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塵封檔案】係列之086：江城涉外盜竊案

【塵封檔案】係列之086：江城涉外盜竊案

 本文轉載自公安月刊《啄木鳥》2013年12期

 文：東方明

 

一、法國尋夢者遭竊

對於法國公民帕斯卡爾來說，武漢市江漢區中山大道上的“遠東飯店”是經常縈繞於他夢境中的聖地，因為那是他出生的地方。

1967年春，全國各地正轟轟烈烈大搞“文化大革命”時，“遠東飯店”已被紅衛兵改名為“東方紅百貨商店”，但武漢人還是習慣於稱其“六渡橋百貨大樓”。這幢建築地處武漢市江漢區最熱鬧的地段——六渡橋之首，係一棟鋼筋水泥結構的五層樓房。

這棟樓最早的主人是來自廣東的一個名叫王崇佑的煤礦商人，他看中了這個地段，決定在這裏辦一家旅社。於是斥資買地造屋，於1920年建成，獨資經營，取名“東安旅社”。做煤炭生意是王崇佑的拿手好戲，可是於經營旅館卻是外行，為此，他就得找人幫忙解決這個問題。他結識了“中南旅社”的職員李樹堂，由李介紹，請了一個名叫王相亭的人當了“東安旅社”的經理，負責經營該旅社，李樹堂則是襄理，協助王經理管理。一切準備就緒，就向警察局申領營業執照。可能是關係沒有打點到位，警察局卡了一下，沒有及時發下執照。王相亭不以為然，擅自決定先開張營業再說。這家旅社裝修豪華、房間舒適、交通方便，一開張就被公認為當時武漢三鎮一流的大旅社，生意一時甚是興隆。不久，武漢市警察局七分局局長王以然以該旅社未領執照即開張營業為借口，對“東安旅社”罰款大洋一萬元。王崇佑經此挫折，元氣大傷，遂將該旅社轉租給一個名叫餘大宏的人經營。餘大宏接手後，把“東安旅社”改名為“遠東飯店”。

1930年，一個巴黎頗有名氣的牙科醫生攜懷孕的妻子前來中國旅遊。當時，這位孕婦已懷孕將近七個月，她和丈夫計劃在中國逗留一個月左右的時間，然後返回巴黎待產。5月2日，這對夫婦在上海遊覽五天後坐了兩天輪船來到武漢，下榻於“遠東飯店”。當晚，發生了沒有料到的一幕。可能是由於長途旅行過多地消耗了體力，導致孕婦身體虛弱，結果在沒有任何預兆的情況下，忽然一陣腹痛，然後就把嬰兒給生下來了。

這個嬰兒就是帕斯卡爾。當時，牙醫老爸立刻作出反應，從隨身攜帶的急救箱裏取出醫用剪刀，匆匆用酒精消毒後剪斷了臍帶，止血，並對胎兒臍部進行了消毒、包紮處置。然後，再讓飯店方麵打電話叫來救護車，把母子倆送往漢口租界的外國醫院。由於處置得當，母子平安，帕斯卡爾就這樣有驚無險地來到了人間。隻不過，他原定的出生地是巴黎，現在呢，陰錯陽差地出生在中國武漢了。

十八歲時，帕斯卡爾的父母把當年的情況告訴了他。從此，中國武漢就成為鐫刻在他心中的紀念碑。帕斯卡爾大學畢業後，在造船廠工作，是一名船舶工程師。他一直想去一趟中國武漢，去自己的出生地“遠東飯店”看看，拍攝照片，留作永久性的紀念。可是，這趟用如今的眼光看來並不算犯難的旅行卻遲遲無法成行，不是經濟問題，也不是健康原因，而是因為法國尚未與中國建立外交關係。

這一天終於等到了。1964年1月27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法蘭西共和國政府發表聯合公報：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法蘭西共和國政府一致決定建立外交關係。兩國政府為此商定在三個月內任命大使。

不過，對於帕斯卡爾這樣一個普通法國公民來說，他想以一個平民旅行者的身份來中國做一次自由行，還是很難辦到的。障礙不在法國，而在中國。這時是1966年初，中國的政治氣候已經非常嚴峻。盡管帕斯卡爾通過努力獲得了法國總統戴高樂的私人代表富爾先生的幫助，拿著富爾先生的親筆介紹信，連同自己寫的一封申請函，一並送到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駐法國大使館，但這封信的結果用中國話來形容，就是“石沉大海，杳無音信”。

直到一年後，帕斯卡爾的這封被他認為已經石沉大海的申請函忽然從海底浮了上來，他終於得到了中國駐法國大使館的電話通知，說經中國外交部研究，決定準許法國公民帕斯卡爾在其認為方便的時候前往中國武漢以及其他他本人願意前往而又在中國政府允許範圍內的城市旅行，他可以獲得三個月的簽證。帕斯卡爾接到這個通知後，自是興高采烈，考慮到夜長夢多，他決定迅速辦理簽證。

這樣，帕斯卡爾就在1967年3月1日離開巴黎，搭乘法國航空公司的航班飛往香港，再從香港前往廣州，從廣州乘坐火車抵達武漢。

那時還沒有什麽互聯網，而西方報紙對於中國一應情況的介紹也極其稀少，所以，帕斯卡爾無法得知當年武漢的“遠東飯店”如今是否還在。在廣州開往武漢的列車上，他曾把自己特地編寫的一本中法文字對照的打印手冊上關於這個問題的內容展示給列車員看，列車員可能反特故事片看多了，見他是個高鼻子外國人，嚇得連連搖手，然後就請出了乘警。乘警看了手冊的內容，不過這是廣州鐵路局的列車，所以他也不知道武漢的情況。好在乘警還算熱情，給帕斯卡爾找了個看上去像是知識分子的來自武漢的老頭兒，那老頭兒用英語告訴他，您要打聽的“遠東飯店”還在，不過1950年已由武漢市百貨公司接管，1959年從武漢市百貨公司劃出，改名為“六渡橋百貨大樓”，歸武漢市江漢區商業局管轄。1966年10月，這家商店改名為“東方紅百貨商店”。

那老頭兒的英語還算流利，帕斯卡爾的英語水平也不錯，不過他被這一連串的陌生詞匯繞得頭昏腦漲，好半天才弄清楚原來是這麽回事。這樣，帕斯卡爾抵達武漢後就不得不打消了下榻於“遠東飯店”的念頭，讓出租車司機把他載到了漢口的一家涉外賓館“紅衛飯店”。這天，是1967年3月6日。

次日中午，帕斯卡爾前往江漢區中山大道，找到了原“遠東飯店”、現在的“東方紅百貨商店”。他在商店外麵轉來轉去拍照，使路人以為青天白日撞到了外國特務，很快就有戴著袖章的造反派前來查問，由於語言不通，直接就把帕斯卡爾送到派出所去了。派出所的民警也在造反，不過對於這種事情還是要管一管的，於是查看了護照以及帕斯卡爾自編的那本打印手冊，再加上中國駐法國大使館為方便帕斯卡爾在中國的旅行所出具的證明文書，也就了然了。不過，民警告誡他最好不要拍照，以免造成誤會。

帕斯卡爾經此一嚇，照相的念頭隻好放棄了。離開派出所後，他還是前往那幢建築物，步入店堂，慢慢地轉悠著，停留了足有一個小時。準備離開時，他忽然想起應該購買一些有紀念性質的東西帶回法國。帕斯卡爾首先選中了手帕，當時的手帕不但頗具中國特色，而且帶有強烈的“文化大革命”色彩，帕斯卡爾覺得買一些回去送給親朋好友肯定會大受歡迎的。他在手帕櫃台前駐步，要求營業員根據櫃台裏陳列的所有樣品每樣給他拿一打。營業員按照他的要求把上百條手帕放到櫃台上，讓他一一過目。然後，拿來紙箱往裏麵裝，又用繩子捆紮好。

接下來帕斯卡爾該付錢了，他伸手到腳邊去取剛才從肩膀上摘下後就放在地上的雙肩背包，卻摸了個空，一看，不禁倏然變色——他的背包已經不翼而飛了！

帕斯卡爾用法語驚呼一聲，隨即轉身四下掃視，他所看到的是周圍的中國顧客投來的或好奇或茫然的眼光。然後，帕斯卡爾開始在商場裏到處亂找，邊找邊用英語叫嚷著“我的包”，當然沒有人理會，有的顧客還以為遇到了—個外國瘋子。

幸好百貨商店的一個已經“靠邊站”但還沒有被打倒的幹部正好從辦公區出來，見狀上前詢問。可是，他說的話帕斯卡爾聽不懂，而帕斯卡爾說的英語、法語他也沒法兒領會。幸好帕斯卡爾帶著那本自編的小冊子，趕緊拿出小冊子一陣亂翻。他來中國前沒有想到自己會遭遇竊賊，所以並未準備這方麵的語句，於是就選擇了一句“我遇到麻煩了，需要得到您的幫助”給那個幹部看。幹部看後問手帕櫃台的營業員是怎麽回事，營業員一說當時的情況，他就猜到是帕斯卡爾的背包被竊了，立刻把帕斯卡爾帶到他的辦公室，給派出所打電話報案。

派出所先前已經跟帕斯卡爾打過交道了，此刻接到電話立刻就說他們知道有這麽一個法國人，問是不是這個法國人不聽我們的勸告又拍照片了？待到聽說帕斯卡爾的背包在購物時被竊，那民警就傻眼了，說了聲“等等”竟然就沒了下文。

怎麽呢？當時搞“文化大革命”，造反派提出“砸爛公檢法”的口號，公檢法中檢察院、法院已經沒有了，公安局還在，三個機構並成一塊兒，統統軍事管製，對外統稱“中國人民解放軍××省(市)公檢法軍事管製委員會”。檢察院、法院可以不存在，公安局卻是必須有的，否則起碼的社會秩序都沒法兒維持了。所以，派出所也還在，盡管也在造反，而且分成兩派，但還是一邊造反一邊工作。不過，如若接到報案，那就不大好辦了，兩派誰也不買誰的賬，該如何出警如何處置，其中的案情是否涉及派別，這都是需要考慮的。

這種情況如果出現在分局、市局，那倒容易解決，向軍管會(分局則是“軍管組”)請示就是了。可派出所就不好辦了，尤其是這麽敏感的涉外失竊案，哪派也不便擅自處置。那個接聽電話的民警之所以說聲“等等”之後就沒了下文，是去向自己一派的頭頭兒請示去了。頭頭兒是個老警察，熟悉業務，說這是涉外盜竊案，按照以前的規定，凡是涉外案件都得報告市局外事處，現在也沒聽說已經廢除了這條規定。周總理以前說過，涉外無小事，我們還是小心為妥，向分局軍管組報告吧。

江漢分局軍管組接到電話後，不敢貿然說應該如何處理這個案子，就向市局軍管會報告了。市局軍管會的軍代表對於公安業務其實並不如何了解，還是向原外事處一位已經“靠邊”的胡副處長谘詢後才知道以前是怎麽處置此類案件的，於是就讓江漢分局派輛車去案發現場把那個法國人送到市局來，讓他直接向市局報案。

帕斯卡爾被送到市局，接待室裏已經坐著兩個人——那位副處長老胡和軍代表井大傑。老胡精通英語，是被井大傑扯來做翻譯的。當下，帕斯卡爾就把一應情況一五一十作了一番陳述。井大傑說這位外賓，你說的情況我已經明白了，可是，我怎麽確定你的身份呢？

帕斯卡爾一聽就傻眼了，他所有的東西，包括護照和中國駐法國大使館出具的那紙證明全都放在背包裏，現在一並失竊，那就沒法兒證明自己的國籍和身份了。幸好有老胡在場，“文革”前他在公安外事工作中也曾碰到過類似情況，於是就跟帕斯卡爾聊了聊，很快就為帕斯卡爾找到了兩個可以證明其法國國籍以及來武漢事由的地方：一個是他下榻的漢口涉外賓館“紅衛飯店”，另一個就是六渡橋派出所。飯店方麵昨天已經為帕斯卡爾作了住宿登記，那當然是記下了護照號碼的，派出所則檢查過帕斯卡爾的護照以及中國駐法使館出具的證明，這兩處都是可以為帕斯卡爾作證的。

老胡便向井大傑作了說明。後者說國籍、身份、事由是確認了，但這是涉外案件，我們隻怕還得弄一個書麵證明吧？老胡說那當然，這是辦涉外案件的規矩，這個不難，已經有了護照號碼，一會兒向省廳軍管會報告後讓省廳和北京聯係，法國駐華使館會立刻給他補發護照。井大傑又問這個案子應該怎麽處置。老胡說按照以前的規定，這種涉外刑案不管是大是小，隻要符合立案標準，都應該由市局立案偵查。

井大傑於是就去向軍管會領導請示，領導指示均按老胡說的辦，立即組建專案組著手偵辦該案，井大傑以軍代表名義擔任專案組組長，老胡當顧問，專案組成員由他們兩人決定。

二、一個流竄盜竊團夥

軍代表井大傑出麵組建的“3·7”涉外盜竊案專案組頗具“文化大革命”時期的特色，這個專案組在一個名稱下竟然有兩套班子——

一套是由六個警察、一位軍人組成的，六個警察除了老胡外，另外五個分別是金邦睦、洪維鑫、印昭儀、西門璋、李睨墨。這五人具有兩個共同點：一都是老刑警。二都是夠資格參加造反派，但卻沒有參加，而隻是在旁邊作壁上觀的所謂“逍遙派”。用後來人的眼光看，不能不佩服他們在大勢下所顯示出的那份淡定和勇氣。一位軍人就是井大傑，他被抽調到武漢市公安局以軍代表身份參加軍管前，是部隊的現役副營長。這個專案組是正牌貨，在市公安局有辦公室，隻不過沒有掛牌子。

另外還有一個三十人的“山寨”專案組，那是井大傑以武漢市公檢法軍管會的名義從全市各大造反派組織抽調的“造反戰士”。這支隊伍成分複雜，有工人、大中專院校的學生、財貿係統的職員，甚至還有衛生戰線的醫務人員，不過，論年齡都是二十歲上下的青年男女，用當時對年輕造反派的統稱則一律可以稱作——革命小將。

組建這個“山寨”專案組的主意是井大傑智慧的產物，因為他想起那句“專政是群眾的專政”的名言，尋思眼下的局勢越來越混亂，要想在混亂中搞偵查而且要搞成功，那就得掌握一支由混亂人員組成的隊伍，所以就有了這個協助偵查的工作班子。“山寨”專案組是沒有正規辦公室的，井大傑讓老胡給他們在市公安局附近找了一處資本家的住所，那個資本家在去年“文化大革命”剛剛開始時因為喊錯了一句口號遭到批鬥，擔心被逮捕判刑，幹脆跳長江一了百了。他死後，其家屬被趕到荊州老家鄉下去種田了，房子被公安局貼上了封條。現在，老胡征得井組長同意，讓“山寨”專案組把封條撕掉，內部打掃一下，就作為他們的辦公室兼宿舍。

“山寨”專案組的小將頭腦活絡，敢想敢做。他們入駐之後，隨即就有人把斜對麵那家血防站的木牌摘下扛了過來，讓學美術的同伴用油漆把原來的名稱塗掉，曬幹後，在上麵寫上了漂亮的仿宋體“武漢市公安局第二專案組”，往門口一掛，使隨後過來看望大家的井大傑目瞪口呆！

井大傑作了一番講話，介紹了案情，說一會兒大家打掃完了一起開個會，然後分工開始調查。由於軍管會領導有話在先，不能讓“山寨”人馬進公安局內部辦公，所以井大傑的這個案情分析會就隻好在“第二專案組”這邊開了。兩支隊伍加起來有近四十人。幸好，“第二專案組”駐地那幢兩層樓房的底樓有個大客廳，這麽多人還待得下，於是就在底樓開會。事先老胡建議，說是對付這種案子動作要快，所以這個會不必多費口舌，直接分派活兒就是，萬萬不可讓這班小將發言討論，否則，討論就變成了辯論，打起來也難說。所以，井大傑上來領著大家手捧“紅寶書”念了幾段“最高指示”後，即對偵查工作作了布置——

一是布控，抽調八人分別到全市各區的舊貨商店，凡是有法國產“鷹”牌男式旅行背包、“雷登”牌太陽眼鏡、“火炬”牌牛皮錢包及照相機、望遠鏡、鋼筆等贓物出售的，要求商店方麵一律連人帶物扣下。如果已經出售，那就把銷贓人出售東西時留下的證件記錄抄下來，交專案組追查。

二是蹲守，因為估計案犯還要作案，所以抽調十六人到漢口、武昌火車站以及長江客運碼頭等此類案件的高發地點，指望能夠當場抓現行。

三是抽調四人在全市各大商店和熱鬧地段化裝巡查。

四是調閱報案記錄，這是剩下幾位同誌的活兒了。

據對各分局、派出所自3月1日以來報往市局的與“3·7”涉外盜竊案作案手法一致的案子進行統計，一共已經發生了九起盜竊案。可是，這九起案件沒有一起引起重視的，全都被撂在一旁，既不立案，也不布控，隻是上報市局。現在呢，要把這九起案件的報案原始記錄都給翻出來，進行比較分析，以圖從中發現案犯的作案規律，以便開展下一步的偵查工作。

井大傑布置完畢，也不問“明白了沒有”，免得有人糾纏，一聲“散會”，就讓大家按照分工分頭行動去了。

井大傑和老胡，一個是軍代表、專案組長，一個是未曾宣布撤職的市局外事處副處長、專案組顧問，他們都是不必出馬直接參加偵查的，況且於刑事偵查皆屬外行。不過，這二位待在專案組辦公室也沒閑著，他們在翻閱本月之前六天的《敵情簡報》。所謂《敵情簡報》，是新中國成立後全國各大城市公安局的—份十六開打印的冊子，由局辦公室(最初是辦公室的前身秘書科)負責編發，每天—份。《敵情簡報》記載的是本局管轄區內二十四小時裏發生的政治、刑事、治安案件，以及重大交通事故、社會事件和輿情。這種冊子印數很少，全局各個業務科室發一份，上有編號，當日發下，隔天收回。這種做法多年來已經成為慣例，“文化大革命”時期也未中斷。現在，井大傑和老胡就是拿著從局辦調取的自3月1日至6日的《敵情簡報》，查看與“3·7”涉外盜竊案相同的那九起案件的簡單記錄。

這九起案件分別發生於漢口火車站、武昌火車站、漢口長江客運碼頭、公園、百貨大樓等地，案犯的作案手段跟“3·7”涉外盜竊案幾無差異，都是趁受害人購票、購物或者照相注意力分散時下手作案，時間極短。井大傑和老胡由此考慮到，這有可能是一個犯罪團夥在作案。從案發地點來看，都是外地旅客光顧之處，所以案犯可能是外地來武漢流竄作案的犯罪分子。老胡說如果真是流竄犯罪團夥，那這個案子偵查起來就頭痛了。案犯作案後很可能已經離開武漢，到哪兒去找？除非那個犯罪分子倒運，在外地作案被抓，交代出曾在武漢這邊做過這麽一起案子。即便如此，那個法國人失竊的物品肯定也追不回來了。

 

這樣議論著，兩人就對能否破獲這起案件不大樂觀。不過，當晚七點多鍾傳來的一個消息使井大傑、老胡振奮起來——專案人員李睨墨和“第二專案組”的“山寨”便衣許晴天、費瑉在漢口火車站拿下了一個“捉兔子”的案犯！

“捉兔子”是黑道切口，其意就是“3·7”涉外盜竊案的作案手法。道上那班弟兄有時也不乏幽默感，他們把人們放在腳邊的行李包視為兔子，而他們自己就是“獵人”，盜竊行李包就是“捉兔子”。李睨墨和許、費二小將在漢口火車站候車室拿下的這個主兒，就是在“捉兔子”過程中失手，被李睨墨三人逮個正著。

公安偵查案件是有管轄範圍的，比如漢口火車站，按照當時的規定應該是廣州鐵路局武漢鐵路公安處管轄的。而漢口火車站那裏還有一個武漢市公安局漢口分局下轄的漢口站派出所，群眾通常會認為該所也是管漢口火車站的。其實不然，漢口站派出所跟廣鐵武漢鐵路公安處是有分工的，雙方按照案子發生的位置來明確管轄責任，以車站門前廣場邊界為界線，凡是在廣場以內發生的，均由廣鐵武漢公安處管轄。廣場以外發生的，則由漢口分局漢口站派出所管轄。那麽，李睨墨三人是在漢口站候車室下手拿人的，是否超越了管轄範圍呢？答日：是的。不過，因為這是一起涉外盜竊案，專案組之前已由老胡出麵跟鐵路公安處方麵通過氣，雙方協調下來，鐵路公安同意武漢警方去漢口、武昌火車站開展偵查，包括現場捉拿可能與涉外盜竊案相關的現行犯罪分子。

當下，李睨墨三人就把那個“捉兔子”的案犯押送到“第二專案組”進行訊問。許晴天、費瑉都是紅衛兵，自去年夏天開始造反以來已經打慣了人，當下便解下腰間的軍用皮帶意欲抽打案犯，被李睨墨阻止。李睨墨是武漢一解放就參加公安工作的老刑警，中共黨員，政策性很強，說我們的首要任務是破案，還是抓緊時間訊問案情要緊。一番盤問下來，得知如下情況——

案犯名叫王聯聰，二十五歲，河南洛陽人氏，十三歲那年因鬥毆傷人被送少年教養一年。一年期滿離開少教所時，王聯聰的個頭兒沒有長高多少，可肚子裏的“學問”比進去時大得多了。因為他在少教所結交了幾個因盜竊、詐騙進來的少年犯，從他們那裏聽到了一些如何作案的“經驗”。對於一個十三四歲的少年來說，具有“初學三年，天下去得”的想法也是可以理解的，於是王聯聰就開始混跡社會，浪蕩江湖。在之後數年裏，他多次作案成功，也曾數次失手折進局子，少教、勞教、判刑都挨上了，還有過從派出所、分局、勞教隊、勞改農場成功脫逃的經曆。

二十歲生日那天，王聯聰在毫無思想準備的情況下遭遇了一個意外。他所服刑的農場管教科忽然召見他，宣布把他釋放。當時他還有七個餘月的刑期，怎麽就提前釋放了呢？原來他有個舅舅是解放軍班長，在中印邊境戰爭中英勇犧牲。王聯聰的外公外婆早已去世，舅舅是由其姐姐即王聯聰的媽媽撫養大的，所以王母就享受了革命烈屬待遇。當地政府問她有什麽要求，她說想去農場看看正在服刑的兒子。那時候勞改隊屬於公安係統，民政部門跟公安局一聯係，公安局領導聽說是這麽一回事兒，就讓查一下這個王聯聰犯了什麽事兒、判了多少年。聽說是因偷竊判了三年六個月的刑期，還有七個多月就可獲釋，便跟法院通融了一下，把那小子給放了出來。

回到洛陽，政府還給王聯聰安排了一份工作，讓他去糧站當雜勤工。王聯聰當時倒是想改邪歸正，也確實好好幹了一陣兒。可是，他的同事對他另眼看待，老是冷嘲熱諷，他受不了這份氣，於是就自動離職，重新流竄作案。此間他也曾被關過幾次，但因犯的事兒小，沒有被判刑。到了“文化大革命”，王聯聰這樣的流竄犯日子就好過多了，他們三五成群結為團夥，懷揣偷得的紅衛兵袖章、革命大串連證明，到處流竄作案，一時間折騰得不亦樂乎。

這次，王聯聰糾集了六個同夥，先從洛陽流竄到鄭州，再從鄭州到了武漢，憑著途中扒得的一份西安造反派的外調介紹信，下榻於湖北省政府招待所。今天上午幾個人一齊出動，分頭作案。王聯聰運氣有點兒背，上午四處晃蕩，雖然覓得目標，卻苦無下手機會。下午兩點多鍾他回過招待所，聽同一房間的扒手常禮餘說，另一同夥宋鵬剛才回來過一趟，誇耀說“提了隻肥兔”，為防意外，先藏在外麵，回頭拿回來。那玩意兒是上了密碼鎖的，他曾鼓搗過，沒打開，晚上大夥兒一起“攻關”，不信對付不了！

李睨墨聽了王聯聰的這番供詞，心裏便是一動：帕斯卡爾失竊的那個背包正是使用密碼鎖的！於是就追問宋鵬是否說過他偷竊的那件贓物是箱子還是包。王聯聰卻搖頭不知。

李睨墨向專案組長井大傑匯報了這一情況，井大傑頓時來了勁兒，說別就是那個姓宋的小子衝法國佬下的手，我們趕緊出動，先把宋鵬那夥兒人逮住了再說！

老胡在一旁聽著也是躍躍欲試，李睨墨畢竟是老刑警，建議說這會兒我們還是先別下手，因為據王聯聰交代，他們一夥兒連他一共有七個人，現在王落網了，還剩下六個。他們白天都是外出作案的，作案不是上班，沒有一個固定的下班時間，因此不可能在差不多的時間同時返回招待所。如果我們車啊人啊的一窩蜂趕過去，可能會驚動了他們，就沒法兒一網打盡了。井大傑聽著覺得不無道理，便問那該怎麽幹。李睨墨說以前我們刑隊辦這種團夥案子通常是先派便衣過去，在目標下榻的地方蹲守，待他們全部回窩了再收網，那就一個也逃不掉了。井大傑說這法子管用，就照老李說的辦！一事不煩二主，這蹲守的活兒就歸你老李負責了。

三、人犯脫逃

當天晚上九點多，專案組全體刑警連同那三十名小將一齊出動，把下榻於省招待所的宋鵬等六個河南籍流竄盜竊案犯悉數拿下，當場搜得人民幣、糧票、布票、手表、照相機、半導體收音機、鋼筆、錢包、拎包等贓款贓物，可是，獨獨沒有發現王聯聰所說的那個使用密碼鎖的箱包。

於是，宋鵬就成了專案組訊問的重點對象。專案組這幾名刑警中，有一個資深刑警叫印昭儀，原是搞預審的，從1951年參加公安工作起就在預審部門幹，一直到1963年才奉命調到刑偵部門。老胡跟井大傑一說他的經曆，井大傑馬上點名讓印昭儀負責對付宋鵬，要求今晚必須拿下。印昭儀暗忖這怎麽能說拿下就拿下？那小子堅決不鬆口怎麽辦？但軍代表下了令，他也隻能表示一定加倍努力，爭取盡快獲得口供。

然後，印昭儀就開始工作。不過，他的做法令井大傑大為不解。按說應該立刻提審宋鵬，可老印提審是提審了，訊問的卻是其他五個案犯，審得倒很快，一個個走馬燈似的進進出出。印昭儀這是幹嗎呢？原來他先要弄清楚一點，這個宋鵬在其他案犯麵前到底說沒說過他“捉了隻肥兔”這樣的話。了解下來，連同王聯聰在內的四個案犯都聽宋鵬說過這話，可是，宋鵬沒有說他把捉到的那隻“肥兔”藏到哪裏去了，隻說晚上拿回來，大家一起琢磨怎樣打開那把密碼鎖。印昭儀由此證實王聯聰關於宋鵬作案的口供並非虛構，這才提審宋鵬。

之前，印昭儀曾暗暗觀察過宋鵬，從外形看，這家夥似乎不大好對付。這是一個二十三四歲的小夥子，稍瘦，相貌無甚特點，眼珠子卻挺有神，換在守法良民臉上，那就稱得上“目光炯炯”了。印昭儀估計這小子可能練過武術，後來這一點果然得到了證實。宋鵬的相貌和神態都比較適宜幹“捉兔子”這一行。怎麽說呢？他的長相是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那種平頭百姓，閉著眼睛在大街上轉一圈，隨便伸手撈一個都是差不多的相貌。跟人說話極有親和力，未語先笑——是那種一見如故的讓人迅速產生信任感的笑，語調低沉柔和，略帶磁性。如此，他作案時就容易跟人接觸並迅速獲得信任，從而使受害人喪失警惕性，作案後拔腿開溜，鑽進街頭人群就好比魚入大海，即使一張大網撒下去，在撈起的無數魚中也難以辨別。印昭儀根據多年搞預審的經驗，知道這種家夥很難對付，而且預審員一不小心還會讓他給繞進去。不過，再難對付也得試一試。試下來的結果是：這家夥是僵山芋、母豬肉，燒不酥、煮不透、熬不爛。

印昭儀向井大傑一匯報，井大傑就惱了，說好吧，他既然是僵山芋、母豬肉，那我就讓他試試砧板、石磨的厲害。

井大傑所謂的“砧板、石磨”，就是“第二專案組”。他要把宋鵬交給那些小將，不必跟他們交代什麽，他們也知道用什麽樣的手段對付宋鵬——他們也隻會這種手段。老胡畢竟是當副處長的，政策性強，聽井大傑這麽一嘀咕，擔心造反派把人打死了，可又不敢開口勸阻，軍代表得罪不起啊！於是就想了個法子，去跟“第二專案組”打招呼，讓他們訊問宋鵬時要多加注意，“革命行動”要有輕重，目的是取得口供，不是要讓人犯吃苦頭。

這話如果是從其他刑警嘴裏說出來的，估計“第二專案組”不會買賬。按照當時流行的說法，所犯罪行夠得上逮捕的，矛盾性質就發生了根本轉化，由人民內部矛盾變成了敵我矛盾。像今天抓獲的王聯聰、宋鵬等七名案犯，個個都夠逮捕判刑，所以全部是敵人。而根據其時剛出爐不久的《公安六條》(即1967年1月13日中發【67】19號文件《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加強公安工作的若幹規定》)中第四條的規定：“地、富、反、壞、右分子，勞動教養人員和刑滿留場(廠)就業人員，反動黨團骨幹分子，反動會道門中的中小道首和職業辦道人員，敵偽的軍(連長以上)、政(保長以上)、警(警長以上)、憲(憲兵)、特(特務)分子，刑滿釋放、解除勞教但改造得不好的分子，投機倒把分子和被殺、被關、被管製、外逃的反革命分子的堅持反動立場的家屬，一律不準外出串連，不許改換姓名，偽造曆史，混入革命群眾組織，不準背後操縱煽動，更不準他們自己建立組織。這些分子，如有破壞行為，要依法嚴辦”，王聯聰、宋鵬這幾個都是夠條件“依法嚴辦”的對象。而當時的“依法”概念是頗為模糊的，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還要過十四年才頒布，執法者的“依法”沒有依據。所以，王、宋等七個家夥若是交到“第二專案組”手裏，不死也得掉一層皮。在當時，這屬於正常的革命行為，誰如果試圖勸阻，那就是站到敵人的立場上去了，“第二專案組”不但不會接受勸阻，還會連這人一並實行專政。

不過，老胡此刻的身份不同，他是專案組的顧問，組長井大傑跟前的紅人，在“第二專案組”那班“山寨”貨的意識中，他說出的話，肯定是跟井大傑商量過的。因此，他們不敢不聽。沒料到，這一聽，竟然出了差錯——宋鵬趁機脫逃了。

“第二專案組”那幫子見軍代表把宋鵬交給他們訊問，個個雀躍，尋思一是正好過一把打人癮，二是把宋鵬審下後該是立了一功，沒準兒軍代表就會往上麵打個報告把他們留在公安局長期辦案，成為每月可領一份薪餉的正式的公安戰士。不過，跟著老胡就來關照不要讓人犯吃苦頭，他們就有點兒掃興。老胡的話還是要聽的，他們就商量應該如何拿下宋鵬的口供，最後決定先跟這小子好好談一談，但願他識時務，把贓物下落說個明白，如果執迷不悟，那就再想別的辦法。老胡不讓打，那就不打，綁柱子上澆幾盆冷水總可以吧？

對於宋鵬來說，先前正宗刑警、預審高手跟他談也沒談出啥結果來，現在換了這班“山寨”貨，那結果是可想而知的。於是，小將們也不跟他囉唆了，冷水伺候。這三月天的夜晚，往身上澆幾盆冷水放一旁晾著，看你小子受得了受不了！於是就喝令宋鵬把外套脫下來。宋鵬戰戰兢兢照辦，剛解開紐扣，他提出了一個要求——上廁所。

“第二專案組”的辦公地是一座獨立的小院落。走進大門，是一個三四十平方米的院子，穿過院子是一幢兩層小樓。小樓的樓下樓上都有廁所，底樓是女廁所，二樓是男廁所。兩個紅衛兵押著宋鵬去了二樓，進了廁所。那二位經驗不足，隨即退出，待在門口守著。宋鵬見狀，當即撲向後麵的窗口。那二位見勢不對，以為他要跳樓自殺，急忙衝上去，可是隻來得及揪住宋鵬外套的一角。這當兒，宋鵬就顯出他那不凡的身手來了，反手打翻一個，另一個揪住外套一角的挨了一下竟然還死死不肯鬆手，他幹脆把外套一脫，躥上窗台，縱身跳出窗外。小樓後麵是一條巷子，宋鵬落地後竟然連個趔趄也沒打，左右一瞟，拔腿就逃。待到那班“山寨”貨咋咋呼呼從大門奔出去，繞到後麵巷子裏查看時，早已蹤影全無了！

宋鵬這一逃，從此就再無消息。不過，對於專案組來說，萬幸的是，他們竟然因此找到了宋鵬堅不吐口的那件贓物。

人逃掉後，“第二專案組”這幫子目瞪口呆，一籌莫展。正互相指責推卸責任時，老胡來了。老胡是擔心這邊幾位按捺不住，對宋鵬大打出手，所以才過來看看的。聽說宋鵬竟然逃掉了，不由得苦笑：“小將們，我對你們簡直無話可說！”

一幹小將圍著老胡問應該怎樣追捕逃犯，他們準備連夜行動，哪怕跑遍全城也要把宋鵬這廝給抓回來。老胡看著他們，尋思抓獲了的人犯交到你們手裏還給逃跑了，逃跑了的還敢指望讓你們抓回來？當然，革命小將得罪不起，他想是這樣想，說是不會說的，於是道：“我給你們推薦一位特別擅長追逃的老刑警，你們可以向他請教，也許能找到逃犯的線索。”

專案組的刑警都是老胡推薦給井大傑的，他當然都很熟悉，其中一個名叫洪維鑫的刑警“文革”前是武漢市公安局的“追逃能手”，報紙、電台都曾報道過他的追逃事跡。“文革”開始後，造反派說他是“黑標兵”，他幹脆交了一紙長病假證明單在家長期休息，當起了“逍遙派”，這次還是老胡到他家去請其出山的。當下，老胡就打了個電話把洪維鑫叫來，對他說了說宋鵬脫逃之事，說革命小將們要向你學習，請教應該如何把這個逃犯抓回來。

洪維鑫連說“不敢”，然後說麻煩你們領我看看宋鵬脫逃的現場。小將們尋思人都已經逃了，還有什麽值得看的？可畢竟人是從自己手裏跑的，底氣就不太足，竟然沒有一個敢反駁老刑警的。於是，就領老洪去查看了二樓的廁所。這一看，洪維鑫就發現了宋鵬那件脫逃時被扯落的外套。

洪維鑫把外套拿起來，不無遺憾地告訴小將們，如果在以前，宋鵬現在應該已經歸案了！怎麽呢？以前局裏有警犬隊，發生這種情況，立刻牽兩條警犬過來，讓它們聞聞這件衣服，嗅息尋跡，宋鵬這種主兒應該逃不了。正說著，忽然“嗯”了一聲，原來洪維鑫一邊說一邊摸著宋鵬的衣服，發現後擺下邊的貼邊縫裏有一狹長的硬物。抽出一看，是一塊漢口客運碼頭的行李寄存牌。

洪維鑫說這小子不肯交代盜竊的東西藏哪裏了，原來寄存到客運碼頭的行李房去了。好啊，先把追逃的事兒往旁邊擱一擱，我們去一趟漢口碼頭，把那件贓物取出來吧。

井大傑立刻通知公安局小車班派一輛中吉普載著洪維鑫和兩個小將前往漢口碼頭追贓。

洪維鑫三人到碼頭行李房順利取出了宋鵬寄存的行李。這是一個箱子不像箱子包包不像包包的奇怪物件，長兩尺，高一尺，厚八寸，正麵是厚厚的防水帆布，背麵是整張牛皮，四個側麵則一半是牛皮一半是帆布，上方的牛皮和帆布交界處裝著黃銅拉鏈，還扣著一把銅質密碼鎖。這物件可以叫箱子，也可以稱旅行包，裏麵裝的不知何物，拎上去沉甸甸的，摸摸硬邦邦的，用繩子捆紮得很整齊。洪維鑫判斷是書籍，但他沒有開口。不過，他已經斷定這件贓物肯定不是法國人帕斯卡爾被竊的那個包了了，人家報案時說得很清楚，是—個雙肩登山背囊，為防警察弄不清楚，他甚至還畫了一張草圖。

中吉普開回市局後，洪維鑫向井大傑交差。井大傑說雖然可以確定不是那個法國人失竊的東西，但這裏麵究竟裝的什麽，我們還是要查清楚，並且要有記錄的。井大傑問老胡誰能打開這把密碼鎖。老胡說據我所知，我們專案組這些人哪個也沒這把手藝。井大傑說要麽去大街上請個鎖匠來？老胡說這麽晚了大街上哪裏還有鎖匠，隻有明天了。井大傑圍著這件箱不箱包不包的贓物轉了兩圈，說要麽幹脆把帆布剪開，說著就要去拿剪刀，卻被老胡勸住了。老胡說這法子可能不妥，剪開是容易，可這東西是在漢口碼頭失竊的，水上公安局肯定有報案記錄，根據規定我們這邊應該把贓物移交給他們，屆時他們一看是用剪刀剪開的，表麵上不說，背地裏肯定要嘲笑我們這些人沒本事。所以我的意思是先不剪，請能人來試試看，能打開密碼鎖最好。不能的話，明天請鎖匠來開。井大傑說就依你，不過，誰能對付得了密碼鎖呢？老胡說小將中沒準兒有這方麵的能人，他們中有大學生，學機械的學生就能對付。

很快就來了兩個大學生紅衛兵，兩人鼓搗了十來分鍾，就把密碼鎖打開了。裏麵是什麽呢？全部是小說，上麵還蓋著沙市第二中學圖書館的印章。洪維鑫由此判斷，失主是沙市往長江下遊某地旅行的一個學生或者老師，是一個“逍遙派”，這些書是他準備帶到這趟旅行的目的地去的。這人沒有買到從沙市去目的地城市的直達船票，隻能從漢口轉船。結果，他在漢口碼頭逗留時，一不留神讓宋鵬竊走了這件行李。

贓物跟“3·7”涉外盜竊案沒有關係，專案組也就對逃犯宋鵬沒有興趣了，還得繼續努力尋找其他線索。

四、武林高手

“第二專案組”有個來自武漢市供電局中等技術專科學校的紅衛兵，名叫張維平。張維平談了個女朋友叫汪晨，是其同校同班同學，長相不錯，人也和善，聰明伶俐，美中不足的是家庭出身不咋樣，並非勞動人民，老爸是武漢大學的教授。僅僅是教授倒也沒什麽，無非是所謂的“臭知識分子”而已，問題是這位汪教授以前還參加過國民黨，擔任過區黨部委員，所以“文革”一開始就被揪了出來。後來造反派有了新的鬥爭對象，對汪教授這種曆史上有點兒小瑕疵的已經不感興趣了，因此汪教授得以待在家裏當“逍遙派”。

法國人帕斯卡爾背包被竊的次日中午，這位汪教授在家閑著沒事，到門口去溜達。他家所在的巷子口對麵有個修鋼筆的攤頭，有時也有舊鋼筆出售。汪教授三年前曾在這裏用買一支普通新鋼筆的價錢買到了一支七成新的“派克”金筆，用到去年夏天還蠻好，可惜給革命小將沒收了。他一直想再撞到這樣的好運，所以每次走出巷子時總要看一下對麵那個修筆攤頭在不在，在的話必定要去看一看，問一問是否有舊鋼筆賣。今天當然也不例外，走過去一看，攤頭上擺出的那十幾支舊筆中，有一支一看就顯得不凡，拿起來細看，竟是一支美國出品的“威迪文”名筆，比三年前買到的那支“派克”筆顯得還新一些。於是就問價錢，攤主說這支筆我一小時前剛收進來，便宜點兒賣給你算了，十塊錢——不還價！

汪教授二話不說，掏錢就買下了。回到家裏，又是試寫又是裏裏外外查看，愛不釋手，直到張維平登門。張維平因何登門呢？他是回家取鈔票、糧票時路過女友家順便來看一看的，也有要把自己入選“第二專案組”正在參與偵破盜竊案的消息向女友炫耀一下的意思。

當時包括“第二專案組”在內的所有專案組成員，在市局食堂用餐一律要用現金和糧票換飯票、菜票，而張維平昨天接到通知匆匆忙忙前往市局報到，身上有點兒零錢，糧票卻沒有，昨晚的晚飯、今天的早中兩餐都是向別人借的飯菜票，於是下午瞅個空子跟頭頭兒打了聲招呼回家去取。，

不過，張維平沒有取成，因為他連家也沒顧得上回。他去汪家時，汪教授自然要把那支新購得的“威迪文”給準女婿看一看的。張維平不識鋼筆，技校生也不諳英文，把這支世界名筆拿在手裏，除了感覺比尋常鋼筆沉一些外，也無甚特異之處。他禮節性地誇讚了幾句，剛要還給汪教授時，汪教授開口了，說這支鋼筆乃是美國著名文具公司桑福德的著名產品，1919年，英國首相勞合·喬治用這個品牌的鋼筆簽署了《凡爾賽和約》，結束了第一次世界大戰。這就是與“派克”、“萬寶龍”同列為世界三大名筆的“威迪文”鋼筆……汪教授還要往下發揮，忽然發現張維平的神情不對頭，瞪大了眼睛驚奇地盯著自己。剛要問準女婿這是怎麽了，張維平說伯父您知道嗎，我參與調查的“3·7”涉外盜竊案中有一件贓物就是一支“威迪文”鋼筆！

汪教授頓時大驚。他知道以此刻的政治狀況，如果讓人扣上一個“收贓物”的罪名，那就得吃不了兜著走，進牛棚隻怕已是大大的優待，弄不好坐大牢也並非沒有可能！

張維平告訴汪教授，“3·7”涉外盜竊案是市公安局報往省廳、報往北京的案件，根據周總理“外交無小事”的指示精神，當然必須偵破，目前專案組已經有三十七人了，由此可以看出軍管會對於破案的決心之大。專案組已經對全市的鍾表店、舊貨店進行布控，估計下一步對街頭巷尾這種沒有執照的修理鍾表、鋼筆的攤頭肯定也要走訪。隻要一走訪，這件事就包不牢，那個修鋼筆的攤主是知道您住在這巷子裏的，他一說，公安查到您老還不是易如反掌？

汪教授知道張維平這番話絕對不是虛言，當下緊張得連連點頭，嘴裏囁嚅著不知說什麽才好。這時，在旁邊的女兒汪晨開口了，說維平那你看應該怎麽辦比較妥當？張維平說我看還是爭取主動，立刻跟我去專案組反映情況，保證沒事。不過，這支鋼筆肯定是要給沒收了。汪教授鬆了一口氣，說隻要沒啥事兒，一支鋼筆實在算不上什麽。

果然如張維平所料，組長井大傑聞報喜出望外，親自出來接待汪教授，握著老教授的手表揚他覺悟高。汪教授老實，說我不敢向軍代表隱瞞，我以前曆史有點兒問題。井大傑說我們的政策是對於立功者的過去既往不咎，我們還會把你的表現發函通報給武漢大學，讓造反派對你有一個了解，以後不至於為難你。

汪教授沒事了，那個修鋼筆的攤主卻倒了黴，立刻被“第二專案組”連人帶攤一並弄了過來。幸虧他是三代工人出身——那個時代最講究出身，所以僥幸逃過一頓殺威棒，還給了個小板凳讓他坐著接受刑警的訊問。其實也沒幾個問題，隻要他說清楚這支鋼筆是怎麽來的就行了。攤主說是今天上午一個佩戴紅衛兵袖章的小青年拿到他攤頭上賣掉的，他給了對方一張五元鈔票。

刑警當然要追問那小青年的外貌，戴的袖章上麵除了印著“紅衛兵”三個大字，另外表明其所在學校、組織的小字寫的是什麽。攤主說那小青年也就不過二十歲上下，個頭兒不高。至於袖章上的小字，他沒有留意。

專案組於是就派出了十幾個人去其設攤頭的那條馬路上訪查，可是，一個下午折騰下來，訪查了數百人，誰也沒法兒提供專案組要查摸的情況。

當天晚上，井大傑接受顧問老胡的建議，讓“第二專案組”的小將們休息，刑警們則開了一個案情分析會。會上，有刑警提出，案犯會不會是武漢本地人？討論下來，認為沒有理由排除這種可能性，於是決定以市局名義向各分局、派出所下達指示，收集武漢本市與“3·7”涉外盜竊案作案手法相同的前科人員的相關信息。

第三天下午兩點多，米市街派出所傳來一條信息，該所管段裏有一個女青年有一架八成新的135照相機，是外國貨。專案組立刻指派刑警西門璋、洪維鑫和兩個小將前往米市街派出所了解情況。

這個女青年名叫宋韻蘭，二十二歲，工人出身，父親是碼頭裝卸工，母親是菜場營業員。其本人自小對讀書很是頭痛，小學、初中一共留過三次級，前年讀到初中二年級時無論父母怎麽打罵也堅決不肯去上學了。父母拿她沒辦法，隻好算了。可是，總待在家裏也不是個法子。父母叫她去街道申請安排工作，街道幹部了解其情況後說，你是讀到初二自己輟學的，不是初中畢業中考落第。現在就業崗位有限，應該優先考慮初、高中畢業生，若是給你安排了工作，以後大家都讀到初二甚至初一就輟學了，等到年滿十八歲後來要求安排工作，那我們該怎麽辦？

宋韻蘭被打了回票，於是就另尋門路跟人學裁縫。師傅是個黃陂人，據說手藝還不錯，也肯教宋韻蘭，可宋韻蘭卻學得不大起勁。去年夏天，宋韻蘭由姑娘變成了少婦，肚裏帶著四個來月的胎兒回到了武漢家裏。把胎兒打掉後，宋韻蘭索性破罐子破摔，什麽也不做了，就在社會上搭識男人，誰帶她吃喝玩樂她就跟誰上床。這時候“文革”已經開始，派出所的民警自己也在造反，沒空兒去管這類事兒，就任由她折騰。不過，關於她的種種劣跡，派出所也是知道一些的。

宋韻蘭有一架八成新的照相機的消息，是群眾向民警反映的。民警根據描述，判斷宋韻蘭持有的是一架外國生產的135照相機，具體哪個國家生產的就不清楚了。

向民警反映這個情況的是宋韻蘭家的鄰居，一個退休老頭兒。據他說，昨天傍晚他在附近溜達時，看見宋韻蘭和一個二十六七歲的男青年逛馬路，兩人挨靠在一起，宋韻蘭的肩上掛著一架小巧精致的照相機，一看就是洋貨。當時他沒在意。今天上午看見宋韻蘭拿著這架照相機給鄰家小孩兒拍照，旁邊有人問這照相機是誰的，她答稱是“人家送給我的”。

刑警決定傳喚宋韻蘭。派戶籍警前往執行，好久也沒回音，一直等到派出所快下班時，戶籍警才把宋韻蘭帶來了，那架照相機還掛在宋韻蘭的肩上。刑警首先要看的就是照相機，可是因為不識洋文，根本不知道是哪個國家生產的什麽品牌的玩意兒。問那兩個小將跟班，卻都是中學紅衛兵，學的是俄文，看著照相機上的洋文隻是搖頭。這時，戶籍警說管段裏有個老人以前在廣州海關做過職員。於是就把老人請來，一看照相機，說是法國梅曼公司1959年推出的梅曼500C型。

刑警西門璋一聽，馬上給老胡去電，一核對帕斯卡爾的報案記錄，他被竊的正是這款型號的照相機。於是，也就不跟宋韻蘭囉唆了，將其“請”上車直接拉到市局。

 

還是由預審高手印昭儀出場。此刻的宋韻蘭花容失色、珠淚盈盈，反反複複念叨著“我是工人成分”。印昭儀說姑娘你別害怕，隻要如實回答問題，弄清情況就可以讓你回家了。接著就把昨天汪教授上交那支鋼筆的情況說了說。宋韻蘭聽著深受鼓舞，告訴刑警說這架照相機其實不是她的，而是她的男友穀堅強借給她玩的。

她與穀堅強是一個星期前在“紅光飲食店”吃熱幹麵時認識的。當時她在排隊，輪到她時卻發現沒帶糧票，又急又窘，穀堅強正好在她後麵，就代她付了。認識之後，看過一場電影——“戰鬥電影院”下午一點鍾的那場，散場後想起這天家裏沒人，就請他去坐坐。然後，兩人就發生了關係。昨天傍晚她和穀堅強見麵，穀堅強拿出這架照相機給她看。宋韻蘭以前跟人瞎混時玩過照相機，什麽120、135拿到手裏都能擺弄幾下，當下就愛不釋手。穀堅強說你喜歡就拿去玩吧，玩夠了再還給我，還隨手掏出五元鈔票給她，說是買膠卷和衝印照片的費用。

這架照相機當即被送到帕斯卡爾麵前，請他辨認。帕斯卡爾一看就激動地大叫，說這就是我丟失的那架照相機啊！中國警察，太神啦！

於是，刑警就對這個名叫穀堅強的家夥產生了興趣，可是，宋韻蘭既不知道他的工作單位(或者是否有工作單位)，也不清楚他住在哪裏，隻能肯定他是武漢本地人。刑警問宋韻蘭平時怎麽和穀堅強聯係。宋韻蘭說—般都是上次見麵時約好。刑警說這就好，上次是昨晚見的麵吧？分手時他約你下次幾時見麵？宋韻蘭答稱，穀堅強昨晚沒有說，隻關照我這幾天待在家裏不要出去，他會設法通知我。

刑警判斷，這小子是嚐到了甜頭，準備趁宋韻蘭一人在家時重溫舊夢。於是決定去宋韻蘭家蹲守。按照“文革”時的習慣，這就不勞刑警費心了，交給“第二專案組”的小將就成。老胡出麵向“第二專案組”交代了這項使命，抽調六名身強力壯的前往宋家設伏，等穀堅強出現時將其活捉。老胡一再強調要活捉，他知道這些小將痛毆落水狗有癮，對那些落到他們手裏的專政對象不動手心裏就癢癢。

“第二專案組”接到通知自是踴躍，紛紛爭著要參加這項行動，連女生也躍躍欲試。不過，這畢竟是抓人，不是玩鬧，最後選定了六個健壯的小夥兒，三個是青工，兩個是學生，一個是去年剛去省中醫院報到的推拿科醫士。老胡想想不放心，又指派刑警西門璋一起過去，反複叮囑必須注意人犯安全，別好不容易候著了，卻把人給打死打殘了。

西門璋是專案組刑警中年齡最小的，不過也已經三十三歲。他十六歲參加誌願軍，因為身手靈活，當了偵察兵。戰爭是殘酷的，和西門璋同一批參戰的偵察兵到兩年後回國時隻剩下一半不到了，西門璋算是僥幸的，不但留住了性命，也沒缺胳膊少腿，隻少了一根指頭，那是跟南朝鮮士兵肉搏時受的傷。為此，他還立了功，受了獎，並擁有“榮譽軍人”的光榮稱號。回到武漢後，西門璋被分配到公安局，順理成章地幹起了刑警。本來，如果給他壓壓重擔子的話，沒準兒他就能有個一官半職了，可是領導的意識中西門璋精於擒拿格鬥，就分派他去逮人。逮人的活兒有點兒吃力不討好，逮住了是應該做好的本職工作，逮不著那就是失職了。因此，西門璋一口氣幹了十多年，啥也沒撈著，甚至入黨申請書還在支書抽屜裏擱著呢。他心裏難免有想法，“文革”開始後幹脆啥都不問，成了“逍遙派”。這次被抽調到專案組，老胡知道他的長項，於是安排他帶著幾個小將去抓人。

沒想到，這個專案組派出的最強陣容，這一去卻遭遇了意外，不但沒逮住穀堅強，反而損兵折將，有兩位竟然還進了醫院！

專案組之前的判斷是準確的，穀堅強上次跟宋韻蘭分手時沒約下次見麵的時間，是為了趁宋家隻有宋韻蘭一人時來個突然到訪，好把她往床上扯。次日，3月10日下午，宋家隻有宋韻蘭一人在家，穀堅強果然前往。巧的是，蹲守的七人中能夠對付得了他的前誌願軍偵察兵西門璋去外麵上廁所了，那六個小夥子雖然個個身強力壯，若讓他們去幹重體力活兒，那肯定不在話下，可是，打架不是純粹的體力支出，所以他們根本不是穀堅強的對手。

那麽，穀堅強又是什麽人呢？竟然能夠以一敵六，全身而退？原來，他是一名武林高手，曾進過省武術集訓隊，獲得過一些比賽的名次——這是稍後才查清的。這天，穀堅強到宋家時，並沒想到因為宋韻蘭帶著那架照相機招搖過市，已經被警方盯上了。他推開虛掩著的房門，看見宋韻蘭正在廚房裏大掃除，便隨手把門一掩，跟宋韻蘭打招呼。屋裏埋伏著的四個小將二話不說，立刻從角落裏竄出來，吆喝著“不許動”，撲上前想將其控製住。穀堅強二話不說，揮拳便打，眨眼間便打倒兩個。另外兩個頓時愣住了，原地駐步呆呆地看著穀堅強。那個年代，別說什麽中國武術散打王錦標賽、拳擊賽，就是武打片、武打書也是絕跡的，青年人還真沒見過這般身手的高人。穀堅強見那二位沒敢上前，也不再糾纏，這當兒當然也不貪圖美色了，逃命要緊，於是轉身就逃。

這時，另外兩個埋伏在對麵鄰居家裏的小將聽見宋家有動靜，聞聲出擊，正好在門口跟穀堅強撞個正著，穀堅強下意識地一拳一腳就讓他們躺下了。等到西門璋上完廁所回來時，哪裏還見得到穀堅強的蹤影！

不過，盡管蹲守失利，還是有意外收獲。西門璋聽小將們一說現場情形，看了那幾個挨了打的小將的傷情(有兩人稍後住院治療)，頭腦裏就浮現出十個月前他受命追捕的一個案犯來——

1966年初，武漢市發生數起攔路搶劫案，案情千篇一律，都是風高月黑之夜，馬路上的單身行人遭到歹徒襲擊，案犯身手不凡，不管是否反抗，都是一招就把人放倒，搶了錢包就逃。這主兒鉚得很準，都是盯上正好發工資的那天，夜班工人下班時兜兒裏一個月辛勤勞動所得被他悉數劫去，不剩分文。不過也正因為有規律，刑警偵查時也就有了法子，最後終於確認搶劫犯係原省武術集訓隊隊員郭國偉。

由於郭國偉身手不凡，武漢市公安局就組織了—個抓捕小組，西門璋因為也屬於身手不凡之列，所以被領導點名調進該小組。抓捕組折騰了三個月，連郭國偉的影子也沒見著。這時，“文化大革命”已經開始，領導挨大字報批判，沒心思抓工作了，抓捕組也就撤銷了。西門璋回到原來的工作崗位上，因為當“逍遙派”，在一旁冷眼旁觀，心平氣和，還有空閑回憶往事，所以腦子裏就時不時浮現出郭國偉這個人來。

當下西門璋就問宋韻蘭，你說的那個穀堅強長得怎生模樣？宋韻蘭一說，西門璋馬上斷定：就是郭國偉這廝！

五、大盜落網

專案組長井大傑聞訊大喜，說這就好辦了。這時，正好在一旁的老刑警金邦睦開口了，說這個叫郭國偉的家夥我也知道，我那時在刑警隊搞情報，曾經奉命收集過他的相關情況。據我所知，郭國偉以前作的案子是清一色的搶劫案，而且全是攔路搶劫。我為什麽要強調攔路搶劫呢？因為我們這些搞刑事偵查的，大多知道搶劫犯罪的一個規律，這些案犯一旦染上搶劫惡習，那麽在財產型犯罪方麵來說，通常不會再去作其他類型的案子，什麽盜竊、詐騙之類，他們都不屑一顧。為什麽呢？因為盜竊、詐騙沒有搶劫“爽快”，所耗費的精力、時間遠比搶劫作案多得多。因此，大凡搶劫犯通常都不願意也不耐煩改行去搞盜竊。如果現在認定這個姓郭的家夥就是對那個法國人下手的案犯的話，好像不符合搶劫犯罪分子轉型的規律啊！

金邦睦這麽一說，老胡也表示讚同。井大傑問西門璋的看法，西門璋也表示認同。井大傑說，現在我們還不能確認郭國偉一定是對那個法國佬下手的人，不過，如果通過追查贓物能夠把他捉拿歸案，就能查清他這架照相機是哪裏來的，這就離破案近了一步嘛。大璋、老金，既然你倆以前跟郭國偉打過交道，那這次追捕他的任務就交給你們兩個去辦了，需要多少人、什麽交通工具、多少經費盡管開口，我給你們想辦法。

西門璋和金邦睦商量了一下，說這個郭國偉拳腳功夫厲害，得給我倆配備手槍(“文革”時公安民警通常是不佩槍的，執行任務需要時才可臨時領取，用畢歸還)，至於人手，倒不一定很多，但至少也得七八個，就抽小將吧，六個男的，再要兩個女的，化裝跟蹤時也許用得著。交通工具肯定不能少，能不能給我們中吉普、小卡車各一輛，另外再配備摩托車一輛、自行車兩輛。此外，還需要一些現金以及糧票之類。井大傑自是一口答應。

次日，3月11日，追捕工作正式拉開序幕。郭國偉其人的基本材料，西門璋和金邦睦因為之前辦過此人的案子都有印象，知道其家住在武昌區棋盤街，於是過去找派出所打聽。那年頭人們沒有東遷西搬或者在一個城市有數處住所的條件，所以郭家還在原址。兩人問了戶籍警老周，得知郭國偉自去年仲春搶劫案發至今，一直逃在外麵。去年底今年初那段時間，老周接到群眾報告說郭國偉回過兩趟家，沒有過夜，待了不久就走了。派出所向分局匯報此事，可是分局警察已經分成兩大派，忙著造反，對郭國偉沒有興趣，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之後，郭國偉可能聽到這個風聲，又回過幾次家，據說還過了夜。老周坦率地說，這家夥功夫了得，一個人根本沒法兒對付，既然分局、市局都不管，那我又何必折騰呢？而且我上有老下有小，萬一郭國偉狗急跳牆怎麽辦？

金邦睦、西門璋表示理解，說這次也不麻煩你，你不必出麵，暗地查摸情況報給我們就成。老周連連點頭表示“沒有問題”。

老周還是很得力的，隻用了一天時間，就查到了郭國偉可能的落腳處。據郭國偉的一個還在讀小學的外甥說，他舅舅平時住在武昌縣紙坊鎮的一個朋友家，有一輛摩托車，來去市區很方便。

追捕組於是決定去武昌縣訪查。武昌縣古稱江夏縣，民國元年改稱武昌縣，新中國成立後該縣的歸屬頗費折騰：先隸屬於大冶專區，1952年劃歸孝感專區，1959年劃歸武漢市，1961年複歸孝感專區，1965年開始隸屬於鹹寧專區，1975年複歸武漢市，如今是武漢市江夏區。此案發生的時候，武昌縣屬於鹹寧專區管轄。為防止發生意外，井大傑特地以市局軍管會的名義跟鹹寧專區公安處軍管組進行了溝通，由鹹寧公安處軍管組向武昌縣公安局軍管組下達了協助武漢抓捕組查緝郭國偉的命令。

郭國偉藏匿的紙坊鎮是武昌縣縣政府所在地，武昌縣公安局就在鎮上。當下，金邦睦、西門璋跟武昌縣公安局聯係好以後，就駕駛一輛中吉普，帶了一男一女兩個小將前往紙坊鎮，徑直來到縣公安局。縣局那裏，軍管組曹組長已經等著他們了，旁邊還坐著被打電話召來的派出所的兩個頭兒。金邦睦、西門璋介紹了情況，說現在要做的就是秘密調查目標藏匿在哪裏，我們所獲得的情報說這家夥藏匿於紙坊鎮的一個朋友那裏，除此之外再無其他線索，所以還是要靠你們這幫土地神查摸一下。郭國偉具有比較強的反偵查意識以及超乎常人的脫逃能力，所以查摸的時候一定要嚴格注意保密，不能打草驚蛇讓他再次逃了。

武昌縣局方麵說紙坊鎮就這麽大，總共三四萬人口，要查這樣一個外來人料想不成問題。他們還真是說到做到，當天晚上就有消息報來，說已經查著了郭國偉的藏身之處，在鎮北口外何二鎖的廢窯那裏住著呢。

金邦睦問何二鎖是什麽人。答稱是個農民，家庭出身還是貧農，不過表現一般。他本人平時不大參加生產隊勞動，喜歡扛著支火藥槍或者魚叉、絲網什麽的，要麽打獵，要麽捕魚捉鳥。他這樣做是生產隊許可的，因為他跟生產隊約定每月向隊裏交納三十元鈔票，生產隊給他記工分，年底按全勞力給他分紅，平時給他糧食。他在村裏有住房，但為了打獵方便，一年中有三分之二的時間住在廢窯裏，那口廢窯也是生產隊的。至於何二鎖結交了一些什麽朋友，這個縣局方麵就不清楚了。不過，根據何二鎖所從事職業的自由程度以及其很可能具備的江湖氣來估斷，他跟逃犯郭國偉結識也是順理成章的事兒。

依縣局方麵的意思，應該連夜出動人馬前往廢窯把郭國偉拿下，免得夜長夢多。而金邦睦、西門璋則堅決反對，西門璋說你們可能低估郭國偉了，他那膽量和身手，別說黑夜了，就是大白天用槍對著他，隻怕他也敢負隅頑抗。所以，晚上肯定是不能下手的，必須等到天亮，人要去得多些。至於今晚，隻能多派些人在廢窯通往外界的各條路口設立暗哨，如果發現目標逃跑，可以開槍，不過隻能打傷，不能打死，我們要抓活口。

次日清晨五點多，郭國偉終於落網了。誠如金邦睦、西門璋所料，這家夥被幾支槍逼在廢窯裏了，竟然還打倒兩名警察逃跑。幸虧西門璋已有準備，占據著廢窯頂上的製高點，見狀果斷開槍。他那偵察兵的功底還在，隻一槍就擊中了郭國偉的右小腿，七八名民警一擁而上給郭國偉銬上了手銬。

何二鎖自然按窩藏罪論處一並拿下。警方搜查廢窯，發現了郭國偉的小型旅行皮箱和一輛自行車，自行車是民國時留下的陳年舊貨，箱子裏有八百元鈔票、一百多斤糧票和手表、半導體收音機等，一看就知道都是贓物。

郭國偉被送往醫院治療後，直接押到了武漢市公安局看守所。專案組長井大傑、顧問老胡聞訊立刻叫上預審高手印昭儀前往看守所提審。驗明正身後，不問別的，單問給宋韻蘭的那架照相機是從哪裏來的。郭國偉供述是他搶劫所獲，隨同相機一起搶得的另有一支鋼筆，他不寫字，留著也沒用，五元錢賣給—個修筆攤頭了。

老胡恍然：“這麽說來，你就是那個‘紅衛兵’了？”

郭國偉點頭承認。

井大傑知道郭國偉這次被擒，必死無疑，也就不想為難他，用平和的語氣對郭說：“我們是調查一起涉外盜竊案的專案人員，其他案子我們不管，你把搶劫照相機、鋼筆的情況詳細交代清楚就是了。”

郭國偉倒也痛快，毫無保留地交代了作案經過——

3月7日傍晚，郭國偉的房東何二鎖出去捕魚了，通常要過了半夜才會回來，郭國偉閑著無事，就騎了輛自行車到市區轉悠。他這種轉悠，不一定是為了作案，但是，如果撞到合適的作案對象，那他肯定要下手的。這天，郭國偉就碰到了這樣一個對象。

那是在武昌區複興北街的一所中學附近，這時天已經黑了，昏黃的路燈光照著空寂的馬路。這一帶白天也比較冷僻，晚上路人就更少了。郭國偉慢慢往前蹬著自行車，迎麵碰上了一個二十來歲、個頭不高的黑瘦青年，引起郭國偉注意的是對方肩上挎著的那個軍用挎包。那是“文革”期間到處可見的最普通的軍用挎包，郭國偉那雙掂量慣了別人包包的眼睛一下子就發現那挎包看上去沉甸甸的，便知裏麵必定放著什麽貴重物件，沒準兒是一包鈔票也說不定——這不是郭國偉想錢想瘋了，而是當時的現狀，一些資本家生怕抄家把黃金、鈔票抄掉，就搞轉移，那時全國各地都有這方麵的事例。

於是，郭國偉就決定下手。他已經跟對方擦肩而過，當下就把自行車掉了個頭，往回騎了二十多米，行至目標身側，驟然出手一把攥住了對方的細脖子。郭國偉那隻手是什麽力道，不過用了五分勁，對方就發出了近乎哀嚎的叫聲。

“叫什麽叫？把包給我！”

對方乖乖地交出了軍用挎包，郭國偉往自行車龍頭上一掛，吹了聲口哨，揚長而去。背後傳來那黑瘦青年的罵聲。郭國偉大惱，他自打去年春天開始搶劫犯罪以來，作案上百起，很少傷人，更別說取人性命，這倒並非他心存慈悲，而是因為多數受害人都服服帖帖，乖乖交出財物，這就沒有傷人的必要。當然，他知道受害人肚子裏不定把他連同祖宗十八代罵了多少遍，這也可以理解。現在，這小子竟敢開口咒罵，那看來還真要給其一點兒教訓了！不過，郭國偉最終還是沒有動手，因為他聽見前麵馬路拐彎處傳來路人說話的聲音，聽上去還是一群人，他就騎著自行車溜了。

這個軍用挎包裏裝了些什麽東西呢？郭國偉說看上去沉甸甸的，就是因為裝了那架他送給宋韻蘭的照相機，此外，還有那支鋼筆和一些傳單。

照相機和鋼筆已經在專案組手裏，那麽，傳單和軍用挎包呢？

郭國偉說，傳單對他沒有用，他都扔了，軍用挎包給何二鎖看中了，就給了他。

偵查員覺得那個黑瘦青年十分可疑，尋思沒準兒就是衝帕斯卡爾下手的那個家夥，於是就盯著郭國偉追問此人的種種細節。可是，郭國偉是搶劫犯，作案時他沒必要盯著受害人打量，也毋須留意並記牢人家的特征，所以，其他就說不上來了。在印昭儀的啟發性追問下，總算不大肯定地回憶起對方罵他的那句“他媽拉個巴子”好像帶著東北口音。

刑警對從何二鎖處搜獲的那個軍用挎包進行了檢查。這是部隊裏發的每個戰士都有的那種最普通的草綠色帆布挎包，蓋子上繡著五個紅色毛體字：為人民服務。在包的內袋裏還有一行用墨水寫的小字：太原十九中趙豐裕。

結束對郭國偉的訊問後，刑警當即撥打武昌公安分局的電話，詢問3月7日之後幾天裏是否接到過複興北街一帶發生攔路搶劫案的報案。武昌分局查閱報案記錄後，答稱沒有接到這方麵的報案。

專案組隨即舉行案情分析會，對郭國偉的口供進行分析，基本認定其真實性。這樣，郭國偉就跟“3·7”涉外盜竊案無關了，他身上的嫌疑已經轉移到軍用挎包的主人、太原市第十九中學的趙豐裕身上去了。大家一致認為趙豐裕可疑，因為如果照相機、鋼筆是他像汪教授那樣從某處廉價買得的，那麽他在遭劫後應該立刻向公安局報案，可是，他並未報案，這說明挎包裏的照相機、鋼筆來路不正，有很大可能是他在“東方紅百貨商店”“捉兔子”所得。

專案組長井大傑當即下令，立刻與太原市公安局聯係，請他們協助查明太原十九中的趙豐裕目前的下落。

六、錯疑

太原警方很給力，也就不過個把小時就有了回複：太原市第十九中學確有趙豐裕其人，是初三年級的一名男生，自1966年12月下旬離開太原外出革命大串連後，至今未歸。警方從其家人處得知，昨天他們剛收到一封趙豐裕寄自武漢的信，說他已串連到武漢，馬上就要回家了。

專案組對此結果感到比較滿意，因為看來這個趙豐裕目前應該還在武漢。趙豐裕是以學生身份參加免費吃住行的革命大串連的，所以他每到一地隻能住在當地設於部分大中院校的接待站。這樣，查訪此人的活兒交給“第二專案組”的小將們去辦就成。井大傑指派刑警李睨墨、金邦睦負責這項任務，讓兩人去跟小將們商量如何連夜行動。

“第二專案組”的那班小將正為他們未能充分發揮作用而感到無聊，有的甚至已經準備打報告向公安局告辭了，說還是回學校或者原單位去參加“文化大革命”來得痛快。現在，李睨墨、金邦睦於午夜突然過去把他們從床上叫起來，說要執行一樁緊急任務，自是非常興奮，七嘴八舌爭著問執行什麽任務。刑警說我們先開個會吧，需要向大家請教一下，請你們出出主意。

全國大中學生革命大串連於1966年初秋開始，到年底時中央發現情況不對，鐵路運輸、各地物資供應都因大串連出現了程度不同的問題，有些地方還因大串連集中了過多的大中學生發生了傳染病。於是，中共中央、國務院就在1967年1月、2月連續發出通知，在列舉了一些地方發生的問題後，提出目前暫時停止革命大串連，待春暖花開後再恢複。其實這是緩兵之計，因為一下子說不讓串連了，恐怕紅衛兵要鬧起來。中央文件發揮了很大作用，全國大串連之風基本刹住了，不過各大城市還有一些大中學生沒有理會中央文件，繼續進行免費旅遊。因此，各地的串連接待站還沒有全部關閉，仍有一部分在繼續接待那些不聽中央招呼的免費旅遊者。這方麵的情況，刑警是不清楚的，而小將們則對哪個學校還開著接待站繼續接待串連者的情況了如指掌。刑警把任務道明後，請小將們提供情況，好作分工安排。

大家紛紛發言，最後一匯總，當時全市還有十七所大中學校的接待站仍開放著。這樣，就可以斷定太原十九中的趙豐裕肯定在這十七個接待站中的某一個裏待著。刑警就把“第二專案組”的小將分了分工，算算人數還不夠，又請示井大傑把其他刑警調來，每人發了兩個麵包、一瓶汽水作為夜宵，立刻出發分赴各接待站查訪趙豐裕的下落。

3月12日淩晨三點多，正在漢口區魯迅中學革命大串連接待站裏沉沉大睡的趙豐裕被人從睡夢中喚醒，刑警下令給他銬上手銬，押上一輛小吉普直奔市局。

訊問的活兒還是交給印昭儀。印昭儀一出場就覺得不對，看趙豐裕那雙眼睛，哪裏像是一個“捉兔子”的主兒？恐怕是逮錯人了！

果然，問下來的結果，證實印昭儀的第一感覺是準確的。

據趙豐裕說，那個軍用挎包是其在部隊當連長的表哥送給他的，這次出來串連就帶上了。他和幾個同學是3月4日從長沙到武漢的，被武漢接待站安排到魯迅中學住宿。第二天晚上，他的挎包就丟失了。這天是學校澡堂的開放日，晚飯後，趙豐裕和兩個同學去洗澡，宿舍裏還有另外三個沒去洗澡的同學，趙豐裕委托他們代為留意一下挎包。不料，那三個同學隻顧聊天，竟然沒發現有歹徒溜進他們住宿的教室，致使趙豐裕和他們自己的挎包、外套裏的錢包等不翼而飛。

趙豐裕的挎包裏有以下物品：《毛主席語錄》一本，毛主席像章七枚，記錄著革命大串連內容的日記本一冊，鋼筆、圓珠筆各一支，以及一路上收集的各地造反派組織印發的傳單和小報二十來份。這點兒損失與被竊錢包的同學相比，還算不了什麽。當時，趙豐裕和同學立刻向住宿學校的接待站報告此事，接待站隨即報了警。一會兒來了兩個民警，問了問情況，看了看現場，還作了簡單的記錄，然後，就沒有下文了。

印昭儀問趙豐裕是否記得在失竊前現場曾出現過一個二十來歲、膚色比較黑、個子瘦小的青年。趙豐裕說這個可不清楚，至少我沒留意過。趙豐裕被帶來後，他的那幾個同學不知趙發生了什麽情況，也跟著來了市局，這會兒正在門口等趙的消息。於是印昭儀就讓去兩個人向他們了解一下。問下來的結果，他們都說沒有留意過有什麽人進過他們住宿的教室。

刑警順便還向趙豐裕的同學了解了7日晚上郭國偉對那個操著東北口音罵“他媽拉個巴子”的青年實施搶劫的時段趙豐裕在幹什麽，幾名同學回憶說，他們3月4日來武漢後，不管白天黑夜，趙豐裕都沒有離開他們去別處單獨活動過。

專案組認為趙豐裕與“3·7”涉外盜竊案應當無涉，於是，決定立刻釋放。那時候抓錯了人也沒有什麽國家賠償，放出去就是了。不過，專案組長井大傑比較厚道，而老胡是外事民警，做事一向注重政治影響，所以兩人商量下來，還是做了點兒補償：通知公安局食堂給包括趙豐裕在內的那幾位太原學生準備了一頓豐盛的夜宵，吃過後，又贈送了麵包、汽水各一箱，以及毛主席像章、蓋有軍管會印章的《毛主席語錄》，並派車把他們送回魯迅中學。

七、再次作案

隨同趙豐裕等人去魯迅中學的，還有“第二專案組”的三名小將，他們受專案組派遣，前往該校接待站查詢是否有人見過郭國偉搶劫的那個二十來歲的黑瘦青年。

之前趙豐裕等人在市局食堂吃夜宵的時候，專案組開了一個短會。眾刑警認為，從目前掌握的線索來判斷，郭國偉搶劫的那個對象很有可能就是“3·7”涉外盜竊案的案犯。這廝可能是東北人，也許是參加大串連的一名大中院校或者技校的學生，利用串連的機會到處作案。他對帕斯卡爾下手後，為轉移贓物或者銷贓，需要一個符合其串連學生身份的軍用挎包(旅行包或者箱子既不方便，也容易引起別人的注意)。這類軍用挎包他很難在白天作案時弄到手，因為紅衛兵或串連學生外出時雖然隨身帶著挎包，但並不會像帕斯卡爾那樣隨手放在腳邊地上，所以他就需要盜竊一個，而趙豐裕則成了他的下手對象。

刑警分析，這廝既然是學生或者冒充學生外出的串連者，那麽他很有可能就下榻在魯迅中學接待站。因為據“第二專案組”的小將所提供的目前全市接待站的分布情況來看，全市尚保留著的接待站中，漢口區隻有兩個，魯迅中學是其中之一，另一個是武漢市東風中學，距魯迅中學比較遠，而且晚上還沒有公交車，而其他十五個接待站在外區，那就更遠了。按照常情來推斷，案犯如果下榻在其他接待站，就不可能為了偷竊一個挎包大老遠跑到魯迅中學接待站去下手。鑒於上述分析，專案組決定派人前往魯迅中學，把3月4日以來下榻於該校接待站的串連者名單全部抄錄下來。

在“第二專案組”的三位小將抄錄下來的名單中，3月4日以來下榻於魯迅中學的來自全國各地的串連者共三百六十六名，其中三十一人來自東北三省，這三十一人中男生有十九人。專案組刑警認為，“3·7”涉外盜竊案的犯罪嫌疑人極有可能就在這十九人中間。組長井大傑說，到這節骨眼兒上了，咱們得全體出動，都去魯迅中學吧！

3月13日淩晨三時，刑警抵達魯迅中學後，先把之前小將們做過的工作複核了一遍，確認名單沒有抄錯，然後就把名單中尚未離開武漢還在進行免費旅遊的五名男生從睡夢中喚醒，集中到接待站辦公室裏，由井大傑和兩名刑警跟他們談話，了解他們是否對那個被認為是疑犯的黑瘦青年有印象。其他刑警則由老胡帶領著向接待站工作人員(都是本校紅衛兵)了解情況，重點是給那十九名東北三省串連男生辦理過登記手續或者有過其他接觸的人。

這兩路刑警的工作都有收獲。可能由於疑犯的個體特征過於明顯，被訪問的五名東北男生和十多位接待站工作人員中有一半以上都還記得確實有過這樣一個串連人員。於是，疑犯的登記資料就被挑選出來了——

張昌永，男，二十二歲，朝鮮族，吉林省吉林市東方中學高二學生，家庭成分工人。1967年3月2日來武漢，3月11日離開，當時，他從接待站領取了一張返回吉林的火車票。這是一趟從武昌車站始發開往長春的直快列車，發車時間是當天晚上十點五十一分。當時的火車速度慢，而且沿途鐵路交通並不能保證暢通無阻，因此此刻這家夥應該還在途中。

那麽，張昌永會不會中途下車，到另一個城市去串連呢？刑警問了接待站工作人員，得到的回答是：全國各地的大串連接待站都在落實中央關於暫時停止全國革命大串連的文件精神，根據國務院下達給各省並要求傳達至全國每個革命大串連接待站的電話通知的規定，從1967年3月1日起，各地接待站在為串連學生安排返程交通工具時，隻能預訂直接返回其學校所在地的車票、船票。交通部門在提供車票、船票時，須在票麵上加蓋“本票直達終點站，中途下車(下船)無效”的印章。接待站須在領取返程票的學生的證件上加蓋“已領取返程票”的印章，以防止學生在返程途中違反中央規定繼續串連。因此，張昌永應該不會在中途下車，否則，不論他在哪個城市下車，當地接待站都會拒絕安排其食宿和返程車票。

如此，張昌永就應該還在那趟開往長春的列車上。井大傑說老胡你趕緊往北京鐵道部掛電話。老胡說這件事的整個過程要有憑證放入本案卷宗的，打電話的話，就沒有憑證可以留下，以後如果複查案件，恐怕就說不清楚，所以還是得拍發加急電報。一切要按照程序進行，由經辦刑警起草電文，交專案組長簽批，由兩名刑警攜往郵電局發出，然後在那份有專案組長簽批的電文底稿上簽名，連同郵電局的發票一起存檔。井大傑聽得直吐舌頭，說沒想到辦這樣一件事兒還得費這麽些周折。那就辦吧，李睨墨、金邦睦，你倆作為經辦人辦理此事。

其時鐵道部也在搞“文化大革命”，不過對於這種涉外案子還是必須積極一把的。這份急電發出後也就不過六個小時，到上午十一點，專案組就收到了這趟列車的乘警從錦州車站拍發的加急回電，稱經對全列車旅客逐個進行核查，並未發現有符合疑犯特征的人。

專案組刑警大失所望。這時大夥兒都已經睡了一上午，精神恢複了，勁頭也來了，當下也顧不上吃飯，先討論案情吧。一番七嘴八舌後，有人提出一個問題：對於疑犯身份的認定依據是其在接待站登記時留下的學生證上的記載，這個記載是否屬實呢？如果他這個學生證是偷來的呢？這個觀點獲得了大夥兒的認同，於是井大傑就對李睨墨、金邦睦說，還是你二位辛苦一下，去郵電局給吉林方麵發個加急電報請求協查。

沒想到，在等候吉林方麵回電的時候，又發生了一起與“3·7”涉外盜竊案如出一轍的案子——

這起案件的受害人是一對來自湖南湘潭的老年夫婦，丈夫是抗戰初期參加革命的新四軍老戰士，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開始前從地級市公安局長的位置上離休。妻子也是老革命，資曆比丈夫還老一點兒，她是“盧溝橋事變”發生前參加的中共地下黨，用後來組織部門的標準來說，她屬於紅軍幹部，也已經離休。

這次，老夫婦倆是出門旅遊的，最終目的地是上海，他們打算和那裏的幾個老戰友聚聚，也有幾分慶賀自己及時離開了工作崗位，逃脫了被作為“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來批鬥的厄運的意思。老兩口在武漢玩了幾天，這天下午到了漢口碼頭，準備乘江漢輪前往上海。中午，他們是在碼頭附近的一家小飯館用的午餐，老漢平時喜歡喝二兩，出門在外也不例外，點了幾個菜後就喝了一瓶二兩半裝的燒酒。飯後，老兩口就去了碼頭，不料在候船室一不留神竟把行李給丟失了！

當時老漢要去上廁所，跟妻子說了一聲，招呼她注意行李。妻子平素有點兒大大咧咧，正戴著副老花鏡在看報紙，答應是答應了，卻沒往心裏去。結果，直到老漢上了廁所，又去小賣部買了一盒煙返回時才發現放在腳邊的那口小皮箱不見了。

那是一口老式牛皮箱子，不大，也就二尺來長一尺來寬，不過很結實，上麵有兩道兜底的皮帶，裝滿東西後係上，即使摔幾下也沒關係。皮箱裏裝的是什麽呢？老兩口盡管經濟條件不錯，不過說起來也有點兒心痛——照相機、現金、準備送人的禮品，包括絲綢料子、懷表、名煙、名酒、名茶，所有的損失加起來總價值在六七百元人民幣左右——這在當時已經是一筆頗為驚人的錢款了。

老漢到底是做過公安局長的，馬上斷定是剛才曾在他們旁邊轉悠的那小子偷的，立刻在候船室內外尋找，這個過程中遇見了正在巡視碼頭的派出所民警，一說，民警就和他一起尋找，卻哪裏還見那小子的影子？

於是，就正式報案。前公安局長對小偷外貌特征的描述，恰與“3·7”涉外盜竊案疑犯特征相符！因為之前專案組曾以市局的名義向各分局、派出所下達過相關情況通報，漢口客運碼頭派出所接到報案後，立刻給專案組打電話通報了情況。

專案組這邊還沒作出反應，吉林方麵的回電來了，告知專案組經向東方中學和街道、派出所了解，該校確有張昌永其人。張於1966年10月下旬離開吉林市前往外地進行革命大串連，剛到長春時，他那礦工老爸因事故受傷。礦上急電長春市人民委員會(即市政府)要求找到張昌永告知情況，讓張速回吉林市。長春市人委連夜找到了下榻在接待站的張昌永，張昌永得知父親受傷，立刻趕回吉林市。他在長春火車站候車時，所攜帶的背包被竊，當時即向長春車站派出所報了警，可是至今沒有任何消息。張昌永被竊的背包裏有鈔票、糧票若幹，還有學生證和其他一些日常生活用品。張昌永是獨子，返回吉林市家中後，就去醫院陪伴老爸。一個月後，老爸傷勢好轉，回家休養。張昌永打算繼續外出串連，可他的學生證被竊，去學校補，學校一片混亂，校長、支書都已靠邊站，正為是否會被關進牛棚而日夜擔心，校長室成為學生造反兵團的司令辦公室，學校公章早就不知下落，哪裏還補得上學生證？張昌永隻好就此作罷，直到現在還窩在當地一步也沒離開過。上述情況，有東方中學、街道、派出所分別出具的證明，吉林警方將掛號寄給武漢這邊存檔留作證據。

專案組刑警於是斷定那個在長春火車站候車室下手盜竊張昌永的家夥，就是“3·7”涉外盜竊案的案犯，很可能也是今天在漢口碼頭衝湖南來的那對老革命夫婦下手的主兒，他是利用竊得的吉林市東方中學學生張昌永的學生證冒充串連學生投宿於串連接待站的。

那麽，這個一度被專案組誤認為名叫“張昌永”的家夥在漢口碼頭盜竊了老革命夫婦的那口小皮箱後又去了哪裏呢？專案組認為這主兒可能依舊利用那張學生證投宿於本市的某個接待站。盡管之前他已經憑那張學生證冒名領取了返回吉林市的火車票，學生證上也已經蓋上了領票章印，按規定是沒有接待站為他提供食宿了，但他可以利用另一項規定來解決這個問題——把車票交給另外一個接待站，謊稱因什麽什麽原因還需要在武漢耽擱幾天，所以把車票退回，接待站就會安排其食宿，並替他登記改日返回家鄉的火車票。這項規定，相當於鐵路部門的車票改簽。憑此人的狡猾，刑警估計他很有可能會利用這條規定。因此，他應該還在武漢的某個接待站裏混著。

專案組於是決定全體刑警和小將一齊出動，立即對全市除魯迅中學之外的另外十六家接待站進行排查，找出那個以吉林市東方中學學生張昌永名義入住的家夥。這一番訪查，耗時兩個多小時，到晚上七點多鍾，各路人馬都垂頭喪氣地返回市局，竟然沒有一路查到線索。老胡跟幾個刑警商量下來，又跟武漢鐵路局專門負責串連學生訂票事宜的臨時小組進行了溝通，請他們查一下是否有哪個接待站退回過一張3月11日晚十點五十一分從武昌開往長春的車票。臨時小組查閱記錄後，說他們出過這張票，是魯迅中學接待站預訂的，可是沒有退回。

這就奇怪了，那趟列車上沒有符合疑犯特征的乘客，武漢這邊的接待站也沒有冒充串連學生的家夥登記入住，那麽他去了哪裏呢？難道這家夥已經用那張車票離開了武漢，但中途在其他城市下了車，所以那趟車上的乘警沒有查到他？如果真是這樣，那麽今天下午漢口客運碼頭上衝那對湖南老夫婦下手的案犯又是誰呢？失主之一、那位前公安局長對疑犯外貌特征的描述可是跟郭國偉所說的那個作案對象非常相似呀！

這個問題，專案組刑警當時沒有琢磨出來。組長井大傑也很無奈，卻又無法可想，看看時間已經過八點了，說大夥兒忙到這會兒，連晚飯也沒吃，辛苦了，先去食堂吃飯，吃了飯好好睡一覺再說。

吃飯的時候，刑警李睨墨忽有所悟，想到了一種可能性……

八、案犯竟是韓國人

李睨墨想到的這種可能性是，疑犯會不會另外還偷竊過其他外出串連的學生，現在使用的是其他學生的學生證？

“文化大革命”時各地奉命組建的革命大串連接待站，對於學生身份的檢查並不是十分嚴格，雖然規定要查學生證，可是有的邊遠貧困地區出來串連的學生並無學生證，因為他們那裏的學校不發學生證——學生太窮了，學費都是欠著的，學生證的工本費也就無法支付，更拿不出鈔票去拍照片。這類學生外出串連時就憑一紙學校出具的蓋章介紹信甚至便條。試想，接待站對拿著這種沒有照片的介紹信或者便條來的學生都安排食宿了，對拿著學生證來的學生還會一個個仔細核對？況且，串連學生大多是整車整船蜂擁而來，到目的地下車下船後可以把車站、碼頭廣場站滿，負責接待登記的工作人員還不是趕緊把他們分流到各個接待站了事？因此，經常可以看到有身高體壯的男生手裏拿著一遝學生證，憑著一身蠻力擠進人群，最後滿頭大汗地出來時，手裏除了原先的那遝學生證，還有一紙分流到哪個學校接待站的通知單，上麵是印好的格式固定的文字，如：今有某某某等幾名學生前往某某學校接待站，請安排食宿。這種登記方式，疑犯是可以鑽空子利用別人的學生證冒名登記入住的。

晚飯後，李睨墨把自己的想法跟大夥兒一說，頓時引起共鳴。於是，別說專案組刑警了，就是“第二專案組”的小將們也休息不成了，井大傑下令：“你們統統給我出去查摸，十六個接待站一一都要跑到，把那龜孫給我找出來，逮回來！”

這個命令下得有些沒頭沒腦，總該對人員分工、交通工具配備有個說法吧，否則讓人家怎麽行動？好在老胡雖然沒偵查過案子，但他是當領導的，熟悉這方麵的工作，隨即分工安排，哪幾個人一個小組，坐哪輛車去哪個接待站，查完後如果沒有發現目標，再去哪個接待站，都一五一十交代得清清楚楚。

專案組長井大傑把刑警、小將全部派出去後，和老胡待在辦公室裏靜候佳音。井大傑跟老胡一個星期朝夕相處，已經很熟了，說話也就不全是一副公事公辦的樣子了，他讓老胡估計這次采納李睨墨的建議搞這麽一次行動，是否會有效果。老胡說我對偵查工作是外行，估計不出。井大傑拿出一枚毛主席像章遞給老胡：“我送你一個像章，你不管怎麽想的，說說吧——我他媽的給上麵逼得快崩潰了！”

那時候像章可是珍貴禮物，老胡拿了井大傑的禮物，不好拒絕，想了想說：“憑我的直覺，有可能會有效果——不一定是把竊賊當場逮住，但會是一條實實在在的線索。”

井大傑抽著香煙：“但願如此！”

這次訪查的工作量比較大，直到第二天中午才有回音。去華中師範學院接待站查訪的刑警金邦睦打來電話，說發現一個對象似與疑犯特征相符。井大傑大喜，說老胡還真讓你說著了！

金邦睦是帶了一男一女兩個小將前往華中師範學院接待站的，一到那裏，他向接待站負責人說了來意，讓對方拿出入住登記冊叫兩個小將查閱，自己則把負責登記入住的那個女大學生紅衛兵小郝喚來，請她回憶最近幾天裏有多少人人住接待站。小郝說最近入住的串連學生越來越少了，這幾天總共隻有十三人人住，都是需要轉車在武漢停留的。

金邦睦又問，這十三個前來人住的串連學生中是否有一個二十來歲、個子不高、皮膚比較黑的？

小郝想了想說，好像有，是大前天晚上過來的，就他一個人，出示的是長沙市第六中學的學生證，照片一看就不是他本人。我還沒有開口問他，他就解釋說那是在廣州接待站登記時人家給搞錯了，一遝學生證一起送進去登記的，被安排到醫學院接待站。到了醫學院，登記完以後，別人把學生證還給他，他看都沒看就放起來了。後來準備離開廣州向醫學院接待站登記車票時才發現搞混了，而那個錯拿了他學生證的同學已經去了海南島，人家接待站也就隻好將錯就錯，給他辦了票。不過沒有辦到從廣州直接到長沙的車票，就讓他先到武漢再轉車。他說他在武昌車站接待處也是這麽跟人家說的，人家就讓他到這裏來住了。他請小郝接著給他辦理回長沙的票，說武漢早就耍夠了，隻想早點兒回家。小郝聽對方如此這般從容道來，就給他辦理了入住接待站的手續。

金邦睦馬上讓兩個小將找出那個學生的登記資料，也就短短一行：長沙第六中學初三學生劉同孚，漢族，十八歲，家庭成分職員。小郝說，他說他本人叫錢初國，跟劉同孚是同校同屆不同班的同學。小郝因為是按照學生證登記的，所以還是寫了劉同孚的名字。

金邦睦立刻給專案組打電話，建議馬上向長沙方麵核實此人的情況。井大傑在電話裏說：“先把人給控製了再說！”

錢初國出現在金邦睦麵前時，後者還真以為這主兒就是郭國偉所說的那個對象，這人的體貌特征太符合郭國偉的那番描述了！可是，問下來，對方一口湖南話，並無東北口音，檢查他的行李，也並無贓物。更重要的是，他所出示的車票可以證明他確實是3月8日晚二十一點四十三分離開廣州車站的。當然，這還不能百分之百證明此人就是錢初國，隻有他自己說的一個法子才可以證明他所言不謬：錢的父親供職於湖南省商業廳，是個采購員。而湖南省商業廳在武漢有個辦事處，辦事處的一個姓莊的科長是他父親的好友，隻要給這位莊科長打個電話就可以確認他的身份。

金邦睦立即開車把他拉過去當麵驗證，驗證的結果是：這個學生確實是錢初國！

井大傑和老胡獲知這一消息，還沒來得及歎氣，電話鈴又響了。這回是玩真的了，刑警洪維鑫在武昌反帝中學接待站發現了疑犯的線索，並找到了名酒“白沙液”的空酒瓶和包裝盒，而一天前漢口碼頭那對離休夫婦失竊的物品中就有“白沙液”。

這個疑犯的登記信息是江西九江礦山機械廠技校學生褚興仁，3月10日晚上，他憑著武昌火車站革命大串連接待站出具的單子入住反帝中學，據反帝中學接待站的工作人員描述，此人特征與疑犯相似。當時，他向接待站提出預訂3月15日返回九江的火車票。之後，沒有人留意過此人的行蹤。13日下午，他出現在接待站，要求領取車票。接待人員告訴他車票通常要在開車前一天中午才能拿到。他回到由教室改成的宿舍，正好有三個當天上午剛入住的山東學生在那裏守著一瓶土燒酒拈著花生米邊喝邊聊，他一看也來了勁，從挎包裏拿出一瓶“白沙液”、兩個豬肉罐頭跟他們湊在一起喝。四人喝到下午三點方才結束，然後，疑犯在他自己那張床鋪上睡了一覺，於天黑前離開，當晚沒有回去睡覺。那個“白沙液”的酒瓶和包裝盒就留在宿舍裏。今天下午一點，疑犯去接待站取車票，被告知由於江西境內下大雨，影響火車通行，這趟班次的列車已經取消，幾時可以通行，鐵路局讓等候通知。疑犯罵了聲“他媽拉個巴子”，悻悻而去。

專案組隨即采取措施，一是把“白沙液”空酒瓶和包裝盒拿去請那對還在等候破案結果的失主夫婦辨認。二是把反帝中學接待站的工作人員和那三個與疑犯一起喝過酒的山東學生接到市局談話，了解他們的談話內容。

三個學生剛到市局，請失主辨認空酒瓶和包裝盒的刑警傳來了消息：失主在包裝盒底部發現了其親筆書寫的準備到上海後贈送的戰友的姓名，確認這瓶酒確係失竊物品之一。

井大傑大喜，親自到場參加跟三個山東學生的談話。當然，井大傑和老胡一樣，到場不過坐坐，話是不說的，那是刑警的活兒。那麽，刑警跟三個學生的談話有沒有收獲呢？有的，而且事後證明是具有關鍵意義的收獲！

據三個山東學生回憶，疑犯在喝酒時曾再三打聽濟南的情況，以及他們三人的家庭情況，表示有機會的話準備去濟南轉轉。那三位喝著人家的酒吃著人家的罐頭，這當兒自然要客氣兩句，說你如果去濟南的話歡迎到咱們家做客，說著還把家庭住址留給了對方。後來不知怎麽聊到了狗肉，疑犯來了勁，說他是朝鮮族人，在老家的時候經常吃狗肉，然後就說了七八種烹飪狗肉的方法，聽得那三位垂涎欲滴。

這番話一下子提醒了刑警，疑犯最先是在長春衝吉林市的張昌永下的手，這家夥莫非真是東北甚至就是吉林省的朝鮮族人？於是就問三學生他說的漢語是否流暢，答曰也說不上流暢，好像有點兒結結巴巴，朝鮮話倒是說得挺流利的，還唱了一首朝鮮歌，那是絕對到位。所以，他們確信無疑地認為他真的是朝鮮族人。

送走學生後，專案組立刻舉行案情分析會。刑警金邦睦說，武昌區的糧道巷那邊是朝鮮族居民聚居的地方，聽說有本市戶口的就有一千多人，疑犯如若真是朝鮮族人的話，會不會到那裏去轉悠過甚至交個朋友什麽的？大家討論下來，認為有這種可能。

於是，就形成了捉拿疑犯的思路：一是在武昌反帝中學蹲守。二是去糧道巷那邊悄然訪查。三是向其他幾個接待站發出通知，請他們注意是否有和疑犯特征相似的學生登記入住。

次日，3月15日，疑犯終於落網。他是在去武昌反帝中學接待站打聽是否可以取到去江西的火車票時被接待站紅衛兵拿下的。

專案組立刻派車把疑犯押解到市局。訊問隨即進行，疑犯供出的真實身份，使見多識廣的刑警也大吃一驚：這廝竟是韓國國籍！

疑犯的真實姓名叫樸四捷，這年二十一歲，其祖上是朝鮮人，清朝中期來中國東北經商，就在長春定居下來，成了中國的朝鮮族居民。到樸四捷的老爸樸搏虎時，家境敗落，隻能靠打工謀生了。“九一八事變”後，東北被日寇占領，大約在1936年，樸搏虎被抗聯發展為地下情報員。抗戰勝利後，樸搏虎不知通過什麽手段，占有了一家原由日本商人經營的服裝店鋪，做起了老板。老板做到1950年初夏，朝鮮戰爭爆發。不久，有兩個男子登門拜訪樸搏虎。當時樸四捷不過是個五歲頑童，根本不知道那二位是幹什麽的，隻記得他們來過後沒幾天，他家的店鋪就關門了，父母和兩個姐姐開始打點行李。最後，在一個月黑風高之夜，他們全家在長春消失了。若幹天之後，樸搏虎一家已經到了被當時的中國稱為“南朝鮮”的韓國，在忠清南道的燕歧郡住了下來，樸搏虎在那裏開了一家飯館。

一直到十年之後樸搏虎病死前，才告知樸四捷其當時的真實身份是潛伏在韓國的朝鮮地下情報員。朝鮮戰爭爆發後，中國政府應朝鮮方麵的要求，把一些類似樸搏虎那樣有過地下工作經曆的朝鮮族人員調撥給朝鮮情報部門。

樸搏虎作為抗聯的秘密情報員為抗戰事業效力時，運氣很好，從來沒有失過風，他得以平安地度過了那段血雨腥風的歲月。可是，到了韓國後，運就轉了，還沒正式開始搞他以前已經搞熟了的老本行，他就被捕了。然後，也沒麻煩韓國的反間諜人員用刑，他就叛變了。樸搏虎叛變後做了些什麽，樸四捷就不清楚了。

1961年樸搏虎病死後，十五歲的樸四捷沒了父親的管束，很快就成了當地一群不良少年的頭目。然後，被捕、矯治、釋放。釋放後，樸四捷又重蹈覆轍，在幾進幾出警察局後，終於被判了重刑。樸四捷不甘長年坐大牢，於是設法越獄，先是逃到朝鮮，後又逃到了中國吉林省。然後，他利用“文化大革命”的混亂機會開始了新的犯罪生涯。

刑警金邦睦對於樸四捷可能前往武昌糧道巷一帶去找朝鮮族居民攀老鄉的推斷是準確的，樸四捷確實在那裏結交了一個朋友，他盜竊的贓物全部存放在那裏，其中包括法國人帕斯卡爾的物品。

1967年9月，樸四捷被武漢市公檢法軍管會判處有期徒刑二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