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塵封檔案】係列之125：羊城軍火走私案

【塵封檔案】係列之125：羊城軍火走私案

 本文轉載自公安月刊《啄木鳥》2017年第03期

 作者：易明佳、甄臨冬、常言嬰

一、雨夜謀殺

1951年1月22日，臘月十八。距過年還有半個月，千家萬戶忙忙碌碌置辦年貨、打掃衛生，準備迎接廣州解放後的第二個春節。當然，對於生意人來說，隻要有機會賺錢，他們還是著力於業務的。這天一大早，“萬家西藥店”的老板趙勝傑叫了一輛三輪車，從藥店所在的桂花崗南街趕到了署前街。

新中國成立初期，西方國家對中國搞經濟封鎖，西藥貨源甚為緊俏。趙老板的藥店別說當時第一緊俏的盤尼西林了，就是磺胺也已斷貨一個多月。他跟在羊城西藥界小有名氣的經紀人包瘦彬合作數年，聽說包瘦彬手裏有貨源，三天前就跟他約好今天見個麵，說是請包瘦彬喝早茶，其實是想瞅準機會，好歹也要摳幾箱貨出來，不為賺錢，就為裝點門麵。趙老板相信，憑著他跟老包的交情，對方不會拒絕的。

一路上，趙老板反複思量，考慮了數種針對不同情況的應對預案，隻覺得信心滿滿誌在必得。哪知，他的這番心思都白費了。倒不是沒見著包瘦彬，見是見到了，不過，他見到的是包瘦彬的屍體！

包瘦彬是單身，住在位於大東區署前街道士巷29號的一個小小院落，有前後院子和四間平房。趙勝傑到得宅前，走上台階，按下了門框上的電鈴開關，卻沒聽到裏麵有鈴聲，以為電鈴出故障了，於是敲門，半天沒有反應，下意識地一推，門竟沒有拴上，被推開了一條縫。趙勝傑扯開嗓門兒喚了兩聲，也不管裏麵有沒有應答，徑自入內，不到一分鍾，他又慌慌張張退了出來，站在門外台階上大叫：“來人哪！死人啦！”

街坊鄰居聞聲趕來，先是一擁而入，繼而驚叫著紛紛退出，一片混亂。有人大叫“快報警”，趙老板便去巷子口對麵的一家機修廠往大東公安分局署前街派出所打了電話。這時派出所還沒上班，隻有三個值夜班的民警等著交接班，接到電話，一人留所值守，另二位騎著自行車一路鈴聲叮當急急趕到。

入內一看，隻見客堂當中的桌上放著幾樣鹵菜，一個酒瓶，一個酒杯，一雙筷子，正對門戶那一麵的藤椅上，坐著主人包瘦彬，身軀仰靠在椅背上，腦袋耷拉一側，臉色灰白，顯已斷氣多時。至於死因究竟是什麽，一時還難以斷定。這兩位民警，一個是剛參加工作三個月的小青年，另一位年齡倒是不小，不過是留用警察，麵對這種現場，都不敢作主。當下雙雙退出，一個留下守護現場，一個去打電話向所裏報告。所裏隻有那個留守民警在，也作不了主，遂把電話打到分局。這位兄弟生怕分局值班領導對此不重視，就動了“危言聳聽”的腦筋，報告情況時加了一句“疑似他殺”。這句話一加，分局果然重視了，立刻指令刑偵隊出動。

大東分局刑偵隊的刑警其時也還沒上班，就由值夜班的副隊長老劉帶了三名下半夜因處置突發案子還沒休息的刑警去了署前街。一行人剛要進入現場，忽然從巷口奔來一個中年男子，一邊跑一邊大叫“等一等”。老劉聞聲駐步，尋思這是什麽人，在這當口兒讓刑警“等一等”是什麽意思？

中年男子是巷口對麵“福森機修廠”的門衛，竟是來傳達市公安局刑偵處命令的。原來，分局值班領導聽派出所民警報告說發生了疑似謀殺案，按照規定，立刻致電市局刑偵處報告。也是巧，市局刑偵處接聽電話的正是當晚值班的副處長薛雲倚，聽說署前街道士巷29號發生疑似命案，立刻一個激靈，隨即往“福森機修廠”打電話，要求派人給大東分局前往現場勘查的刑警捎話，讓他們立刻停止行動，等候市局派員處置。

半個多小時後，薛雲倚率領一幹刑警以及刑技人員、法醫風風火火抵達現場。老劉跟薛雲倚經常見麵，當下迎上前去簡單說了說情況，薛雲倚隻是點了點頭，又問了報案人趙勝傑幾句，便示意最先趕到現場的兩個派出所民警隨市局刑警入內，竟把分局那幾位弟兄撇在外麵擔任警戒了。

這是怎麽回事呢？

一個月前，廣東省公安廳獲得一份情報，稱香港有不法分子準備把一批美國製造的槍支彈藥走私入境。這份情報引起了省廳的充分重視，當即上報公安部。三天後，省廳接到公安部的指令，要求廣州市公安局對此進行專案偵查。於是，廣州市公安局成立了由市局刑偵處副處長薛雲倚主持的專案組。這案子讓薛雲倚等專案成員有些頭疼——情報信息就這麽點兒，沒有涉案人員的哪怕一絲一毫的情況。軍火走私又不比一般商品的走私案，要麽查不到線索，而一旦在社會上露出些端倪，那八成就有血案發生了。

專案組辛苦查摸了一個月，一周前，終於發現了一個疑似涉案對象，正是包瘦彬將這個疑似對象的情況反映給公安機關的。包瘦彬本已答應充當警方的線人，與那個疑似對象接觸，沒想到，還沒等專案組做出進一步安排，包瘦彬就已成了一具屍體。可以想象，專案組長薛雲倚麵對這個突然發生的變故，該是怎樣的震驚。如果包瘦彬死於那夥軍火走私分子之手，那就意味著他向警方的舉報行為已經被對方所察知，這案子往下就更不好查了。但消息是怎麽走漏出去的呢？目前還沒頭緒。因此，薛雲倚眼下也就不敢對大東分局出警的刑警兄弟給予充分信任。薛雲倚平時行事一向小心翼翼，幹這一行更是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隻好暫時不讓分局刑警接觸該案。

當下，薛雲倚指揮專案組刑警及刑技人員勘查現場，同時向第一個發現死者的趙勝傑和周圍鄰居了解情況。

現場已經受到嚴重破壞。趙勝傑發現包瘦彬死亡後，跑到大門口狂呼亂叫，引來眾多鄰居，昨晚又下過雨，屋裏磚地上到處是帶著汙泥的腳印，即使包瘦彬死於他殺，凶手的腳印混在其中，也根本無法分辨。刑技人員隻好寄希望於提取桌上和其他家具上的指紋，並把桌上遺留的三碟鹵菜、包瘦彬使用過的餐具以及喝剩的小半瓶酒一起帶走，準備回到市局後進行檢驗。

那麽，包瘦彬究竟是不是死於他殺呢？如果確實是被人謀殺的，凶手采用的是何種手段？現場勘查完畢，兩位法醫就地對屍體進行解剖，得出的結論是，死者死於心髒驟然停止跳動。這就顯得奇怪了，從屍檢情況判斷，包瘦彬生前身體健康，心血管並無硬化跡象，心髒亦未見肥大症狀，可以排除突發心髒病的可能——除非人為製造這種意外，比如使用了某種藥物，導致心搏受到影響，加上包瘦彬當時正在飲酒，由於酒精的作用加大了這種影響，直至心跳驟停。

稍後，市局技術部門對死者的遺體進行了進一步檢驗，在其腸胃內發現了具有神經抑製作用的化學物質殘留。也就是說，死者生前攝食了摻有疑似毒藥的食物。從理論上來說，這種攝食可以是他自己的故意行為，也可以是他人在其毫不知曉的情況下悄然實施的謀殺。鑒於包瘦彬的線人身份，專案組刑警都傾向於後者，當然，幹刑警的凡事都須嚴謹，謀殺的判斷還需證據支持，薛雲倚便把希望寄托在刑技人員對現場提取到的那些酒菜和餐具的技術鑒定上。

當天傍晚，鑒定結果終於出來了：包瘦彬用來下酒的醬牛肉、熏魚、芹菜拌花生三樣鹵菜以及喝剩的那小半瓶黃酒中並無藥物成分，而酒瓶和酒杯上竟沒有包括死者本人在內的任何人的指紋，顯見得是被人擦拭過的。

薛雲倚馬上作出判斷：不但擦拭過，而且已經被調包了。案犯用未投放過毒藥的酒具調換了包瘦彬生前接觸過的酒瓶、酒杯，這說明包瘦彬確實是被人謀殺的。這個結果使薛雲倚不由得歎息：“這樣一來，老三的線索就斷了……”

二、神秘的老三

這個老三是何許人？他乃是專案組眼下要查覓的第一主角。要把這個人的情況說清楚，先得從包瘦彬其人說起——

包瘦彬係廣州本地人氏，早年曾上過衛生學校，還沒畢業，學校卻關門了。正遇上“南天王”陳濟棠招兵，他便前去投奔，被任命為軍醫助理。幹了兩年，包瘦彬發現跟著軍醫上前線比較危險，就找了路子轉為野戰醫院的藥劑員。他在這個崗位上幹得比較賣力，而且自律頗嚴，從不像其他同行那樣做那些暗地裏偷賣藥品的勾當，因此頗受上司稱道。到1937年初，他已是上尉醫官，手握師野戰醫院采購藥品之權。那年7月，包瘦彬奉命前往上海采購西藥，由於北方發生戰事（盧溝橋事變），運輸渠道不暢，他隻好盤桓滬上等候進口藥品運至，不料，直到淞滬會戰爆發也沒等到。

戰爭打響時，包瘦彬住在淞滬警備司令部招待所，當晚即被警備司令戴戟將軍一道“旅滬軍人緊急征召令”征召，根據各人的軍務特長分派使命，或前線或後方就地參加抗戰。包瘦彬的特長是醫藥，就被派到前線去救治傷員。三天後，包瘦彬在日寇炮擊時負傷，送往後方醫院治療了一個多月方才能夠下地。包瘦彬尋思，如果繼續在上海待下去，肯定會被再次征召，而且還是上前線。他覺得自己已經為抗戰出過力負過傷流過血了，也算盡到了軍人兼醫務人員的職責，沒必要把性命丟在上海灘。於是，他偷偷離開醫院，輾轉返回廣州。

到了廣州才發現，自己所在的部隊已經不知去向。包瘦彬打聽了數日，方才得知是奉調去了江西，據說準備視戰爭態勢，隨時可能往上海開拔，援助堅持抗戰的張治中部。包瘦彬暗吃一驚，幹脆脫下了身上的軍服，搖身一變成了一個老百姓。這下包瘦彬算是失業了，不過，比之數年前衛生學校關閉的時候還是有天壤之別。此時，他已經有了還算到位的藥劑知識，足可勝任任何一家醫院的藥劑師或西藥商店營業員的崗位，其外科醫術也相當於一個普通外科醫生的水平。在那個年代，這種醫藥皆通的兩棲人才實屬鳳毛麟角。包瘦彬很快就被廣州市衛生局聘為西藥稽查員，相當於如今藥品質量監督部門的技術人員。

幹了沒多久，廣州淪陷，包瘦彬便離開廣州前往香港。之前任職廣州市衛生局西藥稽查員那段時間，使他有了結交海外西藥廠商的機會。此刻雖已離職，人已離粵，但關係還在。那些商人也都超級精明，他們認為，戰爭是暫時的，戰後老包肯定還會回廣州，仍舊當他的西藥稽查員，還可以互相幫襯。即使他不做稽查員而是做西藥生意，那也不錯，有一個知根知底況且跟衛生局有關係的下家總歸比一個尋常下家要穩妥。所以，當包瘦彬提出他想當一名西藥經紀人，希望得到他們的幫助時，那些廠商都一口答應。

就這樣，包瘦彬在香港站穩了腳跟，開始了其西藥經紀人的生涯。不久，太平洋戰爭爆發，香港被日軍占領。包瘦彬幹脆重返廣州，開了一家隻有一個門麵的西藥經紀公司，專門為醫院、藥店介紹貨源。由於戰爭原因，當時的西藥貨源非常緊張，需求量又大，許多西藥品種都是緊俏貨。在廣州，隻有七名經紀人手頭經常有貨源信息，他們經手的中介生意成交的概率通常都在九成以上。在這七大掮客當中，包瘦彬名列第四，可想而知其社會關係之廣。一般醫院、藥店當然不在話下，他的客戶中，甚至還有日軍野戰醫院的後勤采購軍官，以及國共兩方遊擊隊的秘密交通員。包瘦彬從中賺取的利潤自然也比較可觀，他買了三套房子，離婚時把兩套花園洋房給了妻子和女兒，自己住進了署前街道士巷的那個小小院落。

包瘦彬離婚的原因很簡單，但在羊城這個地方，但凡有點兒動靜都會被小報記者作為花邊新聞登上報紙——

抗戰勝利後，包瘦彬覺得錢賺得差不多了，人也折騰得很累了，可謂身心俱疲，就想退出西藥行業，先休養一段時間，以後做什麽再作計議。這個想法遭到了妻子江玲瓏的堅決反對。江玲瓏出身沒落富家，自幼養成一副大小姐脾氣，慣於頤使氣指，向來說一不二，包瘦彬隻有唯唯諾諾的份兒。哪知，這回河東獅吼不起作用了。包瘦彬不顧妻子的反對，我行我素一意孤行，很快就把公司注銷了。江玲瓏遂以離婚相威脅，包瘦彬幹脆恭敬不如從命，叫了輛車把江玲瓏拉到民政局就把婚離了。

從此，包瘦彬過起了單身漢生活，獨自居住於道士巷的那個小宅院裏，白天在家侍弄花草，接待朋友，喝茶聊天;晚上喝酒，聽收音機，極少外出。這樣的悠閑日子一直過到1949年10月廣州解放，包瘦彬聽說新政權討厭不勞而獲的“寄生階層”，再說他的積蓄畢竟有限，不能坐吃山空，便決定再找份工作做做。做生不如做熟，他打算繼續以前的西藥經紀行當。可是，那時候政府已經取消了所有行業的經紀，一律納入政府控製之下。如此說來，包瘦彬豈不是幹不成了？實際情況並非如此。他還可以幹，不過是轉入了地下。

包瘦彬跟香港的一些西藥廠商恢複了聯係，要求人家發些緊俏貨過來。為防止政府對他與香港頻頻通信產生懷疑，問也不問先拘了再說——以他的舊軍人經曆，這個“再說”肯定是沒有好結果，公安局不會承認他們胡亂懷疑抓錯了對象，那就硬裝斧頭柄追究他的舊軍人曆史，扣一頂“曆史反革命”的帽子就夠他喝一壺的——包瘦彬考慮到這一點，跟香港通信就使用明信片，三言兩語把情況寫明白了投進郵筒。上文說過，政府已經取消了行業中介，把各行各業納入政府統一管控之下，包瘦彬這樣做不也是違法的嗎？再者，寄往香港的信件是要檢查的，明信片檢查起來更省事，語言過於簡練，就容易讓人懷疑使用的是暗語，這種通信行為會否被認為是與海外特務機關聯絡的地下活動呢？

這個，包瘦彬也考慮到了。他的第一筆生意是跟駐廣州部隊的野戰醫院做的。當時的盤尼西林是頭等緊俏藥品，次之的是美國生產的老牌抗菌藥長效磺胺，國內沒有生產，完全靠進口，而西方國家對中國搞經濟封鎖，上級配給野戰醫院的這兩類西藥數量有限。廣州駐軍後勤部負責采購藥品的軍官老曹輾轉打聽到包瘦彬有海外關係（也可能是包瘦彬讓圈內朋友故意放的風），於是登門拜訪。包瘦彬要的就是這個效果，兩人商定，由包瘦彬為軍方聯係購買這兩樣西藥。

公安局尚不知道這個情況，得到郵局方麵的通報，說包瘦彬經常與海外互通明信片，便找其談話。包瘦彬便將前因後果告知警方，警方跟軍方一核實，自是無話可說，便轉給職能部門工商局去處理。工商局一看“軍方”，哪敢折騰？既然公安局核實過了，他們也不去問了，幹脆裝作不知道。如此，包瘦彬的第一筆生意做成功了，接下去也就順理成章了。

 

要說包瘦彬的思維還真不是一般掮客可比的。他從來沒有接觸過什麽政治、法律專業，僅僅根據解放後新政權的那套做法，就能準確無誤地設計出自己作為中介經紀人的路數。他跟軍方、官方做生意，把收費標準降得低而又低，有時甚至不收任何報酬。但是，他卻有另一種獲取更大利潤的辦法——在軍方、官方所要貨量之外增加若幹，要求經辦人把增加的品種、數量列入報關單子，通過海關之後，他留下多餘的貨物，高價賣給那些經常盯著他要貨的西藥商和私營小醫院。通過這種方法獲得的收入，比給軍方當掮客高多了。

然後，就要說到包瘦彬跟老三的交往了。老三是廣州郊區江門人氏，這是一個神龍見首不見尾的神秘角色，年齡跟包瘦彬相仿，兩人結識於抗戰初期。

淞滬會戰打響後，包瘦彬從上海返回廣州，不願再去找自己的部隊，遂在廣州市衛生局當了一名西藥稽查員，經常騎著一輛摩托車在全市各區明查暗訪。那時的醫院、西藥房，賣假藥的現象很少見，倒不是受行業自律約束，主要是藥品工業技術落後，難以製造出真假難辨的假藥。那麽，稽查員還有存在的必要嗎？還是有的。假藥雖然不賣，出售過期藥品或抬高價格欺騙患者卻是經常性的動作。包瘦彬要查的就是這個。

有稽查就有防範，通風報信、私下勾兌就是有效手段。市麵上形成了一個專門替醫院、西藥房效勞的幫夥，老三就是這個幫夥的頭目。包瘦彬上任後，先是秉公執法、鐵麵無私，一心要學千年前的同宗名人黑臉包公。於是，老三出場了，幾次三番軟硬兼施，包瘦彬終於就範。這樣，老三就成了他的江湖朋友。不久廣州淪陷，包瘦彬去了香港，跟老三見麵的機會不但沒少，反而多了——老三在廣州殺了人，據說是協助國民黨地下人員鋤奸，自然成為廣州日偽特務機關的追捕對象，沒法兒再在廣州立足，隻得逃往香港。他在香港幹的還是老本行，跟包瘦彬算得上是同行，又是老熟人，兩人經常湊在一起喝茶飲酒。包瘦彬返回羊城後，才跟老三斷了聯係。

廣州解放後，包瘦彬重操舊業。一次和朋友喝酒，席間有人談及老三已經定居香港。過了沒幾天，他竟然在廣州街頭偶遇老三，著實吃了一驚。兩人久別重逢，寒暄幾句，就去附近一家咖啡館小坐。老三說他確實已經定居香港，不過由於幹的活兒跟廣州有關，時不時還要到廣州來轉一轉。使包瘦彬意外的是，對方對他這幾年來的情況了如指掌，而且知道他現在又開始幹老本行了。

老三說兄弟經常在海外跑，消息比內地靈通，知曉一些國內不清楚的情況。根據這些情況分析下來，共產黨的政權肯定能夠站得住、坐得穩，那些什麽“韓戰發生，老蔣即將反攻”之類的小道消息純屬夢囈。但是，共產黨為了坐穩江山，肯定會按照蘇俄那一套來搞，現在不是已經在鎮壓反革命了嗎？老兄你有一段在國軍當軍官的經曆，盡管沒上前線真刀真槍跟共產黨打過仗，不過是一個小小的醫官，但根據蘇俄的情況以及老解放區的先例，恐怕以後你也是在劫難逃，終有一天會成為階下囚。因此，兄弟認為你還是要考慮留一條退路——還是去香港吧。香港是自由世界，憑老兄的能力，在香港肯定比在羊城混得好。如果老兄有意，兄弟可以伸手相助，幫你在香港物色安身之處。

包瘦彬聽了有些心動。他當然不敢馬上答應，隻說容自己考慮一下。當晚，包瘦彬在床上翻來覆去，反複考慮下來認為此事不妥，即便是要離開，也不能讓老三幫忙。這些年老三在外麵做什麽，自己並不知曉，萬一他另有所圖，那豈不是正好入了他的套？不過，這事已經在老三那裏留下了一個話柄，萬一以後老三跟別人提起，再被添油加醋一番渲染，傳到公安局那裏可就說不清楚了。因此，得跟老三說一下，關照他這個話題到此為止，不要再提。

這時，包瘦彬突然意識到自己的疏忽——昨天分手時竟沒有問一下老三住在哪裏。老三倒是知曉他的住址的，問題是如果老三不來找他，那就成了一個心病。如此思來想去，包瘦彬幾乎一宿沒睡，直到黎明方才合眼。睡到午前，被敲門聲驚醒。開門一看，不由一喜——來的竟是老三。

老三說他接到香港朋友捎來的口信，那邊有生意上的事情急需處理，這兩天就要回香港了，過六七天再來廣州，問包瘦彬對去香港之事是否有興趣，有的話，他好開始安排。包瘦彬雖已打定主意拒絕，卻不好直接說出口，畢竟人家是主動幫忙，自己若是說得太直白，未免傷了朋友感情，便邀請老三一起到外麵吃午飯，邊吃邊聊。

兩人去了附近的一家小飯館，點了幾個菜，要了一瓶老酒。老三酒量甚大，包瘦彬就陪著他多喝了兩杯。席間，老三滔滔不絕地說起香港的近況，包瘦彬幾次想找機會說明自己的想法，卻又不便打斷對方。不覺間，兩人都喝了不少，包瘦彬已有幾分醉意，老三說話也沒了顧忌，終於說出了他此番的來意：他有一批貨要運進廣州，出手可能需要些時間，一時無處存放，想跟包瘦彬商量，是否可以把包瘦彬在淘金路用來堆放藥品的庫房辟出一角，讓其借用一下，他可以加倍支付租金。

在包瘦彬來說，這也算不得什麽大事，如果存放時間不長，不收費用也是可以的，以後說不定還有事求老三幫忙呢。包瘦彬便問對方要存放的是什麽貨。老三大概是真的喝多了，隨口說是受朋友之托運來的一批“硬貨”。所謂“硬貨”，指的就是槍支彈藥。包瘦彬聽著，立馬驚出一身冷汗，酒也醒了——這事可是要吃官司的，弄不好掉腦袋也不是危言聳聽，我得趕緊報公安局！

不過，他的江湖經驗比較豐富，心裏這麽盤算，臉上卻不動聲色，問一共有多少貨，因為庫房並不算大，占的地方多了，自己的貨物就放不下了。老三說貨不多，老兄你若是怕出事，幹脆把庫房轉租給我，我加倍預付一年租金，你可以另外再租庫房。包瘦彬說倒不是害怕，隻是想問清楚，萬一有人問起，也好有個合適的回答。至於貨物，你隻管來放就是，租金就不必談了。兩人隨即議定，待老三從香港返回廣州後，一起去看一下庫房，選擇一個合適的位置堆放“硬貨”。

離開飯館，包瘦彬叫了輛三輪車，先向自己家的方向走了一段，估計老三也走遠了，便吩咐車夫拐彎直奔市公安局。他在距市公安局一箭之地下了車，步行過去，對門衛說要求麵見領導，有要事報告。秘書處出來一位工作人員略一詢問，即把包瘦彬領到刑偵處。

對於刑偵處來說，這的確是個好消息。早在一個月之前，這個線索就已由上級指令要求組建專案組進行調查，以副處長薛雲倚為首的一幹刑警忙活到此時，也沒有查摸到任何線索。正當眾刑警對情報的準確性產生質疑時，包瘦彬突然登門報告此事。那就毋庸置疑了，情報肯定是準確的，而且對方已經開始行動了。當晚，專案組開會製訂計劃，決定將包瘦彬發展為線人，具體聯絡人是副組長史滔。

專案組這樣布置是有原因的。起初他們曾考慮過專門調查老三其人，以便萬一老三由於某種原因舍棄了包瘦彬，專案組也不至於因此失去線索。可是，說來令人難以置信，包瘦彬竟不知道老三的姓名，也不知道他是哪裏人，隻是從口音判斷應該是江門一帶，江湖上對其稱謂一向都是老三，包瘦彬多年來就這樣稱呼對方。至於住址，包瘦彬更是從來沒打聽過，即便曾經知道也是白搭，老三在定居香港前一直混跡廣州黑道，這種人物，不會有什麽固定的落腳點。

專案組商量了一個晚上，第二天，即1951年1月15日，史滔根據專案組製訂的計劃與線人包瘦彬約定，再次跟老三見麵的時候，不管對方提出什麽要求，隻管答應，當然不能答應得過於爽快，以免引起對方的懷疑。這是底線，至於其他情況，盡可不管不顧，甚至包括自己的安全——專案組已經對此作出了周密的安排。

這絕對不是在忽悠包瘦彬。包瘦彬以及他的住所晝夜二十四小時均處於秘密監視之下，為此，市局從各區分局刑偵隊抽調了十二名便衣協助專案組開展這項工作，並配備了汽車、摩托車、自行車等交通工具。沒想到，還是出事了，一個星期後，包瘦彬死在自己的住所裏，而周圍負責監視的便衣竟然毫無察覺，直到趙老板清早登門，發現包瘦彬已經死亡，奔到門外大呼小叫，監視人員方才意識到不對頭，趕緊上前查看究竟，待確認包瘦彬果真出了事，那邊專案組已經接到分局的電話了。

包瘦彬這條線斷了。專案組要偵破這起大案，就得設法續上因包的被害而中斷的線頭——找到老三。在偌大的廣州城，想從茫茫人海中尋覓一個不知真名實姓、沒有具體住址的對象，其難度可想而知！

三、老包的喪事

當晚，專案組舉行案情分析會，負責聯係包瘦彬和一應監視事宜的副組長史滔一上來就作了檢討，請求領導處分。

專案組年齡最大的老刑警任桂雄說，這也不能全怪老史，而且，現在不是追究責任的時候，想辦法另找突破口才是當務之急。剛才我聽幾位同誌閑談，似乎都傾向於認為包瘦彬是被老三一夥滅口，我卻不是這樣想的。我認為包瘦彬的被害可能跟老三一夥無涉，為什麽這麽說呢？因為目前還沒有任何證據能證明老三已經知道了包瘦彬向公安局舉報的事。包瘦彬當時做得是很到位的，和老三分手後，他先是兜了個大圈子，確認沒有“尾巴”跟蹤，這才進了市局。我們的監視更是小心翼翼，而且這幾天裏包瘦彬這邊並未出現什麽情況，他沒有向我們發過任何信號，我們也沒有跟蹤過任何人，老三一夥憑什麽懷疑他呢？退一步說，即使老三發現包瘦彬向公安局報告了，他也不必對其下手，因為包瘦彬的舉報並沒有對他們的計劃產生實質性的破壞作用——大不了不再跟包瘦彬接觸就是，反正包瘦彬也不知道他們的底細。殺了包瘦彬反倒更壞事——發生了命案，公安局的偵查力度肯定升級，他們那夥即使逃亡香港，也做不成軍火走私買賣了。

專案組長薛雲倚認為任桂雄的分析有道理，關於包瘦彬的被害原因，暫時可以不作結論。不過，包瘦彬在家中被害，監視哨卻沒發現任何端倪，確實有些古怪。那麽，當晚負責監視的民警究竟有沒有漏掉什麽情況呢？

當時專案組的分工是，史滔負責線人聯絡和監視接下來會出現的老三或者其同夥，摸清他們的落腳點；薛雲倚則率領專案組其他刑警查摸有關老三的線索，萬一老三一夥不再和包瘦彬聯係，專案組也不至於失去偵查方向。根據刑偵工作的慣例，史滔指揮的那十二名便衣是報請市局批準後從各區分局臨時借調的，他們並不知曉案情，隻負責在史滔指定的位置監視，如果發現包瘦彬發出暗號，即對目標進行跟蹤。

監視哨位分固定和流動兩種，固定的設於包瘦彬的住所附近，使命是監視有什麽人在什麽時間進出包宅，予以記錄，如果主人送出大門時手撐門框，那就表示此人是老三或其同夥，固定哨應尾隨此人出巷子，示意設在巷口的流動哨繼續跟蹤。據兩個固定哨的值勤記錄，當晚九點五十五分，有一身穿黑色薄棉襖和藏青色褲子的人進入包宅，但那人打著傘，看不到麵容。此人隻待了兩三分鍾就離開了。由於主人並未發暗號，所以也就沒有通知流動哨跟蹤。之後一直到天亮，再無任何人進出包宅。

史滔介紹完上述情況，薛雲倚問大家對此是否有什麽疑問，眾刑警都搖頭。薛雲倚說既然如此，這事就報請上級甄別了，如有疑問，上級會另行調查。現在進入下一個議題，請大家都說說，接下來的調查應該怎麽搞。

老刑警任桂雄首先發言：“現場勘查記錄裏麵寫得很清楚，廚房的垃圾桶裏並沒有丟掉的酒瓶酒杯，客堂和廚房中也沒有發現抹布。包瘦彬雖然是單身漢，可生活還是有些講究的，你們也都看見了，他的住所是經常打掃的，所有物品也都放得整整齊齊，就像有主婦的家庭一樣。試想，這樣的住戶家裏，怎麽其他打掃衛生的用具諸如掃帚、簸箕、拖把甚至雞毛撣子一應俱全，卻單單沒有抹布？很明顯，是有人在包瘦彬藥性發作後潛入現場，我懷疑就是昨晚打著傘進入包瘦彬家裏的那個家夥。他用隨身帶去的酒具調換了摻有毒藥的酒瓶酒杯，調換時，這人想起帶去的酒具上有自己的指紋，臨時抓了塊抹布擦幹淨，擔心抹布上也會留下他的痕跡，幹脆把抹布帶走了。我這樣推斷並不是毫無根據的，老風在走訪鄰居時也聽到過相關反映，老風，你談談。”

被點到名字的刑警風遊天其實是一個二十六歲的青年，隻因長得老相，故被大家在姓氏前綴上了一個“老”字。這人外表雖然有些木訥，說話也像是不大利索，心眼卻玲瓏剔透，當下一邊點頭一邊慢慢騰騰地開腔，說了他走訪鄰居老劉家獲得的情況——

老劉在火車站上班，昨晚下班回家時已是將近十點了。他把自行車推進自家院子，停放在與包瘦彬家緊挨著的雜物小屋前，無意間透過竹籬笆縫隙瞥見隔壁客堂方向還亮著電燈。七八分鍾後，當他再次來到院子裏倒洗腳水時，隔壁院裏已是漆黑一片。由此可見，就在他洗腳的這七八分鍾時間裏，有人把包瘦彬家裏的電燈關掉了。這個“有人”，顯然不會是包瘦彬本人，據法醫鑒定，包瘦彬的死亡時間大約在昨晚七點到八點之間。也不會是某個鄰居，如果是鄰居的話，進去後肯定會發現主人出事了，那就輪不到第二天早晨趙老板來狂呼大喊了。

這個神秘人物在午夜前進入包瘦彬的住所關閉電燈，當然不是出於節約用電的好意。那個年月，夜生活非常貧乏，別說電視，尋常家庭連收音機都沒有。如果不是休息日或逢年過節，家家戶戶都是早早入睡，沒有特殊情況，很少有夜裏十點來鍾還開著燈的。凶手是擔心電燈再開下去，沒準兒會引起其他像老劉一樣晚歸的鄰居的懷疑，以為單身居住的包瘦彬出了什麽情況，從而上前敲門詢問。萬一驚動了夜間巡邏於大街小巷的軍警，那就更麻煩了，這起謀殺案會被提前發現。這當然是凶手不願看到的——大凡做了歹事兒之徒，總是希望他製造的案子被發現得越晚越好。

風遊天慢吞吞發表完上述意見後，眾刑警均表示認可。這樣，專案組對此的觀點達成了一致：包瘦彬死於謀殺，凶手的作案方式是在包瘦彬所飲的黃酒內投入了某種含有強烈神經抑製功能的藥物;作案後，凶手曾潛入現場調換酒具，並關閉了房間裏的電燈。

 

那麽，往下該如何進行偵查呢？一番討論後，專案組決定三步同時進行——

一是向鄰居和路人調查，是否見到過那個在包瘦彬死亡後潛入現場的家夥，其時間段以老劉昨晚下班前後為準，當然，也包括在其他時段甚至白天在包宅附近出現的可疑對象;此外，還要調查最近一周曾去過包宅的人，鄰居也在其中。

二是到包瘦彬生前經常買酒的商店，了解包喜歡喝什麽牌子的酒，多長時間來買一次，以及最近一周內是否有值得注意的對象前往購買過包瘦彬常喝的那種酒。

三是向派出所、居委會了解包瘦彬有何親屬，選擇其中的合適對象，刑警登門做工作，邀其出麵為包瘦彬操辦喪事。這樣做，既是公安局對線人包瘦彬遇害的一個態度，同時也是為了解包瘦彬生前究竟有些什麽親朋好友，看其中是否有可疑對象。操辦喪事的開支，可暫由公安局出，待事後對包瘦彬的遺產評估清算時予以扣除，如果資不抵債（不能排除包生前有債務，死後債主追索的情況），那就隻能算到公安局賬上。

次日，1月23日，死者包瘦彬的妹妹包瘦鵑，以及妹夫鬱守俊出麵操辦喪事。其實，兩人不過是出麵而已，具體相幫的是眾多鄰居和街道工作人員——都是由居委會發動的，背後支持的是派出所、街道辦事處，總後台是專案組。試想，有這等背景，喪事自然是辦得特別順利，交通工具、炊事設施、搭建靈堂的材料、人手等方麵都做了充分準備。不知情的見之都不由得感歎包瘦鵑夫婦能力強、有辦法，竟把喪事辦得這般排場。

這邊喪事辦著，專案組的調查工作也同時在進行。一路由史滔率兩名刑警宋永年、張博虎走訪鄰居；一路由薛雲倚和刑警丁渭君調查在現場發現的那瓶三十年女兒紅的來路；第三路則由老刑警任桂雄和一副憨厚相的風遊天化裝成相幫操辦喪事的親友，待在現場暗地裏觀察前來吊唁的人。不過，任桂雄對這種調查路數是持保留意見的。在他看來，包瘦彬的被害很可能跟老三無關，應該是另有其他原因。

任桂雄是羊城本地人，幹了二十來年的老刑警，對於廣州的風土人情了如指掌，而且人脈也廣，手頭還有若幹眼線，所以專案組領導就指派他暗地訪查老三的線索。一個星期下來，雖說沒有查到老三本人，但已經有了調查方向。他認為隻要照這個路數追查下去，很快就會柳暗花明。不料，這當口兒發生了包瘦彬被害案。按任桂雄的想法，目前專案組應該采取“兩手抓”的工作方案，即一麵調查包瘦彬命案，一麵繼續盯著老三那條線索往下查。可惜的是，任桂雄盡管是個有著十年黨齡的老同誌，職務卻隻不過是一個普通刑警，人微言輕，此刻他隻有服從命令聽指揮的份兒，乖乖地叫上老風同誌相幫料理喪事。

對於這種暗訪、蹲守之類的活兒，任桂雄非常熟悉，到了現場後四下一觀察，就對自己和風遊天的工作作了分工：他相幫接待絡繹不絕前來吊唁的賓客;風遊天臉黑人粗，就讓他裏裏外外到處轉著幹些雜活兒。任桂雄沒想到，薛雲倚將其安排到現場來明察暗訪，竟然輕而易舉就破獲了這起命案——

上午十一時許，包宅來了一個吊唁的賓客。此人是坐三輪車過來的，四十來歲年紀，西裝革履，外罩風衣，頭戴黑呢鴨舌帽，拄著一根白銅鑲柄的紅木手杖，挺胸凸肚，肥頭大耳，一看便知是資本家一類的角色。這人來到設在大門內的簽到桌前，衝著負責登記收禮的包瘦彬的妹夫鬱守俊微微點頭。鬱守俊站起來，衝對方鞠躬，示意對方簽到。那人用毛筆在簽到簿上簽下“俞飛騰”三個字，把筆擱回筆架，掏出一個內裝鈔票的信封雙手奉上，口稱“聊表哀思”。

一旁站著的任桂雄把準備好的黑紗遞給他，同時目光炯炯朝他臉上掃視。其實這隻是老刑警的職業習慣，並沒有什麽特別意義，平時他在家看妻兒時也是這種眼神。不料，俞飛騰與他對視的瞬間，竟然流露出一種膽怯的神色，目光迅速回避。對於任桂雄來說，就覺得這似乎有些蹊蹺了。目送俞飛騰被人引領著前往靈堂方向，他欠身低聲問鬱守俊：“這人跟你那大舅子是什麽關係？”

鬱守俊說：“這是飛騰西藥公司的俞老板，跟我妻兄是好友，據說還拜過把子。”

任桂雄憑著老刑警的直覺，覺得此人似乎可疑。稍一思索，抬眼見風遊天正拿著掃帚在大門處掃地，遂點了支煙踱出門去，手一招，風遊天便靠了過來。任桂雄低聲交代，讓風遊天待俞飛騰離開後暗中跟蹤，看他去了哪裏，跟什麽人接觸。

風遊天跟蹤的結果是，俞飛騰沒回他經營的西藥公司，而是去了同泰路黃金巷，進了巷內8號一戶民居，待了兩三分鍾，離開時有一穿黑色薄棉襖和藏青色褲子的三十來歲男子陪著出來，一直送到巷子口。分手時那男子對俞飛騰連聲說：“您請放心，我收拾一下東西，一會兒就走，保證沒事！保證沒事！”

風遊天在馬路對麵的一家煙紙店背身而立，佯裝買煙，聽著這話，又瞄著說話的男子，見其穿的服裝跟案發當晚監視哨看到的那個打傘進入包宅的男子相似，尋思沒準兒這人就是殺害包瘦彬的凶手。他也顧不上繼續跟蹤俞飛騰了，立刻打電話將此情況報知任桂雄。

電話是打到道士巷口對麵“福森機修廠”門衛室的，讓速去包宅，請門口簽到台一位姓任的先生接聽電話。任桂雄一直在等候消息，接到這個電話，指令風遊天留在原地監視那個可疑男子，如果對方出門，不管去哪兒都要盯住。接著，就是向專案組領導報告了。組長薛雲倚正在外麵訪查三十年女兒紅的來源，一時半會兒找不到，好在副組長史滔就在周邊走訪鄰居。史滔聽了匯報，說莫非這個姓俞的指使那個可疑男子殺了包瘦彬，現在發覺什麽地方不對頭了，趕緊讓對方離開廣州去外地躲風頭？看來得趕緊采取行動了。說著，便把和其一同訪查線索的刑警宋永年、張博虎叫來，一起趕往同泰路。

三人與風遊天會合後，直撲巷內8號，把正在收拾行李準備出逃的可疑男子當場抓獲。隨即對現場進行搜查，查獲一把紅色夾綠條紋的油紙傘，與昨晚監視哨的描述一致。接著，又在門邊找到了一個破舊的布袋子，看上去像是準備出門時帶出去順手丟掉的，刑警在這個袋子裏發現了與道士巷命案現場一模一樣的酒瓶和酒杯。

四、義兄義弟

把該男子帶回市局後，立即訊問。該男子叫趙鴻興，三十一歲，早年曾在“飛騰西藥公司”的前身“飛騰西藥房”當過學徒，滿師後留店做了店員。不久，他因酒後鬥毆傷人被捕，判了兩年徒刑，還賠了一筆鈔票。老板俞飛騰聽說他出不起賠償金，遂替他墊付。入獄後，俞老板替他上下打點，不但讓他少吃了許多苦頭，還疏通了法院關係，使他以就醫為名提前獲釋。

吃過這場官司，趙鴻興突然轉了運，竟然繼承了伯父的三套房子和一家商鋪。店鋪雖然隻有一個門麵，還是需要人管理的，他就辭去了西藥房的工作，安心經營自家的生意。不過，趙鴻興懂得感恩，拿了一份房契去拜謝俞飛騰，但俞老板堅不接受。趙鴻興於是跪地磕了三個響頭，說您老從此就是我的再生父母，日後若有事差遣，縱然上刀山下火海，我也在所不辭！

一晃七八年過去，俞飛騰並無什麽事情麻煩趙鴻興，反倒是每逢節慶公司請員工吃飯時，總要把趙鴻興叫上，臨走還送一份禮物，讓趙鴻興很過意不去，總惦記著找機會報答。半個月前，俞飛騰突然登門，見趙鴻興妻兒都在家裏，遂把趙叫到外麵去喝咖啡。趙鴻興料想對方必有要事相托，果然，俞老板一開口，盡管他已有心理準備，還是暗吃一驚。俞飛騰說，以前那個經常到我們藥房來的包先生你還記得嗎？他跟我結下了解不開的梁子，沒辦法，他不死，我就過不下去了，隻能把他打發到閻王爺那裏。事情我會安排妥當的，隻是請你幫一個小忙，到時候你到包宅去一趟，替我收一收尾。

趙鴻興尋思這件事雖有些凶險，好在不是殺人，估計是轉移屍體什麽的，就問一個人怕搬不動，是否可以另叫一個人相幫。俞老板知道他領會錯了，解釋說不是讓你料理包老板的屍身，而是到他宅上做一樁事情，不過舉手之勞，至於具體做什麽、怎樣做，到時候我會通知你的。

過了數日，1月22日下午四時許，俞飛騰冒雨再次來找趙鴻興，說小趙今晚得麻煩你做這樁事情了。說著，遞上一個小包袱，裏麵是一瓶三十年的女兒紅和隨同贈送的酒杯，讓趙鴻興把酒倒掉三分之二，潤潤酒杯，晚上九十點鍾帶上這些東西前往包宅。接著俞飛騰又叮囑道，包瘦彬今天晚飯喝的酒跟這瓶一模一樣，也是三十年的女兒紅。不過，你去的時候他應該已經赴陰曹地府拜見閻王爺了。進去後，你什麽也不要動，用帶去的這小半瓶酒和酒杯替換下他桌上的酒瓶酒杯就行了，記得要把自己的指紋擦掉。估計他那裏是開著電燈的，你離開時把電燈關了。

趙鴻興聽著，覺得還真是小事一樁，立刻點頭答應。當晚，趙鴻興冒雨趕到道士巷，順利完成了俞老板交代的事情。因為俞老板沒囑咐過替換下來的酒瓶酒杯怎麽處理，他也不好擅自扔掉，便帶了回來。

午夜，“飛騰西藥公司”老板俞飛騰落網。俞飛騰對其策劃並實施謀殺包瘦彬的罪行供認不諱——

俞飛騰出身富家，年輕時曾去日本留學，學的是西醫。沒畢業就因家道敗落輟學回國，偽造了一紙畢業文憑申請到西醫執照，開了一家診所。不久，給人動手術時失手，病人死在手術台上，診所被砸，他還被警察局逮進去關了幾個月。出來後，執照已被吊銷，不能再行醫，隻好另謀出路，和朋友合夥開了一家隻有半個門麵的西藥房。他學過西醫，雖然做手術這種技術活兒拿不上台麵，但藥物方麵的知識還是比較紮實的，又能說會道，生意慢慢有了起色，三年後，西藥房就擴展為兩個門麵。

這時，他認識了剛剛從淞滬戰場上逃回來，在廣州市衛生局任藥品稽查員的包瘦彬。包瘦彬在吃了商人們暗地裏針對他的一些苦頭後，打消了仿效同宗老前輩包青天秉公執法的念頭，開始跟不法奸商同流合汙。俞飛騰趁機大套近乎，兩人交往漸多，越來越投機，遂對天八拜結為兄弟。俞飛騰長包瘦彬兩歲，是為兄，從此兩人就稱兄道弟，不但個人來往密切，兩個家庭也時不時走動，逢年過節搞個聚會什麽的。後來包瘦彬去了香港，改行做起了西藥經紀人，跟俞飛騰生意上的合作就更多了。

抗戰勝利後，俞飛騰因為戰時曾跟日本軍方做過買賣，被人告發，國民黨當局將其作為漢奸逮捕。其妻胡佩珍哭哭啼啼到包瘦彬門上求助，請包瘦彬想辦法搭救。從包瘦彬跟俞飛騰的關係來說，即便胡佩珍不開口，他也是要伸手相幫一把的，現在被他稱為嫂子的胡佩珍上門哭求，那當然更是要竭盡全力營救了。

當時執掌這方麵大權的是奉命前來接收的國民黨黨政軍以及其他部門的所謂代表。懲辦漢奸由軍方和“軍統”、“中統”等特務機構分別負責，而俞飛騰是被軍方逮捕的。包瘦彬打聽下來，巧了，抓走俞飛騰的部隊正是他在抗戰爆發前擔任上尉醫官的那個師。這就有了說話的基礎，當然還得破費金銀。這個胡佩珍拎得清，早已準備好了，分三次送上黃金二十兩、銀元一千兩百枚，還有其他一些貴重禮品。包瘦彬用這些金銀請客送禮，方方麵麵一一打點到位，自己還貼進了幾百大洋，總算把俞飛騰撈了出來，不但沒判刑，連抄沒的西藥也照數發還，還通知市衛生局、社會局讓“飛騰西藥房”照常營業。俞飛騰遂把藥房改為“飛騰西藥公司”。

經此一番折騰，俞飛騰更是把包瘦彬視為親兄弟一般。可是，俞老板忘記了“親兄弟明算賬”這句老話，對包瘦彬費心費力還破財的全力營救之恩竟然沒說一個謝字，甚至連包為他貼進的大洋也沒償還。包瘦彬生性還算豁達，也未生計較之心，可是，俞飛騰的老婆胡佩珍卻覺得過意不去了，遂提醒丈夫要有所表示。俞飛騰卻說，我同他是結拜弟兄，關係比嫡親兄弟還要親，我若是對他有所表示，反倒顯得生分了。

盡管如此，胡佩珍還是放不下這件事，想來想去總覺得對不起包瘦彬。如果她有私房錢，隻怕早就拿出來償還給包瘦彬了，可是，她的私房錢都在營救丈夫時花光了。她實在做不出丈夫那種受人大恩不但不予感激還心安理得的事兒來，總想著應該對包瘦彬有所補償。這時包瘦彬已經離婚，妻女分家另住，他獨自一人住在道士巷。胡佩珍尋思他一個人過日子，在飲食方麵肯定不善料理，自己這方麵正好是特長，就隔三差五給包瘦彬送些精心烹製的菜肴、點心過去。兩人接觸得多了，暗生情愫，終於有一天越過了那道界線。

包瘦彬與胡佩珍的地下戀情持續到1950年6月下旬，終於有人給俞老板通風報信。俞飛騰自是大吃一驚。不過，他行事倒還注意尺度，沒想來一個“捉奸捉雙”，尋思先看傳言是否屬實再作下一步打算，就對妻子佯稱出差，實際上就躲在位於自家住所對麵的公司樓上秘密監視。傍晚，果然看見包瘦彬鬼鬼祟祟溜入家裏，直到次日拂曉才離開。

證實了奸情，俞飛騰自是大怒，包瘦彬之前對他的所謂“大恩”就變得一文不值了。反複思量下來，他決定把奸夫淫婦一並幹掉。當然，他並不打算為此搭上自己的身家性命，要做得神不知鬼不覺。經過一段時間的策劃，他終於製訂了方案，先幹掉包瘦彬，擬采用下毒手段。選擇什麽毒藥呢？俞飛騰留洋學過醫，回國後又長期從事西藥銷售業務，對於隻要超過一定劑量就可以致人死命的藥物了如指掌，他把數種對神經有麻痹作用的西藥混合在一起，準備用它來對付包瘦彬。

包瘦彬嗜酒如命，每日三餐都要喝兩杯。對酒的品種倒是沒有特別的要求，白酒、黃酒、果酒、啤酒、藥酒都能接受，不過對質量要求很高，尋常的酒是一口都不喝的，必須是名牌。俞飛騰也能喝一點兒，兩人有時聚在一起喝酒聊天，還互贈名酒。於是，他把珍藏的一盒兩瓶裝的三十年紹興女兒紅找出來，在其中的一瓶裏下了毒（用注射器把毒藥從瓶口的軟木塞注入）。1月21日下午跟包瘦彬見麵時，他把那瓶毒酒連同一隻附贈的酒杯一起送給對方，包瘦彬毫不起疑，連說“今晚有口福了”。其實，那天俞飛騰拜訪包瘦彬，負責監視的民警也是記錄了的。但因為是白天，包宅又經常有訪客，再加上主人並未發出跟蹤暗號，所以，監視民警並未把這次拜訪歸入可疑之列。

俞飛騰對包瘦彬比較了解，知道他當天晚餐時必定打開這瓶好酒品嚐，就把另一瓶黃酒連同酒杯送到趙鴻興那裏，吩咐趙應該如此這般行事。對於這個方案，俞飛騰非常自信，認為絕對穩操勝券。當晚回家後，他吩咐妻子炒兩個菜，開了瓶葡萄酒邀妻同飲。兩人一邊喝酒，一邊輕鬆談笑。胡佩珍絕對不會想到，她的情人留在人世的時間隻能以分鍾來計算了，而她自己也被丈夫列入了死亡名單，在俞老板的計劃裏，最多半年，她也會和包瘦彬一樣走上黃泉路。

 

今天上午，俞飛騰在公司接到報喪電話，沒跟胡佩珍說，獨自前往道士巷吊唁。沒想到，這一去竟會露出馬腳。老刑警任桂雄不認識俞飛騰，可俞老板卻是認識他的。前麵說過，俞飛騰在抗戰勝利伊始曾被國民黨方麵以漢奸的罪名逮捕，送往市警察局看守所關押了個把月。那時任桂雄是以舊刑警身份為掩護的中共地下黨員，抗戰勝利後案子較多，他又是警察局的業務骨幹，天天去看守所提訊人犯。因此，俞飛騰已經看熟了他那張臉，不時聽那些同囚的江洋大盜、小偷騙子私下對任桂雄議論紛紛，說這人怎麽怎麽了得，凡是被他盯上的對象十有八九要穿幫。

當時，俞飛騰也是聽過算數，怎會料到有朝一日自己竟會作下命案，而且作案後竟然在被害人家裏與任桂雄狹路相逢，進門簽到時劈麵碰上這個老刑警，對方還目光炯炯地掃視自己。想起關於對方破案如神的傳說，不禁心下一陣驚懼，連忙移開眼神，避免跟任桂雄對視。就是這個微小的瞬間動作，使老刑警起了疑心。

俞飛騰原本是要留在包宅相幫料理喪事的，但被任桂雄這一盯，心裏就不踏實了，尋思得立刻讓趙鴻興離開廣州，隻要找不到小趙，警方就沒有證據指控他。想到這兒，他趕緊離開包宅去通知趙鴻興，這一去，反倒讓刑警得來全不費工夫。

訊問過俞飛騰後，專案組又傳訊了俞老板的妻子胡佩珍，了解下來，她與包瘦彬的婚外戀屬實。這個女人對包瘦彬還是蠻癡情的，聽說包瘦彬已經被害，號啕大哭，一口氣回不上來，當場昏厥。刑警將其急送醫院救治，蘇醒後就留在那裏，開了間單人病房，由管段派出所聯係其子女到醫院看護。

五、老三到案

1月24日，專案組開會重新討論軍火走私案案情。正式開會前，組長薛雲倚宣讀了局裏對專案組迅速偵破包瘦彬命案的嘉獎決定，接著又代表刑偵處對老刑警任桂雄進行表彰，大夥兒鼓掌祝賀。任桂雄卻非常低調，說那屬於瞎貓撞上死老鼠，湊巧歪打正著罷了。這也不是上邊兒交下來的正差使，還是趕緊商量怎麽把軍火走私案破了。

薛雲倚說老任說得沒錯，我們馬上進入正題。原先的線人老包死了，眼下的情況，重新物色一個線人也不太可能，大家說說，這個案子往下該怎麽整？

副組長史滔說，之前老任一直在負責暗查那個老三，就先請老任把調查情況講講，然後我們再討論。

任桂雄介紹，這一個星期裏，他和風遊天調查了七十九人，涉及二十三個行業、三十個公家機構和單位，這些人大多見到或者聽說過老三其人，有的直接跟他有過業務來往。可奇怪的是，竟然真如包瘦彬生前所說，沒人知道他的姓名和籍貫，隻是聽其說話口音好像是江門一帶的。為此，任桂雄和風遊天特地跑了一趟江門，調查了一天，沒有任何收獲，不管是派出所還是各個行業協會，提到老三這個外號，倒是都能報出幾個來，但沒有一個對得上年齡相貌。兩個刑警不甘心，又去找了幾個舊警察（解放後未被留用），自己掏錢請他們喝了一頓老酒，詢問是否知道老三的情況，還是沒有線索。

第二天，兩人回到廣州繼續調查。根據之前了解到的此人曾涉及七個行業中介經紀的情況，他們跑了西藥、中藥、紗布（此指棉紗和棉布）、百貨、五金、染料、營造同業公會，找到了三個曾由老三作為中介人介紹過生意的老板。這三個老板的公司、店鋪眼下還在繼續經營，任桂雄、風遊天問他們是否還保存著當時的中介書，上麵是否有老三的簽名。三個老板均完整地保存著以前所有的商業檔案，隻是，這三份中介書上的簽名筆跡雖然相同，姓名卻是不同的，分別是“陳養君”、“索寶山”和“金誌汀”。哪個是老三的真名呢，或者這三個都不是？正準備繼續往下查，包瘦彬命案發生了，調查暫時中止。

介紹完上述情況，任桂雄說，這個老三既然做經紀人，那自然得申領經紀人執照。國民黨舊政權廣州市社會局工商處的舊檔案中應該有他申領執照的記錄，還得留照片以及保人名址。下一步，他們就準備調查工商處的舊檔案。不過，有一點讓老任想不通——按當時的規定，一張執照隻能經營一個相應的行業，不能串用，這個老三怎麽能同時擁有數個行業的執照呢？退一步說，即使他本事再大，擁有不同行業的經紀人執照，那上麵的姓名也應該是同一個呀？所以，老任懷疑這家夥的執照是假的。

薛雲倚說，真的假的，一查就清楚了。他當即下令，專案組全體出動，一起去翻查原國民黨社會局工商處的檔案。

眾刑警參照老三與三個老板簽署的中介書上所顯示的時間，翻遍了舊檔案中每一份相關行業經紀人執照的底卡，竟然沒有和中介書上老三所用的名字相符的姓名，照片也沒有能對得上號的。難道真如任桂雄所料，老三的經紀人執照全是偽造的？接著，刑警又去了廣州市工商局，找留用人員了解這方麵的情況。一問方知，這種事在當時不算稀奇，要說執照，肯定是真的，鋼印、小印全都是原社會局工商處敲上去的，證件也確實是工商處發的，不過，底卡是沒有的。為什麽？很簡單——這種執照是工商處私自賣出來的。

刑警尋思，既然是工商處賣出去的，那就並非私人行為，應該有賬目，那就可以查到老三的真名實姓了。哪知詢問之下，對方連連搖頭，說這種買賣確實是工商處私下進行的交易，所獲鈔票都進了小金庫，頭頭兒貪汙了大部分，剩下的給全處的公務員搞點兒福利，賬單是有的，但不進檔案，並且每隔一段時間就銷毀一次。

這樣一來，想通過舊檔案獲取老三信息的打算就落空了。專案組一番討論後，又琢磨出一個辦法：老三曾親口對包瘦彬說過，他已經定居香港，這次是從香港來廣州辦事的，又說因另有事情，暫時回香港六七天，辦完事情再到廣州來。為此，專案組已指派那十二名從各分局抽調來的刑警在道士巷蹲守。雖然包瘦彬已死，但監視哨還沒有撤，以防老三突然出現。現在，老三依然沒有露麵，不過，專案組可以到邊防檢查站和海關進行調查，看最近這段時間內是否有老三那樣的角色出入境。於是，專案組指派三名刑警前往深圳邊防檢查站查看出入境記錄。

深圳邊防檢查站成立於1950年7月1日，全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廣東省人民政府邊防局深圳檢查站”，正團級建製，站設羅湖、文錦渡兩個檢查大隊，分別負責羅湖、文錦渡邊境通道的邊防檢查任務。刑警宋永年、張博虎、丁渭君奉命前往深圳，先去羅湖調查，無甚發現，又去文錦渡，總算不虛此行。

當時因對敵鬥爭防奸防特工作的需要，規定首次從檢查站入境的中外人士須交留本人兩寸照片兩張，如果事先沒有攜帶，可以在檢查站所設的照相室拍照。三位刑警誰也沒見過老三，不過，包瘦彬生前向專案組偵查員詳細描述過老三的相貌特征，此外，偵查員也向其他曾跟老三打過交道的人——比如那三個曾與老三簽訂中介協議的老板——了解過這方麵的情況，還請專業人士畫過多張素描，直到獲得三個老板的認可為止。在文錦渡檢查站的出入境旅客記錄中，他們發現了一名可疑人員，其照片與老三的素描比較相似。該旅客名叫朱老三，四十二歲，籍貫廣東新會，現居香港。

盡管相貌相似，但三位刑警還不敢斷定這個朱老三百分之百就是正主兒，得請那三個老板辨認才能吃得準。當時傳真機倒是已經發明了，但還沒進入民用領域，國內隻有南京到上海有線路可用，還是民國時留下的，所以，傳真就不用考慮了，隻有跑一趟。可是，交通也很不便。從深圳到廣州沒有鐵路，沒有高速公路，況且刑警也並非駕車過來的，搭乘長途汽車回去一趟實在太費時間。怎麽辦呢？他們跟邊防檢查站商量，請對方設法找可靠的便車，幫忙把翻拍後的朱老三的照片捎到廣州。

邊防檢查站屬於廣東省公安廳管轄，刑警跟他們算是一家子，一說就通。很快，檢查站聯係到一輛連夜開往廣州的軍車，說車上還有一個空座，也不用托人捎了，你們直接去個人吧。於是，刑警丁渭君搭乘軍車連夜返回廣州。

次日上午，丁渭君從廣州打來長途電話，說經三個老板仔細辨認，一致認定照片上的人即是他們打過交道的老三。

廣州這邊的專案組刑警早已討論好方案，接到電話，當即分赴各區調查賓館、飯店的住宿登記。由於地理位置的關係，當時廣州已經有了外賓來羊城必須下榻於指定賓館、飯店的規定。來自香港、澳門的旅客也被列為“外賓”，因為他們所持的是外國護照。那個年代，來廣州的外賓還不算多，指定外賓住宿的賓館、飯店也少，刑警不過排查了小半天，就在越秀區沿江西路愛群大廈查到了朱老三曾經下榻的記錄。廣州解放後，他曾四次下榻於該飯店，一次是1950年2月15日入住，2月20日退房，一次是1950年9月25日入住，9月28日離開;還有兩次就是最近了，1951年1月4日入住，兩天後退房，1月14日再次入住，也隻住了兩天。

當晚，赴深圳出差的另外兩名刑警宋永年、張博虎回到廣州，專案組立刻舉行案情分析會。把朱老三入住愛群大廈的日期與宋永年、張博虎帶回的出入境記錄一對照，前兩次的時間對得上，後兩次的時間就不符合了：朱老三於1951年1月4日從深圳文錦渡邊防檢查站入境，1月16日出境，一共在內地待了十三天。可是，在愛群大廈的入住記錄卻是兩次，加在一起不過隻有四天。難道這段時間他曾經去過廣州以外的地方？

專案組刑警這下有點兒頭痛了。如果朱老三這廝還去了廣州之外的地方尋求藏匿走私軍火的地點，甚至跟下家見麵洽談交貨事宜，那廣州這邊的偵查就得泡湯，後果嚴重啊！專案組長薛雲倚沉思良久，亮出了一個觀點：朱老三在廣州或者新會應該有親戚，在廣州的可能性更大。

為什麽這麽說呢？因為他前兩次返回內地的時間節點，一次正好是1950年春節，另一次則是1950年中秋節，很有可能是回來與親屬團聚。至於這一次，他在賓館裏隻住了四天，其他時間可能是住在親屬家裏。

任桂雄對此表示讚同，他提出應該去新會調查朱老三的老底。朱在深圳邊防檢查站留下的登記資料表明，他的籍貫是新會，據包瘦彬及其他見過朱老三的人反映，他說話帶有江門一帶的口音。江門曾是新會縣轄下的一個鎮，口音相似是有可能的。大夥兒聽了，都認為老任的這個推測靠譜，這事就定下來了。

次日，1951年1月28日，任桂雄和風遊天、史滔三人前往新會調查，終於確認朱老三確實是新會人氏，目前在香港定居。據說朱老三在香港混得還不錯，至於具體做什麽，那就無從知曉了。反正他在1948年春返回新會時，把年邁的父母和最小的妹妹朱七姑帶到了廣州，花三十兩黃金為老人置辦了房屋，還替三人辦了廣州戶口，讓老人和妹妹在廣州定居，說是以便自己今後回鄉省親時，在廣州也有個落腳的地方。可能是生怕新會這邊的親戚朋友日後去廣州麻煩老人，對於父母和妹妹在廣州的住址，他一直守口如瓶，就連其他幾個嫡親的兄弟姐妹也沒有透露。這些人跟刑警說到這一點時，無不一致譴責。

情況反饋到廣州的專案組，因為不知道朱老三的父母和妹妹落戶在哪個區，一時沒法兒劃出範圍進行尋找。大夥兒想到了兩條途徑，一條是由專案組以市局名義向各區公安分局、派出所下發協查通知進行查詢，另一條則是查閱舊政權留下的稅務檔案，那上麵應該有朱老三當初買房子時交稅留下的記錄。討論下來，眾偵查員認為後一條途徑更快捷。因為目前已經知道朱老三買房花了三十兩黃金，也知道買房時間是1948年春，那就有了篩選條件，比如三十兩黃金的市價可以購買到什麽樣的房子，當時哪個區的什麽地段有這樣的房子，等等。

這個方法果然奏效。眾偵查員先從長壽、太平、西禪三個區查起，長壽區沒有查到，繼而轉往太平區，竟然隻用了一個多小時就查到了——房產登記在朱老三父親的名下，但買房納稅的時候用的是朱老三的真名。

2月1日，刑警去了該處房產所在地的管段派出所了解朱老三的情況。派出所方麵說最近朱老三從新會來廣州看望父母，在父母處住了近十天，他是憑新會中西藥業公會出具的出差證明報的臨時戶口。這就奇怪了，這家夥明明是香港居民，怎麽拿著新會那邊的出差證明來報臨時戶口了？

接待刑警的副所長老張立馬喚來管段戶籍警小唐介紹情況。小唐說，朱老三是1月5日由其母親、妹妹陪同著前來報臨時戶口的，出示的確實是新會縣中西藥業公會出具的出差證明，這個在登記簿上有記錄。朱老三說自己是新會縣中西藥同業公會聘用的藥品稽查員，負責稽查藥品質量，這次來廣州，是為了了解最新西藥的情況。因為父母住在廣州，所以就陪二老住一段時間。他具體居住的時間是1月5日到1月14日，臨走前按照規定向派出所注銷了臨時戶口。

刑警當即打電話跟新會縣中西藥同業公會聯係，那邊對此毫不知情，同時向刑警說明，新會縣所有的同業公會雖還在繼續活動，但會章已經全部封存，出差證明之類一律由縣工商聯負責出具。由此刑警判定，朱老三用來報臨時戶口的證明是偽造的。

那麽，這十來天時間裏，朱老三是一直在陪伴年邁的父母呢，還是曾離開過廣州市去了外地？刑警決定查個明白。小唐通過居委會喚來幾戶鄰居，刑警分別詢問下來，得知朱老三在這段時間裏沒有離開廣州，因為他們每天都看見他出出進進，有時還和妹妹一起上菜場買菜。至於他單獨出去時去了哪裏，跟什麽人見麵，那他們就不知道了。這段時間，也沒有人看見過朱家有什麽人登門拜訪。

眼下，專案組麵臨的是這樣一種狀況：已經查明了涉案嫌疑人老三的真實姓名和落腳地，可這廝已經出境返回香港了，找不到本人，下一步的調查就很難進行。

專案組兩位組長薛雲倚、史滔交換了意見，決定迎難而上。眾刑警繼續分析，終於找到了調查的切入點——朱老三住在父母處的這段時間裏，出出進進的次數不少，但頗有規律。他總是在每天上午七點左右出門，大約在外麵逗留個把小時才回來。幾位鄰居反映，偶爾跟朱老三的妹妹朱七姑聊天時，朱七姑曾經提到，她哥哥總是在外麵吃早飯。刑警推測，朱老三每天早上出門個把小時，應該就是在外麵解決早飯問題。在哪兒吃的呢？應該不是餛飩攤之類，在這種地方吃飯，用不了那麽長時間。那就隻有茶樓了。

眾刑警決定到朱家附近幾家茶樓碰碰運氣。正在對誰上哪家茶樓進行分工時，忽然傳來一個消息，有鄰居向戶籍警小唐報告稱朱老三出現了，剛剛進了父母家門！接聽電話的副組長史滔不敢相信能有這樣的好運氣，一個勁兒問小唐：“看準了嗎？真是他嗎？”

之所以有此一問，是因為出差深圳的刑警在文錦渡邊防檢查站調查朱老三最近的出入境記錄時曾經關照過，如果再發現此人入境，請不動聲色放其過關，然後立刻電告專案組。現在，專案組並沒有接到深圳方麵的電話，朱老三怎麽在廣州出現了呢？

小唐回答說肯定沒錯，他再三問過那位鄰居，對方說還跟朱老三打過招呼，剛剛朱七姑給幾家鄰居送來了大紅柑，說是她哥哥從老家帶來的土特產。史滔叮囑小唐，千萬不要驚動目標，先穩住他，往下怎麽進行，專案組自有安排。

掛斷電話，史滔即向專案組長匯報了這一情況。薛雲倚稍一考慮，立刻用內線電話請總機接通了深圳邊防檢查站，他要弄清楚朱老三究竟是合法入境還是偷渡過來的。片刻，深圳方麵回電，說朱老三是合法入境的，不過他這一次走的是羅湖邊防檢查站，沒從文錦渡走，而專案組刑警隻是通知了文錦渡檢查站注意此人的入境信息，羅湖那邊對此毫不知情，便按照規定正常放行了。

薛雲倚讓史滔再給小唐打電話，關照他不要離開派出所，一會兒朱老三肯定要去派出所申報臨時戶口，照常給他辦理就是。接著，薛雲倚派出四名刑警，穿便裝前往朱家附近蹲守，不是為抓捕朱老三，而是要查明他在廣州幹些什麽、去了哪些地方、跟什麽人見麵。

誠如薛雲倚所料，朱老三果然去派出所找小唐報了臨時戶口，用的還是新會縣中西藥業公會出具的那紙證明。可能是為表明他確實是從新會來的，他還帶了一袋子大紅柑過去請小唐他們品嚐。小唐照例謝絕，又佯裝捱不過，收下了兩個，當場剝開，和在場的幾個民警分著吃了。

專案組原本的計劃是對朱老三進行跟蹤，弄清他跟什麽人接觸，視情決定是否動他。可是，當天晚上發生的一個偶然情況導致專案組不得不放棄這個方案。

這天下午三點，朱老三去了荔灣區西關大義巷，進了巷內19號的一戶人家。逗留了一刻鍾左右，又去商場買了一些年貨，看來是準備在廣州過年了。從商場提著東西出來，他雇了一輛三輪車回家，在巷口下車時，遇到一個十來歲的女孩兒。這個女孩兒是朱家鄰居老耿家的女兒，上小學三年級，天生活潑，嘴很甜，見了朱老三就叫“伯伯”，朱老三便拿了幾顆糖果給她。小姑娘不知輕重，吃著糖果，順嘴就把從家裏人那裏聽來的戶籍警小唐正在調查朱老三的事情說了。朱老三知道自己已經暴露，但表麵上聲色不露，還是笑嗬嗬地隨口胡亂應付了兩句，把年貨送回家後，轉身就出了門。

這一幕沒逃過執行監視使命的刑警任桂雄、風遊天的視線，立刻尾隨其後。朱老三馬上意識到身後這兩個人的身份，也顧不得許多了，改步行為小跑。這樣一來，刑警就必須動手了，否則讓他跑沒影了，這些天來的辛苦豈不是雞飛蛋打？

老刑警任桂雄於這一行實踐頗多，經驗豐富。此時抓捕朱老三，完全是計劃外的行動，不能鬧出太大動靜，以防驚了朱老三的同夥。朱老三家門口這段路人來人往，不便在這裏動手，他衝風遊天使個眼色，對方會意，兩人不緊不慢跟在朱老三身後。他們相信，朱老三是跑不過他倆的。既然跑不過，就要鑽小巷擺脫刑警的跟蹤，等他進了僻靜些的小巷再下手也不遲。

果然，朱老三跑了一陣，已是氣喘籲籲，慌不擇路拐入了一條巷子。刑警立馬加速，他還沒來得及竄到另一頭的出口，已經被兩個刑警一左一右逼到了牆角。風遊天一手搭在他的肩膀上：“老三啊，著急忙慌地跑啥呢？有什麽事情不可以好好說啊？老老實實跟咱們走，就讓你臉麵好看點兒，不給你銬手銬了。”

朱老三到案後，交代了這樁軍火走私生意的始末。

六、釣魚方案

當年朱老三移居香港，是因為他手頭有一些關係，可以介紹數個行業的生意。不過，他落戶香港卻是做了手腳的。那時香港對這方麵的管理比較鬆，朱老三買通了警察署的一名英國警官，使用偽造的證件辦理了手續。新中國成立後，許多混不下去的人紛紛逃港避難，為避免造成混亂，香港當局下令卡住就業通道，逃過來的人都送難民收容所。與此同時，當局還對外來人員比較集中的行業進行整頓，從業者須持有當局核發的從業執照才算合法。

朱老三是有執照的，不過那是臨時執照，每隔半年要去重新登記。整頓開始後，當局取消了臨時執照，朱老三隻好去申領正式執照，可遞交上去的材料經不起審查，被發現當初的定居手續作假。結果，朱老三被警方拘捕，如果不是當初那個被他收買的英國警官伸手搭救，他已經被遣返大陸了。那個英國警官已經升職，手中有些權力，不但幫他擺脫了官司，還補齊了當初的手續，朱老三搖身一變，成了合法港民。當然，朱老三也知恩圖報，以一件價值不菲的古董作為答謝。

不過，經此一折騰，朱老三在中介行業的信譽毀於一旦。香港是個注重商業信譽的城市，中介一旦失去信譽，那就寸步難行。在香港混不下去了，朱老三又動起了回內地的腦筋，他在廣州還有些根基，可以作為活動的平台。這就是他在1950年春節回鄉過年的原因。

那次回鄉，他發現廣州解放後情況已經大不一樣了，政府取消了所有的行業經紀，這一行根本就幹不下去了。不得已，他隻好返回香港，仗著人頭熟做起了二手中介——就是把信息、人脈關係介紹給有執照的正式中介，或是替人家跑跑腿，收入自然和以前沒法兒比，但至少能混個溫飽。1950年中秋期間回廣州，就是替一個從事染料經紀的朋友把一批德國染料倒騰到內地，又把內地的一批豬鬃倒騰到香港。

讓朱老三沒想到的是，他的這次中秋節之行，引起了國民黨在香港的特務機構的注意。當時西方國家聯手對中國實行經濟封鎖，染料、豬鬃都屬於“戰略物資”，前者禁止進入內地，後者不準從內地輸出。朱老三參與的這筆生意，屬於雙料違禁，香港當局對此是不管的，但台灣駐港特務機關卻要過問。朱老三返回香港後不久，就被台灣特務秘密綁架，頗吃了些苦頭。臨了，對方跟他說，你已經上了我們的黑名單，我們會一直監視你，如果以後再幹這樣的事兒，那就隻有死路一條。

死裏逃生，朱老三自是噤若寒蟬。不過，他幹這一行是為了養家糊口，如果斷了這條路，今後的日子怎麽過呢，一家人吃什麽？那還不如讓對方直接把自己幹掉算了。對方似是看出了他的心思，說你先回家，過幾天我們再找你。天無絕人之路，隻要你乖乖聽我們吩咐，肯定不會讓你一家子餓死的。

朱老三以為對方隻不過說說而已，哪知一周後真有特務登門，請他上附近飯館喝酒。閑聊了幾句，對方說你的情況我們都了解，大家都在江湖上混，四海之內皆兄弟嘛，能幫一把就幫一把。這樣，我們給你介紹一份工作，薪水不算高，勉強糊口而已，不過呢，工作也很輕鬆，你可以一麵上班，一麵攬點兒其他的事兒幹，我們手頭如果有合適的活兒也會介紹給你。朱老三正為今後的活路發愁呢，有這等好事兒，自是感激不盡。

沒幾天，一家運輸公司果然通知朱老三去上班，幹的是押車的活兒，副駕位置上坐坐就可以了，收入也還過得去。朱老三很珍惜這份工作，幹得很賣力。他尋思著，目前這份薪水基本夠開銷了，以前還有些積蓄，可以留著應急用，所以還是安全第一，從此不再幹違法違禁的事兒了吧。他對那個給他介紹工作的特務心存感激，很想謝謝人家，可人家沒留通信方式，這件事也就隻好擱下了。

這樣一晃就到了1951年元旦。新年第一天上午，上次請他喝酒的那個特務忽然拎著禮物登門，說是正好路過，給朱先生拜年。稍坐片刻，喝了杯茶，來人提議一起出去吃個飯，朱老三心想對方找自己估計是有事要吩咐，便隨他去了附近一家小飯館。

對方這回自報了姓氏，說姓湯，朱老三便以“湯先生”稱之。在飯館坐定，點了幾個菜，上了一瓶老酒，兩人小酌幾杯，湯先生便說到了正題——

旺角有家“大煌商行”，老板姓李，是他的朋友。李老板那商行跟警務處有關係，跟黑道也有交往，最近準備跟內地朋友做一筆生意，是“硬貨”，隻等從海外運到就可以發貨。運往廣州的船隻也落實了，船家經常跑這條線路，安全料想不必擔憂。不過，貨運到廣州後，還有一個在內地跨省轉運的問題，在交通工具的銜接上不一定扣得那麽準，需要在廣州找個小庫房暫時安置一下。

按說像李老板這樣的角色，在廣州應該有不少叫得應的朋友，這本不是什麽麻煩事。可今非昔比，廣州如今是共產黨的天下，原先的關係躲的躲、抓的抓，已經聯係不上了。無奈之下，就請湯先生幫忙。湯先生有點兒為難。倒不是因為他在廣州沒有這方麵的關係，但這是情報機構的秘密地下關係，不能用於私人跑單幫，一旦被發現，按團體紀律製裁，那可不是鬧著玩的，弄不好死無葬身之地也不誇張。

介紹完上述情況，湯先生說：“李老板的忙我不能不幫，想來想去，就想到老兄你了。你是老廣州，地熟人熟，那邊還有家，找這麽一處庫房應該不成問題。當然，這事不是無償的，租借庫房，加倍支付租金。至於你個人的酬勞，人家願意支付辛苦費五百萬元（舊版人民幣，與新版人民幣的兌換比率為10000∶1，下同），差旅費另付。這邊運輸公司的活兒，我負責替你請假，薪水的損失由李老板補償，回來後照常上班。”

朱老三心下一合計，覺得這筆交易值得一做。其實，這跟以前來回倒騰緊俏物資的路數是一樣的，雖說是“硬貨”，不僅內地的新政權，換作香港警方也肯定是要嚴禁的，可朱老三本人並不沾貨，隻不過替貨主租借臨時庫房罷了。這當然是有風險的，但小得幾乎可以忽略不計。這是其一。其二，眼前這位湯先生可是台灣方麵吃特務飯的，如若不答應幫這個忙，隻怕來一個翻臉不認人，丟了這份舒服的工作還在其次，說不準小命都不保！朱老三沒有別的選擇，隻有一口答應。

湯先生說如此就好，我給你寫個條子，明天你直接去“大煌商行”見李老板即可，具體怎麽做他會關照你的。從明天起，你暫時不必去運輸公司上班，也不必跟那邊打招呼，我會通知他們的。

次日下午兩點，朱老三前往“大煌商行”。原以為那個李老板既是混黑道的，必是五大三粗虎背熊腰的一條莽漢，哪知見麵一看，竟是個四十歲出頭戴著一副金絲邊眼鏡的斯文男子，一口粵語中不時夾雜著英文單詞。李老板很客氣，說這事仰仗朱先生幫忙了，這邊的貨已經落實，尚未運到，時間比較寬餘，我們盡可從容進行。我考慮下來，想請朱先生先以探親加貿易為名去廣州跑一趟，到了那裏怎麽做，可以找董太，她會告訴你的。董太的意思就是我的意思，你一切照辦就是了。如果遇到困難，也盡可以跟董太說，她肯定會相幫解決。朱先生，你看這樣安排妥不妥？

朱老三知道這是客套話，不可能說不妥，以他的江湖經驗，也不會天真到提一個改進建議什麽的。這事就這樣定下了，李老板當場掏出錢鈔和那紙偽造的新會縣中西藥業公會的出差證明交給他，又口述了董太的地址，關照說必須牢記於心，但絕對不可用筆記錄。

接受使命後，朱老三於1月4日離開香港，從文錦渡口岸進入內地，抵達廣州後入住越秀區沿江西路愛群大廈。當天，他就去荔灣區西關大義巷19號見了董太。那是一個五十歲左右的富婆，白白胖胖的，一看便知是長期養尊處優。董太顯然已經知道朱老三要過來，見麵就喚“老三”，那口氣儼然主人喚傭仆。朱老三聽著心裏很不爽，不過看在鈔票的分兒上，還是畢恭畢敬的說，李先生讓我聽您的吩咐，一切按您說的辦。

董太點頭說很好，你的事情其實很簡單，就是物色一處可靠的房子租下來，隻要安全可靠，租金多出點兒無所謂。你先去打聽，有了意向就過來告訴我。接著，她又問朱老三下榻在哪家賓館，叮囑說公安對境外來的人比較注意，不要總在一家賓館住著，時不時換換地方。朱老三說行前李先生已經考慮到了，讓我先住幾天賓館，然後就回家去住，住一陣再回賓館，他連報臨時戶口的證明都給我準備好了。董太臉上露出滿意的神色，說還是李先生辦事穩妥，這麽多年來，從來不曾出過紕漏。朱老三由此推斷，董太跟李老板肯定是老相識。

朱老三頭兩天待在賓館裏沒出去，在白紙上劃拉著可能有空閑房屋的熟人朋友，一個個考慮是否合適，然後，從劃拉出的二十個名字中選擇了七個。第三天，他退了房，先去父母家一趟，又去派出所申報了臨時戶口，這才開始尋訪那七個朋友。

沒想到，朱老三一連跑了數日，原定的七人中竟然隻見到了一位。那人姓汪，以前是做房產經紀人的，解放後房產中介被政府禁止了，他由公開轉入了地下。老汪跟朱老三的關係隻能算是一般，這麽多年沒見麵，就更是疏遠了。而且他知道朱老三已經移居香港了，聽朱向他打聽租房的情況，立刻警惕起來。他告訴朱老三，政府規定不得把房屋租給境外來客，如若違反，房東肯定會吃官司，如果是地下中介介紹的，那就連非法經紀人一並處理。

這個情況是朱老三始料不及的，等於斷了他的路。之後幾天盡管他還是天天往外跑，但已經屬於沒頭沒腦的瞎跑了。正犯愁時，1月13日，他忽然在街頭與包瘦彬不期而遇。

以前有段時間，朱老三跟包瘦彬交往頗多，兩人關係好到差點兒像包瘦彬與俞飛騰那樣結拜弟兄，後來盡管疏遠了，但從來沒有為利益起過爭執。此番見麵，兩人都是喜出望外。更讓朱老三興奮的是，租房的問題就這麽解決了。他跟包瘦彬約定，他先回一趟香港，大約一周後再來廣州，屆時那批貨估計也運過來了。

當天傍晚，朱老三去向董太報告情況，董太一五一十問得很詳細，最後說老三你辛苦了，你可以先回香港，過幾天再過來就是，李先生那邊也該有消息了。朱老三就又去越秀區沿江西路愛群大廈住了兩天，留個記錄，這才返回香港。

李老板跟董太顯然是另有通消息的渠道，已經知曉朱老三廣州之行的進展。他詳細問了包瘦彬的情況，聽說包瘦彬曾在香港待過，立刻動用關係打聽。隔天，李老板請朱老三吃飯，說已經了解過了，包瘦彬這個人江湖口碑不錯，老三你幹得很好。這樣吧，你先歇幾天，等貨到了，我會通知你去廣州的。再過去就不用待那麽多日子了，跟包瘦彬把租房的事定下來你就回香港，以後的事情董太自會處理好。

就這樣，朱老三去而複返，又回到了廣州。沒想到，這樁事兒已經穿幫，專案組布下了一張網，當天他就被捕了。

對朱老三的訊問結束後，專案組立刻舉行全體會議，研究下一步應該如何行動。原以為朱老三涉案頗深，抓住他就可以查清全部案情了，現在看來並非如此，這家夥不過是一個跑腿的馬仔。別說在香港的李老板那個後台了，就是在廣州，他也得聽董太的指揮。由此可見，那個李老板心思非常縝密，弄不好，董太也不過是他整盤棋中的一枚棋子，隨時有被拋棄的可能。看來，要一舉破獲本案，截獲那批走私軍火，甚至追查出下家，還不是一蹴而就的事。

大夥兒一番討論，終於議出了一個釣魚之計——釋放朱老三，讓其繼續跟董太聯係，把那批走私軍火釣到手再說。不過，具體操作時得考慮一個問題，即警方是否控製得了朱老三。畢竟這主兒的妻子兒女都在香港，生命安全可以說掌控在李老板以及那個台灣特務湯先生手裏，朱老三考慮到這一點，顯然不會真心實意配合警方。為此，刑警必須嚴密監控朱老三的一舉一動，並且將其跟董太的接觸時間壓縮到最低限度。

很快，一套完整的“釣魚方案”送到了廣州市公安局局長譚政文的案頭，計劃分為兩部分——

第一，讓朱老三偽稱突遭車禍受傷住院，將其控製在醫院病房內。由朱老三的妹妹、並不知內情的朱七姑去給董太報信兒，告知“車禍”情況。董太得知消息後必定會去醫院探望朱老三，當然不是真的關心朱，而是為了通過朱老三與下家包瘦彬搭上線。由老刑警任桂雄冒充包瘦彬在醫院等候，朱老三把他介紹給董太後，“包瘦彬”就可以直接跟董太打交道了，這樣，專案組就掌握了主動權。

第二，立刻對董太實施秘密監視。考慮到此項任務的重要性、特殊性，應調集足夠的包括女刑警在內的便衣，並準備好自行車、摩托車、汽車等交通工具；同時對董太本人的情況進行查摸；並請求上級安排情報人員對香港“大煌商行”以及李老板進行調查，弄清此次軍火走私是否有政治背景；準備好合適的房屋，以便“包瘦彬”可以隨時帶董太去看房。

譚政文批準了這個方案，下令即刻實施。

董太的情況當晚就查清了——

這個女人本名董美雯，五十一歲，籍貫廣東陽江，十七歲時嫁給廣州黑白兩道都沾的大佬麥黃富做了四姨太，人都喚其“董小姐”。在其二十八歲時，麥黃富被人暗殺，董美雯倚仗與其私下有染的幫會頭目富有錦的勢力，爭奪到部分遺產。此後她一直未嫁，卻周旋於不少有錢有勢的男子之間，熟人朋友改稱其“董太”。抗日戰爭爆發，她積極參加愛國救亡運動，捐獻大洋三千，此事還作為新聞上過報紙。但在日軍占領廣州後，她又頻頻與日偽頭目來往。等到抗戰勝利，“軍統”以漢奸罪名將其拘捕，沒收了大部分財產。出獄後，董美雯沒了之前的那份張揚，日常生活也不再奢侈，但滋潤的日子過慣了，開銷還是遠比尋常人要大得多。

董美雯的社會關係非常複雜，幾乎每天都有應酬。廣州解放後，像她這樣的人，公安局自然會將其列入需要重點關注的人員名單。據派出所了解到的情況，解放一年多以來，她極少外出，登門拜訪的人更是寥寥無幾，連她在陽江老家的親戚也隻來過一次，而且吃了頓午飯就告辭了。專案組因此作出判斷，董美雯與香港那個李老板應該是以前的老關係。

專案組的“釣魚方案”於2月2日開始實施。那天上午八點多，朱七姑匆匆趕到荔灣區西關大義巷19號，向董太說了其兄遭遇“車禍”之事，遞交了朱老三的便條。朱老三昨晚入院時，專案組為了裝得逼真，讓醫院給其整條右腿打了石膏，朱七姑信以為真。董太是老江湖，像朱七姑這種毫無江湖經驗的角色，在她麵前耍花樣本是很難的，但此刻朱七姑對哥哥受傷的事深信不疑，其神情語氣沒有絲毫做作，董太自然看不出任何破綻。

朱七姑離開後，董太立刻出門，去商店買了些禮品，叫了輛三輪車直奔醫院。進了病房，詢問過朱老三的傷情，她立刻把話題轉到了租房的事情上。根據刑警事先的關照，朱老三說他已經請護士給包瘦彬打電話了，估計包瘦彬會來看望，繼而征求董太的意見：“如果包先生來了，要不要通知您過來跟他見個麵？”

正說著，由老刑警任桂雄假冒的包瘦彬拎著禮物出現在病房門口。

七、峰回路轉

“包瘦彬”和董太接上了頭，情況的發展盡在專案組的估料之中。眾偵查員都以為離破案已經不遠了，可接下來卻發生了讓人意想不到的變化。

首先察覺到不對勁兒的是老刑警任桂雄，這種察覺隻能說是一種直覺。在醫院，朱老三把“包瘦彬”介紹給董美雯，董美雯很熱情，上前跟他握手，口稱“包先生”。任桂雄不想在病房過多停留，以免言多必失，因為跟朱老三沒有配過台詞而穿幫，便起身告辭。董美雯也跟朱老三握手告別。朱老三提議讓“包瘦彬”帶董太去看一下房子，董美雯馬上點頭說好。任桂雄自然覺得這是一個好機會，叮嚀朱老三好好休養，就和董太一起離開了病房。

兩人並肩走出醫院，老刑警用餘光從側麵觀察，發現董太臉上的神情不像之前那樣熱情、自然，似是突然落了一層冷霜，陰沉下來了。任桂雄心裏微微一顫，當時就有“是否被她察覺了”的擔心，但隨即，董太的臉上又陰轉晴了。任桂雄心下稍安，以為是自己多慮，也沒有太在意。

到了醫院門口，兩人分乘兩輛三輪車前往專案組已經準備好的一處庫房。看房子時，董太的臉色再次陰了一下。這回，任桂雄開始在意了。看完房子，董太說回頭再聯係，叫了輛三輪車匆匆走了。

很快，負責跟蹤的便衣刑警裘泗銘反饋，董美雯沒有回家，而是去了市電信局營業大廳，逗留了二十多分鍾。其間裘泗銘進入大廳察看，發現她坐在長椅上，像是在等待長途電話接通，稍後，另一便衣再次入內察看，她果然在電話隔間內通話。隔間的門關著，周圍環境也比較嘈雜，未能聽清她在電話裏說了些什麽。離開電信營業廳後，董太就直接回家了。

獲知上述情況，專案組長薛雲倚果斷下令：到電信局查詢目標跟何人通了電話。

刑警丁渭君駕摩托車前往市電信局營業廳調查，得知董美雯打的是香港長途，電信局掌握的資料表明，該號碼係香港“大煌商行”的電話。如此說來，董美雯這是在與商行李老板通話。具體說了些什麽，目前沒法兒知曉，不過，根據她之前心急火燎要跟“包瘦彬”見麵，當真見了麵之後熱情大幅度降溫的情形判斷，她很有可能發現了於己方不利的情況，因而就有了給李老板打長途電話之舉。

這時，上級送來了動用在港情報人員了解到的“大煌商行”以及老板李思愚的情況——

該商行成立於民國二十四年，主要經營五金、電器商品，老板原是安徽旅港商人方達邸，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方返回內地，臨走時把商行廉價轉讓給幫會頭目李思愚經營至今。李思愚五十五歲，廣東佛山人氏，少年時隨父去了香港，起初在商店做學徒、在工廠當技工。民國十年，他在工廠做技工時加入幫會，多次參與械鬥，吃過幾年牢飯。後來，他又當過碼頭把頭，直至最後成為老板。

李思愚的社交圈子很廣，內地、港澳台、東南亞乃至美國都有他的朋友。太平洋戰爭爆發不久，香港淪陷，他與“軍統”關係密切，為“軍統”地下人員提供過幫助。抗戰勝利後，至今沒有其參與國民黨特務活動的傳聞。由李執掌經營的“大煌商行”，早在其接手伊始就從事走私活動，至今已有近十年曆史，卻從未被香港緝私署懲處過。經此次我方情報人員的初步調查，新中國成立後，李思愚及該商行起碼有不少於二十次的走私活動，均是與內地不法分子做交易。走私的貨物以內地緊俏商品為主，涉及西藥、照相機、鍾表、收音機、五金工具等，但並未聽說他從事過軍火走私。

專案組據此分析，看來朱老三之前的交代內容屬實，此次軍火走私活動確是由李思愚在一手操縱，至於其是否受台灣特務機關的指使，眼下尚難以判斷。如果有政治背景，那根據規定，該案件就應移交政保部門接著偵查了。專案組立刻把情況向上級報告，請示往下該如何操作。等候批複期間，專案組除繼續秘密監視董美雯及監控“住院”的朱老三之外，暫停其他偵查活動。

這份報告送上去之後，大夥兒尋思再過三天就是春節，批復最好是節後下來，這樣也可以稍微輕鬆幾天。不料，2月3日上午十點把報告遞交上去，下午兩點，上邊兒的批示就來了，讓專案組繼續偵查，盡快將該案破獲。

專案組刑警隨即進行案情分析。憑著老刑警的直覺，任桂雄認為他假扮包瘦彬已經被董美雯識破，她去市電信局營業廳跟香港的李老板通話，就是匯報這一情況。老任的這個意見一亮出來，自然受到眾人的重視。薛、史兩位組長請他再回憶一下跟董美雯接觸時的細節，老任說細節已經說過了，我在想，這問題應該出在朱老三身上——不是我想推卸責任，因為董太之前還一切正常，對我熱情有加，可離開病房後，態度就發生了明顯變化，而我的表演跟之前並沒有什麽兩樣。董太自進入醫院至回到家中，一直受到便衣的監視，未曾發現她與其他人接觸，所以，這個變化的原因肯定來自病房。

大家便開始回憶朱老三跟董太見麵後的一舉一動，在座刑警中，當時有兩人化裝成病人在旁邊病床上躺著，加上任桂雄一共三雙眼睛盯著朱老三，都沒發現他跟董太有過眼神或者肢體等暗示動作。議到這當兒，昨天化裝病人在場監視的小曹恍然大悟：“我想起來了——那個女人臨走時曾跟朱老三握手，肯定是朱老三通過這個接觸傳遞了信號！”

他這一說，任桂雄也想起來了：“對，董太的確跟朱老三握手了！我去醫院走一趟，問問這家夥！”

薛雲倚說：“不必問了，這事待姓董的歸案之後肯定會交代的。現在即使朱老三承認也於事無補，咱們還是另辟蹊徑吧。”

有刑警提出不同意見，認為這不過是推測，萬一這種推測是我們“神經過敏”呢？如果因此中斷了之前的部署，那豈不誤了大事！大夥兒聽著也覺得有道理，兩個組長對視了一眼，也不敢拍板決定放棄之前的方案，低聲商量一番，薛雲倚說那就雙管齊下吧，一邊繼續執行原方案，讓老任等待董太聯係，同時另行尋找破案線索。

之後的五天裏，專案組一直在暗查董太的社會關係，指望從中發現她是通過何人的中轉完成與香港李老板的溝通的。昨天專案組到電信部門調查，發現董太在此之前從未往香港打過長途電話（當時打長途電話需要填寫登記單，由接線員叫通後方能通話，如果是往境外打長途，在填登記單時須附上證件或戶口簿），顯然，她另有渠道與李思愚取得聯係，而這個渠道很有可能是一個起著“交通員”作用的人物。當時專案組諸成員都認為這個推斷比較靠譜，從2月4日到2月9日一直在查摸這條線索，直到破案後方才知道，李思愚是用普通郵政平信跟董太聯係的。

一幹刑警就這樣度過了一個勞而無功的新年。其中最感到無聊的是任桂雄，根據專案組的決定，他天天住在包瘦彬的家裏，等待可能會突然尋上門來的董太（盡管他自己認為已經不可能了），還得為自己張羅一日三餐。平時他在家可是從不進廚房的，這回也真是難為他了。幸虧派出所考慮到這一點，請居委會和鄰居對老刑警多加關照，老任總算硬著頭皮撐了下來。不過，事後想來，他這幾天也沒白待，因為閑著沒事，白天黑夜考慮的都是這個案子，竟產生了一個於此案來說非常有價值的想法。

2月10日，任桂雄覺得悶得慌，遂出門溜達，在巷子裏遇到奉命蹲守的便衣刑警裘泗銘，便駐步與其閑聊了幾句。老任說：“小裘我問你個事兒，那天董太從醫院出來是你跟蹤的吧？”見裘泗銘點頭，他接著問，“那麽，她在市電信局營業大廳裏待了二十來分鍾，一直都在等候接長途電話嗎？”

“應該是吧……”

任桂雄一瞪眼：“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什麽叫‘應該是？”

裘泗銘跟其他年輕刑警一樣，見到喜擺老資格的老任有點兒怵頭，他趕緊解釋說：“我們進去查看了兩次，她都坐在長椅上等候嘛。”

老任放緩了語氣：“在你們沒盯著她的那段時間，她會不會還打了個電話，或者發了份電報什麽的？”

裘泗銘沉吟：“這個……可能性不大吧？”

任桂雄衝他揮手：“不跟你說了，你趕快去對麵工廠打電話給老薛，把我的意思跟他說一下！”

薛雲倚非常重視任桂雄的這個想法，當下叫上刑警張博虎一起去市電信局營業廳。因為有日期和具體時間，比較好查，而且董美雯是第一回受托做這種事，沒有什麽防範意識，電報底稿上的落款竟然用的是真名真地址。這份電報對於電信局的營業員來說也比較稀罕，竟是發到廣州市區的，地址和收件人是“本市洞神坊項記石灰行項沉開”，內容是：前議已定，近日將行，敬請接待。

該電報的發送時間在董美雯與李思愚通話之後，專案組推斷，李思愚之前可能曾與這個項沉開商議過將“硬貨”存放於其庫房之事，但又覺得存放地點不是十分適宜，打算另擇他處，便指派朱老三出麵張羅。原以為朱老三已經將此事辦妥，不料突然發生變故，他又急於將這批貨出手，於是在接到報警電話後立刻指令董太通知項沉開準備接貨。

當天下午，專案組派員對洞神坊“項記石灰行”及項沉開進行了外圍密查。項沉開係石灰行老板，廣州本地人，五十掛零，年輕時當過海員，後上岸從事汽車司機工作，曾安家於香港，加入了當時香港勢力較大的“金斧幫”——李思愚即是該幫會的中層頭目。抗戰勝利後，項沉開舉家還鄉，返回廣州定居，從一個姓鍾的商人手裏盤下了這家兩個門麵前後兩進的石灰行，自任老板。回粵至今已是第六個年頭，並未聽說他參加過任何黨派或內地的幫會組織，在業界口碑也不錯，1948年2月營造材料同業公會舉行改選時，他被選為區委員。

負責調查的副組長史滔獲取上述情況後，並沒有到此為止。之前向鄰居調查時，得知從2月4日至當天（2月10日）為止，石灰行並未進過貨，而且從除夕到年初四這幾天也沒有營業，今天方才開門。史滔由此判斷，李思愚的這批貨尚未運達，於是留下兩名便衣刑警，並要求派出所派出一名民警一起對石灰行進行秘密監視。

鑒於該案的偵查過程中屢屢出現曲折和意外，不止一個刑警提出，李思愚指使董美雯發這份電報是不是為轉移偵查視線的虛晃一槍。薛雲倚、史滔、任桂雄正討論這種可能性時，忽然傳來消息，有一條木船停在石灰行後麵的臨河埠岸邊，正把一筐筐生石灰塊往庫房裏抬。老刑警任桂雄馬上斷定：“肯定是‘硬貨。”

薛雲倚下令：等對方卸貨後，半路上攔截空船，拘捕船上所有人員進行訊問。與此同時，增派監控石灰行的人手，下一步如何行動，待請示上級後再作決定。

一小時後，石灰船上的四個家夥已被押進公安局的訊問室。他們一致供稱，船主韓起仁係珠江區小有名氣的船行老板，擁有大小運輸船隻十一條，他們四人均是船行夥計。這批貨是昨晚從珠江口海麵上的一條機動船上接駁過來的，當時就是這麽一筐一筐的石灰。他們以前也裝過石灰，但分量好像比以往都要重，顯然底下另有沉重物品。至於是什麽，他們沒敢查看。順利接到這批貨後，他們把木船駛入珠江，經過三神廟時，韓老板已經派人等在那裏，讓他們下午四點把貨送到“項記石灰行”。

訊問結束，船行老板韓起仁、被監控的董美雯以及“住院”的朱老三同時被收監。案情上報後，公安局領導指令：出動公安部隊，協助專案組起獲走私軍火。

當晚，軍警包圍了石灰行，將該行老板、夥計全部拘拿，從庫房內起獲了仍藏匿於四十二個竹筐內的“硬貨”，計美製M1A1卡賓槍二十支、史密斯·威森左輪手槍三十支、分解成零件的M1903式步槍四十支，以及上述三種槍支的子彈合計一萬五千發和MKⅡ手榴彈五百枚。

專案組連夜訊問案犯，董美雯供認其與李思愚曾是情人關係，但已中斷來往多年。最近內地政治形勢漸緊，董欲移居香港，遂致函李思愚，希望他能幫忙辦理。李複函說可以幫忙，但提出了交換條件，即解決一批從香港運入廣州的貨物的暫存事宜，因怕她泄露機密壞事，隻說這是一批走私貨，並未說明是軍火。由於廣州特殊的地理位置，走私活動一向猖獗，董美雯也並不認為這是什麽大不了的事。她建議將貨物存在自己家裏，李思愚當然不同意，讓她去租用安全可靠的庫房。可是，她並沒有這方麵的關係，李思愚隻好退而求其次，讓她暫時待命，一旦需要她做什麽，再另行通知。

接下來，李思愚就找到了項沉開。項沉開供述，元旦前幾天，李思愚托一個赴廣州辦事的香港朋友捎來口信，詢問是否可以在他的石灰行裏臨時存放一批“硬貨”。幫會出身的項一聽就明白是怎麽回事，但他沒有拒絕——因為這種事的報酬都是很高的。他按照李的要求把石灰行的位置函告後，卻一直沒收到回信。原以為此事到此為止了，日前卻忽然收到一封電報，一看便知此事已定，就讓夥計騰出庫房準備堆放貨物。刑警問及這批貨的下家，項老板說他不知道，李思愚沒有交代過貨到後怎麽處理，隻說“暫時存放”。

船行老板韓起仁供稱，他跟李思愚早在抗戰後期就已相識，建立了販運走私物資和偷渡出入境人員的固定通道，新中國成立後他們也沒有收手，沒想到這次卻“翻船”了。

專案組把一應情況向上級報告後，市局領導專門開會討論接下來如何處理。最理想的當然是守株待兔，等候前來取貨的下家，追查這批軍火的去向及用途。於是，不知內情的石灰行夥計當天就被釋放，由賬房先生負責，維持石灰行繼續運轉，並安排刑警化裝成夥計埋伏於內。可是，一連多日，並無下家前來聯係取貨，最後隻好取消行動，這個案子也就留下了遺憾。

1951年6月7日，廣州市軍管會對該案進行宣判：韓起仁因長期從事走私犯罪活動，被判處無期徒刑；朱老三、董美雯、項沉開分別被判處有期徒刑二十年至九年不等。俞飛騰殺害包瘦彬一案另案處理，俞被判處死刑，立即執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