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塵封檔案】係列之055：孿生姐妹失蹤案

【塵封檔案】係列之055：孿生姐妹失蹤案

本文轉載自公安月刊《啄木鳥》2011年第5期

文　孫沉

一、美女翻譯失蹤

1957年8月6日，南京市港務醫院外科醫生彭邦平急匆匆地來到南京市公安局鼓樓分局，向接待民警報告：我的女兒失蹤了！

注：港務醫院正式名稱為“南京港口醫院”，位於下關中山碼頭附近。

　　彭邦平在向民警陳述情況時，分局又接到彭邦平女兒彭文倩的工作單位南京民光私立翻譯社的電話，據稱該社職員彭文倩一周未來上班，經與其父彭邦平聯係，初步確認彭文倩已經失蹤，故向公安機關報告。

　　彭文倩，二十二歲，兩年前從上海俄文專科學校（上海外國語學院前身）畢業後，回到居住地加盟民光私立翻譯社，成為該社的一名俄語翻譯。民光翻譯社是由民主愛國人士顏立貞於1946年創辦的，專為社會各界提供英語、俄語、法語、德語、日語的口譯和書麵翻譯有償服務。成立伊始，民光社即派員參加了對日本戰犯穀壽夫等審判工作的書麵翻譯，曾受到國民黨當局的嘉獎。南京解放後，外國人紛紛撤離，民光社的業務也隨之減少。但該社還是繼續存在，最初幾年屬於慘淡經營，做些替公安局、法院審理涉外刑案、民案時的翻譯工作、替出版單位校對外文書稿等活兒。

　　1956年，隨著蘇聯向中國技術援助工作的逐步展開，民光社的業務情況開始好轉，江蘇、浙江、山東、安徽等地的單位都紛紛找上門來請求提供服務。這樣，懂俄語的人才就成為民光社的熱門招聘對象，讀俄文專業的大專畢業生彭文倩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加盟民光社的。

　　彭文倩是一個性格活潑開朗、喜好追求時尚的姑娘，身材嬌小，麵容姣好，膚色白皙，是一個無論出現在哪裏都會吸引眼球的小美女。她自幼與父親彭邦平生活在一起，記憶中缺乏母親這樣一個家庭主要角色的概念，小時候每當向父親問起媽媽時，總被老爸敷衍過去，漸漸大了也就不再提起。彭邦平告訴民警，女兒至今仍不知這個家庭以前曾經發生過什麽變故，母親是去世了呢，還是出走了。

　　多年來，彭氏父女相依為命，過著那種富裕但基本封閉的生活。彭邦平是留德博士，醫術很有一套，除了要承擔他所供職的醫院的正常手術之外，還經常被外院請去。此外，作為民主黨派人士，他自然還要參加一些工作之外的活動。因此，彭邦平跟女兒在一起的時間並不多，尤其是女兒去上海讀書之後，父女倆一年中難得有幾天相聚。

　　這次，彭邦平於八天前去蕪湖參加一個學術會議，四天後返回南京，家裏沒見女兒。這也是常事，女兒工作了，有她自己的事情，有時單位工作忙碌，急著趕譯某一份客戶限時完成的資料，那就得加班加點，幾天幾夜不回家也是常有的事兒；有時女兒可以連著休息數日，她就利用這段時間外出會男朋友，或者跟幾位女友瘋玩，就住在女友家裏也是有的。

　　彭邦平當時沒當回事，他自己在家裏也沒待上多少時間。三個多小時後，他剛燒了幾個菜，打開一瓶酒想獨酌兩杯，單位開來一輛汽車急煎煎地來接他去醫院了：港口出了安全事故，一輛吊車倒翻，砸倒了數名工人，得趕緊去救治。彭邦平是一個對本職工作非常忠誠的醫務工作者，完成了手術之後得留下來觀察傷員術後情況，有的傷員還需要進行第二次手術。這樣一忙碌就是三天，中間彭邦平曾回過一次家，是去拿替換衣服的。發現女兒還沒回來，當時覺得有些奇怪，畢竟這次離家不歸的時間過長了些，但也並未特別在意。

　　昨天下午，彭邦平終於忙完工作上的事情，可以回家休息兩天了。進門一看，女兒還是沒有回來。這才感到奇怪了，想來想去，尋思要麽女兒接到了急活兒，必須限時趕出來，所以就待在單位不回來了。於是就出門到對麵的手帕廠借用電話跟民光翻譯社聯係，想問一下情況。哪知，民光社那邊說彭文倩已經整整一個星期沒去上班了。盡管她有調休，可事先沒跟社裏打招呼，也算是違反工作紀律，但因為最近活兒不是特別忙，並沒有影響到工作，也就沒人追究。

掛斷電話，彭邦平慌了神。別看他是南京城裏有名的“一把刀”，平時處理重大手術時沉穩鎮定，這當兒一時卻沒了主意。好一陣才定下神來，就決定向單位求助。港務醫院領導聽說彭邦平的女兒不見了，非常重視，馬上派了全院唯一的那輛公務用小吉普車，指令保衛股長帶了一名手下，陪同彭邦平全城尋找。

　　彭邦平平時跟女兒缺乏溝通，所以根本不清楚彭文倩有些什麽同學朋友等社會關係，連男朋友在什麽單位工作、住在哪裏都不知道。不過親戚住在哪裏還是記得的，那就先到親戚家去找吧。彭邦平是南京人，在南京頗有幾家親戚，一路走一路扳著手指頭算了算，一共有九家，其中兩家已有多年不來往了，但此刻也管不了那麽多了，有一家跑一家。九家親戚家家跑到了，都說彭文倩沒有去過，最近也沒有跟他們聯係過。

　　那就去男朋友家裏找吧。剛才去彭邦平的大哥家的時候，平時跟彭文倩來往比較多的一個堂妹知道彭文倩男朋友的工作單位。男朋友姓曾，在造船廠工作，助理工程師。小吉普開到造船廠打聽到了小曾的家庭住址，趕過去一問，小曾卻不在家。哪裏去了？看電影去了。彭邦平心裏一鬆，尋思肯定是和女兒一起去的。還沒開口詢問，對方家長卻告知是陪外地來南京的兩位親戚去看的。

　　那麽，這幾天彭文倩沒有去過你們家嗎？

　　對方家長露出一臉驚奇的神色：什麽？彭醫生您還不知道嗎——他倆已經分手啦！

　　彭邦平聞言大驚，心裏一急，腦子一片空白。還是保衛股長跟對方接著說了幾句話，打聽到當初彭文倩跟小曾相戀是彭文倩的一位中學同學給牽的線搭的橋，這個同學叫陳茂梅，是曾家的鄰居，就住在後麵的巷子裏。於是就說，我們不是不知道小彭的社會關係嗎，正好去向這位小陳了解。

　　陳茂梅高中畢業沒考上大學，不久進了秦淮區政府工作，現在說起來就是公務員。她跟彭文倩的關係，屬於鐵姐們兒。但她最近手頭事兒比較忙，沒跟彭文倩見過麵，也沒通過電話。她聽說彭文倩不見了，自是非常著急，立馬擠上小吉普和彭邦平一起尋找。

　　幸虧有了陳茂梅這位鐵姐們兒，使彭邦平在一夜之間跑遍了平時跟彭文倩保持聯係的所有中學同學的家。但是，結果卻令人失望：誰也沒有見到過彭文倩，最近半個月內也沒有跟她聯係過！

　　這時天色已放亮，保衛股長見彭邦平一副魂不守舍的樣子，就說我們找個地方吃早點吧，順便商量商量下一步應該怎麽尋找。這樣，就商量出了一個法子：向公安局報案，請警方尋找彭文倩的下落。

　　於是，小吉普就開往彭邦平父女居住地的鼓樓區公安分局。而就在民警接待彭邦平的時候，民光翻譯社也向分局打電話報稱其職員彭文倩失蹤。

　　五十多年前，類似彭文倩這樣一個星期不見影蹤的事兒是很容易使人引發“遭遇不測”之類的猜測的。因為那時不在單位也不待在家裏而在外麵來來往往的人們，都是負有使命的，要麽是單位指派你出差，要麽你是走親訪友，不管公出還是私行，反正都得懷揣三樣必不可少的東西，否則寸步難行。這三樣東西一為鈔票，二為證明——出差是單位介紹信，走親訪友則是單位或者戶籍地派出所的證明；三為糧票，如果是出省的，還得是全國糧票。準備後兩樣東西時，一般說來都是需要費點兒周折的，比如說糧票，當時是計劃經濟統購統銷，每人有糧食定量，每戶一個購糧本子，需要糧票，那就得拿著證明上糧管所申領，如果要領全國糧票，還得貼上食油票。另外，如果你是私行，那不管是單位還是派出所的證明，都是不大好出具的。所以，那個年代人們一般是不大出門的，老老實實待在你的戶口所在地吧，家裏、單位，兩點一線就行了。交待了這個時代背景，我們就可以知道為什麽會對一周不見影蹤的人產生不祥的念頭了。老百姓這樣想，警察也是這樣想的。因此，鼓樓分局對於彭文倩失蹤一事很是重視，雖然沒有立案偵查，但領導還是在當天就作出決定：由治安科著手尋找彭文倩其人。

　　治安科派了兩名警察黃安仁、關世清做這件事，先根據彭邦平和民光翻譯社方麵的陳述了解最後見到彭文倩是什麽時候，最後確定是7月29日下午三時許離開翻譯社的。當時，彭文倩把一份翻譯好的技術資料交給室主任，說這份譯好了，您那邊還有啥活兒嗎，拿給我好了。室主任說活兒是有的，但還沒有登記，明天登記了再拿給你吧。彭文倩看了看手表，說我有點兒事，早點兒走了，然後就背上坤包離開了。那天，彭邦平已經出差去了蕪湖，所以彭文倩離開翻譯社後是否回過家就不清楚了。

　　黃、關兩人想到了翻譯社的活兒，尋思聽說都是俄文技術資料，不知是否涉及保密，如果是保密的，那是否可能會跟彭文倩的失蹤有關係。於是就去拜訪民光翻譯社社長鬱光輝先生。鬱先生說人家拿給我們翻譯的都是不保密的資料，有的早已在國外公開出版發行了，有的是公開出售的機器設備的說明書，所以不存在保密問題。

　　黃、關於是就往另外一個方向去考慮：彭文倩的那個已經分手的男朋友小曾跟此事是否有關係呢？於是就決定去調查。

　　小曾已經從其家人口中知曉了彭文倩失蹤之事，他一跟警察見麵就說：這事兒真有些奇怪，清平世界，朗朗乾坤，一個大活人怎麽會說不見就不見了呢？

　　黃安仁點頭表示讚同，說我們也是這麽想的，所以就要調查彭文倩究竟到哪裏去了。小曾同誌你跟她關係比較近，對她的思想狀況肯定比較了解，所以我們想聽聽你的見解。

　　小曾語出驚人：我的見解？我在想，小彭她會不會跳長江了？

　　兩個警察互相看看，黃安仁向小曾請教：小彭為什麽要跳長江呢？她活得有滋有味挺好的，為何產生厭世的念頭呢？

　　小曾說她好什麽，自從我們分手之後，她就經常失眠，一副魂不守舍的樣子，還說活得不耐煩時，幹脆就往長江一跳一了百了。

　　警察覺得小曾這話有破綻：既然你們已經分手了，那她的思想動態你怎麽還知曉呢？於是，就問你們是怎麽談的朋友，又是怎麽分的手，是誰向誰提出要分手的。

　　小曾告訴警察：他跟彭文倩的同學陳茂梅是鄰居，跟陳茂梅的哥哥陳茂財是小學、中學、大學的同班同學，關係一向不錯。而陳茂財跟大學同班女生的戀愛則是他推波助瀾的結果，所以，他跟陳茂財開玩笑說你也得替我介紹一門親事，成不成看緣分。這樣，陳茂財就通過其妹妹給他跟彭文倩之間牽了線，那是一年前的事兒了。初跟彭文倩相識，小曾覺得這姑娘不錯，漂亮、活潑，但時間處得稍長，缺點就顯現出來了：嬌氣十足，虛榮心特別強，追求資產階級生活方式，花錢如流水，並且不懂得尊重人，習慣頤指氣使。小曾是勞動人民家庭出身，長期生活在社會底層，打從小學四年級就開始撿破爛、賣冰棍、打小工，掙錢把學業維持到大學專科畢業。所以，他很是看不慣彭文倩那一套，也難以滿足她的經濟需求。一個月之前，他就給彭文倩寫了一封斷交信。彭文倩收到後馬上來找他，他避而不見。彭文倩又連續給他寫了三封信，請求他重新考慮，並訴說了自己的心情，“跳長江”、“失眠”、“魂不守舍”之類的話語就是由此而來。小曾的性格比較倔強，一旦作出了決定就很難改變。所以，他沒有動心，沒給彭文倩回過片言隻語。

　　小曾說著，把彭文倩寫給他的那三封信交給了警察，說你們看看就清楚了。這件事，我向單位黨組織也匯報過的。

　　黨組織？小曾還是中共黨員？黃、關看過三封信後，去造船廠了解，得知小曾剛入黨，正處於預備期內。至於他跟彭文倩分手以及彭文倩給他寫信（還打過電話）的情況，小夥子確實向黨組織匯報過。另外，造船廠保衛科也證實，小曾跟彭文倩分手後，那個姑娘曾兩次到造船廠來找小曾，因小曾預先已經跟保衛科說過，所以門衛把她給打發走了。

　　這樣，如果要把小曾跟彭文倩的失蹤聯係起來的話，那就缺乏任何證據了。警察決定放棄小曾，把調查視線轉移到另外的方向。這就需要深入調查了，二位警察找到了彭邦平，說要到他家裏去看看，不是做客，是想了解一下彭文倩在家裏的情況，比如她平時的生活習慣，喜歡買些什麽東西，平時愛穿什麽衣服，這些衣服還在不在之類。

　　前麵說過，彭邦平對女兒是基本不管的，警察此刻問他，他也說不清楚，於是說請民警同誌說得明白點兒，你們到底想了解些什麽。警察說我們現在假設彭文倩是不明原因的離家出走，那麽就得找到理由，她出去生活一段時間，需要帶鈔票、糧票，以及住宿證明什麽的。證明暫且不說，先說鈔票、糧票吧，請你檢查一下，家裏的鈔票、糧票是否少了一些。

　　彭邦平檢查下來，家裏的現鈔沒少，存折上的款項也沒提取過；糧票家裏沒有現成的，得憑購糧本到糧管所去申領，查了購糧本，上麵沒有申領的記錄。黃、關於是基本斷定，彭文倩的失蹤並非出走，而可能是如同小曾估計的：走了跳江自盡什麽的路了。

　　這話警察當然不能跟彭邦平說，就說你女兒平時是否記日記什麽的，拿出來給我們看看吧，看她是否透露過什麽意向。

　　彭邦平知道女兒是記日記的，於是就去彭文倩房間裏尋找，竟然拿出了整整一旅行箱的日記本子來。兩個警察帶走了日記，連續翻閱了兩天，終於有了一個令人大吃一驚的發現！

二、另一位美女白領也失蹤了

　　原以為像彭文倩這樣容貌出眾、性格活潑的姑娘，社交圈子一定很廣泛，但是，兩個承辦警察讀完她的日記後，卻發現其實她結交、來往的人並不算多。看得出，彭文倩是一個很看重舊情的人，她跟一個人交往下來，隻要覺得對方值得交往，就會將其列入朋友名單，從此，即使沒事，也會時不時在日記裏記一筆對對方的思念、問候，而大多數情況下，這是她的內心活動，也就是說，她寫到了對方，但對方卻並不知曉。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樣的情感才是最不講功利性的情感，這是一種真正的友情。

　　在彭文倩的日記裏，有一個名字出現的頻率最高，也就是說，這個名字經常被彭文倩默默地在心裏念叨著。這個名字叫“文影”，最早是從三年多前的日記裏冒出來的。那時，彭文倩還是上海俄文專科學校的學生，住校讀書，一年中隻有寒假暑假才回南京。那年寒假結束回到學校一個多星期後的一個星期天，她忽然在日記裏寫到了“文影”。其他新名字出現，她都要記上一筆跟對方是怎麽相識的、在什麽場合相識的，但她對文影的出場沒有一個字的交待說明。

　　警察尋思：失蹤者名文倩，而這個被她經常念叨著的人名叫文影，如果把這兩個名字的最後一個字放在一起，不正好是“倩影”嗎？怎麽這樣巧？

　　這個文影是何許人？警察無從猜測，隻有向彭邦平請教了。哪知，對彭邦平一說這個名字，這位外科名醫竟然像遭了雷擊一樣，目瞪口呆地愣怔在那裏，好一陣才回過神：“這個……這個人你們怎麽知道的？”

　　關世清告訴他，是在你女兒的日記裏發現的，她跟文影在三年前已經開始來往了。

　　彭邦平屈指一算，恍然大悟：“三年前，那時文倩還在上海讀書，對了！就是那個時候……”

　　這話似乎有點兒沒頭沒腦，彭邦平見兩個警察朝自己投以不解的眼神，長歎一口氣，說出了一段他從未向別人透露過的隱情——

　　他二十五歲那年從德國學醫回國後，應上海市廣慈醫院的邀請，前往該院擔任外科醫生。在行醫時，他與一位富家小姐丁佩珠相識，不久兩人即結為夫婦。結婚兩年後，丁佩珠產下一對雙胞胎女兒，取名文倩、文影。從此，這個原先隻有兩個成員的小小家庭一下子增添了一倍的人口，從冷冷清清變得日夜熱鬧，充滿了歡樂。彭邦平有嬌妻愛女相伴，幸福地度過了數年日子。一直到抗日戰爭爆發，日本侵略軍占領了上海華界，也沒有影響到他們的正常生活，因為彭邦平供職的廣慈醫院是屬於法租界的。直到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的次日，法租界才被日軍占領，但廣慈醫院還是照常營業，彭邦平還是做他的醫生。但這時他不知道，已經有一道陰影罩住了他家。

　　這道陰影來自汪偽“七十六號”特工總部的一個姓丁名衡修的翻譯官。丁是留學日本的一個上海灘紈絝子弟，跟丁佩珠的娘家有點兒很遠的表親關係。抗戰前他從日本留學回來後，進了虹口那邊一家日本人開的貿易商行，其實那是日本特務機關，幫助日本人經商兼帶搞搞情報。上海淪陷後，他就進了“七十六號”當了一名翻譯。丁佩珠原本跟這位按輩分應該喚她姑婆、實際年齡比她還小兩歲的丁翻譯官基本上沒有來往，丁也沒有找過她。但她很會來事兒，別人對於這種漢奸親戚避之唯恐不及，她卻主動上門找丁通路子，一來二去，兩人竟然就上了床。

　　在最初一段時間裏，彭邦平根本不知道家裏發生了這等醜事，直到有一天偶然回家取一樣忘了的東西，正好撞到那對野鴛鴦在一起鬼混，這才如夢初醒，於是就隻有離婚了。離婚後，彭邦平帶著大女兒彭文倩去了南京，開了家私人診所謀生。從此，他再也沒提起過丁佩珠，也沒有提起過另一個已經隨了母姓的女兒丁文影。直到抗戰勝利、上海解放，他都沒有想過丁佩珠母女倆發生了什麽變故。

　　沒有想到的是，彭文倩竟然早已跟她的雙胞胎妹妹取得了聯係，那當然也意味著跟她的生母恢複了關係。她們是怎麽互相打聽到對方的情況，又是怎麽取得聯係的，他就無從知曉了。此刻，彭邦平最關心的是，彭文倩是否拋下他這個生身父親，跑到上海投奔生母去了？

　　這個問題，也是警察黃安仁、關世清想要知道的。經向領導報告獲準後，兩人當即赴滬調查。

　　丁佩珠還是住在當初她跟彭邦平結婚時盧灣區的那套房子裏，不過南京過去的這兩位民警看到的是鐵將軍把門。向鄰居打聽主人去向，回答的內容有些意外：她去公安局了。

　　丁佩珠去公安局幹嗎呢？她遭遇了跟其前夫彭邦平相同的蹊蹺事兒：其女兒丁文影也失蹤了，她是去請求警方協助尋找的。

　　可能是遺傳基因的關係，雙胞胎的性格可以不同，但智商通常是比較接近的。比彭文倩晚出生十來分鍾的丁文影也是大專畢業生，她讀的是紡織專業，畢業以後被分配到上海市紡織工業局下屬的紡織品質量檢驗所工作，用現在的說法，是一名事業單位的職員。丁文影的長相跟彭文倩一模一樣，外人很難辨別誰是老大誰是老二，而且嗓音也完全相同。這樣一個漂亮姑娘，追求她的小夥子自然很多，但丁文影的眼界似乎很高，一直到現在也沒有跟任何男子有過哪怕僅僅是書麵的情感交流。

　　丁文影的生活環境跟彭文倩不同。父母離婚後，她是跟母親丁佩珠過的。丁佩珠是富家女，娘家家境甚好。當初她跟彭邦平結婚時，父母就送給她一套房子，陪嫁物資也甚為豐厚，據說光“大黃魚”（老秤十兩一根的金條）就有十根。所以，離婚前她沒有謀過職業，離婚後同樣不找工作。新中國成立後，人民政府號召婦女走出家門踏上社會參加工作，丁佩珠對此充耳不聞，靠著資本家老爸每月的接濟，和女兒過著優裕的生活。在這點上，這對姐妹沒有什麽差別。她們的差別在家長的態度上。彭文倩的老爸彭邦平是對女兒什麽都不管，而丁文影的母親丁佩珠女士正好相反，對女兒什麽都要管，一直管到性格和順的丁文影難以忍受，不得不發作一通方才暫告段落。

　　但是，這次丁佩珠對女兒的管卻失職了。之前一連五六天，丁文影跟平時一樣，天天上班，不過是晚上回來得晚些，晚飯也不在家吃。丁佩珠問女兒是怎麽回事，丁文影說最近搞運動，單位下班後組織政治學習，規定人人必須參加。丁佩珠每天看《解放日報》，對於形勢還是知道一些的。當時已經開始對“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的猖狂進攻”進行反擊，別說像紡織品質量檢驗所那樣的國家事業單位了，就是像她這樣從來沒有參加過工作的家庭婦女也時不時要被召去學習，接受新形勢教育。所以，丁佩珠相信女兒沒有說謊。

　　直到昨天晚上，丁佩珠才發現情況似乎不大對頭了，因為她一直等到九點敲過女兒還沒有回來。丁佩珠在燈下捺著性子又等候了一個小時，終於沒有耐心再等下去了。想了想，決定去女兒的工作單位走一趟。出得門來，發現前往女兒單位那邊的公交車已經沒了，而當時的出租車全上海也隻有一百多輛，晚上是很難叫到的，於是就改變了主意，尋思還是先打個電話吧。她到附近一家工廠的門衛室借打電話，打過去，沒人接聽。丁佩珠靈機一動，又把電話接到了紡織局，那當然是通了。接聽電話的是一位女同誌，自稱是值班人員，對於丁佩珠的“我女兒怎麽還沒有下班”這個問題的回答是：紡織品質量檢驗所從來不加班的，所以這個時候如果你女兒還沒有回家的話，應該跟單位沒有關係。

　　不加班，那麽，是否會在學習呢？

　　對方斷然否定：紡織局的任何一個下屬單位，不管是政治學習還是技術學習，都不可能到這麽晚了還沒有結束。你打電話過去不是沒有人接嗎，那就是早下班了。

　　丁佩珠度過一個不眠之夜後，於今天上午匆匆趕到紡織品質量檢驗所，一問，卻是鬧了個瞠目結舌！人家告訴她：你女兒請了病假，已經五六天沒來上班了。

　　丁佩珠大吼一聲：“不可能！絕對不可能！”

　　於是，人家就拿出了醫院出具的病假單，上麵寫得清清楚楚：高燒，扁桃腺發炎，建議休息一周。

　　丁佩珠拿著病假單看了又看，終於不得不接受這個說法。於是，另一個問題出現了，女兒這是怎麽回事呢？丁佩珠的思維似乎較為簡單，她不像她的前夫彭邦平醫生那樣，在女兒不見時還要走一走到親朋好友處去尋找的程序。她不走這個程序了，直接跑進了上海市公安局盧灣分局，要求民警立刻幫她尋找女兒。

　　民警對丁佩珠說，你先叫上幾位親戚朋友或者鄰居，自己去打聽打聽，估計你女兒可能到哪個好朋友那裏去了，也有可能利用病休假到外地去遊覽了，隻不過沒有跟你說一聲罷了。但丁佩珠不是那麽好打發的，她二話不說立刻轉身出門，去哪裏？去找局長！局長當然不是那麽好找的，但問題卻解決了：民警決定先替丁佩珠跟在上海的親朋好友聯係了再說。

　　丁佩珠是有備而來，她帶著通訊錄呢。那時候，上海灘的私人電話機還沒普及，這些通訊錄上的電話號碼都是傳呼電話。民警不可能一個個替丁佩珠打傳呼電話，不過還是有法子解決的，可以以盧灣分局的名義給對方所在地的派出所打電話，請派出所跟對方聯係後，再把結果轉告分局。

　　這些電話打完，還沒有等到反饋情況，南京的兩位警察黃安仁、關世清來了。上海這邊的接待警察聽了南京同行所說的情況，當然感到這件事有些蹊蹺，由於案件涉及兄弟省市同行，於是就向分局領導報告了。這時，丁佩珠提供的那些親朋好友全都有了反饋消息，都說丁文影沒有去過。於是，讓派出所通知居委會來人陪同她回家去，尋找女兒的事兒由分局處理就是了。

　　事情到這裏，不管是上海警察還是南京警察，誰都沒有未卜先知之能，所以還沒有理由將後果想象得那麽嚴重，隻是按照常情作了以下估測：這對雙胞胎姐妹可能相約一起出去旅遊了。至於外出住宿的證明，有可能從某個經常有出差任務的朋友處弄到了介紹信（采購員通常有整本的空白介紹信），也有可能根本不必到旅館登記住宿，就住在哪個外地朋友的家裏。

　　當然，這不過是一個善意的估測，情況是否如此，還需要通過調查來驗證。因此，上海這邊的警察對南京的兩位同行兄弟說，您二位先回南京吧，回去後繼續尋找線索，我們這邊同時也進行尋找，每天通一個電話。黃安仁、關世清想想眼下看來也隻有這樣了，於是就返回了南京。

　　上海這邊隨即開始著手尋找丁文影的下落。這時並未把這件事當作一個案子來進行調查，所以分局隻指派了一名女警小周會同派出所民警鄭新國一起承辦此事。周、鄭兩人商量下來，決定先去向給丁文影開病假的那位醫生了解一下她的“高燒，扁桃腺發炎”是真是假。給丁文影供職的紡織品質量檢驗所打了個電話問了問，得知該單位的職工看病通常是去紡織局第一醫院，那張病假單子是該院內科一個名叫程慧麗的醫生開的，於是就找上門去。

　　程慧麗聽說公安局來調查她給丁文影開病假之事，吃了一驚，連忙說明了真相：丁文影是她妹妹程慧娟的同學，這次的病假單是通過程慧娟來開的，丁文影本人並未去醫院看病，也沒有開什麽藥。這樣看來，丁文影的什麽“高燒，扁桃腺發炎”純屬子虛烏有，她就是為了不上班才開病假的。這個情況，越來越像是之前上海、南京兩地警察所估測的那樣，雙胞胎姐妹結伴到哪裏去旅遊了。不過，調查工作還是要進行下去的，周、鄭兩人忽然想起一個問題：到目前為止，所謂彭文倩、丁文影是雙胞胎姐妹之事不過是聽南京來人口頭說了說，還沒向她們的母親丁佩珠證實過。於是就決定去訪問丁佩珠。

　　丁佩珠不在家，但小周、老鄭兩人倒是進了門，而且可以在客廳裏坐下來等候。因為丁佩珠雖然不在，但她家的“汰衣裳阿姨”在。所謂“汰衣裳阿姨”，是“文革”之前上海灘的說法，是指每天或者隔天上門來替東家洗衣服的保姆，一般每月由東家支付兩元左右的報酬。這種角色，如今已經改稱“鍾點工”了。事後想來，幸虧丁佩珠當時正好去菜場買菜了，否則的話，警方的機會可能失之交臂，這個案子的真相還不知要到幾時才得以查清，甚至永遠查不清楚也是有可能的。

　　丁家的這位汰衣裳阿姨姓汪，是個沒有工作的家庭婦女。汪阿姨跟老鄭是認識的，因為老鄭以前做過汪阿姨家那個管段的戶籍警。既然是認識的，那當然要說說話了。汪阿姨心直口快，開口就問：“鄭同誌上門來是了解小丁不見了的事兒吧？”

　　丁文影失蹤之事，丁家的鄰居都是知曉的，所以老鄭爽快地點了頭。轉念一想也可以向汪阿姨問問丁文影的情況，於是就問她最近一次跟丁文影見麵是什麽時候。汪阿姨說她已經一個多星期沒見過丁文影了，因為她上門來洗衣服的時候，丁文影正好上班，而星期天她是不必上門來洗衣服的。老鄭問她是否見到過丁家最近有什麽親朋好友進出，汪阿姨搖頭說沒有。這時，小周開口了，說汪阿姨你認為丁文影會跑到哪裏去？她已經一個星期沒去單位上班了。汪阿姨有點兒吃驚，說她們單位管理怎麽這麽鬆啊，一個星期不去上班也沒說什麽？小周說丁文影是交了病假單的，上麵寫著“高燒，扁桃腺發炎”。

　　汪阿姨笑了，說那肯定是假生病了，如果真生病，還不乖乖在家躺著？丁姑娘沒在家休息，在外麵亂走呢！

　　這個……汪阿姨你怎麽知道的？

　　汪阿姨說了一個細節，這個細節使鄭、周兩人有了新發現……

三、破綻初現

　　汪阿姨告訴鄭、周兩人：五天前她洗衣服時，在丁文影換下的一條外褲裏發現一張浸濕了的綠色單子。當時，她想這可能是有用的，是小丁浸衣服時忘記取出來了，就把這張濕漉漉的單子交給了女主人。丁佩珠小心翼翼地展開來，自言自語：“這小姑娘，這種單子怎麽糊裏糊塗泡水裏了。”一邊說，一邊貼在玻璃窗上。

　　汪阿姨當時也沒有留意，做完活兒離開時無意間瞟了一眼。她沒有上過學，上海解放後當過一陣裏弄居民活動積極分子，跟著識字的人學過百來個字。這點兒水平此刻用在這張單子上，就隻認識第一行起始的四個字：和平飯店。

　　正說到這裏的時候，丁佩珠買菜回來了。汪阿姨正好洗完了衣服離開了，鄭、周兩人於是就跟丁佩珠說起了那張和平飯店的單子，哪知，她竟然矢口否認。鄭、周兩人感到不解：她為什麽要否認這張單子？這張單子後麵是否隱藏著什麽秘密呢？

　　於是，兩人就去和平飯店調查。這一查，就有熱鬧瞧了。據和平飯店方麵提供的情況，這張綠色單子是該店的三聯訂房單中的一張，是交由訂房間的客人作為留底保存的。查了留在飯店裏的那兩張相同的單子，表明那天丁文影曾去該店訂了兩個房間，使用的是廣州市特種土特產進出口公司的介紹信，介紹信上寫著兩個姓名：鍾俊義和陳德貽。當天，即有兩個男子入住，那就是鍾俊義、陳德貽了。他們兩人住一個房間，另外一個房間是丁文影和另一個看上去和她是雙胞胎姐妹的姑娘入住的。這四人入住後，白天出門，晚上才回來。那兩個男子操一口粵語，其中一個一看長相就知道是廣東人。

　　鄭、周兩人沒想到這一查竟然有了這樣的發現。看來，原先以為這對雙胞胎姐妹不過是溜到哪裏去旅遊一趟的估測是不靠譜的，她們的失蹤看來是一種故意策劃的行為，這個行為的背後可能隱藏著某種秘密。由於那兩個男子操廣東口音，在那個敵我鬥爭比較激烈的時代大背景下，以及受解放後不時放映的那些蘇聯或者國產反特影片潛移默化的影響，很容易使人將鍾俊義、陳德貽兩人跟“海外來客”聯係起來，當警察的更是這樣。於是，老鄭、小周就向領導報告了這一發現。領導當即下令：跟廣州聯係，查明廣州市特種土特產進出口公司是否有鍾俊義、陳德貽這兩個工作人員。

　　一份加急電報隨即發往廣州市公安局。兩個小時後，廣州方麵的加急回電就來了：廣州市並無此家單位！

　　警報拉響：這兩個家夥有問題，很有可能是境外潛入內地的特務！分局領導當即作出決定：指派政保偵查員李鬆平、儲一清介入調查。

　　李鬆平、儲一清兩個資深政保偵查員一出場，老鄭、小周就成了跑龍套的角色了。盡管領導沒有指定誰負責，但這是明擺著的。李、儲二位也當仁不讓，到位後跟鄭、周聊了一陣掌握情況後，立刻作出決定：一是鄭、周去向丁佩珠的親戚了解關於其婚史以及雙胞胎女兒的情況；二是通過派出所傳喚丁佩珠。

　　丁佩珠被戶籍警請到派出所來的時候，還是一臉的無辜。當她發現出現在自己麵前的警察已經不是穿警服的老鄭、小周，而是兩個神色冷峻的便衣時，臉色頓變。稍一定神，立刻帶著哭腔開口道：“同誌，我的女兒失蹤了！她……”

　　李鬆平打斷道：“問一下，你有幾個女兒？”

　　“我就一個女兒，她叫丁文影，今年二十二歲，是前年從紡織學院畢業的，分配在紡織品質量檢驗所工作。”

　　“那麽，有一個名叫彭文倩的姑娘，長得跟丁文影一模一樣的，是怎麽回事？”

　　丁佩珠大驚失色：“這個……這個我不知道……我不認識，也沒聽說過。”

　　“當初丁文影出生的時候，是不是雙胞胎？”

　　“不是，她是在廣慈醫院出生的，你們可以去調查。”

　　“那麽，你已經離婚的丈夫後來去了哪裏，你知道嗎？”

　　丁佩珠搖頭：“不知道，當初離婚了，他就走了，孩子歸我，就是現在失蹤的丁文影。”

　　儲一清開腔了：“丁佩珠，我們現在跟你進行的談話是要記錄下來的，具有法律效力，你一定要說真話，否則，要承擔法律責任，這一點你要想清楚了。我再問一遍：丁文影和彭文倩是不是你生的雙胞胎女兒？”

　　丁佩珠幹脆利索地回答：“不是，我沒有生過雙胞胎！”

　　偵查員冷冷一笑，向門口招呼：“請進！”

　　門開處，小周領進一個人來，丁佩珠隻一看就目瞪口呆——那是她的嫡親姐姐丁佩珍，對其婚史、雙胞胎等等自然了如指掌。丁佩珠知道這下沒戲了，於是隻好承認彭文倩、丁文影是自己生下的雙胞胎女兒。偵查員讓她繼續往下說，但這個女人是個經不起表揚的主兒，當下又咬住了舌頭。問她兩個女兒是否有來往，她隻是搖頭。偵查員不想在這上麵多費口舌，當下明確告訴她：照現在這樣子，我們要去你家搜查，相信肯定能夠搜出對你不利的東西來，你還是說老實話為好——順便提示一下，其中還包括你那對女兒在和平飯店的事兒。

　　丁佩珠不是一個天生具有抗訊問能力的女人，當下一聽就傻了似的，眼睛定定地望著偵查員，然後就哭泣，哭過後就說實話了——

　　讀者應該還記得前麵曾經說到過的丁佩珠的那個小輩情夫、汪偽“七十六號”特工總部的翻譯官丁衡修，這人在隱身數年之後，現在再次出現在我們麵前了。抗戰勝利後，汪偽“七十六號”特工總部的那些漢奸遭到國民黨政府的清算，丁衡修也被國民黨淞滬警備司令部拿下，準備送上軍事法庭。沒想到幾天後，“軍統”就來人把丁衡修從監牢裏提出來，讓他換上帶來的西裝革履，客客氣氣將其請上轎車揚長而去。原來丁衡修在兩年前就已經成為“軍統”情報員，據說提供過一些很有價值的情報，所以此番屬於“有功人員”，不但不必治罪，還可以受到嘉獎。

　　丁衡修拿了“軍統”的獎金後，不敢再在內地待下去了，於是就借結婚的名義去了香港。丁衡修的嶽丈是開店的小老板，丁衡修去了香港一時沒有合適的工作，嶽丈就讓他在店裏相幫，言明為期兩年，兩年後必須離開，自謀出路。丁衡修是寧波人，要在香港待得下去必須懂粵語，最好還能通英語。他就開始刻苦學習，英語原本會一些，學些口語問題不大，粵語有些難學，但一年不到也已經可以說得比較流利了。於是，丁衡修就跟嶽丈拜拜了，說他已經找到了工作。找到的是什麽工作，他沒有告訴嶽丈。反正丁衡修覺得他幹這門工作還是比較順手的，收入也不錯。

　　丁衡修跟丁佩珠的情人關係早在丁佩珠與彭邦平離婚後不久就由於家族中長輩的強烈幹涉而結束了，但是兩人還保持著聯係。丁佩珠是知道丁衡修在香港的情況的。1953年，她去香港參加舅舅的葬禮時，還跟丁衡修見過麵，聊了很長時間。像丁佩珠這種典型的資產階級女子，解放後生活在新政權下，盡管物質生活沒有改變，但總歸感到沒有以前那樣自由自在，所以馬上向丁衡修表露了想移居香港的念頭。丁衡修當時說那你這次就不要回去了，留下來大家設法替你解決合法居住資格。丁佩珠怦然心動，但她惦著在上海讀書的丁文影，以及自己的那份財產，所以終於還是搖了頭。她返滬後跟女兒說起此事，丁文影連呼“可惜”，說這麽好的一個機會老媽你竟然白白放過了，換了我，早就落地生根啦！

　　這件事本來也就過去了。可是，過了一年，情況發生了變化：從來沒有聯係過的大女兒文倩竟在一次大學生聯誼會上跟妹妹文影不期而遇，在旁人的一致肯定下，這對從來不知自己身世的雙胞胎傾向於相信她們是嫡親姐妹，於是文影直接將文倩帶到家裏來請母親發表意見。這樣，母女、姐妹就激動地相認了。之後，彭文倩就經常過來與母親、妹妹相聚，回南京工作後也不時偷偷溜過來住上一兩天。母女三人聚談時又說到了移居香港之事，彭文倩的觀點跟丁文影是一致的，認為香港是個自由世界，怪老媽當初錯過了移民機會，否則現在她們就有理由申請移居香港投奔母親了，這是當時政策允許的。丁佩珠很後悔，但機會錯過了也就錯過了，其時政府對於非直係親屬赴港探親已經嚴格控製，別說舅舅去世了，就是還健在也不會批準去香港探親。丁佩珠每每想到這一點，心裏就覺得頗有些內疚。她在給丁衡修寫信時說到了這個情況，言下之意是請對方如有機會能夠助力玉成此事。

　　“反右”運動開始後，文影老是在老媽耳邊嘀咕，說姐姐來信說大陸生活得太壓抑，如果有機會去香港，那真是太好了。文影的觀點跟姐姐是一致的，說如果有這樣的機會，哪怕什麽都不要空著雙手也願意投奔香港去過自由自在的生活。

　　也真是巧，就在這當兒，丁佩珠收到了丁衡修的一封平信。這封境外來函有點兒奇怪，有兩個信封，外麵一個信封上的落款地址和郵戳都是廣州市的，裏麵那個信封的落款卻是香港的。丁衡修說他最近有一個機會可以幫助雙胞胎姐妹前往香港，如丁佩珠這邊有興趣，他將親自來上海接應，以確保安全穩妥，當然，這件事需要嚴格保密。現在香港搞得還不錯，聽說內地的情況不咋樣，尤其是政治方麵管束甚嚴，說海外人士分析以後的情況將會每況愈下，問丁佩珠是否有意移居香港，兩個雙胞胎女兒也可一並移居。

　　丁佩珠閱後大喜，對丁文影一說，那位一心想投奔自由世界的姑娘喜出望外。丁文影當即悄然溜到南京去跟姐姐說了此事，姐妹倆當然是一拍即合。這對雙胞胎姐妹根本沒有考慮過丁衡修所說的那種赴港行為合法與否，更沒有想到在這個動作後麵另有意圖，而這種意圖將產生嚴重後果。嚴重到什麽程度？說句並不誇張的話，嚴重到可以掉腦袋！

　　丁佩珠於是立刻修書一封，寄往香港。丁衡修很快就讓人從廣州打來電話，由於是在傳呼電話亭接聽的，所以對方隻說了一句話：“信已收到，老丁將到上海，請作好準備，屆時聯係。”

　　於是，母女三人策劃的一場滬寧兩地的雙胞胎失蹤事件就發生了。根據三人的密謀策劃，彭文倩先在南京“失蹤”，赴滬悄悄住進丁佩珠家，等丁衡修抵達上海後，丁文影也跟著“失蹤”。當然，這並非丁衡修的指令，直到後來被捕了他還不知道有“失蹤”之事。

　　李鬆平、儲一清聽了丁佩珠的這番交代，不禁暗吃一驚，尋思這個案子即使往輕裏說也是叛逃——當時的通常說法稱為“叛國投敵”，往重裏說，也許背後就隱藏著敵特陰謀之類的政治性案情了。於是，就立刻向領導作了匯報。

　　分局領導經研究，作出了兩點決定：一是拘留丁佩珠，並對其住所進行搜查；二是向市局報告案情。

　　上海市公安局接到報告後，認為對此應該進行立案偵查，鑒於該案的犯罪嫌疑人還有南京的彭文倩，而且南京方麵之前已經在調查情況了，所以有必要向江蘇方麵通報。

　　南京警方接到上海公安局的電話後，也認為這可能是一個不尋常的政治案件，於是就上報江蘇省公安廳。經江蘇省公安廳與上海市公安局電話會商，決定派員參加專案調查。這樣，負責偵查該案的專案組就是一個滬蘇兩地警方的聯合專案組了，這在當時的偵查工作中比較鮮見。

　　這個專案組一共有七名成員，江蘇省公安廳派出了三名偵查員，上海方麵指派了四名偵查員，原盧灣分局的兩名偵查員李鬆平、儲一清也在其中，另外兩位偵查員是來自市局政保處的張芝川、王金生，由張芝川擔任組長，江蘇省廳政保處的晁傑為副組長。

當時警方的裝備簡陋，江蘇方麵無法為三名偵查員提供車輛，晁傑率領兩名偵查員乘坐夜班火車趕往上海。抵達上海正是清晨上班的時候，也顧不上休息，立刻參加專案組的第一次案情分析會。

四、果然是敵特案件

　　首次案情分析會上，大家一致認為這是一起政治性案件。至於是單純的偷渡案件還是夾雜著其他敵特嫌疑內容的案件，眾人經過一番討論後，最後認為很有可能並非一起單純的偷渡案件，依據如下：

其一，丁衡修自稱來滬是為了幫助彭文倩、丁文影這對雙胞胎姐妹前往香港，但他是帶著另一個人赴滬的，如果僅僅是為了幫助雙胞胎姐妹偷渡出境，似乎並不需要他親自出麵，不必由本人直接操作雙胞胎從內地偷渡出境的行動。

其二，上海不是偷渡赴港的出發地，出發地是在廣州，因此不管是丁衡修還是隨同一起來的那個操一口粵語的男子，都不必赴滬迎接雙胞胎姐妹，她們是成年人，完全可以自己前往廣州跟接應者會合。

其三，丁衡修抵達上海入住和平飯店的日期在丁文影玩“失蹤”之前四天，如果說丁衡修兩人是專程來滬接應雙胞胎姐妹的，那麽，為什麽抵滬跟雙胞胎姐妹會合後並不立刻離開，而是繼續在上海逗留？

因此，專案組相信丁衡修從香港潛入內地，並非為了接應雙胞胎姐妹偷渡，而是另有目的！那麽，應當如何對本案進行偵查呢？專案組決定采取以下措施：

• 對涉案人丁佩珠進行訊問，指望能夠從其口供中獲取蛛絲馬跡；
• 對從丁佩珠住所搜查出來的可疑物品進行分析鑒別，看其中是否有可以作為本案偵查線索的東西；
• 立刻跟廣東省公安廳聯係，請其協助加強赴港口岸以及偷渡渠道的控製；
• 派員赴廣州調查丁佩珠收到的信件的落款地址；

　　這裏將專案組如何進行偵查的情況往旁邊擱一擱，換個視角看看丁衡修那邊的情況——

　　丁衡修從其嶽丈的店鋪辭職後從事的“比較順手的，收入也不錯”的職業是私家偵探。丁衡修沒有學過警政，也沒有學過法律，他當私家偵探純屬無師自通。不過倒也不能說他是濫竽充數，因為是一家英國人開的偵探社主動找到他邀其加盟的。人家不知從哪裏打聽到丁衡修曾在上海灘著名的汪偽“七十六號”供職，後又成為“軍統”的秘密情報人員，於是認為請他幹私家偵探是能夠勝任的。英國人辦事認真，丁衡修進去後先要接受一些培訓。這一培訓，英國人和丁衡修都有了新發現：英國人發現他們的眼光實在是太準了，丁衡修則發現培訓的這些玩意兒他竟然早就懂了，而且懂得比教官還多。原來，他在汪偽“七十六號”特工總部時耳濡目染的內容，已經使他完成了從外行到內行的轉化。於是，丁衡修就成為那個私家偵探社的一名正式偵探，一段時間幹下來，英國人認為他的活兒幹得還不錯，準備給丁衡修升職提薪。

　　可是，丁衡修對於英國人的熱情並無興趣，他辭職了。為什麽呢？他自己放單飛幹起了私家偵探，兩年後有了發展，正式申請注冊了一家私家偵探社。之後，丁衡修幹得有聲有色，頗有點兒蒸蒸日上的趨勢。於是，就有同行開始對他進行傾軋了，黑白兩道一齊上，要逼他退出。丁衡修隻好乖乖關門打烊了。

　　丁衡修是個聰明人，他對情況進行了一番調查分析後，終於找出了其中的原因：他沒有官方背景，也缺乏黑社會關係，以及有財有勢的靠山。要想在香港幹這一行，一般幹幹混碗飯吃是可以的，想做大，沒後台靠山不行。於是，他就開始尋找靠山。就在這時候，一個可以幫助他達到目的的人物出現了。這人的真實姓名丁衡修是不知道的，因為他的名字經常變化，丁衡修以前跟他打過兩年交道，這期間他的名字就改變了七次，有時甚至連名字也沒有，是用阿拉伯數字代替的。阿拉伯數字怎麽可以作為名字呢？別人不可以，這人可以，因為他是特工。

　　1943年，丁衡修在汪偽“七十六號”特工總部當翻譯官時，就是這個人對他成功地進行了策反，使其成為“軍統”的地下情報員。後來，當丁衡修被國民黨淞滬警備司令部拿下，準備開刀問斬時，也是此人挺身出來替他作證，派人把他從大牢裏撈了出來。這人此刻出現在丁衡修麵前時使用的姓名是時一彬。

　　時一彬是“軍統”的資深情報特工，不過，這時他已經改換門庭。國民黨當局敗逃台灣後，對原先的特務機構進行了重新組合，其時台灣的特務機構多達十幾個，時一彬是“大陸工作委員會”的一名中層官員。他來找丁衡修，是謀求合作事宜，因為他看中了丁衡修的工作能力和在內地的社會關係。

　　丁衡修把時一彬視為自己的救命恩人，當初如果不是他站出來替自己作證，恐怕他墳頭的草已經長得一人多高了。所以，時一彬邀其受雇於“大陸工作委員會”，他一口答應。當然，大家都是看在利益的份兒上，所以條件還是要提一提的。丁衡修的條件不多，就兩點：一是報酬要豐厚，二是台灣方麵要支持他開設一家大偵探社。時一彬說這也正是我們所希望的，以便以後謀求更多更大的合作。

　　時一彬代表“大陸工作委員會”跟丁衡修談的交易是：雇傭丁衡修去內地收集正在進行的高校“反右”運動的情報。台灣方麵對於這趟差使出的價格是兩萬美元。“大陸工作委員會”采取的是包幹製，即這筆款項裏包括了旅費、可能會使用的行賄金、收集情報時的其他費用等等在內的全部費用。先付一半，另一半在完成委托之後一次性支付。丁衡修如果同意接受該項委托，那就盡快製訂一份計劃書交給時一彬審定。

　　其時，丁衡修的偵探社已經關閉，一時沒有找到稱心如意的工作，手頭有點兒緊，所以對於這項委托是很感興趣的。於是就開始著手製訂計劃。這廝也真是膽大而有才，把這樣一項生死遊戲看得比旅遊還簡單，竟然隻用了一個晚上就完成了計劃書。

　　這份計劃書的內容是：丁衡修離開內地已經十二年，不大了解內地（尤其是解放後的內地）是什麽情況，所以需要熟悉內地而且通曉高校情況的角色提供協助。他決定把文章做在丁佩珠的那對雙胞胎女兒身上，打算以移居香港為誘餌把那兩個早就一心想投奔自由世界的姑娘拉到身邊，由她們陪同著前往選定的目標去收集情報。丁衡修的最後一站是廣州，在廣州完成使命後，就拋下雙胞胎姑娘返港向時一彬交差複命。

　　時一彬對於丁衡修的高速度表示吃驚，同時還流露出對於可行性的懷疑。但他看過之後，覺得似乎還是可行的，於是當即對丁衡修進行了一場類似論文答辯的究詰。時一彬不愧是“軍統”老牌情報特工，就那麽掃溜了一遍，似乎想也沒想，就隨口提出了幾個計劃書裏沒有說到的問題——

　　問：將以什麽方式進入和離開內地？

　　答：將采用偷渡的方式，我在九龍有熟識的漁民可以助我完成。以前我在從事私人調查時曾經用這種方式進出過兩次廣東。

　　問：內地的衣食住行，都需要證件、票證、介紹信等，更別說出入高等院校收集情報了。你打算采用什麽辦法解決這個問題？

　　答：我已經充分考慮到這一點，我將攜帶一名可靠的刻章匠一起前往內地，以便隨時偽造介紹信；至於吃飯時需要的糧票，我進入廣東後就能夠通過黑市購買。

　　問：內地的鈔票你打算怎樣獲取？

　　答：也是通過偽造的介紹信在各地不同的銀行進行小額兌換。

　　問：你打算通過什麽樣的方式獲取情報？

　　答：可以進入一些大學的校園拍攝大字報、混入會場拍攝會議照片，如果有可能，我還將通過技術手段進行錄音。當然，我希望能夠得到時先生提供的最好的錄音設備。

　　時一彬對丁衡修錄音的想法很是表示關注，因為當時的錄音設備遠沒有現在的錄音筆、錄音紐扣那樣袖珍細巧，磁帶錄音機的體積都比較大，無法進行秘密錄音。丁衡修如果想這樣做，那他必須冒著很大的風險去做一些相當複雜的準備工作。他又提了幾個細節問題，丁衡修也全考慮到了。

　　最後，時一彬對丁衡修說，你把我問到的這幾個問題補充進這份計劃書裏，回頭我將這個文件送往台北審批。

　　這份計劃書送到台北的“大陸工作委員會”總部後，很快就獲得了批準。於是，時一彬在香港“威靈頓酒店”請丁衡修吃飯，告知計劃已被批準，如果沒有什麽問題，我們就可以簽約，你接受委托後，可以立刻獲得一半傭金。另外，我們還將向你提供特殊的照相機以便安全獲取情報。那兩個雙胞胎姑娘，在協助你完成使命後，請一並把她們帶到香港，總部長官認為可以繼續發揮她們的作用。

　　丁衡修簽了合同，收了傭金和間諜器材。他自然不知道，自己簽下的其實也是一份死亡協議。

　　時一彬說台北總部長官對於這項工作抓得比較緊，所以你得抓緊時間，迅速跟雙胞胎取得聯係。為了安全，也為了節約時間，你可以把信件交給我來處理，我手裏掌握著可靠快捷的通信方式。丁衡修於是就給丁佩珠寫了信，這就是丁佩珠收到的內外有兩個信封的特殊函件。

　　然後，丁衡修找了他所說的刻章匠宋貽德。宋貽德是土生土長的香港人，四年前跟丁衡修結識。當時，丁衡修出於調查一件民事案子的需要，想偽造一枚香港警備處下屬某部門的印章，就找到了在大街上擺刻章攤的宋貽德。有了這次合作，兩人就交上了朋友，雙方都發現似乎前世有緣，兩人的性格脾氣、思維方式、行事風格甚至日常嗜好都極為相近，於是就結拜為異姓兄弟。丁衡修年長為兄，宋貽德小九歲為弟。

　　宋貽德有一手很好的刻章技藝，可是沒有資金開店鋪，隻好終年在大街上設攤營業，生意時好時差，不過好在沒有城管幹涉，還能混混日子。那時丁衡修正處於蒸蒸日上階段，於是就慷慨掏錢，資助宋老弟開了一家刻章店鋪。所以，宋貽德對丁衡修特別感激。這次丁衡修找他讓其跟隨自己去內地悄悄走一趟，他隻道是一般偵探調查案子的需要（之前丁衡修曾兩次偷渡廣東調查案子他是知曉的），尋思去就去吧，反正跟著這位精明過人的哥哥行走江湖是不會出事的，再說還有酬金，何樂而不為呢？當下就一口答應。他沒有想到，自己這一去，直到二十年後才得以重新踏上香港的土地！

　　丁衡修對宋貽德說我們此去需要改名換姓，我叫鍾俊義，你也改個名字吧。宋貽德想了想，就給自己改了個名字叫陳德貽。當然，這不過是他們進入內地後使用的第二個姓名（第一個是在廣州），後來另外又改了幾次名字。

　　一切都準備妥當後，丁衡修、宋貽德兩人就乘上了漁民提供的偷渡船隻，順利地潛入了廣東。漁民朋友收費不菲，但是做事細致周到，他們為偷渡者提供一條龍服務，在廣東中山上岸後，有人接應，安全護送到廣州，並替他們解決了全國糧票。

　　抵達廣州後，兩人使用假名以“公私合營陽江機修廠”采購員的名義入住中山大學附近的一家旅館。當時在社會上流動的人員不多，但鐵路運輸能力很差，所以火車票也並不好買，他們通過旅館購買的前往上海的車票已經是三天以後的了。丁衡修尋思閑著也是閑著，何不去中山大學看看，這也是預先考慮過的收集情報的一個目標。

　　丁衡修獨自去了趟中山大學，這才發現讓彭文倩、丁文影協助完成使命是很有必要的。丁衡修從未接受過特工訓練，雖然後來給內地的人民法院認定為“反革命特務”判處死刑，其實他對於怎麽從事特工活兒並不內行。他離開內地已有十二年，從來沒有接觸過解放後的內地大城市生活，加上沒有接受過特工訓練，心理素質不過關，所以此刻一進大學校門，隻覺得四下裏來來往往的人都似乎在注意著他，他心慌意亂，隻想著盡快離開。這樣，丁衡修隻看了幾張大字報，就偷偷溜走了。時一彬提供給他的打火機式和筆式間諜照相機他都帶著，卻不敢拿出來使用。此後兩天，丁衡修就不敢再動收集情報的腦筋，當然也不能整天待在旅館裏，否則會引起服務員的懷疑，於是就去逛街，還遊覽了幾個著名風景點。

　　然後，丁衡修、宋貽德兩人就去了上海。跟彭文倩、丁文影會合後，謊稱接受了香港幾位朋友的委托，想實地見識一下內地目前搞得轟轟烈烈的“反右”運動的場麵，所以想跑上海的兩家高校複旦大學和交通大學，因為不熟悉，需要雙胞胎姐妹陪同。彭文倩、丁文影早已沉浸在即將移民香港的巨大喜悅中，此刻不管要她們做什麽都是一口答應的。這樣，他們就用三天時間跑了複旦、交大。丁衡修有了熟悉內地大學生活的彭文倩、丁文影的陪同，感覺就完全兩樣了。他在宋貽德的掩護下，用間諜相機拍攝了一些大字報。那對雙胞胎姐妹根本是蒙在鼓裏，一點兒也沒有意識到自己正在參與特務犯罪活動。

五、轉戰南京

　　回過頭來，讓我們看看專案組的工作進行得如何。

　　專案組在首次案情分析會上定下了四條偵查措施，這四條措施實施下來，有收獲的隻是在丁佩珠的住所發現的一張照片。經查，那封廣州來信上的落款地址純屬子虛烏有——廣州有這條街，卻沒這個門牌號碼。

　　這張照片，是丁佩珠赴港奔喪時和包括丁衡修在內的幾位親戚的合影。專案組請丁佩珠本人以及另外幾位親戚辨認，確認其中一位確是丁衡修。於是，就由專業技術人員對此進行了特殊處理。這樣，專案組手裏就有了一張丁衡修的照片，至於雙胞胎姐妹的照片，那倒早已從她們的檔案中調出來了。

　　當然，此刻手頭有照片是解決不了問題的，專案組需要知道的是丁衡修一行離開和平飯店之後去了哪裏。是仍舊停留在上海不過是換了一個住宿點呢，還是已經離開？如果是離開上海的話，他們的目的地又是哪裏？是直接偷渡逃港了呢，還是在另一個城市逗留？這種逗留又是出於什麽目的？這一切，都是需要盡快查明的。

　　於是再次開會討論，問題的焦點集中在：據和平飯店方麵提供的情況，丁衡修四人入住該店的幾天裏，白天都是出去的，到下午四五點鍾才回來，晚上就不出去了，在餐廳喝酒，然後在咖啡吧或者房間裏閑聊。晚上聊些什麽暫且不去管他們，現在需要了解的是他們白天去了哪裏，去幹什麽了。

　　偵查員儲一清、王金生奉命前往和平飯店調查：那幾天裏，丁衡修四人進出飯店是步行還是乘車；乘車的話，是乘坐公交車還是叫出租車。

　　和平飯店保衛科隨即召來了該店的大堂服務員，通常飯店入住雙胞胎旅客的概率極小，入住雙胞胎妙齡美女的概率更是微乎其微，所以，大堂服務員都還記得那四個一直同出同進的旅客。據一個服務員說，那兩個男子入住飯店的那天，是怎麽過來的沒有注意，之後出門都是乘坐出租車的。

　　那就有戲了！當時的上海灘隻有一家出租車公司，擁有各式汽車一百八十五輛，所以，馬路上很少看到正在行駛的出租車，隨時招手攔車的可能性很小，通常要用車的乘客都是預約的。這四位客人連續幾天在上午八九點鍾用車，那肯定是預約了的。怎麽預約？入住和平飯店這樣的高級賓館，當然會通過前台預約。那就向前台了解吧！

　　可是，前台服務員卻搖頭：“客人預約出租車，一般都是在房間直接給飯店的總機打電話，由總機接線員替他們服務。”

　　於是再問總機接線員，那裏是有服務記錄的，查了查，那幾天405房間（就是鍾俊義即丁衡修入住的那個房間）確實讓總機預約了出租車。這就行了，跑出租車公司吧。

　　出租車公司查看了預約用車登記資料，很快就查明了那幾天上午到和平飯店載送旅客的那十幾輛出租車。然後再按照出勤記錄查當班司機，那時沒有什麽車載電台、手機之類的通訊工具，所以得一個個當麵問下來。最後，終於了解到丁衡修四人那幾個白天去了複旦大學和交通大學。

　　儲一清、王金生將調查結果向專案組領導匯報後，兩位組長張芝川、晁傑暗吃一驚：這當兒高校都在開展轟轟烈烈的“反右”運動，目標去那裏想幹什麽？

　　研究下來，決定派員前往複旦、交大了解。可是，高校一向是暢開大門任憑任何人進進出出的，那時又沒有什麽攝像探頭可以留下監控資料，因此，複旦、交大方麵的保衛部門向下麵各係了解下來，都說沒有見過。這條線索就此中斷了。

　　專案組分析了目標前往兩所高校的意圖，越分析越覺得多半是跟“反右”運動有關的。這樣，基本上就可以肯定丁衡修的行為是跟政治相關的一種敵特行動，其目的可能是煽動“右派”師生鬧事搞對抗或是收集相關情報。鑒於兩校都未發現丁衡修等人的活動跡象，因此就難以循著這條線索往下追查了。

　　這時，另一個消息傳了過來：和平飯店保衛科向專案組報告，據該店大堂一位姓肖的服務員反映，那天傍晚大約六點多他在大堂大門口值班時，門外開來了一輛兩輪摩托車，騎車人是個三十來歲的男子，穿著鐵路工作人員的製服，背著一個帆布挎包，一看就知道是北站送車票的員工。果然，那人停車後登上台階，對肖師傅說，他是給405號房間的住店客人送火車票來的。按照飯店的規定，類似送車票、送外賣之類的人員是不能進入飯店的，得由大堂服務員打電話通知客人下樓來銀貨兩訖，如果客人要求服務員代勞，則由服務員送入房間後把鈔票拿下來交給送貨人。當下，肖師傅就讓那位鐵路員工稍等，他往405房間撥了內線電話。但房間裏沒人，估計這個時候客人可能在飯店的餐廳裏用晚餐，於是又把電話撥到了餐廳，405房間的客人果然在用晚餐，於是就請他到大堂來取車票。肖師傅記得，是兩個雙胞胎姑娘中的一個到大堂來取車票的，那個鐵路員工遞給她時還說了一句：“你們訂的是四張去南京的車票。”

　　這個線索太重要了，專案組長張芝川於是決定立刻去南京對丁衡修四人進行追蹤，但究竟派幾個人去南京一時難以決定，去的人少了吧，生怕調查起來鋪不開；專案組全部趕過去吧，萬一這是對方虛晃一槍、故布疑陣，上海這邊就不能繼續展開調查了。張芝川於是就跟副組長、江蘇省廳的偵查員晁傑商量，剛說了個開頭，晁傑接到南京打來的電話，告知一個情況：兩小時前，有人在南京大學門口看到彭文倩了！

　　張芝川當機立斷：全體赴寧！

　　在南京大學門口看到彭文倩的是她的高中同學康家輝。這個小夥子念到高二寒假的時候，父親患病去世了，家境拮據導致他不得不中途輟學，在經曆了半年多的臨時工生涯後，最後被郵電局吸收進去當了一名郵遞員。兩天前，康家輝在馬路上遇到了彭文倩的鐵姐們兒陳茂梅，老同學久別偶逢，總要說幾句話的。於是，康家輝就知曉了彭文倩失蹤之事。陳茂梅倒是個有心人，她關照康家輝說你是郵差，整天在外麵跑來跑去的，見得多聽得也多，如果聽見什麽消息請立刻告訴我。

也真是巧，康家輝今天休息，去南大看望一位朋友。他是坐公交車過去的，這路車的終點站是在南大東門，那裏有一個大轉盤，車到終點站後要繞著大轉盤開一圈才進站停車下客。就在沿著大轉盤轉彎的時候，康家輝無意間看見校門口站著一個姑娘，正是彭文倩！他一怔之後，從座位上站起來想呼喊，又覺得此舉似乎不妥，還是到站下車後過去招呼吧。沒想到就這麽眨眨眼的工夫，等康家輝下車過去時，校門口已經沒有彭文倩的影子了！

但康家輝還是想到應該立刻告訴陳茂梅，於是就進了校門口一側的郵電局，往秦淮區政府陳茂梅的辦公室打了電話。陳茂梅聽說後的第一個反應是懷疑，反複問康家輝看清楚了沒有。康家輝說我的視力夠當飛行員的條件，哪有看不清楚的道理！她穿著淺藍色“布拉吉”，個頭比高中時長高了一些，好像更漂亮了。陳茂梅一聽彭文倩穿著淺藍色“布拉吉”，馬上就知道康家輝沒看錯。因為這樣的“布拉吉”她也有一件，那是今年初夏時她和彭文倩一起去逛百貨大樓時看中的，兩人各買了一件，顏色都是一樣的。

注：康家輝所乘坐的是11路公交短線班車。11路公交東起位於板倉的南京林學院西門，長線班車開到位於北京西路的西端的終點站——草場門。由於當時自鼓樓公園向西乘客稀少，11路短線班車在鼓樓公園掉頭。

　　陳茂梅於是就給彭邦平打電話，說彭叔叔你那裏有文倩的消息嗎？沒有？剛才我們高中時的一個同學在南大東門看見彭文倩啦！彭邦平又驚又喜，二話不說立刻給鼓樓分局打電話報告這個消息。鼓樓分局問明情況後，又給陳茂梅打電話詢問，聽陳茂梅說了“布拉吉”的細節後，相信並非空穴來風。這個案子當時已經交由省廳辦理了，所以分局向市局報告後由市局轉報了省廳。

　　專案組趕到南京後，立刻著手進行第一步調查，直接找了目擊者康家輝。聽了他的一番陳述後，又帶著他前往南京大學東門實地察看。張芝川問晁傑：“你知道南京大學有招待所嗎？”晁傑說不清楚，另一個南京偵查員老龍說好像有一個的。張芝川說那我們這就去招待所撞撞運氣，看對象是否住在那裏。專案組在招待所撲了個空，這裏沒有丁衡修那樣的四個男女入住過。

　　專案組於是舉行了案情分析會，認為丁衡修他們在上海和平飯店訂的火車票確實是到南京的，彭文倩在南大出現，說明這四人到南京的動機跟在上海是一樣的，盯著高校，估計是為了收集“反右”運動的情報。問題是，現在他們還在南京嗎？

　　眾偵查員反複商議後，認為不管目標是否還在南京，都有必要對南京各賓館、飯店、旅館等進行查摸。運氣好，正好碰上，當然最好；運氣不佳沒有撞上也不至於沮喪，因為彭文倩、丁文影那對雙胞胎姐妹難免會給他們曾經入住過的旅館的服務員留下印象。

　　於是，專案組作出兩項決定：第一，請南京市公安局協助對全市各公共住宿場所連夜進行查摸。第二，專案組分為兩撥，一撥人去南大進行調查，了解是否有人看到目標在校園內出現過；另一撥則分赴火車站、輪船碼頭和長途汽車站，在駐站民警的協助下調查工作人員、攤販等是否見到過目標。

　　專案組當即跟南京市公安局聯係，南京市公安局對此大力支持，不但出動了一線警察，還動員市局、分局的科室警員加班加點參加查摸，人手猶嫌不夠，甚至還聯係駐寧公安軍部隊（即武警前身）給予支持，還把專案組提供的丁衡修、彭文倩、丁文影的照片翻拍衝印了一百六十張分發下去。當時，專案組長張芝川對擺出如此強大的陣勢感到不解，尋思這個案子可能涉及敵特分子收集情報，但若論涉案敵特分子丁衡修，應當不會是特務機關中的重要角色，南京這邊何至於這等興師動眾？難道這個案子還有更複雜的背景？這個疑問直到數年後才得到解答，一位當時在警衛部門工作的同鄉告訴他：原來，當時毛澤東為“反右”運動出京巡視，正駐蹕於南京！

　　南京警方在進行全市大查摸的時候，專案組成員分別去了車站、碼頭等公共場所，由駐站公安、保衛部門配合著對旅客進行甄別以及收集是否有目標出現過的線索。如此折騰了一夜，天明時眾偵查員結束調查會合後一湊情況，都說沒有什麽發現。

　　不過，另一路調查是有收獲的。南京警方的這次大規模查摸工作進行得非常細致，南京市各個區所有的飯店、賓館、旅館、小客棧甚至二十四小時對外營業的公共浴室等適宜於住宿過夜的場所，一個不落都給梳理了一遍。由於有照片以及雙胞胎姐妹顯而易見的特征，所以各路人馬的查摸工作進行得比較順當。最後，在南京大學附近的迎賓飯店發現了丁衡修四人的線索：他們以新的化名拿著“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廣東省委員會”的專用介紹信入住於該飯店，當天上午九時許已經結賬離開了。

　　根據當時的規定，旅客入住飯店旅館的介紹信會被服務台留存下來，以備公安機關調查時參考。丁衡修四人的這張住宿介紹信也不例外，於是就送到了專案組這邊。應該充分肯定那個真名叫宋貽德的刻章匠的技術水平，他不但擅長刻製各類公私印章，還能用木板、肥皂甚至冷硬的糯米糕團刻製類似介紹信那樣的版子，既快又好，十足的專業水平！此刻落在專案組手裏的這張廣東省團委的介紹信，經眾偵查員輪流傳閱，認為是一份真件。這就不同於目標留在上海和平飯店的那張什麽特種土特產進出口公司的介紹信了。於是，連夜往廣州方麵撥打電話查詢。一番折騰後，得到了廣東省團委確鑿的回答：查詢的介紹信號碼並不存在。因此，這是一張偽造得非常逼真的假介紹信。

　　這使專案組眾人感到非常吃驚，當時誰也沒有想到丁衡修竟然會帶一個專業刻章匠到內地來活動，在進行長途旅行時一路根據需要隨意偽造足能以假亂真的蓋著公章的介紹信。所以，按照平時的偵查思路對這種情況進行推測，認為這應該是從境外潛入內地前就已經準備好了的。而具有如此偽造水準的，隻有敵特機關了。這樣，專案組就更堅信之前的推斷沒有錯，他們所麵對的是境外敵特分子！

　　以目標在上海的活動規律來估測，丁衡修四人既然已於昨天上午九時左右結賬離店，那麽，他們應該已經離開南京了。他們會去哪裏呢？大家尋思還是去他們下榻的迎賓飯店了解吧。

　　偵查員李鬆平和小陳去迎賓飯店一問，卻十分失望。迎賓飯店在南京屬於一家中等賓館，用現在的星級標準來評判，大概剛剛夠得上“準三星”。南京的鐵路交通不像上海那樣便捷，因此，火車票供應比較緊張。根據南京鐵路部門的規定，這類飯店是不能經營預訂火車票的業務的。所以，丁衡修四人離開南京的火車票應該是自己設法解決，估計多半是去火車站排隊直接購買的。

　　李、陳兩人悻悻返回專案組的臨時駐地省公安廳招待所，向組長張芝川一匯報，張芝川也傻眼了，副組長晁傑緊鎖眉峰，說：“看來我們的運氣比較差。”

　　其實，專案組的運氣應該說還是可以的，因為就在晁傑這句感歎剛說了兩三分鍾，隨著電話鈴倏然響起，情況就出現了轉機：迎賓飯店打來電話，說有一個員工知道你們要了解的情況。

　　這位打電話的兄弟，是迎賓飯店的保衛幹事小衛。剛才李鬆平和小陳前往飯店調查時，就是他接待的。小衛昨晚值班，飯店的保衛幹事值班原本是可以睡覺的，隻要住店旅客不發生失竊之類的事兒，完全可以一覺睡到天亮，然後精神抖擻地去餐廳吃點兒東西後回家。但是，昨晚的情況有些兩樣，因為昨晚全市飯店大盤查，小衛作為保衛幹事，自然要出場唱主角。而線索恰恰是在迎賓飯店發現的，所以他花費的時間也就特別長，結束後一時又睡不著，直到天色微明方才打起了呼嚕。睡了沒多久，小衛就被人喚醒了——李鬆平、小陳前來了解火車票的事兒，當然又得他接待。

　　小衛經這一折騰，尋思幹脆就不睡了，吃了早飯回家去吧。轉機，就是由此而來的。小衛去餐廳的時候，已經過九點了，餐廳的早餐供應已經結束。他對掌灶的老夏說：有什麽吃的弄一點兒來填填肚子就成，按平時的早餐標準（當時規定飯店員工用餐必須照樣付飯菜票的），老夏就給他下了一碗陽春麵端了上來。老夏跟小衛的父親是老朋友，所以他跟小衛很談得來，當下就坐下來跟小衛聊了幾句。小衛說到了今天吃早飯比平時晚的原因，老夏聽著忽然笑了。小衛問他笑什麽，老夏把手一伸：“來支煙，你就也笑了，而且會比我笑得還開心。”

老夏告訴小衛，那四個人的火車票是去北京的，四張硬臥票，昨天中午發車離開南京車站。小衛急問你是怎麽知道的？老夏說那四張票還是我給他們買的呢！三天前的晚上八點多，丁衡修四人到飯店餐廳吃晚飯。當時餐廳已經結束營業，服務員都下班了，隻有老夏還在準備明天早上供應的小菜。一個姑娘（不知是彭文倩還是丁文影）走進廚房，很客氣地詢問是否還能燒幾個菜，他們要吃晚飯。老夏說客人的需要就是我們的工作，當然可以，你們點菜吧。因為服務員已經下班了，所以老夏把他們點的四個菜燒好後自己一一端送到桌上。那四位稱謝不迭，其中一個年紀最大的男子掏出香煙請老夏抽，聊了幾句。他問老夏家住哪裏，老夏答稱住在中央門那邊的鐵鏟巷。那男子說那不是靠近火車站的嗎？師傅，打聽個事兒，您知道南京這邊買火車票緊張嗎？老夏說那要看時間，像現在這個時節正是放暑假的當兒，各地來南京探親訪友或者遊覽的人比較多，車票就緊張，得提前五六天才能買到。

注：案發的57年中央門沒有火車站。此處，應是下關火車站。作者顯然不熟悉南京，誤把68年建的南京新站當作當時的車站了。

　　這話一說出來，對方的眉頭就皺了起來，低聲對另一個男子說：“五六天，這……太長了呀！”

　　另一個男子開口了，說的是廣東話，老夏基本上聽不懂，估計是出了個什麽主意。先前那個男子頓時神色釋然，站起來向老夏拱拱手：“師傅，不知是否可以麻煩您替我們買四張車票？您住在火車站那邊，可能跟車站上的人比較熟，一定能替我們買到的。”

　　老夏笑道：“還真讓你給說著了，我家老伴就在車站上工作。”

　　老夏是個熱心人，以前也時常替旅客購買火車票，當下就收下了對方的購票款，次日給他們拿來了四張去北京的硬臥車票。對方非常感激，拿出一條“大前門”香煙贈送，老夏堅辭不受，說替住店旅客買票是樁平常事，店裏也是允許的，但如果為此收受了旅客的禮物，那就得吃不了兜著走了，處理起來很嚴的。

　　專案組獲知這個消息，自然皆大歡喜，於是決定立刻赴北京。由於時間緊，經請示領導同意後，他們一行七人是乘民航班機飛到北京的，這還是他們生平第一次坐飛機，這在當時算得上是一樁值得跟人吹噓一下的稀罕事兒。可是，他們中誰也沒吹噓，不是因為謙虛，而是因為這趟飛機竟然白坐了——在北京查了三天，沒有發現丁衡修一幹人的任何線索！

六、潛入武大活動

　　專案組在北京為什麽沒能查到丁衡修四人的蛛絲馬跡呢？因為他們壓根兒沒去北京。此刻，這四個特殊旅客很悠閑地待在另一個城市的賓館裏，正等著實施一樁被丁衡修認為“很有價值”的行動。

　　這個城市是——武漢！

丁衡修耍了一個“聲東擊西”的把戲，托南京迎賓飯店大廚老夏購買的是去北京的硬臥車票，其實他們一行四人卻乘坐長江客輪逆流而上去了武漢。之所以玩這一個陰招，是因為他們當時已經覺察出自己的安全出了問題。

　　這應當歸功於丁文影的一個夢。那天晚上，丁文影做了一個可怕的夢，她夢見母親丁佩珠不知怎麽奄奄一息地躺在醫院的病床上，連話都說不出了。她匆匆趕到醫院，旁人告訴說丁佩珠失足溺水。丁文影被這個夢驚醒了，醒來後看看手表，這時是清晨四時。還不到起床的時候，於是，她沒當回事，再睡。可是，奇怪的一幕發生了：丁文影再次睡熟後，竟然又做了跟剛才差不多的噩夢！

　　這下，丁文影再也無法入睡了。盡管她從來不相信迷信那一套，但此刻卻是心神不定，想來想去難以釋懷，於是就喚醒了跟她同住一個房間的彭文倩，將夢境說了一遍。彭文倩跟丁文影不同，她小時候跟著離了婚的老爸遷居南京後，跟著祖父祖母過日子，那對老夫婦是鐵杆鬼神論者，經常說起種種靈異現象。彭文倩從小接受這種教育，長大後就認為世界上確實有靈異現象，隻不過科學還沒發達到能夠破解其奧秘的程度。因此，當下她聽丁文影這麽一說，就斷定老媽可能遇到了什麽問題，當然，解夢有反釋之說，可能不一定是出了壞事。姐妹倆商量下來，決定把這件事告知丁衡修，聽聽他的意見。

　　早餐桌上，丁文影把夢境說了一遍，彭文倩也說了她們的擔心。丁衡修聽了哈哈大笑，說這是沒來由的事兒，接著問丁文影你大概從小長到現在還沒離開過你媽媽吧？丁文影點頭稱是。丁衡修說那看來這是你的潛意識中在強烈思念著媽媽，沒關係，過幾天就會習慣的。

　　可是，姐妹倆心裏總是放不下這個疙瘩，兩人悄悄嘀咕，決定瞞著丁衡修往上海打個電話。迎賓飯店房間裏沒有電話，姐妹倆早餐後到大堂去想借用電話機，但那裏待著好幾個旅客，排著隊在打電話。於是，她們就出了門，到附近一家郵電局去打電話。

　　電話是彭文倩打的，因為她擔心妹妹萬一聽到什麽不好的情況會沉不住氣當場表露出來，那就容易引起旁人的注意。丁佩珠家沒有電話機，所以這個電話是打到傳呼電話亭的。上海的傳呼電話亭通常有兩到四部電話機，兩部機的由一人值守，三四部機的由兩人值守，值守者通常都是四十來歲的阿姨，她們接聽電話後，會在一張專用小紙單上記下受話人的住址、姓名，以及回電的號碼、姓氏，然後送到受話人家裏去；在來電不是很多的時候，她們也會把受話人從家裏叫來直接接聽。丁佩珠住所那條弄堂的傳呼電話亭有兩部電話機，所以隻有一個阿姨值守。彭文倩把電話打過去時，這位阿姨正好去送別人的電話單子了，是沒事坐在電話亭閑聊的幾個家庭婦女中的一位接聽的。

　　彭文倩說：“麻煩你傳呼一下19號來接電話……”

　　對方說：“你等等……”然後問旁邊的人，“19號是誰？”

　　耳機裏傳來另一個帶蘇北口音的大嗓門女人的聲音，說19號不是丁家嗎？丁阿姨給公安局捉進去了，家也抄了呀！

　　彭文倩大吃一驚，差點兒把聽筒撂上機架立馬掛斷，但馬上意識到這樣做有危險。她的反應可謂敏捷，眼珠子隻一轉就有了主意，對著話筒大叫：“喂！喂！我話還沒說完哩！19號住著好幾家人家，我要住在後廂房三樓的小沈——沈鳴佳接電話。”這麽一說，對方就認為她把電話撥錯了，問你打什麽號碼。彭文倩報了號碼，故意把其中的一個數字說錯了，對方就說“你撥錯了”，立刻把電話掛斷了。

　　彭文倩從通話亭裏出來，臉色已經煞白。等在通話亭外麵的丁文影不禁一陣心慌，連忙迎上來問怎麽啦。彭文倩搖搖手，直奔櫃台結了話費，然後拉著妹妹一口氣走出老遠這才說了情況。丁文影當下就把持不住，掩麵啜泣，彭文倩勸也勸不停。兩人走到十字路口時，正好丁衡修因在飯店找不到她們而出來尋找，見之一驚，便悄悄詢問是怎麽回事。彭文倩不敢隱瞞，就把情況說了說。這下，就輪到丁衡修臉色煞白了。

回到飯店，丁衡修吩咐打點行李準備離店，自己就到大堂結賬。待到宋貽德和雙胞胎姐妹收拾好行李下樓時，他已經結好了賬等著了。四人離開了飯店，不管三七二十一，上了一輛公交車就走。彭文倩是南京人，看看覺得不對頭：這車不是去火車站的嘛。看著丁衡修正要開口，被後者一個眼神止住。乘了四站後，丁衡修讓下車。這才對宋貽德和姐妹倆說，我們不能去北京了，立刻去長江港客運碼頭，坐船去漢口！宋貽德不知發生了什麽事，但還是點了點頭。彭文倩倒是開口發問了，丁衡修說現在不說吧，一會兒上了船有的是時間說話，趕緊離開南京才是正道！

注：當年由南京北上的火車在下關或浦口兩個火車站上車。去浦口站，乘坐31路到下關中山碼頭，再坐輪渡過江。輪渡馬頭與長江客運航線的碼頭相距不遠。去下關站，乘坐34路。兩條公交線都在鼓樓廣場轉中山北路，出挹江門後分開。

當時南京的出租車極少，但是馬路上有可供代步的馬車。四人遂坐了馬車前往輪船碼頭，也不管幾等艙了，隻要有去漢口的船票，有什麽艙位的就買什麽艙位的，結果隻買到了通鋪票子。這時離開船還有兩個多小時，丁衡修為防止雙胞胎引人注目，遂讓丁文影和彭文倩分開，丁文影跟著宋貽德，彭文倩跟著他。利用這段時間，丁衡修分別向兩個姑娘說了此次赴香港的情況：我這是帶著你們偷渡過去的，不過不必害怕，隻要跟著我，一切都是安全的。至於你們的母親被捕，可能跟此事有關。你們不要為她擔心，因為公安局抓她隻是為了審查，而沒有證據處理她。所以，隻要你們從現在起一直照我吩咐的辦，就不會有事。你們不被人家發現，你們的媽媽也就安全，最後公安局隻能把她放出來。

注：此時的馬車是個體私營的，宰客是常有的事。丁衡修換乘馬車應該是避免被追蹤。

　　之前，彭文倩、丁文影姐妹對於她們將用什麽樣的方式離開內地前往香港一直沒有問過，甚至也沒有考慮過，因為丁佩珠對她們說隻管放心跟著丁衡修走就是，一切都已經安排好了，肯定能夠平安無事地抵達香港，而且能夠在香港合法定居下來。對於她們這種嬌生慣養的富家女來說，二十二歲的年紀還處在涉世不深的階段，對於母親的這番說法自然深信不疑。現在聽丁衡修這麽一說，才知道這件事原來如此危險，但這時已經無法改變了。她們再不懂事，對於解放以來的曆次運動還是知曉一點兒的，即使她們此刻懸崖勒馬，也肯定沒有好果子吃，從寬處理不判刑的話，勞動教養定是逃不了的。丁衡修說得對，這還將成為老媽的罪證。所以，到這當兒隻有豁出去冒一下險了。主意打定，姐妹倆就隻盼著趕快上船，離開南京。

　　檢票上船後，丁衡修去船長室補到了一張三等艙票，就讓丁文影過去了。到了蕪湖，又補到了一張四等艙的，讓宋貽德去了，免得這個滿口粵語的老廣惹人注目一不留神給船上的乘警盯上。

　　這樣，差不多就在專案組飛抵北京的時候，丁衡修四人抵達了漢口。根據預先的計劃，丁衡修將去武漢大學收集情報。考慮到雙胞胎姐妹過於顯眼，容易引起別人的注意，所以丁衡修決定還是分開下榻。他和丁文影入住漢口鄱陽街的武漢大學招待所，宋貽德和彭文倩下榻於距武大招待所一箭之遙的中南旅館，介紹信當然不能再用什麽廣東省團委之類的了，而是用了宋貽德在南京時就已偽造的浙江寧波第二中學和廣州中山大學的，出差武漢的目的是“外調”。

　　丁佩珠被捕的消息給丁衡修敲了一記警鍾，他不知道問題出在哪裏，但意識到原先想好的“神不知鬼不覺”狀態顯然已經被打破，盡管臨時抱佛腳想出了聲東擊西的招數，放棄了北京之行，但那份危機感已經滲入骨髓，丁衡修非常害怕。他這時才明白為什麽台灣的“大陸工作委員會”寧可花錢雇傭他這個私家偵探也不願意使用他們自己的特工，這項差使的安全係數實在太小了！於是，丁衡修決定改變計劃，不但北京不去，原定的西安、沈陽也不去了，離開武漢之後，去廣州中山大學活動一兩天，然後立刻偷渡返港。

　　這樣做，丁衡修作為乙方來說，已經屬於違約了，甲方可能會在支付酬金餘款時卡他。為不至於出現這種可能，丁衡修決定在武漢收集高質量的情報。當初時一彬跟他洽談時，對於以錄音方式收集情報沒有談死，因為時一彬是個老特工，知道用現有的錄音器材設備完成這項工作所承擔的重大風險，所以隻是說讓他盡力而為，這個內容就不寫進合約中了。現在，丁衡修決定尋找機會完成這個工作，以彌補少跑幾個城市的不足，達到不被扣減酬金的目的。

　　於是，丁衡修就帶了丁文影前往武漢大學。武漢大學的“反右”運動當時在全國教育界屬於開展得有聲有色的一類。丁衡修在那裏順利拍攝了一些大字報，跟以往去複旦大學、交通大學和南京大學不同的是，他還認真看了一些大字報。因為他既然決定冒著風險錄音，那就得選擇一個有重大價值的目標，這樣才能使甲方感到滿意。

　　在武大校園裏轉了大半天，丁衡修選定了一個目標。他深信如果能把武大“左派”對這個目標的鬥爭會實況錄下來，即使錄得不完整，帶到香港去相信也絕對能引起巨大轟動。

　　確實，丁衡修選定的這個目標是一個重量級人物，這位先生在中國教育界、法學界都是當之無愧能夠青史留名的一代宗師。他叫韓德培，生於1910年，歿於2009年，活了九十九歲。韓德培精通英法日德俄五國語言，光憑這一點就已經令人肅然起敬！韓先生早年畢業於中央大學，後來去北美遊學。1945年底，韓德培應武大校長、著名法學家周鯁生之邀，從美國西雅圖風塵仆仆趕到武漢大學。韓德培一到武大，就被聘為教授。1949年之後，韓德培並未像大多數“舊法人員”一樣被邊緣化，恰恰相反，至少在1957年之前，韓德培在武大依然是炙手可熱的人物，他出掌武大教務工作，成為當時的校長李達最為倚重的左膀右臂。

　　韓德培在1957年“反右”運動中的經曆，真讓人啼笑皆非。鳴放高潮中，韓德培忙於中南地區高校招生工作，沒有發表任何言論。即便在湖北省委第一書記王任重召開的武漢地區高級知識分子座談會上，韓德培也僅僅是說“大家都講得很多了，我沒有什麽可講的”。《光明日報》記者五次三番約稿，亦被韓德培婉拒，直至最後才就司法案例的收集與整理發表了一下看法，認為有關司法部門對此太不重視了，“隻聽樓梯響，不見人下樓”。在武大校內，法律係黨總支書記上門請韓德培鳴放，他亦未予理會。而是時他恰好生病住院，武大的學子們來看望他，邀請他鳴放，他不忍心拒絕學生，隨口應付一句“等我回來再講吧”。這幫學生回學校後，善意地發布海報，說“韓德培教授定期鳴放”。當然，這個像電影預告一樣的海報，後來也成了韓德培的罪狀之一。

　　丁衡修之所以將韓德培定為他的“工作目標”，除了上述韓先生在教育界、學術界的巨大影響之外，另外一個重要原因是其時韓德培已經與武大的另一位重量級教授、中文係主任程千帆先生一起並列為“武大頭號大右派”。程千帆生性不畏權勢，向來喜歡暢所欲言，鳴放時更不用說，因此被稱為“右派元帥”。而韓德培則被封為“右派”分子中的“山中宰相”。據《南史·陶弘景傳》記載，陶弘景曾在南齊出任左衛殿中將軍，到南梁時雖隱居山中，朝中大事仍要找他谘詢請教方能定奪。稱韓德培為“山中宰相”，意指他雖未出麵，實為武漢大學“右派”分子的總後台。當時校園內張貼著的一些漫畫把韓德培畫在中央，其他“右派”則眾星捧月似的圍在他四周。

　　不過，丁衡修發現自己已經錯過了一個極好的錄音機會。當時各高校的“反右”運動，由校“反右”辦公室負責領導。“反右”辦公室發現何人適宜當“右派”後，就會組織舉行不同級別的辯論會。所謂“不同級別”，是指這個將要成為“右派”分子的對象的職務、學術成就、“右派”言行等方麵對學校乃至整個社會所造成的影響，一般性的就由其所在係開會，稍有影響的則兩個以上係聯合開會，像韓德培這樣的重量級人物，那就必須全校大會了。武大“反右”辦公室針對韓德培所舉行的辯論會，本來可以成為丁衡修最好的錄音機會，可不巧的是，這個會已在前一天開過了。而且，由於這個會的辯論情況使“反右”辦公室有點兒尷尬，所以他們不打算再跟韓德培玩這樣的遊戲了。

　　不過，丁衡修發現不必為這次失之交臂而惋惜不已，因為還有彌補的機會，他看到貼出的海報上說，將從次日起舉行連續一周的針對韓德培的鬥爭會。

　　於是，丁衡修就決定把一周鬥爭會的某一次會場實況錄下來，帶到香港去交給時一彬，就是一份珍貴情報了。往下，就是考慮怎麽錄音的問題了。這件事放在如今肯定不成問題，因為錄音技術已經大大提高，什麽袖珍錄音機、錄音筆、錄音紐扣、無線話筒之類的器材層出不窮，每一個城市的電子商店都能買到。但是，在1957年，這些器材連科學家也沒想出來，體積較小的盒式錄音機的問世還得等待七年。像丁衡修手頭這台體積跟一口小型旅行箱可有一比的磁帶錄音機，已經算是先進器材了。因此，對於丁衡修來說，怎樣在確保安全的前提下完成錄音，這需要動一番腦筋。他去武大禮堂看了看，屆時進入會場當然不成問題，批鬥會是不需要什麽入場券的，阿貓阿狗都可以隨意進出。不過如果帶著錄音機進去公然錄音的話，不管是否可行，丁衡修都覺得自己沒有這份膽量。他的三個幫手，彭文倩、丁文影太嫩，宋貽德的口音不行，一開口就會引起對方的懷疑。

　　回到下榻的招待所，丁衡修猶自在想這件事。不覺到了招待所開晚飯的時間，丁文影到他房間來叫他去餐廳時，見他一副心事重重的樣子，就問又發生了什麽事。丁衡修說我受朋友委托，得替他們錄一份“反右”大會的會場實況，這事不能公開做，否則人家可能不讓幹，往下查，連你們姐妹倆都得吃不了兜著走，我正盤算著應該怎樣做才穩妥。丁文影先前是跟丁衡修一起去武大的，也去大禮堂轉了轉，隻是不知道丁衡修還有這個打算。不過，在她想來，這件事不難解決。於是，丁文影就說了她的想法。

　　丁文影在上大學時，是個文娛活動積極分子，是校學生會宣傳部的成員之一，少不了經常跑學校禮堂指揮布置會場什麽的，所以對於學校禮堂的建築結構比較熟悉。她對丁衡修說，通常學校大禮堂主席台的下麵有一個地下室，那裏堆放著幕布、需要修理的桌椅等雜物。由於都不值錢，所以一般是不上鎖的。你可以考慮把錄音機預先藏到那個地下室去，開會前打開，由於禮堂裏是使用擴音喇叭的，所以地下室應該聽得清楚。等到會議結束後，再悄悄把錄音機拿出來就行了。

　　丁衡修聞之大喜，說：“文影你幫我解決了一個大難題啊！有功！有功！”

　　丁文影說：“就是不知道武大大禮堂的地下室是不是上著鎖的。”

　　丁衡修說上鎖也沒關係，我有辦法打開。早在當年汪偽“七十六號”特工總部時，丁衡修就向那裏的特務學會了開鎖本領，這次偷渡來內地時他特地帶了一套開鎖專用工具，相信對付這種鎖具是不在話下的。

　　當然，還得二上武大，去實地看一下大禮堂的主席台下麵是否有地下室。丁衡修不想讓自己老是在武大校園裏出現，給別人留下印象，所以，這件事他就指派彭文倩去做了。第二天上午，彭文倩去了一趟武大，中午回來在下榻的旅館往丁衡修這邊的招待所打了個電話，報告說主席台下麵是有地下室的，而且不上鎖，她下去看了看，裏麵堆放著亂七八糟的雜物，牆壁上有電線插座。丁衡修說這就行了，電線插座倒不需要，我這機器是用幹電池的，十二節特製的大號電池用光總對付得下來了。

　　行了，那就準備行動吧。丁衡修想了想，決定到時候一早就派彭文倩去把錄音機放進地下室。像她這種年齡、模樣的姑娘，不必化裝就是女大學生模樣，提著個箱子在校園裏出現不會引人注目，回頭把錄音機拿出來時也是這樣。

　　這個計劃盤算得很好，可是最終未能實施。為什麽呢？因為武大接下來對韓德培的鬥爭會盡管一連開了七天，但是會場卻調換了，就在小操場進行，時間是每天晚上。通知一張貼出來，丁衡修看著頭就大了，尋思小操場上是沒法進行錄音的，難道辛辛苦苦策劃了一番就這樣泡湯了？

　　當晚，丁衡修考慮了很長時間，最後決定錄音還是要進行的，批鬥韓德培錄不成，就錄其他對象吧。反正不管是哪個“右派”分子，有錄音總比沒錄音好，一到香港就是奇貨可居了。

　　於是，再次前往武大校園轉悠，竟然有了一個驚喜：武漢大學“反右”辦公室貼出告示，將於兩天後在大禮堂召開對“右派元帥”中文係主任程千帆教授的第二次辯論會。丁衡修看著禁不住喜出望外，尋思這真是上天保佑我丁某人了，該當我能夠做好這件事的。

　　這樣，丁衡修就開始暗作準備，他跟彭文倩、丁文影談了讓她們中的一個預先去大禮堂地下室放錄音機以及在會前打開錄音機開關之事，問她們誰願意去做。雙胞胎姐妹都沒有吭聲，看來是頗有些害怕。丁衡修於是就做思想工作，說會議是在下午兩點開始，錄音機可以提前放置，上午八九點鍾就行。那個時段我去大禮堂觀察過，裏麵肯定是空無一人，外麵呢，也不過是些許匆匆過客。以你們的外形條件，冒充大學生是沒有問題的，大學生提了口箱子在校園裏走，經過大禮堂拐進去看看，即使讓人看見，也不會懷疑。現在是暑假，可能是跟同學約好了一同出去旅行，說好在大禮堂碰頭的，我先到了，就在裏麵等一會兒，這總正常吧？看看沒人注意了，把箱子拎到地下室去就是了。再說去打開開關吧，這台錄音機的電池是美國特製的，十二節大號電池可以使用六個小時，打開後磁帶會自動循環錄音，轉到電池用完了才停止。所以，他們兩點鍾開會，你們中午溜進去打開開關就行了。取呢？這個會我估計最多開三個小時吧，散會後都要去吃晚飯的，大禮堂裏肯定沒人了，悄悄溜過去把錄音機拎出來就行了。屆時我會在外麵接應的。

　　這樣一說，彭文倩就表態說那就由我去做這事吧。

　　這件事，還真如丁衡修所說的那樣，竟然就給輕而易舉地完成了。丁衡修拿到錄音磁帶試聽無誤，大喜，然後就讓宋貽德和丁文影去購買去廣州的火車票。他準備到廣州後去中山大學拍攝一些大字報的照片，就動身潛返香港，這趟差事就算圓滿完成了。

　　當然，丁衡修沒有想到，這是他一生中最後幾

　　天的自由生活了……

七、厄運難逃

　　回過頭來，讓我們說說專案組的偵查工作情況。專案組一行七人從南京飛赴北京後，立刻跟北京市公安局取得聯係，介紹了案情，要求北京同行給予協助。北京警方根據專案組的要求，立刻組織力量對全市各家大大小小的賓館、飯店、旅館進行檢查，同時還由市局出麵牽頭各高校保衛部門發動師生在本校進行巡查，專案組成員也分赴北大、清華直接調查。

　　可是，如此一連折騰了三天，卻沒有任何收獲，丁衡修四人就像人間蒸發，再也不露麵了！

　　專案組意識到情況發生了重大變化，難道他們沒來北京？可是，他們明明購買了赴京的火車票，而且是在當天開車前兩小時離店出發的。可如果他們來了北京的話，為什麽所有的賓館、飯店、旅館都沒有他們的行蹤呢？難道他們在北京另有住處，下榻到某個親朋好友家裏了？這也是不可能的，因為按照公安部規定，其時全國所有城市居民家裏如果來了外人需要住宿的話，必須向派出所申報臨時戶口。北京警方曾向各派出所詢問過這方麵的情況，所有派出所都報稱沒有哪戶居民申報過這樣四人的臨時戶口。

　　那就隻有向鐵路部門調查了。四人購買的是硬臥車票，按照鐵路部門的規定，開車後列車員要用臥鋪號牌把乘客的車票換下來，到該乘客下車前再換回來，這個動作，鐵路上稱為“換票”。這樣做對於鐵路部門的好處是可以及時知曉哪個鋪位的乘客未能趕上該趟列車，從而空出鋪位，列車上就可以將該鋪位賣給也是乘坐該趟列車但沒有買到臥鋪的乘客，多一筆收入。如果丁衡修四人那天沒有上這趟赴京列車，那該趟列車肯定是會有記錄的。所以，隻要向該趟車的列車長調查一下就清楚了。

　　於是，專案組就通過鐵道部公安局進行調查。鐵路的通信是很便捷的，很快專案組就得到了回音：那趟列車確實有四張連號的從南京到北京的硬臥鋪位沒有人乘坐。

　　專案組繼續開會分析案情：他們為什麽買了車票又臨時放棄了這趟旅行呢？是事先有預謀故意耍弄的手法，想轉移偵查視線，還是臨時發生了什麽意外變故而決定改變行程了？眾偵查員個個踴躍發言，暢談各自的觀點。但是，誰也沒想到還有丁文影做了一個噩夢導致往上海打傳呼電話這樣一個情節，所以討論了很長時間也無法確定這究竟是怎麽回事。主持會議的專案組長張芝川意識到這樣討論下去很難得出結論，所以，比較聰明的做法就是放棄在這方麵的努力，這個山頭攀不過去，就繞過去吧，繞過去後另外走一條路試試看。

　　於是，大家就換個話題來討論：丁衡修等人放棄北京之行，會去哪裏呢？這個，先要分析丁衡修此次潛入內地的目的了。從他在上海、南京兩地頻頻活動於複旦大學、交通大學、南京大學這三所高校的跡象來分析，其目的顯然是為了收集“反右”運動的情報，原準備赴京的打算估計也是這樣。因此，不管他們是由於什麽原因取消北京之行的，其使命和目的應當不會改變，他們離開南京之後的下一站，可能會是東北、西北、西南、中南地區的某一所或者數所著名高校，在完成了預定的使命後，才會離開內地逃遁境外。

　　一張全國地圖掛上了牆壁，偵查員圍著地圖指點著一個個省會城市進行分析：除了北京，還有天津、西安、蘭州、沈陽、長春、哈爾濱、武漢、杭州、成都、廣州等地，這些城市都有著名高校，都可能是他們的目標，至於究竟是哪幾個城市，或者全部城市都跑到，那就無法判斷了。

　　這樣，問題就隨之出現了：專案組不可能盲目地把這些城市一個個都跑到，那麽，應該怎麽辦呢？

　　副組長晁傑是一個具有豐富偵查經驗的老公安，他經過一番仔細的考慮之後，提出了一個觀點：目前這個案子中的涉案者一共有四人，且不管雙胞胎姐妹和另一個操一口粵語的老廣（當時專案組還不知這人名叫宋貽德，是從香港過來的，因此猜測也有可能是丁衡修在廣州臨時招募的幫手）是否會偷渡越境外逃，丁衡修本人從境外來，所以他在完成使命後是要返回的。根據以前承辦過的一些涉及境外派遣特務的案子來看，這類特務在出入境方麵，不管是偷渡還是化名後正常通關，都有一個規律：從何地入境，也就從何地出境。從已被捕的涉案人丁佩珠的口供來分析，丁衡修應當是從廣東省偷渡入境的，所以，他在完成使命後也會從廣東省偷渡出境。這樣，丁衡修就會在廣州落腳。我們無法斷定丁衡修究竟會在哪個城市活動，但是，可以判斷他最終會出現在廣州，那就按照這個判斷行事：在廣州等他，有這人的照片，隻要他住宿，還怕找不到？

　　專案組長張芝川說，這個方案帶著孤注一擲的性質，但是看來也隻有這樣做了，萬一失誤，那就由我來承擔這個責任。我這就打長途電話向領導報批，如果獲準，我們就轉赴廣州開展偵緝。

　　張芝川向領導上報的方案中除了赴廣州守伏外，還有一個內容：向上述各大城市公安局發出緊急協查通報，請各市公安局加強對賓館、飯店、旅館住宿旅客的關注，並通知各大高校密切注意外來者情況，一旦發現出現具有丁衡修等四人特征的對象，立刻予以控製。

　　這個方案很快就獲得了領導的認同，兩小時後，專案組就接到電話，告知方案已經批準，可馬上實施。於是，專案組一行就乘坐火車南下廣州。

　　專案組一幹人抵達廣州後，立刻跟廣州市公安局取得聯係。廣州市公安局方麵指定了三名警員組成協調小組，根據專案組的需要提供人力物力方麵的支援。專案組和粵方協調小組聚在一起研究了案情，決定采取以下三項措施：

　　第一，組織力量去廣州火車站進行晝夜二十四小時不間斷的蹲守，發給每個蹲守人員印有丁衡修、彭文倩、丁文影等人照片以及個體特征的文字說明材料；第二，將上述材料下發全市各個賓館、飯店、旅館，一旦發現目標入住，立刻向警方報告；第三，將上述材料發往廣州各個高校，請各高校保衛科牽頭組織由政治可靠的師生組成的巡查組，在校園內進行巡查，密切注意是否有可疑目標出現。

　　以上措施付諸實施後的第五天，丁衡修一行四人從武漢乘坐火車抵達廣州。可是，在車站蹲守的人員卻未能發現他們。這是因為列車抵達廣州站時正是深夜，他們四人又是分別混在乘客中出站的，而當時因為晚點，有三趟列車同時抵達車站，出站時的擁擠可想而知，在這種情況下，沒有發現目標也是可以理解的。

　　可是，令人沒有想到的是，專案組方麵未能發現目標，丁衡修卻已經感覺情況不妙了。因為他混在人群中出站的時候，明顯感覺到檢票口多了幾個檢票員，其中有人雖然穿著鐵路員工製服，卻沒參加檢票，於是，就懷疑這是專為對付他們幾個的。有鑒於此，丁衡修決定放棄預定的中山大學之行，以最快速度離粵返港。

　　但是，已經交上了厄運的丁衡修四人隻要到了廣州，就注定無法逃脫了。根據預先的安排，丁衡修返回香港時還是由偷渡入境時接應的那條渠道負責，由於時間上的不確定性，所以丁衡修是無法把確切接應時間通知對方的。而且，對方出於謹慎，並未將住址透露給丁衡修，這點，丁衡修也是理解的。雙方約定的聯係方式是：丁衡修需要時，可在海珠區福建街折箭巷前的那棵大榕樹上刻一個英文字母J，二十四小時後前往折箭巷口跟對方會合。

　　因此，丁衡修四人在廣州所待時間必須超過二十四小時。這段時間，他們必須入住賓館、飯店或者旅館。丁衡修出於小心，決定四人用預先準備好的假介紹信分別入住四家旅館。去折箭巷留信號之事，就交給宋貽德去做。這個老廣此刻到了羊城，那口粵語就是最好的護身符了，而對於像他這樣一個技藝不凡的刻章匠來說，往樹身上刻一個英文字母易如反掌。

　　那個J是刻上了，不過不是宋貽德去刻的，而是偵查員去刻的，因為當晚丁衡修四人分別入住旅館時，就給服務台盯上了，隨即報警，然後就落網了。立刻訊問，獲得了關於折箭巷刻字母的口供。於是專案組就派人代替宋貽德出了這趟差，二十四小時後，丁衡修所熟識的那位朋友也被戴上了手銬。

　　丁衡修四人落網後，對各自所犯罪行供認不諱。三個多月後，本案連同丁佩珠在內的五名案犯受到了法律懲處：丁衡修被判死刑，立即執行；宋貽德判了二十年，押解青海勞改；彭文倩、丁文影姐妹分別被判五年，押解安徽、江蘇勞改；丁佩珠被判三年，在上海提籃橋監獄服刑。那個偷渡團夥由廣州方麵處理，也都判處了徒刑。

 

【附錄】

**有些網站用： 姐妹花失蹤案

很好的 小說

現在已經發到2009年的了，馬上要發08年的，一天發3篇，一年的隻能發4天，貌似03年之前的雜誌沒有《塵封檔 ...

話說這次是一家腦子進水的二杆子+三腳貓的業餘特務，居然是最近看的幾篇裏最興師動眾的……

這故事很像以前的一部電影啊。或許這個故事就是電影原型？

真實性可疑：

1957年的南京並沒有迎賓飯店，當時的火車站也不在中央門 而是分別在下關 浦口 中華門 和平門。 中央門也沒有鐵鏟巷

脫密處理、藝術化、再創作，等等一係列處理後就是這樣子了。

這兩姐妹文革時咋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