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塵封檔案】係列之129：蘇僑遇害案——又名：外僑在華遇害記

【塵封檔案】係列之129：蘇僑遇害案

——又名：外僑在華遇害記

本文轉載自公安月刊《啄木鳥》2017年第07期

作者：範匯公、徐勝利、甄仲春

1954年春，蘇聯因國內經濟建設需要，決定在哈薩克、西伯利亞、烏拉爾、伏爾加河流域及北高加索一部分地區組織墾荒。4月3日，蘇聯駐滬總領事館告知中方，蘇方將對在滬蘇僑進行登記，征召回國參加墾荒的誌願者，請中方給予協助。次日，蘇聯駐滬總領事館發布《關於在華蘇僑可以回國參加農業生產的通告》，並通過蘇僑協會開展蘇僑回國登記工作。該項工作鋪開後，一名剛剛獲準回國參加墾荒的蘇僑在去南京市旅行時突然遇害……

一、春夜遇害

遇害的這名外僑名叫羅果夫，聖彼得堡人氏，1914年出生，其父係當時沙俄軍隊的一名少校軍醫。十月革命爆發後，其父攜妻帶子逃往中國，先在哈爾濱謀生，不久去了上海法租界，在友人幫助下開了一家私人診所，其精湛的醫術和良好的服務贏得了眾多患者的信任，收入漸豐，一家人過著一份不錯的日子。

可惜好景不長，也就不過十多年時間，老羅果夫身為醫生，自己竟然患上了傷寒，不治身亡。父親的去世，使羅果夫喪失了上醫科大學繼承老爸衣缽的條件，迫於生活壓力，已經念高二的羅果夫不得不中斷學業，進了一家俄羅斯人經營的西菜館打工。那家西菜館的廚師據說曾給沙俄皇室掌勺，羅果夫就在他的手下當學徒。十年後，羅果夫不但學到了一手精湛的烹飪技藝，而且開了一家屬於自己的西菜館。

這次，羅果夫被蘇僑協會定為重點動員對象，準備將其作為典型樹立起來。羅果夫比較識時務，一番權衡後終於作出決定，舉家回歸蘇聯，參加農業生產，為建設強大的蘇維埃祖國作出一份貢獻。他是旅滬蘇僑中首個積極報名者，且自願放棄優裕的物質生活和心儀的職業，蘇聯方麵考慮到之後還需動員多批蘇僑回國參加農業生產，遂將其定為典型，蘇聯國家新聞電影製片廠特地派遣攝製組赴滬拍攝了專題片。

處理完在滬一應事務，羅果夫攜家小前往南京，與以前在上海的中國鄰居、發小葉紫龍道別。

一家四口是5月3日從上海去南京的，葉紫龍事先已經接到電報，接站後請摯友一家入住其坐落於第二區火瓦巷已經完成裝修但尚未入住的新居。當晚，主人在家設宴招待。八時許，吃過晚餐的羅果夫信步出門，說是在附近溜達溜達。哪知，羅果夫這一出門，就再也沒有回來。

案件發地火瓦巷，今屬南京秦淮區。

後來警方推測，羅果夫出門後，沿著火瓦巷向北行走。從時間推算，他散步至火瓦巷與戶部街交叉路口時，發現那裏有一座小小尼庵，牆上繪有彩色圖畫，便駐步觀看。就在此時，他遭到了歹徒襲擊。

事發時現場並無目擊者，尼姑庵內僅有的三個尼姑都在後院做晚課，附近的居民住家也都未聽見什麽動靜。從現場勘查情況判斷，歹徒是從羅果夫的身後突然襲擊的，對其背部連刺兩刀，分別刺中心髒和左肺。羅果夫當即倒地，歹徒掠走了他的錢包、手表、項鏈、戒指和鋼筆，迅速逃離現場。

火瓦巷口原是有路燈照明的，但巧的是這天晚上路燈發生故障，現場光線不佳。羅果夫遇刺倒地後，應該是有路人從巷口或者戶部街上經過的，但可能是由於尼姑庵坐落在巷內比較偏僻的位置，光線又暗，所以無人發現庵前有人倒斃。羅果夫久出不歸，葉紫龍出門尋找，方才發現友人已經遇害。

戶部街派出所的值班民警接到報案後自是大驚，當即向分局急電報告後全體出警前往火瓦巷。這等命案，派出所民警當然不可能貿然介入調查，他們隻是負責保護現場。派出所的上級單位南京市公安局第二分局的刑警隨後趕到，也是暫時按兵不動，等候上級領導的命令。

以當時的政治氣候，像羅果夫這樣一位已被蘇聯政府樹立為先進典型的對象被害，可以想象中方的重視程度。這起重大命案即刻被逐級上報，從分局、市局、省廳直至北京。北京連夜做出反應——

公安部電令江蘇省公安廳，立即組建專案偵查班子對該案展開調查；考慮到羅果夫來自上海，調查中肯定會把觸角伸向上海，故同時要求上海市公安局選派精幹刑警趕往南京，增援江蘇同行。

外交部向江蘇省、上海市政府拍發緊急電報，要求蘇、滬人民政府外事處與蘇聯方麵溝通，做好死者家屬的安撫工作；凡蘇方（含死者的蘇聯籍親友）向上海或者江蘇方麵提出的任何詢問，概由兩地外事處負責答複，公安機關不答複外界任何方麵的詢問。

次日上午，江蘇、上海的宣傳部門同時接到北京電話，要求新聞媒體對該案不予報道，報社、電台不接待就此事來訪的社會各界人士。中午，南京、上海警方也接到上級通知，要求做好保密工作——一句話，就是盡可能降低該案的負麵影響。這究竟是蘇聯方麵的意思，還是中方單方麵采取的措施，不得而知。

1954年5月4日淩晨三時，由江蘇省公安廳牽頭，從省廳、南京市公安局、案發地分局抽調四十六名精幹刑警組建“5·3”案件專案指揮部，由省廳副廳長兼南京市公安局局長洪沛霖擔任指揮長。從上海趕來的七名刑警作為增援力量單獨組成“上海小組”，專門負責對羅果夫在上海方麵情況的調查，該小組的業務接受指揮部領導。但根據上海市公安局局長黃赤波的要求，上海小組僅僅作為增援力量接受江蘇方麵的指揮，並不隸屬於專案指揮部，相當於指揮部的外圍力量。因此，上海小組雖然在指揮部舉行首次案情分析會時已經趕到南京，但組長錢錦圖婉言謝絕了江蘇同行要求他們參加案情分析會的邀請，待在另一間屋子裏待命。

案情分析會上，主持現場勘查的市局刑偵隊隊長劉子炎和法醫劉世明對現場勘查和驗屍情況作了介紹。

羅果夫的被害地點在第二區戶部街火瓦巷口，巷口有一盞路燈，但當晚這盞路燈沒亮，勘查時發現燈泡已被人打碎。初步訪查附近住戶，得知當天黃昏時這盞燈還亮著，有可能是案犯作案前故意打碎的。從現場發現的腳印判斷，疑似案犯有兩個，一個是身高在一米六二至一米六五之間的女性，另一個是身高一米六八至一米七一的男性。案發時，女案犯與受害者在巷內對麵而站，可能是在聊天。另一男案犯趁受害者分神之際，悄悄來到其身後，驟然下手，對準羅果夫的背部連刺兩刀。女案犯隨即離去，男案犯離開前又劫走了羅果夫身上的財物。

法醫根據傷口判斷，凶手使用的是那種在江湖上被稱為“小攮子”的雙刃匕首，長約三寸半。受害者身中兩刀，一刀刺中心髒，另一刀刺在心肺之間。由此法醫認定，凶手手法熟練，慣於使用短刀。其理由是，羅果夫身高一米八六，比他至少矮十五厘米的凶手若想刺中其心髒，那就得把持刀之手抬高十多厘米，抬高的這段距離對於出刀的力度和精準度是有影響的。凶手顯然已經意識到這一點，所以那兩刀是由下而上刺入受害者背部的。對於普通人來講，這個動作的難度不是一般的大，可凶手卻輕而易舉做到了。因此，有理由認為凶手是一個對於使用短刀頗有實踐的家夥，可能從事過屠宰牲口的行當，甚至是接受過嚴格訓練的職業殺手。

案件發生後，南京市公安局總值班室在市局、分局的刑警對現場進行勘查的同時，就已經緊急通知全市各分局、派出所及鐵路、長航公安，要求對全市交通要道、旅館、公共浴室及車站、碼頭進行布控。至案情分析會開始的這段時間內，共報來十三條消息，緝拿了十七名可疑對象，但隨後調查的結果，證實這些人與本案無關。

介紹過案情，與會刑警首先討論了案犯的作案動機。考慮到死者隻是個普通的僑民，並無政治背景，此案應與政治無涉，而作為刑事案件，那就不過財殺、仇殺和情殺這三個類型。可往下進行詳細分析時，引申出的情況卻使一幹刑警感到不解。案犯殺人劫財，連一支不值錢的舊鋼筆都不放過，顯然屬於江湖上不上檔次的角色，或者是一個剛出道的新手。可是，分析本案的作案手法，又很難把案犯和剛出道的新手聯係起來。比如，精心選擇作案地點，毀壞巷口的路燈，還找了個女同夥吸引受害者的注意力，這都不像是新手所為。

另外，刑警還想到，如果案犯是為謀財作案，那本案是事先預謀，選定作案目標後方才實施的呢，還是臨時起意，羅果夫隻不過是因為運氣不好，撞到了案犯手上？一番討論後，眾刑警排除了預謀作案的可能。

如果是預謀作案，案犯應該知曉羅果夫其人的基本情況，那就不必大費周折從上海跟蹤到南京下手了，幹脆在上海下手不就得了？而且，也不一定非得製造命案，甚至不必麵對人高馬大練過拳擊的羅果夫，趁羅果夫不在家的時候上門搶劫即可。畢竟羅果夫的妻子尼娜（兩個孩子平時白天都上學）比其丈夫要好對付得多。登門作案的收獲也應該比攔路搶劫豐厚，尼娜有首飾，家裏肯定還有其他值錢的物品以及現鈔，畢竟這是一個在上海灘小有名氣的西菜館老板的住所嘛。但是，案犯並未這樣做，所以初步可以排除預謀作案的可能。

再分析臨時起意對羅果夫下手這種情況。兩個案犯入夜後在南京街頭轉悠，其中一個身帶凶器，那說明是準備作案的，不過尚未選定目標。他們選擇的目標應該具備兩個基本條件：一是必須有油水，不至於白費勁還擔著失風坐牢的巨大風險；二是得手後可以順利逃離現場。

1954年時的南京，國家尚未全麵實行對私營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市區熱鬧地段的戲院、影院、舞廳、酒吧、咖啡館、溜冰場等，入夜後都是開放的，出沒者中不乏有錢階層，都符合有油水這個條件，也不必擔心他們會拚命反抗，因為他們不具備羅果夫那樣魁梧的身材和反抗能力。選擇這樣的對象下手成功率應該更大，可是，作案者卻選擇了一個身高體壯的外國人——外國人遇害，警方肯定更為重視，偵查力度要比一般的案子更大，從這方麵考慮，案犯選擇羅果夫作為下手對象，也是不明智的。

這麽分析下來，單純劫財殺人的可能性就被排除了。那麽，仇殺和情殺呢？

之前，劉子炎已安排參加現場勘查的刑警向死者的妻子尼娜和友人葉紫龍了解過這方麵的情況，兩人都說，羅果夫並沒有什麽仇人或情敵之類。當然，如果真有，這二人也未必知道。所以，他們的說法也不一定靠得住。羅果夫的其他社會關係都在上海，此事就交由上海小組那七名刑警調查了。

對於案犯作案動機的分析隻得暫時擱置，大夥兒的討論轉向如何開展調查。七嘴八舌議下來，定下了調查方向——

第一，查明案發地的路燈燈泡是何時被打碎的，何人打碎的，打碎原因是否跟本案有關係。第二，立刻著手布置在南京市以及周邊地區對贓物進行布控，並向江蘇省其他地區、浙江省、山東省、安徽省和上海市公安機關發出協查通知，請求協助布控。第三，指派刑警隨同上海小組在上海開展調查，查明羅果夫生前的社會交往，及其是否有仇敵或情敵等足以引發他人對其進行報複的情況。

案情分析會結束後，一幹刑警立刻行動。這時，指揮部接到第四分局的電話，說該分局查獲一名可疑女子，與市局要求查緝的命案疑犯之一相似。指揮部聞訊，即命劉子炎率刑警江中平等人前往第四分局對被扣女子進行訊問。

劉子炎、江中平等人急匆匆驅車趕到分局，卻是大失所望——十分鍾前，被扣女子竟然脫逃了！

二、兩個嫌疑人

“5·3”案件發生後，第四分局迅速安排警力對轄區內的旅館、公共浴室等進行查訪。半小時前，治安股民警楊墨華等人在水西門“益輝旅社”盤查時，服務員來報告，說一名女旅客突然腹痛，要求去醫院急診，請示是否允許。楊墨華這人工作非常細致，思維也敏捷，當下便說先去看看情況。

那女子三十來歲，燙一頭長波浪，此刻正在旅館迎門的那間屋子裏的一張舊沙發上坐著，雙手捂著腹部，涕淚齊淌，一臉痛苦。老楊的目光在她臉上停留了數秒，問：“這位同誌不舒服？要上醫院？這裏離得最近的醫院也得走七八分鍾，看你這副樣子，估計走到半道沒準兒會趴下呢。”又轉頭問服務員，“旅館裏有沒有三輪車？”

服務員馬上把三輪車推出來。車有了，誰送她去醫院呢？楊墨華說他會騎，讓旅館派一名服務員跟隨即可。女子聽了連聲道謝，一個勁兒念叨著“人民警察真好”。

沒想到，老楊當一回車夫的打算是有的，但三輪車出門後沒去醫院，卻把坐在車上猶在呼痛不絕的女乘客拉進了水西門派出所。乘客發現不對頭，肚子突然不痛了，尖叫一聲跳下車欲逃跑，被跟隨著的那個服務員攔住，然後，就被跳下車的老楊扣上了手銬。

派出所裏，這個女人玩起了零口供，任憑問什麽都不吭聲。不過，這難不倒警察。旅館住宿是要憑身份證明、出差公函登記的，留在旅館裏的另外兩個民警很快就送來了該旅客入住時的登記信息以及其攜帶的一個旅行包。

這個女子的登記身份出乎民警意料——李美瑤，三十二歲，蘇北射陽縣稅務局副股長，還是個國家幹部。檢查其攜帶的那個旅行包，裏麵有幾件替換衣服和日常生活用品。請派出所喚來附近兩個居委會大媽對李美瑤搜身，發現一個錢包，內有少量鈔票；搜出的另一件物品使民警頗為吃驚，那是一個比拳頭略小的紙包，裏麵竟然是生石灰。楊墨華見之，禁不住一陣後怕——抓捕這女人的時候，如果對方把這包玩意兒掏出來衝我臉上砸，隻怕就成瞎子了！

旅館的淩老板被傳喚到派出所協助調查。老楊等人問下來得知，李美瑤是昨天（5月3日）午前由一個三十五六歲、身高一米七左右的男子陪同著來“益輝旅社”住宿的。該男子出示了射陽縣稅務局的出差介紹信，上麵寫明出差人係本局幹部姚終嘉、李美瑤，按照當時的習慣，後麵特地在括號內注明“非夫妻”，以防兩人同居一室。姚終嘉對淩老板說，隻需給李同誌安排住宿即可，他還要去江寧縣辦事，不住南京。這樣，淩老板就隻給李美瑤辦理了入住手續。楊墨華聽罷，問：“完啦？”

淩老板點頭：“完了。”

楊墨華把臉孔一板：“檢查工作證了嗎？”

淩老板馬上點頭哈腰，連說“忘記了”。

根據治安規定，旅客持單位介紹信入住旅館的，須同時出示介紹信和工作證，姓名相符方可入住。淩老板因為那段時間生意清淡，擔心得罪旅客後人家轉身走路，所以也就省去了這道手續。

民警立刻往射陽縣稅務局打長途電話，這個時段電話線路空，很快就打通了。接聽電話的幹部說該局並無姚終嘉、李美瑤兩人。那介紹信是怎麽回事呢？對方解釋，上月稅務局有人去上海出差時挎包被竊，丟失了半本蓋了公章的空白介紹信，已向上海榆林公安分局長陽路派出所報案。

“李美瑤”和“姚終嘉”的身高與本案兩個案犯相符，“李美瑤”挎包內的石灰包也表明這個女人不是善茬兒。再向旅館淩老板一了解，得知昨天傍晚這個“李美瑤”離店外出，直至九點多才坐著一輛出租馬車返回。這幾點，都構成了兩人的涉案嫌疑。於是，老楊就把“李美瑤”帶到了分局。

分局即向專案指揮部報告了上述情況。指揮部派刑警前往分局的同時，向江寧縣公安局打電話通報了有疑犯持射陽縣稅務局介紹信並使用假名“姚終嘉”前往該縣的情況，要求縣局予以調查。

“李美瑤”被帶到分局後，值班領導辛副局長非常重視，特地到治安股羈押室看了看。聽了老楊匯報的情況，辛副局長擔心嫌疑人身體不支，問老楊是不是需要送醫院檢查一下。老楊趕緊解釋，說這女人是裝病，冷不防被我們堵在旅館裏盤查，她就假裝腹痛想騙服務員開門。當時我仔細一看，她滿臉眼淚鼻涕的像是蠻痛苦，臉色卻沒有尋常急腹痛病人的那種慘白，額頭上也沒有一滴汗珠，明白這是裝的，就將計就計把她帶到派出所了。辛副局長聽著就放心了，因為這個女人是“5·3”專案的疑犯，分局方麵無權訊問，就關照老楊他們好好看守，別出意外。

不料，領導前腳剛走，“李美瑤”後腳就出問題了。她瞅準治安股在場的都是男警察，忽然提出要上廁所。治安股所在辦公樓沒有女廁所，老楊幾個隻好把她押送到另一棟辦公樓的女廁所。廁所裏麵的窗戶上是裝著鐵柵欄的，他們覺得應該不至於出問題，打開手銬放她進去，他們幾個則待在門外走廊裏抽著煙等候。萬萬沒想到，“李美瑤”入內之後，立刻開始做脫逃準備。

廁所的牆角處放著木柄拖把、竹絲掃帚和用來捅下水道的一根鋼釺，她竟然頗有創意地把這三件東西用從拖把上扯下的布條牢牢地紮在一起，然後插入鐵柵欄之間的空隙，利用杠杆原理撬開了幾根柵欄，鑽出窗戶，整理一下衣服、頭發，不慌不忙地走出了分局大門。門衛室的值班警員是個行將退休的留用老警察，正在瞌睡，被敲窗戶的聲音驚醒。睜開眼，隻見“李美瑤”站在窗口，衝他做了個開門的手勢。“李美瑤”是從從容容走出來的，門衛不疑有他，也沒問什麽，把靠近門衛室一側的小門打開，讓她出去了。

劉子炎、江中平等四位刑警趕到分局時，這邊剛剛發現嫌疑人脫逃，全局各股室的值班警員連同食堂正在準備早餐的炊事員全被動員起來，準備外出搜索附近的大街小巷。辛副局長是分管後勤行政的，於治安刑偵是外行，遇到這種事故，頓時六神無主。見到劉子炎一行，辛副局長大喜，說老劉您是老刑偵，趕緊想辦法把逃犯抓回來。劉子炎思忖片刻，說分局這邊立刻致電全市各派出所請求緊急協查，同時組織警力赴車站、碼頭布控，附近旅館也要派人巡查。劉子炎等四刑警則直奔南京火車站（即現在的南京西站，當時坊間習慣稱為“下關車站”），因為劉子炎憑直覺感到“李美瑤”很有可能是流竄犯，脫逃後通常最先想到的就是趕緊離開南京。

 

趕到南京火車站，劉子炎四人直接上了站台，也沒有互相交換意見商討方案什麽的，直接就上了站台邊一列即將離站的客車，分頭向頭尾的車廂搜索。走到兩節車廂連接處時，劉子炎和刑警小黃在車門口發現了剛上車的無座旅客“李美瑤”。

女逃犯被揪下列車，扣上了手銬。劉子炎打量對方，目測身高在一米六左右，與“5·3”案件的女性案犯身高相符，再加上旅館方麵反映命案發生時此女正好外出，況且隨身攜帶著生石灰包，再加上用被盜的介紹信入住旅館，以及剛剛的脫逃情節，都足可以將其與“5·3”案件聯係起來。

逃犯被押到“5·3”案件專案指揮部駐地南京市公安局。這時，從第四分局傳來消息，該局警員在追緝女逃犯時，沒發現“李美瑤”的行蹤，卻意外在一家旅社抓獲了以“姚終嘉”的名義登記入住的另一男性疑犯，也就是“李美瑤”的那個搭檔。

指揮部立刻組織對這一男一女兩個疑犯進行訊問——

被捕的這對男女，真實姓名分別是宋金亞、屠小蘭，江蘇省鹽城縣人氏，兩人是一對表兄妹。三十五歲的宋金亞原是輪船工人，抗戰時曾在鎮江參加汪偽軍隊，當過便衣隊排長。抗戰勝利後返回家鄉，待不多時就離開了，在江蘇金壇當了一名機修工。宋金亞在當汪偽排長的那幾年裏，沾染了吃喝賭嫖的惡習，又時常跟江湖上的三教九流各色人等接觸，學得不少歪門邪道，偷盜搶劫詐騙勒索算得上行家裏手。當了機修工後，收入太少，不能滿足平時的揮霍之需，便琢磨出了一套溜門撬鎖的“技藝”。

不過，他懂得“兔子不吃窩邊草”的道理，從來不在金壇本地下手，寧可舍近求遠搞長途奔襲，鎮江、丹徒、江寧、南京、常州、無錫、蘇州、上海等地都留下過其作案痕跡。新中國成立後，宋金亞供職的那家作坊因故關閉，他也不再尋找新的工作，幹脆做了職業盜賊。但他的運氣不再像以前那樣好了，也就不過一個多月，就在無錫搶劫作案時被捕。要說他的膽子真不小，他的搶劫對象是一名解放軍軍官，搶的是手槍和子彈。好在那軍官警覺性高，且有實戰經驗，宋金亞不但沒得手，反倒被當場拿下。1949年12月底，宋金亞以搶劫未遂被蘇南行署法院判刑三年，押解蘇州監獄服刑。

1952年底，宋金亞刑滿釋放，遣返原籍。宋在老家已無家人，甚至連祖屋也因修建道路被政府拆除了。回鄉後，當地政府把他安置在其表妹屠小蘭那裏。

然後就要說到屠小蘭了。三十掛零的屠小蘭的人生可以分為兩個有天壤之別的階段。“天段”是從出生至1947年鹽城地區解放前。她是地主子女，家境富裕；十八歲結婚，嫁的是當地一個父親在國民黨政府當官的公子哥兒，家裏不但有大片田地，還在城裏開廠開店。抗戰時雖然有民主政府的“減租減息”，但所減尚在可以接受的範圍內，並不傷筋動骨。

1947年10月鹽城地區解放後，情況不同了。時過境遷，抗戰早已勝利，“減租減息”扔進了曆史檔案，政府實施的是“土地改革”。對於那些曆史上慣於為富不仁、劣跡斑斑的地主來說，這是一場剝奪幾乎全部財產甚至是性命的災難。屠小蘭的老爸屠黑子幾十年來給鄉親們留下了許多“難忘的記憶”，當地農民開鬥爭會時將其活活毆斃。而她的丈夫則被定為“工商地主”，雖然並未像其嶽父那樣對農民、雇工有什麽明顯的劣跡，卻被新政權查出抗戰期間曾當過侵華日軍的秘密情報員，其收集的情報給新四軍和當地民主政府造成過損害，有十數名軍地幹部因此被敵人殺害。那就沒有寬大之說了，立刻逮捕，公審後當場判處死刑，隨即執行槍決。此外還有附加刑——除生活必需之外，其餘家產全部充公。

屠小蘭好歹保住了位於鄉下的三間草房，一個人住不了，正好這時其表兄宋金亞刑滿釋放遣返回鄉，當地政府就把宋安排到屠小蘭那裏。那時候，尚未有表兄妹不能結婚的說法，男女表親成婚的現象屢見不鮮。宋、屠兩人，一個是單身，一個是寡婦，而且都是被列入另冊的，原本又是親戚，於是就合二為一做了夫妻。不過，兩人沒有去區政府登記，他們的婚姻關係並不合法。

土改時，農會給屠小蘭留下了兩畝田，讓她自食其力。宋金亞有一手還不錯的機修技術，這在當時的偏僻小縣城是頗有市場的。可是，宋金亞多年來在外麵見慣了大世麵，哪裏看得上小縣城工廠給的微薄薪水？他還是像在金壇那樣，幹活兒三天打魚兩天曬網，時不時去外麵溜一圈，或偷或搶，反正是賊不走空，好歹都要弄點兒贓物回來。所以，這對男女雖然飽受別人的白眼，物質生活條件卻是連縣長都沒法兒比的。

但好景不長。蘇北地區當時比較貧窮，在宋金亞眼裏微不足道的損失，在普通人看來，卻是損失慘重。這種案子發生多起後，引起了當地公安機關的注意，一麵偵查一麵加強防範。終於有一天，宋金亞發覺風聲不對，那就沒有別的辦法了，隻好跑路。

就這樣，宋金亞、屠小蘭逃離家鄉。先是去了上海，想投奔朋友避風頭。但那朋友早已搬家，無人知曉其新家住址。這樣，退路就斷了。好在宋金亞的江湖經驗豐富，說先在上海灘混一陣再作計議，天無絕人之路，總有辦法活下去的。其時上海已經解放將近五年，社會治安大有好轉。宋、屠兩人身上有些贓款，也有以往作案所獲的糧票，吃飯不成問題，住宿卻不大好解決，因為住旅館要憑證件和出差介紹信，無業人員外出住旅館也得拿出戶口本和派出所證明，農村人員沒有戶口本的，則須憑鄉裏出具的證明。兩人隻好在車站碼頭或公共浴室過夜，有時白天買了電影票戲票進影劇院打個盹兒。好在，這樣的日子過了沒幾天，這個難題忽然得到了解決。

一天，兩人去北站候車室佯裝送客準備伺機“捉兔子”（以順手牽羊方式偷竊旅客行李）時，忽聽旁邊傳來熟悉的蘇北鄉音，驀地一驚，以為追緝人員來滬捉拿他們了。定定神細看，原來是一男一女兩個公家人模樣的出差人員，拎著大包小包準備返回。聽下來，兩人是從與鹽城相鄰的射陽縣來的，宋金亞斷定他們帶著出差介紹信，當即行竊，那個出差稅務幹部的挎包被宋金亞瞅個空子偷到手，裏麵果然有半本已經蓋章的空白介紹信。

此後，宋金亞、屠小蘭就解決了住宿的問題。當然，天天住旅館開支較大，兩人作案更是頻繁。宋金亞采取的是打一槍換一個地方的作案手法，偷竊、搶劫、詐騙輪流進行，而且不在一個城市連續作案。一個多月時間裏，他們從上海到嘉興再到杭州，從杭州到蘇州再到無錫、常州、鎮江，最後抵達南京，一路上搶劫三起、盜竊三起、詐騙兩起。他們是5月3日午後到的南京，和以往一樣，兩人分別找旅館住宿，免得一旦發生不測被警方一鍋端了。

那麽，為什麽要盯著外僑羅果夫下手，而且一動手就把人給捅死了呢？刑警問出這個問題，宋金亞、屠小蘭先是茫然，繼而急赤白臉地搖頭否認，說他們到南京純粹是為了旅遊，根本就沒有作過案。刑警自是不會相信，既然沒有作案，那為什麽他們所住的兩家旅館都反映他們當天傍晚離開，到晚上九點多才回來？還有，屠小蘭隨身攜帶的那包生石灰又是怎麽回事？

如果警方沒有將這二位列為“5·3”案件這種重大刑事案件的嫌犯，估計宋金亞、屠小蘭肯定有一番狡辯。但是，這當兒眼見得殺人犯的帽子就要扣下來了，那可不是鬧著玩的，兩人急於想要開脫，分別向刑警作了供述——

宋金亞對南京比較熟悉，以前他給汪偽漢奸部隊當便衣隊排長時，經常城裏城外亂竄，也曾以假名假身份結交過若幹朋友，事後當然人走茶涼，再不聯係。不過，對方不知道他的真實姓名、身份，他卻是去過人家家裏，知道對方底細的。這回他帶著屠小蘭來南京，旅遊是假，想作一起搶劫案倒是真的。

十年前，漢奸便衣隊排長宋金亞以跑單幫的名義跟南京城裏一家商行的老板梁豐交上了朋友。商人奉行無利不起早，梁老板交這個跑單幫的蘇北朋友為的是洗錢——侵華日軍為破壞國民黨政權控製地區的經濟，偽造了法幣（1935年國民政府搞“幣製改革”時發行的法定紙幣，簡稱法幣），低價出售，買入者通常都是像梁老板這樣不大不小的老板，買進後，他們就讓人帶著假幣前往國統區采購物資運回淪陷區。梁老板請宋金亞做的就是這套把戲。宋金亞為完成收集情報之類的差使，拿了假幣後，另外叫人去淪陷區跑了兩趟，就此跟梁老板交上了朋友，曾去梁氏的宅第吃過飯。梁老板出身前清富家，上兩輩做過官，家裏有些古玩收藏，喜歡拿出來炫耀。宋金亞當時沒當回事，現在回想起來，便動起了上門搶劫的腦筋，這次奔南京就是為了此事。

作案計劃是來南京前就定下的。梁老板前年因病去世，他的兩個兒子都不在南京，家裏隻有其六十開外的遺孀獨自居住。宋金亞尋思，上門搶劫肯定馬到成功，而且不必擔心會有後遺症。因為他在抗戰時隻與梁妻見過一次麵，而且用的是假名，而當年梁老板家裏經常高朋滿座，一般說來，梁妻是不會記得他這張平常臉孔的，即使記得起來，最多也就是他的假名假身份（跑單幫），公安局應該破不了案子。於是，兩人就做了準備。計劃中並無使用暴力的打算，最多隻是用刀子將其逼住後捆綁、堵嘴，然後搶劫。至於讓屠小蘭捎上的那包生石灰，是擔心得手後逃離現場過程中驚動鄰居、路人，借以脫身用的。

5月3日傍晚，宋金亞、屠小蘭先去外麵找了家飯館吃了晚飯，然後前往梁家。那條巷子比較偏僻，住家幾乎全是像梁老板那樣的生意人，一到夜晚都是門戶緊閉，巷內冷冷清清，作了案便於順利逃離。可是，宋、屠二人卻沒能得手。他們敲門後，梁老太倒是來應門了，不過她很謹慎，隔門查問是哪位。宋金亞報出了他當初去梁家時使用的假名，老太太說記不得了，不肯開門。宋金亞還想說些當初拜訪時的情景，老太太卻沒了耐心，說聲“你們走吧”，便轉身回屋去了。如果是在小地方，宋金亞隻怕還要繼續敲門，但這是在南京城裏，他不敢造次，隻好自歎運氣不好，兩人悻悻而返。

刑警當即去梁老太家查問，證實確有此事，時間節點正是在羅果夫被殺害那當兒。擔心有誤，又向左鄰右舍詢問，都說確實聽見那個時段有人敲梁家大門。這樣，宋金亞、屠小蘭的作案嫌疑就被排除了。當然，人是不可能釋放的，轉由南京市公安局治安處處置，一一向周邊各地警方核實他們作下的案子，一番司法程序走下來，兩人都被判了刑。

三、毒殺日本特工

5月4日上午，“5·3”案件專案指揮部刑警熊守靜、武雲魁、薑晨陽隨同“上海小組”七名刑警，一行十人搭乘夜班火車奔赴滬上，對羅果夫生前的社會關係進行調查。

羅果夫生前的社會關係稱得上錯綜複雜，十名刑警馬不停蹄，天天起早摸黑，一共花了整整八天時間，方才完成調查。其間，熊守靜每天晚上開過匯總調查情況的碰頭會後，不管多晚，都必須撥通南京長途電話，向指揮部報告當天調查的情況。盡管大夥兒個個忙得都像車軸一樣轉個不停，但頭幾天的電話匯報都很簡單，並未查到什麽值得引起注意的線索。直到5月10日晚上八點鍾開碰頭會時，方才找到了一個切入點——

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前，滬上租界因未被侵華日軍占領，故被稱為“孤島”。當時國民黨的“中統”、“軍統”兩大特務係統在上海灘的指揮機關，都設在公共租界、法租界。侵華日軍上海憲兵隊特高課以及汪偽“七十六號特工總部”的特務，也時常潛入租界搞綁架、暗殺等活動。雙方的這種行動，史稱“上海特工戰”。公共租界、法租界在“孤島時期”究竟發生過多少起由多方特工進行的暗殺案件，連巡捕房也無法記載清楚，因為有的暗殺行動是在絕密狀態下進行的，真所謂“殺人如草不聞聲”，而且管殺還管埋，埋得還非常隱蔽，把人幹掉後連屍體也找不到。“軍統”上海站的行動特工，曾經在羅果夫經營的西菜館裏幹掉過一個身份特殊的對象，行動過程中曾得到過羅果夫的直接協助。

這條線索是由上海小組組長錢錦圖出麵約見的西菜館侍者老邊透露的。年過五旬的老邊曾是羅果夫的老爸老羅果夫當年經營私人診所時的雜役，老羅果夫罹患傷寒不治身亡，診所關門，羅果夫去學廚藝，老邊則去法租界一家飯店打雜。一晃十年，羅果夫修成正果，開了自己的餐館，他雇請的第一個員工就是老邊。因此，可以說老邊是羅果夫的心腹。據老邊說，大約在1940年三四月間的一個夜晚，即將結束營業的西菜館來了一個頗有派頭的俄國男子。當時他正在收拾店堂準備打烊，見還有客人來，立刻迎上前去，把客人引領到店堂一側。那人落座後，用俄語吩咐老邊：把你們老板羅果夫先生請出來！

羅果夫從後堂出來後，老邊退到一旁繼續忙碌，瞥見來人掏出一張名片遞給羅果夫。羅果夫看過名片，立刻向對方鞠躬行禮，狀極恭敬。然後，把來人請至後堂，吩咐老邊送上咖啡，兩人關門說話。一刻鍾後，客人離去。

西菜館打烊後，臉色凝重的羅果夫把老邊留下，主仆兩個開了一瓶紅酒淺酌慢飲。羅果夫告訴老邊，來人是著名的白俄流亡將軍姆拉奇科夫斯基，他曾在“直奉戰爭”中立下大功，被張作霖任命為奉軍少將，後退出行伍定居滬上，抗戰爆發後效忠“軍統”。今晚，將軍受某方委托前來請他幫助做一樁事——第二天晚七點，將有一個日本人來西菜館用餐，某方準備以在酒菜中下毒的方式幹掉他。由於這個日本人從事的是特工職業，警惕性肯定頗高，某方擔心被其察覺，所以希望這次行動能夠得到西菜館方麵的幫助。

羅果夫說自己是生意人，原本不應參與這種政治活動，估計某方的特工在策劃該行動時也聽說過他的立場，所以請出了姆拉奇科夫斯基將軍前來說項，如此，他就必須買將軍的麵子了，哪怕把性命搭上也在所不惜。羅果夫之所以要把如此機密的事情告訴老邊，是要獲得老邊的襄助，因為西菜館的侍者中，隻有老邊他最信得過，而且也隻有老邊能夠臨危不亂，應付可能出現的意外。老邊也是性情中人，再說作為一個正直的中國人，自有一份愛國之心，聽說要解決日本特務，自然一口答應。

次日，某方指派的殺手在七點前到達西菜館，幾乎是前後腳，那個日本特工也來了。老邊按照羅果夫事先的安排，拿著菜譜過去請客人點酒菜。那日本特工果然有很強的防範意識，朝老邊看了看，隨即一揮手，說叫你們老板親自來侍候。羅果夫不得不親自上陣。酒菜一樣樣送上，日本特工冷不防會讓羅果夫先“品嚐”一下。如此幾番循環，見羅果夫神情自若，舉止不亂，這才放心。最後，這個日本特工終於在品嚐一道喚作“罐燜牛肉”的菜肴時著了道。次日，傳來了其在虹口日本海軍醫院殞命的消息。

事後老邊才知道，所謂的“某方”，其實就是“軍統”。“軍統”暗殺那個名叫淺水中堂的日本特工後，派人送來一筆酬金，羅果夫堅決拒收，說這件事已經過去了，讓我們把它遺忘就是。次年底，太平洋戰爭爆發，不久法租界巡捕房被汪偽政權接管，改稱“警察局”。曾有警察局的日本顧問和捕探前來西菜館調查此事，被羅果夫巧妙搪塞過去了。日偽方麵對該案似乎並不特別重視，來了兩次也就歇菜了。原以為這件事算是過去了，哪知到了抗戰勝利後，忽然有人打上門來。

那是1946年2月的一天，西菜館午市剛歇，送走最後一位顧客後，老邊正要把“打烊”的牌子往玻璃門上掛，一輛卡車呼嘯而至，在西菜館門口停下。從副駕位置跳下一個臉麵化得煞白、嘴唇塗得猩紅、燙著一個獅子頭的中年女子，尖聲呼喝：“就是這家，你們下來，給老娘狠狠地砸！”

卡車上如同下餃子似的跳下十來條大漢，一律短裝打扮，頭戴黑呢禮帽，手持鐵尺、鋼棍，闖進店堂二話不說就是一陣亂砸，然後又衝進後堂，把廚房、賬房砸得一塌糊塗。其間，那個婦人叼著香煙把包括老邊在內的所有員工一個個揪住逼問：“老板在哪裏？那老毛子躲到哪裏去了？”

可以想象，如果不是羅果夫臨時有事在十分鍾前離店外出，肯定少不了挨一頓痛打。待警察局接到報警電話，出動兩輛警車載著二十名全副武裝的警察過來時，那班暴徒早已乘卡車離開。

此案驚動了當時上海市警察局局長、陸軍中將宣鐵吾，下令“嚴厲查處”。可是，次日宣局長就撤回了手令，然後派人約談羅果夫。據羅果夫事後向老邊透露，此事竟然源於多年前的那起暗殺事件。

抗戰期間，“軍統”在上海設置了被認為是“敵後最強特工網”的特務組織，戴笠親自製定潛伏計劃，破例布置了互相之間並不聯係也互不知曉的特務組織——滬一區和滬二區。滬一區的職責是情報和行動，滬二區隻負責搞情報，重點是日偽高層和核心部門的情報。那個日本憲兵隊特高課的高級特工淺水中堂是滬二區發展的秘密間諜，隻對滬二區主任本人負責，交代使命、輸送情報也是單線聯係。滬二區隱藏得很好，整個抗戰期間該區沒有被捕過一個特工，可以說是世界間諜史上的一個奇跡。不過，雖然滬一區的情報工作做得不如滬二區，但行動卻是在“軍統”全國所有區站中最出類拔萃的。尤其是以大特務毛森為首的代號為“大俠”的行動大隊秘密進駐上海後，對日偽方麵的暗殺達到了登峰造極的程度，暗殺淺水中堂就是“大俠”的傑作。可是，“大俠”沒有料到，被他們暗殺的淺水竟然還有另一個身份。

淺水被暗殺後，擅長搞情報的滬二區立刻進行緊鑼密鼓的秘密調查，最後才弄清楚竟是滬一區下的手。“大俠”無話可說，隻好向重慶“軍統”總部打報告說明此事。對於戴笠來說，這是一個損失，但滬一區並未違反紀律。於是，由總部出麵發了一個命令，規定以後確定鋤奸目標後，必須報請總部批準方可執行，也算是亡羊補牢。

這是“軍統”內部事務，羅果夫當然不知道。不料，事情還沒有結束，猛料還在後麵——淺水中堂竟然還有一個身份，他同時還是美國海軍情報部的間諜。他被殺之後，美國海軍情報部也組織了秘密調查，由於投入的力量和手段有限，未能查明。戰後，美國海軍情報部繼續對此進行調查，終於通過一個在中美合作所工作過的美國情報專家查明了真相。按照間諜行業的規矩，此事屬於“無話可說”，也就結束了。不過，美國方麵卻多此一舉，派人向淺水中堂的妻子通報了其丈夫被害的真相。美方這樣做隻是為了少支付一筆撫恤金——向遺孀表明淺水之死跟其為美國工作沒有絲毫關係。這樣一來，美國方麵倒是撇清了幹係，卻苦了西菜館老板羅果夫。

淺水的遺孀是中日混血兒，其父祖籍保定府，本姓柳，是清末赴日本留學的學生，後來留在日本，娶了個日本妻子濱田，生下了這個女兒。因為其父是入贅妻家，遂改姓為濱田，女兒名叫濱田梅子。濱田梅子大學畢業後，其母去世，便隨父返回中國，定居上海。其父認為自己已跟濱田家族沒有關係，遂恢複原來的柳姓，女兒便也跟著叫了柳梅子。柳梅子後來與在日本時的同學淺水中堂結婚。

淺水被暗殺後，柳梅子獲得了日本憲兵隊的一筆撫恤金。她知道丈夫還有一個美國間諜的身份，抗戰勝利，亡夫的身份可以公開了，她就通過開赴上海的美國軍艦跟海軍情報部取得了聯係。美方對於淺水的美國間諜身份沒有賴賬，但認為他的死跟美方沒有關係，也就是說，淺水並不是因為給美方效勞而被人暗殺的。為說服柳梅子，美方就向柳提供了一份材料。這份材料中對“軍統”滬一區暗殺淺水的行動有詳盡說法，其中也涉及羅果夫這個西菜館老板。根據這份材料，柳梅子認定羅果夫是殺害淺水的幫凶，雇傭了一幫社會閑漢去找羅果夫報複，沒找到正主兒，就把西菜館給砸了。

上海市警察局弄清楚是這麽一回事，考慮到美國方麵不能得罪，隻能和稀泥。警察局派人和已經加入中國國籍的柳梅子談話，告誡她再也不可造次，否則一定會從嚴處理。至於西菜館方麵，宣鐵吾的意思是“軍統”應該給予羅果夫一點兒經濟補償，於是就以上海警察局的名義給“軍統”發了公函。正趕上戴笠飛機失事墜亡，“軍統”無人拍板此事。接著“軍統”改組為“國防部保密局”，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羅果夫也不在乎什麽賠償，隻要對方不再生事，也就算了。哪知，上海解放後，柳梅子又登門問罪來了。要說她的亡夫淺水中堂還真是不簡單，不但在特高課、“軍統”、美國海軍情報部都有兼職，還有一個更隱秘的身份，他是日本共產黨黨員，其上級是日共中央委員、社會活動家中西功。供職於侵華日軍上海憲兵隊特高課期間，他曾接受中西功的指令收集過一些情報，由中西功轉給共產國際“佐爾格小組”和中共情報部門。柳梅子曾向人民政府提出，要求享受革命烈士家屬待遇，遭到拒絕，於是就在1953年8月再赴西菜館。

時過境遷，這回柳梅子文明些了，也不可能再雇傭閑漢相幫打打砸砸了。不過，她還是那副飛揚跋扈的做派，進門正好撞見羅果夫，當下攔住，直截了當要羅果夫賠償經濟損失，開出了五千萬元（舊版人民幣，與1955年3月1日發行的新版人民幣的兌換比率為10000∶1）的巨額價碼。羅果夫提議到公安局去解決，柳梅子斷然拒絕。談判很快就變成了吵架，會說一口流利漢語的柳梅子可能是急火攻心，破口大罵，連“八嗄牙路”也爆出來了，接著一發不可收拾，幹脆說起了日語。羅果夫隨機應變，當即改說俄語，兩人用不同國家的語言對吵了一陣，相當於雞同鴨講，自然沒有結果。臨末，暴跳如雷的柳梅子忽然用上海話說了一句：“好呀！那你等著，有你的好！”

這次，因為對方沒有損壞西菜館的物品，羅果夫沒有報警。管段民警到管片進行例行走訪時，他也沒反映。不久前，羅果夫決定舉家回蘇聯，在西菜館結束營業前十天，張貼海報向新老顧客道別。柳梅子獲悉後，由一個中年男子陪同再次登門。不過，當時老邊不在店裏，是事後才聽說的。這回柳梅子沒有張牙舞爪，由那個男子提議“單獨談談”。三人去了後堂的老板辦公室，關著門不知談了些什麽，反正半個多小時後對方離開時，那男的兩眼透著凶光，柳梅子則是臉色鐵青。

一幹刑警討論下來，認為柳梅子有重大作案嫌疑。南京方麵三位刑警的負責人熊守靜決定回南京向指揮部匯報這條線索，其餘同誌留滬待命。

四、發現贓物

熊守靜於5月13日午後返回南京時，指揮部正忙著追查一條贓物線索。

5月4日指揮部作出兵分兩路分別在南京和上海同時展開調查的決定後，次日，南京刑警即開始著手調查案發地路燈燈泡被打碎的原因，並在南京市以及周邊郊區對贓物進行布控。

刑警童健夫等三人負責調查路燈燈泡破碎的原因。原以為這事好查，隻要走訪該地段的居民就行了。但一天走訪下來，跑遍了方圓一公裏之內的每戶居民，竟然都說不清楚路燈燈泡是怎麽被打碎的。不過，至少有十幾位居民都記得，傍晚經過巷口時，路燈是亮著的。刑警還詢問過負責清掃巷子的臨時工許阿姨，她說自己在下午五點多打掃路麵時，地上還沒有碎玻璃。繼續調查，終於查明是一個姓房的十一歲少年和幾個小夥伴用彈弓打碎的。

刑警調查了這幾個少年的家庭背景，目的是要知道他們的家長是否有作案動機。一番調查下來，幾戶人家全部排除。如此，對打碎燈泡情節的調查就到此為止了。

再說另一路針對贓物布控的調查。

最初三天，什麽線索也沒有露頭。第四天，突然像井噴一樣，一天之內冒出了多起銷贓報案。一幹刑警分頭外出查摸、蹲守，竟然忙不過來，不得不向轄區分局求援，請人家先出警去控製現場。可是，一起起核查贓物，都不是羅果夫被劫的物品。接下來幾天，又是“白板”。

直到赴滬調查線索的刑警熊守靜返寧匯報工作那天——5月13日，上午一上班，指揮部忽然接到鎮江市公安局打來的電話，說昨晚發現一條疑似銷贓線索，贓物係一男式錢包，與“5·3”案件的被劫物品相似，銷贓人現已到案，請指揮部迅速派員前往鎮江處置。

這無疑是專案指揮部至今獲得的一條最靠譜的線索，當下，指揮部命令劉子炎率領十名刑警驅車赴鎮江，如果線索確鑿，即刻就地辦案，警力不夠的話，南京這邊立刻增援。劉子炎一行趕到鎮江市公安局北固分局，了解到以下情況——

該區“裕泰舊貨店”係全市同行業中首家公私合營試點店鋪，前身是創辦於民國前期的“裕泰典當”。新中國成立後，在人民政府指導下，典當行紛紛轉為大眾化的舊貨店，“裕泰”是最先響應號召的一家。1954年1月，根據市商業局的安排，“裕泰”又改製為公私合營，被稱為“行業中社會主義改造的排頭兵”。

“裕泰”最老的一位店員今年已經五十八歲，名叫汪仁祥。老汪的身體不大好，一直病病怏怏，春節後又查出患上了急性肝炎。好在已經公私合營，醫藥費由店方承擔，工資照發。對於老汪而言，這當然是一樁大好事，而且明年滿六十歲就可享受退休待遇，不必再操勞了。於是，老汪靜心休養，直到病情痊愈。5月12日，獲準可以正常上班。

當天下班前，老汪接待了一個前來出售舊物的顧客。這是一個十三歲的少年，戶口簿上的名字叫謝三，要出售的是一個男式錢包。老汪在典當行做了三十年朝奉，乃是行業中出了名的老法師。他一看這個錢包，就知道不是尋常貨色。這個淺藍色的錢包是用皮革麵料中比較罕見的幼齡海獅皮製作的，表麵沒有任何劃痕。海獅皮製作的產品，具有耐磨和透氣性良好的優點，而且因為皮革中含有油脂，用得愈久，色澤愈亮。更難得的是，這個錢包的表麵還鑲著一枚18K金的徽章，顯示其係沙俄時代的皇家用品。老汪問謝三：“這錢包是你家裏的？”

少年麵不改色：“是，我爸打發我來賣掉的。”

“你是想寄售呢，還是直接賣掉？”

謝三斷然回答：“賣掉！”

老汪從業三十年，還沒經手過這種商品，這個稱得上珍貴的錢包使他感到有些為難，不清楚應該開出多少價錢。這天也是巧，店裏兩個能夠拍板的角色——原老板、現副經理任嘉俠和公方派來主持工作的一把手經理老薛都去區裏開會了，其他職工都是老汪的徒弟，他是不屑跟他們商量的。於是他就對謝三說：“這樣，你把這件東西放在這裏，我給你出個條子作為憑證，明天你過來聽消息。如果你嫌錢少，那就把貨拿回去，你看行不行？”

謝三略一考慮，點頭同意。不過這少年看來還是有些城府的，他提出除了給他出具條子，還要付一萬元押金。這種情況沒有先例，不過老汪尋思，這個錢包比較稀有，店裏收下肯定不會吃虧，就先用個人的錢給墊上了。

把謝三打發走，正準備關門打烊，兩個經理開完會回來了，老汪便向他們匯報了此事。不料，他剛把話說了個開頭，任嘉俠臉色倏變，一把抓過那個錢包看了片刻，對老薛說：“這玩意兒好像是分局通知布控的贓物嘛！”

老薛把分局下發的那張布控通知找出來，三人對著上麵的文字一比照，都覺得酷似，趕緊向北固分局大市口派出所報告。

大市口派出所當即向分局報告，分局治安股要求派出所先把這個錢包的來龍去脈弄清楚，如果確實涉案，就把那少年控製起來，往下的事兒，鎮江方麵就不便沾手了，應當按照省公安廳5月4日下達的緊急通知的要求，跟南京“5·3”案件專案指揮部聯係，由指揮部派員來鎮江處置。

根據老汪登記下來的那個少年的住址，派出所派員前往鼓樓崗謝家，一問，確實有謝三其人，不過此刻不在家。民警向謝氏夫婦了解謝三出售錢包之事，兩人都說不知，而且家裏也從來不曾有過這麽一個錢包。民警就知道這是謝三這小鬼耍滑頭了，便問你家兒子去哪裏了。這一問，那對夫婦氣不打一處來，兩人你一言我一語爭相發牢騷，民警聽了半天，大致弄清楚了謝三的情況。

謝三是謝家的第三個兒子，不過前麵兩個都沒長到一歲就夭折了，所以謝三就被當寶貝疙瘩一樣養著，結果造就了一件劣質產品。舉凡逃學打架、小偷小摸、騷擾鄰裏之類的事兒，都少不了他，可當時還沒有少年教養一說，最多不過將其提溜到派出所教育一番。謝三聰明，幾次下來，意識到民警拿他沒辦法，因此越發肆無忌憚。

民警尚且拿他沒辦法，父母就更沒轍了。謝三是1949年9月1日上的學，按說現在應該是小學五年級了，可他卻還在三年級站隊——因經常逃學留了兩級。今年他打算繼續留級，最好被學校開除，以獲得最大自由。而校方呢，也有這個念頭，所以根本不去管他。謝三小小年紀，交際卻廣，鎮江全市各個旮旯的社會渣滓他都認識，給那些人當跑腿小弟，還樂此不疲。平時他基本是不在家過夜的，父母拿他沒辦法，隻好任由他去。今天父母下班回家，問了兩個女兒，都說回家時門是鎖著的，根本沒見過謝三。

民警請他們查看一下戶口簿是否在家。老謝去了趟臥室，出來說戶口簿不在。老謝告訴民警，謝三經常偷偷把戶口簿拿出去，要麽自己去舊貨店賣東西，要麽借給別人去賣東西。這些東西當然都是贓物。為此，管段派出所經常找上門來。兩口子也很頭疼，多次把戶口簿藏起來，但無論藏得多嚴密，總能被謝三找到。後來老謝惱了，把戶口簿拿到居委會請幹部保管，但人家不肯。

鎮江民警尋思，如果調查到此為止的話，隻怕還不能交差。回頭南京刑警怕是也要找謝三的，到時他們自然還得陪同。而且，南京同行多半會認為他們懈怠，留下不好的印象。向領導匯報後，他們開始到處尋找謝三，一幹人一直折騰到天亮時分，才在長江邊的一條木船上找到了這小子，順便還逮到了一夥賭徒。謝三負責給他們遞煙沏茶買點心，據說可以獲得兩萬元“勞務費”。

劉子炎率領十名刑警趕到鎮江後，在北固分局治安股的臨時羈押室見到了謝三。這小子一夜未眠，正在呼呼酣睡，被喚醒後很惱火，待到發現這些警察眼生，這才一個激靈徹底醒過來。沒等刑警發問，他倒主動開腔了，問刑警是什麽人，又埋怨民警抓人太急，害得他兩萬元“勞務費”也沒拿到。

談話從謝三身上搜出的那本戶口簿開始，問他為什麽把戶口簿隨身帶著。謝三自幼和警察打交道，自有一份從容，並不像一般孩子那樣，麵對疾言厲色的警察會頓時沒了主張。他告訴刑警，根據公安局的規定，賣舊貨是要憑戶口簿的，所以他就帶上了。賣完後因為忙得顧不上回家，就把戶口簿帶在身上。這樣，話題就扯到了那個被他以一萬元定金押在“裕泰”的那個錢包上。謝三兒突然問：“您幾位是哪裏的警察？”

刑警老朱頓時瞪眼：“少囉唆，問你什麽就回答什麽，不講清楚，把你關起來！”

但這一套對謝三一點兒用處沒有。謝三笑了，說我是法場上的麻雀——嚇大的，關起來的次數多得我自己都想不起來了，最早那次還是讓反動派舊警察給關的，還扣過銬子。幾位打算再把我關起來，請便。劉子炎吃驚之餘，立刻調整策略，讓買點心給謝三吃，又說自己來自南京，是來調查一件重要案子的。

謝三這才答應配合，說那個錢包是前幾天——在刑警的要求下，他想了片刻，終於想起是5月4日——傍晚，他在解放路上的“鴻正興麵館”吃麵時，順手牽羊從其他食客搭在椅背上的衣服口袋裏掏出來的。原以為這麽一個有些沉的錢包裏肯定有不少油水，哪知得手後一看卻是空的。不過，這個錢包看上去值幾個錢，他就動起了賣到舊貨行的腦筋。5月12日去“裕泰”賣，沒想到那老頭兒作不了主定不下價，就先擱在那裏了。

對於刑警來說，這自然是一條有價值的線索。接下去，刑警讓謝三帶路去麵館查看現場。謝三馬上意識到自己受到了重視，便又耍起了花招，說他昨晚一夜沒睡。刑警打斷說沒關係，我們有汽車，不要你走路。這小子看看窗外那明燦燦的陽光，又說天氣太熱。劉子炎便哄他，說可以私人掏錢請他吃冰淇淋。謝三蹬鼻子上臉，說他有個習慣，吃冰淇淋一次必須兩客，否則寧可不吃。劉子炎點頭：“行行行！兩客就兩客！”

謝三是“鴻正興麵館”的常客，麵館從老板到夥計，個個對這主兒恨得牙根發癢，卻不敢得罪，因為謝三陰招太多，隨便露一手就會影響生意。見他進去，跑堂（該麵館係私營，故人們習慣沿用舊稱）立馬迎上來，稱其“謝小爺”，問他今兒個想在底樓座還是去二樓。謝三指指身後的便衣，說今天不打算照顧你家生意，我隻是帶幾個朋友來看看貴號寶地。這時正是午市，劉子炎就把謝三帶到後麵的老板屋裏，亮明身份，叫謝三說明5月4日他在麵館行竊時所坐的位置。

那天傍晚七時許，謝三因為口袋裏有幾張鈔票，就來麵館吃爆魚、燜肉雙檔湯麵當晚餐。他在角落裏的一副座頭落座，等候跑堂的上麵條時，鄰座來了一對男女。謝三幹的是小偷小摸的勾當，時刻準備下手，同時又要提防被人發覺，觀察力自是比一般人細致。那對男女一落座，他便不由自主地暗中觀察。

那個男的三十多歲，較黑，絡腮胡子，脖頸很粗壯，臉上一副凶相，穿一件米黃色卡其布獵裝；女的二十七八歲樣子，跟男子相比，膚色顯得白皙，頭發紮成馬尾辮，跟男子說話時，因為動作太大，那條紮著黑色絲綢蝴蝶結的馬尾辮老是晃來晃去。女子的口音聽上去像是蘇州話，男子說的也是江南話，但不像蘇州話那樣軟糯，謝三說不清是哪個地方的口音。

一會兒，他要的雙檔麵送來了，吃麵時，他依舊用眼角餘光留意那對正等待上酒菜的男女，發現男子的目光兩次朝自己掃視過來。麵吃到一半時，鄰桌要的酒菜上來了，那個女子斟酒時，男子說“有點兒熱”，便把外套脫下來，搭在椅背上。謝三見之心裏一喜，那個位置正好適於一會兒離開時順手牽羊做一個小動作。於是，他趕緊吃完麵條，連平時舍不得放棄的湯水也割愛了，喚來跑堂，付錢後立刻起身走路。經過那男子背後時，謝三順利地從衣袋裏掏到了錢包。

這時，麵館午市結束了，劉子炎讓老板把跑堂都叫來，要求大家回憶5月4日那對男女食客的情況。但是，時間過得太久，而且飯館裏每天都有此類食客，跑堂們根本想不起來。大家對謝三來吃雙檔麵倒是都有印象，連下麵條的師傅也記得這小子，因為跑堂特地關照，這是小兔崽子點的，師傅就不得不挑選大而好的澆頭，油水也足，以防那小子故意找茬兒。

在南京作案的正是一男一女，這對男女食客的情況自然會引起劉子炎的重視。他立刻把情況匯報到專案指揮部，指揮部也認為這條線索很重要，很快又從南京派來十二名刑警作為增援力量。二十多名刑警聚在一起，摩拳擦掌，準備大幹一場，一定要在鎮江查出案犯的蛛絲馬跡。

五、可疑對象

回過頭來，再說刑警熊守靜這一路。熊守靜從上海趕回南京，向指揮部匯報了在滬調查的情況。指揮長洪沛霖當即下令，向上海增派十一名刑警，會同上海小組，徹查柳梅子的情況，如果發現柳確有疑點，可以立即拘拿。

熊守靜與增援的十一名刑警回到上海，馬上對柳梅子的基本情況作了外圍調查。

柳梅子與淺水結婚時，在靜安寺那邊的一家日本商行做會計。淺水被“軍統”特務暗殺後，侵華日軍上海憲兵隊為表示對淺水遺屬的關心，安排柳梅子到虹口日本海軍醫院工作，具體崗位是財務室會計。她在這個崗位上一直幹到抗戰勝利，海軍醫院被國民黨接收。接下來，她的日子開始走下坡路，到上海解放為止，將近四年時間，柳梅子先後幹過商鋪店員、洋行職員，1948年春洋行歇業，她在一家影劇院找到了一份工作。上海解放後，情況愈加不妙，那家影劇院的老板因為曆史問題逃往海外，影劇院關門，柳梅子失業。

不久，失業在家的柳梅子突然得到消息，其亡夫淺水生前係日本共產黨黨員，曾以特高課特務的身份為掩護為共產國際提供情報。此後，柳梅子四處奔走，中共上海市委、公安局、民政局、外事部門不知跑了多少趟，要求追認淺水為革命烈士。這個要求自然得不到滿足，不過，這番奔波倒也並非全是無用功，政府為安撫她的情緒，安排她到內河航運公司當了正式職工，不過輪不到坐辦公室，隻能做做內勤雜務。以柳梅子大學本科畢業生的身份，這個職位還真是委屈她了。

自從淺水死後，柳梅子一直獨身。她搬過幾次家，每到一處，總是要在新居選擇一個最佳位置安放淺水的遺像，每月初一、十五，還會供奉佳肴美酒，點燭焚香。這麽些年來，並非沒有人追求過她，其中不乏日本人，但都被她回絕了。不過，這隻是表麵上，暗地裏，她和不少男人保持交往。據刑警初步調查，自1940年淺水被殺到現在，柳梅子至少跟十五名男子有過不清不楚的關係。

盡管表麵一套背後一套，柳梅子對淺水的感情倒不像假的，她一直沒有斷過替丈夫複仇的念頭。淺水剛被暗殺時，柳梅子隔三差五跑到四川路日軍憲兵隊特高課，要求特高課長官下令徹查該案，抓獲凶手。特高課對於自己人被暗殺的案子，當然非常重視，確實花費過許多心思進行調查，最後查到係重慶方麵所為。可是，具體凶手是誰、策劃指使人是誰，那就沒法兒查了。主持調查該案的佐藤少佐曾找柳梅子談話，坦率告知一應情況，遭到她的一頓痛罵，說你們不查我就自己去調查。佐藤倒並未生氣，說淺水夫人你可以自己調查，查到凶手後告訴我，憲兵隊負責抓人。柳梅子還真的花錢請人查了一陣，當然不會有結果。

抗戰勝利後，柳梅子通過美國海軍情報部門，弄清了淺水之死的大致情況。人家當然不可能告訴她具體執行暗殺使命的是“軍統”的哪個特工，隻透露說羅果夫經營的西菜館可能對這次暗殺行動提供了幫助。聯想到丈夫是在西菜館用餐回家後才身亡的，柳梅子就想當然地認定是羅果夫在酒菜中下了毒，於是就打上門去。第一次還是在國民黨統治時期，因為淺水有美國海軍情報人員的秘密身份，警察局不願幹預此事，對柳梅子警告一番，也就算了。上海解放後，柳梅子兩次去西菜館“討說法”，迫於形勢，自然無法再打打殺殺了，但還是氣勢洶洶。刑警從側麵了解到的情況表明，柳梅子多次向她的一些朋友表示，一定要算一算跟羅果夫的那筆血債。

在調查中，刑警還意外了解到一個情況。去年8月，柳梅子去西菜館爆出日語粗口“八嘎牙路”之後大約一星期，其供職的內河航運公司對員工進行體檢，柳梅子被查出患有癌症，而且已處於中晚期階段。這個情況使刑警感到突兀的同時，更增加了對其實施所謂“複仇”的懷疑。從柳梅子的“複仇”決心來說，這麽多年她一直未曾鬆懈過，隻不過出於對法律的畏懼，不敢付諸行動。現在，她患了癌症，在那個肺結核尚且可以輕易奪去人的生命的年代，得了癌症那更是死路一條了。因此，被查出罹患癌症，可能會成為她實施“複仇”的催化劑。

據此情況，刑警決定跟柳梅子當麵接觸。

5月15日上午，刑警在柳梅子從醫院回家的途中將其攔截，宣布對其依法傳訊。把柳梅子帶到福州路上海市公安局後，即由熊守靜等三名刑警對其進行訊問。

刑警先從對方的身體健康情況問起，假裝不知道柳已患了癌症。問了幾句，原以為柳梅子肯定會把癌症的事說出來，哪知她竟很沉得住氣，根本沒提，還說自己的健康狀況很好。熊守靜就把話題轉移到羅果夫身上，問她是否聽說了羅果夫的事情。柳梅子說不隻是聽說，她還去過那家目前已經關門的西菜館，跟羅果夫當麵對過話，這家夥不是就要回去“建設偉大的蘇維埃祖國”了嗎？嗬嗬，總算老天有眼，這個羅宋癟三罪有應得！

熊守靜突然把話鋒一轉：“這案子跟你是否有關係呢？”

柳梅子一愣：“哦……原來你們懷疑是我殺了他？那行啊，拿證據出來！”

“先說說你這半個月來的活動情況吧，從早到晚在幹什麽都說清楚。”

柳梅子說：“我覺得你們這幫警察的思維很奇怪。可能你們的腦子特別好，可以把半個月以來每一天每一個時辰的活動情況都記得清清楚楚。我不知你們是否上過大學，我倒是大學畢業的，可我沒有這個本事。你到馬路上隨便找幾個人問問，看誰能說得上來？”

幹刑偵的大凡都會遇上這種角色，自然也有應對之術。不過，眼前這個柳梅子有點兒難纏，刑警費了好大工夫，方才把她這半個月來的活動情況一一查明——

自4月26日至5月10日，她在上海市第一人民醫院接受治療，住在內科病區305病房，5月11日出院後一直待在家裏。上述情況，前者有醫生、護士、化驗師和病友作證，後者有多名鄰居作證。刑警一共走訪了三十七名證人，筆錄製作了厚厚一遝，足可證明柳梅子沒有作案時間，在案發後也沒有跟其他人有過接觸。

但是，刑警認為尚不能排除柳梅子的涉案嫌疑，畢竟她有強烈的作案動機。所以，調查還須繼續進行下去。鑒於柳梅子是癌症患者，刑警決定解除對她的羈押，放其回家。沒想到，柳梅子拒絕找人為其擔保，無法辦理取保候審手續。刑警隻得與其單位內河航運公司聯係，由公司保衛科安排兩名女職工去其住處與其同住，美其名曰“照料病人”，其實就是寸身不離日夜監視。

往下，就是調查柳梅子的那些異性朋友了。如果這個案子確實是她指使他人下的手，那她所找的人肯定與其有非同一般的關係。一番查摸後，刑警的目光集中到兩個人身上——

這二位，年歲跟柳梅子相仿，一個叫齊穆，一個叫梁重歡。齊穆是求新造船廠技師，梁重歡原是汽車修理廠老板，上海解放前夕把廠子以二百六十兩黃金轉讓出去，從事過倒騰“黃白綠”（即黃金、銀洋和美元）的營生，趕在市軍管會打擊之前歇手，因此未被追究，從此靠利息過著一份滋潤日子。這兩個男子都是鰥夫，喪偶兩三年至今未娶，喜好尋花問柳，柳梅子則是他們的情人。不過，刑警在調查中發現，齊、梁兩人從未見過麵，也不知自己不過是柳梅子那副桃色棋盤上的一枚棋子。刑警之所以忽略了其他“棋子”而關注這兩個人，是因為在柳梅子的那些“棋子”中，齊、梁是僅有的已知曉柳梅子罹患癌症，卻依舊對其關懷備至的人。

齊穆就是前麵說過的在西菜館歇業前陪同柳梅子找羅果夫交涉的那個男子。當時，齊穆提議雙方“單獨談談”，羅果夫同意，於是就去了後堂的老板辦公室。可是，三人關門談了一陣沒有結果，最後不歡而散。訊問柳梅子時，刑警重點追問談話內容，柳梅子說是向羅果夫了解當時暗殺淺水的情況，但遭到羅果夫的堅決拒絕，他建議“你們可以向人民政府去了解”。柳梅子自然很氣憤，當下就想動手打羅果夫耳光，被齊穆攔住。

兩人出門後，齊穆勸她少安毋躁。柳梅子說這個羅宋癟三馬上就要回蘇聯了，不把這個仇報了，以後再也沒機會了。齊穆說蘇僑起碼得下個月回國，不是還有一段時間嘛。兩人原本說好要去“梅龍鎮”吃飯的，因為說得不開心，最後飯也沒心思吃了，去“鮮得來”草草吃了份排骨年糕就分手了。之後，齊穆不跟她見麵了，隻是讓朋友每周給她送一次營養品。立夏那天，前來送營養品的那位陳姓朋友還捎來了一張便條，說有好消息，保證你聽了開心得跳起來，毛病也可以好一半。

1954年的立夏是5月6日，而羅果夫是在3日晚上被害的，這個時間節點引起了刑警的重視，莫非是齊穆作的案，返滬後先給柳梅子報個信兒？刑警決定將此作為突破口，盯著調查。

刑警先找了給柳梅子送營養品的那個陳姓朋友，得知齊穆是立夏那天上午九點多到的船廠，之前，齊自4月28日開始休假，就沒來過船廠。那天他帶來了一個拎包，內裝上海冠生園煉乳兩聽、采芝齋牛肉幹兩包、金陵鹽水鴨一隻，還有一封信，囑他下班後送往柳梅子家。二十五歲的小陳是齊穆的徒弟，雖然早已出師數年，但師傅的吩咐總是要聽的。接受派遣後，下午三點，他就以去醫院看病為由請假提前下班，直接趕到柳梅子的住所把東西和信件轉交了。

刑警聽到“金陵鹽水鴨”五字，都是一個激靈：那不是南京特產嗎？看來齊穆確實去過南京。刑警馬上去求新造船廠調查，保衛處應刑警的要求，從人事處調取了齊穆的檔案。

齊穆是徒工出身，人很聰明，腦子也活絡，學的是鉗工，俗稱“外國銅匠”，還精通其他金工技藝，車刨焊電無不操作自如。抗戰時期，他曾被浦東抗日遊擊隊悄悄請去修造槍支。齊穆以前練過武術，拜的師傅是江南刀術名家胡百通。為浦東抗日遊擊隊幫忙期間，他還編了一套匕首製敵的速成操傳授給遊擊隊員，據說頗有效果，以至於上過日本憲兵隊的通緝榜。這一條也符合刑警對凶手“擅使刀具”的推測，再加上其身高與現場勘查時根據腳印推斷的疑犯身高相符，刑警認為齊穆疑點頗重。

接下來查閱船廠總裝車間送來的關於齊穆休假的情況時，刑警又發現齊自4月28日至5月5日休假八天。他的假期使用了平時加班加點後廠裏開給他的調休，因為齊穆是廠裏的技術骨幹，請假時車間要求他須留下休假期間的聯係地址，以防遇到緊急技術難題，好派車去接他返廠處理。齊穆當時留下的是蘇州親戚家的住址，可是，勞動節那天船廠有工人利用節假日去南京遊玩，卻親眼看見他在夫子廟漫步，身邊還有一個三十來歲的清麗女子。

前往船廠調查的刑警通過電話向赴滬外調負責人熊守靜匯報後，熊守靜當即下令拘捕齊穆！

齊穆被捕後，刑警搜查了他的住處，搜出匕首一把，但未發現贓物。訊問時，問及其在南京的活動，齊穆說，他給廠裏留下的聯絡地址確實是蘇州叔父家。他去蘇州後，得知從小過繼給叔父做女兒的胞妹齊姝因離婚而鬱鬱寡歡，已經影響了正常生活，便征得了叔父的同意，陪妹妹去南京散心，反正那裏有親戚，可供食宿。這樣，兄妹倆4月30日就去了南京，至5月3日上午方返回蘇州。5日，齊穆返滬。他讓陳姓徒弟送給柳梅子的禮品中的牛肉幹是在蘇州買的，鹽水鴨則是在南京買的。

如果情況確如齊穆供稱的那樣，那他就沒有作案時間。刑警立刻驅車蘇州進行調查，找到了齊姝，一看她那一米七的個頭兒，很明顯不可能是曾經出現在作案現場的女疑犯。接著，又向距齊家僅二十來米的管段派出所核實齊穆兄妹因在蘇州過夜申報臨時戶口之事，得到了派出所的證實。刑警調查了齊穆在蘇州期間的活動情況，接觸相關證人二十三名，未發現可疑情況。這樣，齊穆的涉案嫌疑就被排除了。

對另一嫌疑人、原汽車修理廠老板梁重歡的調查也在進行之中。梁重歡之所以被刑警認為是涉嫌對象，除了他與柳梅子的那層關係，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原因。抗戰勝利不久，羅果夫的西菜館曾遭到一群流氓的打砸，梁重歡就是策劃者和現場指揮。梁身材肥胖，身高與凶手也對不上號，他本人不大可能直接下手殺人。但是，此人一向頗具心機，擅使陰招，而且由於職業原因，交際廣泛，三教九流的朋友多不勝舉。所以，刑警認為不能排除其涉案嫌疑，他完全有可能假手他人作案。這幾天，刑警就一直在對其進行外圍調查。

根據赴滬刑警負責人熊守靜的打算，齊穆的嫌疑被排除後，就應該集中力量，查清梁重歡身上的疑點。可是，當天晚上大夥兒正在開碰頭會時，忽然接到專案指揮部的電話，指示除上海小組留駐滬上外，其餘刑警連夜去鎮江，另有使命委派。

六、撥雲見日

上海那邊在忙活著調查柳梅子的時候，劉子炎正帶著一幹刑警在鎮江追查謝三交代的那對被他竊取了錢包的男女。此時，眾偵查員已基本認定，這對男女就是“5·3”案件的正主兒，因為贓物已經被羅果夫的妻子尼娜辨認出來，而兩人在鎮江出現的時間，正好在案發後一天，很可能就是從南京逃到鎮江的。

劉子炎已經與鎮江市公安局聯係，要求指派警員對車站、碼頭進行布控，嚴防嫌疑人外逃。當然，他也明白，這隻不過是聊勝於無的手段。謝三說是5月4日見到那對男女的，現在已經是13日，相隔九天。如果那對男女是流竄犯的話，怎麽可能還會待在鎮江？

不過，哪怕就在鎮江待一天，他們也得有個落腳的地方才行。這個落腳點可能是旅館，也可能是某個熟人家裏，或者就在車站或者碼頭。最後一種可能很快就被劉子炎否定了——既然擔驚受怕逃離南京，也就沒必要在車站、碼頭冒著被警察盤查的風險過夜，何不在夜班火車或者長江客輪上多待些時間，到離南京遠一些的城市下來呢？因此，在鎮江停留，他們必然有落腳點。不論是在旅館下榻還是投宿熟人家，都要進行住宿登記或者報臨時戶口，這就留下痕跡了。隻要找到他們的痕跡，就有可能順藤摸瓜抓到他們。

於是，刑警在當地警方的協助下，對全市旅館的住宿情況進行全麵調查，並由鎮江市公安局向下轄各分局、派出所下達指令，要求將自5月3日夜間至調查當天的所有住宿登記和派出所轄區內的臨時戶口申報材料提交警方查閱。這番折騰下來，用了三天時間，耗費的人力、精力可想而知，可是，最後的結果竟是白板一塊，什麽線索也沒有查到。

這樣，刑警就不得不麵對他們最不願意看到的情況——5月3日夜間，那對男女從南京逃到鎮江後，沒有去旅館或者熟人處投宿，就在鎮江客運碼頭或者火車站候車室內混到天明，第二天，偽裝遊客在市內轉了一圈，傍晚在麵館用餐後，就離開鎮江了。如果是這樣，刑警就要重新尋找突破口，那要花費多大功夫，還是一個未知數。

劉子炎自然不肯輕易罷休，說咱們先不回南京，留在鎮江這邊開會分析情況，看是不是能夠拓展出新的思路。有刑警提出，這次折騰的依據是查獲了贓物，具體行動則是根據那個十三歲的少年謝三關於獲得贓物（錢包）的說法而展開的。但這個說法的準確性並未得到驗證，因為麵館那邊的夥計記不準當時是否有這麽一對男女去消費過。這就存在一種可能性，如果謝三的說法有問題的話，刑警的調查方向肯定就會產生偏差。因此，建議重新審查謝三的口供。

謝三住所所在地大市口派出所的管段民警老金立刻被請來，請他相幫分析謝三是否有瞎說的可能。老金說這小子從來就沒實話，而且特別會編故事。接著，他隨便舉了幾個例子，聽得這些算得上見多識廣的刑警也對其說謊本領歎為觀止。這種角色，盡管年少，但跟警察打交道已經成精，秋風黑臉、拍桌摔凳根本唬不住他，隻有拿出真憑實據才鎮得住。劉子炎決定再次前往“鴻正興麵館”調查，指望能夠掌握謝三說謊的證據。

刑警秋浩風當初負責訊問謝三，其搭檔徐驍勇做的記錄。於是，這樁活兒就交給這二位去做。兩人去之前，先把筆錄溫習了一遍，所有細節都牢牢記住，尋思說不定有用。這一去，還真發現了一個疑點。

謝三的口供很詳細，細到連當時那對男女點了哪幾個菜都說得清清楚楚，秋浩風、馬驍勇也不含糊，把菜名一道道報出來跟麵館核實。結果麵館方麵說，有一道菜他們沒有，而且整個鎮江飲食業都不會有。那道菜叫作“蝦仁炒青豆瓣”，這個“青豆瓣”並非通常所說的那種青豆，而是將新鮮蠶豆剝殼去皮，所謂青豆的叫法，僅僅是江南地區的俗稱。

那時沒有反季節蔬菜之說，每年的新鮮蠶豆都是立夏以後才上市，持續半個多月就落市了。落市前的蠶豆因為皮長得厚且老，口感不佳，所以人們會把皮剝去，那就是豆瓣。豆瓣分兩種，一種是豆皮雖老，但豆瓣仍是青綠色的；另一種豆皮老到發硬，剝出的豆瓣是黃色的。前者就稱為“青豆瓣”。謝三說5月4日遇到的那對男女吃的菜中有“蝦仁炒青豆瓣”這道菜，而當時離立夏還有兩天，別說青豆瓣了，就是新鮮蠶豆也還未上市哩。所以，刑警斷定謝三所述內容有詐，當即決定把那小子提溜過來重新訊問。

為防止走漏風聲，劉子炎請老金出麵讓居委會幹部去找謝三，找個借口將其騙到派出所。居委會治保委員老焦接受使命後，對老金和刑警說沒問題，馬上就把他弄過來。刑警在派出所等候，哪知卻沒等著——謝三聽說派出所找他，滿不在乎跟著老焦就走。老焦沒少跟謝三打交道，這種傳喚少說也有過十幾次，每次都是順順當當的，所以也根本沒當回事。不料，謝三倒是當回事的，知道此去凶多吉少，中途經過一條巷子時，冷不丁兒就開溜了。老焦拔腿就追，但論跑步他哪裏是謝三的對手，轉眼就被甩掉了。

這樣一來，刑警愈發懷疑謝三心中有鬼，頓時來了勁兒，非要把這小子抓到不可。循著謝三平時的活動軌跡、交往關係幾番調查，刑警終於瞅準了一個對象。

這主兒姓賴名仙箏，名字不俗，人卻不雅，是鎮江地麵上有點兒名氣的盜賊。賴仙箏的“仙箏”之名來自其父賴阿大的一手風箏技藝。賴阿大是個船夫，業餘善製風箏，作為副業掙點兒小錢。為推銷產品，他練就了一手放風箏的絕技。這人可以把風箏放到出神入化的境界，舉兩個例子——

其一，民國前期鎮江的民用供電由私營發電廠負責供給，稱為“電燈廠”。電燈廠的線路有時會被不知何人所放的失控風箏纏繞，短路停電。這種狀況處理起來頗費周折，費時費力，停電成本也大。賴阿大卻有辦法解決這個問題，其解決的方式更讓人驚歎，他竟然能夠用自己放的風箏解決纏繞電線的失控風箏，有些纏繞得過於複雜的，幹脆用拴綁了極輕極薄極鋒利“快口”（刀片）的風箏，切割失控風箏的棉線使其跌落。

其二，典當行、中藥鋪子每到黃梅結束驕陽當空時，就會把貴重細軟和中藥材在後院空地晾曬防黴。賴老大嗜賭，有時賭債還不上，就會悄悄爬上典當行、中藥鋪相鄰的房頂或者電線杆，操縱拴上麵筋的風箏，靠麵筋的粘性將一些分量輕的貴重物品或藥材偷出來抵債。

賴仙箏自幼跟著老爸鼓搗風箏，練就了一手製作風箏的手藝，也擅長放風箏，隻是沒來得及學得那手出神入化的本領，老爸就病逝了。不過，賴仙箏膽大，交了一班道上朋友，所以雖然不務正業，靠偷盜以及為匪人提供信息，也能過上一份還算滋潤的日子。

像他這種作為，自然要經常和警察打交道，曾數次折進局子，最後一次是1948年。他結交的幾個“長江兄弟”在江上攔截船隻殺人越貨後，將贓物藏匿其家，不料被國民黨警察局偵破，起獲贓物後連賴仙箏一並處置，判其七年徒刑，押解蘇州監獄服刑。一年多後，蘇州解放。賴仙箏以抗戰時期曾協助新四軍潛入鎮江執行任務、收集情報為由，要求“將功折罪”。人民政府查實後，為其減刑三年，於1952年6月釋放。賴仙箏回到鎮江，開了一家雜貨鋪子維持生計。

雜貨店生意有限，賴老大就製作風箏半賣半送招徠顧客搞促銷，所以，他的店鋪經常聚集著一幫少年，為其跑腿送貨，有時做做詆毀競爭對手名譽的小動作，據說也有受其指使小偷小摸的。沒有報酬，隻是教他們紮製風箏，偶爾傳一丁點兒放風箏的技法。這些少年中，謝三是最為活躍的一個。因此，刑警摸清情況後，就想到了通過賴仙箏尋找謝三的下落。

幾個刑警前往五條街（地名）賴仙箏的雜貨鋪去走訪時，意外遇到了正在那裏相幫打雜的謝三，二話不說，當場控製。押著謝三出門走了沒幾步，刑警秋浩風想想不妥，尋思據說這個姓賴的主兒平時不大安分，別跟這案子有關係，幹脆把賴仙箏也一並帶走了。不過，當時秋浩風並沒有意識到，這對於破案竟是非常關鍵的一步。

一幹刑警把謝、賴兩人帶到市局後，還是按照原計劃先訊問謝三。原以為這小子不過十三歲，到這份兒上了，要想拿下他並不犯難。哪知，此念大錯，刑警對那個錢包的來源重新進行查問，謝三還是之前的那個說法。秋浩風於是端出了“蝦仁炒青豆瓣”之謬誤，可謝三竟然連眼睛也沒眨一下，立刻改口聲稱“更正”，說自己眼睛有毛病，可能看錯了。說完，他就開始零口供，不管刑警怎麽問，就是咬緊牙關不鬆口。

刑警沒有辦法，隻好暫停。劉子炎說小秋你們先休息，我們幾個接著上。接著上的對象是賴仙箏，劉子炎其實還沒想過那個錢包會跟賴仙箏有關係，隻不過指望如果這主兒知道謝三是如何得到這個錢包的，沒準兒會在談話中露出一點兒口風。哪知，運氣突然降臨。劉子炎把那個錢包往桌上一放，賴仙箏的眼裏倏地掠過一絲怯意，盡管稍現即逝，但沒逃過劉子炎的眼睛。當下，劉子炎就問：“你見過這個錢包嗎？”

賴仙箏搖頭不語。劉子炎也不著急，扔過一支香煙，示意刑警小周給對方點燃：“先抽支煙吧，好好想想，想好了再開口。”

賴仙箏抽了幾口煙，歎口氣：“這小子……”

劉子炎馬上認定他說的是謝三：“這小子比你十三歲時還要強些吧？”

賴仙箏突然獲得了解脫似的：“這件事其實跟我沒啥關係。這個錢包吧，是謝三從人家身上掏的，裏麵沒錢，也沒其他東西，空的。”

接下來賴仙箏的交代，讓劉子炎喜出望外——

5月4日上午，他的雜貨店剛開門，就迎來了一個名叫盛扣寶的朋友。這個盛扣寶曾是國民黨臨沂行政督察專員兼保安司令王洪九的衛士，而王洪九則是當時蘇魯豫交界地區最令我方切齒的一個反動分子，1948年11月7日在山東郯城解放時僥幸脫逃，去了台灣。盛扣寶在郯城突圍時負傷，在蘇州改名換姓，做了一名小販。第二年，盛扣寶落網，判刑十五年，押解蘇州監獄服刑，與賴仙箏是獄友。兩人關係不錯，在獄內拉幫結夥，其他犯人都隻有巴結他們的份兒。賴仙箏申訴成功，減刑三年提前獲釋，臨走前悄悄給盛扣寶留了地址。

用賴仙箏的說法，那不過是應盛扣寶之求隨口一說，盛要到1965年才釋放，那時自己還不知道在哪兒呢。哪知，這天上午，盛扣寶竟突然登門，還帶著一個三十來歲的女子，看著有點兒氣質，像是知識分子，隻是神情憂鬱，言語不多。盛扣寶說這是他的一個親戚，至於他是怎麽出獄的，盛的解釋是有重大立功表現提前獲釋，返家路過鎮江，順道來看看朋友，說著送上一條香煙。

賴仙箏見對方神色從容，還帶著一個知識分子樣的女性，況且在鎮反運動中，確實有囚犯因舉報而立功減刑，他尋思以盛扣寶的經曆，舉報重大線索也不是沒有可能，也就不再深究。當下準備酒菜，熱情招待。午前，正好謝三過來取製作風箏的材料，這小子機靈，見盛扣寶受賴仙箏厚待，知道肯定是賴的好友，就主動留下來打雜。盛扣寶看上去挺喜歡這小子，拿出那個空錢包要送給謝三，被賴仙箏阻止。一會兒，謝三見已忙完，主人要開飯了，便告辭而去。此刻刑警亮出贓物，賴仙箏才知道，那天謝三竟然在離開前從盛扣寶那裏竊得了那個錢包。

劉子炎等人問了盛扣寶和那個女子的身高，與“5·3”案件的疑犯相符，於是終於確認凶手原來是蘇州監獄的逃犯。

那麽，那對男女後來去了哪裏呢？賴仙箏搖搖頭說，盛扣寶兩個吃了飯就告辭了，我送他們出了巷口，正好有輛三輪車過來，就攔下付了車錢，請他們上車。盛扣寶也沒說要去哪裏，隻是往前方指了指，三輪車就向南麵去了。

七、繩之以法

專案指揮部經過研究，決定集中全部警力盯著這條線索追查。總指揮洪沛霖坐鎮南京，下達指令：增援江蘇的錢錦圖等七名上海刑警按兵不動，留滬待命；劉子炎率部分刑警赴蘇州調查；熊守靜率部分刑警在鎮江繼續進行調查。

5月19日下午，劉子炎一行抵達蘇州，立刻與蘇州監獄聯係，調取逃犯盛扣寶的一應材料，其情況與賴仙箏所言基本相符。據獄方分析，盛扣寶的越獄應係蓄謀。他先是故意頂撞管教民警，被關禁閉。進禁閉室時暗藏一段鐵片，當晚（勞動節）吞入腹內。獄方不得不連夜將其送往外麵的醫院檢查治療，他則趁機脫逃。獄方立刻組織追逃，同時向江蘇、浙江、上海以及逃犯家鄉魯西南公安機關發了緊急協查通知。至於那個與其一起作案的女子，獄方表示不清楚，因為盛扣寶入獄服刑後，從未有親友前往探望或者寄過信函、郵件，他所填寫的履曆表也顯示“親友均無”。盛扣寶越獄後，獄方在犯人中進行過調查，但並未獲得更多的情況。

刑警要求獄方把與盛扣寶一個小組的十多個犯人開出來，逐個進行談話，除了了解盛扣寶的親友情況，重點是那個據賴仙箏所說講一口蘇州話的三十來歲的女子。可是，所有與盛扣寶有過接觸的犯人都沒聽說過這樣一個對象。

這時，劉子炎的調查思路已經形成——盯著那個無名女子追查，必能破獲本案，所以，他要求刑警把調查重點放在那個無名女子身上。既然在監獄內查不到該女子的任何信息，那就有兩個可能：一是盛扣寶入獄前就已經與該女子相識，越獄後即去與該女會合，兩人一路逃竄，5月3日在南京作了案；另一種可能是，盛扣寶在越獄後與該女子偶然相識，由於某種目前尚未知曉的原因，那個女子心甘情願地伴其逃亡，甚至攜手作案。這兩種可能性中，第一種不太好辦，盛扣寶的親戚根本找不到，他的那些狐朋狗友，要麽不知下落，要麽解放後被清算，死的死，逃的逃，想找他們了解盛扣寶究竟結識過哪些女性，基本不可能。因此，劉子炎決定先對第二種可能進行調查。

5月20日晚，各路刑警匯總調查結果，終於查清了那個無名女子的身份——殷泓玫。這是以劉子炎為首的十一名刑警辛苦一天一夜的結果。

劉子炎等人對賴仙箏、謝三提供的盛扣寶與該女子的各種細節進行了反複研究，認為該女子的腦子可能不大正常。如果這個推測準確的話，那麽她很有可能是被盛扣寶隨機誘拐，並受其控製的。因此，他們的調查著眼於勞動節前後蘇州本地是否有符合條件的女性走失，結果在盤門派出所了解到殷泓玫的情況。

殷家係資本家家庭，全家都是天主教徒。三十四歲的殷泓玫是獨女，上麵有三個哥哥，早在解放前就已去了國外。殷泓玫自幼聰穎，1937年十六歲時考入名校東吳大學，大三時戀上了一位男生。她倒是一片真情，不曾想對方卻是始亂終棄。殷泓玫受了嚴重刺激，患上了精神病。學校讓其休學養病，接著，東吳大學就因戰亂輾轉遷徙外地，殷泓玫也就不可能再返校複讀。抗戰勝利後，回遷蘇州的東吳大學授予她一張肄業文憑，被她當場撕碎，繼而揪毆老師，被送入醫院強製治療數月。從此，殷泓玫就被人喚作“瘋子”。

殷家有錢，不惜花費重金遍請中西醫為愛女治療，最後好歹是製住了她的“發武”行為。可能是藥吃得太多了，殷泓玫變成了一個不喜開口說話、終日鬱鬱不樂的抑鬱症患者。不過，平時尚能獨立正常生活，喜歡看古書，有時也相幫家裏娘姨幹些家務、做做女紅，偶爾也外出會會老同學、教友，或者獨自去影院、戲園、書場消遣。

勞動節這天，其老父攜妻出門參加一老友之子的婚禮，殷泓玫照例拒絕隨同，便和以往一樣留在家裏。下午三點，殷泓玫對娘姨說要去訪友，晚飯不回家吃了，不料這一去就此失蹤。老兩口次日下午回家，這才知道女兒昨天外出未歸。這種情形以前也有過，比如因天降雨雪等原因，在同學或教友家住一晚上。但這次，直到5月2日傍晚殷泓玫還沒回家，父母自是著急，動員親戚朋友四處尋找，找了兩天也沒有女兒的音信。

當時，派出所對於受理人口失蹤報案並無規定，甚至不受理也可以，所以殷老爺子也沒去驚動派出所，而是去了報社，花錢刊登了尋人啟事。一直折騰到5月10日，看看沒有希望了，方才向派出所報告。那個年代，走失人口是一種常態，派出所也沒當回事。這次南京刑警赴蘇州調查，著重要尋找這麽一個失蹤女性，派出所方才想起殷家女兒，便提供了一應情況。

情況上報指揮部，劉子炎於5月21日中午接到指令，要求派員攜殷泓玫的照片即赴鎮江，讓尚在押的賴仙箏、謝三辨認。

當天傍晚，鎮江傳來消息，賴仙箏、謝三認定殷泓玫即是5月4日和盛扣寶在一起的女子。稍後，劉子炎接到指揮部命令，徹底了解清楚殷家的所有親朋好友等社會關係後，留下三名刑警在蘇州待命，其餘刑警赴鎮江開展接下來的工作。

原赴上海主持調查羅果夫社會關係的刑警熊守靜係江蘇省公安廳刑偵處副處長，和劉子炎一樣，他也是一位刑偵高人。他率領一班刑警在鎮江開展調查，目標是鎮江全市所有解放後曾在蘇州看守所關押過或在蘇州監獄服過刑現已釋放的人員，以及尚未釋放人員的家屬。刑警的考慮是，盛扣寶可能會像突然拜訪賴仙箏那樣，根據在獄中獲得的鎮江籍獄友的住址前往拜訪。

這活兒費時累人，幾天忙碌下來，遍訪全部在冊對象，並未發現任何線索。熊守靜向領導匯報後，領導說那是否你們這一路也去蘇州，與劉子炎他們會合，集中在蘇州調查？熊守靜說似乎沒有這個必要，他認為，盛扣寶逃離南京後，按照通常逃犯的邏輯，會有兩種取舍：一是幹脆就在近處如江寧、浦口躲著，一兩天後大著膽子仍舊回南京，藏在你鼻子底下玩“燈下黑”；另一種是既然逃離作案地了，那就逃得越遠越好。

案發後，為防止盛扣寶玩“燈下黑”，南京始終處於嚴查狀態，所以第一種方式他是沒法兒玩的。盛扣寶選擇了第二種的前半截，逃離了南京，卻沒有逃遠，而是在鎮江停留了一下。他為什麽要在鎮江停留？表麵上看是去拜訪了獄友賴仙箏，但像他這種逃犯，搞這樣的拜訪似乎沒有什麽實質性意義，就是送了賴一條香煙，吃了人家一頓飯，然後就匆匆而去，這似乎不合邏輯。

所以，熊守靜認為盛扣寶逃竄到鎮江是另有意圖。什麽意圖？可能是為了藏身。可是，盛扣寶在鎮江的那些獄友都已經調查過了，沒有發現疑點，那麽，他能藏到哪裏去呢？這就要在那個同行女子身上找答案了。熊守靜進行這番分析的時候，還不知道蘇州那邊已經查到了這個女子的身份。但熊守靜認為，盛扣寶之所以不嫌麻煩，一路上帶著這個女子，就是為了通過該女子的關係找到安全的落腳點。

就在這時，劉子炎率隊抵達鎮江。總指揮洪沛霖也從南京趕來，主持了情報分析會，這一分析，殷泓玫家屬提供的那份親朋好友名單中與鎮江有關的信息立刻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殷家祖籍是江蘇省金壇縣，殷泓玫的曾祖父當初離開金壇前往蘇州學生意，多年後有了自己的店鋪，到其子即殷泓玫的祖父，已經成了蘇州有名的老板。盡管已是第四代，但殷家與老家親戚始終保持著往來。殷泓玫治療精神病期間，曾被家裏送到金壇老家鄉下茅山深處住過半年，因此對山區印象深刻。不過，以其時好時壞的記憶和分辨能力，盡管地址可以倒背如流，若是讓她獨自前往，那絕對是分不清東南西北，走一輩子也不一定走得到。她跟盛扣寶在一起時，會不會已經向盛扣寶透露了這個情況，因而被盛扣寶利用？

於是，指揮部下令按照這個思路開展偵查。全部刑警化裝後前往坐落在茅山之中的金壇縣薛埠鎮，在金壇縣公安局和薛埠鎮派出所配合下，悄然開展偵查，終於在5月24日於茅山深處的殷姓獨家村（指隻有一家農戶的袖珍村落）擒獲盛扣寶和殷泓玫。

盛扣寶供述，他自1950年被捕以後，一直處心積慮想越獄，但始終沒有找到機會。最近監獄醫院內部改造，犯人生病隻好送到外麵的醫院治療，他才趁機吞下金屬物品，在被押送到監獄外的醫院後脫逃。他一路狂奔逃出醫院時，在掛號窗口前順手搶奪了一名看上去像是富婆的掛號患者的坤包，內有八十多萬鈔票和一些糧票。有了錢，他就叫了輛出租車奔火車站。在車站附近下車後，進了一家準備打烊的舊衣鋪，買了一套七成新的外套，換下原來的衣服（當時囚犯不發囚服，都穿自己的衣服），扔進了垃圾箱。然後，在站前廣場從一個退票旅客手中買了一張去南京的車票。因為距開車時間尚有一個小時，他就去附近一家咖啡店喝咖啡消磨時間。

這裏需要作一下補充交代。盛扣寶雖是揮刀掄槍喋血戰場的武夫，卻是讀完了初中的“文化人”出身（當時初中畢業生就算知識分子了），而且長了一張斯文麵孔，眉清目秀，膚色白淨。因此，他竟然再次撞上了好運。在櫃台前排隊等著付款時，他的胳膊忽然被人輕輕挽住，他還沒來得及作出反應，耳畔一聲嬌柔的輕喚：“哥，你怎麽在這裏？”

側目一掃，是一個三十歲出頭、素色帶小紅花的連衣裙外麵罩著一件銀灰色薄風衣的女子，肘彎上掛著一個小小坤包，臉色蒼白，眉眼清秀，略帶淒楚的神情中透著一份激動。盛扣寶反應快，馬上意識到對方認錯人了，暗忖正好可以利用她掩護進站。對方見他未回應，急煎煎又道：“哥，我是小玫呀！”

盛扣寶連忙回應：“小玫，多久沒見啦！正好，我請你喝咖啡。”

一杯咖啡喝完，正處於精神病發作期、錯把盛扣寶認作數年前已患病不治身亡的表哥李行良的小玫——殷泓玫——已經接受盛扣寶的邀請，答應隨同其去南京。兩人進了候車室，殷泓玫在商鋪內買了一口旅行箱和一些生活用品，盛扣寶替她付了錢。走出商鋪時，盛扣寶不無心驚地看見幾名民警出現在候車室，他們分站幾個通道口，左右掃視候車室裏的乘客，不時喚住行蹤可疑的單身男子盤查。盛扣寶慶幸遇上這個小玫，也對小玫購買箱子之舉暗道“天助我也”。正因為有小玫和箱子做掩護，民警對這二人並未引起警惕，使他能夠順利通過檢票口，終於上了開往南京的火車。

兩人到南京後，盛扣寶注意到車站附近有一家放映通宵電影的“鐵路俱樂部”——供夜晚出發或者到達後因交通不便不能離開車站的乘客有個打盹兒的場所，遂帶著小玫買票進入，兩人和大多數觀眾一樣，打了小半宿盹兒。次日上午，小玫說她要去南京的親戚家去，邀盛扣寶同行。盛扣寶小心詢問了親戚家的情況，得知那是小玫父親的遠房表兄，姓丁，係一對賦閑在家的老年夫婦，生活優裕，百事不管，於是決定去看看。

丁姓主人非常好客，熱情接待，根本沒打聽盛扣寶的來路。當晚，兩人宿於丁家。盛扣寶不知有報臨時戶口之說，否則他肯定會拒絕留宿（事後刑警查知主人並未向派出所報臨時戶口）。第二天上午，盛扣寶得知有“臨時戶口”之說後堅決告辭，小玫認定他是自己的表哥，也跟著一起走了。當天，兩人遊覽了夫子廟、莫愁湖、玄武湖。盛扣寶在逛夫子廟時，從地攤上購買了一把匕首，一為應對警方抓捕，二是他逃跑時在醫院搶得的錢已快花光，必須作案獲取了。

當晚，兩人在一家飯館吃過晚飯，盛扣寶說要去安慶，晚上可乘輪船。小玫說願意跟他同行。兩人從飯館出來，想抄近路從火瓦巷穿出去到戶部街叫出租車。路過巷子裏的尼姑庵時，小玫被牆上的彩繪吸引，駐步觀看。正看著，羅果夫散步經過此處。盛扣寶發現羅果夫戴著戒指、項鏈、金表，斷定是個富主兒，決定打劫。但看對方個子比自己高出一頭，而且體格強健，估計動起手來縱然自己有刀也不是對手。正猶豫不決時，羅果夫看見了小玫，便隨口與其搭話。小玫用英語問了對方國籍，羅果夫也用英語回答，兩人便攀談起來。

這給了盛扣寶下手之機。他畢竟是受過訓練的專業人員，當下悄無聲息地捱到羅果夫背後操刀便刺。羅果夫倒地之後，盛扣寶俯身掠取了死者的手表、首飾、錢包、鋼筆等，拔腿就逃。原本是要撇下殷泓玫的，不料精神病患者殷泓玫猝不及防受此驚嚇，根本來不及思考什麽，跟在他後麵也是一路狂奔，邊跑邊大叫“表哥，等等我”，盛扣寶隻好扯上她一起逃。兩人跑出一段路，看見街邊有一口井，便打了一桶水，盛扣寶脫下沾血的外套，擦洗掉手上的血跡，然後撿了塊石頭把外套包了扔進井裏。反正已是初夏，穿襯衫也可以混得過去了。

殺了人，而且是蘇聯僑民，那是大案，必須趕緊逃離南京。盛扣寶嚇唬殷泓玫說她是同案犯，抓住肯定一並槍斃。小玫嚇壞了，說那我們趕快逃跑，逃得越遠越好，去深山老林躲藏。盛扣寶原以為她腦子不正常，隨口說說而已，哪知問下來，殷說她的老家在茅山，屈指數來，金壇、句容兩縣的茅山深處有四十多戶親戚。盛扣寶暗忖這個情況肯定暫時不會被警方掌握，便決定前往茅山躲避，待追捕風頭過後再作計議。

就這樣，盛扣寶攜殷泓玫逃往鎮江。抵達鎮江後，盛扣寶先去舊貨商店買了一件外套。他以前並無混江湖的經曆，不諳警方追捕之道，逃出南京後，認為自己已經基本脫險了，不禁大意起來，想起鎮江有一獄友賴仙箏，便想去見個麵，反正隻要不說自己是逃犯就行了。受到賴的熱情款待，盛扣寶覺得不好意思，見謝三衝賴一口一個“師傅”，以為是正式弟子，便想給件禮物。正好那個空錢包留著沒用，就隨手拿出來要送給那少年。可賴仙箏不同意，他隻好收了回去，直到離開後方才發現那空錢包已經沒了，想必是那少年喜愛，悄悄拿走了。對此他也並不在意，哪裏想到正是此舉泄露了自己的行蹤。

刑警同時也訊問了殷泓玫，其口供卻是亂七八糟，時而說得與盛扣寶相符，時而卻是牛頭不對馬嘴，但堅持咬定盛扣寶係與其有青梅竹馬之誼的表哥李行良。專案指揮部派人調查了殷泓玫那個已經病逝的表哥的情況，相貌果然與盛扣寶酷似，又組織專家對殷的病情進行醫學鑒定，最後確定殷泓玫確患精神分裂症，而且當時正處於發病階段。

1954年9月9日，盛扣寶被判處死刑，立即執行；殷泓玫未受刑事處罰，強製入院治療；其他涉案人員另案處理。

【附錄】

竟然從頭到尾看完，警方辦案很細致啊

可憐的殷家大小姐…紅顏多磨難！

客官不要醬紫

文章寫的好，已拜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