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塵封檔案】係列之068：'藍星'墜落上海灘

【塵封檔案】係列之068："藍星"墜落上海灘

 本文轉載自公安月刊《啄木鳥》2012年第06期

 文：孫沉

 

一、解教美女與工商幹部

1959年3月31日下午，上海市閘北區虯江路的票券黑市上，稀稀疏疏的人流中，一個二十歲出頭的美女——本案舞台上的龍套演員尹萍款款而來。

尹萍出身於洋行高管家庭，解放後家境敗落。她自幼享慣了福，父母不能提供享受小資生活的條件了，她就隻好爭取外援。上海灘是一個任何年頭都不缺有錢人的地方，尹萍憑著天生麗質，很快又過上了舒適的生活，當然，交換條件就是她自己的身體。但這種生活沒過多久，1957年初夏，尹萍被勞教了，不長，十八個月。對於一個自幼生長在中產家庭的嬌弱女子來說，別說下田幹農活了，就是光讓她待在號子裏這麽些時間也是難以想象的。好在尹萍年紀輕，挺過來了。

品嚐了十八個月的勞教滋味後，尹萍決定以後不再賣淫。那麽她應該去找一份什麽樣的工作呢？那個年代，一般的能夠糊口的工作還是比較好找的，當然得通過街道介紹。尹萍卻沒進街道辦事處的大門，而是自謀出路——去虯江路票券黑市轉了兩趟算是取經，然後就無師自通地做起了票券販子。

票券販子這個行業，始於1953年政府實行統購統銷，在全國範圍內對糧食、棉布進行配給供應後。既然是配給，就說明糧棉屬於國家緊缺物資，對於那些想掙一份非法收入的人而言，這裏麵就隱藏著商機。1953年到1958年，糧票、布票的供應還算不上緊張，所以票券行業處於平穩發展階段。1958年由於“大躍進”而發生了問題，惡果迅速凸現，1959全國範圍內糧食、棉布供應吃緊，直接影響到副食品及其他方麵，於是在進入1959年後，當時被稱為“三年自然災害，新中國最為嚴重的困難時期就此拉開了帷幕。於是，票券販子就有了用武之地。尹萍就是趕在這當口入行的，當時她每月倒賣糧票、布票的收入，已經超過父母工資收入的一倍以上。

可是，尹萍沒有好好考慮過，凡是獲利大的行當，風險也相應大。思維不縝密、慮事不周全的人，如若沒有鴻運罩護，早晚會嚐到苦果。這天，當尹萍興致勃勃來到黑市時，卻不知厄運即將降臨。

1959年4月2日至4月9日，中共中央舉行八屆七中全會，開會的地點就在上海。按照慣例，凡是舉行這等重要會議之前，會議所在地都要進行大規模的治安整頓。這次當然也不例外。對於票券販子這一行的高人來說，這種整頓隻要稍有動靜，比如黑市上突然出現個把一眼看去就不是行內人的主兒，那就得加倍注意了，沒準兒這人就是工商監管部門派來的。於是，立馬收斂，不再露麵。這幾天，高人們就是這樣。可是，尹萍是個初入行的小阿妹，又沒有拜師傅，純屬無師自通，這方麵經驗不足，所以她還是照常出動。於是，尹萍就栽了跟鬥。

這天，尹萍是帶著一些上海市布票來黑市上出售的。由於量不多，也就十幾丈，所以隻能零售。尹萍很快就物色到了一個一眼看去就很老實的中年男子，幾句話搭訕下來，兩人就到旁邊角落裏去談價錢。正當雙方一手交錢一手交貨行將成交時，背後不知怎麽已經站了一個男子，一把揪住尹萍的風衣後領：“別動！跟我走一趟！”

尹萍在勞教場所錘煉了十八個月，膽子屬於“法場上的麻雀——嚇大的”，冷不防被人這麽一揪，竟然毫不驚慌，手一甩，正要把布票扔進旁邊的陰溝，卻被另一個工商人員一把攥住，那是個女人，手上卻有—把勁力，她連掙幾下也沒掙脫。於是，轉臉回頭，想分辨究竟是真的遭遇了工商，還是從哪個旮旯裏蹦出來的痞子想敲竹杠。那時的工商人員統稱為“工商幹部”，聽上去威風，卻是不戴大蓋帽的。控製尹萍的那二位，男的三十出頭，五短身材，車軸漢子，方臉，濃眉，大眼；女的二十多歲，高個兒，壯實，臉上分布著若幹青春痘。尹萍看對方時，人家也在打量她，她的眼光和那男工商幹部相遇時忽然就都停住了，對方一聲低呼：“咦—是你，”尹萍也是脫口而出：“貴根爺叔！”

劉貴根是尹萍的老鄰居。解放前，像個小公主一般的尹萍坐著家裏的包車出出進進時，劉貴根是弄堂口擺修鞋攤頭的小皮匠。解放後，小皮匠不見了，也沒有人關心他去了哪裏、在幹什麽。哪料到他竟搖身一變成了吃皇糧的工商幹部！尹萍認出劉貴根，當然指望對方網開一麵，私下放了她算了。但五十年代幹公差的基本底線就是“堅持原則”，也叫“六親不認”，哪怕抓到的是自己的直係親屬，昨晚還在一起喝酒聊天，也不能徇私。這樣，尹萍就折進了局子——閘北區工商局。

尹萍的運氣有點兒差，她倒賣的布票是一百一十八尺，而按照當時的規定，滿一百尺者就可以作為投機倒把罪處理了，至少送安局關押三個月以下，也可以勞動教養，而像尹萍這樣有過勞教前科的，通常都是先關押後勞教——再勞教就不是一年半了，起碼兩年。尹萍一聽有這樣的規定，馬上就纏著劉貴根一迭聲“爺叔”，眼淚鼻涕齊淌。她的記性極好，竟然還翻出了小時候一次次到皮匠攤頭上給小皮匠送零食送點心的往事來，劉貴根便有些於心不忍了。

同事們問明了雙方的關係，便出了個主意：如果尹萍有立功表現，就可以從寬處理了。一語提醒了劉貴根，於是就點撥了一下。尹萍就提供了一條線索：一個姓盧的販子最近放出風聲，高價收購 “滿天飛”（即全國糧票），口氣大得驚人，有多少收多少！

劉貴根認為老盧是條大魚，於是就向局裏匯報了。領導研究下來，決定釣這條大魚，順便也給尹萍一個立功機會。這活兒就落到了劉貴根頭上。尹萍很是高興，眼淚鼻涕擦淨後，表示非常樂意接受這個特別使命。

尹萍於是就開始全力為工商效勞。可是，折騰了若幹天也未能打聽到什麽消息，老盧就像大風中的一粒抄子一樣，一下子就無影無蹤了。劉貴根這邊倒還沉得住氣，他知道越是大魚，釣起來就越是費勁。可尹萍卻不行了，隔三差五找劉貴根訴苦，她最為擔心的是釣不著老盧這條大魚，立不上功，回頭工商一翻臉，沒準兒就讓她重回勞教農場下田幹活兒。

又過了兩天，尹萍興衝衝地跑到工商局向劉貴根報告：找到老盧了！

其實，這時她還沒見上老盧，連對方是高是矮是黑是白也沒弄清楚，她不過是通過黑市上的一個朋友輾轉給老盧捎了話說她手頭有“滿天飛”，如果老盧有意向，可以跟她聯係。這風聲已經放出多日，這天終於有了消息。老盧忽然給尹萍打了一個傳呼電話，問她手頭有多少“滿天飛”。尹萍說這事兒在電話裏說不清楚，要麽我們約個地方麵談。老盧在電話那頭稍一沉吟，最後說："下午三點我們在閘北公園門口見麵。”

 

二、老盧和全國糧票

這裏說一下“滿天飛”——全國糧票。糧票，從1953年開始使用到1990年退出市場，是在新中國曆史舞台上存在了將近四十年的最活躍、最重要的票券（沒有“之一”）。根據當時中央政府的規定，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可以印發各自地盤的糧票，這種糧票隻能在自己的地盤上使用。那麽如果有人因公或者因私跑到其他省區勘事，吃飯問題應該怎樣解決呢？這個問題，國家已經考慮好了，就是使用全國糧票。這是由國家糧食部直接頒發的唯一一種可以在全國各地流通的糧票。而兌換全國糧票不是一樁容易事。首先，兌換者需要向糧食管理部門擺出自己需要去外省區的理由，這個理由自己說了還不算，得由其供職單位提供書麵證明，沒有單位的就由街道居民委員會提供；其次，閣下去了外地，那本地貴府開飯時桌上就沒了你的那副餐具，所以菜就少準備一份了，是不是？嗯，說菜幹嗎？要說的，須知糧食管理部門除了管你的口糧，另外還順帶管著你的食油，那也是統購統銷的物資嘛，而且規定糧食和食油是捆綁在一起的，油跟著糧走。你把自己的口糧標準帶走了，那同時意味著把食油標準也帶走了。所以，你憑著單位證明來兌換全國糧票，還得把油票帶來交給糧管所。

費了這等麻煩才能兌換到屬於自己糧食定量的全國糧票（證明上是寫明外出期限的，不能超量兌換），由此可見全國糧票的價值了。在當時的黑市上，每市斤全國糧票的交易價是人民幣五角。而當時上海市區一個剛參加工作的青工，月薪不過十八元，一個月的薪水拿到黑市上去隻能購買三十六斤全國糧票。

說完了全國糧票，再說老盧。老盧聽尹萍在電話裏的口氣，手頭好像是頗有點兒貨的，於是就決定前往閘北公園跟尹萍見麵。老盧其實不是票券販子，不過他對黑市並不陌生。翻開他解放後在其住所所在地的公安分局登記時留下的記錄，他在1946年至1948年期間曾是國民黨“軍統局”（後改組為“國防部保密局”）的情報特工。不過，他屬於特工中的小角色，那類策劃於密室或者影視劇裏經常出現的在豪華舞廳、豪華飯店裏燈紅酒綠的活兒是輪不到他頭上來的，說實話他也沒有這種水平，隻能終日泡在市井伸長了耳朵探聽信息，記憶中最好的活兒就是坐在茶館裏美美地享用著用特工經費埋單的旗槍、花生、瓜子、蟹殼黃（滬上一種大眾化點心），當然耳朵是不能閑著的。因此，即使後來不做特工，開了家煙紙店過日子後，每當他置身於類似虯江路票券黑市的那種場合，一種熟悉、親切的感覺就會油然而生。

像老盧這樣的角色，即使以前做特工時確實沒有在“軍統局”、“保密局”發揮過什麽作用。解放後人民政府也沒有理由把他作為良民擱在一邊不聞不問，因此他在1950年鎮壓反革命運動伊始就折進了局子。不過，調查下來確實沒有什麽大的罪行，隻是奉命打探情報，一部分純是國民黨內部派別之爭的內容，繳獲的敵偽檔案中也沒有證據顯示他的工作跟中共地下黨受到損害的人與事沒有什麽關係，所以後來處理時就從寬判了六年徒刑，押解蘇北勞改農場勞動改造。l956年，老盧獲釋回到上海。老盧被捕前是開煙紙店的，回來後時過境遷，煙紙店經營不成了，就四處混點兒事做做，掙點兒小錢，屬於打零工性質。一個月前，老盧遇上一個熟人。這個熟人給了他一個眼前能夠發點兒財、日後有望過上舒心日子的機會。當然，天上從來不會憑空掉餡餅的，要獲得這種實惠，老盧得有所付出。這個付出，就是去黑市上收購“滿天飛”。

當初警方審查老盧時曾查看過繳獲的敵檔。裏麵對他的評價比較差，幾乎每季度的等級評定都是最低一檔。不過，老盧畢竟接受過特工的正規訓練，再差的水平用在做票券販子方麵，還是夠得上出類拔萃。因此，他隻用了一個星期，就摸熟了黑市的情況，下一個星期，他就廣交朋友，放出風聲。然後，他就從新交的朋友那裏得知有一個叫尹萍的美女販子手頭有全國糧票。

尹萍興高采烈向劉貴根報告消息時，老盧去了虯江路附近的一家茶館。如若票券黑市搞考評尹萍肯定是一個不合格的販子，因為她入行雖然早於老盧，卻不知道真正的大生意並不是在市場上做的，而是在其他場合悄然洽談，老盧此刻去的這家茶館就是上檔次的票販子經常進行洽談的地下交易所。巧的是，老盧在這裏遇到了另一個也知曉尹萍其人的票販子小張。小張聽說了盧、尹放出的關於“滿天飛”的供求風聲，現在遇見老盧，就把尹萍手頭有貨的消息說了說。老盧有著情報特工的素質，沒說他已經跟尹萍聯係上了，反而向小張打聽尹萍的情況。小張就住在尹萍家附近，對尹萍比較了解，當下說了說。老盧聽著心裏便有些吃驚：即將和他見麵的交易對象竟然不過二十出頭，而且被勞教過，還是美女，這……好像有問題啊！

問題在哪裏呢，這樣年齡和經曆的一個姑娘，她手頭可能會有貨。而老盧確實也很想收這批貨，可是，他不敢收。為什麽？老盧在勞改農場混過這麽些年頭，跟那幫弟兄交道打得多哩，知道他們的行事路數，也知道他們在社會上的朋友是一些什麽樣的家夥，其中就包括尹萍這樣的主兒。因此，老盧懷疑尹萍手頭的貨是贓物。委托老盧收購全國糧票的那個熟人曾反複叮囑過：貨的來源一定要安全，價錢可以給得高些，但是安全第一！

因為老盧有了這個懷疑，所以他就決定取消與尹萍的約會，而尹萍不知道，還是興衝衝地去了閘北公園門口，劉貴根也悄然前往。當然，都是白跑了一趟。

不過，老盧最終還是沒能逃掉。三天後，尹萍去虯江路黑市轉悠，得到一個消息：老盧被閘北分局捉進去了！

老盧確實被關進閘北分局看守所了，此刻他還坐在監房裏連連自責，埋怨自己“太衝動”呢。那是昨天上午的事，他去虯江路黑市打聽“滿天飛”消息時，跟一對流裏流氣的男女發生了糾紛，動手時打折了對方的胳膊。於是，中興路派出所就紿老盧開了一紙拘票把他送到看守所去了。

尹萍急報工商局，劉貴根就去派出所向承辦民警了解情況，主要是打聽從老盧身上搜查到什麽沒有。民警說老盧身上隻有一個舊錢包，裏麵裝著五元六角三分鈔票。從派出所出來，劉貴根又去了老盧家。這一去，問題就來了——在老盧家裏發現了三百斤全國糧票、六百四十元人民幣。糧票是雜七八新舊混合的，憑劉貴根的經驗，這些糧票顯然是老盧從私人手裏收購的。鈔票呢，竟是清一色的嶄新連號十元大票。在當時，六百四十元乃是一筆不小的款子了，劉貴根辛辛苦苦幹一年不吃不喝也攢不下。

領導聽了劉貴根的匯報後，說如果有證據可以證明這三百斤糧票確實是從黑市上收的，那倒是可以處理老盧；至於這筆款子，就不是我們工商的活兒了，他肯定不會承認這錢是為倒賣糧票準備的。所以，領導的意見是幹脆連那三百斤糧票也不管了，連同鈔票一起交給公安分局，讓警察去處理就是了。

這樣，劉貴根就寫了一個說明性的材料，蓋上公章，連同鈔票、糧票一起送往分局。這一送，就引出了一樁案子。

 

三、又冒出一個妖豔女人

當時，擔任上海市公安局局長的是老紅軍出身的中共資深保衛工作者黃赤波。四天前，各分局局長前往市局參加工作例會時，黃局長下達了一個指令：根據公安部獲得的情報，台灣國民黨反動政權為對付解放軍可能會在半年後的建國十周年大慶期間對金門、馬祖等島嶼實施類似“8·23”炮擊那樣的軍事行動，已指令特務機關著手刺探內地通往福建前線的交通情報，以便提前布置破壞行動，阻止軍火輸送，減輕軍事壓力。為此，公安部要求上海、浙江、江西、福建、湖北、河南、訶北等地的公安部門特別注意相關情況。根據公安部的這一指令，黃赤波要求從現在起，各分局都應當密切關注社會動態，一旦發現異常情況，不能放過，必須一查到底。

各分局於是迅速布置下去。因此，盡管在不管是尋常百姓還是像老盧那樣的不法分子看來，社會上一片平靜，其實警方內部的弦繃得很緊。老盧鬥毆傷人這事兒，算不上異常情況，由於他被拘留時身上隻有五元多鈔票，承辦民警並未十分重視。當劉貴根把從盧家搜得的糧票、鈔票送到分局後，老盧立馬搖身一變成為值得警方駐步一瞥的對象了。六百四十元，這在1959年是一個什麽概念啊！

於是，分局領導就決定把這事兒一查到底。這活兒，就交給了治安科民警田家浩去做。田家浩接手後，就去了盧家，問盧妻這筆錢款是從哪裏來的。盧妻的回答是：“我不知道。”

田家浩又去了銀行，要求協助查明這筆連號鈔票是不是真幣，是從哪個銀行取出來的。

次日，銀行的消息來了：鈔票是真幣，但從號碼看，並非從上海市的銀行取的款子。至於該號碼段的錢款是從何地的銀行提取的，那得向北京查詢了。田家浩尋思此刻前往北京調查是不可能的，那就隻好去看守所問老盧。老盧聽田家浩問到那筆款子，額頭上就冒冷汗了，說這錢是他以前存下的，出獄後取出來想做生意，一時找不到好項目，於是就去虯江路倒騰點兒票券賺些差價糊口。

“存下的？存哪家銀行呢？”

“這個……我沒存銀行，就藏在家裏嘛。”

田家浩昕了“嘿嘿”冷笑：“你是幾時被政府拿下的，”

老盧囁嚅道：“是……是l950年底。”

“1950年使用的什麽鈔票？從你家抄出的是什麽鈔票？那時的人民幣是這個版本嗎？”

老盧見蒙不過去，幹脆就不開口了。這樣，這筆鈔票就更加疑竇重重了。不過，別說田家浩了，就是分局領導也還沒把老盧跟公安部那條情報聯係起來。這筆錢數額不小不假，老盧不肯交代來路是是事實，但是不能因此而認為他跟台灣特務機構有聯係啊。人家這錢可能是向某個不願意說出來的人（比如以前的拚頭，或者不願意露富的親友）借的呢。所以還得往下調查。

4月19日，田家浩去了老盧的居住地，正好戶籍警也在居委會，於是請治保員叫來盧家幾個鄰居。了解下來，鄰居說老盧出事大約四五天前的一個下午，曾經有一個三十七八歲、燙短發、看上去有些妖豔的女人去過他家，不過沒待多長時間就走了。走的時候，老盧很客氣地送到弄堂口，兩人一邊走—邊說話，那女人說一口滬語，一聽就知道是上海市區人。

這個妖豔女人是誰呢？田家浩想了想，就讓戶籍警把老盧的妻子叫到派出所來問。可是盧妻還是一問三不知。盧妻離開後，戶籍警給田家浩出了個主意，說要麽去傳呼電話亭碰碰運氣，那個女人訪問老盧，總要事先聯係一下吧，聯係無非就是寫信或者打電話，估計打電話的可能性比較大。田家浩到傳呼亭一問，傳呼員說老盧經常來打電話，不過打進來傳呼他的電話倒是不多，我給你們翻翻存根看看。一翻就翻著了：4月12日上午9點35分，有一個姓曹的女子打來電話要求傳呼盧學仁（即老盧）接聽。傳呼員因為當時太忙沒法分身，就讓對方留下電話號碼，待另一傳呼員傳呼返回電話亭後再去通知老盧回電。這樣，田家浩就查摸到了曹姓女子的電話號碼。到電話局去查，是虹口區祥德路的一個傳呼電話亭。

田家浩再去看守所訊問盧學仁，說了有妖豔女人來訪的事，老盧又是一個愣怔，可是馬上搖頭，說他記憶中根本沒有這樣一回事，他並不認識什麽姓曹的女人。

第二天，田家浩待局辦公室一上班就去開了介紹信，騎了輛自行車前往管轄祥德路的虹口分局歐陽路派出所。因為有傳呼電話號碼，又有那個女人的姓氏，所以一查就著：那個女人名叫曹少珍，三十九歲，飯店收銀員，最近在家病休。家庭情況：丈夫莊亞鐵係曆史反革命分子，已於解放初期鎮反運動中被人民政府鎮壓，遺有一女名曹虹二十歲，商店營業員，已於春節出嫁。

田家浩尋思既然來了，那就查個清楚吧。這個曹少珍不但跟老盧通電話，還登門家訪，她想幹什麽？於是，就請戶籍警把傳呼電話亭的傳呼單子存根借來。一翻閱，發現曹少珍除了跟老盧聯係外，近日還與普陀區曹家渡一個姓李的人通過幾次電話。於是，田家浩又去了曹家渡派出所，請那邊馬上協助調查李某。

 

四、奇怪的巧合

李某，三十三歲，大名思寶，江蘇鹽城人氏，抗戰初期逃荒到上海灘。當時李思寶所在的位置，其實離曹家渡派出所不遠，不過半裏地左右距離。這個所在跟派出所一樣，也是吃皇糧的單位，全稱叫上海市普陀區曹家渡工商所——屬於區工商局的下屬單位。李思寶不是國家幹部，在工商所幹嗎呢？他是讓人家作為執法對象請進來喝白開水的。

李思寶是有工作單位的，他是曹家渡附近一家棉紡廠食堂的炊事員。不過，最近他被診斷患了肝炎，交了一紙病假單就不再露麵了。生了肝炎那就在家好好休息吧，李思寶卻是滿不在乎，整天不著家。去了哪裏呢？曹家渡碼頭。去碼頭幹嗎？跟盧學仁—樣，收購“滿天飛”。曹家渡也有一個票券黑市，不過規模比閘北區虯江路的那個小得多，說是“市”，其實根本沒形成市場，隻不過時常有一些鬼鬼祟祟的家夥湊在一起嘀咕著進行數額不是很大的票券交易。由於曹家渡是連接外省的入口，這裏的票券交易以全國糧票為主。

這天上午，差不多就在閘北分局民警田家浩踏進虹口區歐陽路派出所的當兒，炊事員李思寶出現在曹家渡碼頭畔的蔬菜公司門口，這裏就是專門交易“滿天飛”的一個小小的黑市。

這天合該他倒黴。李思寶和一個三十來歲的女子談妥了價格，以每市斤四角六分的價格收進八十斤全國糧票，雙方正一手交錢一手交貨時，忽然從兩頭同時衝出兩個工商人員，一人一個揪住了，二話不說就往工商所扭。

在這之前，盡管李思寶已經收了一些全國糧票，但一次也沒被工商人員拿下過，因此，這次應當屬於“初犯”。收購八十斤糧票，應該算不上什麽，態度好些，對人家點頭哈腰，再裝出一番可憐相，隻要稍稍引起對方的同情心，差不多也就可以混過去了。當然，交易的錢鈔和八十市斤全國糧票那肯定是沒收充公了。李思寶也是這樣想的，他也確實這樣做了，人家呢，也準備這樣做了，已經做完筆錄，甚至已經讓他簽字了。可是，李思寶終究還是沒能離開工商所。

問題出在上家身上。工商人員讓李思寶在筆錄上簽了名字後，又叫那個賣糧票的女人簽名。那女人指著桌上的糧票問這你們怎麽處理啊。回答是：沒收充公！女人立馬發作了，二話不說就動手，倒是沒打人，卻把桌子給掀翻了。工商人員當下就發火了，說這個女人太囂張，竟敢對抗執法，該讓你嚐嚐苦頭！嚐苦頭就是現在的治安拘留。不過工商屬於行政執法，不能直接開拘票，得向公安打報告。這報告打上去當然是百發百中，公安不可能拒批。不過這就要費些時間了，工商承辦人員要起草報告，請所領導批；光工商所領導批準還不夠，得送到區局去請局裏批準，然後，就送交公安分局由警察出麵拘人。

這樣一折騰，李思寶也走不掉了。倒並非是要搞株連，而是作為一個行政案子來考慮，人家要把他留到警察帶走上家時再同時放行。

李思寶收購糧票乃是秘密行為，連家人也沒告訴。這樣，當曹家渡派出所通過傳呼電話號碼查到李思寶其人後，戶籍警登門要請李思寶去派出所時，家裏人並不知曉他去哪裏了。本來還得費一番折騰的，幸虧這時工商所往其家旁邊的傳呼電話亭打來了一個電話，戶籍警這才知道原來李思寶被工商拿下了。

工商來電話幹嗎呢？是通知家屬給李思寶送午飯去。那時，糧食供應緊張，被工商或者派出所留置時，公家是不供應飯食的，因為行政管理中沒有這麽一筆開支，不撥錢款，更不撥糧票。但又不能讓執法對象餓肚子，於是就通知家屬送飯。這樣，其時還蒙在鼓裏的李思寶在工商所吃過由家屬送去的午餐後，就被民警帶到派出所去了。

這段時間，田家浩沒閑著，他在向派出所的老警察了解李思寶的情況。跟老警察一聊，田家浩驚奇地發現：這個李思寶的情況跟老盧有些類似！

李思寶早年在公共租界巡捕房刑事部當過“包打聽”，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又給日偽警察局當差。這個時期，他被“軍統局”在上海的地下機構發展為秘密成員。抗戰勝利後，他就轉到“軍統局”當了一名情報特工。不過。別看這人資曆豐富，其實本事有限，可能還不大會做人，反正不管幹什麽差使，都沒有進步，幹來幹去總是處於最低檔的小角色。李思寶特工生涯的最後一年，是在國民黨上海市警察局蓬萊分局幹的，公開身份是警察，負責收集分局警察中的“異常動態”。前麵說過，這人其實不是幹這一行的料，所以明明蓬萊分局內有中共地下黨的一個秘密小組，他卻一點兒沒有發覺，屢屢受到上峰的訓斥，獎金一次也投有領到過。

上海解放後，輪到人民政府清算反革命分子了，按說像李思寶這樣的角色是逃不掉懲罰的，盡管他跟老盧一樣並無直接的血債或者其他嚴重的罪行，但畢竟是替反動政權出過力的，判個三五年徒刑那算輕的。可是，為帝國主義、日偽、國民黨反動政權出過力的李思寶卻有驚無險地度過了使他們這類人聞風喪膽的鎮反運動，連局子大門也沒進去過，甚至派出所民警也沒把他叫去談過話。為什麽呢？因為李思寶做過一樁事，算是立功表現。

“文革”前有一部風靡全國的電影《永不消逝的電波》，該影片男一號的真實原型名叫李靜安，又名李俠，湖南瀏陽人，1926年就參加了革命。1937年，李俠受組織指派前往上海從事地下工作，於解放前夕不幸被捕。上海解放後沒多久，上海市軍管會指派上海市公安局尋找李靜安的下落，最後查明：李靜安已於1949年5月7日晚被國民黨反動派秘密殺害於浦東楊思鎮外的戚家廟。向調查人員提供這一線索的幾個舊警察中，就有李思寶。李思寶憑著這一表現，未被人民政府處理。田家浩了解了李思寶的曆史情況後，頓時覺得這人跟已經收捕的老盧的曆史情況很是相似，當下就不由得一個激靈：這二位不但以前同為“軍統局”、“保密局”的情報特工，現在又同在黑市上收購全國糧票，這情節怎麽這麽巧呢？於是，田家浩在接下來跟李思寶打交道時就用了點兒心思，一上來先不問祥德路那個女人曹少珍，而是問：“有個叫老盧的人跟你是什麽關係啊？”

李思寶一臉困惑：“老盧是誰？”

“你給我老實點兒！老盧——盧學仁，認識嗎？”

“哦——原來是盧學仁啊！認識認識！”

“認識就妤……”田家浩突然話鋒一轉，“那麽，曹少珍呢？”

李思寶猝不及防，驚慌得臉上的筋肉都在瑟瑟發抖：“曹……曹什麽？”

田家浩站起來，走到李思寶跟前，像老朋友似的輕輕拍著他的肩膀：“李思寶啊，你應該是親身體驗過黨和政府的政策的，剛解放時不是已經對你從寬了嗎？難道你現在不想獲得從寬了？我是想幫你忙的，已經給你提示過兩個姓名了。這樣吧，再給你三分鍾時間，我出去一下，你一個人考慮考慮。”

李思寶卻不需要時間考慮了："請留步！我有話要說！”。

李思寶交代，曹少珍是解放前他所在的“保密局”情報小組組長莊亞鐵的老婆，盧學仁則是情報小組的同事，也是莊亞鐵的部屬。莊亞鐵在上海解放後被人民政府判了死刑處決了，當時，那個情報小組的六名成員中隻有李思寶因為有立功表現而沒有折進局子。李思寶念及莊亞鐵以前對他們這些下屬不錯，就悄悄去看望了曹少珍一次。之後，直到今年三月，他都沒跟曹少珍見過麵。

上月中旬的一個星期天，李思寶正在家門口劈柴時，傳呼電話亭的阿姨叫他接聽電話。他還以為是廠裏哪個同事打來的，過去一接聽，竟是曹少珍的聲音，問李思寶是否有空，想請他去靜安寺旁邊的“吉祥館”吃個便飯。李思寶去了，曹少珍訂了個包房，李思寶原以為還有別的客人，不想對方就請他—個人吃飯。兩人一邊吃飯一邊談，主要是曹少珍了解李思寶的情況。曹少珍得知他在棉紡廠食堂當炊事員，每月隻能拿四十二元工資，其妻在街道加工廠打工，月薪是二十四元，而他們卻要供養三個孩子和一個老人，不禁歎息連連，馬上掏出一遝鈔票放在李思寶麵前：“思寶兄弟，這一百元你拿去用l”

李思寶暗吃一驚，待要拒絕，對方已經把鈔票硬塞進他的口袋裏了。曹少珍黯然道：“記得當初亞鐵是有機會去台灣的，他還說幹脆把你們這些弟兄一起帶過去，都是我阻止，那主意才黃了。哪知，亞鐵最後落了個挨槍子兒的下場，而你們幾個弟兄呢，也沒有一個能過好日子的。”

李思寶也是一陣傷感：“當初如果真的去了台灣，如今就是生話在天堂啦。”

曹少珍倏然接過話題：“思寶兄弟，你如果現在想去也可以呀！”

李思寶驚問：“此話怎講？”

曹少珍笑道：“我是個女人家，又沒有幹過你們這一行，我的話隻能說到眼下達一步了。思寶兄弟你是幹過這一行的，理應懂嘛。好了，不說這個了，嫂子有點兒事情想麻煩你幫忙，不曉得你是否願意？”

李思寶自是點頭。於是曹少珍請他相幫去黑市上收購全國糧票。李思寶尋思這有何難，一口答應了。曹少珍讓他先去打聽一下行情，然後再給他鈔票去收購。隔了一天，曹少珍還是打了傳呼電話，問李思寶行情如何。李思寶說去曹家渡碼頭看過了，沒問題。於是，曹少珍就約他去大自鳴鍾（地名）那裏去見麵。這回沒有吃飯，曹少珍交給他八百元鈔票，作為收購糧票的本錢。到昨天為止李思寶已經收購了六百八十斤全國糧票，分三次交給了曹少珍。

到這一步，別說警察田家浩了，就是尋常百姓，稍稍想—想大致上也能梳理出以下思路：李思寶和盧學仁原是“保密局”特工，而曹少珍則是那二位所在情報小組的組長莊亞鐵的老婆。莊已被鎮壓，現在他的老婆找到了丈夫的原下屬，拿出大筆錢鈔來讓他們收購全國糧票，而且還說出“現在想去（台灣）也可以呀”這樣的話來。如此，曹少玲就顯得大為可疑，跟台灣特務機構策劃的在通往福建前線地區的鐵路沿線收集情報的陰謀是否有關暫且不說，但至少是跟台灣方麵有關。

因此，田家浩在結束對李思寶的訊問後，立刻往閘北分局打電話報告了上述情況。閘北分局領導對此甚為重視，派車過來將嫌疑人李思寶拉往閘北。當晚，分局領導親自參加對李思寶和盧學仁的訊問。兩個嫌疑人在警方強大的心理攻勢下，終於作了徹底交代，於是爆出了一起敵特案件：曹少珍以台灣“國防部軍事情報局”（即原“國防部保密局”）“藍星”特遣組特別聯絡官的名義發展李思寶、盧學仁為該組成員，目前使命是大量收購全國糧票。

閘北分局方麵立刻向上海市公安局局長黃赤波匯報該案。黃赤波馬上通知閘北分局領導及相關政保部門領導開會研究案情。會議決定，從市局政保一處、閘北分局抽調精幹偵查員共十一人組成專案組對該案進行偵查。

 

五、落葉塘的浮屍

專案組成員到位後，第一樁要幹的活兒就是拘拿曹少珍。清晨五點半，偵查員應榮貴、武臻等四人趕到祥德路，可是，曹家卻是鐵將軍把門！

偵查員商量下來，決定立刻入室查看。大門是用鐵掛鎖鎖住了的，沒有鑰匙，隻好動手砸鎖了。偵查員向鄰居借了工具，砸了鎖具進門查看。曹少珍是一個很講究衛生的女人，不但把自己的衣著服飾收拾得清清爽爽，家裏也搞得整潔有序。偵查員查看下來稍稍放心，尋思曹少珍似乎不像是畏罪潛逃，因為大櫥、樟木箱裏的所有衣服都或掛或放收拾得整整齊齊，毛巾、牙刷、牙膏也都好好地放在原位。

那麽，曹少珍去了哪裏呢？隨同前往執行拘捕的戶籍警小王找來了居委會治保委員張嫂，讓她領頭叩門帶偵查員一家家詢問鄰居。鄰居薛氏夫婦反映，昨天傍晚他們下班回家路過曹家時，看見曹少珍手裏端著飯碗在吃晚飯，大米飯上堆著的菜肴是梅幹菜燒肉。薛氏夫婦回家後還議論說曹少珍真舍得花錢。接著，偵查員又從天天一大早就要在弄堂裏出現的倒馬桶的清潔工陳嫂那裏得知了曹少珍的最新消息：今天早晨四點半左右，陳嫂推著糞車從大弄堂拐入旁邊的小弄堂，當時飄著淅淅瀝瀝的小雨，她看見曹少珍穿著淺綠色直貢昵外套和黑色卡其布褲子，左手撐著一把油紙傘，右手拎著一隻小皮箱迎麵走來。她跟對方打了個招呼，曹少珍抬了抬雨傘作為回答，匆匆朝弄堂口走去了。

偵查員返身回到曹少珍家查看，發現確實沒有雨傘，這說明陳嫂的陳述是確鑿的。偵查員於是開始尋找曹少珍。大清早開著警車停在弄堂口的戶籍警、治保委員在弄堂裏外奔進跑出，偵查員又查問了多名群眾，這消息已經沒法保密了，必須迅速抓獲曹少珍，否則一旦被她知曉，那就肯定滑腳開溜了。祥德路這邊呢，就留下一名偵查員和戶籍警小王一起蹲守吧。

曹少珍有個二十歲的女兒曹虹，已經出嫁，住在黃浦區。偵查員決定先擊曹虹家查找，考慮到保密，就請曹少珍的一個鄰居大媽和居民小組長隨行。到了那裏讓她們佯稱為選舉之事搞家訪，因為曹虹的戶口還在祥德路，所以選舉還是要回去的，不過可以委托其母代選，此刻上門就是來征求曹虹意見的。曹虹信以為真，寫了一紙委托書讓其母代投選票。她的住所裏並無曹少珍其人，從其接待來人的神情舉止上，也確實看不出曹少珍去過她家的跡象。

這樣，往下就該專案組忙碌了，除了已經布置的在祥德路的蹲守，還得布置便衣在黃浦區其女曹虹住所附近蹲守。同時，還要對火車站、長途汽車站、輪船碼頭進行布控。另外就是調查曹少珍的親朋好友以及社會關係，一個個登門訪查。

三天過去了，曹少珍像一個飄浮在空中的肥皂泡泡，4月21日拂曉在弄堂口露了一麵之後，就倏然消失，無影無蹤了。

4月24日上午，專案組長彭博歡在閱讀由市局辦公室編發的當天《敵情通報》時，發現上麵載有一條信息：昨天下午，川沙縣高橋鎮派出所報稱。當地群眾在鎮外落葉塘發現—具無名女屍，年齡在四十歲左右，中高身材，微胖，穿綠色燈芯絨上衣、黑色嗶嘰褲子，衣服口袋內空無一物。經縣局刑警勘查鑒定，初步認為係失足落水溺亡。

彭博歡心裏一動，立刻撥通了高橋派出所的電話，問了問女屍的年齡、體態和發式，聽上去酷似曹少珍。於是就問屍體現在在哪裏，派出所說已經拉到縣人民醫院去了。彭博歡立刻撥通了川沙縣公安局的電話，不問別的，單問昨天高橋拉來的那具女屍怎麽處理了。對方答稱尚未處理，冷凍在醫院的太平間裏，正準備去拍了照片公開認屍。彭博歡說：“什麽也不要做，我們馬上過來！”

當下，彭博歡先給祥德路派出所打了個電話。讓那邊找輛車載上兩個曹少珍的鄰居，立刻前往川沙縣人民醫院。然後，又叫上幾名偵查員，連同法醫、技術員驅車直奔浦東。經辨認，溺水而亡的女屍確實是曹少珍。法醫解剖驗屍的時候，一幹偵查員和痕跡技術員驅車前往高橋鎮查看發現女屍的現場。

落葉塘是一條江南地區常見的小河流，也就不過十來米寬，最深處兩米餘。曹少珍的屍體是在昨天下午兩點多被漁民發現的。

偵查員認定發現女屍的位置是第二現場，這種現場基本上沒有獲得破案線索的指望。唯一的作用是根據落葉塘這條小河的走向，判斷曹少珍究竟是何處落水的。經向高橋水文站的工程師了解，得知落葉塘雖然不寬，卻是一條與黃浦江連通的活水，受潮漲潮落的影響，河水的流向每天有兩次變動。那麽，曹少珍的屍體是不是從黃浦江流進來的呢？工程師認為可能性極小，因為以黃浦江的寬度和江水的流速，屍體如若原是在黃浦江的，那就會被水下暗流衝到江心位置，一路流向長江口，不可能流到落葉塘這樣的小河口，再被衝進來。所以，曹少珍的落水位置應該是在高橋鎮畔的某處河邊，其落水溺亡後，屍體在漲潮時隨水流往東側移動，退潮時又隨水流往落水位置方向的西側移動——就這樣來回移動著，直到屍體內部腐爛產生大量氣體浮出水麵。

再說法醫屍檢。曹少珍全身無外傷，內髒亦無受損跡象，未檢得毒藥成分，從肺部狀況判斷，可以認定確係溺水而亡。死亡時間應在4月20日晚九點至十一點之間，至於是失足落水而亡，還提被人推入小河而亡，抑或投水自盡，由於不知落水現場情況，所以目前還難下結論。

當晚，專案組舉行全體會議。副組長諸葛仁一宣布法醫屍檢結論，資深老偵查員武臻就提出了一個問題：法醫認定曹少珍的死亡時間為4月20日晚九點至十一點之間，可是，清潔工陳嫂說得清清楚楚，她是4月21日清晨四點半看見曹少珍出門的。這兩個說法，在時間上不是有矛盾嗎，其他偵查員昕武臻這麽一說，紛紛附和。於是，就麵臨著一個問題：陳嫂和法醫的兩種不同說法，究竟哪個可信呢？陳嫂說得信誓旦旦，她是親眼看見曹少珍從跟前走過去的，她還跟對方說了話。而法醫呢，人家是留過洋的老法醫了，正因為有著這份資曆和豐富的實踐經驗，專案組才點名要求派其親自出馬進行勘驗。而且，像曹少珍這種死亡時間的判斷，別說法醫了，就是老刑警也都知道點兒皮毛：根據進食時間、吃了什麽食物，分析屍體胃髒內的食物殘渣情況，大致上就可以得出結論了。因為各種食物從進人胃髒到消化殆盡，是需要一定時間的，當人停止呼吸後，胃髒也就停止了工作，所以食物就殘留下來了。這樣的問題，法醫肯定不會弄錯！

出於慎重，專案組還是給法醫打了電話，說了陳嫂所說的情況。法醫沒有評論陳嫂的說法，隻是把他認定曹少珍死亡時間的依據說了說，這等於是推翻了陳嫂的說法。專案組意識到，這個問題認定的準確與否與能否成功偵破本案是具有重要關係的，所以必須調查清楚。於是，就派三名偵查員連夜去祥德路訪問陳搜，要求把每一個細節都調查清楚。

偵查員應榮貴等三人找到了陳嫂，再次詢問她遇見曹少珍的情況。陳嫂照樣敘述了一遍，還是肯定自己沒有認錯，對方就是曹少珍！偵查員於是換了一個角度詢問，請她回憶以前遇到曹少珍時的情形，比如兩人見麵是不是每次都打招呼、是誰先開口打招呼、打了招呼後互相有何反應，等等。這一說，陳嫂就一怔：“不對呀，這裏麵像是有問題昵！”

曹少珍出身資本家家庭，嫁的又是“軍統”少校，解放前的作派是可以想象的，說她飛揚跋扈可能有些過分，但對待陳嫂這樣的勞動人民肯定是側目而視的。這種作派到解放後就徹底改變了。曹少珍還是蠻機靈的，丈夫一被捉進去，她馬上改變作派，見了誰都點頭哈腰，包括老虎灶店主的戇大兒子。而其夫莊亞鐵雖然是“軍統”特務，對共產黨犯下了罪行，但平心而論平時對鄰裏還是不錯的，屬於沒有民憤的那一類對象，所以群眾對曹少珍也就網開一麵沒有為難她。陳嫂回憶起來，解放後每次曹少珍見到她，十有八九都是先打招呼，如果是陳嫂先打招呼的話，曹少珍就會顯出一副受寵若驚的樣子。可是，4月21日清晨那次，對方對於陳嫂的先打招呼並未作出符合以往規律的回應。因此，陳嫂就對自己之前的認定產生了懷疑。她說：“可能哪個女人不是曹少珍吧，可是，我親眼看見她從曹家走出來，鎖上門後離開的呀！”

應榮貴三人結束走訪返回市局時，專案組剩下的八人已經初步排除了陳嫂的認定。因為有偵查員忽然想起，陳嫂4月21日清晨所遇見的那個女人穿的是直貢呢外套，與曹少珍屍體上的衣服不符。應榮貴他們回來匯報了情況後，大家就更有理由否定陳嫂之前的認定了。

由於之前盧學仁、李思寶兩人的供述內容足以表明曹少珍涉嫌敵特案件，盡管法醫在驗屍時未能發現曹少珍死於他殺的跡象，但專案組還是傾向於曹少珍死於他殺。之所以要殺害曹少珍，顯然與盧學仁、李思寶兩人的被捕有關。專案組經過研究，決定采取以下四項措施對本案進行調查：一、前往祥德路曹少珍住所附近進行廣泛查摸，希望能夠獲得陳嫂所見的那個被誤認為是曹少珍的女子的線索；二、走訪曹少珍的女兒曹虹以及曹少珍生前的親朋好友等，希望能夠從中獲得線索，三、去看守所訊問盧學仁、李思寶二犯，指望從兩人口中獲取曹少珍被害以及“直貢呢”女子或者其他嫌疑人的蛛絲馬跡，四、浮派員前往高橋鎮走訪群眾，查找與曹少珍被害有關的嫌疑人與他殺第一現場的線索。

以上四項措施必須同時進行，這樣，專案組就顯得人手不夠了，於是連夜向市局值班領導請求加派偵查員。類似這種涉及敵特的案子，應該是受到“要人有人、要物有物、要啥給啥”的特殊待遇的，因此，次日上午八點前，從市局和分局臨時抽調來的十名偵查員已經站在專案組長彭博歡的麵前等著分派任務了。

 

六、軍官太太

4月25日，二十一名偵查員兵分四路同時出動，開始進行細密的調查。

第一路六名偵查員前往曹少珍生前住地祥德路走訪，整整忙碌了一天，前後一共走訪了八十三位群眾，可是，除了已經提供過線索的那個清潔工陳嫂外，再也沒人能夠提供什麽蛛絲馬跡。4月中下旬的早晨四點半畢竟還太早，通常人們是不會這麽早就起床到外麵走動的。

 第二路五名偵查員先叫了曹少珍的女兒曹虹前往娘家查看，目的是要弄清楚4月21日清晨四時半從曹家離開的那個“直貢呢”女子拿走了什麽東酉。曹虹檢查下來，說母親的貴重物品包括幾件黃金首飾和一盒珍藏多年的長白山野山參一件未少，其他物品看來看去也就隻少了那把被“直貢呢”撐走的油紙雨傘。這使偵查員有點兒困惑。陳搜看見“直貢呢”從曹家出來時，一手撐雨傘，另一手是提著一個小皮箱的，這個情況可以是以下三種情形中的一種：一是來人空手潛入曹家，取走了這口箱子；二是來人潛入曹宅時是帶著箱子的，離開時自然還要拿走；三是來時帶了箱子，潛入曹宅是為了取其他物品，取走的東西裝進了那口箱子。偵查員分析下來，認為第一種情形似乎可以排除，因為曹虹對母親家裏的這口箱子並沒有印象。再往下想，答案基本上是這樣的：“直貢呢”在這個時間段冒險提著那口小皮箱潛入曹宅，是為了取一件於其來說至關重要的東西。至於這件東西是什麽，那還有待於調查。

然後，這路偵查員就按照預定計劃分頭走訪曹少珍的親朋好友等，一共詢問了一百多人，結果跟第一路偵查員一樣，一無所獲。此外，他們還去電話局調查了曹家附近這個傳呼電話亭的三部電話機的通話記錄，未有發現。

第三路四名偵查員先把關押在閘北看守所的盧學仁、李思寶移押至思南路上海市第二看守所，然後分別訊問。偵查員讓他們看了曹少珍的屍體照片，兩人皆大驚，但還是沒有提供什麽新內容。訊問其能暫告段落。

線索，是去高橋鎮調查的第四路偵查員獲得的。不過，當天他們並無收獲。這路偵查員由專案組長彭博歡率領，六人離開市局前，先是開了個小會，對要調查的情況進行了初步分析，認為曹少珍住在虹口區，卻死在近郊高橋鎮的小河浜裏，那肯定是凶手將其騙過去的。近郊類似落葉塘那樣適於夜晚殺人的地方有的是，凶手為什麽單要選擇高橋鎮呢？通常說來，那是由於凶手對高橋鎮比較熟悉，也許本身就是住在高橋鎮上的人，也可能是在高橋鎮居住過。如果是後一種情形的話，那凶手事先應該先到高橋鎮踩點，如果是從上海遠郊或者外地來的，那還可能借宿於高橋鎮上的旅館。這樣，調查思路就形成了，本著“先易後難，先簡後繁”的調查工作慣例，偵查員決定先去調查旅館。

當時的高橋鎮上隻有兩家旅館，六名偵查員三人—撥分頭去查問，還查看了旅客登記簿，有遠郊金山縣和江蘇、江西來滬出差的旅客，但經向其本人以及服務員調查，發現曹少珍被害時他們都在旅館內，並未外出，沒有作案時間，於是統統排除。

然後就是走訪群眾，包括水文站的工程師。當天一直忙碌到天色微暗，卻無甚發現。次日，運氣降臨到第四路偵查員頭上了！

當天，偵查員正在鎮派出所商量下一步怎麽調查，忽然來了一個五十來歲的男子，看樣子跟派出所民警很熟。民警介紹說是鎮上機修廠的廠長兼支書老馬，老遊擊隊員，解放後幹過公安。落葉塘浮起女屍後，高橋全鎮自是轟動，老百姓議論紛紛。老馬來派出所就是反映一個他聽到的與此有關的議論。他說鐵工廠有個磨刀工姓袁，4月20日那天也加班，晚上將近十點鍾下班，騎車路過鎮外橫跨落葉塘的那座半裏橋時，看見有兩個女人站在橋上說話，那副樣子一看就不是高橋人，看樣子是從外麵過來的，像是在橋上等人，隻聽見其中一個說一口帶著明顯外地口音上海話的女人對另一個女人說“指甲鉗借我用一下”什麽的。老袁住在鎮外七裏橋的鄉下，這幾天家裏修房子沒來上班，因此對於落葉塘發現女屍之事並不知曉，今天來上班聽說後，感覺得跟他那天看見的一幕可能有關，就在廠裏跟工友說了。這語傳到老馬那裏，他是幹過公安的，立馬就來派出所報告了。

彭博歡等偵查員馬上出動。警車先去鐵工廠拉上老袁，再去了半裏橋，實地聽袁講述。讓偵查員感到驚喜的是，老袁對那兩個女人所穿衣服的描述，正是死者曹少珍和陳嫂所見的那個“直貢呢”。

偵查員就在橋上對老袁反映的情況進行了討論。從工程師所作的關於水流和屍體之間關係的分析判斷來看，腳下這座橋很有可能就是凶手殺人之處。不過，一個女人要把另一個體重比她重些的女人掀過橋欄扔進河裏，而且竟然沒容對方做出任何反抗，那實在是一個高難度動作，會不會另有幫凶，這個問題可以暫且不論，先著眼於眼前的線索。

從老袁反映的情況來看，“直貢呢”涉嫌謀殺曹少珍的可能性甚大，那麽，她下手後會怎樣呢？是離開高橋鎮，還是就地留下？分析下來，大家認為離開的可能性大，因為她作為一個一眼就看得出非本鎮人的外來婦女，作案後沒有必要留在鎮上：再說，如果她留在鎮上，那就要過夜住宿，派出所那兒天的臨時戶口申報記錄中並無外來女性，鎮上兩家旅館的住宿登記資料中也沒她那樣一個人，所以，“直貢呢”應當是當時就離開了。

那麽，她是以什麽方式離開的呢？高橋鎮位於浦東北側，晚上是沒有公交車的，要離開就隻有三種方式：步行、三輪車、出租車。步行的可能性極小，很難想象一個女人夜晚獨自步行出鎮走向另一個鎮子，不說安全與否，對於一個作過大案後時時都提心吊膽的夜行者來說，光是提防夜間鄉村道路上時不時會閃出來盤查的巡夜民兵就是一個大問題。那麽，就隻有借助交通工具了，晚上，三輪車、出租車隻有輪渡碼頭才有，得去那裏調查。

一幹偵查員於是就去了輪渡碼頭，一問，末班輪渡開行之前，三輪車肯定是有的，出租車較少，有時甚至一輛也沒有。不過，另有一種交通工具也是可以借助的，那就是私人載客的自行車。這有些像如今的黑車、黑摩的，但那時生活水平低，有輛自行車已經不錯了。

於是，彭博歡下令立刻進行查摸，人手不夠，就向高橋鎮派出所、川沙縣公安局借調了二十名民警協助。查到第二天下午，終於找到了市出租汽車公司的一位姓李的司機，說其20日晚上十點多在高橋輪渡碼頭載過一個穿淺綠色直貢呢上裝的婦女說上海話，但帶著外地口音。該女是在高橋輪船碼頭上的車，出租車上了末班汽車輪渡過了黃浦江，然後，在四川北路武進路口下的車。

再往下查，就查不到“直貢呢”去哪裏了。但有一點是知曉的：大約四個小時後，陳嫂在祥德路曹少珍家弄堂口遇到過她。那麽，“直貢呢”的落腳點究竟在哪裏呢？當晚，圍繞這個問題，專案組舉行會議反複進行研究，卻沒有結果。

次日，4月28日，專案組再次撞上好運。上午，高橋鎮派出所就打來電話說，有群眾反映在凶殺案發生的當天白天，一個酷似國民黨海軍軍官康錦飛老婆的婦女出現過，而且穿的就是淺綠色直貢呢上裝和黑色褲子！

專案組馬上意識到有戲，彭博歡和偵查員朱小正、張暉、李銀根四人驅車直奔高橋，了解到以下情況——

高橋鎮清潔所有個四十多歲的女工叫陶美萍，解放前長期在大戶人家幫傭。大約1947年前後，她所幫傭的那戶劉姓人家（解放前夕舉家逃亡海外）舉行家宴，招待朋友，來賓中有一對夫婦是開著掛軍牌的小吉普來的。陶美萍聽主人夫婦稱那個男的為“康先生”，女的就是“康太太”了。後來，那對夫婦提前離開，她聽主人向其他來賓說起康氏夫婦時，提到那位康先生是海軍軍官，而他的太太也是國軍的一個軍官，據說手槍打得極好。兩三個月後，陶美萍一次去吳淞鎮走親戚時，在鎮口國民黨海軍搭建的臨時住宅區門口見到過那位康太太。之後，就再也沒見到過那對夫婦了。而21日那天下午，她在高橋汽車站附近掃馬路時，意外看到一個酷似康太太的女人從她旁邊走過，款款走進了汽車站。陶美萍一怔，再定睛看時，已經不見影子了。

偵查員稍稍議了議，就向陶美萍打聽當初劉大戶那次家宴還有哪些人參加。陶回憶著說了三個賓客，又說其中一個解放後鎮壓反革命時被政府槍斃了，另一個去年生病死了，還有—個姓居的老先生也好久沒看見了，聽說病得很重，已經不能說話了，住在市區他兒子那裏。彭博歡一幹人立刻前往派出所打聽居某的情況，得知是個老中醫，幫會人士，不過並未作惡，解放後政府也就沒有找他麻煩。半年前他確實生了病，聽說是咽喉癌，兒子把他接去休養了，住在五角場一帶。

兩名偵查員立刻驅車前往五角場派出所，幸好要找的是一個較少見的姓氏，派出所幾名戶籍警湊起來一議，有印象，告知了地址。登門前往，居老先生動手術後已經失去了說話能力，不過精神尚好，可以筆談。一番劃拉後，終於知曉了那個康先生是國民黨海軍中校，好像是管軍火的；至於康太太，好像是“軍統局”的一個什麽軍官。

這下，專案組全體一個激靈。看來，康太太就是“直貢呢”，就是台灣特務機構派來執行破壞使命的特務了。可是，如果說下手殺害曹少珍的確實是她的話，那麽她殺人之後明明已經連夜逃離高橋鎮了，怎麽次日又來了呢？難道她在高橋另有落腳點？而上一天晚上夜離高橋則是為了去曹少珍家裏取某樣重要物品？可是，從防範角度來說，她取物之後似乎沒有必要再次來高橋。盡管那時曹少珍的屍體還沒浮現，但待在高橋的安全係數畢竟要比其他地方低啊。這樣看來，就像她殺人後必須去一趟祥德路一樣，高橋這邊肯定也有她必須冒險再來一次的事情要辦。

於是，追查“直貢呢”二赴高橋的目的的使命就擺在專案組麵前了。眾人對此進行了分析，最後決定采用一個聽上去有點兒笨的辦法：請派出所出麵通過居委會對全鎮逐家逐戶調查，反正這是一個小鎮，總共就這麽大，逐一調查到也不需要費很大周折。

這個笨辦法竟然起了作用，很快就有消息傳來：有一持江蘇省建期縣建設公社介紹信的女性采購員吳育玲於4月20日上午十時二十分登記人住本鎮迎賓旅館，於次日下午二時五十五分退房離開。

專案組乍聞之下，都覺不解：之前偵查員首先調查的就是鎮上的兩家旅館，當時查看了曹少珍死亡當天即4月20日前後的入住記錄，兩家旅館均無女性旅客入住，怎麽現在冒出了這個“吳育玲” 呢？於是馬上前往迎賓旅館調查。原來，“吳育玲”那天辦理入住手續時，管登記的那個服務員小李去醫院看望被車撞傷的孩子，帶走了鑰匙，而登記本是鎖在抽屜裏的。於是，另一服務員老周就對旅客說這張介紹信如果你暫時不用，那就作為入住憑證留下來，回頭等小李來了再登記，房間鑰匙可以先給你。“吳育玲”欣然同意，於是就留下了介紹信和十元錢，拿走了107房間的鑰匙。接下來的情況是：小李的孩子轉到市區醫院救治，她請假一周，鑰匙交給前往醫院慰問的旅館經理帶回來了；次日接手暫時負責入住登記的另一服務員小王上一天休息，毫不知情，而老周呢，當天把介紹信和鈔票交給經理就算沒事了，次日“吳育玲”退房時小王正好不在，經理代班，直接就給辦理了手續。據經理說，他當時是準備把介紹信還給旅客的，正要把姓名、單位作個登記時，“吳育玲”說她時間來不及了，你也別登記了，把介紹信留下作為入住憑證就行了。4月25日偵查員去旅館調查時，經理去鎮政府開會了，是小王把入住登記本拿給他們查閱的，結果上麵就沒有“吳育玲”入住的記錄，而事後小王也沒向經理匯報此事。直到這次居委會協助派出所逐家逐戶訪問時，經理、小王都在場，於是真相大白。據老周回憶，那個“吳育玲”的體態模樣、口音、穿著等特征與“直貢呢”完全相符。

幾個偵查員把那張介紹信翻來覆去仔細查看，是文具店裏出售的統一格式的介紹信，這肯定沒問題，關鍵是那枚公章，他們都算得上半個專家了，看來看去沒有發現破綻。於是就往建湖方麵掛長途電話核查，費了一個多小時才接通，對方說他們這裏沒有“吳育玲”其人，也沒有派過女性采購員公出。這樣，問題就清楚了：“直貢呢”和“吳育玲”是同一人，基本可以認定就是當年的康太太，現在的台灣特務。

 

七、終於落網了

專案組立刻著手調查康太太的曆史情況。當天傍晚從關押在上海市提籃橋監獄的一個前國民黨海軍情報部少校軍官錢某那裏得知，他所熟識的康錦飛中校的老婆名叫史瑾，湖南長沙人氏，原係“軍統”特務，後來又留任“軍統局”改組的“保密局”，聽說是搞情報的。使偵查員興奮的是，錢某說他家裏有一張幾個海軍軍官攜家眷在南京郊遊時的合影。當下直奔錢家取來，讓陳嫂、老袁、老周辨認，他們都認出了上麵那個燙著長波浪的女子就是嫌疑人史瑾！

至此，終於確認了“直貢呢”的真實身份。當晚，專案組舉行會議分析案情，認為這個女特務應該還沒有撤回台灣。因為從受曹少珍指使進行活動的盧學仁、李思寶兩人的情況來看，他們收購全國糧票的使命尚未完成。據以往抓獲的台灣派遣特務交代，通常情況下，沒完成使命是不能撤離的，除非另有指令；而撤離的途徑是由台灣特務機構安排的。況且，史瑾在殺害曹少珍後還冒險潛入曹宅提了一口小皮箱出來，估計內裝特工器材，那說明她是要把活兒幹下去的，因此，可以確定史瑾肯定還沒有撤離。至於具體藏身於何處，那目前就是一個難解之謎了。一般說來，以史瑾此刻的心態，她肯定是想盡快離開，而離開是需要一個前提的——必須完成使命。

專案組認為這就是一條查緝這個女特務的思路，於是就討論史瑾會通過什麽途徑完成使命。反複議下來，最後眾人的觀點集中在一點上：她極有可能繼續利用曹少珍的丈夫莊亞鐵手下的那幾個特務。之前，史瑾已指使曹少珍聯係並命盧學仁、李思寶開始活動。但那二位運氣差，不但折進了局子，而且還牽連出曹少珍，此時曹少珍對於史瑾來說已經失去利用價值了，所以果斷滅口。接下來，史瑾還要把活兒幹下去，那就隻有找莊亞鐵手下的另外幾個特務了。相信憑著史瑾的那份受過訓練的特工思維，她肯定已經事先從曹少珍那裏獲取了另外幾個特務的姓名、住址。現在她要做的，就是親自出馬，迅速聯係，開始行動。幹完了活兒，立馬滑腳。於是，專案組查緝史瑾的思路也就形成了；查清那幾個特務的下落，秘密監控，守株待兔。

4月29日，專案組開始著手調查莊亞鐵小組其他四個特務的下落。一撥人去了看守所，分別提審已被捕的盧學仁、李思寶兩人。那二位所說的內容是一致的：莊亞鐵小組除莊亞鐵與他們兩人外，還有四個特務，分別叫潘大展、楚阿牛、洪春笙、紀博士（不是學位），解放前他們一起活動過，但按照紀律規定互相之間是不允許發生橫向聯係的，所以除了姓名之外，其餘諸如居住地址、家庭成員等等就不清楚了。解放後，盧學仁、李思寶一個被捕，一個雖然因有立功表現未被捕，但都接受過調查訊問，寫過書麵材料，對莊亞鐵小組的活動情況作了徹底交代，那些材料應該是保存在當時的案卷裏的。

另一撥偵查員其實已經在查閱卷宗了，還有一撥則盯著已被處決的莊亞鐵的死囚案卷進行分析；第四撥呢，則去了提籃橋監獄查閱是否有潘、楚、洪、紀四人的服刑檔案，因為據盧學仁、李思寶以前的交代，那四人都是被判了刑的。一天調查下來，查到了以下情況：潘、楚、洪、紀四人確實都因解放前的那段情報特務曆史而被捕判刑，由於罪行不算嚴重，交代得還算徹底，所以也就隻判了四年至六年徒刑，至1956年均已獲釋；這四人都接受過收集情報的特務訓練，都有過活動實踐，如果史瑾找到他們，而且他們肯幹的話，料想是完全能夠勝任台灣方麵的使命的。因此，估計史瑾不會放棄過四個最佳人選。

次日，偵查員根據專案組安排，分頭悄然查訪潘、楚、洪、紀四人的家庭住址和現實情況。可是，查下來的情況卻有些不妙。這四位被捕時的訊問筆錄中的確記錄了家庭住址，當偵查員分別按照地址前往管段派出所調查時，卻被告知這四人自被捕後就跟當初的家庭斷絕了來往。那麽戶口呢？戶口是隨人轉移的，被捕判刑了，戶口就轉到監獄，這是有規定的。但釋放後呢？按理說，獲釋人員的戶口還是應該遷回原籍居住地派出所管段的，可是，這四位的情況有些特殊——

潘大展原住徐家匯楓林橋，家有父母、妻子和一對子女，他服刑期間父母病亡，妻子帶著一對子女改嫁他人去了外地，原先的住房是潘家的，但臨走時被她賣掉了。這樣，他的戶口就沒法回遷了。

楚阿牛原住虹口區虹鎮老街，被捕時未婚，父母早在他當特務前就已經雙亡。楚家有三個兒子，他是老三。以前當特務時掙的錢鈔沒少拾兩個哥哥花，可是他進監獄後，兩個哥哥就把他忘記了。等到快要釋放，監獄派人去落實戶口時，老大老二早已把他原來住的房子給瓜分了，以最時髦的“劃分階級界限”為理由堅決拒絕落進戶口。

洪春笙原住楊浦區榆林路，他倒是有房子的，也有老婆孩子，不過在他吃官司的當兒，老婆病死，孩子失蹤。不僅如此，家破人亡之外還多了一項內容：緊鄰的工廠擴建，搞動遷時因為他家裏沒人，就沒給安排。刑滿前，監獄替他落實戶口，派出所不是房管所，沒法解決。監獄方麵也就到此為止，因為他們不可能替他跑房管所交涉，即使去也白搭。

紀博士原住盧灣區馬當路，他是四人中唯一一位出獄時有房子可以棲身的，不過不是被捕時他居住的一幢花園洋房中的一個汽車間。花園洋房還在，汽車間也還在，甚至已經擴大了，不過已經讓軍隊征用了。監獄方麵替他落實戶口時，街道讓他住進了附近的一間無主草房，不過戶口沒法解決，因為那草房是沒有門牌的，按規定沒有門牌的房子是不能上戶口的。

所以，這四人都是“袋裝戶口”——即監獄給了他們戶口遷移證明，但隻有當他們有了可以遷入戶口的住房時才能遷入。當然，這是1954年至1956年間他們釋放時的情況，現在已經是1959年了，這期間是否已經落實了戶口，那就不清楚了。那時候的戶籍還沒有用電腦管理，都是各個分局、派出所各管各的，如果要查，那就需要偵查員一個個派出所跑。

那麽，有沒有捷徑可走呢？專案組想到了兩條：一是向盧學仁、李思寶兩人調查，問他們是否知曉昔日的老同事潘、楚、洪、紐四人獲釋後的情況；二是向曹少珍的女兒曹虹打聽，那四位獲釋後是否去過她家，她是否聽母親說起過他們的情況。

於是，專案組連夜行動，派出六名偵查員分赴看守所和黃浦區曹虹家。他們完成調查返回市局時已是午夜。前一路對盧學仁、李思寶的提審未有收獲，那二位解放後沒遇到過那四個老同事。後一路也沒有得到有價值的線索，不過曹虹說潘、楚、洪、紀四人獲釋後都來她家看望過她們母女，以後也曾來過一兩次，至於最近其母是否跟他們有聯係，因為她已經出嫁，就不清楚了，而那四人的住址，她就更不知道了，但估計其母應該是知曉的。

偵查員抱著微弱的希望，問其母是否有通訊錄之類。曹虹說記得有一個三寸長兩寸寬的小本子，上麵記著一些親友的地址。可是，專案組在搜查曹家時並未發現這個本子，曹少珍的衣服口袋裏也沒有這樣的本子。看來，是給史瑾拿走了。這樣，就更有理由相信史瑾是想利用潘、楚、洪、紀四人幫助她完成此行使命了。

這下，專案組別無選擇，麵前隻有一條路可走；分頭跑派出所查找潘、楚、洪、紀四人的現住址。上海市當時有十個區，一百多個派出所，每個派出所一天能不能調查完都沒有把握，因此，專案組成員都作好了長時間查訪的心理準備。

果然，跑了一天，什麽也沒有摸到，著手查訪的十五個派出所裏隻查完了三個，而沒有著手查的派出所還有一百多個!

5月1日，偵查員繼續查訪。誰也沒有想到，這天竟然出現了一個意外情況：專案組收到了一封舉報信，舉報一個疑似史瑾的女人的下落!

這封舉報函件寄自蘇州，但奇怪的是，信中被舉報對象的地點卻是在杭州。信是手寫的，字體看著似乎有些奇特，但—時卻又無法說出奇特在哪裏。信的內容很簡單，寫信人稱其近日在與一友人閑談時得知，上海有一專門倒賣票券的女子，最近好像受到了上海執法部門的調查，為此惴惴不安逃至杭州市，暫住於武林門一帶；寫信人作為一名守法群眾，深感有義務向執法機關反映。為此特地谘詢了懂行朋友，得知該女子的行為已經觸犯刑律。應當由公安機關依法處置，故特向上海市公安局反映，希望人民公安機關盡快調查，以免不法分子逃脫國法的懲罰。

信是以平郵形式寄給上海市公安局黃赤波局長親啟的，黃局長是否親啟了專案組不知道，反正信的內容立刻出現在當日的《敵情通報》上了。專案組長彭博歡讀到這個內容時，手下的偵查員幾乎全都派出去查訪潘、楚、洪、紀四人的下落了，隻有偵查員小鍾留在他身邊。小鍾昨天去楊浦區調查時，腳扭傷了，於是彭博歡就讓他留在駐地匯總材料。現在，彭博歡讀到這個內容後，就讓小鍾給市局辦公室打電話，請他們派人把該信原件送到專案組。

這是一封普通信件，信箋信封都是當時街頭小店都有供應的沒有特色的大路貨，花兩分錢就能買到，郵票也很普通，蓋的是蘇州市閶門郵局的日戳。彭博歡和小鍾分析了信件內容，覺得被舉報的對象似乎有些像史瑾。不過，使人不解的是，如果那個女人確是史瑾的話，寫信人怎麽知曉其曾在上海倒騰票券之事？盡管信中稱係其聽別人說的，但“別人”又是怎麽知曉的呢？須知像史瑾這樣受過專門訓練的職業特工，通常對於自己的機密是絕對守口如瓶的。想來想去，有這樣兩種可能：一是告訴寫信人的那位在接觸這個女人後根據什麽跡象自己猜測的；二是這人確是史瑾，她把收購全國糧票的業務轉移到了杭州，為獲取杭州黑市人員的信任，故意放出了風聲。

對於專案人員來說，不管那個女人是否跟史瑾有關，眼下既然有了這封舉報信，那就得去杭州作一次調查。於是，當天下午，諸葛仁、田家浩、老劉、老徐四名偵查員就開了輛吉普直奔杭州。四人抵達後，先去了武林門派出所。在派出所的協助下，對轄區內大大小小的旅館逐家進行了查訪。查到第六家“飛躍旅社”時，偵查員發現入住登記本上的一行記載似曾相識：江蘇省建湖縣建設公社采購員吳育玲。定定神，哎！這不是史瑾留在高橋鎮“迎賓旅館”那張介紹信上的假身份嗎！馬上往下看，這個旅客於4月24日九點四十分入住。4月27日十二點二十分退房。

偵查員把旅社包括經理在內的所有職工全部集中起來開座談會，了解到以下情況——

持該介紹信入住的女子的容貌、體態、穿著、口音與史瑾相符；史瑾入住期間，有時外出，有時待在旅社內，曾向服務員、食堂廚工打聽過在當地租房的情況，說她有個親戚要來杭州找曾大娘治療皮膚病，托她順便打聽一下在曾大娘家附近租房的情況。

曾大娘是當時杭州新冒出來的一個民間郎中，社會上傳說其有祖傳秘方，專治皮膚方麵的疑難雜症，已有不少患者治好了。當時衛生部還沒有醫生執業資格方麵的規定，對於類似曾大娘這樣的民間郎中比較寬容，隻要不把人折騰死折騰殘，想打什麽牌子就打吧。這位沈陽籍的曾大娘，不久就被證明是個大忽悠，因為給人胡亂吃中藥治死了人，就給判了刑。

偵查員分析，史瑾打聽租房之舉，可能是準備在杭州這邊備一個應急住所；或者她擔心其介紹信可能已在上海凶殺案中被警方發覺，不久就會向杭州通報，所以不能再用這個身份入住旅館了，於是就用租房方式來解決在杭州活動期間的住宿問題。因此，有必要順藤摸瓜往下追查，運氣好的話，查摸到她租的房子把這個女特務堵在屋裏也有可能啊！

這時已是入夜了，偵查員就在“飛躍旅社”登記入住。這家旅社隻有一部電話機，是安在服務台的，不適宜跟專案組通話。於是，偵查員出去吃過晚飯後就去了派出所，借用那裏的電話接通了專案組，興致勃勃地向彭博歡匯報情況。彭博歡在電話那頭就叫了起來：“不對！你們不必往下查了，連夜回上海吧！”

赴杭調查的幾個偵查員一頭霧水，正要發問確認該指令的準確性時，彭博歡再次下令：“立刻回來！”隨即掛斷了電話。因為這個電話，彭博歡自此獲得了一個光榮綽號：“彭大膽”。

彭博歡在指派四名偵查員赴杭調查那封舉報信之後，腦子裏就一直反複琢磨這件事。盡管誠如前麵所說的，對於收到這封信可以有說得通的解釋，可是，憑著一個老偵查員的那份長期在保衛戰線上曆練出來的直覺，他內心深處總覺得這封信的背後有問題。晚飯後，他就一直等待著杭州來電。當他接到電話時，聽說入住“飛躍旅社”的那位女旅客就是史瑾後，突然意識到這件事似乎有過多的巧合：舉報信——杭州武林門附近——使用與高橋住宿旅館時相同的假介紹信(相同的姓名這一點最為可疑!)——住店三天內頻頻跟不同的員工接觸，不談別的，單單放出打聽租房情況的風聲，而且曾大娘的位置跟舉報信裏點出的武林門這個坐標重合。這些巧合，對於一個接受過正規訓練的特工來說，就不單單是什麽低級錯誤了，而應該作為故布疑陣來考慮。彭博歡甚至懷疑，那封舉報信是史瑾自己炮製的，為的就是調虎離山，要把專案組詞往杭州去追查其行蹤，而她呢，則在上海迅速活動，完成使命後逃返台灣。

彭博歡深信自己的判斷是準確的，因此，他決定還是集中力量追查原莊亞鐵小組潘、楚、洪、紀那四個特務的下落，守株待兔，拿下史瑾。因此，他二話不說，立馬讓四個偵查員連夜返滬。之所以說彭博歡膽子大，是因為他敢於放棄“以防萬一” 的僥幸指望，幹脆不去什麽曾大娘住所附近查摸史瑾租房的情況，而是把寶直接押在上海這邊的潘、楚、洪、紀四人身上。這對於一個敵特案件的專案組負責人說，實在是一種罕見的果斷。

午夜時分，諸葛仁等四名偵查員返滬後，立刻參加了專案組全體會議。諸葛仁匯報了杭州之行的情況，彭博歡說了他的判斷，眾人皆表讚同。彭博歡說那大家立刻休息，明天全體出動，四人一組分頭去查摸潘、楚、洪、紀四人的下落，查到後千萬不要驚動他們，立刻予以暗控。

第二天，一大早就陽光燦爛，彭博歡說今天看來要撞遠了。果然，這天專案組競查找到了潘大展、楚阿牛、洪春笙、紀博士四人的下落。他們都已經離開了被捕時所在的區，兩個去了普陀區，一個去了南市區，還有一個則在長寧區，除潘大展外，楚、洪、紀三人都已經另外組建了家庭，四人都在從事體力勞動的活兒，分別在工廠燒鍋爐、碼頭裝卸貨物、火葬場焚屍和蹬三輪車。偵查員按照預先的方案，沒去驚動他們，而是對他們實行秘密監控。

異常情況出現在三輪車夫紀博士身上。那是次日中午時分，剛在虹口區公平路一家麵館裏吃了午飯出來的紀博士出現了一個反常現象，他坐上了自己那輛停在路邊的三輪車，點了支煙慢慢地抽著。曾有兩個路人意欲乘坐其車，但都被他拒載了。一支煙抽完後，他幹脆打起盹來了。當時的三輪車夫如同現今的出租車司機，其收入是多勞多得，所以上班時巴不得每分鍾都有活兒，哪有肥豬拱門往外攆的道理？於是，跟蹤他的兩個偵查員武臻、朱小正就覺得選人可能有戲。

又過了一會兒，來了一個二十來歲的矮矮胖胖的姑娘，她也顯得反常：明明馬路邊上一溜兒停著四輛三輪車，她卻偏偏不叫車夫沒打盹的另外三輛，而是去了紀的那輛前，把他喚醒，低聲說了句什麽，紀便馬上請她上車，踩了就走。車夫和乘客都沒有察覺，背後已有兩輛自行車悄然輪流尾隨。

三輪車去了水電路海軍招待所，隔得老遠就停了下來。那姑娘下車後也沒付錢，紀博士則拿出一根鐵鏈把車鎖在路邊的樹上，整理了一下衣服，還用手指梳理了頭發，這才跟在姑娘身後。這動作使武臻、朱小正想到他可能是被這個姑娘領著去見史瑾的。偵查員目送兩人進了招待所大門，稍稍商量，武臻立刻前往門衛室出示證件後讓門衛把招待所負責人請來。很快就了解到，先前那個姑娘與另一中年婦女是持株洲市一家工廠的介紹信於三天前入住的。那麽，現在那個中年婦女是否在房間裏呢？負責人說不清楚，不過可以馬上查清。很快，負責人去而複歸，說另一旅客在房間裏。正說著，忽然一指窗外說：“她出來啦！”

那女子正是史瑾。原來，她對剛才受負責人指派前往房間送開水的服務員起了疑心，當下立刻起身欲出門查看。這種情況，在偵查工作中是不大遇到的，武臻又驚又喜，立刻衝出門衛室直撲史瑾：“不許動！”史瑾這時已走出大門，立馬拔腿奔逃。但隻奔出數步，就被從斜刺裏躥過來的朱小正一個絆腿摔了個狗吃屎。

女特務史瑾就這樣落網了。

 

八、來自台灣的女特工

史瑾，三十八歲，湖南長沙人氏，畢業於抗戰初期“軍統局”臨澧特訓班，現為台灣“國防部軍事情報局”中校特工。

1939年從特訓班畢業後至抗戰勝利，史瑾一直在“軍統局”情報處當內勤。1946年7月1日 “軍統局”正式改組為“國防部保密局”的那天，史瑾被調往一處（情報處）做外勤，職務是情報聯絡官，具體幹的就是傳遞滬寧沿線各地的情報。

當時，曹少珍的丈夫莊亞鐵係“保密局”上海站下轄的一個情報小組的少校組長。根據局部的規定，甲種站（上海、北平、天津、四川、雲南屬於甲種站）各小組所收集的情報，應當直接交由局本部情報聯絡官負責處置。因此，史瑾和莊亞鐵隔三差五要打交道，交道打得多了，不但莊亞鐵，就是其妻曹少珍也跟史瑾成了小姐妹樣親熱的朋友。

史瑾作為情報聯絡官，一周數次往返於上海、南京沿線各城市。不過，像史瑾的這種出差是不配備汽車的，隻有乘火車。史瑾擠了兩年多火車，最後染上了兩種毛病：肝炎和肺結核。於是，上峰馬上讓她長期病休——當時的肺結核，就像如今的癌症一樣-換句話說，就是讓她等死。但史瑾卻沒有死，並非醫生誤診，而是她的海軍中校丈夫康錦飛能量大，通過他所熟識的英美海軍朋友搞到了特效藥盤尼西林。

史瑾的身體恢複後，三大戰役已經結束，國民黨在大陸的命運已經定下來了。史瑾隨同丈夫逃往台灣後，前往已經遷到台北市的“保密局”本部報到，上峰安排她給美國情報專家當助手。不久，她的軍銜由上尉晉升為少校。不到兩年，丈夫康錦飛在一次軍事演習中因意外事故身亡，從此她就成了寡婦。之後，史瑾的工作崗位和生活沒有改變，直到1959年春節，她才接到通知，讓其完成一樁特別使命。

春節前，主管全台灣情報工作的最高長官蔣經國召集各特務機構的頭頭腦腦開了一個團拜會，說是提前拜年，其實還是以談工作為主。會上，小蔣作了講話，有一段大意是這樣的：今年10月1日是“共匪”的建國十周年紀念日，到時候可能會進行一係列慶祝活動。而按照毛澤東那誰也猜不透的神出鬼沒的思維方式，很有可能在那個時期來一次類似去年“8·23”炮擊金門那樣的重大軍事行動。“8·23”事件發生前，台灣方麵竟然未能獲得任何相關信息，以至於當共軍的大地猛烈轟擊時，金門防區的最高軍事長官還在餐廳喝酒，因此我方的損失是可想而知的。鑒於這個深刻教訓，這次我們一定要提高警惕，嚴加防範，提前製訂應急預案——小蔣說到這裏就刹車了，因為應急預案涉及多個部門，其中當然少不了特務機構，但究竟應該由哪幾個機構負責，那在會上是不能公開講的，否則泄了密可不是鬧著玩的。

當然，具體使命還是立刻就下達了。事關軍事行動，“國防部軍事情報局”當然要承擔重任。重任的內容由兩部分組成，一是由情報部門查清大陸各地通往福建前線的鐵路、公路包括橋梁、隧道、重要車站在內的綜合情況；二是由行動部門指派特工伺機破壞，包括爆炸鐵路、橋梁、隧道、車站，在鐵路上放置異物製造火車出軌事件，策反收買或者行刺暗殺重要火車站的站長、鐵路局的高級工程師、軍代表等。總之，凡是能夠即時切斷或者延緩內地向福建前線地區運送軍用物資的行動，均可實施。

情報部門接受使命後，召集情報專家日夜開會，製訂相關方案。結果發現，光是與使命要求相關的（即通往福建的鐵路、公路）線路的公裏數已經令人咋舌了，如果要百分之百完成刺探使命，就是小蔣親自出馬帶上“軍情局”的情報特工潛入大陸也難以完成。所以，與會專家就提出可以打個折扣。這個折扣打得有點兒大：首先，公路可以忽略不計，因為對公路實施破壞無非就是炸橋梁。橋梁就算讓你順利炸斷了，中共的工兵部隊還不是迅速修好，耽擱不了多少時間。況且，根據事後收集的情報判明，“8·23”事件前中共軍隊的軍需物資運輸基本以鐵路為主，公路運輸少不了，但沒法起到關鍵作用；其次，大陸那麽長的鐵道線，根本沒法一一刺探到，所以，還是實際些揀實用的做吧。

所謂實用是指這樣的情況：當時內地通往福建的鐵路有兩條，一條是上海經浙江、江西入閩，一條是北方經河南、湖北、江西入閩。這兩條鐵路具有一個共同點，入閩前都必須經由江西境內。因此，如若要搞針對大陸的相關破壞行動的話，最好是在江西境內下手，破壞了江西的部分鐵路、橋梁，就等於切斷了所有省市通往福建的鐵路運輸；當然，作為預備方案，如果江西境內防範過嚴無法下手，那就隻自自退而求其次，在與江西相鄰的浙江、湖北、湖南、安徽境內下手。於是，就確定派遣特工潛往大陸進行上述刺探括動。

【信筆由墨注】入閩鐵路都必須經江西鷹潭，在鷹潭東一個小站分道前往廈門和福州。

這時，情報部門主持該項工作的老汪是當年史瑾在“臨澧特訓班”的同學，也是抗戰後史瑾擔任情報聯絡官時的上峰。他對史瑾很熟悉，忽然想起當年，史瑾聯絡的莊亞鐵小組。莊已被中共處決成了“烈士”，但他那個小組的其他幾名特務應該還在大陸呀，如果指派史瑾前往上海執行該任務的話，可以讓她就地招募原莊亞鐵小組的幾個成員為“軍情局”效力。

於是，老汪召見了史瑾，先問她是否願意去一趟大陸，這是一個立功機會，如果成功就可以得到晉升，不單是軍銜破格晉升，職務也能破格提拔。史瑾被捕後回想起來，隻覺得自己當時是昏了頭。明明是單身過日子，無家無口，少校銜級的那份薪餉還花不了，為什麽還想著要晉級升官發財，竟然糊裏糊塗地點了頭。

“軍情局”對於派遣工作是非常慎重的，一個設想提出來，哪怕是小蔣甚至小蔣的老爸蔣中正先生提出的，也得經過專家組的反複研究，確認有把握了才可形成方案，著手準備，一切都妥當後，方才正式實施。這次自然也是這樣。專家組找史瑾麵談了數次，與當年的莊亞鐵小組相關之事凡是想得到的都一一問到了；然後，又根據他們所掌握的，大陸目前政治、經濟形勢進行分析，最終認為老汪的念頭是可以形成方案的。

史瑾接受使命後，馬上晉升為中校，許諾其完成使命返回台灣後將受到嘉獎，並晉升為上校。然後，雖然她是科班出身的老情報特工，但還是根據需要被送往台北市附近的一個無名小島上接受了若幹天的特工訓練。

1959午3月l2日，代號“藍星”的台灣“軍情局”特工史瑾攜帶一萬元人民幣、五斤上有舊時老字號銘記的黃金首飾、一百斤全國糧票和一個被稱為“護身法寶”的特工器材萬能印章（這個裝置可以隨意拚製大陸上百多種職業、不同單位的公章），離開台灣，先是乘坐軍艦，繼而在公海上轉換由“軍情局”安排的漁船，偷渡至廣西防城海灘登岸，又從陸路經廣西、湖南抵達武漢，再換乘長江客輪潛往上海。

史瑾抵滬後，以偽造的介紹信住進了徐匯區的一家旅館，然後，就去祥德路那邊窺察，打聽到曹少珍還住在原址。於是，通過電話約見了曹少珍。曹少珍是個頭腦簡單且嚴重缺乏社會經驗的上海灘白相女人，當下見到史瑾又驚又喜，也不打聽史瑾從何地而來，隻是哭哭啼啼地訴說著莊亞鐵的被鎮壓和她這些年來所受的委屈。這對於史瑾來說倒是正中下懷，暗忖如此也就省得她煽情了。待曹少珍發泄得差不多了，她就開口詢問曹少珍今後有何打算。曹少珍這才想起打聽史瑾的來路，史瑾避而不談，隻是盯著問今後打算。曹少珍說我還有什麽打算？要問我最想幹什麽，那就是到台灣去呀！去了台灣，我就不必像現在這樣去街道工廠上班做苦力，不會有人要我匯報思想，甚至開鬥爭會時無論和我有沒有關係都得站在一旁低頭接受教育。史瑾於是說，台灣方麵獲悉莊先生殉難，為他舉行了隆重的追悼會，局裏還根據規定撥出了—筆可觀的撫恤金，因為無人領取，由財政處代為保管，這麽些年下來利息也很可觀啦。你如果真的去了台灣，就可以領取這筆款子，還可以得到很好的安排。

在這個問題上曹少珍不笨，馬上意識到史瑾來自台灣，於是就要求替她牽線搭橋助其赴台。史瑾知道這事基本上算是成功了，就攤了牌：“不瞞嫂子說，我是從那邊過來的，奉命來大陸組建‘藍星’特遣組，做點兒遊山玩水順便留意沿途橋梁、車站、隧道之類的閑事兒，你如果願意，就參加進來，完了事就跟我去那邊。不知嫂子意下如何？”

曹少珍自是一百個願意。史瑾說眼下先要收購幾噸全國糧票，作為活動經費使用，反正你聽我的指令就是了。曹少珍點頭如母雞啄米。史瑾於是就記下了當年莊亞鐵小組其他六名成員的情況，然後立刻讓曹少珍把一直帶在身上的通信本當場毀掉。按照計劃，她要把這六人抓到手裏，讓他們為其特別使命服務，但在攤牌之前還需要對他們的情況進行調查。對於一個情報特工來說，要做到這一點並非一樁特別犯難之事。調查下來認為可靠的，那就使用，使用過程中出現意可能會影響到她本人的安全或導致任務失敗的，那就毫不手軟地予以製裁——曹少珍暴露後她就是這樣處置的。

史瑾很快就完成了對盧學仁、李思寶六人的秘密調查，認為可以使用。但她在上海待了若幹天後，已經感覺到全社會警惕性之高，不敢掉以輕心，遂決定自己不出麵，而是讓曹少珍跟六人中的兩人（盧學仁、李思寶）聯係，開始進行整個計劃中的第一步——收購全國糧票。

刺探鐵路情報與全國糧票有什麽關係呢？即使需要，史瑾動身時多帶些不就行了嘛。這裏麵是有講究的。“軍情局”的特工專家在製訂這項計劃時，考慮過大陸方麵的多種因素，其中一點是從1959年初開始呈現的糧食緊缺跡象。在饑荒年代，有時會出現有錢卻買不到糧食的情況，好在大陸實行糧食配給製使用糧票，這樣糧票就比鈔票更容易使人產生直觀心理的親切感，更容易被人接受。史瑾指使那幾位弟兄出去刺探情報，是要和外省的鐵路員工、農民、流浪漢之類打交道的，你要想從人家那裏得到大大小小的幫助，那就得跟人家接觸。接觸伊始有一個人家是否願意跟你說話的未知數，這時候，如果你給人家送上一張鈔票，沒準對方就是一個激靈：這人給我鈔票幹嗎？也許就會想到反特片裏經常灌輸的兩個字："收買”。而糧票就不同了，半斤、一斤先意思意思，好比遞上一支香煙，當然在饑荒年代，糧票遠比香煙誘人。至於跟人家交上朋友後，那糧票贈送起來就不是半斤一斤，而是幾十上百斤甚至更多了，最後就是鈔票、黃金首飾。因此，史瑾需要數噸之多的糧票，必須從大陸黑市上就地收購。

往下就要說到曹少珍被滅口了。那天傍晚，曹少珍吃過晚飯出門散步時，無意間從一個在傳呼電話亭閑談的饒舌鄰居那裏得知戶籍警向電話亭阿姨打聽她使用傳呼電話的情況。對於像她這樣一個內部掛號的列象，這多半不是好兆頭。因此，她立馬奔了兩條馬路，到另一條街道的傳呼電話亭往史瑾下榻的旅館打電話，說有急事麵談。史瑾料想發生了意外，於是就約曹少珍到外灘見麵。

曹少珍一說情況，史瑾就意識到這問題性命攸關。不過，她表麵上一點兒都不著急：“嫂子您別慌，反正您回頭就要去台灣的，這邊的家撇下也就是了。今晚我給你安排個地方先去住了，明天了解一下情況再說。您剛才出門時沒忘記放記號吧？” 曹少珍說沒忘記。所謂記號，是出門時在門縫上粘一根頭發什麽的，待進門時先檢查一下記號是否動了，以判斷是否有人進過家門。

史瑾這些天也沒閑著，狡兔三窟，她已經調換了數家旅館、招待所，使用的是用“護身法寶” 偽造的不同的介紹信。常常是同時登記了兩處住宿處，白天黑夜輪換著住上兩三天，然後再去登記兩家。這些旅館、招待所，有的在市區，有的在近郊，比如高橋鎮上的“躍進旅社”就是她這天上午剛去登記的，原準備明天過去住，現在看來得提前入住了。當下，史瑾就招了一輛出租車，載上曹少珍一起從外灘前往高橋鎮。

史瑾對高橋鎮不算陌生，上午她去高橋登記旅館時，已經鎮內鎮外轉了一圈。曹少珍拜托她的這份熟悉，就走完了人生之路！

史瑾讓出租車在高橋輪渡碼頭外一百米停下，此時夜航輪渡還沒結束，碼頭外麵有一些出租車、三輪車和私自載客的自行車。兩人下車後，往前走了一程，招了輛三輪車讓往半裏橋去。半裏橋既是一個地名，也是一座橫跨於落葉塘之上的小小公路橋，就在鎮外半裏地之處。離橋不遠的幾個方向有一個小村莊、一家部隊醫院、一個油庫，因此即使夜晚有人要去那裏三輪車夫也不會生疑。

半裏橋是曹少珍的生命終點。兩人上橋後，史瑾說站一下，等一個人。曹少珍不知自己死期臨近，按照特務行業的規矩，還不敢問等誰。這時，史瑾開口說：“嫂子把你的鑰匙拿給我，我的一個手指甲裂了，修剪一下。”曹少珍的鑰匙串上是有指甲鉗的，當下不疑有他，立刻把鑰匙串掏出來給了史瑾。史瑾修剪後（本來不必做這個動作的，因為正好磨刀工老袁騎車經過，所以要稍待片刻再下手）佯裝把鑰匙還給對方時，以受過特工訓練的那份敏捷和令人驚訝的力氣，把猝不及防的曹少珍掀過半人高的橋欄，拋入落葉塘，當場淹死。

史瑾殺入滅口後，事兒還沒有完，她的那些首飾和“護身法寶”是藏在曹少珍家的，她還得冒險去取，之前拿鑰匙就是為這。當下，她急奔到碼頭，叫了一輛出租車去了四川北路武進路口，下車後步行前往北火車站，買了一張次日淩晨四點多開往外地的火車票（作為退房的理由，免得引起懷疑）。然後去旅館拿了行李（即陳嫂看見她拎的那個小皮箱），退房步行到北站，在候車室裏待到將近四點鍾。當搭乘該趟客車的旅客開始檢票上車的時候，她悄悄離開了候車室，隨手招了一輛出租車前往虹口區祥德路。史瑾覺得自己這時去曹少珍家頗有些冒險，但這個險必須冒，否則往下她就沒法活動了。

這個時候，閘北分局已經獲取了李思寶、盧學仁兩人的口供上報市局，市局正在調兵遣將組建專案組，尚未來得及前往曹少珍家實施拘捕（當時不知她已死亡）和搜查。所以，史瑾在檢查了曹少珍留在門上的暗記確信無礙後，用曹少珍的鑰匙開門入室，沒取曹少珍的任何東西，單單拿了寄存的首飾和“護身法寶”，因為下雨，又順手拿了一把雨傘匆匆離開。

本來，史瑾是準備立馬逃離上海的，可是考慮到自己已在高橋登記了旅館，不辭而別肯定會引起懷疑，於是決定還是過去一趟。想想曹少珍的屍體沒有那麽快浮起來的，就幹脆在房間裏美美地睡了一覺，將近下午三點才退房離開。之後幾天，她在蘇州、無錫、常州轉了一圈，返回蘇州後又乘內河輪船到杭州轉了三天，給上海警方布置了一個調虎離山計。史瑾已經來過一次上海，並且聯絡上了三輪車夫紀博士。然後，她去了趟蘇州，專為寄出那封用左手寫的舉報信。

在蘇州，史瑾有了一個意外驚喜。她在去寒山寺閑逛時，遇到一個失戀的無業女青年殷菁，在楓橋上哭哭啼啼地要投水自盡。史瑾憑著專業特工的那份口才，沒費多大勁兒就勸消了對方輕生的念頭。她自稱是外地某保密工廠的幹部，讓其跟著出差，如果她願意也可以到保密廠工作，當然，這是要通過政審的。殷菁出身勞動人民家庭，是經得起政審的，當下歡喜萬分，就跟著史瑾到了上海。

這樣，史瑾就有了一個蒙在鼓裏的助手，她指使殷菁出麵與蘭輪車夫紀博士聯係。後者的職業使史瑾認為這是一個適合與潘、楚、洪三人聯絡的最佳人選。被捕的時候，史瑾就是派殷菁去把紀博士帶至地下榻的海軍招待所來交代使命的。

至此，這起敵特案件的偵查工作終於畫上了句號。史瑾在一年後被判處死刑執行槍決，紀博士以及之前被捕的盧學仁、李思寶，分別被判處九年至十二年徒刑；殷菁被判刑五年；潘大展、楚阿牛、洪春笙三人，經查史瑾還尚未與他們聯係，並不知曉且未曾參與其特務活動，拘留審查後即予釋放。

 

【評論】

 

這才是天堂有路不去，地獄無門偏來。

GMD特別喜歡搞暗殺、爆炸一類、其實風險大成果小。真不如認真發展tg內部人員。

辛苦辛苦，祝節日快樂。順祝回到重慶抓到一個大特務

謝謝，謝謝!特務是抓不到了，不過再過幾十年，薄西來老婆毒殺情夫的案子有可能會入選塵封檔案哦

孤身潛入，膽大，也算是個特工精英。

這個殷菁可是挺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