當，其行為舉止野蠻、血腥、殘忍，那是很常見的。因此，他們對於同道的長相是俊還是醜，舉止是瀟灑還是猥瑣，語言是粗魯還是文雅，一概不予理會，他們講究和看重的是本領大小、手段高低，至於長得帥不帥，向不關心——這是綠林黑道，並非選秀舞台。

可奇怪的是，這種千古一貫的觀念，在江南黑道冒出王嘯這個家夥後，竟然不知不覺間發生了變化。江洋大盜、幫會人士提到王嘯時，首先想到的就是：這是一個帥哥。這種觀念，在杭州解放前夕中共地下黨組織收集整理的本地封建幫會、反動會道門的資料中，竟然也有體現，裏麵言及王嘯時，對其外形的說法是“俊朗斯文，舉止瀟灑”。

這個罕見的現象令焦允俊等偵查員頗為不解：如此說來，這主兒應該去演戲或者拍電影，給廠商做廣告也不錯；很難想象這樣一個帥哥持槍執刀製造搶劫、綁架案件時，會是一幕怎樣的情景。

特案組長甚至對於這些眾口一詞的說法表示懷疑：“會不會弄錯啊？那張‘三方會’全體成員的合影上，這個坐第三把交椅的家夥我看著相貌平平，跟其他匪徒明明是一副嘴臉嘛！寶賢你是行家，最有發言權，你來說說看。”

張寶賢當年參加八路軍後，組織上根據其特長，派他去了武工隊。幹武工隊需要深人敵後，比較危險，而老張的崗位則是險上加險——他是專職鋤奸員。不過，每次任務張寶賢都完成得很好。焦允俊說他是“行家”，意指他幹的這行必須具備的一個重要素質——辨認目標照片以及真容的能力。以當年的艱苦環境，不可能對從事專項工作的同誌進行技術培訓，張寶賢辨認照片的水平，是通過自己不斷地琢磨，並在實踐中反複總結經驗逐漸提高的。

當下，張寶賢用放大鏡仔細查看照片，認為這個坐第三把交椅的匪徒確實是這個匪夥中長得“最有派頭”的一個。焦允俊接過放大鏡也端詳了片刻，繼而歎口氣：“好吧，寶賢說得有道理......”

十四、假行僧之謎

王嘯的年齡、相貌特征算是得到了確證，可是人呢？“焦組”要找的是他這個人啊！

兩撥人對王嘯行蹤下落的調查毫無進展。這個黑道帥哥的名氣雖然響，但出鏡露臉的頻率卻很低。黑道上許多人知曉王嘯其人，但真正見過他、跟他當麵打過交道的就微乎其微了。這次，“焦組”用了三天時間走“朝野”（指官方和江湖）兩條途徑查摸其人蹤跡，也隻是查明了上述內容。這個人，還真如黑道給他起的那個綽號一般，是個“杭城隱士”。

王嘯在黑道上成名，靠的是兩個字，一是謀，二是帥。據江湖傳說，王嘯雖為“三方會”老三，但他很少殺人，也很少直接參與作案。他對“三方會”的貢獻，主要是“智謀”。至於怎樣運用他的智謀使“三方會”匪夥在浙東江湖上活躍多年，屢屢作案卻從未失過風，以及用什麽方法使原本沒有關聯的舟山海匪、塖縣大盜、杭州匪夥糾集起來，組建了“三方會”這個暴力犯罪聯合體，這是“三方會”的內部機密，恐怕隻有“三方會”內部成員才說得清楚。如今這股匪夥隻剩下王老三一個人了，想通過查明“三方會”的內幕設法訪查其蹤跡，那簡直是癡人說夢。“焦組”偵查員不會幹這種傻事，所以焦允俊說，咱們得計議一下，看如何另覓良方。

焦允俊跟張寶賢、孫慎言反複商量下來，最後決定采用孫慎言提出的建議：向杭州市公安局求援，希望能跟當初接受中共杭州地下市委社會部委托、撰寫那本鉛印內部資料《杭州地區幫會情況》的作者見麵，向作者當麵了解，他是怎麽得知“三方會”老三王嘯的相關情況的。

跟杭州市公安局一聯係，自然沒問題。不過，這兩年的時間裏形勢變化太快，舊政權覆滅，新政權建立；原中共杭州地下市委已經撤銷，由新市委代替，幹部調動頻繁，人事檔案的建立卻沒能跟上，市公安局有那本《杭州地區幫會情況》的內部資料，卻沒人知道是哪位或者哪幾位作者編寫的。這本印刷品注明是秘密資料，又是非正式出版物，不可能有作者、編者、出版者的署名。而原中共杭州地下市委解放前主持此事的那位幹部已經於去年南下參加福建的接管工作，目前下落不明，無法聯係。

無奈之下，“焦組”隻好自己想辦法了。焦允俊想出了一個主意：這本出版物既然是鉛印的，那應該有為其印刷製作成冊的印刷廠或者作坊吧，雖然上麵沒寫，但咱們可以試著打聽一下，沒準兒有希望找到線索。於是，再跟市公安局聯係——解放後印刷業被列入特種行業，是由公安治安部門管理的。

這回還算順利，治安科幾個電話一打，就報來了該出版物的印刷人：“奮強印刷社”老板楊友良，住延齡路（今延安路）127號。

偵查員當即前往，跟老楊見了麵。年屆五十的楊友良早年曾在上海商務印書館從事印刷，後來回杭州自己經營一家印刷作坊，即“奮強印刷社”。老楊有個外甥叫費安君，係國力浙江大學大二學生，地下團員。當初是這個外甥來跟老舅談這筆生意的，提了兩個要求：一是必須嚴格保密；二是所有費用暫掛賬上，得過一段時間再付。

老楊知道小費是個進步青年、活躍分子，也大致上猜到外甥十有八九跟中共地下黨有聯係，但他還是答應了。小費跟舅舅談妥此事後，隔日就失蹤了。直到解放後才知道，他上了國民黨察局的黑名單，敵人準備抓人。幸虧組織上提前得知了消息，立即通知讓其撤往四明山根據地。杭州解放後，小夥子穿著軍裝返回杭城，在市團委待了一段時間，又奉命前往福建去參加接管工作。

當然，老楊接下的那樁活兒，並沒因為小費的失蹤而受到影響。一個多星期後，就來了一個穿長衫、戴眼鏡的先生，自稱姓淩，是來請老楊相幫印一本書的。老楊使用外甥留下的暗號跟對方接上頭後，接受了這位淩先生的審查，主要是印刷設備和保密條件方麵的內容。審查順利通過後又過了三天，淩先生送來了原稿。老楊根據對方的要求，單獨操作，排字、打校樣都在深夜進行。淩先生待在現場，坐等打出校樣後現場校對，離開時把已經完成排字的那部分原稿帶走，然後留下第二天需要排版的原稿。一個多星期後，這本被稱為“書”的印刷品順利完成，淩先生派人前來取走了貨。老楊這筆業務的費用，直到1949年7月杭州解放後兩個多月方才拿到。

那麽，這位應該算是責任編輯的淩先生解放後在哪裏呢？老楊說那筆工錢就是淩先生送來的，他說在市教育局工作。

偵查員馬不停蹄，立刻跟教有局聯係。謝天謝地，淩先生並未南下去福建參加接工作，而是在教育局當副科長。偵查員向其了解《杭州地區幫會情況》的作者，淩先生說他是其中之一，另有兩位分別姓鄔、宗，鄔同誌是北方人，浙大畢業後留杭工作，加入了中共地下黨，解放後調回北方老家了。宗同誌還年輕，是銀行職員，也是地下黨員，現在市財政局工作，因為才二十二歲，同誌們都以“小宗”相稱。巧得很，關於“三方會”的那段文字，正是小宗編寫的。

焦允俊和張寶賢前往市財政局拜訪小宗，途中老焦對張寶賢說，這個二十出頭的小夥子能了解到已經在江湖上消失的“三方會”的材料，估計有幫會方麵的家族背景。

果然，跟小宗一接觸，他告訴焦、張，他的伯父（杭州解放前夕舉家逃往台灣）是杭州青幫名流，他對“三方會”的了解，就是通過伯父的介紹才獲得的。使焦允俊、張寶賢欣喜的是，小宗跟那個被稱為“杭城隱士”的原“三方會”老三王嘯當麵交談過！

那是1948年12月上旬一個陽光明媚的日子，之前接連下了三天雨，這天一早就出了太陽。小宗根據伯父的指點，前往艮山門的一家茶館。茶館的景老板是他伯父的弟子，對比其小十多歲的小宗一口一個“少爺”，極為客氣。景老板把小宗引入後院，在其作為居所的那幢二層小樓前那塊一上午都能曬到太陽的空地上放了一副座頭，擺上茶具、茶葉罐和幾碟子茶食。

景老板對王嘯也是隻聞其名不識其麵，特地差一個學徒前往約定的路口等候。一會兒，學徒接到了客人，由景老板引領來到後院。那是個三十四五歲中高個頭兒的男子，周身透著精悍氣質，滿頭濃發烏黑發亮，估計是抹過頭油發蠟（稍後有微風拂來，確實聞到了生發油的氣味），臉容端正，濃眉大眼，鼻梁挺拔，膚色白皙。

景老板給雙方作了介紹後告退了。王嘯衝小宗拱手作揖，一開口，還真有傳說中的那份“聲如洪鍾”的韻味：“宗少爺好！”隨即欠身鞠躬，狀極恭敬，口稱，“請代晚輩向宗前輩請安致禮！”

小宗急忙側身閃讓，微微欠身作揖，嘴裏說著客套話。這是江湖禮數，算是代伯父受半禮。

那小學徒拎著一壺沸水從前麵店堂進來，給兩人沏上茶水，輕手輕腳地離開了。小宗掏出香煙請王嘯，王謝過後說他已經戒煙數年了。小宗留意他的手指，果然沒有煙痕，牙齒也白白淨淨。

兩人喝著茶聊天，小宗開門見山道明來意——他的寄爹（江南對幹爹的稱謂）是滬上小有名氣的研究江南社會風情的專家，最近應海外一家研究中華傳統文化機構之約，撰寫介紹江南社會風情百象的一部專著。寄爹為此特地跑到杭州，向小宗的伯父請教江南江湖的情況，伯父為此花了整整三天半的時間接待他，介紹了浙江的各路幫會道門香堂，獨缺三四十年間叱吒江湖的“三方會”。因為“三方會”組織嚴密，行事機密，幾乎所有情況都不為外人所知。

寄爹對此深表遺憾，伯父安慰說此事似可補救，聽說“三方會”雖然不幸遭遇海難，但尚有幸存者健在，那就是該香堂坐第三把交椅的“杭城隱士”王嘯。但此公生性低調，不事張揚，多年以來一向深藏不露，道上朋友差不多都是隻聞其名不睹其容，乃是一位神龍首尾皆不見隻露半片神鱗的江湖隱士，容我托人慢慢查訪，如有消息，當急電你赴杭。若是你要務纏身無法撥冗，可讓小宗代為出麵。

介紹完情由，小宗說：“我今天是奉伯父之命以寄爹之名前來跟先生會晤的。伯父關照，世事有規，江湖有道，王先生乃江南道上高人，必須給予足夠的尊重，請向他轉告我的致敬之意。你此去要當麵道明來意，一切話題概由王先生選擇，他說多少你聽多少，凡是他沒說到的，並非遺忘，而是礙於道上規矩不便透露，你要記住，切切不可追問。”

小宗其時是地下團員，還在大學讀書，暗地裏參加黨組織領導的學生運動，以前不過幹些發警告信、刻印傳單、通知上街遊行集合的時間地點注意事項之類的小事兒。這次被地下黨組織指派參與采寫這本關於杭州幫會情況的冊子，主要是因為他有其幫會名流伯父的有利條件。事先，組織上也沒有關照他留意收集可以作為情報使用的相關信息，再說，他也缺乏這種能力。因此他跟王嘯的接觸，是嚴格按照組織上的要求進行的。

搞地下工作就是這樣，組織上派你去幹什麽工作，你認真幹好，就完成任務，中間絕對不能自作主張橫生枝節，否則就是違紀行為。小宗跟王嘯說的上述內容，不但是其伯父的叮囑，也符合組織給他框定的界限。言畢，他就掏出筆記本和鋼筆，邊聽邊記錄。

王嘯說了些什麽呢？都是“三方會”成立前後的一些往事，還說到了其中的一些人物，幾個頭領包括他自己這個老三都說到了，但不過寥寥數語，點到為處，倒是對舟山海匪中的骨分子多費了些口舌。對於最後決定“三方會”命運的為舟山海難，他則刻意回避，隻以“出事”兩字一言蔽之。

采訪大約進行了個把小時，結束時王嘯可能從小宗的神情中發現對方似有遺憾，便問：“宗少爺是否有什麽不解之處？”

小宗最想了解的是導致“三方會”覆滅的那場海難以及王嘯是怎麽得以幸存下來的，可是他想起伯父的叮囑，不敢壞道上的規矩，也擔心逾越了組織上規定的界限，引起對方懷疑，反而壞了事，所以就問了一個無關緊要、估計對方肯定會回答的問題：“外界傳說閣下英姿不凡，今天有緣得見，果然名不虛傳。”

小宗的言下之意是，你當強盜就當強盜唄，幹嗎要扮酷？王嘯聽罷大笑，卻沒正麵回答小宗那個隱含的問題，隻是說：“那是多年前一個據說精於相術的遊方和尚和我一起喝酒時的戲言，不必當真。”

此外，小宗還告訴偵查員，那天采訪時偶然發生一件事，讓他意識到這個王嘯還真的是身手不凡——兩人喝茶談話的所在，是茶館後院主人住所門前的一塊朝陽的空地，住所的大門有個門廳，門廳上麵是二樓陽台。小宗和王嘯談話期間，陽台上有個啞巴娘姨（她是茶館景老板的一個遠房親戚）正在晾曬景老板珍藏的茶餅茶磚，在把這些珍藏品一枚枚一塊塊往陽台欄杆的沿口上放的時候，一個失手，掉落下一枚圓形茶餅。

娘姨一驚——下麵可是坐著老板的貴客啊，這一掉落，即便沒砸在人家腦袋上，也要嚇人一跳，那可是闖大禍了。啞巴沒法兒呼喊，情急之下便張嘴作呼叫狀，喉嚨裏發出唔唔之聲，以引起下麵兩個貴賓的注意。小宗正和王嘯說話，聽見頭頂的響動，下意識抬頭去看，隻見一坨扁圓的物件直直向他們的頭頂掉落下來。正待起身避讓，卻見王嘯就像屁股底下安了彈簧，瞬間身姿已經改坐為站，伸手把那枚堪堪砸到頭頂的茶餅輕輕接住。

小宗回憶，那手法煞是好看，就像事先準備好了似的，隻一伸手就把茶餅給捏住了。哪知，更好看的還在後頭，王嘯把那茶餅接住後，抬臉朝陽台那個已經驚得臉色煞白的啞巴娘姨微微一笑，忽然起手，茶餅向上飛去，一麵上升，一麵旋轉——確切地說，它是憑借旋轉的力量才能平穩上升的。與此同時，向娘姨做了一個手勢，示意閃開。娘姨原本是伸出雙臂準備去接茶餅的，見狀便把胳膊縮回了。隻見茶餅升到陽台欄杆上方時，忽地落下，正好落在欄杆沿口上。

小宗自小在伯父及其徒子徒孫講述的各種江湖傳聞中長大，也算是有點兒見識的，這一幕，還是把他看呆了，一個愣怔後方才點讚：“王先生厲害！”

王嘯隻是微微一笑：“見笑！雕蟲小技而已。”

當天，“焦組”三偵查員對小宗提供的上述情況進行了分析。老郝不在場，不必擔心煙味兒，三人可以毫無顧忌地抽煙。三盒煙抽光，焦允俊忽然一拍桌子，恍然道：“我知道了，王嘯這主兒十有八九是出家人——是個和尚！”

張寶賢不解：“何以見得？”

焦允俊侃侃而談：“俺琢磨下來，有三個理由——首先，這主兒具備當一個合格和尚的先天條件，長相端正，嗓音清亮，胖瘦適中，四肢健全，腦子也好使。嗬嗬，老孫別皺眉頭，我知道你心裏在想，難道出家也有條件？是的，出家是有條件的，不論做和尚道士抑或尼姑，在形體容貌上都有講究，盡管不會像搞選美那樣苛刻，但最起碼要五官端正、沒有殘疾、口齒清楚；另外，腦子也要靈活，因為當和尚是要念經的，那些經文都要牢牢記住，張嘴就來。你們都去過寺院，寺院裏的和尚，絕大多數符合我說的上述條件。相貌醜陋、手足殘缺、口齒不清、似瘋似傻的和尚有沒有？當然有，但那多半是任何寺院都不肯收留的流浪和尚。

“再說其次。並不是所有和尚都是打內心深處篤信佛教的，很多和尚把出家作為一種營生對待。舊時有一種說法，所謂‘到廟裏做和尚掙錢去’。這個‘掙錢’，指的就是做法事。通常做法事是放焰口，這種佛教儀式我了解一些。抗戰時有一年我流年不利，去敵後執行任務，遭到日本特務的追緝，人倒溜得快沒啥，可裝著盤纏的那個包包丟了。不但沒了旅費，連吃飯都成問題，而敵人還在張榜通緝我。無奈之下隻好去鄉下一座大廟投靠一個任監寺的遠親。他長我十八歲，但論輩分比我小兩輩，對我非常關照。他讓我化裝成僧人，剃光了腦袋，用一種特殊的顏料畫了香疤，還真神了，不管遠瞧近看都跟燙出的無異。既然裝和尚，就要裝得像，我跟著廟裏的和尚去放過焰口。具體過程就不說了，反正一次就要去十個和尚，一個是正座，一個是敲鼓的，剩下八個和尚分兩側端坐。正座那位是這撥僧人中的老大，他要領唱，而且還要獨唱，比如中間通常有一大段《歎髏骷》，這時候其他和尚都放下法器暫作休息，所以這份收入裏，這個主座分得最多。收人位居第二的是敲鼓的——嗬嗬，我一看你倆的眼神，就知道你們看不起敲鼓的。別以為敲鼓容易啊，別的不說，單是一開頭那招‘發雷’，手上沒功夫就敲不出那份抑揚頓挫。小宗說王嘯嗓音洪亮，我馬上就聯想到放焰口時的正座了。

“往下就要說到他的身手了。據小宗說，他把從二樓陽台上掉落的茶餅疾如閃電般接住，又穩穩當當擲回陽台，這是什麽道道兒呢？那是佛教僧人中著名的‘飛鐃’技法啊！舊時每年農曆七月，不少地方都有盂蘭會，就是在空曠場地上放大焰口。那場麵，你們可以想象一下，幾十個和尚，手持諸般法器整出滿場動靜，忽然間全部法器皆停，隻那幾十副大鐃急促地敲起來。忽然起手，十多斤重的大鐃旋轉著飛向半空，落下來又穩穩接住。注意，不是平平常常地那麽一伸手接住，要耍出各種架勢，什麽‘犀牛望月’、‘蘇秦背劍’、‘蛟龍出洞’、‘靈蛇搶食’......這叫‘飛鐃’，是道行深的僧人‘經懺俱通’的兩通之一——拜懺中的‘飛鐃’技法。”

張寶賢驚歎：“這哪是念經，簡直是耍雜戲（即如今的雜技）啊！”

焦允俊點頭：“就是！所以我想，王嘯自稱雕蟲小技的那手接茶餅的手法，應該是借用了和尚‘飛鐃’的技法。以上三點，就是我高度懷疑王嘯是和尚之故。”

張寶賢說：“那看來小宗同誌當時看到的他那一頭濃密黑發，是他為了掩人耳目戴的假發。”

孫慎言難得地發表了意見：“差不離。”

焦允俊說：“那咱們就暗查杭州以及周邊郊區的寺廟，估計是能夠查得到其蹤的。”

“焦組”當即對此作了周密部署，在浙江省公安廳、杭州市公安局的協助下，經過數日訪查，12月9日，終於在其時隸屬於浙江省臨安專署的富陽縣（今杭州市富陽區）新登城南賢明山麓半山腰的廣福禪寺查到王嘯的蹤跡。

廣福禪寺係一座建始於北宋淳化年間的古刹，明清兩朝都曾重建。進入民國後，因疏於管理，日漸衰落，到解放時已淪為一座破廟。王嘯以雲遊僧人的名義長期隱身於該寺，由於其熟墊經懺，相貌又端正，頗受寺院青睞，隻因是雲遊僧人身份，寺蹤未曾將其升職。當天傍晚，法名普慧的大盜王嘯被“焦組”捉拿歸案。

連夜訊問，王嘯供稱，其確係原“三方會”中坐第三把交椅的那個“杭城隱士”。偵查員聽下來，覺得這主兒還真是黑道奇葩——

他在杭州城區、郊區各有一個家，兩處均正式娶妻生子，且都是戶口本上的“戶主”，所用姓名、籍貫雖然不同，但有一個共同點，都是少年時出過家，成年後還俗經商。他以雲遊僧人的身份在浙江全省各處遊蕩，對兩個互不知曉對方存在的妻子則稱是在外麵跑生意。其“雲遊”駐地，基本是在富陽廣福禪寺。“雲遊”期間，少不了要參與“三方會”的犯罪活動。不過，王嘯很少親自出馬作案，即便出馬，也必定以黑紗蒙麵，以掩其真容。焦允俊、張寶賢、孫慎言可算是見多識廣，也從未聽說過有這等處心積慮隱蔽自己蹤跡的大盜。

然後，就要問到關於“品字三方會”之事了。王嘯聽著卻是一臉茫然，說他打自舟山海難死裏逃生後，還真是大徹大悟，主動與黑道斷絕了關係。當然，他要養家糊口——而且是養兩個家，所以還繼續扮演著“杭城隱士”的角色，跟幾家商行有業務往來，以經紀人的身份幫他們進貨、出貨，在富陽廣福禪寺掛單時，也依舊參與佛家經懺活動，按例獲取一份分成。至於寺院出租土地的收入，他因係雲遊掛單身份，是分不到的。他以前充任“三方會”老三時，累積的髒金還有一些，分別藏匿於兩個家庭和廣福禪寺隻有他知道的隱秘之處，有時生意不好做，他就取出一些貼補家用。

焦允俊、張寶賢、孫慎言三個都是老江湖，跟王嘯“聊”下來，發現這主兒雖然精明，但缺乏黑幫首領的那種極端凶殘和狡猾。在黑幫裏混生活，尤其是混到黑幫的核心領導層，僅僅靠小聰明是不能服眾的，以此推算，即便是沒有發生船難，他這種性格，第三把交椅恐怕也坐不太長。因此，他們對王嘯自認為“三方會”的老三感到懷疑，可反複盤問，這家夥發誓賭咒，堅稱句句屬實。

焦允俊於是換了一個角度，讓王嘯交代最近一個月裏的一應活動情況。根據其態度，“焦組”認為王嘯其實是願意配合警方開展偵查工作的。落網伊始，他就向焦允俊透露了對其子女日後生活的擔憂，害怕他們因其父的緣故生活無著、流落街頭。焦允俊告訴他，現在是新中國新社會，新政權不會允許舊社會的那些令人發指的現象繼續存在，像你這樣的情形，不論是坐牢還是殺頭，家屬都由政府予以人道主義安置。王嘯是聰明人，對自己能夠死裏逃生不抱幻想，唯一的擔心就是家人，焦允俊如此這般一說，他也就放下了，願意配合審訊。如此，就對最近三個月內的情況作了一個“細說流年”般的詳盡交代。

焦、張、孫三偵查員越聽越糊塗，怎麽這些交代跟“品字三方會”一點兒關係都沒有？難道他並非骨幹分子“X”之一，我們費了那麽大周折，竟然找錯人頭了？

十五、曙光閃現

次日，焦、張、孫三人向杭州市公安局臨時借調了十四名便衣，連同鬆江外援便衣簡博、小申算在一起共二十人，分頭對王嘯供述的情況進行核查，並對富陽廣福禪寺以及王嘯在杭州的兩個家進行了搜查。這一番行動，從早到晚一共忙碌了十四個小時，最後的結果是：王嘯的“細說流年”內容屬實，他沒有參與“品字三方會”組織策劃活動的時間。

如此，對於“焦組”而言，等於是做了無用功。

這時，上海那邊傳來了“郝組”抓捕曾涉川行動失利的消息。但焦允俊認為，老郝那一攤還有戲唱，別看曾涉川那廝已經死亡，畢竟王秀丫是被抓了活口的，不管這個女人是不是“品字三方會”的“在編”成員，相信其口供應該對破案有幫助。不過，焦允俊並不氣餒：“原以為抓到了‘三方會’坐第三把交椅的王嘯，就能柳暗花明了，哪知是一場空歡喜！看來是俺老焦流年不利啊。話又說回來，我有一種感覺，‘品字三方會’的總部應該就在杭城，咱們接下來還是繼續開動腦筋尋找線索吧。”焦允俊說不出這種感覺具體有什麽依據，但事實證明，他的判斷靠譜兒。

12月11日下午四點多，焦、張、孫剛從外麵查摸線索返回下榻處，正準備沏一壺濃濃的紅茶暖暖身子，郝真儒冷不防率領“郝組”一行趕到，這裏所說的“一行”，除了郝、支、沙、譚四位特案組偵查員，還有內勤鍾思捷、財務蔣瑛、報務員薑寧波以及鬆江外援柳長偉等便衣。

焦允俊大喜，握著老郝的手先問傷情恢複情況，近日是否咳嗽，再問為什麽不先發份電報過來，然後讓張寶賢趕緊去安排晚餐：“這麽冷的天氣，諸位長途跋涉風塵仆仆頂風冒寒趕來，按說焦某該備酒席為大夥兒接風洗塵的，可惜俺沒有財權，隻好便飯相待，不過可以加兩個菜。”

郝真儒說：“按常規做法，是應當先發份電報告知，但馬處長說此事由他安排......”

正說到這裏，浙江省公安廳政保處領導的電話打過來了，告知焦允俊，聽說“郝組”已到，遵照華東公安部的密電指令，省廳已經為特案組安排了駐地，在武林門那邊的一處獨立院落，武裝警衛也已進入崗位，請大家這就入駐。

掛斷電話，支富德請示：“‘郝組’已經把在上海抓獲的人犯王秀丫押解來杭，現寄押於市局看守所，是否需要跟省廳或者市局聯係，另派女警員看守？”

焦允俊腦子轉得快：“你們把王氏帶過來啦？這個女人是特案組目前掌握的唯一線索，可不能出任何差錯。我的意見是，指派專人晝夜寸身不離跟她待在一起。”

當晚，華東特案組七名偵查員在杭州武林門臨時駐地舉行案情分析會。主持會議的焦允俊還是保持著以往那種看似“滿不在乎”的風格：“本組成員為偵查本案，一分為二多日，今晚終於得以重聚，值得慶賀。不過，由於偵查工作不是很順利，這份心情隻好放在一旁，回頭等把‘品字三方會’搞定，我們好好慶祝一下。大夥兒也不必灰心喪氣的，輕鬆一點兒，革命樂觀主義嘛！因此，咱們今天這個案情分析會，就采取漫談的形式吧一一老郝您沒意見吧？那行！客為先，主為後，‘郝組’怎麽也算是滬上來客，你們先說。”

郝真儒點點頭：“那就請支富德同誌向大夥兒匯報吧。” “郝組”轉戰杭州的主意最先來自支富德。12月10日晚王秀丫在上海黃浦區南蘇州路保福祥的滬上藏匿處被捕後，供出曾涉川去了“大世界”。偵查員隨即前往“大世界”緝拿這個罪大惡極的慣匪，不料行動失利，曾匪意外摔死。老郝等偵查員隨即對王秀丫進行突審。

這個女傭雖然參與了“品字三方會”的活動，但她的東家保福祥並未將其發展為該匪特團夥成員，她頂多算是一個編外雇員。而且，其從保福祥那裏獲得的收入也就不過是事先講定的工錢，隻是比一般女傭要高些而已，從沒得到過什麽活動經費、津貼之類。保福祥壓根兒沒想到這個女傭有朝一日會落入法網，之前根本沒關照過該如何應付審訊，審訊時什麽話可以講，什麽內容不可透露。如此，由郝真儒、支富德、沙懋麟三人組成的審訊班子對其進行的突審十分順利。

不過，雖然從法律上來說，王秀丫屬於該匪特團夥成員，但畢竟沒有直接參與“品字三方會”的核心犯罪活動，她供述的內容對於特案組來說，僅僅是證實了之前對案情的估斷，而眼下急需了解的內容，比如保福祥的下落，曾涉川到南京的具體使命以及跟什麽人有過接觸，曾涉川到上海後與其假冒夫妻同居於保福祥住所的意圖，保福祥在杭州的藏身點和聯係人等等，她一概不清楚。

“郝組”對王秀丫的口供進行了分析，認為可信程度比較高。於是，支富德就提出一個觀點——如此看來，保福祥目前的活動地點在杭州，而“品字三方會”中的“三方會”原本就是杭州這邊的產物，估計該匪夥的殘餘分子應該還在杭州藏匿著，所以，保福祥親自趕到杭州來跟“三方會”殘餘分子會合（其時“郝組”尚不知道“焦組”已查明原“三方會”的情況，該匪夥中唯一的殘餘分子王嘯並未參與“品字三方會”匪特組織的犯罪活動，對該匪特團夥套用“三方會”的名頭組建新團夥更是毫不知情）。至於指派曾涉川與王秀丫密赴南京“出差”，估計是為了跟南京的那個匪特“X”分子或匪夥首領聯絡，其內容多半是約其前往杭州來一個“三巨頭”會合。

曾涉川的南京之行之所以要扯上王秀丫，是為了打掩護。曾涉川畢竟剛在鬆江作下了襲警殺人脫逃大案，在保福祥想來，犯下這等嚴重罪行，肯定要被列為布控對象，因此想出了一個讓他和王氏假扮夫妻的主意，以擾亂警方視線。

此外，曾涉川由南京轉赴上海，也並非隨心所欲的旅行，而是保福祥的刻意安排。曾涉川以王秀丫“丈夫”的名義悄然入住滬上黃浦區南蘇州路保福祥的住所，是準備長期待下去的（有江都警方出具的“赴滬受雇做車夫”的證明），很可能保福祥是打算讓曾涉川以此為掩護身份，協助其掌控擴展後的“品字三方會”。之前史阿根的供詞中提及，曾涉川向其透露自己已被任命為“品字三方會”的老四，也與上述判斷相吻合。

支富德認為，曾涉川、王秀丫兩人一個斃命一個被捕的消息，在杭州暫住的保福樣應該還未察知。現在宜抓住這個機會速往杭州，“郝組”、“焦組”合二為一，全力查摸保福祥以及“X”的下落，盡快獲取相關信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將杭州方麵的匪特一網打盡。

“郝組”的郝真儒、沙懋麟、譚弦對支富德的上述觀點皆表示讚同。華東特案組唯一刑偵科班出身的沙懋麟還補充建議，是否可以考慮把被捕的王秀丫移送杭州關押。在下一階段的偵查工作中，可能會遇到需要這個女犯辨認嫌疑人或核查線索的情況，那就省得再從上海臨時押解杭州了，不但可以節省時間，也避免了來回押解途中也許會出現的安全問題——畢竟目前的鬥爭是很激烈的，敵方一旦知曉上海“大世界”發生了什麽情況，或許會對王秀丫采取滅口行動。

於是，即由譚弦起草書麵報告，郝真儒、支富德帶上報告就去晉見領導。馬處長聽了郝真儒的當麵匯報，說這樣考慮很好，“郝組”馬上全體赴杭。你們此去杭城要有一個思想準備，接下來的偵查工作可能會比想象的還要艱巨——我收到焦允俊同誌的電報，“焦組”也遇到了梗阻，看小焦電報裏的語氣，我估計如果當麵匯報的話，他很可能會搖著腦袋連說“想不到”哩！

接著，支富德又介紹了“郝組”對王秀丫的審訊情況，王氏隨侍保福祥由滬赴杭這一段是重點——保福祥兩條腿已經殘廢，借助手杖能夠勉強挪步，但堅持不了多久。如果想出行，那就必須乘坐由女傭推著的輪椅。王秀丫打自抗戰勝利後從蘇北到上海打工以來，已經為保福祥推了五年輪椅。她倒是非常樂意推輪椅，因為保福祥心情舒暢時，會額外給她小費，有時經過成衣鋪、鞋帽店，也會給她添置些衣物。這種東家，打著燈籠也難找。

大約半月前，王秀丫聽說要跟老爺子去杭州，大喜。其實直到被捕，她也不知道什麽“品字三方會”，更不清楚保福祥、曾涉川以及保到杭州後見到的那個馮老板是警方偵緝的要犯。她雖然負責隨侍保福祥，但保並非全身癱瘓隻能躺在床上的病人，他在室內是能夠行動的。每當保福祥會見客人時，王秀丫隻能待在門外走廊，沒有走廊的場所就待在隔壁，門窗都是緊閉著的，她在外麵聽不到保跟人家說了些什麽（如果刻意要聽，那就必須把耳朵貼著門窗，她也沒那麽強的好奇心）。保福祥需要她做什麽時，會用那支沉重的鑲銅紅木手杖的杖頭在地板上敲兩三下，她就立馬入內聽命。此次赴杭，王秀丫按保福祥的吩咐打點行裝，叫了一輛出租車前往北站。主仆兩個乘的是趟慢車，逢站必停，到達杭州時已是暮色初上時分。她背著一個內裝主仆兩個出門用品的雙肩包，推著輪椅出站。老爺子那份她一向非常佩服的超眾眼力令她再次驚歎——剛出檢票口，老爺子就用沙啞的聲音輕聲嘟噥了一句。尋常人都會以為這是這個又老又殘的家夥在自言自語，但王秀丫卻聽得很清楚，老爺子嘟噥的是：“走——五十。”

即使聽清了這話，多半人也會感到不解，這是什麽意思？但王秀丫懂，她是經保福祥點撥過的。所謂“五十”，乃是時鍾的長針所指的“五十分”，亦即左前方。當然，她並不知道這是軍事術語。當下，王秀丫抬眼朝那個方向望去，看見攔在檢票口的移動木柵欄外的接客人群中，有人舉著一麵用紫色硬紙製作的巴掌大的三角形小旗在緩緩揮動。

王秀丫不善認人，記性又差，對這個接站者的描述比較模糊：“是個男的，三四十歲；個頭兒蠻高的，大概跟我家男人差不多。”

偵查員問她：“你丈夫身高多少？”

“比我高。”

“高多少？”

“誰去量呢？”

偵查員無語，

隻能問其他細節。她的回答是：“臉色比較白，穿深藍色棉襖......嗯？褲子？鞋子？沒留心。帽子好像是戴著的，沒注意是單帽還是棉帽。”如此而已。

那個穿深藍色棉衣的接站男子已事先叫了一輛馬車。建國初期的南京公共交通沿續民國時期的模式，全市各區馬路上都有出租馬車行駛，有需求的乘客隨時可以招乘。杭州也有一些出租馬車，但比南京顯著少許多。當下，王秀丫把保福祥推到站前廣場，上了那輛馬車，把輪椅收攏起來，綁在馬車後麵。

那個接站男子是騎摩托車來的，隨馬車行駛。馬蹄聲篤篤響了一段時間，停下。接站男子讓王秀丫坐著不動，他把保福祥攙扶下車，車夫已經把輪椅解下，讓保福祥坐上去。接站男子對王秀丫說：“馬車會把你送到前麵街口，然後你下車，車錢我已經付過了。路邊有排檔，你在那兒吃點兒東西，想吃什麽就點什麽，喝酒也行，不過不能喝醉了。”說著，把一張五萬元的鈔票遞給她。

王秀丫倒也有“忠於職守”的意識，見保福祥一聲沒吭，不知那是什麽意思，便輕喚一聲：“老爺......”

保福祥開腔了：“你照做就是。”

王秀丫真的在前麵街口的夜排檔中選了一家，點了兩個菜，要了酒釀湯作為飲料，臨末還讓人家給下了一碗大排麵作為主食。麵剛吃完，接站男子駕著摩托車來了，把她載往附近的河埠旁。那裏停著一條烏篷船，男子示意她上船。王秀丫不禁疑惑，站在原地不動。這時，被烏篷和棉簾子蒙得嚴嚴實實的船艙裏傳來保福祥的聲音，她這才釋然。

上船進入狹小的船艙，借著岸邊的路燈光，王秀丫看見保福祥獨自坐在裏麵，臉麵透紅，顯見得喝了不少酒；眼神和眉宇間帶著笑意，看來他心緒不錯。王氏由此估計，剛才保福祥下車的地點有個飯館，應該是有人在那裏請他喝酒了。棉簾放下，船艙裏頓時一片黑暗。烏篷船隨即啟航，王秀丫坐在黑暗中，因為保福祥沒發話，她也就不敢吭聲。耳朵裏聽見的是船夫操槳劃水的聲音，在靜夜裏顯得特別清晰。

也不知過了多久，烏篷船停下。船頭一晃，顯然有人上船，繼而棉簾子被掀開，一個公鴨嗓對著艙裏輕聲呼喚“顧先生”，語調恭敬。王秀丫不知輪椅放在船尾，當下有些不知所措。眼光往外掃瞄，發現眼前是一座沿河而建的具有明顯江南特色的宅第，臨河一側應是宅第的後門。那公鴨嗓男子和船夫幫著她把保福祥攙扶上岸，取了輪椅。但公鴨嗓男子說輪椅沒法兒施展，就沒打開。男子蹲下身要背保福祥進入宅院，保謝絕，由王秀丫攙扶，並憑借手杖的幫助，隨著男子入內。

如此，王秀丫就跟著保福祥在這座宅院裏待了下來。她和保福祥被安排在靠近河邊的後院裏，有書房、臥室、會客室，她則住在樓梯間。保福祥在上海自己寓所時過慣了深居簡出的生活，在杭州這邊也是這樣過日子，一日三餐有人送，飯菜精美，還有名酒。王秀丫也和在上海一樣，隨侍在側。保福祥每天要寫書信，但她是文盲，不知寫了些什麽。這些信件，都是由保福祥親手密封，讓那個公鴨嗓男子帶出去處理的。

保福祥的另一個生活內容是會客，當然，這隻是王秀丫的估計，因為使用的並非後院的會客室。這些日子裏，保福祥被公鴨嗓男子接離過幾次，都沒要王秀丫隨侍。但保福祥每次都沒換下那雙手工製作的用於室內穿的蚌殼棉鞋，她由此判斷，保福祥是去了宅院裏的其他房間。王秀丫唯一見到的保福祥接待的客人，就是稍後的假丈夫褚先生一一曾涉川。

王秀丫的以上供詞裏，包含著保福祥赴杭城後活動的重要線索，“郝組”偵查員自然要盯著問清細節——

“那輛出租馬車的牌照號碼？”

王氏回答：“好像沒有牌叩”

“有什麽其他特征嗎？”

“不記得，跟馬路上其他出租馬車差不多。”

“出租馬車停下的具體地點呢？你吃晚飯的排檔在哪條路上？”

王氏搖頭：“不清楚，我不認識字，根本沒留心是否有路牌，也沒注意排檔有沒有店招。”

“你住的那個地方有什麽特點？比如你待在裏麵聞到了什麽味兒？聽見過什麽聲音？裏麵的主仆說了些什麽？”

王氏的回答依舊夾纏不清，隻有一點，那就是她每天清晨都會聽見遠近一片雞叫聲。偵查員幾次三番提示啟發，原指望可能是養雞場、飯館（當時飯館都是進活雞養著，現吃現殺）之類，可王氏聽見的雞鳴聲是零零碎碎此起彼伏參差不齊的。這種情形在當時不足為奇，城市裏並不禁養家禽牲畜，隻要你有條件，哪怕養頭牛也沒人管。當然，在杭州這樣的省會城市裏，居民們很少有養牛馬等大型牲畜的需要（馬車車行除外），養雞卻是普遍現象。而王秀丫供稱的那種雞鳴聲並無特點可言，偵查員也就不可能指望從中發現線索了。

偵查員沙懋麟是審訊方麵的行家裏手，當然還會問到其他一些問題，還跟王氏聊天樣地聊了一些細節，但“郝組”偵查員分析下來，並無收獲。

支富德把上述一應情況說完後，焦允俊讓孫慎言把“焦組”的偵查工作情況向“郝組”戰友介紹一下。孫慎言天生沉默寡言，惜言如金，能夠用一個字表明意思的，絕對不會用兩個字。

此刻匯報工作，語言依然凝練，因此，花的時間不長。樂意開短會的焦允俊之所以讓孫慎言來匯報，用意在此。

兩撥戰友互通情況後，下一步就是共商對策。特案組當前需要明確的有兩點：其一，在杭州藏匿的“品字三方會”匪特團夥首犯保福祥，應該沒有疑問了。但原本嫌疑很大的原“三方會”匪夥老三王嘯與此案無關，因此，要把杭州方麵匪夥的身份查明；二是要把南京那個已經由曾涉川前往聯絡過的匪首及嘍囉爪牙緝拿歸案。

以上這兩步都必須抓緊時間盡快完成。焦允俊征求大家的意見：“請大夥兒議一議，接下來特案組同誌是如原先那樣分為‘焦組’、‘郝組’，分別在杭州、南京行動呢，還是不再分開，先在杭州這邊把保老大那一夥搞定，再轉戰南京去查緝另一匪首？”

大夥兒研究下來，最後達成一致意見，還是分為兩撥，分別在杭州、南京進行調查。兩撥人馬仍舊由焦允俊、郝真儒分別擔綱主持，但對成員作了調整：沙懋麟、譚弦調到“焦組”，孫慎言調到“郝組”；兩位內勤女同誌、電台和報務員均調到“焦組”；鬆江便衣仍按照原先的臨時歸屬，分別隨“焦組”、“郝組”行動。至於王氏，繼續在杭州關押。

接著，大夥兒對兩個小組分別麵臨的案情及如何進行調查進行了討論——杭州方麵的調查，原指望通過王秀丫的口供獲得查摸保福祥藏匿地的線索，但現在看來，這個指望不靠譜。不止一個偵查員認為，要查到出租馬車停車的那家飯館估計還是有可能的，畢竟有王氏吃晚飯的那家排檔作為坐標。但根據王氏的供述，保福祥以及杭州方麵的東道主防範極為嚴密，即便能夠查到那家飯館，估計也就到此為止了，那裏不會是匪特團夥的聯絡點、接待站之類。否則，他們不可能安排王氏在附近的排檔用餐。同樣，那輛出租馬車估計也查不出什麽，從王氏的供述判斷，那多半是一輛黑車。

偵查員對王氏供詞中所說的那條烏篷船也作了分析。這種發源於浙江紹興的小舟，曆史悠久。早在八百多年前，陸遊就對其作過描述，曰：“經舟八尺，低篷三扇”。這種小舟自然是使用人工動力，但不像通常的小船那樣是用手劃槳，而是用腳。劃船的人坐在船艄，雙腳踏在槳柄末端，江南地區喚作“腳劃船”，據說順水行駛時速可達十多公裏。船身多有烏篷，用煙煤粉和桐油攪拌均勻後塗於篷罩表麵，故又稱“烏篷船”。在當時的江南水鄉，尤其是浙江水鄉，江河湖汊中到處可見烏篷船，杭州則由於遊客之需，還出現了許多專門提供遊覽服務的出租船。建國初期，政府沿襲舊時做法，未對這種出租船進行登記發證。這種小船的外形給人的印象千篇一律，王秀丫對載送他們前往那個神秘住處的烏篷船說不出什麽特征應屬正常。

因此，偵查員認為，把烏篷船作為線索來追查保福祥下榻處的可能性基本為零。不過，王氏的供詞也表明，該船的主人或使用者與匪特很可能是一夥的。因為那個船夫自始至終沒說過一句話，卻能在夜晚的河中輕舟熟路，足以說明該船夫對這戶人家非常熟悉，可能是經常向該戶人家提供腳劃船服務的船家，甚至是“品字三方會”在杭州的那個匪首的屬下。

結合王秀丫的供詞和上述分析，焦允俊認為，從理論上來說，可以通過“後門臨河”、“晨聞雞鳴”、“車站接客”、“晚餐飯館”、“烏蓬船”、“疑似富戶”等線索查摸保福祥的落腳點，但其中大部分線索實際上是查不下去的。當然既然有線索，好歹要一條條試一試。查得下去最好，查不下去的，先往旁邊擱一擱，另外設法尋找新的線索。人手不夠，可以向杭州警方協調增援。

關於南京方麵的調查，目前特案組手頭隻有史阿根和王秀丫的口供作為參考。史阿根的口供其實隻有一處是涉及南京的，那就是曾涉川告訴他先去杭州向保老大報到，然後去南京出個差。史阿根落網，曾涉川代替他跑南京這趟差事，王秀丫雖然是褚先生即曾涉川的同行人，可曾涉川對於赴寧的目的始終守口如瓶，王氏根本不知道這個假丈夫去南京幹什麽。

她向“郝組”偵查員交代的內容中唯一有用的，就是曾涉川在南京逗留期間的四次外出，其中叫上她一起出去的有兩次，分別去了西華門和水西門，並在外麵用餐。這兩次出門曾涉川沒跟別人有過接觸，因為口音關係，吃飯點菜、進商店買東西，都是王秀丫出麵；另外兩次則是曾涉川獨自出去的，那是抵達南京後的次日及隔日，王氏不知他去了哪裏、幹了什麽。這兩次外出，暫時未能找到可以與之結合起來進行分析的蛛絲馬跡，隻能先擱置一旁。

焦允俊一聲不吭地聽大夥兒議論，臨末，用略顯凝重的語氣對郝真儒、支富德、孫慎言說：“看來‘郝組’此去南京，困難重重啊！”

郝真儒點頭不語。

“不過，”老焦話鋒一轉，“咱們每趟任務，還不都是剛接手時困難重重，然後經過大夥兒的努力，一個個困難也就解決了。我們要有信心！”說著，焦允俊端起茶杯，以茶代酒，“‘郝組’、‘焦組’全力以赴，預祝成功！”

12月12日上午，送走“郝組”後，焦允俊把沙懋麟、張寶賢、譚弦召集到他在新駐地的辦公室，說咱們四個得商量一下，如何著手開展工作。四人研究下來，決定先調查剛才分析案情時提及的理論上可以作為調查方向的那六個點中的“疑似富戶”、“晚餐飯館”、“烏篷船”。之所以選這三個，是因為他們認為這三個點似乎可以作為“矮子裏拔將軍”來予以對待。隨即進行人員分工，焦允俊、譚弦兩個負責調查“烏篷船”，張寶賢和鬆江便衣簡博調查“晚餐飯館”，沙懋麟和便衣小申調查“疑似富戶”。

“焦組”這三個方向的調查，進行了整整兩天。誠如之前一幹偵查員分析案情時所估料的，三撥力量都未能有所發現，而且連頭緒也沒有。12月14日晚上，焦允俊再次召集一幹偵查員開會，說看來這條路一時走不通，咱們得另外考慮開辟一個方向了，大家都說說，看有什麽其他途徑可以試著走一走。

眾人一番討論下來，一時苦無妙計良方。焦允俊忽然問沙懋麟：“老沙，那個王秀丫在上海被捕後，接受審訊前，‘郝組’是怎麽製訂訊問方案的？”

沙懋麟是華東特案組數一數二的審訊高手，因此焦允俊認定，“郝組”製訂審訊方案時，郝真儒肯定會點老沙的將。果然，沙懋麟把針對王秀丫的審訊方案一五一十說了一遍。焦允俊聽下來，覺得很是周全，感歎道：“有心細如發的老郝主持，你老沙幹這一行又是經驗豐富，這個方案真是不錯。若是王氏在杭州落網的話，說真心話，‘焦組’一時還整不出這等周詳的方案。寶賢，你說是嗎？”

張寶賢點頭，正要說什麽，忽見沙懋麟臉上掠過一絲欲言又止的神情。“老沙還有補充？”

這本是隨口一問，哪知竟讓張寶賢給說著了。

沙懋麟剛才想到的是，當初夜審王秀丫時，有一個細節沒有了解到：她隨保福祥抵達杭州那天，坐烏篷船前往“疑似富戶”，當時船上有兩個船夫。其後隨侍保福祥期間，在鬆江犯下大案的曾涉川逃竄到杭州，同樣是由兩個男子連夜陪同其前往保老大的藏身處，估計也是烏篷船（王秀丫是在室內見到曾涉川的，在受審時沒有言及曾涉川使用的交通工具）載運的。隨行的兩個男子，與最初的兩個船夫是同樣的兩個人嗎？那兩個男子接引曾涉川從那座宅院的後門進入，跟王氏打過照麵，他們給王留下了什麽印象？

沙懋麟話音甫落，譚弦不由得拍案：“妙！”

焦允俊也挑起大拇指：“確實是妙！老沙厲害！”

特案組長當即決定，立刻前往看守所提審王秀丫。這一審，果然有收獲！

據王秀丫回憶，曾涉川第一次（指11月30日）抵達杭州來見保福祥時，是入夜兩三個小時許。當時，保福祥剛聽完一張留聲機播放的蘇州評彈唱片，她正要問是否換一張時，老爺子突然側耳諦聽，然後說可能是褚先生來了，你去迎接一下。

王秀丫打自入住此間，就被老爺子關照，不能出門，也不能去前院，以免引起主人的誤會。王秀丫雖然是文盲，也缺乏江湖曆練，但她知道這位老爺子是厲害角色，他說的話照辦即可，否則，隻怕不是解雇與否的後果。這種迎接來訪客人之事，她來杭州後還沒遇到過。之前訪客都是白天來的，自有此間主人接待，差人過來把老爺子攙扶去前院見麵。王秀丫生性好動，這段日子待在後院不能外出也不能在宅院裏自由行動，時常有憋悶之感。此刻老爺子的這個吩咐，對王秀丫來說，自然是非常樂意的。

當下她便走出屋子，穿過院子直往後門。不料，黑暗中倏地閃出一個健壯男子把她攔下。王秀丫定睛一看，認出是頭天晚上乘坐烏篷船過來時這邊接客者中的一位。那人壓低了聲音問她要幹什麽，她回答說是先生讓我迎接客人的。對方一怔，哦了一聲，又嘀咕了一句：“這老爺子耳力厲害，外麵就叩了一次暗號，他在宅子裏麵竟然都能分辨清楚。”

說罷，就走向後門。王秀丫跟在後麵，一眼看見蒙著雙眼的曾涉川被兩條漢子左右挾持著站在門外，河邊停著一條烏篷船。

再往下，就說到焦允俊、沙懋麟感興趣的細節了。王秀丫看見被那兩個男子挾持著的曾涉川進了後門，便想起老爺子關照的讓她迎接褚先生的話。剛往前邁出兩步，還沒張口，那個本宅估計是身負暗樁警衛職能的男子就發現了她的意圖，衝她搖了搖手。就在這時，一陣風吹來，王秀丫聞到離她最近的那個挾持者身上散發出來的淡淡的油味兒。

焦允俊頓時振奮：“油味兒？是什麽樣的油味兒？”

“是機油味兒！”王秀丫回答得很肯定。

“沒弄錯吧？汽油、柴油還是機油，你能分得清楚嗎？”

“汽油味兒、柴油味兒我不知道，但我那口子以前在三輪車行打雜工，傍晚回家時衣服上總帶著一股機油味兒。我覺得那人身上的油味兒，跟我那口子差不多。”

焦允俊、沙懋麟對視了一眼，意思盡在不言中：這是一條有用的線索！

十六、修車技師

同一個夜晚，位於杭州昭慶寺裏街一座宅院的密室裏，華東特案組苦覓不得的“品字三方”老大保福祥、老二馮恭寶也正在商議“重大會務”。

保福祥是一個生性狡猾、心思縝密、遇事冷靜的角色，自從抗戰勝利後原太湖“品字堂”覆滅，這個老家夥又在其智慧韜略庫裏增添了一件法寶：要善於總結經驗。此刻他緊急約見“騰飛五金行”老板馮恭寶，就是因總結經驗而感覺到的不祥之兆——曾涉川與王秀丫可能出事了。

曾涉川離開杭州時，保福祥在總結以往“品字堂”吃虧以及江湖上其他黑道出事的經驗教訓的基礎上，想出了一個算不上聰明但卻比較有效的安保措施。他叮囑曾涉川，抵達上海後，即往杭州“騰飛五金行”發一份隱語電報，報告南京之行的情況。曾涉川從南京赴滬後，一出北站就照辦了。

保福祥對曾涉川的叮囑還有第二項：每隔三天寄出一封平信報平安。這封平信並未寫收信人地址，而是寄往杭州城區某個郵電局的營業廳，有收信人姓名（自然是五金店某個夥計的），郵電局收到後，把信放在營業廳一個類似閱報欄的上鎖玻璃櫥窗裏，收信人可去營業廳查看，發現有自己的信件，向櫃台營業員出示證件（工作證、戶口本、居委會證明等）後，即可把信件取走。這項業務，早在民國時期就已在江南地區部分城市（包括縣城）推出，喚作“留局待領”，是不收費的。取信的活兒，自然也是由馮恭寶指派“騰飛五金行”的夥計去幹的。

要說曾涉川，倒是很聽老領導招呼的，保老大的指令，他一一照辦。在抵滬的次日，即12月7日，他就寄出了第一封信。之後，12月10日傍晚獨自去“大世界”的途中，又寄出了第二封信。當然這是王秀丫不知道的。

12月11日，保福祥收到了曾涉川的第二封平安信。之後，七十二小時過去了，老爺子卻沒等到第三封信。第二封平安信的寄出日期是12月10日，次日保福祥就收到了。按說，下一封平安信應該在14日寄達，可“騰達五金行”前往取信的嘍囉卻白跑了一趟。保福祥覺得反常，當晚緊急約見老二馮恭寶。兩人分析下來，認為以曾涉川的行事風格，這種要緊事情他是決不會掉鏈子的。看來，十有八九是出事了。

保福祥遂作出決定：迅速離開此地，同時，指派嘍囉連夜搭乘夜班火車赴滬打探情況。

那麽，轉移到哪裏去呢？兩人商量下來，盡管馮老板在杭州還有一處親戚的房子可以讓保福祥入住，但距離稍遠，而日後需要兩人當麵商量的事情肯定不會少，不方便。因此，保福祥提出還是轉移到馮恭寶的那家五金行去。

說走就走，當晚夜深人靜之際，五金行的那條作為交通工具的烏篷船悄無聲息地在昭慶寺裏街那座宅院後門外靠岸，將保老大轉移。

派出去打探的嘍囉去得快回得也快，次日午後已經回到五金行，帶來的消息於保福祥來說簡直是晴天霹靂：曾涉川已經死亡，王秀丫被捕，老爺子的寓所讓公安抄了個底朝天！縱然馮恭寶是殺人如麻的老土匪出身，當下聽著，也有點兒魂不守舍，倒是保福祥因為已有心理準備，外表還看不出有什麽變化。他拿著白銅水煙筒“咕嚕咕嚕”地抽著，一聲不吭。筒煙抽完，把水煙筒放在一旁，開腔了：“以老兄高見，接下來共產黨公安會做什麽？”

馮恭寶已經恢複了鎮定，略一思忖便有了答案：“自然是盯著您那娘姨審問不休唄！”

保福祥當然也想到了這一點：“當初我雇傭她時，就考慮過泄密問題——國民黨政府正在通緝我這個漢奸嘛，不過，以我對這個蘇北女人的了解，盡管她會在第一時間就老老實實招供，但她供出的情況隻怕人家不感興趣。因為我們的所有重要行動，包括暗語書信的往來，都是避著她的。未雨綢繆，成事之本啊！”

馮恭寶在殺人越貨方麵的本領比保福祥一點兒不差，但若論智謀心思，估計隻能給保老大提鞋。聽保福祥這樣說，他心頭頓時一鬆：“如此說來，咱們這是有驚無險了？”

保福祥點頭：“可以這麽說。不過，曾涉川的死，對於剛開張的‘品字三方會’來說，是一個重大損失。大曾是個道上鮮見的超群人才，咱們一時找不到人手替代。另外，台灣那邊的客人，估計最近也要到了，咱們報過去的名單中有曾涉川這麽一個骨幹，以‘國防部二廳’那夥朋友的認真勁兒，說不準已經為大曾建立了專檔。現在這個人沒了，那人家多半會認為我們無能......”歎了口氣，保福祥繼續說，“既然有驚無險，那我還是回原先的下榻處吧。那裏畢竟清靜，便於我靜下心來考慮下一步的路數。南京那邊還沒有消息，實在不行，我就親自跑一趟。”

馮恭寶提醒：“您在滬上的寓所已經抄沒，共產黨公安肯定把您列入了通緝名單；而您出行是非得坐輪椅的，那樣太容易暴露了。”

“我何嚐不知道呢？唉......容我細想後再作決定吧。”

當天深夜，烏篷船又把保福祥送回昭慶寺裏街的臨時寓所。操弄烏篷船的還是五金行那兩個夥計，一個叫吳阿小，一個叫宋丁丁，都是紹興人。當年馮恭寶在浙中地區拉起“黑魅堂”匪夥時，兩人就專事駕駛烏篷船跑交通搞運輸。後來因官府偵緝得緊，“黑魅堂”不敢再折騰下去，就來了個整堂“轉業”，七名殘匪悉數潛入杭城，開了這家五金行。那條烏篷船自然不便一起帶來，但五金行進貨、送貨以及接送客戶、自家進出代步也需要交通工具，馮恭寶就斥資向船廠定製了一條烏蓬船，仍由吳阿小、宋丁丁兩個負責。

兩人的主要工作就是駕船送人送貨，空餘時也要幹些五金行的雜務，比如擦洗鏽跡斑斑的金屬零配件之類，經常要跟機油、牛油（油脂狀的半固體潤滑油）打交道。時間長了，身上的機油味兒不太容易去除，不但是雙手和衣服，甚至頭發、鞋底也帶著這種味道。跟馮老板或五金行的同事接觸，大家都聞慣了這種味兒，沒人在意，但在外人，尤其是嗅覺器官比較靈敏的外人麵前，是無法忽略的。王秀丫是這樣，此刻的保老大也是這樣。

卻說保福祥被吳、宋兩個嘍囉送到昭慶寺裏街臨時寓所後門，那二位正要把他攙扶上岸時，老爺子忽然改了主意：“回五金行去。”

吳阿小、宋丁丁聞之一怔，但隻有服從的份兒。馮恭寶這時已經在五金行樓上的臥室裏準備歇息了，聽說保老大去而複歸，那就不是像吳、宋兩個那樣“一怔”的表現了，而是大吃一驚。根據他對保老大的了解，料想此舉必有重大緣故，而且多半是安全方麵的問題。

果然，聽保福祥一說緣由，馮恭寶不由得一個激靈。怎麽呢？剛才吳、宋兩個要攙扶保福祥登岸時，他忽然聞到了二人身上那股雖不算明顯但依舊不容易被忽視的機油味兒。要說保老爺子的思維，那還真不是一般人能比的，他馬上想到了已經落入公安之手的王秀丫一一既然我都能夠分辨出這兩個小子身上的機油味兒，那比我年輕將近二十歲的王氏肯定也會有同樣的感覺。如果王氏在受審時向公安透露這個細節，那“騰達五金行”就不安全了，保不齊沒幾天就被人家給發現了！

馮恭寶雖然是“黑魅堂”的掌門人，領著手下匪徒風高殺人月黑劫財，作惡無數，但腦子遠沒保老大轉得順溜。保老大頗費了些口舌，才讓他弄明白了其中的利害關係，遂提出一個應急方案：“這樣吧，那邊的房子放棄，反正我是化名買下的，上家已經去了海外，我從沒在那兒住過。以前倒是去過兩次，不過都是晚上坐船悄悄去的，料想無人得知。兄台大駕入住後，我也就去過兩三趟，也都避開了旁人的耳目。所以，隻要把派到那裏為您效勞的那兩個弟兄叫回來，把一應物件收拾幹淨，即便公安真的查到那裏，也是勞而無功。”

保福祥也沒想出更好的主意：“看來隻能這樣了。王氏是12月10日被抓的，大曾已死，公安肯定要連夜盯著王氏訊問一應案情。如果王氏已經供出‘機油味兒’的細節，公安必定派員連夜赴杭城專查。可是，出事已經四天，卻沒聽說過關於這方麵的任何消息，我們往好處想，那就是王氏可能沒注意到......”

馮恭寶聽著連連點頭，如釋重負似地長透了一口氣，“兄台高見！”但保福祥接下來的話又使馮恭寶坐立不安了：“不過，王氏在出事當晚受審時沒招供此節，並不等於之後沒招供。像她這樣的活口兒，公安必定要反複訊問。也許她一時想不起這個細節，但人家是專業人員，問出來是早晚的事。我們還是要做好隨時離開五金行，甚至離開杭州的準備。往下，咱們隻好去南京小住了。”

馮恭寶沒料到事態會變得這麽嚴重，昭慶寺裏街的宅子，放棄也就放棄了，五金行可是他多年的心血，還真有點兒舍不得，這種情緒反映到臉上，那自是變顏變色、陰晴不定。

保福祥猜到了馮恭寶的想法，再次開腔時，又轉變了話風，給馮恭寶打氣鼓勁：“好在台灣特派員快要過來了，特派員一來，我們就有依靠了。我想他們不會因為我們麵臨的處境有點兒不順，就把我們拋棄。他們現在非常需要像‘品字三方會’這樣既有實力，又有經驗，還死心塌地為他們效力的人，必定會想辦法幫我們解決困難的。”

馮恭寶沉思不語。保福祥以為這老兄還在患得患失，剛想繼續安慰，馮恭寶咳嗽一聲，開口了：“我有一個想法——我們是否可以設法打探一下風聲？”

這種想法保福祥也有過，可是沒有實施的條件，此刻從頭腦簡單四肢發達的馮恭寶嘴裏說出來，他並不抱太大希望，隻是隨口敷衍：“老弟準備怎麽打聽？”

馮恭寶說：“我這家五金行已經經營了十個年頭兒，認識的汽車司機和維修工匠比較多，不乏解放前在舊警局效力，解放後被共產黨作為技術人員留用的。其中有一個叫樂宗讚的修車工匠兼司機，其技藝在杭城乃至整個浙江業界都排得上號，人送綽號‘樂大匠’。他現在在杭州市公安局車隊工作，身兼兩職——修車和開車。到目前為止，他是市公安局同時掌握這兩項技術的人員中最拔尖的一個，據說浙江省公安廳廳長的汽車發生故障，都找他去解決。另外，省廳警員有緊急出差任務需要長途驅車前往的，有時也會叫他隨行，一是作為備用司機，二是途中車輛萬一發生什麽故障，他能就地解決......”

一聽到這兒，保福祥已經明白了馮恭寶的用意，這位行事風格一向粗線條的老兄居然有如此有建設性的想法，不禁讓他眼裏放光：“請往下說！”

樂宗讚技術一流，比較有性格，待人接物講究“感覺”。他對命相有研究，水平遠在尋常街頭巷尾設攤開館的相術師、風水師之上。據說當年“軍統”戴老板還在複興社特務處長任上時，也曾以“金先生”的虛名搞了一次“偶遇”，請他看過相，還順便讓其司機向樂大匠請教了一些解決汽車、摩托車疑難故障的訣竅。不久，日本人發動盧溝橋事變，戴老板派人向樂大匠發出“加入團體”的邀請，遭到他的婉拒。杭州落入日本人之手後，樂大匠原本是準備走的，因其老母患病不便上路，結果就沒走成，被日偽警方留用。日偽以關心為名，指派女傭人住其家晝夜照料其母，實則也是一種監視，以防技術人才流失。

要說樂大匠這人，還真是個大孝子。他曾娶過一個長相不錯的女子，結婚不到一年，因該女與婆婆發生口角，被樂知曉後，連緣由都沒問，立刻宣布休妻，當場掃地出門，發誓永不再娶。

所以，日偽這一招對樂大匠非常管用，隻好老老實實待在杭州偽警局。不過，這人還算有見識，日偽數次要對其封官行賞，他堅辭不受。這樣，到了抗戰勝利後，國民政府懲辦漢奸的名單上就沒有他的名字了，他始終是日偽警局下麵的一個普通工勤人員。既然不是漢奸，那就留在警局繼續為“黨國”效力了。

樂大匠對汽車零配件的質量鑒定也是首屈一指，杭城的五金行老板，至少一半以上都有巴結他的想法。但這人結交朋友要看對方的命相，如果覺得命相相克，不論你再怎麽巴結他，也永遠是那種萍水相逢的尋常關係而已。馮恭寶的命相倒是入樂大匠法眼的，第一次見麵兩人就談得很投緣。樂大匠給馮恭寶帶來的好處是：為其進貨把關，保證不讓偽劣產品進門；根據行情預測汽車零配件損壞後能否及時得到合適的替換產品，讓馮恭寶對何時進貨、進哪些貨、進多少數量作出準確判定。

那麽，馮恭寶現在跟保老大說這些是什麽意思呢？這個，以保老大的那份智商和江湖經驗，自然能夠猜透——由於史阿根的被捕，公安顯然已經知道曾涉川拉上史前往杭州“辦事”的情況。至於辦什麽事，公安是不會知曉的。以保福祥對共產黨公安的了解，光是襲警殺人脫逃案就足以驚動鬆江專署以及蘇南行署的公安機關了。根據史阿根的口供以及曾涉川被鬆江派出所扣留伊始交代的其在上海的真實住址（曾當時認為隻是一樁尋常糾紛，交代的是自己在滬上合法使用的名址），其偵查觸角肯定要伸往上海以及史阿根的住所地南匯縣周浦鎮。待到12月10日曾涉川在上海“大世界”摔死、王秀丫落入公安之手，公安方麵肯定已經意識到他們手頭的這起案件絕不是“襲警殺人脫逃”這麽簡單，而是有著更深的背景。如此，這個案件就會上升至華東公安部主持偵辦。

不管王秀丫是否已經供出“機油味兒”這個可以被公安作為偵查保老大藏匿處線索的關鍵細節，華東公安部派出的偵查員肯定要來杭州公幹，甚至還會在杭城專設駐點待下來開展工作。這樣的話，像樂大匠這樣的非警員身份的工勤人員，由於其技術權威的身份，多半跟杭州市局、浙江省廳的公安民警和工勤人員中與用車修車有關的人員有工作方麵的交往，估計能夠聽到若幹這方麵的傳聞。

由此，保福祥馬上就想到了拉攏樂大匠，從其嘴裏套取情況進行研判，弄清楚“品字三方會”目前究竟麵臨著怎樣的處境。

這樣想著，保福祥臉上禁不住露出笑意，對馮恭寶大加誇讚：“如果能把此人收納進‘品字三方會’，那稍後咱們在‘國防部二廳’的特派員麵前也有麵子，這個人很有用，不僅是對咱們‘品字三方會’，就是對‘二廳’來說，也是一件可遇不可求的寶貨啊！”

然後，兩個匪首就開始商量拉攏樂大匠的可行性。馮老板向保福祥介紹了此人的相關情況——樂宗讚今年四十五歲，寧波人氏，十三歲時經其父生前朋友、時任美商亨茂出租汽車公司華人經理顧協康的介紹，到該公司在上海靜安寺路（今南京西路）開設的分部兼修理所當了一名學徒工。當時社會上把駕駛汽車視為“高科技”，而修理汽車則是“高科技中的高科技”。樂宗讚因有顧協康的關係，公司為其安排了一個技術高超的德國師傅。德國師傅主張修汽車必須先會開汽車，開車就成了樂宗讚的入門課。

三年學徒滿師，樂宗讚不但能熟練地修理汽車，還拿到了駕駛執照。當時，上海灘最時新的轎車有兩種：七座雪佛蘭高級轎車和超級司蒂龐克轎車。能夠獨立處理這兩種汽車一應故障並更換零部件的華人技工據說隻有五人，十六歲的樂宗讚是其中之一。他在上海灘及其家鄉寧波乃至省城杭州業界聲名鵲起，稍後，美商亨茂出租汽車公司歇業。其時滬上有二十四家中外出租汽車公司，有一半以上都向樂宗讚發出加盟邀請。樂宗讚正在挑挑揀揀反複權衡時，其洋師傅要回國了，臨行前對他這個唯一的華人徒弟說，你哪裏都不要去，我已經給你找好了一個地方——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務處，你去那裏做一名修理工，主管威廉先生是我的表弟，他也是一名擅長修車的技師。

在工部局警務處打工收入不菲，按照當時的規矩，還有小費可拿，但樂宗讚平時在馬路上見慣了那些中外巡捕耀武揚威欺壓百姓之象，對此並不怎麽感興趣。可畢竟“一日為師，終身為父”，這是行業規矩，即便師傅是老外，那也不能違背。最終，他還是遵照師命，在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務處做了一名修車匠。不過，他堅決拒絕為警務處巡捕房充任臨時司機，哪怕給加班津貼也不幹。

二十一歲那年，寧波老家的母親托人為兒子物色了一個對象，捎信讓他回去相親。那個婚後因頂撞婆婆引發口角被樂宗讚毅然休掉的小女子長相令樂宗讚滿意，看上去也是一副溫存相，這門親事就定了下來。舊時不大時興馬拉鬆戀愛，這年春節，兩人就成親了。

當初樂宗讚去滬上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務處做修車工時跟人家有過約定，隻做兩三年，結婚後就要回鄉。這一成親，樂宗讚順理成章辭掉了上海的工作。他這個職業吃香，不愁沒人要。原擬在寧波從事修車工作，之前寧波警察局聽說樂師傅婚後將回鄉定居，也動了招聘他的心思——盡管那時候寧波警察局隻有寥寥數輛破車。為此，樂宗讚辦喜事時，警察局還送來一份禮物，在門口一擺，那些習慣於這當口兒登門尋釁生事以行敲詐的地痞流氓和乞討的叫花子見了返身就走。

不過，寧波警察局的如意算盤白打了。浙江省警察廳聽說此事，來了個捷足先登，直接派人把樂宗讚和妻子接往省城，到了地方二話不說，請新婚夫婦遊覽西湖。這一去，樂宗讚就讓人家給留下了。稍後，杭州市警察局又把樂宗讚從省廳挖去，他就把母親接往杭州定居，直到現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