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塵封檔案】係列之100—101：胡宗南身邊的紅色電台

【塵封檔案】係列之100—101：胡宗南身邊的紅色電台

本文轉載自公安月刊《啄木鳥》2015年第2期—第3期

文：胡傑 

• 想投延安的國軍上尉台長

1948年11月中旬，古城西安。

早上出門在街道上喝了一碗糊辣湯，國軍上尉軍官、西安綏署二處特工潛伏電台台長薛浩然在放下碗的那個瞬間做出了一個改變他一生的決定：投奔共產黨，說走就走。

說來可笑，這碗糊辣湯差不多花光了他身上的所有現金。錢已經毛了，越來越不值錢了。自從內戰開打，物價就翻著跟鬥往上漲。1948年8月19日，國民政府出台《財政經濟緊急處分令》，改法幣為金圓券。23日，西安市開始發行金圓券，收兌法幣，一金圓券兌換三百萬法幣，頂半塊銀元。可到了11月12日，一塊銀元在西安已經可以兌換五千金圓券了。

《西京日報》11月10日登出一篇文章，文章的作者是藍田244醫院住院的一名傷兵。他說，在醫院裏，他們每天兩頓飯，每餐隻有一碗白水青菜，沒一點兒油水。“昨天發下金圓六元的全月餉錢，到街上買肉沒有，買油沒有，我氣極了，便到菜鋪炒了一盤肉絲，價錢為一千二百萬元（法幣）。所剩幾何？請自算吧。”

11月3日的《西北文化日報》上刊登過這樣一則新聞：政府某機關一位科長的太太分娩，因沒錢開銷醫藥費用，夫妻倆相對而泣。他們的親友多係公教人員，同病相憐，想借錢都沒地方去借。西安大中小學教員的生活，此時已經陷入絕境，他們每月所得不能購得兩袋半麵粉，普遍已經沒有能力養家糊口了。

進入民國三十七年，西安的局勢也越來越緊張。2月份，西安市開始征收“勘亂建國費”，老百姓罵聲一片。錢收來幹什麽了呢？挖了戰壕了。說是解放軍要攻西安城。不料，壕溝挖了兩個月，彭德懷不來攻西安，卻一度攻占了西府的寶雞。再說，這壕溝就是挖得再深，能擋得住人家進攻嗎？這難道是冷兵器時代嗎？私下裏，薛浩然和他的一些哥們兒沒少罵過。

民國三十七年裏，有一個人曾經讓薛浩然感到震撼。

薛浩然時年二十二歲，陝西韓城大南溝村人。家裏兄弟姊妹九個，活下來六個，薛浩然最小。他大哥比他要大二十五歲呢。薛浩然的父母都是目不識丁的農民，又都十分疼愛這個最小的兒子，哥哥、姐姐們也都寵著他。大南溝村是個離縣城有五十裏地的小山村，薛浩然一家就靠種地為生，有時還會遭到土匪的襲擾，日子過得並不寬展。盡管如此，家裏供他上了完小，又送他上了一年初中。這時，趕上胡宗南黃埔一期同學、喜歡學佛的第一軍軍長丁德龍在韓城招童子軍，薛浩然被編入戰時工作幹部第四團。半年後，胡宗南當小學教師時的同事、日後給他當過多年機要室主任的王微到童子軍中選學生，薛浩然和同縣的高孟吉等人被選中，成為中央陸軍軍官學校七分校通訊軍官訓練班學員，學習無線電通信技術。

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的前身，就是1924年6月創辦於廣州的黃埔軍校。1927年，黃埔軍校遷往南京，改稱中央陸軍軍官學校。抗戰開始後，軍校於1937年11月遷成都，並於全國設立了九所分校，七分校即屬其一，也是其中規模最大的一所。胡宗南的第17軍團血戰淞滬，死傷極為慘烈。1937年8月奉調關中整補，沿途熱血青年踴躍投軍，至陝西已有千數之多。1938年1月，胡宗南奉命籌辦七分校，即將此部和在湖南招收的知識青年編為第15期第1、第2總隊，3月29日幹鳳翔縣成立。4月，接收長安縣王曲鎮西北訓練班與江蘇抗日青年團學生，編為第4、第5兩總隊，並於蘭州成立第3總隊，學校初具雛形。這年5月，七分校從鳳翔遷長安縣王曲鎮，校本部設城隍廟。胡宗南以校務主任名義實際主持，校長蔣介石。最火的時候，小小的王曲鎮，遍地是軍人。

不過，雖然同為七分校，通訊軍官訓練班沒在王曲鎮，而是在西安城裏的北校場公字3號。1942年底，薛浩然學習一年後畢業，下部隊任見習軍官，轉正後當了胡宗南第八戰區副長官部通訊營的少尉見習報務員。1944年秋天，薛浩然隨部隊參加過豫西抗戰。抗戰勝利後，他配屬到37集團軍總部，37集團軍的長官就是人稱“獨眼將軍”的劉戡。

劉戡字麟書，湖南省桃源縣桃花源鎮膏田村人。這個長得相貌堂堂的“湖南騾子”，也是胡宗南黃埔一期的同學，二十九歲就是中將。薛浩然在三原劉戡的司令部待了將近一年，經常見到劉戡。他對這位抗日名將相當佩服。2月底，關中咽喉宜川被解放軍重兵圍困，劉戡奉胡宗南之命率整編29軍前去救援，行至瓦子街時被包圍，劉戡撿了個手榴彈引爆自殺。消息傳來，薛浩然十分震驚。

在劉戡三原的整編軍部待了大半年，胡宗南的第一戰區長官部成立了一共有十部電台的直屬無線電隊。1946年秋，薛浩然又被調到了西安。西安比不得上海的繁華，但比三原之類的地方強多了，吃喝玩樂什麽都有。和在北校場通訊班學發報時不同，薛浩然他們這會兒是軍官，有時間、有自由，也有薪水可花。除了有機會上街打打牙祭，薛浩然還學會了賭錢。那年頭，連胡適這樣的青年導師都出入妓院，薛浩然這樣的下級軍官，能不隨波逐流的有幾個呢？

不過，這樣稀裏糊塗地過了半年，薛浩然就感到無聊了。他不甘心就這樣沉淪，開始在夜校學習英語。英語學了僅半年，就因為部隊換防離開西安而中止。在電台工作，薛浩然他們這幫人有一個便利條件，就是能聽到延安的廣播。所以，對於官方的戰局報道，他根本不信。隨著遼沈戰役的結束，薛浩然知道，林彪的東北野戰軍已經從起初的十三萬人發展到一百萬人；對於正在進行的徐蚌會戰（即淮海戰役），薛浩然一點兒也不看好。且不說人心向背，僅從軍事上說，國民黨也已經敗相畢露。

這個年紀的人，誰都有三五個關係要好的朋友。七分校通訊班同學來自全國各地，總共七十多人。跟薛浩然最鐵的，一個是韓城老鄉高孟吉，另一個是華縣的呂出。呂出是個刺兒頭，曾經因為夥食問題鬧過罷工。聽說營長要收拾他，嚇得他投了別的部隊。1947年秋，呂出回到西安，住在杜公祠，薛浩然常去找他聊天。分別將近一年，薛浩然發現呂出變化很大，思想很激進，提起國民黨就是罵，提起共產黨就是誇。當然，他們隻能私底下這樣說說，要是讓人匯報上去，被列為“赤化分子”，那可不是鬧著玩的。老鄉高孟吉是個文藝青年，愛看書，也愛寫文章。不知通過什麽渠道，高孟吉能看到親共的書刊。從這兩位同學這兒，薛浩然開了不少竅。不光是他，跟他們經常紮堆兒的河南籍同學徐學章、王冠洲，湖北籍同學李福泳以及鐵路電台的朋友趙繼義，這會兒都成了“赤化分子”了。

隨著戰事的吃緊，上麵開始考慮在大部隊撤走後，留下人潛伏。1948年4月，綏靖公署機要室主任王微與二處處長劉慶曾一起辦了個潛伏電台培訓班，薛浩然又被抽去參加培訓。受訓的一共十人，兩人一部電台，其中一人為台長。薛浩然、高孟吉二人為其中的兩個台長。當台長的好處，就是可以吃幾個人頭的空餉。學習結束，薛浩然就被派到陝南的鎮安縣潛伏。鎮安等地這會兒還是胡宗南的天下，但是，預計到大勢所趨，上麵提前把這些人安插下去。9月下旬，薛浩然找了個借口離開鎮安，溜回西安。

讓薛浩然一直以來感到不爽的，還有一件事兒。十四歲的時候，家裏就給他完了婚，媳婦比他大四歲。薛浩然怎麽看這媳婦怎麽覺得別扭，早就想離婚，當麵又開不了口，隻得寫了一封信，提了離婚的事。後來收到他哥的來信，才知道女人在家尋死覓活地鬧了一場。離婚八字還沒一撇，他就已經是個穿軍裝的陳世美了。

從鎮安回到西安，薛浩然就拿定主意，再也不回鎮安了。不回去，他就是逃兵，上峰當然饒不了他。也就是這時候，他決定去延安投共產黨。可是，像他這樣的下級軍官，帶不過去一兵一卒，人家共產黨憑什麽相信你呢？薛浩然想到了電台。

究競走哪一條路去延安呢？線路有兩條，一是從淳化、耀縣走。薛浩然專程去三原實地探測，感到困難還是比較大；另一條路，就是從華陰到韓城。雖然韓城已經是共產黨的天下，但他是韓城人，回家一趟總是說得出口的理由。那麽，跟誰一起走呢？這個時候，高孟吉還在柞水縣的潛伏電台困著，無法脫身；薛浩然跟呂出說過，呂出的意見卻是再等等。

這天早上，推開糊辣湯碗，薛浩然決定馬上去找呂出。如果呂出不走，他就要自己行動了。他已經裝病兩個月了，再不回鎮安，上司就要收拾他了。

 2015-09-15 16:39:16

• 晉冀魯豫部隊派出的情報人員

北校場黃埔軍校七分校通訊班第二期學員中，最具老陝“生、冷、蹭、倔”特點的人，非呂出莫屬。

呂出本名不叫呂出，叫呂重山。兩個山摞在一起，不就是個“出”嘛。同學中，大夥兒都不叫他學名，就喊他“呂出”。呂出是華縣人，家裏比較窮，但還是供他上了小學。後來，他和薛浩然一樣，當了童子軍。呂出會的秦腔段子特別多。學員們搞文藝活動，呂出的秦腔一向是保留節目。不管是洗澡，還是洗衣裳，他都是曲不離口。不過，有一陣兒，呂出的秦腔不見了，一張嘴就罵罵咧咧。

那是1945年春末的事兒。戰局上，日本鬼子已經是秋後的螞蚱，眼瞅著大勢已去。國民黨軍隊這邊，軍官們因戰事被壓抑著的欲望開始像入夏的野草一樣瘋長。從上到下，當官的吃空餉成了見怪不怪的常事，連個小小的電台台長都要多報個報務員、搖線兵的假名字，吃上一兩名空餉。對於下級軍官來說，當官的多吃多占本就可氣，問題是通訊營的軍官們還打起報務員夜餐補助的算盤，夜餐補助一拖再拖，好不容易發下來，五分之二還被克扣了。不光夜餐費，大灶上的油星子也越來越少。別人隻是停留在背地裏罵罵當官的這樣一個層麵上，呂出可咽不下這口氣。

怎麽辦？給當官的提意見？這不是老鼠給貓提意見嗎？罷工？胡宗南司令部的電台能允許報務員罷工嗎？那怠工呢？如果你不出活兒，但別人出活兒，就把你顯出來了。那麽，怎樣既能怠工，又不會被顯出來呢？那就是大夥兒一塊兒不出活兒。

呂出就扮演了四處遊說同事消極怠工這樣一個角色。轉眼間，各個電台都攢下了一堆沒有拍發的電報稿，指揮部的指令都處於紊亂狀態。台長們平時不幹活兒，這會兒都得撅著腚拚命幹。通訊營一台是唯一有女報務員的台，女報務員們都是些官太太，平時，台裏的工作主要是男報務員們幹，這會兒不行了，官太太們一個個叫苦不迭。這件事兒折騰的結果，就是夜餐費能按時足額發了，夥食也有所改善，但呂出卻在通訊營待不住了。營長知道這次挑頭鬧事兒的就有他，能饒了他嗎？呂出隻有開小差走人。

呂出有個老鄉，在西安當律師，交遊廣闊。呂出就去找他幫忙。律師正好在河北民軍有關係，寫了封信讓呂出拿上去河北，投了喬明禮的河北民軍，當了通訊連長。不久，呂出隨喬明禮的河北民軍參加高樹勳起義。盡管他如實說明了自己的經曆，但政審時，組織上對他有兩點保留意見：一是不相信他隻有小學文化程度，二是不相信他是開小差離開胡宗南部的。胡宗南部是蔣介石的嫡係，而河北民軍是什麽？雜牌中的雜牌，別說夜餐費，軍餉都未必有保證。呂出好好的正規軍不待，跑到這雜牌軍來圖什麽？河北民軍的大多數下級軍官都留在部隊接受了改編，在民主建國軍番號被取消之後，並入晉冀魯豫部隊中。呂出有收發報技術，按說正是部隊急需的人才。但是，他沒有留在部隊中搞通訊工作，而是被送到軍政大學學習，這應該和組織上對他的不信任有關。

1947年6月，劉鄧大軍主力即將橫渡黃河，挺進魯西南，拉開解放戰爭戰略反攻的序幕。這時候，晉冀魯豫軍政大學保衛部長盛北光跟呂出談了一次話，讓他回到西安，設法重新回到胡宗南部隊當臥底，給解放軍弄情報。盛北光給呂出留了一個通訊地址，呂出連宿舍都沒回，就前往西安。

呂出是不是共產黨派出的情報人員呢？當然是。但是，同為情報人員，我方的重視程度卻是大不相同的。如果是重要的情報人員，我方都會為其配備專門的交通員，否則情報如何傳遞？按常規，被晉冀魯豫部隊派出，就是要為晉冀魯豫部隊服務。但派呂出回西安搞情報，就是搞到了，也隻能是西北的情報，晉冀魯豫能用上嗎？由此可見，派出呂出實際上就是卸包袱。對於晉冀魯豫部隊來說，派出呂出這樣的青報人員，應當是出於這樣的考慮：把他這樣不明根底的人留在部隊，是不放心的，而當時的環境又無法核實他的情況；處理他，他又沒有什麽過失，何況看上去他是一個積極要求進步的年輕人。那麽，把他作為情報人員派回國民黨軍隊中，就是最好的選擇。如果他真能弄到情報，這當然是最好的；如果弄不來，那對我方也沒什麽損害。

再說呂出。投入到解放軍陣營中，他算是找到了感覺。組織上既然把這樣一個神聖的任務交給了他，他就千方百計地去完成。回西安這一路，他波解放軍抓住過兩次，一說是被俘虜的國民黨兵，還都能順利脫身；可遇上國民黨軍隊，卻不那麽順。

在河南滑縣，他就被抓了壯丁。要不是後來碰到軍校同學，他就得繼續當大頭兵。好在這支國民黨軍隊裏也有七分校通訊班的同學，通過同學舉薦，呂出在鄭州幹上了老本行，當上了一名中尉報務員。直到入秋，他才找機會脫身，回到了西安。不久，他在通四團第二營一連當上了二台的報務員。

呂出失蹤兩年之久，怎麽回來又能接著在胡宗南的機要機關工作呢？他這段曆史國民黨方麵就不嚴加審查嗎？還真是這樣。這方麵，國民黨比共產黨可要粗得多。何況，隨著戰場上的一再失利，國民黨軍隊正急需用人。呂出回來後，也學會了夾著尾巴做人。再加上有跟他關係好的這幫七分校通訊班的同學打圓場，他就再次坐到了發報機跟前。

不過，呂出可沒忘記他這會兒的身份。後來，呂出幾次給盛北光留的那個地址寫信，但都石沉大海。這段解放區的經曆，他沒敢跟任何人說起。但通過私下裏交換對時局的看法，他知道很多人都對現實不滿，看不到前途。兩個月前，薛浩然動了投奔延安的念頭，跟昌出商量時，呂出說再等等。為什麽要再等等呢？呂出沒說，多年後，作者也無從推測。不過，當薛浩然決定哪怕一個人也要成行的時候，呂出立即決定跟他一起走。去韓城。

• 改變命運的一封密信

三哥：

你之近況已由勉齋二哥詳細告我。你所需之物，除少數已交勉齋兄帶回外，其他價太昂，不易購到，隨後有力再辦。弟弟詳情可詢勉齋哥即知。弟家老者老，幼者幼，無人照管，希兄多加幫助，勿使年邁雙親、弱妻幼子陷於饑餓。煩哥之處，後當力圖報之。千言萬語，無從說起，謹此預祝黎明即降天地早日回春為盼！

敬盼

安好！

小弟秋濤上

四月二十五日西安

這封信寫於1948年4月25日，寫信的人就是薛浩然的韓城老鄉高孟吉，“秋濤”是他在老家溝北村的小名。信裏提到的“勉齋二哥”名叫高勉齋，是他同宗同族的一個哥哥，買賣人；而那個“三哥”又是什麽人呢？

高孟吉的爺爺和父輩都是讀書人，他爺爺的國學底子尤其深厚。十二歲時，家道中落，高孟吉被迫輟學。他哭著跟他媽說還想念書。打小，家裏人就覺得他是個念書的料，可再要讀書，錢從哪兒來呢？她媽隻好去找一個婆家家境好的姨媽商量。姨媽悄悄把自己的私房錢給妹妹。高孟吉得以繼續學業。他偏愛語文和曆史，寫一手漂亮的字，當上了學校牆報的主編。小學畢業，已經是1940年。隔著一條黃河，日本人天天往韓城這邊打炮。別說再供他念書，他家已經有斷炊的危險了。

河這邊駐紮了很多國民黨軍隊。有個叫廖自新的營長住在高孟吉家。這個廖自新是湖南寧鄉人，出自寒門，對這個愛讀書的孩子非常同情，就勸高孟吉他爸送兒子到他們那兒去當兵，部隊裏的大學生可以教他。第二天部隊開拔前，廖自新給高孟吉送來了一身軍裝。高孟吉他媽哭腫了眼睛，但為了孩子的前程，還是咬牙同意他去當兵。

部隊從師家灘過河，駐紮山西鄉寧縣。因為戰亂，太原的學校遷到了鄉寧縣的山區，成立了一個山西省聯合中學，招收淪陷區的學生。當時廖自新已經當了團參謀長，他以自家孩子的名義，將高孟吉送到學校。後來日本人進犯晉西北，部隊向吉縣轉移，廖自新派人專門把高孟吉送回了韓城。趕上上海童子軍來韓城招生，管吃管穿不要學費，高孟吉就當上了童子軍，不久又被選人七分校通訊軍官訓練班。

在軍隊裏，報務員是項比較自由的差事。隻要不值班，你是逛大街、打麻將，沒人管你。高孟吉最大的愛好是看書，沒事兒還愛給報刊投個稿。看的什麽書呢？雖然在國民黨陣營中，但共產黨那邊年輕人看的書，他們照樣找來看。於是，他就看r一大堆的高爾基、魯迅和丁玲、謝冰瑩，在同學中還得了個“高爾基”的外號。

和呂出、薛浩然一樣，報務員的一個工作便利，就是能聽到延安新華廣播電台的新聞。在國共合作沒有完全破裂之際，高孟吉還是<秦風工商時報聯合版》的忠實讀者，因為這份報紙每天都登新華社消息。1946年3月，一幫包括白俄在內的烏合之眾舉行反蘇遊行，順便砸了《秦風工商時報》的辦公樓。高孟吉非常氣憤，還和機要室的少校參謀韓其旭一起，給<秦風工商時報》寫了封慰問信。韓其旭是甘南人，挺欣賞高孟吉的文采，兩人對脾氣．內戰開始後，此人幹脆帶著老婆開小差回了老家。

有一回，韓其旭跟高孟吉說，要帶他認識一個人。在蓮湖公園附近的王家巷，高孟吉見到了一個高個子、長胡須的長衫老者。這人就是後來被毛澤東評價為“中國共產黨的忠實朋友”的民盟西北總支部負責人杜斌丞。跟此人聊了一次，高孟吉簡直有醍醐灌頂、茅塞頓開之感。再以後，民盟的韓城老鄉劉敬業又給他推薦過一些《新觀察》、《時與文》以及西南聯大出的《民務周刊》等進步刊物。有了這樣的浸染，高孟吉思想上就壓根兒沒什麽硬彎要轉了。

1947年下半年，高孟吉在西安見到了同村同族、被他稱為“二哥”的高勉齋。高勉齋在做小生意，隔一段時間就要來西安進貨。從高勉齋這兒，高孟吉知道了不少解放區的事情，他也感覺到高勉齋不像個普通生意人。高孟吉跟高勉齋談過，想到延安去求學。1948年3月24日，韓城二次解放。4月份，高勉齋再去西安，捎給高孟吉一張小紙條。寫紙條的人高孟吉認識，就是前文那封信中他稱為“三哥”的高步林，也是溝北村的同族。

高步林時任中共韓城縣的保安科長，相當於現在的公安局長。那個時代，領導幹部配乘馬，和現在配車是一個道理。但共產黨的幹部中，一個縣有資格配乘馬的隻有三個人，除了縣委書記和縣長，就隻有保安科長。因此，這三人在當時又被稱為縣上的“三駕馬車”。

高孟吉這才知道，高勉齋就是共產黨的交通員，他已經把自己的詳細情況都跟高步林說了。高步林的紙條上字寫得很小，這是一個提綱，要的是各種各樣的情報。這個小紙片是放在高勉齋的鞋底子裏帶過來的。高孟吉按著紙條上麵的要求，把能搜集到的——告訴了高勉齋，包括電台的種類、波長、密碼等。信裏所提“你所需之物，除少數已交勉齋兄帶回外，其他價太昂，不易購到，隨後有力再辦”，說的就是這件事。這個時候，高孟吉已經結婚，剛剛有了兒子。他家裏老的老、小的小，生活非常困難。所以，在信中，他也把家小托付給高步林照顧。

這個時候，高勉齋、高孟吉兩人就正式成為韓城保安科掌握的情報力量，分別被編為10號和11號。10號高勉齋化名靜方，11號高孟吉化名孫健。孫健這個名字高孟吉用了很多年，直到他1962年調回韓城工作，才向組織提出申請，將名字改成了“高健”。

• 與韓城晉綏情報站的糾紛

在投奔解放區這件事兒上，薛浩然原來計劃幾個人一起行動的，參與者有呂出、趙繼義、高孟吉以及高孟吉推薦的師世德。

師世德也是韓城人，和薛浩然是小學同學，跟高孟吉也同過學。他在西安市政府當差，能給他們辦身份證。趙繼義是河北保定人，在隴海鐵路電台當譯電員。他家在南郊郝家村，和薛浩然他們的電台是鄰居。趙繼義兩個哥哥都在外地，家裏除了歲數很大、身體也不好的父母，還有個侄女。一家四口的生活，基本上就是靠他這個下級公務員的薪水，日子過得非常清苦。盡管如此，趙繼義在讀書上卻舍得花錢。他家裏訂了一份香港的《大公報》，而且買了很多蘇聯小說。趙繼義膽子大，不怕事兒，跟薛浩然又年齡相仿，兩人很自然就成了好哥們兒。

本來，趙繼義也答應跟薛浩然他們一起走，但他家老人生病，走不成；高孟吉這時候還在陝南的山溝溝裏鑽著，也走不了。因為薛浩然執意要走，哪怕一個人都要行動，呂出最終決定跟他一起走。當然，同行的還有師世德。師世德給他們倆一人弄了張身份證。三人動身，薛浩然穿了件長袍，扮作小學老師；呂出穿了件半舊的中山裝，看起來像個學生。為了出門方便，薛浩然還特意帶上了綏署二處的特工證件。

那時候回韓城，火車隻能坐到華陰廟。三人下車後，又雇了一輛馬車。馬車一路跑到合陽，就到了國共對峙的地方。兩邊都有檢查站，雷莊這邊，是國民黨的檢查站，穿軍裝、穿便衣的都有。一行三人沒帶什麽違禁品，又都有身份證，所以，薛浩然連綏署二處的證件都沒往外掏。過了雷鎮的檢查站，就要上個大坡。走上十裏八裏，坡上麵就是方鎮，那是共產黨的地盤了。在這邊的檢查站，他們遇到了一個姓石的幹部，後來他們才知道，此人叫石啟明。薛浩然也沒什麽經驗，一見是共產黨的，就把自己的情況和盤托出，包括高孟吉讓他找韓城保安科的高步林之類的話都說了。但是，到了韓城縣城，石同誌沒帶他們找高步林，卻把他們領到了北關獅子巷，見了晉綏公安總局韓城情報站的秦波與關克。原來，石啟明是晉綏公安總局的人。

來到晉綏情報站，薛浩然又把跟石同誌說過的話和秦波、關克說了一遍：“我和高孟吉是給咱做工作的，孟吉讓我來找韓城保安科的高步林科長，他是溝北村人。”

“高步林，噢，我不熟。”秦波這樣答複。

其實，秦波剛從山西來韓城，和高步林一起在保安科的灶上吃了兩個月的飯，高步林給他幫過不少忙。隻不過，這會兒有送上門來的情報關係，他舍不得再交給高步林。問明情況後，秦波留薛浩然、呂出、師世德三人在他那兒住了幾天。但是，薛、呂二人跟秦波話不投機。秦波讓他們回西安，但回去幹什麽、怎麽幹，他談得很籠統。呂出要過些紙，馬上把知道的情況給他寫了出來。接著又提出用電台聯係，秦波一口就回絕了。在呂出看來，秦波完全是個外行；而秦波知道，別說他這個情報站，當時就是晉綏公安總局也沒有一部電台呀。也是害怕引起懷疑，呂出並沒有跟秦波等人說起他被晉冀魯豫部隊派出的經曆。

因為薛浩然是韓城人，秦波同意他回家看看。回到家，薛浩然隻住了一晚上。他三哥薛萬年告訴他，高步林早就說過，想見見他。第二天，薛萬年就帶他去了高勉齋的雜貨鋪子。高勉齋是個瘦高個兒，比薛浩然大幾歲，看上去很精明。一見薛浩然，高勉齋特別高興，中午，高勉齋還請他們哥兒倆吃了頓餃子。那年月，這可是件很奢侈的事情。

薛浩然見到高勉齋那天，是11月24日。這天，高步林下鄉工作，下午才從澗南村回到保安科所在的城西街。他剛進門，高勉齋就來找他：“薛浩然來了。”

高步林當然知道這個人，這就是高孟吉曾多次提到的那個跟他關係很鐵的哥們兒，兩人同為韓城籍的電台台長。

“他在哪兒？”高步林趕緊問。

“回來咧，說是住在獅子巷。在哪一家，他可沒跟我說。”

高步林隻好讓人去獅子巷，以查戶口的名義尋找薛浩然。結果，找到秦波這兒，找見了人。當時，秦波、關克不在，薛浩然前腳去了保安科，後腳秦波追來跟高步林要人。人在自己這兒，高步林當然不肯再放走，這明明是自己建立的關係嘛。沒辦法，秦波隻好氣哼哼地走了。

當時，東府工委的辦公地點也在韓城，晚飯後，高步林與保安科副科長、原先在邊保（陝甘寧邊區保安處，前身是成立於江西中央蘇區的國家政治保衛局）茶坊檢查站工作過的史誌春領著薛浩然去見他們的上級領導、黃龍地委社會部副部長兼東府工委社會部長高仰山。薛浩然把自己在秦波那兒說過的話又說了一遍，當然，也提了和呂出、師世德一起回來並且被秦波他們留下的經過。對於師世德，高步林並不感興趣；但他並沒想到呂出就是高孟吉原先跟他提過的呂重山，所以也就沒去跟秦波交涉要人，隻是讓薛浩然不要再回秦波那兒。

為這事兒，兩家關係鬧得挺僵。後來，官司打到了東府工委書記劉文蔚這兒，由劉文蔚拍板，薛浩然轉到韓城保安科，呂出、師世德由晉綏韓城情報站掌握。

• 帶著任務回西安

薛浩然被高步林接過來之後，安排在一所中學裏住下。當年，保安科就相當於公安局，高步林要管的事情實在太多，所以，跟薛浩然談話的主要是當年邊保資深的情報專家高仰山。

高仰山比劉文蔚小五歲，看上去卻像個小老頭兒。他是中央紅軍到陝北之前入黨的老黨員，到了陝甘寧根據地之後，一直在從事保衛工作。那會兒，邊保下麵的保安分處、保安科與社會部是一套人馬兩塊牌子，所以，高仰山也是黃龍分區社會部副部長、保安分處的副處長。高仰山後來曾擔任過西安市檢察院的檢察長，文革初期被迫害致死。

高仰山問到薛浩然的，主要是他的社會關係，以及回西安後的有利條件和不利條件。高仰山對薛浩然了解得很細致。薛浩然說，在綏署通訊係統，跟他關係最好的除了高孟吉、呂出，還有趙繼義、李福泳、徐學章、丁元善等人。高仰山就詳細問到這JL個人的個人情況、家庭情況和朋友圈子。趙繼義有個哥們兒叫秦福祥，二十七八歲，山西人，回族。此人是綏署二處機要室的譯電員，而且業務水準很高。要知道，高孟吉、薛浩然、呂出他們都隻是發報的，按規定，他們對於發送的電報內容完全不掌握。如果能把秦福祥拉過來，綏署二處的情報就可以掌握一大半。那麽，秦福祥的思想基礎又怎麽樣呢？此人原來是少校，現在卻降為上尉，正一肚子牢騷。何況，他本來就是個思想進步的年輕人。因此，高仰山、高步林研究後決定，因為秦福祥的原因，首先發展思想進步的趙繼義。另外，思想進步、發報技術高超的李福泳也是首先要發展的對象。李福泳掌握著一部15瓦功率的電台，而薛浩然、高孟吉的電台都是2.5瓦的特工台，如果要和延安方麵聯係，功率都達不到。所以，李福泳這樣的人不發展，發展誰呢？

薛浩然提到的另外兩個朋友徐學章和丁元善，也引起高仰山、高步林的很大興趣。徐學章是綏署總台的報務員，薛浩然泡病假從陝南鎮安回到西安之後，就是在他家落腳；呂出、高孟吉、李福泳他們也常去位於火車站北街的徐學章家聚會。徐學章思想進步，但性格有些軟弱。後來，當高孟吉、呂出、薛浩然、趙繼義、李福泳他們這一撥兒隋報力量全部隨大軍西進時，隻有徐學章堅決不肯離開西安。他後來的人生坎坷，也多少與這樣的性格有關。

組織上對丁元善的興趣，主要是因為他有個姓潘的哥們兒在綏署偵查台工作。這是一個邊保方麵感興趣的部門。

以後幾天，薛浩然基本上都在韓城保安科裏寫材料。薛浩然是誠心誠意掏了心窩子，把自己知道的一切都告訴了高步林，主動提出願返回西安為我方搞情報。經劉文蔚和高仰山的批準，11月25日，他填寫了幹部登記表，正式參加革命工作。

高仰山、高步林與薛浩然商量了電台聯絡的辦法，決定波長為45米，呼號、密碼為明碼加“西北解放軍”五個字。他們還商定了薛浩然的化名為“萬國祥”。以後去西安找薛浩然的交通員，將自稱“兆慶”，問他是不是萬國祥。薛浩然要問對方家在哪兒，對方回答：“澗南村。”再問：“那你在西安住什麽地方？”對方回答：“三盛合小紙煙鋪。”這時候，薛浩然要再問：“是李掌櫃嗎？”這才對上了號。組織上要求薛浩然寫情報材料盡量用特工專用的化學水，用紙要盡量小，便於攜帶；無論他調動到哪裏，必須給參府街17號高孟吉的表哥解常新打招呼。另外，組織上要求薛浩然回到西安後，如果沒有發生意外，要給家裏寫一封信，信中要有“工作很好勿念”這樣幾個字。他家裏將會把信交給組織。

高步林、高仰山對電台也是外行，電台聯絡方麵的事兒，就由薛浩然自己定。當時，胡宗南軍隊電台的呼號是“CQ”，薛浩然提議呼號為“coo”。組織上發現有電台呼“coo”，就可以調到45米波長進行聯係。

既然要把薛浩然再派回西安，就不能讓他在韓城耽擱太久。離開韓城的前一天，高步林帶他去見了中共東府工委書記劉文蔚，這可是共產黨在東府地盤上最大的官。那時候共產黨的幹部都沒什麽架子，劉文蔚和薛浩然聊了足有一個鍾頭。

薛浩然臨走，高仰山給了他五百萬農洋（邊幣）作為活動經費。當時的行情，一塊大洋可以換三十萬邊幣。本來，組織上還要給薛浩然一些黃金，但薛浩然說什麽都不要：“我投身革命，可不是為了錢。你看你們的日子過得這麽艱苦，不管怎麽說，我在國民黨那邊還有薪水。”

從西安到達華陰廟時，薛浩然曾經給徐學章寫過一封信，目的是給西安放出風，就說他回家了，免得連累徐學章、李福泳他們。高仰山、高步林認為，薛浩然再回西安，雖說有一定危險，但如此安排應該還是可行的。到西安，讓薛浩然先去徐學章家，然後對西安的朋友們說，他原來打算回韓城，可走到渭河邊，那邊在打仗，不能再走，就在華陰廟逗留了幾天，看實在沒希望才回來的。這種說法完全合乎情理。回到西安後，讓徐學章先在綏署探探風聲，如果沒什麽動靜，薛浩然就可以大大方方地在綏署露麵；如果上司追問，他就一口咬定沒回韓城，回家途中在華陰廟困了數日。萬一薛浩然暴露，真的沒法在西安立足了，就讓薛浩然分別跟趙繼義、李福泳、徐學章三人實話實說，將這三人發展了，然後由他們盡快派出交通員跟組織聯係。

來韓城時，薛浩然他們租了輛馬車；回去時，就他一個人，高步林就給他弄了輛自行車。怕他路上遇到麻煩，高步林專門派保安科的老李護送他出境。11月26日一早，薛浩然動身回西安。老李帶著槍，一身農民打扮。他騎車子帶著薛浩然，兩人一氣兒騎到合陽方鎮，在那兒住了一宿。第二天一早，老李不能再往前送了，把車子交給薛浩然。薛浩然一個人騎到朝邑，遇到了國民黨保安團的一個檢查站。薛浩然掏綏署二處的工作證時，隨手帶出了一張五千元的邊幣，這下闖禍了。本來，薛浩然是想把這張邊幣帶回西安，給徐學章他們看個稀罕。哨兵不由分說，把他帶到了縣保安大隊的營部。等了幾個小時，總算來了個當官的，薛浩然好說歹說，人家才算讓他走人，不過，那張邊幣被扣下，徐學章他們沒法看到了。

騎到華陰，薛浩然騎得全身是汗。這時候，天已經黑了，他隻好在這兒住了一宿。第二天搭火車，客車不讓他帶自行車上去，他隻能搭貨車。貨車上拉的是花生，他坐在花生包上，半截身子都在車廂外麵，被吹得灰頭土臉。車到赤水站，後麵追上來一輛客車，有人在扯著嗓子喊薛浩然的名字。循著聲音望過去，客車上喊他的竟然是特工電台的同事孟師孔。

孟師孔大個子、小眼睛，比薛浩然年長麗三歲，老家在潼關。雖然都是七分校通訊班的同學，但他跟薛浩然不是一路人。意外遇到同事，薛浩然不知是福是禍。他不能裝看不見，隻好衝對方招手，算是打了招呼。

回到西安，薛浩然住在徐學章家。第二天，孟師孔就找上門了：“昨天你幹什麽去了？”

“到那邊逛逛。”

“得了，你不說我也知道。”

“你知道什麽？”薛浩然吃了一驚。

“幹什麽？你屁股底下坐的是誰的貨？”

孟師孔一臉的心知肚明，薛浩然鬆了口氣。孟師孔沒注意到他那輛自行車，光看到那節車皮裏都是花生包。

“那是人家的貨，不是我的。”

孟師孔擺擺手：“行了行了，我又不分你的花生。我找你有事兒呢。”

原來，薛浩然在韓城這些天，孟師孔也偷偷回了趟潼關。現在，他們都麵臨上司、特工電台的負責人程再頤嚴厲的盤問，孟師孔心裏發毛。路上看到薛浩然，孟師孔算撈到了一根救命稻草。孟師孔的電台設在三原，原來準備三原失守後作潛伏台。孟師孔拉薛浩然一起去找程再頤，兩人訂下攻守同盟，孟師孔說自己一直在三原，有薛浩然作證；薛浩然也不用交代私下跑單幫做生意的事兒，就說到三原找孟師孔玩了幾天。程再頤拍著桌子把他們罵了一頓，也沒再追究，讓他們去領了潛伏電台的電池，孟師孔仍回三原，而薛浩然則被要求立即回鎮安。

呂出早薛浩然一天回到西安。他的運氣沒有薛浩然這麽好，失蹤這些天，沒人能給他作證。於是，呂出被部隊除名，又一次成了個生活無著的人。

• 邊保的人

1948年11月28日，薛浩然離開韓城三天之後，高步林就派高勉齋再去西安。高勉齋來的任務有兩個：一是聯係高孟吉，二是要把薛浩然騎過去的自行車再騎回韓城。那個時候，韓城保安科還窮得叮當響，沒有任何代步工具。高步林雖說號稱韓城縣“三駕馬車”之一，但他其實根本沒有馬騎。那輛自行車也是韓城保安科向一個商人借的，還要還給人家。

高步林是韓城本地人，時年二十七歲，上過初中。在當年，他就算是個知識分子了。1937年5月，高步林在韓城上初中時秘密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後來到了延安。1938年7月，在結束延安魯迅師範的培訓之後，他被陝甘寧邊區政府教育廳派到延安縣，擔任延安縣教育局第三科的科長。當時，被魯迅稱為“四條漢子”之一的周揚是邊區政府教育廳的廳長。雖是上下級，但高步林與周揚私交不錯。新中國成立後，每次到北京出差，隻要有時間，高步林都會去看看周揚。在延長縣，高步林創辦了陝甘寧邊區第一所女子學校，工作幹得風生水起。再後來，高步林就調到了邊保（陝甘寧邊區保安處）的幹部科工作。

1947年秋，高步林被組織上派回老家，擔任地下韓城縣委委員、社會部長和遊擊大隊政委。說起來官職一堆，但高步林實際上還是做地下情報工作的。當時，韓城還沒有解放，縣委委員中，隻有他和後來擔任了黃龍縣保安科長的趙智翔是在國統區工作的。天天在敵人鼻子底下轉可不是鬧著玩的，有幾次他們和國民黨大部隊交上了火，仗著地形熟、人熟，才保住了性命。

1947年10月11日，西北野戰軍二縱、四縱攻克韓城，這是韓城的第一次解放。當時，韓城有不少遊擊隊，規模都不大。12日，四縱司令員王世泰還專門在韓城西大街銀行的樓上開了一次會，決定將韓城的九支小型遊擊隊整編成韓城遊擊支隊，隸屬於黃龍軍分區；先期成立的韓宜遊擊大隊整編成韓宜遊擊支隊，隸屬於東府工委。這時，胡宗南正四處尋找西北野戰軍主力，試圖進行決戰。四天之後，胡宗南大軍壓境，解放軍撤出了韓城。為阻止解放軍攻城下令燒毀北關、東關八百多間民房的國民黨縣長趙玉琳，於10月15日隨國民黨軍隊重回韓城，瘋狂抓捕、殺害共產黨人和親共群眾，實行白色恐怖。韓城的共產黨組織轉入地下，兩支遊擊隊也不得不過黃河，退到了山西解放區一邊。

1948年3月24日，王震的二縱收複韓城，這就是韓城的第二次解放。解放軍負責打跑國民黨軍隊，但韓城的正常接收工作卻不能靠他們。起初，跟隨解放軍接管韓城的共產黨幹部，縣委加上縣政府，也就十來個。整個縣委、縣政府隻有一個黨支部，保安科隻是一個黨小組。高步林被邊保派回韓城，擔任韓城的保安科科長。保安科剛成立時，他還是個光杆司令。溝北村的高勉齋推薦了同村的高誌學給他當警衛員。說是警衛員，但高誌學內勤外勤的工作都得幹，包括審犯人也是他們倆。

高步林在韓城保安科的房子四壁皆空，炕上隻有一張光席，連個枕頭也沒有。高步林天天工作到深夜，然後就和衣倒在炕上胡亂睡一會兒。後來，因為高步林的妻子徐汀被調到韓城縣保安科工作，組織上才臨時給高步林縫了床新棉被。

2012年春，在西安市建國路一個幹休所筆者見到了八十二歲的徐汀老人。許多年之後，徐汀還記得那床被子是粉紅色織貢呢的麵子。她說，有一次，高步林的小妹高金茸趕到縣上來看他。剛解放，事情多，高步林忙得團團轉，恨不得多長幾隻手，也沒顧上跟她說幾句話，把親妹子晾在一旁。回到家，高金茸給他爸說起他哥的樣子，邊說邊掉眼淚：“我哥穿了個黑棉襖，棉花都露出來了，腰星係了根繩子，跟要飯的沒兩樣。他那麽可憐，還不如叫他回來種地算了。”後來的許多年裏，這段話成了高家的經典笑話。

徐汀是挺著大肚子回到韓城的。不久，在溝北村高步林的老家，生下了她和高步林的大兒子。她為孩子準備的東西，隻有兩件用舊灰布縫的小衣裳。當時，韓城四周還是國民黨占據著，所以，生產後僅僅十八天，保安科正好有一批犯人要轉移，徐汀又抱著孩子一路顛簸去了山西。

高步林一回到韓城，高勉齋就到保安科來找他，說了他在西安見的一些人。說到高孟吉，高步林眼前一亮，立馬動了把高孟吉拉過來的想法。他征求警衛員高誌學的意見，看誰去西安送信合適。上小學時，高誌學和高孟吉做過一年多同學，知道高孟吉媳婦王萍是寺莊村人，並且認識高孟吉的妻哥王鶴齡。按說王鶴齡是高孟吉的親戚，去西安比較合適。但高誌學告訴高步林，王鶴齡人太老實，相比之下，還是高勉齋隨機應變的能力更強。

4月14日，高步林派高勉齋去西安，帶去了他給高孟吉的親筆信。這場後來影響重大的諜戰大戲，由此拉開了序幕。

• 自告奮勇去“匪區”

1948年5月，高步林讓高勉齋又跑了一趟西安。高勉齋回家後大病一場，臥床三月才痊愈。從上次在西安分手，他再沒得到過高孟吉的音訊。11月，薛浩然回了韓城，高勉齋才知道高孟吉此刻在商縣。12月2日，高勉齋又去了西安。他找到事先與高孟吉約好的聯絡地點參府巷17號，見到了高孟吉的表哥解常新。解常新說，高孟吉並沒有留下轉交給他的信。不過，高孟吉和解常新倒是通過信，解常新拿過信封交給高勉齋看，上麵寫的地址是“商縣龍駒寨中山街83號華美藥房陳先生轉交”。這次來西安，他的任務是務必見到高孟吉。因此，高勉齋準備第二天就出發去龍駒寨。

當晚，高勉齋投宿在二府街69號劉昌祈那兒。劉昌祈也是個韓城鄉黨，在西安做生意，跟高勉齋有些生意上的往來。他隻知道高勉齋是個生意人，經常往返韓城與西安之間。高勉齋告訴劉昌祈，商縣龍駒寨有個朋友欠他一批皮子錢沒給。此人現在開了個藥房，幹得不錯，他準備去找人家要賬。劉昌祈問：“你有身份證嗎？有路條嗎？沒有，這麽遠的路，你怎麽過得去？”

經劉昌祈這麽一提醒，高勉齋決定先給高孟吉拍份電報，聯係上以後再說。

再說高孟吉。11月16日，高孟吉帶著特工電台跟隨他這一潛伏小組的組長、綏署二處的陳祖蔭離開西安，前往商縣。他們的目的地是豫西的西峽口。25日，就是薛浩然騎著自行車從韓城返回西安的那天，高孟吉抵達龍駒寨。那時候，國民黨部隊下級哄上級是常事兒。因為行動遲緩，陳祖蔭向上司報告說，他們已經抵達更遠一點兒的武關東三十裏的清油河。

他們此行坐的是軍用卡車，趕上下雨，就隻好淋著。28日，高孟吉發起了高燒，連日不退。12月2日，高孟吉給機要室拍電報，想請短假回西安治病。7日，機要室複電：“給假一周，不必來西安，應速設法在當地治療。”在收到機要室複電之前，他先收到了高勉齋拍給他的電報：“妻同母來省，請速返西安。新。”新，指的是解常新，高孟吉一看就明白。當時，高孟吉並沒有想到是高勉齋在裝神弄鬼，以為他媽和他媳婦真的來了西安，心裏非常著急。他馬上把電報拿給陳祖蔭看了。到了下午，高孟吉又收到一封電報，電文和早上的一樣，但落款是“勉齋送家來”。這次，他心裏有數了，知道有任務要給他了。

於是，他再去找陳祖蔭，以病勢沉重和老娘、老婆在西安沒人管為由，鬧著要回西安，而且非走不可。陳祖蔭隻好讓他快去快回，這邊，他的職務暫時由報務員李誌興代替。

12月9日，高孟吉趕回西安。第二天一早，高孟吉在菊花園和高勉齋見了麵。11日，高孟吉去小雁塔綏署機要室匯報工作，程序是先見負責他們潛伏電台的中校副營長程再頤，再由程再頤領著去見王微。

王微是胡宗南的中學同學，中學畢業後，胡宗南在家鄉浙江孝豐兩所小學校教過八年半書，王微一直是他的同事。後來，胡宗南投筆從戎，當了國民政府的師長，王微就投奔了他，先後擔任書記官、秘書和少將機要室主任，成為胡宗南的核心幕僚。

連日發燒，高孟吉瘦了一大圈，一臉病容。王微對自己的學生顯得挺關心，問了高孟吉的病情，催他趕快到醫院看病。從他這兒出來，高孟吉私下裏跟程再頤說，他不想在陝南待，想換個地方，最好是渭北一帶。程再頤說：“這事兒，你最好跟二處劉處長匯報一下。隻要他同意，我這兒沒問題。”

中午，高孟吉沒去看病，先趕到綏署二處辦公的北院門。二處五科的中校情報組長謝璿很關心他的病情，催他趕緊去看病。高孟吉跟他說了不想在陝南工作的想法：“潛伏工作，還是什麽人到什麽地方最合適。要不然，你一張口，人家就聽出你不是本地人，工作還怎麽開展？”

“什麽人到什麽地方”，這是綏署二處處長劉慶曾提出過的思路。高孟吉如此一說，謝璿果然很感興趣：“你是什麽地方人？”

“韓城人。”

“韓城正需要派潛伏人員，這兩天正發愁派誰去呢。好，隻要你願意，我馬上跟處長匯報。”

高孟吉當下表示願意去韓城。和韓城保安科建立聯係後，高孟吉就開始有意識地搜集高步林感興趣的情報。幾個月過去了，他已經積攢了很多東西。有些情報是不能用筆寫出來讓高勉齋帶回去的，那樣很危險，他也沒時間、沒機會一一寫出來。此刻，他正迫不及待想去韓城，當麵向高步林匯報。

謝璿給高孟吉沏了一杯茶，讓他稍等。很快，謝璿回來了：“處長有請。”

胡宗南的心腹主要是浙江人，劉慶曾卻是湖北人。後來當過第七補給區司令的程開椿，是胡宗南在孝豐王氏小學的學生。而程開椿和劉慶曾是黃埔軍校八期的同學。程開椿給胡宗南當副官時，把劉慶曾推薦給了胡宗南。胡宗南當34集團軍總司令的時候，劉慶曾就是他總司令部二科科長，同時還是七分校辦公廳二科科長，負責搞軍事情報。

抗戰期間，王微的機要室曾經設過一個研究組，專門研究小型無線電人員使用問題。從七分校通訊班畢業後不久，高孟吉就被抽到這個研究組任少尉組員。這個時期，參二科的科長就是劉慶曾。因此，高孟吉與劉慶曾是熟人。

一見高孟吉，劉慶曾就很熱情地握住他的手：“辛苦了！小夥子都瘦了。你願意回去工作，非常好。韓城正需要你這樣的人。籍貫合適，而且通訊問題嘛，不用另配電台。我們把這類人員叫‘一體化’，就是情報組長是你，台長是你，電報員、譯報員也都由你一手包辦，自己采集情報自己譯發。做潛伏工作，你這種人是最合適的。”

不過，劉慶曾似乎忘了高孟吉隻是一個搞無線電收發報的技術人員，從來沒受過情報方麵的訓練。當然，局勢所迫，也容不得劉慶曾再給高孟吉做什麽特工培訓了。這些年，高孟吉配屬綏署二處也不是一次兩次了，劉慶曾知道他是王微培訓出來的娃娃兵，從信任度上講，高孟吉在他這兒是沒什麽問題的。

劉慶曾點上一根煙，問高孟吉：“你打算怎麽回韓城？”

“我有個好朋友是做買賣的，經常往返韓城和西安，沿途都熟悉。他現在人就在西安，我可以跟他一起回去。”

劉慶曾對這個方案基本認可：“謝組長，你回頭和這個商人見個麵，咱們心裏要有個數。”

下午六點，高孟吉領著謝璿來到了位於北大街62號的一個商鋪。這家小商鋪是高勉齋溝北村的同族高銘齋開的。

“這位就是我跟你說過的高漢卿，我打小一起玩尿泥長大的朋友，當年我們還拜過把兄弟呢。”高孟吉把高勉齋介紹給謝璿。

一個人做什麽職業久了，舉手投足都會留下痕跡。謝璿幹的是特務，三教九流接觸人很多，隻要開口聊上幾句，他心裏就會有數。而高勉齋雖說是在給共產黨跑交通，但他又確確實實是個無利不起早的商人。每次往返韓城、西安，他決不會空著手。謝璿問了高勉齋做些什麽生意，每一種東西西安與韓城兩邊的行情，高勉齋都對答如流。高勉齋是個跑江湖的人，形形色色的人也見得不少。麵對謝璿，他一點兒也不緊張。應該說，眼前這位“高漢卿”給謝璿留下的印象還不錯。

“你多給高台長幫些忙，以後高台長工作有了成績，可以由高台長寫個報告，給你也請個階級。”謝璿說的“階級”，是給高勉齋弄個烏紗帽的意思，讓他當官。換句話說，就是事成之後，要發展高勉齋為綏署二處的正式特務。

高勉齋連聲稱謝。本來，謝璿打算讓高孟吉這次去韓城就把機器帶上。想到高步林臨行前跟自己說過，高孟吉在外麵的作用要大於回到韓城，高勉齋就跟謝璿說，那邊查得很嚴，這機器不是那麽容易帶過去的。即便帶過去了，放在什麽地方呢？所以，自己的建議是這次高孟吉先跟他回去，把能放機器的秘密地方找好，再由他設法帶過去。

“這個計劃好！”謝璿認為高勉齋的話有道理，“我回去馬上跟處長匯報一下，你們爭取這一兩天就動身。”

12月13日一早，高孟吉又到北院門綏署二處找劉慶曾。劉慶曾不在，他就對謝璿說：“高漢卿昨天沒好意思跟您說，他身上的錢已經不多了，不能在西安再住。您看是不是給處長匯報一下，我跟他早點兒上路？”

謝璿讓高孟吉打個收條，從財務上領r兩百金圓券作差旅費。折合成法幣，這就是六百萬。這筆錢不算多。按工作流程，高孟吉下午又見了二處一科的科長嶽冠武，由嶽冠武給他布置這次出行的注意事項：朝邑至禹門口沿途，有多少共軍的軍事工事；黃河渡口每天共軍渡河的情況；共軍的醫院、倉庫所在地等。另外，共產黨的行政係統也是高孟吉此行要關注的內容，比如什麽人在當什麽官等等。

布置完工作，嶽冠武緊緊握著高孟吉的手：“好兄弟，祝你馬到成功！”

在綏署二處，潛伏這事兒特務們都害怕，派誰去誰都不願意。聽說有人主動報名，大家很驚奇，把自告奮勇回韓城潛伏的高孟吉看得像英雄一般。

• 棋手與棋子

在韓城保安科迎接高孟吉的，除了保安科科長高步林、副科長史誌春，還有東府工委書記劉文蔚、東府工委社會部長高仰山，以及韓城的兩位父母官：縣委書記白耀明、縣長段傑。聽了高孟吉講述他如何騙過特務頭子劉慶曾，劉文蔚感歎：“孟吉，你們這是身在曹營心在漢呀！”

接下來的兩天時間，高孟吉就在韓城保安科寫材料，內容涉及他所知道的西安軍、政、警、特的情報，以及他從西安回韓城前前後後的經過。另外，他將呂出、李福泳、薛浩然、徐學章以及趙繼義等幾個人的情況也一一寫出。19日晚上，高步林才派保安科的李福成把他送回了溝北村的老家。畢竟，他回韓城還是秘密行動，見不得人。

高孟吉的家中挺困難，老人身體也不好，大冷的天，家裏連取暖的炭都買不起。在高孟吉回家十幾天前，組織上派人給他家裏送來了五十萬邊幣，讓他家買炭用。高孟吉深受感動。

那個年代，交通不便，又沒有保密電話，派專人去延安請示工作，領導的批示半個月後才能見到。所以，21日一早，高步林就和高孟吉騎上借來的騾子，帶了兩名背長槍的戰士從韓城出發，準備上黃龍分區保安分處向於桑處長匯報，然後再上延安向邊保領導當麵匯報。

這天出發時，天色就極陰沉，走著走著，下起雪來。雪越下越大，他們走到一個叫上井豐村的地方，已經是積雪盈尺，連騾子都走不動了。沒辦法，23口，他們又折回韓城，再由機要員將高孟吉所寫的文字材料送到黃龍和延安。幾天後，高孟吉收到了黃龍分區保安分處處長、黃龍分區社會部長於桑寫給他的信．信中充分肯定了他和高勉齋所做的工作，鼓勵他們為解放大西北、解放全中國繼續奮鬥。

於桑還給韓城保安科撥來一千萬邊幣的專款，並明確交代：為便於孟吉出去活動，特寄匯農洋一千萬元，給孟吉六百萬元，換成黃金或金圓券帶出，作為救濟趙繼義家庭和拉關係之活動費。餘四百萬元中抽出若幹救濟孟吉、勉齋家庭及招待他們之用。

於桑原名鬱朝貴，時年三十一歲，四川渠縣人。十六歲時加入紅四方麵軍，曾經三次過雪山、草地，左眼在戰鬥中負傷致殘。在紅四方麵軍時，於桑就是保衛局特務隊的文書。紅軍到達陝北後，他先後在西北保衛局、延安市公安局工作。至於於桑的名字，是1938年他在邊保做情報工作時，因工作需要改的。於桑當過邊保一科的科長。一科就是情報科，所以，說他是共產黨的情報工作專家，那是一點兒都不過分。

於桑的設想，是讓高孟吉在綏署二處長期潛伏，而且要給他創造條件，讓他在敵營裏往上爬。當下，是要讓他馬上返回西安，爭取把電台帶到韓城，潛伏下來並為我方所控製。在此過程中，可以讓他給敵人提供一些一般性的情報，取得敵方的信任。然後，再請示邊保，想辦法物色一個合適人選，到韓城接替高孟吉，讓高孟吉能夠回到西安繼續在綏署二處混。

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在高孟吉回西安之前，高仰山、高步林、史誌春他們應該做一些準備工作。比如，要替高孟吉準備好回去應對劉慶曾的說辭：回韓城後，住什麽地方？與什麽人見麵了？有沒有受到我方的檢查與懷疑？於桑認為，為了應付敵人，可以適當提供一些公開後對我軍行動沒有妨礙的情報，讓高孟吉帶回去口頭報告給敵人。如果敵人問起這些情報是怎麽弄來的，高孟吉也應有合情合理的回答。

根據組織上的要求，高步林和高孟吉一起研究了一套回去應對劉慶曾的說辭，絞盡腦汁寫出了一份三千多字的《韓城歸來》，以一問一答的形式模擬回西安後可能遇到的審查，並且進行了反複演練。史誌春扮劉慶曾，他問，高孟吉作答，直到高孟吉能夠對答如流為止。

本來，做情報工作，都要求單線聯係，絕對不允許橫向聯係。但組織上也接受了高孟吉的意見。除了趙繼義在鐵路局工作之外，他們那幫哥們兒都是從十四五歲就在一起上學，工作後又在一起，好得形影不離，不分你我。考慮到他們的特殊情況，高步林向高孟吉轉達上級的意見：這個特殊群體不受單線聯係的限製。他讓高孟吉回到西安後，代表組織召集呂出等其他幾個同誌開個會，明確以後的工作一律歸口邊保方麵，高步林是他們的直接上級。另外，高步林詳細說明了組織上需要的情報範圍與方向，並且希望能盡快創造條件，實現空中聯絡。

• 天王蓋地虎

“天王蓋地虎，寶塔鎮河妖。”這是電影《林海雪原>裏楊子榮的經典台詞。高孟吉再回西安，就有點兒楊子榮上威虎山的意思了。

1949年1月10日，高孟吉天不亮就出城與高勉齋會合。黑暗中，一陣馬蹄聲響，一輛馬車停在他麵前。和高勉齋一路同行的，還有一個他熟悉的小商人。一行人拿的是韓城商會的路證，沿路接受各檢查站的檢查。在他們出發的同時，高步林還派出保安科的魏進財帶著兩名戰士走另一條道，帶著給高孟吉準備的書報和宣傳品，以及用於桑寄來的農洋換的銀元和金圓券等，直奔黑池寨。

第二天傍晚，他們抵達了黑池寨。高仰山的辦公地點就在這裏。支開隨行的商人，高孟吉跟著高勉齋去見高仰山。不多會兒，魏進財也趕到了，把錢和書報、宣傳品交給了他們。高仰山是個非常細致的人，一再叮囑他們要提高警惕。

12日中午，他們出了封鎖線，來到了國民黨控製區的無量洞。在一個車馬店，他們剛下車，就有兩個穿著極為破爛、像是大車店喂牲口的人過來，攔住他們要檢查。高孟吉知道，他們一定是國民黨軍隊的便衣特務。盡管高孟吉出示了韓城商會的路條，特務依舊不肯放行。兩人在他們身上沒搜出什麽，就到車上翻。結果，從草袋裏翻出了那些書報和宣傳品。

“這是什麽？嗯？”兩人變了臉。

一看兩個特務聲色俱厲的樣子，馬車夫以及那個同車前往西安的商人麵如土色。

“來來來，借一步說話。”高孟吉並不緊張，他把其中一人叫到房子裏，掏出綏署職員證讓對方過目，並說明自己是二處的工作人員。“我是二處劉處長親自派到韓城工作的，你們如果不信，馬上拍電報向二處查詢好了。”

特務嘟囔：“既然是自己人，咋不早說，省得那麽麻煩！”

他們上車繼續走，走了沒多遠，又遇到…處軍隊的檢查哨。這次，高孟吉沒等人家動手查，就掏出自己的職員證遞過去，哨兵在遞還證件時，還給高孟吉散了個禮。

“這世道太可怕了，你竟然能兩邊通吃！”馬車再走起來，那個同車的商人忍不住感慨。

13日下午回到西安，高勉齋去二府街劉昌祈處落腳，高孟吉去參府巷找他的表哥解常新。l4日一早，高孟吉聽到一個不好的消息，北大街62號的高銘齋被抓起來了。上次離開西安去韓城之前，高勉齋和謝璿就是在高銘齋的商號裏見的麵。高銘齋被抓，會不會是因為自己回韓城近一個月沒有消息，劉慶曾著急了？高孟吉趕快跑到北大街62號高銘齋家，詳細問過高銘齋的老婆。原來，警察在捕一個毒販，趕巧高銘齋在人家家中打牌，就被一塊兒抓了進去。也就是說，高銘齋是屬於誤捕的，而且也不是在自己家裏出的事兒。高孟吉這才鬆了口氣。

來到北院門，謝璿一如繼往地客氣：“辛苦了，老弟。”

“這次去得太倉促，沒準備好。要不是因為我是韓城人，對當地熟悉，你這會兒恐怕都見不到我了。”高孟吉告訴謝璿，回家二十多天，他隻在家住了四天，而且全是深更半夜進的家門，白天門都不敢出。餘下的時間，他都是在親戚家東躲西藏。“本來我可以早幾天回來，一是下了幾天雪，路不好走；二是我想要的情報資料一時沒收集上來。”說著話，高孟吉就把帶來的書報、牆上撕下來的標語、宣言之類的東西翻給謝璿看。

“還不少啊。前幾天，處長還問起過你呢，我說還沒有消息。”謝璿說。

這下，高孟吉心裏踏實多了，看來，劉慶曾並沒有懷疑到他。因為劉慶曾當天不在，謝璿約他第二天再去。心裏有事兒，高孟吉這一晚上徹夜難眠。見了劉慶曾，到底會是什麽情形呢？盡管和史誌春把這場景演練了無數次，但真實的劉慶曾會問些什麽事情，他心裏還是沒數。若是讓他們知道他投了共產黨，高孟吉很清楚什麽樣的事情會發生在自己身上。

太陽廟門的“西北特別拘留所”，就是綏署二處專門關押政治犯的。別說是無名小卒，就是西安的文化名人、主編《秦風日報》副刊<每周文藝》的鄭伯奇、畫家趙望雲等人被關進去，還不都給打得半死？拘留所裏打死個人，就像拍死一隻蚊子一樣隨意。據說，自打1940年到西安解放，“西北特別拘留所”關過五萬人，其中近萬人沒能活著出來。所以，這天夜裏，高孟吉不得不做最壞的打算。

好像老天爺是專門對應著高孟吉的心情，1月14日這天，西安下著小雨，天空陰霾。高孟吉早早來到綏署二處，一進劉慶曾的辦公室，他看到火光映照下劉慶曾的一張笑臉：“這次你很辛苦啊！”

劉慶曾讓他把回韓城的經過講一遍。

“12月14日上午10點半，我和商人高漢卿乘東行快車，下午5點抵達華陰。15日因為傷兵移防，馬車都被拉差，將近10點車才回來。我們雇了一輛車，當晚住在朝邑。16日抵達交界地帶的雷村，第一次遇到共匪的士兵。高漢卿出示了韓城那邊給他開的路證，跟當兵的說：‘這是我弟弟高益民，他在西安教書，掙的錢養不活自己，我這次去專程把他接回來。’匪軍說：‘回來好，咱們解放區不是同樣可以做事嗎？’我把身份證拿出來，匪軍看了一下就讓過去了。一路上的隊伍根本不管老百姓的事兒，除非檢查站很詳細地查詢，其他人都是不聞不問。”高孟吉知道，這套說辭應該沒問題，劉慶曾從二處派到解放區的別的特務那兒也會得到同樣的說法，關鍵是到了韓城之後。

“聽說坊鎮有個檢查站，但我們車抵坊鎮時，天已經很晚了，檢查站的人睡覺了，我們第二天天沒亮就離開了。百良和芝川的檢查站，我們都是繞道過去的。17號黃昏時趕到韓城，我們等天黑後才進城。當晚，我住在高漢卿的文具店裏。18日天沒亮我就出門，去塬上野兒坡我姨媽家住了兩天才回家……”

正說著，劉慶曾突然插話了：“你到韓城，什麽人請你吃了飯？”

高孟吉心中一凜。盡管高孟吉在韓城一直很小心，不是在保安科，就是在溝北村自己家裏，真是像他跟謝璿、劉慶曾說的那樣，連回家都是深更半夜悄悄回去。可是，也保不定被什麽人看見。隻是一閃念，高孟吉馬上反問：“劉處長，韓城是共產黨的天下了，什麽人會請我吃飯？如果共產黨會請我吃飯，那我回韓城潛伏還有什麽危險？”

劉慶曾沉吟不語。

“並沒有什麽人請我吃飯。隻是我臨走前一天，我表妹請我吃了一頓羊肉泡饃，她學校一位老師作陪。我表妹叫孫佩英，在縣上第一完小教書。”

“嗯。”劉慶曾的語氣緩和下來，“你繼續說吧。”

看來，他並沒看出高孟吉有什麽破綻。突然這樣發問，隻是想詐一下。說完韓城這些天的情況，高孟吉提出“一體化”的事兒。劉慶曾沒有提出異議，隻是問：“你這次回去，情形怎麽樣？機器準備怎麽帶進去？收集情報的人員你準備怎麽布置？”

“根據我們這次的經驗，進匪區後，隻要路熟，夜裏走就可以避開所有檢查站和盤查。高漢卿這家夥名堂多，他以前販過大煙，搞過走私，夜裏走路比白天還熟。”

聽高孟吉這麽說，劉慶曾樂了。他沒見過高勉齋，但他知道傳遞情報的時候經常要用到這類人。

“給我弄情報的人，都是跟我有血緣關係的人，我的表弟、內兄、表妹等。機器的帶法我考慮過，買一桶硫化青染料，分裝兩箱，把機器、電池分別裝進去。因為這種貨咱們這邊禁止運入匪區，而匪區則鼓勵商人大量走私。我打聽過，帶這種東西進去，除了上點兒稅，一般不會仔細檢查。”

“辦法可以。不過，染料太貴，目前的市價每箱得兩萬金圓券，恐怕我們經濟上也不允許。”搞情報的劉慶曾太清楚了，這種硫化青染料到了解放區，大部分都被共產黨的兵工廠用來生產炸藥包的導火索了。“我看你們最好帶點兒別的貨物。你先休息一兩天，趕快領機器調試，帶什麽貨隨後再決定。”

接下來，劉慶曾的興趣轉移到高孟吉帶過來的東西上。高孟吉趕緊翻開毛澤東的《目前的形勢與我們的任務》指給劉慶曾看：“這是今年10月間出版的增訂本，其中有許多文件是新的。”

劉慶曾又翻著報紙：“有最新的沒有？”

“這張就是！”高孟吉趕緊翻出那份1949年元月1日的《人民日報》，報紙一展開，毛澤東的《將革命進行到底》就躍入眼簾（當時《人民日報》從延安運到韓城，就得這麽久）。事後高孟吉還想過，劉慶曾這種人看了毛澤東的這篇文章，心裏會是什麽滋味呢？

接下來，高孟吉取出一張小紙片遞給劉慶曾，上麵寫的是韓城縣政府各單位負責人的姓名。“我表妹他們第一完小經常開會，所以她知道這些人。”

其實，這份名單是高步林、史誌春故意讓高孟吉提供給劉慶曾的。

為買什麽貨物代替染料的事兒，1月18日，高孟吉又見過一次劉慶曾。怕為買染料再扯皮耽擱時間，高孟吉提出買兩箱火柴代替。一箱火柴隻需要金圓券兩千元，比染料便宜得多，劉慶曾一聽便點了頭。

這次會見，高孟吉還故意提起了高勉齋的“階級”問題：“上次離開西安之前，謝組長可是親口答應人家高漢卿的。這回在韓城，多虧人家幫忙；下次帶機器去，更得指望人家呢。”

劉慶曾顯得有些為難：“這個問題暫時還不好解決。二處現在一個實缺都沒有，不好辦呀。”

為了假戲真做，高孟吉跟劉慶曾提出準備回韓城的說辭以及發生意外空中不能聯絡時，陸上的交通聯絡問題。劉慶曾讓密勤組長謝璿具體給高孟吉指導，當高孟吉去向謝璿討教時，他隻是笑著說：“這要看情形隨機應變，現在我也沒法兒告訴你怎麽應對呀。你看著辦好了。”

• 革命公園的秘密會議

1926年春，劉鎮華率七萬鎮嵩軍圍困西安，李虎臣、楊虎城帶領不足一萬陝軍困守孤城八個月之久。“二虎”守城期間，西安死難者約五萬餘人。鎮嵩軍被趕走之後，1927年2月，馮玉祥率眾公祭，修建了革命公園，它也是西安第一座現代意義的公園。

按臨行前高步林的布置，1949年1月15日，高孟吉就是在革命公園和他們這一批情報力量開的會。當天早飯後，高孟吉準備去徐學章家，走到鐵道時，迎麵碰到呂出、薛浩然、趙繼義、徐學章等四人。他們告訴高孟吉，李福泳今天結婚，下午三點在中正街的禾禾居舉辦婚禮。因為時間尚早，他們就相約一起先去革命公園喝茶。

革命公園離中正門走路也就十來分鍾。來到公園，他們選了一片清靜的樹林，讓茶老板在樹林中間擺上茶桌，放了五把躺椅。高孟吉買了些花生、水果和洋糖，大家邊吃邊聊。呂出、徐學章和高孟吉一樣，穿著棉軍衣；薛浩然、趙繼義穿的是長衫。年輕人這樣的打扮太普通了，他們並不引人注目。高孟吉先把自己回韓城的經過給大家說了，薛浩然、趙繼義馬上興奮地問：“組織上給我們的任務是什麽？”

“繼義的任務就是設法進一步聯絡二處的譯電員秦福祥，要從秦福祥這兒盡可能多地收集重要情報。咱們其他人的任務，就是探聽二處潛伏人員的住址和姓名，胡宗南將來撤退的主要路線，還有綏署的部署。”

趙繼義說：“秦福祥已經隨綏署第一批撤退人員去漢中了，二處譯電室主任牛光庭跟他關係挺好，今後看能不能朝牛光庭這個方向努力一下。”

“西安軍政各部門人員和機關住址的門牌號、電話號碼，我們都詳細地抄了一本。”呂出接著說，“學章和福泳都已經直接參加到這些工作中了。”

高孟吉還跟呂出等人說明了情報歸口問題。在韓城，呂出被晉綏公安總局韓城情報站的秦波等人截去。按照高步林的安排，高孟吉向昌出說明，以後的情報工作應當歸口邊保係統領導。呂出曾經將隨身帶過去的電台聯絡辦法、呼號、密碼本等許多情報資料都交給了秦波，現在，他表示要把那些情報重新整理，然後交高孟吉再帶回韓城。

舊時的西安，在全國的省會城市裏算是比較落伍的。盡管如此，和現如今年輕人結婚講排場一樣，當年西安人結婚，也還是盡可能地要講究。婚禮請樂師是必須的，而且至少得三五個；那會兒西安城裏，有時候守住一個街角，站上一個鍾頭都看不見一輛小轎車。年輕人結婚如果坐不起小車，起碼也要弄個馬車接新娘；飯館裏，擺上三四桌酒席已經算是最簡單的了。但李福泳的婚禮全沒照別人的路數來，壓根兒沒講這麽些排場。李福泳的媳婦叫蘇秀峰。和徐學章的父親一樣，蘇秀峰的父親也是鐵路職工。蘇家子女多，臨街開了間小雜貨鋪，李福泳他們去徐學章家，偶爾去那兒買個小東西，常見到蘇秀峰。據說，是李福泳先看上了蘇秀峰，然後托徐學章母親給介紹的。

蘇秀峰和李福泳結婚時，隻有十六歲。來喝他們喜酒的，除了李福泳的嶽父，理所應當地還有徐學章他媽。李福泳的父母都遠在湖北老家，這兵荒馬亂的年月，來不了。加上呂出、高孟吉他們五個人，就坐了一桌。而且，新娘子穿的也是件很普通的旗袍，新郎穿的是一套軍裝，所以，別說在酒樓吃飯的其他客人不知道這是婚宴，連跑堂的也以為他們這是普通的宴請呢。

李福泳雖然結了婚，但他住的還是黃家莊電台的宿舍。那天在禾禾居吃完飯已經很晚了，趙繼義、呂出、薛浩然就住在了黃家莊。當天，高孟吉就給大夥兒派了些活兒。

五廟嶽門26號的“國防部二廳”無線電工作隊是邊保方麵十分感興趣的一個點。呂出去那兒找了一個在偵查台工作的老同學，弄到了一份無線電工作隊的詳細組織機構和定向台、偵查台分布的情報資料。原先，根據薛浩然的匯報，高步林他們是想通過發展丁元善，由丁去找他在五嶽廟門偵查台工作的好朋友潘某弄到無線電工作隊的情報，現在，呂出出色地完成了任務，發展丁元善為情報力量的工作也就沒必要開展了。

李福泳是綏署通訊四團的台長，各營、各台都有他的老同事、老同學。他弄來了綏署各部隊番號、電台呼號及波長的詳表；薛浩然、趙繼義、徐學章等人也沒閑著，他們都在利用自己的各種關係想方設法弄情報。

高孟吉去綏署機要室找他的潛伏電台負責人程再頤，趕巧程再頤不在房間。他桌子上有份綏署二處在解放區邊沿潛伏的十個情報組的派遣表，其中有情報組長、電台台長，姓名和地址等。這是份絕密文件，高孟吉立即順手牽羊把它裝在了口袋裏。

• 臘月裏的最後幾天

1月20日這天上午，高孟吉上街花一千七百金圓券買了一箱火柴。一天前，他讓高勉齋先花五十金圓券買了個空火柴箱送了過來。他把從綏署二處領來的小型特工無線電收發報機和電池分別裝進了兩隻火柴箱子，上麵各放了半箱火柴作為偽裝，然後將箱子釘死。下午，他就去綏署二處向謝璿、劉慶曾辭行。

“從西安到朝邑以北這段，你看是派人送好，還是拿一個公事好？”謝璿問高孟吉。所謂的“公事”，就是由綏署二處出個證明，路上有人盤查，拿出來讓他們看看。

“都可以，不過，派人送的話，知道這事兒的人就多了。最好是有個證明，我自己拿上。遇到檢查，我拿出來悄悄讓他們看一下就行。這樣隱蔽性更強些。”

謝璿馬上寫了個東西，劉慶曾簽了個“發”字，隨即交書記員謄寫蓋章。劉慶曾說：“你明天就出發。到了那邊以後，盡快把匪軍在西北的準確數量調查一下。最近匪軍的番號仍然是五個縱隊，但實際人數已經減少，根據我們的情報，一部分匪軍已經經宜川到山西去了，你核實一下。另外，你要在禹門口布置專人注意黃河的渡運情況，如果可能，宜川方麵也派人看看。還有一件事，匪軍有大批彈藥箱暴露在野外，你設法看看箱子裏麵是不是空的，要不然怎麽敢這樣放在外麵？難道不怕轟炸嗎？”不過，劉慶曾並沒說露天放置彈藥箱的具體地點。

高孟吉走後，1949年2月中旬，劉慶曾還向大荔派出一組潛伏電台。派去的特務名IlLl楊兆春，報務員叫薛振海，他們於2月19日帶著電台來到解放區。劉慶曾做夢也想不到，楊兆春已經被於桑策反。這個楊兆春早期就是個共產黨員，被捕後叛變。1948年10月20日，楊兆春秘密潛入已經解放了的澄城縣，劉慶曾給他的任務是“發展特務組織，調查山西匪軍是否渡河，渭北匪軍是否西移”。到澄城後，楊兆春悄悄給中共西北局寫了封信，表示自己幡然醒悟，想重新回到共產黨的懷抱。這封信轉到了黃龍地委社會部長於桑的手上。於桑和楊兆春談話後，授意他回到綏署二處，盡力獲取劉慶曾的信任，然後再帶電台、報務員回來潛伏。後來，根據報務員薛振海提供的情況，公安機關破獲了綏署在韓城、朝邑、大荔、洛川等地潛伏的大批電台和情報組織。這是後話。

1月20日，高孟吉離開綏署二處返回參府巷時，呂出、薛浩然、趙繼義已經在解常新家等著他了。他們把各自搜集的情報資料以及自己的照片交給了他，並且在這裏跟他告別。接下來，高孟吉去找劉昌祈，弄來一份“西安市行政區域詳圖”。他沒跟劉昌祈說要這地圖幹什麽用，劉昌祈也沒問，兩人心照不宣。

1月21日一早，高孟吉和高勉齋叫了輛洋車，把他們連人帶箱子拉到火車站。去得稍晚一步，8點三十分的客貨混合列車已經開走，而10點三十分的東行快車不讓裝火柴，兩人隻得拉著火柴箱子在火車站附近的一個小客店裏投宿。這一天一夜，兩人簡直如坐針氈。身上帶著那麽多情報資料，一旦劉慶曾變卦了，再追他們回去怎麽得了？另外，火車站小旅社是警察、便衣盤查的重點，雖然有綏署二處的證明在身，但萬一碰見個較真兒的，非要檢查不可呢？半夜，果然有警察氣勢洶洶來查店。好在綏署二處的證明分量不一般，警察一看，立馬就客氣了。

第二天一早，壞消息接踵傳來，本應8點10分到達的客貨混合列車這會兒才到寶雞。兩個人像熱鍋上的螞蟻，急得不得了。直到11點半，列車才進站，兩人上了車，總算鬆了口氣。當晚7點50分，火車抵達華陰。這裏有個叫“同義興”的小客店，老板也是韓城人，高勉齋認識。他們在這兒落腳。

23日天一亮，他們坐上馬車出發，一路北上。沿路過涇河、渭河，都有人檢查。但隻要高孟吉把那張證明一亮，他們二話不說就放行，馬車內的東西連看都不看。

當天晚上，高孟吉、高勉齋住宿的地方是國共控製區之間的雷村。雷村現在的名字叫華塬鎮，位於金水溝之南；金水溝之北，就是東府工委社會部所在地、距合陽縣城四十裏地的黑池寨。本來，雷村是國民黨的控製區，這裏還駐紮有綏署二處的情報站。但到這個階段，雷村白天已經被共產黨一方控製。但到了晚上，解放軍上了塬，這裏就成了土匪的地盤。

睡到半夜，村裏狗叫聲響成一片，接著又有槍聲。兩人心說壞了，土匪來了。一夜提心吊膽，清早，解放軍從塬上下來，雷村街道上出現了背槍的戰士，高孟吉這才放心。因為走的路太長，拉車的騾子蹄子跛了，車夫讓他們另雇一輛車。高孟吉一想也好，省得國統區來的車夫看到他們在解放區見到什麽人，就重新雇了頭牲口，把貨送到了黑泄寨。

下午，他們在黑池寨見到了高仰山，高仰山非常高興：“步林派白碧安在我這兒已經等了你們婦幾天了，總算一切順利。”

二十六歲的白碧安原先在延川縣保安科工作，1948年5月調到了韓城保安科。雖然當晚白碧安也到了高仰山那兒，但高仰山並沒有安排他們見麵。韓城保安科的李福成拉著頭騾子來接高孟吉、高勉齋。二人把行李讓騾子馱著，和李福成一起摸黑走了十裏，住在了一個小村子裏；兩隻裝機器的火柴箱子則由白碧安以貿易公司的名義馱往韓城。

25日天亮後，他們繼續趕路。下午，走到距韓城縣城十裏的高神殿，他們讓李福成拉著騾子先走。怕遇到熟人，他們隻能等天黑以後進城。晚上，高孟吉、高勉齋終於在保安科與高步林、史誌春見了麵。

再說白碧安。當時，白碧安並不知道那兩隻火柴箱子裏裝的是什麽，隻知道裏麵不是火柴，因為它們搬起來挺重。25日天黑時，他來到韓城境內。本來，高步林讓他避開檢查站，但他並沒有意識到箱子裏的東西有多重要。於是，他在把貨搬進馬陵莊檢查站後，才派人回去向高步林匯報。高步林生怕再出意外，馬上寫了張條子讓來人捎給白碧安，叮囑他注意保密。當晚，高步林另派人把貨運回了韓城。就是這樣一個工作疏忽，黃龍地委和社會部都受到了邊保方麵的嚴厲批評。

高孟吉除了帶回小型特工無線電收發報機各一部之外，還帶回了包括西安綏署二處情報組密碼，綏署各部隊使用的無線電暗語密碼、對空聯絡通話密語等十八份情報資料。25日深夜，高步林整整熬了一宿，仔仔細細地把高孟吉帶回的情報研究了一番，他深知這些情報的價值。同時，按照情報工作的保密規定，他給這些情報力量和交通員們編寫了化名及代號，比如高孟吉的化名為“孫健”，代號為11號；呂出化名“誌遠”，代號為21號；李福泳化名“趙琳”，代號26號。在以後所有文件、報告、信件及電報中出現的隻會是這些代號和化名。

高步林派一個警衛班，把整理好的情報資料以及高孟吉在韓城保安科寫的《西安之行>報告，專程送到黃龍。26日晚，高步林、史誌春又熬夜整理出一部分情報。27日一早，高步林把白碧安叫來，當麵布置他再到黃龍跑一趟： “這幾份情報很重要，是彭德懷司令員打仗時要用的，一定要在兩天之內送到。”

高步林讓白碧安帶一名戰士上路。白碧安問給幾頭牲口，高步林說就一頭。兩個人，一頭牲口，那就得有一個人走路。白碧安急了： “二百四十裏路，兩天趕到，徒步恐怕很難吧。”

“沒辦法，隻能弄到一頭騾子。”高步林也很無奈。

白碧安隻好一個人騎著騾子、背著槍出發了。出門已是臘月二十九，天降大雪。這回白碧安知道自己帶的情報有多重要，頂風冒雪晝夜趕路。第一天很順利，天黑之前已經走過馮塬十多裏，但仍然沒到一半路程，剩下還有一百好幾十裏路，而且其中有七八十裏山路。當時，黃龍山仍有土匪出沒，像他這樣單槍匹馬夜闖黃龍，相當危險。白碧安有點兒後悔沒帶那個戰士一起走。

年三十這天，白碧安趕到了澄城縣的吳家橋。他遇到的第一個困難，是買不到吃的。過年了，小鎮上的店鋪全都關門歇業，一大早，街道上連人都很少見。白碧安敲開一家飯鋪的門，跟店家好說歹說，人家才給他弄了點兒吃的。出小鎮向西十裏，過一座小橋，就要進山了。這時，那匹騾子發起強脾氣，死活不肯上橋。白碧安跟牲口較勁兒，累得滿頭大汗，連個幫忙的路人都遇不到。費了九牛二虎之力，他才算把騾子降服。看來騾子不肯進山是有道理的，荒山野嶺，全是小路，這一頭鑽進山，就是沒完沒了的溝溝坎坎。

第二個困難，是路不熟。黃龍山本來就人煙稀少，大年三十，哪兒還有行人？可白碧安沒走過這條路，心裏沒底兒，老想找人問問道兒。想見人，卻又怕見人。萬一遇到土匪可怎麽辦？自己丟了性命事小，可誤了送情報，就是大事了。好在那頭騾子曾經走過這條路，老馬識途，騾子也認路。山穀裏，除了騾子的蹄聲和鳥兒的嗚叫聲，什麽聲音也聽不到。連續幾個小時，白碧安槍上膛，手握槍，精神高度緊張。直到聽到了犬吠聲，他才稍稍鬆了一口氣，知道有人家了。

這時已經是晚上十一二點，小村莊燈火明亮。那年月，家家戶戶過新年。都是要守夜的。還是早上吃的飯，白碧安餓得前胸貼後背。他決定不走了，去找村長。可找了幾戶人家，都不肯告訴他村長家住哪兒。過去人們的觀念裏，大年三十上門的客人，一般都是來催債的，《白毛女》裏黃世仁去楊白勞家，就是趕著這麽個點兒。所以，村民們誰都不願留白碧安在家過夜。

好不容易找到村長，村長的冷淡也就可想而知。村長家一共五口人，老兩口、小兩口和一個小孫子，住兩孔窯洞。主人給白碧安弄了一盤白菜拌豆腐，還有二兩黃米製成的年糕。晚上，白碧安住在老兩口的窯洞裏。第二天一早，他除了付清夥食和草料錢，還按風俗給了這家的小孫子一份壓歲錢。這下，村長一家感動壞了。老兩口拉住他的牲口，一定讓吃了飯再走。轉眼間，熱氣騰騰的白麵饅頭就端上了桌。那年月，老百姓平時哪兒舍得吃白麵？白碧安胡亂吃了個饅頭，趕緊要上路。一家老小五口人把他送到了大溝邊，目送他走遠才回去。

緊趕慢趕，大年初一早上9點多，他終於進了黃龍分區保安分處的院子。見到白碧安風塵仆仆送來的情報，於桑十分激動。這個時候，保安分處廚房的餃子還在鍋裏煮著呢，於桑跟白碧安說：“你是咱們的大功臣。吃了餃子，你好好睡上一覺。放心，牲口有人喂！”

• 11號的第二階段

按規定，外人回來，尤其是從國統區回來的，要向鄉政府申請登記。1月29日是大年初一，高步林從縣上回到溝北村。商孟吉特意請了同村的鄉書記和一位師範教員跟他一起去看望高步林：“哎喲，四哥，還認識我不？我是孟吉呀。你看看，咱們好多年沒見麵了啊。”當著鄉書記和那位教員，高孟吉和高步林還演了個小節目。

在黃龍保安科，白碧安吃完餃子呼呼大睡的時候，於桑就開始伏案工作了。高孟吉回到韓城，就成了他們手中的一粒重要的棋子。怎樣下好這步棋，對於今後的情報工作意義深遠。經黃龍地委書記強自修審批、修改，於桑讓白碧安捎回了一封信，信裏提到了他對第二階段工作的一些思路。

首先，要讓高孟吉按約定的時間給綏署二處發報。但僅僅是取得空中聯係，不急於給他們提供情報，吊著他們的胃口，然後看他們有什麽需求，少量地提供一些不妨害解放軍行動的一般性情報；設置潛伏電台的地點要絕對保密，最好藏在鄉下某個可靠的老百姓家裏，跟這家老百姓交代好，不管見了誰，哪怕是解放軍的大官，都不能說這事兒。至於和西安的聯係，於桑已經打報告要求邊保派人帶電台來韓城，盡快和李福泳取得聯係。

其次，於桑也考慮到了給高孟吉派出一名敵方交通員的問題。和綏署二處取得陸上聯絡，目的是了解二處特務們的動態，看看我方的布置有沒有什麽破綻被敵人發現。如果沒有異常情況，那麽就要請示高孟吉今後的工作任務。因為回韓城之前，高勉齋和劉昌祈打過交道，劉昌祈知道高孟吉回韓城的事，於桑意識到劉昌祈對於這件事能否保密十分重要。這次派出的交通員還有一項任務，就是了解與高孟吉有關的其他工作關係是否出問題，並且要給劉昌祈再打招呼，不能泄密。為此，有必要讓劉昌祈寫個個人履曆之類的東西，掌握在我方手上。其目的是堵住他的嘴，讓他知道，如果說出高孟吉的秘密，他會吃不了兜著走。後來，韓城保安科果然給劉昌祈正式辦理了情報力量的手續，代號為46號，化名“林山”。

於桑規劃的11號第二階段任務在三個月以上，期望達到這樣一些目的：第一，讓高孟吉贏得綏署二處的信任，然後讓他從韓城回到西安，在二處取得更重要的位置。為防萬一，他的位置得有替補人選，至於是派別的情報人員，還是由薛浩然接替，可以先做準備，但不必馬上決定。因為高孟吉在韓城不待上三個月以上，綏署二處恐怕也信不過他。第二，就是和李福泳電台盡快取得空中聯絡，而且從電台到人員也得有替補。萬一人家把他調走，空中聯絡不就斷線了？第三，三個月後如果高孟吉順利回到西安，怎麽處置他留下的潛伏電台。於桑設想的方式有兩種：考慮到潛伏台的功率不大，一是把這台掌握在自己手裏的電台放到國共邊境，設法控製別的潛伏電台；如果辦不到，就公開破獲，以彰顯打擊敵特的社會效果。不過，這要放在第三階段再進行。

收到於桑轉來的情報和所擬的報告，2月2日，邊保做了回複。邊保領導首先批評於桑對高孟吉兩次回韓城都匯報得太晚，貽誤了戰機。因為他們的意見和於桑有很大不同。他們認為高孟吉上次回西安後，根本就不該再回來。即使要把電台帶回來，也應該由高孟吉推薦別人去完成。邊保領導認為，應該讓高孟吉立即打入綏署，起到收集和組織情報的作用。讓他回來，這項工作就會延誤。而現在，再讓高孟吉回西安，就得經過周密設計，弄不好會穿幫。而且把電台帶回來意義也不大，因為組織上處理這部電台十分棘手，麵臨很多顧慮。可是，由於黃龍方麵匯報得晚，等延安邊保方麵把意見反聵給黃龍時，黃龍已經給韓城方麵下過指示，要讓高孟吉帶電台回來。鑒於這種情況，邊保指示於桑，今後凡與敵內重要力量的來往，必須即時報告本部。

關於高孟吉後麵的工作，邊保的意見也與於桑的想法有很大不同。逆用敵台，是件非常慎重的事。邊保要求黃龍在接到延安方麵的通知之前，不要讓高孟吉的電台與敵台進行空中聯絡。黃龍方麵必須立即將高孟吉這次出去的經過、到西安後跟敵人報告了些什麽、給敵人提供了一些什麽樣的情報、敵人對他的態度如何、給了他什麽任務、約定什麽時間開始空中與地下聯絡，以及約定了什麽樣的密碼等，詳細報告給邊保。另外，邊保認為於桑給韓城方麵的信中所提及的供敵情報的方法也是不妥當的。任何涉及軍隊的情報，哪怕是“不妨害我軍行動”的，也絕對不能供敵；即使供敵假情報，也得有嚴格的審查辦法，定期把發報的原稿、收發報底碼、來電譯文等送上級審閱。如果決定讓高孟吉帶回的電台與敵台聯絡，必須有我方的電台監視發報，而且，密碼本要由我方保管、電文要由我方來譯，高孟吉收發報時，必須要有我方報務員在場。這些，要形成製度，嚴格遵守。於桑給韓城的信中雖然說了“不急於”給敵人發情報，但不等於不得發情報，這裏是存在明顯漏洞的。

於桑在給邊保的回信中承認了工作中的漏洞，也解釋了自己的思路。關於高孟古今後的工作，從總的方向來說，沒有違背打入綏署長期埋伏的工作方針。邊保指示“高應力爭藏在二處工作”，但藏的方法就有直接、間接的問題，所以，他在工作方法上就沒有堅決執行邊保的電示。

邊保希望高孟吉從韓城回到西安後就潛伏在綏署二處，而於桑卻讓高孟吉帶著潛伏電台回到了韓城。對此，於桑解釋，高孟吉不一定能推薦人代替他到韓城潛伏；即使他推薦的人真的來了韓城，他自己能不能在綏署二處潛伏也沒準兒。何況他如果推薦別人時，使特務趁機混到韓城，處理起來會很麻煩。因為如果馬上破獲，敵人自然會懷疑高孟吉。如果組織上不讓高孟吉帶潛伏台回韓城，一時又找不到合適的人代替他回來，那弄不好我們不僅得不到電台，還會把高孟吉這個情報力量廢掉。因為綏署二處讓他來，他不肯來，綏署二處還用不用他，就不好說了。

1月三十日，邊保以西北局社會部的名義向西北局、西北野戰軍打報告，要求在敵區建立空中聯絡。本來，邊保自己有多部電台，但由於戰事緊張，西北野戰軍電台不夠用，彭德懷把邊保的電台全都調撥給了部隊。直到此時，除了需要人員操作高孟吉帶回的電台，薛浩然、李福泳的電台要與邊保方麵聯絡，另外，國民黨新編第99師師長趙國楨要求延安方麵派報務員、譯電員去控製該師電台，以便給共產黨方麵提供情報；駐耀縣的“軍統”西北特技組組長杜誌芳要求通過電台與邊保方麵進行聯絡；邊保隴東分處要求派三架小型電台給他們，說在蘭州、平涼等地有安設密台的地址；黃龍分處西安情報站也要求派台去西安。邊保還獲知了國民黨陝西省政府，省保安司令部，第十專署，長安、三原、富平、禮泉、高陵、乾州等縣幾個電台的呼號、聯絡時間，需要安裝專台竊聽敵台電報。因此，在報告中，邊保提出要報務員、譯電員以及各種型號收發報機若幹。

2月5日，西北野戰軍批示：“社會部情報台不日成立。韓幹亦選派。”韓幹，指的是派往韓城的電台管理幹部。2月6日，邊保馬上給於桑寫了信，安排報務員李在良協助控製高孟吉帶回的電台，李在良代號為12號。2月17日，邊保又派一科即情報科的副科長袁心湖來韓城，布置高孟吉的工作。

袁心湖，湖南新化人，原名鄒高清，字定才。1935年考入北洋工學院。北洋工學院的前身叫北洋大學堂，再往前，叫天津北洋西學學堂。如今的天津大學，前身正是這個北洋工學院。

鄒高清入學兩年後，抗戰爆發。1937年7月三十日，天津淪陷，北洋工學院被炸。熱血青年鄒高清參加抗日救國軍南下，不久，他聽說學校師生遷到了西安，趕緊又追到西安。此時，國民政府教育部下令，以北平大學、北平師範大學、北洋工學院和北平研究院等院校為基幹，設立西安臨時大學。1938年3月，西安臨時大學又改稱為國立西北聯合大學。沒等畢業，鄒高清就通過西安八路軍辦事處介紹來到延安。從此，他不再叫鄒高清，而是改名袁心湖。到延安後，袁心湖曾被派到傅作義的綏遠省政府，擔任宣訓科科長，直到1940年傅作義的“七路半”畫上句號（當年，閻錫山認為傅作義被八路軍赤化，稱傅的軍隊是“七路半”）。

根據西北局社會部2月7日的指示，於桑在給韓城縣委、縣政府和保安科的信中，除了要求韓城方麵遵照兩北局社會部的指示，還提出了一些具體指導意見，如電台安置的位置不能在街上，最好安置在比較偏僻的鄉村，找個親朋掩護；11號不必向鄉政府登記，隻要能掩護住就行了。

• 保密工作不斷發現漏洞

1949年1月29日，韓城縣保安科給邊保上報了《一年來外勤工作的總結》，這是一份絕密文件。在談到情報工作存在的問題時，有這樣一段內容：目前韓城幾個重要力量及交通都是保密不夠。“如電台問題，現在弄得董釗妻弟同都生都知道，如果這樣下去，將會前功盡棄”。

這個同都生由此引起於桑的強烈關注。

時任國民政府陝西省主席的董釗有兩個小舅子，一個叫同慧緣，一個叫同都生。因為有文化，又年輕，都屬於端起碗來吃肉、放下碗來罵娘的主兒，對國民黨的腐敗無能也一肚子牢騷。不過，這兩人的父親，也就是董釗的老丈人同伯亭卻是韓城的大戶，1947年秋韓城第一次解放時，遊擊隊打著高勉齋的旗號到同伯亭家搜過槍。

1948年，高勉齋受高仰山、高步林的指派，說二縱王震司令打西安需要一張西安的城防工事圖，讓他到西安找高孟吉弄。高孟吉一聽要這東西，說實在沒轍，因為城防工事圖屬絕密文件，就王微那兒有。他官兒太小，就是請客送禮也弄不來。那時節，西安的旅店查得特別緊，高勉齋又沒有身份證，隻能在韓城老鄉那兒這兒混一宿、那兒混一宿。溝北村有個叫高亞民的，與高勉齋年紀相仿，兩人關係還可以。高亞民在青年路的三青團工作，高勉齋晚上就在人家的辦公室裏落腳。

有一天晚上九點多，高勉齋一進辦公室，高亞民就告訴他，這裏待不成了，趕快走。為啥？原來，高亞民是同慧緣的大舅子。同慧緣跟高勉齋的弟弟曾經是同學，兩人的關係不錯。這天下午，同慧緣專門來找高亞民，說他爸聽說高勉齋到了西安，已經給董釗打了電話，要董釗全城搜捕共匪高勉齋。得到這個信兒，高勉齋趕快離開了青年路，半夜跑到劉昌祈家投宿。

當時，西安也就五十來方人，西安的韓城人圈子也沒多大。不知誰的嘴巴不嚴，高孟吉他們電台的事兒，居然連同都生都知道了。不光同都生知道，劉昌祈也知道。盡管同都生思想進步，而且跟人說起過想去延安，但對他這樣的人，高步林他們是非常慎重的。所以，這兩人讓邊保方麵相當緊張。前文提到韓城保安科給劉昌祈辦了情報力量手續的事兒，就發生在這樣的背景下。

對於同都生，於桑指示韓城方麵，對付他的辦法，和應對劉昌祈類似。就是讓他把他所知道的國民黨方麵的機密統統說出來，尤其是關於董釗的事情，寫成書麵材料，由韓城保安科給他辦情報力量的手續。這樣做的目的，倒不是真的要他為黨工作，而是要抓住同都生的小辮子，防止他嘴巴不嚴，說出高孟吉為共產黨工作的秘密。當然，如果同都生確實想為黨工作，也不拒絕。如果還不保險，黃龍方麵可以請求延安，看是不是把他弄到延安學習。

那麽，同都生、劉昌祈這兩人的表現究竟如何呢？高步林認為，劉昌祈表現不錯，而同都生表現不好。於桑的信中提到同都生時，用過“約定密下”一詞。就是說如果不能把他叫到韓城保安科，可考慮“約定密下”，但要絕密。這“約定密下”，應該就是秘密處決的意思吧。

關於這兩人的問題匯報到邊保，邊保以“西北局社會部”的名義答複，基本同意對這二人的處理意見。時隔九天，西北局社會部再次發出指示，要求動員同都生到延安去學習。不久，到韓城來指導工作的邊保情報科副科長袁心湖向邊保報告，同都生“已赴延大總校”。

本來，同都生的問題似乎已經解決，沒想到後來又節外生枝。同都生對自己竟然引起那麽多情報老手的關注，當然一無所知。到延大學習，是那個年代進步青年做夢都惦記的事。薛浩然、呂出、高孟吉都有過這樣的夢想，隻不過組織上沒給他們機會罷了。同都生得到這樣的機會，當然很樂意。他本來已經高高興興地隨隊奔赴延安，誰知行至中途，這批人總校又不要了，把他們轉到了韓城的延大財經分校。於是，同都生稀裏糊塗地回到了韓城。他這一回來，又讓袁心湖、高步林他們分外緊張。3月份，邊保已經更名為“陝甘寧邊區政府公安廳”。3月29日，袁心湖、高步林、史誌春又聯名給邊保寫了封信，請上級與延大商量，要延大由分校調幾個學生到總校去，其中應包括同都生。

這一問題終於得到了妥善解決。新中國成立後，同都生被分配到蘭州市公安局三分局工作。後來，高孟吉隨袁心湖去西寧組建青海聯絡站，到蘭州時，還和同都生見過一麵。

保密問題，還來自高孟吉本人。

對於高孟吉在韓城的公開工作，袁心湖和韓城保安科根據上級的指示，采取的是由友人推薦的方式，安排他在一所小學校教書；邊保派來的報務員、代號12號的李在良以小商販的身份，住在城裏一僻靜院落，由他控製高孟吉帶回來的電台。

讓高孟吉去小學教書，袁心湖、高步林是經過深思熟慮的。學校離城五裏地，和韓城保安科不遠，方便他們接頭。而且從氣質上看，高孟吉壓根兒不像個生意人，更像個學生。何況，高孟吉在韓城的同學不少，都知道高孟吉家境貧寒，他哪來的本錢做生意？相比之下，讓他當個小學教員就更恰當一些。再說，高孟吉雖然被成功策反，表現也不錯，但組織上對他還是有戒心的。對他要控製使用，那麽以教員職業作掩護是最容易控製的。教員圈子小，平時給孩子們上課還挺忙，基本沒時間外出；而且，這個職業過的是集體生活，最容易發現他有什麽毛病。而小商販身份則相反，活動範圍太大，根本無法嚴密控製。

此外，通過一段時間的觀察，袁心湖還向上級匯報了他對高孟吉的一些看法，比如高孟吉愛穿好衣服、喜歡女人，回到韓城後，就和他表妹有些纏綿。其實這事兒也很難說是高孟吉的錯。他是個文藝青年，長得挺帥，見過世麵，又從大城市來，何況，教書以後又和表妹成了同事，抬頭不見低頭見。涉世未深又有些文化的表妹喜歡他，也屬人之常情。

1949年4月，韓城縣委宣傳部的強伯重要找對象，有人給介紹了高孟吉的表妹。強伯重馬上就表示不解，因為他聽說這個姑娘在跟她表哥談戀愛，還知道她表哥是從西安綏靖公署秘密回來的。言下之意，人家知道高孟吉是跟韓城保安科有關的人。得知這個情況，高步林嚇了一跳。他馬上找高孟吉談了一次話，警告高孟吉和表妹相處要注意分寸，堅決不能談戀愛，而且要管住嘴巴，不能跟任何人提到自己的任務。此後，他又找了一個合適的人給強伯重遞話，說保安科對西安回來的高孟吉是持懷疑態度的，從而消除了一些影響。

保密不光在韓城成了問題，一野前總居然也有不少人知道了11號這碼子事兒。袁心湖隻好到前總專門跑了一趟，讓組織上管一管那些嘴巴不嚴的人，不要再亂嚷嚷。鑒於漏洞這樣多，於桑、袁心湖認為，把高孟吉再派出去似乎有些不妥。當然，是不是再把高孟吉派回西安，最終決定權不在他們這兒。

與此同時，被編為12號的報務員李在良也不安心在韓城工作。李在良認為，他來到韓城一個月，什麽事兒也沒幹成。因為發報機高周阻流圈壞了，得重配一個才能工作。憑他的能力，發報機根本修不好。他明確表示不想在韓城工作了，哪怕趁現在無事可做的時間回去一趟，解決一些家務事也行。他的愛人有病，來信說她不能再從事報務工作了，想改行。他得回去跟愛人商量一下。

對此，邊保指示於桑，他們的計劃，是要造成必要條件，把電台破獲，把11號高孟吉擠回西安。現在換掉12號李在良，就會多一個人知道這事兒。所以，要說服李在良安心工作，並且注意保密。

4月14日，史誌春向於桑寫信通報了一些事情，其中有這樣兩件：一是高步林生病了，連續發燒，大夫看過，說不清病因。兩天前，他已經交清手續回家養病了；另一件事，就是李在良已經坐臥不安，吵著鬧著非回延安不可，誰勸都沒用。

病中的高步林也寫信給於桑，重點提到了李在良的不安心。高步林害怕李在良再折騰下去，會把事情弄糟。他希望組織上重派一個黨性強、肯埋頭苦幹的人過來。

李在良幾乎每隔兩天就要給於桑寫一封信，催問延安是不是派人來接替他了。4月19日，於桑夫人楊瑞從韓城動身去大荔找於桑，要不是接替高步林成為韓城保安科長的史誌春勸阻，李在良差點兒就跟楊瑞一路同行去麵見於桑了。雖說沒走成，但李在良開始違犯保密紀律，在暫住地會見客人，而且不止一拔兒。他甚至把客人帶到放電台的樓上去，嚇得史誌春於21日晚把機器收起來，藏在了密室裏。趁此機會，李在良要求去位於土基的黃龍公安分處，說是暫住幾天，需要時再回韓城。史誌春再三說服，他才表示不去了。

這種局麵持續到5月中旬。因為高孟吉帶回的電台一直沒有和綏署取得聯係，所以，邊保派來的12號李在良最終沒有發揮多大作用。

• 國共都用的情報員

高孟吉帶著潛伏電台回到韓城後不久，組織上就意識到需要派出交通員去西安再跑一趟。這個交通員，應該是敵方交通員，此行的目的，應該是穩住綏署二處，同時探聽敵方對高孟吉有沒有生疑。此外，與李福泳的電台需要早一點兒建立起空中聯絡，同時要與西安的情報力量約定以後生人見麵時的接頭方式。

本來，高勉齋應該是最合適的人選。高勉齋不僅多次成功往返韓城、西安傳遞情報，而且和綏署二處密勤組長還有過當麵交鋒。像他這樣的交通員，應該說是可遇不可求的。可是，自從高孟吉帶著電台回到韓城後，組織上卻再也沒派他去過西安。這是為什麽呢？

這就得把高勉齋這個人往細裏說說。

高勉齋生於1919年，在溝北村，如果論輩分，高步林得叫他叔。高勉齋是個小商人，韓城保安科的《外勤秘密人員登記表》顯示，他“家有十五口人，五十畝地，房屋二十間，牛馬各一頭”。應該說，他的日子比一般老百姓還是要強許多。

1943年8月，二十四歲的高勉齋在宜川擺了一個小雜貨攤兒。宜川地處國共控製區的交界地帶，政治生態比較複雜。這個時候，和他一起在店鋪當過店員的鄰村鄉黨田安定已是邊保臨鎮檢查站的情報幹部了。一次，田安定找到高勉齋，讓他幫忙把國民黨宜川縣黨部的黨元愷約出來。黨元愷曾經是共產黨員，後來叛變，投了國民黨。高勉齋約來了黨元愷，田安定跟他進行了一次密談。後來，高勉齋聽說，黨元愷答應重新為共產黨工作，並且把他知道的一些國民黨宜川方麵的情報寫成書麵材料交給了田安定。

後來，田安定也讓高勉齋把他所知道的宜川國民黨駐軍和特務的活動情況寫成了書麵材料。高勉齋是一個小商人，邊保方麵何以問他國民黨特務的活動情況呢？這是因為他很可能還是國民黨方麵的諜報人員。從高勉齋來說，有這麽個身份，他在國民黨控製區做買賣出入就比較方便。但自打和田安定接上了頭，他就又成了共產黨的情報員。一個人腳踩兩隻船，他究竟算哪邊的人呢？韓城二次解放後，高步林仍對他委以重任，其實就說明了一切。

情報人員原則上都是單線聯係，和高勉齋聯係的，就是田安定一個人。1945年，隨著抗戰走向勝利，國共之間的情報戰不斷升級，田安定來宜川找高勉齋的頻率也越來越高。每次，高勉齋都會把他搜集到的宜川國民黨方麵的情報寫出來交給田安定。1945年秋，有同鄉跟高勉齋說，有人告他私通紅區，讓他快跑。高勉齋當晚就離開了宜川，跑到了臨鎮檢查站找田安定。可是跑了和尚跑不了廟，宜川的國民黨督察處抄了他的雜貨攤子，還把他媽抓去關了半年，後來花錢活動才放出來。

到臨鎮後，受臨鎮檢查站負責人張峰、石誌文的指派，高勉齋先後幾次回韓城，搜集韓城三青團的組織和活動情報，並且搞到一張韓城地圖。1947年春，高勉齋和遊擊隊長任江彬接上了頭。這期間，他做的仍然是隱蔽工作。但是，韓城第一次解放後，高勉齋的身份暴露了。一些遊擊隊員沒有預料到國民黨軍隊會卷土重來，他們跑到董釗老丈人家搜槍時，說是高勉齋讓來的。同年秋天，國民黨警察到溝北村抓高勉齋，高勉齋躲了起來。來人把高勉齋的老婆打了一頓，又把高勉齋的哥哥高月亭關了一個多月，家裏花了好些錢才保出來。

這一個月，高勉齋是在師作楨家的地窯裏躲過來的。師作楨是韓城井益村人，當時的身份是國民黨的鄉長。那時候國民黨大勢已去，但凡有點兒頭腦的人，都會想到給自己留後路。所以，這段時間裏高勉齋除了給遊擊隊弄子彈，還憑三寸不爛之舌策反了國民黨盤惠鄉的鄉長吉士純。盤惠鄉駐紮著國民黨的一個連，專門負責搜索共產黨遊擊隊。這個連一有動靜，吉士純就把情報遞給高勉齋。因此，國民黨軍隊多次進山圍剿遊擊隊都無功而返。

此間，國民黨53旅進駐韓城，城防營長是高勉齋熟識的別振武。1942年，別振武曾帶兵在溝北村駐紮，就住在高勉齋家，跟高勉齋處得不錯。聽說別振武來了，高勉齋動了策動別振武起義的念頭。他跟任江彬一匯報，任江彬說：“好呀，你覺得有把握就去試試。”說著，遞給他一顆手榴彈。

“我拿這東西幹啥？”高勉齋不解。

“別振武要是同意起義，當然啥事兒沒有。要是不同意呢？人家給你用刑，你扛得住嗎？要是談崩了，你就把手榴彈拉了，大家同歸於盡。”

高勉齋家裏上有老、下有小，自己還有生意，考慮再三，還是沒敢進城。此後，韓城的形勢越來越嚴峻，連遊擊隊都不得不東渡黃河，躲到山西解放區去了。遊擊隊臨走，任江彬讓高勉齋趕快離開韓城，找地方躲起來。高勉齋這才躲到了西安。聽村裏人說高孟吉在南關搞無線電，他就設法找到了高孟吉。這才有韓城二次解放後，高步林派他給高孟吉送信的事兒。打這兒起，高勉齋正式成為共產黨方麵的一個交通員。

搞情報工作，找到一個合適的交通員，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兒。比如，高步林曾派一個叫薛中兒的人去找過趙繼義。這個薛中兒到了趙家，不看人家家裏都有些什麽人，大談共產黨、八路軍如何如何好。那時候，西安城是何等的森嚴氛圍？趙繼義家跟李福泳他們的電台是隔壁，來來往往人很雜。他們家裏來了一個赤色分子，這要傳出去，還不夠趙繼義喝一壺？趙繼義嚇得幾天不敢回家，甚至準備逃出西安躲一陣兒。

作為交通員，高勉齋膽子奇大，社會交往能力強，隨機應變，這讓他能夠多次成功往返韓城和西安之間，完成組織交辦的任務。直接麵對綏署二處謝璿這樣的特務，，高勉齋毫無慌張之色，讓謝璿都想給他弄個“階級”。可見此人的心理素質非常好。

但高勉齋的缺點也同樣突出。首先是他身上的商人習氣。在韓城保安科的記錄上，高勉齋是所有情報力量中領取特別經費最多的人，他領取的經費項目包括招待費、家庭照顧、生病休養、路費、活動費等。高勉齋做事處處要算經濟賬，這讓熱血青年薛浩然、呂出等人很看不慣。1949年1月15日，吃過李福泳的婚宴，高孟吉到北大街高銘齋家去找高勉齋。他們原本約好在這裏會麵，但高勉齋卻出去跑生意去了。後來，他們在劉昌祈家見麵時，高孟吉就跟高勉齋發了一次飆。這以後，高勉齋才老老實實在住處待了兩天。

高勉齋社交能力強，在西安認識的人多。作為交通員，這是他的長處，同時也成了他的短處。因為他這人性格張揚外向，喜歡出風頭，總想讓別人對他高看一眼。遇到他眼裏的進步人士，他好像生怕別人不知道他在為共產黨做秘密工作。

對他身上存在的這些問題，高步林曾向組織上作過匯報。於桑對此憂心忡忡。考慮再三，鑒於高勉齋在西安有太多人認識，再加上嘴巴不牢，讓他充當敵方交通員已經不讓人放心了。陪高孟吉從西安帶回電台之後，他就再也沒有作為交通員被派出去過。

• 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畢業的

解放區村長

高孟吉離開西安時，劉慶曾、謝璿曾和他提到過陸上交通聯絡之事。謝璿告訴他，他這個潛伏組，編號為307組。在綏署這邊，高孟吉的化名是“張傑”，而與他聯絡的謝璿化名“程相如”。他們約定的聯係地點在北院門134號樹德生茶莊。

高孟吉回到韓城後，電台不能與綏署二處建立聯係。這種情況下，如果不派出交通員，他就會和綏署慢慢失去聯係。失去聯係，也就失去信任。而對於高孟吉，邊保方麵一直主張把他再派回西安，發揮更大的作用。所以，從高孟吉一回到韓城，韓城保安科就在為他物色交通員。高步林讓高孟吉推薦，高孟吉就想起了他的同學張永才。

張永才是韓城西莊東王村人，與高孟吉年齡相仿。1941年初夏，張永才小學畢業前夕，胡宗南的戰幹四團童訓班來招生。因為管吃管住，出證頂替征兵，畢業後還給分配工作，好些家境貧困的孩子報了名。張永才他們西莊小學一次走了三十多個孩子。在華縣，他們訓練一年後，分到了機踏車連。可是，在機踏車連當了幾個月的童子軍，他連機踏車是什麽樣子都沒見過，每天的任務就是上山伐竹砍柴。1941年底，他考上了西安北校場中央陸軍軍官學校七分校通訊軍官訓練班，和高孟吉、呂出、薛浩然等人成了同學。一年後，他被分到了軍隊，先後在48師、西交總隊、新2軍等處服役。

抗戰勝利後，他又被調到駐紮呼圖壁的新45師。張永才本想早點兒回家娶妻生子，這會兒卻越調越偏遠，因此一肚子牢騷。他就開始裝病，不肯接受新的工作任務，也花了點兒錢找關係打點上司。1947年5月，上麵給他批了短假，讓他回家。這一回家，他就再也不想回軍隊了。韓城二次解放後，張永才在鄉上、村上都當過幹部。高孟吉托人給他捎信兒的時候，他在他家鄉的村子當村長。這個時候，張永才看上去渾身鄉土氣，和一個大字不識的農民已經沒什麽區別了。

經高孟吉介紹，張永才在溝北村見到了高步林，兩人長聊了一次。過了一個來月，一天晚上，高步林派人把他叫到溝北村，然後又帶著他一起回到縣城。在縣保安科，高步林告訴他，要派他到西安走一趟。之所以選他去，是因為他和高孟吉是七分校通訊班的同學，同為王微的學生。他到西安的任務，首先是跟李福泳、薛浩然、呂出、徐學章等同學打聽一下，高孟吉到韓城之後綏署二處有什麽反應；第二，如果沒有什麽壞消息，就去北院門134號樹德生茶莊把高孟吉寫的信交上去；第三，主動跟茶莊接待人提出麵見劉慶曾處長。

為此，高步林、高孟吉和張永才一起，弄了個兩三頁的提綱，上麵除了高孟吉向劉慶曾匯報的內容，還有劉慶曾、謝璿可能會問的問題以及應該怎麽回答。他們讓張永才把內容背下來，並且演練了多次。

張永才出發的時間是1949年2月20日，頭一天晚上，他是在黑池寨落的腳。第二天，過了黑池，就進入國統區的朝邑。朝邑城除了北門之外，其他幾個門都封了。雖然有武裝人員檢查通行證，但也不嚴，走走形式而已。讓張永才費了點兒周折的，是如何過渭河。平時，一般是從倉頭鎮過河，但這裏的渡船都被封了。哪兒能過河呢？說是三河口，就是渭河、涇河和洛河的交匯處，離這兒還很遠。張永才邊往三河口走邊打聽，終於打聽到從比較近的大華路渡口就能過河。

到了西安才發現，大街上到處是工事，氣氛相當緊張。張永才一身韓城老農民的打扮，這身打扮從火車站出來並不引人注意，但當他走到小南門這兒，這身土得掉渣兒的行頭一眼望去就知道不是西安人，於是，他被小南門把門的兵盯上了：“過來，過來，你！”

張永才被帶到巡守亭進行盤問。一看他的路證，人家更懷疑，因為他來自解放區。問他來西安幹什麽，他說來探親。又問他親戚是誰，叫什麽住在哪兒，這些都是在韓城保安科演練時不曾設想到的問題。情急之下，張永才把高孟吉的表哥解常新說成自己的表哥，說解常新的爸爸是他的舅舅。他說舅舅臥床不起，家裏寫信把他從韓城叫來，幫著侍候病人。人家問他解常新家住哪兒，他說住在菊花園恭府巷。菊花園在東大街那邊，他為什麽跑到小南門來？張永才給出的解釋是：他要去黃家莊找一個同學。

這邊有病人等著他去照料，他卻過家門不入，先跑去找一個莫名其妙的同學，這理由擱誰看都覺著牽強。人家更不讓他走了。這個時候，天早就黑透了。張永才看實在脫不開身，隻好跟人家說了“實話”，他是來給綏署送信的。對方問他怎麽證明，張永才從褲腳把綏署二處發給高孟吉的通行證取出來。本來，這東西是讓他拿到北院門樹德生茶莊跟人家接頭時出示的。還好，守門的兵看過證件，一揚手讓他走了。出得城門，張永才才發現，大冷的天，他頭上的汗都冒出來了。

張永才出小南門要幹什麽呢？他要去黃家莊找李福泳。這就是派張永才來的好處，他跟李福泳他們全都認識，同學嘛。李福泳的駐地和趙繼義家挨著。這是一個大院子，有十多間房子。第一間是士兵們住的地方，這裏當兵的有七八個人，負責搖機、做飯和勤務；接下來一間是報房，裏麵架有機器，住著兩個報務員，也稱“班副”。對麵的兩間房子沒有住人，空著，作為飯廳使用。緊接著兩間房，是李福泳和新婚的媳婦住。再往裏走，就是趙繼義家了。在這裏，李福泳是台長，官最大。

李福泳一見張永才，眼睛瞪得牛一樣，半天才認出來。電台人雜，李福泳找來了趙繼義，三人一起到外麵院子裏說話。張永才照方抓藥，先問他們綏署二處對高孟吉回韓城有什麽反應。李、趙一頭霧水——他們壓根兒沒機會接觸劉慶曾，怎麽會知道他對高孟吉這事兒有什麽看法呢？李福泳隻能說：“也許沒什麽問題吧，反正我們沒聽說什麽。”

既然是這樣，張永才就說要去北院門送信。張永才口袋裏的那封信，是高孟吉以“張傑”的化名，寫給化名“誌明”的劉慶曾的，主要是跟劉慶曾要經費，並交代，他的困難來人略知。“關於咱處貨價，請隨時捎信告之可也。”這就是問劉慶曾對他以後的工作有何要求。

張永才把信拿出來給二位看了看，李福泳、趙繼義都覺得他去見劉慶曾不合適。連看城門的大兵問兩句他都緊張得不得了，去見胡宗南的特務頭子，還不是幾句話就讓人家發現破綻？所以，李、趙二人都勸他不要去送這個信了。自從革命公園聚會後，他們這幫人一直覺得，如果不進入綏署機要室，組織上想要的情報就不好搞到。為此，他們已經在托人活動，想讓趙繼義混進去。趙繼義決心很大，哪怕去受訓三個月也在所不惜。

第二天一早，李福泳給張永才找了身舊軍裝套上，這才讓他去找徐學章。徐學章剛從漢中回家沒兩天，他告訴張永才，西安綏署這邊已經在把大量的軍用品和官員家屬往漢中轉運。一天後，薛浩然也從三原回來了。他這一組的潛伏組長不敢在三原繼續待下去，帶著他們一起跑回了西安，讓劉慶曾給罵了一頓，現在要派他們去渭南。薛浩然把他搜集到的一些軍事情報告訴給張永才，包括從成陽至平涼、渭南、大荔、潼關等地駐軍番號、兵力等。

2月25日，張永才離開西安。這次，他帶回了薛浩然最新約定的聯絡方式：情報力量呼叫“CQ coo DF F20”，延安方麵聽到後回答“G>K DF F4B”。“coo”是胡宗南部隊的例行呼號，加在前麵是為了迷惑偵查台的監測。

徐學章的妻哥在一列貨車上當司機，因為列車上查得嚴，李福泳沒敢讓張永才買票上車，而是把他安排到那列貨車的火車頭上。到了華陰廟，張永才一路步行，於2月28日回到韓城。

張永才此行雖然帶回了一些情報，但並沒有達到預期目的。3月12日，高步林再次將他派往西安。為此，韓城保安科做了精心準備。

張永才到西安後，要先從側麵打聽一下綏署二處對高孟吉去韓城後的反應，是信任還是懷疑？如不懷疑，就可以大膽地去送那封信。離開西安時，張永才把高孟吉捎給劉慶曾的那封信撕得粉碎，扔到了廁所裏。這次走，高孟吉重寫了一封。劉慶曾使用過“張強”的化名，所以，高孟吉在信裏稱他為“強吾兄”。站在劉慶曾的角度，高步林、史誌春和高孟吉設置了一些問題，並且替張永才想好了答案。

首先，劉慶曾會問他和高孟吉是什麽關係。張永才可以照實說。畢業後，他的個人經曆也可以照實講，說到他脫離部隊留在農村的原因時，可以強調他是因為奶奶臥病，請假回家是為了看奶奶。因為婚姻問題沒解決，回家後，家裏非讓他結完婚再走。可是，等他結完婚，解放軍已經打到了韓城，想走也走不了了。因為跟高孟吉關係特別好，高孟吉信得過他，所以讓他出來送信。

接下來，劉慶曾會問高孟吉回去之後在家幹什麽。張永才可以說，因為怕別人知道他倆的關係，高孟吉不讓他去他家，他也不去張永才家，所以近況知道得不是很多。聽高孟吉自己說，他臘月二十幾到家的，機器是深更半夜想辦法弄進來的。為了不引人注意，過年期間，他根本不敢動電台。正月二十前後，他跑到老岩村他舅家去試架過一次機器。不知道是波長不準還是怎麽回事兒，反正很少聽到咱們這邊呼叫的訊號。可能因為使用時間過長，還把真空管燒壞了一副。這時，張永才可以展示他帶過去的那節燒壞了的真空管。

“他非常著急，當時曾到我家來過一次，要我給處長送信。我父親有病，哥哥到宜川做生意去了，家中無人照管，脫不開身，所在拖到現在才來。最近他又在不知什麽地方架了一次，因為他的手表壞了，每天時間對不上，所以也沒聽到咱們這邊叫他。最困難的是天線太長了，架設容易暴露。他希望我這次來給他帶回去一根短一點兒的天線。”

這段回答的巧妙之處在於，把高孟吉遇到的困難都說了，這等於回答了劉慶曾對高孟吉一去杳無音訊的質疑。因為有細節佐證，比如真空管燒壞了、手表壞了、天線太長等，劉慶曾就是仍有疑慮，也挑不出什麽毛病；可是，如果他想從張永才這兒打聽高孟吉的更多情況，張永才卻可以輕鬆地以“不知道”作答，因為這一切都是張永才聽高孟吉說的，他沒有親眼看到，除了帶來的那節燒壞的真空管。

如此一來，劉慶曾就隻能泛泛地打聽，比如共產黨怎麽對待西安回去的人，高孟吉有什麽打算等。韓城保安科替張永才想好的詞兒是這樣的：“普通由西安回去的知識分子，不是到學校參加學習，就是參加工作。高孟吉在家裏也待不住。種地，他下不了苦。做生意，他沒有本錢，再說身份也不合適，怕被人懷疑。他再三考慮，還是到學校教書，因為有許多教員都是他在家時的同學，可作保介紹。本來想到鄉村小學教書，又考慮到鄉村小學都隻有一個教員，教的是些年齡小的孩子，一會兒也走不開。於是又托人介紹，準備到高小教書。因為每個高小至少有十幾個教員，有事兒別人可以替他一下。這樣，他就能抽出時間和咱們這邊聯絡。聽說敵人的教育科已經批下來了，他應該很陝就可以去教書了。”

話說到這兒，劉慶曾就該對韓城解放後的情況感興趣了。韓城保安科連語氣詞都替張永才想好了：“唉！正是先甜後苦。去年共產黨到韓城後，對老百姓表麵很好，今年就不同了。參軍、抬擔架、支差要糧，最近又鬧鬥爭，弄得許多人都跑出來了。西莊區五鄉柳枝村的孫光祖就嚇跑了。最近，又要每個婦女做軍鞋，還編婦女隊，弄得家家雞犬不寧。”

作為胡宗南綏靖公署的特務頭子，劉慶曾的關注點不可能隻在高孟吉一個人身上。一野的動向、山西解放軍是否渡過黃河，一定是他所關心的問題。韓城保安科讓張永才如此作答：“自咱們放棄大荔、朝邑、平民後，韓城就算後方了，軍事行動是看不到的。不過有些後方機關向前移動，路上多是些老百姓做運輸工作，馱軍鞋、運軍糧、運子彈的車很多。沒看到山西大軍往這邊過，但老百姓都議論，太原如果被共軍占領，西安就快了。來西安的一路上，我們由平津方麵下來的零星回家的軍人很多。”

當然，張永才還要見縫插針地誇誇高孟吉的敬業精神，比如說他動身前一晚，“高孟吉整宿都沒睡，真急啊！人都比過去瘦多了！”

張永才上了路，高步林給他備下了解放區、國統區兩邊的通行證，還讓他再次帶上了高孟吉化名“張傑”的綏署通行證。另外，給他準備了一百萬農洋和十五塊銀元。這些銀元還是跟韓城一個商人借來的。因為張永才這次的身份是個去西安進貨的小商人，所以，他渾身上下的行頭也都換了，到了西安，不至於讓人一眼就看出是個外地的鄉巴佬。可是，誰也想不到，高步林費盡心機包裝出來的交通員，卻因為身上帶的這筆錢斷送了行程。

離開韓城，張永才直奔三河口，準備從那兒渡河。過河前，有保六旅的士兵對旅客搜身檢查，張永才藏在衣裳裏的銀元被發現了。一個少校軍官對他進行審問。張永才提到了牌子很大的王微，人家卻不買賬；被關了一夜之後，張永才又把那張高孟吉寫給劉慶曾的條子拿出來給少校看，人家還是不認。把他關了一天兩宿之後，這夥人又把他送回朝邑，當街釋放。這時候張永才才想明白，那個少校之所以六親不認，是因為他橫下心要貪汙那些銀元。

身無分文的張永才沒法再去西安，隻能掉頭往韓城走。兩次都沒能完成組織上交給的任務，張永才羞愧難當。尤其是這次，不僅事兒沒辦成，還把寶貴的經費給丟了。見到高步林時，張永才忍不住號啕大哭。，高步林卻沒有責備他一句，而是馬上安排炊事員給他做飯。

這次回來，張永才大病了一場，去西安的事兒沒有再往下說。後來，大荔分區公安分處成立，高步林調過去當副處長，把老實忠厚的張永才調到了身邊工作。張永才正式的工作履曆，應該就是從那時開始的。

•  被利用的親戚

敵方交通員的工作，隻好由高孟吉提供的替補人員王鶴齡來接替。

高孟吉的媳婦王萍是韓城西莊區寺莊村人。王萍的二哥王鶴齡時年二十六七歲，初小文化，能看報和寫普通的家信。王鶴齡從小在家務農，抗戰期間在宜川、合陽的電話局做過事，之後回家做點兒小買賣。1949年正月裏走親戚時，高孟吉跟王鶴齡提過，想讓他幫忙到西安跑一趟，至於做什麽，他沒說。後來，組織上讓張永才擔任他的敵方交通員，他就沒再跟妻哥說這事兒。

張永才第二次去西安遇阻後，就在家裏養病。高步林、史誌春決定，讓高孟吉跟他妻兄說，給他當一回敵方交通員。4月8日下午，王鶴齡被高孟吉約到他教書的學校。高孟吉告訴妻兄，他是國民黨綏署派到韓城潛伏的，帶有電台。回來兩個多月了，連一封信都送不出去，十分著急。他托王鶴齡去西安跑一趟，把這封信送過去。“需要的通行證，我都給你準備好了。”

韓城二次解放有一年多了，但王鶴齡這人卻沒多高的政治覺悟。不就是給小舅子跑腿嘛，外人又不會知道。“去就去吧，就是路上可能不大好走，聽西安回來的商人說，過渭河，要花銀元呢。”

高孟吉告訴妻兄，錢不成問題。王鶴齡平時做點兒小生意，正眼紅別人從西安帶回來的貨好賣，有這個機會去跑一趟，在他來說也是有點兒賺頭的。再說，華陰、渭南這一帶他人地兩熟，隻要過了渭河，一切都好辦。兩人約好第二天晚上在王鶴齡家詳談。

4月9日是星期六，下午給學生們上完最後一節課，高孟吉就往寺莊村走。等到晚上八點多，王鶴齡才回來。高孟吉讓王鶴齡轉告劉慶曾，他曾前後三次帶信，都沒聯係上。正月裏，有人去西安，他托人家帶了一封信，到了西安再郵寄，收信地址是北院門134號樹德生茶莊蘭敬齋收，但這封信如石沉大海，沒有任何回音；第二次，他托一個商人把信帶到西安北院門樹德生茶莊，但這人說沒找到地方，回韓城之前，怕出事兒，他把信撕毀了；3月中旬，他又托他的一個好朋友前往西安送信，但是，在三河口渡口處，被保六旅華山部第一大隊第一支隊楊隊副沒收了身上所有的錢財。丟了這筆錢，朋友氣病了，一再跟他索要賠償。所以，他希望劉處長過問此事，把這筆錢追回。

除此之外，高孟吉還讓王鶴齡捎話給劉慶曾，他的經費非常困難。因為沒錢，他把手表給賣了。收發報沒手表可不行，所以，得給他捎塊手表回來。另外，讓王鶴齡問劉慶曾要兩匹大青布。西安大華紗廠出的這種大青布，在韓城銷路很好。作為商人，帶些布上路在國共兩邊都不會有問題。把布帶過來，很容易變成現錢。

聽說高孟吉要讓他帶信，王鶴齡不同意。“有啥你告訴我就行了，我盡量記下來，轉告人家不就得了嗎？這東西要是讓搜出來，那可不得了。”

“沒事兒，回來時我經過這邊的檢查站，解放軍一般不會全身搜查。”

好說歹說，王鶴齡才勉強答應帶信。4月10日，韓城下了一天的雨，直到黃昏才停。高孟吉在宿舍閉門寫了一張便條和一封信。兩樣都是一式兩份，一份交王鶴齡帶走，另一份交韓城保安科存檔。便條稱劉慶曾“誌明吾兄”，問他捎去的信是否收到；稱王鶴齡為“王蔚斌”，讓“誌明吾兄”把大青布交來人帶回。

天一晴，高孟吉就趕往幾公裏外的縣城保安科。他把布置王鶴齡去西安送信的詳細經過當麵跟高步林、史誌春二人進行了匯報。從保安科，他取了給王鶴齡的盤纏十塊銀元、一百萬農幣和已經辦好的通行證。單從錢數上看，一個人跑趟西安根本用不了這麽多。可見，為了讓王鶴齡跑這樣一趟腿，保安科是不惜代價的。

當晚八點多，王鶴齡摸黑來到高孟吉家。高孟吉告訴他：“我正發愁到哪兒給你弄路證，昨晚正好在喬南區公署碰到了薛文亭。文亭你知道吧？”

薛文亭在公署當秘書，跟高孟吉是朋友，王鶴齡知道這人。高孟吉不能說路證是從保安科領的，他告訴王鶴齡，他找薛文亭弄來兩張路證，一張是縣商會發的，另一張是保安科發的。“保安科發的這張是通行證，一過邊境，你就得把它撕了。縣商會的路證過河之後可以用。”接下來，高孟吉把十塊銀元、一百萬農幣以及寫給劉慶曾的信交給王鶴齡，“把信藏好了。這事兒宜早不宜遲，你明天早上就出發吧。”

臨分手，高孟吉握住王鶴齡的手，用力地搖了一下：“一路保重！”他托妻哥去西安的事兒，當時連他媳婦都不知道。

第二天，王鶴齡一早就出門了。一路上特別順利，解放軍沒搜出他帶的信，國民黨兵也沒有搜走他帶的銀元。4月15日下午，一到西安，他就直奔北院門，找到134號的樹德生茶莊，告訴夥計要見蘭敬齋。蘭敬齋三十來歲，穿著長袍，看上去像個斯文的生意人。按高孟吉的吩咐，王鶴齡取出那張便條遞上去：“我從韓城來，是張傑派我來的。我要麵見劉處長，有重要事情匯報。”

“好，好，我這就給處裏打電話。”蘭敬齋鑽進裏間，不一會兒又出來，“電話打過了，處長不在。這樣，你剛來，先住下，明天早上再說公事。”

第二天一早，王鶴齡收到條子，綏署二處的謝璿組長有請。綏署二處搬到了新地方，王鶴齡照著條子上的地址，來到新化巷171號，見到了謝璿。王鶴齡牢記高孟吉的話，一定要見了劉慶曾才說。謝璿便把他引見給二處秘書科的唐科長：“劉處長沒在，唐科長現在就代表他，有啥情況你跟唐科長說吧。”

這時，王鶴齡才從懷裏把高孟吉寫給劉慶曾的那封密信拿出來。唐科長看過信，顯得十分興奮。他把信交給了一旁的謝璿，謝璿看過也是一臉的燦爛。“張傑同誌真有辦法。放心，他所有的要求我們都會照辦。他什麽時候能回來一趟？”

王鶴齡照著高孟吉交代的說法告訴對方：“他現在在教書，脫不開身。他讓我告訴你們，再聯絡，得在晚上，白天不行。”

此次西安之行，王鶴齡並沒有見到劉慶曾。20日上午，他再次在綏署二處見到了謝璿和唐科長。唐科長把劉慶曾的回信交給了王鶴齡。信上約定了電台聯絡時間、波長、呼號以及電報代號等，另外，高孟吉這組的番號也由“307”改為“106”了。高孟吉要的手表、阻流圈，唐科長都交給了王鶴齡，另外還給了他十塊銀元和一個挺大的金戒指。

“這些可比兩匹大青布值錢。”唐科長說。

至於大青布，也就沒再給辦。另外，張永才在三河口被保六旅搜走銀元的事兒，唐科長叮囑不宜再張揚：“如果找對方要回這筆錢，恐怕就會有好些人知道這事兒，這對張傑同誌的隱蔽非常不利。”臨分手，謝璿還專門給王鶴齡開了介紹信，讓他到三河口集義隆糧店找何通洋組長，由他護送王鶴齡過河。

回到韓城，高孟吉隻留下了劉慶曾的信和捎回來的手表、阻流線圈，銀元和金戒指都讓王鶴齡留著。

跑了一趟西安，還落了些油水，起初，王鶴齡心裏挺高興。前後十來天不在村子裏露臉，他一回來，就有人問他幹什麽去了。也是話趕話，他忍不住跟兩個信得過的親朋說了這事兒。一聽他跑西安幹這事兒，朋友替他捏了把汗，王鶴齡這才覺得貪圖蠅頭小利，幹了件蠢事。當天晚上，他就睡不踏實了。

回來第二天晚上，他就被高孟吉叫到縣城。一進保安科的大門，王鶴齡嚇得夠戧。他心裏直打鼓，想破天都想不明白，他這個妹夫怎麽國共兩邊統統吃得開。史誌春科長親自跟他談話，他隻好把去西安的前前後後一五一十地都講了出來。這時，王鶴齡已經暗暗下定決心，從此不能再跟這個妹夫打交道了。在王鶴齡眼裏，高孟吉是個很陰的人．。他卻不知道，這一切都是組織行為。 

• 手足之情最放心

1949年4月14日，當高孟吉的敵方交通員王鶴齡尚在去西安的路上時，於桑、袁心湖和韓城縣保安科方麵已經在著手派出去西安的另一路交通員。原計劃由張永才一個人完成的工作，現在需要兩個人分頭去完成。

在過去的一年裏，韓城縣盤龍鄉大南溝村三十九歲的農民薛萬亭家的倒黴事兒一件接著一件。先是老父親去世，接下來他的小兒子病死，他家種地離不了的大牲口又被人偷了。像他們這樣的普通農家，要重新買一頭牲口，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兒。更何況，給老人、孩子看病，薛萬亭家已經花去了不少錢。夜深人靜，薛萬事常常一個人披件衣裳坐在門外“叭達”、 “叭達”抽旱煙，煩得不行。

薛萬事排行老四，上麵三個哥。因為家境貧寒，老大、老二從沒念過書，從小就跟著父親種莊稼。到薛萬亭這兒，家裏日子稍好點兒。十三歲時，薛萬亭被送進私塾，念了三年書。之後，他就像高勉齋一樣，進入商鋪當學徒。現如今，他除了偶爾跑點兒小本生意，大多數時間在家務農。因為留在家裏的幾個兄弟就他一個識字的，所以，這個家裏唱主角的其實就是他。

薛家的老五，就是薛浩然。雖然薛浩然比薛萬亭文化高，但他不在家，不能指望他。不光指望不上，因為薛浩然不想跟媳婦過，在家裏，媳婦已經鬧得很厲害。她不光把家裏一些東西往娘家搬，還到政府舉報國民黨軍官薛浩然悄悄回過家。

1948年11月，薛浩然沒回韓城之前，高步林就曾跟薛萬事談過話，打算讓他出任薛浩然、高孟吉等人的交通員。後來，因為派出了高勉齋，交通問題解決了，就沒再讓他出去。和薛萬事接觸之後，高步林、史誌春都認為，薛萬亭為人正直、忠厚老實，可以勝任交通員的職責。

1949年4月，在李福泳的電台和邊保情報科有了聯係之後，以前薛浩然回韓城時與高步林他們約定的聯絡密碼就顯得太簡單，迫切需要將新的聯絡方式傳遞到西安。而這件事，又不能讓作為敵方交通員的王鶴齡來做。薛萬亭到過西安，和李福泳、趙繼義、徐學章他們都很熟悉。再說，薛浩然和媳婦鬧離婚的事兒，熟悉的人都知道。現在，薛萬亭來西安找他說這個事兒，既不會引起村裏人的猜想，也不會引起西安方麵的懷疑。高步林、史誌春跟薛萬亭先後提過幾次，想派他去西安跑趟交通，薛萬亭都表示同意。

4月14日，剛剛上任的韓城保安科長史誌春派一個名叫徐玉田的便衣把薛萬亭送到了大荔公安分處，由於桑、袁心湖具體跟薛萬亭布置工作。其實，除了薛萬亭，於桑、袁心湖手上掌握的交通員還有兩個，一個姓李，韓城人；另一個姓任，是大荔公安分處駐合陽直屬情報點的。

在選擇交通員時，他們依據的是這樣幾個條件：首先，要有適當的文化程度，能夠不帶信件即可口頭傳達我方指示、對方報告，以避免敵人路上檢查。第二，認識薛浩然等人中的一個人。韓城保安科此前除了跟薛浩然之外，跟其他力量都沒有約定聯絡方法與暗語，而當時，薛浩然被抽到潛伏台，沒有固定聯係地址，有固定地址的隻有李福泳和趙繼義，他們都對生人去聯絡持不信任態度。這方麵，有那個嘴上不把門的交通員薛中兒作反麵教員。第三，交通員要對來往西安路上的情況相當熟悉，有適當社會經驗和掩護方法。第四，忠實可靠，能保守秘密。

以上條件，第一條，三個備選交通員都不具備；第三、第四條，三人都具備。符合第二項條件的，隻有薛萬亭。

決定派薛萬亭出去後，袁心湖就開始訓練他使用密碼，試圖讓他出行不帶任何信件。但是，訓練了一天，發現薛萬事的文化程度還是低了點兒，無論如何也學不會。沒辦法，袁心湖隻好把密碼等內容寫在一塊綢子上，縫在他的棉褲裏麵。有人會問，4月中旬，薛萬事怎麽還穿棉褲？確實是在穿棉褲。不光他，陝西的農民都這麽個穿法。他們一般就兩種褲子：棉褲和單褲，而且，裏麵還不穿褲衩。

三河口對韓城去西安的人查得很嚴，於桑他們原本想讓薛萬亭繞道蒲城去西安。但是，薛萬亭對蒲城一路完全陌生，路上遇到的情況恐怕他是應付不了的。於是，他們決定，薛萬事還是走三河口，實在不行就用大洋收買當兵的。隻要過了三河口，他就可以趕到華陰廟，從大荔公安分處秘密聯係的商人那裏取得去西安的路條。

4月18日，薛萬亭從韓城出發。經過三河口，他口袋裏的大洋發揮了應有的作用。盡管如此，當兵的仍然把他上上下下仔細搜查了，當然，縫在棉褲裏的綢子他們並沒有摸出來。過了三河口，他在華陰廟順利地拿到了路條。這回，按照於桑、袁心湖的要求，他沒有進城，而是住在城牆外的徐學章家。在這裏，他和薛浩然、李福泳、趙繼義取得了聯係。李福泳、趙繼義還在老地方，而薛浩然此時工作的地方就是三河口。徐學章人在三原，呂出也沒在西安，他們兩人跟薛萬亭沒有照上麵。

這次派薛萬亭去西安，最主要的目的是和情報力量約定聯絡方式，特別是空中聯絡。他把寫在綢子上的密信交給李福泳，李福泳同樣把空中聯絡的約定寫在了一塊綢布上，仍舊縫在薛萬亭的棉褲裏。日後，胡宗南部隊三部電台能和延安方麵順利聯係，和這個令人拍案叫絕的密碼設計密不可分。

以前，情報力量不敢和韓城派去的生麵孔進行接觸，是因為邊保方麵與情報力量沒有約定一個接頭方式。薛萬亭此行，帶回了今後的陸上聯絡方式：聯絡地點就定在西安火車站北建國巷6號徐學章家，到那兒無論找徐學章，還是找趙繼義、李福泳或者薛浩然都可以。見麵後，邊保方麵派出的交通員要在寒暄中解開自上而下的第一粒紐扣，撫弄一下再扣上；接著解開自上而下的第二粒紐扣，撫弄一下再扣上。接下來，交通員會問對方：“你是萬國祥嗎？”或者：“你是趙琳嗎？”萬國祥就是薛浩然，趙琳就是李福泳。薛萬亭捎去了於桑、袁心湖的指示，以後的交通員不可能總由熟人來做，必要時會派去生人，必須牢記這樣的接頭方式。

此外，還有一個不好的消息。薛浩然讓薛萬亭回韓城捎話，王微已經知道高孟吉投降了，現在人和機器的情況都不敢給上麵如實報告，隻是說他可能跑了。綏署二處這幫人氣得不得了，說是要派人去韓城，一槍把高孟吉打死。但是，南京、太原解放後，他們已經顧不上這事兒了。不過，薛浩然仍然建議讓高孟吉到延安去學習，避避風頭。

韓城人廉性毅和薛浩然他們是一撥兒出來的，現在也在通四團當電台台長。薛萬亭認識此人。薛浩然專門叮囑薛萬事不要跟他見麵，可他們還是碰見了。廉性毅拉著薛萬亭的手，問他來幹什麽。薛萬事說了薛浩然跟媳婦鬧離婚的事兒，還說他馬上要回韓城。一聽這話，廉性毅請他無論如何跟自己老婆同路，把她捎回韓城去。看來，廉性毅的思想已經動搖了。他主動跟薛萬亭說，讓他回去給高孟吉捎話，千萬不要再回西安。再多聊幾句，薛萬事發現廉性毅還知道高孟吉跟他表妹談戀愛的事兒，可見，高孟吉的風聲還是透了出去。這個時候，王鶴齡還沒有按照規定時間返回韓城，於桑、袁心湖都以為他可能被綏署二處抓起來了。

高孟吉是怎麽暴露的，或許永遠是個謎。原來設計的讓高孟吉再回二處的計劃也就泡湯了。

4月30日，於桑、袁心湖給邊保起草《關於26號等之交通聯絡之綜合報告》時，尚不知道王鶴齡已經平安回到韓城。他們擔心，如果王鶴齡被抓，會殃及池魚，威脅到情報力量的安全。但從薛萬亭捎回的信息看，李福泳、薛浩然他們還是很安全的。

說起來，薛萬亭此行隻有一個小瑕疵。本來，於桑、袁心湖教他捎口信兒，把西安的力量與延安用新的聯絡方式進行空中聯係的時間，定在薛萬亭動身去西安的十五天之後。因為綢子上不能寫太多的字，何況這就是一句話的事兒，於桑他們以為他肯定能把話捎到。可薛萬亭到了西安後，還是把這句話忘到了九霄雲外。

• 交通員們的人生軌跡

1949年底、1950年初，全國公安機關幹部還非常缺乏，像高勉齋這樣對革命有貢獻、有一定文化、年紀也不算大且在公安係統中有一定人脈的人，應該有很多機會可以參加工作。1949年12月，高步林還讓渭南公安處來過商調他的函。但是，高勉齋並沒有離開韓城。拴住高勉齋的，是1950年初縣上新近成立的一個私營麵粉廠。

當年國民黨還鄉團抓高勉齋沒抓著，把他哥抓去投入大牢。為救他哥，家裏把準備賣了買糧吃的棉花出手，贖他哥出來，又跟人家借了三千多斤小麥度饑荒。高勉齋自稱出任麵粉廠的總務，就圖每月能掙一袋麵，好還人家的債。也有一種說法，高勉齋其實是這家私營麵粉廠的三個股東之一。可以想見，高勉齋對商業的考慮還是占了上風。

1984年10月，高勉齋受邀到新疆參加邊保南線外線工作座談會時，對他到麵粉廠工作有另一種說法：當年，這家私營的麵粉廠人員複雜。在高步林從渭南回家鄉時，高勉齋跟他說要去這家麵粉廠當總務。高步林讓他繼續監視廠裏的敵特分子活動。但事實上，直到1952年，高勉齋才知道麵粉廠的經理黃百川是國民黨的便衣組長，會計主任滕歲午是“軍統”特務，而管理層另兩位當過國民黨軍隊的團副。1953年，廠裏的三個負責人被政府關押，工廠也被政府接管。政府派來了一個廠長，但留用了高勉齋。高勉齋在這家麵粉廠一直工作到1976年，後被調到火車站負責新建油脂廠。最後，高勉齋在這家油脂廠退休。

臨退休，高勉齋對自己的一些問題沒能解決耿耿於懷。最主要的是組織問題。據他回憶，1949年6月，經史誌春和保安科的段繩祖介紹，縣領導吳沙浪、孫祖批準，他就入了黨。史誌春曾把領導的批複拿給他看過。但是，這年9月份，史誌春調走了，他的事兒沒人管，申請書莫名其妙在縣政府建設科放了三個月，又退回保安科。新中國成立後，他對組織問題多次提出恢複申請，本來麵粉廠的廠長高俊傑等人已經同意給他辦這件事了，可正趕上“文革”，他的事兒又沒人管了。黨籍問題不能解決，是高勉齋一生中的最大憾事。

交通員張永才走了高勉齋沒走的那條人生道路。1949年5月20日，西安解放的同時，陝東也宣布解放，盡管華山上還暫時盤踞著韓子佩這樣的頑敵。隨著大荔公安分處成立，高步林成為大荔公安分處的副處長，張永才被調到高步林身邊工作。1950年5月，大荔、渭南兩地區合並，張永才又成為渭南公安處的一名幹部。鎮反後的1952年2月，張永才作為渭南公安處新勞改大隊一中隊的隊長，押運一批犯人進入新疆焉耆。把犯人交給解放軍步兵某部之後，他也被人家留了下來，由公安幹部變成了解放軍幹部。

此後，張永才被定為正連級，首次授銜時被授予上尉軍銜，先後擔任過迪庫公路工程處的連長、二渠工程處的秘書組長、師部的幹事以及部隊勞改支隊的隊部參謀。1956年，他被轉入新疆建設兵團當農場技術員。1957年，他又被調到黑龍江密山鐵道兵農墾總局饒河鐵道兵農場、饒河農場任技術員、作業組長，直到1964年10月轉業回鄉。

從成為一名解放軍連級幹部之後，張永才再沒能在仕途上前進一步。反而，他還早早脫了軍裝。他所在的農場也都是些偏遠、條件艱苦的地方。現在看來，他後來的經曆，恐怕和他在國民黨軍隊待過不無關係。回韓城之後，張永才在棉花檢驗站工作十六年，1980年為解決子女的就業問題，病退讓孩子頂班。不過，1982年，張永才總算趕上了一次政策，他的退休被轉為離休。

交通員薛萬亭在圓滿完成任務回到韓城後，他就成為組織上重點培養的對象。這以後，薛萬亭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並且出任過一任鄉長。1961年，薛萬亭病故。他膝下沒有兒子，養子薛萬喜在韓城縣公安局食堂當炊事員。1969年，病故多年的薛萬亭被村上的當權派開除黨籍，戴上了富農分子的帽子，二十七歲的薛萬喜被整得服毒自殺。他死之後，他的媳婦帶著孩子改嫁，薛萬事家至此再沒有任何人了。“文革”後，薛萬亭父子二人的事情再沒有人過問，遠在新疆的薛浩然對此也是有心無力。

但是相比“敵方交通員”王鶴齡，他們的遭遇都算不上什麽。當年被韓城縣保安科叫去談話之後，王鶴齡在政治上就成為用過的藥渣，不可能再受到任何信任。那就當個農民唄，何況，他本來就是個農民。按說，王鶴齡被韓城保安科派到西安當敵方交通的事兒是保密的，很長時間都沒什麽人知道。但到了“文革”，不行了。保安科的這段檔案被曬了出來，王鶴齡被村上的群眾鬥得死去活來，最後徹底瘋掉了。王鶴齡至死都不再認妹妹王萍和妹夫高孟吉，他想不通，跟妹夫無冤無仇，為什麽他要這樣坑害自己。2012年春節，在已經更名為高健的高孟吉家中，高孟吉與妻子王萍說起王鶴齡，都十分感傷。特別是王萍，說著說著不禁老淚縱橫。這是兩位老人的終生之痛。

• “CQQ”接通晉綏電台

李三善，陝西神木人，1930年生，1944年參加革命，194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解放戰爭開始後，他在晉綏公安總局電台學了報務，之後被派到平津情報工作站電台當報務員。1948年9月，李三善由平津情報站調回晉綏，負責晉綏公安總局的電台工作。他這個台有三名報務員和一名見習報務員，配備有主振15瓦和哈特萊5瓦發報機各一部，“四管”和“三管”收報機各一部。

1949年1月上旬，晉綏公安總局急令李三善帶上電台由山西榆次太原情報工作站速回位於臨汾的總局，另有任務。回到臨汾第二天，總局情報科長盧劍仁給了李三善一張紙條，上麵是一組電台呼號與波長，但沒有聯係時間。“這是西安綏署的一個電台台長寫的，他願意使用電台給咱們提供情報。總局領導已經決定，抽一部電台專門與他建立聯絡，這個任務就交給你。”

領了任務，李三善就在他住的那孔窯洞的炕上架起了電台。連續守了兩天，有時候他也呼叫對方，但都沒有一點兒動靜。為了讓人和機器都得到一定的休息，又不至於漏掉聯絡，盧劍仁讓他“轉著圈圈聽”，就是把一天二十四小時分為三段，每天連續守聽其中的一段。這樣聽了十幾天，還是沒有聯絡上。1月下旬的一天，盧劍仁與情報科外情張澤濤來找他，遞給他一張折皺的紙條子：“白叫你辛苦了，呼號、波長早變了。給你新的。”

呂出離開韓城之後不久，秦波、關克的西安情報工作站就開始向西安派交通員。第一次派出聯係呂出等人的交通員叫宋振幫。他人雖然到了西安，但不知道什麽環節出了問題，被特務盯上了。最終，他沒敢跟呂出聯係。第二次派去的交通員黨仲超總算跟呂出取得了聯係，見麵時，他們的聯係方式就是在韓城約好的一句話：“你舅舅向你要錢。”黨仲超拿到了呂出提供的電台呼號、波長和密碼。本來，他把電台聯絡文件分裝在幾個香煙盒子裏，走到華陰廟過夜時，他覺得這樣裝不穩妥。那時候，過渭河檢查得特別嚴，當兵的還喜歡揩油。一旦這香煙被搜了去，誤事兒不說，還有可能人頭落地。

第二天，他沒有馬上上路，而是在他表哥的幫助下，買了兩筒補自行車內胎的膠水，把文件塞進膠水筒裏。這種膠水不在禁運品之列，何況量又不大，所以沒有引起國民黨檢查站的注意。黨仲超終於把新的電台聯絡方式帶了回來。

李三善拿到手的電台聯絡文件，不僅有雙方的波長、呼號，而且還規定了每天早晚各一個固定的聯絡時間。頭三天裏，李三善收到兩次西安的呼叫，但回答不通。李三善意識到，回答不通的原因在於距離太遠，西安到臨汾直線距離超過三百公裏，他們使用的5瓦發報機功率達不到。而且對方為了安全起見，不可能長時間呼叫和守聽。據此，李三善向總局副局長李甫山、情報科長盧劍仁建議把電台往西安方向靠近，縮短通訊距離。

2月初，盧劍仁帶領總局機關的幾名幹部和電台由臨汾出發。這回電台就隻有李三善一個報務員，盧劍仁讓他路上就不要再聽了，到了韓城再說。他們騎馬走了四天，到禹門口，經過一路的顛簸，李三善對電台有些不放心，就從馱子上取下來檢查，情況還好。他掏出懷表一看，已經是晚上8點40分，再過二十分鍾就是和西安綏署那部電台約定的聯絡時間。於是，李三善把收報機的刻度轉到聯絡西安台的位置上，隻守了幾分鍾，就聽到一個信號比較強的“CQ”台在工作。

李三善認真地聽了兩遍對方的呼號，發現此人的自呼和綏署那個台長聯絡他們台的自呼完全一樣，隻是被呼少了一個“Q”。他初步斷定，應該就是這個電台。剛過晚上9點，這個台結束了工作聯絡，緊接著李三善又聽到了呼叫信號：“coo CQQ DE……K”。這個呼叫的意思是“CQQ，請回答”。這下李三善急了，他這兒天線還沒架起來呢。他跟搖機員說：“架天線恐怕來不及了，你快去喊兩個人來，爬上房頂，用手把天線給拉起來。”

搖機員等人上了房頂，李三善這邊一連應答了好幾遍，還是沒有聯絡上。對方又開始跟同網的另一個台正常通報了。不到十五分鍾，天線架好了。那位台長正在跟另一個網內電台重複電報，不多久，他們結束了聯絡。接下來，“CQQ CQQ DE……K”的呼叫再次傳來。李三善興奮地大喊一聲：“搖！”

搖機員平穩地搖動著發電機。“GBH GBFI GBH DE F4B F4B……”李三善發出呼叫應答，這時，他再次聽到對方的呼叫並拍發的“R”，這個“R”的意思就是“聽到了”。 李三善像初次上機的實習報務員一樣，緊張得不得了。幾分鍾之後，對方告訴他，有報要發，李三善請他稍等，然後馬上請示守在發報機跟前的盧劍仁。盧劍仁指示：“收報後，跟他約定明天晚上9點再聯絡。”

這天，李三善收到了一份幾十字的短報，譯出來一看，原來是要他們使用發射功率大一些的電台再聯絡。“這家夥，站著說話不腰痛，要有大功率的電台，我們跑這兒來幹嗎？”

人家腰痛不腰痛不知道，但李三善他們的發報機確實很不給力。到了韓城，兩台之間的聯絡始終不夠順暢，李三善發了幾十字的電報，人家就得重複兩三遍。西安那邊總說信號小，要他們“QRO”，就是“加大發射信號”。 李三善很著急：“電台呼叫時間過長，報文重複過多，信號在空中出現的時間就長，這對西安台的安全是很不利的。”

聽李三善這麽說，盧劍仁也直點頭：“過兩天咱們還得往前走，盡量靠近西安。”

在韓城住了幾天之後，他們又搬到了合陽東南十多公裏的坊鎮。這已經是解放區的最前沿，盧劍仁、李三善一行與先到這裏的西安情報工作站的秦波等人會合。到了坊鎮，發報機信號弱的問題迎刃而解。從此，兩台之間的聯絡都能順暢地進行。

西安小南門大有巷和朱雀門裏的五嶽廟門配有國民黨軍隊的電訊監測台，晝夜不停地對其內部電台進行空中監測，檢查他們是否按規定的波長、呼號進行工作；同時，還使用西安、蘭州，太原等地的測向台，用三角交會的辦法，對西北解放軍電台進行監測和偵查。在無線電通信中有一個國際通用的術語，叫作“呼叫網內各台”，其符號就是“CQ”。薛浩然回韓城時，和高步林他們約定的呼號是“CQQ”。多一個“Q”，目的就是隱蔽自己、迷惑國民黨監測台。李福泳電台在西安綏署無線電網絡內擔任主台，對下聯絡四家。他聯絡網內其他台時，呼叫“CQ”，多加一個“Q”時，就表示“自己人上機了，請CQQ出聯”。

晉綏公安總局西安情報工作站電台與李福泳電台的聯絡多約在深夜和淩晨進行。那個時候，雖然國共雙方的無線電通報規則基本上相同，機上用語也都是英文，但是各有特點，通報風格不同，有些通報用語和會話習慣也不同。就仿佛兩個人都說的是中國話，聽起來腔調也差不多，但一個是北京的普通話，另一個是台灣的國語。這種情況下，李三善如果堅持說他的“普通話”，說“國語”的國民黨電台就會聽出破綻。比如，李福泳電台使用“Q”縮語和“Z”縮語比較多，這些縮語共產黨電台一般不用。李三善為了在通報中表現一致，也偶爾用一用這些縮語。

當機上工作順利，或者對方對李三善模仿他的工作方法表示滿意時，在結束聯絡前，會來個“GB73”，意思是“再見，親愛的”；有時候還會加拍“88”，意思是“吻你”。這些符號李三善明白，有時候他也會回敬。但對方拍出“結束聯絡”符號之後，緊接著很有節奏地拍發“……”，這個“……”是什麽意思，李三善一直搞不明白。起初，他以為對方是在罵人，聽多了覺得還挺親切，就也給他回幾個點子。若幹年後，他向一位原國民黨的電台台長請教，對方告訴他，這種點子是含情的，它表示遠方的思念與留連不舍。原來如此，再想起對方拍出的點子，李三善就仿佛看到了對方深情的麵孔。

為了維係剛剛建立起的空中聯絡，“CQ DE CQQ”的呼號一直沿用至6月底。從7月份第一天的零時開始，26號李福泳台的呼號被修改為“CQQ DE B4G”。

1983年，當年晉綏公安總局西安情報工作站的電台負責人李三善從成都軍區司令部通訊部長的職位上離休。許多年來，李三善一直有個心結，就是想和1949年春天在電波中聯係過的那位國民黨部隊的報務員見個麵。離休以後，有了大把的時間，他又開始了他的尋找工作。他先後給成都軍區聯絡部和落實起義人員政策辦公室、成都市東城區委和西城區委統戰部、陝西省委統戰部、重慶市委統戰部等十三個單位去了信，並且走訪或者寫信給裴昌會等十二位當年起義的胡宗南軍隊高級將領。終於，老李從陝西省委統戰部和原西安綏署機要處主管通訊業務的參謀葛村這兩方麵得到了線索。

1986年11月29日，老李在蘭州軍區司令部通信兵史編寫辦公室同誌的陪同下，來到西安市張家村省郵電宿舍，找到了時任西安市市內電話局副局長的徐學章。“如果你是聯絡我的台，請你回答當時你使用過的電台呼號。如果你答不上來，我還不能認你呢。”

徐學章不假思索地報出了“CQQ”這個特別符號。李三善一下子從沙發上站起來，一把拉住了同樣激動的徐學章，像闊別多年的老戰友一樣，兩雙手緊緊地握在了一起。“真是你呀，太好了！”

然而，徐學章卻告訴他：“聯絡你的人不是我，他叫李福泳，已經於1964年病故了。”

曾經在電波裏與李福泳神交過的李三善，忍不住一聲長歎。

• 情報力量在行動

1948年11月，從韓城回到西安後，薛浩然因為在途中偶然遇見特工電台同事孟師孔，雙方訂了攻守同盟，互相作偽證，結果雖然挨了上司一頓臭罵，但工作沒有丟。呂出就沒這麽幸運，因為擅自開小差又不能自圓其說，再加上他有鬧事的前科，回到西安就被部隊除名，成了個吃飯都要其他兄弟接濟的人。1949年1月革命公園會議後，呂出就開始積極找工作。1月18日，他從西安出發去了三原，托人在裴昌會5兵團通訊營給他再謀個差事。

裴兵團通訊營原來有個台長叫秦讚，是浙江人，跟呂出、高孟吉等人都是同學，但歲數比他們要大，混得也好，高孟吉他們還是上尉時，秦讚已經是少校台長了。在他的電台駐西安張家村時，秦讚和張家村一個姑娘結了婚，可裴兵團電台這邊沒條件讓他帶家屬一起住。所以，秦讚想辦法調到了西安綏署電台，不過，他沒跟李福泳在一個台。

秦讚一走，三原這邊缺人。呂出雖然是個刺兒頭，但他的發報技術不錯。秦讚跟裴兵團通訊營長董應武個人關係很好，就替呂出說情，董應武這兒正急需現成能用的報務員，就把他收下了。

過了一個來月，呂出在這兒站住了腳，就想把徐學章調過去，兩人在一起，更方便工作。可是，盡管呂出重新上崗後一直努力夾緊尾巴，但董應武對他的印象很不好。呂出上次為夥食鬧事，罵的人就是董應武的上司，而這個上司跟董應武私交不錯。當初收下呂出時，董應武就跟他很不客氣地談過一次話：“你到我這兒來，必須老老實實地工作，要是再鬧事兒，後果自負。”

這會兒，呂出想調徐學章來，而董應武又知道他跟徐學章走得很近，這怎麽辦呢？呂出和徐學章就商量了這麽一招兒：從呂出在三原裴兵團工作開始，徐學章就常給呂出寫信，信裏，他故意稱讚董應武“人不錯”，勸他和董應武搞好關係。其實，這二位明明知道，所有報務員的信件，董應武都會親自檢查。董應武的家小在西安，過春節時，徐學章又專門提了瓶西鳳酒去董應武家拜年，給董應武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那個時候，徐學章已經隨綏署機關去了漢中。當他把離家太遠、想到三原裴兵團工作的想法跟董應武說了後，董應武挺痛快地答應了，還許諾等有了缺額，就讓他當台長。其實，台長和報務員幹的活兒一樣，隻不過台長可以吃兩個兵的空餉。

到三原不久，呂出又為這一組情報力量發展了一個新成員，此人就是王冠洲。

王冠洲又名王振寰，河南沈丘縣趙德營村人。王冠洲在老家上過中學，寫一手漂亮的字。家鄉淪陷後，不甘心當亡國奴的王冠洲來到西安，到胡宗南的戰幹團受訓。1942年，他又到西安北校場的黃埔七分校通訊軍官訓練班受訓，比呂出他們低一年級。

分配到通訊班學收發報，王冠洲很不情願。當時，國民黨軍隊裏有種看法，認為搞報務沒什麽出息。學收發報時，教官讓他們多抄新華社電訊，因為新華社電訊信號好、發得清楚，適合練習。起初，他們跟不上，收完後，就要找來原文，看看哪些內容沒收到。可拿著譯電本一對照，新華社電訊稿的內容他們就知道了。經常讀到新華社電訊稿，他們就知道國民黨報紙哪些地方在胡說八道。

那年月，收音機不是家家戶戶都有的，一般老百姓也不可能聽到延安電台。可這事兒難不倒報務人員，他們的收發報機稍稍調一下頻率，就能清晰地聽到延安中共電台。正是一幫處在逆反期的年輕人，他們對延安的聲音特別感興趣。 《東方紅》、《兄妹開荒》、《學習英雄吳滿有》等歌曲，他們早就聽會了，沒人的時候，自己也悄悄地哼幾句。

1947年8月，沙家店戰役中，在整編第36師123旅擔任報務員的王冠洲被解放軍俘虜。因為被俘，王冠洲對共產黨軍隊有了切身體會。

沙家店戰役前，王冠洲已經有小半年沒理發了。被俘後，解放軍給他們理發，他要求給他剃個光頭。陝北的8月，溫差還是滿大，晚上很涼。他的帽子早就跑丟了，在被押往黃河對岸晉綏根據地過程中，王冠洲的光頭一會兒熱一會兒冷，結果就感冒了。走路走不動，押解他們的解放軍戰士就從老鄉那兒借了幾頭毛驢，讓他們幾個病號騎著。到了住地，他又發起高燒。那一宿，解放軍戰士喂他喝了湯藥，還一夜不停地給他頭上敷涼毛巾。這件事讓王冠洲非常感動。

王冠洲這批人被送到了山西苛嵐縣學習改造。這段時間，除了集中學習，他們也在解放區進行參觀，王冠洲對解放區的社會秩序、老百姓的精神麵貌相當有好感。1948年4月，王冠洲和與他一起被俘的四百多人被全部遣送回國統區，解放軍給他們選擇的都是不打仗的安全線路，而且發給路費；可到了國統區，那邊對歸俘人員卻如臨大敵，荷槍實彈，警戒森嚴。特別讓王冠洲寒心的是，國統區這邊隻負責押解他們去後方，沿路食宿一概不管，給他們的生活造成了很大麻煩。兩邊一比較，王冠洲更是覺得國民黨氣數已盡。

王冠洲重新上崗的地方，就是裴昌會的第5兵團通訊營。呂出一來，他們兩人很快就湊到一起。其實，這撥兒情報力量中，王冠洲最早認識的是李福泳。當時，王冠洲所在的36軍駐紮甘肅平涼，李福泳也在平涼。李福泳是個愛交際的人，為人誠實熱情，通過李福泳，王冠洲又認識了也在平涼某部隊電台的徐學章。抗戰勝利後，36軍換防到了陝西彬縣，通過李福泳、徐學章的介紹，他又認識了也在彬縣的高孟吉。這撥兒人裏，王冠洲和呂出是最晚認識的。但是，因為都在解放區待過，他們兩人共同語言比較多。等把王冠洲的底兒摸清楚以後，呂出就跟他說了一起給共產黨搞情報的事兒。不多久，徐學章也調了過來，而且和王冠洲住一個房間。

電台值機是由台長麻永昌和報務員王冠洲、徐學章三人每天三班倒。徐、王與邊保電台約定的聯絡時間是每天淩晨2點或5點，為了保證和延安的及時聯絡，他們裝得特敬業，總是早接班、晚下班，對麻台長特別關照，讓麻永昌每天能睡個囫圇覺，這就避開了麻永昌在他們與延安的聯絡時值機。在保障安全方麵，他們倆也非常細心。比如發給延安的電報，他們一律用的是5兵團機要室的發電紙，發報報頭、報尾格式也都模仿機要室的發報格式。即使他們正跟延安電台聯絡時有人進來檢查，也從來沒有發現過什麽破綻。

從3月份王冠洲第一次與延安邊保電台接通之日起，他們與邊保電台的聯係就一直是暢通的。無論有怎樣的外界幹擾，也無論天氣如何惡劣，他們搜集到的情報，都是當天拍發出去，從不過夜；而裴兵團的一些緊急電報，他們卻會采取各種手段想方設法拖延。這樣，就常常出現如此局麵：裴兵團調兵遣將的命令，下麵的軍長、師長還不知道，而延安方麵就已經先知道了。

報務員一般隻熟悉收發報技術，對於譯電和收集情報，呂出、王冠洲、徐學章他們都是外行。要弄到情報，他們就得跟機要室的譯電員們拉好關係。這個時候，情報力量得不到延安方麵的經費支援，他們三個隻好把自己那點兒微薄的薪餉湊在一起，用在該用的地方。

三人中，雖然情報搜集主要是呂出的事兒，但徐學章、王冠洲也沒閑著。王冠洲原本是個性格內向的人，為了拉關係，他也開始向呂出、徐學章學習，主動跟人交往。機要室副主任許鼎臣是王冠洲戰幹團45期的同學，譯電員崔義盛是河南人，跟徐學章、王冠洲是“小老鄉”。於是，他們常常邀請許鼎臣、崔義盛等人來自己住的地方打牌，還故意讓他們贏。在打牌過程中，他們從這些譯電員的嘴裏盡可能多地獲取情報。許鼎臣原本是個很謹慎的人，起初他守口如瓶，打牌就是打牌，不肯說工作。但他畢竟也是年輕人，和王冠洲等人又熟，等所有戒備都放下後，隻要話題扯到了那兒，他也照說。牌桌上他們露出來的情報，當天就拍往延安了。

如果老鑽在一起打牌，讓上司發現了也不行。在一起紮堆兒，總得有點兒站得住腳的理由吧？這段時間，呂出、徐學章、王冠洲三人又多了幾樣共同愛好：拉二胡、唱眉戶戲和學炭精放大照片。在那樣一個混亂時局，能有這樣的閑情逸致，用共產黨這邊的語言描述，那就得叫革命浪漫主義。大夥兒再發愁，這日子不也得往下過嘛。所以，部隊顛沛流離中，軍官們聽到這胡琴伴奏的眉戶戲，常常會有人歎息一聲。

徐學章、王冠洲學的炭精畫漸漸也有了點兒小名氣。在寶雞益門鎮駐紮時，他們給許鼎臣放大過照片，通過許鼎臣，他們還認識了馬家軍駐裴兵團的聯絡參謀馬繼壯。他們給馬繼壯畫的一幅他結婚時的合影照，讓馬繼壯很滿意。譯電員崔義盛把徐學章、王冠洲完全視為知己，甚至想搬過來和他們倆住一個房間，以備遇到突然情況好有個伴兒。崔義盛一有空就愛到徐學章他們電台來玩，接到重要發電稿時，經常在還沒有翻譯之前就先跟這幾個報務員哥們兒爆料，讓他們注意和收電單位的電台聯絡；有時他一譯完電報，沒等通訊員將電報送到電台，他就已經到電台嚷嚷了。

5月19日這天，他們幾個正在打牌，董應武慌慌張張地跑來通知他們：“快，快，快！趕快收拾機器裝車，撤！”

胡宗南放棄西安，5兵團開始大踏步撤退。對此，呂出、徐學章、王冠洲他們並不意外，因為此前，組織上已經給了他們明確的指令，讓他們隨著裴兵團司令部西撤，繼續搜集情報。

再說李福泳和薛浩然那邊兒。4月下旬，薛浩然的哥哥薛萬事來了趟西安，帶來了袁心湖編的新密碼。這個寫在綢子上、縫在薛萬亭棉褲裏帶來的密碼，以明碼為底碼，以民國三十七年九月增訂四十版、亞光出版之《中國分省精圖》各圖後說明為加碼。雙方約定新密碼的啟用時間為1949年5月1日。

這套密碼，袁心湖費了很多腦筋。首先，設計密碼，得符合很多條件。比如保密性要強，不能像“CQQ”這樣的一般性變碼，很容易被破譯；而較複雜的變碼、活動碼保密性有了，卻又非常難說明，不便於力量掌握。而且，這套密碼還得讓現有交通員能帶得過去，等新的空中聯絡建立之後，還得能夠隨時通知對方將密碼進行改變。想來想去，袁心湖決定采取加碼，以明碼作底，用一本書作加碼本，因為專門編個加碼本是不可能的，力量在敵營工作，不好攜帶，既容易暴露，也容易丟失。

他本想給每個力量確定一本書作加碼本，但很難找到這麽多解放區、國統區都有，且是一個版本的書，最後隻好決定，找一本幾個力量共同使用作為加碼本的書。為此，袁心湖轉了好多書店，也到一些讀書人家裏翻看過人家的藏書。起初，他琢磨的都是唐詩、宋詞、《古文觀止》之類，但不看不知道，這類書版本居然多得不得了，而且好些多有錯、訛、漏之處，還有好些怪字。袁心湖又在國民黨反共書籍裏做文章，這是考慮到反共書籍便於力量們隨身攜帶。他先選擇蔣介石寫的<中國之命運》一書，但仔細調查發現，這本書版本居然也不少。後來又選擇一本反共書籍《自由》，但這書在韓城、合陽一帶居然找不到了。最後，袁心湖確定了《中國分省精圖》這樣一個地圖冊作為加碼本。他也許想不到，即使在世界諜戰史上來說，使用地圖冊作為密碼，也是一個創舉。後來，力量們順利傳回大量情報，這個密碼本功不可沒。

薛萬亭用同樣的方式縫在棉褲裏帶回來的回信，是由李福泳、薛浩然、趙繼義一起商量寫的。信上詳細約定了呼號、波長、聯絡時間等細節。信的最後，是他們懷著激動的心情寫上的一句話：“慶祝南京、太原解放！”

1949年1月至3月，薛浩然一直在應付潛伏電台的事兒，很少在西安。3月以後，他又重新回到西安，和李福泳一起在綏署電台工作，他的電台也和邊保電台聯係上了。胡宗南大部隊撤離西安是5月13日。此前，薛浩然、李福泳兩人已經商定，讓李福泳留在西安。他們有這樣的考慮：首先，李福泳正在生病，有理由留下來；其二，李福泳的技術最好，留下來找到組織後，他和隨胡宗南軍隊撤退的薛浩然、徐學章他們的電台聯係，應該會更順暢；第三，萬一組織上對力量還有別的設想，也可以對李福泳麵授機宜。

薛浩然給綏署這邊的通訊營長打了個電話，請示他李福泳生病走不了，電台怎麽辦。營長隨口就說，讓薛浩然帶著電台走。這樣，李福泳不走也就合法化了。5月14日，薛浩然用李福泳的電台通知邊保方麵，胡宗南已經從西安撤兵。隨後，薛浩然帶著李福泳的電台上了火車。到了寶雞，住在周家灣，薛浩然一個人很難工作。他就說服了報務員王萬順，讓王萬順幫助他用電台跟解放區聯係。不過，這個王萬順隻是稀裏糊塗地在給薛浩然幫忙，不像王冠洲，是邊保方麵編了代號的正式情報力量。這段時間，薛浩然發出的情報內容包括西安撤退、炸橋、蔣介石準備來寶雞等。不過，後來蔣介石因故並沒有來寶雞。

5月19日，薛浩然經過寶雞益門鎮時，於兵荒馬亂中與呂出、徐學章、王冠洲見了一麵。當時，呂出他們正從卡車上往下卸箱子，都沒顧上說幾句話。後來，徐學章、王冠洲找到了一個套間，麻台長住一間，徐學章、王冠洲住另一間。和延安的聯絡照樣進行。

轉眼間，剛來時還綠油油的小麥已經黃燦燦一片，麥收季節到了。6月6日晚，譯電員崔義盛突然跑到徐學章這邊：“告訴你們一個好消息，過兩天，我們就要開始大反攻了！”

“你沒吃錯藥吧？咱們一退再退，怎麽會反攻？”王冠洲一口河南話問他的小老鄉。

“你不會騙人吧？俺家裏可是等著我回西安呢。”徐學章一家人都在西安，2月份，他媳婦才給他生了個閨女。這段時間他們天天抬頭不見低頭見，崔義盛知道徐學章這些情況。

“老麻睡了？”崔義盛往麻永昌的房間望了望，接著聲音降了八度，“我剛譯了個電報，有重大軍事行動，咱們由西往東反攻，馬家軍由北往成陽打。千真萬確！老徐，到了西安我要吃你媽擀的麵啊。”

崔義盛有個未婚妻在西安城裏，長得還挺漂亮。本來他們準備下半年結婚，可部隊一開拔，他跟未婚妻連招呼都沒打成，他生怕這門婚事黃了湯。他當然想不到，幾個小時之後，他說出來的這個軍事秘密就被拍發給了解放區。當晚，是徐學章值機時發的報。發的內容非常簡單，隻是說：“6月9日，胡、馬兩軍將反撲西安、成陽。’

第二天跟呂出一說，呂出急了：“這麽重要的事情，怎麽說得那麽簡單？發電報又不要錢，盡可能說詳細些。”於是，當晚徐學章又詳細拍發了一次。

此時時刻，中共西北局、邊區政府等黨、政、軍機關都已經由延安搬到了西安。如果遭到襲擊，我方的損失將會無法估量。

接下來，就傳來了成陽阻擊戰馬家軍攻城受挫，不得不北撤的消息。三個年輕人為自己傳遞的情報產生了效果而興奮不已。

• 最後的堅守

扶眉戰役打響後，7月12日，裴兵團電台與前線電台的聯絡就全部中斷了。裴昌會懷疑電台台長們有問題，讓通訊營長董應武下去監督，發現問題，立即把人給抓起來。實際上，激戰中有的電台很快垮了，有的忙於應付前方軍事，顧不上跟後方聯係。當天下午四五點鍾，從扶眉方向陸續有敗下陣來的散兵遊勇經過益門鎮。呂出和徐學章跑到公路上，向那些敗兵打聽戰鬥的情況，了解他們的番號，然後立即給已經遷到西安的邊保情報台發報。

扶眉戰役開始之前，呂出、徐學章、王冠洲就接到組織的指令：一旦戰鬥中他們被俘，立即去找解放軍18兵團聯絡部的某某同誌，由他協助他們三人繼續隨國民黨軍隊後撤，不要停下來。7月13日，裴昌會第5兵團司令部就通知電台人員馬上隨大部隊撤離益門鎮，前往雙石鋪。三個人立即將機器收拾好，裝到一輛指定的卡車上，然後三個人並排坐在機器箱子上。

從益門鎮前往雙石鋪的百餘公裏路途中，他們再次深切地感受到什麽叫作“兵敗如山倒”。公路上軍容不整的官兵們密密麻麻，像螞蟻搬家一般，汽車根本開不起來。一些官兵強行往汽車上爬，不讓上就開槍。為了上車，車上、車下打作一團。呂出他們坐的這輛車，車頭保險杠、車兩側腳踏板上就擠了十四五個人。

汽車像烏龜一樣爬行，從半夜開到天光放亮，四五個小時才走出一二十公裏。借著車燈看去，一路上都是滿身硝煙塵土、滿臉驚恐疲憊的人。有些人幹脆就在公路邊橫躺豎臥，哪裏還有正規軍的一點兒樣子呀。路上，他們聽到寶雞方向傳來爆炸聲響，這是殿後的部隊炸毀了寶雞南渭河大橋。隊伍行進在山穀裏，山頂上還時不時往下打冷槍，讓人提心吊膽。估計這是共產黨的遊擊隊在活動。

解放軍主力部隊進攻甘肅之後，雙石鋪迎來了短暫的平靜。8月中旬，胡宗南從漢中趕到這裏，召開了一次師長以上人員的軍事會議。會議開了一個上午，說是軍事會議，實際上是胡宗南大罵了幾個小時。據秦嶺中部守備區司令何文鼎回憶，當時胡宗南說：“你們不爭氣，現在鬧成了這個樣子。西安撤退是有計劃的，馬家部隊打到成陽附近，我們不能有力地配合馬部收複西安，你們是不是要負責任？扶眉戰役，各部隊互不聯絡，致寶雞失守，你們要不要負責？寶雞撤退後，命令占領秦嶺一線布防，有的部隊競不遵命令拚命南跑，跑到鳳縣，還有跑過雙石鋪的。秦嶺、寶雞兩守備區，沒有配合各軍作戰，絲毫未發揮作用。你們都身為師長以上的將領，真是萬分可恥！現在我們選定秦嶺一帶防守，秦嶺是天險，易守難攻，隻要防守得力，共匪絕難越雷池一步。如果今後哪一部隊防守地區被共匪突破，定以軍法從事，絕不寬容！”

這次會上，胡宗南當場將秦嶺、寶雞兩個守備區撤銷，所餘部隊編為第48師，原來的寶雞守備區司令徐經濟擔任師長。會上發生的事，呂出他們這些下級軍官很快也就聽說了。

一天淩晨，徐學章收到了組織上發來的一封電報。一般來說，都是他們給延安上報情報，而延安方麵很少回複。收到電報後，徐學章弄不清內容，又不好在報務室裏譯電，心裏跟貓抓一樣。草草地吃過早飯，徐學章揣上那本一直帶在身邊的地圖冊，叫上呂出，兩人像散步一樣，順著雙石鋪東北方向的山坡走去。走了一裏路，他們在一塊四處無人的玉米地壟旁坐下，由徐學章念電文，呂出翻著地圖冊譯電。

“由張繼祖、袁心湖介紹高孟吉、呂出、徐學章、薛浩然、李福泳、趙繼義加入中國共產黨，有意見望電複。”譯到這裏時，兩個坐在地上的小夥子“騰”地蹦了起來，兩雙手緊緊地握在了一起。三十多年後，徐學章描述他們當時的心情時，用的詞匯是：“高興得飛上了天！”

當時，除了高孟吉、趙繼義之外，其他四人都還在國民黨部隊中；而趙繼義雖然人在西安，但組織上是準備把他派往還沒有解放的蘭州、新疆等地的，因此不能公開露麵。所以，這些人人黨的申請與批準都是秘密進行的。這種以電報形式通知當事人的方式，在中共情報史上是十分鮮見、極具傳奇色彩的。

“趕快通知李福泳和薛浩然，咱們今晚就給上邊回話。”呂出興奮得直搓手，“呀，沒發報紙，咋辦？”其實，組織上跟李福泳、薛浩然也保持著電台聯絡。

“我現在就去取，你在這兒等我。”徐學章二話不說就往回跑，順坡而下，轉眼就跑到機房，偷偷取了兩張發報紙，又一溜煙跑回來。

寫出要發的內容，他們得對著中國分省地圖冊，把它譯成電碼：“我們自願加入中國共產黨，願以生命為黨工作。”表完態，他們又著重建議組織吸收王冠洲入黨。一起提著腦袋幹工作，王冠洲要是知道入黨沒他的份兒，心裏該多不是滋味呀 （王冠洲於1950年3月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入黨的興奮勁兒還沒過去，8月初，他們突然收到漢中李福泳的一封電報：“姚守軒被特務機關逮捕，下落不明，情況緊急，你我設法迅速離開。”

西安解放後，李福冰以生病為由留下沒走。6月底，李福泳回到漢中。按他返回漢中的時間推算，他應該有條件在西安和組織見麵。此間，薛浩然通過電台匯報的情報主要是綏署二處派往各地的潛伏人員情況，以及胡宗南總部一路撤退的情況。

收到電報後，呂出和徐學章又按到了李福泳打來的電話，問他們電報收到了沒有。顯然，李福泳非常緊張。

姚守軒也是七分校通訊班的，在李福泳電台當報務員，兩人關係不錯。李福泳想把姚守軒拉進來一起工作，這樣有利於他們深更半夜和延安聯係。也是因為年輕，搞地下工作沒經驗，李福泳沒和其他力量商量，就把他們給共產黨電台發報的事兒告訴了姚守軒。從此，姚守軒就開始給李福泳打下手。現在，姚守軒出事兒，形勢變得嚴峻起來。

呂出、徐學章、王冠洲趕緊找了個地方湊在一起商量。看得出來，李福泳處境很困難。但他們認為，抓姚守軒，不一定會連累到他們仨。因為姚守軒是李福泳發展的，如果他跟特務吐了口，那麽第一個要抓的是李福泳。而現在，李福泳並沒有被抓走，還能給他們打電話、發電報。再說，如果他們幾個一起走，動靜太大，說不定反倒會引起集中抓捕。商量之後，他們決定給李福泳發一封電報，穩定他的情緒：“姚被捕，不一定跟我們有直接關係，務必鎮靜。我們決定不走。”

為了應對不測，他們也商量了三條對策：首先，萬一李福泳被捕，呂出、王冠洲都可能跟著被捕，但徐學章有可能幸免。因為通訊營長董應武對徐學章印象好，一直覺得他老實本分。一旦出事兒，就由徐學章留下，把情況報告給組織；第二，清理、銷毀過去沒有處理的電報底稿，改變過去將中國分省地圖冊帶在身上的習慣。當晚要發報的底稿不再隨身攜帶。第三，無論誰被捕，都要對黨絕對忠誠，不暴露任何秘密，隻承認跟姚守軒、李福泳是普通的同學關係。

就在這節骨眼兒，薛浩然回漢中路經雙石鋪，他們繼益門鎮一別後又見了麵。當時薛浩然還不知道姚守軒出事兒。他們商定，薛浩然回去後馬上設法打聽姚守軒被捕的原因和關押地點，暗示姚守軒不要亂供一氣。同時，還得注意安撫李福泳的情緒。

回漢中後，薛浩然以同學身份去看望了一次姚守軒。對姚守軒的看押並不嚴，兩人聊天也沒人在旁邊盯著。弄了半天，姚守軒是開小差跑到胡宗南總部電台的，幾天前正好被原來的上司看見。姚守軒跑的時候給上司添了麻煩，這回一見他，上司火大了，馬上通知特務機關把他給抓了起來。不久，李福泳所在的通訊營長出麵，又把姚守軒保了出來。

一場虛驚。

此後，裴兵團的呂出、徐學章、王冠洲電台不斷把胡宗南軍隊的行蹤報告給西安一一

8月25日，電告胡宗南軍隊24日集結，分兵兩路犯寶雞、天水。

11月18日，電告胡宗南第65軍、第1軍後撤寧強；綏署幹部大部分後撤。

11月21日，電告胡宗南召開了軍事會議，令各部隊破壞交通線路。

11月29日，電告綏署已赴綿陽。

12月初，接連電告27軍等各部隊撤退情況。

12月25日，電告7兵團已被四麵包圍，醞釀起義。

12月26日，電告7兵團正式起義，當晚移德陽。

11月22日，胡宗南就帶著劉慶曾、王微等一批心腹，坐飛機飛離了成都。在12月30日解放軍舉行人城儀式之前的真空狀態，李福泳、薛浩然做的工作，就是天天跟蹤綏署二處的特務，然後及時報告軍管會。特務為了躲避跟蹤，有時一夜更換幾個住處。白天，特務們一會兒出現在有名的酒樓，一會兒又坐車去了郊外。隻要有可能，李福泳、薛浩然不分白天晚上都會去跟蹤。因為身上沒錢，為解決吃飯問題，他們定點去一家清真食堂，那裏提供免費的湯，他們可以用來就自己身上帶的燒餅。總去混湯喝，難免要遭店家的白眼。他倆倒滿不在乎，反正身上穿的是國民黨軍服，要丟也是丟國民黨的臉。當然，要是跑得遠了，連這口熱湯都沒地兒喝了。

為配合解放軍解放漢中、成都，並開展和平解放西藏的工作，1949年10月，陝甘寧邊區政府公安廳情報科成立了青海情報站，袁心湖被任命為站長，率領已改名為孫健的高孟吉以及趙繼義等人離開西安，前往西寧開展工作；同時成立的還有南線工作站，派嚴夫擔任站長，負責尚未解放的漢中、成都的情報工作。嚴夫是邊保七裏鋪情報培訓班第二期的學員，曾在隴東地區當過保安科長。成都解放後，嚴夫先接了呂出、徐學章和王冠洲，三天後又到起義軍官集中的昭覺寺接回了李福泳、薛浩然。大家見麵後，都非常激動。李福泳熱淚滾滾，哽咽得話都說不成。

成都解放後，綏署二處秘勤組長謝璿向軍管會自首。後來，謝璿死在獄中。

• 白首話滄桑

當年做地下情報工作時，徐學章家就是情報力量們的一個落腳點；新中國成立後，大家天各一方，路過西安時，徐學章家還是大家的落腳點、中轉站。1995年4月，韓城的高健接到呂出打來的電話，說他們黃埔軍校七分校通訊班同學秦讚從台灣來西安了，邀請高健到西安和秦讚見麵。呂出說，秦讚夫婦住在徐學章家裏，薛浩然也從新疆趕過來了。

新疆和平解放後，改名孫健的高孟吉和趙繼義等人，帶著三部電台，隨袁心湖前往西寧，組建青海聯絡站。不久，李福泳也被抽調到青海。李福泳後來留在拉薩工作，1964年病逝。

1950年4月，薛浩然、王冠洲離開西安，被派到新疆喀什，擔任新疆軍區聯絡處的電台台長、報務員。再以後，薛浩然又被派往莎車，而王冠洲去了和田。1952年，薛浩然轉業到了莎車專區公安處，任一科副科長；晚於薛浩然幾個月，王冠洲也調到了和田公安處任秘書。王冠洲後來又調到南疆行署公安局和新疆公安廳，1961年轉業到烏魯木齊革命烈士紀念館擔任籌建處副主任；三年後，他被調到烏魯木齊收遣站工作。1979年，又被調到新疆民委，於1984年離休。

薛浩然於1956年4月調到莎車電廠任廠長，這以後他在工業口一氣兒待了二十八年，除了火力發電、水力發電，還幹過榨油磨麵等。“文革”中，有過國民黨軍隊經曆的他受到衝擊，少不了關牛棚、挨批鬥、被抄家這些內容。在當地，他是受衝擊最嚴重的人之一。直到1973年，薛浩然才官複原職，重在電廠當廠長；兩年後，他調到縣公交局當局長。“文革”後，薛浩然官至莎車縣人大副主任。

1984年10月，陝西省公安廳在烏魯木齊召開邊保南線情報工作座談會。盡管這個座談會是時任陝西省公安廳長的高步林提議的，但當時高步林已經生病住院，沒能趕到烏魯木齊參加會議。1985年元月，高步林病情加重，再次住院；6月，他正式從廳長的位置上退了下來。1987年5月，高步林病故，享年六十五歲。

當年那組情報力量中，留在西安工作的隻有徐學章一人。隨嚴夫回到西安後，徐學章在軍委聯絡部西安聯絡處電台任報務員、台長。1952年冬天，他轉業到陝西省郵電管理局，1954年，擔任陝西省郵電管理局的機關黨支部副書記。

1952年底，呂出被調到新疆軍區聯絡處，後來轉業到新疆公安廳工作。那些年裏，他們之間一直保持著信件聯係。誰也沒料到，這些信後來卻惹了大麻煩。

1963年底，和徐學章一個辦公室的一個女同事向組織舉報，徐學章和新疆的呂出有特務通信。當年國民黨部隊電台人員多少都學過一點兒英文，徐學章、呂出、高健等人在通信中有時也喜歡拽兩句英文。隨著政治形勢越來越嚴峻，他們這點兒小資情調就顯得越來越不合時宜。終於有一天，那位女同事看到了徐學章的信件。這些她不認識的英文單詞讓她懷疑，曾經在國民黨軍隊幹過的徐學章是在進行特務聯絡，而且“有密語、有代號”。她的舉報中還提到，呂出給徐學章的那封信裏說，讓徐學章轉告時任韓城黨校副校長的高孟吉，不要把他們的某件事情告訴時任公安廳副廳長的高步林。

因為女同事拿不出證據，這件事當時沒被太當回事兒。可到了1964年的“四清運動”，這個“特務通信事件”就適應了形勢的需要。徐學章被調離機關黨委，雖然他的黨籍還在，但他不能聽黨內的報告、不能看黨內的文件，隻能在機關裏打閑雜，長期沒有安排正式工作。“文化大革命”時，他又順理成章成為“特務、混進黨內的走資派”，被關、被鬥、被抄家。

其實，查清這件事，並不用花費太大工夫。1970年工宣隊調查這事兒時，發現那位女同事的說法前後矛盾。她先說是在打掃辦公室衛生時無意間發現這封信的，看了信很害怕，就把信給燒了。這樣的說法當然經不起推敲，於是她又改口說，她看過信後又把信悄悄塞進了徐學章的抽屜。而徐學章做賊心虛，把鎖子都給換掉了。然而，工宣隊調查發現，徐學章的鎖子一直都沒有換過。

這一事件雖然已經查清，但這一假案卻沒人給平反。徐學章就這麽背了十五年的黑鍋。為此，他下鄉的女兒招工、兒子參軍都受了影響。

呂出、高健等人也因這一事件受到衝擊。“文革”中，呂出被整得妻離子散，曾經下放到華縣當了幾年農民。後來落實政策，才又回新疆公安廳工作。1983年底，新疆成立了國家安全廳，呂出擔任副廳長，1987年，他在這一職位上離休。

秦讚是帶著夫人魏秀珍一起回來的。魏秀珍是西安張家村人，當年她能跟著秦讚去台灣，是件不可思議的事情。那個時候，國民黨很多將軍尚不能帶家眷上飛機，秦讚小小一個少校是怎麽做到的呢？原來，當時魏秀珍剪了短頭發、穿了一身國民黨軍裝上了飛機。秦讚和魏秀珍的幾個兒女都在台灣的警察係統工作，老兩口日子過得還不錯。

老同學在西安會麵的日子是1995年4月23日，王冠洲沒來，因為他和秦讚不是一期的，原先不熟。當年為什麽有人去了台灣，有人留下來，還成了共產黨的官員，飯桌上，以當時的開放程度和政治氛圍，這樣的話題還是敏感的。秦讚不問，他們也沒說。他們談的，多是現在的家庭情況。秦讚走後，高健和他還通過幾封信。後來，不見秦讚再來信，他還按秦讚留的電話給他打過，可是，電話沒有打通。1998年之後，他們就再次失去聯係。

那次聚會之後，薛浩然於2002年故去；兩年後，張永才也去世了；徐學章活到了2010年。歲月滄桑，誰又能贏得過和時間的比賽呢？

【附錄】

《啄木鳥》2015年 第2期 93-115頁　共2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