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塵封檔案】係列之133：稀世玉石失竊案

【塵封檔案】係列之133：稀世玉石失竊案

 本文轉載自公安月刊《啄木鳥》2017年11期

 作者：孫沉、燕秋飛、徐迎冬

一、稀世玉石

1966年6月20日，上海市公安局盧灣分局淮海中路派出所接到轄區內顧家宅一位華僑住戶的報案，稱家裏遭竊賊光顧，其祖傳的一塊價值連城的玉石及一些首飾、現鈔被竊。

老上海對於顧家宅這個地名應該不陌生。此地位於原盧灣區北部中心，即淮海中路以南，重慶南路以西，雁蕩路以東，複興中路以北。舊時，這裏有座村莊，名喚顧家宅村。1899年6月，法國總領事白藻泰與清朝兩江總督所派代表商議法租界擴張事宜，將包括顧家宅村在內的千餘畝土地劃入法租界。此後，法國人在該地塊建房築路、開辟公園，公董局還設立了一座電台。不過，坊間仍以舊地名稱之，公園稱為“法國公園”、“顧家宅公園”（即今複興公園），電台稱為“顧家宅電台”。

1956年春，年近花甲的華僑顧訓實從海外回上海老家定居。顧訓實的祖輩就生活在顧家宅，他的父親顧誨生去新加坡經商，在那裏娶妻生子，係當地華僑中小有名氣的資本家。顧訓實雖出生於海外，但因父母均是華人，故說得一口流利的漢語，還通曉滬語。1922年父親去世後，顧訓實以長子身份承接家族的產業管理。但他經商的才能不及乃父，而且運氣似乎也總是不佳。折騰了多年，總算緩過勁兒來，生意剛剛見起色，二戰爆發，父子兩代辛辛苦苦打拚下來的產業大多毀於戰火。戰後，顧訓實振作起來重新拚搏，總算又積蓄了一些財產。

轉眼十年過去，顧的四個子女都已出道，或在歐美，或留本地，從事的都是體麵職業，收入不菲。而顧訓實已年屆六旬，便有了退隱之心，決定葉落歸根，回黃浦江畔的老家度過餘生。當年其父顧誨生老爺子也曾有過此念，於去世前兩年回了趟上海，委托在滬親戚在顧家宅置地，建造了一幢獨門獨戶的石庫門寓所，準備作為晚年養老之地。不料，就在老爺子辦理一應財產處置手續時，突發腦中風，雖然當時就送到醫院，卻已回天乏力。顧訓實辦畢喪事，為處理滬上房產事宜，曾特地回過一趟上海。親友都勸其一賣了之，他反複考慮後決定留下這幢房子，委托親戚代為出租。

這一出租，就是整整二十九年。1949年5月上海解放的消息傳到新加坡後，顧訓實不知出於何種考慮，立刻委托香港朋友向滬拍發加急電報，要求負責代管房產的親戚立刻收回房產，違約費用可從以往已收的房租中扣除。房產收回後，親戚又收到了第二份電報，讓親戚舉家免費入住該房產，親戚家原有的房子出租還是空置任由其自己決定，如果出租，所獲房租概歸親戚所有。

事後證明，這一寧可損失租金收入也要保全房產的舉措非常有必要。上海解放後，市區內凡是像樣些的空房大多由房管局以政府名義處置，像顧家這樣的房產，如果親戚不去入住，那就肯定會被房管局代管，安排他人入住。而一旦占居，那就很難搬離。如果顧訓實回滬定居想落實居所，即便成功，所費的工夫和精力隻怕也要耗掉他半條命。顧訓實以放棄房租為代價換得了房產安全，是很有遠見的。

老爺子顧誨生在新加坡謀生四十年，不知通過何種手段、也不知從何人手裏弄到了一塊石頭。這塊石頭是幾時到老爺子手上的，顧訓實壓根兒不知道。1920年，老爺子回滬辦理在顧家宅置地蓋房事宜返回後的一個陰雨綿綿的晚上，把長子顧訓實喚進書房。打開桌上放著的一個長方形錦盒，裏麵是一個紫檀木盒，邊沿鑲著白銅。木盒竟還裝著密碼鎖，撥動密碼打開，盒蓋以及盒體裏側都有絲緞為麵料的內襯，盒子正中躺著一塊兩寸見方、高度約兩寸半的熟白果樣的石頭。

顧誨生告訴兒子，這不但是一方稀世玉石，而且來曆非同尋常。三百年前明朝滅亡後，朱元璋的子孫逃亡南方，登位稱帝，曆史上稱為南明。南明末代皇帝朱由榔是明神宗朱翊鈞之孫。朱由榔原是明朝桂王，1646年登南明皇帝之位，廟號昭宗，年號永曆，史稱永曆帝。他做了十六年皇帝，於1662年6月在昆明被吳三桂所殺。

舊時皇帝用的印章稱為玉璽，通常是用美玉鐫刻。朱由榔這個皇帝做得很窩囊，登位隻不過一個半月，清軍進逼臨時都城肇慶，小朝廷被迫逃往廣西，後來又逃往雲南。最後，在吳三桂的追擊下，又逃亡緬甸。但在緬甸也不太平，吳三桂攻擊緬甸，引發緬甸政局危機，緬甸皇帝被其弟莽白所殺，朱由榔則被莽白扣留。不久，莽白將其獻給了吳三桂，吳三桂在昆明將明朝最後一個皇帝處死。

玉璽是皇權的象征，盡管朱由榔是個名不副實的皇帝，玉璽也是要有的。因為是倉促登基，一時找不到合適的材料和工匠，朱由榔使用的一直是一個擅長刻印的大臣臨時用木頭刻的印章。逃到雲南後，有人獻給朱由榔一塊美玉，就是現在顧誨生給長子看的這塊。但是，逃亡在外生死難測，朱由榔既無刻印的心思，也找不到一流的工匠。被莽白押解雲南途中，朱由榔曾想逃跑，向押解軍士行賄，但金銀珠寶已被莽白搜光，隻好拿出了這塊石頭。從此，這塊石頭流落到海外，最終落在顧誨生手裏。

顧誨生一見此物，就知道非同一般，收藏多年，一直秘不示人。如今，他決定將這塊玉石作為顧家的傳家寶代代相傳。既然已經在上海購房置地，準備葉落歸根，他就打算把這件傳家寶帶回上海。今天，是要先給兒子看一下，讓兒子了解一下情況，還反複叮囑，自己死後，這塊玉石就傳給兒子了，他去上海之後會在遺囑中寫明。以後兒子也要這樣，傳子不傳女，子多則傳給長子；萬一後世子孫子嗣無著，那就依次傳給侄子。切記，切記！

打算得倒是挺好，可是，滬上顧家宅的房子造好後，老爺子竟突發腦中風猝死。顧訓實在善後時，留下了這塊玉石，像老父一樣秘不示人，連妻子兒女也沒告訴。1956年3月他回滬定居，自然要帶上這件傳家寶。經香港前往上海，入關時將這塊玉石作為“祖傳緬甸玉”申報。不料，一周後忽有三個幹部登門拜訪，兩個是海關人員，一個是市人委（全稱上海市人民委員會，即上海市政府，該名稱於1955年4月啟用，持續到1967年2月上海市革命委員會成立）華僑事務處幹部。來人出示公函，說要看看顧先生從海外帶來的那塊玉石。此舉完全出乎顧訓實意料，便問這是什麽意思。來人說您入境申報的那塊緬甸玉可能有誤，我們需要複檢一下。

原來，那天入境檢查申報物品的海關關員是個剛從海關學校畢業不久的新手，還不具備獨立上崗的資格，隻能做老關員的助手。也是湊巧，那天正好市裏臨時約請三名老關員去市工商聯，給剛剛公私合營的新公司公方代表上培訓課，人手緊缺，就把這個新關員放單飛了。新關員檢查了顧訓實攜帶的那塊“祖傳緬甸玉石”，順利放行。事後，老關員回到單位，翻閱了他不在時的工作記錄，看到了顧訓實攜帶緬甸玉入境之事。當時倒也沒啥疑問，隻是想給這個新收的徒弟說說玉石的基本常識，師徒兩個便湊在一起閑聊。

老關員告訴徒弟，緬甸玉在玉石中的分類屬於硬玉，又稱翡翠，顏色分白紅綠黑黃紫，中國人最看重的是其中的綠色玉石，因其色澤符合國人含蓄、平和、溫雅、親切的性格。硬玉通常用來製作手鐲、掛件、鑲件，開采出來後，都是按照原狀保存，由玉匠視玉料的情況設計產品，要求盡可能做到物盡其用。這一說，那個新關員就想到了顧訓實申報的那塊“緬甸玉”，那分明是一塊有棱有角邊沿分明的石料，應是已經處理過的，看其形狀，八成是用來刻印章。跟老關員一說，老關員分析，既然是刻印章，那就不大可能是緬甸玉，應該是其他玉料。這件事需要弄清楚，申報與通關不符是違反規定的，甚至有走私嫌疑。

上報領導後，領導說既然如此，那就複查一下吧，先弄清楚帶進來的究竟是緬甸玉還是其他什麽玉，再視情處理。建國初期非常重視統戰工作，當事人身份是華僑，海關就跟市人委華僑事務處聯係，要求該處派員參與複查。

聽明原委，顧訓實知道這是跟官方打交道，沒有什麽討價還價的餘地。再者，老父隻是告訴自己這是一塊稀世玉石，至於是哪種玉卻沒有說明，顧訓實也一直沒有找人鑒定過，能借這個機會弄明白也是好事。而且這是海關出麵鑒定，當然具有絕對權威，還不用他自己掏錢。於是，他當場點頭表示同意。不過，他提出了一個要求——玉到哪裏，他也到哪裏，絕對不離開玉石半步。海關那二位說沒問題，請顧先生把玉帶上，我們這就去博物館。

當時的上海博物館在南京西路325號原跑馬總會，市文物委員會也在那裏辦公。正好那天博物館和文物委員會的專家齊集一堂，正在進行例行的學術交流，這件鑒定物送過去，恰如平靜的池塘裏投進了一塊石頭。鑒定下來的結論是：這塊玉石並非緬甸玉，而是一塊極為珍貴的青田石。

青田石不算稀奇，關鍵是這塊玉石屬於青田石中極其罕見的“起凍青田石”，稱為“燈光凍”。所謂燈光凍，又名燈明石，微黃，半透明，光照下燦若燈輝。關於該石與永曆帝關係的說法，專家認為可信度甚高，因為明代皇帝的玉璽幾乎都用青田石鐫刻，當年有人將該玉石獻給永曆帝之說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即使貴為天子，也難得獲得這種青田石中的上品——開采出來的幾率實在是太低了，幾乎可以說是千載難逢。當時在座參與鑒定的十三名專家都是早在民國甚至晚清就已成名的業界大腕兒，其鑒定實踐之豐富、涉獵之廣、眼界之高、經驗之老到可以想象，但也僅有兩人曾有幸目睹過起凍青田石，其餘人不過是聽說。

那麽，顧訓實的這塊起凍青田石價值幾何呢？在場的專家都搖頭。文物估價得有個比較，青田燈光凍係千年罕見之物，拿什麽去跟它比較？據史籍記載，明代皇帝用來鐫刻玉璽的上品青田，價格就已遠超黃金，而且是有價無市，更何況上品青田中的極品起凍青田石？在1956年的市場上，其價格應該怎樣認定？十幾位專家討論下來，給出的說法是：無法認定。

這麽一來，海關那二位就不敢讓顧訓實繼續拿著這塊起凍青田石了，顧訓實在入關時申報的是緬甸玉，兩者價值是沒法兒比的，而且還涉嫌走私。究竟應該怎樣處理，得去向領導請示。如此，顧訓實就不幹了，不是說好寸身不離的嗎，怎麽要把這塊玉石拿走呢？於是就投訴——市人委華僑事務處的幹部就在旁邊，動動嘴巴就可以了。那個幹部對於海關人員的想法不敢苟同，但也不敢主張仍讓顧訓實把玉石拿回去。三方協商下來，總算達成了一個折中的意見：把玉石送到中國人民銀行上海市分行的保管箱裏保存，跟銀行約定，須得三方到場方可打開、取物。

之後，海關方麵就開始研究顧訓實攜帶玉石入境的行為是否違法。市人委華僑事務處向市委統戰部遞送了報告反映此事，統戰部跟海關也有溝通。最後，海關決定把玉石還給顧訓實，但他須重新填寫入關申報單，把“緬甸玉”修正為“青田玉”；另外須寫一份保證書，保證永遠不把這塊玉石攜帶出境。顧訓實對海關的這個決定表示感謝，但對把緬甸玉修正為青田玉有異議。他認為，既然專家一致認定這是一塊起凍青田玉，就應該修正為燈光凍或燈明石。華僑事務處認為此說有道理，出麵跟海關交涉，海關自無二話。

經此一節，顧訓實知曉了手頭這塊玉石的珍貴，尋思把玉石放在銀行保管箱裏肯定比放在家裏保險。這一放，就是整整八年。到了1964年社教運動時，忽然接到銀行通知，稱根據上級指示，自即日起停止保管箱出租業務，已經辦理租借業務的用戶須在接到通知後半月內前往銀行辦理退租手續，提取所存物品，逾期將作為無主物品處置。顧訓實大半輩子是在海外度過的，從未聽說過銀行有這種做法，不解，便去谘詢。人家也不給他什麽解釋，隻把通知內容當麵跟他說了一遍。

無奈，顧訓實隻好聯係華僑事務處和海關，三方到場，把玉石取出後由顧訓實拿回家。怎麽珍藏呢？自然是安全第一。老兩口商量了三天，可供選擇的方案有七八個，議來議去最後選定了一個：把玉石藏在眼皮底下的客堂裏，不但每天都能看到，而且包括顧訓實自己在內要想取出來也很不容易，需要使用工具，花些時間，甚至還會有不小的響動。

如此總該安全了吧？誰也沒想到，兩年後顧宅遭梁上君子光顧，這塊稀世玉石被盜走了！

二、專案偵查

淮海中路派出所接到報案，一麵派戶籍警小孫等數名民警前往顧家宅保護現場，一麵向盧灣分局報告。因為這個案子的特殊性，分局即向市局報告。市局領導指令由市局、分局抽調刑警組建聯合專案組對該案進行偵查。正好江蘇省公安廳一位新四軍出身的刑偵科長柯傳珠尚未安排崗位，領導遂決定由他擔任專案組長，主持該案的偵查工作。

柯傳珠率六名刑警趕到顧訓實住宅時，小孫等民警已經封鎖了現場，還把居委會幹部、居民小組長和幾個鄰居都喚來，在門前樹蔭下等著刑警向他們詢問相關情況。顧訓實和其妻許春蓮則坐在大樹下兩張鄰家搬出的藤椅上，滿臉焦灼。

顧家住宅是一座兩上兩下的小樓，門前攔著竹籬笆，籬笆牆上開著兩扇木門。刑警穿過隻有兩米寬的狹長院子進入右側的客堂，客堂裏方磚鋪地，左側靠廚房一側的牆邊地麵上有個洞孔。這個位置原本放了一張八仙桌，顧訓實夫婦和與他們同住的侄子顧謙一夫婦平時就在這張桌上用餐。顧訓實告訴刑警，兩年前接到銀行停止提供財物保管業務的通知，不得已，他把玉石從銀行取回，就在方磚下麵挖了個尺半深的洞，鋪了磚頭、油毛氈、生石灰，放玉石的盒子則用油布裹紮得嚴嚴實實，放進去後又在上麵覆以塑料紙、碎磚石，抹上細泥，最後蓋上那塊被原封不動取下的大方磚，縫隙間用糯米攪拌石灰細細抹平，待晾幹後，見外觀與周圍地麵毫無差別方才收工。這項工程他們夫婦倆停停歇歇整整幹了一夜。

老夫妻倆還告訴刑警，除了這塊燈明石，另外還有七件黃金首飾、一千美元、八百元人民幣被竊，那是藏在樓上臥室大櫥抽鬥裏的。其侄子夫婦的臥室也遭竊賊光顧，但他們薪水一般，有限的積蓄存在銀行裏，應該並無損失。

刑警勘查現場後，一個個就眉峰不展了——案犯顯然是精於此道的老手，不但撬門幹脆利索，而且作案後把所到之處留下的痕跡都清除了，甚至沒忘記帶走可能會遺留指紋的油毛氈和塑料紙，隻剩客堂八仙桌下的那堆從地洞中挖出的建築垃圾。可以想象，以1966年的中國刑事勘查水平，想在這樣的現場發現案犯留下的蛛絲馬跡幾無可能。

按說，在方磚地上挖這麽一個洞，肯定會整出動靜來。昨晚沒刮風沒下雨，主人怎麽沒被驚動呢？而且老年人或多或少都有點兒神經衰弱，晚上普遍睡不好，但凡有點兒動靜，很容易就會驚醒的呀？刑警一問，原來這段時間老兩口根本就沒住在家裏。

顧訓實、許春蓮夫婦均是祖籍滬上，但都出生在海外，十年前才回國在上海定居。那時的顧家宅，原住居民已經不足一成，而且都是像顧訓實這樣的後代人。何況顧訓實這樣出生在新加坡的華僑，別說和其他新來的居民，就是和這一成原住居民也很少交往。顧訓實回國伊始就遇上海關申報風波，差點兒被問個走私罪，玉石也險些不保，因此對新政權心存畏懼，如果不是海外的房產已經處置，老兩口隻怕要重返新加坡了。本著這種心理，顧訓實與周圍鄰居之間更是隔膜，還關照老伴不要跟鄰居囉唆，對所有人客客氣氣敷衍敷衍就是。

這種老派處世之道，老上海都是熟悉的，所以顧家宅的居民對老兩口也是敬而遠之。顧訓實真正信得過的隻有他的侄子顧謙一，還有侄媳婦鄭文珍。畢竟是自己嫡親的小輩，如果他沒有子嗣的話，那侄子就當兒子看待了，自己的這份家產包括燈明石今後也要傳給侄子了。顧謙一、鄭文珍夫婦對伯父伯母也頗尊重，他們也是住在顧家宅這邊，經常過來噓寒問暖，陪著老人上醫院或代購東西。兩人的經濟條件一般，但每年端午、中秋、過年以及老兩口的生日，他們必定要把老兩口請到家裏，張羅一桌豐盛的菜肴，熱熱鬧鬧吃頓飯。

侄子夫婦的住房比較破舊，刮風下雨總會受到影響，所謂“外麵下大雨，屋裏落小雨；外頭雨已停，屋裏還滴答”的滬上棚戶區境況，顧謙一家全盤複製。這種情況的解決方式有兩個，或是自己出資修繕甚至翻造，或是把私房交給政府，由房管所修理，此後仍由原房主居住，不過產權歸國家了，居住性質屬於租借，要付房租，還有可能因為特殊情況被置換到其他地方去。第二個選擇顧謙一夫婦是不願考慮的，而前一個選擇對他們來說更是犯難。不僅是錢的問題，那個年月，建築材料比鈔票還難搞到。翻造房屋需要房管所批準，批準之後，才會根據翻造需要批給定量的建材。問題是，建材不是說批就批下來的，隻有排隊等，據說等個十年八年批不下建材的也不少見。

那該怎麽辦呢？鈔票不夠，至少可以向親友借，建築材料卻是沒地方可商借的，誰家若有建材，那必定是自家準備用的，誰肯借給別人？借出去之後，對方又拿什麽來還？顧謙一夫婦正犯愁的時候，顧訓實給侄子出了個主意——兩家房子置換，由顧訓實出麵向房管所申請翻造。

這個主意具有老江湖水平。房管所沒有理由拒絕顧先生與侄子置換私房，換了以後更沒有理由不批準翻造，批準以後也就隻好立刻把建材批下來了。否則，如果像對待普通人那樣也讓顧老先生等著，顧先生八成會去市人委反映，市人委出麵的話，房管所頂不住；再者，一旦那危房出了問題，砸死砸傷海外歸僑的責任，房管所也擔不起。所以，這樁事兒就順利辦下來了。

翻修期間，侄子侄媳沒地方住，就暫時住在顧訓實老兩口家裏。兩家住在一起的這段日子，平時有人陪著顧訓實夫婦說說話，生活上也有個照應，老兩口覺得這樣倒也不錯，遂決定兩家今後就住在一起，新翻造的房子幹脆租出去。那個年代房租便宜到如今難以置信的程度，每個月隻有區區數元人民幣，顧訓實根本不放在眼裏，歸侄子就是了。

這是1964年深秋的事。過了一年不到，顧訓實夫婦得到消息，原在新加坡的老鄰居、發小黃先生夫婦也回國定居了，他們是蘇州人，現住在蘇州閶門。原以為這輩子都見不到了，這回可是有了重聚的機會，兩家就開始在上海蘇州來來往往。這次，黃先生夫婦邀請顧訓實夫婦去蘇州遊東山，那裏一座古刹的住持與他家是世交，兩對老年夫婦可以在古刹住一陣，品碧螺春，嚐聞名江南的東山楊梅。

顧訓實夫婦於6月12日離滬赴蘇，在東山住到今天方才回家。十時許到家，發現宅子大門留著一條縫隙。顧訓實心說不好，因為這天是星期一，按說侄子侄媳婦都是上班的，即使因為病假、調休什麽的待在家裏，這種天氣也不可能把大門虛掩著。當下推門一看，盡管已經有了可能遭竊的心理準備，卻萬萬沒想到竊賊竟是盯準了那方燈明石下手！

那麽，顧訓實夫婦出門旅行期間，其侄子侄媳也應該在家呀，案發當晚他們也沒聽到什麽動靜嗎？

派出所戶籍警向刑警介紹，顧訓實的侄子顧謙一曾經“吃過軋頭”（滬語，意即遭遇過來自官方的司法處理）。他原是交通大學學生，1956年大三時莫名其妙卷入了一樁反革命集團案（當時滬上幾乎所有大學都有過類似事件），被公安局逮捕，送交法院判了七年徒刑，押解位於上海郊區北新涇的上海市第七勞改隊服刑。顧謙一始終不承認自己犯了罪，在獄中不斷申訴。勞改隊的管教員都勸他算了，不如在獄中發揮工科大學生的特長好好勞動改造，爭取減刑。顧謙一不聽，每周一封申訴信照發不誤。沒想到，兩年之後竟然有了回音，上海市中院也不派告申庭法官來提審，直接寄給勞改隊一封刑事裁定書，稱“證據不足，應撤銷原判，予以平反”，同時請勞改隊協助解決善後問題。

勞改隊征求顧謙一意見，顧謙一表示要回交大繼續讀書，完成學業。勞改隊跟交大聯係，滿以為學校那邊肯定會無條件接收，誰知事情沒有這麽簡單。當初辦這個案子的時候，學校保衛幹部代表校方配合警方對顧謙一進行偵審，也算是通宵達旦廢寢忘食，顧謙一更是被整得脫了層皮，如今顧謙一被平反，那自然說明保衛幹部辦了錯案，如果追究責任，難免會追究到校方頭上。就算不追究，保衛幹部天天麵對著這個因自己的努力被打成反革命、如今又被平反恢複名譽的家夥，讓他們情何以堪？隻要顧謙一出現在校園裏，人們就會不由自主聯想到冤假錯案之類的字眼兒，校方顏麵何存？這是校方無論如何不能接受的，於是就找借口拒絕。

校方的借口也很有水平，說是根據顧謙一平時的言論，去年反右運動時完全可以定為右派分子，而且是最嚴重的“極右”。考慮到本人已經被專政了，也就沒有專門收集材料。現在學校正在搞“反右補課”，如果他回到學校，肯定會把他定為極右分子。那就不是戴帽子了，而是要送勞改的，七年、十年也不稀奇。

這麽一說，勞改隊前往學校聯係的那個幹部暗吃一驚。這幹部心善，不想讓好不容易獲得平反的顧謙一再惹麻煩，隻得作罷。再去找顧謙一談，當然不便攤牌，隻好說目前對於顧的這種情況尚無明確政策，等等再說吧。接著給顧謙一出主意：像他這種情況，回到社會上很難安排工作，不如幹脆就留在勞改隊，以後如果有機會調離，這邊肯定全力支持。

顧謙一想想也隻有如此了，於是，他就成了勞改隊的一名工人，安排在技術科工作。領導跟他說清楚了，你已平反，就是我們的同誌了，我們決不會另眼看待，如果日後有多餘的編製，可以給你轉幹（改革開放前，勞改隊的“工人”是有嚴格條件限製的。刑釋後留場就業的稱為“場員”，一般都戴帽子，不是“反革命”就是“壞分子”；平反或原本罪行輕微、刑期較短且在服刑期間表現突出的，才有資格當工人）。

成為勞改隊工人後，有人給顧謙一提了一門親，女方就是他現在的妻子鄭文珍。鄭是淮海路著名的“哈爾濱食品廠”的營業員，單位的團幹部，當時聽說顧謙一是勞改隊的，還特地去了趟北新涇第七勞改隊了解情況，得知是平反的，方才同意處朋友。

戶籍警向刑警說明上述情況時，在附近商店上班的鄭文珍接到居委會的電話，匆忙請假回家了。她告訴刑警，6月12日顧訓實夫婦去蘇州後，他們夫婦照舊像平日一樣生活，白天上班，傍晚下班回家，並無異常。顧謙一的同事李開福家住青浦城廂鎮，幾次邀請他們夫婦去白相，昨天是星期天，顧謙一決定接受邀請前往。鄭文珍的單位是輪休製，便向單位領導請假調休一天。19日一早，夫妻倆帶著事先準備的禮品，去附近常熟路郊區長途汽車站坐車前往青浦，受到了李開福全家的盛情款待。李家住在青浦城廂鎮南門，老房子，很寬敞，主人熱情挽留顧謙一夫婦住了一宿，今天上午乘頭班車返滬，因時間緊張，抵達後也就沒有回家，直接各自去上班了。

這時，接到刑警電話的第七勞改隊派了一輛汽車把顧謙一給送回來了。顧謙一對於昨天去青浦李開福家白相的說法與鄭文珍相同，他和妻子一樣，根本不知道伯父竟然在客堂裏藏了這麽一件寶貝，並且說自十年前伯父搬到上海，他開始與伯父打交道至今，老兩口從未吐露過一絲一毫有關燈明石的口風。

現場勘查結束，專案組長柯傳珠與副組長石上鬆交換了意見，決定暫緩開會分析案情，立刻布置刑警在派出所民警協助下分頭調查以下幾個方麵的情況——

其一，向鄰居了解顧訓實夫婦外出旅行期間是否有外人出入過其住宅，之前坊間是否有過關於這對華僑夫婦秘藏稀世玉石的傳言；其二，調查兩年前顧訓實從銀行取回玉石後，在自家客堂挖掘地窟時所用工具、材料的來源，以判斷是否有被他人（包括顧謙一、鄭文珍夫婦）據此窺知用途從而發現其秘密的可能；其三，向海關和僑委了解十年前處理報關事件後是否在內部發行的《工作通報》等文件上披露過此事，以及參與處理此事的那幾位幹部是否在公開或者私下場合跟別人聊到過燈明石的情況；其四，到上海市博物館調取當初參與對燈明石進行鑒定的專家名單和鑒定紀要，以確認顧氏夫婦藏有燈明石的情況是不是從這條渠道泄露的。

三、疑蹤初現

當晚，專案組在盧灣分局駐地舉行首次案情分析會，匯總白天的調查情況——

顧謙一夫婦所述他們在顧訓實老兩口外出旅行期間的生活狀況，得到了鄰居的證實，也未見有外人出入過該住宅。在坊間看來，海歸華僑顧先生夫婦自是屬於“有銅鈿人家”，不過，在那個物質匱乏的年代，這種看法是具有普遍性的，顧氏夫婦並不顯得多麽特殊。至於燈明石之說，則從來沒有人聽說過。

關於地窟的情況，顧訓實夫婦告訴警方，兩年前他們從銀行取回燈明石後，即決定搞“密窟工程”。顧訓實思維縝密，考慮到不能向鄰居借用工具，也不能堂而皇之購買工程所需的油毛氈等材料（當時有“生產資料商店”，向市民提供建材類物資的零售服務，但為防止聚零為整用於建房，都是把整包水泥稱斤分裝，整卷油毛氈也是按規定尺寸剪開後出售的），至於那活兒應該怎麽做，更不可能向別人討教經驗。那段時間，老兩口外出比較頻繁，寧可舍近求遠跑到外區去購買工具、材料，如同燕子銜泥築巢，今天買一點兒明天買一點兒，花了十來天時間方才把工具、材料全部準備好。因此，他們深信保密工作做得絕對到位，包括侄子侄媳在內的所有人都不可能察覺此事。

十年前處理此事的那兩個海關關員，一個升任股長，另一個調到市物資局擔任科長去了；僑委那個幹部職位不動，仍是普通科員。刑警分別找到他們，說起燈明石之事，他們都還記得，說保密是他們的工作紀律，這種情況肯定要守口如瓶的，否則出了意外不但會給事主造成損失，最後還會追究到他們頭上。所以，他們沒向任何人透露過，海關和僑委的內部文件也從未提及此事。

上海市博物館提供的那份專家名單上一共有十三人，其中五名老專家已經病歿，其餘八人中有五人住在上海本埠，三人分別居住在北京、南京和天津。刑警用兩種方式分別進行調查，對本埠的登門拜訪，外埠的則打長途電話。當時電話並不普及，即便這等業界大腕兒的住宅也沒有電話機，刑警隻得撥打這三人所在地管段派出所的電話，由派出所民警去其府上把人接到所裏接聽。

調查下來，這些專家對於十年前鑒定那塊燈明石之事記憶猶新，所說情況均與鑒定紀要內容相符。但他們畢竟都是見慣了稀世珍寶之人，對涉案燈明石的評價雖然比較高，但都認為當時沒有給出估價的原因並非這塊石頭是無價之寶，而是因為沒有可以比較的參照物。事後他們私下也曾議論過，如果當時官方一定要求給出估價，那他們就會以明代的皇帝印章作為比照（前提是承認有關這塊玉石的傳說，也即其為永曆皇帝玉璽的說法是可靠的）。盡管市場上沒有交易（新中國成立至改革開放前沒有文物拍賣會），但可以查查民國時期或者海外的資料，應該會有類似的文物。至於保密問題，當初鑒定時僑委幹部就跟大家說過，而且每人都在鑒定紀要所附注意事項的相關條款下簽了名，他們當然會信守諾言。

既然上述幾個環節都沒有泄密可能，那就隻有從顧家內部找線索了。顧訓實自造密窟用來藏匿燈明石之事，除了老兩口自己知道，另外最有可能知曉的就應該是顧老先生的嫡親侄子顧謙一。盡管老兩口否認自己泄密的可能，但這隻是他們的主觀感覺而已，並不能作為刑警判斷的依據。

老兩口有一個共同的嗜好，喜歡喝藥酒，這是在南洋生活時為適應那裏的潮濕氣候養成的習慣，每天必飲，但喝得不多，半兩一兩而已。回國後，由於江南氣候與南洋有所不同，顧訓實夫婦還特意去請教滬上名中醫，對泡酒藥方進行了修正，藥味淡了，酒也由烈性白酒改為紹興黃酒。對於祖籍上海的老兩口來說，可能是遺傳基因的作用，他們認為黃酒比白酒好喝，再加上黃酒的酒精度比白酒低得多，漸漸喝的量也增加了。有時興致好，比如和侄子談興正濃，顧老先生在喝完定量的藥酒後，還會開一瓶黃酒繼續和侄子邊喝邊聊。酒興所致，老先生會不會無意中透露燈明石的秘密，而事後又忘了呢？當然，也包括老先生的侄媳婦鄭文珍。她是隨丈夫在1964年國慶節後搬入這邊居住的，一年多時間，為叔侄倆燒了不知多少次下酒菜，她也有可能聽到這個秘密。

刑警鍾俊提出，據居委會衛生委員劉阿姨和居民小組長王阿姨反映，6月19日顧謙一夫婦正要出門去青浦時，剛好她們兩個登門檢查衛生。該戶衛生一向搞得很好，這次也不例外，她倆又往門上貼了一張印著“最佳清潔戶”的紅色紙條。她們記得很清楚，當時客堂裏的地麵平整幹淨，方磚一抹平。可見，案子是昨晚即6月19日夜間發生的，顧謙一夫婦昨晚住在青浦，應該沒有作案時間。

但副組長石上鬆認為，既然燈明石的信息是從家庭內部泄露出去的，顧謙一夫婦就不可能沒有一點兒幹係。並不是說他們一定涉案，而是像其伯父一樣，是無意間透露出去的，自己卻沒有意識到。顧訓實無意間把燈明石的秘密透露給侄子，侄子不見得就會動歪腦筋。但顧謙一若是無意間又透露給外人，就不能保證其他人也那麽客氣了。顧謙一交往的同事朋友，有很大一部分是勞改隊的刑釋留場就業人員，都有前科，如果他們中的某些人聽說了這個秘密，哪會放過這等千載難逢的絕佳機會？

石上鬆這一說，在座刑警都點頭讚同。組長柯傳珠遂決定派員前往北新涇第七勞改隊調查顧謙一昨天去青浦的前因後果、具體時間及細節，顧謙一平時在七隊的表現，邀請顧謙一去青浦的同事李開福及其在七隊所交往的其他人員的情況。此外，還要對鄭文珍進行與其丈夫相同內容的調查。

另一項部署是，針對本案贓物，對銀行（當時滬上所有首飾店鋪均已歇業，金銀銷售停止，私人如需出售金銀，則憑戶口簿前往銀行辦理）、文物商店和舊貨店進行調查布控。不過，專案組刑警都對此不抱希望。竊賊即便要把贓物中的那幾件黃金首飾賣掉，也不會立刻行動，而是要設法把那些首飾改頭換麵，還要借用（或偷竊）他人的戶口簿，否則會引起銀行的懷疑。至於那塊燈明石，刑警估計竊賊也不會立刻出手。當時全上海隻有一家文物商店，該店名氣響，牌子硬，但可以肯定的是，店員中應該沒有人見過這種出類拔萃的青田燈明石。遇到有人上門出售這種玉石，不可能當場拍板定價，而是要把店裏有限的幾位老法師集中在一起，研究一下這究竟是一塊什麽樣的石頭。通常情況下，他們會跟來人約定幾天後再來，請專家到場鑒定後再談價位。這一說，竊賊哪敢第二次登門？至於舊貨店，已經被明令禁止收購金銀首飾或寶石玉器了。當然，並不排除不了解情況的竊賊上門打聽的，那就是專案組的運氣了。

次日上午，專案組刑警分頭行動，前往指定的目標進行調查布控。果如昨晚案情分析會上所預料的，案犯沒有貿然到銀行、文物商店或舊貨店去試探。

另一路對鄭文珍的調查倒是很省事，其供職單位的領導表示，小鄭是我們單位的團支書，工作積極，表現良好，已經定為近期發展黨員的對象了。刑警詢問鄭文珍最近這段時間具體在幹些什麽，跟本單位什麽人的關係比較好。領導幹脆叫來了老中青三個營業員，讓她們直接回答刑警的問題。結果，刑警是收集了一堆鄭文珍所做的好人好事回來的。

前往北新涇勞改七隊調查的是專案組副組長石上鬆及偵查員項義君、張建家。當時勞改隊隸屬公安係統，管教員和刑警同屬上海市公安局領導，可以算是同事。因此，對方的配合很到位。負責接待的老郎同誌正好是李開福服刑時所在中隊的指導員，對李的情況很熟悉。

李開福是江蘇省青浦縣人氏（1958年11月青浦劃入上海市），現年三十四歲，原是市內河航運公司的輪機工，曾利用工作之便，把浙江長興那邊的茶葉、筍幹和竹器製品偷運到上海加價出售，又把上海這邊的日用百貨偷運到浙江銷售。這在當時屬於違法犯罪行為，罪名叫“投機倒把”。工商局非常熱衷於打擊此類對象，他們把李開福及他的幾個同事直接扣押（工商所自設羈押室，也是鐵門鐵窗，與看守所無異），審清事實，查獲罪證，然後送交公安局。1957年，李開福被判處五年徒刑，移押北新涇勞改七隊服刑。刑滿釋放後，內河航運公司當然回不去了，隻得留場就業，好在沒戴上“壞分子”的帽子，算是不幸中的萬幸。

李開福有一技之長，服刑時的勞役崗位是機修工。顧謙一當時也在服刑，他是交大學生，算是高級知識分子，就安排做質量檢測。由於經常去車間檢測數據，跟李開福交道打多了，兩人比較談得攏。顧謙一平反後，安排在技術科當了工人，崗位依舊，還是經常和李開福接觸。李開福刑滿留場就業，顧謙一因為身份不同，在技術科可以說得上話，跟科領導悄悄一嘀咕，李得以調到技術科工作。如此，這二位就成了鐵哥們兒。

 

那麽，李開福是否受邀去過顧家宅做客呢？老郎說沒聽說過，想想不放心，又往技術科打電話詢問。技術科的幹部、工人、留場就業人員、犯人加起來不過三十餘人，大家在一起上班，通常說話聊天也不回避，了解下來，都說李開福從未去過顧家宅，顧謙一倒是邀請過，但李開福家住郊區，周末要回家，平時就沒時間了，所以一直沒有成行。顧謙一也是第一次去青浦李宅做客，當然，李開福之前也是邀請過多次的。

老郎掛斷電話，剛把通話內容向刑警複述完畢，技術科郭副科長忽然又把電話打過來，說剛才通話時有個犯人正在辦公室擦窗子，他掛斷電話後順口問那犯人是否聽說過李開福邀請顧謙一去青浦做客的事，那犯人不知此事，但他反映，曾聽李開福說過，上星期天（指6月19日）陳培笙、蔣才峰跟李開福相約要去青浦釣魚。郭副科長聽著覺得似乎有問題，就立馬給老郎來電補充這一最新情況。

陳培笙、蔣才峰又是何許人呢？老郎說那二位也是留隊就業人員，在二車間當操作工。兩人都是上海市區人，解放前就已是地段上有點兒名氣的小癟三了，解放後因偷竊、詐騙被分局拘留過，屢教不改。1953年上海市少年教養所成立時，兩人是第一批送去少教的主兒。兩年少教結束，兩人都已十六歲，政府給出路，把他們安排進了社會工廠當臨時工。之所以先幹臨時工，一是要看他們的表現，是否確有悔改之心；二是他們還沒到國家規定可以正式參加工作的年齡，所以先當臨時工，三年學徒期滿照樣可以轉為正式工，他們隻要好好幹，肯定不會吃虧。

陳、蔣當時答應得蠻好，堅持了兩年多，離滿師轉正隻有五個月的時候，再次失足犯罪，參與了一個團夥盜竊百貨公司的案子。案子很快破獲，陳、蔣隻是從犯，不過是望望風、搬搬贓物，但案值比較大，也考慮到其屢犯的因素，所以還是各領刑五年。這次刑滿釋放後，就不讓他們回社會了，而是給他們戴上“壞分子”帽子留場工作。這二位服刑時跟李開福住一個監房，留場後又住同一宿舍，平時關係不錯。

那麽，相約去青浦釣魚又是怎麽回事呢？既然已經約好了，為何要改約顧謙一夫婦來青浦呢？三刑警覺得這裏麵似有不對頭之處，稍一商量，決定直接跟李開福談話。

李開福已經知道顧謙一家裏遭竊，聽說這個案子還不小，出現在刑警麵前時神情顯得有些緊張。石上鬆盯著他打量片刻，發現他盡管緊張，卻無驚慌之色，當即判斷這人可能沒有參與作案。但為什麽要甩開陳培笙、蔣才峰，另約顧謙一夫婦呢？其中的原因與本案是否有關聯？

對此，李開福的回答是，陳、蔣兩人早在春節過後就說起過要去青浦釣魚，李跟他倆是好友，當然表示屆時要盡地主之誼。上星期一中午，在食堂吃中飯時李遇到他倆，二人說已經定好了，就這個禮拜天（6月19日）去青浦。李的考慮比他們多一層，說最近正是黃梅天，如果正好碰上落雨你們來不來？二人說風雨無阻。於是就這樣定下來了。當天下午，李給家裏寫了一封信，說禮拜天有兩個同事要來青浦，可能要過夜，讓家裏做好接待準備。李的老婆是青浦鄉下人，老實厚道，馬上回信說知道了，也跟爺娘（李開福的父母）說過了，他們都歡迎兒子的朋友來做客。

信是禮拜四上午收到的，李特地去二車間告訴陳培笙和蔣才峰。二人有些尷尬，對李說這個禮拜日另有要事，去不成青浦了，改日吧。李有點兒惱火，說都跟家裏打好招呼了，老婆信也來了，爺娘也非常歡迎你們過去，怎麽說變卦就變卦呢？家裏已經在做準備啦，魚啊肉啊蛋啊都是要憑票買的，老婆擔心不夠，再說按青浦的規矩，夏天接待客人應該有鴨子，已經托人到昆山去買了……陳培笙見李真的生氣了，笑嘻嘻說阿福先別急，我替你出個主意，保證不讓你白忙活。他出的主意就是邀請顧謙一夫婦這個禮拜日去青浦白相。蔣才峰在一旁幫腔，說這個主意好，老李你以前不是也多次邀請顧謙一去青浦白相嗎？他也一口答應的，隻是說要等老婆輪休才去得成。這次不是蠻好一個機會嘛！

李開福想想也隻好這樣了，立馬向顧謙一發出邀請，當然不說陳、蔣變卦爽約一節，隻說家裏人老是聽我說起你，覺得阿拉鄉下人交到你這樣一個大學生朋友蠻有麵子的，正好明後天有昆山親戚過來，會帶一些土特產，爺娘讓我老婆寫信，說一定要請你們這個禮拜日去做客。顧謙一聽說是這種情況，自然沒二話，接著給他愛人打電話，讓她跟領導請假調班，也是一說就成，於是接待陳、蔣二人就改成接待顧謙一夫妻了。

聽了李開福的講述，石上鬆隨即打電話給專案組長，請他派人找顧謙一核實兩個問題：第一，李開福所言是否屬實；第二，6月12日顧訓實夫婦去蘇州訪友，要離家大約一周，這件事顧謙一是否向七隊這邊的同事或其他什麽人說起過。

上述兩個問題很快得到證實，去青浦之事李開福確是星期四午前跟顧謙一提起的。至於另一個問題，顧謙一沉思片刻，突然想起，說有人知道這個情況！

知道這個情況的那位，就是留廠人員蔣才峰。顧訓實夫婦去蘇州訪友，顧謙一自然要相幫二老做準備工作，想到途中乘公交車或在火車站候車時，如果人多擁擠可能沒有座位，或者即使有座位，但行李隻能放在地上，他就打算給老人做兩隻S形行李鉤，途中可以掛行李用。6月10日上午，他就去了離技術科最近的二車間解決這事。這種情況屬於“幹私活兒”，是規章製度所禁止的，得找個關係不錯的熟人悄悄進行。顧謙一找的是蔣才峰，因為他跟李開福關係很好，跟蔣也就說得上話。說了情由，蔣才峰一口答應。三天後，蔣才峰果然送來了四隻行李鉤，製作得很考究，還鍍了鋅用以防鏽。

三刑警懷疑，陳培笙、蔣才峰臨時爽約，是因為得知顧訓實夫婦離滬的消息後動了盜竊之心，於是想出了這麽一個調虎離山的主意，利用李開福的好客把顧謙一夫婦弄到青浦，這樣他們就可以在6月19日晚上去顧家作案了。打電話和專案組長一商量，當即決定傳喚陳、蔣。

這時，老郎又接聽了一個電話，告知三刑警：就在剛才，蔣才峰想溜出廠區，被大門警衛攔下了。

四、案犯落網

勞改隊的警衛措施非常嚴密，四周高牆電網，公安部隊崗哨踞守高高的崗樓，晝夜警戒；電動鐵門有兩道，稱為“頭道門”、“二道門”，各有勞改隊幹部值守。兩道大門之間的區域是勞改隊各行政科室的辦公區，以及幹部、工人、留隊人員的宿舍、食堂等。囚犯嚴禁超越設於二道門內的警戒線，其他人員則可以自由出入兩道大門。出入二道門憑警衛人員直接辨認麵孔，出入頭道門就得出示證件了。不過，由於留場人員大多是戴著“反革命”或“壞分子”帽子的管製對象，屬於階級敵人，進出二道門雖然不受限製，但要想出頭道門，那就不僅需要證件了，還必須有正當理由。

蔣才峰在上班期間離開單位的理由是看病——勞改七隊的留場人員一般的生活待遇與幹部、工人相同，看病不用花錢，去醫務室開一紙特約單即可，到醫院後連掛號費都不必支付，醫療費、藥費、住院費全部由國家承擔。這次，蔣才峰就是去醫務室開了特約單，說是要去市區醫院看病。但是，蔣才峰在出頭道門時被警衛室攔下了，而且直接扣了他的出入證，這是怎麽回事呢？

原來，勞改隊幹部老郎解放前曾在根據地公安局當過偵查員，向刑警介紹情況後，見刑警詢問李開福，尋思萬一李開福、陳培笙、蔣才峰三個果真涉案，那就得把人控製住。他悄悄給頭道門警衛室打了電話，一旦發現二車間的陳培笙、蔣才峰要出去，不論何種理由，一律先行攔截。

刑警立刻對陳培笙、蔣才峰進行分別訊問。這二人都是“老官司”，跟警察打慣了交道，刑警也就不跟他們搞虛的那一套，直來直去問他們6月19日上午七點到6月20日上午七點這二十四小時的活動內容。

陳、蔣顯然事先商量過對策，知道自己這二十四小時裏的行動是找不到證人的，如果說自己在廠裏待著，頭道門警衛室對休息日外出的人員是有登記的，一查就清楚。而刑警顯然已經查過登記，吃準他們自周六下班直到周一早上都不在勞改隊裏。那麽，這段時間在幹啥，得有個說法，還得有人作證。此刻，兩人在兩間屋子裏分別給出的說法是相同的——在家裏待著；至於證人，那很抱歉，都沒有，因為家人都不在。

刑警不想跟兩人囉唆，不交代那就跟我們走一趟吧。先押著兩人去宿舍搜查，無甚發現。隨後，把兩個嫌疑人帶到分局關押，又立馬赴兩人家中搜查，亦無收獲。

原以為到了分局這二位肯定會招供，不料刑警低估了“老官司”的抗審能力，從6月21日下午三點到6月22日中午十二點，陳、蔣兩個竟然是零口供。其間，專案組除組長柯傳珠外，其他刑警兩個一撥，兩小時一茬，輪番上陣，白臉黑臉軟硬兼施，說得口幹舌燥，無奈“凡事不開口，神仙難下手”，愣是拿兩個嫌疑人沒辦法。

22日午後，副組長石上鬆眼泛血絲、聲音沙啞地跟柯傳珠商量對策。訊問時柯傳珠雖然沒有出麵，卻是幕後總策劃，一夜沒合眼，也是哈欠連連。柯傳珠說這兩個家夥早在少年時代就已經在跟巡捕房、警察局打交道了，經驗豐富，和我們對抗了將近一天一夜，我們卻還不肯罷休。僅僅從訊問策略的角度說，這其實已經給對方提了個醒：我們並未掌握他們的作案情況。否則，如果我們手頭有確鑿證據證明他們犯了案，就不必非要他們招供不可。有了這種想法，他們就決定硬扛到底了。

這麽一說，石上鬆頓悟：“對啊！第二輪訊問後，你叫我們吃夜宵，那兩個小子也借光。那個姓陳的進來一看，姓蔣的坐在我旁邊正吃呢，左手就捂住了腮幫子。他媽的！現在我明白了，這不是給同夥發信號嗎？這兩個家夥還真難伺候……老柯，你說下一步我們該怎麽辦？”

柯傳珠想了想：“到這一步已經煮成夾生飯了，繼續審下去，隻怕難有突破的希望。我剛才正在琢磨這事兒，突然想到了一個情節。蔣才峰出門的借口不是去看病嗎？問問他看什麽病，這其中是否有蹊蹺？”

哪知，蔣才峰似乎要把零口供進行到底，問他看病之事，他照舊裝啞巴。刑警隻好往勞改七隊醫務室打電話，問了那個給蔣開特約單的醫生，得知留隊人員開特約單很容易，向無打回票遭拒絕的。蔣對醫生的說法是頭疼腦熱，要去長寧區中心醫院做個檢查配點兒藥。當然，最後他沒去成。在之後長時間的訊問中，刑警根本沒發現他有什麽不適症狀，可以肯定他是在裝病。為什麽裝病呢？石上鬆推測，如果確實是他們作的案，可能當時由於某種原因沒來得及藏好贓款贓物，隻是在某處暫時放一放，待找到合適的地方再行轉移。今天一上班，這家夥發現有刑警模樣的人來單位了，做賊心虛，自然想到要趕緊轉移贓物，這是通常涉案者的反應。所以，蔣就以看病為由要立馬離廠。

可是，柯傳珠對石上鬆的推測卻不敢苟同，他的想法正相反。從兩人零口供的情況來看，蔣、陳事先顯然商量過怎樣逃避法律的懲罰。這麽大一個案子，光有疑點（兩人沒有證據可以表明他們沒有作案時間）沒有口供，尤其是沒有贓物，那是沒法兒結案的，結不了案也就判不了刑，最多關押一段時間就會把他們放了。所以，他們對於藏匿贓款贓物這一節肯定會考慮得細而又細。陳、蔣兩個自幼劣跡斑斑，還戴著“壞分子”帽子，平時一周中的六個工作日在班上受到監督，星期天回家則會受到居委會的監督。這種角色，在勞改隊還能有說得上話的朋友，在社會上的活動空間就幾近於零了。在階級鬥爭的大氣候下，原先的親朋好友根本不會再來往，否則就有可能受他們的連累，陳、蔣在社會上不大可能找得到放心的藏匿贓款贓物的處所。因此，蔣才峰去醫務室開特約單，不是為外出轉移贓物，而是轉移警方的偵查視線。那麽，他們會把贓款贓物藏匿在哪裏呢？柯傳珠認為，很有可能就藏匿在勞改七隊的生活區或者廠區內。

專案組遂決定對此展開調查。柯傳珠說也不麻煩陳、蔣二犯了，把他們送看守所監房睡覺去。跟看守所長說好，他們從昨天到現在一直沒有睡覺，進去後必須讓他們好好睡，回頭等咱們搜到贓款贓物還要折騰呢。

隨即，專案組刑警全部出動前往北新涇。這活兒放在現在很簡單——查看監控就是了，可是，那是五十餘年前，電子監控這東西還沒人聽說過。不過，那時有一套嚴格的管理製度，查起來也並不特別犯難。前麵說過，周末下班到周一上班進出單位時，留隊人員要在頭道門警衛室登記，如果他們在外麵犯了事兒，公安局調查時就有個參考。現在，刑警要查的就是陳培笙、蔣才峰周末期間的出入記錄。查下來，兩人是一起下班的，時間是上周六，即6月18日下午五點零五分，直到6月20日即本周一上午七點二十八分、七點四十分才分別進的廠門。

然後是同時進行的第二步、第三步調查：陳、蔣兩人在上周六下午離廠之前那幾天裏都幹了些什麽？跟誰有過接觸？

刑警調查得知，案子發生前的那幾天裏，陳培笙、蔣才峰上班活兒比較輕鬆，一個是在廠區內駕駛拖拉機——這裏有個說明，第七勞改隊是生產鋼管的，當時的生產方法是把低碳鋼材加熱後，用機器壓製成不同規格的條狀鋼帶，運往三車間加工成鋼管，再把毛坯鋼管運往另一車間去鍍鋅。把鋼帶、鋼管從這個車間運送至下一車間的運輸工具就是拖拉機拉著的拖車。按照規定，在押犯是不能駕駛拖拉機的，大多是由留場人員承擔這項差使。當然，開拖拉機的人雖然不必持駕駛執照，但也並非阿貓阿狗都有資格，蔣才峰以前開過汽車，有駕照，所以有這個資格。

陳培笙是電工，那幾天活兒不多，一個人待在電工間裏不知鼓搗著什麽。據同事小彭反映，上周五上午九點半左右他去電工間取保險絲，進門前聽見裏麵有砂輪機開動的馬達聲，但按響門口的電鈴後，裏麵的聲音馬上停止了。陳培笙打開門，聽說是來拿保險絲的，不像往常那樣把彭請進去坐一會兒閑扯片刻，而是立刻給了保險絲就把小彭往外推，像是生怕被窺破什麽秘密似的。而蔣才峰開拖拉機也有文章在做，他曾把拖拉機開到汽車修理間，向犯人修車工黃阿林要了一段全廠隻有該修理間才有的據說是進口的細鋼絲，沒說用途。

案子發生後的6月20日，陳培笙上午進廠後先去了宿舍，同室其他人家住外地，星期天留在廠裏休息。陳跟他們打過招呼，把拎包往床上一放，發了香煙，一邊抽著一邊閑聊時，蔣才峰來了，進門就說煙味重，黃梅天潮氣大，空氣不流通，讓他們三個到外麵去抽煙。三人在外麵抽完煙，返身回宿舍拎熱水瓶去車間，其中一個同事無意間發現之前陳培笙放在床上的鼓鼓囊囊的拎包已經癟了，顯見得是一直在屋裏的蔣才峰把陳培笙拎包裏裝著的東西拿出來放到其他地方去了。這個同事也沒多想，因為陳、蔣是鐵哥們兒，互相之間帶些什麽東西那是常有的事。現在兩人被公安局抓走了，刑警又來調查，他才又想起這個情況。

專案組長柯傳珠去了宿舍的門房間，詢問6月20日白天是哪位師傅當班。當班的門衛姓宋，是個五十多歲的蘇北人，解放前從蘇北老家逃荒來到上海，解放後遣返蘇北逃荒難民，他也在名單之內。正巧這時開展鎮壓反革命運動，外灘發現了反動標語。公安局逮捕了被認為有重大作案嫌疑的難民老宋，隨後判刑八年。押解勞改後不過半個月，就發現這是一起錯案，真正的案犯另有其人，作案後帶著情婦逃離滬上去了老家臨沂。因為和情婦發生矛盾，被女方檢舉，被捕後押解上海。老宋得以獲釋，但並未按照遣返政策繼續遣返蘇北，而是就地安置，這也算是一種“國家賠償”吧。從此，他就有了上海戶口，並成為勞改七隊的第一個留隊就業的工人。

老宋的老家已經沒有親人，留隊就業後一直以廠為家，一年三百六十五日天天在宿舍門房上班，晝夜二十四小時吃住在門衛室，每年受到單位表彰，被評為“全天候模範工人”。盡管沒有文化，不會讀寫，但他的記性好著呢，誰誰上班期間進出過宿舍，哪怕已經過去半月一月，他也能說出準確的日期、時間，以及是否攜帶物品等。柯傳珠遂向其了解6月20日那天蔣才峰、陳培笙兩人上班後是否返回過宿舍，待了多久，進出時是否拿了物品。老宋想了想，說陳培笙沒有回過宿舍，蔣才峰在那天上午十時許回來過，在宿舍區待了十來分鍾，不知在幹啥，進出都是空手，沒拿物品。

刑警判斷，那天早上上班時由陳培笙帶來的贓物先經蔣才峰之手暫匿於宿舍儲物櫃內，上班後蔣才峰瞅個空子溜回宿舍重新藏匿。蔣在宿舍區待了十來分鍾，但門衛老宋沒聽見什麽動靜，也沒見他攜帶什麽工具，因此可以推斷，藏匿點就在宿舍區內，更具體一點兒，就在蔣、陳兩人的宿舍中。

當下與保衛科聯係進行搜查。保衛科派來兩個幹部、幾名留場人員，帶著鐵鍬、鋼釺、大錘、撬棒等工具，那副架勢別說搜查了，就是把房子拆掉也沒問題。巧的是，來的留場人員中有一個是石上鬆的老熟人。這人姓王，家住盧灣區，三進宮的“老官司”，作的都是盜竊案，每次都栽在石上鬆手裏。小王看到石上鬆，馬上過來打招呼，說老阿哥您親自出馬深入勞改隊查案子啦？有什麽吩咐您盡管說。石上鬆也認出了對方，說小王你留隊就業了？那好啊，也算有一份穩定的職業，收入不高，但生活肯定沒問題，還能享受勞保待遇，有退休保障，往下就好自為之吧。這樣，我這裏有個題目考考你：如果要在十分鍾內把一件物品藏在這塊地盤上，換作是你，你會藏哪裏？

小王還沒開口，另一個留場人員搶先指著一旁的花壇說，應該埋在這下麵吧。小王沒吭聲，目光卻不住往房頂上掃視。

刑警決定先拆掉花壇，結果一無所獲。又想上屋頂，可沒有梯子，這裏的平房造得比尋常民居高一些，把宿舍裏的凳子放到桌子上，人踩上去也許能勉強夠到房頂，但如果下麵沒有人相幫扶著，也難保不塌。當時宿舍區隻有蔣才峰一人，因此他是沒法兒登高上屋頂的。那麽，贓物會藏在哪裏呢？

刑警商量下來，沒別的辦法，隻有逐間宿舍搜查了，便讓保衛幹事去車間把各人的儲物櫃鑰匙拿來。正說著的時候，石上鬆的目光無意間掃到小王臉上，見他一臉似笑非笑的表情，心中不由一動，指著對方喝道：“王揚財，你給我過來！”

小王小跑著來到跟前站定：“老阿哥您有啥吩咐？”

“你小子剛才一臉壞笑是什麽意思？”

小王吞吞吐吐：“老阿哥，您冤枉我啦，我哪兒敢壞笑啊？隻是想到以前吃官司蹲班房的時候，遇到節前例行抄監，全隊隻有我藏下的兩盒拆散的香煙一根也沒被管教發現。過節期間別人都來拍我馬屁，要以物換煙，一支煙可以換到一斤糖果。我……”

他還要往下說，被石上鬆打斷：“廢話少說，快說，你當時是把香煙藏在哪裏的？”

小王指指床架子：“就在這裏……”

他這一說，一幹刑警頓時恍然。勞改七隊是生產鋼管的，犯人、留場人員、工人、幹部使用的上下鋪都是就地取材，用生產中淘汰下來的次品鋼管製作的。鋼管是空心的，蔣才峰把贓物藏匿在鋼管內，用東西堵住，十來分鍾的時間，正好夠他鼓搗這套把戲！

五、停止偵查

既然判定贓物藏在鋼管內，那就動手搜查吧。在刑警搜查的時候，柯傳珠和石上鬆卻不由得對視了一眼，兩人都是麵露遺憾之色——因為他倆想到一塊兒去了。宿舍的上下鋪都是用本廠生產的直徑12英寸（當時鋼管的規格均以英寸計算）的鋼管製作的，換算成公製大約在三厘米左右。顧訓實失竊的那塊燈明石的尺寸大約兩寸見方、兩寸半高，如果蔣、陳把燈明石藏在鋼管內，必定要用鋼鋸把這塊石頭破解成三厘米以下尺寸的小料。這樣一來，一塊稀世玉石就會毀於無知罪犯之手……

二人正在心裏歎息著，刑警已把床架內的贓物取了出來，打眼一看，卻是一個愣怔——隻有七件首飾和顧老先生失竊的鈔票，並無燈明石。如此，柯傳珠、石上鬆心裏稍稍一鬆，暗忖看來是藏匿在其他位置了。柯傳珠下令，對宿舍區進行徹底搜查，所有犄角旮旯都不放過，甚至讓勞改隊指派專門打掃衛生的勞役犯把廁所都掏了個幹淨，恨不得挖地三尺。可是，如此折騰下來，卻始終沒發現燈明石的蹤影。

當晚，專案組刑警分成兩撥分別對陳培笙、蔣才峰進行訊問。蔣才峰昨晚已經有點兒動搖了，吃夜宵時看到陳培笙的暗示，才繼續死扛。這會兒麵對著贓物，他終於無話可說，願意交代，爭取獲得從寬處理。

這一交代，使專案組諸君都大吃一驚！蔣、陳兩人於6月19日晚十一時許潛入顧家，順利作案，但是，樓上樓下翻箱倒櫃折騰了大半個小時，隻竊取了首飾和人民幣、美元，並未掘地盜竊燈明石，他們根本不知道顧家有這麽一塊價值連城的玉石。至於盜竊首飾等，也沒有確鑿信息，隻是知道顧謙一的伯伯是華僑，葉落歸根回上海了，那肯定是有一筆財富的。對於得手的贓款贓物，他們多少有點兒失望，與他們的期待還是有不少落差的。蔣還交代，他們潛入現場作案時，客堂間的八仙桌放得好好的，方磚地麵平整如常。

蔣才峰招供後，陳培笙的零口供也不得不到頭了，其供述內容與蔣才峰相符。

專案組向領導匯報了案情，由於案子不同尋常，領導決定請市局預審處的高手對蔣、陳二犯進行複審，最後得出的結論是：蔣、陳二犯的口供可信。

這就是說，專案組麵臨的是一起極為罕見的雙重盜竊案：當天晚上，蔣才峰、陳培笙二犯作案離開後，另有案犯潛入顧家。該犯對顧家的情況甚是熟悉，直接衝埋於客堂地下的燈明石下手，得手後趁夜遁去。

如此一來，專案組等於是花了三天時間繞了個大圈，又回到了原點。一幹刑警難免沮喪，副組長石上鬆算是經驗豐富的老刑警了，也有一種抬不起頭的感覺。組長柯傳珠的心理素質最好，他在江蘇省廳工作時曾主持過數起重大案件的偵查，據說都是戰果圓滿，這也是上海市公安局領導任命其擔任專案組長的原因。當然，這裏麵也有對其業務能力進行考察的意思，以便在之後安排工作崗位時有個直觀依據。按說老柯對此肯定是有所考慮的，畢竟此案破獲與否與其前程有關，但他此刻卻是一副若無其事的樣子。

6月25日，專案組再次召開案情分析會，柯傳珠給大家打氣，說這個案子偵查到目前階段，雖然沒找到燈明石的下落，但至少弄清了部分案情，對於往後的偵查工作也是有作用的。接下來，就集中精力找那塊燈明石吧。

本次案情分析會的議題是圍繞著“燈明石的信息如何被案犯獲知”進行的，首先把偵查伊始就已經梳理過的那些內容重新梳理了一遍，看之前的分析是否合理，是否有遺漏的情況。一番討論進行下來，眾偵查員認為之前的分析都是合理的，也未發現遺漏。這樣，就該往新的方向拓展了。既然燈明石的失竊是由信息泄露導致的，那麽盯著信息泄露這個方向應該沒錯……

案情分析會開了整整一天，最後定下了“廣泛撒網”的調查思路。所謂“廣泛撒網”，分兩個部分，一是對之前已經進行過的調查進行複查，要求比上次更細致更深入，而不僅僅是走過場；二是撇開之前已經獲得的線索另辟蹊徑，這種調查不定框框，隻要是能想到的可能性，都要進行排查。

這一查，整整進行了兩個月。之所以用了那麽長時間，一是由於線索太少，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文革”已經開始了。單位裏不時傳達中央文件、學習社論並開展討論，其間，上海出現了自發的“破四舊”抄家、群眾性集會和騷動，公安機關必須抽調警力前往維持秩序。這些都是“壓倒一切”的，燈明石即使屬於無價之寶，也在被“壓倒”的範圍內，專案工作隻能退而求次。

8月下旬的最後一個星期六，柯傳珠接到市局通知，讓他去匯報案件的偵查情況。這下，一向淡定的柯傳珠心裏也有些忐忑了。當初領導下達任務時對他是寄予很大希望的，說到了失主身份，由此又說到海外輿論（生怕破不了案給海外媒體笑話，況且新加坡當時尚未跟中國建交），說到統戰工作，反正使人聽著覺得這個案子是跟政治搭界的。現在，七個刑警折騰了兩個多月，竟是查不下去，對於像他這樣一個老刑警來說，無疑是難以交代的。至於因為破不了案領導會怎樣打發他，此刻他倒懶得去想了。

之前專案組已數次向上級報告偵查工作的進展情況，此刻領導也不多說，隻問是否有線索了。柯傳珠說，這段時間已經把調查範圍擴大到兩年前顧訓實夫婦把玉石藏於地下後曾到過顧家的每一個人，甚至包括鄰家孩子。在排除老兩口自己口風不緊泄露信息的可能性之後，專案組認為，隻剩下到過顧家的人直接發現地下藏有東西這樣一種可能，因此才決定如此過細排查。接著，他談到一個值得注意的情況——

7月上旬的一天，鄭文珍在專案偵查員的啟發下再次回憶細節時，突然想起了顧家宅的一個老住戶柳耿耿。柳家住的原是私房，年久失修，後來把房子交給房管所，修繕後租居。柳耿耿比顧訓實小兩歲，其父以前是顧訓實老爸的發小。十年前顧訓實葉落歸根返滬定居，雖然是第一次跟柳耿耿見麵，但因有著那層關係，兩人一見如故，自有一份親熱。之後，因為兩家住得近，閑時也會走動，互相串門。柳耿耿有個三歲的小孫子，來顧家串門時，他也常常把孫子帶來。鄭文珍之所以提起此事，是因為那天發生的一幕她正好在場。

那天鄭文珍上中班，午後正在收拾客堂那張八仙桌上用過的餐具時，柳耿耿帶著孫子路過，順便進來和顧訓實聊幾句。祖孫倆在路上撿到一隻受傷的麻雀，被那三歲小兒捧在手裏，進門後就地一蹲，要和麻雀玩耍。誰想一鬆手，麻雀立刻連跳帶撲騰地逃離掌控。柳耿耿滿屋亂轉追捕那隻麻雀，終於在八仙桌下麵逮住了。鄭文珍之所以還記得那一幕，是因為柳抓麻雀時的身手讓她感到驚異。

柳是一個體態較胖的老頭兒，平時看著似乎舉止遲鈍，沒想到逮麻雀時竟然身手敏捷，在八仙桌下鑽進竄出兩三次，進退自如，完全不像他那個年紀的人。終於逮到鳥兒時，才一屁股坐在桌下的方磚地上，微微喘氣，說老啦，不能像年輕時那樣上牆攀屋地折騰了。鄭文珍對其所說的“上牆攀屋”感到不解，柳帶著孫子離開後，便問公公這爺叔是否會武功。顧訓實說武功大概不會，不過他做了一世匠人師傅，三十歲就成“作頭”（包工頭）了，據說上海灘建築行業的老人都知道他。

鄭文珍當時看過聽過，也沒當回事。這次失竊後，刑警對顧家的對外交往反複調查，她才想起了這件事，不過，據她回憶，這事發生的時間已是一年多以前了。

專案組認為這是一條線索。像柳耿耿這樣一個做過“作頭”的工匠，從事一輩子建築職業，對於方磚地下麵是否被人做過手腳應該是有一份職業敏感的，難道他那天在八仙桌下鑽進竄出時已經察覺下麵有情況了？

為此，柯傳珠指派兩名刑警去了房管局，輾轉找到了兩個曾在全國省市建築技術比賽中獲得過名次的老泥工請教，得知用方磚鋪就的地麵，由於方磚製作工藝的原因，具有“一次性”的特點，即同一間屋子，同一塊地麵，同樣的方磚，完全一樣的施工，叩聽起來的聲音也是一致的。但如果鋪了一部分停工了，隔日再去完成剩下的工程，哪怕是同一個工匠，所用的材料、工具、操作手法完全一樣，完工後叩擊的聲音也會有細微不同，一個內行完全可以根據這種細微的差別準確地指出兩次施工的分界線。因此，如果一間屋內的哪塊方磚在竣工後曾被動過，哪怕僅僅是撬開看一看又恢複原狀（更別說改變下麵墊土的結構了），行家裏手也能夠分辨得出來。

刑警據此認為柳耿耿具有這份辨識能力，那天逮麻雀時這老頭兒可能已經覺察到顧家的客堂地麵下有名堂。但是，對柳的調查卻難以進行——柳老頭兒已經死了。柳生前嗜酒，每天必飲。1965年清明那天，兒子兒媳婦帶著孫子去了娘家，喪偶的柳老頭兒一個人在外麵轉悠，中午進了“光明邨”，要了一個冷盆、一瓶“小炮仗”（二兩半裝的燒酒）、一碗素麵，獨斟獨飲，喝完酒正招呼服務員讓廚房下麵條時，忽然一頭栽倒在地，再也沒有起來。警方到現場調查過，認為不能排除遭人謀害的可能，與家屬溝通後將其遺體解剖，最後確認死於心肌梗塞。

專案組研究下來，還是決定循著這條線索往下查一查。柳老頭兒死了，他兒子、女兒還在，女兒嫁到楊浦區去了，兒子一家仍住在顧家宅。刑警首先去顧家宅走訪柳老頭兒的兒子。

柳老頭兒的兒子兒媳婦都是區人委（區政府）幹部，兒子解放後即參加革命工作，這時已是行政十七級。刑警與夫妻倆接觸下來，兩人說老爺子生前嗜酒，喝酒後話很多，兒子不喝酒，當著科長工作也忙，常常回到家裏還要忙碌，平時陪其說話時間不多；兒媳婦當然就更不可能陪公公喝酒海聊了。所以，老頭子平時跟孫子聊得最多，孫子也特愛聽爺爺講些真真假假的故事。刑警推測，像柳耿耿這種性格，跟別人喝酒時肯定是個超級話嘮，便請小柳科長開了一份名單，接下來，專案組準備找那些跟柳老頭兒喝過酒的同行、徒弟、朋友什麽的聊聊。柯傳珠向領導匯報時，這項工作才剛剛開始，尚未有什麽反饋。

領導聽了柯傳珠的匯報，微微一笑，說市局領導昨天開局務會議時提到了這個案子，研究下來，認為最近形勢發展較快，為配合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警力肯定會很緊張。我們不可能把有限的警力無限期地投入到這個案子的調查中去，所以，局務會議決定這個案子先往旁邊放一放，回頭再說。專案組把材料整理一下封存，人員回各自部門。老柯，你先到市局治安處，新設的機動值班崗位還差個副主任，你暫時代理一段。上級有指示，運動剛剛開始，凡是從外地調入還未安排崗位的同誌一律暫緩安排，過一陣再說。

這個結果出人意料，但柯傳珠的政治敏感性一向比較強，轉念一想，馬上就想通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已經開始，社會上正在搞“破四舊”——抄家，這是最高當局支持的革命行動，類似燈明石那樣的古董，肯定會被紅衛兵列入“四舊”內容。這當口，公安局要是還在為華僑失竊的一件“四舊”耗費警力，萬一遭到大字報的質問，要求公安局作出解釋，那就是在給領導出難題了。即便破了案，追回的燈明石怎麽處理？按規定發還給苦主吧，紅衛兵會認為公安局是在支持“四舊”，那就觸雷了，沒準兒會出大事；不發給苦主沒收或扣押吧，這是違法行為，公安局是執法機關，不能執法犯法呀。

這樣，專案組就在1966年9月1日解散，人員回歸原先各自的崗位，一應材料上交封存。這於柯傳珠來說，應該是一個遺憾。他很想偵破這個罕見的大案，對於他來說，這可能是一生中唯一的機會，可惜因運動被迫中斷了。按照規定，中斷偵查應該向苦主作一個說明，但那時很少會執行這個規定，否則就有給苦主纏上的可能。柯傳珠也是這樣，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他就按照領導的安排去了市局治安處，在機動值班副主任的崗位上好好待著。沒想到，一周後，顧訓實不知從哪裏打聽到他已經調到治安處了，竟然找上門來，要求門衛打電話，稱有重要情況反映。柯傳珠沒理由拒絕，就出來在會客室跟顧訓實見了麵。

顧訓實諳熟世故，並未提出令柯傳珠擔心不好回答的問題，他明明知道專案組解散了（組長都調治安處了嘛），但表麵上假裝不知，還是一口一個“柯組長”，寒暄幾句後奉上一張紙，說是申請書，希望政府批準。申請書的前半部分是對公安機關全力破案的感謝，說他作為失主，相信在專案組的努力下，案子肯定能夠破獲；後半部分進入實質，說破案之後，他要把燈明石獻給國家。

看到這兒，柯傳珠不由一怔，下意識地以為上邊兒已經有人向顧訓實透露了停止對該案繼續偵查的原因，透露者甚至還給老先生出了這麽個上交國家的主意。如此一來，政府方麵沒有理由拒絕一個華僑把祖傳玉石贈予博物館的行為，否則隻怕又要挨大字報的攻訐了；而如果同意了這個要求，警方就隻有繼續對該案進行調查。柯傳珠想了想，說此事要請示領導才能作出決定，請顧老先生回去等消息。

領導反應敏捷，立刻在電話那頭指示：這事不該公安局管，顧應向上海市博物館遞交這份申請書。

那陣子，上海市博物館的工作比任何時候都忙碌。由於“破四舊”的原因，每天都有古玩藏家向博物館提出文物捐贈的要求，請館方派人派車去提取。捐贈者多，而工作人員少，每天加班加點也忙不過來，不少文物因為送遲了一步，被紅衛兵“破四舊”給砸了。好在，燈明石的情況他們是知曉的，博物館的專家還曾提供過鑒定意見，在收到顧訓實的申請書之後，他們馬上表示同意，當天就向上海市公安局發出公函，請求繼續偵查該案，追回贓物，由市博物館收藏。

市局收到公函後立即回複，表示將安排警力組織偵查。但專案組並未恢複，而且此事也沒有人跟柯傳珠說起過。半個月後，顧訓實給他寄來一封掛號信，他才知曉此事。那封信裏有市博物館給老先生的情況告知，並附有市公安局的回複。當然，根據公安工作的規定，柯傳珠知道也就知道了，不可能主動向領導打聽什麽，更不可能向領導提出讓自己參與該案的偵查。

事後想來，專案組解散之後如果柯傳珠沒去治安處擔任機動值班的副主任，這個案子隻怕就是另外一種結果了，永遠破不了也有可能。巧的是，偏偏柯傳珠去了治安處，還擔任機動值班的副主任，這樣，盜竊燈明石的案犯就注定要栽在老柯同誌手裏了。

六、線索突現

9月24日星期六這天，輪到柯傳珠值夜班。公安局的夜班值班主任有一項再忙也必須在午夜前完成的工作：審閱各分局在當晚十點前送到市局的通報材料中治安口的內容，午夜前送交局辦公室；局辦值班人員將治安口材料連同政保、交通、消防材料匯總，分門別類打印，次日上班前由機要通信員分發市局各部門和分局。

柯傳珠在審閱當天徐匯分局送來的治安材料時讀到一則情況，若換了其他人，可能就忽略了，但這則情況引起了他的注意——

徐匯看守所一個月前收押了一個十七歲的盜竊犯邵健康。當時人們普遍錢袋癟塌塌，失竊的錢鈔數額一般都不大，也少有懷裏揣著一遝鈔票去購買金銀珠寶的，“家電”這個詞兒僅僅指的是收音機、手電之類，整個兒社會包括公安局在內都管扒手叫“小偷”，其中這個“小”字也從側麵說明了那個年代人們的經濟狀況。小偷被抓到，處罰也很輕，如果家庭出身是勞動人民，頭三次一般不會逮捕判刑，關幾個月就放了；三次之後再犯，那就升級到勞教（少教），一般都得折騰數年方才輪到判刑吃官司。

這個邵健康還是第一次失風折進局子，以為自己要送少教，嚇得哭哭啼啼，還不肯吃飯。看守員找他談話，得知其絕食原因後，當然不會說你別擔心，關一段時間肯定會放你回家，而是宣傳“坦白從寬，將功折罪”的政策。邵健康急於立功，向看守員坦白，他曾聽一起逃學扒竊的小夥伴林星兒說過，不久前曾幫人藏過一件稀世文物。這文物稀奇到什麽程度呢？全上海隻有一件那是肯定的，全中國全世界恐怕也屈指可數！看守員在工作中碰到這種滿嘴跑火車隨口胡扯的情況多的是，當時也沒太在意，但作為工作內容，還是在值班記錄上寫了一筆。

兩天後，看守所新任所長老方上任，翻看值班記錄時注意到這個情況，立刻提審了邵健康，問明林星兒的住址後，形成一份材料轉給分局治安科。治安科就派民警老魏、小陸去找林星兒談話。按照老規矩，那二位沒直接登門，而是去了管段派出所。派出所方麵介紹，這個林星兒是派出所的常客，平時打架起哄聚眾鬧事件件少不了他。接著就打電話給居委會，讓通知林星兒到所裏來一趟。老魏、小陸等了半個鍾頭，沒消息。戶籍警小鍾再給居委會打電話問是怎麽回事，放下電話，小鍾的神情有些古怪，說居委會接到電話就通知林星兒了，而且看見他出門朝派出所方向走來了，按說幾分鍾就能到，但現在……看來這小子心裏有鬼，腳底抹油開溜了！

三人立刻去林星兒家，其外婆說孫子剛才接到居委會通知，出去後就沒回來過。老魏、小陸沒招兒了，隻得回分局報告，挨了領導一頓批評。治安科認為既然林星兒開溜，那說明邵健康檢舉的情況多半是確實的，這需要引起重視，於是通知派出所安排管段布控。

柯傳珠看了這個情況不由得尋思，林星兒替人藏匿的會不會就是顧訓實失竊的那塊燈明石？如果是的話，那倒是一條很好的線索，順藤摸瓜沒準兒就能把這個案子給破了。他把這個情況編進了當天的通報材料，看看午夜將至，正要送往局辦時，忽然接到徐匯分局的電話，說那個林星兒已經抓到了，請把那條協助追捕的信息從送審材料中撤下來。柯傳珠很想知道林星兒替人藏匿的究竟是不是顧訓實失竊的那塊燈明石，但公安工作有紀律，他不好打聽，隻得忍住好奇心，把該信息撤下，把材料送往局辦。

這天下半夜出奇地清閑，全市竟然沒有發生上報市局的治安案件，柯傳珠原本可以打個盹兒，可腦子裏翻來覆去全是燈明石。9月25日上午八點半，交班時間到了，不知怎麽，柯傳珠沒來由地覺得林星兒已經把藏匿燈明石之事交代了，徐匯分局報告市局了，市局領導決定重新啟動偵查，那多半兒還會讓他主持專案組。這個念頭是如此強烈，柯傳珠交班時下意識地磨磨蹭蹭，比平時多花了至少十分鍾。可是，直到九點多他騎著自行車出了市局大門，也沒見有什麽動靜。

柯傳珠家住虹口，從市局回去騎車大約半小時，還沒到弄堂口，傳呼電話亭的阿姨遠遠看見他就扯開嗓門兒喊：“柯同誌，你們單位來電話叫你立刻回去，有急事！”

柯傳珠掉轉車頭便奔市局，尋思定是領導決定要恢複偵查燈明石失竊案的專案組了。他猜對了一半——治安處領導告訴他，徐匯分局報告，6月下旬全係統內部通報過的那起“6·20”案件中失竊的贓物有了線索，市局領導認為有必要弄清楚該線索是否有價值，指令原專案組長去徐匯走一趟，當麵訊問嫌疑人，然後視情行事。柯傳珠相信，這個決定肯定與博物館向市公安局發的那份公函有關。

任務交代了，領導又對他說，老柯你昨晚值夜班，還沒休息，先回去睡一覺，下午再去徐匯也不遲。柯傳珠嘴上答應，心裏已經急不可耐，恨不得把自行車換成摩托車立馬奔徐匯。領導像是猜到了他的心思，幹脆開了條子，讓他去取一輛兩輪摩托。

在徐匯分局，柯傳珠提審了林星兒。林星兒那年十六歲，個頭兒比同齡少年瘦弱些，臉色蠟黃，像是長期營養不良的樣子。跟他聊了個開場白之後，柯傳珠卻暗吃一驚：這少年出身富家，其外公解放前是上海灘有名的資本家，現今已八十多歲，身體依舊硬朗，公私合營後每月光定息就可拿上萬元。少年之母是外公唯一的女兒，寡婦，領著林星兒和外公外婆一起生活，不工作，全職照料二老，但家裏雇著兩個保姆，她無須幹什麽家務。此外，外公每月另給其女開一份薪水——一百零八元。林星兒吃穿都是外公供給，外婆每月給他三十元零用錢。因此，林星兒是當時上海灘為數不多的饕餮一族，個子矮小臉色蠟黃，那是生相，其外公也是這樣一副長相，活到八十多歲了啥毛病也沒有。

林星兒比較健談，看樣子還想繼續閑扯，柯傳珠說咱們言歸正傳，昨晚你進來後，承認替別人藏匿過一件文物……話沒說完，卻被林星兒打斷：“這事我隻和市局領導說。這位同誌你難道是市局領導嗎？市局領導是黃赤波，我知道的，也見過他。上次黃赤波到龍門路派出所檢查工作，當眾訓斥副所長，我正好在派出所關著，親眼目睹，你別想蒙我。”

柯傳珠隻得說：“我就是受市局領導的委托來找你的。你說到的情況牽涉一樁不小的案子，我相信跟你無關。如果你說清楚呢，馬上放你，我用摩托車把你送回家；要是不說，那就隻好一直關著，關到我們把案子查清再說。”

林星兒還是知道輕重的，看守所這地方，呆久了也確實沒意思，於是就把自己知道的情況一五一十說了——

林星兒跟邵健康一樣，也是一個隻想玩耍不想讀書的少年，逃學、打架、偷竊是家常便飯。最後一項隻是為了尋求刺激，他每月三十元零用錢，比一個普通工人一月的工資都不少，況且不夠的話還可以向大人要。可能是因其外公的名氣，林星兒在外麵折騰時，大小混混兒都願意結識他，所以他就有了許多老阿哥、爺叔、伯伯甚至爺爺輩分的朋友，輩分越高的，對他越是客氣，一口一個“林少爺”，有時正好在馬路上遇到他，還會請他吃冷飲、吃點心，或者送戲票電影票。這於他是一份很大的麵子，而且還有實惠：凡是打架現場，隻要他一露臉，對方那幫家夥不管已經占了多大的優勢，都會自動停戰，道聲“自家人”，立刻離開。

6月下旬的一個陰雨天，有一個綽號“阿胡子”的爺叔在電影院門口遇到林星兒，問林少爺你看完電影有事嗎？沒有的話，我們到“光明邨”搓一頓怎麽樣？林星兒這幾年裏受到的類似點心、飯局之類的邀請比較多，不過他跟“阿胡子”不熟，“阿胡子”以前也沒單獨請過他。現在，“阿胡子”請他下館子，估計是有事要他幫忙（林星兒最擅長的就是利用他和多方混混兒都熟識的關係從中傳話、調解矛盾）。能受到“阿胡子”之流的重視，滿足了林星兒的虛榮心，於是，電影散場後他直接去了“光明邨”，“阿胡子”已在門口等候，並訂了一副雙人座頭。

“阿胡子”宴請林星兒果然是有事相求，但不是要他做傳話筒，而是請他相幫“辦一樁小事”，把一件東西放到家裏去就是了。林星兒打自十一歲開始混江湖，還沒遇到過這種情況，不過，他認為這真是小事一樁，不就是把一樣東西在自己家裏放一放嗎？林星兒當然知道這不會是好事兒，家裏大人肯定是不能知曉的，所以，他要問清楚放的是什麽東西。“阿胡子”說是一塊石頭，他也是受人之托，可既然答應人家了，就得做妥當。石頭不大，但人家關照，一定要“阿胡子”親自去擺放才放心。

這個似乎就有難度了。雖然在外麵林星兒被朋友們平等看待，給他麵子，但在家裏不過是小孩兒一個，不但外公外婆老媽要管他，連兩個保姆都可以對他發號施令。而且因為派出所不時會“麻煩”他，家裏對他也有約束，比如不許把同學朋友領到家裏來——有一次學校老師去家訪，保姆不認識他，就把老師攔在門口，臉色也不大好看，弄得老師很尷尬。後來外公出來問明白了，老師才得以進門，調侃說貴府真是侯門深似海啊。所以，“阿胡子”想親自上門寄存東西的主意隻怕沒得打。

“阿胡子”說這沒關係，爺叔我自有章法。林少爺可能沒聽說過爺叔是幹啥行當的吧？哈哈，爺叔是鋼琴廠的修理工，專門修理鋼琴。我十四歲學生意，跟的是英國師傅威爾遜先生，那是上海灘有名的鋼琴修理師，到現在已經二十四年了。不是我吹牛，上海灘目前能修理解放前外國老鋼琴的技師裏，爺叔我絕對可以排在前十位。

林星兒家裏是有鋼琴的，不過他不大彈，主要是老媽彈，而且每天早晚都要彈一陣。“阿胡子”聽林星兒這樣一說，主意馬上就來了。他告訴林星兒，隻要在鋼琴的某個位置稍微做一下手腳，讓鋼琴出點兒小問題，你媽媽肯定會給鋼琴廠的修理部打電話。全上海修理鋼琴的技師技工有不少，但修理部獨此一家別無分號。我查過修理記錄，你家以前修理、調試鋼琴都是找我們修理部，隻不過不是我出馬。這次爺叔會留意，親自出馬維修，到時候我會把東西放進鋼琴裏。至於放到幾時……我是受人之托，也說不準，反正要取時事先會告訴你，到時候你再在鋼琴上做一下手腳，我上門維修時取出來，還不是易如反掌？

林星兒聽著頻頻點頭，隻有佩服的份兒。“阿胡子”喝了幾杯酒，話多起來，他向林星兒透露，朋友說這塊石頭是他家祖上留下來的，十足的老古董，別說全中國了，隻怕全世界也隻有這麽一塊。林少爺你平時要給爺叔多加留意，我來修理時會在鋼琴後麵某個位置留下“孟軋”（英語“記號”的洋涇浜諧音），如果你發現動過了，要馬上給我打電話，我會緊急處置的。然後，“阿胡子”自吹自擂了一番，說上海灘道上沒有他搞不定的事，以後林少爺有啥事情需要幫忙的，隻管開口。

林星兒具有叛逆少年的共性——對家人的教誨置若罔聞，但對外人的說詞卻容易全盤接受。他很樂意結交“阿胡子”這個了不起的大朋友，這件事很快就按照“阿胡子”的策劃圓滿辦妥了。

不過有一點是在“阿胡子”的計劃之外的。盡管他關照過林星兒要對此事守口如瓶，但要讓一個尚不通世事的少年、尤其是林星兒這樣的主兒做到這一點，其實是非常犯難的，除非將其隔離起來，不讓他跟外界打交道。林星兒是個待在外麵比蹲在家裏的時間多的溜腿兒，大人對他的評價是“猢猻屁股坐不牢”，而他隻要外出，就肯定要會朋友，會朋友就要吃喝，諸如冷飲店、點心店之類，有時興致來了，還要下館子喝酒。遇到談得來的朋友，兩杯酒下肚，難免信口開河，牛皮一個吹得比一個大。有一天，林星兒和好友邵健康一起在長樂路大勝飲食店喝啤酒，兩人對著吹牛，最後就端出了幫人藏匿一塊稀世玉石的秘密。沒想到邵健康扒竊落網後，為將功折罪向警方檢舉了此事，導致林星兒也折進了局子。

更讓柯傳珠感到慶幸的是，據林星兒說，“阿胡子”尚未取走那塊燈明石，也就是說，稀世玉石還在林星兒家的鋼琴裏藏著！

柯傳珠問林星兒：“那個‘阿胡子姓什麽叫什麽？住在哪裏？”

林星兒搖頭：“這個我不知道，我叫他爺叔，他的工作單位是鋼琴廠修理部，你們公安局一查就可以查到的嘛。”

回到市局，柯傳珠立刻向領導匯報了提審林星兒的情況。領導說已經跟盧灣分局講好了，抽調三個原專案組偵查員歸你指揮，負責往下的收尾工作，需要什麽可以跟分局聯係。柯傳珠立刻趕到盧灣分局，那邊三個刑警鍾俊、戴文萃、陸抑川已經在等著他了。當下幾個電話一打，立刻鎖定了“阿胡子”。此人名叫薑聖行，三十八歲，係鋼琴廠修理技師。

當天下班前，主管技術的副廠長借口請教一個技術問題，把薑聖行喚到廠部。“阿胡子”不知這是圈套，對著那份全是英文的老圖紙侃侃而談，還沒談完，刑警進來了，宣布將其拘留，押解盧灣分局後隨即進行訊問。

薑聖行供認，確實讓林星兒幫忙在林家鋼琴裏藏匿了一塊石頭，但石頭不是他弄來的，他不過是受人之托。那麽，是誰托他的呢？“阿胡子”說出了一個名字——儲金富，隨後交代了儲的基本情況以及和他的關係。

柯傳珠記性好，一聽這個名字馬上想起來，已故老匠人柳耿耿的兒子向專案組說起過，其父生前上百個徒子徒孫中就有儲金富這麽一號，目前，儲是黃浦區連雲路房管所修建隊的工匠。看來，顧家客堂地下藏有財寶的信息的確是從柳老頭兒那裏傳出去的。

擔心夜長夢多，先去林宅起獲贓物要緊，柯傳珠決定把儲金富往旁邊放一放，請示領導調了輛中吉普，把薑聖行帶上直奔靜安區新閘路林宅。哪知，還是晚了一步！

七、大案告破

這天上午九時許，一支由紅衛兵和工人組成的四十餘人的隊伍來到林家，宣布抄家，被抄的物品中就有那架“佩卓夫”鋼琴。造反派顯然是有備而來，特地開了一輛大卡車，一上來就把林家的大小五隻沙發、一架鋼琴搬上車運走了。

運往哪裏？“淮國舊”——老上海都知道，這是“淮海路國營舊貨商店”的簡稱，乃是全上海最大最有名的一家舊貨商場。“破四舊”開始後，紅衛兵造反派把抄獲的東西送交到各區指定的地點，這種臨時處所大多麵積有限，也是臨時從各單位抽調來的管理人員對大件物品非常頭痛，幾天後想出了一個辦法：幹脆送“淮國舊”去吧。

報市裏批準後（當時還未“奪權”，仍由“人委”即市政府轄管全市各個行業），上麵一道命令下來，“淮國舊”立馬照辦。“淮國舊”麵積很大，不但有寬敞的店堂，還有多座庫房以及露天堆場。於是，市區抄獲的鋼琴、家具等大件物品就直接送到了“淮國舊”。卡車到那裏卸下物品後，由區裏指派在那裏負責登記的人員出具一紙收條作為憑證就是了。

那架藏匿著燈明石的鋼琴被送往“淮國舊”時，林星兒正在接受柯傳珠的訊問，兩人都不知道石頭已經轉移地方了。現在，聽林家說鋼琴已被抄走，刑警倒也並不緊張，既然有去處，那就好辦。

這時已是晚上，不過，1966年8、9、10月期間，“淮國舊”應該是滬上營業時間最長的商店，沒有之一。該店通宵有人，因為紅衛兵造反派抄家是沒有上下班時間的，半夜襲擊也是常事，抄到的大件無處堆放，隻有立馬送“淮國舊”。可是，上海灘這麽大，被抄家的又那麽多，“淮國舊”的麵積再大，存儲能力也是有限的。為保證源源不斷送來的大件物品堆放得下，就得搞一邊進一邊出。出到哪裏去？這個店方有經驗，原本就是舊貨商店嘛，“出”就是出售。當時權力還在市人委手裏，一紙報告打上去，立馬獲得批準：允許把抄家物資作價出售，供廣大市民選購。

當時“淮國舊”出售大件，不問牌子、質量，鋼琴一律三十元到八十元一架；沙發二十元到四十元一隻；紅木家具拆零賣（整套沒人敢買，擔心運回家前腳進門後腳就引來紅衛兵“破四舊”），最便宜的鴨蛋凳隻要付兩元人民幣就可以拿走。

用柯傳珠事後的說法，如果他知道鋼琴要被抄走，那肯定在上午訊問過林星兒後就立刻去林家起贓了；如果他知道“淮國舊”在搞“有進有出”，肯定馬上一個電話追過去，讓“淮國舊”指派專人寸身不離守著這架“佩卓夫”鋼琴。可現實就是現實，沒有如果。當幾位刑警帶著薑聖行驅車趕到“淮國舊”準備辨認鋼琴時，店員告訴他們，那架“佩卓夫”上午送來，下午一點多就被人買走了。

刑警大驚：“啊？這麽熱門兒？”

那店員是個五十來歲的小老頭兒，一看就是吃了一輩子舊貨飯的老法師，他拍拍刑警的肩膀：“朋友，這是‘佩卓夫，世界名牌，八十元就能搬走，懂行的誰不想要？”

“是什麽人買走的？”

“這個我就不清楚了，我是吃了晚飯才來上夜班的，那是日班的人經手的。”

“那麽，請把流水賬拿給我們看看好嗎？上麵應該有記錄的。”

店員陪同刑警去賬台，一邊出示流水賬目一邊嘀咕：“你們沒法兒查清的，國家規定賣掉舊貨要憑工作證或者戶口簿，但對買家沒有規定，張三李四阿貓阿狗誰都可以買的。我們隻認人民幣，鈔票拿出來東西拿了走，為人民服務嘛。”

店員說的是實情。柯傳珠和另外三位刑警匆匆商量下來，認為案子到這一步了，還是先把那個儲金富逮住，其餘事情再作計議。於是，他們駕車把薑聖行送進盧灣看守所，然後驅車前往連雲路派出所，儲金富家住新城隍廟，乃是該所管段。派出所方麵說轄區有這人，是個中年工匠，浦東三林塘人，精通泥工木工，是本地段房管所有名的泥水木匠，平時沒有劣跡，是個守法良民。刑警說隻怕最近不守法了，先把他控製住再說。

儲金富到案後，起初一問三不知，說自己跟任何違法犯罪向不沾邊兒，剛才你們不是已經搜過我家了嘛，有什麽贓物嗎？共產黨講究實事求是，你們公安局辦案子要憑證據的！刑警說沒有證據哪能抓你，你先坐著別囉唆，證據稍等就到。一會兒，薑聖行押到，哭喪著臉說阿哥啊，事情穿幫了。儲金富恨恨剜了薑一眼，搖了搖頭，隻得交代了盜竊燈明石的經過——

誠如之前專案組的估料，燈明石的信息是柳耿耿透露的。當然，柳老頭兒不知方磚地下藏的是一塊稀世玉石，隻說肯定藏有東西。這老頭兒匠人出身，一手泥工活兒出類拔萃，鮮有人及，為人倒是厚道，就是嗜酒，喝了酒喜歡自吹自擂。他的徒子徒孫、江湖朋友逢場作戲起哄奉承，老頭子就吹得愈加來勁。顧訓實家客堂方磚地下藏有東西的事，就是他在酒桌上吹牛吹出去的。為表明自己本事了得，他炫耀說，也就是幫小孫子抓麻雀鑽到顧家客堂的八仙桌下麵趴了趴，不過幾秒鍾工夫，他就察覺到有一塊方磚是做過手腳的，聯想到主人是海歸華僑，而且世代經商，葉落歸根時肯定攜回不少金銀財寶，出於安全考慮，隻有藏在地下最牢靠。

當時在場的就有儲金富。別人聽了也就聽了，隻當老頭子喝多了老酒信口胡說，隻有儲金富知道師傅本事了得，因而認定顧訓實家客堂八仙桌下肯定有名堂。起初他倒沒有行竊之心，儲金富雖然算不上有錢，但與老婆兩個的工資加起來百二十元，隻養一個女兒，小日子過得也算不錯了。可是，儲金富有個不良嗜好，喜歡尋花問柳。他在房管所修建隊工作，每天做的就是拿著報修單跑來跑去查看居民報修情況，然後帶領工匠上門修理，也算一個小頭目。這工作使他結識了許多異性，難免遇上些輕骨頭妖嬈貨色，七搭八搭最後搭到床上。然後，儲師傅就要破財了，買這買那，不答應就以向房管所領導反映、檢舉相要挾。

這種情況儲金富遇到過不止一次，好在不是常事，他在經濟方麵還能承受。沒想到進入1966年，接連遇到兩個老阿姨都是這路貨色，儲金富簡直懷疑她們是舊社會玩慣了仙人跳的，既貪婪又冷酷，要錢要物一而再再而三，迫使他不得不舉債度荒。借的債一時還不了，就去賭博，想贏了錢鈔還債。但事與願違，連賭數場，場場敗北，從此色債賭債，債台高築。無奈之下，他就想到了顧老先生家客堂八仙桌下的方磚地。

以前柳耿耿在世時，儲金富經常去顧家宅，雖然沒有進過顧訓實的家門，但對顧家的房屋位置了然於心。6月19日清晨，儲金富蹬著自行車去顧家宅遛了一圈，想看看那裏的情況是否有什麽變化。當時他還沒有下決心作案，畢竟很難碰到那麽巧的事，讓他正好有作案的機會。沒想到那天運氣特別好，他經過顧家門口時，顧謙一夫婦正拎包出門，跟鄰居阿婆打招呼說要去青浦白相，今晚不回來了，阿爸姆媽去蘇州也還沒回來，如果郵差送報送信，麻煩阿婆代收。儲金富當下竊喜，暗忖今晚是一個絕好的機會。

回去之後，儲金富立刻著手做準備。對於儲金富這樣一個能工巧匠來說，要撬開一塊方磚當然不成問題，但必須做到不驚動鄰居，那就需要動一番腦筋了。不過這也難不倒他，畢竟他以前學生意時經常給東家撬方磚鋪方磚，熟能生巧就有辦法了。他去五金商店買了一打兩毫米直徑的鑽頭，配上平時做木工活兒時常用的手搖鑽，就可以做到基本無聲操作。

當天午夜，儲金富又來到顧家宅。畢竟是第一次作案，他有些緊張，不敢貿然行動，躲進顧家斜對麵的弄堂口觀察動靜，意外發現有兩條黑影從顧家悄無聲息地溜了出來，鬼鬼祟祟離去。儲金富愣怔片刻，方才意識到那是比他先下手的竊賊，不禁沮喪。想想不甘心，便大著膽子潛入顧家，想著撿點兒漏也是好的，賊不走空，總不見得白跑一趟吧。不料進門後發現客堂裏的方磚地完好無損，那兩個竊賊並未撬開地麵，估計他們不知道主人藏寶之事。既然如此，那就別客氣了。他先用手搖鑽把那塊方磚四周的縫隙鑽鬆，再用尺餘長的精鋼撬棒輕而易舉把方磚撬起，往下挖掘填充物就容易了，總共也就用了二十來分鍾時間，就把底下那個盒子取了出來。

攜贓物離開現場，回家打開一看，竟是一塊石頭！這讓他有點兒泄氣。轉念一想，既然主人把這塊石頭埋於地下，肯定是一件難得的寶貝，也就釋然了。不過，這個情況導致他不得不改變計劃。

之前他一心以為地下埋的必是黃金珠寶之類，那是有辦法兌現的。鄰近上海的蘇南、浙東農村，男女婚嫁流行互送黃金首飾，儲金富認識幾個專門收購老貨的溫州人，原想馬上就能出手，根本沒考慮過藏匿贓物之事。沒想到偷到手的是塊石頭，溫州人肯定不要的，那就隻好先藏著，待打聽清楚行情再作計議。那麽，藏在哪裏好呢？家裏肯定是不能藏的，隻有放到外麵某個絕對安全之處。一連想了三天，他終於想出一個自認為穩妥的法子——通過修鋼琴的連襟薑聖行把石頭秘藏於某個富家的鋼琴內。

儲金富跟連襟一說，薑聖行一口答應，而且根本沒問石頭的來源。於是，燈明石就神不知鬼不覺地藏進了林家的那架“佩卓夫”鋼琴內。最近這段時間，紅衛兵到處“破四舊”抄家，儲金富擔心林家的鋼琴被抄掉，正想讓薑聖行找個由頭上門把東西取出來，不料還沒跟薑聖行聯係上，事情就穿幫了。

聽了儲金富的供述，刑警馬上就想到了一種可能——儲金富發現鋼琴被抄走，繼而跑到“淮國舊”花錢買下來，於是對儲金富當天的活動情況進行了調查。儲金富那天上午和另外兩個工匠在居民家築漏，一直忙到午後一時許才一起回到單位。三人去食堂匆匆吃了午飯，又參加了房管所臨時舉行的政治學習活動，直到下班才離開。這樣，就排除了儲金富買下鋼琴的可能，往下，隻有另外設法查找那架鋼琴的下落了。

9月26日，柯傳珠等四刑警再次去了“淮國舊”，這回見到了經手出售那架“佩卓夫”鋼琴的店員老周，還找了收銀員錢麗霞。老周說昨天下午來淘鋼琴、家具的市民不少，他們七八個負責這一攤舊貨的店員忙得不可開交。由於情況特殊，顧客選購舊貨的具體過程也跟以往不同——進門後直奔後麵的露天堆場，那裏鋼琴、家具都是分類堆放，供顧客挑選。也有顧客在選購過程中征詢店員的意見，但店員實在太忙，隻好一律搖手拒絕。老周記得當時正好有紅衛兵送來一卡車抄家物資，他立即拿過木板夾，準備登記後出具收條，卻被看中那架鋼琴的顧客一把扯住了要求開單子。這是不能拒絕的。他還記得，在開單子時該顧客朝那架鋼琴的方向扯開嗓門兒喊了一句：“阿三頭，你在這邊看著，別讓人家來搶這架琴，我去付錢！”老周開了單子後，那人就匆匆跑到前麵店堂去排隊付款了。

至於那人的年齡和外貌，老周已經想不起來了。在刑警的反複啟發下，他才用不確定的語氣說那是個中年男子，比較瘦，上海本埠人，一張臉有點兒長，膚色稍白，穿一件短袖府綢襯衫……再詳細就沒有了，連編都編不出來。刑警再去問收銀員錢麗霞，那是一個戴眼鏡的三十餘歲的婦女，她更是連連搖頭，一問三不知。目睹現場的忙碌情景，刑警對於她的搖頭表示理解。那麽，單子和發票上有什麽說法呢？沒有，那上麵隻記錄著“鋼琴/1/80元”。

店員無法提供什麽線索，還有其他辦法嗎？眾刑警商議片刻，又想到了運輸環節上。顧客買了大件物品，必須動用車輛才能搬回家去。一般的家具可以使用黃魚車、板車，隻要捆紮妥當，不掉下來就行了。這個方式用於運送普通鋼琴也勉強，但運送“佩卓夫”那樣的鋼琴不行。那是立式高背鋼琴，不但體積大，而且非常嬌貴，顧客通常都是帶著幾床棉花胎進行包裝處理，以免鋼琴在運輸過程中被損壞。既然如此，那個顧客在把鋼琴運走的時候用的是什麽運輸工具呢？這個，就要去詢問在店堂內外終日轉悠、專門負責防盜和維持秩序的商店工作人員了（現在稱為“保安”）。

為應付“破四舊”造成的繁忙局麵，“淮國舊”臨時聘用了多名保安，大多是原舊貨行的退休人員，也有少數社會青年。刑警跟多名保安接觸下來，終於找到了一個留意過此事的高姓老頭兒。高老頭兒是“淮國舊”的退休人員，對這一行很是熟悉。正因為熟悉，所以老高一眼就看出那是一架世界名牌鋼琴，這在抄家物資中的出現率較低。他當時還對那個顧客說了一句：“這位朋友，你眼力不錯，運氣更好，八十塊錢竟然淘到了一架‘佩卓夫！”老高記得，那架鋼琴是用卡車運走的，卡車的駕駛室門上噴印著“上鋼八廠”的字樣。

這就可以繼續往下追蹤了。刑警當即趕赴武寧路橋堍的上鋼八廠，打聽到買鋼琴的顧客係該廠工程師張亮。張亮說鋼琴是給兒子買的，運回家後還沒動過，已經聯係了調音師，說好今晚上門調試。刑警終於鬆了一口氣，很快，在張家起獲了藏在鋼琴裏麵的那塊燈明石。

稀世玉石失竊案的偵查終於畫上了一個圓滿的句號。1967年2月3日，案犯儲金富被判處有期徒刑十八年，陳培笙、蔣才峰、薑聖行分別被判處有期徒刑三到十年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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