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員、黨權、與黨爭》摘錄

《黨員、黨權、與黨爭》摘錄

作者：王奇生

出版：華文出版社

一個革命政黨在其政治成長曆程中，大凡要經曆兩大難關：一是當創黨的魅力領袖去世以後，最高權力的繼替問題；二是當革命成功以後，由革命黨向執政黨轉型之調適問題。前者有可能導致黨的裂變；後者有可能導致黨的蛻變。國民黨顯然未能順利通過這兩大關口。

國民黨清黨與其建國統一過程是同步進行的。前者是對付共產黨，後者是對付北洋軍閥。1927、1928年的清黨運動，對共產黨固然是一場劫難。對國民黨自身而言，清黨不僅沒有起到純潔黨的隊伍，嚴密黨的組織和增強黨的戰鬥力的作用，相反導致了黨的分裂和黨內人才的逆淘汰。在清黨以後的相當一段時間裏，國民黨自中央至地方的整個組織係統幾乎處於癱瘓狀態。加之這個時期，蔣介石以軍事領袖行使獨裁，重軍輕黨，更使國民黨自身的製度化和組織化的重建工作處於放任、停滯甚至退化狀態。

另一方麵，蔣介石清共反俄，被視為違背總理遺教。全黨意識形態因此陷入混亂。黨的繼承人之爭與黨的路線之爭相互糾纏不清。為了與共產黨劃清界線，國民黨從政綱政策到組織路線，均改弦易轍，將三民主義意識形態中原有的“左”的和一切稍帶急進和社會改革色彩的東西，統統被當作“共黨”餘毒拋棄掉。三民主義意識形態的社會魅力蕩然無存，黨民關係由動員體製轉變為控製體製。與此同時，對執政以後政治權力帶來的腐蝕，又未能加以有效防範和抑製。在裂變與蛻變交相作用下，執政未久的國民黨即迅速演變為一個被國民厭棄的黨。

清黨與逆淘汰

清黨對國民黨自身所產生的負作用之大，對以後國民黨政權的困擾時間之長，在國民黨黨史上堪稱是一個重大的轉折點。長期以來，人們主要關注清黨對中共的沉重打擊，其實清黨帶給國民黨的自我創傷幾乎等量沉重。張國燾回憶“四·一二政變”前後的國共曆史時，曾深有感觸地說：“四·一二這一幕後果的嚴重性，是無法精確估計的。即以蔣氏而論，他在這一幕中，固已獲得勝利；但從長遠來看，究竟是獲利抑或負債，尚有待於曆史的判斷。”張國燾此言主要就“四·一二政變”所激起的中共對國民黨的仇恨而論，事實證明可以從更寬泛的意義上來理解張國燾這一段話的曆史含義。可以說，清黨對國民黨自身也是一場災難和浩劫。

誰是“共黨”？

國共合作之際，共產黨在國民黨內的黨團組織活動是秘密進行的。除少數中共要人外，絕大多數跨黨的中共黨員的身份並未公開。當蔣介石“清黨”令下，除少數目標明確外，最大的難點，竟是難以分辨誰是“共黨”。據張國燾回憶，陳立夫曾在抗戰時期的一次會議上追述清黨情形時談到，清黨時最大的困難，是分不清誰是共產黨，誰又不是共產黨，他於是想出一個辦法，在各地召集國民黨大會時，要左傾的站在左邊，其餘的站在右邊，然後要他們相互打起來，這樣站左邊的受到了應得的懲罰。這一如同兒戲的做法，令人難以置信。

1994年陳立夫回憶錄出版後，發現張國燾的憶述，竟在陳的回憶錄中得到印證。陳回憶清黨情形稱：“吳倚滄、我哥哥和我最關心的是如何找出誰是共產黨，因為，中國共產黨從來沒有將他們黨員名單交給我們過，因此，我們根本沒有辦法分辨誰是共產黨，誰是純粹的國民黨員。我告訴吳倚滄，唯一可做的就是打鬥，因為一打了起來，國民黨和共產黨兩邊的人自然就會分出鴻溝來”。

除以打鬥分鴻溝之外，在更多的地方，主要不是通過國民黨組織力量進行政治清算，而是以軍警力量直接進行暴力鎮壓。一場聲勢凶猛的清黨運動不可避免地走向擴大化。除了真正的共產黨員和青年團員外，一些平日思想比較急進的國民黨員和平民群眾勢必受到牽連。廣州清黨時，軍警將凡是穿西裝、中山裝和學生服的，以及頭發向後梳的，統統當作共產黨予以逮捕。上海清黨時，清黨委員會由陳群、楊虎二人負責，國民黨上海市黨部亦無權過問，以至陳群將市黨部的一名國民黨“忠貞黨員”張君毅捕去殺害，市黨部雖一再向警備司令部交涉亦無效。吳開先（其時在國民黨上海市黨部任組織部秘書，後成為CC係的一員幹將）曾親曆上海清黨時的紛亂情形。他事後向陳立夫言及“無辜人民之遭害者更不計其數，言之至為痛心”。陳立夫晚年亦承認，清黨“對本黨之失去學界同情及一般人民之失望，均屬無可補償之損失也。”

在這場以清黨為名的白色恐怖運動中，到底有多少人被捕被殺，很難有精確統計。目前所見主要有以下幾種不同的統計數字：

（1）中共“六大”所作的不完全統計，1927年4月至1928年上半年，在“清黨”名義下被殺害的有31萬多人，其中共產黨員2．6萬餘人。

（2）當時全國各地慈善救濟機關所作的不完全統計，在1927年4月至1928年7月間，全國各省被國民黨逮捕和殺害的人數總計81055人，其中被殺害者40643人，被逮捕者40412人（見附表）。

（3）《大公報》比較籠統的說法，到1930年，已有數以十萬計的人被殺害。

以上幾種數字出入雖大，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即在這場清洗運動中，被捕被殺的非共產黨員人數遠超過中共黨員人數。內中國民黨青年占有相當大的比例。如前章所述，國共合作時期因中共話語處於強勢地位，大批國民黨中下層黨員受其影響而思想左傾。清黨時由於難辨國共，勢必殃及國民黨人自身。如國民黨江蘇省黨部在總結清黨經驗教訓時聲稱：“清黨運動發生以後，本黨多數革命忠實份子卻失其保障，隨時有被土劣貪汙構陷羅織之危險，其情形之悲慘，有如喪家之犬。”“喪家之犬”形象地描述了當時國民黨中下層黨員人人自危的心態和境遇。白色恐怖的陰雲同樣彌漫於國民黨人的頭頂。言行稍有不慎，“紅帽子”即可能臨頭。誣人為共，是當時最易置人於死地的“高招”。往日與人有隙者，誣人為共可以泄私恨；平常與人有利害衝突者，誣人為共可以除對手；甚至有人索婚不遂，亦誣告對方為共。1928年4月10－11日國民黨《中央日報》連載一封題為《在下層工作同誌的傷心慘絕的呼聲》的讀者來信，清楚地反映了當時國民黨地方黨員惶惶不安的情形：

本黨不幸，為實際需要所迫而有清黨運動之發生，致予貪汙豪劣及投機腐化分子以乘機崛起，向革命勢力反攻機會，凡屬忠實同誌，受其誣諂摧殘，幾至與共產黨同歸於盡現在同誌等均在腐化分子一網打盡之中，被毆辱者有之，被劫掠者有之，被殺害者有之，被誣告者有之，被緝拿者有之，被係獄者有之。

清黨運動如同一把鋒利的“雙麵刃”。它在重創共產黨的同時，也對國民黨自殘不淺。除一部分國民黨青年在這場運動中與“共產黨同歸於盡”外，還有相當多的國民黨人因清黨而灰心、失望以至脫黨。如1928年江蘇省黨部舉辦國民黨員總登記時，“黨員對黨灰心，不來登記者占十之三四；存觀望登記者十之四五；因受反宣傳不登記者十之二三。”這種情形不獨江蘇一省為然。廣州市重新登記的國民黨員不及全市原有黨員的10％；廣東全省申請登記者亦不過原有黨員總數的35％。在漢口，清黨前有黨員3萬多人，登記時僅5000人。在長沙，清黨前號稱有黨員19萬之多（此一數字可能有水分），清黨後僅剩下“合格黨員”1526人。這1500多名“合格黨員”中，“農工兩界寥寥無幾”。清黨前，全國國民黨黨員總數在100萬以上。清黨後，據1929年10月統計，國民黨黨員總數減至65萬餘人。減少了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