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筆由墨
不想那玉堂金馬登高第，隻望能高山流水遇知音。
【塵封檔案】係列之069：失蹤的武士刀
本文轉載自公安月刊《啄木鳥》2012年第07期
文：吳明滔
一、國字號公函
1966年11月20日，江蘇省南京市人民委員會（即市人民政府，當時稱人民委員會，簡稱“人委”）收到了一份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辦公廳寄發的國字號公事函件。該公函包含著兩個內容：一是一封轉寄的一個日本公民寫給中國國務院總理周恩來的信件；二是國務院辦公廳關於處置來函中所述事宜的要求。
南京市是“文化大革命”時期的重災區之一， “文革”開始後不久就亂得不可開交，連南京軍區司令員許世友都一度躲避到大別山。在這種混亂狀態中，這封普通的國字公函未能保存下來。據當事人回憶，該公函轉來的日本公民的那封來信大意如下——
寫信人名叫植田西寅，是日本東京的一個銀行職員。他給周恩來總理寫信，是為了一把武士刀之事。1940年，植田西寅的叔父植田秀峰——東京的一位中學數學老師——根據日本政府當時頒布的法令，被迫放棄教師職業，應征入伍，前往中國華東戰區。根據日本軍方的規定，像植田秀峰這樣出身於貴族、具有高學曆並從事體麵職業的人入伍，在軍階上是可以受到優遇的。所以，植田秀峰收到的入伍通知書同時也是一份軍銜任命文件，上麵注明他人伍後的軍銜是陸軍中尉。按照日本古代留下的規矩，凡是作為軍官入伍去前線作戰的，一應裝備都應該自己準備。植田秀峰受此規矩製約，入伍時是穿著自己出錢縫製的尉官馬褲呢製服、佩著武士刀走進兵營報到的。
植田秀峰入伍後，因其並無軍事作戰能力，又是高度近視，就被分配到駐南京日本華東派遣軍司令部幹了文職。後來汪精衛組建漢奸政府，植田秀峰又被指派為華東派遣軍司令部駐汪偽政府的聯絡組成員。植田秀峰在日本教書時就已參加日共，到了南京後，日共的反戰同盟悄然派人與其取得了聯係，他就悄悄開始了與反戰同盟的合作。
1943年3月7日，植田秀峰在中山北路254號汪偽政府“迎賓館”（即南京城裏有名的“孫科樓”）參加會議時，忽然接到一個匿名電話，用暗語通知他立刻撤離南京，否則大禍臨頭，性命不保。植田秀峰來不及帶上任何東西，就空手離開了會場。門外，中共地下黨已經安排了一輛汽車等著他了。植田秀峰乘車離開了南京，一小時後，南京日軍憲兵隊就開始全城搜捕植田秀峰。
【信筆由墨注】中山北路254號在1937年之前為國民政府鐵道部。1945年後國民政府行政院遷入。1949年後歸華東軍區、南京軍區。現為中國人民解放軍南京政治學院。
植田秀峰去了茅山新四軍根據地，不久又前往蘇北。這年夏天，原本身體就瘦弱不堪的植田秀峰患病醫治無效，死於鹽城，歿年三十四歲。
因為這篇文章是說日本武士刀的，這裏就需要說一些與日本武士刀相關的內容。日本武士刀源於中國唐刀，並對其進行了不斷改進。唐刀的刀身太寬，分量太重，不適合體型較小的日本人使用，於是就改成窄的。改窄以後，殺傷力就不能借助於原先的重量優勢了，於是就必須對刀刃進行特殊處理，要求絕對鋒利，最後就形成了日本風格的武士刀，其鋒利遠遠超出了中國兵器，從而成為世界古兵器史上最著名的武器之一。
據說在古代，每把武士刀製作完成後，要舉行一次類似祭刀儀式的血腥屠戳：將數名活人吊起，用武土刀進行橫向砍殺，隻能砍一刀，看能砍下幾個活人的下半截身子。然後，根據砍斷人身的數量，在刀身上刻上“x胴切”的字樣。砍斷人身數量越多，這把刀的價值也就越高。據記載，日本曆史上曾有過一把一刀砍斷七個人身體的武士刀，被稱為武士刀的極品。那麽，如此厲害的武土刀是怎樣打造的呢？
一把武士刀需要許多人合作完成，因為它的製作過程非常複雜。首先是原材料的選擇。武士刀的原材料是特製的，日本人將這種原材料稱之為“玉鋼”，是一種最純粹的鋼材。為煉製玉鋼，冶金師把約二十五噸含鐵的河沙和木炭一起裝進土陶熔爐，連續冶煉三天三夜。當熔爐內部溫度達到一千四百攝氏度時，鐵礦沙和少量木炭結合生成約兩噸玉鋼。最高品質的玉鋼的價格是用現代工藝煉製的普通鋼鐵的五十倍。
然後就進入被稱為“熔解碳”的過程。玉鋼中各個部分的碳含量並不均勻，大致上是在0.5%至1.5%之間。武士刀的製造需采用兩種玉鋼。碳含量高的玉鋼硬度高，碳含量低的玉鋼韌性強。單用其中一種材料做成的刀要麽容易折斷，要麽硬度不夠。玉鋼出爐後，冶金師將原鋼摔成碎片，通過易碎程度判斷其中碳的含量。質量上乘的玉鋼被送到鐵匠那裏，通過反複錘煉，讓鐵和碳更緊密地結合，同時去除雜質。這個過程費時且單調乏味，但至關重要，因為鋼材中的雜質會影響刀的質量。當雜質排除後，經驗老到的鐵匠可以通過玉鋼的彈性判斷其碳含量，
玉鋼從鐵匠那裏煉出來後，就送到刀師那裏去鑄刀了。刀師把玉鋼加熱，將碳含量高的部分鍛造成長長的u形，然後將碳含量低的玉鋼鍛造成長條，鑲嵌進u形中央。這樣，特性各異的金屬都分布在最恰當的位置上，硬度大的包裹在外麵，確保能夠製成鋒利的刀刃，核心的韌性金屬則能承受更大的衝擊力。正是這兩種特性的結合，使武士刀成為世界上最著名的武器。刀身已經完成，但刀師的工作還未完成。在最後一道鍛造工序前，還要給刀塗上一層黏土和木炭粉末混合的材料。這樣做可以隔離部分刀刃，讓一部分比另一部分冷卻更快，並在刀上留下獨特的花紋。然後刀師把刀放回爐中，加熱到約八百攝氏度後，刀師將火紅的刀放入水槽，迅速冷卻。這個過程叫“淬火”。刀背和中心部分含碳元素少，收縮程度較大，而刀鋒部分含碳元素多，收縮較小，這種收縮速度和程度的差異導致了刀身彎曲的形狀。淬火是生死攸關的步驟，有三分之一的刀在這一步功敗垂成。
最後一步是打磨。這個過程需要兩個星期。打磨師采用的磨刀石價格不菲，一套要上千美元，而且隻能打磨一把刀。打磨的時候從最粗糙的石頭換到最細密的石頭，這個工作不但需要耐心和技巧，還很容易受傷。
植田秀峰的這把武士刀，據說刀身上鐫刻著“三胴切”字樣，即一刀橫向砍斷了三具人體，那實在是一把非同小可的利器了！這是有著武士血統的植田家族中的一位祖先留下來的，據說到植田秀峰佩著該刀入伍時，已有二百三十多年曆史了。這麽一把武士刀，當時在戰後的日本已經算得上文物了，價值自然不菲，而且是出了大價錢還買不到。而對於注重家族榮譽的日本人來說，這把刀的意義還不僅僅在於價值——價值再高他們也不可能拿到市場上去出售，重要的是該刀是他們家族的一種“精神象征”，所以在戰後他們就開始打聽這把刀的下落。但由於當時中日兩國之間並無聯絡渠道，外交關係尚未建立，民間交往性質的中日友好協會也尚未成立，因此他們隻能尋找那些戰後被中國政府遣返的戰俘，打聽這把“三胴切”的下落。
但十幾年的尋找，其效果基本上等於原地踏步，於是就想到給中國政府總理寫信。植田西寅在信中說，當時植田秀峰匆忙撤離南京，這把刀是留在汪偽政府日軍聯絡組植田秀峰的辦公室裏的，後來下落不明。據他們家族的人戰後向從中國遣返的日軍戰俘詢問，得知以當時的情況，植田秀峰作為“通敵逃犯”，其辦公室、住宿地都是由承辦專案的憲兵隊特高課特務進行搜查的，搜得的所有物品都上交憲兵隊。為此，他們經過長達七年的尋找，終於找到了一個名叫小林浩的老兵。小林浩在侵華作戰中負傷失去了一條腿，軍醫給他裝了一條義肢。按說這種情況的傷兵是可以回國的，可是，這主兒受軍國主義影響特別深，再三聲稱對天皇陛下忠心耿耿，在“大東亞共榮圈”尚未建成之前，決不回國，除非把他的骨灰送回去。他一定要留在中國繼續為天皇效忠，否則就切腹自盡。如此，上司就決定留下他，但以其軍曹級別是不能享受帶殘留伍待遇的，所以就沒了軍人身份，在南京日軍憲兵隊協助管理倉庫。
小林浩回憶說，他記得有那麽一起案件，當時憲兵隊還處罰了特高課的幾名失職人員。至於特高課從植田秀峰的辦公室和住處搜查而得的物品，三天後就全部送進了憲兵隊倉庫，其中確實有一把武士刀，至於刀身上是不是鐫刻著“三胴切”、“植田藏刀”字樣，那就記不清楚了。那麽，這把刀後來怎麽樣了呢？小林浩說，直到日本戰敗投降，這把刀一直在日軍憲兵隊的倉庫裏好好地放著，這在移交給國民黨政府的物資清單上是有記錄的。
為此，植田家族成員還去東京圖書館查閱了已經公開出版的《日本中國占領軍移交物品記錄》一書，那裏麵確實有小林浩所說的南京日軍憲兵隊向中華民國政府接收代表移交物品的記錄清單，其中“日本武士刀”一共有十七把。至於這十七把中是否有植田秀峰留下的那把武土刀就說不準了。
植田西寅給周恩來總理寫信，就是請求中國政府調查植田秀峰那把武土刀的下落，他還在該函件裏附上了幾張那把武士刀的黑白照片。至於查到後怎麽說，植田西寅的信中沒有寫，國務院辦公廳的這封公函裏也沒有提及，隻是要求南京市人委對此進行調查，並將結果書麵報告國務院辦公廳。
當時，“文化大革命”已經在全國範圍內鋪開，各地政治形勢真個是風起雲湧，各行各業都響應號召開始“造反”，黨政機關的正常工作因此都受到了影響，南京市人委當然也難能例外。如果這封國字號公函轉來的是一封普通國內百姓的來信，估計市人委也就登記一下放在一邊留待以後再說了；可是，這封公函轉來的卻是一封日本公民的來信，所提及的事兒又是關於日本侵略中國的比較敏感的話題，這就沾上了當時誰也不敢輕視的“政治”和“外交”兩個關鍵詞。因此，這封公函受到了重視，次日就被批轉到南京市公安局，要求警方協查該刀下落。
南京市公安局也在搞“文革”，尋常案子還不是件件都受到重視的，這麽一樁活兒無人答理也可想而知。不過，人家還是負責的，拖了數日把該函轉給了南京市民政局。估計轉信人知道抗戰勝利時國民政府是把接收的物資送交民政機構處置的，所以推理新中國成立後人民政府接管國民黨民政那個攤子後東西就到我們的民政局去了。其時，南京市民政局受“文革”影響還比較小，工作效率較高，收件後的當天就把該件退回市人委了。這封國字號公函在南京市旅行了一周後又回到了市人委，使經辦人哭笑不得，於是請示上級：此事應該咋辦？領導是有水平的，貌似淡定地下了一條指令：以市人委的名義把該函轉往“抄家辦”處理。
“文革”時的“抄家辦”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一個機構，該機構的全稱叫作“抄家物資管理辦公室”。
“文革”伊始，紅衛兵掀起了一場“破四舊”風暴，初衷是要相幫那些家有老古董物件的多半有點兒殷實的百姓家庭把東西砸掉。人家對此當然不願意，那時也沒有什麽物權法，有也不會執行的，於是隻好自己保護自己，擋不了紅衛兵上門，那就把東西藏起來吧。紅衛兵闖入後發現沒有“四舊”物品，於是就動手搜查。尋常民宅就這麽大，“四舊”物品往哪裏藏？還不是立馬就被發現了。開始時就把東西砸的砸、撕的撕、燒的燒破壞掉，這時由於戶主的藏匿行為，紅衛兵往往都已被激怒了，反正他們是不受法律、政策約束的，於是就把原本不應屬於“四舊”的東西也一並破壞掉，還捎帶著打人，打死的也有。再往下，他們又發現這樣做太累，倒不如把東西用車載走，交由專門部門去處理。這種行為，就是抄家。
專門部門就是“抄家物資管理辦公室”。像南京這樣的大城市，該臨時機構歸其時尚在勉強運轉的市人委領導，由公安局、民政局各抽調幹部負責，打雜的就是從學校、工廠等單位抽調來的紅衛兵小將了。
“抄家辦”下設“抄家組”，那是由各區依照市“抄家辦”的組建方式成立的，組織關係歸區人委，業務關係則歸市“抄家辦”。
之所以說想出把公函轉到“抄家辦”的那位領導有水平，是因為他知道“抄家辦”是由公安、民政兩家拚湊而成的，這活兒還得你們兩家管。市人委將該公函作為“機要件”送到“抄家辦”後，那裏倒是很理解，認為這確實是其職責範圍內的活兒，因為以當時的形勢，類似日本武士刀這樣的玩意兒，不單單是“四舊”問題，更重要的還是階級鬥爭問題，那是需要認真對待的。於是，“抄家辦”就立刻著手調查，也沒出門，幾個人就在辦公室裏查閱各區“抄家組”報送上來的抄家物資清單就行了。這清單還很好查，因為各區都是根據“抄家辦劄的要求搞的統一分類，武士刀應當列入“武器”一類，隻要盯著各區清單裏的“武器”查找就可以了。
查找結果是，玄武區“抄家組”報送上來的清單裏，有一把被稱為“東洋戰刀”的日本武士刀，備注欄裏注明該刀的刀身上有“植田家族”、“三胴切”字樣，這與要查找的那把武士刀的特征是相符的，也是全部類似刀具中唯一特征相符的刀。因此，可以認定這就是植田西寅函件中所說的那把武士刀了。
那就把刀弄來吧，眼見為實，拿到手確認後大家心裏就踏實了。於是，“抄家辦”就給玄武區“抄家組”打電話，讓他們將這把刀從倉庫裏取出來後送到市裏。對方一口答應，可是幾分鍾後就來電說這把刀不在他們那裏，已經給市裏拿去了，說是去辦展覽會的。
【信筆由墨注】展覽會是在“總統府”東麵的毗盧寺舉辦。（詳見附錄）
這麽一說，“抄家辦”就翻查工作記錄。果然，國慶節後不久，這把刀已經隨同其他一些玄武區抄得的“四舊”物品送到市“抄家辦”了。如今六十歲以上的人應該還記得，1966年“文革”初期各地都舉辦過以抄家物品為道具的階級鬥爭教育活動，具體形式是從抄家物品中選出一批有代表性的各類“四舊”物品舉辦展覽會，名目各有不同，有稱“抄家物資展覽會”的，有喚作“破四舊成果展覽會”的，也有幹脆叫“階級鬥爭教育展覽會”的，等等。這種展覽會最初由幾家大單位、學校自行聯合舉辦，後來就由各區“抄家組”負責牽頭組織舉辦，最後就是市“抄家辦”主持舉行全市性的大型展覽了。南京市的市級展覽會是在1966年10月中旬舉辦的，前幾天剛結束。
這樣，對於市“抄家辦”來說，這件事似乎就更容易了，要找的東西在自家手裏嘛。於是，立刻派人前往業已結束的展覽會調取那把“植田刀”。可是，令人驚訝的一幕出現了：展覽會裏，並沒有“植田刀”！
二、不可思議的失竊
當時，展覽會已經結束，所有參展的“四舊”物品均已裝箱並貼上了封條。按照事先的安排，這些展品在展後不再送回各區，而是直接由市“抄家辦”運往倉庫封存。“抄家辦”是沒有運輸車輛的，得臨時調配，一時調配不到，就耽擱了幾天。不過。展覽會是日夜有人值守著的，管段派出所民警也一直在那裏，怎麽會失竊物品呢？
發生這樣的事兒，即使沒有國字號公函之事，市“抄家辦”也得派員過去調查的，現在當然就更要重視了。於是，“抄家辦”就毫不含糊地來了個全體出動，七名成員一並趕去。
了解下來的情況是這樣的：11月28日展覽會結束後，工作人員把展品一一清點登記，然後裝箱並貼上蓋著市“抄家辦”大印的封條。那把“植田刀”，是與其他十幾件什麽日本武士刀、中正劍、馬刀、鬼頭刀、寶劍、雨傘劍、手杖刀、軍刺、匕首等刀具放在一個箱子裏的，該箱子的編號為“051”。可是，剛才展覽會方麵接到“抄家辦”的電話，查看了登記本後打開051號箱子時，那把刀卻已經沒有了！查看箱子外麵的封條，完好無損，並無事先動過的痕跡。這不是奇怪了嗎？人們首先想到的是究竟“植田刀”是否進入過展覽會？會不會是玄武區方麵弄錯了？於是，就查看剛布置好展覽會還沒對外開放時所拍攝的資料照片。查看下來，照片上有這把“植田刀”。然後，再讓展覽會工作人員回憶該展品是不是一直陳列到了展會的最後一天。這就沒有照片可查了，不過可以問講解員的。展覽會的講解員都是從大中學校臨時抽調來的女紅衛兵，展會結束後已經返回各自學校去了。不過名單還在，查了查，確定分工講解包含刀具這一攤展品的講解員是南京中等輕工技術專科學校的紅衛兵蔣小玫。於是，立刻往學校打電話找小蔣。小蔣在電話那頭回憶下來，說展會結束那天她記得櫥窗裏是有那把“植田刀”的。
這麽一說，。大家就更覺得奇怪了。隻有“抄家辦”副主任彭滔因為是市公安局的老刑警而保持著那份淡定，他說這事好查，我打個電話到局裏讓刑警來勘驗一下就行了。
刑警來了，對051號箱子進行了指紋勘查，確認箱蓋和封條上隻有兩個人的指紋。這二位都是展覽會工作人員，一男一女，男的叫朱海康，是光明機修廠的民兵排長；女的叫滿永貞，烈屬，無業社會青年。刑警一宣布結果，兩人的臉就白了，滿永貞隨即低頭抽泣。因為還沒立案，刑警是被彭滔老上司喚來友情援助的，所以不便發表意見。發表意見的是彭滔，他說二位請先別緊張，我們這是在調查，你們冷靜一下，把事情經過回憶回憶，說說清楚就行了。我先說一下個人觀點，我覺得你們二位不可能與這件事有關。
彭滔這麽一說，朱、滿兩人稍稍心定，於是就說了情況：展覽會收攤時，並沒有進行分工，大家自由結合，把展品分門別類歸類、登記，然後裝箱，貼封條，搬到展廳一角堆起來。他們兩人正好聚在一起處理這些刀具，記得登記時確實是有“植田刀”的，展品中一共有三把日本武士刀，“植田刀”是其中之一。登記後，他們還一個念一個一件件查看，核對了一遍。登記後就裝箱，裝箱得費點兒時間，因為得用報紙把每件刀具裹起來。這些報紙都是最近幾個月的，上麵刊登著不少偉大領袖以及其他中央要員的照片，還有革命群眾舉著領袖畫像的各類美術作品，所以必須得加倍小心，每張報紙使用前都翻來覆去查看清楚，沒有照片的才能使用，否則把領袖像湊到刀具上，那就是“現行反革命”了，那可是吃不了兜著走的事兒。這樣，雖然朱、滿兩人的活兒不多，但速度卻是比較慢的，等到兩人把刀具裝進箱子，大夥兒忽地都歡叫起來了！
怎麽呢？原來是夜宵送來了。這個展覽會雖說是市裏舉辦的，但並非一個單位，而是由“抄家辦”牽頭從學校、工廠抽調若幹名家庭出身好、本人表現積極的造反派組成工作班子負責管理。白天開放，晚上閉門，由工作人員輪流值班。白天幹活是盡義務（有職業的仍向本單位領取工資），沒有勞防用品也不給飯貼，吃飯得自己付全款加上糧票；晚上值班的也是白幹活，並無夜宵費一說。如此待遇，放在今天會使人感到不可思議，但以當時的政治氣候，輪得上幹這種義務活兒的人心情還特別舒暢哩，自豪感油然而生。這樣一個多月幹下來，“抄家辦”領導覺得不好意思了，就想在這次活動的最後一個晚上犒勞一下工作人員。怎麽犒勞法？酒席是甭想的，飯局也沒有，每人弄一碗肉絲湯麵吧，不過糧票得自己出。即使這樣，“抄家辦”領導還不敢拍板，而是打了份報告送到尚未被打倒的市人委辦公室主任那裏簽批後才敢行事。
對於這一幹都是出身於勞動人民家庭的工作人員來說，肉絲湯麵是平時難得享用到的，此刻免費品嚐，那當然是一件值得高興之事，歡叫幾聲也是人之常情。展覽會附近有一家國營飲食店，這頓夜宵就是請他們提供的。當下，該店把夜宵送來後，大家就停下手頭的活兒，前往展廳旁邊的休息室去享用這頓免費美食了。吃過麵條後，又說了一會兒閑話，這才返回展廳繼續處理尚未完成的活兒。朱海康、滿永貞用挑選出來可以使用的舊報紙塞住了箱內的空隙，最後合上蓋子，上鎖，貼了封條，將箱子抬到展廳一角堆好，然後把鑰匙連同登記冊交給了展覽會負責人，活兒就算完成了。
當下，彭滔聽完朱、滿的這番陳述後，說我相信你倆說的是事實，這就可以解釋為什麽登記資料中有這把刀，而箱子裏卻沒有這把刀的原因了——刀是在你們吃肉絲湯麵時被人竊走的。
這樣，這就是一起盜竊案件了——如果在今天，這樣一把“三胴切”古刀，在國際市場上的拍賣價格已經達到了百萬美元以上，該是一起特大案件了。而在1966年，對於此類刀具還沒有價值意識，如果沒有那份國字號公函，隻怕立案的資格都沒有。因為有那份國字號公函，所以這把刀的失竊就被賦予了若幹政治意義，因此報往市公安局後，就決定對此立案偵查，而且一定要查到，否則就沒法向國務院方麵交代了。
1966年11月30日，專案組正式成立。該組的陣容以當時來說貌似有些規模，成員一共有十三人之多，不過穿製服的警察隻有三人——市局刑警吳樹抒、印錦發和市“抄家辦”副主任彭滔，“抄家辦”的一名市民政局女幹部錢月妍也是成員之一，其餘的就都是從工廠和學校臨時借調過來的紅衛兵了。另外，管段派出所也派了一個名叫許吉利的民警作為聯絡員。專案組長由彭滔擔任，他在市公安局是副處長，以副處長資格出任一個專案組的組長，這個專案組在當時也算是可以的了。前麵說過，彭滔是老刑警出身，早在新中國成立前他就已經在解放區公安局幹刑偵工作了。所以他對主持這項偵查工作還是有一種胸有成竹的自信的。專案組人員報到後，他就主持舉行了首次案情分析會。他是目前為止最熟悉這樁案子的一位知情人了，當下簡單介紹了案情，說從已經掌握的情況來看，這把刀的失竊時間應該是在登記、裝箱後至封箱之前的那段時間裏；當時展覽會的全體工作人員都去吃夜宵了，展廳裏空無一人，竊賊正好可以下手。這個時間點選擇得很好，因此看來竊賊是知曉當晚的某個時間段有夜宵供應而展廳裏空無一人的。這樣，很有可能這起盜竊案是內部人員作案，或者內外勾結聯手作案。
刑警吳樹抒、印錦發是在南京解放後參加公安工作的，初入刑警隊伊始是要拜師傅的，他們拜的師傅就是彭滔，盡管後來彭滔被調離刑偵條線了，但他們對於彭滔豐富的刑偵經驗還是很佩服的。當下，兩人聽彭滔這麽一分析，幾乎不假思索馬上就表示讚同。專案組其餘幾位包括掛著副組長頭銜的錢月妍於刑偵工作都是外行，哪裏還有資格跟那三位探討？當下自是一片讚同聲。
彭滔於是說，既然大家同意上述分析，那我們就研究一下往下應該怎麽著手調查。大學生紅衛兵小金說：“彭組長，時間緊迫，咱們這些人在您三位麵前都是啥都不懂的小學生，應該怎麽開展工作您發個令就行，您說怎麽做，我們就怎麽做，大夥兒說對不對？”包括錢副組長在內，自是說“對”。於是，彭滔就也不謙虛了，當下宣布：全組即刻進駐展覽會，對全體工作人員逐個開展調查。
展覽會工作人員一共有三十二人，他們原本已經完成了展會使命，這幾天是最輕鬆的時候，聚在一起說說笑笑、打撲克下象棋打發時間兼帶著看守那堆已經裝箱上了封條的展品就是了，不想正好遇上“植田刀”失竊案，於是大家的神經就都繃緊了，打牌下棋自然不行了，說笑也沒了興致，隻等著組織上趕快前來調查，把情況弄清楚後早些解脫了事。現在，專案組進駐了，先開了個全體會議，由錢月妍說了說接下來的調查方案，要求人人端正態度，積極配合專案組工作，如果自己涉案的就盡快坦白交代，爭取從寬處理；不涉案的也不是沒事兒，同樣得積極靠攏專案組，把這些天來自己的所見所聞中可能與失竊案有關的情況向專案組反映。
錢月妍講完後，刑警印錦發就宣布了如何開展調查，用他的話來說是很簡單的，先是每人在不得與他人接觸通氣的前提下寫一份“情況說明”，把11月28日“植田刀”失竊那天晚上的活動經過一五一十寫出來，時間要求精確到每一分鍾，並且還要寫出能夠證明你所言不謬的旁證人；然後，專案組審閱各人所寫的情況材料，分頭印證。
印錦發宣布後，立刻付諸實施。那就是小金等一班紅衛兵的事兒了，他們早已奉命準備好紙筆，每人一份下發後，讓三十二名工作人員分頭去寫，他們則像高考考場裏的監考人員那樣，神氣活現地巡場監察。
寫這種材料字數有限，最多二十分鍾就解決了。然後，專案組兩人一組分頭核查旁證人。這樁活兒要費些時間，因為被調查的人說的是別人的事，記得不是那麽清爽，得回憶一番才能想起來是否在那個時段見到過誰誰誰；而且，這種調查還得逐字進行記錄，被調查人最後還要簽名按指印。
最後，調查完了，結果是這三十二名工作人員人人沒有作案時間，個個清白。錢月妍就問彭滔往下應該怎麽查，彭滔說這種調查基本可信，既然可以排除內盜，那就要從內外勾結作案這方麵考慮了。具體怎麽做法？還是麻煩大家一下，把各人的家庭成員、社會關係情況都一一寫出來，我們進行審查，看其中是否有值得懷疑的對象。
工作人員在寫材料的時候，彭滔和他的兩個徒弟在一旁悄然議論：究竟是什麽人對“植田刀”產生了那麽濃烈的興趣呢？其興趣又從何而來？如果說是為了謀財吧，這把刀似乎值不了多少錢（當時的人們並不知道類似“植田刀”這樣的古董在國際市場上的價格），就是值很多錢，也並不值得盜竊，因為偷到手後無法變現，跑遍全中國也找不到一處肯收購這把刀的舊貨店。再說，這個展覽會上比這把刀值錢而且好下手的展品有的是，舉凡那些古董字畫、金銀元寶、美玉奇石，隨便撈一件就抵得上數把“植田刀”了。議著議著，三刑警倏地一個激靈：既然這樣，案犯為何還要衝這把“植田刀”下手？難道這把刀的背後隱藏著什麽秘密？那又為什麽直到進了抄家成果展覽會後才冒險行竊呢？早幹嗎去了，刀在原主手裏時不是更容易得手嗎？三刑警議論了一會兒，不得要領，但隱隱感到這把刀可能不那麽簡單，一時卻又說不出不簡單在哪裏。
接下來的三天，專案組根據展覽會工作人員寫的材料內查外調，卻沒有任何收獲。這下，專案組成員個個蒙了：一把長達一百二十厘米的玩意兒，就在短短的吃頓夜宵的時間裏失竊，竟然就查不著線索，這不是奇怪了嗎？彭滔經過考慮，說看來我們得換一種思路考慮了。
第五天——12月4日上午，專案組開會討論，新思路因此產生。
三、刀主徐百堂
專案組研究出來的新思路是：找“植田刀”的刀主調查。
這個思路產生於刑警吳樹抒，他的理由是：從失竊的物品價值、銷贓可能性來看，案犯盜竊“植田刀”的動機似乎不可思議。所以，就不得不把注意力集聚到刀本身上，這把刀究竟是什麽來路，是否隱藏著什麽秘密呢？這，目前看來隻有一個人才能解答，就是刀主。或許，通過刀主對該刀的解釋，可以使專案組從中發現偵查方向呢！
吳樹抒的這一思路獲得了彭滔和印錦發的力挺。專案組雖然有十三人之多，但說話算數的也就隻有彭、吳、印三位刑警，他們三人意見一致，其餘成員自然都讚同了。於是，就指派刑警吳樹抒帶著小金、小柏、戚金花兩男一女三個紅衛兵去找刀主調查。
“植田刀”的刀主名叫徐百堂，這年五十掛零。係生產資料公司的一名職工。徐百堂麵對突然出現在他麵前的專案組人員，露出一臉的驚奇，知曉情況後對吳樹抒一行說自己根本不知道他那把被抄去的東洋刀失竊了。
徐百堂和“植田刀”的淵源是這樣產生的：徐百堂出身商人家庭，家裏有些錢鈔，所以在他六歲時就被送往學堂上學。他讀書成績還不錯，一讀就是九年，最後獲得了一紙初中畢業文憑。這在舊社會已經算是一個走得出去的知識分子了，他因此有了一份飯館賬房先生的職業。二十一歲那年，徐百堂結婚了，正準備好好過一過小家庭生活的時候，抗日戰爭爆發了。1937年12月中旬，南京失陷，市民隨即遭遇大屠殺的厄運。徐百堂全家除了母親和他們夫婦正好去郊區鄉下走親戚因打仗滯留未歸而僥幸逃過一劫之外，爺爺、父親、兄弟姐妹共七口悉數被殺，家裏的財物自然也被劫掠一空。
之所以要說及這一點，是跟後來徐百堂獲取並保存這把“植田刀”有關的。抗戰勝利後，國民黨部隊開進南京，接收敵偽財產。根據規定，各接收部隊都得製作所接收財產的明細賬目。這對於部隊軍人來說，顯然是有相當難度的，因為軍人中很少有識字者，更別說懂得做出明細賬目的人了。那怎麽辦呢？他們想出了一個辦法：臨時向社會招聘此類有著一技之長的人員。當時，徐百堂正好失業閑居在家，看了報上刊登的招聘啟事，便去應聘，憑著他的初中畢業文憑和多年從事財會工作的經曆，自然大受軍隊方麵的歡迎。於是，他就成了國民黨中央憲兵團的一名臨時文職人員，給他的待遇還不低，享受少尉薪餉，另加工作津貼。
這樣，徐百堂在憲兵團幹了七個月，是最後幾個離開部隊的臨時工。臨離開前，負責財務的那位程副團長把徐百堂叫去，說徐先生的工作我們非常滿意，感謝你為本團服務了半年有餘。現在，你跟我到倉庫去一趟，我們決定給你一件東西讓你留作紀念，你可以自己挑選，看中什麽就拿什麽，我給你出具一紙證明，表明這是中央憲兵團贈送給你的，以後任何單位任何人都不得為此而找你的麻煩。接收物資倉庫裏堆滿了各類物品，從黃金首飾、珠寶玉石到古董字畫、古代家具甚至楠木壽材，隨便拿一件其價值沒準兒就是多少畝土地或者一套房子什麽的。可是，徐百堂什麽也沒要，單單拿了這麽一把日本武士刀。他對一臉驚詫的程副團長解釋說，東洋人殺了我一家七口人，現在，中國終於打敗了日本，我要留下這把刀作為紀念，世世代代傳下去。
徐百堂離開國民黨憲兵部隊後，又找了一份工作——在一家桐油店裏當賬房先生。這份工作一直幹到南京解放，又接著往下幹到1956年公私合營，隨著桐油店並人生產資料公司而成為公司的正式職工。由於那段在國民黨憲兵團幹過幾個月臨時工的經曆，徐百堂在解放後一直沒有消停過。南京解放伊始，他遵照市軍管會的布告規定前往玄武公安分局作了登記，當時倒沒什麽，過了兩個月，就通知他去集訓班學習，其實就是交代供職於反動黨政軍憲特警職業的情況，接受政府的政治審查。審查下來他算是最沒事的一類，一個月後就放回家了。不過，從此就有了記錄，每次搞運動都不會忘記他。
可是，“文化大革命”運動對於徐百堂來說卻似乎是一個例外，可能幾個月前他剛被調到一個新成立的門市部去工作，那裏的同事對他的曆史情況不了解的緣故，運動開始以來並無什麽人來找他。社會上風行抄家破“四舊”時，紅衛兵小將也沒光顧其宅，因為他家屬於一般勞動人民的生活水平，以前老祖宗傳下來的“四舊”已經給日本兵提前破掉了，家裏的東西都是後來置辦的。不過，徐百堂心裏是頗有些畏懼的，他擔心自己珍藏著的那把東洋戰刀會被作為“四舊”抄去。他曾經考慮過是否轉移到某個安全地方，但想想又覺得犯難，因為以其住所的情況，周邊都是住戶，出家門一步就是與鄰居共用的地盤，各家即使待在家裏，一個眼風也就可以暸見別家的動靜了。這種情形下，要想將一把一百二十厘米長的戰刀拿出家門而不被人瞅見，那風險是蠻大的。那時節又正是夏秋之交，“火城”南京的大街小巷通宵都有人露宿，所以想利用夜晚時段也難。這樣，轉移的念頭也就隻能在腦子裏過個場了。該來的終究要來，國慶節前三天，終於來了一撥紅衛兵，對徐百堂家進行了徹底搜查。“植田刀”原本就沒有藏匿，就豎在臥室的那口大櫥裏，自是一查就著。本來，紅衛兵還想把徐百堂拉出去遊鬥的，幸虧他搶先主動要求坦白，將這把刀的來曆和自己當時留下它的想法如實交代了一遍，並拿出新中國成立後曆次政治運動時自己寫的與那段經曆相關的材料底稿給來人審閱。紅衛兵中也有講道理的，聽下來覺得徐百堂似乎沒有什麽了不得的反動曆史問題，於是也就網開一麵算了。不過，刀當然是得拿走的，還給他出具了一紙收條。這把刀，之後就由紅衛兵上交玄武區“抄家組”了。吳樹抒問徐百堂：“都有誰知道你手頭有這麽一把刀？”徐百堂回答說剛拿到這把刀的時候，因處於國民黨反動派統治之下，是中央憲兵團贈送給他的，他感到很自豪，有時就禁不住拿出來給人看，有著一份炫耀的意思，應該是所有親朋好友、這—帶的鄰居都知道他手頭有這麽一把刀。後來解放了，他知道這事兒已經不光彩了，於是就守口如瓶了。
吳樹抒再問： “那麽，自從你有了這把刀之後，是否有人向你提出過轉讓之類的情況呢？”
徐百堂說有過這種情況，一共四次——
第一次還是解放前，1947年11月的一天，—個身材高大挺拔一看就是職業軍人的三十來歲的男子來找徐百堂，對方身穿便衣，遞過來的名片上顯示他名叫宋呈樣，是國民黨陸軍部隊的一個少校營長。他很客氣地對徐百堂說，聽說徐先生手頭有一把日本武土刀，不知是否可以讓我鑒賞一下，以飽眼福？徐百堂知道軍人是不可得罪的，於是就拿出“植田刀”，剛要往桌上放，被宋營長叫住了，隨後往門外一揮手，嘴裏說了聲什麽，跟隨他來的一個勤務兵馬上捧進來一條嶄新的軍毯鋪在桌上，這才讓把刀放上去。然後，宋營長戴上白手套，仔細查看“植田刀”，一邊看，一邊不時點頭，嘴裏低聲稱讚。宋營長看完後，衝徐百堂拱手說： “這是一把罕見的好刀！不知宋先生是否肯割愛？”
徐百堂問對方什麽意思。宋營長說，他想收藏這把刀，願意用其他刀具或者武器與徐百堂交換。他的部隊是負責守衛軍火倉庫的，各種美國製造的輕火器、刀具應有盡有，讓徐百堂去挑選就是。徐百堂這才意識到對方來者不善，當下一口拒絕了。宋營長大失所望，嘴裏吐了句“如此，宋先生您會後悔的”，就離開了。
次日，就有人登門拜訪徐百堂了。來的不是軍人，而是區警察局的一個什麽隊長，徐百堂見過他，知道對方姓王。王隊長不知出於什麽目的，還叫了保長、甲長隨同。進門後，王隊長說： “徐百堂，聽說你有一把東洋刀，現在有人向分局報告說這是你當年乘日本人投降一片混亂之時偷盜而得的！你不必解釋！要解釋以後到分局去說。現在是通知你一聲，二十四小時內，你帶上這把刀到分局向本隊長報到！劉保長、曹甲長，你們二位從現在起負責給我牢牢看住他，不準他攜刀離開家門，以防轉移或者銷毀罪證！”言畢，揚長而去。
徐百堂初時有點兒慌神，稍後一想，當初那個程副團長不是給過他一紙蓋著憲兵團大印的證明，以表明這把刀來路清白嗎？記得程副團長還說過，如果有人為這把刀找你麻煩，你可以找憲兵團，不管我是否還在任上，部隊的人隻要看到這張條子，就會替你作主的。於是，徐百堂就從箱子裏找出那張條子，要出門去找憲兵團。受命看住他的劉保長、曹甲長正要阻攔，聽他這樣一說，又看過那紙條子，就沒那麽囂張了。劉保長說徐老弟你不必激動，王隊長肯定不知道其中有這麽一節，鬧誤會了。咱們不著急，我馬上給你去向王隊長反映。
反映的結果，王隊長派了個小警察送來一條香煙表示歉意。徐百堂另外一個收獲是，宋營長留下的那條軍用毛毯也歸他了。
第二次的內容就少多了。那是1952年初，當時徐百堂還是桐油店鋪的賬房先生。一天，下班時剛走出店門，後麵就跟上了一個背有些駝的小老頭兒，說話帶山東口音，說您是徐百堂徐先生吧？我找您找得好苦啊！什麽事呢？聽說您手頭有一件藏品，我想跟您商量，不知肯否割愛？徐百堂不玩古董，對“藏品”這個詞兒有些陌生，正凝神分辨間，對方加以說明：就是那把刀。您如果願意，我可以出十兩黃金。徐百堂其時已經給建國後的政治運動教育得小心翼翼了，連忙搖頭說沒有的事兒，您老聽別人傳錯話了吧。對方說請徐先生考慮，可能的話可以跟我聯係，我是特地從上海過來的，說著，遞過一張名片，然後就告辭而去。名片上印著：上海市北站區天目中路博勝裏12號聖飛牙科診所裴聖飛。徐百堂並無轉讓的念頭，所以沒有跟對方聯係過。不過，這張名片還保存著。
第三次是1961年，正是“三年自然災害”期間，人們缺衣少食，日常談論話題最多的就是一個字：吃。國家因此而放寬了大陸居民赴境外親戚處旅居、定居的政策，對於境外寄來的郵包的限製也大大放鬆。那年5月，徐百堂莫名其妙地收到了一個從香港寄來的郵包，落款是香港彌敦道五大貿易商行。打開郵包，裏麵是豬油、糕點和糖果，一共大約有五公斤。徐百堂想來想去，他並無海外親友，處在那種形勢下自是大驚，於是就把包裹送到公安分局。分局問明情況，沒收，說這是正常的郵寄行為，寄來的食品也是政府允許老百姓持有的，你拿回去吧。既然警方這樣說了，徐百堂也就放心了，於是全家享用。還沒吃完時，寄件人登門了。那是香港來的一個參加廣交會的商人，說他受人委托，希望徐百堂轉讓他收藏的那把日本武士刀。隻要徐百堂同意，價錢好說，考慮到大陸目前物資供應緊張，如果需要以食品置換的話，他們也是願意的。徐百堂一聽來人是香港的，二話不說就把對方揪到派出所去了。
來人姓甚名誰徐百堂到現在還不知道，隻記得派出所民警當時檢查了對方的一應證件後，就讓人家走了，然後，讓他也回家。他剛走出派出所，那香港人又粘上來了，說徐先生你看這樁買賣怎樣？徐百堂沒答理，自顧走了。後來，那人再沒出現過。至於第四次，那就是今年9月下旬抄家前一天的事兒了。那位登門的兄弟名叫董忠，是家住距徐百堂家不過百米之遙的一個單身漢。對方跟徐百堂以前不認識，但住得這麽近，平日裏肯定是時不時見麵的，所以他登門時徐百堂一眼就認出來了，就是不知道對方叫什麽。對方倒是叫得出他的名字的，說您是老徐徐百堂吧，嗬嗬，我姓董，單名一個忠字。徐百堂看對方年齡比他要小十多歲，便喚其小董，招呼他坐下，又給沏茶，說不知小董找我有啥事兒？董忠說小事一樁，咱就實話實說了吧，老徐您知道最近都在抄家吧。徐百堂一聽話頭不對，頭就大了，不過還得應付，便說是啊，這是紅衛兵小將的革命行動啊。董忠說老徐您家還沒來抄過吧，我對您那把東洋刀倒是有些擔心哩。徐百堂就問這是什麽意思。對方說： “聽說這把東洋刀還不錯，您也珍藏二十年了，給抄掉那是挺可惜的。要不我先替您拿去藏著，我是沒有曆史問題也沒有現行問題的，家庭出身是碼頭工人，再怎麽抄也抄不到我家裏來，您那把刀藏在我家裏那就像放在保險箱裏一樣牢靠！您看怎樣？”
徐百堂一聽就知道對方來者不善，於是一口回絕。董忠的臉頓時拉長了： “我聽說這世上有人喜歡敬酒不吃吃罰酒，以前一直不相信還有這樣的傻瓜，現在看來眼前就有。好好好！那兄弟就告辭了，您可別後悔啊！”
這話說了不到二十四小時，抄家的紅衛兵就上門來了。所以，徐百堂一直懷疑是董忠向紅衛兵提供的線索。當然，這話也隻能此刻向前來調查的專案組人員說說。
吳樹抒等人把情況向組長彭滔作了匯報。彭滔說，那就對這四條線索進行調查吧。調查了四天，其結果分別如下——
新中國成立前前往徐百堂家要求以其他武器置換“植田刀”的那個國民黨營長，名叫宋呈祥，後來隨部隊離開南京，死於淮海戰役戰場上。那個配合其敲詐的警察分局王隊長倒是找到了，這廝名叫王富林，新中國成立後被判了十三年徒刑，從南京老虎橋監獄釋放回家後，給戴了一頂“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安排在街道工廠幹活。他承認當時是受宋呈祥之托前去向徐百堂索要那把東洋戰刀的，因為宋是個戰刀迷，有收藏戰刀的嗜好，後來知道徐百堂手頭有憲兵團的條子，就不敢造次了。憲兵團那夥人除了“軍統局”還敢跟他們碰碰，一般軍警那是絕對不敢惹他們的，所以宋營長就決定知難而退了。
【信筆由墨注】南京老虎橋監獄在進香河路北段，東側，離北京東路不遠。也可以從乘六路公交在珠江路的蓮花橋站下，沿進香河路向北走一段。
1952年那個上海來客給徐百堂留下的名片，倒是實有其址其人的，確實是個牙醫。不過，這個名叫裴聖飛的主兒早就去另一個世界了。裴是個曆史反革命分子，當過“中統”特務、汪偽特務，後來又幹上了“軍統”，直接暗殺過中共地下黨員。新中國成立後，公安局一時尚未掌握裴的罪行，他得以以牙醫為掩護隱藏了下來。1952年初，從廣州來了一位朋友拜訪裴，說到南京玄武區有一位名叫徐百堂的手頭藏有一把日本武士刀，請裴相幫前往聯係轉讓事宜。於是，就有了裴聖飛的那趟南京之行。裴無功而返回上海後，沒幾天就被人揭發出了曆史罪行，於是立馬被捕，不久就判處死刑給執行了。這段隋況，是其在未審判前在看守所關押時跟同監犯聊天時透露的，同監犯向所方反映後，形成材料進了裴的卷宗。專案組外調人員就是仔細翻閱了那份死囚檔案後才發現了這個隋況。
第三路調查人員根據徐百堂所述，去派出所向民警調查。那是四五年前的事兒，民警還記得，而且在工作記錄本上也查到了相關記載。那個被徐百堂扭送派出所的香港商人，名叫薑亮，確是由港赴粵出席廣交會的港商。據薑說，其赴寧向徐百堂求購那把刀是受人之托。以當時的相關規定，老百姓持有刀具甚至氣槍、獵槍都並非違法行為，因而要求轉讓也是合法行為，因此民警也就沒有向薑亮了解是受何人委托以及其消息來源。
第四路調查的對象就是董忠了。這人是個死了老婆後一直沒有續弦的單身漢，其職業是區勞動服務公司的電工。專案人員找到董忠，向其了解9月28日前往徐百堂家索要“植田刀”之事。他一口承認確有此事。問他為何要那把刀，他說這把刀在徐百堂那樣的替國民黨反動派軍隊效過力的人手裏，是“四舊”，革命群眾是不放心的；而如果在我這樣三代工人階級家庭出身、曆史清白、鐵心忠於黨忠於人民的人手裏，那不僅一百個放心，而且是支持的，因為我會拿著這把刀在需要的時候挺身而出，殺向反革命和階級異己分子。
那麽，“植田刀”讓紅衛兵抄去，是董忠舉報的嗎？董忠點頭承認，說他既然不肯把刀給我，留在他那種有曆史問題的人手裏，我作為一個革命群眾當然是不放心的，所以，我就向附近中學的紅衛兵小將反映了情況，聽說他們第二天就去徐家把那把刀給抄去了。嗬嗬，真是大快人心啊！
專案組經過討論，認為不能排除這四路調查對象中的王富林和董忠兩人的作案嫌疑。於是次日就派員對這兩人進行了外圍調查。可是查下來，王、董兩人均無作案時間。
當天下午，專案組正再次開會討論案情時，派出所駐專案組的聯絡員許吉利前來通報了一個隋況：據徐百堂的鄰居向戶籍警反映，9月28日徐百堂在被紅衛兵抄去刀後，站在門口目送紅衛兵離去時，恨得咬牙切齒，嘴裏嘟噥過一句“好啊，走著瞧”。後來，有鄰居告訴徐百堂抄去的那把刀在市“破四舊成果展覽會”被展出的消息，徐百堂特地向單位請了假騎著自行車去看了。過了幾天，又去看了一次。之後，又連續三四次向被學校組織前去參觀展覽會的鄰裏幾個小學生打聽過那把刀是否還在展覽會上展出。總之，徐百堂在“植田刀”被抄走後的那段時間，表現得有些反常，沒了平時那種一貫夾著尾巴做人的小心翼翼。這個情況使專案組產生了一個猜測：會不會是徐百堂自己盜竊了“植田刀”呢？
於是，刑警印錦發立刻往徐百堂的供職單位打電話了解徐百堂11月28日那天的出勤情況，得知徐百堂那天是上班的，不過下午三點多提前下班了，他對領導稱有點兒不舒服要去醫院開點兒感冒藥。那麽，當天晚上展覽會工作人員離開展廳去吃夜宵的那個時段，徐百堂在哪裏呢？
第二天，12月10日，刑警吳樹抒、印錦發分別帶著專案組成員小金、小柏、小儲、小黃悄然對徐百堂的鄰居、妻子、子女進行了調查，所獲得的情況卻並不一致，有說徐百堂那天晚上在家，也有說好像不在家或者不清楚的。本來徐百堂的老婆陶美琪是最有發言權的，可是那天正好輪到她在其供職的商店值夜班，就不知道丈夫那夜是否在家了。
於是，專案組決定直接跟徐百堂談話。徐百堂按照刑警的要求回憶了那天下午和晚上的行蹤：提前下班去醫院配了藥，然後回家做晚飯。飯後，看了一會兒向鄰居借來的報紙就睡覺了。總之，晚飯後他沒有出過家門。
由於沒有證據，專案組也就無法對徐百堂采取什麽措施，調查工作陷入了僵局，並且眼見得就可能會煮成一鍋夾生飯。當晚，專案組三個刑警湊在一起議論了許久，最後決定次日全體出動，去展覽會周邊逐家訪問，指望能夠有人提供案子發生那晚的些許蛛絲馬跡。
這個指望竟然輕而易舉就有了著落：12月11日的調查中，有人向專案組反映說11月28日那天晚上十點左右，看見有一個身形酷似徐百堂的黑影騎著一輛自行車從展覽會後門方向匆匆過來，車的三角架上，綁著一件用報紙裹著的條狀物品，一直伸至後麵的書包架上。
彭滔於是拍板：傳訊徐百堂！
可是，徐百堂這時已經不在家裏了。
四、一場空歡喜
徐百堂去了哪裏呢？他進了“牛棚”。“牛棚”不是標準意義上的飼養牛的所在，而是造反派囚禁“牛鬼蛇神”的場所。
徐百堂怎麽成了“牛鬼蛇神”關進了“牛棚”呢？這還得回到他那段在國民黨中央憲兵團當臨時工的曆史上，當然，與革命群眾董忠同誌的奔走呼號也是有一定關係的。董忠接受專案組的調查後，意識到自己向紅衛兵舉報徐百堂家裏藏有東洋戰刀之節已經被徐百堂所察覺，尋思一樣得罪了，不如得罪到底吧。他跟徐百堂住得近，算是街坊，知曉徐百堂的底細，於是就去向紅衛兵反映，添油加醋述說徐百堂的反動曆史，鼓動將徐百堂抓去。可是，紅衛兵其時的興趣已經不在前一陣的對付“牛鬼蛇神”上，而是熱衷於成立自己的派別組織，所以對此興趣不大，不予響應。董忠又去了徐百堂供職的生產資料公司，這回算是找對了人。商業條線的造反比學校要慢一兩個節拍，該公司的造反派剛剛大著膽子“揭竿而起”，甚至還不敢批鬥“走資派”，那就先拿“牛鬼蛇神”練手熱身，於是就把那些有曆史或者現行問題的同事歸類，集中起來批鬥、交代問題，當然還有勞動改造。本來，是沒有徐百堂的，因為他一貫小心翼翼，人緣不錯，背後無人議論他，許多人就不清楚他曆史上有那麽一個汙點，漸漸就淡出了人們的視線。現在被董忠趕上門來義憤填膺地一反映，就給提了個醒，二話不說就通知徐百堂下班後去司令部報到，一報到就失去了自由。
專案組得知上述情況後，研究了一下，決定先去徐百堂家裏進行搜查，看是否有失竊的“植田刀”。登門搜下來，沒有發現“植田刀”，隻搜到了紅衛兵抄家時出具的那紙搜去“植田刀”的收條，就順手拿走了。
造反派對於專案人員的登門外調極表歡迎，因為這是對他們讓徐百堂失去自由之舉的一個間接肯定，說明徐百堂確實是一個有問題的人，看人家市裏的專案組刑警都來找他算賬了！徐百堂本人呢，對於自己昨晚被作為“牛鬼蛇神”關押進“牛棚”還沒想通，一臉的迷糊相，此刻專案組的人又出現在麵前，而且直截了當地逼問那把刀是不是他潛入展覽會偷盜的。因此，他深為震驚，震驚得連話都不說了。
刑警於是就緩和一下氣氛，換了副臉孔，語氣中也似有了些許和藹，說老徐這不是一個什麽了不得的問題，不就是一把刀嗎？說著，拿出了那紙收條，說你看看，上麵寫著的是“四舊”物品日本武士刀一把，請注意，定性是“四舊”物品，而不是什麽“複辟武器”，家裏有“四舊”物品又算得了什麽？不犯法，也不是什麽問題。這次你們單位的造反派審查你，不是為這把刀，而是因為你以前的那段曆史。依我們的經驗看，那也是過過場的事兒，搞運動嘛，一開始都是這樣的，你那段曆史早就弄清楚了，解放至今政府從來沒有說過要追究你的，是不是？所以，那把刀的事兒，就更是不足掛齒了。我們知道你對那把刀有著一種特殊的情結，是作為戰利品收藏的，法律並不禁止這種收藏行為，至於現在說到“四舊”，那是另一碼事兒了。你想不通也是情有可原，所以，偷偷地把刀拿回來也是可以理解的。現在，你隻要把情況說清楚，不就沒事了嘛。這還可以作為你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現，由我們出麵向你單位的造反派正式反映，相信對於解決你現在的關押問題是有好處的，對不對？如此這般翻來覆去說了一陣，徐百堂聽得很專心，臉上的迷糊也沒了，看得出心裏已經清明了。那該開腔交代了吧？他倒是開口了，不過並不是交代，而是否認，說他沒有去展覽會拿過那把刀，不但行為上沒有，腦子裏也沒有過這麽一個念頭。
這時，天色已黑，幾個專案人員口幹舌燥饑腸轆轆，於是就收場吧，明天再來找這小子。回去向組長一匯報情況，彭滔說明天我去會會這家夥，想當初“鎮反”我搞預審時，多少頑固分子我都拿下了，還怕對付不了這麽—個主兒？
可是，第二天已經不勞彭組長親自出馬了。上午，彭滔點了吳樹抒、錢月妍、小金隨同，正要出發時，徐百堂卻找上門來了，說是來投案自首的。
徐百堂的投案自首，是由於思想上發生了變化，促成這種變化的動力，是造反派的皮帶。昨天傍晚，專案組無功而返離開“牛棚”後，造反派就來找徐百堂了，說你小子倒還真能啊，竟敢把紅衛兵抄家抄去的東西從展覽會裏偷出來，這是什麽性質的罪行你知道嗎？不知道？那好，讓我們告訴你，這是百分之百的現行反革命罪！破“四舊”成果展覽會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的一個新生事物，人家積極支持還唯恐來不及，你倒真是膽大包.天，不但不支持，反而搞破壞。這樣吧，你如若現在老老實實把問題交代清楚，把偷去的贓物交出來，我們可以從寬處置你，當然也就用不著進局子去吃牢飯了。交代吧！
徐百堂哭喪著臉說沒有什麽交代的，因為自己確實沒有去展覽會偷過刀，抄去就抄去了，這把刀其實也不是我的，交給國家不是蠻好嘛，我是想得通的。他想得通，人家造反派可就想不通了。他們是盤算好了，想把徐百堂攻下來，追回那把刀，給專案組一個意外驚喜，也好顯示他們的能力，哪知徐百堂還是一口否認。造反派的耐心是很差的，到這一步他們也就懶得開口說話了，動手吧。於是，就解下皮帶，對準徐百堂就是一陣亂抽，打得徐百堂倒在地上抱頭亂滾。如果不是這時正好出現—個人，那徐百堂的性命是否能夠得以保全也是一個未知數。
這個突然出現的人是生產資料公司看大門的泰老頭兒，此人貌不驚人，崗位也是輕微至極，但卻是個有來頭的人。翻開他的檔案，他是193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的，而且這麽長時間從未脫過黨，抗戰時還幹過新四軍，不過是馬夫。但人家的革命資曆在，盡管能力有限，也缺乏上進心，但待遇還是要給他的。新中國成立後評定幹部級別時，組織上給了他行政十三級，不過他給自己挑選的工作卻是看大門。因為看大門，所以不管什麽政治運動，誰都找不到他的岔子。這樣的老革命，通常都是不懂明哲保身哲學的，所以他敢於說話。現在，當他發現造反派痛毆徐百堂時，就出麵幹涉了。於是，造反派隻好暫時放過徐百堂，說明天再說，生怕徐百堂逃跑或者自殺，就把他綁在柱子上。
徐百堂被綁了一夜，早上正昏昏沉沉時，泰老頭兒來了，給他鬆了綁，說老徐你有沒有問題我不清楚，不過我覺得你平時做人還是不錯的。這樣吧，你去公安局找昨天來向你調查的同誌，有問題交代問題，沒有問題就胡亂扯幾個小問題，讓他們先把你關起來，避開這邊造反派的風頭再說，否則像昨晚那樣的話，再來一兩次沒準兒你這條命就交待了。於是，徐百堂就來找專案組投案自首，開口就說：“那把刀，確實是我去展覽會偷的。”
這句話使彭滔等人心頭的石頭落了地，彭滔說：“你還沒吃早飯吧？哦，昨天晚飯他們也沒讓你吃？那餓透了，先吃點兒東西，吃完了再說。”
當時，專案組還不知道下麵竟會出現使他們跳腳的情節，顯得比較淡定。彭滔自掏腰包請徐百堂吃過早點後，就聽其交代——
徐百堂說他對這把戰刀已經產生了一種無法擺脫的情結，因此，當這把刀被紅衛兵抄去時，他的心裏是非常憤怒的。這把戰刀被抄去後如果一直放在市“抄家辦”的倉庫裏，沒有拿出來展覽，徐百堂的這個情結也許就會擱置於心靈深處，不至於另有念頭。可巧的是，“植田刀”恰恰被選中作為展品在市級展覽會上亮相了。此舉激起了徐百堂對該刀的渴求，他幾次三番前往展覽會查看，終於決定下手把這把刀偷出來。
這個展覽會的會址就在玄武區，距徐百堂家不很遠，大約一公裏。這裏原是一座破廟，建國初幾年一直作為區、街道、附近單位開群眾大會的場所， “鎮反”時院子裏還處決過反革命分子，後來被幾家單位作為倉庫使用。大躍進時期，那裏就是徐百堂所供職的生產資料公司的倉庫。徐百堂受單位指派，曾在那個倉庫幹過將近一年的雜務工，所以對於那裏的地形情況爛熟於心。該處漸漸就成了各種展覽會的會址，去年5月曾在這裏舉辦過“城鄉物資交流展覽會”，這當然是少不了生產資料公司的，徐百堂又幹了半個來月。因此，他又知曉了展覽會的操作流程。於是，就決定在展覽會結束當天晚上下手行竊。
【信筆由墨注】作為展覽會會址的毗盧寺一直香火未斷，直到文革破四舊時。詳見附錄。
那天下午，徐百堂請假去醫院轉了轉配了點兒藥，然後就直奔展覽會，入內佯裝參觀，轉到了展廳後麵的花園深處。那裏有一個磚石砌的大花壇，裏麵是空的，徐百堂就藏身於內。一直藏到晚上將近十點鍾，聽見展廳裏叫著“吃夜宵去”，然後就寂靜無聲了。他於是大著膽子偷偷鑽出花壇，躡足行至展廳一看，裏麵燈火通明卻是空無一人。他馬上意識到這是一個下手的機會，便溜進去直奔刀1具展位。展品已經裝入箱內，他稍稍翻了翻，就找到了“植田刀”，拿了直奔後院，攀牆而出。他來時騎的自行車藏在牆外的樹叢裏，把贓物往上一綁，騎了就走。去哪裏？拿回家是不妥的，萬一人家發現失竊了疑到他頭上來，肯定是要來搜查的。這一點，徐百堂事先就考慮過了，因此選了一處藏匿地——玄武湖畔。位置之前早就看熟了的，過去把贓物藏好，迅速回家。
交代後，就去起贓吧。於是，使專案組跳腳的一幕出現了—徐百堂指認的藏匿處並無贓物！
五、午夜襲擊
徐百堂一急之下，竟然當場暈倒。專案人員小柏是學醫的，立刻掐人中。蘇醒過來後徐百堂放聲大哭，後悔自己不該偷那把刀，否則，起碼還在市“抄家辦”的倉庫裏擱著，現在可糟糕至極了，誰知道這把刀落到何人手裏去了？
現場勘查，學土壤專業的兩個紅衛兵小蔣、小蘇發揮了作用，一番研究後，確認藏匿處已經被人挖過了，從泥土的色澤、水分來分析，時間應是一天之前的某個時段，多半是前天夜間。
專案組當即開會分析案情，認為“植田刀”丟失的原因不外兩個：一是原竊刀者徐百堂做了手腳，二是另有人有意或者無意把刀順走了。
於是，圍繞這兩個原因進行了分析。第一個原因很快就給排除了，因為從土壤鑒定情況來看，該刀被挖走的時間應該是在前天夜間。徐百堂是前天下午被單位造反派關進“牛棚”的，他的失去自由是突然發生的，之前連造反派自己都沒想到這回事，因為董忠幾次三番向他們當麵、電話反映徐百堂的曆史問題。所以前天下午造反派才作出決定。所采取的方式是通過公司一位非造反派財務出麵給徐百堂打了個電話，讓他前去領取已經壓了一個多月的已報銷的醫藥費。徐百堂信以為真，喜滋滋地直奔公司，哪知到了以後就給拿下了。造反派行事是沒有章法的，把徐百堂關進“牛棚”後，當天並未通知家屬，徐百堂的家屬還以為他在單位臨時值班不能回家。那時通信落後，不可能打個電話告訴一聲什麽的，這種情況以往也是有過的，所以也就沒當回事。因此，退一步說，即使徐百堂事先考慮過自己有一天會被關進“牛棚”，暗暗關照家裏人如果發生這種情況就去玄武湖畔把刀挖出來轉移，家裏人當晚也是不可能立刻行動的。
這樣，挖走“植田刀”的就隻能是徐百堂以外的什麽人了。這種情況可能是有意，也可能是無意。分析下來，先排除了無意。因為徐百堂是一個很精細的人，他選擇的藏匿地是有講究的，第一點當然是安全，不應是人們經常涉足之處；第二點是時間性，得保證有一段時間，比如三個月、半年內肯定無人來動這個位置。他之所以選擇這個位置，是因為之前兩個月左右，玄武湖公園要修繕擴建，報告早已批準，經費也劃下來了，甚至已經從物資局采購了一批石頭，堆在湖邊準備用來修築堤岸。徐百堂所在的生產資料公司屬於物資局管，公司領導在職工大會上曾經宣布過，徐百堂當時聽了無意間也就記在心裏了。本來，工程早就該動工了，但下半年“文革”開始，這件事就很自然地給耽擱下來了。徐百堂因此推測玄武湖畔堆放石材的這個位置一時是不會動的，而且因為堆放了石頭，遊人也不會過來，而這時又已進入冬天，也不至於有人來捉蟋蟀什麽的，所以把刀埋在這個位置應該是牢靠的。這種牢靠就是排除“無意挖走贓物”的理由。
這樣，就隻有唯一的一種情形了：挖走“植田刀”的人是有意為之，就是為了圖謀這把戰刀下的手。這人會是誰呢？專案組一時無法猜測，彭滔說應該先去問問徐百堂本人。
徐百堂指認藏匿贓物現場後，專案組還沒研究應該如何發落他，他自己已經強烈要求把他關看守所去，說隻有這樣他的性命才能得以保全。彭滔看他身上那些傷痕，尋思也隻有先送看守所了，如果把他送回單位，沒準兒還真會給打死了呢。於是，徐百堂就被送往玄武區看守所，以拘留審查的名義收押了。當下，刑警吳樹抒、印錦發和兩名紅衛兵專案人員前往看守所提審。
徐百堂對專案人員說，他自進去後，這小半天時間一直在想著那把刀是誰偷去的。吳樹抒說，對啊，我們來找你也是為這事兒，你想出來沒有？徐百堂唉聲歎氣隻是搖頭。另一刑警印錦發說，你想想平時跟哪些人交往比較密切，是否跟他們聊起過這把刀的話頭？徐百堂說：“我的曆史情況你們也知道，打從解放後一直夾著尾巴做人，很少跟人交往，連親戚間平時也極少來往，實在推不掉的應酬就讓我老婆去走一趟。在我的社會關係裏，根本找不出能夠說得上知心話的人。人家呢，知道我膽小怕事，.又沒什麽用，所以也就不答理我了。我想來想去，若說最近跟我說過那把刀的人，也就是那個姓董的街坊了。”
“你說是董忠？”
“對，就他跟我提出過要我把刀送給他。”
當天晚上，專案組開會分析案情，著重討論董忠是否有作案疑點的問題。從動機來看，董忠向徐百堂直接索取“植田刀”一舉是比較明顯的。再看其他方麵，已經查明徐百堂進“牛棚”與董忠接二連三向生產資料公司的造反派反映有直接關聯。看來這個董忠說不定還真是去玄武湖畔挖刀的主兒哩。於是，專案組長彭滔就拍板決定對董忠進行外圍調查。次日，即12月13日，專案組開始對董忠調查。這是專案組對董忠所進行的第二次調查了，第一次調查是與另外三個曾經向徐百堂提出過轉讓、置換“植田刀”的嫌疑人同時展開的，當時隻調查了是否有作案時間，結論是沒有，從而排除了其作案的可能。這次，是針對董忠單獨一人的專門調查，那調查內容、力度與第一次就大不一樣了。
這次調查是全組出動，連組長彭滔也帶了一名紅衛兵組員跑了兩天。調查情況對董忠不利：董忠名義上是單身漢，但此人利用電工職業走家串戶的方便，搭交了七名與其保持著長期男女關係的婦女，至於臨時對象那就更多了。按照當時不是法律（沒有立過法）的法律，董忠的這些行為，已經構成嚴重犯罪，各地都對此類對象予以打擊的，判刑還不輕，十年、二十年甚至無期徒刑的都有。當然，專案組要查的是“植田刀”案情，對此並不在意。
他們在意的是董忠的七個長期姘頭中一位的職業；這個三十三歲的女性名叫田杏香，是玄武區飲食服務公司加工場的一名臨時工，所幹的活兒有點兒雜，有時做老師傅的下手相幫軋麵條，有時騎著一輛三輪車往公司下屬的那些飯店、飲食店、切麵店鋪送麵條、餛飩皮子，等等。這一路是專案組副組長錢月妍和組員小汪兩人去調查的，當時他們也沒有加以注意，根據反映人提供的情況做了一份筆錄帶回來了。現在，這份筆錄在碰頭會上一念，頓時引起了三個刑警的那份職業性的警覺：11月28日展覽會工作人員的夜宵是每人一碗三兩的肉絲湯麵，三十二碗麵條相加的總和是將近十斤。向他們提供夜宵的那家飲食店是一家隻有一個半門麵的小店，每天向公司加工場領取的麵條數量肯定是有限的，領多了賣不掉就會變質造成浪費，領少了呢，還沒到落市時間就賣光了會引起顧客的不滿。那時不談什麽“顧客是上帝”，單說“為人民服務”，人民群眾在應該買到麵條的時段老是買不到，反映上去就是一個大問題。如果頭頭兒正好又有點兒曆史汙點、現實問題，沒準兒就跟政治掛上鉤，弄份材料三批二審一擼到底順便戴個帽子接受監督勞動的事兒並不是傳說中的個案。因此，那家飲食店在接到展覽會事先的這份訂單後，肯定要向加工場提出這天增加十斤麵條供應量的要求。這樣，田杏香就不可能不知道。而田知道後，會不會告訴董忠呢？
這就是說，刑警懷疑有這樣一種可能：董忠從田杏香那裏得知11月28日展覽會結束的那天晚上工作人員要吃夜宵，然後就起了乘機混入展覽會下手行竊“植田刀”的念頭。可是，董忠去了之後，沒想到徐百堂竟然膽大包天早已埋伏於內，搶在他之前下了手。於是，董忠就跟蹤徐百堂，一直跟到玄武湖畔，就知曉了徐百堂把“植田刀”藏在何處。然後，竭力活動把徐百堂弄入“牛棚”後，前往玄武湖把“植田刀”挖出來占為已有。
不過，刑警同時又想到了一個問題：徐百堂潛入展覽會竊7是11月28日，而玄武湖畔失刀的日期應為12月10日夜間，中間相隔十二天。董忠既然已經知曉徐百堂的藏刀之處，為何不立馬下手而要拖十二天再下手呢？
於是繼續琢磨，最後得出結論：徐百堂交代稱他是騎了自行車前往展覽會作案的，得手後又騎車離開了。從展覽會到玄武湖畔是有一段距離的，董忠尾隨其後，必須也騎自行車。董忠有一輛單位專門為其工作所配備的自行車，他也騎車前往展覽會了。因此，當徐百堂得手後騎車逃逸時，他就騎車跟蹤。可是，為防被徐百堂察覺，他與前車保持著一定距離。最後，徐百堂抵達玄武湖後，由於路況原因很難將車一直騎至預先選好的藏匿點，就停了自行車步行前往，董忠也隻能這樣。而那裏是沒有路燈的，兩人都隻能摸黑行動。董忠是近視眼，戴著眼鏡在高低不平的小徑甚至亂石間保持不出些許聲響行走，那是有一定難度的，所以他隻好放慢速度。這樣，他最終就不知道徐百堂藏匿贓物的確切位置，隻是大體上知道那個方位。之後這些日子裏，董忠肯定多次前往玄武湖畔尋找藏刀位置，一直到發現後這才下手。至於他一心要把徐百堂弄進“牛棚”，那是為了便於混水摸魚。當然，這僅僅是刑警的推測，準確與否，那還得繼續調查。
12月14日，臨時工田杏香被悄然傳喚至玄武分局，接受專案組的調查。一聽刑警開口就問其與董忠的關係，這個說一口蘇北話的女人神色大變，因為董忠是單身漢，與其交往還可用“戀愛”來搪塞，可她卻是有夫之婦，那就是婚外戀了——當然，那年代沒有這個詞兒，而喚作“軋姘頭”、“搞腐化”，若是追究起來，嚴重的可以送勞動教養。幸虧刑警不過是點到為止，隨即言歸正傳。這一歸，就查明田杏香在11月27日晚上與董忠廝混時曾經聊到過明天要多軋十斤麵條供展覽會工作人員夜宵用之事。
專案組隨即又把董忠的一個名叫曾求富的鄰居老頭兒傳喚到派出所進行調查。曾老頭兒已經是第二次跟專案人員打交道了，第一次就是他替董忠作證說11月28日晚上他在董忠家跟董下象棋，一直下到午夜時分方才歇手回家，從而給了董忠一個沒有作案時間的結論。現在，專案組重新找他，是要再次聽他說說下象棋的事兒，而且強調需要細節，比如一共下了多少盤，勝負情況，執紅執黑，兩人所坐位置等等，反正凡是想得到的細節都一一問到。還沒問到一半，曾老頭兒已經撐不住了，盯著刑警詰問：“我是退休工人，三代無產階級出身，你們盯著我問個不停是什麽意思？”刑警心平氣和地告訴他，這是無產階級專政機關在執行公務，不管你是什麽階級出身，都有義務予以配合，所以，問你什麽你就要如實回答，所有回答的內容都會被記錄下來，還要讓你過目——你不識字不要緊，會念給你聽的，然後簽名按下指印。不過，話先說在頭裏，這些說過的話我們都要作數的，如果跟董忠所說的對不上，那就要追查下去。到時候，會有什麽結果呢？你這麽大年歲了，應該是清楚的。
曾老頭兒一聽，臉色大變，馬上說：“同誌，如果我前麵說的話有點兒出入，現在改過來還來得及嗎？”聽說還來得及，於是就說實話了——11月28日晚上他根本沒去董忠家，當然也就談不上下象棋了。之所以這麽說，是董忠在那天下午跟他說好了的。董忠說，他跟兩個女人之間有點兒小瓜葛，一時怕說不清楚，生怕出了差錯對不起另一個女人，所以以後如果有人問我今晚在幹什麽，我會說和你一起在我家下象棋。曾老頭兒以往跟董忠關係不錯，他家的電燈什麽的都是董忠替他義務安裝和修理的，而董忠在外麵有幾個女人也是鄰裏周知的，所以當下一口答應，作這個偽證的報酬是兩包香煙。
專案組往下就不再調查了，直接傳訊董忠吧，相信這主兒會一五一十都交代清楚的。專案組跟董忠供職的勞動服務公司聯係，公司說董忠是電工，工作崗位是流動的，公司給他的活兒是一周一派，然後他就自己去定下的用戶那裏幹活。用現在的說法，董忠幹的是一份彈性工作。這樣，專案組就隻好請公司提供董忠這一周應該去幹活的那幾家用戶的地址，一家家跑上門去尋找。彭滔下令：全組人員分成四撥分頭查找，找到後就把董忠逮到分局。
四撥人一直跑到傍晚暮色初降，也沒找到董忠。帶著一身寒氣返回分局碰頭一議，發現這小子這兩天根本沒去上班——所有用戶都說他沒去幹過活嘛。
於是，專案組就決定去董忠的住所查看。先去管段派出所，叫上一名值班民警一同前往，卻是鐵將軍把門。民警問了鄰居，說今天上午看到董忠出去的，互相打了個招呼，他說去上班。後來，就沒看見過了。專案組幾位商量下來，說隻好守株待兔候著這小子了。這時正是嚴寒天，晚上尤冷，在露天蹲守的滋味可想而知。吃點兒苦如果有個好結果那也罷了，問題是他們一直蹲守到次日清晨，也沒見董忠回家，這就不僅僅是沮喪，更多的是疑惑了：這個董忠怎麽啦？難道察覺到有什麽不對頭之處，提前一步滑腳開溜了？
董忠其實並未滑腳開溜，那麽他去了哪裏？此刻，他剛下南京市第一人民醫院外科手術台，被醫護人員推向病房。午夜時分，秦淮區夫子廟派出所接到路人報告，稱夫子廟那邊地上躺著一個男子，腦袋接觸地麵處有一大攤鮮血，也不知是死是活。警察趕去，發現這人腦袋受傷嚴重，被磚頭砸開了一道裂口，尚有脈搏和呼吸，於是就將其送往附近的第一人民醫院。那時候醫院也在“文化大革命”，雖然天天在學習關於“救死扶傷”、 “革命人道主義”的最高指示，但具體落實是很不到位的。所以，過了將近一個小時，一幹急救人員才全部趕到。當時醫院隻采用外科、內科等科室的粗線條分工，外科下麵不再分什麽普外科、腦外科、心胸外科之類的專科，外科醫生一把刀從頭可以開到腳。董忠似乎還算是不幸之中的大幸，碰上了一個擅長動腦部手術的老醫生，用現在的說法就是腦外科專家，動了數小時手術後終於得以保全性命，但當刑警接到其單位的電話（是醫院根據傷員身上的工作證通知單位的）得知該消息後趕去時，仍處於昏迷不醒狀態。
彭滔向醫生請教： “這人大概幾時可以蘇醒過來？”
醫生回答： “他的性命大致上可以保住了，至於幾時蘇醒，那真還不好說。”
彭滔於是就在醫院裏向全組成員下達了指示：吳樹抒帶上小柏等四人前往案發現場勘查並了解情況；其餘人分成三撥，從此刻開始，每撥人八小時值班，守在董忠的病床旁邊，一俟其蘇醒則立刻詢問相關問題。
鑒於這是一名特殊病人，所以彭滔以市公安局的名義跟醫院方麵交涉獲準將董忠移送單人病房並進行特別治療、護理。至於費用，那年代好說，都是董忠的單位出的。
這一守，就是三天。第三天，12月17日晚八時許，董忠終於蘇醒過來了。醫生檢查後說，他這是暫時的蘇醒，可能很快就會重新迷糊過去的，你們有什麽話就趕緊問吧。彭滔立刻親自訊問。
第一個問題： “那把刀是你從玄武湖邊挖走的嗎？”
董忠虛弱得隻能張嘴而發不出聲音，從口形看來是承認的。
第二個問題： “刀現在弄到哪裏去了？”
聲音勉強能夠聽見了： “給他拿去了。”
“他是誰？”
“他……他是……”董忠又昏迷過去了。
往下應該還有一個問題：是誰對你行凶的？
但董忠這一昏迷，再也沒有蘇醒過來。一個多月後，他結束了植物人狀態，其生命走到了終點。但專案組其時無法預見到這一點，還是安排專人晝夜值守。當然，專案組還是考慮到了董忠不再蘇醒的可能性，所以啟動了另外的調查措施。
六、陷入僵局
專案組采取的其他調查措施有三項：一、鑒於董忠所說的“植田刀”係其所挖以及該刀被“他”拿去了的內容，是在其頭部負重傷的狀態下供述的，所以還不能確認這是事實，因此需要對此進行調查；二、 “他”是不是凶手？如果不是，那麽凶手又是誰？這也需要調查；三、圍繞董忠的社會關係進行周密調查，以望查得“他”是誰，以及其他與“植田刀”相關的線索。
這三項調查需要同時進行，盡管專案組有十三人，但包括副組長錢月妍在內都並非從警人員，難以獨立承擔此類調查任務，隻能作為輔助力量使用，比如打電話聯係、做做筆錄之類；而醫院那邊的監護人員也必須有刑警晝夜在場，以便一旦董忠蘇醒後可進行間話。這樣，專案組就得增加警力。彭滔遂以專案組名義向市局打了一份緊急報告，直接送到局長辦公室。謝中光局長當場簽準，但其時公安局警察也開始造反了，警力不夠，隻得向秦淮、玄武兩個分局臨時借調。反正好歹要組織幾撥調查人馬，每撥必須有一個刑警帶隊。
調查工作從12月18日開始。第一撥由玄武分局刑警曹大年率領小金、小嚴前往董忠供職的勞動服務公司調查董忠之前幾天的出勤情況，公司說他的工作崗位是流動的，每周來公司露麵一次，領取任務和材料後就去指定的商店或者居民家修理或者安裝照明電源線路，所以公司並不知道他每天是否上班。於是，曹大年一行就調取了最近一周公司開給董忠的派工單，逐家跑到，一一詢問。所獲得的結果是：董忠在11月29日之後的上班很不正常，要麽沒去派工單上指定的服務對象處，要麽違反規定不在上班時間去，而是晚上或者大清早，有兩家居民被他大清早敲門吵醒，大惱，卻又不敢得罪，正說要向房管部門投訴呢。
第二撥由玄武分局刑警老白、專案組副組長錢月妍及小柏前往玄武湖公園調查。他們訪問了公園員工、每天去公園轉悠的一些退休老人，了解到確實曾有不止一個人看見過近日有一個戴眼鏡、體形貌似董忠的男子在玄武湖公園非遊覽活動區即徐百堂所交代的埋“植田刀”之處轉悠。
於是，根據以上兩條線索可以得出結論：董忠這些日子確實曾去玄武湖公園尋找過徐百堂藏匿“植田刀”的位置，所以，他在短暫蘇醒時所交代的關於“植田刀”的內容應該是屬實的。
第三撥由秦淮分局刑警老施帶著組員小儲、小毛前往夫子廟董忠遇襲負傷的現場查訪。現場是一條不寬的馬路，兩旁是商店，“文革”搞得沒了夜市，都已早早關門，沒有一家店鋪有人留守值班，因此也就沒人能夠提供當時這裏究竟發生了什麽情況。在夫子廟派出所的幫助下，找到了發現董忠倒地昏迷的兩個路人。那是一對青年夫婦，前往男方父母那裏慶賀生日，離開得晚了些，已經沒了公交車，隻好步行回家。他們途經現場時，發現昏黃的路燈下躺在血泊中的董忠。大驚之下，妻子發出了驚叫，引來了另一路人——一個五十來歲的男子，其在派出所出示的工作證表明係南京一家中型工廠的黨委書記，家住附近，因受到批鬥觸及靈魂而夜不成寐，又怕驚醒了家人，於是偷偷出來溜達。是他到派出所報的案。
按照“文革”前公安行業的規矩，碰上這種案子是應該立刻上報分局，由分局刑警前來進行現場勘查的。可是， “文革”開始後，一切都亂了套，派出所民警趕來後先救人，也沒要求保護現場，而且，是過了—個多小時才想起應該往分局打電話報告此事的。而分局呢，直到次日清晨四點才來了一輛摩托車，載著兩個刑警到現場看了看，拍了幾張照片，拿走了那塊凶手用來行凶的已經血跡斑斑的石頭，根本沒進行什麽勘查，更不要說調警犬來嗅跡跟蹤什麽的了——那當兒，使用警犬作為資本主義國家形而上學偵查手段的工具，已經受到批判，想用也不敢用了。
第四撥是調查董忠的社會關係，由於關係眾多，因此這一撥是由吳樹抒、印錦發和派出所聯絡員民警許吉利三位各率—個紅衛兵組員分三路同時進行的，一邊了解社會關係一邊走訪，一天跑下來沒有發現什麽。於是，當天晚上專案組開會匯總情況後，組長彭滔下令次日原第一、第二撥的六名同誌參與該撥調查，老施三人仍舊調查凶手線索。
這兩路調查又進行了兩天，調查凶手線索的一路仍無發現，另一路調查社會關係的倒是有了收獲。
調查發現了兩個使專案組感興趣的情況：一個是董忠在9月中旬曾收到過一封蘇州來信，之後他就利用星期日去了一趟蘇州。當天晚上八點多從蘇州返回南京後，宿於其姘頭之一羊珍妹處。刑警從羊處了解到，當時董忠把從蘇州帶回的一塊七八成新的“上海”牌女式手表送給她，這在當時已經是一件很珍貴的禮物了。董忠還告訴她，他麵臨著一個發財機會。一般說來，女人都是很好奇的，所以羊就追問是怎麽回事，但董忠卻守口如瓶不再說了。之後的日子裏，兩人有過兩次幽會，每次羊都打聽此事，但董忠始終沒吐口。另一個隋況是：專案組之前曾調查過的那個蹲過十三年大牢的舊警察王富林竟然也是董忠的社會關係之一。據董忠的鄰居反映，王富林最近曾去過董忠家幾次，有兩次還帶著鹵菜，在董忠家喝酒。
由於王富林是舊社會配合那個國民黨營長宋呈祥向徐百堂強索過“植田刀”的角色，而董忠恰恰也是四個向徐百堂以不同途徑謀求過“植田刀”的人之一，專案組就不得不對這個現象引起重視：這二位湊在一起廝混是想幹什麽？會與“植田刀”的事兒有關嗎？
於是，決定繼續調查。這回是盯著這兩條線索專門調查。第一條線索是向董忠的其他姘頭或者親友了解其那次去蘇州幹什麽，是否也跟別人說起過“麵臨著發財機會”之類的話，以及他在蘇州是否有親朋好友。第二條線索是調查王富林最近幾個月裏的活動情況。
調查下來，關於第一條線索的結果是：沒有發現董忠在蘇州有親朋好友的情況反映，其兄姐明確告訴專案人員說他們董家在蘇州沒有任何親戚或者世交好友；而除了那個羊珍妹之外，並無其他任何社會關係聽董忠說過他“麵臨著發財機會”這樣的話頭。
關於第二條線索的結果是：王富林也去過蘇州。他是戴反革命分子帽子的對象，因此他的外出是沒有自由的，如果要離開南京市那就得向派出所報告，說明外出地點、事由、往返時間、單位是否同意，派出所許可後方可離開。返回南京後還得去派出所跑一趟，銷假，並且拿出車船票，不是替他報銷交通費，而是表明他所言不謬。王富林去蘇州的事由是替解放前業已病故的前妻掃墓，時間是9月4日星期天。
專案組認為王富林此行可疑，決定傳喚王富林。彭滔親自出麵跟王富林談話，對他比較客氣，稱其“老王”，還請他抽煙。王富林呢，看上去也還老實，問什麽回答什麽。關於去蘇州之事，他說確實是掃墓，不過墓主並非“前妻”，而是解放前與他同居過的一個蘇州籍女人薛阿娟，後來生病死了，葬在其家鄉蘇州虎丘山下菊莊。他從來沒有給薛掃過墓，甚至差不多已經忘記了，可是那一陣竟接二連三夢見她，夢境離奇恐怖，於是他就決定去掃一次墓。之所以跟派出所說是前妻，是因為生怕民警給他扣一頂“宣揚迷信”的帽子，不但不批準成行而且還要挨批鬥。王富林說得很硬，稱如果你們不信，可以馬上去蘇州調查，當時我已經找不到薛阿娟的墳墓了，還是問了她的親戚，由他們領過去的。
那麽，跟董忠怎麽扯到一起去了呢？王富林說他在監獄也學會了電工，現在在單位有時人家也讓他接接電線修修馬達什麽的，甚至有幾次派出所喚他去安裝過電燈。今年春天，董忠受勞動服務公司指派到王供職的單位去幹過活兒，單位就指派他當其下手，就這樣認識了。使王感動的是董忠並不似社會上絕大多數人那樣對他這個反革命分子另眼看待，而是將其作為年長朋友對待，所以，他很樂意跟董往來。至於兩人接觸時的談話內容，多半是關於電工技術方麵的，也說些以前各自遇見或者聽說過的奇聞軼事，但從不涉及當前政治，也不談王的曆史問題。
彭滔聽完王富林上述陳述後，忽然把話題一轉，說老王你大概也聽說董忠被人砸了腦袋躺在醫院裏昏迷不醒的事兒了，我們需要了解一下，那天晚上你在幹什麽，誰能證明？王富林想了想，說他那天晚上在單位加班，修理一台草包編織機，一直幹到第二天六點多才修好，單位讓他回去休息一天，他為表示積極，沒回家，就在單位裏睡了半天，下午又去幹活了。
專案組隨即去王的單位查證，單位查了記錄並詢問了相關人員，說確有此事，當時和王一起修理機器的還有兩人，他們以及門衛都能證明王富林那天晚上確實沒有離開過單位。
這樣，王富林襲擊董忠之疑就給排除了。但是，他是否跟董忠密謀過獲取“植田刀”之疑未能排除，專案組將其留置，當即派員前往蘇州虎丘菊莊調查，得知王富林所言掃墓一節內容屬實。不過，專案組放他離開時，跟他說得很清楚：你的事情還沒有完，必須保證隨傳隨到。
與此同時，另一路圍繞著襲擊董忠的凶手的調查一直沒有停止。可是，盡管老施等人跑得非常辛苦，卻一點兒線索也未能發現。
至此，本案的偵查陷入僵局。偏偏這時又來了一封函件，使專案組更加感到壓力重重。
七、真相
函件是南京市人民委員會轉給市公安局，由謝中光局長批轉給專案組的。發信人我們說過，就是前麵給周恩來總理寫信的那個日本人植田西寅。得知他寫給周恩來的那封信己經轉到南京來了，植田西寅就給南京這邊寫信，他在信中向南京市政府表示感謝，並說在調查“植田刀”下落時如果需要他提供什麽幫助，請跟他聯係，他一定會盡力而為。
專案組在這當兒收到這封信，對於他們來說無疑是一種壓力。但他們沒有意識到，植田西寅在信中其實是話裏有話的，隻不過當時誰也沒有多想，甚至也沒想到應當把信找人翻譯成漢語後好好研究一下，隻因為日文中夾雜著大量漢字就想當然地以為大致上是能夠讀通的，就疏忽過去了。這樣，專案組注定還得多付出若幹無效勞動。這種無效勞動進行了三天，忽然有人想起植田西寅的這封信了。那是刑警曹大年想到的。曹以前是當中學老師的，後來借調到公安局相幫搞材料，竟對公安工作產生了興趣，而公安局呢，也很歡迎這種知識分子，雙方一拍即合的結果是曹大年的組織關係轉到了公安局，成為了一名刑警。曹大年善動腦子，他經過一番琢磨後就去找組長彭滔，說那封日本來信中是否話中有話呢，我們再研究一下吧。
彭滔接受了這一建議，依曹大年之言把該信送往老虎橋監獄，叫一個精通日語的無期徒刑老年漢奸犯翻譯出來，然後開會研究，最後得出結論：植田西寅的意思可能是暗示“植田刀”的背後隱藏著什麽秘密。於是，就決定跟植田西寅聯係，了解相關情況。那當兒，往海外發電報是一樁高風險的事兒，專案組誰也不敢拍板。於是請示局裏，局裏讓向市裏請示。市人委已幾近癱瘓，便讓直接往北京請示，因為這個案子是由國務院轉來的函件開的頭。專案組就指派副組長錢月妍帶刑警、紅衛兵組員各一連夜赴京。次日下午，錢月妍從北京打來電話，說已經獲得國務院辦公廳的批示，許可向日本公民植田西寅拍發調查電報。於是，彭滔就發出了已經擬就的電文。
1967年元月4日，專案組收到了植田西寅從東京發來的一份業已譯成中文的航空郵件。誠如刑警所估料的，“植田刀”的背後的確隱藏著秘密——植田家族中對於這把刀是有說法的，已故的上輩人向有規矩：家族共有遺產的繼承，如被繼承人沒有直接指定的，概以“植田刀”的持有權為準，家族中誰持有“植田刀”，就意味著誰獲得了繼承權。植田秀峰持刀參軍赴中國“征戰”，就意味著如果當時那一代的被繼承人死時沒指定繼承人的話，下一代繼承人便是他。可是，沒有想到植田秀峰竟死在中國了，那把刀不知下落。更使家族方麵為難的是，在植田秀峰死前兩個月，上一代的那位被繼承人已因急病故世，死前未留任何遺言。這樣，從法律上來解釋家族規矩，植田秀峰應該是新的繼承人，可是，植田秀峰也已經離世，這樣，下一位繼承人就沒了。
為此，植田家族中的幾個有資格獲得繼承權的人在得到植田秀峰的死訊後就開始尋找“植田刀”。有的偷偷潛入中國打聽，有的以經商為名客居香港活動，從戰爭結束到現在一直沒有消停過。植田西寅此次給中國總理寫信打聽“植田刀”的下落，也有著一份想獲得此刀的願望。因為他得知有—位族叔在四十年代後期到中國南京活動，企圖獲得“植田刀”失利後，一直鬱悶不已，一年前已經病故，其子植田西濱是東京黑社會的一個幫派頭目，已經通過黑社會關係輾轉跟中國蘇州市的一個神秘人物取得聯係，願以重金收買“植田刀”。植田西寅為不使“植田刀”落入這個族弟之手，就想通過中國官方查得該刀下落。
事後想來，植田西寅的這封函件對於專案組的偵查工作是有關鍵性幫助的。當天晚上，專案組開會研究案情時，對於該函中所說的“蘇州神秘人物”產生了興趣。此人是否就是夜襲董忠的凶手呢？
專案組從董忠的角度去推測其從開始考慮獲取“植田刀”一直到在夫子廟遇襲的整個過程，估計可能是這樣的：董忠9月中旬那次去蘇州，是在獲得蘇州那個被植田西寅稱為“神秘人物”的信息後前往當麵洽談關於“植田刀”的相關事宜的。返回南京後，他就開始著手謀取“植田刀”。在董忠看來，當時紅衛兵正在抄家，像徐百堂這樣的人還不是想抄就抄？於是，董忠就想當然地認為是可以輕而易舉地讓徐百堂把刀交出來的。哪知，他去跟徐百堂一說，人家不幹。這樣，麻煩就來了：徐百堂已經拒絕了.董忠就不可能用其他手段比如偷盜、搶劫從徐處獲取了，因為隻要一動，徐百堂極有可能向公安局報案，公安一問情況，他姓董的還不是立馬被列為嫌疑對象？這樣，董忠就隻好另想辦法了，尋思隻有讓“植田刀”轉移個地方，最方便的方式就是讓紅衛兵把刀抄走，然後再設法從紅衛兵那裏獲取。於是。董忠就慫恿紅衛兵前往徐百堂家抄走了“植田刀”。
可是，董忠不是紅衛兵，並不知其時市裏已有規定，所有抄家物資都必須上交“抄家辦”。這樣，董忠就無可奈何了。猜想當時這主兒肯定大失所望，好生鬱悶。不曾想到的是，事情似乎還有峰回路轉的可能：“植田刀”被作為破“四舊”成果公開展覽了。於是，董忠的念頭便死灰複燃。估計之後一段時間裏，他肯定跟徐百堂一樣，曾多次“參觀”過展覽會。但是，展出期間那裏戒備較嚴，以董忠這樣的新手，是無法下手作案的。這樣，他就隻好一天天往下拖。一直拖到展覽會結束前夕，他無意中從姘頭田杏香處得知次日展覽會工作人員向飲食店訂了夜宵，於是就認為那個短暫的時段應是適合下手竊取“植田刀”的唯一機會，決定屆時下手。
董忠沒有料到徐百堂竟然也在動著相同的腦筋，而且比他下手早，一舉得手。這樣，他就隻好悄悄尾隨，想弄清楚贓物藏匿地後再設法竊取。徐百堂去了玄武湖公園，董忠不敢跟得太近，因此不知道具體藏匿點，隻知道大體方位。這樣，接下來一段日子裏，董忠就顯得忙碌起來，他得時不時去現場尋找藏刀位置。最後終於讓他找到了，又擔心竊取後會被徐百堂發覺引起麻煩，所以決定讓徐百堂暫時失去自由。結果，徐百堂被關進了“牛棚”。得手後，董忠向蘇州那個神秘上家通報了消息。上家於是就來南京與董忠見麵，估計是來銀貨兩訖的。可是，令董忠想不到的是，對方收“貨”之後，竟然對他下了狠手。
彭滔根據上述推測作出分析：“凶手來自蘇州，以目前紅衛兵正在大串連，每列火車都人滿為患，連廁所裏都擠滿了人的狀況來看，凶手在獲得‘植田刀’後是不敢帶著上火車的，一是不便，二是極有可能會讓人發現他攜帶的乃是‘四舊’物品，所以，他隻能乘坐長途汽車或者輪船返回蘇州。不管是坐汽車還是坐輪船，他都得等到第二天上午才能離開南京。因此，估計凶手是應當在南京住宿的，我們可以圍繞著住宿的線索進行追查。”
這個分析獲得了與會人員的一致讚同，於是討論如何追查。這在那個年代還是比較容易的，凶手住宿無非是三條途徑之中選一條：一是入住賓館旅社，二是借宿親友處，三是混在車站、碼頭、公共浴室。這三條中，第三條的可能性不大，因為帶著 “植田刀”在公共場所過夜，風險太大，估計凶手不敢。那就考慮從第一、第二條途徑去調查。這就容易多了：入住賓館旅社是需要登記證件的，而借宿親友處則需要向派出所申報臨時戶口，都是白紙黑字留了底的，一查就著。
於是，次日專案組全體出動，對上述兩種可能分頭進行調查。查到中午就有了著落：秦淮區“東方紅旅社”的住宿登記本上顯示，董忠遇襲當晚該社有一個操蘇州口音的男性旅客人住，用以登記的證件是上海海洋漁業公司的工作證，名叫張恭超，是當天午後登記入住的，下午在房間睡覺，傍晚出門，晚上返回旅社時已是十一時，旅社剛關門，是叩門而入的，回來時手裏拿著一件藍布裹著的長條形狀的東西，所以服務員留有印象。次日一早，他就退房離開了。
專案組當即決定對這個嫌疑對象采取措施。當晚，張恭超在蘇州家中被捕，警方在其家中搜出了那把“植田刀”。張恭超被連夜押回南京，抵達後立刻進行訊問。張恭超的交代如下——
1965年8月，張恭超所在的上海海洋漁業公司作業船出海捕撈時，因避風而臨時停靠長崎，補充物資時他結識了一個名叫鬆本大郎的日本船員。鬆本會說中國話，對他很是熱情，贈送了手表、半導體收音機和一些高級食品，兩人交了朋友。張恭超回國後，開始跟鬆本通信，鬆本還幾次給他寄來化纖布料、糕點糖果等。1966年3月，鬆本所在的輪船途經上海時，約見了張。就在這次約見中，鬆本向張恭超提出：他受一個朋友的委托，想收購一把二戰時一個日本人遺留在南京的武士刀，這把刀在目前居住於南京市玄武區的一個名叫徐百堂的人手裏。張恭超如果能完成這項委托，可以獲得八千元人民幣。張恭超有些膽怯，就以不熟悉南京情況無法跟徐百堂接觸為由拒絕了。
鬆本並不罷休，次日見麵時再次提出相同要求，把金額提高到一萬元人民幣。鬆本說，他的那位朋友在日本有些勢力，如果你幫他了卻了這個心願，以後他會給你其他好處，包括你如果不想在中國生活而移居日本也是可以的。鬆本還說，那把武士刀原本就是他那個朋友家族的，隻因戰爭的原因才流落到中國。朋友一直想收回，為此他和他的父親已經耗費了二十年的心血，早在國民黨時代就請南京一位王姓朋友出麵相助，未得手；後來，又請上海一位牙醫幫忙，也未辦成；前幾年廣交會時還曾托一位港商特地從廣州趕到南京找徐百堂商量轉讓，也沒成功。這次聽說鬆本結交了張恭超這樣一個中國朋友，心頭重新燃起了希望之火，請張恭超千萬成全。當時的一萬元是一個天文數字，張恭超禁不住誘惑，再說聽起來似乎也沒有什麽危險，最後就答應了。鬆本大喜，當場拿出四千元人民幣作為定金和活動經費給了張恭超，並給了南京那位王姓朋友的地址和一個香港的聯係地址。王姓朋友即王富林，是讓張恭超找王牽線搭橋了解徐百堂的情況；香港地址，是生怕得手後無法跟日本國內的鬆本聯係上，所以另外建立一條備用渠道。
張恭超的思維比較慢，他收下錢後才想起一個問題，說既然你們在南京有那個王富林，為什麽不直接找他做這件事而要繞一個圈子找到我呢？鬆本向他解釋，王富林剛從監獄釋放不久，戴了一頂無形的什麽帽子，是受監督的對象，他是無法幹成這事的。所以，必須你去幹，但他可以根據你的需要提供幫助。至於王的報酬，跟你無關，我們另有安排。
張恭超於是就去了趟南京，悄悄找到了王富林。王顯然已經從另外什麽途徑知曉此事了，匆匆見麵時說你給我一個聯係地址，如果時機成熟我會跟你取得聯係的。
張恭超為不錯過機會，特地做了點兒小手腳使自己患上了“肺結核”，從而騙得了半年病假，待在蘇州家中等著王富林的消息。王富林經過一番活動，終於物色到了董忠作為直接下手的合適人選。但董忠提出要跟張恭超見麵洽談，張收到王的信後表示可以。於是，就約定在蘇州火車站見麵。董忠於9月中旬前往蘇州跟張恭超見了麵，張給了他一塊女式舊表作為禮物，另給一百二十元作為定金，言明他願出價兩千元收購那把刀。之後，董忠活動的情況誠如專案組所分析的那樣，“植田刀”到手後，他通過王富林告知張恭超前往南京銀貨兩訖。王於是寫信通知了張。張恭超便赴南京，直接找了董忠約定了時間地點，然後跟王富林見麵。王富林說這事公安正在調查，看樣子抓得還很緊，聽說成立了專案組什麽的。為你我安全起見，董忠這個人不能留活口啊！張恭超這才知道這件事沒有那麽簡單；但既然已經到這一步了，也隻有做下去了，況且王給他打氣說董忠生活作風很不好，幹掉了也不會懷疑到這方麵的，警察隻道是情敵下的手哩。於是，張恭超就在當晚請董忠喝了酒，讓其隨同去旅社取款。途中，用石塊砸了董，掠走了“植田刀”後溜回旅社，次日即返蘇州。
專案組當即逮捕王富林，王到案後對其罪行供認不諱。他還交代說由於他曾留學日本，抗戰時一度給日本人當過翻譯，結識了一些日本軍官和特務。可能就是其中的哪一位把他的情況給植田家族中的人介紹了，所以早在1947年時已有日本人來南京找他，許以重金請他幫助獲取“植田刀”。為此，他請那位宋營長出麵向徐百堂敲詐，後來得知徐百堂手頭有中央憲兵團的公函，不敢造次，隻得作罷。新中國成立後，他被捕判刑，所以那兩次有人向徐百堂謀取“植田刀”的情況就不清楚了。刑滿釋放後，他因經濟困難而去向舊郵電局的一個結拜兄弟陳某求援。陳某是中日混血兒，但他新中國成立前就是中國國籍，新中國成立後調往南京一家大廠從事技術工作，是高級工程師。此時陳某的父母均已去世，但他與日本的父係親戚還保持著聯係。陳某和抗戰時在南京經商的一位日本親戚通信時說到王富林釋放之事。可能就是這個親戚傳播了該消息，從而使植田家族中有人起了再次請王謀取“植田刀”的念頭。不久，王就收到了一封由陳某轉交的函件，信中說到了請他留意以“符合中國法律的方式”謀取“那件貨”。陳某是個好好先生，隻道是談生意上的事，也就沒引起注意，把信轉交了。王富林閱信後給日本方麵回了一封信，說如果有機會，他願意提供幫助。日本方麵後來在給陳某的信裏帶了一句話請陳轉告王：非常感謝！有機會時會有朋友來找你的，屆時會給你一份報酬。不久，陳某獲準赴日探親，植田家族中人托其給王富林捎來一些禮物並請陳兌換了兩千元人民幣交給王富林。
因此，當張恭超找王富林要求提供幫助時，他一點兒也不感到意外。當然，當時圍繞著“植田刀”還沒有發生任何事情，而王也不可能預料到這件事之後的發展軌道竟會這樣，所以他一口答應幫忙，並替張物色到了董忠。等到後來情況大大不妙時，他後悔都來不及了，最後隻好鋌而走險讓張恭超把董忠滅口了事。
專案組隨即又去找陳某。陳某這時已經是癌症晚期，腹部腫脹如鼓，說話極其吃力，他證實了王富林交代的情況。以警方的規矩，是應拘捕他的，但看他那副樣子，也就“暫緩執行”了。
對於該案的偵查至此結束。其時市軍管會尚未成立，遂以市人委的名義向國務院呈遞了一份報告。那把“植田刀”，作為證據由市公安局收繳保存，大約兩年後在清理庫房時連同其他一些辦案時收繳的獵槍、土槍、刀具送交一部隊倉庫保存；1975年年底，部隊翻建營房時，這些早已鏽得不成形的東西就被作為廢品送進鋼廠回爐處理了。
1967年9月底，張恭超、王富林被南京市公檢法臨時工作委員會以殺人、盜竊罪雙雙判處死刑，立即執行。另二涉案人董忠、陳某其時都已死亡，不予追究
【附錄】
《信筆由墨注》
1966年10月，南京在總統府東麵，坐落於漢府街東部，街北的毗盧寺舉辦過一次“抄家成果展覽會”，而且僅此一次。毗盧寺是南京名刹，作者卻不知其名，令人不解。
毗盧寺毀於破四舊之時，距“抄家展”不過月餘，其殿堂廟宇建築完好。作者稱為“破廟”，有失事實。
從毗盧寺去玄武湖，有兩公裏多的路，其中太平路一段，一公裏多，即使是白天也鮮有行人。太平門外隻有兩條路，一條是玄武湖南岸的濱湖路，晚上沒有路燈；一條是東岸的濱湖路——板倉路，路燈稀少，大段的黑暗區間。兩條路，天稍暗就幾乎沒有行人了。徐百堂深更半夜去埋刀，挖刀的人跟近了，不可能不被發現，遠了，難以跟上。
一路上東側是當時的軍事學院院牆，西側南是小營和某單位的院子，北是菜地，沒有人家。那條路通到玄武湖的東岸和南岸。
我的同學中有參與“抄家展”的工作，至始至終，直到關門。下麵匯總一些同學們提供的情況：
對，（毗盧寺）是破四舊時關的。我去那是個不參與的紅衛兵，是我院朝濰坊大姐讓去的，可見識些四舊東西。剛去時還沒開展去看地源，就看到那裏各間屋裏和尚居住的情況。不是單位庫房，可看到有室兩三人住，有的就一人住。和尚各人的條件也不同，有富的也有窮的穿補丁吧。院後是菜地，和尚廟裏的食物都是自種的，國家政策是宗教存在，但靠自勞自得。毗盧寺裏的十一麵觀音像高到廟房頂，是用整棵白果樹雕刻的，是稀有物。文革去時聽說已被砸了。成廢除的宗教地，才整理後辦了兩月展覽館。
抄家展覽在毗廬寺舉辦，從66年10月到年底結束。是市委安排的展示，讓中學紅衛兵總部在那裏執行，從早到晚都有紅衛兵的警衛隊在那裏。年底參加這個展的紅衛兵又去鳳凰鐵礦廠勞動鍛煉到春節回來。
抄家的目標都是由公安提供的，抄的物品原來是市委安排管理，後將一部分歸到展區公開展示。之後據說又統一收到什麽部門，好象有銀行。展示的物品有珠寶金塊槍刀等。
那時真覺得是政府安排好紅衛兵的事。記得我校抄家就在校區周圍，還有不少是政協的高官，國民黨的人員。提供信息的還是公安局，線索是槍和長刀什麽的。我隻參加兩次，那天生病發高燒，隻給守著那家門口，還真從老房的樓梯中抄出長槍和大長刀。
每天工作餐的菜就在毗盧寺的後院和尚種的菜地裏挖菜用。
沒有啊。從早到晚都在那裏，還有紅衛兵的警衛隊在那，沒聽說這件事嗎。
從沒聽說此人事。還有一點讓我心裏笑話此文，是個無任何實據的小說。此文學寫作是2012年出版，而那時文革中的實事作為，可完全不象此文中寫的警方人員。那年底在寫作中的實際時間裏，發生了運動中大事，大行宮太平南路江蘇飯店紅總和赤衛軍大打於12月31日晚間，元旦那天老工人派垮了。此後就是紅總和八二六派分家成兩派，一直鬧到省市籌備委員會成立。
這個刀在展覽時我沒有什麽感覺。對古物早有興趣，可對這刀沒有印象。
還把這刀聯上日共和新四軍，更可笑的一個裝飾小說，不值錢到成了鏽品，那破案後這實物有曆史的古功，南京博物館怎麽不收入成展覽品？還寫上國務院有文件來，那怎無一點國家的處理意見執行呢？
還有此刀是個小家族的私事，一個日本小家之事，編的小說竟抬到了與我國的國務院的水平上去辦理，還成了個難案？
看現在的人投巴外國的思維都下落到這種地步。公安啄木鳥雜誌的小說，有多少是實情實事的真公安事跡？
植田秀峰有無此人？我看查起困難，一是老人多不在了，二是也無檔案可查。三是有此人寫作上說是那時就早逝了，還此人如真有怎麽知道的此日本人的自史？
一看不就是編的故事嗎。
《倭刀》
“胴切”的銘文是刻在刀頸，被刀柄包裹，而不是在刀身，不拆開刀柄是看不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