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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想那玉堂金馬登高第,隻望能高山流水遇知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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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塵封檔案】係列之074:雙命毒案

(2021-09-19 08:09:09) 下一個

【塵封檔案】係列之074:雙命毒案

  本文轉載自公安月刊《啄木鳥》2012年第12期

  文/東方明

 

一、十齡童命案

1954年6月28日。上海市北站區。

北站區新疆路有一戶姓魯的人家,這是一個再婚家庭,男主人名叫魯一琨,那年四十三歲,係閘北區盛德福私營紗廠財務部門的職員。魯一琨的家庭出身在舊時有點兒顯赫。魯家祖上數代都經商,資產不菲,如若以解放後的標準評定成分,應該屬於工商地主(即既經商又有田產出租的那類有錢人)。到他的祖父那一代,覺得光有錢還不行,最好還得有點兒官勢,於是就刻意培養其子魯守愚。有銀子鋪墊下去,自然沒有不成功的道理。先是通過高酬請來的老師悉心傳授和學生自己的努力,幾番拚搏後考得了舉人。然後想再進一步考個進士,再不濟也弄個同進士。可惜,天不遂人願。不過在清朝,那也沒關係,因為是可以用銀子去買官的,這是朝廷規定的合法行為,叫“捐官”。這樣,魯守愚就捐到了一個從七品州判之職,那還是光緒皇帝登基初期的事兒。魯守愚的官運還是不錯的,盡管沒有機會乘坐直升機、火箭,但還是一步一個腳印走得穩穩當當,到1891年他四十六歲時,已經晉升到鹽運使,從三品,若論級別,那就相當於如今的副省級,進入高幹行列了。鹽運使是一個肥差,“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這句話在這個官職麵前也顯得蒼白無力了。魯守愚在這個位置上坐了五年,因老父病歿,報了丁憂守孝三年後不知怎麽想通了,就此退仕。那時,魯守愚已經有五房太太,退仕後又娶了一房。第六房太太於1910年生下了魯一琨,那年,魯守愚已經六十五歲!

魯一琨七歲那年,魯守愚作古。老爺子留下了數額巨大的財產,按照遺囑分配給二十七個子女和三房太太(另三房已先於老爺子病歿),魯一琨名下的黃金、銀洋、古玩、房產、地產加在一起就有將近百萬大洋之多!但魯一琨長大成人後卻不肯安安分分過日子,他並無經商天賦,卻偏偏要做生意,而且還是大生意,大虧大賠後又心灰意冷染上了鴉片癮,從此一發不可收拾,到上海解放時,魯一琨已經家破妻亡,孑然一身。幸虧得到了一位抗戰初期投奔新四軍、此時以共產黨接收幹部身份返滬的中學同窗的相助,出麵將其送往戒毒教養所戒掉了毒癮,又給他介紹了一份收入不錯的體麵工作,這才重新做人。

當時宣傳工作有個主旋律叫作“舊社會把人變成鬼,新社會把鬼變成人”,魯一琨就成了—個典型。一時間,各路記者紛至遝來,上報刊、播電台,還不時被各行各業邀去現身說法作報告。不久後,上麵說有蘇聯同誌來中國拍攝新聞紀錄片,經中方推薦已經把魯一琨的故事選入其內。但是,還有一個問題需要解決:魯一琨至今還是單身漢,這不符合宣傳典型的標準,哪有四十出頭的男人終日過單身日子的?有關方麵領導於是發話:這應該關心,盡快給他解決啊!

這樣,幾天後,魯一琨就有了對象。那是同廠托兒所的一個喪偶炊事員,名叫騰翠庭,比魯一琨小九歲,出身破落資本家家庭,長得很耐看。兩人是同一個廠的,原本就認識,當下經紗廠工會出麵撮合,自然一說就成。兩人的婚禮就是在半個多月後蘇聯來人拍攝紀錄片時舉行的,據說後來播映後反響頗佳。

騰翠庭與已故前夫在1945年6月生有一子,當時老百姓都盼望抗戰勝利,所以父母為其取名“勝利”。再婚時小勝利隨母到了男方家,名字不改,姓隨並無子嗣的繼父——魯勝利。這種情形,在當時被稱為“拖油瓶”,往往被人們瞧不起。但魯一琨倒很開通,他也正好無子女,就把魯勝利視為己出,嗬護有加,被同事與鄰居看作一樁稀罕事。

本案發生時,魯勝利小朋友虛歲十歲,讀小學三年級。這天恰好是他的生日。其時,學校已經考完試,老師正在閱卷評分,學生則放假在家。頭一天晚上,魯一琨就跟妻子議定:明天是兒子的十歲生日,我們下班後帶他去館子吃一頓,慶賀一番。當時的老百姓,是極少有下館子吃飯的機會的,別說像魯勝利這樣的小朋友了,就是活了幾十歲的老頭兒老太,沒進過館子門的也比比皆是,不足為奇。因此,魯勝利聽說這個決定後,開心得一宿沒有睡好。第二天早上一起來還在念著這樁好事,父母出門上班時還被他扯住了衣服反複問明了傍晚動身赴宴的時間才鬆手。

魯一琨自從沾新社會的光“由鬼變成人”之後,工作積極性大增,平時幾乎天天是早上班晚下班的,但這天因為要給兒子慶生,所以跟同事打了個招呼提前一刻鍾下班了。他家住在新疆路中段的一幢平房裏。這是一個比較簡陋的住所,靠馬路一側是一排竹籬笆牆,中間兩扇遍布裂痕的杉木門;入內是一個不大的院子,東側栽種著一架葡萄,西側有一口水井;往裏就是三間平房了,中間是客堂兼魯勝利的臥室,西屋是廚房,東屋是魯一琨夫婦的臥室。魯一琨回家的路上曾設想過推開院門的那一瞬間,等候已久的兒子必定歡叫著奔上來迎接。可是,此刻當他故意很響地咳嗽一聲推開院門時,裏麵卻寂靜無聲。他覺得有些奇怪,於是叫著“勝利”往屋裏走,客堂門虛掩著,一推就開,裏麵並無兒子的身影。魯一琨越發感到奇怪了,迅速查看了左右兩側的廚房、臥室,也沒見魯勝利。

這時候,妻子騰翠庭也下班回家了,聽丈夫一說情形,也覺得有些詫異。他們這個家庭跟當時所有底層工薪階層的家庭一樣,幾乎沒有積蓄,每月領到的薪水用於日常開支後,也就隻剩下五六萬元了(舊版人民幣,一萬元相當於1955年發行的新版人民幣一元,下同),都是以“貼花”的方式存入銀行的;家裏除了逢年過節時穿的稍好的衣服和一口破鍾外,再沒有其他值錢的物件。這是當時勞動人民家庭的普遍經濟狀況,正因為如此,所以尋常竊賊、收贓分子的犯案標準也相應降低,賊人一旦進屋,連一雙粘補過的膠鞋也會偷。這樣,老百姓的防盜意識就必須加強。當時每天傍晚掌燈時分,居委會都有人搖著銅鈴挨家挨戶關照防火防盜。因此,家家戶戶的防盜意識都很強,魯家自不例外,兩年前再婚時魯勝利隨同母親住進這幢平房的第一天,就受到了繼父這方麵的教育。魯勝利是一個聽話的孩子,自此每天都留心防盜,他一人在家時,隻要出門,哪怕僅僅是去對麵鄰居家找同學核對一下作業,也是要鎖門的。

可是,今天的情形有些反常:人不見影蹤,門卻沒上鎖!夫婦倆感到有些蹊蹺,騰翠庭說這孩子明明曉得今天要去飯館給他過十歲生日的,怎麽沒等著我們下班回家,反倒跑出去野玩了?魯一琨尋思正因為知曉要帶他下館子,所以作為小孩子來說,應該是再好玩的事情也吸引不了他了,他怎麽會在這當兒跑到外麵去瘋玩呢?再說,小勝利是個聽話的孩子,平時隻要家裏沒人,外出時哪怕到前麵弄堂口“小老虎”的棒冰攤頭上去買根棒冰也會鎖上門,今天這是怎麽了?這樣想著,他就隱隱覺得似乎有些不妙了!

不過,魯一琨生怕妻子著急,就把這份感覺壓著沒說,對騰翠庭說可能就在隔壁或者對麵哪戶人家玩吧,你去門外叫一聲。於是,騰翠庭就走出院子,扯開嗓門大叫“小公雞”(魯勝利屬雞,故有此乳名).連叫數聲,兒子的身形沒像以往那樣聞聲從哪家鄰居屋裏冒出來。夫婦倆於是就一左一右,分頭往兩側沿街各戶鄰居家一邊呼叫一邊探頭尋找。左右數家鄰居的孩子告知二人:勝利沒有來過,不過下午看見過他的,就在自家門口一個人玩耍,小夥伴邀請他去做遊戲,他說今天傍晚要去飯館吃飯過生日,他得等著父母下班,就不跟他們一起玩了,明天再玩吧。

這當兒正是各家各戶吃晚飯的時候,魯家夫婦這一呼喊,自然驚動了眾鄰居。老城廂人家講究抱團,各家大小頓時放下飯碗出門來問長問短。聽說小勝利不見了,都道這孩子一向老實乖巧,怎麽會亂跑到黃昏時分了還不回家呢?也不知是哪位高鄰發起的,各家各戶紛紛出動相幫尋找。舊時新疆路一帶時興挖井,十戶人家之中有四五家或是門口或是院內,甚至就在廚房的灶頭前挖上一口水井,吊水吃用,方便自如。因此,通常有誰家走失了小孩兒或者貓狗雞鴨,首先要查看的就是各家的水井。現在一幹鄰居出動尋找魯勝利也是這樣,大家拿了長竹竿、手電筒、馬燈,一口口水井查看,兜底一一捅過,幾十戶人家查下來都沒有發現魯勝利。於是,眾人就鬆了一口氣,安慰魯家夫婦說孩子沒有出事,別著急,可能是走到哪個親戚家去,給人家留住了:你們想想,排一下親戚,連夜尋找就是,人手不夠的話,我們也可以相幫去查問。

魯家夫婦到這當兒已經全然亂了方寸,幾乎想都沒想就接受了眾人的提議。於是,兩人就邊想邊說地道出了十七八個魯一琨、騰翠庭經常來往的親戚,地址卻一時說不上來——都是走熟了路不用認門臉的,平時過去走到跟前就認得了,這會兒因為要拜托別人代勞,所以就得一個個回憶,回憶不上來的還得從通訊本上找出來。有人取來一本小學生的作業本子,撕了兩張紙裁成若幹紙條後,寫上這些親戚的地址姓名,分交各人讓去登門查問。

這時,魯一琨、騰翠庭兩人忽然想起還沒查看過自家院子裏的那口水井,於是便立刻查看。魯家的這口井打得很深,竹竿又短了些,捅不到井底,於是兩個鄰家婦女相幫找來一根晾衣竿用繩子係住了連接在一起。魯一琨用這根長竿子捅遍了水井的每個角落,沒有異物。於是大家稍稍放心,議論說隻要不掉到井裏去,小勝利應該沒有安全問題的。

不久後,外出相幫去親戚處查找魯勝利的鄰居一個個返回了,都說魯勝利沒有去過。到時鍾敲響十下,最後一個去浦東親戚家查找的鄰居無功而返後,大家終於意識到情況似乎大大不妙,騰翠庭再也支撐不住,號啕大哭起來。這時,有人提議應該去報告派出所,居民小組長顧大嫂於是就陪同魯家夫婦前往。

這是新中國成立後的第六個年頭,上海市的治安經過前四年的大力整頓,借1953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發布的《關於實行糧食的計劃收購和計劃供應的決議》(當時稱為“統購統銷”)東風的助力,流竄作案減少,刑事案件的發案率明顯降低。曾經居高不下的拐賣兒童案件,更是由於全國實行嚴格的戶籍管理製度加上統購統銷政策,也大大下降。因此,此刻當魯家夫婦趕到新疆路派出所,滿臉焦急、哭哭啼啼向值班民警報告魯勝利失蹤之事時,民警的反應是一臉的驚愕。但民警還是詢問了情況,並作了記錄,不過並未立案,而是叮囑魯、騰夫婦繼續尋找,至次日上午七時前不管是否找到,都應再到派出所告知尋找結果。

魯、騰夫婦回家後,幾個住得較近的親戚聞訊趕來。大家七嘴八舌對此事進行討論,試圖通過分析獲得魯勝利小朋友下落的線索。由於意見不一,難免發生爭論。這種爭論是很容易消耗時間的,不知不覺間就已經到了雞鳴時分。這時,坐在旁邊一直沒有吭過聲的魯勝利的伯父華巧根忽然開腔:會不會上半夜眾鄰居查看附近多口水井時有的人比較大意,未能仔細查看到?

這個觀點獲得了大家的認同,於是就決定立刻進行第二次查看。華巧根是一個行事認真到近乎刻板的人,盡管魯氏夫婦反複說自家院子的那口水井已經查看過兩次了,那套連接起來的長竹竿還在井旁放著哩,但他還是命兩個小青年重新去複查了一遍。然後,一幹人就開始一家家跑著查看水井。有的人家的水井在大門外麵,那倒好辦,不必驚動主人家,直接用長竹竿捅就是了。而有些人家的水井是像魯家那樣打在院子裏的,於是就隻好敲門了。這些人家之前相幫查看,折騰得很晚才睡下,此刻被這般驚醒,心裏當然不爽,但魯家兒子失蹤了,將心比心,都還是理解的,於是起床開門協助,一個個皆無怨言。

夏至剛過,夜晚很短,一口口水井查看下來,一千親戚返回魯家時已是早晨五點多鍾。院子裏的石板桌上,先行回來的主婦騰翠庭和華巧根已經準備好了早餐:大餅、油條、豆漿。這幾樣在今天看來顯得有些微不足道,但在1954年,那可是一頓難得的豐盛早餐了。失蹤兒童魯勝利的下落之謎,就是在人們享用這頓豐盛早餐之前得以揭曉的。

這些親戚一宿未睡,都是一張“隔夜麵孔”,每個人的手上都還沾有泥水,所以,在用餐之前需要擦臉洗手。人多,靠院子裏的那口水井用不過來,於是主人就讓等著的人去廚房的水缸裏打水。第一個進廚房的人走到水缸前時,發現木板製成的缸蓋微微上抬,露出了一條縫隙,當時也沒有想什麽,一手拿了個臉盆另一手就去揭缸蓋,揭開後,其他人隻聽見“咣當”一聲臉盆落地的聲響,然後是一聲怪叫: “啊——在這裏!”

魯勝利在水缸裏泡著,當然已經死了!

 

二、可疑的伯父

北站分局刑偵隊刑警趕到魯家時,現場已由先行出動的派出所民警封鎖。魯勝利的屍體由刑警從水缸裏撈出來,放在臨時卸下的一塊門板上。刑警勘查現場並對死者父母、鄰居進行調查詢問時,市局的法醫趕到了。

法醫對屍體進行解剖後得出結論:魯勝利死於窒息,但並非在水缸裏溺水而亡,他的肺裏並無水,而其脖頸上有明顯的成年人手指痕跡,因此,他是被人活活扼死後投入水缸的。凶手將屍體投入水缸的用意,估計是為了暫時隱藏被害人已經遇害身亡的信息。

當天中午,根據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安局( 1955年改稱上海市公安局)的指令,北站分局組建了 “6·28”命案專案組。專案組由分局四名刑警、派出所兩名治安警組成,分局刑偵隊指導員常思盛擔任組長,負責主持命案偵查工作。下午,經市局技術處對現場所獲得的痕跡進行綜合鑒定後,專案組結合痕跡分布情形與法醫驗屍結論,對這起凶殺案的作案情況進行了推理還原——

6月28日下午大約兩點至三點半之間,一名身高一米七左右的男性成年凶手闖進魯家,其目的可能是行竊。但是,他剛剛潛入魯氏夫婦的臥室尚未下手時,就被受害人魯勝利發覺。當時,魯勝利可能在父母臥室內,也可能在廚房內,總之是一發現有外人進入就立刻喊叫起來,凶手為防路人或者鄰居聽見孩子的呼叫進來捉拿他,就對魯勝利下了毒手。他扼殺魯勝利後,將其屍體拖至廚房,取下廚房一側拴著的一截細繩,把魯勝利雙手反剪捆綁後與脖頸紮扣,然後放入水缸,依樣蓋上木蓋。第二天早晨發現魯勝利的屍體後,魯氏夫婦立刻保護現場,待警方趕到勘查後方才清點家中財物,說什麽也沒有缺少。這說明當時凶手由於驚慌,也顧不上翻找財物了,即刻逃之天天。

專案組根據上述推測初步得出結論,認為案犯潛入魯家應該是純為偷竊,殺人是屬於被發現之後產生巨大驚慌而導致的臨時起意。但是,關於案犯身份的問題卻使大家感到有些想不通:從殺人後處理了屍體顧不上行竊立刻逃離現場這一點來看,他應該是一個初出茅廬的新手;可是,從其用廚房裏的抹布把水缸蓋上可能留下的指紋全部擦掉這一點判斷,這人又似乎應該是一個具有一定作案經驗的老手。

常思盛看了看時間,說已經下午兩點多了,我們還是把這個疑問先往旁邊放一放,討論一下如何開展偵查工作,然後立馬分頭下去進行調查吧。這樣的案子,必須靠群眾提供線索才能偵破,所以我們必須深入裏弄,對魯家附近的幾十戶人家挨門挨戶走訪。

眾人研究下來,很快就達成了共識:這幾天正是中小學學生剛考完試,在家等著學校閱卷後發送成績單正式放暑假的時段,是學生一年中最輕鬆的幾天,所以也是可以自由自在玩耍的日子。而魯家所在的新疆路那個地段,恰是居民聚集區,那些學生整天都在馬路上、家門口玩耍,案犯進出魯家的情形應該會被人看見。所以,眼下首先要做的就是立刻下去收集這方麵的情況。

當下,常思盛就讓熟悉該地段居民情況的兩位派出所民警何勘、戚清修根據需要走訪的居民戶數作了分工安排,連同他這個組長在內,每人分了十幾戶,立刻分頭前往走訪。常思盛是從部隊下來的偵察排長,身上還帶著那股軍人作風,行事果敢,當下就對五名臨時部屬交代道:每人分工的居民,一家家都必須走訪到,要問得特別詳細,事後如果發現哪個的包工段裏有遺漏,影響到偵查工作,可別怪我翻臉無情!至於我本人,如若出現問題,你們盡管向上級反映,不等領導找我,我也會辭去職務,到哪個派出所當夥夫去!

全組走訪進行了四個小時,等到大夥兒回到派出所會合時,已經快七點了。派出所雇的那個燒飯阿姨早已下班了,於是大家就去外麵一個小攤頭上每人吃了一碗陽春麵算是晚餐。然後,匯總各人的調查情況,一個個說下來,魯家附近那些鄰居大人小孩兒裏,竟然沒有一個看見過昨天下午曾經有人出入過魯家大門的。

常思盛倒抽了一口涼氣,說這事兒簡直邪門,青天白日,又是居民集中居住的區域,學生娃娃也都放假在家,怎麽就沒人留意到有人出入魯家呢?不過,這種情況雖說有點兒意外,但確實是現實生活中存在著的,這叫碰巧,案犯出入魯家的那兩個僅有數秒的時間節點,碰巧沒人留意到。那麽,往下應當怎麽調查呢?常思盛說大夥兒都說說吧。

於是大家就七嘴八舌各抒己見,想到什麽就說什麽。剛開了個頭的時候,值班民警進來說那個被害兒童的家長來了,要求麵見專案組負責同誌,稱有情況要反映。常思盛於是就出麵接待。

魯一琨、騰翠庭夫婦夤夜求見刑警,是要反映一個問題,確切地說,是有線索要向專案組提供。什麽線索呢?這就要說到前麵已經登場的那個死者魯勝利的伯父華巧根了。騰翠庭告訴常思盛說,她已故前夫的這個兄長是一個自私自利、極為吝嗇的主兒,連其老婆有時也指責他“小氣得不像個男人”。騰翠庭與前夫結婚後,直到前夫去世為止,連續數年每逢過年,總是要邀請華巧根一家去作客,準備豐盛的酒席,午餐、晚餐連吃兩頓,中間還要提供點心。可是,這個大伯每次都是空手登門,臨走時還要把他認為好吃的菜肴帶一些同去。

常思盛有些不解,尋思:華巧根的吝嗇跟魯勝利小朋友被害有什麽關係呢?這時,魯一琨從常思盛那一閃而過的眼神捕捉到了其心理,於是就打斷妻子的話頭,說刑警同誌工作煩忙,像你這樣聊家常樣地說,不知要說到幾時哩,你歇著,我接著說。為什麽懷疑華巧根可能跟孩子被殺有關係呢?是由於考慮到三點一一

第一點,剛才小騰說了,華巧根一向極為小氣,可是這次卻一反常態,今天早晨一千親戚在外麵一家家查看水井時,是他主動向小騰提出,天亮了,大夥兒肚子應該都餓了,他去買些點心,一會兒等大家忙完了可以充饑。小騰說自己出來得急,身上沒帶鈔票、糧票,等回去拿了再去買。他卻說不必了,他身上帶著的。這些墊付的鈔票、糧票,他直到現在也沒有問小騰要過,這種大方表現是小騰認識他以來從沒有過的。

華巧根為什麽要這樣做呢?這就要說到第二點了。昨晚華巧根等親戚聚在我家議論孩子的去向時,是華巧根提出應該再次查看各家的水井,並且不顧我們夫婦再三說明白家院子裏的那口水井已經查看過了,還是讓人用竹竿反複探過才罷休。他為什麽要這樣做呢?我們懷疑是為了告訴大家一點——孩子沒有掉落到這口井裏。這樣做是為了實現他的另一個目的,把孩子的屍體從水缸裏轉移到院子的井裏。這就是他為何表現得特別大方,堅持要掏錢和糧票出來給大夥兒準備早餐的原因。當時他讓小騰把鑰匙交給他,說他買好了直接送回家去放著。小騰沒有同意——不好意思,她當時憋得急,要回家去解決。這樣,小騰就先回家了,一會兒華巧根買了點心回來了,拿出一張一萬元鈔票遞給她,讓她拿口大鍋去買豆漿。當時小騰也沒多想,拿了鍋要出門時,對麵家的老王晨練回來見了說我也正要去買豆漿,你把鍋給我,我給你帶回來。小騰就請老王幫忙帶了。她回家時,見華巧根正在廚房水缸那裏轉悠呢!剛才小騰跟我說起這事,我就覺得可疑:會不會是華巧根殺害孩子匆忙之中藏屍水缸後,又想移屍水井——水井已經當眾查看過,沒有問題,再放進去就不會引起別人的懷疑了。記得在查看那口井時,華巧根在旁邊再三說這口井的風水有問題,占的方位不妥,應該填埋後另挖一口。移屍後估計他馬上會讓人填井徹底滅跡,至少也會力主封掉不用。在當時這種一片混亂的狀態下,他作為孩子的嫡親伯父,所說的話應該是很有權威的,所以大家多半會照他說的去做。

還有第三點。如果真是華巧根殺的人,那麽他想通過殺人達到什麽目的呢?這跟遺產有關。騰翠庭的前夫華家的上一代是有點兒錢鈔的,隻是後來家道敗落,就落到了一般城市平民的生活水平。不過,盡管這樣,到老太太1949年因病去世時,在其名下還有三套房子,其中一套是老太太和大兒子華巧根一家居住著,另兩套房子都出租了,租金都交給老太太,但她每年年底時會分給三個子女,多寡由其決定。老太太去世前,請一名律師立下了遺囑,三套房子由三個子女各繼承一套,都是有條件繼承,規定兩個兒子、一個女兒得到房產後,如果死亡了,其名下的房產就由其嫡親兒子自然繼承;兒子繼承後如果也死亡了,其房產不得由外姓親屬即媳婦和女婿繼承,而隻能由尚活著的華姓兒子、孫子繼承。老太太去世後兩年,她的小兒子即騰翠庭的前夫死亡,房產就由魯勝利自然繼承,還是出租著,租金由騰翠庭收取支配。而如果現在魯勝利死亡的話,那套房產就應該劃歸大兒子華巧根所有了。因此,現在魯氏夫婦懷疑華巧根是通過弑侄來達到霸占房產的目的。

當下,常思盛聽了魯一琨這番陳述,頓覺華巧根似有疑點。送走魯氏夫婦後,他把情況向全組偵查員一說,眾人都有同感。於是,就決定連夜對華巧根展開調查。

華巧根住在閘北區恒豐路,趙增良、戚清修兩人按照魯氏夫婦提供的住址找上門去,敲開家門,接待他們的是華巧根正在讀初一的兒子,告訴兩人說他爸爸不在家。不在家,去哪裏了呢?對方搖頭。那就叫你母親出來說話吧,她總該知曉丈夫的去向。可是,這個中學生還是搖頭,說他媽媽也不在家。同樣,去了哪裏也不清楚,甚至對於兩人是不是一起出門的、幾時出門的也說不上來,因為他白天一直在同學家玩耍,到傍晚才回來,妹妹已經把晚飯燒好了。於是就吃飯、洗澡、上床睡覺。

那就問他那個剛讀完五年級的小學生妹妹吧。可是,被哥哥從睡夢中叫醒一臉迷糊相的妹妹也說不上來父母去了哪裏。刑警讓她去擦了把冷水臉,清醒一下再回想:今天幾時看到過父母的?那小姑娘想了想,說她早晨醒來後就沒見到爸爸,聽媽媽說她的—個堂弟死了,爸爸半夜就趕去相幫處理後事了。後來是否回來過呢?小姑娘說她一天在家,沒有看見過爸爸回來。那麽媽媽呢?小姑娘說媽媽上午還在,吃過午飯後不見了,沒對她說去哪裏,整個下午一直到現在也沒露麵。

趙增良、戚清修兩人交換了意見,決定在華家坐等華巧根回家。片刻,趙增良忽然想起華巧根會不會在魯一琨家相幫料理喪事?於是就讓戚清修去附近找電話機往新疆路派出所打個電話請他們派人去魯家查看一下,如果華巧根在的話,就將其帶往派出所,然後來電通知。半小時後,戚清修回來說派出所同事已經去過魯家,問下來得知華巧根自午後就已經離開,沒有對主人說過去向。他接到電話後即把情況向常思盛匯報了,組長指示他們在華家坐等華巧根返回。

可是,趙、戚兩人一直等到次日清晨,也沒見華巧根返回,其妻也沒回家。他們於是返回北站分局專案組駐地向常思盛複命,常思盛聽了眉頭就皺了起來,他讓趙增良、戚清修去休息,另外派人調查華巧根是否有作案時間。

華巧根是楊浦區複興島上一家漁業公司的職員,這家公司當時屬於私營企業,老板對於員工的管理抓得很嚴,包括老板自己在內的每個員工的上下班時間都由門衛室人員在卡片上蓋章注明。這給偵查員朱世正、何勘此刻的調查提供了方便,他們一說要了解華巧根6月28日上下班的情況,接待人員就通知門衛室把華巧根的卡片送來了。一看,那天華巧根是上午八點差五分進的公司,中午十二點半離開的,中間沒有出去過。偵查員又找了華巧根同一科室的三個同事,了解到28日那天下午華巧根稱家裏有點兒私事要辦理,所以涮休半天。本來十二點就可以下班的,可是由於公司向員工提供一頓免費午餐,所以華巧根吃了午飯才離開。

據法醫估斷,被害人魯勝利的死亡時間大致上是6月28日下午兩點至三點半之間,這就是說,華巧根是有作案時間的。專案組正討論華巧根昨晚的去向,以判斷是否屬於作案後畏罪潛逃,新疆路派出所打來電話說華巧根已經在他們那裏,是他主動找上門的,問昨晚民警到他家去有什麽事情。

於是,偵查員立刻前往新疆路派出所?可是,當麵了解下來,華巧根卻並無作案時間。前天下午他請假是去看望一位從北方來滬出差的中學同窗好友的,那位好友姓王,大前天抵滬,下榻於外灘的和平飯店。當時一起見麵聚會的還有另外兩個同學,四人在南京路上的“新雅粵菜館”吃過晚飯才分手。

偵查員問他: “那麽,昨天下午和晚上你又去了哪裏呢?連你妻子也不在家。”

“是這樣的,王先生是搞電影的,來滬後上海這邊的天馬電影製片廠給他派了一輛中吉普。他昨天下午去蘇州辦事,邀我們夫婦一起去遊覽,這是一個好機會,所以我們夫妻倆就去了。原先說好當晚是要回上海的,可是因為蘇州接待方熱情挽留,所以我們就在蘇州住了一夜,今天上午才回來。”

專案組自然要對上述情況進行調查,結果查下來全部屬實。這樣,華巧根作案的嫌疑就排除了。

 

三、一個可疑對象

當晚,專案組再次舉行案情分析會。大家認為這事還得像一開始常思盛所說的那樣,依靠群眾,從群眾中獲取犯罪嫌疑人的蛛絲馬跡。常思盛說,那今晚大家就好好休息,明天我們下去召集群眾開個會,廣泛發動大家提供線索。

次日上午,專案組全體出動,叫上派出所戶籍警一起去案發地段,按照居委會居民小組的分布範圍,每個偵查員各去一個小組主持會議。那年頭,全國大中小各個城市的居民經常參加這種會議,無非是抗美援朝捐款、認購愛國公債、清潔衛生動員、掃盲、排查可疑分子、憶苦思甜、批鬥惡霸、聽戰鬥英雄作報告、 “一貫道”分子懺悔等內容,有時一天要參加三四次,因此人們已經習慣了。這回一聽說街道居委會召集開會,每家一個都立刻趕到了會場,一看有警察在場,便知肯定與大前天魯家的“拖油瓶”兒子被害有關。

居民會議使專案組獲得了一條線索:有一位七十歲的郭老先生,每天午後要去附近的茶館坐上兩個小時,喝一壺茶,下兩盤象棋,然後背著雙手溜達回家。他家離魯家不遠,相隔三十來家門麵,也是屬於專案組頭天逐家排查了解情況的範圍內的。那天偵查員何勘去過他家,老先生不在,是其兒媳婦接待的。兒媳婦是個家庭婦女,整天在家,所以偵查員認為她符合提供情況的條件,而她自己也認為符合條件,所以就回答了何勘的詢問,說她那天在鄰居劉阿姨家做著針線活兒聊天,沒有看到什麽可疑對象從門前馬路上走過。這個情節郭老先生不知道,所以也就沒把他遭遇過的一幕向警方反映。今天居委會通知每家去一個開會,郭老先生上午有空,就興衝衝地去了會場。所謂會場,就是附近的一塊空地,平時居民在這裏冬曬太陽夏納涼,召集開會時就從旁邊居民家借一張桌子往樹下一放,就算是主席台了。郭老先生的年齡在當時已經算是高齡了,所以偵查員趙增良馬上讓人搬來一張椅子請他坐下。趙增良自己就在旁邊站著對大家說話,三言兩語說明了意思,然後就請大家發言。

大家知道這種事兒不能信口開河,你如若要開口,那就得提供線索,警方要去調查的,如果無中生有讓人家民警同誌空歡喜一場還白白耗費人力物力,沒準兒就要找你算賬。所以,人們都不吭聲。趙增良正覺失望時,郭老先生忽然開口了,說你們都不說,那就聽我老頭子說兩句,民警同誌,大前天下午三點多我從茶館回來時,碰到過一個流裏流氣的小夥子,穿著一身郵差製服,騎著一輛郵局的綠色自行車,在路上左搖右晃,差一點兒就撞著我了。我當時“唔”了一聲提醒他,他還衝我瞪眼哩。

郭老先生這一說,就有另外兩個婦女想起來了,馬上說確實有這事,她們也見到過這樣一個小青年從門前騎車而過。趙增良於是就追問下去,最後弄清楚那小夥子雖然穿著郵遞員製服、騎的是郵電局的自行車,但身上沒背那種綠色郵政專用帆布包包,車後的書包架兩側也沒掛那種用來放報刊的郵袋,而且,那張臉是陌生的,不是平時見熟了的那個郵遞員“小黑皮”。接著,又有一個群眾發言說,那天下午四點多“小黑皮”往他家送過信件,所以那人肯定不是執行投遞任務的郵差。於是,這個流裏流氣、穿郵遞員製服的小夥子就被專案組列為調查對象。

下午,偵查員趙增良、何勘奉命前往郵電局了解這個對象的情況。趙、何兩人去的那個郵電支局,管轄當時的閘北、北站兩個行政區的郵電業務,保衛股一個姓陳的中年男子接待了他們。老陳聽偵查員說明了來意,當即跟投遞班聯係,一會兒,來了一個膚色黝黑、一臉調皮相的青年,自我介紹說姓丁。這位小丁就是被案發地居民提到過的投遞員“小黑皮”,他接受了偵查員的詢問,說他每個星期五輪休,平時每天上下午各投遞一次報刊、郵件,經過新疆路那個地段的時間大約是上午九點、下午三點,大前天他是上班的,下午就是這個時段在那裏投遞的,沒有看見什麽異常跡象或者可疑人物。

“小黑皮”離開後,老陳出於謹慎,又通知投遞班的負責人把考勤表以及每個投遞員簽收需要投遞的報刊、郵件的登記本拿來,請兩個偵查員過目。趙、何看了看,發現“小黑皮”所說情況屬實,6月28日那天他正常上班,不存在把自己的製服、自行車借給外人使用的情況。 趙增良向老陳請教:那麽,老陳同誌以您看來,您估計群眾所反映的那個身穿郵電局投遞員製服、騎著郵局自行車招搖過市的小青年是怎麽回事呢?是不是你們郵電係統的員工?如果是,他在什麽情況下要這樣做?如果不是,那他這套行頭又是從哪裏弄到的呢?

老陳說那個小夥子不可能是郵電係統的員工,因為那個地段是小丁的工作區域,其他員工沒有必要穿著郵電局製服過去,況且他身上、車上都沒有郵電工作包袋。

趙增良又問,這人會不會是輪休在家的投遞員,騎車出去辦點兒私事?

老陳回答,這種可能是有的,但應該說很低。因為投遞員休息在家時即使有事外出,可能騎那輛隨他上下班的自行車,但是一般說來他們是不會穿製服的,穿了製服就容易使人認為他們是正在上班的郵電員工,就會有人攔住了谘詢一些用郵事宜,什麽訂報業務啊,寄郵包的規定和價格呀,甚至還有老太太會詢問為什麽這個月她外地子女的生活費還沒有寄到、幾時可以寄到,總之是不勝其煩。還有一點,你們剛才說那小夥子騎車時差點兒撞到一個老先生,這就不是投遞員的騎車水平了,哪有投遞員騎車差點兒撞到路人的?那麽,你們打聽的那個小夥子應該是什麽人呢?我想那人有可能是我們這個係統的某個投遞員的親屬,這個投遞員那天輪休,製服、自行車都在家裏擱著,那人就乘機穿著製服、騎上車子外出溜達。他是想過一把郵電員工的癮——畢竟人們都說幹郵電行業等於是捧了“金飯碗”,他幹不了,過把癮也是好的。

偵查員聽著,尋思老陳說的可能有道理,於是就說一事不煩二主,那就麻煩您查一下6月28日輪休的投遞員吧。

查下來,那天休息的投遞員有四個,今天都上班,這會兒正好剛完成了投遞返回局裏準備下班呢,老陳就通知投遞班負責人叫這四位立馬到保衛股來。四人過來後,老陳一問,立刻就查清是投遞員黃振剛的弟弟黃振才用哥哥的這套行頭過了這麽一把癮。偵查員向黃振剛問了問其老弟的長相,跟郭老先生所說差不多,於是就問黃振剛家住哪裏。黃振剛說他家住在閘北區大統路。又問他家老弟是從事什麽職業的、供職於什麽單位。黃振剛說弟弟1951年初中畢業後沒考上高中,在家待著也沒幹成啥事,想去當誌願軍到朝鮮打美帝,人家征兵的同誌一查,發現他上學時打架進過派出所,盡管當天就放出來了,可是也已經屬於“品行不端”,不收!後來有親戚介紹他到江南造船廠去工作,人家船廠倒不計較他打架的事兒,根本沒調查,一看他那模樣,就說小夥子挺精神的,我們要了,你準備一下後天來報到上班吧,來當電焊工。弟弟一聽就惱了,說真他媽的撞到了大頭鬼,我堂堂一個初中畢業生到你們那裏才當電焊工啊——那個年代初中畢業就算有文化了。

那麽,後來黃振才去哪裏工作了呢?他跑得遠了——一下子去了海南島!去年秋天廣東省農業廳來上海招工,說是要開發海南島,大辦農場。黃振才在家待得好生無趣,又很想到外麵去闖闖,於是就去報名。人家招工的一聽他是初中畢業,連說“歡迎”。黃振才問我去了你們準備安排我幹啥呢?人家說你有文化,來開拖拉機吧,幹得好,再開汽車,爭取入黨,然後就到場部坐辦公室當幹部吧。黃振才說我對當官沒有興趣,開拖拉機、汽車倒是很對我胃口的,那我就幹吧。這樣,他就去了海南島農場。

人家說到做到,真的安排黃振才學開拖拉機。小夥子學得還算認真,也咬著牙吃了點兒苦頭。可是,幹到今年元月時出了工傷,左腿給木頭壓骨折了。農場很是重視,先送海口又送廣州治療,可以下地撐著拐杖走動時,又專門派人護送他返滬休養,一直休到現在。

往下,偵查員自然要問黃振剛6月28日下午你家老弟使用你那套行頭是怎麽回事。黃振剛說那天他休息,不在家,被女朋友約去看電影了,不知道此事。回家後才發現弟弟穿過他的工作服,至於自行車,他平時也是時不時騎一下的,並沒覺得反常,也沒問。

趙增良、何勘給組長常思盛打電話匯報了調查結果。常思盛說,他住的地方是閘北分局普善路派出所的管段,你們在郵電局,離普善路派出所很近,就去一趟派出所,請戶籍警協助一下立刻傳喚黃振才,當麵問清他6月28日下午的活動情況。至於那個郵差黃振剛,請郵電局安排他加個班什麽的,暫時不要讓他回去,以防他做出什麽影響調查的事兒來,這也是對他本人負責。

趙增良、何勘照辦,請戶籍警小王去黃家將黃振才傳喚到普善路派出所。黃振才穿著一件八成新的無領白色短袖汗衫,一條類似如今被稱為“沙灘褲”的那種與膝蓋齊平的短褲,腳上趿拉著一雙木拖板,故意踩出很大的聲響以顯示他對這次傳喚的惱怒情緒。偵查員客客氣氣地對待他,叫他坐下,還給倒了一杯白開水,又問他是不是抽煙。黃振才搖頭,說我從來不抽煙,你們叫我來,肯定有事要調查,那就快說吧!

趙增良問道: “你那套郵差行頭呢?怎麽脫下來了?”

黃振才冷笑: “嘿嘿!我穿不穿郵差製服,跟你們有什麽關係?難道穿穿郵差製服、騎騎郵電局的自行車就犯法了?”

“關於這方麵是否犯法的問題,我們今天先不談。我們找你,是要了解你在6月28日穿了郵差製服、騎了郵電局的白行車招搖過市,幹了些什麽?”

“幹什麽?沒幹啥呀!”

“那你使用你哥的郵差行頭是什麽意思?”

黃振才麵不改色: “我一定要說嗎?”

“是的!我們是代表政府在向你調查,你必須說清楚!”

“如果我不說呢?”

“那你就不能離開這裏!必要時,有可能還會給你換個地方,比如去分局甚至看守所。”

黃振才還是一副滿不在乎的樣子,懶洋洋地打了個哈欠: “隨便你們吧,反正我是工傷回上海來休養的,單位工資照發,你們要給我換個地方我也不在乎。”

這樣,談話就陷入了僵局。這當然難不倒偵查員,兩人悄然交換了一個眼色,何勘就出去跟戶籍警說了幾句,請戶籍警跟黃振才單獨聊聊,開導一下。戶籍警小王跟黃振剛是小學同學,所以與黃振才還說得上話,當下進來開導了一番,於是黃振才表示願意把偵查員需要了解的情況說清楚。

據黃振才說,他工傷返滬休養後,因為沒啥事做,覺得閑得慌,就時不時去區圖書館閱覽室看看報刊、圖書,一段時間下來認識了一個一周也有幾天泡在閱覽室的年輕姑娘小董。兩人常坐在一張桌子前閱讀,漸漸就開始搭話。黃振才了解到,對方在鐵路局工作,是北火車站售票處的售票員,三班製作息時間,輪到上中班夜班白天有空時就來圖書館看看報刊。小董問黃振才在哪裏工作。黃振才對她頗有好感,已經動了追求的心思,但他尋思如果如實道明自己是在海南島農場工作的,盡管幹的是當時看來還算不錯的駕駛員職業,以後還有可能坐辦公室,但在對方的鐵路局員工身份前那是占不了上風的,於是靈機一動就佯稱是郵電局的投遞員。這樣,兩個年輕人就算是有了接觸,當然,這種接觸跟正式戀愛尚有一段差距。黃振才從來沒有談過女朋友,這方麵缺乏經驗,也缺乏勇氣。他隻能等待時機,就像熬一鍋粥似的,慢慢添柴火吧,火旺了反而不佳,會把粥燒糊的。可是,黃振才的時間有限,農場已經來信詢問他的傷勢恢複情況了,言下之意是在催他返回了。因此,黃振才盤算得盡快在離滬返場前把蒙在兩人之間的那層紙捅破,然後,就以出差為由離開上海,至於往下怎麽辦,那就走一步看一步了。

上周的一個下雨天,黃振才去圖書館時又遇到了小董。這次,她一反常態地穿著一身嶄新的鐵路局製服,顯得特別靚麗。她跟黃振才的話也說得比以往多,而且大部分還是主動開口的。在黃振才看來,這是一種暗示,是一種鼓勵,是要促他開口正式表態。黃振才留意到,小董在說到她的工作時充滿著自豪,還有意無意地問及郵電局的福利待遇,問到郵電局工作服。黃振才聽著,理解為這是對方對其投遞員身份的一種驗證。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他得趕緊作出回應,否則沒準兒立馬就宣告結束!黃振才於是就挖空心思考慮如何應對,最後想出了一個法子:穿上哥哥的郵差製服,騎上他的自行車,到小董家附近轉悠一番,轉到讓對方看見為止。

黃振才的運氣還不錯,哥哥是每周休息一天,隻有這天才能使用他的製服和自行車。而6月28日是哥哥的休息日,巧的是那天小董恰恰輪到上夜班。小董上夜班時,下午是沒事的,有時上圖書館閱讀,有時就在家閑著。於是,在之前兩天黃振才就去新華書店買了一本剛剛出版上架的蘇聯反特小說《這裏並不平安》,並在上圖書館見到小董時說及此事。小董是個反特迷,而新出版的書圖書館是沒有的,於是就提出向黃振才借閱。黃振才的目的達到了,馬上跟對方約定兩天後把書送到小董家附近的那個路口,當麵交接。6月28日下午,黃振才使用哥哥的那套郵差行頭,就是為了成全此事。

黃振才所作的陳述就是如此簡單,偵查員聽下來倒也沒有感到有啥值得懷疑的內容。當然,這還需要向那個小董姑娘調查核實。於是,趙增良、何勘便讓小王看住黃振才暫時不讓其離開派出所,他們按照黃振才提供的那個大體方位(黃振才並不知曉小董的確切住址,也沒去過其家)前往查摸。到得那裏,問了居委會,很快就找到了小董家。小董這天正好休息在家,於是就問了黃振才所說的那段情節。當然,偵查員沒有拆穿黃振才隱瞞職業身份的事情,用趙增良的說法叫作“寧拆一座橋,不破一門親”,所以,半路上他就與何勘商量過,隻向小董核實黃振才是否在其所述的那個時間段裏把那本蘇聯反特小說交給她了。當下,小董聽他們說明來意,馬上點頭稱是。當然,不管是出於好奇還是忐忑,她總是要問一下偵查員調查這個幹什麽。偵查員沒有透露調查意圖,隻是說奉命行事。

這樣查下來:黃振才身上的嫌疑似乎是可以排除的,這倒並非他沒有作案時間,作案時間如果細細排下來還是有的,問題是缺乏作案動機。根據現場勘查推斷,案犯是為盜竊而潛入魯宅的,作案時沒想到魯勝利那小家夥其實並沒出門,而是縮在院子的葡萄架下玩耍。孩子發現有人鬼鬼祟祟地進屋,意欲呼叫“捉賊”,於是案犯就下手行凶了。而眼前這個小青年黃振才,家境還算不錯,個人也有正當工作和收入,而且並無胡亂花錢的跡象,沒有理由懷疑他會為了謀取錢財而行竊。因此,偵查員是傾向於排除黃振才的疑點的。

趙增良、何勘從小董家出來後,看看已是下午五點多鍾,尋思專案組還在等著他們的調查消息哩,還是趕緊向組長報告吧,於是決定就近到新疆路派出所給分局專案組辦公室打個電話。電話打過去,是組長常思盛本人接聽的,他說我剛往普善路派出所打電話找你們呢,那邊說你們出去調查了,你們怎麽跑到新疆路去了呢?聽著,你們手頭那個叫黃振才的對象,估計有戲啊!

怎麽回事呢?原來,就在幾分鍾前,專案組接到市局刑偵處打來的電話,痕跡技術人員對“6·28”命案現場所提取的腳印再次鑒定,發現案犯的足跡有輕微異常現象,這可能是先天形成,也可能是後天傷病形成的。為此,特別提請專案組在偵查工作中加以注意。常思盛接聽電話時,馬上想起黃振才在海南島農場發生事故下肢負傷的情節,於是就要跟趙增良、何勘兩人取得聯係了。

當下,趙增良就把調查情況向常思盛匯報了,說盡管小董已經證實確實向黃振才借過書,但從時間推算,不能排除黃振才作案的可能。原來我們是從作案動機方麵考慮的,現在看來得重新進行調查了,需要加大力度呢。常思盛稍一考慮,說這樣吧,你們立刻趕到普善路派出所,不必跟黃振才囉唆了,看著他就是;我馬上跟分局辦公室聯係,請他們派輛吉普過去,把這家夥接到分局來好好審一審。

 

四、嫌疑人死於派出所

可是,已經晚了!當趙增良、何勘兩人趕到普善路派出所時,小王幾個民警正慌慌張張地抬著—個人往門口停著的一輛三輪車上放,這個被抬的對象就是黃振才,兩小時前,他還在跟偵查員說話,此刻,卻已經成了一個臉色青紫、呼吸心跳都已停止的死人!

趙增良、何勘離開派出所前往查摸鐵路局售票員小董的住址找上門去調查後,戶籍警小王留在派出所守著嫌疑人黃振才。小王與黃振才的哥哥黃振剛是同學,跟黃振才也認識,這個案子他並不沾邊,所以跟這個暫時的看守對象還是有說有笑聊得很熱絡的。反正談話內容跟案情無關,小王也就沒有顧慮。他知道自己此刻的職責是看住黃振才不讓其跑掉,不讓其自殺自傷自殘,總之一句話,隻要不出事,他就完成使命了。

小王絕對沒有想到的是,世事難料——這句話竟是無比地準確,準確到很快就要落到他的頭上來,—會兒,黃振才就會在他眼前由一個活人變成一具屍體!

派出所下班的時間是下午五點,但那陣子大家活兒忙,很少有準點下班回家的時候,所以五點以後一幹民警還是忙碌了半個小時方才陸陸續續下班離所。到五點三刻時,所裏隻剩下了三個民警,兩個是留下來值夜班的,一個就是小王,他今晚不值班,但是他得等到專案組偵查員趙增良、何勘調查結束回所來對黃振才作出或放或拘的處置決定後,方才可以離開。這是警方的規矩。事後想來,如果接下來的兩個情況隻要出現一個,嫌疑人黃振才之死就能夠避免了。

先說第一個情況。趙增良、何勘是六點差三分返回派出所的,而在他們返回前五六分鍾,派出所大門口來了一個三十來歲。身材窈窕、麵容姣好、膚色白皙的青年女子,穿著一身裁剪得體的湖藍色布拉吉,手裏提著用一條手帕代替帶子紮在—起的兩個長方形鋁飯盒。這個青年女子對門衛說:有個叫黃振才的小青年被戶籍警同誌叫去了,是在你們派出所嗎?

如果這個女子晚來幾分鍾,或者兩個偵查員返問得早數分鍾,雙方就會在派出所門口相遇。這時候,偵查員已經接到專案組長常恩盛的電話,正準備好好地對黃振才過一過堂哩。因此,對於這個貿然出現的青年女子肯定要盤問一番,順便把她也帶進派出所也說不定。反正無論如何也不可能使其接下來的伎倆得逞。

可是,這個巧合未能出現。所以,黃振才離死亡就近了一步。這個派出所的門衛有日班、夜班之分,日班門衛由內勤民警輪流擔任,夜班門衛則是固定的,由一個被民警們稱為“老薑頭兒”的六十多歲的老頭兒長期擔任。老薑頭兒是個早在民國前期就已穿上黑色警服的舊警察,上海淪陷期間拒絕了汪偽政權警備機構的留用,離開警界以做小生意謀生,抗戰勝利後又回到了國民黨警察隊伍。因此,到上海解放前夕,老薑頭兒就是這個派出所年齡、資曆都最老的舊警察了。老薑頭兒生性平和,一向被上峰、同僚視為“老實、無能”,所以長期充任內勤,這就避免了外勤舊警察經常出現的作惡情節,同時又成了這個派出所的“活檔案”。上海解放前夕,國民黨警察係統內的中共地下黨組織在收集、整理相關情況時,找了老薑頭兒,他按照地下黨組織的要求,作出了一定的貢獻。正因為這兩點,在共產黨政權接管舊警察係統後,他被定為這個派出所的第一個舊警察留用人員。老薑頭兒接到留用通知時,是1949年6月10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安局剛剛掛牌六天,而三天以後就是他的六十歲生日。因此,他就對軍代表說,我留下來也沒用了,我已經六十周歲了,做不動了。軍代表請示上級後,通知老薑頭兒:你是我們決定留用的舊警員,哪怕隻幹三天也是留用。三天後你可以退休,今後每月領取一份退休薪水,生病還可以享受報銷醫藥費的待遇。

三天後,老薑頭兒果然拿到了一紙蓋著“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安局”大紅印鑒的退休證明。老薑頭兒退休後,仍然經常來派出所,那是應所裏的要求來提供管段內具有複雜曆史人員情況的,有時還接待其他派出所或分局、市局的外調。後來,派出所建立門衛室,人手不夠,他知道後,就主動提出願意天天義務來值夜班。所裏自是求之不得,於是就請他過來。當然,朝廷不差餓兵,還是要適當發一些夜班津貼的。

老薑頭兒每天下午五點準時到所,先去裏麵轉上一圈,看看是否有關押對象,認清臉孔,免得一會兒混著溜出來逃了,然後去接班。因此,他知道今天所裏留置了黃振才這麽一個待處理對象。當下,他就給了眼前這個青年女子一個回答:是在我們這邊。其他,我就無可奉告了,你也不必開口打聽了。

女子嫣然一笑,說我是他的姐姐,給他送晚飯來的,老同誌麻煩您拿進去給他。說著,就把手裏提著的兩個鋁飯盒放在門衛室窗口的窗台上,對著老薑頭兒淺鞠一躬表示感謝。

新中國成立初期,上海還沿襲著舊時被留置對象的家屬往派出所送飯的習慣。當時有一個不成文的規定,凡是留置於派出所的對象,派出所方麵不支付夥食開支,所以,通常都是由家屬送飯,反正也就兩三頓,很快就會處理的,要麽釋放,要麽升級送看守所——那就由公家支付夥食費了。如果被留置的是流竄犯,那其在派出所的吃飯問題就由承辦民警設法解決了,拿薪水的留用警察自己掏腰包,吃供給製的警察掏不出腰包,那就要從眾人的夥食裏省一份給對象吃。反正共產黨講革命人道主義,不會讓留置對象餓肚子。

說清楚了這一點,我們就好理解老薑頭兒當時為什麽沒問一句就收下了飯盒,待那女子道謝離開後,就把兩個鋁飯盒送到了戶籍警小王和黃振才待著的那間派出所的活動室。

第二個情況於是隨之出現。前麵說過,戶籍警小王是黃振才哥哥黃振剛的同學,以前時不時去黃家串門的,所以,他是應該知道並且認識黃家的全部家庭成員的。老薑頭兒把鋁飯盒送進去時隻要說一句“這是被押人的姐姐送來的晚飯”,黃振才的這條性命當下就得以保全了。因為,小王清楚黃家二代都是兒子,現在突然冒出個女兒來,而且是來送飯的,那他肯定就會倏地一個激靈,追出去看個究竟了。可是,老薑頭兒並沒有說“姐姐”,而是按照警察行業——直到如今,這個行業還是沿襲著這一說法——的術語,說是“被押人的家屬送來的”。而在這之前,小王與黃振才聊天時,黃振才正好提到他覺得有些餓了,請小王騎上自行車去他家走一趟,相幫取點兒吃的東西來,或者就以派出所的名義往他家斜對麵的那家繡花行打個電話,請行裏的人去他家轉告一下讓送晚飯到派出所來也行。小王則因為專案組偵查員已經離開了將近兩個小時,估計馬上要回派出所了,就沒答應,隻是安慰黃振才說分局刑警一會兒就要回來了,你剛才說自己肯定沒事,那他們調查下來還不是立馬放人?你就回家去吃晚飯得了。

兩人正說到這裏的時候,老薑頭兒把飯盒拿進來了。黃振才見之大喜,鼻子裏聞到飯菜香氣,肚子裏頓時“咕咕”作響。取過飯盒打開一看,一個裏麵裝著蔥花蛋炒飯,另一個裏裝著炒三鮮,上麵還蓋著兩塊紅燒大排,不禁大喜: “哈!這是對著我的胃口準備的!太好啦!王哥,你也來一點兒吧?咱倆一人一半。”

小王原本肚子不餓,被這飯菜香味一攪,倒是有點兒餓了,可是他不能吃黃振才的飯菜,遂搖頭說:“我不餓,你吃吧。”

黃振才說: “要不,來一塊排骨嚐嚐!”

小王搖頭拒絕了。也幸虧沒吃,情況,就是在他一轉身間發生的。他轉身去給黃振才倒一杯水,玻璃茶杯是使用過的,有點兒茶垢,他就用開水衝了兩遍。倒好水剛剛端到黃振才麵前時,那家夥已經雙手捂住腹部蹲了下來,臉色青白,嘴裏“哎呀哎呀”呻吟不絕。小王見狀自是大驚,其時還沒有想到中毒,以為是吃得過急肚子不舒服什麽的。放下茶杯正要伸手去扶,黃振才已經倒地打滾,瘋狂掙紮了!

沒等小王叫人,兩個值班民警已經聞聲趕來,三人見狀立刻把黃振才抬到大門外。再看老薑頭兒,已經不見蹤影——竟是去追那個送飯菜的“家屬”了。正好一輛空三輪車從門口經過,一個民警連忙叫住,把已經停止掙紮其實業已殞命的黃振才往車上放的時候,趙增良、何勘正好返回,兩個偵查員根本來不及問是什麽原因造成的眼前這令人震驚的一幕,立刻和小王等人一起把黃振才往醫院送,自然回天乏力了。 一會兒,北站分局唯一的那輛美製小吉普載著專案組偵查員朱世正、戚清修兩人趕到派出所,他們是奉命前來將黃振才帶到分局去訊問的,聞聽此事,自是大吃一驚。朱世正連忙給組長常思盛打電話報告,常思盛心細,問黃振才之死究竟是食物中毒還是本就患著心髒病之類此刻急性發作導致的。朱世正還沒回答,就見一個民警手裏拎著一隻剛死的黃貓進來向他示意,於是就明白肯定是中毒了。這隻黃貓,是派出所的炊事員養著防老鼠的,剛才眾人忙著把黃振才抬出去叫車送醫院時,它聞到黃振才那份飯菜的香味偷偷溜過去品嚐,自然是一觸即亡。

北站分局那邊,專案組長常思盛接聽朱世正的電話後,立刻向分局領導匯報。分局當即向市局打電話,那邊卻已經知曉這個情況了——普善路派出所內發生了罕見的嫌疑人猝死於所內的大事,自然立刻向其上級閘北分局報告,閘北分局當即在第一時間向市局報告,北站分局向市局打電話報告此事時,市局已經作出決定:將北站區“6·28”命案與黃振才命案串案並偵,撤銷北站分局原“6·28”命案專案組,原班人馬與從市局刑偵處、閘北分局刑偵隊分別抽調的偵查員一起組建市局、分局聯合專案組。

不到一小時,新專案組的成員已經集中於北站分局駐地。這在當時的情況下算得上陣容可觀的一個刑事案件專案組了:市局刑偵處副處長馬朝漢擔任組長,北站分局刑偵隊指導員常思盛、閘北分局刑偵隊副隊長張省德擔任副組長,組員除了原專案組的趙增良等四人外,還有市局刑警兩人和閘北分局的五名刑警,全組上下一共有十四名成員:此外,專案組還擁有隨時可以從北站、閘北兩個分局以及下轄派m所調動警員作為臨時力量使用的權力。

當天晚上,專案組舉行了案情分析會。會議對魯勝利、黃振才兩起命案作了分析,認為這是有著明顯關聯的惡性大案,至於案情究竟是涉及政治還是尋常刑事犯罪,那一時還吃不準。而從6月28日首次命案的發生地以及所涉及的被害人的社會關係來看,大家的觀點基本傾向於刑事犯罪活動。第二起命案的被害人黃振才是由於涉及第一起魯勝利被害案而被原專案組盯上的,就在專案組從市局刑技鑒定中獲得重要線索準備對黃振才進行突審時,這個重大嫌疑人卻被毒死了。這個情節具有明顯的殺人滅口特征,由此可以推斷:黃振才確實跟“6·28”命案有關,極有可能就是殺害魯勝利的直接凶手。那個女凶手以及可能存在的幕後策劃者,顯然已經感覺到危險正在逼近,於是冒險將黃振才毒死。

那個冒充黃振才的姐姐前往派出所下毒的女子,老薑頭兒沒有追上。但是,這個女人顯然是偵破這兩起命案的關鍵環節,因此,專案組此刻的分析就是圍繞著這個女人進行的,一番討論後,總結出了以下幾點——

第一,黃振才被害距其被傳喚進派出所,中間不過相隔短短兩個小時。由此可以判斷,那個女子具有迅速獲得黃振才被警方傳喚這個消息的條件。

第二,那個女子敢冒充黃振才之姐前往派出所對黃振才下毒,那說明她並不知曉黃振才並無姐姐,否則,她完全可以冒充表姐、嫂子或者鄰居,所以,她並非居住或者曾經居住在附近的居民,與黃家也沒有親戚朋友之類的關係。換句話說,她對黃振才及其家庭情況並不熟悉。這一點,也是偵查員傾向於本案並非政治性案件的一個理由,因為如果涉及敵特的話,那與黃振才接觸的那個女子是應該先對其家庭背景作過了解的。

第三,黃振才之前不過是一個社會青年,沒有複雜的社會關係,也沒有什麽涉足社會的經曆,因此,他與那個女子的相識應該就是其離開家庭進入社會後開始的。這樣,就不得不把思維角度切換到海南島那邊了。黃振才進入社會的第一程(也是唯一的一程)就是前往海南島農場就業,所以,他與那個女子很有可能是在上海之外結識的。

專案組對如何偵緝女凶手進行了研究,決定同時采取以下幾項步驟一一

第一,派員前往海南島黃振才生前供職的農場對其進行一個全麵、徹底的調查了解。

第二,根據老薑頭兒和小王對那份有毒飯菜的第一感覺,認為該飯菜應該出自飯館廚師之手,而如炒三鮮這樣的菜肴,以當時的家庭烹飪條件也確是無法烹飪出的,所以,可以斷定飯菜來自飯館。故應對附近大大小小的館子包括排檔逐家進行查摸,以圖獲取蛛絲馬跡。

第三,對黃振才家、派出所周邊的居民、店家以及可以找到的路人等進行詢問調查,指望查摸到線索。

第四,對北站、閘北兩區的所有旅館最近幾天的旅客情況進行排查,看是否有與女凶手體貌特征相符的對象人住。

第五;對黃振才生前在上海養傷期間的活動情況進行調查。

討論進行到這裏的時候,市局傳來兩條消息:

一是法醫解剖黃振才屍體進行檢驗後所獲得的結果——黃振才死於氰化鉀中毒。該毒藥被下於炒三鮮、排骨和蛋炒飯之中,不管黃振才吃了這三樣中的哪一樣,都是必死無疑。由此看來,凶手殺死黃振才的心情是極為迫切的。

二是經刑技專家鑒定,確認死者黃振才腳上所穿的那雙布鞋與“6·28”命案現場所發現的凶手鞋印一致。於是,就可以確定死者黃振才確係殺害魯勝利的凶手,從而也能夠判定那個冒充死者姐姐前往派出所送飯的青年女子下毒殺人的目的是滅口。於是,又增加了第六項步驟:循著氰化鉀來源追查線索。

專案組認為,這些措施實施下來,是有很大希望獲得關於女凶手的線索的。案情分析會結束,已是7月2日淩晨三點。馬朝漢對上述各路調查工作進行了人員分工後說,除了去海南島出差的兩位同誌,其餘人就在分局裏麵隨便找個地方躺下睡幾個小時吧,天亮後就分頭調查。

原以為排出了數條調查渠道,總能獲得若幹第一手信息——哪怕是模糊的信息,可是,幾路偵查員一天調查下來,竟然未能查摸到任何線索!當晚,各路人馬在專案組駐地碰頭,一說調查結果,個個搖頭。馬朝漢說,沒什麽,大家鼓起勇氣,明天接著調查。

 

五、追查女凶手

7月3日的調查終於獲得一條線索。

偵查員在離黃振才中毒身亡的普善路派出所五站路之距的洪福裏一家小麵館打聽到,前天下午有與派出所退休警員老薑頭兒所描述特征相同的一個女子前往該店,點了蛋炒飯、紅燒大排和炒三鮮三樣飯菜。這家小館子的掌勺廚師就是老板,姓金,揚州人,和老婆一起經營著這家小店。據老金說,前天下午五點剛過,正是晚市尚未開張生意清淡的時候,來了一個穿湖藍色布拉吉的青年女子,進門也沒坐,站在那裏把用手帕紮在一起的兩隻鋁飯盒放在桌上,對老金說:“老板,麻煩你給我搞一份飯菜——蛋炒飯、炒三鮮,還要兩塊五香大排;蛋炒飯和炒三鮮要用重油,味道要好,香味足點兒,價錢由你!”

老金想了想,說三樣飯菜價格一共是八千七百元。那女子點頭說好,掏出一張一萬元的鈔票,大方地說不用找了。老金謝過,立刻下廚炒菜,那個女子就在店堂裏候著。炒三鮮的原料是事先配製好的,蛋炒飯製作起來也快捷,五香大排呢,是燒好了隨時準備要做麵澆頭的,揀兩塊就是。所以,老金三下五除二就按照對方的要求做好了飯菜。夫婦倆看著那個女子仍用手帕將飯盒紮緊,拎起來晃動了兩下試了試牢靠程度,這才朱唇輕啟吐出了一聲“謝謝”,款款而去。

前往調查的是偵查員張省德,這人心細,當時聽罷特地追同了一句: “她是怎麽來、怎麽去的?”

老金夫婦的回答是:沒留心她是步行過來的還是乘坐三輪車、自行車過來的,但肯定不會坐出租車、摩托車之類的機動車,因為這是一條很窄很安靜的小馬路,如果有機動車過來,他們肯定會聽到響動;至於離開時,則肯定是步行,因為他們是目送著她走遠的。

這是調查工作進行兩天以來所獲得的唯一線索。專案組為慎重起見,特地還去向老金提取了指紋,送到市局與那兩個鋁飯盒上殘留的指紋進行了比對,證實鋁飯盒上確實留有老金的指紋。於是,這就應該被認為是一條有價值的線索。當晚,一幹偵查員便集中對該線索進行了分析。

一番討論後,眾刑警將焦點集中於女凶手的這麽兩個特點上:

第一,她選中老金的這家沒有招牌名號的小館子選購飯菜,而且進門後什麽也不問,就請老金烹製符合其要求的飯菜,說明她之前對老金這家小館子有所了解,她是知曉這家館子可以提供適合於她下毒的飯菜的。

第二,那個女子離開的時間是五點半,因為之前掛在店堂裏的那口破鍾剛剛敲了一下,偵查員張省德在調查時特地核對了那口破鍾的準確性,確認是標準時間;而派出所老薑頭兒接待那個送飯女子的時間是五點五十分,從老金的館子到派出所有五站路,大約三公裏,這段路以前有公共汽車,但最近因為維慘道路車輛改道了。以那個穿著高跟皮鞋的時髦女郎的步行速度,二十分鍾時間顯然是無法走完這段路的,可是,她卻在二十分鍾後趕到了派出所,因比可以斷定,她有代步工具。什麽代步工具呢?這似乎可以結合另一個情況來進行考慮:老金提供的飯菜是放在兩個鋁飯盒裏的,烹飪時該女子不在灶旁,可以排除當場下毒的可能。這樣,她就得在從老金的館子到派出所的這二十分鍾時間內下毒。如此,她就隻能選擇三輪車、黃包車或者其時上海灘還很少的出租汽車。隻有在這類交通工具上,凶手才可以在行進途中下毒。如果是自行車,中速停下來打開飯盒,取出毒藥投放進去,還得稍加攪拌,那就難免顯得鬼鬼祟祟,容易引起路人的懷疑,所以估計凶手不會作此選擇。這樣,專案組就有了一個查摸女凶手的途徑:向三輪車、黃包車和出租汽車行業調查。

次日,7月4日,專案組將調查力量重新作了調整,分派各路偵查員對女凶手代步工具情況進行調查。三名偵查員奉命分別前往出租車、三輪車、黃包車行業工會,請工會方麵協助布置相應的調查。這三個行業具有很突出的工作時間特點,員工晝夜散布於各處,有的在家休息,有的在出車,有的在某個不固定的地點停著車輛等侯客人。而當時這個行業是沒有通信工具的,平時要開個會傳達文件、發動認購愛國公債、抗美援朝捐款什麽的,明明一天之內就可以解決的事兒都得分幾個班次開會,同樣的內容一遍遍炒冷飯搞上幾天。像這次調查案子,那就更得折騰了。工會領導跟偵查員商量下來,認為隻能采取在車輛交接班時由上一班的工人向下一班的工人互相之間口頭傳達的方式進行,通過這種方式把專案組的調查意向在行業同仁中轉告、傳播,要求凡是7月1日下午四點至六點之間在指定地段出過車的員工都得把自己出車的情況向工會人員當麵報告,再由待在工會的偵查員直接向他們了解相關情況。這個辦法很是煩瑣,但以當時環境下工人們的自覺性,倒是一個可靠有效的辦法。偵查員一連四天待在三個工會,一共接待了符合條件的三百餘名員工,終於查到了女凶手的行蹤。

一個姓馮的三輪車工人向偵查員反映,他曾在7月1日下午五點半左右在洪福裏拉過符合調查條件的一個女子。當時,他剛把一個客人從北站拉到洪福裏,三輪車在弄堂口停下,客人正在付錢時?不知從哪裏冒出了一個穿湖藍色布拉吉的三十來歲的女子,手裏提著用紅色手帕紮著的兩隻長方形鋁飯盒。她一聲不吭地站在三輪車旁邊,靜候客人付了車錢、步人弄堂了,這才上了車。老馮一看那上車的架勢,就知道這是個老乘客了。老乘客——尤其是這種年齡的時髦女性乘客,對於三輪車、黃包車服務都是有些講究的,所以老馮不敢多嘴多舌,靜候對方開口說明目的地。那女子眨了眨眼睛,開腔輕言: “閘北區普善路派出所,你知道嗎?”

當年的三輪車、黃包車工人都是上海灘活地圖,別看他們幾乎都是文盲,但大街小巷沒有他們不知道的,老馮於是點頭:“知道。”

“就去那裏!”

老馮又點了點頭,剛要上車,對方又提了一個要求:把車座後麵放下的篷罩拉起來。這個要求使老馮感到有些奇怪,因為7月1日下午是陰天,其時上海地區還處於黃梅天時節,通常一直是淫雨不斷,難得出一會兒太陽則是濕熱難當,氣悶異常,這種既不下雨也不出太陽的陰天乃是最受歡迎的天氣了,一般乘客都會要求把篷罩放下來吹風透氣的。可是眼下這個乘客卻提出要拉上篷罩,老馮覺得不可思議,但這是人家乘客的要求,他也就照著做了,反正不過是舉手之勞。

三輪車快到派出所時,女乘客讓老馮把車停在離大門三十米開外的一株大樹下等著,說她馬上就回來,留下了一張一萬元鈔票。她果然很快,老馮不過擦了把汗,掏出香煙剛叼上還沒點火,她就已經返回了,上車就讓老馮“快走”。這回她的目的地是哪裏呢?

老馮說她要求把她送到北站,是在站前廣場下的車。車費不到一萬元,老馮要找給她,她擺擺手說“算啦”,轉身朝候車室走去。至於是否進入了候車室,老馮就不得而知了,因為這時已經有新的乘客上了他的三輪車。

專案組分析下來,認為像女凶手這樣一個時髦女郎如果出門旅行,哪怕是短途旅行,也必定要帶一個坤包放些必需品的。可是,這個女人卻空著雙手,所以估計不過是為防止老馮泄露她的行蹤虛晃一槍的伎倆。這個女人應該就在上海市區,她對洪福裏一帶比較熟悉,所以估計應該是北站、閘北兩個區的居民,或者至少曾在這兩個區住過較長時間。

那就盯著這兩個區查吧。當然,話說起來容易,真要查起來,茫茫人海中怎麽找到凶手的線索可是一個天大的難題。專案組之後一連調查了八天,沒有獲得任何線索。7月13日,前往海南島農場調查的偵查員風塵仆仆返回上海,他們也沒能獲得與案件相關的任何線索。

這樣,專案組就麵臨著徹底斷線的窘境了。

 

六、鬧鬼之譴

7月14日,專案組舉行會議,再次對兩起命案的情況進行分析。經過長時間的討論後,有人在偵查方向上提出了一個新的觀點:與其還徒勞地盯著7月1日發生於派出所的黃振才命案,倒不如回過頭來,重新審視“6·28”命案。

最先提出這個觀點的,是專案組副組長、閘北分局刑偵隊副隊長張省德。張省德提出這個觀點的理由是:之前認為“6·28”命案的偵查已經結束,凶手黃振才死了,所以也就沒有必要往下調查,即使查似乎也很難查下去了,所以我們都把注意力盯在黃振才命案上。現在兩個星期過去了,情況並不像剛開始時那樣樂觀,明明看著好像隻要努力一下就能拿下的一條條線索,查著查著就沒了影。而回過頭來看“6·28”命案,情況卻發生了變化,這個變化就是該案與後麵的黃振才命案是有密切聯係的。黃振才之死,是凶手滅口,因此,與魯勝利被害密切相關的其實不單單是已死的黃振才,還有那個殺害黃振才的女人。換句話說,追查“6·28”命案,其實也就是在調查黃振才命案。

專案組眾刑警對張省德的建議進行了討論,對目前所麵臨的情況作了分析後,發現眼下追查黃振才命案的那個女凶手似乎已經山窮水盡沒有方向了,而如果改為追查“6·28”命案,那倒還有一條路可以試著走走——黃振才因殺害魯勝利而被滅口,那麽,那個女凶手為什麽要指使他去殺害魯勝利呢?於是,專案組決定調整偵查方向,把全部力量放到對魯宅的調查上,這個看似簡陋的宅第裏,以及看似曆史情況並不複雜的宅第的男女主人身上,究竟隱藏著什麽秘密?

專案組羅列了需要調查的問題,配置了相應的調查人員,準備從次日起進行分頭調查時,魯宅卻發生了,如果不是碰巧察覺就可能會永遠錯過的,異常情況。

碰上這個“巧”的,是魯宅對麵彭家的兩個兒子和他們的兩個同學。彭家的男主人是鐵路局的工程師,女主人是婦產科醫生,上麵還有個華僑資本家老爺子,其家境明顯不同於這一區域的其他居民。新中國成立後,他們的經濟收入穩步提高,又有旅居海外的華僑老爺子時不時的外匯救濟,積蓄了一筆款子,就動起了翻造住房的腦筋。規劃早就做好了,建築材料也已經準備好了,隻是由於前一階段正值黃梅天,所以隻好耐心等待。7月上旬“出梅”後,立馬動工。匠人師傅是現成的,彭工程師從其供職的鐵路局請來一班能工巧匠相幫,也就不過三上三下的一棟兩層樓房,土木結構,一個星期就徹底解決了。樓頂是用預先製作好的混凝土板鋪設的,四周砌了一米高的花眼欄杆,就是一個大大的露台。這在這一帶民居中是沒有的,因此很受彭家孩子的歡迎,不時邀請鄰家孩子上去玩耍。出梅後氣候炎熱,他們喜歡徹夜留在屋頂,往地下鋪一張草席就能躺下睡覺了。

這天晚上,彭家的兩個讀小學的兒子邀請鄰家的兩個同學到他家樓頂過夜,,八時上去後,四人就地而坐,撲克、康樂棋玩得不亦樂乎。原本玩到下半夜是沒有問題的,可是到了十一點鍾,路燈關了,於是隻好躺下閑聊了一陣就入睡了。其中一個孩子一覺醒來要去小解,其時也不知是什麽時間,反正天還沒亮,公雞也還沒打鳴。他從草席上爬起來,因為生怕驚動了同伴,所以躡足前往屋頂一側的水落管子。就在這時,他無意間朝馬路對麵魯家宅第看了一眼,頓時一個激靈:魯家屋裏竟然閃現了一下亮光!

這裏需要作一個說明。6月28日魯勝利被害後,其父母魯一琨、騰翠庭在親友的幫助下,強忍悲痛辦完了喪事。痛定思痛分外痛,魯勝利的生母騰翠庭去單位上班時還好些,隻要一回到家裏,就睹物思人,哭泣不停。魯一琨覺得這樣下去不行,於是就跟妻子商量:咱們暫時搬到別處去住一陣吧?騰翠庭不肯,魯一琨於是就找廠工會相幫做妻子的工作,那時隻要組織上出麵,幾乎沒有辦不成的事兒,騰翠庭終於點了頭,便於7月上旬出梅那天和丈夫一起搬往附近魯一琨的一個朋友家閑置不用的房子裏暫住。夫婦倆搬離後,魯宅就鐵將軍把門空關著了。

可是,此刻怎麽深夜閃現亮光呢?那孩子馬上就想到了“鬼”,而且有定位:是剛死不久的小夥伴魯勝利!當下這一驚自是非同小可,也不小解了,馬上奔到地鋪那邊連推帶喚地叫醒了其他小夥伴。一說,大家立馬就沒了睡意,一齊爬起來撲到靠馬路一側的欄杆前,還不敢站著,或蹲或臥,朝馬路對麵的魯宅張望。稍停,對麵屋裏果然義閃現了兩下亮光。再往下看,就不再亮了,側耳諦聽,也沒甚聲響。

那個年代,人們的迷信思想還蠻嚴重,尤其是小孩兒,很容易受此影響,因此,不難理解接下來的時間這幾個孩子是怎麽度過的了。睡覺肯定是睡不著的,放棄;躺在那裏覺得害怕,就聊天吧,聊的內容當然都是跟方才看見的那一幕有關的。最後,又討論了一個對於他們來說似乎比較重要的問題:是否告訴大人?討論下來決定不告訴。因為一旦告訴了,沒準兒以後就失去到屋頂來露宿的機會了。

不告訴大人,並不等於簽訂了守口如瓶的保密協議。第二天,他們還是悄悄向其他小夥伴透露了這個重大機密。對於其他孩子來說,不存在失去露宿機會的風險,所以,他們中的不知哪位就向家長報告了。這樣,魯家昨晚鬧鬼的新聞就得以迅速傳播開去,到中午時分,終於傳進了居委會幹部的耳朵,然後就急報派出所。於是專案組就知道了這個情況。

專案組正準備調查魯宅內是否隱藏著什麽秘密,聞聽這個情況,自是大感興趣,於是,組長馬朝漢下令:派輛小吉普去紗廠把魯家主人接過來,讓他們把門鎖打開,我們過去些人裏裏外外查看一下,看昨晚那裏麵究竟發生了什麽。

這樣,北站分局就派了一輛小吉普前往紗廠去接騰翠庭,可是,卻撲了個空——魯宅的女主人昨晚上了夜班,按規定今天下午可以休息,所以吃過午飯就下班了。小吉普於是改道前往魯氏夫婦借住的臨時居住點,也沒找到騰翠庭。常思盛就惱了,說直接過去,請個鎖匠把門打開就是!

可是,當常思盛通知專案組其他成員一起趕到魯宅的時候,卻發現不必請鎖匠了,因為騰翠庭已經在那裏了。騰翠庭去魯宅,是去曬棉絮和衣物的,這是江南人家在每年黃梅天後必做的事兒,民間稱為“曬黴”。偵查員也沒告訴她昨晚的事兒,隻是說由於調查需要,想到這邊來看看。

一幹偵查員對魯宅裏裏外外查看了一遍,還試著想提取痕跡,但未能成功——騰翠庭那番曬黴的大動作早把屋子裏外折騰得一塌糊塗了。那麽這件事就算完了?不!用組長馬朝漢的話來說:還沒正式開場哩!

馬朝漢之所以這麽說,是因為他查看了魯宅裏外後,心裏已經對這件事有了一個大體上的推斷,隻不過還不能完全確定。那麽幾時可以完全確定呢?晚上。

當天晚上,馬朝漢親自出馬,帶了三個偵查員,兩個用騰翠庭留下的鑰匙打開了魯宅的大門進去,他自己和另一偵查員老封則上了對麵彭家新屋的樓頂。那上麵,昨晚的幾個小家夥已經按照偵查員白天的通知早早等著了,連鐵路局工程師老彭也興致勃勃地搬了把椅子坐在上麵,要看一看刑警是怎麽搞偵查工作的。

馬朝漢的偵查工作其實很簡單,別說刑警了,就是彭工程師甚至他的兩個未成年的兒子也是能夠勝任的:這邊讓老封用手電筒向對麵魯宅方向發出一個信號,然後就盯著對麵;片刻,魯宅屋裏閃現了兩下一閃即逝的亮光。馬朝漢還沒開口詢問,幾個孩子就興奮地叫嚷起來,說他們昨晚看到的就是這樣的亮光。馬朝漢和老封的臉上露出了笑容,他們終於可以確認這是一條具有重要價值的線索了!離開彭家後,馬朝漢就下了一條命令:按照原方案實施!

所謂原方案,就是派一輛小吉普前往魯宅主人的臨時居住點,將那對夫婦依法傳喚到專案組駐地北站公安分局。原來,白天馬朝漢查看魯宅時,發現外圍的一圈竹籬笆完好無損,沒有任何被人破壞或者攀爬過的痕跡,這樣,他就產生了一個念頭:如果那幾個少年說的是真話,昨晚他們確實看見了魯宅這邊曾經閃現過亮光,那麽,外人是無法在不損壞竹籬笆的前提下進入魯宅的,進入魯宅的隻能是持有鑰匙的主人。出於慎重,馬朝漢沒立刻傳喚魯一琨、騰翠庭夫婦,而是先要親自驗證一下,看看在對麵彭家的屋頂上究竟是否能夠看見魯宅內閃現的亮光,以證實幾個少年所言不謬。現在,驗證無誤,於是,就連夜傳喚那對夫婦了。

出乎意料的是,小吉普開到魯氏夫婦的臨時居住點門外時,偵查員發現屋裏竟然燈火通明,而且連大門也敞開著。進得門去,偵查員不無驚異地發現這對夫婦竟然還沒休息,而且桌上擺放著的飯菜還原封不動——顯然是還沒吃晚飯哩!兩人氣呼呼地坐在外屋,見偵查員進來,丈夫頓時一陣緊張,臉上的肌肉瑟瑟抖動;妻子倒是長長地噓出了一口氣,嚅動著嘴唇正要說什麽時,被偵查員打斷了,向他們宣布依法傳喚去分局接受調查的決定,說你們有什麽話可以去分局說。

魯一琨臉上的神情似乎不那麽緊張了,站起來對妻子說: “那麽,你把那東西拿出來帶上吧。” 所謂“那東西”,是一個長方形的金屬盒子,長四寸、寬二寸、厚寸二,外麵的彩色噴漆顯示這是一個英國製造的巧克力包裝盒。騰翠庭是從五鬥櫥的第—個抽鬥裏取出這個盒子的,偵查員問這裏麵是什麽,魯一琨回答: “這是要交給你們領導的,到了分局你們就知道了。”

偵查員說你們可以當麵交給專案組領導,但我們得先查看一下,否則……往下的話就不說了:否則如果這是一盒炸藥的話,那後果就嚴重了!

當下查看,盒子裏麵是用三層油紙袋裝著的棕灰色顆粒狀物質,聞之稍有異味。偵查員一時不能判斷這是什麽。這時,司機老包進來了。老包不是警察編製,舊社會時他是給藥廠老板開私家車的司機,新中國成立初期算是緊缺的技術型人才,公安局向社會招聘司機時他考核、政審均合格,就進入了警察行業,不過是工人編製。這倒合了他的意——當時像他這樣的技術工人的收入要比警察高出一截哩!老包在藥廠幹了多年,雖然不是生產車間的,但他在外行麵前也算得上內行了,當下隻一看就識出了此物,說這是“白粉”,就是海洛因,看顏色質地很純,在舊社會這一罐可值錢哩!

那麽,這盒海洛因是怎麽回事呢?專案組訊問過魯氏夫婦後,終於弄清了前因後果——

前麵說過,魯一琨出身於一個顯赫的家族,上輩人死後子孫們分家各過各的日子,有的過得好,有的就過得差些,最不濟的就是像魯一琨這樣的主兒了,吸毒吸得差點兒連命也保不住。魯一琨有一個表弟叫汪銘,跟海洛因也沾點兒邊,不過他並非吸毒分子,而是幹特工的。原是“軍統”中尉,後來“軍統”易名為“保密局”,這主兒升了一級變成了陸軍上尉,在上海管著一個七人小組,專門秘密收集那些有頭有臉的達官貴人及其家眷的吸毒情報。這些情報平時不會使用,待到由於國民黨內部爭鬥或者官方與私營大資本家發生重大經濟利益衝突時,就會變成對付對方的利器,不但一招製敵,還能致命。因此,就可以知道汪銘當年的厲害。

不過,汪銘再厲害也搞不到他的表兄魯一琨頭上來,因為魯一琨是老毒鬼不假,但卻不是達官貴人的命,隻是一個小小老百姓,又不跟中共地下黨搭線,所以不歸“保密局”管。汪銘對這個表兄還是蠻好的,但他反對表兄吸毒,不過知道對魯一琨是無法規勸的,有時就對向魯一琨供應毒品的上家搞一點兒小動作,讓他們不得不跟魯一琨絕緣。每當這時,汪銘就會派人給魯一琨送點兒花旗參、泰國大米什麽的,讓他調補身子。魯一琨雖然吸毒厲害,但腦子還是清楚的,知道表弟這是為他好。因此,暗暗發誓有朝一日在表弟用得著自己的時候一定挺身而出鼎力相助。因為有著這個心願,所以當終於有一天汪銘登門求助時,他毫不猶豫地接受了表弟的委托。

那是1949年4月24日,南京解放的第二天。上午,魯一琨還在睡覺時,門就被人敲得嘭嘭響,起身去開門,汪銘一頭撞了進來。記憶中一向沉穩的表弟慌慌張張地說,大事不好,南京已經淪陷,看來美國如果不出兵,上海失守也是朝夕之間的事了!上峰已經下了命令,讓我這幾天離開上海前往南方,可能最終目的地是台灣。幾時出發還不知道,反正就是這星期了。我提前過來和你告個別,有件事兒托付你。說著,從懷裏拿出這個巧克力盒子,盒蓋是用醫用膠帶封著的,上麵還用鋼筆簽了幾個數字——好像是表弟自己的出生日期,也不說裏麵裝的是啥東西,放在桌上,讓魯一琨妥為保存,不能有任何閃失。魯一琨不假思索地答應下來。汪銘說,表哥你給我保存著,以後我來取。這點兒小意思,算是弟弟的一點兒心意——一邊說,一邊從皮包裏取出一封銀洋放在魯一琨的麵前,然後告辭而去。這封銀洋一共有二十枚,這對於手頭拮據的魯一琨而言,等同於雪中送炭。當然,以其當時的毒癮,也就不過支付了一段時間的吸毒費用罷了。

魯一琨沒有想到汪銘送來的這個巧克力盒子裏裝的是海洛因,否則的話,隻怕早就解決掉了。他知道表弟不是癮君子,所以盡管不止一次地猜測過盒內裝著何物,從重量判斷得排除黃金珠寶之類,想來想去尋思可能是與汪銘的特務身份有著重大關聯的什麽證物,最後也就斷了那份好奇心了,悄悄替表弟保存著就是。

這一保存,就是五年。魯一琨確實做到了守口如瓶,把騰翠庭娶進門後也沒透過一絲半點兒口風。汪銘自那次離開之後,再也沒有消息。魯一琨在新中國成立後成為改邪歸正的戒毒典型被宣傳時,曾與三姑姑即汪銘的母親見過一麵,問起過表弟的情況,老太太說他去了台灣,後來再也沒有消息。魯一琨聽後,除了把那個盒子藏得更為嚴實外沒做什麽其他動作。一直到這次魯勝利遇害身亡,魯一琨還沒有將這起命案與自己手頭保存的這個盒子聯係起來考慮。三天前派出所有人非正式地告訴騰翠庭說,殺害你兒子的凶手已經有了著落,是一個小青年,那人已經被人滅口毒死在派出所了。騰翠庭把這消息告訴丈夫,魯一琨尋思年方十歲的魯勝利跟人無冤無仇,人家登門殺人似乎沒有這個必要,那一定是來尋找什麽東西時正好讓孩子給發現了,於是就起了殺心。魯一琨越想越覺得有這種可能,於是就對那個盒子的安全不放心了。反複考慮後,決定轉移過來,還是放在自己身邊穩妥。

這樣,魯一琨就趁昨晚妻子上夜班的機會,深更半夜悄然潛回原住所,用鑰匙開了門,進到屋裏取出了這個密藏於一口破櫃子底部夾層裏的盒子。做了這事後,魯一琨今天仍去工廠上班。傍晚下班回到家裏,騰翠庭已經燒好晚飯,夫婦倆正準備吃飯時,妻子說起了下午刑警查看老宅之事,又說她出門回家時隱約聽見鄰居有人在議論說昨晚魯家鬧鬼了什麽的。魯一琨一聽就知道自己的行跡讓人發現了,不禁一陣恐懼,晚飯也不想吃了。騰翠庭感到奇怪,反複追問之下,終於得知盒子之事。

騰翠庭二話不說,立刻逼著丈夫拿出盒子,不管三七二十一就給打開了。這樣,魯一琨才不無驚奇地發現,原來表弟交給他保存的並非什麽特務身份證件之類,竟是一盒海洛因。當下不禁倒抽一口冷氣,說這麽些白粉如果在舊社會能換好幾根“條子”哩!騰翠庭讓丈夫立刻把盒子交給派出所,魯一琨不肯,說這是表弟托付我保管的,哪能隨便交出去?況且,當時我還拿了表弟二十塊大洋哩,受人錢財,替人消災,做人要講信義。於是,夫妻倆互不讓步,各說各的話,一直吵到刑警午夜登門。

專案組把魯一琨交出的盒子送撿,確認係純度很高的海洛因。於是, “6·28”命案的作案動機基本上就可以確定了:黃振才是為獲取這個巧克力盒子而潛入魯宅的,在尋找時被魯勝利發現,於是就扼殺了孩子。然後,黃振才自己被專案組盯上了,其幕後指使人為不使該案暴露,遂毒殺了他。

 

七、凶手伏法

案件查到這一步,專案組總算找到了往下調查的方向:集中力量盯著黃振才生前的活動軌跡查就是!

之前的調查中,專案組也曾專門安排了偵查員圍繞著黃振才生前的親朋好友、社會關係、人員交往進行了大量調查,可是未能獲得線索。現在,專案組決定重新進行調查,這回是人多勢眾,而且有的放矢,心裏有底了,大家堅信隻要把黃振才生前的社會關係仔仔細細一一查遍,那個女凶手或者指使女凶手殺害他的案犯肯定會顯形的。於是,專案組把黃振才的全部關係按親屬、朋友、同學、鄰居、熟人分別排列出來後分了類,每個類別都安排了偵查員。

一連查了五天,黃振才的全部關係加在一起有一百多人每個都調查到了,有的——比如那個黃振才生前暗戀上的鐵路局售票員小董——甚至還麵談了幾次,可是,還是未能查摸到線索。

組長馬朝漢沒有外出調查,他留在北站分局專案組駐地辦公室負責協調,同時時不時翻檢著從黃家查抄來的黃振才生前的那些物品。黃振才被害後,專案組對其住處進行了搜查,把凡是屬於黃振才個人的物品都拿到了分局。然後,偵查員對這些物品反複予以檢查,指望從中發現蛛絲馬跡,可是,最後還是大失所望了。現在,馬朝漢還是一遍遍地查看著那二十多冊書籍、雜誌、文具、信件、一台自裝的礦石收音機,以及一本通信錄。三天看下來,沒有發現任何疑點。

7月20日晚上,專案組舉行會議,再次討論案情。這個會開得有點兒長,一直進行到次日淩晨三點還沒有結束。每個偵查員都談了自己的見解,盡管這樣,會還是開得使人覺得沉悶,因為觀點一致,沒有發生爭論。眾人的觀點都集中在一點上:隻要圍著黃振才生前的那些關係調查,肯定能夠查到線索,但眼下的問題是,已經把黃振才生前的所有關係都調查遍了,那為什麽還沒有獲得線索?

馬朝漢說休息一下吧,用冷水衝衝頭,吃點兒東西,抽支香煙,緩一緩神,清醒一下後再議,反正這裏麵肯定是有原因的,隻要找到了原因,問題就迎刃而解了。於是就休息,半小時後再集中起來討論時,大家的思路似乎清晰了些,說看來沒有發現線索的原因有二:一是有被遺漏的社會關係沒有調查到;二是在已經調查到的社會關係中有人有意或者無意地遺漏了有價值的情況。那怎麽辦呢?馬朝漢說隻有重新來過。

於是,從7月21日下午開始,一幹偵查員就按照原先的分工,繼續進行調查。就是這天,終於發現了打開迷宮之門的鑰匙!

這把鑰匙,竟是坐鎮駐地負責協調的專案組長、老刑警馬朝漢發現的。下午,其他偵查員都出去調查後,留守的馬朝漢還是翻檢已經折騰過多次的黃振才的那些東西。這次,他不是重複之前進行過的動作,而是按照一種新思路進行。他把黃振才的那本通信錄上的姓名與已經調查過的那些社會關係一個個進行核對,最後有了一個發現:有一個叫蔣守玉的人,通信錄裏有其姓名,但這次卻沒有對其進行過調查。為什麽沒有調查呢?因為已經調查過了——這個蔣守玉,也是上海人,原是社會青年,當初是與黃振才一起報名前往海南島農場的。他沒有如黃振才那樣的初中畢業文憑,隻讀到了高小,沒有像黃振才那樣攤上開拖拉機的好運,不過還不至於扛把钁頭去開荒挖山,農場安排他與黃振才在同一個機耕隊當了一名機修工。黃振才出工傷返滬治療休養時,農場指派蔣守玉與另一老職工一起護送。因此,專案組的兩名偵查員前往海南島外調時,已經跟蔣守玉接觸過了。就是這個原因,專案組在排列調查對象名單時,未將其列入。

現在,馬朝漢發現了這一點,覺得似乎需要補充調查:之前前往海南島找蔣守玉調查過是不假,不過,向他調查的是黃振才在農場以及返滬途中的情況,並非現在需要了解的是否跟那個三十來歲的女子有接觸的情況。因此,應該向蔣守玉再作一次調查。因為,從黃家搜到的黃振才的私人信件中,有蔣守玉寫給黃振才的信函,其中有“來信收到”一說,那說明黃振才是給蔣寫過信的。那麽,寫去的那封信裏是否聊到過什麽情況呢?

馬朝漢覺得,到這當兒,死馬也要當活馬醫了。於是,他就抄起了電話機,讓分局總機給他接一下海南島長途。分局總機話務員告知,電話局稱目前海南島的民用電話還沒有開通,如果需要的話,可以發電報聯係,每字三百元人民幣。舊幣三百元相當於新版人民幣三分錢,,這個價格以上世紀五十年代前期的工資收入來說,算是有點兒貴了,但為了偵查案件,也就顧不得了,正好這時偵查員朱世正回分局取東西,馬朝漢於是就起草了一份電報,指派他前往郵電局發往海南島農場。電報是發給農場保衛科的,要求接電即向蔣守玉詢問黃振才是否給他寫過信,那封信是否還保存著,如果保存著,則請用電報方式發過來;如果沒有保存,請蔣仔細回憶該信件的內容後記錄下來,也用電報拍發過來。馬朝漢考慮到農場方麵經濟條件差,這筆開支可能難以承擔,所以特地注明:所需費用概由上海市公安局承擔。

原以為這份電報送達的時間會比城市要長些,因為海南島農場當時還剛剛開發嘛。可是,出乎馬朝漢意料,當天傍晚七時許專案組就收到了回電。原來,郵電局就設在農場總場場部,而保衛科也在場部,郵電局的投遞員甚至不必動用摩托車就直接走過去把電報送達了。而農場機耕隊呢,就在場部旁邊,保衛科一個電話打過去,蔣守玉就找出了黃振才在上海寫給他的那封信函到保衛科來了。保衛科於是就帶著蔣守玉去了郵電局,直接讓他把這封信函一字不漏地抄在電報紙上,請郵電局拍發。

馬朝漢一看這份超長電報,馬上被其中一段話吸引了!這段話是:以前,總聽你說梅龍鎮的菜是怎麽怎麽好吃,從來沒有去吃過,還真想象不出究竟怎麽好吃。昨天中午,我受友人之請有機會去梅龍鎮品嚐了一回,雖然冷盤熱炒連湯和點心加在一起不過六道,但確實不錯,那色香味,真是無法形容啊!

梅龍鎮,即“梅龍鎮酒家”,是上海灘一家著名菜館,創辦於1938年,因明代正德皇帝“私訪梅龍鎮”之傳說而得名。該菜館的第一代主持者是當時大名鼎鼎的電影明星吳湄,她對烹調下苦功研究,博采各家之長,融會貫通,終於修成正果,將梅龍鎮打造成滬上名重一時的菜館。

專案組分析,以梅龍鎮酒家的檔次,價格自然不便宜,那位蔣守玉可能由於家住梅龍鎮附近的原因,曾有機會跟親友去蹭過一頓,此後就作為他的談資了,一直從上海談到海南島,傳進了黃振才的耳朵。而這次黃振才回滬養傷,於寫信日前一天(6月12日)受人之請前往該菜館品嚐了一下,那份感覺跟蔣守玉當初一樣,也是得炫耀一下的,於是,就在次日寫給蔣的信函中特地提了一筆。繼續往下分析,冷盆、熱炒、湯、點心加在一起不過六道,那吃這餐飯的人應該隻有兩位了,去掉正主兒黃振才,另一位做東請他吃飯的是誰呢?會不會就是那個神秘女子?

專案組認為需要對此進行調查,於是就派了兩位偵查員連夜去黃家。黃振剛等家屬正好都在家,一個個問下來,都說不知道黃振才生前曾經去梅龍鎮吃過飯,他可是從來沒有說起過呀!那麽,6月12日那天黃振才在幹什麽呢?這個,隻有投遞員黃振剛由於其工作排班特點還能回憶起,其他人就都搖頭了。黃振剛說他那天是上班的,所以不知道弟弟中午出去了沒有。這個調查至少可以證明一點:黃振才去梅龍鎮吃飯並非是全家熟知的親朋好友所請,而是一個被黃振才刻意隱瞞著的特別人物在請客埋單款待他。

於是,專案組就決定著手調查6月12日黃振才去梅龍鎮酒家午餐之事,重點是究竟是誰做東。次日,7月22日,三名偵查員前往南京西路梅龍鎮酒家,進門時,領頭的副組長張省德對兩個同伴說:“看我們的運氣啦,運氣好的話,一會兒我們出這道門時就是神采飛揚了。”

他們的運氣不錯,梅龍鎮自第一代掌門人吳湄女士創立了一整套良好有序的管理製度後,一直嚴格執行著,此刻就起到了作用:他們查看了6月12日中午的賬單後,發現點菜、湯、點心共六道的隻有一單,這單客人是預訂的。預訂者持有優惠卡,是梅龍鎮的老顧客,姓燕,單名萍,住老閘區浙江中路明德裏。

偵查員聽著竊喜,問這位燕女士多大年紀,怎生模樣?接待人員說敝店有她的照片,我拿給你們看吧。偵查員樂了,莫非真的撞運了?還有照片!照片很快就拿來了,那是去年梅龍鎮酒家舉行十五周年店慶時,前來捧場的持卡顧客與店方頭頭腦腦的合影,一共有五六十人,下麵按排序印著每人的姓名。偵查員找到了第二排右側的燕萍,看年齡在三十來歲,打扮得甚為時髦,長相也不賴,列得進美女的行列。

這個燕萍是不是毒死黃振才的凶手呢?偵查員拿了這張照片,帶上放大鏡去找了老薑頭兒和大廚老金辨認,兩人的眼力都不錯,在沒有任何提示的情況下,都認出燕萍與那個女子確係同一人。到這時,專案組差不多可以額手相慶了,馬朝漢即刻拍板:拘捕此女!

燕萍到案後,也和通常刑事犯罪嫌疑人一樣,初時抵賴,然後承認。不過,這個美女抵賴的時間稍稍長了些,而且在偵查員把老薑頭兒請來後還繼續抵賴,直到老金也出現在她的麵前,這才傻了眼,然後就和大多數女性嫌疑人一樣,埋頭哭泣,沉默不語。直到下午三點多,這才放棄抵抗,開口交代了這起係列命案的詳情一

燕萍,那年三十一歲,出身資本家家庭,十七歲時嫁給一個舊軍閥的兒子,三年後離異,此後一直單身。離婚後,她進了百樂門舞廳成為一名職業舞女。以她的姿色,自然擁有數量比較可觀的情侶。這些情侶中,有一個就是前麵說到過的魯一琨的表弟、“保密局”特工汪銘。燕萍與汪銘自1946年相識成為姘頭後,一直保持著關係,兩人甚至已經到了談婚論嫁的程度。不過,燕萍並未能夠成為軍官太太,因為汪銘由於局勢關係奉命迅即撤離上海前往南方。臨走時,汪銘給了燕萍幾件黃金首飾和一些銀洋,還把將一盒海洛因密藏於表哥魯一琨處之事告訴了她。

不久,上海戰役爆發,燕萍的住處遭到強盜的打劫,她自己的多年積蓄和汪銘留給的首飾、大洋悉數被劫。解放後,舞廳還暫時允許存在,但生意一落千丈,燕萍的收入驟減,以前的那些姘頭大多數不知去向,沒有政治曆史問題敢留在上海的也不可能再來跟她玩以前的那一套。這樣,燕萍的生活就有了點兒問題。不久,她離開舞廳,去一家百貨公司當了一名營業員。當時,大公司營業員的收入也還算不錯的,可是對於大手大腳揮霍慣了的燕萍來說,這點兒錢就難免捉襟見肘了,所以,她不得不偷偷找了個開藥廠的老板做姘頭,以色相獲取另一份固定收入。這就是她能夠持有梅龍鎮酒家優惠卡的原因。

但是,藥廠老板已經年屆六旬,身體每況愈下,而且,新社會的風氣也在日趨改觀,紮姘頭被明令禁止,發現後再三教育不肯悔改的,就有可能被勞動教養。燕萍於是就盤算如何弄到一大筆款子,結束和藥廠老板的關係,自個兒安安分分過富裕日子。這時,她已經辭去了營業員工作,到了姘頭開的藥廠做起了跑街(供銷員)。今年春天,燕萍在工作中結識了一個名叫紀霖笙的西藥原料供應商,兩人一見如故,談得很是熱絡。一次,紀霖笙偷偷告訴燕萍一條生財之道:海外一些藥品生產商鑒於國際市場上的嗎啡原料供應緊張、價格高且控製過嚴,正把進貨目光轉向中國大陸。大陸民間遺留著一定數量的鴉片、白粉,由於政府嚴厲禁毒,已經不可能成為地下商品出售。他讓燕萍如有機會可以留意著,發現貨就跟他聯係,他會出大價錢收購。至於收購後如何運往海外,那就不必燕萍操心了,他自有渠道。

燕萍一聽,馬上想起了汪銘對她說過的把一盒海洛因藏匿於其表哥魯一琨處之事,當時汪銘還說了魯一琨的住址。她於是就開始盤算如何把那筆貨搞到自己手裏,通過紀霖笙一轉手就發財了。起初,燕萍對此事想得比較簡單,尋思可以以汪銘的名義去找魯一琨。於是,她就前往魯一琨的住所附近打聽情況,得知魯一琨已在紗廠工作,就想去其廠找他。不想,她到了那家工廠,進門隻一看兩側通道上的宣傳畫廊裏關於魯一琨事跡的介紹,就徹底打消了主意——魯一琨已經由癮君子搖身一變成了轉化典型,那還跟他談什麽?那麽,汪銘藏在他那裏的貨是否已經上交政府了呢?燕萍此後就開始特別關注關於魯一琨的宣傳資料,她還特地去圖書館查閱了兩天。查遍了關於魯一琨的全部報道,沒有發現關於交出那貨的情況,於是她斷定那盒海洛因還在魯一琨手裏,因為如果他交出來了,這是大大值得宣傳的一件事,政府既然將其列為典型,那絕對不會忽視這個表現的。

這樣,就隻好另外設法了。6月1日,燕萍騎著白行車去北站取貨單,返回途中掉了鏈子。附近沒有修車鋪,她自己又解決不了,正犯愁間,一個路人主動幫她解決了。燕萍因此很感激對方,請他去旁邊的冷飲店吃了一客刨冰。兩人聊下來,覺得還挺投緣的,於是就互留了聯係方式。

這個路人,就是後來死於燕萍之手的黃振才。燕萍在生活作風方麵原本就隨便,結識這個比她年輕十來歲的小青年後,不由得就產生了那方麵的念頭。於是,在幾次見麵後,她做東請黃振才去“梅龍鎮”吃飯,然後就去她的住處上了床。那天交談之下,得知黃振才就住在魯一琨住處新疆路附近,她就動開了腦筋:何不指使黃振才潛入魯家去把那盒海洛因翻出來。黃振才正閑著無事,又被燕萍的色相勾引得神魂顛倒,燕萍謊稱魯一琨藏著的那個巧克力盒是她的一些珠寶,上海解放前夕請人藏於魯家,那人已去海外,現在魯一琨不肯還給她,無奈之下隻好出此下策。黃振才馬上一口答應照辦。

於是,黃振才就在6月28日下午行動了,不料還沒得手就被魯勝利發現了。現在,已經沒人知道黃振才跟魯勝利猝然相遇時發生過什麽了,反正他下手扼死了那個年方十歲的兒童。當天傍晚,燕萍聽黃振才說了此事,不禁大驚。但事已至此,說什麽也沒用了,於是就幫黃振才策劃,萬一警方找到他的話應該如何應對。之前,黃振才對她說過與鐵路局售票員小董相識之事,而且那天他在潛入魯家之前確實去會過小董,燕萍就給其出主意讓他往那上麵靠。

之後幾日,燕萍就不上班了,一直悄然留意著警方是否找黃振才。7月1日下午,燕萍去黃家附近查看時,正好遠遠地看見黃振才被民警帶走了,於是,就知道大事不好。她想來想去,對黃振才能否頂得住警方的追查缺乏信心,遂決定一不做二不休,把黃振才滅口。不得不佩服這個女人的思維敏捷程度,她竟在短短的半小時裏就想出了一個解決黃振才的主意,隨即付諸實施,竟然讓她的陰謀得逞了!

訊問中,偵查員問及燕萍用來殺害黃振才的氰化鉀的來源,得知是從她所供職的藥廠的化驗室內竊取的。從她把氰化鉀一直隨身攜帶這一點來看,燕萍早已有了萬一出事就把黃振才滅口的打算。

專案組根據燕萍的供述,立刻組織力量對紀霖笙進行追捕,於次日下午在蘇州將其緝拿歸案。

1954年國慶節前夕,燕萍被依法判處死刑,執行槍決;紀霖笙被判處有期徒刑七年;藏匿毒品的魯一琨其時已取保候審,被從寬處理。

 

【評論】

 

還以為是歐美無碼呢。。。。。。。。。

這些故事我覺得比那些歐美無碼好看多了,那些沒有情節可言的動作片遠不及這些真實的故事好看

黃賭毒不能沾啊

這篇故事挺精彩的,有謀殺有屍體,有些錯別字我把它們改正下

這才朱屑傲肩吐出了一聲“謝謝”,款款而  

又見馬朝漢這個名字。

暈,這位大哥請問,哪一篇裏麵也有這個警察參加呢?您看的真認真那!

寒夜涉外大劫案的專案組長就是這位------市局刑偵處副處長。

紀霖笙算什麽罪名?他可以說是吹牛說說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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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
JDMS 回複 悄悄話 紀霖笙確實比較冤,都是被美色所害!
Sugar88 回複 悄悄話 寫得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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