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塵封檔案】係列之076：元帥禮品被盜案

【塵封檔案】係列之076：元帥禮品被盜案

  本文轉載自公安月刊《啄木鳥》2013年第02期

  文：孫　沉

 

一、老八路遭竊

1957年10月8日，北京。

那時候還沒有“國慶長假”之說，國慶節法定休假早已過去，各行各業的勞動者已經上了一星期班都覺著有些疲倦了，民警朱鐵讚卻精神抖擻興致勃勃，因為他腿部骨折病休三個月假期剛滿，在家悶了近百天早就憋壞了，上班對他來說就像籠中的鳥兒放飛一般。

朱鐵讚是北京人，那年三十四歲，他在新中國成立前是當中學語文老師的，參加了地下黨，經曆過危險，卻沒立過功，幹到1949年元月底北平解放時還是一名普通黨員。又在中學教了一年多書，忽然來了一道調令，讓他去北京市公安局當了一名預審員。1957年初，又把他調到前門分局預審科，還是預審員。他對預審工作不大喜歡，想幹刑偵，已經打了三次報告，可是領導那邊卻杳無音信。所以，這次病假結束重新上班時他還是向預審科長報到。領導對他說，老朱你骨折剛好，該做點兒輕鬆的工作，這樣吧，這裏有個盜竊案，是分局刑偵隊節前交過來的，就由你承辦吧，讓小於跟你。小於是個二十四歲的姑娘，當時剛從大學畢業分到公安係統。

這個盜竊案的情況是這樣的——

前門區西大街明嘉公寓住著一個單身漢，名叫秦剛，山東聊城人氏，老八路出身，不過是個文盲，打仗勇敢，腦袋瓜卻不大玩得轉，又缺乏上進心，因此到1957年為止他參加革命已經十五年了，卻還無官無職，不過資曆是明擺著的，行政級別不能低，評級時就給了他一個十四級。工作呢？國家水產部的一名普通幹部。老秦仕途不理想，個人生活也不太如意。1954年三十歲時娶了一個叫薑美娟的護士，次年有了一個兒子。薑美娟是上海人，出身資本家家庭，比較嬌氣，還喜歡跳舞，交際比較廣。秦剛跟老婆不是很合得來，兩人屬於湊合著過的那種類型的夫妻。湊合到去年，薑美娟紅杏出牆，被秦剛捉奸在床，於是就鬧離婚。鬧了差不多一年，最後總算離了，老婆帶著孩子回娘家了，留下老秦獨自住在前門區現在的這個公寓裏。秦剛於是調整情緒、振作精神，準備再娶一個媳婦。9月初，有人給他介紹了一個小學老師，喪偶，有一個孩子。他跟人家見了麵，覺得還不錯。跟人家一提，對方也有這層意思。接觸了幾次，秦剛於9月29日中午請女老師吃了頓烤鴨。哪知回到家發現不對頭；家中失竊，貴重細軟悉數不見。

前門分局刑偵隊派了三名刑警出警。現場被竊現金八百多元、英納格手表一塊、黃金二兩、銀洋五十枚，以及毛衣四件、皮夾克一件、皮鞋一雙。秦剛參加革命前做過小販，文化不行，心算能力還可以，對刑警說據他折算，被竊的現金、物品總價值大約在一千五百元左右——這在當時已經可以自己建一幢兩層樓民居了，換句話說，竊賊偷走了老八路秦剛同誌的一幢小樓房。

刑警勘查現場時，覺得很奇怪。案子發生時，現場門窗關閉完好，並無撬痕，這看來是內盜啊。於是就問失主，您這屋子的大門一共有幾把鑰匙啊？老秦說有兩把嘛，我一把，我前妻一把。不過我前妻的那一把離婚時沒還給我，我也忘記跟她要了，刑警說案犯像是用鑰匙打開屋門後作的案，而且對現場很熟悉，翻東西沒有多餘動作，你看，撬櫥就撬櫥，撬抽鬥就撬抽鬥，一撬一個準，你不放貴重物品的櫥櫃、抽鬥人家碰都不碰。這樣看來，你前妻可能跟本案有牽涉。秦剛卻提出反駁，說她手裏也有櫥櫃、抽鬥的鑰匙，直接打開就是了，何必撬開呢？刑警說老秦同誌您就別管那麽多了，反正既然報了案，那就是公安局的事兒了，到時候把案子破了，失竊的物品追回，罪犯依法懲處，事兒就完了。秦剛說那好，單位安排我去南方療養半個月，明天我就出發，希望等我回來時能聽到好消息。刑警說沒問題，不過您最好把門鎖換一個，免得人家再惦記著您。

然後，刑警去訪問了公寓門衛耿老頭兒。這老頭兒是個聾子，跟他嚷了一陣他才明白刑警是要問案發當天上午是否有陌生人進過公寓。老頭兒答稱沒有留心，於是，刑警就不在這方麵寄予什麽希望了。

三位刑警返回分局，向領導報告了出現場的情況。領導說聽你們說的，像是內盜了，這個案子偵查難度不大。然後，就把三人中的一個調去參加一起凶殺案的偵破了。留下搞盜竊案的二位都是年輕人，一個叫羅貴忠，二十二歲，剛從部隊轉業；另一個叫高亮，二十三歲，初中畢業後在區政府工作，兩年前公安係統搞擴展，他自願要求過來充實隊伍。當下，小羅、小高兩個就去訪問秦剛的前妻薑美娟。

薑美娟二十七歲，嬌小玲瓏。她全家都是上海人，老爸是木匠出身，一手木工活兒在行業內有口皆碑，憑著這手本領；薑木匠漸漸就轉化為薑老板，在上海開了兩家家具店。抗戰勝利後，他從上海跑到北平發展，在西便門開了一家家具廠。當時對遷移並無限製，北平、上海那樣的大城市也不講指標，所以老薑尋思在北平做得好就一直待下去，做不好就回上海繼續經營家具店鋪。1949年元月北平解放，人民政府搞戶籍管理，老秦全家都登記了，就這樣在北平生了根。

薑家住在西單區溫家街的一個四合院裏。那裏一共住著四戶人家，薑家的房子最大。薑美娟跟秦剛離婚後回到娘家，還是住她原來的屋子。薑美娟因第三者離婚，不過離婚後那個第三者不知怎麽也把她拋棄了，所以目前是單身過日子。羅貴忠、高亮兩人登門訪問，直截了當問到了鑰匙的事兒。薑美娟承認離婚時沒把鑰匙交出來。為什麽呢？她說前夫沒問她要，她也就懶得交還了。刑警點點頭表示理解，然後就問她鑰匙呢，拿出來給我們看看。薑美娟說早就扔了，我留那裏的鑰匙幹嗎？

那麽，把鑰匙扔哪兒了呢？薑美娟說，大約兩個月前，那時天還有點兒熱，家裏的窗戶都開著通風透氣。她因為被那個第三者甩了，心緒大壞，那天醫院裏事兒又多，又是幹活又是開會，弄得非常疲乏，回家吃飯時嫌麵條太淡，就跟老媽嚷了兩句。老媽也不好惹，況且不讚同女兒的生活作風，就指責了幾句。母女倆吵了起來，爭吵時老媽譏諷她還保留著秦剛屋子的鑰匙，是不是還想回去？人家姓秦的哪會再讓你進門雲雲。薑美娟聽得心煩，就把秦剛屋子的鑰匙從自己的鑰匙串上摘下來隨手從窗口扔了出去。

刑警又詢問薑美娟的母親，還調查了鄰居，前者證實女兒所說不謬，後者也知曉吵架的事，還有人去勸過，至於後來薑美娟是不是扔了鑰匙，那就不清楚了。返回來再問薑美娟今天上午案發時在幹什麽，薑美娟說在醫院上班。刑警隨即去了醫院，同事證明她確實沒有離開過崗位。這樣，薑美娟的作案嫌疑就暫時排除了。

這時已是下午五點，羅貴忠、高亮兩個幹勁十足，也不想下班，繼續商量案子。他們認為從現場勘查情況來看，關鍵還是在鑰匙上。於是就去了薑美娟家所在地的管段派出所，扯住了正要下班回家的戶籍警老李，請他介紹薑家那個四合院居民的情況。老李聽羅、高兩人介紹了案情，馬上說，如果你們調查到的情況是確鑿的，那麽，這案子十有八九就是劉二栓的事兒了。

劉二栓是薑美娟的鄰居，兩家住在一個院裏。此人十七八歲，個頭高大，看上去有點兒傻乎乎的，內在也有點兒“二”，說話不著邊際，經常橫的搭到豎的上麵去。不過，別真的把他當傻子，他看上去再傻再二，做什麽事兒卻是從來不吃虧的。這小子的手腳也不大幹淨，水果店裏順個蘋果、菜場攤頭撈兩個雞蛋、胡同裏隨手拿走人家晾著的衣服之類的事兒他都有份兒。老李分析，既然薑護士是把鑰匙扔到院裏去的，那就不能排除被同院的劉二栓撿到的可能，不如先去了解一下他今天上午在幹什麽。

羅貴忠、高亮深以為然。於是老李也不急著下班了，陪同著一起前往。先向同院和胡同裏的鄰居了解，都說看見劉二栓今天上午八點多鍾出去的，到中午過後才回來。下午倒是沒出去過，看見他拿著個蒼蠅拍子在四合院裏裏外外打蒼蠅。刑警說老李那就麻煩你把這小子傳喚到派出所，我們先問一下。老李說我估摸準是這小子幹的，不如找他到隔壁鄰居家裏去談話，同時直接去他家查看，萬一這案子是劉二栓跟別人合夥幹的，瞅勢頭不對再把贓物給轉移了。羅貴忠、高亮點頭稱是。

於是三人就去了劉家。老李把劉二栓叫到鄰居張大爺家裏，問他上午幹什麽去了。他說沒幹什麽，就在家裏待著唄。待到老李說已經有不止一人可以證明他上午離家外出，他才承認確實是去外麵了。去哪裏了呢？他說沒去哪裏，就在附近馬路上轉悠，閑著沒事，政府又不給安排一份工作讓他掙幾個小錢兒，天天吃閑飯，心裏鬱悶，就到外麵溜達溜達散散心。

正說到這裏，高亮進來了，朝老李打了個手勢，然後徑直走到劉二栓麵前，讓他把拴在腰帶上的鑰匙串取下來。劉二栓照辦，取下鑰匙串放在桌上。高亮拿起來一把把看著，眼中倏地閃過一絲喜色。老李馬上不失時機地對劉二栓說，小子你趁現在還沒攤牌的時候趕快交代，算你自首，可以從寬處理。劉二栓一臉迷糊，讓我交代啥呀？高亮說老李不必跟他囉唆了，換個地方去聊吧。一邊說，一邊掏出手銬就把劉二栓給銬了起來。這時，刑警羅貴忠也進來了，手裏提著個沉甸甸的包袱，裏麵裝的是剛從劉家搜得的銀元、黃金。

劉二栓被帶到派出所接受訊問，還是一臉迷糊，不知道要他交代什麽。高亮便把那串鑰匙中的一把從鑰匙圈上摘下來；　“劉二栓你看清楚，這把鑰匙你認識嗎？”

劉二栓嘀咕道；　“這是我撿到的！撿把鑰匙又不犯法。”

羅貴忠沉聲喝道；　“撿鑰匙不犯法，可是你用撿到的鑰匙去開人家的屋子那就是犯法行為了。算了，不跟你多費口舌了，—會兒跟我們走吧。”

高亮往前門分局打了個電話，一會兒分局派來一輛小吉普把他們連同劉二栓送到了分局看守所。這時已經是晚上七點多了，但刑警還是餓著肚子訊問，他們隻要拿下劉二栓的口供，這個案子就算結了。因為餓著肚子工作，難免有些急躁。一急躁，活兒就容易幹得粗糙。羅、高兩人訊問劉二栓，用現在的說法是貌似“誘供”。劉二栓進了提審室後發覺不對頭，就大叫“快讓我回家”。刑警說你想回家，我們也想回家。不過，能不能馬上回家的決定權不在我們手裏，而是在你手裏。你隻要把作案過程一五一十交代清楚，就可以讓你回去。

劉二栓果真有點兒“二”，就問讓我交代啥呀？刑警說你不是撿了那把鑰匙嗎？你知道那是誰的嗎？劉答稱那是薑姐的，我看見她跟她媽吵著吵著就把鑰匙扔出來了。刑警說這個態度好，再往下說，說完了就能回家了。你知道薑姐以前住哪裏嗎？劉二栓說我怎麽不知道，我都是去過幾次了的……，就這麽說著，把一份訊問筆錄做下來了；劉二栓交代說他用鑰匙進了薑姐以前住的屋子，偷了些東西，一部分放在家裏，一部分藏在他家屋後的小花壇裏。

筆錄做好後，劉二栓就被拘留了。次日，9月30日，上午分局開會，布置國慶期間的值班安排和注意事項什麽的。羅貴忠、高亮直到下午才去劉二栓家取贓物。可是，把那小花壇拆了也沒見著任何與贓物相關的物品。兩人氣咻咻地趕到看守所再次提審劉二栓。哪知，劉二栓比他們還生氣，說警察昨天騙了他，交代完了沒放他倒把他關起來了，聽監房裏的人說，隻怕判刑還不輕哩！所以，什麽也沒問出來，倒讓劉二栓給罵了幾句。

這種無法提取證據的情況以前也碰到過，通常都是轉給預審去搞。因此，國慶節一過，這起案件就轉到了朱鐵讚手裏。

 

二、蘇聯元帥的禮品

朱鐵讚把這個案子的卷宗看了一遍之後，發現有疑問，而且較為明顯。比如報案登記單裏麵說秦剛失竊的二兩黃金是兩根小金條，而從劉二栓家裏搜到的二兩黃金則是一個小元寶；還有失主報失的五十枚銀元，後麵括號裏明明寫著是“袁大頭”，可是從劉家搜出的四十六枚銀元是有“袁大頭”，有“鷹洋”，也有“小頭”的雜貨，這跟贓物特征不相符啊！朱鐵讚就懷疑這案子可能並非劉二栓所作。

於是，朱鐵讚就叫上小於去看守所提審劉二栓。到了看守所辦理手續後，看守員把劉二栓從監房裏提出來。進了提審室，劉二栓隻一看麵前坐著的朱鐵讚和小於，驀然放聲大哭。朱鐵讚給他哭愣了，說你哭什麽？劉二栓答稱，聽監房裏的犯人說，進來後凡是換承辦員的，那就大事不妙了，要吃“逮票”，回不去啦！朱鐵讚說你先別哭，好好回答問題。你的問題是否“升級”就看你的態度了，態度好的，配合政府把事情弄清楚，對你就有好處；反之，那就不好說啦。然後朱鐵讚向劉二栓提出了一個關鍵性問題；　“9月29日那天上午，你究竟幹什麽去了？”

劉二栓交代說，他9月29日上午跟鄰居三寶、小鐵頭幾個人在賭博。朱鐵讚用半信半疑的眼神盯著他：“賭博？你……賭博？”意思是：兄弟，憑你這腦子也能上賭台？劉二栓解釋說，他們賭博，他呢，在胡同裏給人家望風。朱鐵讚尋思這還差不多，又問了幾個細節。然後，把話題扯到贓物上，問從你家抄出來的銀洋、黃金是從哪裏來的。劉二栓說這我也不知道，家裏的事兒輪不上我管，都是我爸我媽管的，您得問他們去。又問到9月29日晚上刑警提審的事兒，劉二栓猶自感到委屈，說他們說的，隻要我承認偷東西了，就馬上放我回家。

朱鐵讚已經大致明白是怎麽回事了，想了想，又問了問關於鑰匙的事兒。劉二栓說是薑姐扔出來的，扔在屋子旁邊的陰溝裏了，是他從陰溝裏撈出來的。幹嗎撈呢？原來十八歲的劉二栓雖然有點兒“二”，可意識中還是認為自己是大人了，該有點兒大人的樣子，比如鑰匙吧，就不能像孩子那樣用一截細紗繩穿了掛在脖子上，而是要穿進鑰匙圈拴上鏈子掛在腰帶上。有鏈子的鑰匙圈給他搞到了，可拴上腰帶後發現鑰匙太少，就是家門和屬於他的那個抽鬥上的掛鎖鑰匙。從此劉二栓就開始注意收集鑰匙，凡是別人廢棄不用的，都弄過來穿在自己的鑰匙圈上，薑美娟的那把就屬於其中之一。

朱鐵讚又問到了筆錄中記載的關於他幾次去薑美娟離婚前的住處之事。劉二栓說那是薑姐請他去幫忙的，一共去過三次，一次是她結婚前收拾房間，買了些花紙、彩燈什麽的，沒法搬，就請他相幫拿過去了；另一次是結婚前搬嫁妝，那次是借了輛卡車的，他也去當了回搬運工；還有一次是薑姐離婚，叫上他和另外兩個鄰居相幫把東西搬回來。後來他就一次也沒有去過了。

朱鐵讚對劉二栓所說的情況一一進行了調查，全部屬實。而那些查獲的金銀，全部是劉二栓父母的私產。那麽，劉家父母為何不向警察說明呢？原來劉氏夫婦都是“一貫道”分子，男的給關押過，女的也在街道挨過批鬥，直到現在還屬於派出所內部榜上有名的重點關注對象。刑警登門時又沒給他們好臉色看，哪裏還敢說明？於是，錯案就這樣形成了。

過了幾天，10月15日，朱鐵讚上班走進分局大門時，正好遇到刑偵隊馬隊長，滿臉笑容地跟他握手。朱鐵讚以為是感謝他糾正了一起錯案，馬隊長一開口方知，是他請調刑偵隊的事兒批下來了，即日報到。朱鐵讚大喜，盡管工資沒漲一分錢，而且幹刑偵要比預審辛苦，但那是他的喜好。

朱鐵讚到刑偵隊報到後，接受的第一個任務就是偵查秦剛的那樁失竊案件。馬隊長說，老朱你雖然沒幹過刑偵，可是已經幹了幾年預審，頗有心得，分局、市局出的《工作通報》上曾介紹過你承辦的案件，所以我想眼下這件盜竊案你是有辦法破掉的。朱鐵讚說老馬你這不是將我的軍嗎，我把你們送預審的案子退回來了，現在改換門庭投到你老人家的地盤，你幹脆就把這個案子壓到我的肩上，真是豈有此理！

開過玩笑談正事，老馬說給你配備兩名助手，就是小羅、小高，上次那毛糙活兒就是他們幹的，此番再跟著你幹他們就該長記性了。朱鐵讚和羅貴忠、高亮兩人見麵。倆小夥兒都很陽光的，說老朱這次幸虧你把案子攔下來了，否則這禍可就闖大了，別說我們馬隊長，就是局長也饒不了我倆。

三人立即投入工作，分析了案情，認為該案的關鍵還是在鑰匙上。案犯可能使用的是公寓原配鑰匙(包括複製品)，也可能是使用萬能鑰匙之類的工具打開了屋門，不過後一種可能性比較小，因為他進屋後是用撬的手段對付櫥櫃和抽鬥的。從案犯把所有腳印、指紋統統擦拭掉(也有可能是戴了手套)這一點來看，有可能是有前科的老手，或者雖是新手，卻具有一些反偵查意識。那麽，應該怎樣進行調查呢？三人討論下來，認為可以采取兩步同時進行；一是去明嘉公寓調查鑰匙情況；二是向全市的銀行、舊貨行調查9月29日之後是否有人前往銷贓。

當天下午，三位刑警立刻開始行動。朱鐵讚分工去明嘉公寓調查鑰匙情況。那時沒有什麽物業公司，該公寓的產權是國家的，由前門區房管所管理。房管所的管理僅限於修理，誰家的門窗、地板、天花板什麽的壞了，報修後過若幹天來修理，其他的統統不管。那麽怎麽冒出一個看門人耿老頭兒呢？那是新中國成立前留下來的，他當門衛的報酬是公寓的全體住戶湊錢支付的。

當日朱鐵讚無功而返。而羅貴忠、高亮兩人對銀行、舊貨商店的調查也沒有收獲。次日，10月16日，三人再次出動。朱鐵讚去房管所了解鑰匙情況，得知鑰匙是住戶辦理入住手續時交給的，房管所方麵並無備用鑰匙，也就不存在複製的可能。那麽，失主秦剛的前任住戶是誰呢？房管所方麵說，這公寓以前住的都是外國人，有日本人，也有歐洲人以及美國、加拿大人。抗日戰爭勝利後，日本人逃的逃，遣返的遣返，他們騰出的房子就給中國人住了。後來北平解放，外國人大部分都離開了，又入住了一些中國人。當時的外國人以蘇聯人為主，大約有七八戶人家。到了1954年，蘇聯政府向蘇聯在華僑民發出回國參加社會主義建設的號召，這幾家蘇聯人也走了。秦剛的前任住戶就是蘇聯人。他們是1954年7月11日離開的，退房手續是之前三天由房管所統一上門辦理的。離開的那天，他們的鑰匙都如數交還了。

這樣一來，關於鑰匙的調查就沒戲了。調查銀行、舊貨行的羅貴忠、高亮每人一輛自行車奔波了一天，也是一無所獲。

下班前，朱鐵讚三人在辦公室碰頭，剛交換了各自當天的調查情況，指導員來叫他們了，說你們三位去一趟市局，刑偵處韓滔副處長要見你們。聽說發生了重大盜竊案件，市局要組建專案組，你們三位被抽上了。這時馬隊長過來了，說估摸那起案件跟你們手頭的這起有關，所以分局領導讓你們過去參加。

三位刑警趕到市局，果然如此！這起盜竊案的案值超過老八路秦剛的損失，更重要的是，失主的身份有些特殊，而且被竊物品中有一件意義也頗為特殊，所以就成為一起重要案件了。

失主名叫馬喬，住西四區後達裏，三十多歲，是北京鐵路局下麵鐵路編組站機修車間的一名鉗工。馬喬是個混血兒，老爸馬特羅索夫1876年出生於沙皇統治下的烏克蘭克裏米亞半島西南端的著名城市塞瓦斯托波爾的一個貧窮家庭，生活所迫，十二歲就下煤礦挖煤謀生。1899年，二十三歲的馬特羅索夫投身行伍，成了一名沙皇軍隊的騎兵。次年，作為八國聯軍一部分的四千八百名俄軍侵入中國京城，馬特羅索夫就是其中一員。1904年日俄戰爭爆發，馬特羅索夫隨部隊開赴中國旅順地區與日本軍隊作戰，俄國敗北，馬特羅索夫在戰爭結束前兩個月被俘。不久，馬特羅索夫從戰俘營逃出，輾轉逃亡到哈爾濱。這時戰爭結束了，馬特羅索夫卻因為沒有身份證明文件，無法返回烏克蘭家鄉，於是就在哈爾濱打工謀生。原想待攢下一些錢，前往北京找俄國公使請求幫助回國，哪知，到了1917年，沙皇政府竟被推翻了。這下，馬特羅索夫的回國之夢破滅，從此也就死了心，幹脆離開哈爾濱前往北京謀生了。

到北京後，馬特羅索夫用之前在哈爾濱打工時攢下的錢鈔作為本錢經營麵包、果醬小買賣，漸漸上了道，又開了家隻有一個門麵的麵包鋪。1921年，娶了北京姑娘喬氏為妻。次年，喬氏生了個男孩兒。其時，馬特羅索夫覺得自己已經融入了中國，一口中國北方話也講得標準流利。中國朋友們也不再喚其那長長的外國名字，而是以“老馬”相稱。因此，馬特羅索夫有了兒子後，就對妻子說；“我現在應該是中國的馬姓了，孩子就姓馬吧，名字呢，取你的姓氏，合起來就叫‘馬喬’。”

這就是失主馬喬的家世。那麽，這些內容跟案子有什麽關係呢？這就需要說一下馬特羅索夫與其一個舉世聞名的同鄉的關係了，這個同鄉，就是被稱為“紅色元帥”的伏羅希洛夫。當時中國人的習慣，尊稱伏羅希洛夫為“伏帥”或者“伏老”。伏帥出生於烏克蘭，其父原是沙皇軍隊的退伍士兵，後成為鐵路巡道工，其母當過廚娘和洗衣婦，家裏生活貧困，以致於他從小就挑起了生活的重擔，八歲當牧童，十歲在煤礦當童工。伏帥當初下煤礦時，帶他幹活的那位不過長其四歲的師傅就是馬喬的老爸。兩個孩子一起搭伴幹過三年活，後來就各奔東西了。

造化弄人，同樣的煤礦童工，馬特羅索夫還算是師傅，到了後來，伏羅希洛夫成了蘇聯領導人，而老馬卻是流亡異國他鄉的一個麵包師。本來，老馬早已忘記了伏羅希洛夫，直到1953年初，早已做不了麵包靠兒子馬喬養著的老馬偶然間從別人口中聽說蘇聯有個大大有名的元帥叫伏羅希洛夫，打仗怎麽怎麽牛，於是就讓兒子留心一下，找份有伏羅希洛夫照片的報紙來看。不久，斯大林逝世，老馬終於看見了報紙上刊登的參加追悼活動的伏羅希洛夫元帥的照片。雖然隔了那麽些年頭，但他還是一眼認出那就是當年一起幹活的夥伴。

於是，老馬就往莫斯科寄了一封信；伏羅希洛夫收到了老馬的信，也還記得當年的這位師傅。兩個多月後，伏羅希洛夫請蘇聯駐華使館通過蘇僑協會給馬特羅索夫捎來伏特加酒和煙，以及他的口信：老夥伴，希望不久的將來我們見麵一敘？

1957年4月15日，以伏羅希洛夫為首的蘇聯最高蘇維埃代表團來華進行友好訪問。中國政府以當時接待外賓的最高規格接待伏帥，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賀龍、彭真、羅瑞卿、楊成武等都到機場迎接。從北京南苑飛機場到天安門，幾十萬軍民夾道歡迎。伏羅希洛夫在京訪問期間，曾提出要跟他的老夥伴馬特羅索夫見個麵。可是，老馬早在一年前就因病去世。於是，伏帥把他特地帶來的準備送給馬特羅索夫的禮品——伏特加酒、煙和一塊刻有他親筆簽名的金殼懷表請蘇僑協會轉交馬特羅索夫的家屬。其時，馬特羅索夫的老伴、當年的那位喬姑娘亦已作古，隻剩下馬喬和其妻子以及一對子女。蘇僑協會就把這份禮品交到了馬喬手裏。

如果這事發生在2013年，那馬喬家估計會媒體盈門，爭先恐後采訪，連篇累牘報道。但在當時，則是波瀾不驚，消息封鎖得嚴嚴實實，甚至連公安局都不清楚竟然還有這麽一樁事兒。直到1957年10月16日中午馬喬家遭竊，西四分局出警時方才聽說失竊物品中包括伏羅希洛夫元帥饋贈的禮品，那年頭人們政治意識強，刑警馬上報告分局領導，分局隨即報到市局。

市局方麵自是不敢小覷，決定組建專案組專門偵查該案。市局刑偵處領導想起了前門分局正在偵查的那起“9·29”盜竊案，覺得兩案作案手法相似，於是就通知前門分局把偵查該案的刑警抽調進專案組。

 

三、發現贓物

回過頭來，說一下馬喬家遭竊的情況。

這天是星期三，早上七點，馬喬和往常一樣出門上班。他的妻子黃蕊珠在附近的一家麵館工作，一大早就去上班了。馬喬出門後不多久，十二歲的女兒和十歲的兒子吃過早飯，也背著書包去上學了。姐弟倆是一起出門的，姐姐小雅細心地把家門鎖上，鑰匙拴在脖頸上後又放進了裏麵的衣袋。女主人黃蕊珠上班分兩個時段；早晨五點至上午十點半，下午六點至晚上九點。上午十點四十分她回家，用鑰匙開門進屋時，初時沒覺得跟平時有什麽異樣。不過，當她走進廚房準備燒飯菜時，卻發現原先掛在窗口外的拖把被挪了個位置，放到門後角落裏倚著了，而且原本昨晚用過擰幹晾了一夜的拖布現在仍是濕的。到這時，黃蕊珠還沒意識到家裏出事了，隻道是孩子吃早飯時不小心弄髒了客廳的地板，抓了拖把使用後沒有放回原位。

直到十一點半孩子放學回來後跟媽媽說下午要交學費，黃蕊珠打開大櫥裏鎖著的抽鬥要取錢鈔時，方才發現失竊——不但放在裏麵的七十多元現鈔不翼而飛，連他們夫婦的黃金首飾(兩枚戒指、一條項鏈)和半年前伏羅希洛夫元帥贈送的那塊金懷表也沒了！再檢查，發現伏帥贈送的兩瓶伏特加也不見了，另外被竊的物品還有馬喬的一件小羊皮夾克衫、兩件毛衣、一雙皮鞋，以及黃蕊珠的—件狐狸皮風衣、三件毛衣、兩雙皮鞋。

現場勘查獲得的情況是：案犯用鑰匙或者其他專用工具打開門鎖後進人馬喬家，直奔主臥室，從未上鎖的寫字台抽鬥裏找到了櫥櫃等的鑰匙，於是就用鑰匙打開櫥櫃下手行竊，作案後又把櫥櫃、抽鬥等一一按照原樣鎖好，鑰匙放回原處。然後，案犯取了抹布、拖把，消除了痕跡，這才離開現場。

刑警把失竊的所有衣物的體積粗粗估算了一下，發現即使是用繩子捆緊後也得需要一口比較大的箱子才能裝得下。詢問了主人，其能容納贓物的箱子、旅行包以及被單、毯子等東西一樣未少，那說明案犯是帶著容器過來的。什麽容器？西四刑偵隊隊長張臻說應該是麻袋之類的東西，因為旅行袋太小，裝不下這麽些贓物，箱子倒是行的，可是案犯帶著口大箱子過來作案，一路上難免惹人注目，估計他不敢冒這等風險，所以，麻袋應該是最好的選擇。另外，麻袋裝了贓物後體積驟增，案犯隻能扛在肩上帶走，如此，又容易引人警覺。因此，估計他可能是動用了交通工具，如自行車、三輪車、摩托車之類。

刑警隨即走訪了馬宅所在的這條小胡同裏的住戶。白天，大部分家裏都沒人，小部分家裏有人的，上午那個時段也正在忙著料理家務，沒有人留意胡同裏出現過什麽人。隻有一個老太太告訴刑警，上午十點左右，她去醫院看病回來，曾在胡同口遇到一個騎自行車的男子，車後的架子上綁著一個鼓鼓囊囊的大麻袋。經刑警耐心啟發，老太太回憶起那男子的模樣；二十多歲，中等個頭，絡腮胡子，穿一件藏青色的中山裝，頭上戴著頂帽簷長長的藍色勞動布帽子。

當晚，專案組舉行了案情分析會。會上，先由組長、西四分局刑偵隊隊長張臻和前門分局的朱鐵讚分別介紹了“10·16”、“9·29”兩起盜竊案的基本情況，然後大家歸納了這兩起案子的相同特點：一是案犯都是使用了鑰匙或者特殊工具打開門鎖後進入現場的；二是案犯進入現場後對櫥櫃、抽鬥上的鎖具似乎無能為力，隻好采用撬竊方式，而馬喬家的櫥櫃、抽鬥未曾被撬的原因是他們正好把鑰匙放在寫字台抽鬥裏又恰恰讓案犯發現了；三是案犯都是衝著金銀、現鈔、鍾表、皮毛等貴重物品下手；四是案犯在離開現場前都消除了留下的痕跡。

從上述四個共同點來看，案犯可能是一個有盜竊前科、具有比較老到的犯罪思維和反偵查意識的家夥。至於案犯對付門鎖的手段，大家認為有兩種可能：一種是他可能持有傳說中的萬能鑰匙之類的開鎖工具，但是，這種“萬能”僅僅體現在對付門鎖上，無法對付其他鎖具。所以，這人並非一個擁有開鎖技能的鎖匠。另一種可能則是之前前門分局刑警曾經調查過的案犯通過複製的手段獲得了鑰匙。不過，刑警往深分析下去，認為後一種的可能性較低。這是因為，如果案犯從戶主那裏獲得複製鑰匙的機會，為何不連櫥櫃、抽鬥等鑰匙一並複製了呢？另外，兩個失竊戶分別居住於前門區、西四區，素不相識，甚至連聽也沒聽說過對方，案犯又是怎麽正巧獲得了他們的鑰匙呢？當然，刑事偵查中不能排除“萬一”這樣的偶然性，所以，專案組還是需要對此進行了解的。於是決定，本案的偵查除了對上述的“萬一”進行了解之外，同時采取以下措施；對案犯銷贓進行布控；對“10·16”案現場周圍區域的群眾進行走訪調查；走訪鎖匠，了解關於萬能鑰匙的情況。

1O月17日，專案組七個刑警全體出動，按照不同的分工分頭進行查訪。當天下午五點，陸續回到專案組駐地西四分局的刑警還沒來得及互相通報各自調查的情況，組長張臻就接到分局領導的電話讓他過去一趟。領導召張臻過去，是傳達市局領導對案子的意見。原來，今天上午馬喬在單位上班時接到通知，說蘇僑協會工作人員陪同蘇聯記者前來采訪，馬上就到，請他趕緊準備一下。記者采訪馬喬，無非就是為了他父親老馬當年跟伏羅希洛夫的關係，以及伏帥今年四月間訪華時贈送馬喬禮品之事。馬喬跟記者三言兩語說過後，正要告辭，人家蘇聯同誌說要給他照相，照了相後又說要去他家照幾張伏帥贈送的禮品的相片。這下，馬喬為難了，拒絕吧，人家蘇聯同誌可能要見怪；同意吧，去了家裏拿不出禮品又怎麽解釋？他想了想，就把自己家昨天遭竊、把伏帥的禮品也給偷了的情況簡單說了一下。對於記者來說，這個新聞簡直比伏羅希洛夫再贈送一份禮品給馬喬還有價值，當即問長問短緊盯不放。

好不容易送走了記者一行，馬喬回頭想想似乎不對頭，伏帥送我的禮品給偷了，這事若給蘇聯記者報道出去，蘇聯人不是會不高興嗎；你姓馬的是怎麽保管伏帥的珍貴禮品的？於是，馬喬就去跟機務段黨委領導說了此事。領導政治覺悟高，說哎呀小馬，你家裏遭竊為什麽不早說啊！這事弄不好會產生國際影響，我得馬上向上級報告；於是，到下午連外交部也知道此事了，給北京市公安局打電話，希望盡快破案。然後，蘇僑協會也給市外事委員會、市公安局來電，對這個案件表示關注。如此，事情當然搞大了。不過，市局領導知道專案組已經在調查案子了，此刻說不如幹，也就不開會什麽的了，隻給西四分局打了電話，說市局全力支持專案組的工作，碰到什麽困難就馬上報告，要人有人，要車有車，要錢有錢，反正要什麽給什麽。其他話，領導就不說了，這邊分局領導也明白了——能夠享受這等待遇的專案組，他們承辦的是什麽分量的案子那還用說嗎？

當下，張臻聽領導如此這般傳達後，就表了一番決心，順帶匯報了案情分析會的情況，然後一溜小跑返回辦公室和組員交換當天調查的情況。

張臻、周炳榮、陸俊超三人負責走訪“1O·16”案現場周邊區域的鄰居，三人折騰了一天，一共走訪了七十八人，除昨天那個看見疑似案犯的老太太，其他人誰也沒有留意到有什麽可疑跡象。所以，這三位是白辛苦了一天。

朱鐵讚，羅貴忠二位一共跑了三個區，接觸了十七名鎖匠，其中有一位年近七旬的魯老爺子是舊時北京有名的“鎖王”。北洋政府時期，段祺瑞讓其秘書代管的一口德國保險箱的鑰匙丟失了，先後請了北京的七八個鎖匠都無法打開，最後還是魯老爺子去了方才得以解決，不但打開了保險箱，還給配製了鑰匙。魯老爺子因此獲得了“鎖王”的名號。那麽，包括魯老爺子在內的那十七名鎖匠對於萬能鑰匙是怎麽一個說法呢？他們的說法是一致的，聽說過萬能鑰匙，可就是沒有見過。“鎖王”魯老爺子告訴刑警，從理論上來說，不存在一把鑰匙可以打開一千把鎖的可能性，所以，傳說中的萬能鑰匙應該是簡單的開鎖工具加上技藝。不過，如果有人掌握了這種工具和技藝，應該是能夠打得開所有大大小小的普通鎖具的，不存在開得了屋門，進去之後卻要用撬鎖的方式來解決櫥櫃和抽鬥鎖具的情況。

市局老刑警居山樵和前門分局刑警高亮兩人負責布控案犯銷售贓物。贓物中有金銀，那是規定隻有支行以上銀行才能收購的，這倒方便，兩人在分局通過電話跟銀行的保衛科聯係後，由保衛科布置下去，一是布控，二是檢查之前是否有贓物出售過。難啃的骨頭是鍾表店、舊貨行，贓物中既有伏羅希洛夫贈送馬喬的金懷表、秦剛的那塊“英納格”，這需要跟鍾表店聯係；還有皮夾克、皮風衣、毛衣、皮鞋等，那是要向舊貨行布控的。兩人起初還想自己一家家跑，到中午覺得這樣跑下去實在太費時間，於是決定請各分局和派出所相幫，就回西四分局立刻打印了布控通知，蓋上分局的公章，兩人分頭去各分局、派出所散發。

運氣，就是高亮在散發到最後一家——崇文分局廣渠門派出所時撞到的。高亮在之前調查“9·29”案時，已經和羅貴忠跑過舊貨行、鍾表店鋪了。廣渠門派出所管段範圍內的兩家舊貨行就是他負責跑的。當時，他對舊貨行經理說，如果有線索，你們可以往前門分局打電話找我，也可以跟派出所聯係，派出所民警會及時通知我的。這兩家舊貨行中的一家“泰昌舊貨商店”的經理就在今天下午三點多給派出所打了個電話，說他們在核對上月賬目時，發現上月的最後一天即9月30日曾經收進過一雙男式皮鞋。

經手人是剛參加工作才兩個月的學徒小丁，她按照店員老汪的估價收進了這雙皮鞋，因正好店鋪有其他顧客進來，就順手往櫃台下一放，後來下班又忙於打烊關門而忘記了。

國慶節休息兩天，來上班後這雙皮鞋是收進了庫房，賬卻沒有上。直到全店準備搞大盤點時，小丁方才想起此事。一說，經理老劉就是一個激靈；布控物品單子中不是有男式皮鞋一雙嗎？會不會就是這雙呢？於是查看尺碼，四十二碼，對啊，就是這個尺碼。於是，劉經理就給派出所打電話。

當下，高亮直奔“泰昌舊貨商店”，向小丁了解了情況，抄下了出售這雙皮鞋的那個賣主留下的證件資料，又打了一紙借條，把那雙皮鞋帶走了。這是專案組七名刑警奔波一天唯一的收獲，這個收獲是否有價值，得讓失主秦剛來決定了。

專案組於是決定立刻去找剛從南方休養回來的秦剛核實此事。秦剛一眼就認出這是他的皮鞋，刑警請他穿一穿，自是合腳。專案組一幹刑警大喜，有人就躍躍欲試要立刻按圖索驥根據“泰昌舊貨商店”提供的出售人住址登門抓人。組長張臻和市局老刑警居山樵交換意見後，說還是暫不行動為好，這個案子已經驚動外交部門了，偵查工作中的每一步都需要反複考慮妥帖，免得引起不必要的麻煩。這樣，先對出售人的情況查摸一下再說吧。

 

四、又發生五起盜案

當時國家規定，凡是向銀行出售金銀、向舊貨行出售所有物品的，都必須持有供職單位出具的證明，沒有供職單位的，則可用戶口本代替。“泰昌舊貨商店”嚴格執行這一規定，所以留有出售這雙皮鞋者的資料信息。出售者名叫任林，男，二十五歲，係“公私合營大騰織布廠”工人。

10月18日，刑警周炳榮、陸俊超、高亮三人前往“大騰織布廠”調查任林的情況。據廠方介紹，任林是機修車間的車工，他是十八歲時以徒工身份進廠的，從學徒做起，三年滿師後成為一名合格的技工。小夥子平時表現不錯，進廠以來從無任何劣跡，更別說偷竊之類的犯罪行為了，現在是車間共青團支部的副支書，正積極要求入黨。

那麽，上月29日那天，任林在廠裏上班嗎？接待人於是立刻向機修車間了解，得知任林那天調休，沒來上班。三刑警決定把任林找來當麵問一下。

先問關於9月29日調休的事兒，任林說那天他確實調休了，是去相親，親戚給他介紹了一個對象。刑警問，相親？對方是誰呢？任林抱歉地搖頭說，對不起我不知道對方的姓名，因為介紹人沒說，反正雙方見了個麵，互相都覺得不滿意，也就沒必要交換姓名、單位什麽的了。刑警於是換了個角度問，那麽，介紹人是誰？在何處工作？任林說那是他的小姨，是個沒有工作的家庭婦女，家住海澱區會城門。刑警記錄下來，然後問到了關鍵問題，你最近去過舊貨商店沒有？任林的腦子似乎出現了短暫的迷糊狀況，隨即點頭，說去過“泰昌舊貨商店”賣一雙皮鞋。刑警說就是為這事來找你的，你把這件事詳細說明一下吧。任林於是向刑警敘述了以下內容一一

任林去舊貨商店出售皮鞋，是受其姐夫的委托。他的姐夫名叫李炳仁，三十歲。新中國成立前，其老爸在前門大柵欄經營飯館，結識了一些經常去館子蹭飯的國民黨舊警察，1946年，就托他們把兒子介紹去警察局當了警察。新中國成立後，有群眾向政府檢舉，說舊警察李炳仁曾有過敲詐勒索欺壓百姓的行為，經查屬實，於是就在“鎮反”時把他抓了，判了三年徒刑。刑滿釋放後，李炳仁無以為生，他老爸的那家飯館在北平解放前因失火燒毀，老爸由飯館老板改行在煤球廠搖煤球，收入有限，靠不上。任林的姐姐原是家庭婦女，為養家糊口也成了賣零食的小販。李炳仁於是就幹上了收舊貨的行當，弄了輛破自行車，整天騎著穿街走巷收購各類舊貨，然後分門別類或賣給需要的市民，或賣給舊貨行，從中賺取差價。

李炳仁這門行當幹得剛剛順手時，政府有規定下來了；收舊貨與修鎖配鑰匙、刻圖章、旅館業等列入“特種行業”，得向公安局申領許可證明後方可經營。這個規定對於李炳仁來說是個大麻煩，因為公安局不可能為他這樣一個吃過官司的偽警察出具許可證明。那怎麽辦呢？李炳仁想來想去，自己隻有幹這樁活兒的本領，改行是不可能的了，於是硬著頭皮繼續幹下去，幹了幾年倒從來沒有人找過他，而舊貨行呢，按規定像他這種沒有職業的人去出售舊貨是需要提供戶口本的，可是因為大家熟悉了，也就睜一眼閉一眼算了。不過，到了去年公私合營後，情況變了，舊貨行都充實了公方代表，嚴格按照規定辦事。李炳仁不可能老是拿著自家的戶口本去出售舊貨，否則人家一旦頂真，說你違規從事特種行業經營，那就可能吃不了兜著走。所以，就向親朋好友商借戶口本冒名出售。這樣，姐夫就把主意打到小舅子頭上來了。國慶節前那天中午，李炳仁拿來一雙皮鞋，對任林說麻煩你向廠裏開個證明，把這雙皮鞋賣到舊貨行去吧。任林跟姐夫關係不錯，當下一口答應了。正好那天下午廠裏為慶祝國慶節早下班，於是任林馬上去辦公室開了證明，下午就奔附近的“泰昌舊貨商店”把這雙皮鞋賣了。

周炳榮、陸俊超、高亮立刻根據任林提供的地址前往會城門找李炳仁。李炳仁的職業注定他是個日遊神，騎著輛自行車到處亂轉，比郵局投遞員還難尋。三人在派出所坐了三個小時，終於有居委會的人來報告說李炳仁出現了，就在附近一家小學門口向小學生兜售舊玩具。於是，戶籍警就把他連人帶車請到了所裏。

開門見山一問皮鞋，李炳仁馬上點頭說有這回事，那是9月30日上午他在雙榆路騎車吆喝收購舊貨時，被人喚住了把皮鞋賣給他的。皮鞋是八成新的貨，他開價五元，對方沒有還價，馬上成交了，還請他抽了一支香煙。由於那裏離“大騰織布廠”不遠，他就順便請小舅子任林相幫去舊貨商店賣掉了，賣了十二元。那個賣皮鞋的怎麽個模樣呢？刑警聽李炳仁描述下來，跟“10·16”案現場目擊者老太太看見的那個騎自行車馱著個鼓鼓囊囊麻袋的絡腮胡子是同一個人。

然後，當然要了解一下李炳仁9月29日那天的行蹤。巧了，那天他正好沒出去收舊貨，而是應一朋友之邀去人家那裏相幫修房子了。那個朋友住得不遠，刑警陸俊超、高亮當即前往調查，證實李炳仁所言屬實。於是，姐夫和小舅子一樣，也被排除了嫌疑。而這條線索，卻就此斷了。

當天晚上，專案組舉行案情分析會，對絡腮胡子銷贓一事進行分析，議來議去，覺得似乎不大容易梳理清楚。

組長張臻於是說，這個問題既然議不出個結果，那就往旁邊放一放吧，我們討論一下這條線索斷了頭，下一步應該怎麽走。這個問題倒簡單，大家一致認為既然眼下沒有其他線索，那就隻有安排李炳仁在當初遇到絡腮胡子的那一帶轉悠，同時安排便衣注意著，指望那個家夥憋不住了再次銷贓這個主意的依據是，一般說來，絡腮胡子不可能提著一雙皮鞋大老遠趕到雙榆路這邊隨機選擇李炳仁這樣一個收舊貨的小販銷贓，他應該就居住在附近。

於是，往下幾天，專案組又是全體出動，一律便裝，或步行或騎車，在雙榆路一帶轉悠；那個李炳仁也被安排在那一帶騎著破自行車吆喝。可是，數天轉下來，絡腮胡子卻未出現。專案組正迷惘間，10月24日，案犯卻主動將自己的信息提供給他們了——東單、東四、西單三區接連發生五起入室盜竊案——

第一起；受害人金紫瓊，京劇演員，單身，住東單區安德路，失竊時間為10月24日上午、被竊財物計現鈔五百六十元、黃金首飾六件、瑞士手表兩塊、台鍾一個、毛皮大衣兩件、羊毛衫褲七件、毛衣兩件、皮鞋三雙。

第二起；受害人譚振山，工程師，已婚，與金紫瓊住同一小院(該院就這兩戶居民)，失竊時間相同。被竊財物計現鈔一百八十元、黃金首飾四件、掛鍾一個、呢大衣一件及毛衣、皮鞋等。

第三起；受害人莊海峰，中學老師，已婚，住東四區報房胡同，失竊時間為10月24日中午。被竊財物計現鈔八十元、清代老式掛表一塊、台鍾一個、收音機一台、宋元明清古字畫七幅及衣物等二

第四起；受害人劉清軫，店員，已婚，住東四區大豆腐巷，失竊時間為10月24日下午。被竊財物計現鈔一百一十元，掛鍾、收音機各一和衣服若幹。

第五起；受害人寧珂，工人，已婚，住西單區新街口，失竊時間為10月24日下午。被竊財物計現鈔三十五元、祖傳戰國青銅劍一把和衣服若幹。

上述五起盜竊案的作案手法與之前發生的“9·29”案、“10·16”案完全一致，也是持家門鑰匙入窒，戶主如金紫瓊、莊海峰、劉清軫在家中留有櫥櫃、抽鬥備用鑰匙的，則用鑰匙打開；另兩家沒留鑰匙的，則撬開櫥櫃、抽鬥的鎖具；作案之後，都是把腳印、指紋等痕跡全部擦拭幹淨後方才離開。

由此判斷，這七起入室盜竊案係同一人或者同一夥案犯所為。1O月24日晚，北京市公安局決定將這七案串案並偵，從東單、東四、西單三區分局各抽調兩名刑警充實專案組，市局刑偵處韓滔副處長擔任組長，原組長張臻為副組長，專案組由市局領導，駐地仍在西四分局。

當晚，擴大至十四名刑警的專案組正在分析案情，東單分局刑偵隊來電報告，失主金紫瓊、譚振山分別發現戶口本也一並被偷。接聽電話的張臻把情況向眾人一說，幾乎所有刑警都是一個激靈——偷戶口本，那肯定是為了銷贓！韓滔隨即作出判斷，既然這兩戶失主戶口本被偷，那另外三戶看來也是難免。於是，立刻向東四、西單分局去電，要求立刻派人前往失主莊海峰、劉清軫、寧珂處了解戶口本是否被竊。了解結果很快就反饋過來了，這三戶失主的戶口本均被竊！如此，案犯的意圖就很清楚了；準備通過向舊貨行出售的方式銷贓。

當然，案犯的這個舉動也是有點兒冒險的，比如像此刻，一旦有戶主發現戶口本被竊走了，刑警肯定會對舊貨行布控。可是，案犯偷了東西畢竟需要銷贓，這種險還是敢於冒一冒的。當然，必須趕在失主發現戶口本被竊之前把贓物銷掉。

所以，專案組也要快。於是連夜對全市銀行、鍾表店鋪和舊貨行進行緊急布控，每家營業店鋪都必須——跑到，有人值班守夜的最好，無人守夜的就把布控通知從門縫裏塞進去。因此，布控通知上有一句提醒：請在10月25日上午開門後發現本通知的第一時間往專案組打電話告知已收悉。如果第二天早上過了八點半還未來電的，專案組會通知管段派出所民警登門查問。與此同時，專案組還立刻給全市派出所去電，以市局名義下達緊急通知，次日上午請做好隨時出警去轄區內的銀行、鍾表店和舊貨行逮人的準備。

次日，專案組刑警早早就做好了緊急出動的準備，可是，守了一天也沒有哪家營業店鋪來電報告有人去銷贓的，各派出所也保持沉默。於是，專案組領導就意識到情況不正常了。下午五點，組長韓滔決定立即舉行新的案情分析會，對異常情況進行分析。一幹刑警分析下來，終於想到了一個昨天都忽視了的問題——案犯拿了失主的戶口本去北京郊區甚至鄰近北京的外地縣市銷贓了！

這樣，專案組隻好決定連夜向北京郊區的公安局發出布控指令。當時的北京市還沒有如今這麽大的範圍，屬於北京市管轄的郊區，隻有東郊區、昌平區和京西礦區(東郊區、京西礦區在半年後改稱朝陽區和門頭溝區)。1O月26日，專案組悉數出動，分別前往東郊區、昌平區和京西礦區查摸銷贓情況。

偵查員朱鐵讚、周炳榮首先在京西礦區的“顧家日用品調劑商店”打聽到了案犯的銷贓情況。昨天，一個年約二十五六歲的瘦高個兒男子持戶主姓名為“劉清軫”的戶口本前往該店出售皮夾克一件、皮鞋一雙、毛衣兩件。接著，偵查員高亮在京西礦區的“全富舊貨商店”獲悉，同樣特征的男子持戶主姓名為“譚振山”的戶口本向該店出售了皮大衣一件、女式毛衣兩件。然後，偵查員小儲在京西礦區的“通天舊貨行”查到，一個二十歲出頭看上去像是大學生模樣的姑娘持戶主姓名為“金紫瓊”的戶口本向該店出售女式羊毛衫褲兩套、女式皮鞋兩雙。這些贓物銷售給舊貨行的時間都是前一天的上午。

另一批偵查員分頭前往東郊區各舊貨行查摸案犯銷贓情況，查得的結果與京西礦區這邊一樣，不過銷贓的時間是10月25日下午，銷贓者也是那個瘦高個兒男子和大學生模樣的姑娘。可能是上午的順利銷贓壯了他們的膽，這二位在短短兩個小時內竟把七起案件中除金銀、手表懷表、字畫、青銅古劍之外的全部贓物銷售給了舊貨行。，

昌平區的銀行、鍾表店、舊貨行無人銷贓，刑警隨即作了布控。專案組長韓滔獲悉上述情況後，馬上作出判斷——糟糕！接下來案犯該往北京之外的地區去銷贓了！為什麽這樣說呢？因為1O月25日案犯銷售掉的贓物全部是不易攜帶了乘坐長途汽車或者火車的衣物、皮鞋、掛鍾、台鍾等，剩下的其他東西如首飾、銀元、手表懷表、字畫等，都是容易攜帶而且不大引人注目的，因此他們會選擇拿到外地去銷售。

韓滔隨即跟副組長張臻交換了意見，決定立刻進行布控，這種布控就不似北京郊區了，得跟河北省聯係甚至朝山西省延伸。北京是被河北省包圍著的，專案組議了議，針對案犯急於把贓物脫手的心理，認為他們不可能把贓物銷得老遠，無非就像在北京郊區銷贓那樣，利用竊得的那五個戶口本，在周邊縣城迅速出手。所以，先劃出平穀、密雲、懷柔、延慶、興隆、廊坊、大興、通縣、順義、灤平、赤城、懷來這十二個縣，立刻以北京市公安局的名義掛長途電話給當地公安局，請求連夜對城內的銀行、鍾表、舊貨三類營業點進行緊急調查，看案犯是否已於1O月26日銷贓，並下達布控通知；第二天一早，專案組分頭出動，前往上述各縣進行實地調查。

午夜前後，消息一個個反饋過來了，案犯果然已經銷贓。誠如專案組所估料的，他們跑得並不遠，也就平穀、密雲、懷柔、延慶、通縣五個離北京最近的縣城，一共有五個人參與了銷贓，前一天那兩個已經銷過贓的瘦高個兒和“女大學生”自是在內，那個在“10·16”案的作案現場露過臉的絡腮胡子也出動了。另外，還增加了兩個男子，都是二十多歲，說北京話，其中一個額頭上有一道寸許長的刀疤，另一個戴著一副眼鏡，不知原本就是近視眼呢還是出於化裝需要。案犯這回銷的贓物是手表和懷表，不過，“10·16”案中那塊伏羅希洛夫元帥贈送給馬喬的金懷表不在其內。韓、張兩人商量下來，決定次日還是按照預定方案前往那十二個縣城進行調查和布控，韓滔留在北京負責協調，並匯總調查情況。

10月27日，全體刑警出動，除了昨晚已經掌握的平穀、密雲等五個縣城的銷贓情況外，並無更多的收獲。北京這邊，也未發生與專案相關的意外情況，這給了留守的專案組長韓滔一個靜下心來對這七起盜竊案進行全麵回顧的機會。韓滔是個抗日戰爭初期參加革命隊伍的老八路，由於之前曾在國民黨警察局當過差，入伍伊始就被認為對查案有經驗，從此就幹起了保衛工作。多年來偵查形形色色案件的經曆，使他在不知不覺中提高了業務水平，北平和平解放時就被抽調進了接管隊伍，成了市局刑偵部門的領導之一。這樣一個老公安。麵對著眼前這起複雜的係列盜竊案，他會怎麽考慮呢？

韓滔經過一天的反複考慮，光白紙就劃拉了二十多張，最後終於理清了思路，找到了偵查案件的聚焦點……

 

五、線索顯現

聚焦點可以用兩個字概括；鑰匙。

這七起入室盜竊案具有相同的特點，即案犯用非撬鎖手段打開失主家的門。根據之前的調查，經包括“京城鎖王”在內的專業人員的闡釋，案犯僅僅是掌握了對失主家門上的鎖具的非撬鎖手段，而並非對所有鎖具都能采用這種手段。用正常邏輯來推斷，案犯采用的這種手段隻有借助於鑰匙了。換句話說，案犯掌握著這七戶失主家門的鑰匙。那麽，案犯是通過何種途徑獲取鑰匙的呢？韓滔認為，解決了這個問題，也就掌握了破獲本案的主動權。

IO月28日下午，韓滔在專案會議上陳述了上述觀點，得到了眾刑警的一致讚同。於是，大家就你一言他一語地進行分析——

之前的調查表明，除已被排除作案嫌疑的“9·29”案失主秦剛的前妻薑美娟扔掉了離婚時沒有交出的原家門鑰匙外，所有失主的鑰匙從來沒有遺失過，一直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裏。因此，案犯手中掌握的這七戶失主的鑰匙，應該是通過複製手段獲得的。繼續往下分析，案犯是怎樣獲取複製鑰匙的機會的呢？首先，應該排除這七戶失主方麵的原因，他們分布於五個區，除了金紫瓊、譚振山兩人同住一個院子平時見麵互相打個招呼外，其餘人根本互不相識，應該排除有同一條紐帶使案犯有機會獲取他們的鑰匙進行複製的可能。這樣，就得往上一個環節追溯了；難道失主的鑰匙是案犯從房管所獲得的？

這個疑問，其實早在前門分局的刑警偵查“9·29”案時就已經調查過了，房管所對此的說法是令人信服的。況且，七戶失主屬於五個區的房管所，難道這五個區房管所經辦鑰匙的人員都出了問題？所以，這方麵的懷疑應當予以排除。這樣，剩下的唯一可能就是：目前這七戶失主的前任房客那裏發生了問題。

於是，專案組決定對這七戶住宅前任房客的基本情況進行調查。10月29日，專案組派出刑警分別前往前門區、西四區、東四區、東單區、西單區房管所。前門區之前已由朱鐵讚他們三個去過了，這次又去了一趟，查摸到的自然還是已經記載於案卷的內容；失主秦剛目前所住房子的前任房客是蘇聯僑民，已於1954年響應蘇聯政府的號召，返回蘇聯前往高加索墾荒去了。

然而，使人驚詫的一幕出現了。前門區這一路調查到的情況是這樣，而前往西四區、西單區、東單區、東四區的刑警調查到的情況竟然如出一轍，馬喬等六戶失主的前任房客也都是蘇聯僑民，也是在1954年響應蘇聯政府的號召回國墾荒去了！調查內容一匯總，一幹刑警一陣驚訝之後，都有一種如釋重負的感覺——看來偵破這七起竊案的關鍵就在這上麵啊！

關於1954年夏天蘇聯僑民回國參加墾荒運動這件事，由於與公安局也沾著點兒關係，而且以當時的政治氣候來說，這也是中國的一個時事新聞，當年中央為此還專門下達過文件的，將蘇聯僑民回國之事稱為“蘇僑遣返”，距今也就不過三年多時間，所以眼下提起來，在座的刑警們還是記憶猶新的。好幾個刑警於是作出判斷；看來當初那七戶蘇僑房客在離開北京前有過—個具有共同點的什麽舉動，給案犯複製各家的住宅鑰匙提供了便利條件，比如鑰匙是由某個相關工作人員統一回收後再轉給四個區的房管所的。

不過，來自前門分局的朱鐵讚、羅貴忠、高亮三刑警對此持一半讚同一半反對的態度。讚同的一半是“當初那七戶蘇僑房客在離開北京前有過一個具有共同點的什麽舉動，給案犯複製各家的住宅鑰匙提供了便利條件”。反對的一半是，據他們向前門房管所調查時所獲的情況，住房鑰匙是由房管所在蘇僑離開當天登門收回的。前門區這樣做，其他四區料想也是這樣做的。這麽一說，持原先觀點的刑警也就點頭了——這是第一手材料，最有說服力了。副組長張臻於是提議，再去一趟西四等四區的房管所，問明當時交接鑰匙的情況後再討論。

這次調查的結果是——各區收回鑰匙的情況是一樣的，都是在蘇僑回國當天由房管所派人登門辦理，收回鑰匙時還辦理了簽收手續哩。

專案組於是繼續坐下討論，既然複製鑰匙的機會並非房管所方麵產生的，那麽又是哪個環節中產生了這樣—個機會呢？這個機會必須符合如下條件；鑰匙複製者可以跨區接觸這七戶蘇僑，從而乘機複製了鑰匙或者拓下了鑰匙的印模。韓滔對張臻說；　“記得那年蘇僑遣返前，你們西四區曾發生過一起跟遣返有關的搶劫案……”

一語提醒了張臻：“對！對！記得偵查那個案件時還跟蘇僑協會多次接觸，向他們調查呢！看來，我們眼下的這個問題也是需要向蘇僑協會請教的，他們當時具體在做僑民遣返工作，肯定說得清那是怎麽回事。”

於是就決定向蘇僑協會外調。由於是跟蘇僑協會打交道，所以專案組正副組長韓滔、張臻都出馬了，隨行前往的是刑警朱鐵讚、老汪，加上一個市局外事警察孫柏。一行人抵達蘇僑協會，那裏已經接到北京市外事委的通知，由一男一女兩名工作人員出來接待，其中那個男的是協會秘書長，基本不懂漢語，全由另—位三十來歲的金發美女翻譯。韓滔把七起係列盜竊案的基本情況簡略向對方作了介紹，然後說到破案思路，再切入到來訪意圖。對方聽了不勝驚奇地表示，這幾起案子聽上去都使人感到非常奇怪，怎麽會發生這樣的不幸呢？然後，就低頭喝咖啡。張臻於是開腔說，我們現在查到鑰匙這一步，所以想來跟蘇聯同誌了解一下，蘇僑遣返時蘇僑協會是否有人接觸過被遣返蘇僑的住宅鑰匙？

對方說這事有點兒抱歉，因為當時我還沒有來蘇僑協會工作。不過，這事應該馬上就能查明的，我可以請一位當時的經辦同誌過來給你們一個答複。於是，就讓金發美女去把一個叫“娜佳”的女子請來。這是一個身材臃腫的中年女子，她當時負責處理被遣返蘇僑的日常生活相關事宜。娜佳聽了刑警的來意，說蘇僑協會當時不經手處理所有與中國方麵相關的事務，這是蘇聯政府跟中國政府所簽署的關於遣返蘇僑的協議中寫明了的，舉凡房產、財產、勞動報酬和退休金的結算、子女的教育資格證明等等，一概由中國方麵處理。你們所說的房子問題，是每戶被遣返的僑民都會遇到的情況，都是由北京市政府下麵的房產管理機構負責辦理的，蘇僑協會不可能也沒有理由插手啊。

如此，這次外調就算是畫上句號了，一幹刑警不無鬱悶地告辭，韓滔看看已是中午時分，就說咱們吃個飯吧，我請客，不過糧票自理。於是就去了附近一家小飯館，點了幾個家常炒菜，要了一瓶二鍋頭。韓滔說：“何以解憂，唯有杜康。我們喝點兒酒，順便議議案情，希望產生靈感，達到解憂的目的吧。”

一瓶酒喝光，靈感沒有出現，不過情緒好了些，於是就回西四分局專案組駐地，剛到分局大門口，警衛室就有人探頭出來說：“韓處長你們可回來啦！局長那裏有急事找呢！”韓滔被這話嚇了個激靈，暗忖難道最擔心的事兒——新的盜竊案——又發生了？連忙奔局長辦公室，不料卻是好事兒。局長說蘇僑協會來電話，是先打到市局再轉到這邊來的。對方說你們上午去他們那裏調查過情況，現在請你們再去一趟，另有新的情況要溝通一下。韓滔馬上意識到蘇僑協會那邊估計有料，當下就叫上原班人馬，二上蘇僑協會。

蘇僑協會出麵接待的還是那二位，秘書長向韓滔一行通報了新的情況——

先前韓滔一行離開後，蘇僑協會的人猶在議論此事，這時，娜佳忽然想起來一個情況。1954年蘇僑遣返工作進行伊始，蘇聯國內的新聞紀錄電影製片廠曾派員來中國拍攝過這個題材的新聞片。他們在北京工作期間，曾走訪過數戶蘇僑的家庭，那件事跟現在發生的盜竊案是否有關係呢？這麽一說，大家就認為此事直該查一下。當時拍攝新聞片的對象都是由蘇僑協會向電影製片廠推薦的，事先需要在數千戶遣返的蘇僑中進行挑選，為此蘇僑協會還專門開會研究。現在，把當初的會議記錄從檔案裏翻出來查閱一下就清楚了。查閱的結果是——當時由協會推薦的采訪對象有十戶僑民，經新聞專題片的導演、攝影師等研究後，從中選擇了七戶。這個數字跟被竊對象的戶數驚人地巧合，蘇僑協會於是給公安局打電話，要求刑警再次前往協會調查。

當下，韓滔等刑警一聽“七戶”，頓時一個激靈，尋思破案差不多就在眼前了。於是，要求對方提供這七戶曾被采訪、拍攝過的蘇聯僑民的姓名和原居住地的材料。材料拿來一看，刑警們差點兒歡呼起來——這七戶被采訪過的蘇僑的住所，竟然就是“9·29”、“10·16”等七起盜竊案的失主住宅。

謎底終於揭曉！專案組終於找到了聯係這七戶失主的那條紐帶——蘇聯國家新聞紀錄電影製片廠的在華蘇僑遣返新聞專題攝製組。然後，就開始往下調查了，鑰匙跟導演、攝影師又是什麽關係呢？導演、攝影師都是蘇聯同誌，人家老大哥選派出國公幹的同誌跟我們國家一樣，都是千裏挑一反複經過審查後方才拍板的又紅又專的靠譜角色，怎麽會對在華蘇僑的家門鑰匙感興趣，利用登門工作的機會拓模複製，在三年多後入室盜竊作案呢？這個問題，此刻的蘇僑協會接待人員也是一臉迷惑。

中國刑警說沒關係，咱們慢慢聊吧，這件事到這分兒上，要查清楚已經不是很難了。蘇聯人比較相信檔案，於是就把全套1954年蘇僑遣返的檔案搬到接待室來，男男女女齊動手，當著中國刑警的麵查閱當年拍攝新聞片情況的工作記錄。幾個人忙碌了一陣，最後不無遺憾地朝中國刑警搖頭。拍攝新聞紀錄片一事並非蘇僑協會的工作，所以未如討論推薦哪幾戶蘇僑作為拍攝塒象那樣在協會的工作檔案中予以記載。刑警正感到失望時，那個胖嫂娜佳開口了，說記得當時拍攝這七戶僑民一共花了三天時間，是協會提供汽車給兩位攝影師使用的，要不，把司機叫來問問？

司機是四年前從新疆蘇僑協會調過來的中國籍俄羅斯族小夥子，身穿皮夾克，頭上斜扣著一頂花格子呢料的鴨舌帽，一路打著響指而來，進門後油腔滑調地向眾人問好。用當時刑警的眼光看，這小夥子有點兒“流氓腔”，刑警向他了解；　“1954年蘇僑遣返時蘇聯國內來了攝影師拍攝新聞片，當時是你拉著他們去訪問七戶蘇僑的？”

對方點頭：“是的。”

“導演、攝影師是蘇聯人吧？”

“是的，其中一個是導演兼攝影師。”

“那些蘇僑會說俄語嗎？”刑警問這話是有前提的。他們尋思這七戶蘇僑未必都是從蘇聯國內來的“蘇一代”，沒準兒其中有祖先逃亡來華後生下的“蘇二代”甚至“蘇三代”，那他們就不一定能說一口流利的俄語了，甚至根本不會說俄語。所以，按說應該有個翻譯幫助雙方之間的溝通。

司機說：“攝影師不會說漢語，我呢，當時也不會說，那時我才來北京兩個多月，我的漢語是後來學的。”

於是問題就出現了：“那是誰給他們擔任翻譯的呢？”

司機說：“協會指派了一個翻譯，好像人都叫他小關——是不是真的姓關那我就不清楚了，是那個小關陪同他們訪問那幾家蘇僑的。”

“那個小關是北京人？”

司機點頭：“聽上去像是老北京，不過他俄語說得也順溜得很。”

刑警竊喜，那兩個蘇聯攝影師肯定不會對蘇僑家的鑰匙感興趣，跟複製鑰匙有關係的無非就是眼前這個“流氓腔”司機或者翻譯小關。從主觀上來說，在場的四個刑警中起碼有三位估料複製鑰匙就是眼前這司機的傑作了。當然，還要以事實為依據。於是又問：“那七戶蘇僑家你都進去了？”

司機不以為然地反問：“我進去幹嗎？我一個開車的，把人家送到目的地就行了，人家攝影師沒吭聲讓我進去，我為什麽要進去？你們問問娜佳大姐，當年我調到北京來的時候，就是她向我宣布的工作紀律，其中有一條就是：如無吩咐，司機把坐車人送到目的地後，不能隨同入內，隻能在車裏守候。另外，不能和乘車人同桌用餐。這是紀律，我敢違反嗎？”

娜佳在一旁微笑著點頭，說：“確實是這樣的，蘇僑協會有這條規定。”

這樣，姓關的臨時翻譯就是最值得懷疑的嫌疑人了。這個姓關的是個什麽人呢？刑警於是向娜佳請教。可是，對方竟然都說不清楚。正失望間，娜佳說，當年搞僑民遣返時，因為工作量巨大，協會從新疆調了一些蘇僑過來幫忙，還不夠，就從北京的蘇僑，或者雖然沒有申領僑民證但屬於蘇僑的那部分北京居民中物色誌願者。蘇聯方麵對於這些臨時幫忙的新疆僑民和北京誌願者也是有要求的，首先是政治方麵，舉凡家庭出身不佳、本人曆史或者現實行為有汙點的，是不接受的。這種審查通常是誌願者自己填寫一份由蘇僑協會發給的表格，然後由居住地的派出所在表格上蓋一個公章就可以了，這個小關應該就是北京誌願者裏的一個。具體情況，蘇僑協會應該還保存著當年的誌願者檔案，調出來查閱一下就行了。

於是就調檔案，果然在北京誌願者名單裏發現一個叫關一傑的，住宣武區槐柏樹街石灰巷，1954年時二十五歲，供職於“大德鑫飯莊”。關一傑自己填寫的表格中顯示其父親是蘇聯人，母親是中國遼寧省的滿族人，父親已歿。不能不佩服蘇聯人在這方麵的認真，他們設計的這份表格的最後一欄中還有對填表者在誌願工作中的表現評價。不幸的是，這個為蘇聯攝影師擔任翻譯的誌願者所獲得的評價竟是：據反映此人品行不端，已讓其提前結束誌願工作；以後不得接納為誌願者。

這是什麽意思？難道此人真有複製蘇僑家門鑰匙之舉給人發現後報告蘇僑協會了？刑警提出了這個問題。對方說這種可能性不大，這個關一傑究竟出了什麽情況，檔案中應該是有記載的。於是，蘇聯人又找到了—個右上角標著俄語“機密”字樣的牛皮紙檔案袋。幾個人翻閱後交頭接耳片刻，那個秘書長告訴刑警，關一傑的政審是有派出所蓋章通過了的，不過在其當誌願者的那段時間裏，出了點兒問題，跟一個街坊女子亂搞男女關係，被其丈夫捉奸在床，雙雙扭送派出所，受了民警一番教育後讓離開了。派出所不知蘇僑協會怎麽看待這件事，出於對蘇聯方麵負責考慮，所以於1954年6月19日來電口頭告知此事。蘇僑協會對誌願者的要求比被遣返對象嚴格，因此就決定讓關一傑提前結束誌願者工作。

專案組認為這個叫關一傑的主兒身上疑點重重，於是決定對其進行外圍調查。刑警朱鐵讚、居山樵、周炳榮、小淩四人按照蘇僑協會提供的關一傑的家庭住址，前往其管段派出所。派出所所長親自出麵接待，查了查，說這戶居民已於1956年2月1日搬離本所轄區，戶口遷往廣安門派出所去了。刑警尋思這好像沒多大關係，要調查的內容分1954年和眼下案發時兩個部分，現在既然過來了，那就查一下1954年他給蘇僑協會做誌願者時的那段吧。於是，派出所所長就喚來了戶籍警，讓把關一傑的情況跟刑警同誌詳細說一說。

 

六、中俄混血兒的家世

關一傑，1929年生於大連。其父親斯特洛夫是蘇聯人，出身於鐵路工人家庭，本人少年時也曾在鐵路機務段當過童工，十月革命後參加布爾什維克，成為“契卡”的一名反間諜人員。1923年，斯特洛夫參加了“契卡”舉辦的為期一年的秘密情報人員訓練班，接受了包括漢語在內的一係列前往中國境內執行絕密使命的特殊訓練。次年三月，斯特洛夫被派往中國大連從事針對日本在華勢力的情報刺探工作，後來還曾奉命進行過爆炸、暗殺、綁架等活動。1927年，因工作需要，斯特洛夫與大連當地一中國滿族女子王清霞同居。王清霞當時是日商卷煙廠的一名女工，曾有過一次短暫婚史，未生育，從未參加過任何黨派，也無任何政治主張，她對斯特洛夫的秘密活動始終毫不知曉。

兩年後，王清霞生下了關一傑。斯特洛夫的中國姓氏姓關，名思捷，因此給兒子起名叫關一傑。關一傑兩歲時的一個風高月黑之夜，帶著兒子在家睡覺的王清霞被一陣急促的叩門聲驚醒。夜訪的不速之客係斯特洛夫的一位盟弟老祥——後來才知道他是受斯特洛夫領導的屬於蘇聯遠東紅軍情報局係統的一名秘密工作者，門開後他二話不說，立刻讓王清霞趕緊收拾一下必要的物品隨其離開。十分鍾後，當他們帶著關一傑離開住所時，遠處已經傳來了日本關東軍特高課出動的警車所發出的淒厲警笛聲響。

就這樣，王清霞帶著兒子離開了居住了四年的家，跟著老祥安排的一對中國商人夫婦搭乘一艘日本貨輪前往上海。在上海住了半個月後，那對中國商人夫婦給了王清霞一筆路費和前往北平的火車票，說北平方麵斯特洛夫的朋友已經知道她所乘坐的車次，她抵達後會有人接站。兩天後的晚上，火車抵達北平，果然有人接站，把這對母子送往槐柏樹街石灰巷的一戶已經準備好一應日常家居物品的空屋，說以後這裏就是她的家了。王清霞向接站的那個五十來歲的小老頭兒打聽斯特洛夫的下落，對方答稱“不清楚”，然後勸她以後不必打聽斯特洛夫了，也不要向任何人透露曾經跟斯特洛夫有關係，“你必須把和斯特洛夫經曆過的生活全部忘記掉”。

幾天後，那小老頭兒又來了，帶來一個三十多歲富家太太模樣的女子，交給王清霞一筆錢，說這位是張太太，她會幫助你開一家小店，你以後就靠做生意謀生。之後，王清霞在張太太的幫助下，順利地辦理了在北平居住的一應合法手續，在住所附近的胡同口開了一家煙紙雜貨小店，開始了她在北平這座完全陌生的城市的獨立生活。開始一段時間，張太太還隔三差五過來關心，過了三四個月，待她漸漸適應這種生活後，張太太就不來了。一直到新中國成立，王清霞再也沒見到過斯特洛夫以及那對護送她離開大連前往上海的夫婦、抵達北平後接站的小老頭兒，還有那位張太太。

1949年夏的一天，忽然來了兩個由區政府幹部陪同著的蘇聯人，其中一個就像當年的斯特洛夫那樣能說一口流利的漢語。他們是來向王清霞了解斯特洛夫的情況的，聽了她的陳述後，沒有說什麽就告辭了。過了幾天，區政府民政科請王清霞過去，告訴她由蘇聯方麵通報過來的一些情況：斯特洛夫是蘇聯政府派往中國東北從事秘密活動的情報人員，受蘇聯遠東紅軍情報局領導。1931年5月，斯特洛夫因叛徒出賣被日本關東軍特高課逮捕。蘇聯在大連的地下組織獲悉後，立刻安排將她和兒子緊急轉移，最後定居北平。半年後，斯特洛夫被關東軍特高課殺害。由於蘇聯遠東紅軍情報局在中國東北的多條情報線遭到破壞，因此組織上對於斯特洛夫被捕、犧牲之事的調查一直到抗戰結束蘇軍接管大連後方才進行。經蘇聯方麵調查，確認斯特洛夫生前表現出色，被捕後堅貞不屈，從容赴死，故應追認為烈士，並追授斯大林勳章、紅軍英雄勳章。不過，斯特洛夫雖然被追認為烈士，但王清霞卻不能算是烈士遺孀。怎麽呢？因為斯特洛夫當年因情報工作需要，在中國東北數地建立了多個家庭，王清霞不過是其中的一個，都是同居，有幾處還生下了子女。根據蘇聯政府的規定，這種情況是不能作為遺孀的。區政府民政科希望王清霞能夠正確對待這件事。

王清霞倒也坦然接受了，不過，她從此就有了一個心願。關一傑是斯特洛夫的兒子，希望今生能有機會帶兒子去斯特洛夫的家鄉看看，讓兒子在祖墳前磕幾個頭。因此，她嚴令二十歲的關一傑苦學俄語。關一傑的俄羅斯遺傳基因使他對俄語具有一種與生俱來的天賦，也就兩年不到的時間，他就能操一口流利的俄語直接跟蘇聯人對話了。關一傑雖然不算蘇聯人，但北京的蘇僑協會還是知道他的，這就是1954年遣返蘇僑招聘誌願者時他能被人家想到的原因。

其時，關一傑已經有了一份工作，在“大德鑫飯莊”做廚師。蘇僑協會的誌願者是脫產的，這就涉及請假以及薪餉問題。但飯莊很夠意思，說蘇聯老大哥要發揮你小關的作用，那是我們的榮耀，你去吧，他們需要你待多少天就多少天，完成了任務再回來，你的薪餉一分錢也不會少的。於是，關一傑就安心前往蘇僑協會報到。

其實，“大德鑫飯莊”是過於熱心了，這反而害了關一傑。蘇僑協會對於每個誌願者都是量才錄用，有什麽特長就幹什麽活兒。關一傑的特長是語言，俄語、北京話都絕對棒，於是，就當臨時翻譯吧，這是協會誌願者中活兒最少的一個崗位。這樣，他就不必每天去協會報到，有事情上一天人家會通知的，次日準時前往即可。因此，關一傑其實有一大半時間是待在家裏休息的。這一休息，就休息出問題來了。和他家同院的有一個骨科醫生，其妻子原是唱戲的，花旦。戲班子老板因是“一貫道”骨幹分子給政府逮進去了，戲班子就解散了。她又不是什麽名角兒，想搭其他班子肯定是沒人要的，隻得待在家裏。骨科醫生收入高，足夠養她的，可是，花旦感到精神空虛，正好這段時間關一傑也托老大哥的福在家帶薪休假，於是兩人就勾搭上了。本來這段情事還不知要窩到何時才會戳穿，哪知有一天下午骨科醫生臨時接到通知要去外地參加一個業務會議，於是提前下班回家整理行裝，不想就把兩人堵在臥室了。關一傑出了這件事後，母子倆感到無地自容，就自己出麵跟本區廣安門的一戶居民商議交換住所，於1954年深秋時節搬遷了。母子兩人的戶口同時遷往廣安門派出所。

以上，就是關一傑原住地派出所民警向刑警提供的情況。

專案組對此進行了討論，認為關一傑具備同時拓取七戶失主鑰匙印模的條件。如果這個案子不是涉及蘇聯伏羅希洛夫元帥的禮品，通常查到這當兒也就該出動人馬前往關一傑的新住所拘人了。可是，本案有其一定的特殊性，承辦人員不敢輕舉妄動，必須得把一應證據板上砸釘子全都敲死了，方才有把握拿人。因此，專案組認為下一步是去關一傑供職的“大德鑫飯莊”了解其是否有作案時間。

次日，11月4日，專案組指派刑警居山樵、高亮、小羅三人前往“大德鑫飯莊”。三人誰都不知道這家飯莊坐落在宣武區的哪個角落，這就沒法直奔了，居山樵說我們還是先去區工商局打聽一下吧。沒有料到，區工商局的回答是：“大德鑫飯莊”已經關閉了。

那麽，“大德鑫”關閉後，館子裏原先的那些員工都上哪兒去了呢？工商局說這個我們就回答不上來了，我們不管就業，就業的事兒該勞動局管。三位刑警交換了意見，如果真上區勞動局去，不被人家笑話才怪！全區那麽多人，勞動局怎麽知道誰誰誰在幹什麽工作？去區工會還差不多，有工作就是工會會員，他們是有名單的。當然，刑警不會考慮去工會，他們另有地方——關一傑新住所所在地的管段派出所，即廣安門派出所。跟值班民警一說情況，民警說這事好像不對啊！這人早就被判刑了，現在在清河農場勞動改造啊！幾位刑警麵麵相覷；“不會弄錯吧？”

民警於是翻出了戶籍資料，向刑警介紹了情況—一

關一傑與其母王清霞是1954年10月23日從原居住地槐柏樹街石灰巷搬遷到本所轄區施恩胡同的。次日來落戶口時，由於關一傑一副外國人長相，這邊派出所接待民警還有些許嘀咕，特地往其原居住地派出所打電話問了問，這才給其辦理了落戶手續。戶口資料裏記載著關一傑當時在“大德鑫飯莊”工作，職業是廚師。後來，“大德鑫飯莊”關門歇業了，關一傑去了離其住所不遠的一家公私合營性質的製藥廠食堂當了一名炊事員。他就是在炊事員崗位上出事的。

憑關一傑老字號菜館廚師的水平，他到了藥廠食堂想要不獲好評也難，於是就受到了重用，廠裏讓他負責采購食堂的副食品。其廚藝呢，隻在需要時才發揮一下。關一傑於是就有了揩油的機會，“油”揩得多了，終於被發現，於是就算是犯了貪汙罪。好在發現得早，也就不過八九百元款子，離槍斃還遠著哩，況且他也退賠了，又是初犯，所以最後從輕判刑一年三個月，押送清河農場勞改去了。屈指替他算算，最近該刑滿釋放了。

這個消息帶回專案組後，人人都覺得運氣不佳，特別是韓、張二位領導，更是有一種腦殼大了一圈的感覺。這回，也不開什麽案情分析會了，就是正副組長關起門來交換意見。沒有人知道他們是怎麽交換的，反正一會兒打開門後，張臻就點將了：“朱鐵讚、羅貴忠、居山樵、陸俊超，你們四個立馬去一趟清河農場，看一看那個關一傑究竟是怎麽回事，可以直接訊問1954年他給蘇聯攝影師當臨時翻譯時去那七戶蘇僑家裏複製鑰匙的事兒，然後，見機行事。”

於是，朱、羅、陸、居四人驅車前往清河農場。這是新中國成立後北京創辦的第一家勞改農場，來頭有點兒大。是周恩來總理親自批準創辦的，用的地盤還是天津茶澱的。刑警抵達後，已是薄暮初降，尋思今晚是回不了北京了，於是先去農場場部招待所登記入住，然後去管教科聯係辦理提審在押人犯關一傑的手續。管教科的值班員查了查，說關一傑原在三中隊服刑，前幾天已經轉到近期犯中隊，就在場部旁邊，這個犯人還有九天就要釋放了。刑警原是準備第二天上午提審的，因為一般說來，勞改農場的地盤大，從場部到中隊都得用車，距離遠些的驅車一兩個小時不足為奇，晚上開車路況又不好，生怕不安全，但一聽近期犯中隊就在場部旁邊，於是決定這就過去提審。

關一傑出現在刑警眼前時，乍一看活脫就是個歐洲人，一開口呢，倒是正宗的老北京話。於是，就由也是老北京的朱鐵讚擔任主審。先是聊家常似的想讓對方思想上鬆弛下來，跟他聊些還有九天就要釋放了，回家後打算幹啥工作，有沒有困難，有困難的話政府可以提供幫助雲雲。關一傑很健談，老朱問一句，他可以回答十句還意猶未盡似的加一句。如此聊了一會兒，就言歸正傳問到當初給蘇聯攝影師當翻譯的事兒，關一傑點頭說有這事。那麽，是否還記得當時翻譯了些什麽內容呢？關一傑說這個就不好說了，不過，大體上還是記得的。

那就說說吧。關一傑就說了當時每到一戶蘇僑家，先是由他上前向人家說明來意，如果對方能說俄語，那就省事兒了，直接把攝影師介紹給人家就行，怎麽采訪怎麽拍攝都是由攝影師直接跟人家溝通。如果對方不諳俄語，甚至一點兒不懂，那就需要他效勞了。

於是，刑警就確認關一傑肯定有機會有時間對人家戶主的鑰匙做手腳。然後，就直截了當把話題轉到了鑰匙上。關一傑一臉茫然，想了想，說看來你們是懷疑我當初在給人家當臨時翻譯的時候做了壞事，偷配了人家的鑰匙什麽的？那好，你們可以到我家裏去搜查嘛，家裏就我媽一個老太太在，你們愛怎麽搜查就怎麽搜查，搜出我做壞事的證據再來找我說話！

如此折騰了兩個小時，刑警沒有任何收獲，隻得告一段落。

 

七、結案時的新發現

刑警返回場部，這才想起還沒吃晚飯。食堂當然早已關門了，隻好叩開小賣部買了麵包充饑。在招待所房間裏，四人對訊問情況進行了討論，感到似乎有些棘手。不過，再往下議，思路漸漸清晰了，就想到了一種可能；鑰匙是關一傑偷偷拓下模印後配製的這一點應該沒有疑問，因為隻有這廝具備這種條件；但是，作案的卻不是他，關一傑把偷配的鑰匙提供給其他人去作案了。提供給什麽人了？根據七起盜竊案的作案過程之從容、現場消除痕跡手法之老到判斷，那肯定是一個有前科的主兒。而從兩個派出所的民警提供的情況來看，關一傑在入獄之前並無交友不慎方麵的例子，所以可以認定他提供鑰匙的那個對象並非在入獄前結識的，而是在入獄之後。如此，下一步的調查思路就形成了——了解一下關一傑到清河農場後與其他犯人交往的情況。

次日，由農場管教科出麵召集關一傑原服刑的三中隊的七名改造表現好的犯人開了個座談會。刑警了解到，關一傑入獄後，和一個名叫馮功的犯人關係密切，馮因盜竊罪判刑三年，已於9月14日刑滿釋放。刑警請管教科調出馮功的服刑卷宗，一看照片上那張絡腮胡子臉，一陣驚喜——就是這廝下手作的案！

11月6日，專案組刑警帶著馮功的照片訪問了“10·16”盜竊案現場附近嫌疑人目擊者以及舊貨行店員，好幾人辨認，一致確認馮功即是那個一直使專案組大感興趣卻又無處可覓其行蹤的“絡腮胡子”！

當天下午，專案組根據馮功住所管段派出所查摸到的情況，在什刹海附近的一家茶館抓獲了馮功。隨即前往馮功的住所搜查，搜得了包括伏羅希洛夫元帥贈送給馬喬的那塊金懷表在內的尚未出手的全部贓物和贓款，後五起盜竊案中失主被竊的戶口本也還好好地保存著，被刑警一並抄走了。同一天，刑警二赴清河農場，將已通知農場予以禁閉的關一傑連夜押解到北京。馮功、關一傑二犯到案後，對上述係列盜竊案作了供述——

1954年11月，二十三歲的汽車修理工馮功因盜竊失風被捕，被海澱法院判刑三年，押解清河農場勞改。1956年1O月，馮功所在的三中隊來了一批新犯人，其中有因貪汙而被判刑一年三個月的關一傑。兩人在同一囚室、同一勞動小組，又都是老北京，沒幾天就成了無話不談的好朋友。一段時間後，馮功向關一傑談起了其出獄後的謀生念頭，無法決定究竟幹什麽好。兩人的出獄時間相差不遠，關一傑也有同感。於是，多次談下來，就談到了作案致富上麵。馮功是盜竊犯，對於盜竊作案頗有心得，關一傑很是動心。

其實，關一傑也早有盜竊之心。早在1954年陪同蘇聯攝影師登門拍攝那七戶蘇僑時，他就趁人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拍攝上，把主人或掛在牆上或順手放在桌上的鑰匙串拿過來，用橡皮泥拓下家門鑰匙的印模，然後自己購買了什錦銼、鑰匙坯按樣偷配鑰匙。隻不過，當時他僅僅是把這種念頭留在心裏，尚未實施，甚至還沒有列出作案的時間表。關一傑是一個心思縝密的主兒，具有不見兔子不撒鷹的謹慎，還得對這個完全陌生的領域好好作一番研究後方才敢下手。當時，關一傑聽馮功這麽一說，就動了合夥作案的念頭。他把情況向馮功和盤托出，後者喜出望外。兩人當場約定；出獄後立馬就幹！

過了一段時間，關一傑經過反複考慮，向馮功提出了他的新方案——馮功比其早釋放將近三個月，何不在出獄後隨即去他家取了鑰匙下手？這樣，萬一公安局在偵查時對鑰匙一追到底，最後追到農場也沒譜。對於馮功來說，沒有鑰匙尚且要作案哩，手頭有了鑰匙，那還不是如同取自己家裏的東西一般？自是讚同這一方案。

這樣，馮功在9月14日刑滿釋放回到北京後，隨即以關一傑朋友的名義，拿著關一傑出具的親筆字條前往拜訪關一傑的母親王清霞。關一傑在字條中關照其母，可將他放在櫃子裏的一個小木盒交給來人。關母當下照辦，根本不清楚盒子裏放的是什麽東西。

馮功回家後打開盒子。關一傑之前的工作做得很細致，裏麵的七把鑰匙都編了號碼，注明了戶主住址。馮功於是就開始踩點，然後於9月29日、10月16日、10月24日作下了這七起係列盜竊案。前兩起作案時，他曾經在現場翻尋過戶口本，沒有翻到，隻好作罷。後五起作案時，順利竊到了戶口本，於是就陸續銷贓。由於贓物多，隻能分散出手，所以以每人十元的代價臨時雇了幾個幫手。那幾個幫手都是在馬路上搭識的，並不知曉對方的姓名、身份和住址。

至此，這個係列盜竊案終於得以偵破。專案組受到了領導的表揚，駐地西四分局領導在分局食堂請大家吃了一頓飯。市局刑偵處領導也到場了，宣布專案組成員放假三天，三天後各自回局上班。也就是說，專案組到此為止，飯後就解散了。

當時，一幹刑警隻顧歡呼，沒想到這個案子後麵還有內容——

專案組解散了，但還有一件活兒需要掃尾——寫份結案報告。11月11日，張臻估摸最早的專案組成員之一朱鐵讚休息結束去其所在的前門分局上班了，就打了個電話給前門分局刑偵隊馬隊長。馬隊長於是喚來朱鐵讚，老朱，有個任務，你把結案報告寫一寫。朱鐵讚說，讓我寫結案報告？我行嗎？馬隊長說你怎麽不行，你是老預審啦，還是中學語文老師出身，刑偵隊的結案報告不知看了多少份了，差錯從來沒給你少挑過，哪有寫不了的道理？行了，就這樣定了！西四刑偵隊的張隊長說了，讓你三天交出來。

朱鐵讚隻好寫結案報告。若說這個係列盜竊案的情況，他前前後後全都參加偵查的，應該清楚，所以倒也不用重新翻閱卷宗，腦子裏一回憶就拉出了一個提綱。提綱拉出來後，擱在旁邊，尋思先醞釀一下明天再動筆也不遲。眼下閑著也是閑著，順便把七個案子的贓物、贓款的名目、數額都列出來，設計一張表格，這樣預審科看起來就一目了然了。

疑問，就是在製作這張表格時顯露出來的。朱鐵讚設計的這張表格，每件贓物都有名稱、價值、銷贓所獲金額以及備注。他在填寫時，忽然發現有一個奇怪的現象——贓物中凡是金銀、字畫、古董以及伏羅希洛夫贈送的那塊金懷表都未曾銷贓，被銷掉的是座鍾掛鍾、衣服、皮鞋等。這從邏輯上似乎說不通——案犯交代說偷竊是為了錢，那麽，偷到贓物後最值錢的金銀為什麽不在竊得戶口本後的第一時間趕緊去銀行出售呢？全國各地的金銀價格是一樣的，不存在浮動價和地區差價，案犯把金銀留著意欲何為？另外還有字畫、古董和那塊特殊的懷表，案犯也沒動。他們留著這些贓物究竟是什麽意思？

朱鐵讚一下子想不明白，就擱在一旁，想抽支煙喝杯茶再想。煙剛點著，張臻來了，他是不放心而來前門分局看看的。對於朱鐵讚來說，屬於來得正好，於是就把自己覺得不可思議之處說了。張臻一聽，拍案道；“對啊！有道理！他們留著這些贓物想幹什麽？莫非想賣更大的價錢？”

朱鐵讚隨口道；　“這幾件贓物要想賣出大價錢，除非拿到海外去。”

一語提醒了張臻；　“對啊！莫非這倆小子已經策劃好了準備叛逃海外？盜竊的贓款以及一般的贓物就地銷贓，用於境內的準備，值錢的就拿到海外去換錢？”這樣，張臻就覺得這個案子還不能結，得再往下查查清楚，於是就對朱鐵讚說，　“老朱，專案組已經解散了，就咱倆辛苦一下吧，去看守所把那倆小子再審一審。”

朱鐵讚說遵命，不過有個建議；“審之前，是不是先把馮功刑滿釋放後接觸了哪些人的情況了解一下。給你這麽一說，我有個懷疑，那三個幫馮功銷贓的男女沒準兒是準備跟馮功、關一傑一起叛逃的。如果是這樣，那就挖出了一個叛逃團夥啊！”

張臻深以為然，決定立刻行動。兩人前往馮功住所管段派出所，在戶籍警配合下，很快就通過馮功的鄰居打聽到馮功有個叫陶建隱的表弟，自馮功被釋放後時不時來馮家看望表兄。這個陶表弟的額頭右側有一道刀疤！

當晚，陶建隱被捕。突審之下，很快就作了交代。誠如刑警所估計的，馮功和關一傑在勞改農場策劃的出獄後的犯罪內容不僅僅是盜竊，還有叛逃香港投奔陶建隱那個在國民黨“保密局”擔任科長、現在香港“經營百貨公司”的舅舅袁初俠，盜竊不過是籌措叛逃經費。這個計劃，早在三年前馮功被捕前就已經策劃了。當時，馮功正是為了籌措叛逃經費而作的案。馮功這次出獄後，跟陶建隱一聯絡，陶大喜，告訴表哥他已經聯絡了兩個“誌同道合者”——一個是其女朋友、醫院護士胡曉娟，另一個是他的結拜兄弟陳國平。馮功說那就更好了，人多膽壯，過去後影響也大。

馮功決定在關一傑出獄前把準備工作——就是盜竊財物——完成，前兩次作案是他單獨去的，後來一天之內連作五案則是他帶著陶建隱、陳國平和胡曉娟一起去的，後二位未進入現場，在外麵望風。

刑警連夜出動，將陳國平、胡曉娟兩人抓獲歸案。陳、胡的交代與陶建隱相同。次日，提審關一傑、馮功，關一傑對上述罪行供認不諱；馮功猶欲頑抗，但聽說陶建隱等人已落網，關一傑也已經交代，最後隻好供認。

這起由偵查盜竊犯罪而挖出一個叛逃團夥的案件，後來被北京市公安局列為1957年全局通報表彰的“十大樣板案件”之一。

1958年3月31日，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依法判處馮功死刑、關一傑無期徒刑；陶建隱、陳國平、胡曉娟分別判刑十八年、十年和七年。

 

【下期簡介】

 

1950年，南京著名的仙樂門舞廳發現了一張特務傳遞信息的密信，而密信的收件人卻是該舞廳的一位紅舞女，正當公安準備拘捕她時，她卻死在了一家旅館裏。公安人員將如何偵破這起斷了線索的案件？。。。。。。。欲知詳情請各位兄弟關注本樓將於18日轉載的塵封檔案之"舞女猝死之謎"

 

【評論】

好看，以為很平淡無奇的盜竊案還有很多故事。

看個開頭 這老八路真夠有錢的啊 共產黨的幹部在那個時候家裏能掙下夠買一座樓房的錢麽？

戰爭時期房產不值錢，一炮過去就沒了…

塵封檔案係列中混血兒作案的好幾起了，看來犯罪率不低啊

嗯，我記得有個蘇聯專家詐騙案也是

到最後還給加了一項罪。也就活該這幫夥計遇到一批較真的辦案人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