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塵封檔案】係列之120、121：華東特案組之（一）秘密圖紙（上、下）

【塵封檔案】係列之120、121：華東特案組之（一）秘密圖紙（上、下）

本文轉載自公安月刊《啄木鳥》2016年第10、11期

文/東方明

　　1949年夏秋之交的一個中午，正在蘇州出差的中共中央華東局社會部泰山情報組組長焦允俊接到上級通知，讓他迅即返滬，限下午三時前抵達華東局社會部機關。

　　自打三年前華東局社會部成立，焦允俊被任命為泰山情報組組長以來，這種正在外出執行使命時被緊急召回的情況隻遇到過一次。那是1948年11月，他正在尚未解放的南京從事秘密工作，忽然接到南京地下黨秘密交通站送來的一份緊急通知，讓其迅即前往杭州。到了杭州，剛下車還沒走出長途汽車站，又接到化裝成小販的當地地下交通員遞交的火車票，讓他馬不停蹄直奔上海。抵達上海後方才知道，原來是根據社會部副部長揚帆的命令，全方位收集上海的情報，泰山情報組即是華東局社會部派遣到上海的數個情報組之一。就這樣，焦允俊率領的情報組在上海開展秘密工作，直到上海解放。

　　那麽，這次被緊急召回又是什麽情況呢？焦允俊猜不出來，而且還有些情緒。他來蘇州三天，剛把手頭的案子梳理出一些線索，正準備進行全麵調查，卻來了這樣一個緊急命令。沒辦法，命令必須無條件執行，他隻好打道回府，於下午三時出現在領導麵前。領導沒有任何解釋，隻是給了焦允俊一個地址，讓他當晚七點前報到，反複關照絕對不能遲到。不過，臨出門時，這位領導卻一反平日對待下級的刻板嚴肅，竟破例跟焦允俊握了握手。以焦允俊的機靈，立刻從這看似漫不經心的動作中捕捉到一個信息：自己可能被調動了，這一握就是告別。

　　其時新中國已經成立，過去的地下黨大多搖身一變成了“地上黨”，不必再偽裝身份，有些還穿上了軍裝或警服，可對於焦允俊這樣的秘密工作者來說，依舊與軍裝或警服無緣。出於對付敵對勢力滲透和破壞的需要，其處境基本沒有變化，一舉一動都必須小心翼翼，否則，一旦身份暴露，可能會導致無法彌補的嚴重後果。

　　當晚七時差五分，焦允俊化裝成一個商販模樣，抵達華東局社會部設在上海西郊虹橋路的一處秘密聯絡點。很快，又陸續進來了六個男子，或高或矮，或胖或瘦，但都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其貌不揚，在大庭廣眾之中絕對不會引人注目。

　　七點整，新領導準時出現在眾人麵前。這位領導焦允俊以前曾經見過，但沒打過交道。焦允俊大約是副營的級別（當時還沒定級），而這位領導是紅軍出身，早就是相當於旅一級的處長了。領導的記憶力驚人，根本沒問什麽，進門後就說出了七位部下的名字和職務。焦允俊一聽，都和自己的資曆差不多。繼而領導宣布，由在座的這些人組建一個新的專案組，並任命了組長和副組長。

　　那麽，究竟是什麽案子，竟然值得華東局社會部如此興師動眾？

洋美女結交小癟三

　　北四川路區的虹鎮老街在初解放時被坊間稱為“窮街”，可想而知那個地區大部分居民的經濟狀況。這樣的地方，很自然地被乞丐、癟三作為據點，窮街子弟中頗有一些少年讀不起書，就整天跟著那幫乞丐、癟三廝混。由於家境貧窮，這些少年通常營養不良，臉色跟乞丐相差無幾，衣著更是補丁疊補丁，肮髒不堪。不知道底細的人乍見之下，很容易把這類少年和乞丐、癟三混淆。而本案的發生，就是緣於一個外國美女在這方麵的誤會。

　　虹鎮老街有一戶工人家庭，男主人姓秦，係一家私營鐵工廠的鍛工，其妻姓汪，在紡織廠做擋車工。這對夫婦結婚十多年，生下八個子女，那個年代醫療條件差，嬰兒存活率比較低，可這八個子女竟然個個成活。雖是雙職工家庭，但因收入不高而且吃飯的嘴太多，生活捉襟見肘。

　　導致洋美女誤會的那個九歲男孩兒，在秦家子女中排行第四，大名秦永錦，小名阿四頭。阿四頭長到九歲，身上還沒沾過新衣服，穿的都是上麵三個“光榔頭”（滬語，即“光頭”，代指男孩兒）穿剩下的衣服，其破舊程度可想而知；又因襤褸衣衫不耐洗滌，所以盡可能少沾水，其肮髒程度也可想而知。雖然沒上過學，但阿四頭心思活絡，智商比同齡孩子要高出一截，可以把一本小學二年級的語文課本從頭念到底，算術課本上的題目也運算如飛——這還是他去小學操場上玩的時候，蹲在教室外麵偷學到的。阿四頭還有一個特長——擅長講故事。不論哪裏有熱鬧，隻要讓他瞧見了，回去之後就能把那件事情的核心經過、現場情景甚至人物對白說得一清二楚。如此，他也就成了他那幫小夥伴中的“新聞播音員”。

　　8月27日那天，阿四頭又向他的一班小夥伴講了一樁新聞。這次的新聞與以往不同，故事的主角就是他自己，而故事本身更是令人難以置信——有一個外國美女請他明天上午去老城隍廟“樂圃茶樓”吃早茶。此語一出，小夥伴們都認為阿四頭在吹牛。阿四頭遭到小夥伴們的質疑，自尊心頗受傷害，就衝著叫嚷得最厲害的男孩兒劈麵一掌。那孩子的個頭兒雖然比阿四頭大，卻不是阿四頭的對手，隻鬥了片刻就倒地大哭。這下，另外幾個孩子不依了，一起圍了上來。阿四頭雙拳難敵四手，頓時落於下風。正挨打時，他的兩個哥哥阿二頭、阿三頭撿煤渣回家正好經過，見狀二話不說就加入戰團。對方挨了打的一個男孩兒趕緊奔回家叫人，眼見就要釀成一場有成年人參加的毆鬥，幸虧被戶籍警小李看見，當即喝止。詢問事由，聽說有個外國女郎約請阿四頭明天去吃早茶，不禁愕然。

　　那個年代，這種事必然會引起警察的注意，小李思忖片刻，就把阿四頭帶到了派出所。阿四頭再三聲明，這件事絕對不是他編造的——

　　這天早上，阿四頭因為淘氣被母親罰掉了早飯，他隻好餓著肚子去外麵轉悠。平時經常跟叫花子混在一起，他對乞討那一套很熟，就在臨平路上的一家茶館前駐步。正待入內向茶客討些點心充饑時，有人把他喚住。回頭一看，竟是一個外國女子。外國女子阿四頭是見過的，但都是打扮得花花綠綠，通常還有一股濃重的香水味，張嘴就是嘰哩咕嚕的洋文。可是，此刻喚住阿四頭的外國女子卻是另一副做派。

　　這女子看上去比較年輕，長得也漂亮，長波浪頭發挽成一束馬尾辮垂在腦後，穿著卻很大眾化，淡藍色勞動布褲子和米黃色細帆布上衣，也沒噴香水。更讓阿四頭吃驚的是，對方還能說一口流利的上海話，稱阿四頭為“小阿弟”，先遞上兩個燒餅。阿四頭啃燒餅的時候，洋美女問了他的姓名和家庭情況，阿四頭一一作答。接著洋美女又問他有沒有去過老城隍廟。阿四頭說去過。那麽，老城隍廟“樂圃茶樓”的點心嚐過嗎？這個，阿四頭隻有搖頭了。

　　“這樣吧，明天早上七點，我在老城隍廟‘樂圃茶樓’門口等你，請你吃早茶，各式各樣的點心讓你吃個夠。”說著，洋美女掏出一張兩千元紙幣（此係舊版人民幣，與新版人民幣的兌換比率是1∶10000，下同）放在阿四頭手裏，“這是給你的車錢，怎麽乘車知道嗎？”

　　見阿四頭點了頭，洋美女說聲“拜拜”轉身離去。剛走了幾步，被阿四頭一聲“阿姨”叫住，原來是問她叫什麽名字。洋美女一笑：“你這孩子還真聰明，就叫我瑪麗阿姨好了。”

　　說完經過，阿四頭從髒兮兮的褲袋裏取出那張兩千元紙幣給戶籍警看，以證明自己的這番陳述並非編造。戶籍警小李認為此事有些反常，那個金發碧眼的“瑪麗阿姨”如此善待形同乞丐的阿四頭，原因是什麽？是純粹行善呢，還是另有企圖？如果是後者，阿四頭這麽一個貧寒家庭的小孩兒，為什麽會有人對他感興趣，而且還是個外國人？小李立刻把這一情況向派出所所長杜辛漢匯報，杜所長的觀點跟小李相同。這樣一來，派出所就得對此事進行跟蹤調查了。

　　杜所長讓阿四頭第二天早上準時赴約，同時指派一名老成持重的中年民警老曹換上便裝，也去那裏吃早茶，監視現場情況，兼帶保護阿四頭。另派民警小李、小王在現場附近守候，等“瑪麗阿姨”離開茶樓後進行跟蹤。往下如何進行，待查摸到“瑪麗阿姨”的落腳處後再作計議。

　　次日是星期天，老曹、小李、小王按照領導的安排，於七時前抵達老城隍廟，一個進入“樂圃茶樓”，另兩個則在茶樓附近的九曲橋一帶溜達。老曹進茶樓後，先樓上樓下轉了一圈，沒見阿四頭或者“瑪麗阿姨”，就在底樓選了一個適宜於觀察門口和樓梯口的位置，落座後要了一壺茶水、兩樣點心，一邊吃著一邊等待目標。可是，等了半個小時，阿四頭也好，“瑪麗阿姨”也好，竟然一個也沒出現，這不是奇怪了嗎？跟阿四頭說得好好的，這小子怎麽不見人影？又等了一陣，外麵二位已經不耐煩了，在門口探頭探腦，老曹遂決定收隊。

　　回到虹鎮老街，小李連派出所也沒回，直接就奔老秦家。進得門去，小院子裏聚著七八個孩子，正圍著阿四頭伸手要吃食。定睛一看，這小子竟然買了十來根脆麻花，裝在一個紙盒裏，每人發一根。見到戶籍警，孩子們拿著麻花一哄而散。阿四頭把紙盒往前一遞，說李叔叔您也來一根。小李自然火大，把臉一沉：“跟我走一趟！”

　　把阿四頭提溜到派出所一問，原來這小子是去了老城隍廟赴約的，不過沒進茶樓，就在附近一家香燭鋪前跟“瑪麗阿姨”見了麵。對方好像是知道他會從香燭鋪前經過似的，預先在那兒等著呢，看見阿四頭來了，迎上前說跟我走。來到“老飯店”門口，“瑪麗阿姨”說茶樓我去看過了，人太多，要等座的，就在這裏吃麵吧，還有小籠包子呢。吃早點的時候，阿四頭終於明白了對方如此對待他的用意——

　　三天前的傍晚，阿四頭提了個老爸自製的大號老鼠夾子，去附近的小學放置，想捕捉黃鼠狼。這所小學比較簡陋，圍牆、大門都是竹編的，裏麵也沒有什麽值錢的物品，所以從來不設門衛。此時學校尚未開學，而竹籬笆早就給類似阿四頭這樣的頑皮小鬼拆了幾個洞，隨時可以出入。阿四頭設置好鼠夾正準備離開，忽聽見附近有人說話，駐步張望，隻見來了三個比他大五六歲的少年，鬼鬼祟祟地進了一間教室。阿四頭年紀雖小，社會經驗卻十分豐富，意識到這三位必有古怪，便躡足悄然靠近。

　　屋裏三個家夥正在喝啤酒，桌上放著幾包鹵菜。三人一邊吃喝，一邊說話。聽了一會兒，阿四頭終於弄明白他們剛剛偷竊了一個皮包，用裏麵的部分鈔票買了這些酒菜，這會兒正議論如何分贓。阿四頭尋思，按江湖規矩，見者有份，他們應該分點兒給我的。於是咳嗽一聲，大模大樣進了教室。那三位自是吃了一驚，待看清不過是一個小孩兒，開口便罵。阿四頭說，你們先別罵人，聽我把話說完，我阿四頭你們肯定是不知道的，可虹鎮老街的秦大力你們總聽說過吧？那是我老爸！

　　秦大力身高力大，年輕時練過拳腳，據說師傅是武術家王子平，在虹鎮老街周邊是有點兒名氣的。那三個少年原本是要奉送這個不速之客幾個“麻栗子”（滬語，即用指頭關節彈腦門兒）的，待聽說麵前這位是秦大力之子，就不敢冒失了，請阿四頭坐下喝酒。阿四頭不會喝酒，就把桌上的四樣鹵菜逐樣嚐了一遍，然後說兄弟告辭了，您幾位有啥話要對我說嗎？嘿嘿，你們剛才說的那些話我可是都聽清楚了。這一說，三少年就隻好“破費”了，商量片刻，把那個釘著洋文銘牌的空皮包送給了阿四頭。

　　次日，阿四頭偷偷拿著家裏的戶口本，去淮海路舊貨商店把這個皮包賣了，得了十萬元鈔票。他沒想到可以賣這麽些錢，不敢使用，更不敢吭聲，偷偷藏在家裏。現在，“瑪麗阿姨”來找他就是為這事，她說那個皮包是她的，被人偷了，現在來找阿四頭，不是為了算賬，而是想知道是什麽人偷的，皮包又是怎麽到了阿四頭手裏的。“瑪麗阿姨”許諾，隻要說出真情，她可以給阿四頭一些鈔票。阿四頭自然心動，但提出要先給錢。“瑪麗阿姨”掏出一張五萬元紙幣遞給他，阿四頭則把自己知道的情況和盤托出。當然，阿四頭並不認識那三個偷包的少年，隻說了說大致模樣。

　　阿四頭提供的信息使警方更加感興趣了。那個時代，別說警察了，就是尋常群眾腦子裏對敵鬥爭那根弦也繃得甚緊。杜所長聽了小李的匯報，認為必須予以充分重視，寧可懷疑錯了，也不能輕易放過這個疑點。匯報分局後，分局領導也認為必須認真對待，隨即指派兩名治安民警老林、老方協助調查。老林、老方跟派出所的小李碰了頭，稍一研究，認為應該先設法找到偷竊皮包的那三個少年。

　　三個少年既然在作案後選中虹鎮老街的那所破舊小學作為分贓的地方，說明他們對虹鎮老街並不陌生。而且，阿四頭在露麵後一報老爸秦大力的名號，他們就服軟了，足見他們是知曉老秦的情況的。小李對虹鎮老街派出所管轄範圍內的治安情況比較熟悉，而且從小在這一帶長大，對本地區有哪些不良少年心中有數，印象中並無這樣的角色。

　　林、方都是留用的舊警察，按說對分局轄區內的治安情況也比較熟悉，不過那是老黃曆了。上海解放雖然不過三個餘月，但治安方麵管控對象的變化卻是極大，以往的那些幫會人物、地痞流氓，一部分已經被抓，有的甚至被槍斃；另一部分則腳底抹油逃之夭夭，不知去向；剩下的懾於人民政府的威勢，都老老實實地待在家裏不敢露麵。即便如此，治安情況並未明顯好轉，舊時那些不法之徒銷聲匿跡了，但馬上就有了替補，比如阿四頭在小學遇到的那幾個少年之類。林、方對於這類角色就不甚了解了，因此提議去分局翻閱最近的失竊報案記錄。

　　這一番查下來，果然發現在最近兩個月內的報失記錄中，不少失主都提到過被竊前後周邊有可疑少年出現，其中七起的描述與上述三個少年的外貌特征相符。再查看分局治安科專門偵辦偷竊案件的第三組編製的動態簡報，終於發現一個名叫劉小狗的少年似是其中的一個。當天傍晚，劉小狗在其家附近的臨平路上閑逛時，被小李、老林迎麵攔下，帶進了分局。一個不良少年哪是三個警察的對手，劉小狗乖乖承認了竊包之事。

　　那是8月25日，他和兩個朋友許金根、張有寶去南京路閑逛，當然主要目的是“捉兔子”。“捉兔子”係上海灘黑道切口，意即偷包。這個“包”不光指錢包，也包括旅行包、手提包、坤包，以及直接用各色棉布包著的體積不等的包裹。這種作案手法技術含量很低，隻需要找準目標跟蹤，趁目標選購商品或做其他事情順手把包放在一邊的機會，湊過去悄悄拎走就是，如果旁邊有同夥“打槍籬”（即掩護），那基本就是一拿一個準。

　　劉小狗三人是上海解放後方才自學出道的雛兒，想走發財邪道，卻又沒技術，所以隻有“捉兔子”了。沒想到，兩個多月幹下來，少說也得手了二十來回。隻是財運一般，偷到的包裏少有現鈔，更無珠寶首飾。25日算是他們出道以來運氣最好的一天，劉小狗在永安公司三樓無線電櫃台瞅著一個四十來歲的平頭男子正聚精會神地選購收音機，便示意許金根、張有寶湊上前去“好奇觀望”，分散目標的注意力，他則趁此機會一舉得手。

　　這是一個長方形的褐色皮包，包蓋上裝有拎襻，兩側包脊上附有背帶，可拎可背。劉小狗得手後立刻下樓，出門取下拴在腰間的洋麵袋把皮包裝進去，一口氣直奔外灘。不一會兒，許金根、張有寶也氣喘籲籲地趕到了。他們找了個隱蔽角落打開皮包一看，都是又驚又喜，這次真是豐收了，竟有八十多萬鈔票！此外還有一塊懷表、一個精致的硬皮封麵本子和兩塊嶄新的手帕。他們三人就用“戰利品”買了鹵菜和啤酒，往回走經過虹鎮老街小學時，說這學堂裏麵晚上鬼都沒有一個，去那兒喝酒是再好不過了，於是就從竹籬笆牆上的破洞鑽了進去。再往下，就碰到阿四頭了。

　　那麽，那個皮包給了阿四頭，裏麵的其他物品呢？劉小狗說，鈔票都分掉了，那塊懷表，因為是他下的手，所以歸了他；兩塊手帕，許金根、張有寶每人一塊。至於那個本子，對這三個文盲少年來說似乎沒有用處，況且已經用過了，又是寫字又是畫畫的，寫的還都是洋文，誰也不懂；畫的圖更是看不明白，像是房子，還有互相交織在一起的直線曲線。這樣的東西，舊貨店是不肯收購的，劉小狗見沒人要，就拿回家去放著了。

　　訊問結束，警方隨即去劉家起獲了贓物。那個本子用過的幾頁上確實全是英文和草圖，畫的像是建築物室內室外的簡易輪廓，至於直線和曲線，似是機械物件的草圖。本子隨即送交分局領導，領導翻了翻，沒發表任何意見，卻親手裝進牛皮紙卷宗袋，用火漆封條封好口，喚來機要通訊員，讓立刻送交市局。市局收到這個本子，沒有耽擱，又馬上遞送華東局社會部。隨後，焦允俊等七人被緊急抽調，組建了這個專案組。

跟丟了目標

　　領導介紹了案情，看看手表，已經過去一個多小時了，讓大家休息一下，到外麵透透氣，抽支煙。早就犯了煙癮的焦允俊正暗暗感歎領導體恤部屬時，又聽見領導說了聲“正副組長焦允俊、郝真儒同誌請留一下”，隻得暗歎一口氣。其他五位偵查員知道這是領導有意把大家支開，對兩位組長另有交代，於是趕緊拔腿走人。

　　趁領導喝水的當兒，焦允俊暗暗打量一起留下的郝真儒。這位剛被任命的專案組副組長看上去要比自己大兩三歲，一米七左右，身材顯得有些單薄，戴著一副褐色玳瑁架眼鏡，五官端正，臉上毫無表情。焦允俊暗忖，這老兄也不知什麽來路，看長相，在部隊裏挺適合做政治工作，當個團政委、政治部主任什麽的。轉念一想，那也太抬舉他了，俺老焦1940年參加革命，現在不過是個副營，他能做得了正團？

　　正胡思亂想的時候，領導開腔了，說還有一項黨內任命，之所以剛才沒有宣布，是因為專案組七名成員中有一位同誌不是黨員，目前雖已解放，但黨組織還沒公開活動，所以在有非黨員在場的情況下，不宜談論黨內事務。具體的任命是，由郝真儒同誌擔任專案組黨支部書記。焦允俊聽著，覺得自己猜得挺準，這位仁兄果然適合做政治工作。不過，一個專案組還要組建黨支部，這事以前從沒聽說過……

　　這時候，領導終於說到了正題，透露了一個在全組會上不適宜透露的情況：那個上交華東局社會部的本子裏記載的內容涉及中央向上海下達的一項重要使命，這項使命的核心是在蘇聯專家的幫助下建造海軍艦艇，準備用於解放尚被國民黨反動派控製的東南沿海島嶼、澎湖列島以及台灣。顯然，敵特分子已經察覺了我方的行動，正在著手收集相關情報。不僅是上海市公安局、華東局社會部的領導，就是接到報告的中央有關部門領導也感到震驚，連夜來電要求華東局社會部直接組織專案組進行偵查，力爭在最短時間內偵破該案，斬斷敵特分子伸向該項工作的黑手。

　　聽到這裏，焦允俊心中油然升起一股自豪感：俺老焦參加革命將近十年了，從事情報工作也七個年頭了，還從來沒攤上過這等高級活兒；如今不但攤上了，還是專案組長！這是組織對自己的信任，也是對自己以往工作的認可，可千萬不能把這活兒幹砸了，否則，自己豈不要遺憾一輩子？

　　接著，領導又給焦允俊和郝真儒互相作了介紹。這下焦允俊不得不對郝真儒另眼相看了——這位老兄參加革命比他還早一年半，早年曾在公共租界中央捕房做事，對上海各個方麵的情況都很了解。後來因叛徒出賣被捕，在嚴刑拷打下仍能夠嚴守黨的秘密。被地下黨營救出獄後，郝真儒去了皖南新四軍軍部，先是從事組織工作，後又做敵工工作。這樣的經曆，讓焦允俊不由得心生敬意，趕緊起身跟郝真儒握手：“老兄厲害！兄弟佩服得很！”

　　哪知，郝真儒卻一點兒不給麵子：“焦允俊同誌，革命隊伍中互相稱呼同誌，不宜稱兄道弟。”

　　領導離開後，專案組立刻開會分析案情。焦允俊是專案組長，當仁不讓主持會議，他心裏對郝真儒剛才的那番“正經”頗不以為然，因此，在開場白裏多少有點兒跟專案組的“黨內領導”、“業務副手”老郝同誌過不去的意思，沒用“同誌們”、“戰友們”等詞匯，反而帶著濃重的江湖氣：“諸位同僚，從今天起咱們就在一口鍋裏攪勺子了，應該有福同享，有難同當，心往一處想，勁兒往一處使……”眼見郝真儒推著眼鏡像是快忍耐不住了，這才言歸正傳，“案情呢，剛才領導已經作了詳細介紹，大夥兒有什麽思路，都說說吧。”

　　偵查員張寶賢馬上提出疑問，剛才領導介紹案情時隻說那個本子送到了華東局社會部，然後就沒了下文。那麽，現在要調查的是什麽？那本子上寫的都是英文，翻譯出來的內容又是什麽呢？

　　焦允俊轉頭看著老郝。郝真儒依舊是不鹹不淡的語氣，扳著指頭說了三點：第一，發現了一個疑似敵特收集我方絕密情報內容的本子；第二，這個本子被三個少年偷竊；第三，要查明這個本子係何人所有，以及上麵的內容是怎麽來的。

　　焦允俊暗忖，這個老郝還挺會概括的，真正是言簡意賅啊！在場的偵查員也都不是外行，一聽涉及絕密，誰都不提“本子”二字，接下來發言時都用“那件東西”代指，隻有焦允俊不以為然，照舊說“本子”。大夥兒先根據領導交代的案情還原了一應情況——

　　敵特分子通過目前我方尚未偵知的途徑獲得了絕密情報（或是與絕密情報相關的線索），其載體就是“那件東西”。“那件東西”放在一個中年男子隨身攜帶的皮包裏，在他去南京路永安公司選購商品時，卻被三個“捉兔子”的少年偷走了。中年男子發現皮包失竊，定然驚慌失措，回憶起之前曾有少年在他身邊轉悠，料想就是他們偷的，打算追回失物，最起碼要把“那件東西”追回來。

　　對方（應該是一個敵特小組）認為，失竊皮包中的鈔票多半會被小偷花掉，懷表和皮包則會賣掉，出售的方式有兩種，一種是合法出售，即拿著家裏的戶口本去舊貨商店；另一種是非法出售，那就是拿到黑市上去銷贓。三個少年會采用哪一種方式呢？估計是前者，因為小偷是少年人，去黑市銷贓很容易受欺負，黑吃黑把贓物給吞沒了。於是，對方走訪全市舊貨商店查摸小偷的來路。在淮海路國營舊貨商店，他們找到了線索（通過購買皮包時留下的原始發票，使舊貨商店營業員確信來人是皮包原主，從而獲得拿著家裏的戶口本前往出售皮包的阿四頭的基本信息）。往下，對方對阿四頭進行了外圍調查，然後指派專人接觸，企圖獲取“那件東西”的下落。

　　還原了上述情形，專案組決定兵分三路，張寶賢、孫慎言對上述分析中屬於合理推理的情況進行查摸核實；譚弦、支富德向淮海路舊貨商店了解近期前往打聽出售皮包信息者的情況；焦允俊、沙懋麟則立刻通知看守所把尚被關押著的劉小狗釋放，並由所方跟其談話，關照他出去後對自己被捕之事守口如瓶。劉小狗離開看守所後，偵查員就開始對其進行跟蹤——估計敵特方麵還不知道劉小狗已被我方拿獲，他們正在尋找劉小狗及另外兩個少年許金根、張有寶。不過，許、張兩人即便被找到，於敵特分子也並無幫助，因為“那件東西”是由劉小狗帶回去的，帶回去後怎樣處置，許、張並不知道。所以，敵特方麵最急於找到的應該是劉小狗。跟蹤劉小狗，就可能發現正在尋找他的敵特分子，然後順藤摸瓜查找線索。

　　至於專案組副組長郝真儒，焦允俊建議他坐鎮本部兼帶整理案卷。焦允俊覺得這位仁兄身體瘦弱，又是高度近視，似乎不適宜在一線奔波；再說，專案組的專職材料員還沒來報到，整理卷宗材料的工作總得有人去做。這個建議一提出來，眾人皆表示同意，郝真儒也點了點頭。最後，焦允俊請郝真儒說幾句。郝真儒又習慣性地推了推眼鏡，說完全同意大家的意見，自己是全組偵查員中實踐經驗最少的一個，理應向大夥兒學習，不過，他雖然於偵查工作是外行，但此刻還是要說一句外行話。跟蹤劉小狗是目前案件偵查的中心點，考慮到敵特可能會使出反偵查手段，人手肯定緊缺，而第一撥、第二撥四名偵查員的任務比較容易完成，他的想法是待他們完成任務後立刻轉到第三撥去，一起執行跟蹤使命。

　　話音未落，焦允俊便連說“高見”。散會後，郝真儒把會議記錄送到焦允俊麵前請他過目。焦允俊翻都不翻就簽名，說老兄你動作真快，這麽厚一遝會一散就記錄好了，老弟我要向你學習。郝真儒不再理會焦允俊的“挑釁”，一板一眼地說：“焦允俊同誌，你負責的這一攤在目前階段是關鍵環節，請務必小心謹慎。”

　　焦允俊尋思自己多年從事情報工作，在敵占區、在敵人眼皮底下不知闖過了多少艱難險阻，眼下執行這麽一樁盯梢使命還會砸鍋？這老郝同誌也真是操心過度了。當然，這層意思隻能心裏想想，當麵是不便表露的。哪知，郝真儒擔心的事情真的發生了——

　　劉小狗於當天傍晚前已經從看守所出來了。這小子年齡雖小，不過十四五歲，膽子卻大，看守所翁所長跟他談過話宣布予以寬大後，他並沒有尋常羈押對象獲釋時的激動，而是嬉皮笑臉地向翁所長討幾個零錢，好買票坐電車回家。翁所長又好氣又好笑，差點兒一巴掌撩過去，不過，既然專案組來電關照盡快讓這小子回家，料想其中必有奧妙，隻好自己掏錢（公家沒有這筆開支）把劉小狗打發走。劉小狗確實是坐電車回家的，他到家時，負責監視的偵查員已經在他家對麵的糖坊裏就位了。

　　次日一早，已經完成使命的第一撥、第二撥四名偵查員向焦允俊報到，焦允俊給他們作了分工，張寶賢、支富德進入監視點，中午由焦允俊和孫慎言、譚弦接替。意外就發生在焦允俊三人接班兩個多小時後。

　　劉小狗昨晚一直老老實實待在家裏。次日上午，他吃過早飯剛要出門，兩個狐朋狗黨許金根、張有寶來了。那二位根本不知道劉小狗折進過局子。劉小狗的母親搬出一張擺台（即折疊式桌子）放在家門口，三人圍桌而坐，磕著西瓜子聊天。午前那二位告辭時，焦允俊三人剛好來接班。

　　劉小狗給關了兩天，出來後又在家裏窩了一夜，早就憋不住要往外麵去散心了。午後一時許，他出了家門，信步往南，焦允俊、孫慎言在馬路兩側遠遠地跟蹤。看來專案組之前的估計是準確的，對方對劉小狗早有預謀，和偵查員們一樣，也在暗中關注著劉家的動靜。劉小狗出門沒多遠，剛拐過一個路口，一輛寶藍色摩托車忽然在他旁邊停下，騎車的是一個三十來歲的男子，平頂頭，穿著黑色短袖衫和淺色西裝短褲，高鼻梁上架著一副碩大的墨鏡。他停車後沒下來，用一條腿撐著地，對劉小狗說了兩句話。劉小狗稍一遲疑，便上了摩托車。

　　兩個跟蹤的偵查員自然著急，焦允俊四下一望，恰見駛來一輛郵電局送電報的綠色摩托車，趕緊一個箭步衝到馬路上攔下，亮出證件向送報員晃了晃：“市局的，借用一下！”

　　摩托車載著兩人疾駛，幾分鍾後總算看見了在前麵不緊不慢開著的寶藍色摩托車。後來問了劉小狗才知道，開車的男子自稱受“一跤頭”的指派，接劉小狗去坐坐，有點兒小事要跟他談。“一跤頭”是滬東地區有點兒名氣的道上人物，劉小狗一直想拜“一跤頭”為師，學幾招摔跤的手段好去耀武揚威，當下不疑有他，隻是他根本不知道“一跤頭”家住何處，上了車，任人家開到哪兒算哪兒。後麵跟蹤的偵查員自然也不知目標要去哪裏，駕車的焦允俊暗暗祈禱自己這輛郵電局的破摩托千萬不要半路拋錨。

　　這一跟，就跟到了外灘，寶藍摩托上了北京東路，又拐到虎丘路停下，戴墨鏡的男子把摩托車停在一條弄堂裏，然後和劉小狗一起進了距路口三十來米處的一家咖啡館。這家咖啡館有兩個門麵兩層樓，名喚“摩登小館”，地處偏僻，上海解放後消費者銳減，又不是高峰時段，所以顧客不多。先跟入的孫慎言見目標上了樓，便在樓梯側的一副座頭上落座。稍後，焦允俊停好摩托也進來了。兩人一個要了咖啡一個要了綠茶，一邊喝著一邊等候目標下樓。

　　孫慎言來自山東老區，武工隊出身，1946年組建山東社會部時被抽調過去當了偵查員。他的性格跟其名字一樣，平時寡言少語，開口都是慎而又慎，沒人跟他說話一天不開腔屬於正常事兒。此刻他坐在那裏，神情卻略微透著不安。焦允俊看在眼裏，便悄聲問道：“老弟你怎麽啦？”

　　孫慎言說他心裏有些不踏實，如果這咖啡館有後門的話，沒準兒目標就從後門溜了。焦允俊原本不知他這個部屬的來路，聽他這麽一說，便猜測他是上海解放後才進城的，對上海不熟，一問，果然。焦允俊自1948年底秘密潛入上海搞地下情報工作後，熟讀組織上下發的上海市區地形、社情等情況資料，又有大量的實踐經驗，對上海灘適宜於作為地下工作接頭點的場所了如指掌。由於地理位置的原因，這家“摩登小館”在上海解放前經常被地下黨作為接頭地點，焦允俊對這裏非常熟悉，知道沒有後門，便對孫慎言微微搖了搖頭。孫慎言這才放心，繼續低頭喝茶。

　　可是，等了一陣，卻不見目標下樓。焦允俊看了看表，已經進來二十分鍾了，隱隱覺得不對勁兒。想了想，便出門走到隔壁那條弄堂口，隻一瞥，便是一個激靈——那輛寶藍色摩托車不見了！

　　原來，“摩登小館”在上海解放後易主，新老板對咖啡館的結構作了改動，開了道後門，跟旁邊那條馬路連通，還在二樓店堂的後部增加了一道窄窄的扶梯。目標不知是發現了已被跟蹤，或是另有原因，總之是從後門溜了！

追查摩托車

　　目標脫梢，專案組隨即舉行緊急會議。焦允俊請副組長郝真儒主持會議，他自己首先作了檢查，說他犯了“主觀主義”、“經驗主義”的錯誤，要求上級免去他專案組長的職務，並請求處分。這時，惜言如金的孫慎言開腔了，說這個錯誤他也有份兒，甚至承擔的責任應該比焦組長多一些，因為是他先跟蹤目標進咖啡館的。

　　焦允俊眼睛一瞪：“你瞎摻和什麽，你一個普通組員，還不是一切都聽我的？再說，咖啡館是否有後門的問題你是想到了的，還提醒過我，問題在我老焦身上！”

　　兩人還要爭下去，被郝真儒打斷：“你們別爭了，這件事由上級領導說了算，在領導沒有下達指示之前，焦允俊同誌還是專案組長，應繼續主持偵查工作。目前最重要的不是攬責任，而是趕緊進行案情分析，看下一步該怎麽做。焦允俊同誌，請你把本案偵查工作進行到目前為止的情況向同誌們介紹一下。”

　　焦允俊朝郝真儒瞥了一眼，暗忖這老郝看上去一副軟不溜秋的樣子，處理事情倒是果斷幹脆，他說得對，眼下處分事小，破案才是頭等大事。管他日後給老子什麽處分，工作不能停下來。於是，便把眼下的情況向大家作了簡單的介紹——

　　昨天，偵查員張寶賢、孫慎言對專案組對案情的估計進行了核查，基本符合事實。另一路偵查員支富德、譚弦向淮海路舊貨商店進行了調查，得知確有一個男子找上門來，向該店出示上海解放前（1948年11月）購買皮包的發票，說該皮包已經失竊，要求查詢是否有人前來出售。店員應其要求查了查記錄，的確收購了這麽一款皮包，並告知該男子出售方的信息——敵特就是通過這個辦法找到阿四頭的。

　　本案破獲後，經專案組向上海市公安局書麵建議，市局下文規定全市舊貨（含寄售）行業今後一律不準向任何私人透露貨源信息。這項規定一直堅持實施到改革開放後國營舊貨行業消失。

　　今天的事故發生之後，因不能向咖啡館方麵暴露身份，不便打聽目標是進了咖啡館多長時間才離開的，隻能去詢問寶藍色摩托車停靠處附近煙紙店的店主，得知目標是在十來分鍾之前把摩托車開走的，隻有那個戴墨鏡的男子，沒看見劉小狗。據此似乎可以推斷目標並未發現受到跟蹤，因為偵查員在樓下店堂待了大約二十分鍾，而目標和劉小狗在樓上待了十分鍾左右，說明他們在樓上進行了談話——可以理解為對方已經把要對劉小狗說的話說完了。如果目標發現被跟蹤的話，按說不會有那麽大的膽子繼續跟劉小狗談話，應該盡快脫梢才是。目標之所以從後門離開，可能僅僅是為了方便——從後門出去就是他停車的那條弄堂。但他來的時候為什麽不直接從後門進入咖啡館呢？這一點就不清楚了。

　　盡管焦允俊、孫慎言跟蹤失利，但他們記下了那輛寶藍摩托車的車牌號碼，這是一個可以繼續調查的線索。專案組決定，這條線索由沙懋麟、支富德、孫慎言去調查。至於那個墨鏡男子是否發現自己被跟蹤的問題，可以向劉小狗核實，此事由焦允俊、張寶賢、譚弦負責。

　　會後，郝真儒要求焦允俊、支富德留下，這三位都是專案組黨支部成員，他們繼續開了一個支部會。由於時間比較緊，主要是由郝真儒說了說，對焦允俊跟蹤失利之事進行嚴厲批評。焦允俊尋思這是“木匠戴枷——自作自受”，無話可說，隻有聽著的份兒。不過，老郝說得完全在理，他心服口服。最後，郝真儒當場寫了一份百來字的報告，說要以專案組黨支部的名義上報，寫完後請焦允俊、支富德過目，有不同意見可以提出來。支富德看後表示完全同意，焦允俊卻提出了不同意見。

　　原來，郝真儒在報告中竟把脫梢的主要責任攬到了自己身上——因為他是支部書記兼副組長，分工安排時未能強調小心謹慎對待工作中每個環節的問題。焦允俊堅持要自己承擔責任，郝真儒說你可以保留意見，但我和支富德同誌是支持這個決定的，少數服從多數，還是照此內容上報吧。焦允俊隻好照辦，但在報告末尾寫上了自己的保留意見，放下筆之後尋思，別看老郝白麵書生一個，倒是很講義氣的。

　　接下來，焦允俊立刻投入工作，和張寶賢、譚弦通過派出所悄然傳喚了劉小狗。據這個少年說，他上午被那個戴墨鏡的男子以“一跤頭”有請為由騙上了摩托車，來到外灘附近的那家咖啡館後，對方卻不談什麽“一跤頭”了，而是把一張兩萬元的鈔票放在他麵前，說是隻要實話實說，這張鈔票就歸你了，不肯說實話呢，“一跤頭”自會叫人收拾你小子，信不信由你。

　　像劉小狗這種角色，自幼頑劣，挨打、鬥毆、受騙、騙人屬於家常便飯，對方這一套若是用在其他同齡人身上，那百分之百會奏效，可是他卻根本沒當一回事，點點頭，伸手把那張鈔票放入衣袋，問爺叔你要我說啥實話呢？對方說你偷了別人一個包，現在人家要找你算賬，你說是公了還是私了？公了呢，人家就要把你扭送派出所，要是私了，那就老老實實把贓物交出來。

　　劉小狗尋思，還公了私了呢，老子為這件事官司都已經吃過兩天了，政府也沒說讓我退出贓物嘛，隻是把那個本子沒收了。不過，這話不能說，昨天釋放時看守所長反複交代的，若是透露一丁點兒口風，重新收監沒商量，說不定還要送提籃橋坐大牢。那應該怎麽跟對方說呢？這對於劉小狗來說並不是什麽犯難的事兒，張嘴就來：“那自然最好是私了，不過我有難處。您可能也知道，我們是三個人下的手，裏麵的東西都分掉了，錢也花得差不多了，現在讓退回人家，您說這可能嗎？”

　　“錢花掉了，那其他東西呢？”

　　“懷表也賣掉了。”

　　“還有那個本子呢？”

　　“那個本子啊……好像給我放哪個旮旯去了，不知還能不能找到。”

　　對方頓時目露凶光，壓低了嗓音：“必須找到！把本子原封不動交出來，人家可以給你一筆錢。否則，等到‘一跤頭’收拾你的時候，後悔就來不及了！”

　　劉小狗對“一跤頭”還是有些敬畏的，萬一對方真是“一跤頭”派來的，自己可是得罪不起。於是他說：“要麽……我回去找找看。不過，咱有言在先，如果找到的話，給的錢可不能太少，這不是打發叫花子。否則你幹脆還是公了吧，把我扭送公安局我也認了。”

　　“那就說定了，明天這時候，你還在今天上車的那個地方等我。”言畢，對方招呼侍者結賬，順手把找回的零錢給了劉小狗。

　　可巧，此時兩個侍者正搬桌子準備擦天窗，擋住了通往底層店堂的樓梯，男子見狀，不由得皺了皺眉頭。一旁指揮幹活兒的老板指著陽台說那裏也有樓梯，可以走後門。兩人便從後門離開，在弄堂裏分手。

　　劉小狗說完，焦允俊三人總算鬆了一口氣，看來目標並未發現自己受到跟蹤，這樁活兒還可以繼續幹下去。他叮囑劉小狗：“從現在起，一切聽我們的安排，叫你幹啥就幹啥，而且不能向任何人透露，哪怕是警察也不行，聽明白了？好，明天你就按約定去跟那個家夥碰麵，我們會暗中保護你。”

　　返回專案組駐地，焦允俊把上述情況跟郝真儒一說，郝真儒立刻筆走龍蛇做了記錄，臨末還讓簽名。焦允俊說老郝你太厲害了，這種談話還要做筆錄？郝真儒說這是製作卷宗的要求，凡是跟案件有關的內容我都得記錄下來，請當事人簽字，便於日後核查，免得到時候說不清楚。焦允俊無可奈何地簽了名：“老兄啊，要是每份材料都這樣過一遍的話，隻怕我也得準備一副眼鏡了。”

　　回過頭來，再說偵查員沙懋麟、支富德、孫慎言查摸那輛摩托車的情況。原以為這是很容易的事兒，哪知到市局交警部門一查，號碼是查到了，但那輛摩托車已在半個月前報廢，按照規定，車輛牌照也就自動作廢了。可是，這副報廢的牌照怎麽又出現了呢，而且正好掛在專案組正在調查的嫌疑人所騎的摩托車上？

　　根據車輛檔案中的記載，那輛已報廢摩托車的車主叫耿斯良。偵查員先去了耿斯良住所的管段派出所，一了解，耿斯良已經死了。半個餘月前，他酒後駕駛那輛美國造獵狗牌摩托車在大八寺一帶超速行駛，撞在路邊大樹上，當場死亡。耿家是開汽車運輸公司的，有七八輛卡車，獲知消息後派了輛卡車去大八寺車禍現場，把耿斯良血肉模糊的屍體以及撞壞了的摩托車運了回來。那輛摩托車的受損程度倒是比其主人好些，修理一下還是可以繼續使用的，但耿斯良的父親看著就覺得心痛，幹脆報廢算數，讓送到公司修車車間，把零部件拆下來放在倉庫裏，以便日後裝配到其他車輛上使用。摩托車送到公司後，工人發現前後牌照已不翼而飛，隨即報告了耿老板，耿老板對此並不重視，車已經報廢了嘛，牌照被竊又算什麽呢？沒想到，這副失蹤的牌照竟然出現在涉案者所騎的摩托車上了。

　　三個偵查員議了議，決定把車牌的問題先往旁邊放一放，直接查那輛寶藍色摩托車屬於何人。這個主意在當時應該是個捷徑。初解放時的上海，機動車擁有量跟如今有霄壤之別，其中的摩托車，特別是民間私人擁有的摩托車更是少得可憐，據1949年7月底的統計數字，各區加起來還不到兩千輛，再扣除大約三分之一的三輪摩托，那也就不過千輛出頭。所以，如果直接盯著那輛寶藍色摩托車的特征調查的話，反倒容易查得清楚。

　　這一番查下來，全市共有三十一輛寶藍色摩托車，沙懋麟便打電話問焦允俊目標所騎的摩托車是什麽牌子的，是否有什麽特征。像焦允俊這樣一個直屬華東局社會部的秘密情報工作者，在國民黨特務機構的記載中，是被稱為“中共特工”的，而且是掌握多種技能的高級特工，不但精通無線電收發報和維修技術，而且擅長駕駛汽車、摩托車，熟知各種車輛的特征，這個問題難不倒他，當下不假思索就說：“那是一輛雄獅牌，法國貨，雖然是二戰前生產的，再跑十五年也應該沒問題；至於特征嘛，讓我想想……對了，車尾擋泥板上有一個白銅飛機模型裝飾物，應該是美國貝爾P-39戰鬥機，就是被稱為‘空中飛蛇’的那種。法國廠商製造的摩托車當然不會裝美國飛機模型，那肯定是車主自己想出的主意，而且肯定是全市獨一無二的！”

　　當天夜間十時許，這輛全市獨一無二的摩托車在北站區北火車站的站前廣場上被發現。北站派出所的民警隨即進行蹲守，一小時後，來取車子的車主被拿下。接下來，該輪到偵查員沙懋麟、支富德、孫慎言登場了。

　　這三人中，沙懋麟被焦允俊指定為負責人。沙懋麟是南京人氏，三十掛零，1936年考入國民政府首都警察學校，招生簡章上說是兩年畢業，可未及畢業抗戰就爆發了，不久南京淪陷，警校遷移武漢。在武漢，沙懋麟遇到了初中時教國文的鄒老師。鄒老師是地下黨，這時的關係已經劃到“南辦”（中共南方局駐武漢辦事處），經其介紹，沙懋麟加入了黨組織。稍後，就去了皖南新四軍總部，抗戰期間先後做過新四軍軍法、保衛工作，擔任過股長，不久又被解除了職務——個中原因，他是後來才明白的。

　　抗戰勝利後，他被調到蘇北老區從事地方公安工作。渡江戰役前夕，沙懋麟參加了華東局社會部在江蘇丹陽舉辦的集訓班，上海解放當日，就隨部隊以華東局社會部便衣人員的身份進城。沙懋麟出身南京富家，又上過國民黨警校，當時是懷著滿腔熱忱加入革命隊伍的，漸漸才發現，像他這種出身的幹部經常會被另眼看待，他的股長一職莫名其妙給擼了就是明證。自此，他就奉行夾著尾巴做人的原則，凡事低調，小心謹慎，盡量不給別人留下不良印象。周圍人多認為他是個膽小怕事的人，對他不怎麽設防。他自己恐怕也沒想到，正是這種低調謹慎的性格，使他成為了訊問方麵的專家。他擅長以軟磨硬泡的方式攻克堅不吐口的案犯，跟任何案犯見麵，他都有本事在最短的時間內縮短相互之間的距離，使對方放鬆警惕，出現漏洞。

　　現在，沙懋麟受命調查那輛寶藍色摩托車的來路。他先和支富德、孫慎言查看了那輛被扣的摩托車，核對了車牌號和車尾擋泥板上那個白銅飛機模型裝飾物，然後對被扣人進行訊問。

　　那是一個二十歲出頭的青年，留著飛機頭，身穿一看就是舶來品的淺綠色針織運動套裝，足蹬美國“賽豹”輕便跑鞋，這是1949年夏秋上海灘有錢年輕人最時尚的裝束，被稱為“小開裝”。眼前這個“小開”名叫季寶德，其父是在閘北開機修廠的資本家，因此熟人又叫他季小開。據季小開說，他騎的這輛摩托車是個名叫尤瑋的朋友推來的，說是受人之托，把這輛摩托暫時寄存到他家，過幾天再來取。季寶德雖然年輕，但還是有點兒社會經驗的，當時心裏就產生了疑問：暫時寄存？什麽意思？難道這輛摩托來路不正？

　　尤瑋從他的眼光中察覺了這層意思，立刻做了解釋，說這輛摩托車的主人你可能聽說過，那可不是尋常人物，而是滬東一帶赫赫有名的“一跤頭”！季寶德頓時肅然起敬。須知“一跤頭”的名氣不但在滬東，就是在全上海也是叫得響的，而且已經叫響好幾個年頭了。不過，敬意歸敬意，摩托的來路還是要了解清楚的，像“一跤頭”這樣的人物，存放一輛摩托車難道還成問題？怎麽還東藏西藏的？

　　尤瑋拍了拍季寶德的肩膀，老弟啊，你還年輕，世上有些事情並不是看上去那麽簡單。“一跤頭”雖然名氣響，可銅鈿進項有限得很，又嗜賭，賭風有口皆碑，輸了錢砸鍋賣鐵也要還債。這回估計是碰上了難處，他又不肯以這輛摩托車抵債，所以嘛，就得把車子在外麵存放幾天。他本來是想放在我家裏的，我家你是知道的，真正是螺絲殼裏做道場，哪裏有地方放下一輛摩托車？隻好來央求你老弟了。

　　季寶德於是點了頭。他自己原來有一輛摩托車，三個月前上海剛解放時，他駕車去南市看朋友，回來途中在外灘遇到紅燈停下，不知從哪裏忽然閃出個穿軍服的男子，掏出紅色封麵的派司晃了晃，說聲“我是軍管會的，臨時征用你這車，明天這時候你去軍管會取”。不知怎麽的，季寶德平時的那份機靈勁兒竟然憑空消失，乖乖地下車，眼看著對方上車疾馳而去。次日，他去市軍管會，方知那家夥是假冒的。摩托車就這樣丟了。騎慣了摩托的季寶德突然失去了座駕，其心情可想而知。眼前有了一輛暫時可以歸自己支配的摩托，他當然想過把癮，就騎著去了幾個朋友處。傍晚，季寶德去北站附近的表兄那裏赴宴，把摩托停在北站站前廣場的自行車寄存點。在表兄家吃過飯，又鋪開桌子打麻將，手氣不錯，打到半夜歇手時，竟然有八十萬元進賬，喜滋滋出門去推車，不想就被拿下了。

　　8月30日淩晨三點，二十三歲的無業人員尤瑋被拿下。偵查員訊問下來，證實季寶德的交代內容屬實，那輛摩托車確實是“一跤頭”的。那麽，“一跤頭”到底是何許人物呢？偵查員很快就弄清楚了那主兒的基本情況——

　　“一跤頭”本名關易笙，出生於河北省寧河縣，其祖上三代皆是清廷善撲營的一等撲戶（編入善撲營的專業角抵人員，這些人平日在營中以摔跤為業，名曰“捐弄”）。清廷覆滅後，關易笙的父親關慕仙與一班失業撲戶在天橋經營摔跤場，係著名跤手寶善林寶三爺的副手，其水平之高可想而知。關易笙打八歲起就隨父習練摔跤，苦練臂、腳、腰三功，整整七年間終日與訓練器具麻辮、木杆、沙袋、吊樁等打交道。十五歲出道，即被“大世界”聘為專業摔跤手，登台表演兼帶接受遊客挑戰。他在“大世界”幹了七年，據說始終保持不敗紀錄。

　　太平洋戰爭爆發，關易笙離開“大世界”，被幾個資本家合聘為教師，教他們的子弟習練摔跤。其間，曾有不知其底細的幾撥日本武士上門挑戰，都被關易笙一跤摔倒。消息傳開，道上就給他起了個綽號“一跤頭”。抗戰勝利後，關易笙應朋友邀請去北方辦事，途中遭遇車禍，傷勢頗重，留下了後遺症，從此與跤場告別。之後一段時間，曾有一些以前敗在其手下的對手上門挑釁，關易笙笑臉相迎，煙茶款待，對方往往以為他示弱，認為總算爭到了麵子，得意洋洋而去。也有不知好歹非要“切磋一把”的，關易笙推無可推，隻好奉陪，竟然每每都是一個回合就解決問題——“一跤頭”真正是名不虛傳。

　　遭遇車禍後，關易笙就在楊樹浦區其住所附近擺了個攤子修理自行車。這個人心靈手巧，又好鑽研，除了自行車，一般摩托車、汽車的小毛病他也能解決，大的故障因限於零部件、工具原因，就隻好拒之門外了。由於朋友多，麵子大，找上門來修車的顧客總是人滿為患。他隻好把原先簡陋的修車鋪擴大為修車作坊，招了幾個以前跤場的徒弟，除了教修車，有時也讓他們練練摔跤。關易笙三十好幾，還是未婚。按說以修車作坊的收入，他的日子應該過得蠻滋潤了，隻因嗜賭，竟然經常拮據得揭不開鍋。

　　就是這麽一個主兒，現在，他的名字進了專案組的案卷，偵查員準備對其進行調查了。對於“一跤頭”關易笙本人來說，當然是蒙在鼓裏；他更不知道，此刻，另外有人也在動他的腦筋，那就不是調查了，而是要封他的口！

密謀封口

　　盤算封“一跤頭”口的，就是專案組已經照過麵卻還不知其底細的對手——“六室”。“六室”不是某個敵特分子的代號，而是一個由台灣“國防部保密局”直接掌握的七人特工小組的官方稱謂。

　　“六室”的建立，跟一個名叫宋斯義的人是分不開的。宋斯義祖籍湖南懷化，出生於江蘇省川沙縣（今屬上海市浦東新區），時年三十二歲。宋斯義的爺爺係清朝軍隊的七品把總，大致上相當於如今的正營級，當年駐防上海時負傷退伍，沒有回鄉，用獲得的退役撫恤作為本錢做生意。生意做得還可以，雖說未能發大財，也沒出名，但總算有了房產妻室，以及一家瀟湘土特產行。老爺子去世後，土特產行傳到了宋斯義的老爸手裏。其老爸腦子活絡，先是信了洋教，學了一口洋涇浜英語，然後物色了一個英國人合夥做生意，以祖傳的土特產行作為入股資金，合辦了一家專營土特產出口貿易的洋行。宋斯義生長在這樣一個家庭裏，一口英語還說得過去，而且上的還是教會學校。

　　1937年“八一三事變”時，宋斯義十八歲，已從教會中學畢業，其父將其介紹到一家德國人開的無線電行去學技術。“八一三事變”當時被稱為“中日淞滬會戰”，打了三個月，不但國軍傷亡慘重，還殃及無辜百姓，宋斯義的老爸就是隨上海市商會赴寶山前線慰勞中國軍隊官兵時被日寇戰機炸死的。噩耗傳來，宋斯義自是悲憤，國恨家仇不共戴天，他立刻辭去了無線電行的工作，奔赴距上海四十公裏之遙的江蘇省青浦縣（今上海市青浦區）。去青浦幹嗎？“軍統”在那裏開辦的特工訓練班正在招生。這是抗戰爆發後“軍統”正式開辦的首期特訓班，戴笠對此非常重視，親任主任，曾先後四次赴青浦督導。宋斯義去青浦那天，正趕上戴笠到場親自麵試，看了簡曆，問了一番，對其非常滿意，當場拍板錄取。

　　不過，由於戰事發展超出預先的估料，“軍統”的這期特訓班隻開了一個多月就歇菜了。戴笠下令，青訓班全體學員轉往湖南醴陵繼續訓練。轉移途中，宋斯義在浙江境內患病掉隊，半年後趕到醴陵時，隻能參加第二期特訓班了。沒想到的是，他在第二期特訓班還是不得安生。“軍統”的審查非常嚴格，對於參加“團體”時沒有保人的對象更要仔細審查。宋斯義的問題主要是其掉隊脫離集體的半年期間究竟在幹什麽，是否跟日偽方麵有關係。因此，他不但被禁止參加訓練，還被軟禁起來接受調查。根據宋斯義的自述，“軍統”派員赴已被日軍占領的浙江一帶實地調查了三四個月，終於查明他沒有問題，準許繼續參加訓練。

　　這樣一番折騰，宋斯義的資曆（亦即從特訓班畢業的時間）就受了影響，於日後的晉升頗為不利。特訓班畢業後，他被派遣到“軍統”上海區上海站（上海區係負責上海及周邊地區的“軍統”直屬機構，上海站則是隸屬於上海區的一個機關），以在北京路開設電器舊貨行為掩護收集了大量情報，上司也認為他“立下了汗馬功勞”，可因為資曆不夠老，不過是少校軍銜。抗戰勝利後，“軍統”裁減特務，一部分特務複員，一部分特務去搞“三產”，還有一部分甚至進了榮軍院學習技能靠勞動吃飯。隻有宋斯義像是被忘記了似的，沒有人來找他，不安排工作，也不交代出路，薪餉卻是每月照發，而且當初用“軍統”的錢投資的電器舊貨行所掙的利潤也不像抗戰時那樣讓他上交了。在北京路上的同行眼裏，宋斯義活脫脫就是一個生意人，隻知埋頭賺錢，從不過問政治，甚至連《中央日報》也不訂不看，隻是偶爾買份《申報》隨意翻翻。

　　其實，“團體”根本沒有忘記宋斯義。抗戰勝利不久，“軍統”上海區解散前，毛人鳳受戴笠委托來上海開會商量善後事宜時點名留下的隱藏特務名單中，就有宋斯義的名字，而且排名第三——足見上邊對他還是蠻器重的，估計主要是看中了他的職業身份掩護的有利條件。在這種狀況中，宋斯義過了三年多平靜日子，直到1949年2月中旬一個寒風淒淒的夜晚，隨著一位從南京趕來的“保密局”（戴笠死後由“軍統”改組）上校的出現，北京路上同行中有點兒小名氣的宋老板終於結束了被雪藏的生活。這位上校姓劉，他通知宋斯義，局本部秘密會議決定，宋斯義將作為潛伏人員留在上海開展情報工作，其職務是“中華民國國防部保密局華東直屬第六情報室中校主任”，其主持工作的機構簡稱“六室”，他的代號是“老六”。

　　這位劉上校看來也是情報特工出身，記憶力超人，張口就報出了分派給宋斯義領導的六名潛伏特工的姓名、住址、職業、聯係方式以及簡曆等，其熟悉程度，就像那六名特務是他的家庭成員似的。宋斯義也不是吃素的，邊聽邊點頭，邊點頭邊記在腦子裏，等對方說完問他“聽明白了沒有”時，他不慌不忙複述了一遍。劉先生微笑著翹起大拇指：“宋老板果然了得，名不虛傳啊！如此，兄弟就完全放心了。關於‘六室’潛伏後的具體使命，目前局本部尚未考慮，屆時需要同誌們效力的話，會另行通知。關於經費、器材、武器等，很快就會派員送來。”

　　七天後，宋斯義在北京路上的“瑞祥電器舊貨行”收到一份北站的提貨單，上麵注明須由他本人親自去提貨。對於電器舊貨行來說，這是每月都會遇到數次的業務行為，人們早已司空見慣。當然，沒有人知道，這次宋老板去提的這批貨，卻是專供潛伏特務使用的無線電收發報機、武器彈藥、照相設備、密寫藥水、化學藥品等全套美製特工器材。次日，又有一件印刷品寄達舊貨行，寄的是平郵，包裝得非常結實，拆開一看，是幾本厚厚的精裝外文書，不過，書裏麵是空的，裝著港幣、美元、金條和密碼本。

　　不久，上海解放，解放軍進城。“六室”主任宋斯義一如既往，埋頭做他的生意，隻是在舊貨行門口掛了一麵很大很鮮豔的紅旗。也就是在上海解放的同一天，宋斯義向其六名部屬發出了個別見麵的信號，從次日起一天見一位。他任職以來從未跟下屬見過麵，這回要見一下，免得萬一有人被捕，讓共產黨方麵來個調包，他還被蒙在鼓裏。都見過麵後，他依舊安安穩穩做他的生意，直到1949年8月2日。

　　這天，宋斯義接到一封沒有具名的密函，用暗語通知他當晚打開電台接收台灣“保密局”總部的緊急指令。按照特務活動的慣例，像“六室”這種類型的特工組是需要配備專門報務員的，可“六室”卻是例外。抗戰期間宋斯義在上海從事地下工作時，由於他的公開身份是電器舊貨行老板，上峰考慮到掩護電台的便利條件，就指示他兼任報務員。在日本憲兵隊特高課和汪偽“七十六號”嚴密控製下的上海灘，他竟然一直幹到抗戰勝利也沒有暴露身份。因此，這次劉上校來下達潛伏命令時關照宋斯義，仍舊采取這種方式。本案破獲後，宋斯義一口咬定他不過是報務員，不知道“六室”的其他情況。當時案子已經移交北京，後來聽說北京同行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方才弄清楚，原來這個“老六”竟然身兼二職領取雙餉。

　　當晚，宋斯義接到台灣“保密局”密令，內容是：中共為“進犯”東南沿海國軍控製的島嶼乃至最終拿下金門、馬祖、澎湖、台灣，決定研製適合於近海作戰的新型魚雷快艇，蘇聯方麵許諾向中共提供技術援助，首批派遣赴滬的包括艦艇動力、魚雷、機械、無線電等方麵的專家及隨員將於近日赴滬，進駐江南造船廠。上述情報被美國方麵獲取後，美方認為此事嚴重關係到台灣方麵的安全，提議由美台聯手對此計劃進行反製。“保密局”指令“六室”，鑒於美國方麵非常重視該項工作，故中情局已通知其潛伏在上海的特工人員向“六室”提供協助，屆時將會主動與“六室”聯係。雙方之間純屬平等合作，並無上下級的隸屬關係存在。

　　可是，宋斯義很快就發現，所謂“純屬平等”是哄人的說法——他根本不知道中情局在滬負責跟自己聯絡的那個特工的情況，對方卻不但清楚他的“老六”代號，還知曉他乃是北京路上“瑞祥電器舊貨行”的宋老板，兩天後竟然派人直接上門聯絡了。

　　來的那位就是請阿四頭去老城隍廟吃早茶的“瑪麗阿姨”，當然，這位洋美女出現在宋老板麵前時就不叫“瑪麗”了，自我介紹叫尤麗婭。盡管是中情局特工，但宋斯義看她的相貌，懷疑對方可能是東歐哪個國家旅滬的猶太人。尤麗婭約宋斯義去外麵喝咖啡，交談中告知，她奉上司傑克先生指派前來協助宋老板開展工作，同時兼任宋老板跟傑克先生之間的聯絡員。

　　用現在的眼光來看，尤麗婭的上司傑克先生的安排似乎有輕率之嫌——指派一個外國美女來跟宋斯義聯係，那不是明擺著會引起別人的注意嗎？幹特務的最犯忌的不就是惹人注目嗎？但傑克先生顯然是經過深思熟慮的，而且之前肯定派人甚至親自實地查看過。當時的北京路上，經營舊貨的店鋪不少，其時上海解放不過三個月，許多外國僑民準備離滬回國，走之前都把帶不走的東西拿到北京路的舊貨行來賣掉。因此，北京路上天天有金發碧眼的男男女女轉來轉去，尤麗婭出現在宋斯義的舊貨行裏並不算惹人注目。

　　宋斯義也是老特務了，他對傑克此舉倒並不計較，使他大跌眼鏡的是之後尤麗婭變身“瑪麗阿姨”之舉。這事兒還要從“六室”刺探情報開始說起——

　　純從特工技術角度來說，宋斯義的水平還是不錯的。他接受使命後，隻用了十多天時間就順利獲取了江南造船所（接管後改名“江南造船廠”）正在緊急改造三號船台的情報，這是三個月前上海剛剛解放時由陳毅簽署的《中國人民解放軍上海市軍事管製委員會第一號令》的內容。行動計劃是宋斯義根據自己掌握的社會關係製訂的，由下屬龔阿康具體負責實施。盡管理論上這個方案一舉成功的可能性比較大，但當他接到龔阿康用暗語打來的報捷電話時，還是有點兒懷疑自己的耳朵，甚至想到另一種可能——會不會龔阿康已經失風被捕，這個電話是中共公安為了誘捕他這個特務頭子下的套？所以，宋斯義下意識地立刻掛斷了電話。這倒使龔阿康吃了一驚，立刻再次撥打過來。這回，宋斯義恢複了正常思維，用暗語指令龔阿康次日在南京路大光明電影院旁邊弄堂口的電話亭前碰頭，交接獲取的情報。

　　接下來的情況前麵已有交代，龔阿康在接頭前不知怎麽的去了一趟永安公司。這其實是違反特務活動規定的，在未曾完成情報交接前，不應該做其他事情，以免分心引發事端。隻有一種情況可以例外，那就是發現自己已經受到跟蹤，為了脫梢不得已而為之。問題是，那天一切正常，龔阿康並沒有遇到什麽特殊情況，這多此一舉的商場之行，導致劉小狗等三少年把裝著情報（就是那個本子）的皮包竊走了。

　　不難想象，正滿懷希望準備享受首戰告捷成果的宋斯義是一種什麽樣的心情。對於一個曾在抗戰時期長期活動在日偽血腥統治下的老特務來說，這個壞消息不僅意味著前功盡棄，更要命的是可能由此引發的滅頂之災。宋斯義與龔阿康分手後，立刻按照尤麗婭留給他的聯係方式要求緊急會見。兩小時後，尤麗婭已經把壞消息報告傑克了。與此同時，宋斯義向另一特務魏康思下達指令，讓他持龔阿康提供的購買皮包的原始發票，走訪指定區域內的舊貨寄售商店。

　　很快，魏康思在淮海路的舊貨商店打聽到了那個皮包的下落。宋斯義剛獲知消息，尤麗婭打來電話傳達了傑克先生的意見。雙方都是老特務，盡管國籍不同，思路倒是一致的，傑克也認為可以通過查詢舊貨商店的方式找到偷竊皮包的家夥。宋斯義估計尤麗婭是被傑克先生臨時物色來的新手，聽說已經打聽到皮包是虹鎮老街一個名叫秦永錦的少年向舊貨商店出售的，立刻喜笑顏開，一聲“拜拜”掛斷了電話。

　　往下，就發生了使宋斯義大跌眼鏡的事兒，傑克竟然指派尤麗婭出馬去虹鎮老街，當麵約請那個年方九歲的男孩兒去老城隍廟吃早茶！當然，這個情況人家是不會向他通報的，而是他布置查訪阿四頭的下屬在跟蹤時發現的。宋斯義目瞪口呆之際，尤麗婭不無得意地來電通知，傑克先生已經掌握了偷竊皮包者（即劉小狗）的姓名住址，建議宋斯義采取措施設法追回情報。尤麗婭說話時帶著命令的口吻，宋斯義也無可奈何，這個婁子是他的下屬捅出來的，自然隻有他自己去收拾了，於是忍氣吞聲說了聲“OK”。

　　宋斯義指派魏康思去找劉小狗，因為魏康思出身上海灘幫會世家，盡管他本人的職業已經跟幫會沒有絲毫關係，其上代人也已經作古，但據“保密局”劉上校介紹，這人在上海灘黑道以及各個行業公會中的人脈之廣，在尋常特工中是罕見的。因此，宋斯義相信派其出馬去哄一個十四五歲的少年應該是沒有問題的。魏康思本人聽說讓他去執行這麽一樁使命，也認為是小菜一碟。這個態度讓宋斯義有點兒不放心，擔心他大意失荊州，又指派另一名特務胡友三去跟蹤魏康思。事實證明，宋斯義的這個安排是非常必要的。

　　要說“保密局”給宋斯義配置的這六名下屬，倒還真是符合“人盡其才，物盡其用”的原則——魏康思適宜於進行“社會調查”，而胡友三呢，一看那副賊頭賊腦過於精明的外貌，就知道是一塊打聽隱私的好料。胡友三還有一個優點，那就是聽話，就像一條忠誠的獵犬，作為小特務來說，可以板上砸釘子似的嚴格做到讓幹什麽就幹什麽，絲毫不會走樣。宋斯義向他交代使命時特別關照，讓他去外灘虎丘路“摩登小館”對麵的那條弄堂口，那裏有家半間門麵的煙紙店，隻要掏錢買一包香煙，就可以以等人為由在店裏坐上一時三刻，店主不會有意見。這時，會有一個穿黑色短袖襯衫戴墨鏡的三十歲左右的男子（“六室”特務之間互相不認識）騎一輛寶藍色摩托車載一個少年到“摩登小館”去，胡友三的使命就是觀察是否有人跟蹤這輛摩托車。

　　胡友三不折不扣地執行了宋斯義的指令，結果就發現有一輛送電報的綠色摩托尾隨寶藍色摩托車而來，車上的兩名男子下車後也進了“摩登小館”。由此，宋斯義斷定魏康思已被公安人員盯上了。魏康思還蒙在鼓裏，興衝衝地給宋斯義打電話報告說，已經打聽到被竊皮包裏的那個本子小偷還沒脫手，約好明天上午再次見麵就可取回，被宋斯義啐了一口：“呸！你小子讓人盯上了竟然一點兒都不知道！你騎的那輛摩托是向‘一跤頭’借的嗎？趕快把車處理掉，就跟‘一跤頭’說車被偷了。”

　　可是，魏康思已經把摩托車還給“一跤頭”了，這個電話就是在“一跤頭”修車鋪對麵工廠的門房間打的。宋斯義於是指令魏康思讓“一跤頭”把車換塊牌照藏起來，有人問就說失竊了。往下如何？聽候後命。

　　宋斯義意識到行動已經徹底失利，為保自身，接下來要先處置相關線索。這時候，宋斯義覺得“保密局”總部讓他跟“中情局”在滬潛伏特務的合作有點兒礙手礙腳了，以他的想法，所謂“處置相關線索”就是把那個“一跤頭”封口。他是“六室”主任，有權下令這樣做。但現在因為有了那個傑克，就隻好跟對方商量了再說。他立刻聯係尤麗婭，說有十萬火急之事必須跟傑克先生麵談。

　　對方很快就有了回應，尤麗婭來電說，請宋先生傍晚七點到跑馬廳那邊的一家西餐館見麵。宋斯義準時前往，可讓他惱火的是，對方來的仍是尤麗婭，那個傑克先生竟是根本不想露麵。尤麗婭說她奉命代表傑克先生跟宋先生談話，一般事兒她可以直接拍板。宋斯義聽著真想一巴掌打她個滿臉花：就你這水平，當個一般特工都不夠格，還敢說能作主？

　　宋斯義甚至懷疑對方是否拖來了“尾巴”，急著想結束談話，便說了要把“一跤頭”滅口之事。沒想到尤麗婭卻說這件事傑克先生已有安排，就不勞宋先生費心了。傑克先生說了，別說那個“一跤頭”的存在已經影響到我們工作目標的實施，即使沒有影響到，考慮到宋先生這班黨國特工人員今後的安全，事情辦完後也應該解決掉的。宋先生請放心，明天這個時候，“一跤頭”肯定已經無法開口吐露什麽情況了。

　　盡管對方這樣說，宋斯義還是頗為擔心：萬一共產黨方麵搶先動手逮捕“一跤頭”呢？

摔跤名家中招

　　8月31日上午，專案組按照預定計劃開始調查“一跤頭”關易笙。這天，組長焦允俊有點兒不適。昨天晚上天氣悶熱，他在宿舍休息時覺得難以忍受，就扯了張草席去花園裏的一塊大石頭上麵睡。那倒是涼快了，可晨起卻覺得腹痛，然後就一趟趟跑廁所。副組長郝真儒瞧他這種狀態，說老焦看來你沒法兒外出調查了，你那攤活兒我幹吧，你去醫院看看。焦允俊無法可想，隻好點頭，不過醫院他不去，說那咱倆就暫時換換崗，你外我內就是。

　　郝真儒帶了兩個偵查員前往關易笙居住地所在的榆林分局了解情況。跟分局主管治安的副局長衣聖道說明來意，衣聖道說“一跤頭”我知道，治安股正要找他哩。他那修車鋪一個姓沈的夥計，據說是他的徒弟，跟人打架把人家的腳骨弄斷了。人昨晚已經抓進來了，可他說沒錢給傷者看病。姓沈的是外地人，在上海沒有家眷，那我們就隻好找他幹活兒的地方說話了，好歹先讓他把治傷的錢拿出來。郝真儒聽著心裏一動，說要不你讓人把他叫到分局來，我先跟他談談？

　　半小時後，關易笙出現在郝真儒和偵查員張寶賢、譚弦麵前。這人身高架大，滿臉橫肉，站在麵前，舉凡“鐵塔”、“虎背熊腰”、“彪形大漢”之類的詞匯就會在人腦子裏閃過。郝真儒對他很客氣，示意助手遞去香煙，又給他倒了一杯開水，稱其“老關”，說找你來是說說你那夥計把人打傷的事兒。關易笙說這件事我已經聽說了，小沈確實是我那修車鋪的夥計，也跟我學過摔跤，既然他出了這種事兒，政府要我承擔什麽責任我就承擔什麽責任。隻是小沈才十七歲，人小不懂事，如果政府能夠對他網開一麵寬大處理，那我姓關的感激不盡！說著，就站起來給郝真儒鞠躬。

　　郝真儒趕忙攔住：“老關你這個態度對解決這件事肯定有幫助。不過，聽說小沈這個禍闖得不輕，光醫藥費就得花不少，你承擔得起嗎？”

　　關易笙說：“我的積蓄不夠的話，可以向朋友借，再不行，哪怕把修車鋪賣了也要賠償人家的醫藥費。”

　　郝真儒不動聲色：“修車鋪可不能賣，那是你賴以謀生的根本。聽說老關你有一輛不錯的摩托車，實在不行那倒是可以用來救急的。”一邊說著，一邊關注著對方的反應。

　　關易笙一怔：“摩托車？這……”突然，他的身子稍稍一歪，隨即下意識地伸手去找支撐點。可他坐的那把椅子是沒有扶手的，周圍也是空空蕩蕩，一手扶空，身體頓時失去重心。三個偵查員見狀不對上前攙扶，三雙手還沒觸及，關易笙巨大的身軀就連同椅子一起轟然倒地，翻著白眼，口吐白沫，陷入昏迷。

　　偵查員當即打電話叫救護車，把關易笙送至北四川路上的公濟醫院。那原是由租界創辦的專為居滬外籍人員提供醫療服務的老字號醫院，抗戰勝利後方才向華人開放。上海解放伊始，醫院裏還有一些外籍醫生，其技術力量在上海灘名列前茅。其時，公濟醫院已由上海市軍管會接管，成為一家由市衛生局直接領導的市級醫院（後來易名為“上海市第一人民醫院”）。

　　由於關易笙可能涉及華東局社會部正在查辦的要案，所以受到了特別關照。短短半個小時內，公濟醫院已接到來自市衛生局、市公安局和華東軍政委員會衛生部等方麵的電話，都是讓“不惜代價，全力搶救”；同時，上海市區其他一流醫院的各科專家接到有關方麵的指令，也紛紛趕到公濟醫院參與會診。

　　關易笙依舊昏迷不醒，血壓較低，心跳緩慢，呼吸微弱。參與搶救的那些專家級醫生一致認為，其上述症狀並非本身疾病引發，而是中毒。血液和胃髒提取液的化驗結果很快就出來了，證實了專家們的上述推斷。醫療專家組的初步意見是：患者的飲食中被摻入了某種目前尚無法確認的化學毒物，毒素被消化係統吸收後進入血液，對神經產生麻痹作用，直接影響患者的心髒功能，如不能對症救治，患者可能會因心率衰竭死亡。

　　專案組長焦允俊聞訊，什麽腹痛腹瀉竟然全都煙消雲散，立刻趕到公濟醫院。與郝真儒會合後剛問了問情況，領導的電話就跟過來了，指示專案組暫時駐守醫院，代表華東局社會部與醫院方麵溝通，務必把患者搶救過來。抗戰勝利後公濟醫院被國民黨政府接收，作為“國有醫院”使用，上海解放後，醫院由中共政權接管，也宣布為公有醫院（當時尚未建國），所以，公濟醫院的最高權力集中在軍管小組手裏。焦允俊拉上郝真儒一起去跟軍管小組組長老薛說明來意，老薛自是保證全力搶救，盡快讓患者恢複到可以接受詢問的程度。

　　一班專家一直搶救到午夜過後，關易笙的狀況雖沒有繼續惡化，但也沒看到好轉的跡象。焦允俊聽老薛說了搶救情況，皺了一下眉頭：“西醫不行那就請中醫來看吧，中醫不是也有急救藥材嗎？什麽野山參、羚羊角、犀牛角、安宮牛黃丸，不都是可以用的嗎？聽說名中醫還能起死回生哩！”

　　郝真儒知道焦允俊是真著急了，有點兒病急亂投醫，叫了聲“老焦”意欲阻止他繼續亂說，沒想到老薛卻說，醫院已經給滬上幾位著名中醫打電話了，他們馬上就趕來。

　　可是，聞訊而至的三位名中醫給關易笙搭過脈，也是紛紛搖頭，說中藥可以試試，但估計並無效果。果然，試著灌了中藥後，關易笙仍然昏迷不醒。

　　這當然就是尤麗婭對“老六”宋斯義所說的封口之舉了。專案組事先並未掌握情報，根本無法預防，否則，昨晚就把關易笙抓起來關進看守所了。當然，這會兒焦允俊、郝真儒等人都已經明白“一跤頭”是著了敵特方麵的道兒了。一幹偵查員都在醫院裏等著，眼看關易笙一時半會兒醒不過來，焦允俊尋思閑著也是閑著，提議找個地方討論案情。於是請老薛給安排一間辦公室，留下一名偵查員在場等消息，其餘六人都去開會。

　　郝真儒的心情很沉重，說如果一上來就把話題扯到那輛摩托車上，沒準兒就能從藥性尚未發作的“一跤頭”嘴裏套出線索了。焦允俊說老郝你不必自責，這不是你的錯。沙懋麟也在一邊勸慰，說現在後悔也沒用，再說，訊問路數都是這樣，尤其是對付“一跤頭”這樣的角色，你要是直來直去，說不定會引起他的抵觸情緒，他一樣什麽都不會告訴我們，照樣準點兒昏迷倒地。

　　這樣一說，郝真儒的心情總算好了一點兒，接著，話題就轉到了案情上。既然醫生初步判定關的症狀是中毒所致，那看來多半是敵特方麵的滅口之舉，同時也說明專案組的調查思路沒錯，否則敵特不可能這樣迫不及待地對付關易笙。目前關易笙的情況很不樂觀，萬一他再也醒不過來了，下一步該怎麽走？

　　這個問題一提出來，眾人都是一片沉默。半晌，焦允俊開腔了：“我的意見是要搞清楚幾件事情，一是那輛摩托車是怎麽到了敵特手裏的？二是對方是怎麽發現被我們跟蹤的，最初我們不是判斷他們並未發現已經被跟蹤了嗎？三是敵特是如何對關易笙下手的，是在向他借摩托車時就已經下了毒呢，還是發現被跟蹤後，為防止我們通過關易笙這條線索順藤摸瓜才決定滅口的？最後還有一件事……”說到這兒，焦允俊停住了話頭，掃視眾人一圈，最後把目光落在郝真儒身上，“應當向領導提出請求，把那個記載著重要情報的本子拿給專案組，最好是原件，再不濟也得是照片。”

　　此言一出，舉座皆驚。郝真儒迅速回過神來：“老焦，這是違反保密規定的。你也知道，專案組除了你之外，大家連‘本子’兩字都不提的。案子要破，保密紀律也要遵守，這點是無論如何不能動搖的。”

　　焦允俊表麵上大大咧咧，心眼卻是玲瓏剔透，他既然亮出觀點，那就一定是經過深思熟慮的，隨即就說出了他的理由：“保密紀律固然應該嚴格遵守，但那是為了革命工作。眼下我們的工作就是要把竊取秘密情報的敵特分子捉拿歸案……老郝你別皺眉頭，我說得有道理嗎？可是，我們並不知道本子上記載的是什麽內容，”說到這裏，他朝郝真儒瞥了一眼，因為其實他和老郝是知道一點兒的，“這就給我們製造了一個難題。如果繞不過去，白白耗費時間，到頭來沒有路走，我想上級還是會把那個本子拿給我們的。可這樣一來，我等弟兄白辛苦一場不要緊，問題是在我們白辛苦的時候，敵特方麵一旦沒有白辛苦，而是招招著肉，那這個禍就闖大了！我們之所以要看那個本子，是想根據本子上的信息發現線索，開辟另一條偵查途徑，那可能就是一條捷徑，可以迅速破獲這起案件也說不定啊！”

　　再次冷場。屋子裏一片寂靜，靜得可以清晰地聽見外麵馬路上有軌電車駛過時的“當當”聲。稍停，有人開腔了，這個人竟是向來一天也說不了幾句話的孫慎言：“說得很有道理，我讚同！”

　　接著，偵查員張寶賢、譚弦也表示讚同。沙懋麟也開口了，他卻是持反對意見，說一切都應該聽領導的。焦允俊看著郝真儒：“老郝，你老兄的高見呢？”

　　“我和老沙一樣，持否定意見。要不，先休息一下怎麽樣？”說著，郝真儒朝焦允俊眨了眨眼。

　　焦允俊領會了他的意思——開個臨時支委會研究一下。專案組七名偵查員中有六名是中共黨員，三人是黨支部成員——郝真儒、焦允俊和此刻正在搶救室外等候消息的支富德。焦允俊讓張寶賢去把支富德調換下來，三人湊在一起研究此事。支富德聽了情況介紹，表示同意焦允俊的觀點。焦允俊在記錄上簽名時，說老郝你可以寫上保留意見，向上級匯報的時候由我出麵，畢竟我是專案組長。郝真儒說別以為我害怕領導批評，還是我去匯報吧，放心，既然是支部的決定，我會無條件執行，盡全力爭取領導的支持。

　　當天下午一時多，專案組接到上級批複：同意建議，即指派機要員送至。

兩個嫌疑人

　　這是一個絳紅色漆布封麵的本子，有點兒像後來文具店出售的被稱為“硬麵抄”的那種筆記本。揭開封麵，扉頁上用紅色油墨印著槍炮圖案，下麵是“1937—1945”，看來是抗戰勝利那年印製的。整個本子除了後麵幾頁畫了草圖、寫了些英文單詞和阿拉伯數字，前麵六十多頁都是空白。

　　焦允俊、郝真儒輪流翻閱後麵幾頁的內容，草圖是用鉛筆勾畫的，筆法比較老練，線條直是直、弧是弧，一筆到底，絕無拖泥帶水的痕跡，一看便知作者受過美術或者製圖方麵的訓練。焦允俊曾經接受過這種訓練，知道那是搞秘密情報的基本功。郝真儒雖然沒有接受過類似訓練，不過他見多識廣，所以也略知一二。問題是，這草圖描摹的是什麽東西呢？焦允俊思忖片刻，說這多半是造船廠的船台圖吧？

　　郝真儒頓時恍然：對啊！領導交代任務時不是對他們兩個透露過，敵特方麵正在刺探我方研製新型艦艇的情況嗎？

　　焦允俊忽然想起在場眾人中有一個懂行的，就把本子遞給譚弦：“小譚，你是交大出身，看看是船台圖嗎？”

　　譚弦接過來看了看：“沒錯。”

　　這時，華東局社會部的機要通訊員第二次驅車趕到，麵交專案組長一份用火漆封口的絕密件，要求焦允俊當麵檢視封口完好後簽收。焦允俊隨即拆封，看過後遞給郝真儒：“老郝，你看一下，要不順便給大夥兒念一念？”

　　這是一封落款沒有署名、日期的手寫說明文字，從字跡看，寫得有些匆忙，不過勉強還認得清楚。郝真儒當下就把其內容當眾宣讀了：這是領導對那個本子上內容的說明，圖紙是江南造船廠第三船台的平麵草圖，英文和阿拉伯數字是對該船台的描述。該船台因研製新型軍艦的需要，已著手進行改造。現場早在一周前就已封閉，除了規定可以進入現場的中蘇專家和參與該項目具體工作的技術人員，其他人，甚至包括接管江南造船廠的軍管人員也不得擅入。可令人吃驚的是，第三船台的改造狀況竟然上了敵特分子的本子！因此，專案組的任務就是追查泄密渠道、阻止敵特刺探以及抓獲涉案犯罪分子。上級再次強調，要求迅即破案，人力物力財力等方麵有困難，領導會盡力協調解決。

　　如此，整個專案組都明白麵臨任務的艱巨性了，接下來討論偵查步驟和分工時，也就不多費口舌了，全組分為兩路，一路由焦允俊率領沙懋麟、譚弦去江南造船廠，負責調查三號船台改造工程是如何泄密的；另一路由郝真儒主持，率領孫慎言、張寶賢循著關易笙中毒之前的活動軌跡進行調查，摸清他是被何人下的毒，指望順藤摸瓜把敵特組織挖出來。支富德不安排外勤工作，留守專案組負責協調、處置突發情況和整理卷宗材料。公濟醫院這邊對昏迷不醒的“一跤頭”關易笙的監護使命，交由上海市公安局臨時派來的三名政保偵查員負責。不過，他們隻負責監護，如果關易笙醒來，訊問工作還是必須由專案組進行，這是領導特別交代的。

　　9月1日，焦允俊、沙懋麟、譚弦三人以上海市人民政府生產安全領導小組巡視員的名義進駐江南造船廠。偵查員來到代號“101項目”的工程指揮部，問了辦公室主任，被告知兩位主要領導亦即指揮長和政委都不在，讓等候片刻。一會兒，指揮長紀莘臻從廠部開會回來，看了介紹信和證件，問明焦允俊三人的身份和使命，把三人讓進他的辦公室，介紹了這個項目的基本情況。

　　先說指揮部成員，老紅軍出身的老紀是從北京海軍總部派來主持這個項目的，是指揮部的主要領導之一，另外還有華東海軍指派的聶政委，以及負責技術、後勤、外事等的幾名成員，那都是上海方麵指派的，其中有江南造船廠的一位高級工程師。指揮部另設顧問組，那是清一色的蘇聯專家，一共有五人；另有翻譯、警衛和其他公務人員。紀莘臻說按照分工，保衛工作是由聶政委主管的，但聶政委今天去市裏參加一個會議了，暫由自己出麵接待，以後偵查員有事情需要溝通的話，可直接跟聶政委說。

　　然後再說“101項目”，這是重要機密，但上級已經指示可以讓專案組方麵知道，以便順利開展工作。焦允俊馬上說：“首長，這方麵您說得越簡單越好！”

　　紀指揮長果然把情況說得簡而又簡：中共中央軍委為解放東南沿海包括台灣島在內的所有島嶼，決定盡快發展海軍艦艇。鑒於技術力量不足，希望蘇聯方麵給予支持。雙方經過談判，決定先上馬魚雷快艇這個項目。為此，蘇聯派遣了一個由機械、電氣、軍火等方麵專家組成的技術援助小組，攜帶全套新型魚雷快艇圖紙前來上海予以技術指導。中央軍委的要求是，應在半年內造出第一艘新型魚雷快艇並通過驗收，爭取在1950年底前組建一個魚雷快艇大隊。

　　說到這兒，朝門口方向坐著的紀莘臻忽然站起身：“哎，老聶回來了！”

　　“101項目”工程指揮部政委聶安緒是個性格冷峻的幹部，不像紀指揮長那樣風風火火，他用審慎的眼光看著偵查員，對紀莘臻在一旁的介紹似乎充耳不聞。焦允俊機靈，馬上拿出介紹信、證件讓他審核，麵上謙恭，心裏卻不以為然：看這副防備架勢，應該把保衛工作抓得滴水不漏才是，怎麽剛開始弄個船台還沒正式造快艇就讓敵特給盯上了？

　　聽焦允俊說明來意，聶政委問：“需要我們提供什麽樣的協助？”

　　“我們想去三號船台實地看看。”

　　聶政委隨即喚來一個雖然穿著便衣但一看便知是軍人身份的青年，介紹說這是保衛幹事小錢，讓他負責陪同。焦允俊三人拿了由指揮長簽發的臨時通行證，隨小錢前往三號船台。該船台是禁區，戒備森嚴，經過兩道明崗一道暗哨方才得以入內。看著忙忙碌碌的工人，焦允俊悄聲問小錢：“這些師傅都是哪個部門審查的？”

　　小錢說先是由船廠軍管組審查後向指揮部推薦，指揮部再進行第二次審查——包括技術和政治方麵。政審非常嚴格，除了複核廠保衛部門已經審查過的內容，還得由居委會、派出所、分局出具證明，這些證明還被隨機實地抽查，證實無誤方才通過。技術方麵，每個人都經過有蘇聯專家在場的現場技術考核，各類工種的技術標準都須達到蘇聯標準的五級以上（當時中國尚未頒布技工標準）方可通過。被批準參加“101工程”施工的工人，薪餉提高百分之五十，夥食由單位免費提供；廠裏每隔五天還向各人的家屬發送大米、食油和鹹魚、鹹肉等副食品。每個師傅都簽了保密協議，規定施工期間不能回家，也不能跟外界通電話通信，更不能會見其他人——包括同廠工友，他們住的集體宿舍都是有解放軍警衛的。

　　接著，三個偵查員查看了船台，發現跟本子上的草圖吻合。請小錢拿來繩索和卷尺，丈量了船台的一些數據，也與本子上用英文和阿拉伯數字記載的內容相符。倉庫附近有一座獨立的平房，內外有兩間，曾經用來存放過機油，現在空著，後麵還有一個十來平方米的小院子，偵查員暫時借用作為辦公室。

　　焦允俊說：“咱們在這兒歇一會兒，順便聊聊各自的見解吧。實地查看了一番，加上小譚說的那些造船方麵的知識，現在我已經明白了那個本子上的草圖對於敵特方麵的意義——船廠的船台就是製造船舶的車間，其麵積大小與要在船台上製造的船隻的大小、重量都有密切關係，如果船台達不到要求，那就不能在上麵製造特定的船隻。江南造船廠現有的幾個船台，空著的隻有三號，這次接受試製魚雷快艇的特別任務，該船台原有的條件難以勝任，其他船台中雖有合適的，卻無法迅速騰出來，船廠方麵隻得對三號船台進行改造，不論從時間上還是經濟上，這都是最為劃算的辦法。而敵特方麵根據收集到的情報，設法對三號船台的改造情況進行了成功刺探，他們獲得的數據如果送到台灣，敵方就可以據此推算我們試製的魚雷快艇的基本情況。小譚，你是內行，我的理解對不對？”

　　譚弦參加革命前係上海交通大學船舶專業的在讀學生，因積極參加進步活動上了國民黨的黑名單，組織上緊急通知他撤離上海前往解放區。他學了兩年多的專業知識，盡管沒進船廠實習過，可對這方麵的了解肯定比一般人多。聽了焦允俊的分析，他點頭表示讚同。

　　三人接著往下分析，那個本子上的草圖與數據跟三號船台現場的情況完全符合，必定出自熟悉現場的內行人之手。向敵特方麵提供這份情報的人，顯然持有通行證，可以出入三號船台。聊到這裏，三位偵查員都覺得底氣正在上漲——既然如此，隻要在持有三號船台通行證的人中進行查摸，那就一定能查個水落石出。沙懋麟和譚弦很是興奮，說那就立刻行動，這個調查範圍不算大，應該不太費事。焦允俊說是得趕快下手，否則，隻怕前債未清後債又要背上了。

　　這話是什麽意思？焦允俊見沙懋麟、譚弦用不解的目光看著自己，便解釋說：“我以前做過秘密情報工作，不止一次化裝刺探過敵人的炮兵陣地、軍火倉庫、秘密據點什麽的，反正都是頭痛的活兒。根據我的經驗，敵特方麵需要的肯定是新型魚雷快艇的全部技術資料，而那個本子上記下的僅僅是三號船台的數據，不過皮毛而已。我們這邊憋著一股勁兒要把案子偵破，他們那邊肯定也正憋著一股勁兒要繼續竊取資料。我們如果不抓緊行動，等敵特那邊得手，那可就闖大禍了！”

　　後來的事實證明，焦允俊的這個估斷完全準確。

　　那就趕緊行動吧。焦允俊馬上向聶政委通報了調查思路。聶政委麵上雖然顯得“冷”，但對專案組的工作是全力支持的，用他的話來說，“你們這是在替我們指揮部幹活兒嘛”，立刻提供了船台通行證持有者的名單。名單上一共有八十二人，偵查員先把發現本子那天以後獲得通行證的四個名字圈掉，又把紀莘臻、聶安緒、小錢等工程指揮部成員擇出來，剩下的那五十名工人師傅就是需要逐個審查的對象了。

　　前麵說過，之前這些工人已經過船廠和工程指揮部的兩輪審查，專案組先看了他們的材料，當然不可能發現什麽問題，否則前麵早就發現了。往下怎麽調查？焦允俊自有主張。他采取的策略叫“舍近求遠”，即不在“101工程”內部查摸，而是到工程範圍之外的船廠其他部門、車間去調查。從9月1日到3日，他和沙懋麟、譚弦分別接觸了一百七十三人，都是與“101工程”目前的施工有關的各部門員工。對於紀莘臻、聶安緒兩位首長來說，偵查員的這種工作方法簡直不可思議，互相嘀咕“不知在搗什麽鬼”。可是，這種“搗鬼”竟然搗出了名堂。

　　9月3日下午，焦允俊向聶政委提出，立刻把正在幹活兒的兩個工人許鼎、王清水喚下船台，隔離審查。聶政委不知偵查員是怎麽懷疑到許、王兩人身上的，覺得不解，但又不便問，按照上級交代的紀律，隻有密切配合的份兒。那麽，許鼎、王清水二位有什麽可疑之處呢？

　　先說許鼎，這是一個二十六歲的小夥子，浦東地區川沙縣人，祖上三代都是做泥水匠的，到他已經是第四代了。舊時通常這種家庭出身的男丁，基本上隻有一條路可走，那就是子承父業，跟著老爸學手藝，許鼎也不例外。七歲時，許家舉家搬進市區，住在南市大境閣，當時家境還可以，家裏就讓他上了小學。上到四年級，爺爺病亡，臨終前留下遺言，讀書沒用，還是讓孫子學手藝。於是，許鼎的正規學業就結束了，從此跟著老爸幹活兒。他倒不似爺爺、父親那麽死心眼，隻知跟著上一輩揮泥刀。許鼎心眼活，話雖不多，遇事卻喜歡琢磨，平日偷偷留意經常一起幹活兒的那些木匠，數年後，竟然又學會了粗細木工兩門技藝（舊時江南地區把木工活兒分為建築和家具兩種，稱為“粗”、“細”木匠）。如此，到二十歲那年，許鼎就進了江南造船廠（當時正值上海淪陷，江南造船廠被日本侵略軍改名為“三菱重工業株式會社江南造船所”），一直幹到現在。

　　這次挑選“101工程”施工人員時，由於許鼎以前幹的一直是修造和保養船台的活兒，而且無論是日本監工、國民黨廠方還是如今的船廠軍管組，都一致認為小夥子活兒幹得不錯，手藝拿得出，工作態度也好——幹活兒再累，也從來不發牢騷；受到訓斥，哪怕是錯訓了他，也沒有一點兒火氣，廠方就向“101工程”籌建組推薦了他。兩輪政審進行下來，沒有發現什麽問題，就正式錄用了。這次專案組逐個查閱參加施工的那五十名工人的材料時，許鼎通過得也很順利。可是，接下來對非“101工程”施工人員進行查摸時，偵查員卻發現了一個情況。

　　這個情況說大也不大，卻有傳遞情報的嫌疑。倉庫會計老林向偵查員反映，8月22日下午三時左右，許鼎到倉庫來領刮板。按照規定，領取工具或者零件材料等，必須核對由倉庫管理員在領料登記冊上填寫的物品名稱、數量和用途，無誤後簽名方可領走。如果有人領的東西多，十幾樣甚至幾十樣，核對的時間就比較長，後麵的領料人就必須排隊等候。那天，許鼎遇到的就是這種情況，他隻領兩塊刮板，可前麵那個其他車間的電焊工卻是推著小車來的，顯見得領的東西比較多。

　　發貨員知道許鼎是“101工程”的，也清楚工程時間較緊，就對電焊工說是不是讓後麵那位先辦理了，他就是兩塊刮板，簽個名字就行。可是那位不肯，說你們不是有規定張貼在那裏的嗎？誰也不能插檔。

　　自始至終，許鼎沒有說一個字，臉上神情依舊，一直保持著那份得體的微笑。老林與他隔著十多米，遠遠看著這一幕，覺得這小夥子脾氣很好。這時候，許鼎忽然離開那個位置，朝對麵窗口走去。老林一怔，暗忖他去對麵窗口幹什麽？那裏又不是生產材料窗口，即便人家同意給你插檔，也辦不了領料手續呀！

　　在所有工廠的倉庫中，若要說儲存物品的品種之多，造船廠該是名列第一。客戶定製的船舶，就是一個集機器運轉、交通運輸、船員生活於一體的水上活動區域，按照國際規定，一艘新船出廠時，船上的所有生產、生活用品都必須配備齊全。這些物品，都是由船廠倉庫提供的。不難想象船廠倉庫儲存的各類物品的齊全程度，僅就生活方麵而言，隻要尋常人家需要的，倉庫裏都能領到。此刻許鼎走過去的窗口，就是專門提供生活類物資的。

　　來到窗口跟前，他和裏麵的姑娘打了個招呼，說了句什麽，突然轉頭留意是否有人注意自己。老林看在眼裏，更是不解，還沒想明白他這是要幹什麽，忽見許鼎迅速從工裝褲袋裏掏出一件東西遞給那個姑娘。據老林回憶，那東西看上去好像是比巴掌還小些許的紙條。

　　這個情況引起了偵查員的警惕，明明有規定，參加“101工程”施工的所有人員不準跟外界通電話、通消息，這個許鼎怎麽敢違反規定傳遞紙條呢？因此，專案組要對許鼎隔離審查。那麽，另一個被隔離審查的對象鈑金工王清水又是怎麽個情況呢？

　　王清水又名王伯威，祖籍浙江寧波，1912年出生於上海，其父原是外國輪船上的輪機匠，後來開了一家製作兼出售船舶用品的作坊式商行。王清水上過六年教會小學，畢業後跟著父親幹活兒兼做買賣。當時商行裏有一個姓邢的老頭兒，原是滬上有名的鈑金工，後來因為年紀大了，幹不動本行，就投到老王的商行裏幹點兒雜活兒。少年王清水跟邢老頭兒有緣，兩人整天在一起，要麽幹活兒，要麽聊天，就這樣學會了鈑金工技藝。二十二歲那年，江南造船廠向社會招收技工，王清水去應聘，當場被錄用。

　　這次搞“101工程”，以王清水的技術水平，自然會被廠方推薦。兩輪政審下來，也是順利通過，材料中的鑒定結論是：“曆史清白，從未參加過任何政黨、幫會，也未有過刑事犯罪記錄。”

　　專案組對參加施工的五十名工人進行再次審查時，去了王清水家所在的管段派出所。人家說江南造船廠和軍方都已經來調查過了，沒發現有什麽問題。偵查員說我們是按章辦事，口說無憑，麻煩你把戶籍檔案給我們過目，如果確認前麵兩輪調查與本次調查的情況一致，那就請給我們出具一份證明。派出所民警很忙，但還是按照偵查員的要求做了。

　　原以為對於王清水的調查已經結束了，哪知次日偵查員忽然接到派出所長的電話，說分局轉來一封匿名檢舉信，舉報王清水係“軍統”特務，說得有鼻子有眼——1941年參加“軍統”地下組織，負責收集已被日寇接收的江南造船廠修造軍用艦艇的情報，按月領取活動經費，多次因工作出色獲得獎勵。抗戰勝利後，由“軍統”改組的“國防部保密局”繼續利用王清水，命其收集中共地下黨在江南造船所的活動情況，王亦劬力施行，圓滿完成一應使命，雲雲。

　　許鼎、王清水被隔離後，偵查員分別對他們進行了訊問，兩人都矢口否認自己有什麽問題。兩個小時審下來，毫無進展。焦允俊提議改變方式，先從外圍調查，取得更多的證據後再跟那二位進行麵對麵的交鋒。

　　於是，倉庫發放生活用品窗口的那個姑娘淩豔萍下班正準備離開時，被倉庫領導喚住。跟著，不知從哪裏閃出兩個人來，小淩定睛一看，其中一個她認識，乃是廠保衛處的保衛幹部老劉，另一個不用說也是保衛處的人了。姑娘感到不解，正要發問，老劉說小淩你什麽都別問，乖乖跟著我們走就是了。他們把淩豔萍帶到保衛處的一間辦公室，裏麵，焦允俊、沙懋麟兩人已經等著她了。小淩扯住正要離開的老劉的衣角，說老劉你告訴我，這是怎麽回事？

　　老劉跟淩豔萍的父親扯得上點兒關係。他是地下黨員，而介紹他入黨的正是小淩的父親淩岩。淩岩在抗戰勝利前一年奉命繞道浦東渡海去四明山抗日根據地執行任務途中失蹤，一直到上海解放也未能查明原因。根據當時的規定，在未查明老淩失蹤的原因前，其身份就不能定性，其家屬也不能受到什麽優待。老劉得知淩家生活困難，遂寫信向組織上反映，淩豔萍這才被江南造船廠破例招收，當了一名倉庫管理員。老劉沒想到，姑娘這次扯上了“101工程”這道高壓線，別說他小小一個保衛幹部了，就是保衛處長乃至軍代表隻怕也愛莫能助。此刻小淩問他，他隻好告誡姑娘：“好好配合組織調查，問什麽如實說什麽！”

　　淩豔萍意識到自己攤上了一樁很嚴重的事兒，她從來沒有過被人秋風黑臉逼問的經曆，當下戰戰兢兢回答問題。很快，偵查員就查明了許鼎之所以違規跟淩豔萍“鬼鬼祟祟”接觸是怎麽回事。簡言之，小夥子正追求姑娘，交往時間不長，小夥子就被抽調去了“101工程”。這樣一來，兩人的聯係就斷了。正犯愁間，那天忽見許鼎來倉庫領料時朝自己頻使眼色，馬上會意，就有了老林目睹的那一幕。

　　偵查員譚弦在老劉等人的配合下，對淩豔萍的辦公室進行了檢查，找到了那封情書。許鼎的疑點被排除，小夥子交由廠方處理，寫了份檢查，被取消了為“101工程”效勞的資格。

　　處理完此事，已是傍晚七時許，三位偵查員去船廠食堂吃晚飯。事後，焦允俊頗為後悔，如果他不是先去吃飯，而是去看一下另一嫌疑人王清水的情況，接下來的事情很可能就不會發生——被隔離審查的王清水不知怎麽，竟然從看守人員的眼皮底下逃出隔離室，然後被人從鑄造車間的煙囪頂上推下來。從高高的煙囪上摔下來斷無活命之說，可凶手還不放心，跟著又扔下一段槽鋼，把已經摔死的王清水砸了個血肉模糊！

《啄木鳥》2016年11月刊 （下）

自殺還是他殺

　　之前，王清水被隔離在船廠劃給“101工程”指揮部使用的一幢獨立小樓內，焦允俊請工程指揮部保衛科安排了專人看守。負責看守王清水的是兩個年輕保衛幹事小李、小汪。聶政委事先關照過保衛科長，這是協助專案組開展工作，須聽從焦允俊組長的命令，讓幹什麽就幹什麽，對被隔離人員隻是看守，不能交談，因此，小李和小汪就隻是牢牢盯著待在二樓東頭小會議室裏的王清水，不敢與其接觸，甚至連話也不敢跟他說。

　　到了晚飯時間，小李讓小汪去食堂吃飯，然後帶兩份飯菜回來，一份是他的，另一份是給王清水準備的。小汪離開後，小李繼續盯著王清水，不敢鬆懈。一會兒，奉命配合偵查員搜查淩豔萍辦公室的另一位保衛幹事小錢完成使命返回小樓，他和小汪同一宿舍，恰巧今天忘帶鑰匙了，想借用小汪的，便去了東頭的小會議室。

　　按規定，小錢是不能進入隔離王清水的場所的，他隻好在門外朝小李招手，問小汪去了哪裏。小李來到門口告訴小錢，說小汪去食堂了，又問你那邊的事兒結束啦？我們這邊看來一時三刻還完不了，今晚熬夜那是肯定的，隻能明天白天找機會衝盹兒了。聊了幾句，小錢饑腸轆轆，尋思與其在這裏等著小汪，倒不如先去食堂填肚子，遇到小汪正好向他拿鑰匙，於是告辭而去。

　　兩人就在小會議室門口待了最多兩分鍾時間，當小李返身走進屋裏時，會議室內已沒了王清水的身影！窗戶大開，顯見得這家夥是爬到窗外順著落水管開溜的。

　　焦允俊聞報，急得差點兒跳腳，後悔不該三人一起去食堂，如果留下一人看守嫌疑人那就好了。可現在馬後炮也來不及了，他立刻和聶政委商量對策，片刻後，“101工程”指揮部通過江南造船廠軍管組下達命令，立刻封鎖全廠所有進出通道，發動全廠所有在班人員在整個廠區搜尋王清水的蹤跡。

　　行動剛剛開始，王清水就有消息了——

　　三個下班後還沒離開鑄造車間的工人聽到廣播，立刻返回，準備接受領導的安排參加搜尋。走到車間西側大門口那個二十來米高的煙囪下麵時，空中一聲異響，抬頭看去，隻見一件黑乎乎的物體淩空而降，急速朝他們砸來，嚇得他們“媽呀”一聲四下逃散。人剛離開，王清水已經砸落到地麵上，緊跟著一截三米長的槽鋼落下來，正砸在王清水上半截身軀上，其慘狀可想而知。

　　接到專案組報告，市局迅速指派法醫前往現場。由於煙囪頂部麵積狹窄，焦允俊三人是輪流爬上去勘查的，張、孔兩位法醫也是一樣，其中那位孔法醫可能有恐高症，下來時腳骨發軟，臉色煞白。當時還沒有恐高症之類的說法，因此焦允俊甚至還有點兒看不起這位老兄的念頭。不過一會兒之後，他就不得不對此公另眼看待了，這位畢業於上海聖約翰大學醫學院而且在公共租界巡捕房接受過洋專家數年技術指導的中年法醫提出的觀點，使專案組在偵查工作中少走了若幹彎路，節省了許多時間。

　　分析死亡原因時，張法醫認為王清水係高空墜亡。同時墜落的那根三米長的槽鋼並非致死原因，因為王清水在落地的第一時間就已經死了，槽鋼不過是對屍體造成了嚴重破壞。至於王清水是自己從煙囪上跳下來的，還是被人推下來的，暫時無法判斷。不過，張法醫的觀點傾向於他殺，理由就是那根槽鋼，這至少說明王清水從煙囪上跳下來的時候，還有一個人在場。

　　三位偵查員都認為張法醫的觀點有道理。他們都上煙囪勘查過，知道廠方正準備對煙囪進行檢修，已經在四周用毛竹搭起了腳手架。王清水攀爬上去前一個多小時，幾個施工人員剛剛從上麵下來，現場痕跡淩亂，偵查員勘查現場時連王清水的足跡也沒能發現，更別提指紋了。要說支撐這個觀點的依據，就隻有那根槽鋼了。這根沉重的槽鋼是怎麽出現在煙囪頂部的呢？問了施工人員，得知是因施工需要用神仙葫蘆（即倒鏈）吊上去的。

　　焦允俊一邊聽別人發言，一邊隨手畫了一張現場示意圖。這一畫，忽然發現有一點不好理解：如果說是凶手把王清水騙或者劫持到現場的，那麽凶手殺人之後是怎麽從煙囪上下來的，又是怎麽逃離鑄造車間的？

　　從時間上推算，自煙囪頂部沿著鐵製簡易梯子下到地麵，最快也得兩三分鍾。而王清水墜落後，整個兒鑄造車間為之轟動，上百名夜班工人都跑到現場看熱鬧，簡易梯子周邊也圍著不少人，直到保衛科人員和偵查員趕到現場，經過好一陣勸說方才離開。也就是說，凶手是不可能在人們趕到現場前從簡易梯子逃離的。那麽，凶手去哪兒了？躲在腳手架上？偵查員和法醫分別上下過幾個來回，每層腳手架都一覽無餘，根本藏不住人。要不，是躲到煙囪裏麵去了？也說不通。根據當時的情況，凶手隻能從頂部進入煙囪內部，那裏麵有可以落腳的位置嗎？

　　焦允俊把自己的想法說了說，沙懋麟、譚弦和兩個法醫都認為不能排除這種可能性。於是，焦允俊和譚弦帶上大號強光手電，再次上到煙囪頂部反複查看，煙囪內壁供人立足以及施工時擱置木板的那幾處凸出的磚頭表麵都是黑灰重重，沒有被踩過的痕跡。

　　這就奇怪了，如果是他殺，凶手下手之後是怎麽逃離的呢？幾個人議了一陣，依舊不得要領。焦允俊思索片刻：“看來，我們隻好換一個角度了——王清水並非死於他殺，而是自殺。大家看這方麵是否有依據？”說著，目光掃視眾人。眾人皆不語，可焦允俊卻突然發現之前曾被自己在心裏偷偷哂笑過的孔法醫有些欲言又止的樣子，便朝他點點頭，“孔法醫您說說看吧。”

　　以孔法醫之前的人生經曆，在解放後屬於有“曆史汙點”的一類，他有自知之明，凡是出風頭爭功勞的事兒一概不沾，免得遭人非議。當然，在那個年代的政治大氣候下，他無論怎樣小心都是無法自保的，在後來“反右”時被定為右派分子，押解安徽白茅嶺勞改農場，最後餓死於被稱為“三年自然災害”的年代。本案發生時，離孔法醫罹難還有十來個年頭兒。

　　被焦允俊這麽一點名，孔法醫就不得不說幾句了。他的觀點是，王清水的所謂“跳煙囪”，實際上是“跳腳手架”——整個兒煙囪已經被毛竹腳手架圍住，隻能站在腳手架上往下跳。可是，紮腳手架的毛竹有長有短，長的那些參差不齊地伸到腳手架外，如果往下跳時被伸出的毛竹擋一下，甚至被不同高度的毛竹擋幾下，是否死得了就很難說，若是弄個半死不活，那接下來的處境肯定是生不如死了。

　　但王清水心意已決，為了萬無一失一步邁進閻王殿，他就動了腦筋——把那根槽鋼卡在腳手架上，人站在槽鋼上麵，先助跑再往下跳，以確保墜落時不受伸出的毛竹阻擋。正是由於這個助跑的動作，本就卡得不太穩的槽鋼吃不住勁兒，在王清水的猛力蹬踏下鬆脫，也跟著掉了下來。

　　焦允俊對孔法醫的這個觀點大為讚賞，連稱“言之有理”。三位偵查員再次爬到煙囪頂部查看，果然發現頂部腳手架外側的毛竹上有明顯的被硬物磨損的痕跡。

　　這時已是9月4日淩晨兩點。對於焦允俊等三位偵查員來說，這件事雖然查清楚了，卻是樂不起來，甚至連輕鬆一下的感覺也沒有。嫌疑對象王清水在隔離審查期間自殺身亡，不但線索就此斷了，偵查員可能也需要承擔一定的責任。不過，焦允俊這會兒考慮的倒不是責任問題——他根本來不及考慮。現在需要查明的是，王清水究竟是不是向敵特方麵透露三號船台秘密的人。

　　第二天一早，三位偵查員碰了一下，決定先查王清水的社會關係，以查船廠為主，因為分局轉來的那封匿名舉報信中說，王清水的特務活動主要是上海解放前在江南造船所進行的。這個調查需要得到江南造船廠方麵的支持，馬上跟軍管組聯係，對方自是表示會全力配合。焦允俊對怎樣開展調查已經作過考慮，當下就請保衛處的同誌提供王清水進入江南造船所工作以來待過的車間、工段、班組情況以及與其關係特別密切的工友等，為搶時間，材料不必詳細，點到就行。

　　這對於保衛處來說簡直易如反掌，很快就派人送來了上述材料，來的那兩個年輕人就是看守王清水的小李和小汪。他們說保衛處讓他們前來聽候偵查員的使喚，讓幹什麽就幹什麽，保證幹好，小李還低聲添了一句，說再也不會發生隔離對象逃脫的事故了。

　　三位偵查員輪流看了材料，發現王清水在剛進船廠一直到抗戰勝利的那三年裏，並無關係特別好的工友，隻是跟彭鬆林、畢誌龍等四五個青工有些交往。抗戰勝利後，彭鬆林進造船廠廠情股當了股長，跟王清水走得就比較勤了。偵查員對此產生了興趣。焦允俊長期從事情報工作，對尋常人可能感到陌生的“廠情股”之類的組織了如指掌，知道那是國民黨上海市政府社會局下令讓各大工廠組建的外圍特務組織，專門收集本廠員工的情報。王清水跟廠情股股長關係不一般，正好說明那封舉報信對他的指控並非空穴來風。焦允俊指著材料上“彭鬆林”的名字問李、汪二人：“這人現在在哪裏？”

　　“解放後廠情股解散了，彭鬆林就離開了船廠，聽說現在和人合夥做生意，在北站區開了一家公司。”

　　偵查員跟北站分局聯係，得知彭鬆林已因曆史問題被捕，關押在市局看守所。當天下午四時許，三位偵查員去市局提審了彭鬆林，得知他在抗戰時被“軍統”地下人員王清水物色為情報員，經常利用工作之便向王提供日寇方麵的情報。抗戰勝利後，王清水受到了“軍統”的表彰，聽說還升了官。經王推薦，彭鬆林也因協助王清水收集情報之功，由一個尋常工人搖身一變成了股長。這對王清水也有好處——既然他在“保密局”（戴笠死後由“軍統”改組）領一份薪餉，就得經常向“保密局”提供江南造船所的情報，而彭鬆林的本職工作就是收集本廠員工動態，所以隻要抄一份給王就可以讓他交差了。

　　那麽，上海解放後王清水有什麽這方麵的活動情況呢？這個，彭鬆林就不知道了。他在上海解放一周後就離開了江南造船廠，之後一直沒跟王清水見過麵。

　　9月5日，焦允俊、沙懋麟、譚弦又在小李、小汪、小錢的陪同下，分成三撥對參加三號船台改進工程的四十八名員工（原五十人，許鼎已調離，王清水自殺）逐個進行了談話。這是專案組對王清水生前是否涉及本案的一個直接調查，所以跟每個員工的談話都非常細致，特別是和王清水一起幹活兒、一起用餐、一起住宿的那些員工，更是問得仔細。當天晚上，偵查員匯總調查材料，沒發現王清水在參加船台改進工程後有什麽諸如違反紀律跟外人接觸或向外界傳遞信息等跡象。

　　當晚九點，焦允俊返回專案組駐地，跟專案組黨支部的另外兩個成員郝真儒、支富德湊在一起開了個會，通報了迄今為止在江南造船廠的調查情況以及據此得出的結論：王清水的確有嚴重曆史問題，但經查並未涉及本案。偵查員進駐造船廠並將其隔離審查後，王以為自己以前為“保密局”工作的事已經暴露，故而畏罪自殺。

　　對於焦允俊、沙懋麟、譚弦三人來說，這個結論意味著之前的活兒都白幹了，還要找另外的切入點從頭再來。那麽，與他們同時開展工作，對“一跤頭”關易笙莫名中毒的情況進行調查的郝真儒、張寶賢、孫慎言這一組進展如何呢？

緝捕失利

　　郝真儒三人認為，對“一跤頭”被暗算的調查，有三條途徑可以試試——

　　一是從時間上推算，敵特方麵向關易笙借摩托車應該是在得知那個皮包的下落跟劉小狗有關之後，即8月27日，那麽，他們對關易笙下毒應該是在8月27日至31日關被傳喚之前這段時間，因此，可以通過排查關易笙在這個時間段的活動情況和接觸對象來尋找線索。二是從關易笙那輛摩托車被借走這一點上來查：是誰向他借的？什麽時候借的？什麽時候歸還的？借車人跟關易笙是什麽關係？三是盯著平時與關易笙關係密切的人員（包括修車鋪的幾名徒工）進行調查，看他們是否有給關下毒的機會。

　　權衡下來，偵查員決定從第三條途徑開始調查。

　　郝真儒、張寶賢、孫慎言三人去了榆林區許昌路，通過管段派出所傳喚關易笙修車鋪的那三個修車工（原是四名，小沈因鬥毆傷人已經被捕）小洪、小馬、小薑。這三位是跟“一跤頭”練摔跤的，個個體魄強健，一字兒排開站在偵查員麵前，就像平地聳立著三座鐵塔。郝真儒對他們比較客氣，讓座沏茶遞煙。那三位遵命落座，接過茶杯，但不抽香煙，說拜師時有過約定，終生不抽煙毒（指煙草製品和鴉片），他們必須嚴格遵守。

　　然後就言歸正傳，問三人是否想過，關師傅為何會被人下毒。三人回答的內容基本一致：當然想過，至今還在想，但想不出誰會跟關師傅結下這麽深的梁子，竟然下這等毒手。希望政府能查個明白，需要他們效力盡管吩咐，縱然赴湯蹈火也在所不辭。

　　接下來就是了解關易笙的朋友有哪些，偵查員一邊記錄，一邊有一種頭皮發麻的感覺——光名字和綽號就記了滿滿五張紙，這麽些人，要耗費多少時間才查得過來啊！分析到下毒可能性時，範圍倒是不大——那幾天關易笙晚上睡露天著了涼，咳嗽、拉肚子，所以謝絕了所有飯局，甚至也沒外出。

　　那麽，那輛摩托車是怎麽借出去的呢？這個，三個徒弟誰都說不上來。他們平時除了早晚習武，白天就是修車。關氏修車鋪生意很好，從早到晚沒多少空閑。而關師傅的那輛摩托車是停在百米之外的住處的，平時他也不是整天待在修車鋪，所以誰向他借車、幾時把車開走的，他們都不清楚。

　　三位偵查員返回駐地，討論了一會兒，決定去找尚關押在看守所裏的小沈調查。小沈名叫沈開芳，十七歲，在四個修車工中年齡最小。他是蘇北興化人氏，跟著父母逃荒到上海，後來父母均染時疫去世，他就成了流浪兒。據說，這是“一跤頭”收的所有徒弟中，唯一不論個頭兒還是斤兩都欠缺的一個。小沈隻有一米六三，體重百來斤，按說這種體格，關易笙是不會收為弟子的。可是，沈開芳卻是例外。這是為什麽呢？

　　據小沈的三個師兄說，關師傅有點兒迷信，經常請算命先生為其預測運程。大約一年前，關師傅遇到一個高人，說他最近可能會破財，不過，隻要收一個屬猴的隨遇隨緣弟子，就可以避免。關師傅對此半信半疑，不料三天後他那輛寶貝摩托車就給人偷走了，這才知道高人果然是高，趕緊按照高人指點的辦法進行補救。

　　次日午時，他往臉上紮了一條黑布蒙住雙目，讓徒弟領著在馬路上走。走了一陣，估計時候差不多了，取下布條。根據那高人的說法，他睜開眼睛後看到的第一個人，就是隨遇隨緣之人。關易笙看到的那位是一個乞丐，就是沈開芳。收徒之後果然有效，第三天，警察局一個相識的警察來通知他，偷摩托車的人被抓到了，因為有幫會頭目說情，上邊讓放了，不過，摩托車是要發還原主的。於是，關易笙就買了兩條好煙，去警察局把車領了回來。從此，他對這個關門弟子另眼相看，甚至凡事縱容，結果導致那小子恃技行凶，把人家的骨頭弄斷了，被分局拘留。

　　偵查員在看守所見到沈開芳時，原以為肯定是一臉的沮喪，出乎意料，他卻甚是平靜，聽偵查員說關易笙出了意外身體有恙，仍舊神色不改。讓他回答他的師兄們已經回答過的那些問題，他的話不多也不少，內容也和師兄們大致相同。這些回答對於偵查員來說並無任何價值，不過是走了一下程序，把該調查的這部分對象一一調查過，沒有遺漏而已。

　　查過這幾個對象，一天就過去了。次日，三個偵查員商量了一下，認為也沒有其他什麽捷徑了，往下隻好按照昨天獲得的那份名單對關易笙最近接觸過的好友挨個兒走訪。這種調查工作量大不說，還不一定能查出頭緒，三位偵查員都有點兒不托底。這時，負責留守值班的偵查員支富德過來了，告知榆林分局看守所剛剛打來電話，昨天提審過的那個人犯有話要說。

　　再次見到沈開芳時，他的神情跟昨天截然不同，一見麵就急煎煎地問：“我師傅怎麽啦？”

　　“昨天不是跟你說過啦！”

　　“你們昨天說我師傅出了意外身體有恙，我以為不過是生點兒小毛病，哪裏知道是被人下毒啊！”

　　昨天傍晚，沈開芳所在的監房關進來一個流氓犯富某。按照看守所在押人犯的規矩，新來乍到的人犯稱為“新戶頭”，得接受“老戶頭”的調教——稱為“校路子”，不過對一種人可以例外，那就是道上有點兒名氣的主兒。這個富某就是道上小有名氣的一個流氓，他進門後自報家門：“諸位弟兄好！兄弟是八埭頭富仁山。”

　　其實他不報也沒關係，因為這個關著二十名人犯的監房裏，至少已有五六人認出他是誰了，自然就受到了優待。接著，富某認出了沈開芳，說你不是“一跤頭”的關門弟子嗎，怎麽也進來了？你師傅的事兒你知道不？沈開芳這才知道師傅中毒昏迷不醒，大驚過後，淚如雨下。“一跤頭”當時在上海灘名揚黑白兩道，其他人犯聽了也不由歎息。

　　當晚，沈開芳失眠，躺在監房角落的鋪位上翻來覆去。想起白天三個偵查員來提審，這才意識到他們一定是來調查關師傅被害線索的。對於師傅遭人毒手，小沈覺得自己也許能向公安局提供一些幫助。

　　為什麽這樣想呢？因為關易笙迷信。自從聽了那個算命高人之言收了他這個關門弟子後，關易笙做什麽事情都很順利。三個餘月前上海解放，軍管會在全市大街小巷張貼布告，勒令凡是參加過偽（包括北洋政府、日偽及國民黨反動派）黨政軍特警憲、“三青團”、反動會道門的人員以及其他惡霸、不法分子，都須在十天之內前往登記，日後查出隱瞞不報者，嚴懲不貸。關易笙知曉後，便老老實實去分局登記。接待人員一聽他是赫赫有名的“一跤頭”，非常重視，連隊也不用排了，直接喚他上前填表格、按手印。關易笙離開時，聽見外麵排隊的那些等候者竊竊私語，都說看警察對他這般態度，估計問題嚴重著呢，也不知能不能活過黃梅——聽說黃梅前後肯定要槍斃一批人的。

　　關易笙聽了自然心驚肉跳。到六月底七月初黃梅天結束，滬上果然接二連三處決了上百名罪大惡極的反革命、惡霸，但關易笙卻安然無恙，甚至連戶籍警也沒來找過他，偶爾派出所長來修車，還客客氣氣喚一聲“關師傅”。關易笙不知這是怎麽回事，尋思共產黨講坦白從寬，我去自首吧，弄個主動，也許可以從寬。

　　來到分局，接待人員聽他自報家門，說你來自首什麽？你擔任過什麽偽職？當過哪一方的特務？參加過哪個幫會？關易笙說我在“大世界”幹了七年。對方說，你在“大世界”是摔跤手，不是“抱台腳”（保鏢），我們有政策，摔跤手是藝人，也是受資本家壓迫的勞動階層。

　　對關易笙來說，這的確是個意外之喜。而這個意外之喜毫無疑問跟收了沈開芳這個關門弟子有關，因此對小沈更好了。沈開芳呢，原本是個乞丐，突然間被上海灘赫赫有名的“一跤頭”收為徒弟，有了一份穩定職業，吃得飽穿得暖，兜兒裏還有零花錢，自是對關師傅感激不盡。前幾天關易笙微恙，咳嗽拉肚子，他就不去修車鋪上班了，天天待在關易笙身邊侍候。關師傅出事前的那天晚上，他外出替師傅去買綠豆糕，被自行車撞了個跟鬥，還給揪住了讓賠車子，忍無可忍他才動了手，可下手不知輕重，結果傷了人進了局子。

　　師傅生病的這三四天裏，沈開芳一直待在師傅身邊，如果有人暗算師傅的話，沈開芳認為自己應該能找到點兒頭緒。因為那幾天師傅沒有外出，登門的每一個客人沈開芳都照過麵，是他開的門，是他沏的茶，是他送的客，所以，他要求看守所代為轉告昨天提審過自己的那三個偵查員，說有情況要提供。

　　三位偵查員聽沈開芳這麽一說，馬上又看到了希望，當下便問是誰向關師傅借了那輛摩托車。沈開芳說：“是魏先生借的車。”

　　“魏先生是哪位？”

　　“‘恒緣堂’的管事先生魏康思。”

　　“‘恒緣堂’？是哪家店鋪的名號嗎？”

　　這個，沈開芳卻答不上來，隻是總聽師傅這麽說，但從沒細問過，師傅也從不解釋。他告訴偵查員，8月27日，也就是關師傅身體不適的次日，下午三點多，魏康思拎著禮品前來拜訪。關易笙對這位一年中大約來四五次、每次都必拎禮品的朋友一向比較客氣，客氣的原因並非因為禮品，那些禮品他基本上都轉送別人或者讓徒弟們分了。他對魏先生客氣是因為這人路子很廣，上海灘以及長三角各地都有朋友，而且樂於助人，朋友遇到為難事，他是有求必應，十有八九替人辦到，事後隻受謝不受禮。

　　沈開芳拜師之後，這位魏先生來過三次。第一次聽說關易笙收了關門徒弟，立刻摘下手上的金戒指作為見麵禮贈予小沈，那份大方驚得沈開芳目瞪口呆。這次魏先生登門，他自是熱情接待，沏茶奉煙，然後侍立師傅身後。魏康思陪關易笙說了一會兒閑話，最後道明來意，想向關易笙借摩托車用兩天。關易笙笑道，這樣一樁小事兒，還勞您親自出馬？差個人捎句話，兄弟立馬把車送到府上！

　　魏康思再三道謝，由關易笙親自送出門，騎上那輛寶藍色摩托車疾馳而去。第二天，魏康思就把摩托車送回來了，進門就掏出鈔票，讓沈開芳去水果店買兩個哈密瓜來。等沈開芳買了瓜回來時，魏康思已經走了。之後不久，關易笙就騎了摩托車出去了，到晚上才回來，但那輛摩托車沒有騎回來。小沈注意到，關易笙的臉色不大好，像是剛剛跟人吵過架似的，又不敢問緣由。關易笙讓他沏了一杯花茶，又掏錢讓他去買盒綠豆糕。小沈就是在買綠豆糕回來的路上出的事。

　　於是，郝真儒、張寶賢、孫慎言三人立刻去打聽“恒緣堂”是個什麽所在。聽名字像是個中藥店鋪，也可能是某個已經停止活動的幫會堂口。問了中藥業公會、工商局，都說不知道；又拿來解放前上海地下黨組織根據收集到的情報所編寫的幫會情況匯總，那裏麵有從清末到1949年之前上海灘所有幫會堂口以及曆屆執掌人的名單，可是，並沒有查到“恒緣堂”。最後，到上海市民政局問了幾個舊政權社會局的留用人員，才知道原來那是一處建築物的名稱。這座坐落於南市老城的庭院，已有百年曆史，當初還是福建人劉麗川組建小刀會時留下的一處地下機關，後來被洪幫把持，民國後由洪幫安置了一戶從南洋歸來的華僑家庭，一直居住至今。

　　偵查員從邑廟分局了解到，住在“恒緣堂”的那戶人家姓盧，當初入住時的老主人盧錫金係南洋華僑富商，對光複會、同盟會的反清活動頗有資助，清廷被推翻後，孫中山邀請盧氏回國定居，住地任選，全家生活開支由民國政府供給，盧氏遂選擇定居上海。孫中山指示滬軍都督陳其美，擇址南市“恒緣堂”讓盧家入住，發給房契，寫明該產業無償歸盧家永久所有，可住可拆可賣，任其支配。

　　盧氏是個十幾口的大家庭，需要有人為其管事，也就是俗稱的管家。陳其美就為盧氏派了一名管家魏鳴道。魏鳴道係幫會人物，祖上至少已有三代跟長江南北的會黨有密切關係，這種關係世代相傳，所以魏氏家族在社會上有廣泛的人脈，做事非常方便。這樣的人做管家，當然最好不過。從1912年到1949年這三十七年時間裏，“恒緣堂”的盧氏掌門人已經換到第三代，管事先生世襲，也換到了第三代，那就是沈開芳所說的魏康思。

　　邑廟分局的戶籍資料中，魏康思的登記內容很簡單——魏康思，別名魏妙頻，男，1919年3月2日出生，漢族，離異，初中文化程度，係盧氏家庭管家；未發現曆史問題，無參加任何黨團幫派的記錄。用當時流行的話來講，這個記錄表明其人“曆史清白”。此刻，郝真儒等偵查員當然不可能知曉，這個魏康思就是他們苦苦尋找的敵特組織成員之一，不過，調查進行到這一步，偵查員有理由相信，距離真相大白的日子已經不遠了。

　　當天下午四點，專案組四名偵查員郝真儒、張寶賢、孫慎言和支富德開了個碰頭會，研究之後決定當晚前往“恒緣堂”拘捕魏康思。之所以要把行動時間定在晚上，是因為生怕白天人多眼雜，容易走漏風聲，影響日後的偵查。郝真儒行事一向小心謹慎，擔心哪裏尚有細微漏洞未被發現，便派偵查員張寶賢、孫慎言化裝前往邑廟區“恒緣堂”附近布控，嚴密監視，防止魏康思察覺情況不對腳底抹油或者自殺什麽的。這種布置也算得上周密了，不料，還是失手了。

　　當晚九時許，四名偵查員以及奉命協助的一個班的解放軍戰士前往“恒緣堂”抓捕魏康思。居委會大媽出麵叫開門，偵查員一擁而入，可全宅各處都搜遍了，也沒見魏康思的影子，更沒發現與特務活動相關的任何物品。這下，之前在“恒緣堂”外邊監視了幾個小時的張寶賢和孫慎言著了慌：這不是奇怪了嗎？下午五點左右他們分別進入現場執行監視任務時，親眼看見魏康思騎著一輛英國“藍羚”自行車從外麵回來，進了“恒緣堂”大門。當時目標的神態舉止都正常，根本沒有驚弓之鳥的跡象。而且，他們事先已經觀察過，“恒緣堂”隻有前麵一道大門，目標應該還在裏麵的嘛！

　　偵查員詢問了“恒緣堂”盧氏全家老小，都說魏先生下午五點從外麵辦事回家後，跟平時沒有什麽兩樣，檢查了廚房準備晚飯的情況，又看了花匠從花鳥市場買回來的盆景，誇讚不已。接著，他去主人那裏把當天外出購物的發票拿出來對賬。忙完這些，已經六點多了，全宅開飯。飯後，魏康思照例回到自己居住的那個獨立小院。盧家兩個正在上小學的孩子因為對一個舊上海白相人的問題爭論不休，去找魏先生裁決，見他正在門前的天井裏站樁，知道這是不能打擾的，就躡足悄然離開了。整個兒晚上，全宅無事，沒有人再去找過魏康思，更沒人留意魏康思在他那小院裏幹什麽，偵查員帶著荷槍實彈的解放軍戰士出現，這才發現他已經不知去向。

　　偵查員想到了魏康思從後院攀牆而逃的可能，問了布置在後牆外監視的兩個解放軍戰士，都說這邊一直沒動靜。郝真儒查看了後院圍牆，發現上麵確實有攀爬過的痕跡，可戰士怎麽說沒動靜呢？這樣看來，魏康思在偵查員一行趕到“恒緣堂”之前就已經逃跑了。於是問題隨之而來：魏康思是怎麽察覺到自己被懷疑上的呢？

　　郝真儒首先想到，也許是奉命前往監視的張寶賢、孫慎言無意間被目標瞟在眼裏了，可是，在查看過兩人的監視位置後，就排除了這種可能性。那麽，到底是怎麽回事呢？直到本案偵破後，偵查員訊問一幹案犯時，“六室”頭目宋斯義的交代才道破了一半秘密：他在魏康思逃脫後的次日收到了魏寄來的一封信函，上麵用暗語說自己已被中共反特人員發現，為防止被組織滅口，決定自行脫離。當本函寄達時，他已經離開上海了。

　　不久後，專案組由一個臨時小組轉變為受華東局社會部直接領導的常設偵查小組，名謂“華東特案組”，專門負責偵查重大政治案件（1950年華東局改組為華東軍政委員會後，特案組劃歸華東軍政委員會公安部領導，負責偵查的案件中又增加了刑事大案及社會影響巨大的疑難案件）。雖然任務繁忙，但特案組領導焦允俊、郝真儒始終沒忘記魏康思突然逃脫這件事，抽出三名偵查員對此進行追查，最後終於查明了其中原委——

　　那天魏康思外出辦事，下午返回“恒緣堂”的途中，遇到邑廟分局的一個留用警察郭某。郝真儒、張寶賢、孫慎言三位偵查員前往邑廟分局向值班副局長了解魏康思的情況時，郭某正好去辦公室送一份文件，進門之前無意間聽見屋裏說到魏康思的名字，就猜測來人可能是調查魏康思的。魏康思是郭某的哥們兒，兩人曾磕頭拜過把兄弟，郭某遂決定給魏康思提個醒。當然，郭某並不知道魏康思是“保密局”潛伏特務，隻以為是調查他解放前那些錯綜複雜的社會關係，所以要講一講江湖義氣。魏康思自然清楚這意味著什麽，當天便逃離上海。查明情況後，郭某被判刑七年。

　　“六室”主任宋斯義落網後也承認，如果魏康思不逃離上海，他很有可能會下達封口命令。退一步說，即便他想手下留情放過魏康思，恐怕也做不到。根據上峰命令，刺探江南造船廠“101工程”這一使命乃是“保密局”與美國中情局的聯手行動，凡是跟該使命有關的情況都應該隨時向中情局的傑克先生通報。如果他不通報該情況，傑克先生早晚也會知道，肯定會向“保密局”參他一本；如若通報吧，傑克就會通過中情局向“保密局”提出建議，把魏康思滅口。現在魏康思自己逃跑了，反倒沒事了。至於魏康思是怎麽給中共反特人員盯上的，那他就不費這個心思了，反正魏康思這一走，估計中共方麵一時半會兒也找不到他。

　　魏康思就這樣失蹤了，究竟去了哪裏，還真沒有查到。直到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當年的特案組早已完成曆史使命解散三十來年了，有關方麵才弄清楚，原來這廝去了香港，徹底脫離了與台灣特務組織的關係，改行經商，據說生意做得還不錯。

抓獲一名涉案者

　　專案組兩個負責人會合一處，互相一說各自領導的小組麵臨的窘況，都是一臉愁容。這時，電話響了，焦允俊從那急促的鈴聲中似乎已經意識到來者不善，假裝咳嗽，示意郝真儒接聽。郝真儒接起電話，竟是專案組成立時那位領導親自打來的，說話的口氣透出一股惱火。郝真儒尋思，領導必是已經看到了專案組的書麵匯報，批評是理所當然的，這個，他已有思想準備，倒並不感到意外，於是中規中矩地說：“請領導指示！”

　　“立刻和焦允俊到我辦公室來一趟！”

　　放下電話，郝真儒看著焦允俊說：“聽見了吧？”

　　焦允俊苦笑：“那麽大嗓門兒，隻怕聾子也該聽見了。去就去吧，工作沒做好是我這個組長的責任，領導發火，咱就聽著唄。”

　　一路上，兩人說著應該怎樣“正確對待領導批評”，卻不料這根本不是批評不批評的問題，領導透露的情況無異於晴空霹靂，不但使平時似乎啥都不當一回事的焦允俊感到震驚，就連一向遇事不慌不忙的郝真儒也瞠目結舌——

　　領導告訴他們，華東社會部剛剛截獲了一份台灣“保密局”的密電，收件人是潛伏在滬的一個代號“老六”的特務。密電內容是：已經收到船台改進工程的數據情報，總部予以嘉獎，發給黃金十兩，將於近日通過特殊渠道送達。另附局長毛人鳳在嘉獎令批複件上的手諭：望你部再接再厲，盡快收集蘇俄提供之新型魚雷艇圖紙等一應技術情報。

　　這就是說，之前雖然截獲了敵特“老六”一夥收集的“101工程”三號船台的情報，可是敵特在迅速擺脫我方偵查的同時，竟然再次下手，成功獲取了已經丟失的那份情報，且順利送達台灣。對於專案組來說，這簡直是奇恥大辱！焦允俊呆愣在那裏，早已沒有了一貫滿不在乎的表情，臉上紅一陣白一陣，恨不得在地板上找條縫鑽進去，即使躲上片刻也是好的。

　　郝真儒定定神，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鏡：“報告，這是我們——尤其是我的失職，請求上級給予嚴厲處分。”

　　領導背著雙手，在焦、郝麵前來回走動：“你們專案組對此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主要責任應該由焦允俊來負，小焦你是組長，你是怎麽抓偵查工作的？”

　　焦允俊不聲不響。他知道，事到如今怎麽辯解也沒用，說不如幹，你再說得花好稻好天花亂墜，也不如快速尋找到新的線索來得有效。這時，另一位焦允俊從未見過的領導從裏間屋踱出來，那副架勢，一看便知其職務不比前一位低。這位領導倒是沒有急赤白臉，說的話也和焦允俊的想法一致：“好了，叫你倆過來就是通報這個情況。上級說了，像這種案子，在華東社會部的對敵鬥爭記錄中算是數一數二的，其分量之重，我們大家都應該清楚。情況你們也知道了，是壞事，也是好事，這是破案工作的動力。說不如幹，你們好自為之，回去仔細研究，立刻采取有效措施，迅速偵破本案。從台灣密電判斷，敵特方麵已經進入了下一個刺探重點，要搞魚雷快艇的技術情報了。我們絕不能讓他們得逞。北京有指示，這是蘇聯老大哥對我們首次以直接方式實施的軍事援助，如果出了問題，可能會影響以後老大哥對我們的援助走向。二位同誌，這個任務，拜托了！”

　　用焦允俊事後的說法，聽了後一位領導的這番話，他當即就有一種跪地謝罪的衝動。當然，他什麽也沒說，什麽也沒做，隻是默默點頭。

　　9月6日下午，專案組七名成員在駐地開會。先由郝真儒傳達了那個令人震驚的消息，一幹偵查員聽著都覺得臉麵無光。然後，由焦允俊主持討論案情，著重分析一個問題，敵特究竟是通過什麽途徑輕而易舉地獲取船台相關情報的？焦允俊要求大家先把可能竊取情報的每一條途徑都羅列出來，然後采取排除法，最後不能排除的多半就是出現漏洞的原因了。

　　一番分析下來，眾人認為有機會收集船台情報的應該是以下四種人員——首先是參與船台改造工程的船廠方麵員工；其次是工程指揮部的全部成員，包括領導、一般成員和警衛；再次是蘇聯專家組的五名專家以及為專家組提供工作、生活服務的人；最後就是上述三種人之外的其他人，這個範圍就不好確定了。

　　應該說，以當時的政治氣候，能夠本著絕對客觀科學的態度作出上述分析，在偵查工作中還是比較罕見的，畢竟連“101工程”指揮部的領導和老大哥派來的專家也列入嫌疑名單了。

　　接下來，就針對上述四方麵人員涉案的可能性進行深度分析。既然涉案分子能夠輕而易舉地收集到船台情報，那看來他根本沒有什麽壓力，而且操作起來比較方便。這就可以確定與前兩種人沒有關係，因為在發覺船台機密被竊後，“101工程”指揮部再次加強紀律約束，同時，人們為防止自己被懷疑涉嫌，刻意不使自己有單獨活動的機會，以便一旦再次發生意外，接受調查時可以有證明人。因此，這兩類人應該都沒有傳送情報的可能。

　　第三類人員中，負責安全保衛工作的警衛和生活服務的公務員是外圍人員，無法直接接觸技術情報。蘇聯專家以及他們的中外助手的確有接觸技術機密的條件，也有傳送情報的便利，但是，如果之前船台的情報是他們中的某一位遞送出去的話，為什麽不把魚雷快艇的情報一起遞送出去呢？按說快艇的情報他們也是有條件收集的，何必“一番手腳兩番做”，費這麽大的工夫，還容易引起懷疑。

　　分析到這裏，前三類人員就都給排除了。大家都有點兒犯怵，因為剩下的第四類人員範圍太大，從哪裏著手，大家一時沒有主意。焦允俊提議，先不管那人是誰，如果能推測出他是通過什麽手段得到船台情報的，也許就能順著這根線找到人。經他一提醒，大夥兒仿佛又看到了方向。郝真儒看了焦允俊一眼，突然說了句：“老焦你是不是已經有想法了？”

　　焦允俊笑而不語。郝真儒又拉下了臉：“這都什麽時候了，老焦你還有心情賣關子！”

　　於是，焦允俊說出了自己的推測——那個收集情報的主兒，估計是爬到船廠鑄造車間那個停用大修的煙囪上麵，借助望遠鏡觀察，實地繪了草圖。不少偵查員都露出吃驚的神情：“這也能行？”

　　焦允俊說當然行，這種活兒我就幹過。上海戰役前我奉命對敵人在吳淞口的炮兵陣地進行偵察，要求畫出草圖，準確標出每一門火炮、彈藥倉庫以及營房的位置。我帶上望遠鏡和繪圖工具，在夜間潛入炮兵陣地附近的一家工廠，爬上水塔熬了一宿，等到天明開始繪圖，又畫了一整天才算完成使命。相比之下，攀上船廠那個煙囪繪圖難度小多了，距離既近，觀測也簡單——就是一個船台嘛。

　　這麽一說，大學生出身的譚弦馬上點頭：“這是現場測繪，不算什麽，受過專業訓練的都能行。那個煙囪我上去過，不過當時天黑了，周邊情況看不清楚，不知那個地方是否適合觀察船台。老沙你看了嗎？”

　　沙懋麟說：“當時誰能想到這個？我根本沒留心。”

　　焦允俊眨著眼睛：“我倒是看了船台那個方向，不過那時沒想到這個煙囪和案子另有一層關係。現在回想起來，晚上的時候船台上也是燈火通明，船台結構和工人師傅幹活兒的身影都是看得很清楚的。如果有望遠鏡的話，應該沒問題。”

　　郝真儒提議：“要不，去一趟船廠，再爬一次煙囪。這應該不會驚動敵特，我們可以說是為了調查王清水自殺之事再次勘查現場。”

　　焦允俊說：“那還得我和老沙、小譚過去，都是原班人馬，熟悉情況，也不容易引起敵特的懷疑。”

　　繼續往下討論，專案組決定同時對另外兩個方向開展調查，一是那個突然失蹤的魏康思，還有就是需要通知“101工程”指揮部注意嚴密防範，敵特方麵接下來肯定要盯著魚雷快艇的圖紙下手了，如果發現什麽蛛絲馬跡，不要驚動對方，專案組會順藤摸瓜，把隱藏的敵特分子揪出來。

　　這時已經是下午四時半了，不過九月上旬的江南地區天黑得晚，焦允俊三人駕了一輛三輪摩托駛往江南造船廠，直接開到鑄造車間。船廠方麵尚未接到工程指揮部的通知，因此還沒解除對煙囪的封閉。上到煙囪腳手架頂部，借用望遠鏡居高臨下觀察，三號船台果然可以看得很清楚。用焦允俊的話來說，比他幾個月前爬到吳淞口水塔上觀察敵軍炮兵陣地的條件要好得多。

　　次日，即9月7日上午，焦允俊跟江南造船廠軍管組取得聯係，從廠保衛處抽調人手協助調查。廠保衛處挑選了五名成員，聽候專案組調遣。焦允俊給他們開了個短會，沒透露真實目的，而是說根據上級領導的指示，王清水案件需要進行複查，所以驚動諸位同誌，請大家大力協助，爭取盡快把案情搞清楚。然後，由偵查員沙懋麟向與會人員交代需要了解的情況：在王清水案件發生前一段時間內，是否有人經常在煙囪周圍轉悠？

　　散會後，那幾位立刻行動。下午兩點開碰頭會時，已經有七條線索報告給焦允俊，其中一條引起了三位偵查員的注意——

　　抗戰勝利，國民黨從日本人手裏接收了“三菱重工業株式會社江南造船所”後，對船廠的車間、工段進行了重新組合，撤換了一些日本侵略者任命的行政管理者和技術人員，安插了一批官方人員，其中有一個名叫黃純合的“三青團”骨幹分子。現在，這個姓黃的進入了專案組的視線。

　　上海解放後，人民政府接管江南造船所，易名為江南造船廠。根據上級指示精神，有曆史問題的人員應立刻調離重要崗位，黃純合就被調到鑄造車間當了一名翻砂工。這人以前是國民黨上海市社會局的一名幹事，沒幹過一天體力活兒，這回讓他幹重工業行業中出了名的苦力活兒，自是頗有怨言，次日便不來上班了，還放出話說，老子辭工還不行嗎？他哪裏知道，像他這種有曆史問題的主兒，官方怎會就這麽便宜了他？辭工後的第三天，一封落款為江南造船廠軍管組的掛號信寄到了黃家，信中警告：乖乖回廠去幹翻砂工，通過勞動改造舊思想，否則即行逮捕！

　　黃純合無奈，隻好遵命。像他這種以前指手畫腳頤指氣使的主兒，到了一線崗位自然沒有人答理他，再說活兒太累，空閑時間他趕緊休息還來不及。兩個月下來，他有些習慣幹這種苦力了，再說風聲漸緊，工餘時間他不敢躺下休息，跟大夥兒坐在一起又覺得無聊難堪，就到車間院子、門口去轉悠。所以，當保衛處人員下車間調查可疑情況時，許多工人都提到了此人。

　　當天晚上，黃純合在下班途中被捕，立刻押解專案組駐地訊問，同時指派偵查員前往其住所搜查，搜出軍用望遠鏡一副，據其家屬說是黃最近拿回家的。那邊，黃純合起初不承認涉案，待到望遠鏡拿過去，便繳械投降了，承認其受他人指使，攀上已經搭起了腳手架的煙囪頂部，用望遠鏡觀察三號船台的情況。他以前幹過三年船台管理員，對該船台比較熟悉，畫出了船台草圖，並用英文和阿拉伯數字寫下了相應數據。第二天，他按照指令前往八埭頭“滬東狀元樓”與一個男子會麵。他拿去的草圖在對方眼裏屬於幼兒塗鴉，那人拿出一個本子，對照黃的數據又畫了一幅，然後給了黃八十萬元（舊版人民幣，與新版人民幣的兌換比率為10000：1，下同），加上前兩天接受指使時人家給的二十萬元定金，這茬活兒的全部報酬是一百萬元。

　　偵查員問了那人的相貌特征，跟劉小狗所說的那個在永安公司三樓被他們竊走皮包的男子完全相符。黃純合並不認識此人，是指使他測繪船台的那位——“恒緣堂”管事魏康思通知他去八埭頭“滬東狀元樓”交接草圖的。以前他在國民黨上海社會局當幹事時，經人介紹與魏交了朋友。黃純合喜歡拈花惹草尋花問柳，但幹得又拖泥帶水，經常惹出麻煩，都是魏康思幫他搞定的。這次魏康思找到他要求他提供幫助時，盡管他知道這事比較危險，還是一口答應。當時，魏康思給了他二十萬元定金和一架美製軍用望遠鏡，看他拿著望遠鏡那副愛不釋手的樣子，說幹完這樁活兒後，這架望遠鏡就是你的了。

　　魏康思沒有說這是為哪方麵幹的活兒，以及為什麽要幹這樁活兒，黃純合也沒有問。他以前在社會局當幹事時，日常工作就是跟社會上的三教九流廝混，從中了解情況，因此他是懂得這一行的規矩的。兩天後，他完成了草圖，交貨領錢，以為這件事就結束了。哪知，幾天之後又接到魏康思的電話，要求他再搞一次相同的測繪。

　　黃純合並非特務出身，沒有接受過特務這一行的訓練，技能自不必提，心理素質更差，這種活兒幹一次已經心驚肉跳，再幹一次，那不是要嚇破膽了？當下拒絕。魏康思把賞金提高到一百五十萬元，他還是搖頭。這下魏康思惱火了，他可是在宋斯義跟前拍了胸脯的，於是就威脅說，你之前已經幹過一次，這次如若不幹，人家會把前頭你幹過的那次密告共產黨。黃純合無奈，不得已答應再幹一次。隻是那份底稿已經銷毀了，他的記性又不大好，隻好溜個空子又上了一次煙囪頂。

　　船台機密泄露的情況總算調查清楚了，可是，兩名涉案敵特分子卻未能抓獲。“恒緣堂”管事魏康思早已失蹤，另一個與黃純合在“滬東狀元樓”見麵的案犯，銀貨兩訖後一拍兩散、各奔東西，黃純合根本不知道對方的任何情況。

秋夜密謀

　　回過頭來，再說“六室”主任、代號“老六”的宋斯義。

　　這幾天，宋斯義的神經繃得有點兒緊，主要是因為魏康思的不辭而別。盡管他收到了魏康思失蹤前給他的那封信，但作為一個老特工，憑經驗，他不得不對某些可能會出現的情況有所準備，比如，魏康思會不會已經被秘密逮捕，這封信實際上是受反特人員指使而寫，為的是穩住“六室”，暗中查明全部情況後再來個一網打盡？出於這種考慮，宋斯義當即以出差為名離開他所經營的店鋪，躲在附近的一個朋友家裏，關注是否有可疑跡象出現。兩天下來，一切正常，他繃緊的神經這才放鬆下來，回到了自己的店鋪。

　　這天晚上，他收到了台灣密電，就是被我方密碼專家破譯出的那份使專案組感到慚愧的電報。宋斯義受到了表彰，心中卻並無半點兒輕鬆，因為密電同時又在催促他“再接再厲”，盡快執行下一步的使命。其實，宋斯義也好，台灣“保密局”總部也好，雙方都清楚，從整體上來說，“六室”搞到的船台圖固然是有用處的，但如果能搞到新型魚雷快艇的全套圖紙，那船台圖就完全是可有可無之物。

　　宋斯義當初之所以決定先收集船台情報，那是一個姿態，表明“六室”已經開始行動。另外，還因為魏康思跟上海解放前江南造船所的管理員黃純合關係不錯，黃有收集船台情報的便利條件。一句話，這樁活兒幹起來容易，不幹白不幹。於是，“老六”就下達了命令。

　　本來，這樁活兒完成之後，中共方麵根本難以察覺，哪知手下那個叫龔阿康的特工在轉送情報時，竟然犯了一個低級錯誤，把情報給弄丟了。宋斯義事後回想，也怪自己心急了點兒，因為料想此事已經是板上釘釘，就把消息提前報告台灣了，沒想到出了差錯，隻好冒險讓黃純合再辛苦一趟。

　　宋斯義原以為這樣操作可以耗費若幹時間，指望運氣好的話，上司會突然來一道電令，讓他終止該項目的執行。這種情況在他以前的特務生涯中時有發生，至於原因，作為基層執行者當然是不知道的，而且在“保密局”的檔案裏也查不到記載。可是，好運氣沒有等到，卻等來了催命符。緊接著，傑克也寄來密函，說自己已經知曉台灣總部的電令，對此表示“非常關注”。如此，宋斯義就隻好硬著頭皮往下進行了。

　　可是，如何搞到項目圖紙呢？這不是演電影，為了情節好看，可以違反特務工作的規矩，召集一幹部屬躲在飯店包房或者哪所破廟裏開會商討、群策群力。像“六室”這樣一個潛伏特務小組，按規定組員之間沒有橫向聯係，組長與組員之間也是能不見麵就不見麵，必須見麵的話，時間也是越短越好。所以，執行重要使命時，決策隻有組長自己來做，沒人給他出主意。

　　潛伏特務的頭目可不是那麽好當的，組織上物色頭目人選時，對於其決策能力必須認真考慮，否則，選人失當就會釀成大禍。宋斯義此刻就麵臨著如何決策的問題。他一向小心謹慎，此刻更是如履薄冰。最初，他想跟傑克見個麵，聽聽中情局方麵的高見。可是，他按照尤麗婭給他的聯絡地址發去密函後，等了兩天，對方才在事先約定的地點外灘外白渡橋靠近蘇州河一側的第六根欄杆上留下暗號，那是一個叉叉，表示否定提議。

　　如此，宋斯義就隻能靠自己了。他對麵臨的情況進行了反複考慮，認為搞到整套圖紙的難度實在是太大，幾乎沒有可能。那就隻好考慮收集零部件圖紙了。那些判讀、研究該項目機密的專家既然可以由改造後的船台推測準備建造的魚雷快艇的噸位，也完全可以根據零部件圖紙由局部推測全局，比如，由固定螺旋槳的螺栓可以推測螺旋槳的規格進而估測快艇的航速，由魚雷發射管法蘭圖紙可以推測魚雷的技術數據，等等。

　　據宋斯義對艦艇、飛機、裝甲車等軍工產品製造工藝流程的了解，眼下中共正在研製的那款魚雷快艇，隻有船體是在三號船台就地製造，其他零部件都會分門別類分散到江南造船廠下屬的各個車間生產，製造好後運送船台安裝。雖然收集整套圖紙找不到門路，但收集零部件圖紙還是可以想想辦法。於是，他就將行動定位於收集零部件情報上，能夠收集多少算多少。

　　接下來，就是尋找從江南造船廠獲取零部件圖紙的渠道。這時，宋斯義多少有點兒後悔，之前收集船台情報之舉顯然得不償失——先是傳遞情報時出差錯，引起了警方注意；為了不留後患，不得不對“一跤頭”關易笙下手，使警方循著摩托車的線索發現了魏康思的嫌疑；繼而神通廣大的魏康思失蹤，斷了“六室”與社會各階層的聯係；最後，江南造船廠裏那個叫黃純合的員工失去了利用價值，本來是可以利用他繼續收集零部件情報的，卻因之前收集船台情報之舉把他暴露了……

　　早知道會是這樣一種局麵，當初就是有人把船台情報白送上門也不能要啊！不過，眼下再怎麽後悔也沒用了，隻好振作精神，設法尋找收集情報的途徑。宋斯義思量再三，決定分頭約見五名屬下，讓他們分別尋找社會關係，隻要終端能夠通到江南造船廠的，都可以考慮。至於是否可用、怎樣使用，等五名屬下把人選報上來經他評估後再說。

　　9月8日，就在宋斯義準備發出跟下屬接頭的暗號時，忽然收到尤麗婭的信息，約他傍晚去靜安寺那邊的“鴻興飯館”見麵。宋斯義於是打消了念頭，尋思跟那洋女子見過麵後再說。這次約見，應該不會是取消行動計劃——台灣總部不會通過傑克這條線下達這種指令。估計是傑克那邊找到了獲取“101工程”情報的途徑，需要“六室”去實施。如果真是這樣，那就謝天謝地了，不但可以免去自己的辛勞，而且一旦出了差錯，台灣總部也不至於嚴厲追究“六室”的失職之責。

　　位於靜安寺的“鴻興飯館”是一家兩上兩下三開間門麵的本幫菜館，生意一年四季永遠不旺不淡，經營得如此平穩的館子在當時的上海灘並不多見。宋斯義當晚六點過後到達該飯館時，尤麗婭已經先來了，選了角落裏的一副廂式座頭，正在點菜。看見宋斯義進入店堂，她放下菜譜，叫了一聲“Darling”，起身迎上前來，眾目睽睽之下給了宋斯義一個擁抱。在宋斯義看來，這顯然大為不妥，但他隻有響應，否則就更惹人注意了。

　　這天傍晚秋雨滂沱，飯館顧客不多，一半座位空著。尤麗婭選的位置在店堂深處角落裏，鄰座無人，正好適合兩人淺飲低談。在旁人眼裏，這二位就是一對情侶，其實兩人談的卻是間諜勾當。宋斯義猜得沒錯，尤麗婭此番約見，果然是找到了一條收集項目情報的捷徑！

　　尤麗婭那年二十六歲，本是俄裔猶太人。不過，她出生在中國，盡管長就一副洋女人容貌，但她的中國話說得比俄語還要流利。說到尤麗婭的身世，就不得不提到一個中國北方的著名城市——大連。

　　如今的大連市，在十九世紀八十年代以前人煙稀少，直到1885年清政府下令在今大連灣北岸建造海港棧橋、築炮台並組建水雷營，方才成為一個小鎮，當地人喚為“青泥窪”。1897年，沙俄強行將軍艦開進旅順口，隨之派人到大連灣和青泥窪勘察，決定在青泥窪開港建市。1899年8月11日。沙皇尼古拉二世發布關於建立自由港的敕令，將青泥窪改稱達裏尼（俄語“遠方”之意）。1905年1月日俄戰爭結束，日本取代沙俄侵占青泥窪，2月，將達裏尼市改為大連市。這段殖民統治直到1945年8月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後方才結束。

　　1903年，尤麗婭的父親剛滿十八歲，作為見習醫士被沙俄政府派往達裏尼的駐軍醫院。在那裏，他與一位駐軍中校的女兒相戀，因遭女方家庭反對，兩人遂決定私奔。他們先是去了天津，後又前往上海，在法租界霞飛路開了一家西餐館。這對俄裔猶太夫婦一共生了三個子女，尤麗婭是他們最小的女兒。

　　尤麗婭生長在上海，能說一口流利的上海話，同時又通曉俄語、英語，法語、德語也能應付。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軍占領了租界，其父母兄姐均被關進了外國難民集中營。當時隻有十七歲的尤麗婭則因為認了一對日裔美國夫婦為幹爹幹媽而幸免。這對日裔美國夫婦的真實身份是美國海軍情報部的間諜，當時，他們在上海法租界八仙橋開著一家西醫診所，這家診所同時又是美國海軍情報部在上海的三個情報中轉站之一。夫婦倆決定認尤麗婭為幹女兒，實際上是為了將其培養成為一名地下報務員。但報務員計劃因故流產，夫婦倆就給尤麗婭辦了一個日本國籍，以此為掩護做地下交通工作。

　　抗戰勝利後，幹爹幹媽返回美國，臨走時給尤麗婭留下了一筆錢鈔，故而尤麗婭和兄長（她的父母和姐姐均死於集中營）能夠把西餐館重新開張。特工夫婦回到美國後，退出當時已經劃歸戰略情報局（中央情報局前身）的特務小組，以經商謀生。根據規定，他們在離開情報機構時，把所有的關係人都留給了戰略情報局，其中就包括尤麗婭。

　　1948年11月上旬的一天，霞飛路“格雷西菜社”的女老板尤麗婭在接待一位美國顧客時，忽然被對方嘴裏輕聲嘟噥出的一句話驚呆了。這句話是用英語說的，譯成中文的意思是：“在那個漆黑一團的夜晚，我被一個美麗的夢所謀殺。”

　　這是那對特工夫婦回國前留給尤麗婭的暗語。他們囑咐尤麗婭，如果哪天有人（不管是什麽人）在任何場合向你說出這樣一句話，那就是和我們一樣從事秘密工作的同行有事找你幫忙了，你應當用英語回答對方：“哦，我祈望這樣的夢永遠不要來臨！”

　　這其實就是特工的接頭暗號。尤麗婭以前不過是按照幹爹幹媽的吩咐，為他們做一些隱秘的事兒，並非正式特工，也沒接受過正規的特務訓練。但這次一接上頭，就意味著她正式建立和特務機構的關係了。

　　和她接頭的就是傑克先生。他奉中情局之命前來上海，其中一項任務就是把尤麗婭發展為中情局特工。當時國共大戰的態勢已經明了，大陸必將全部落入中共之手幾乎是毫無疑問的。如此，中情局就得趕緊布置在中國大陸的潛伏特務，上海乃是最先需要安排的，而尤麗婭這樣的條件，是非常符合中情局需要的。

　　當時，美國中情局的特工人員大致上分為三類，一是像尤麗婭的上司傑克先生那樣的專職特工，屬於中情局的正式雇員；另一種是長期雇員，相當於合同製員工，按月領取薪餉和活動津貼，合同到期或失去價值之後隨時可能解聘；還有就是臨時雇傭，比如因某樁使命的需要被雇傭，使命完成即解除雇傭關係。

　　尤麗婭屬於第二類性質的特務，每月可以獲得一百美元的固定薪餉，如果有任務，另發津貼和活動經費。傑克對她沒有什麽特別要求，隻關照說你以前是怎麽幫你幹爹幹媽幹活兒的，現在也怎麽做就是了，不同的是以前是幹爹幹媽要你做，現在是我要你做。那一次，傑克下榻於外白渡橋畔的百老匯大廈（即如今的上海大廈），在那裏住了一個星期，尤麗婭每天到百老匯大廈待上半天，由傑克向她傳授情報特工的基礎知識。

　　就這樣，尤麗婭成了美國中情局的雇傭特工。在此後半年多時間裏，傑克沒有跟她見過麵，也沒有向她下達過任何指令，隻是按月給她匯來薪餉。直到1949年7月下旬的一個炎熱之夜，尤麗婭的餐館即將打烊的時候，傑克突然出現了，邀請尤麗婭去附近一家咖啡館吃冷飲。雙方見麵也就不過二十分鍾，傑克向她交代了準備與台灣方麵在上海的潛伏特務聯手竊取中共“101工程”情報的使命。

　　雖然其時上海解放不過兩個多月，尤麗婭卻已經感到新政權跟以前大為不同，在這種環境下，再像抗戰時幫幹爹幹媽那樣做傳遞情報之類的秘密工作，恐怕更不安全，但她別無選擇，隻好硬著頭皮答應下來。

　　可能是中情局與台灣“保密局”的工作理念不同（也因為中共對這兩類特工的處置方式不同。對於前者，一旦抓獲，大多是關押幾年然後驅逐出境；對後者可就沒這麽客氣了，尤其是當時那個政治環境，像宋斯義這種級別的特工頭目，十有八九是要槍決的），上司向下屬交代使命的方式也不同。“六室”頭目宋斯義一邊要下屬幹這幹那，同時對使命內容本身則是能瞞就瞞，必須要交代的，也是說三分留兩分，老是擔心下屬被捕後招供泄密。傑克對尤麗婭這個下屬卻是另一種方式，他把所有能透露的內容一次性告訴尤麗婭，讓她多想想怎樣才能圓滿完成這項使命。因此，尤麗婭對這項使命的內容是完全清楚的。她的性格中有大大咧咧的成分，聽過後把使命濃縮成“搞到魚雷快艇的圖紙就是”，至於怎樣著手去搞，那不是她的活兒，她根本懶得去想。

　　“六室”頭目宋斯義看不慣尤麗婭的大大咧咧，認為她不是一塊幹特工的料。而傑克的想法似乎不同，他對尤麗婭的使用本著揚長避短的原則，指派她做的事兒，一是以“瑪麗阿姨”的名義去跟阿四頭打交道，從小孩子嘴裏探聽到上家劉小狗，再通知“老六”去取回皮包（盡管沒有成功，但跟尤麗婭沒關係，她的工作已經完成了）；二是讓她去對“一跤頭”關易笙下毒。從特務行業的分工來說，這樁活兒其實已經不是情報特工的範圍，本該分派給行動特工去幹。可傑克手下沒有行動特工，隻有讓尤麗婭去客串一把。尤麗婭大大咧咧的性格再次發揮了作用，沒費多大勁兒，成功解決了“一跤頭”；然後，就是第三項使命了，也就是這次她和宋斯義見麵時要交代的內容——

　　第三項使命實施的基礎得力於中情局遍布全球無孔不入的情報觸角。傑克接到一份不知中情局從何處獲取的情報，稱蘇聯援華“101工程”專家組的隨行人員中，有一個名叫馬念姝的翻譯，其父早年與尤麗婭的父親是同學兼發小。對於傑克來說，這不是設法竊取“101工程”情報的最佳機會嗎？傑克尋思，這個尤麗婭，別看她平時大大咧咧，竟還是一員福將。眼下要竊取“101工程”情報的最大障礙就在於無法打入工程指揮部內部，不得已隻能采取化整為零的方式獲取零碎情報，那不但費時費力，成功率也很低。況且，由於涉及麵廣，特別容易被中共反特人員識破，一不留神就會全盤皆輸。現在有馬念姝這個空子鑽，那當然再好不過了。

　　傑克馬上告知尤麗婭這個情況。要說這個二十六歲的猶太姑娘還真不是一塊特工的料，聽說此事後，高興得竟然不是有這麽一個從天而降的絕佳機會，而是找到了父輩的世交，當下連說“這世界太小了”。

　　傑克皺著眉頭，向尤麗婭介紹了馬念姝的情況——

　　尤麗婭父親的老家在斯韋爾德洛夫斯克州葉卡捷琳堡，與馬念姝的老爸馬圖謝耶維奇同齡，兩人既是鄰居又是同班同學，關係一向不錯。後來，尤麗婭的父親被當地一所速成醫士學校選去，兩年後畢業，去了達裏尼市。馬圖謝耶維奇則進了鐵路學校，畢業後以技術員的身份去了“東清鐵路”——該鐵路在日俄戰爭後被稱為“中東鐵路”，指沙俄在清末修築的從俄國赤塔經中國滿洲裏、哈爾濱、綏芬河到達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參崴）的西伯利亞鐵路在中國境內的一段。

　　馬圖謝耶維奇在哈爾濱定居，與中國姑娘關柔姝相戀結婚。十月革命後，蘇聯在中國東北組建情報組織，已是鐵路工程師的馬圖謝耶維奇被發展為秘密情報人員，幾年後被任命為哈爾濱地區情報組織的負責人，關柔姝也被丈夫發展為情報員。

　　九一八事變後，馬圖謝耶維奇、關柔姝夫婦根據上級指示，與東北的中共地下黨建立聯係，中共地下人員協助蘇方收集情報，馬圖謝耶維奇主持的地下組織則為中共方麵提供經費、武器方麵的幫助。1933年，馬圖謝耶維奇、關柔姝夫婦因叛徒出賣被捕，中共和蘇聯方麵聯手營救無效，一個星期後，這對夫婦就遇害了。當時，不過八歲的馬念姝亦受到日本關東軍特高課的追捕，由中共地下人員將其轉移至哈爾濱郊區，不久又撤往蘇聯境內，給予烈士眷屬待遇。

　　在這之前，馬念姝使用的是其父為他取的蘇聯名字。到蘇聯後，他把自己的名字改為馬念姝——把其父姓氏“馬圖謝耶維奇”中文音譯的第一個“馬”字作為自己的姓氏，同時又念念不忘母親。抗戰勝利後，二十六歲的中學英語教師馬念姝回到哈爾濱，把自己的國籍登記為中國。當時駐哈爾濱的蘇聯紅軍立刻將馬念姝招聘為翻譯，紅軍撤回後，馬念姝留在哈爾濱，重新幹他的英語教師行當。

　　這次，蘇聯向中共（當時尚未建國）派遣“101工程”專家組，審議中共方麵為蘇聯專家提供的中方隨員名單時，其中一位具體經辦人員正好是當年駐哈爾濱蘇聯紅軍交際處的軍官，他想起了馬念姝，經與蘇方駐哈爾濱辦事處聯係，了解了馬念姝目前的情況，便向中共方麵推薦。於是，馬念姝就成了蘇聯專家組的一名生活譯員。

　　老大哥也實行“內外有別”的方針，專家組有關技術方麵的譯員，都是從蘇聯帶來的，生活、警衛、聯絡方麵的譯員，則由中共配備。盡管馬念姝是日常生活方麵的翻譯，但小夥子慮事細致、做事踏實、沉默寡言，再加上那口標準的俄語，使蘇聯人大為欣賞。

　　傑克的主意是，通過尤麗婭與馬念姝的這種特殊關係，設法跟馬念姝結交，然後不惜動用一切手段將馬念姝拉下水，使其為“六室”工作，竊取“101工程”的技術機密。按照老規矩，傑克把這事交代清楚後，就不再露麵，讓尤麗婭以他的名義去跟“六室”主任宋斯義聯係。

　　當下，宋斯義聽尤麗婭如此這般一說，尋思這活兒有了中情局的鋪墊，往下幹就方便了。具體怎麽做，當然還得仔細謀劃。於是他問尤麗婭，你們打算通過什麽方式跟馬念姝搭上關係？尤麗婭的回答讓他有點兒哭笑不得：“這個傑克先生沒說，我呢，隻管執行命令，預謀策劃一類的事兒我從來沒有幹過，肯定也不會去幹。所以，這事應該怎麽做，還得靠你們。你們策劃穩當了，我就向傑克先生報告，隻要他說行，我就照著辦。”

　　宋斯義苦笑著搖搖頭，這幫中情局的人還真是省心。沒辦法，那就策劃吧！

一網打盡

　　專案組七名偵查員這幾天都忙得不可開交，一幹人盯著“一跤頭”關易笙中毒案件不放，一共對三百多人進行了調查，竟是一無所獲。

　　這種情況，使一向穩重的郝真儒也沉不住氣了。這天在專案組的支委會上，三位支部委員說到案情時，郝真儒忍不住火大：“我就不相信，關易笙中毒這麽大一樁事兒，案犯竟然能夠做得不顯山不露水！肯定會有線索留下的，隻是我們的工作還不夠細致。”

　　郝真儒說完，另一個支委支富德表示讚同，說咱們再想想辦法吧。這時，焦允俊卻在一旁抽著煙不聲不響，另兩人在說什麽，仿佛一個字也沒聽見。郝真儒等了一會兒，不見焦允俊有什麽反應，便問道：“老焦，你有什麽想法，說說吧。”

　　焦允俊搔了幾下頭皮說：“我在想，是不是別在‘一跤頭’這棵樹上吊死。”

　　“你的意思是說放棄這條線索？”

　　焦允俊說：“關易笙這個案子，查了這麽長時間還沒有發現什麽蛛絲馬跡，放棄並不可惜。至於另外尋找新的線索，那叫‘說得輕巧，吃根燈草’，線索有這麽好尋的話，咱們這班弟兄何至於給折騰得如此辛苦呢？全組七人，發燒的三個，牙痛的兩個，連你老郝也在天天吃枇杷膏、甘草露防咳嗽。所以，隻有放棄‘一跤頭’中毒這條線索了，咱們改偵為防吧。”

　　什麽叫“改偵為防”呢？焦允俊解釋說，從那份被我方截獲的電報判斷，敵特眼下肯定正在動怎樣竊取“101工程”圖紙的腦筋，而且其迫切心情可能不亞於專案組尋找破案線索。敵人會采用什麽手段達到目的，這個不好猜測，但有一點可以肯定，“101工程”是在江南造船廠進行，那不管采用什麽法子，最後都離不開江南造船廠這個終端。這個“離不開”可能是指人，也可能是指地點。所謂“改偵為防”，就是要牢牢守住終端不出問題，籬笆紮得緊不怕野狗鑽嘛。

　　郝真儒、支富德都是內行，焦允俊把話說到這個分兒上，那二位自然能夠領悟。緊接著，專案組開了個全體會議，決定全力協助“101工程”指揮部的安全防範工作。針對有些偵查員對此思路的不理解，焦允俊說，咱們的這種防範實際上就是以守為攻。敵特既然要收集情報，那就必然要向“101工程”靠近，不是靠近實體，就是靠近跟“101工程”相關的人。敵特分子不是來無影去無蹤的妖魔鬼怪，他們也是活生生的人，是人，活動時就得有蹤跡，如果咱們的防範工作做得細致再細致，就有可能發現敵特留下的蛛絲馬跡，那就是線索啊！

　　這番話說得大夥兒頻頻點頭，郝真儒稱讚說：“這就是唯物辯證法，老焦同誌了得！”

　　焦允俊衝他拱手：“我一聽理論就頭痛，咱還是說實在的吧。破案這條路，怎麽也得往下走，我的直覺，這樣走是走得通的！”

　　郝真儒聽著一愣，喃喃自語：“直覺？這好像是唯心主義的東西吧？”

　　9月11日，焦允俊、郝真儒去江南造船廠拜訪“101工程”指揮部主管政工、保衛工作的聶政委。聶政委說我早盼著你們了，你們再不來，我就要打電話請了。上級領導指示，讓指揮部跟你們專案組保持密切聯係，指望你們給“101工程”保駕護航啊！

　　原來，“101工程”指揮部自從接連發生兩次相同的竊密事件後，上級領導震怒，聶政委受到了嚴厲批評，還給了一個行政處分。他跟指揮長紀莘臻交換意見後，召開了指揮部黨委會議，對今後的保密工作製訂了製度性的規定。當然，這種規定屬於原則性的大綱，具體實施還得製訂細則。這時候，聶政委就想到了焦允俊，因為焦允俊等偵查員實踐經驗豐富，可以在這方麵提供幫助。

　　焦允俊說首長您還真找對人了，接著就把截獲敵方密電之事給聶政委說了說，同時介紹了專案組“改偵為防”的思路。聶政委接受了焦允俊的建議，暫且不談製訂細則事宜，而是對眼下防範敵特滲透的具體方案交換了意見，定下了幾項除加強三號船台的安保級別之外必須立刻實施的措施——

　　一是對分派到全廠各車間、工段加工的零部件，由指揮部保衛人員跟蹤關注，並且要辟出專門空間安置加工“101工程”零部件的機床設備和人員，保持與外界隔離，沒有指揮部發的通行證，任何人（包括廠方領導、軍管組成員）都不準入內。另外，所有車間、工段參與“101工程”零部件加工製造的員工，每天須記台賬——即對自己進入車間起直到離開為止的工作情況予以記錄，下班時由兩個證明人簽字作證。

　　二是“101工程”指揮部中的中方工程師、技術員以及其他輔助人員，都有接觸核心機密的機會，這些同誌被挑選參與該工程，政治上應該都是可靠的，也接受過保密紀律教育，且早就實施了一整套製度性的防泄密措施，一般說來不會發生問題。當然，這僅僅著眼於“一般”，如果敵特采取非一般手段，那就需要提防了。敵特行動前不會告訴我方，因此應該做到防患於未然，就當敵人隨時都可能下手。有鑒於此，就必須強化保密製度的嚴格執行，加派保衛人員。領導同誌更要帶頭執行鐵律，凡是接觸過機密的同誌，從指揮長紀莘臻開始，離開工作地點時都須主動讓保衛人員搜身並檢查隨身攜帶的皮包。

　　最後就是蘇聯專家組。從理論上來說，不能排除他們中有人泄密的可能。專家一共有五名，聽上去人不多，但過來的卻是一個四十多人的團隊，有政工人員、保衛人員、生活隨員以及專家的助手和譯員。盡管專家組也有保密製度，但還是那句話，不能排除敵特對這支隊伍的滲透。焦允俊對聶政委說了他的換位思考思維，乍看上去，專家組是最難滲透的一塊堅石，可萬一堅石上有一個細微的裂縫，那是最難提防的。

　　聶政委同意焦允俊的觀點，馬上跟專家組負責保衛工作的安德烈少校進行溝通。安德烈少校對中方的提議非常重視，經專家組討論決定，今後每周三天跟中方專門代表聯係，互相通報情況，磋商相關問題。

　　中方代表最合適的人選，自然就是專案組長焦允俊了。這在焦允俊的意料之中，但他沒料到竟然由此撞到了好運，跟安德烈少校第一次見麵就發現了線索！

　　9月14日，焦允俊按照約定前往蘇聯專家組下榻的禮查飯店（今浦江飯店）跟安德烈見麵。他知道蘇聯朋友喜歡高度酒，找郝真儒軟磨硬泡，好不容易要來些經費，買了兩瓶好酒作為禮品帶了去——專案組的錢是郝真儒管著的，要他掏錢時，這老兄眉峰緊鎖，想拒絕卻又找不到理由，反被焦允俊說是“鐵公雞”。

　　這天郝真儒正好去市局參加一個業務會議，他事先跟焦允俊約好，會議結束後把摩托車開到禮查飯店門口，順帶把焦允俊捎回專案組駐地。上午十點多會議結束，郝真儒趕到飯店門口時，隻見焦允俊正獨自站在飯店大門一側，專心看著牆上那些花花綠綠的小廣告。郝真儒招呼了一聲，焦允俊似乎是看得入了神，竟沒有反應。郝真儒走上前去定睛一看，這些小廣告的內容五花八門，吃喝玩樂無所不包。使郝真儒不解的是，這種小廣告在當時的上海灘隨處可見，不足為奇，為何卻吸引了焦允俊呢？

　　憑焦允俊的那份機警，當然已經知道郝真儒站在身後了，他指點著牆上眾多小廣告中的一份，頭也不回地輕聲道：“這份可能有戲！”

　　那是一份西餐館的廣告，上麵說本店專做俄羅斯菜肴，地道正宗，價廉物美，伏特加打八折，雲雲。郝真儒不知這是什麽意思，剛要開口詢問，焦允俊卻已轉身直奔摩托車的方向。兩人上了車，焦允俊也真沉得住氣，一路上一句話也不解釋。到了專案組駐地，焦允俊把郝真儒扯進他那間隻有五六平方米的辦公室，先把跟安德烈溝通的情況作了一下介紹。

　　蘇聯在政治保衛方麵起步很早，早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就已經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製度，專門開辦了政治保衛學校培訓這方麵的人才，中共也曾派人去接受培訓，如陳賡、顧順章等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二戰以後，蘇聯的政保製度日趨完善。此次專家組的保衛組長安德烈少校畢業於捷爾任斯基政治保衛學院，具有豐富的政保經驗。因此，專家組來華後從未出現過泄密苗頭。

　　焦允俊和安德烈見麵後，聽對方侃侃道來，暗忖老大哥確實有一套，相比之下咱們還真是自歎弗如。兩人談完工作，安德烈提議喝一杯，就打開一瓶焦允俊帶去的白酒，什麽菜也不就，倒在杯子裏像喝茶那樣邊喝邊聊些生活中的趣事。有一件事安德烈說得輕巧，焦允俊聽著，卻不由得心裏一緊。

　　昨天是專家組動力專家尼古拉的四十歲生日，生活秘書瓦揚斯基向安德烈建議，去外麵吃一頓為尼古拉慶生。安德烈同意了，叫上兩個保衛人員，陪同尼古拉等專家以及幾位生活隨員出去吃了頓俄羅斯風味的晚餐。這並不算趣事，有趣的是，一同前往的中方譯員馬念姝意外結識了一位從未謀麵的世交朋友。

　　這就是“六室”主任宋斯義的傑作了——利用尤麗婭在霞飛路經營“格雷西菜社”之便，設法把蘇聯專家吸引過去用餐（作為生活譯員的馬念姝多半是要陪同的）。事先，讓尤麗婭強化餐廳的俄羅斯風格，找出許多具有俄羅斯風情的老照片，其中就包括尤麗婭的老爸年輕時與馬念姝之父的合影，放大後張掛於店堂內。而“六室”則負責把蘇聯專家組吸引到“格雷西菜社”來。

　　對於宋斯義來說，這屬於小菜一碟，他馬上想到了發小廣告。這就不必麻煩尤麗婭了，由他派人去霞飛路拍攝了“格雷西菜社”的門麵照片和幾樣招牌菜式，當然還有蘇聯人一看就激動的伏特加。小廣告印製好後，又讓下屬雇人去蘇聯專家組下榻的禮查飯店門口發放並張貼。

　　也是巧，蘇聯專家組的生活秘書正準備為專家尼古拉慶生，那天在飯店門口等候接送專家上班的轎車時，無意間看見了牆上的小廣告，於是知道了霞飛路上有家“格雷西菜社”專營俄羅斯菜肴。向禮查飯店的廚師了解下來，說霞飛路上有不少西餐館，其中“格雷西菜社”的聲譽不錯。慎重起見，生活秘書還特地去了一趟吃了頓飯，覺得的確很正宗，於是就這樣定下來了。

　　不出宋斯義所料，譯員馬念姝果然陪同專家們前往霞飛路。這個混血小夥兒發現店堂裏張掛著的照片中，有幾張竟然曾在家裏的照相簿裏見過，十分詫異，便請出了女老板尤麗婭，雙方聊下來，自是驚喜。一起赴宴的蘇方人士也為馬念姝感到高興，紛紛向他祝賀。喜歡張揚的尤麗婭因事先宋斯義的提醒，沒敢過分發揮，因此安保專家安德烈也沒感到有什麽不對勁兒。

　　焦允俊聽安德烈說了此事，心裏就有點兒不踏實。告辭後在禮查飯店門口等車時，閑得無聊，就跟向他遞送小廣告的人隨口聊了幾句，還看了牆上貼著的廣告。看到“格雷西菜社”那張廣告時，馬上想起了安德烈所說的趣事，尋思這是不是過於巧合了？

　　郝真儒聽焦允俊如此這般一說，認為有必要對此進行調查。但在接下來的全組會議上，焦允俊卻提出，如若按照常規做法對尤麗婭和“格雷西菜社”進行調查的話，費時過長，萬一這是敵特實施的障眼法，想借此轉移偵查視線趁機下手竊取“101工程”機密，到時候就後悔莫及了。因此，眼下要把常規調查先放一放，單做一件事——從市公安局調取外籍人士尤麗婭的照片，讓虹鎮老街那個九歲男童秦永錦辨認，看這個尤麗婭是否就是曾請他喝早茶的“瑪麗阿姨”。

　　專案組一幹偵查員一致讚同焦允俊的提議，那就趕緊行動吧。辨認結果，阿四頭一眼就認出了尤麗婭。

　　往下，專案組又有意見分歧，有人主張馬上抓捕尤麗婭，追查敵特組織，有人主張先進行秘密監視。郝真儒沒有發表意見，問焦允俊是什麽觀點。焦允俊說：“敵特此舉意在獲取‘101工程’的圖紙，何不將計就計，做通馬念姝的工作，讓他跟尤麗婭接觸。我方可以趁機摸清尤麗婭跟哪些人有聯係，順藤摸瓜，一網打盡。”

　　郝真儒說：“這個辦法不錯，但馬念姝雖是中國國籍，卻是蘇方雇傭的譯員，此事得跟蘇方協調。我馬上向上級匯報，爭取領導的支持。”

　　因此事涉及中蘇關係，華東局社會部的領導非常慎重，於是層層請示。三天後，北京傳來消息：可行。

　　專案組被之前一而再再而三的曲折折騰得已經不敢過於樂觀，好在，前期的彎路不是白走的，有了之前的經驗教訓，專案組走一步想三步，接下來的行動還算比較順利。

　　安德烈代表蘇聯專家組表示願意“大力支持和協助”，馬念姝的工作也是一做就通，同意配合專案組跟尤麗婭交往。往下不過半個月時間，尤麗婭“順利”收買了馬念姝，馬念姝則把專案組精心準備的“絕密圖紙”交給尤麗婭。緊接著，專案組向上海市公安局借調了四十名偵查員，配備數種交通工具，還通過市電話局對“格雷西菜社”的電話做了手腳，秘密監視尤麗婭的一舉一動，終於摸清了“六室”的情況。

　　1949年9月30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夕，根據華東局社會部的指令，專案組在上百名軍警的配合下，實施統一行動，將“六室”宋斯義等六名特務（魏康思在逃）以及中情局女特務尤麗婭抓獲，傑克在之前半月已去香港，僥幸逃脫。

　　七天後，根據上級命令，宋斯義、尤麗婭等七名案犯被押解北京，後來如何處置，不得而知。據專案組獲知的非正式消息，宋斯義等三人因現行與曆史罪行被判處死刑；尤麗婭在關押中自盡；其餘人分別被判處有期徒刑。

　　1949年10月20日，華東局社會部領導設宴為專案組七名偵查員慶功，同時宣布了上級決定：專案組作為華東局社會部一個常設小組繼續存在，易名為“華東特案組”，專門負責偵查華東地區的大案要案。

從這時起至1953年底，華東特案組在華東諸省市的社會大舞台上頻頻亮相，偵破了多起影響重大的政治、刑事案件。

【評論】

案情還挺複雜

江南造船廠沒造過魚雷艇吧，倒是玩過炮艇

小說而已，不能當真

1949年3月24日，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毛澤東和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司令朱德熱烈慶祝“重慶”號巡洋艦官兵起義，指出中國人民必須建設自己強大的國防，除了陸軍，還必須建立自己的空軍和海軍。1949年4月4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三野戰軍副司令員粟裕、參謀長張震奉中央軍委命令，到達江蘇省泰州白馬廟鄉，建立渡江戰役指揮部，接受國民黨起義投誠艦艇，組建一支保衛沿海沿江的海軍部隊。1949年4月23日，華東軍區海軍領導機構在白馬廟鄉成立，張愛萍任司令員兼政委，人民海軍從此誕生。1989年3月，中央軍委批準確定1949年4月23日為人民海軍成立日。

　　1950年4月14日，海軍領導機關在北京成立，這是中央軍事委員會領導和指揮的海軍部隊最高領導機關，肖勁光任司令員，劉道生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同年任命王宏坤為副司令員，羅舜初為參謀長，後相繼組建了東海艦隊、南海艦隊和北海艦隊。

這就是十月的貼子，提前了兩天發出來，新的得11月了，估計也能提前幾天發布，等月底那幾天吧

早知道，養肥了再看啊

居然下麵沒了。。。。

發現作者又是東方明

不知道東方明寫了多少這種故事

不知道關易笙中的毒後來好了沒？文中說是尤利婭下的毒，但是沒說是怎麽下的，一開始還以為是魏康斯下的毒呢。

逃跑的魏康斯真是幸運啊，有人報信，被監控、包圍了還能順利逃脫。就是不知道幾十年後發現他在香港時，他是否還是被通緝狀態，比如：這邊會不會主動去香港抓他？或者他如果回內地的話，會不會抓他？如果他手上沒有命案的話應該可以放過他了吧...相比魏的幸運，那個給他通風報信的郭警察就比較虧了，通風報信被判7年，而且比較蹊蹺的是，當事人魏跑掉了，杳無對證的情況下，郭是怎麽被發現的，會不會被冤枉？會不會來個抵死不認？

還有那個跳塔的王清水，看文中說隻是抗戰時的中統特工，如果沒有對共黨的命案的話，也許他的曆史問題也不至於被判死刑吧，估計跳樓有點虧...

看到這些係列文章中的各種算賬，包括軍統對日偽的清算，共黨對日偽和果黨的清算，不知道現在這些鬧心的港獨台獨分子到時候會不會被清算？也許其中有一些是臥底估計也不一定...

有個描述有點矛盾或者令人疑惑的地方，就是，

前文曾經說過，宋斯義被抓後一開始說自己隻是報務員，什麽都不知道，後來費了很大力氣才搞清楚他是隊長兼任報務員。但是從後麵描述看，該團隊其他5名被抓獲的成員都跟隊長宋斯義見過麵，尤利婭也見過隊長宋斯義，而且這些見麵不太可能以報務員身份進行，隻能以隊長身份進行。所以這些同夥應該都是知道誰是隊長身份的。那麽，這件事要偵察員費很大勁才搞清楚，難道所有這些被抓的同夥都咬緊牙關沒有供認誰是隊長？如此看來，這紀律還真不一般...

另外，這個團夥最後半個月是被釣魚和監控了的，也應該有很好的條件來搞清楚誰是團夥頭目。

準備抽空再弄幾篇東方明的作品發出來給大家欣賞

美兄，辛苦。我也很長時間沒來逛水了。不知道“遼海”兄看過後會發現什麽破腚

偵查員進駐造船廠並將其隔離審查後，王以為自己以前為“保密局”工作的事已經暴露，故而畏罪自殺。

這位是被自己的罪行嚇死的

塵封檔案的故事都很考究，比如蘇聯專家組住的浦江飯店，就在蘇聯駐上海總領館的對麵，現在是俄羅斯總領館

好看啊。。可惜太少了。。一個月有那麽10篇這樣的文章就好了。。謝謝樓主!

華東特案組之秘密圖紙

如果基本是事實，隻能說中情局的安排太差了。尤既做情報特工又做行動特工這是大忌，根本不該混用的。要不就是實在沒人了。

對蘇聯專家組的活動實際都是有記錄的。尤的接觸行為就算開始不暴露，後麵稍微一調查也瞞不住。

尤利婭可惜了，自盡

準備抽空再弄幾篇東方明的作品發出來給大家欣賞

一個細節：馬念姝33年八歲，也就是25年出生，到案發時也就24歲， 文中又說抗戰勝利後回到哈爾濱時26歲，不嚴謹。

有個描述有點矛盾或者令人疑惑的地方，就是，

前文曾經說過，宋斯義被抓後一開始說自己隻是報務員，什麽都 ...

本來就是小說，東方明的作品漏洞很多

漏洞是故意的。。目的是不讓真實的事件讓你們知道得那麽清楚。。說到底也是保密需要，你真以為是作者傻呀

和保密沒什麽關係，東方明的作品大多是很多不相幹的小故事拚湊的，而且慣於誇張，所以漏洞甚多。

另外，東方明傾向性明顯，總是要給人物加上個被政治迫害的結局。

本來就是小說，東方明的作品漏洞很多

嗯，還好不影響閱讀的樂趣

和保密沒什麽關係，東方明的作品大多是很多不相幹的小故事拚湊的，而且慣於誇張，所以漏洞甚多。

另外， ...

遼海兄，說的有點過了吧，東方明作品的結構、敘述、懸念製造以及作品數量，我看國內沒有第二人作想

他是高產作家，但為了湊篇幅過度拚湊細節了，經常設計很多沒有必要的細節又不仔細推敲，所以很多人說他數學不及格，對物價沒有概念。別的不說，本文中那個女翻譯的年齡他就又算錯了。

你說的對

1933年，馬圖謝耶維奇、關柔姝夫婦因叛徒出賣被捕，中共和蘇聯方麵聯手營救無效，一個星期後，這對夫婦就遇害了。當時，不過八歲的馬念姝亦受到日本關東軍特高課的追捕，由中共地下人員將其轉移至哈爾濱郊區，不久又撤往蘇聯境內，給予烈士眷屬待遇。

抗戰勝利後，二十六歲的中學英語教師馬念姝回到哈爾濱，把自己的國籍登記為中國。當時駐哈爾濱的蘇聯紅軍立刻將馬念姝招聘為翻譯，紅軍撤回後，馬念姝留在哈爾濱，重新幹他的英語教師行當。

這種畫蛇添足的細節完全沒有必要，唯一的解釋就是湊篇幅了。

感覺看的人多，討論的少啊...

東方明有明顯傾向性，喜歡編造一些當事人受政治迫害的情節，而且越來越嚴重。以往還好，講案件就事論事。現在可能是為了吸引眼球，他筆下的警察後來幾乎都受到迫害，完全是誇大其詞。

尤利婭可惜了，自盡

這種花邊新聞式的情節不必當真。本篇的大背景都是虛構的，與現實完全脫節，那個時候還完全沒有造魚雷艇的事。

老兄一針見血啊，那時間段還沒有空軍，若是台灣知道江南廠在造軍船，直接派飛機來轟炸就可以了，用不著玩特工戰

這篇小說的一些細節，並不是很講得通。

1，尤利婭初次找到阿四頭

首先，作為CIA特工人員，尤利婭具有一定的防範意識和反偵察意識。這體現在尤利婭第二次和阿四頭見麵的地點上，雖然事先約好在茶樓見麵，但尤利婭事先在阿四頭去茶樓的必經之路截到了阿四頭，並和阿四頭在其它地方吃飯，並問清楚了皮包的來曆。

既然這樣，尤利婭為什麽不第一天找到阿四頭的時候，直接帶他去吃飯並問清楚那個皮包的來曆呢。

第二次見麵問清楚，比第一次見麵直接問清楚，有什麽好處呢？

作為特工人員，尤利婭和阿四頭的見麵次數越少越好，時間越短越好。但尤利婭偏偏周折了兩次，這一點似乎說不過去。

2，尤利婭投毒一跤頭

作者在一跤頭中毒這件事情上，花費了大量的篇幅。尤其是，專案組在反複偵察一跤頭如何中毒失敗後，才轉向其它偵察思路的。

但是，作者最後並未說明投毒的具體過程，隻是說尤利婭用很巧妙的方法下了毒。

這就有了很大的疑問：第一，尤利婭是如何下的毒？第二，尤利婭既然可以神不知鬼不覺地毒死一跤頭，為什麽不順帶毒死他的小徒弟小沈？

須知在一跤頭生病臥床在家的那段時間，小沈時刻不離左右。既然為了防止一跤頭泄露把摩托車借給魏康思這個事情，那麽就應該同時毒死小沈，因為小沈也知道摩托車是借給了魏康思。甚至，一跤頭的其他幾個徒弟，也難保會知道摩托車的下落。

再往深裏麵想，尤利婭是如何做到隻毒死一跤頭而沒有毒死小沈的呢？

3，一跤頭的摩托車

一跤頭之所以牽連進入本案，是因為魏康思向一跤頭借了摩托車。

魏康思之所以向一跤頭借了摩托車，是因為宋斯義要魏康思去見劉小狗，並從劉小狗那裏獲知筆記本的下落。

這就很搞笑了。

魏康思作為一個特務，去向劉小狗打聽情況，卻偏偏很招搖地借了一輛極其拉風的寶藍色摩托車作為交通工具。（文中也注明了，當時上海的兩輪摩托車“不過千輛出頭”。）

魏康思是不是唯恐周圍鄰居沒有留意到，有一個騎寶藍色摩托車的人接走了劉小狗。

魏康思倒也罷了，而宋斯義作為老牌特務，居然也默許了魏康思這樣招搖地做，這可能嗎？(宋斯義派胡友三在摩登小館蹲點時，就說清楚任務是：一個穿黑色短袖襯衫戴墨鏡的三十歲左右的男子騎一輛寶藍色摩托車載一個少年到“摩登小館”去，胡友三的使命就是觀察是否有人跟蹤這輛摩托車)

尤其是，這無形中，還順便牽涉進了一跤頭這樣一個角色，增加了暴露的危險。

從宋斯義的角度來看，就為了見一次劉小狗這樣一個小任務，有必要這樣大費周章嗎？值得嗎？難道真的沒有其它的辦法嗎？

4，宋斯義派胡友三反跟蹤

宋斯義擔心魏康思壞事，所以，一方麵派魏康思帶劉小狗去摩登小館，另一方麵派胡友三進行反跟蹤，留意是否有人在跟蹤魏康思。

這個特工思路聽起來很帶勁，但似乎並不合理。

因為宋斯義的手下特工是沒有橫向聯係的（這一點很合理，也很正常），即相互不認識。

而派胡友三反跟蹤，等於讓胡友三認識了魏康思。

宋斯義有這麽愚蠢嗎？

個人感覺，比較合理的方法是：宋斯義自己親自去摩登小館附近盯梢，躲在暗處觀察。

5，焦允俊和安德烈的談話

通過和安德烈的談話，焦允俊發覺其中的巧合過多，從而順利地找到了破案的突破口。

站在焦允俊的角度，有這樣的警惕性很合理。

問題是，如果焦允俊有這麽高的警惕性，難道安德烈就真的會天真到覺得這一切僅僅是巧合嗎？

看看文中對安德烈的介紹和評價吧：此次專家組的保衛組長安德烈少校畢業於捷爾任斯基政治保衛學院，具有豐富的政保經驗。因此，專家組來華後從未出現過泄密苗頭。焦允俊和安德烈見麵後，聽對方侃侃道來，暗忖老大哥確實有一套，相比之下咱們還真是自歎弗如。

時隔兩個月了，但還是想挖一下。東方明的小說，是來源於解放初期的偵破紀實材料，還是憑空寫的？我估計應該是有案件原形，同時接觸到一些解密材料，在此基礎上，進行的細節加工吧？

所謂紀實文學嘛，有原型，更有文學創作

其實認真想想就知道這樣的事不太可能發生，隻是小說而已。蘇聯那時候就那幾種魚雷艇，性能什麽的也是不可能保密的了的，何必去偷圖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