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塵封檔案】係列之052：神秘的“銀洋命案”

【塵封檔案】係列之052：神秘的“銀洋命案”

本文轉載自公安月刊《啄木鳥》2011年第1期

文　東方明

一、銀洋秘聞

　　1950年初，中國人民解放軍奉命進軍西藏。當時，從四川、青海至西藏的交通狀況極為惡劣，由於沒有公路，從四川成都或青海西寧向拉薩運送物資，全靠人背畜馱，冒著風雪嚴寒艱難跋涉，往返一次需半年到一年時間。從長期戰略角度出發，必須徹底改變這種狀況。毛澤東主席遂指示進藏部隊：“一麵進軍，一麵修路。”

　　十一萬人民解放軍、工程技術人員和各族民工以高度的革命熱情和頑強的戰鬥意誌，用鐵錘、鋼釺、鐵鍬和鎬頭，劈開懸崖峭壁，降服險川大河，戰勝惡劣的氣候和地質災害，三千多人為修路獻出了寶貴的生命，無數軍民負傷、致殘。在四年多的時間裏，川藏公路穿越整個橫斷山脈的二郎山、折多山、雀兒山、色齊拉山等十四座大山；橫跨岷江、大渡河、金沙江、怒江、拉薩河等多條江河；橫穿龍門山、青尼洞、瀾滄江、通麥等八條大斷裂帶，終於通達拉薩。1954年12月25日，川藏公路勝利通車。從此，從拉薩到成都或者西寧運送物資需要半年甚至一年的曆史一去不返。

　　上世紀五十年代流行於全國各地的一首紅歌《歌唱二郎山》，就是當時的文藝工作者對修築川藏公路的解放軍官兵的熱情讚頌。本文所披露的，是川藏公路修築期間與該工程相關的一個鮮為人知的案件。

　　川藏公路分南北兩線，南線全長2147公裏，北線全長2412公裏神，南北兩秘線相加45的59公裏。五十多年前，對於川藏公路的修築除了留下一首紅歌《歌唱二郎山》外，還留下了一個關於修築該公路的經費的內部說法：這條公路的建造經費，相當於用銀洋成雙排連接川藏南北兩線的總長度。一枚銀洋（就是民間俗稱的“袁大頭”）直徑是39毫米，要用一枚枚銀洋成雙排連接4559公裏，得用多少？

　　那麽，為什麽要拿銀洋來計算呢？中國人民銀行成立於1948年12月1日，從那時開始，凡銀是解放了的地區，一律以該行發行的人民幣作為流通貨幣。川藏公路開工是1950年，按說應當使用人民幣，怎麽要花銀洋呢？

　　這是因為西藏地區當時的物資供應原本就緊張，十多萬築路大軍進去，當地是沒有提供給養的能力的。從政治影響考慮，解放軍也不會向當地購買給養物資，以免讓那些一心抵製解放軍入藏的反動分子找到煽動群眾鬧事的借口。這樣，問題就出現了：從後方運輸，成本昂貴讓人難以承受，運輸周期也長。於是隻有另辟蹊徑，向印度、巴基斯坦、緬甸購買。從距離上來說，進入西藏後距這三個國家反倒近些，而且交通情況也沒有那麽險惡，還有穩定的、已經建立多年的物資交易渠道。於是，築路指揮部就組織了專門部門負責跟境外交易。這種交易，人民幣是不能使用了，人家認銀洋，當然，黃金也行；紙幣也可以，不過隻認一種——美鈔！當時人民政府持有的美鈔很少，不可能拿去跟外國人搞交易，於是隻有用銀洋了。

　　這是物資采購方麵的，還有人工、租借房屋和工具等方麵的報酬、租金、使用費之類，藏區老百姓也是這樣，由於長期以來交通閉塞，他們根本不認中國人民銀行發行的人民幣，認的就是硬通貨，要麽黃金，要麽銀洋。銀洋隻認兩種——清朝末期廣東或者湖北鑄造的“光緒元寶”和有袁世凱頭像的“大洋”，有孫中山頭像的那種被稱為“小洋”的是不認的。因為盡管“光緒通寶”、“大洋”、“小洋”的分量相同，每枚都是七錢二分重，但眾所周知“小洋”鑄造時裏麵是摻了“響鋼”（即純銅）的，所以成色不足，拒收沒商量！

用黃金進行交易的可能性極小，因為中國沒有流通過金幣。如果用其他樣式的黃金進行交易，成色、計量都存在鑒別和計算上的困難。那就隻好用大洋了。從內地把大洋運到川藏地區，總比運送物資要劃算得多。那就準備大洋吧。可是，大洋有那麽多嗎？當時，中央有命令，讓各地政府把收繳、兌換而得的大洋全部集中上交，然後運送到川藏地區。命令迅速執行，可是，各地的大洋很快就上交完了，川藏公路指揮部那邊卻還有缺”口。那怎麽辦？

辦法很快就想出來了：製案造新大洋。位於上海曹家渡的上海造幣廠接到緊急命令：立刻製造有袁世凱頭像的大洋。上海造幣廠接到命令後，隨即成立了技術核心小組，開始試製大洋。從技術角度來說，這並不是一樁難度很高的活兒，最關鍵的一個環節是模具製作，隻要製作出跟袁世凱統治時期發行的銀洋一模一樣的模具，之後的生產工藝就沒有什麽問題了。上海灘的三名頂尖級別的鉗工受命分別製作一套“袁大頭”的模具。這三位都屬於新中國第一批高級技師，用現在的說法就是專家。“頂尖級”對於他們來說，不是一個誇張的形容，而是恰如其分的評價。用他們製作的三副大洋模具所試製的大洋，跟袁世凱時期發行的那些銀洋除了新舊之分外，再也找不出任何區別。

　　大洋缺，生產大洋的白銀並不缺。有了合格的模具，那就開始生產吧。從1951年9月起，由上海造幣廠生產的新大洋，被不斷地運送入川，和陸續收繳，兌換的舊大洋一起，經西康省運送至西藏。這在當時的中國內地算是一個秘密，但在國際上早已傳得沸沸揚揚。台灣特務機關曾授意專人以“金融專家”的名義在海外幾家報紙上發表文章，稱中共方麵“偽造錢幣，欺騙友邦”，試圖引起印度等國的抵製。但外國商人不笨，他們發現新大洋的成色、分量跟老大洋一模一樣，當然認了。這些數量不菲的新大洋，後來在海外得以跟老大洋一樣正常流通，甚至一部分流通到了台灣，國民黨政權也默認了。

　　新大洋一批批出廠，經成都抵達西康省會雅安，再往西藏那邊運送。幾個月後，即1952年春，在西康省雅安市發生了大洋被盜案件！

二、靜夜槍聲

　　西康省會雅安市，東鄰成都，西連甘孜，南界涼山，北接阿壩，素有“川西咽喉”、“西藏門戶”、“民族走廊”之稱，是四川盆地與青藏高原的結合過渡帶、漢文化與少數民族文化的結合過渡帶，由於多雨，故又稱“雨城”。

　　1952年4月17日，受降雨影響，南門外那條僅容得一輛卡車通行的簡易公路上一片泥濘。下午4點多，一匹青色駿馬踩著泥漿小跑而來，在一處磚石剝落的建築群落前停下。

　　這裏原是清末一戶薛姓富商家的宅第，當地人喚為“薛家花園”。後薛富商以捐金為名買得一官職，還未上任，辛亥革命爆發，蔓延至川西，薛富商攜家小逃亡途中全家被土匪所殺，該處房產遂被後來的執政官府沒收。1950年2月1日，雅安解放，薛家花園被解放軍征用，成為西南軍區的一個小小的兵站。

　　薛家花園作為一個兵站而言麵積較小，但建築物牆高而厚，房屋牢固，故西南軍區決定將其作為專門儲存貴重物資之處。從成都運送過來的用於川藏公路工程的貴重物資如藥品、機械零部件、地質圖紙、專家分析報告等重要資料，以及銀洋，全都儲存於此。因此，薛家花園一段時間以來一直很熱鬧，不分晝夜地進貨或者出貨。由於儲存物資的重要性，所以根據軍區部署，這裏駐守著解放軍一個排的兵力。其時，川西殘匪和國民黨潛伏特務都已基本肅清，治安形勢也較之前大為改觀，因此，兵站方麵上上下下都是一心想著搞好物資接收和發放工作。但是，隨著眼前這個騎著青色駿馬的漢子的到來，這種太平意識遭到了挑戰。

　　這個漢子名叫譚興中，是柳家墩收容所的一名中隊長。解放初期，辦收容所的目的是把那些已經放下武器、停止作惡並向人民政府進行登記的國民黨軍官、舊軍隊的散兵遊勇、舊政權文職官員集中起來進行整訓。整訓內容是一邊政治學習，一邊從事勞動，政治學習結合交代、揭發曆史問題。然後，根據各人的曆史問題大小、整訓期間的表現等做出處理，或釋放回家，或送交公安機關法辦。隨著時間的推移，這類收容對象越來越少，而另一類對象卻陸陸續續冒了出來，那就是流竄在社會上的一些流氓無產者、刑事犯罪分子以及在家鄉受到人民政府追究而逃出來的還鄉團、惡霸、土匪、反動會道門骨幹分子之類。這些人被發現時，僅僅是“行蹤可疑的外地人”，又拿不出有效證件或者證明，於是就需要對其身份進行查究。按法律規定，這些人當時還沒有被發現是否有罪行，所以還不能立刻將其拘捕，但又不能放了他們，於是，就想到了收容所。

　　收容所的工作人員來自兩個政府部門：公安和民政。現在，騎著一匹青馬前來薛家花園的收容所中隊長譚興中，是從公安局抽調到收容所任職的。他所負責的那個中隊，在收容所被稱為“新收中隊”，就是專門負責接收新進來的收容對象的一個中隊。

　　當時的雅安專區一共轄六個市縣：雅安市、滎經縣、漢源縣、天全縣、寶興縣和蘆山縣，各市縣有公安局，但沒有收容所。當地發現行蹤可疑的對象後，如果沒有證件、證明，那根據規定就要送到雅安市的收容所來。但是，押送是需要一定人力、物力的，而且，也許今天發現一個立刻安排押送後，明天又發現一個，後天又發現兩個。這樣，疲於應對的各縣就被迫采取一個法子：把需要押送雅安專區收容的對象先在當地安排一個地方予以留置，一段時間（比如半個月）後，就集中押送一次。

　　柳家墩收容所很快就發現下麵各縣的這個押送規律，於是幹脆發出通知，每月固定在某天押送一次收容對象。這樣，每個月到這一天的時候，收容所就要接收來自六個市縣的收容整訓對象，人數不等，有多有少。收容所於是決定組建一個“新收中隊”，把六市縣押送過來的對象集中起來辦理入所登記、檢查身體等手續。

　　按照收容所的工作程序，收容對象先在“新收中隊”適應一下，再按登記的曆史身份分門別類送到各個中隊去，正式進行整訓。整訓的最後一個階段，是檢舉揭發各人所知曉的曆史上犯下過罪惡的已被關押或者尚未落網的親朋好友、一般熟人。但是，這次“新收中隊”卻遇到了一個意外，前天剛集中過來的一百三十八名收容對象中，有一個名叫郭子烈的對象忽然向工作人員提出有緊急情況需要立刻舉報。於是，郭子烈被送到中隊部，由譚興中和指導員老黃兩人跟其談話。

　　郭子烈的舉報內容是：他有一個綽號叫“小耗子”的朋友，準備最近從成都潛來雅安，盜竊解放軍兵站的銀洋。

　　在這之前，收容對象舉報的各種案件成百上千，有的頗具價值。但是，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任何一個收容對象舉報過預謀案件的。“新收中隊”覺得他們處理不了這個情況，於是就向收容所領導匯報。收容所田所長和劉教導員交換意見後認為，盡管郭子烈說得有板有眼，但目前很難確定這到底是不是一起特大預謀盜竊案。當然，作為防範，還是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於是，收容所就開了一份公函，指派譚興中前往兵站通報情況。

　　兵站站長宋大勝聽了通報的情況後，吃驚不小。宋站長和兵站王教導員決定召集兵站排以上幹部會議，專門研究如何做好安全防範工作。這個兵站是一個營級單位，有七八十號人，排以上幹部有二十七名，加上警衛排長，一共二十八人。會上，眾人討論的內容是：目前兵站的庫房裏並無銀洋儲存，但是，明天會有一批銀洋從成都運來，在本站儲存多長時間還不知道，按照以往的慣例，存放時間一般不會超過五天，因為“前方”（部隊對川藏公路工地的稱呼）急需銀洋支付各類開支。我們就按照五天算，這段時間必須絕對保證安全。

　　兵站設有一個保衛組，組長任有富原是62軍保衛部的一名保衛幹事，調來兵站後負責整個兵站的安全保衛。會上，任有富當眾拍胸保證：人在銀洋在，一定加強防範，不讓犯罪分子有機可乘！

　　次日傍晚，一批銀洋在特衛隊的護衛下，從成都運至雅安。這批銀洋一共三十五萬枚，五百箱，每箱七百枚，其中四百五十箱是由上海造幣廠製造的新大洋。裝銀洋的箱子是木板釘製的，外表漆成草綠色，一眼看去跟尋常彈藥箱差不多。這也是根據川藏公路所經區域的地形而專門設計的：七百枚大洋，每枚重（舊製十六兩為一市斤）七錢二分，總重量是三十一斤半，連木箱分量大約三十四斤。川藏公路所經區域，很多是險峻之地，運輸物資得靠肩扛籮背，三十四市斤的分量比較適宜於這種方式的長途運輸。

　　根據西南軍區司令部製定的押運規定，特衛隊隻管押運——即負責途中的物資安全。特衛隊采用的是分段負責製，即每隊隻負責從成都到“前方”的某一路段，隻要平安押運到目的地，交割給下家，他們的活兒就結束了，立刻動身回返，即使已是深更半夜必須宿營的，他們也要走一程後再駐紮，沒有“就地宿營”一說。這次也是這樣，特衛隊從成都把這五百箱銀洋押運到雅安薛家花園後，立刻跟兵站方麵辦理了交割手續，然後離開。

　　兵站這邊，對於這種貴重物資原本就是很重視的，這回有了收容所的預警通報，更是如臨大敵。宋所長、王教導員佩著手槍親自檢查各處崗哨，然後和保衛組長任有富一起檢查了存放銀洋的庫房。這間庫房位於薛家花園的後院，那是一幢獨立的院落，四周的院牆都是用一塊塊方方正正的大石頭砌就的，八尺多高——大約在兩米半左右，這已經超過一般院牆的高度了。院內有一幢兩層樓房，也是用石頭砌就的，樓房頂部則以一塊塊一米見方的厚石板鋪蓋，接縫處以糯米粉和桐油填充，既能有效地黏合，又能防雨，整幢樓房堅固無比。據說，薛家花園最初建造時是沒有這個後院的，後院是花園落成後的次年另外建造的，所以，後院跟前麵帶花園的那個被稱為“前院”的主建築群是隔開的，兩院之間有一條甬道連接。甬道兩側栽種著一些花草樹木，然後是依著前後院牆而砌的同樣高達八尺的石頭圍牆。

　　由於後院這幢獨立的石頭樓房特別堅固，兼具防火功能，所以被兵站選定作為存放銀洋和圖紙、技術書籍等資料的庫房。西南軍區後勤部對此非常重視，當時曾特地派員前來檢查。其實，由於川藏工程進展很快，所以，不論是資料還是銀洋，在薛家花園這裏都是放不了多久的，銀洋最多存放一個星期，資料稍長些，但也不會超過三個星期。因此，後院庫房大部分時間是空著的。

　　宋所長、王教導員和任有富三人親自看著兵站負責貴重物資進出登記的幹部老周接收了那五百箱銀洋，在警衛排戰士的嚴密看守下由兵站官兵一箱箱搬進了庫房。然後入內親自點檢，確認無誤後用油布把箱子嚴嚴實實遮罩起來，四角接縫處一一貼上封條。幾個人一起退出庫房後，看著老周鎖上庫房大門，又繞著庫房走了一圈，仔細檢查了窗框的每一根大拇指粗的鐵柵欄，這才放下心來。

　　這時，警衛排長過來了，提出了他已經考慮成熟的方案：晚上除了在兵站大門（也就是前院大門）外繼續安排雙崗外，還要臨時抽調戰士組成夜間巡邏哨，兩人一組，定時繞著兵站四圍圍牆進行巡查；另外，還要在後院庫房門口臨時安排一個哨位，也是兩小時輪換一哨。

　　宋、王覺得這樣安排比較妥當，點頭同意。但任有富想想卻覺得還不大放心，於是就提出了一個補充意見：警衛排安排在後院的那個哨位可以移至後院門口，存放銀洋的庫房門口由保衛組負責整個夜晚的警戒。據事後任有富向兵站宋、王兩位領導透露，他這樣做倒並非為了多設一個崗哨增加安全係數，而是出於一種下意識的反應。兵站的警衛排不是屬於兵站領導的，就像現在的一些重點防衛單位如政府、監獄等的警衛組織結構一樣，擔任警戒的武警歸武警部隊管，在組織上跟政府、監獄等被警衛的單位沒有什麽上下級關係。所以，擔任警衛使命的武警官兵如無被警衛單位的邀請，是不能進入單位內部的。兵站的情況也是這樣，由於兵站不大，而且警衛排就住在兵站裏麵，所以警衛排人員進出兵站是可以的，但按規定不能擔任內部守衛，除非在特殊情況下經兵站方麵許可。任有富是幹保衛的，他知道這個規定。所以，他就提出由保衛組負責對庫房的直接守衛。

　　站長宋大勝說這樣也好，那就等於多增加了一道防線，不過這批銀洋在本站存放多久目前還沒有數，我估計短則三天，長則一周，你們保衛組一共隻有三個人，每天晚上都要守衛庫房，撐得下來嗎？

　　任有富說沒關係，我們三人輪流值守，每人一個晚上，輪到值守的同誌次日白天睡覺，他的工作由另外兩人承擔就是了。反正沒幾天，應該沒有問題的。

　　這樣，這個問題就圓滿解決了，宋、王兩人和警衛排長都認為如此最為穩妥。

　　當晚，對於後院庫房的值守按部就班，一宿無話。第二天，沒事。第三天，也平安無事。

　　第四天下午，兵站接到上級電話通知：明天中午，存放的五百箱銀洋將被調撥，請在上午11點前做好交割準備，押運的特衛隊一到，立刻辦理交接手續。宋大勝如釋重負，尋思這事兒總算快結束了，盡管不能保證竊賊是否會對下一批銀洋動什麽腦筋，但眼前這一關總算過了！

　　宋大勝是一個很認真的人，他特地把警衛排長和任有富請來，對他們說了情況，要求今晚務必注意安全。警衛排長說沒有問題，今晚崗哨安排照舊，巡邏哨則安排三個班的六名正副班長輪流帶哨，晚上7點到早上7點，十二個小時，正好他們每人輪到一趟。任有富也說沒有問題，今晚由他親自在庫房前值守。

　　暮色降臨後，任有富就進入了後院。保衛組三位都是野戰軍人出身，對於野外生存有點兒經驗。雅安這邊的氣候跟成都不同，與西藏也不同，一年中幾乎沒有零度以下的時候。此刻是4月中下旬之交，已是仲春時節了，按說即使在晚上也不會很冷的。但是，你若這個時候到雅安去感受一下，就會發現這個結論似乎下得有點兒早。前麵說過，雅安有個別稱叫“雨城”，因多雨而得。隻要一下雨，溫度降得不多，但濕度大大增加，濕度增加以後，人體就會覺得特別寒冷。春日多雨，雅安的春日多在晚上降雨，所以，晚上的寒冷是可以想見的。這種寒冷不會把你凍死，也不會凍僵，但絕對可以保證你一刻不停地瑟瑟作抖。

　　那麽，任有富他們怎麽解決這個問題呢？兵站有軍用油布，野戰軍人有搭建簡易帳篷的本領，任有富頭天晚上值守時就在庫房門口的台階上搭建了一個簡易帳篷。這個帳篷相當於一個崗亭，緊貼著庫房大門，人待在裏麵，就是躺下睡覺，如若竊賊前來撬門，也絕對能在第一時間驚醒。當然，任有富他們值守時是不會睡覺的，也不會一直待在這個帳篷裏，隔一會兒就要披上雨衣出去巡查一下。

　　宋站長和王教導員很關心庫房這邊的安全防範，每天上半夜不是宋就是王，都要來保衛組這個崗位幾次。這天晚上，8點多就下雨了，下得還比較密，寒意頓增。午夜前，宋、王一起來查崗，給任有富帶來了一瓶燒酒，說下半夜頂不住的話，喝幾口暖暖身子。

　　宋、王查完最後一趟哨，就去休息了。這天白天兵站很忙，先是為一個路過雅安的步兵團提供了一頓午餐，那時還沒有為團首長單獨準備夥食的做法，但作為兵站領導，宋、王肯定要跟人家團長、政委等首長說說話什麽的，還要布置解決諸如郵寄信件、提供藥品諸如此類的事。下午，從成都運來一批物資，都是棉布、日用品、生產工具什麽的，由於數量較大，兵站領導就得親自參加卸貨。這一天折騰下來，兩人也忙得夠戧的了，晚上一躺下就睡得很熟。本來，宋站長還準備起來一趟去查個哨的，但實在睡得太熟了，也就沒顧得上。

　　警報是在淩晨3點鍾發出的。3點整，警衛排戰士小林前往後院門口接班。晚上，兵站規定是不能亮燈的，他來到後院大門口，沒見哨兵小張的身影，不禁感到奇怪。輕輕喚了一聲，沒有應答。於是打開了手電筒，不禁大吃一驚：手電光下，身穿軍用雨衣的哨兵小張躺倒在地上，身上流出的血水形成了一條曲曲彎彎的顏色鮮紅的細流，在手電光下特別觸目驚心。

　　“砰！砰！砰！”槍聲劃破了寧靜的夜空！

三、線索初現

　　保衛組長任有富被槍聲驚醒的時候，隻覺得迷迷糊糊像是沒有睡醒的樣子，眼前一片漆黑倒是正常的，深更半夜嘛。但這是在什麽地方呢？這時，他聽見外麵傳來雜遝的腳步聲，然後就是猛烈捶擊後院大門的聲音，還有人狂呼著自己的名字。任有富終於記起來了，他是在後院銀洋庫房門前的帳篷裏值守啊！

　　任有富下意識地伸手去抓腰間的佩槍，槍在，左手碰著了掉落在地上的手電筒。於是抓起來擰亮了手電，發現自己是躺在帳篷裏。他一麵答應著外麵的呼叫，一麵鑽出帳篷。剛要站起來，隻覺得一陣眩暈，腳下一個趔趄差點兒跌倒。這時，外麵的宋站長、王教導員等人已經等不及開門了，把院門砸開了一擁而入。十幾道手電光一齊照射過來，晃得任有富眼睛都睜不開。然後，任有富就聽見了驚叫聲。

　　庫房大門上的兩把特大號鐵掛鎖都已被撬開，大門半開半掩！

　　出事了！宋大勝倒抽了一口涼氣，定定神，揮手指了指台階，阻止了要往庫房裏衝的警衛排長等人：“聽著，以此為界，所有人都不準進來！”轉臉對從後麵擠上來的教導員說，“老王，我倆進去看看。”

　　任有富記起了自己保衛組長的職責，說：“我也去！”

　　但王教導員搖了搖頭，對警衛排長說：“下了他的槍，先看起來！”

　　宋、王兩人進到庫房裏一看，堆在庫房中間防潮木板上的用油布蒙得嚴嚴實實並且在四角貼上了封條的五百箱銀洋，一側的油布已被掀開，下麵裝銀洋的木箱明顯少了一部分。立刻清點，發現五十箱共計三萬五千枚銀洋被盜！

　　宋、王兩人退出庫房，指派兵站幹部、警衛排戰士各兩人嚴守庫房。然後，讓包括警衛排長在內的所有人都退出後院，隻留下已經被下了手槍的任有富。兩人把任有富叫到一旁的角落裏，跟其進行了簡短的談話。據任有富說，他一直很負責地值守著，為防止自己熬不住了打瞌睡，還特地把軍大衣脫下來放在一旁，故意讓自己受點兒冷，冷了就沒有倦意了。一點鍾的時候，他還清楚地聽見後院門口警衛排戰士換崗的聲音。這時雨已經停了，風有點兒大，他出了帳篷在庫房周圍轉了一圈，一切正常，於是就返回帳篷，背靠著庫房大門坐了下來。接下來發生了什麽，他就不記得了，因為他睡著了。

　　宋大勝馬上想起了自己午夜前查崗時拿給任有富的那瓶酒：“你喝酒了吧？”

　　“沒有。我怕喝了酒犯困。”

　　宋、王立刻去帳篷裏查找，果然發現了那瓶還沒開封的燒酒。

　　“你的眼神看上去像是非常疲乏，還沒睡醒吧？”

　　任有富說不但覺得疲乏，而且人還感到特別軟似的，剛才鑽出帳篷時差點兒跌倒呢。

　　王教導員說：“你這是中了毒——竊賊使用了迷魂香之類的麻藥。”

　　任有富得知後院門口的哨兵心窩挨了一支毒箭已經身亡，不禁欷歔不已。哨兵被害，待在庫房門前牢牢把守著的任有富反倒僅僅中了迷魂香之毒而昏迷過去，這個情況似乎有些反常，此刻的情勢當然是對任有富很不利的。於是，任有富就被暫時關進了禁閉室。他是搞保衛工作的，對此也表示理解，老老實實服從了。

　　兵站是屬於西南軍區後勤部管轄的，發生了這麽大的事故，按組織原則得先向西南軍區報告。於是，兵站立刻以長途電話和電台發報的雙重形式向軍區後勤部緊急報告。三萬五千枚大洋失竊，這絕對不是一樁尋常案件，西南軍區後勤部於是立刻向司令部匯報。很快，司令部就以密電形式發來了指示：決定由軍區保衛部、西康省公安廳、雅安專區公安處組成聯合專案偵查組，迅速對該案進行偵查。兵站可立即與西康省公安廳聯係，由公安廳對案件現場進行勘查。

　　於是，兵站就向西康省公安廳報案。軍方辦事迅如閃電，電話打到省公安廳時，那裏已經接到了西南軍區打來的關於協查銀洋盜竊案的加密電話，一位領導說正在調動精幹刑警，將立刻赴現場進行勘查。

　　天亮時分，省公安廳和雅安專區公安處派來的五名刑警抵達兵站。這五人中，二位是有官銜的：淩序，省公安廳刑事偵察（當時稱“偵察”，而不是“偵查”）科股長；季雲瓚，雅安專區公安處治安科副科長。另外三位，王春生來自省廳刑偵科；興索強巴，藏族，專區公安處刑警；露佛基，羌族，專區公安處刑警。

　　淩序參加革命已有八年，是武工隊員出身，後來在解放區幹公安工作，進軍大西南時被組織上抽調過來加強西南解放區的公安幹部力量，最後被安排在西康省公安廳幹刑偵工作。他領著四名刑警跟兵站宋、王兩位領導見過麵後，立刻著手安排對盜竊現場進行勘查。

　　一番折騰後，刑警向兵站領導通報了現場勘查情況，他們所說的第一句話就使宋、王二位吃了一驚：案犯是一人。

　　是一人作的案？他一個人就搬走了五十箱銀洋？

　　是的，隻發現了一個人的腳印！

　　刑警根據現場勘查情況對案犯的作案過程進行了還原——

　　這個案犯是趕著一輛馬車來到兵站外的，他把馬車停放於距兵站後院五十米的那個小樹林裏，把馬嘴巴紮上以防發出嘶鳴聲，然後躡足潛行至兵站後院與前院連接甬道的圍牆外，使用“爪鉤”（一種繩索前端拴上了鋼爪的越牆專用工具）攀上牆頭。竊賊趴在牆頭上，用弩向臨時哨位上的哨兵發射了一支毒箭，哨兵沒來得及吭聲就咽氣了。

　　射殺哨兵後，竊賊下到地麵，卻發現後院大門是關閉著的，於是再次使用“爪鉤”攀越院牆進到後院內。竊賊可能在之前幾個晚上已經到兵站這邊攀上圍牆窺探過庫房防範情況了。他知道帳篷裏的那個值守者肯定是有武器的，一旦驚動後作出反應的話，那他的武器功效肯定比不上對方的手槍，況且一旦響槍，即使他能全身而退，盜竊計劃也就落空了。因此，他並不打算驚動值守者，但卻無法像解決哨兵那樣幹脆利索地把值守者幹掉，因為帳篷內的任有富隻要一被驚動，立刻開槍也難說。於是，另一個伎倆就出籠了：針對帳篷相對密閉的特點，他就使用了迷魂香。熏倒值守的任有富後，竊賊撬開了庫房門上的兩把鎖具，進入庫房下手行竊。

　　竊賊根據馬車的載重量（可能還考慮了地麵泥濘等因素），下手盜竊了五十箱銀洋，合計三萬五千枚，毛重一千七百五十斤。他是怎樣把銀洋運到牆外的呢？刑警判斷，他先把五十箱銀洋搬到庫房旁邊的院牆下，攀上牆頭，用“爪鉤”把箱子一口口吊上圍牆，再吊到牆外，然後下到地麵，把吊下的箱子搬運到停在樹林裏的馬車上。從牆外泥地上留下的腳印分析，竊賊的這個動作是分多次實施的，因為他得提防警衛排的流動哨。

　　根據案犯在現場留下的腳印長度判斷，案犯的身高大約在一米七至一米七五之間，男性，穿一雙半新膠底鞋。作案時，竊賊戴著手套，所以沒有留下指紋。

　　這個案子是一起性質惡劣、案值巨大的殺人盜竊案。三萬五千枚銀洋是一個什麽概念？當時市麵上流通的還是中國人民銀行發行的舊版人民幣，一枚銀洋可以兌換一萬元人民幣（相當於新版人民幣一元），而當時西康省的職工月平均工資不到三十元。

　　又是巨款，又是殺人——殺的還是解放軍戰士，這個案子的嚴重性不言而喻。正因為如此，所以淩序等五名刑警在軍方參加偵查的人未抵達雅安之前，除了勘查現場，保護好提取的證據之外，不敢擅自做什麽。

　　那麽，軍方的偵查人員是何時才趕到的呢？成都到雅安一百八十公裏，當時交通不便，這段路他們驅車跑了將近八個小時，到下午1點方才趕到兵站。西南軍區保衛部派來了兩個軍官，於鎮江和張忠，都是三十多歲的悍將。於、張兩人抵達後，先通過電話向軍區保衛部報告，然後向省公安廳打電話報到。省廳領導說軍區方麵已經跟這邊作過溝通了，你們一到立刻和已經派去的五位同誌一起組建聯合專案偵查組，由於鎮江、淩序二同誌分別擔任正副組長，馬上開始工作。

　　於鎮江放下電話立刻召集張忠和五名刑警開會，宣布正式組建專案偵查組，然後請淩序介紹現場勘查情況。淩序匯報結束後，隨即請軍方二位去查看內外現場。於鎮江、張忠對淩序等人的勘查和結論沒有異議，於是會議就進入了下一個內容：目前應當采取什麽樣的偵查措施？

一番討論後，眾人很快就取得了一致意見，決定立刻采取三項措施：

第一，鑒於被竊銀洋數額巨大，體積、重量非同一般贓物，案犯作案時又動用了馬車，因此，估計案犯在雅安這邊可能有窩贓點，也有可能會把贓物中的少量銀洋直接拿到黑市上去交易。為及時追回贓物，須以雅安專區公安處出麵布置雅安市內以及郊區各基層派出所出動警力在各自的管轄區段裏進行排查。

　　第二，目前不能排除案犯作案得手後，即以交通工具將贓物向外省轉移的可能性，所以，有必要以西康省公安廳的名義向通往省外通道上的哨卡發出緊急協查通知，一是注意盤查，二是注意收集相關線索。

　　第三，應當立即指派偵查員前往柳家墩收容所當麵向該線索提供者、收容人員郭子烈了解情況。

　　事不宜遲，專案組副組長淩序立刻叫上偵查員露佛基、王春生，三人驅馬直奔柳家墩。

　　郭子烈是個二十三歲的小個頭男子，西寧人氏，長相極其平常，五官幾乎沒有任何特點，見過就忘。這竟然成為他混社會的優勢。十年前，他拜了個江湖上有點兒小名氣的老乞丐為師，折騰了兩三年成為一名扒手。從此就利用他個頭小又長得不顯眼的生理特點，開始了他作為一名職業扒手的生涯。早在西寧解放前，郭子烈的扒手技藝在西寧市就已經有了些名氣。解放後，西寧市公安局曾把他捉去關了幾個月，因為沒有直接證據，最後隻好開釋。

　　郭子烈這次被捕，雖然沒有挨著判刑吃官司，但所受的驚嚇不小。他於是總結經驗，卻不是為了懸崖勒馬，而是為了更好地提防再次被捕。他對自己的作案方式作了修正，原先是就在西寧以及周邊幾個縣行竊，修正後則是幹脆流竄。兩年來，郭子烈在青海、寧夏、甘肅、陝西、四川這五個西部省區流竄作案，所獲贓款贓物用於結交江湖朋友，過著揮金如土的生活。半個月前，郭子烈到漢源縣看一個跟他一樣也是有著流竄嗜好的江湖朋友，對方不在。郭子烈訪友不遇，看看天色已晚，就去旅館住宿。住宿登記時，人家問他要證明，他便要了一張白紙，當場寫了一份，然後從背包裏取出一個印章蓋了上去。旅館人員隻一看，便是一個激靈：那大印竟是北京市一個區政府民政科的！於是，穩住郭子烈後就報告了縣公安局。這樣，郭子烈就被拿下了。他當然不承認印章是竊得的，堅稱是拾到的。縣公安局從依法辦事出發，不能硬把這小子拘留，於是送到了雅安這邊的收容所。

　　郭子烈進了收容所後，聽說表現好就可以獲得寬大，關幾天就開釋的也有，於是，他就寫了一份簡單的揭發材料，稱聽說他的一位成都朋友“小耗子”打算到雅安來盜竊兵站裏存放的銀洋。

　　郭子烈的本意其實並非真的舉報什麽案子，他如果真要舉報的話，像他這種流竄犯，在江湖上的朋友多如牛毛，個個都是慣犯，隨便說說就是一起大案。他之所以把“小耗子”舉報出來，一是他根本不相信“小耗子”真的會到雅安兵站盜竊銀洋，二是正好預謀作案地就在雅安，而他此刻也被關在雅安，所以估計說出來後會引起收容所的重視，從而對他的“表現好”留下一個比較深刻的印象。但是，郭子烈沒有想到的是，就在他舉報幾天後，雅安這邊真的發生了盜竊銀洋案，而且還殺害了一個解放軍。

　　現在，淩序三人出現在郭子烈的麵前。偵查員沒有透露兵站遭竊的事，所以郭子烈隻以為公安局對他的舉報產生了興趣，不禁興奮起來。興奮之餘卻又有些顧慮：黑道上講究的是一個“義”字，“小耗子”在成都地區的黑道上還算有點兒小名氣的，若是將其預謀（甚至不過是隨便說說）的案子也算在賬上而導致落網的話，他郭子烈的臉麵今後就沒處擱了。因此，郭子烈對偵查員說：“我舉報這件事，隻不過是給政府提個醒，讓政府通知兵站對此有個防範，並不想讓你們由此設一個陷阱等‘小耗子’鑽進去，給一槍崩掉。”

　　淩序不想在無關緊要的問題上浪費時間，於是開門見山道：“我代表政府坦率地告訴你，兵站庫房已經遭竊，被偷走了五十箱銀洋，還殺死了哨兵。當然，我們不能武斷地下結論說‘小耗子’就是該案的案犯。但案件發生了，我們要調查，你所提供的那個‘小耗子’就是一條線索！這條線索的線頭在你郭子烈手裏，所以我們就來找你了，請你把線頭交出來。”

　　郭子烈瞠目結舌，好一陣才回過神來，大聲嚷嚷道：“啊！‘小耗子’已經下手啦？這小子膽子可真不小啊！一偷就是五十箱大洋，還殺了人，殺的還是解放軍！這可怪不得我郭某了！”於是，郭子烈詳盡地提供了“小耗子”的情況——

　　“小耗子”的真名叫何辰誌，三十四歲，身高大約在一米七左右，成都人氏，住址不詳。這人以前是個小偷，抗戰後期偷了國民黨軍隊一個姓劉的師長的東西，不但驚動了成都市警察局，連“軍統”、“中統”、憲兵甚至袍哥都出動了，一齊聯手要捉拿他，追回劉師長的東西。何辰誌可真有點兒本領，他竟然從軍、警、特、憲、袍哥的重重封鎖中得以平安脫身，逃出成都，不見影蹤。直到三年後，抗戰結束了，那個劉師長早已不知去向，他才重新在成都露麵。道上的朋友問他這些年去了哪裏，他透露說去涼山投奔了一個彝族部落的頭人，竟然做了人家的女婿。本來，他準備就在那邊待下去的，但最近那個部落跟另一部落發生械鬥時遭到慘敗，頭人全家被殺，他當時正好不在山寨，總算得以逃生。這樣，就隻好逃亡，想想那個劉師長多半已經離開成都了，就回來了。

　　何辰誌回到成都後，改變了原先的作案風格。以前他是職業偷兒，回成都後認為這樣過於惹人注目，於是就買了一輛馬車，幹起了載客又載貨的交通運輸行當。當然，他花在運輸行業上的時間雖多，但這不過是副業，主業則是盜竊。由於有了馬車，他下手的就是大件目標了，糧食、布匹、棉花、藥材，什麽物資搶手就盜竊什麽。解放後，何辰誌跟郭子烈一樣，也被政府弄進去關過一段時間，也是因為沒有證據被釋放了。何辰誌跟郭子烈不一樣，釋放後他沒有去流竄作案，而是找民政部門，說他從此要自食其力了，要求給他安排一份工作。於是他進了一個由街道辦的手工業生產合作社，做起了竹匠。當然，這跟他從彝族部落逃回來後改行做馬車夫搞運輸一樣，不過是個幌子，他根本沒有停止作案。

　　何辰誌作案有四個特點。這是一個非常聰明的家夥，不論何時何地，遇到他想學的東西就會偷偷學習，一學就會。前麵說到的什麽趕馬車、竹匠技藝，都是他在彝族部落生活時學得的。解放伊始，他在公安局關了兩個多月，真是一個“敏而好學”的人，這段時間竟然也沒有放過。他除了虛心向富有作案經驗的盜竊高手請教作案本領外，還打聽了多名獄友的落網原因，從中吸取教訓。他認為最容易導致盜竊犯落網的原因是同伴失風後為求寬大而供出他人。為了避免暴露，他在作案時都是單獨行動，從不邀約幫手。所以，解放後兩年多他作案不少，但至今從未失過風，被道上同行稱為“獨腳大盜”。這是何辰誌盜竊犯罪的第一個特點。

　　何辰誌盜竊犯罪的第二個特點是：偷公不偷私。他盜竊時下手狠，贓物價值不到心理價位是看不上眼的，這個心理價位隨每次盜竊的對象而變化，水漲船高。比如，他算好要去盜竊區政府的某個辦公室，估計那裏的保險箱裏有很多錢，於是就定下心理價位：不少於二百萬元（舊幣，相當於新版人民幣二百元）。哪知費了很大勁打開一看，裏麵並沒有那麽些錢鈔，隻有一些零錢，大約二三十萬元，那也不少了，相當於一個工人的月薪了。但是對不起，他分文不取，原路退出。回家路上肚子餓了，寧可自己掏錢買碗餛飩吃。

　　第三個特點：兔子不吃窩邊草。成都有他的家，有妻子兒女，萬一自己哪天失風被捕，若在外地，親友臉麵無礙；若是在本地作案被捕，遊街、批鬥、公判，無疑是給親友臉上抹黑。因此，他作案從不在成都下手。

　　第四個特點：偷大不偷小。何辰誌喜歡偷成批物資，如果是車載船裝的，那就更歡迎。據他酒後向朋友透露，1950年他在寶雞曾盜過一家剛由國家接管經營的工廠的兩噸工業用銅，運往河南銷贓。他還曾把重慶朝天門碼頭上的半船棉花連船帶貨撐走。

　　郭子烈是今年3月上旬去成都時遇到何辰誌的，他們都是道上朋友，解放前就已經相識了。那次他去成都，剛在旅館住下，何辰誌不知從哪裏得到消息，趕來旅館跟他見麵。這是解放後兩人第一次見麵。何辰誌是一個很講義氣的人，在花錢方麵跟郭子烈一樣有著揮金如土的習性，當即盡地主之誼，請郭子烈下館子喝酒。傍晚6點進的飯館，到飯館關門還沒盡興，於是就買了些酒菜到旅館去接著喝。何辰誌酒後吐真言，大著舌頭對郭子烈說了一番很動感情的話語，大意是：自己也上歲數了，又有家小，不想一條道上走到黑。如今共產黨執政，做事認真，所以像他這樣的偷兒遲早有一天會落網的。他打算落網之前金盆洗手。洗手之前，準備做一筆大“買賣”。他早已打聽清楚了，如今修築川藏公路的經費全是大洋，是從內地收集後運過去的，雅安是必經之道。一般從成都這邊運過去的大洋第一站都存放於雅安薛家花園兵站，他準備去雅安盜大洋。何辰誌還說他在雅安有朋友，屆時可以搞到運輸工具，得手後這輩子就不用再為錢鈔操心了，連子女以後的花銷也解決了。

　　當晚，專案組舉行第二次案情分析會，對郭子烈提供的何辰誌的情況進行了分析，一致認為：何辰誌的個頭特征符合根據現場提取的案犯腳印所作出的身高判斷，而依其作案的四個特點以及他曾在彝族部落待過三年（學會趕馬車和使用弓弩打獵）的情況來看，跟作案手段以及現場所發現的痕跡也是相符的。因此，專案組判定何辰誌具有重大作案嫌疑。

四、排除疑點

　　次日，專案組七名偵查員前往成都，抵達後直接去了市公安局。經成都警方調查，“小耗子”何辰誌確有其人，成都解放伊始曾因盜竊嫌疑被關押過，因查無實據而釋放。根據本人要求，聯係相關部門將其安置在“紅雲竹業生產合作社”做了一名竹匠。據合作社反映，何辰誌在那裏表現尚可，和同事關係融洽，就是身體不好，時常生病缺勤，全年病假總在三個月左右。最近，何辰誌又請病假了，已有半個月沒去上班。

　　專案組眾人聞之一個激靈：半個月沒去上班了，莫非是去雅安作案了？

　　偵查員季雲瓚、王春生去何辰誌家進行調查，返回後報告了調查情況：據何辰誌的妻子鬱春珍說，其夫已有半個餘月沒有回家，去了哪裏，是否在成都，她一概不知。丈夫外出一向從不告知的，常常是吃飯時還說著下午去商店買東西，但放下飯碗一轉眼人就不見了，重新出現時已是若幹天後。這種情況次數一多，鬱春珍也就不當回事了。偵查員接著又去了居委會，得知何辰誌在外麵有多名姘婦，他不在家過夜或者連日不歸是常事。

　　這時，成都刑警送來了從何辰誌供職的“紅雲竹業生產合作社”取來的何辰誌最近八個月的病假單。專案組長於鎮江查看了病假單，一共有四十九張之多，病假期短的是一天，較長的是一周，最長的是一個月。這次半個月的病假單子有點兒異樣，共有兩張病假單，一張是4月5日開的，為期一月；另一張是預開的，寫明是5月5日，也是一個月。一張張看下來，發現所有病假單都是出自同一家醫院的同一個醫師之手，而疾病名目卻有內科、外科、眼科、耳鼻喉科、皮膚科等數種。難道這個醫生是罕見的全科醫生？於鎮江於是斷定這些病假單背後可能隱藏著問題。

　　醫生陶某被成都刑警請到了公安局，麵對神情威嚴的偵查員和出自他之手的那四十九張病假單，他的臉上呈現出不安的神色。跟他談話的是季雲瓚和張忠，兩人作了自我介紹。陶某聞聽對方又是西康省公安廳又是西南軍區保衛部，來頭這麽大，心裏頓時發怵，不待追問就道出了真情：他跟何辰誌是朋友，何出手闊綽，經常給他送錢送物，他則對何辰誌有求必應。其實，何辰誌並無疾病，索要病假單是為了逃避去竹業合作社上班，至於何辰誌在“病休”期間幹了些什麽事，他一概不知。偵查員讓陶某留下一份筆錄，關照必須保密，就讓他離開了。

　　由於案情重大，成都市公安局出動了上百名警察，不露聲色地悄然查摸何辰誌的下落。這一查，成都警方才知道，這個平時被派出所戶籍警認為“還算老實”的家夥，其實並不老實，他在成都有著上百名“兄弟夥”，此外，他還有九名情婦。

　　進一步調查下去，發現何辰誌在4月4日即讓醫生陶某開病假單的前一天，曾在情婦韓少珍處過夜。次日，他去陶某處取了兩張各為期一月的病假單送到竹業生產合作社後，就不知去向了。何辰誌未向自己的妻子或者韓少珍透露過自己要去哪裏。

　　專案組和成都警方商議對策，決定對何辰誌家進行秘密搜查，他們並不指望搜出跟銀洋命案相關的罪證，隻是為了獲得何辰誌去向的蛛絲馬跡。這個行動取得了預期的效果：在何家搜到了一本已經翻得破爛了的通訊錄。何妻鬱春珍告知，何辰誌離家前將上麵的內容謄抄在新本子上，當時丈夫曾囑她燒掉，但她因為忙碌而忘記了。

　　專案組如獲至寶，可是打開一看卻又傻眼了，上麵密密麻麻記著二百多條地址、近三百個人名，除去本市的尚有一百八十三人之多，分布於四川、西康、青海、西藏、寧夏、甘肅、陝西、雲南、湖南、湖北、河南等地。如果把這些人個個調查到，那需要多長的時間啊？而且，這樣做可能會打草驚蛇。

　　專案組經過一番商量，從通訊錄裏挑出三名居住於雅安的，以“加急電報”形式發給雅安專區公安處。雅安方麵收到加急電報後，立即調查何辰誌在案發前是否跟這三人接觸過。調查結果很快就反饋到專案組：未曾發現何辰誌來過雅安與被調查對象接觸。

　　這樣，專案組就隻好再次舉行案情分析會，討論如何進行下一步的工作。有人提出：從目前查摸到的情況判斷，何辰誌不會待在成都，很有可能自4月5日“不知去向”時就已離開成都了。一般說來，他離開成都前往外地時，需要乘坐長途汽車，乘長途汽車必須購買車票，據說成都的長途汽車票比較難買，所以像他這種廣交朋友的角色可能會預先購買好車票。因此，要弄清何辰誌的去向，隻消調查他在長途汽車站的朋友——他肯定是通過這類朋友購預售票的。

　　眾人聽了都認為這是一個好主意，於是當場翻開何辰誌留下的那本破通訊錄，一查，他在長途汽車站有一個名叫曹執禮的朋友。

　　曹執禮是一個四十來歲的男子，他原是汽車司機，後來因為在行車時遭遇泥石流斷了腿，就做起了站務工作。他告訴偵查員，何辰誌在4月4日上午托其購買了一張去瀘州的長途汽車票，是次日上午7點發車的。那天正好輪到曹執禮上早班，他親眼看見何辰誌拎著一口皮箱上了那趟汽車。

　　專案組再查通訊錄，發現上麵記錄了何辰誌在瀘州的一個朋友，那人名叫齊曉生，住址是瀘州西門外金駒莊。兩位組長商量後，決定派三名偵查員前往瀘州。如果發現何辰誌，即行將其拘拿。

　　偵查員張忠、季雲瓚和露佛基奉命執行該項使命。當日開往瀘州的長途汽車已經沒有了，隻好次日上路。第二天，三人乘坐長途汽車前往，抵達瀘州時已是深夜。由於情況緊急，他們直接去了瀘州市公安局請求協助。直到瀘州警方對協助緝拿何辰誌的事情做出了穩妥安排後，三個偵查員這才在市公安局附近找了一家簡陋的旅社住了進去。

　　根據安排，先由瀘州市公安局派員悄然前往金駒莊了解，如果何辰誌確實去過該地並跟齊曉生有過接觸的話，專案組偵查員就直接向其了解情況，然後再視情作下一步打算。

　　上午10點多，瀘州市公安局的便衣刑警來到旅社，通報說：金駒莊確有一個名叫齊曉生的人，中農成分，以跑單幫為業，此人近日接待過一個外地人，從年歲、長相判斷，很有可能就是你們所說的那個嫌疑人。

　　三個偵查員大喜：那就麻煩你們陪同我們去金駒莊走一遭。

　　金駒莊在瀘州西門外八裏處，是一個不過三四十戶農家的小村莊。一幹人步行前往，悄然進莊，農會主席、民兵連長已經等候在那裏了，領著偵查員一行前往齊曉生家。推門而入，隻見四個男子圍桌而坐，正在喝酒。屋裏光線較暗，一時看不清那四人的臉容，領頭的張忠遂沉聲喝道：“何辰誌！”麵對門口而坐的那個男子下意識地有了反應，雖然沒有應聲，可是從其動靜來看，此人就是何辰誌了。於是，手槍直接對準了他：“舉起手來！”

　　那人大驚失色，張口結舌道：“你們……諸位是哪裏……”

　　季雲瓚、露佛基早已上前揪住了他，扣上了手銬。

　　和何辰誌一起喝酒的三人，一個是主人齊曉生，另外兩個是本莊農民。偵查員決定把齊曉生一並帶走，另外兩人，由農會主席、民兵連長證實了姓名、身份後，一一記錄下來，吩咐不得離開村莊，如調查案情需要，必須隨傳隨到。

　　何辰誌被帶住瀘州市公安局，偵查員當即訊問。出乎意料的是，何辰誌供稱他自4月5日晚來瀘州金駒莊後，半個多月一直待在這邊，沒有離開過瀘州。

　　那麽，好好地在成都不上班，卻跑到瀘州一個小村莊裏意欲何為呢？

　　何辰誌說他準備跟齊曉生合夥在瀘州市裏開一家貿易商行，這事早在年初時就已經談起過了，這次他特地來瀘州跟齊曉生具體商談此事。如果商行能夠開成，他就辭去合作社的工作。

　　齊曉生那裏問下來的情況證實了何辰誌的說法。當然，還得進一步調查：一是向金駒莊的其他村民調查，著重點是發生案子的4月21日那天；二是提取何辰誌的腳印進行鑒定。進一步調查的結果表明：何辰誌沒有作案時間。

　　至此，已經可以排除何辰誌的作案嫌疑了。張忠三人於是向還在成都等消息的專案組發了一份加急電報，報告了調查情況。兩小時後，專案組發來了一份加急回電，讓張忠三人按兵不動，說淩序已動身赴瀘州。

　　張忠不禁一怔：已經排除了何辰誌的作案嫌疑，淩序怎麽反倒親自來瀘州了，莫非案情出現了變化？

五、正打歪著

　　專案組副組長淩序赴瀘州，並不是案情出現了變化，而是專案組留在成都的四名偵查員在接到張忠等人從瀘州這邊發出的電報後，想到了一個問題：何辰誌已經被排除了作案嫌疑，但是，他究竟是否有過準備到雅安兵站盜竊銀洋的打算呢？如果確曾有此念頭或者雖無預謀之心但卻有過話頭，那麽，除了曾對郭子烈說起過外，另外還對誰說過？是否有人因此動了作案的念頭？這樣，就有必要對何辰誌進行進一步的盤查。

　　何辰誌雖然和銀洋命案脫了幹係，但還未被釋放，被留置在瀘州市公安局看守所裏。他在看守所裏很不安分，向看守員吵著要求“恢複自由”。他被看守員帶到馬不停蹄從成都趕來的淩序麵前，得知淩序是西康省公安廳的偵查員，他禁不住大為惱火：“我沒去過雅安，老是纏著我幹嗎？”

　　淩序慢條斯理開腔道：“你認識郭子烈嗎？”

　　“郭子烈？認識呀！怎麽著？”

　　“不怎麽著，告訴你一聲，作為你的好朋友，他在裏麵還惦記著你呢！”

　　“裏麵？郭子烈進局子啦？”何辰誌搖搖頭，嘀咕道，“他奶奶的！怪不得西康省的警察找到老子頭上來了！”

　　“你知道西康那邊發生了什麽案子嗎？”

　　“不清楚。”

　　“不瞞你說，就是你曾經跟郭子烈說起過的案子——關於銀洋的。”

　　何辰誌吃驚得差點跳起來：“還真有人幹上啦？”

　　“這麽說，你確實對郭子烈說過關於盜竊銀洋的事兒？”

　　何辰誌意識到自己失言了，幹脆承認：“說過又怎麽樣？光說說又不犯法！”

　　淩序換了個話題：“知道為什麽不放你嗎？”

　　“鬼知道！”

　　“實不相瞞，我是從成都過來的，動身時，成都的警察已經在調查你的事兒了。你應該知道，一個人多年來一直屢屢作案，而且其中有的案子還不算小，得手後還要銷贓，銷贓後又大肆揮霍，那就肯定要露出破綻的；一有破綻，警察隻要認真去查，不怕查不清楚。所以，你自己掂量掂量，以前犯下的案子該怎麽了結？當然，這是成都警方的事兒，我們西康警方不會插手。但是，如果你為西康警方的偵查工作提供幫助，我們自然會向成都方麵如實通報，成都警方肯定會按照政策規定充分考慮的。”

　　何辰誌沉思了片刻，開口問道：“你們要我幹什麽？”

　　“也說不上‘幹什麽’，隻要你如實說一下：關於銀洋的話頭，你除了對郭子烈說過外，另外還對誰說過？”

　　何辰誌想了想，說：“我還對羅崇明說過。”

　　“羅崇明是誰？”

　　“我的朋友，他是彭縣的一個手藝工人。”

　　一個小時後，淩序要通了成都的長途電話，跟專案組長於鎮江交換了意見，決定瀘州這邊的四個偵查員立刻趕到彭縣對羅崇明進行調查。

　　彭縣位於成都西北二十五公裏處，是一座曆史悠久的古城。該地古稱彭州，至明初改稱彭縣，一直到本案發生時的上世紀五十年代還保持著這個稱謂，當時屬於溫江專區。1993年11月8日，經國務院批準，彭縣撤縣設立彭州市，故如今又稱彭州了。當下，淩序、張忠等四人直接去了彭縣，請彭縣警方對羅崇明其人進行調查。

　　羅崇明，男，二十六歲，未婚，係經營著一個小小金工修理店鋪的手藝工人，心靈手巧，會車、鉗、刨、焊、電等諸般金工手藝。這人解放前犯過盜竊案子，曾被國民黨成都市警察局拘捕過，解放後倒沒有聽說犯過什麽事。今年4月14日，他被群眾扭送派出所後送交收容所，至今還未釋放。

　　偵查員聞之頓時泄氣：羅崇明在銀洋案發生前一周就已經被收容了，至今未釋，那看來跟案子沒有什麽關係了。但是，淩序還想問一問：“羅崇明是怎麽被關到收容所的？”

　　這個問題接待專案組的那兩個彭縣警察不清楚，不過，一個電話就能解決問題了——

　　4月14日晚上，羅崇明為女友（據說是一個風流小寡婦）錢健麗慶賀生日，在“隆慶樓”請客吃飯。飯局散後，羅崇明已經有些醉意，和錢健麗在外麵轉悠。行至南大街拐彎處，對麵走來了一個四十來歲的肥胖女子。羅崇明不知是醉了呢還是犯了哪門子邪，撇下錢健麗忽地上前去，摟住了人家就親嘴。那胖女人自是大驚，一邊掙紮一邊大叫“救命”，大街上的行人和兩旁的住家聞訊一齊湧上來將羅崇明扭住，一頓拳腳後送往派出所。

　　那天晚上彭縣警方有行動，派出所留守的警員很少，就把羅崇明關了一夜，第二天才處理。按說羅崇明被晾了一晚，酒應該早就醒了，頭腦也恢複冷靜了，所以，態度應該老實點，爭取從寬處理。派出所方麵其實是想從寬處理他的，因為一是這事不大，二是羅崇明跟派出所好幾個警察都認識，因為派出所有什麽東西損壞的話，都是請他來修理的，有著這一層關係，派出所自然也就得饒人處且饒人，打算放他一馬算了。當然，程序還是要過一過的，無非是訓斥一頓，寫份檢查。哪知，羅崇明麵對訓斥他的警察毫不買賬，還指手畫腳破口大罵。這樣，警察也惱火了。好！小子你不識抬舉，那咱就公事公辦！治安拘留才幾天，太便宜你了，刑事拘留又不夠格，那怎麽辦？送收容所去吧！

　　專案組幾個偵查員聽著疑竇頓生：第一，羅崇明是有女友的人，怎麽會在跟女友轉悠時去騷擾一個肥胖的中年婦人？這合乎常理嗎？第二，派出所是什麽地方？一般折進來的主兒再狠也隻有裝孫子的份兒，混個“態度好”出去了再當大爺。犯了事兒進去了不但不聽民警的教育，竟然還敢凶三狠四。這個羅崇明，腦子正常嗎？是不是故意為之，而背後隱藏著另外目的？

　　淩序等人商量下來，認為有必要去收容所查一查。一查之下，果然查出了問題：彭縣這邊當時正在興建一家國營磚瓦廠，縣政府就讓收容所把關押著的人員送到工地上去勞動。從收容所到工地有一段距離，每天把百十號人押來押去實在太麻煩，再說中間如果發生什麽事兒收容所也擔待不起。於是，收容所就在工地那邊搭建了簡易工棚，作為收容人員的臨時住宿點，還起了一個名字叫“勞動基地”。羅崇明去收容所後，所方已經聽派出所介紹過情況，知道這小子沒有什麽問題，送來關押隻不過為了挫挫他那股囂張氣焰，於是也不跟他囉嗦，當天下午就把他送“勞動基地”去挖土了。不料羅崇明隻挖了兩天土，第三天晚上就瞅了個空子脫逃了。收容所對於羅崇明的脫逃有點兒惱火，盡管估料這人逃出去不會出什麽了不得的大事（因為他進來也是不夠條件的），但這事按照規定必須得上報公安局，上級就會記下一筆，年終評審工作時容易扣分。所以，所方還是派了幾個工作人員四處查找，轉悠了三四天無果而返。

　　羅崇明脫逃後的第八天，忽然自己主動回來了。他對收容所工作人員說，因不服處理而逃，但逃出去後吃穿無著，晚上隻好蜷縮在橋洞、樹林裏，還時時擔心會被抓回去，左思右想還是決定硬著頭皮自己回來，爭取寬大處理。

　　“勞動基地”防逃設施簡陋，經常發生收容對象逃跑的事情，弄得所方頗為頭痛。這次羅崇明逃跑後自動返回，這是有史以來第一個。所方由此產生了一個念頭：何不借此作作文章，讓羅崇明來一個“現身說法”，公開道明逃跑在外所經曆的種種艱難，使其他一些也有逃跑念頭的對象有所觸動，以減少脫逃現象的發生。這幾天，所方正為此事做準備，已經讓羅崇明“脫產”弄了一份“現身說法講稿”。

　　偵查員聽著，心有所動：八天時間，從彭縣到雅安打兩個來回都夠了，而且，發生銀洋命案的時間正好在這八天之中。羅崇明會不會是故意讓自己折進收容所，然後逃跑，前往雅安作了銀洋命案後又返回，以此舉逃避偵查打個“時間差”？因為通常在排查嫌疑對象時，隻要了解到“這人4月14日就已經進收容所了，至今未釋”，就不會再往下查了。大家商量下來，決定立刻對羅崇明進行訊問。

　　羅崇明對幾個偵查員的到來大感意外，愣愣地盯著幾張陌生麵孔看了片刻，開口問道：“看來你們是外地警察？外地警察來找我有什麽事兒呐？”

　　淩序冷冷道：“羅崇明，你應該明白！”

　　“我明白什麽？我不過是喝醉了酒摟住那胖女人親了個嘴，這也值得驚動你們？”

　　“胖女人的事我們不感興趣！”

　　“那你們找我幹什麽？”

　　“要你把脫逃在外八天裏的全部過程，包括經過了哪些地方、住在哪裏、吃的什麽、和什麽人有過接觸等等在內的整個情況，全都詳詳細細交代一遍！”

　　“這是什麽意思？我已經寫過交代了。”

　　“你寫的交代我們已經看過了，太簡單，沒有達到我們的要求。跟你講，你必須交代清楚，否則我們就把你帶走，給你換一個地方去交代！你信不信？”

　　羅崇明無可奈何，隻好交代。他說得很慢，講幾句，停一會兒，想一陣兒，再接著講。偵查員也不打斷他，由他說去，筆走龍蛇一一作了筆錄。羅崇明交代完後，偵查員讓收容所工作人員把他帶出去，吩咐暫不參加勞動，找個地方讓他安靜地待著。

　　一小時後，羅崇明再次被帶了進來。當他出現在偵查員麵前時，臉上顯出不勝驚奇的神色，顯然不知道為何再次找他。淩序神色平和，淡淡地說：“羅崇明，你把脫逃在外八天的全過程詳詳細細交代一遍。”

　　“這……剛才不是已經交代過了嗎？”

　　“現在要你再交代一遍！”

　　羅崇明意識到自己上了套兒，他想拒絕，但已經沒退路了，於是隻好斷斷續續地又交代了一遍。他交代的時候，另外兩個偵查員飛快地記錄著，擔任主審的淩序則一邊聽著，一邊翻閱先前第一次交代時所作的那份筆錄。等羅崇明說完後，淩序微微一笑：“怎麽跟剛才所說的有所不同啊？”

　　羅崇明臉上一陣紅一陣白，神情既尷尬又畏懼，一雙眼睛裏透著掩飾不住的無奈和絕望。

　　偵查員季雲瓚喝道：“前後兩遍說的是兩個樣，分明是編造的！你為什麽故意進收容所？為什麽要逃跑，逃出去後又主動返回？這八天裏你究竟幹了什麽事？你別以為我們不知道，否則，來找你幹嗎？”

　　羅崇明臉色灰白，大汗淋漓，心理防線徹底崩潰，如實交代了自己犯下的罪行：他故意對那個素不相識的胖女人進行性騷擾的目的確實是想逃避偵查視線，在收容所脫逃期間確實也作了一起特大盜竊案件，作案時間恰恰是雅安薛家花園兵站發生銀洋命案的4月21日，但是，他作的是另一起案子。

　　羅崇明自去年秋天開始跟當地的風流小寡婦錢健麗處對象，幾個月下來，兩人談得很熱絡，連肚子都搞大了。兩人準備結婚，那錢健麗是個沒有工作也沒有積蓄的女人，隻有兩間破房子，那個年頭房子是不值錢的，所以結婚的費用就要靠羅崇明了。以羅崇明開個金工小店鋪掙得的錢鈔作為婚事開支，這婚隻怕要等到下世紀再結了，所以隻有從發筆橫財上去考慮了。羅崇明解放前從事過偷竊職業，在這方麵還拿得出點兒技藝，但畢竟已經收手多年，而且對民主政府頗有些畏懼，於是隻好另外設法。羅崇明對賭博有點兒研究，實戰經驗也不算弱，於是，他就決定在這上麵撞撞運氣。哪知一夜之間把自己僅有的積蓄輸了個精光。賭徒都是贏得輸不得的，輸了就要翻本。於是，羅崇明就把錢健麗僅有的兩件首飾哄了過來，結果又輸了。

　　錢健麗的肚子漸漸大起來，快被人看出來了。這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實在是一樁惹人指指戳戳的事兒。她再風流也壓不過世俗輿論，急了，一日三次催著羅崇明快籌辦婚事。羅崇明也急了，決定豁出去大幹一場。幹得好，不但婚事辦得掙臉麵，連今後的揮霍都不成問題；幹砸了，大不了豁上一條性命。羅崇明解放前折進過國民黨的警察局，平日裏也不時聽那班經常被警察惦記著的狐朋狗黨說說跟警方打交道的事兒。他是個心眼玲瓏剔透的主兒，凡事一點就通，所以對於反偵查這個新課題倒也並不覺得特別犯難，想了一陣就有了主意：若在本地作大案，一是沒有合適下手的目標，二是警方偵查手段高明，像他這種窗戶裏吹喇叭——名聲在外的主兒，偽裝得再巧妙也難逃法網；所以，要想“太平”，隻有跑到外地去下手，而且越遠越好。

　　那麽，去何處作案呢？羅崇明首先考慮的還真是何辰誌說起過的雅安兵站那邊的大洋，但他知道兵站裏是有解放軍守著的，他沒有這份本領對付得了。所以，雅安兵站就放棄了，念頭轉到了重慶。羅崇明在解放初期曾到重慶舅舅家去住過兩個月，那裏有一家私營藥廠請他去修理機器。羅崇明於是知道那家工廠是每月22日發工資，為使夜班工人次日一下班就能領到工資，財務人員通常提前一天從銀行把鈔票領出來，存放於財務室的保險箱裏。於是，羅崇明就決定來一個“長途奔襲”，悄然赴渝作案。

　　考慮到自己畢竟是在那家藥廠幹過兩個月臨時工的，萬一警方懷疑到他呢？於是往下推測：重慶警方想到他之後會怎樣？人家不知他有前科，而且，如果連像他這樣幹過兩個月臨時工的人都要懷疑的話，那麽，被警察列為嫌疑對象的人肯定很多。因此，警方是不會派人到彭縣這邊專門進行調查的，最多隻會往彭縣公安局或者派出所發一封公函委托調查羅崇明在案發時間段的行蹤去向。這樣，應對法子就在羅崇明的腦子裏產生了：我去收容所的那個什麽基地勞動吧，讓派出所出麵把我送過去，這樣，重慶那邊即使懷疑到我了，發函過來調查，派出所方麵肯定會回答，這個人已經在什麽什麽時候送收容所去了，至今未釋。這等於是替他出了一個無作案時間的證明。

　　於是，羅崇明便按計劃實施，4月17日從“勞動基地”脫逃後，先返回住處取了預先準備好的作案工具和路費、戶口本，然後輾轉坐汽車去了重慶（當時成渝鐵路尚未通車）。到重慶後，憑戶口本住進了一家旅館，次日晚上悄然爬窗而出離開旅館，前往那家藥廠，攀牆而入，竊得該廠全廠員工工資款合計四千八百餘萬元（舊版人民幣）。次日離開重慶，又是一番輾轉後，回到了彭縣，將贓款藏匿好後，主動回到了“勞動基地”。

　　專案組聽了羅崇明的這番交代，立刻發加急電報向重慶警方核實是否有該案以及那家旅館是否接待過羅崇明這樣一個旅客，同時押著羅崇明去藏匿贓款處起贓。贓款順利起獲，重慶警方的加急回電也來了，他們正為藥廠工資款失竊案忙得焦頭爛額——卻還沒有考慮過曾在藥廠幹過臨時工的彭縣人羅崇明是否有作案嫌疑。

　　至此，已經可以基本排除羅崇明跟銀洋命案的關係。專案組“正打歪著”，所獲結果令重慶警方喜出望外，但淩序一幹偵查員卻樂不起來。

　　淩序一行五人返回成都，與組長於鎮江等人會合。當晚，專案組正在下榻的旅館房間裏舉行案情分析會，成都市公安局派人送來了一份來自雅安專區公安處的加急電報。於鎮江拆開電報隻一看，馬上一躍而起：“全體回雅安！”

六、疑似贓物

　　雅安專區公安處的加急電報隻有短短一行字：“市場上出現新銀元，疑似贓物。”

　　雅安市距成都較近，又是西康省的省會，盡管許多人是不大願意以人民幣交易的，但在政府的嚴厲規定下，市場上交易流通的貨幣一般都是人民幣，銀洋僅在私人貿易中使用。如若在交易時被政府工商、金融部門發現，是要受到處罰的。數額少的，用於交易的銀元按國家規定的兌換價強行兌換人民幣；數額較大的，那就沒收沒商量了；數額巨大的，則不但要沒收，還要負刑事責任。

　　盡管有如此嚴厲的措施，還是有一些人對銀洋頗感興趣，因為隻要離開雅安地區往西藏方向去，各地的民間交易就隻收銀洋了。而且，許多人收了銀洋後還不大肯使用，而是藏在家裏。藏起來幹嗎呢？難道還指望生出銀角子（銀元以下的幣種，以“角”計值，相當於人民幣以“角”為單位的輔幣）？哎！還真別說，確實是能增值的。因為上述的“對銀洋頗感興趣”的那些主兒，會以高出銀元與人民幣官價兌換標準的價格把藏著的銀洋收購下來，然後批量加價賣給靠近邊境的下家。下家收購銀洋後，就到境外去采購當時西藏、青海、西康等省區緊缺的日用品、藥品等物資，偷偷越境運送進來後高價出售。這兩類不法分子中，前一類用現在的說法就是“黃牛”；而後一類則是走私分子。

　　由於“黃牛”和走私分子的存在，雅安當時也就有一個地下交易市場，一是買進賣出倒騰銀洋，二是倒賣走私商品。銀洋命案發生後，根據專案組的決定，雅安專區公安處立刻向全專區各公安局、派出所下達了排查該案線索的指令。雅安市公安局除了布置警力在轄區內設卡盤查過往機動車、非機動車輛外，還派出三名便衣化裝前往地下黑市，悄然查摸線索。

　　這三名便衣中，老蘇是頭兒，還有二位是小字輩，一個姓許，一個姓徐。三人接受使命後，化裝成外地來雅安的“黃牛”，一連數日混在臥虎壩市場裏轉悠。臥虎壩市場是一個解放前就已存在的有些年頭的民間自由交易市場，雅安本地以及周邊地區甚至西昌那裏的人都攜貨過來做買賣。公開擺出的商品都是官方允許出售的，無非是獸皮、藥材、山貨、竹木器、土特產之類。但是，許多攤位都另有違禁商品交易，比如鴉片、煙具、槍支、彈藥、春藥、春宮照、外國鍾表、收音機，以及各種機械、電器，甚至還有汽車配件，當然也有黃金、銀洋。要購買這類違禁物品，或者出售黃金、銀洋，那最好要懂一點“黃牛”之間用於互相溝通的暗語、手勢。

　　蘇、許、徐三人都是治安民警，以前參加過打擊黑市交易活動，所以他們是知曉“黃牛”和走私分子的暗語、手勢的。他們互相之間假裝不認識，分別以西寧、西昌、昌都三地過來的“黃牛”自居，不露聲色地觀察市場上的情況。當然，為防止引起懷疑，他們也跟銀元販子談價錢，而且買進了一些銀元。這些買進的銀元都是舊大洋，沒有一枚是新的。

　　三名便衣隔三差五地去臥虎壩轉悠，始終沒有發現新大洋出現。直到前天，老蘇在看別人交易時，無意間發現了嶄新的大洋！

　　這是一個出售藥材的攤位，攤主是一個中年男子，藏族人，名叫達吉卡。他的攤位上擺出的是各類藥材，但是，還悄悄把不公開擺出的手表跟懂行識貨的主顧進行地下交易。由於達吉卡的攤位位置適宜觀察多個攤位，老蘇頭天進場就看中了這個藏族人，跟對方攀談之下，漸漸熟悉，這些日子下來已經處得哥們兒似的，他有什麽交易也不避著老蘇。這天，老蘇到達吉卡的攤位上去，那是一個窩棚，門口擺著公開出售的東西。從外麵看去，棚子裏麵一片黑暗，要進去停留片刻讓眼睛適應了光線才能看清景象。老蘇進去時，這藏族哥們兒正在檢點銀元。老蘇初時眼睛還沒適應，片刻適應之後馬上就看見對方那個用來盛放銀洋的竹筒裏裝的那幾十枚銀元裏，竟有一些閃閃發光的新大洋！

　　於是，老蘇就讓達吉卡拿給他看，確認是嶄新的大洋，一共有十三枚，便打聽是哪裏來的。達吉卡說，先前來了一個出手闊綽的主顧，要買洋表。 他拿出一塊嶄新的英國女式表，對方一看便愛不釋手，問什麽價。他說六十大洋一塊。原以為對方肯定要還一番價，哪知那主兒從肩上那沉甸甸的褡褳裏掏出一封銀洋，又伸手取了十枚，一並放在他的麵前，拿了手表就走。

　　這一封銀洋全是嶄新的。而此刻老蘇所見到的竹筒裏的十三枚，就是這一封五十枚中的，另外三十七枚，給正好在旁邊攤位上買貨的漢人看見了，跟達吉卡說想把新大洋換下來。少數民族同胞為人實在，達吉卡說你喜歡就換去吧，新舊大洋於我是沒有什麽差別的，都是大洋，拿給人家同樣進貨。於是，那人傾其所有，一共拿出了三十七枚舊大洋，換了新大洋後樂嗬嗬地走了。

　　老蘇說：“達吉卡大哥，我跟那人一樣，也很喜歡新大洋，你把這剩下的新大洋換給我好嗎？”

　　達吉卡自然點頭，於是老蘇就換下了這十三枚大洋，順便把那張已經撕開了的封裝紙也一起拿走了。

　　當天，老蘇和小許、小徐交換了意見，認為這個情況值得引起重視，因為雅安這邊之前從來沒有人使用過嶄新的銀洋。從雅安這邊運出去的新銀洋，小部分是到川藏工程沿線去使用的，大部分則用於跟境外進行物資交易。所以，有可能這個買手表時連價錢也不還的大方主兒拿出的這些新銀洋就是正在追查的銀洋命案中的贓物。接下去應該怎麽辦？老蘇說我把封裝紙也拿來了，要麽咱們跟兵站那邊聯係一下，看他們那裏是否還存放著新銀洋，把封裝紙比較一下，看是否一樣。

　　於是就給薛家花園打電話，但是，兵站方麵拒絕接待專案組之外的任何部門，除非經西南軍區保衛部的特許。這樣，鑒定封裝紙的打算就沒法實施了。老蘇三人商量：那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找到那使用新銀洋的家夥再說。

　　次日，老蘇去了臥虎壩市場，對達吉卡說，昨天從你這裏掉換的新銀洋被我一個從內地過來的生意朋友看到了，他說他們家鄉有個風俗，逢年過節封紅包時如若用嶄新的大洋，那是最吉利最受人歡迎的。所以，他把那十三枚大洋全都換去了，另外，他還要換一些，不知是否能夠找到昨天那個到你攤位上來買手表的人。達吉卡說，那人我以前沒有見過，也不知是從哪裏來的，這樣吧，我把他的長相告訴你，你可以在市場裏轉轉，看是否碰得到他。我在攤位上也給你留心著，如果他出現，就請他坐坐，再叫人通知你就是。

　　這樣，老蘇就在市場上轉悠了半天，但沒有遇到那人。下午，他想這事這樣做可能不靠譜，得趕緊向領導匯報，請領導決定是不是應該立刻通知專案組。於是，老蘇就返回局裏向治安科長報告了此事。治安科長看了那十三枚新大洋，說這事得趕緊向上級匯報，於是立刻給雅安專區公安處打了電話。公安處領導問明確實是嶄新的大洋後，二話不說立刻派人到郵電局給專案組發電報。

　　專案組是當天連夜動身返回雅安的。因為於鎮江給軍區打了電話，得知部隊正好有幾輛卡車要連夜到雅安去執行任務，於是就搭車，顛簸了一夜，於上午7點多抵達雅安，早飯都來不及吃，馬上跟老蘇他們見了麵。眾偵查員一看那十三枚嶄新的銀洋，都暗自吃驚，大家意識到，老蘇所獲取的這些銀洋，從外表特征上而言，與兵站失竊的那些銀洋是相同的。就目前情況來看，這是唯一的線索，理應抓住不放。

　　了解情況後，先跟兵站聯係，詢問是否庫房還有銀洋存放著。兵站說上次出事時被盜剩下的那四百五十箱銀洋已經運走了，前天又來了一批，尚未運走，不知對於鑒定銀洋的封裝紙是否有用？專案組對此進行了討論，最後，取得一致意見：就專案組目前這七位偵查員而言，哪個也不具備鑒定封裝紙的本領，而且，整個西康省恐怕也找不到這方麵的人才。老蘇從臥虎壩市場獲得的那張已經撕碎的封裝紙上麵既沒有銀洋出廠的日期，也沒有其他類似產品批號、檢驗員工號之類的印鑒，就是一張上麵印著古色古香圖案的質地很好的防潮牛皮紙。因此，要進行鑒定的話，最好是請製造單位進行。於是，專案組作出決定：派人攜上兩枚新銀洋和那張撕碎了的封裝紙以最快速度赴上海，直接請造幣廠方麵對封裝紙進行一錘定音的鑒定。

　　這是第一個措施，第二個措施就是繼續盯著臥虎壩市場，務必要找到那個向達吉卡買手表的漢人，以其為目標，調查其手頭是否還有嶄新的銀洋以及新銀洋的來路。

　　偵查員季雲瓚、興索強巴、露佛基、王春生四人受命化裝成銀元販子，前往臥虎壩市場以及附近區域查找那個買表的漢人，老蘇、小許、小徐三人協助專案組進行此項工作。為此，專案組專門向省公安廳申領了一千五百萬元（舊版人民幣）經費。

　　從當天下午開始，季雲瓚等人就化裝出現在臥虎壩市場和周邊大街小巷，四名新參加暗查的偵查員跟之前的老蘇三人一樣，各自單獨行動，裝作互不相識，在市場內外轉悠著，不時跟人用暗語攀談行情。

　　半天很快就過去了，沒有發現冒出嶄新的銀洋來。下午4點多，市場散了，攤主們收拾貨物走路，偵查員不得不失望地離開。

　　第二天，還是沒有發現線索。

　　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過去了，依然如故。

　　第六天中午，老蘇到那位藏族哥們兒達吉卡的攤位上去時，達吉卡告訴他：今天早上他從租住的屋裏出來往市場走時，見到過那個使用新大洋向其購買女式手表的漢人，因為隔著一條街，所以他沒跟對方打招呼。老蘇尋思，看來這人是住在雅安的，是臨時居住還是常住不清楚，但既然你小子露了麵，那就要想辦法找到你！

　　老蘇按照預先約定的方式，將這一消息通知了坐鎮市場附近負責偵查調度的淩序。淩序隨即向各偵查員悄悄傳遞了這一信息，於是，大家加倍留意。可是，一直到市場停止交易，誰也沒有發現什麽。

　那邊，淩序沉不住氣了，尋思不知是怎麽回事，那使用新大洋的主兒怎麽來了一趟市場就不再出現了呢？他究竟是怎麽一個角色？其實，這當兒偵查員季雲瓚已經撞運了。

　　季雲瓚是湖北人，在二野當過兵，進軍大西南後轉業到了公安局當刑警。他此刻化裝成一個一眼看上去就知道是從事“黃牛”或者走私職業的角色，盡管裝扮得很像，可就是不見實效，小夥子心裏好生鬱悶。這天散市後，他沒精打彩地往外走。臥虎壩是一個背風向陽的麵積很大的平壩，四無阻攔，也無所謂進口、出口，人進人出各取其便。偵查員為避免引人注目，每天進出市場都是各走各的道。此刻，季雲瓚走的是一條石子路，當他走到拐角處一所小學校門前時，忽然從路旁一棵大樹下閃出一個人來，當道攔住他，臉上神情似笑非笑，問道：“請問這位先生從哪裏來？西寧、昌都，還是鹽井？”

　　季雲瓚打量對方，二十五六歲樣子，瘦高身材，長瓜臉上鑲嵌著一雙滴溜溜打轉的眼珠子，一看就知道是個慣走江湖的伶俐角色。季雲瓚心裏不禁一動，不露聲色地回答：“我從漢口來的。”

　　那人吃驚似的癟了癟嘴巴：“漢口？哦，那可真是大老遠了！怎麽，想進點什麽貨？”

　　季雲瓚微微搖頭：“哎，還不好說……”

　　“怎麽呢？有啥不好說的？是想進那種藥吧？”對方臉上露出猥瑣的神情。

　　季雲瓚知道對方說的是春藥，遂微微一笑道：“那老兄你就外行了，要那藥的話，我何必舍近求遠跑這邊來，上廣州不是近得多嗎，又有火車，行路多利索！”

　　“那你想進啥貨？獸皮？藥材？”

　　季雲瓚瞅了瞅對方，搖頭道：“跟你說也沒用。”側身欲走，被對方一把扯住。

　　“別走別走！先生要進啥貨，跟我說就是，我肯定能夠幫得上你的忙！”

　　季雲瓚從口袋裏摸出幾枚銀洋，在手掌裏掂著：“這個，你有嗎？”

　　對方一愣：“大洋？你從漢口來，該當帶些大洋到這邊出手才是，怎麽反倒要進大洋？你們那裏大洋早就不流通了吧？連我們這邊也早已禁止流通了。這邊倒騰的都是拿到西藏去出手的。”

　　“老兄，這你就不懂了。我要的不是這種大洋，而是這種——”季雲瓚動作極快，對方隻覺得眼前一花，他另一隻手裏已經出現了一枚嶄新的銀洋。

　　對方定睛一看，一臉的疑惑：“這不也是一樣的大洋嗎？不過一個新一個舊罷了。”

　　季雲瓚說：“既然你老兄不懂其中玄機，我也就不說了。”

　　但對方還是有興趣：“你的意思是要進一些新大洋？那我替你效勞就是了嘛，當然，中間的差價我要賺的。”

　　季雲瓚看對方那副玲瓏剔透的樣子，尋思讓他代為打聽線索也好，遂點頭：“隻要有貨，價錢當然好商量。大家都是吃這碗飯的，決沒有獨吞的道理。”

　　於是，雙方就約定次日這個時候在同一地點見麵。

　　季雲瓚返回後向專案組一匯報，兩個組長說看來有門，這樣，小季你明天白天就不要出去了，下午這個時候去跟那人見麵就是。

　　次日下午4點多鍾，季雲瓚去臥虎壩小學門口，剛在那棵樹下駐步，就看見那瘦漢從小學牆角那裏拐出來，顯然已等候多時了。季雲瓚看他臉上的神情，就知道事情可能靠譜。果然，對方一開口就說：“嘿嘿，老弟，我可是費了好大的勁才找到了你要的貨呢！”

　　“怎麽說？”

　　瘦漢從口袋裏掏出幾枚嶄新的銀洋，在掌心裏叮叮當當地掂了數下：“你要的是這個嗎——嶄新的！”

　　季雲瓚一陣心跳，強抑住激動，伸手從對方手裏取了兩枚銀洋，看了看正反麵圖案，又用指尖夾住了對準銀洋吹了口氣，湊近耳朵聽了聽，點頭：“不錯！”

　　“我已經找到了手頭有一些這種新大洋的貨主，人家也願意出手。不過，有個條件……”

　　“說來聽聽！”

　　“是這樣的，人家想知道你為什麽要從漢口趕到雅安這邊來收購新大洋。”

　　季雲瓚笑笑：“就這？那好，我說給你聽，你想學了搶我的飯碗隻怕也沒出手的渠道。是這樣的，最近我們那一帶民間流行用嶄新的大洋避邪。老年人慶壽，小孩賀生日，逢年過節送禮，最好都用這種還沒進過市場、經過商家之手的嶄新大洋。你也知道，新大洋即使在民國時期市麵上也極少，那是袁世凱執政時發行的，後來老蔣執政了就沒製作過。解放後，銀洋不用了，那就更稀罕了。所以，誰手裏有貨，誰就能賺錢。”

　　“好的。我就照你說的去回複人家。你大概想進多少？”

　　“我帶的鈔票有限，如果對方拿得出千把枚的話，我是可以一下子吃進的。當然，價位要合適，我還要給你傭金呢。況且，帶著這幾十斤貨，從這邊到成都，再從成都到重慶，重慶到漢口，又是車又是船的，我是擔著很大風險的，一是怕遭人暗算，二是你知道政府查住了那是要連人帶貨一起進去的。”

　　“價錢，你自己跟人家談。”

　　瘦漢跟季雲瓚約好了次日見麵的時間、地點——下午2點，回龍巷口那家茶食店的門口。他離開時，專案組布置的兩名便衣悄悄跟了上去。可是，沒有料到的是，這家夥沒行多遠竟然叫住了一輛攬客的馬車，上車蹄聲篤篤而去，跟蹤的便衣目瞪口呆，就這樣脫了梢。回去後，專案組副組長淩序大惱，差點拍案大罵，被組長於鎮江勸住了，說這不能怪那兩位同誌，是我們布置時考慮得不周密，主要責任得由我這個組長來承擔。

　　從這時起，整個專案組每個人的第一個思維點差不多就都停留在同一點上：指望明天瘦漢能夠赴約。當然，接著還有第二個思維點，那就是吸取今天的教訓，次日要安排兩套班子投入行動：一套是安排三人，分別配備自行車、馬匹和摩托車，如果瘦漢僅僅是再次傳遞信息而不打算直接把季雲瓚領去見上家，那就跟蹤瘦漢；另一套則安排了多名便衣，並準備好馬車，如果瘦漢見麵後要把季雲瓚直接帶到上家那裏去見麵洽談交易，那就跟蹤過去，伺機下手，來個人贓俱獲。

　　一切都準備好，就等著下手了。

七、案犯落網

　　次日，季雲瓚唱主角。回龍巷口的那家茶食店鋪是一個福建人開的，字號叫“陳怡和”，當時在雅安城裏小有名氣。那是一家兩開間門麵的店鋪，門口上方高高懸著一塊紫檀木金字招牌。季雲瓚正抬頭辨認“陳怡和”那三個大字下方側邊題字人的落款時，背後傳來了腳步聲，回頭一看，那瘦漢已經走近了。

　　瘦漢四下稍一張望，輕聲對季雲瓚說：“你別吭聲，跟在我後麵走就是。”說著，拔腿就走。

　　季雲瓚於是尾隨著瘦漢。後麵，化裝成各色人等的專案組其餘六位偵查員和老蘇、小許、小徐自然或步行或騎馬或趕著馬車，若無其事地遠遠跟蹤著。看來，瘦漢並未想到要提防什麽，因為一路上他根本就沒回頭。這一走，足有二十分鍾，季雲瓚正暗忖怎麽這麽遠時，瘦漢拐進了一條巷子，他也跟著拐彎，見瘦漢進了巷尾一戶人家，把門虛掩著，於是便伸手輕輕一推閃身進去了。

　　進門是一個不大的院子，三麵都是房子。兩邊房子的門都緊閉著，隻有中間客堂的門敞開著，桌前坐著兩個漢子。季雲瓚定睛一看，心裏一陣激動：其中一個，正是老蘇聽達吉卡說過的那個以六十枚新大洋買表的主兒——事後知道此人名叫史寶才，還有一個彪形大漢，一雙眼睛警惕地盯著季雲瓚。

　　雙方沒有廢話，史寶才開口就問季雲瓚要多少貨，季雲瓚說對不起，我想先看一下你的貨。史寶才點點頭，朝彪形大漢打了個手勢，那大漢就起身去側屋拎來一個沉甸甸的小皮箱，放在桌上打開，是滿滿一箱嶄新的銀洋。

　　史寶才把手一抬：“請驗貨。”

　　季雲瓚仔細看了幾枚，點點頭：“不錯！這一箱大概有千把個吧？你還有嗎？”

　　史寶才看看瘦漢，後者問：“老弟你昨天不是說帶的錢有限，再說路上又不大好走，隻能進千把個嗎？”

　　季雲瓚莫測高深地淡淡一笑：“那是昨天的話，今天有今天的打算了。鈔票帶得不多是實話，但我有黃金。”

　　史寶才笑了：“隻要你有本錢收購，價錢也合適，我這裏眼下往多不敢說，萬把個大洋總是拿得出的。”

　　“我想一一過目。”

　　史寶才說還是先談個價吧，季雲瓚表示同意，說你的價位是多少，說來我聽聽。對方抬手打出了“黃牛”的暗號：八折！

　　季雲瓚樂了，說老板你這貨有問題嗎？安全嗎？史寶才大笑，說你明白就是，安全與否，在我這裏肯定是沒有問題的，到了你手裏，我就不能誇口了，畢竟公安局不是我開的。季雲瓚說我就照一萬個大洋的價跟你談吧，我想請你再往下讓一點。對方倒也爽快，一下子就降了百分之十。季雲瓚點頭，說讓我看看其他貨吧，沒問題就成交了！說著，拉開皮包拿出一個沉甸甸的木盒給對方看：“金條，我帶來了。”

　　於是又得辛苦彪形大漢了，這主兒往側屋跑了幾趟，才把裝在幾個簡易木板箱裏的全部大洋搬了出來，桌子肯定承受不了這分量的，就放在地上。史寶才讓把木箱打開，裏麵的大洋是封裝的，一封封碼得整整齊齊。史寶才讓季雲瓚隨意查驗，季雲瓚嘴裏答應著，右手卻往兜裏伸。對方正感奇怪時，忽見一支手槍亮了出來，季雲瓚一聲暴喝：“不許動！”

　　這一聲是信號，外麵的專案組諸人立刻一擁而入。史寶才三人還沒回過神來就給扣上了手銬，瘦漢叫道：“不關我的事！”

　　史寶才冷冷地盯著他：“好啊，姓汪的，我會記著你的！”——他把瘦漢當“倒鉤”了。

　　當場搜查，除了彪形大漢搬出來的大約萬把枚外，側屋裏還有三四千枚，都是一模一樣的嶄新大洋。

　　將史寶才等人押解公安局後，立刻分別訊問。那個姓汪的瘦漢供稱自己是個“黃牛掮客”，專門替外地來雅安采購各類合法或者違禁貨物的“黃牛”充當中介人，從中賺取些許傭金。之前他並不認識史寶才，但像他這種角色在這方麵自有一番鑽天打洞的本領，在當地隻要挪挪腿，動動嘴，手頭有一批嶄新大洋的史寶才就給他打聽到了，於是登門拜訪。史寶才確實正想把這批“貨”趕快出手，於是就同意跟季雲瓚接觸。他當然沒想到一接觸竟然是這樣一個結果。

　　對史寶才和邢開（彪形大漢）的訊問很不順利，兩人像是事先有約定似的，無論偵查員怎麽問，隻是不開口，就像是啞巴一樣。

　　就在這時，那個派赴上海去造幣廠作鑒定的雅安市公安局刑警小周發來了加急電報，說經鑒定，送鑒銀洋係偽造的假幣。

　　專案組諸君大吃一驚。於鎮江拿了許多銀洋裝在一個籮筐裏，高高抬起傾倒在另一個空籮筐裏，細聽之下，那金屬撞擊聲果然不對頭。於是，再審史、邢兩人，直截了當指出銀洋是假的。兩人聽了，竟然就招供了：他們來自康定，這些銀洋是朋友在境外偽造後偷運進來的，共一萬五千枚，朋友讓他們到雅安這個內地和邊疆省區交界的地方來試試是否有銷路。他們抵達雅安後，租了房子，然後去了臥虎壩市場，用六十個假大洋購買了一塊手表，借此觀察市場的反應。幾天下來，沒見有什麽動靜，正盤算著怎麽全部出手時，那個姓汪的“黃牛掮客”找到他們，說有人想收購新大洋，他們就信以為真了。

　　專案組全體偵查員大為沮喪，將該案移交省公安廳另案處理後，當晚一宿不眠，集中精力討論銀洋命案究竟應該如何偵查。可是，案情分析會一直進行到次日天明，還是沒有分析出什麽有價值的內容來。兩個組長交換了意見，說休息吧，打疲勞戰不是個辦法。於是，眾人就休息。事後，據組長於鎮江和副組長淩序透露，盡管他們感到非常疲倦，但是躺下後卻輾轉反側怎麽也睡不著，這種狀態大約持續了差不多兩個小時，最後才迷糊過去。

　　於、淩兩人不知道，他們睡不著時所產生的向往找到線索的念頭，在他們睡著兩個多小時後竟然有人替他們實現了。這個人就是前麵說到過的刑警老蘇。

　　老蘇、小許、小徐三人在完成對史寶才的調查後，應專案組的要求留了下來。藏族刑警興索強巴跟老蘇很談得攏，當時還跟老蘇開玩笑說，他學過看相，看老蘇的相貌十足是一員福將，留在專案組一定對偵查工作有幫助。沒想到這話還真讓興索強巴給說著了。老蘇這時一覺醒來，看看別人還在休息，就悄悄走到了隔壁的小會議室。那裏，長椅上躺著兩個卷著大衣還在沉沉大睡的偵查員，桌上，放著昨晚開會時拿出來的銀洋命案現場勘查提取物之一——馬車輪胎的石膏拓模。本來，早上會議告一段落後收起卷宗時，應該把拓模一起收進去的，但不知怎麽卻給遺漏了。老蘇閑著沒事，就上前看這拓模上有什麽名堂沒有。

　　其實，專案組每個偵查員都看過這個輪胎拓模的，放大鏡之下，當然也清楚地看到了上麵的一個痕跡。這是大約一厘米長的月牙形凸痕。拓模呈現痕跡是相反的，凸即是凹，表明馬車的一個輪胎上有一處月牙形凹痕。估計是馬車裝載了重物後在堅硬的路麵上行駛時，正好碾軋到一個月牙形狀的金屬異物上造成的。

　　之前，老蘇因為不是專案組成員，所以沒接觸過這個拓模，昨晚開會時他也沒去看。老蘇是個很謹慎的人，盡管被留在專案組參加偵查工作，但是沒有人向其宣布他已經是專案組成員了。根據做人要低調的原則，在這種公開場合他當然不會把自己當成一個刑偵專家似的拿著放大鏡去查看拓模——事實上，他也確實不是什麽專家，隻不過是一個參加公安工作才兩年多的來自成都的地下黨員。在這個偶然的機會，老蘇查看了拓模，腦子裏電光石火般地閃過了一個念頭：循著這個月牙形痕跡，不是可以找到作案時使用過的那輛馬車嗎？找到了馬車，還怕找不到案犯？

　　於是，當天就開始著手尋找涉案馬車。專案組從交通管理部門了解到，當時雅安專區一共有馬車二百八十六輛，其中雅安市有八十九輛，這些馬車都是經過管理部門登記後發放了牌照的，每一輛都有據可查。當然，查登記材料是查不出輪胎上是否有印痕的，但是，由於有這個登記查驗的製度，專案組就能比較省力而且迅速地對此進行調查。於是，交通管理部門根據專案組的要求，向全專區發出了通知：根據上級要求，對全專區的所有馬車進行安全隱患大檢查，這項工作將被作為年底是否順利換領新牌照的考核條件之一，要求全區車主在十天內把馬車送往指定的地點。通過查驗的馬車，將給車主發放憑證，過期還沒有拿到憑證的馬車，將被攔截扣留。

　　三天後，全專區六個市縣的交通管理部門開始查驗馬車，專案組向每個指定點都派去了偵查員，以驗車為名悄然檢查馬車輪胎上是否有月牙形痕跡。每個偵查員心裏都熱切地盼望著月牙形痕跡的出現。

　　直到第六天中午，一個頦下飄著一大把銀白色胡子的老漢趕著馬車進了雅安交通管理部門指定的驗車點。守伏在這裏的偵查員張忠和露佛基根本不知道這輛車是不是目標。兩人在馬車旁邊蹲下，眼睛剛盯住右側輪胎，心裏就一陣興奮：輪胎上有一個長約一厘米的月牙形凹痕！兩人定定神，腦子裏回憶著石膏拓模上那個痕跡的位置，暗作比對，然後迅速交換了一個眼色：沒錯！就是這輛！

　　這輛馬車的情況很快就查明了：屬於雅安鐵木竹生產合作社。該社是一家集體企業，是政府將原先散在社會上的鐵木竹匠人集中起來進行統一經營的小單位，全社共有九十六人，漢族、少數民族各占一半。這個趕車的老漢是羌族人，窮苦人出身，他的一個兒子在解放軍進軍昌都時擔任向導，途中遭遇泥石流犧牲。因此，他家被政府定為烈屬。

　　偵查員了解了老漢的情況後，覺得這是一個靠得住的人，於是就向他調查，你這輛馬車4月21日晚上是否出過車？老漢不識字，但倒是個有心人，他有一個本子，用一種隻有他自己能夠辨認的符號在上麵寫寫畫畫，記下每天幹了些什麽活兒。當下，老漢翻開這個本子，馬上報了出來：那天上午去鄉下拉了一車木料；下午，把本社打製的一批钁頭、鐮刀、砍刀和鐵鍬送往長途汽車站去托運；晚上沒有出車，去外甥家喝酒了，住了一宿才回來。

　　偵查員問：“那天有人向您借用過馬車嗎？”

　　老漢搖頭：“沒有。借用馬車得經過社領導批準。”

　　“那麽，會不會有人未經社領導批準，在您不知道的情況下偷偷使用了馬車呢？”

　　老漢聽了，稍一沉思，埋頭翻他那本子。片刻，一臉迷惘道：“讓你們這一說，我倒想起來了。4月22日我的這匹馬生病了呢，之後三天沒能出車哩！莫非是上一天夜裏有人偷偷用了馬車，而且還拉了重活兒？”

　　“老大爺，怎麽回事？請您慢慢說，說得詳細些。”

　　老漢告訴偵查員：4月22日上午，他根據社裏的安排趕車去裝煤。運煤回來的路上，他發現馬走得有點吃力，汗淌滿身，氣喘籲籲，不禁覺得奇怪：這些煤塊不過一千多斤吧，往常拉著是比較輕鬆的，今天這是怎麽啦？別是生病了吧？下午，他沒敢出車，對社領導說了聲就把馬送到獸醫站去。獸醫檢查後，說馬是勞累過度，又沒喂好，所以生病了，好好喂，休息兩天就可以恢複過來。於是他整整三天沒敢出車，又是喂藥又是喂精料，才算讓馬恢複了正常。

　　“俗話說：馬無夜草不肥。這匹馬晚上都喂料嗎？是您喂的？”

　　“喂夜草那是必須的，原來是我自己喂的，後來社領導說我年紀大了，白天又要出車，為了照顧我，就另外安排四個住在社裏的單身漢每人一夜輪流值班，由他們喂。當然，草料都是我白天備好了的。”

　　偵查員於是就問4月21日輪到誰喂料，那人會不會把馬車趕出去跑一趟什麽的。

　　老漢扳著手指頭默算了片刻，用不很肯定的語氣說：“那天好像是輪到關鎖根值夜喂料……這人會趕車，可他那夜是不是把車趕出去了，我說不準。深更半夜的，他把車趕出去幹嗎呢？”

　　偵查員隨即通過鐵木竹生產合作社領導從財務室悄悄取出了4月份的夜宵費發放單，上麵記載著21日確實是關鎖根值夜給馬喂料。

　　從這一刻起，關鎖根就被悄然盯住了，專案組決定立刻對其進行外圍調查。

　　情況很快就查明了。關鎖根，漢族，四十九歲，單身漢，身高一米七二。他是雅安當地人氏，出身於一個替富人當差的仆役家庭。年輕時曾在軍閥劉湘的部隊當過兵，抗戰時期還參加過“軍統”的一個外圍組織，被派赴涼山的一個苗族部落去籌建航空導向台，這樁活兒整整幹了三年才完成。等到活兒幹完，抗戰也結束了。“軍統”因為他並非正式編製的特務，所以一腳把他踢開了。關鎖根會鐵匠活兒，他就開了個鐵匠鋪子，以打鐵謀生。一年多前，雅安組建第一個手工業集體所有製性質的生產合作社時，把他吸收進去了。他獨自一人生活，就住在單位裏。這個人平時沉默寡言，跟別人接觸不多，但很樂意助人，所以人緣不錯。

　　專案組正副組長聽了偵查員的匯報後，幾乎是不約而同地拍板：立刻拘捕此人！

　　這是為何？原來，調查材料顯示，關鎖根的仆役父母當初當差的地方就是案發地薛家花園，關鎖根在薛家花園出生，一直生活到十六歲！

　　關鎖根被捕後，偵查員在鐵木竹生產合作社的那個獨立的馬廄院子的地下，挖出了原封未動的五十箱銀洋。那把用來射殺兵站哨兵的弩，竟然一直掛在關鎖根平時居住的那個四人宿舍的牆上。他的解釋是：平時他經常拿著這把弩去城外打獵，所獲獵物四人一起作為下酒菜，現在突然不掛了，反倒容易引起懷疑。當然，他已經把短箭全部換過，如果從弩上去調查他，很有可能就滑過去了。

　　關鎖根盜竊銀洋的動機很簡單：他想發財，留一筆錢用於養老；同時，如果人民政府要追查他以前的曆史，他就越境外逃，那當然需要攜帶以後的生存保證金。他事先就計劃過，準備待風聲過後，把這些銀洋拿到外地黑市去兌換成黃金、珠寶，以便藏匿和攜帶。

　　至於作案過程，誠如專案組分析的那樣，關鎖根是單獨下手，越牆而入、射殺哨兵、毒翻任有富後，撬開庫房把五十箱銀洋分批搬運到牆外裝車的。

　　1952年8月，關鎖根被判處死刑，執行槍決。

 

【附錄】

 

是 個人才

好故事

是個專家暗殺的一把好手。

就摟一筐草，竟然打了三個兔子

警衛工作沒做到位

雅安居然以前還是個省會啊……O_O

外麵停著一輛馬車，警衛居然一直沒留意

要用一枚枚銀洋成雙排連接4559公裏，得用2億3千萬銀洋。

此案能破可真不容易呀，一波三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