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塵封檔案】係列之040：開封“拍花案”之謎

【塵封檔案】係列之0040：開封“拍花案”之謎

本文轉載自公安月刊《啄木鳥》2010年第1期

文：金 枚

“拍花術”是一種利用特製迷魂藥和語言催眠，使人精神麻醉、不能自控，從而聽從施術人擺布的法術。“拍花”確有其事，是利用氣體致幻劑進行的犯罪活動，在刑法上屬於麻醉劑搶劫罪。受害者吸入致幻劑後會產生幻覺，失去自製力，聽命於人。

1948年12月下旬，解放才兩個月的中原名城開封，在短短七十二小時內發生了七起“拍花案”，受害者皆係我軍政人員，分別被搶劫武器、錢財和機要文件……

 

一、看戲看沒了佩槍

1948年12月21日，開封古城北風呼嘯，滴水成冰。晚上8時許，位於第二區（今鼓樓區及龍亭區部分）的追靖飯莊發生了一起小小的治安糾紛：在該店請客戶吃飯的五福布店老板金慶鼎與兩名也在該店喝酒的食客顧某、劉某為瑣事發生爭吵，顧、劉動手對金老板實施拳腳攻擊。金慶鼎在抵擋中打傷了其中一人，當時對方未發現已經骨折，經飯莊方麵勸解離去了。

受傷的食客顧某回家後發現挨打的那條胳膊無法動彈且出現腫脹，於是便去醫院檢查，被告知小臂橈骨骨折，於是便叫上同伴劉某向開封特別市人民民主政府公安局第二區分局報案。分局受理了該案，按照顧某、劉某提供的線索，連夜派員前往已經結束營業的追靖飯莊向老板查問肇事者的情況。五福布店是將追靖飯莊作為長期固定的接待客戶的飯店的，飯莊老板跟金老板當然熟識，當下也不敢隱瞞，就說出了金慶鼎的住址。

這樣，分局就派了值班警員前往五福布店將金慶鼎從熱被窩裏叫起來，當場扣上手銬，拉了就走。

當時，所有人都沒有想到，就是這樣一樁普通的治安案件，接下來竟然會引發七樁神秘奇幻的刑事案件！

第一起案件發生於12月23日晚上。當晚，奉命前來開封出差的中國人民解放軍華北軍區第一兵團的三名軍官前往第二區的吉祥戲院觀看豫劇《打金枝》。幕間休息時，其中兩位軍官意欲前往休息室抽支煙，當他們起身招呼旁邊那位同伴傅參謀時，發現他竟然歪著腦袋睡著了。這就有些奇怪了，因為這位傅參謀是河南人，是他極力向兩位同伴鼓吹豫劇怎麽怎麽好看，《打金枝》是如何如何一出名劇，這才把另二位不是河南籍的同伴鼓動得決定掏錢看戲的。可是，現在傅參謀他自己怎麽看著戲反倒睡著了呢？

傅參謀被同伴連搖帶喚地弄醒後，竟然一臉迷糊樣，睜著眼睛茫然四望，卻連自己在什麽地方也不知道。另外兩個軍官見狀便覺反常，其中一位心裏一動，定睛看傅參謀腰間的佩槍，槍套裏已是空空如也！

武器是軍人的第二生命，丟失佩槍可不是開玩笑的事兒。傅參謀一下子被嚇得清醒了些，弄清自己此刻在戲園子裏，記起自己是邀請戰友來看《打金枝》的，不知怎麽的佩槍竟然不翼而飛了。他這下意識到糟糕了，馬失前蹄重新跌坐下去。這時，另外兩位軍官已經作出了反應，一個奔向門口讓封門不準進出，另一個去了後台，命令戲院老板讓人把守後門，嚴禁任何人出進，然後就在老板辦公室裏給開封特別市軍事管製委員會打電話報告情況。

市軍管會公安部當即指令開封市公安局第二區分局出警。數名警員趕來戲院的途中，遇到駐軍的一支街頭巡邏隊，因考慮到警力有限而戲院裏接受調查的對象很多，就向巡邏隊提出要求請軍方協助。這樣，來到戲院執行任務的就有十一名軍警人員了。

辦案警員問了問情況，聽一直沒有離開過戲院大門口的那兩個檢票員說在中場休息前曾有人退場，就意識到這事兒麻煩了，很有可能就是那個中途退場的主兒作的案。果然，在對全場大約五百名觀眾逐一進行搜查後，沒有發現失竊的手槍。接著，又搜查了整個戲院凡是可能藏槍的各個角落，也沒有收獲。

這樣，這件事就應該認真對待，正式立案偵查了。不過，開封當時的警力有限。軍管會公安部和開封特別市民主政府公安局聽上去是兩個部門，其實是一套班子，就是那麽些人在對付著大量的政治、刑事案件，其中不少是凶殺、縱火、搶劫、綁架等大案，警察個個都忙得不可開交。因此，對於眼前這樣一起失竊手槍的案子，第二區分局就指派了一名年輕警察小郭負責偵查。

二十二歲的小郭是江蘇鹽城人，十七歲參加新四軍，當了兩年警衛員，第三年調到保衛部，半年後在解放區地方政府公安局工作，開封第二次解放（1948年10月）後被抽調過來安排到了公安局工作。小夥子工作積極性蠻高的，又是中共黨員，本來像他這種資格已經可以提拔當個組長之類了，但是小夥子犯過一次錯誤——丟失過一筆款子，所以隻好原地踏步當一名普通警員。

12月24日上午，小郭受命後，先去了位於第一區當鋪胡同的軍人招待所跟手槍失主傅參謀及另外兩個軍官見了麵，要求了解昨晚手槍被竊的詳細情況。那兩個軍官除了說是由傅參謀提議前往看戲之外，其他就說不上來了。失主傅參謀談了以下情況：三人中，他是坐在靠右的那個座位上的，當他們落座時，他右側的那個座位是空著的，五六分鍾後，燈光熄滅了，《打金枝》開始上演。大約過了三四分鍾，他旁邊座位的那個觀眾悄悄落座了。傅參謀沒有留意那是一個什麽樣的人，隻顧欣賞他所鍾愛的豫劇。後來，也不知是怎麽的，他就莫名其妙地失去了知覺，直到被兩個同伴連搖帶喚地弄醒過來還是覺得迷迷糊糊的。手槍肯定是在他昏睡過去之後被竊的。

那麽，當你醒來時，右邊那個觀眾還在不在呢？

這個……等我被他們喚醒時，前前後後基本上都沒有人了，幕間休息，人家不是去抽煙，就是上廁所了嘛。

小郭暗忖：看來那個竊槍的家夥就是坐在傅參謀右側的那位了，他是遲到進場的，我去戲院問下檢票的，他們大概會記得那主兒是怎麽一副模樣吧。於是就去戲院，老板聽了來意，馬上喚來昨晚守門的那兩個檢票員。可是，檢票員說昨晚在開場後幾分鍾裏遲到進場的觀眾有三四個，不是女人就是半大不小的孩子，並沒有爺們兒呀。爺們兒遲到的也有，但那是一刻鍾以後的事了，有兩撥人，都是喝得酒氣衝天地進場的，其中有一個還叼了支煙，被勸熄了才放進場的。

小郭尋思這下看來沒轍了，再往下應該往哪裏去調查呢？他把上述筆錄遞給檢票員看時，戲院老板過來喚他去接聽電話。

電話是二分局刑偵隊小郭的組長王守義打來的，小郭以為對方是來詢問調查情況的，叫了聲“老王”正要開口說查了兩處都沒轍，老王已經發話了，說小郭你回分局吧，沒你的事兒了。小郭以為另有任務要派下來，尋思這個竊槍案總得有人接手吧，於是就說稍等一下就回來，我得把筆錄讓人家簽了字拿回來交給接手的人呀。老王卻在電話那頭笑了，說還接什麽手，那支槍已經在我這裏了。

手槍的失而複得說來極其簡單，就是那麽一眨眼的工夫：十分鍾前，一輛兩輪摩托車從分局門前疾馳而過，騎車人身穿黑色棉袍，扣著一頂隻露出一雙眼睛的厚氈帽，在摩托車駛過分局大門的一瞬間，揚手衝門前的木崗亭扔過一個小包裹，沉甸甸地落在崗亭門口。站崗的警察撿起來，打開包在外麵的幾層舊布，一看，是一支手槍。

刑偵隊查了昨晚出警的記錄，這支手槍的槍型、槍號跟昨晚失主傅參謀報案時說的完全一樣，於是斷定就是被竊的那支手槍。抽出梭子檢查，裏麵的子彈一顆沒少。

小郭回去後，和組長老王等人對此進行了分析，認為竊槍者很有可能是新來開封混世界的家夥，不知好歹衝解放軍軍官下了手。估計當時戲院裏還有開封本土的扒手之類，得知消息後回去向老大之類的頭兒報告了，頭兒認為此舉屬於“太歲頭上動土”，便下令打聽是誰下的手，讓立馬給送回去，於是就有了還槍之舉。

老王向分局領導報告後，說既然手槍已經送回來了，那就把這個案子撤了吧。

但是，誰也沒有料到，第三天竟然又發生了類似的案件，而且一天之內發生了三起！

 

二、奇怪的匿名信

這三起案件，都發生於12月25日上午——

第一起發生在上午10時許，駐軍醫院的采購員樂妙秋前往大相國寺附近的一家西藥房購買藥品。他騎了一輛自行車，把采購的一箱西藥放在車後的架子上，用綁腿帶紮牢後，上車往位於市郊接合部的部隊醫院返回。行不多久，遇到了一個穿著藏青色長棉袍、頭戴黑色禮帽的男子，在馬路旁邊朝他招手。樂妙秋便捏住了刹車，單足支地，看著對方，臉露微笑，輕聲詢問：“老鄉，有什麽事嗎？”

那人三步並作兩步奔過來，朝樂妙秋欠身致意：“您好！解放軍同誌，我想問一下，北土街往哪個方向走？”

樂妙秋給他指了方向。對方又問：“那裏有家善濟堂中藥鋪不知在街的哪一端，我這裏有個地址，上麵寫了門牌的，可是字寫得太草了，它認得我，我認不得它。”

這人一邊說一邊從衣袋裏掏出一個信封，打開，抽出信紙，樂妙秋便把腦袋湊過去看。事後樂妙秋回憶，他那儲存在大腦裏關於這件事的記憶，就到此打住了。等他重新恢複記憶時，發現自己坐在一家茶館的一個角落裏，麵前的桌上放著一壺茶、兩個杯子，杯子裏有喝剩的殘茶。樂妙秋跟前天晚上戲院裏的傅參謀一樣，初時也是一片茫然，不知自己怎麽坐在這個地方。呆呆地想了又想，終於想起自己是出來購買藥品的，還騎著一輛自行車呢。可是，怎麽身在這個地方呢？那箱西藥呢？那輛自行車呢？

這時，跑堂提著一壺開水過來了，客氣地問：“同誌，您要添水嗎？”

樂妙秋問：“我是怎麽到這裏來的？”

跑堂大吃一驚，盯著他看了片刻，點頭哈腰道：“同誌，我去請我們老板過來。”

茶館老板過來了，告訴樂妙秋說是一位商人打扮的男子和他攜手進來的，選了這副角落裏的座頭，要了一壺茶，那商人當時就付了賬，大概是十分鍾之前的事，至於那商人怎麽離開了，老板沒有留心。

樂妙秋站起來：“我的自行車呢？車上還裝著一箱西藥呢！”

茶館老板已經感覺到情況有異，聽說還有什麽自行車和一箱藥品，馬上意識到發生案子了，當下陪同樂妙秋到門口去看，哪裏還有什麽自行車和藥品？於是立刻打發一個夥計前往分局報案。

第二起案件發生在差不多同一時刻，另一部隊的營部文書小李和理發員小薑也出了營房上街了。他們兩個也是購買東西的，小李購買文化學習用品，小薑購買理發用具。路過鼓樓附近的一條胡同時，有個城市貧民裝束的男子從胡同裏急匆匆地跑出來，看見兩人頓時喜出望外似的長噓了一口氣：“哎！真巧！解放軍同誌，我的鄰居大爺摔了一跤，可能傷了腿骨，這會兒動彈不了了，我想把他送醫院去請大夫看看，架子車借到了，卻沒法把他弄上車，您二位能幫個忙嗎？”

對於解放軍來說，不論何時，這種忙都肯定是幫定了的，於是就隨那漢子往胡同裏走。這回，在小李、小薑的記憶中沒有什麽拿出信封打聽地址什麽的情節，記憶臨時卡斷在走路上，走著走著，就沒有印象了。

文書和理發員重新恢複記憶後，發現自己坐在胡同另一頭一條馬路邊的一塊石頭上，太陽光照在他們身上，有些暖洋洋的感覺。正因為這樣，看見他們的路人才誤以為是在曬太陽補鈣而沒有覺得有什麽異樣。兩人檢查身上的東西，所有的錢鈔自然已經沒有了，文化人出身家境不錯的小李入伍時帶來的手表、鋼筆也不翼而飛了。如果他們帶了武器的話，那當然也是沒了。

公安局接到第二起報案時，第三起案件正在發生。

第三起案件的受害者姓汪，是開封特別市軍管會的一名機要通信員。當時，他駕著一輛剛檢修好的美製兩輪軍用摩托車外出試車。行駛中，小汪似乎察覺到摩托車有異響，於是就在路邊停下，支起了撐架檢查。這時，不知從哪裏冒出來一個三十來歲的精壯漢子，在他身邊駐步，自來熟樣地問道：“怎麽，車有問題？”

小汪看這人一副工人打扮，誤以為可能是修車行裏的師傅，而他本人不過是一邊開車一邊拆拆裝裝摸索著修理的技術，於是就產生了求教的念頭：“是啊，這車剛修了修，現在開著覺得聲音不對。這位師傅，您是修車的？”

對方點頭：“我以前幹過幾年修理工，專修汽車、摩托車，現在改行當司機開汽車了。”

小汪尋思這下巧了，正好當麵請教。這時，對方掏出香煙請他抽，小汪客氣地搖了搖手說自己不會抽煙，然後就問：“師傅，您說這車速加快時出現異響，那是什麽毛病？”

對方說：“這要發動起來聽聲音才能辨別。你發動起來，我聽聽聲音。”

小汪就原地發動引擎，一陣轟鳴，後輪飛快地空轉起來。

“加速！”那人一邊說著，一邊摘下棉手套，拍打了兩下，往摩托車座位上一放，側耳諦聽。這是小汪留下的最後一個印象，等他恢複意識時，發現自己倚在路邊的一棵樹上，定定神，才想起摩托車，當然已經不見了。

這三起案件，全部發生在第二區轄區內，二區公安分局接二連三地接到報案，自是吃驚。分局領導當時正在開會研究其他工作，刑偵隊在接到第三起報案後，立馬去會議室報告案情。分局領導馬上意識到這幾個案子似乎“邪門”，便中斷正在研究的話題，就這三起案子進行了幾分鍾討論，決定組織專案組進行專門偵查，同時立即向市局報告。

刑偵隊把偵查任務下達給了頭天負責調查戲院竊槍案的刑警小郭所在的那個小組，該組一共有五名刑警，由於警力緊張，專案組隻能抽調三名刑警，組長王守義叫上小郭和另一個留用的年輕刑警小那。老王也是留用人員，他是老刑警，又是有著六年黨齡的中共地下黨員，小郭也是黨員，小那則是地下團員，因此，這個專案組的政治可靠性是顯而易見的。

老王把小郭、小那叫到一起，三人舉行了一個短時間的案情分析會。老王說，從案情看來，今天上午發生的這三起案件和前天晚上戲院裏發生的竊槍案是同一樣式的，這種作案手法我知道，叫“拍花”，就是對受害人下了迷藥，使人短時間內喪失意識，順從作案者的意誌，通常是讓你幹什麽就幹什麽。迷藥下得重一些，那就是頭天晚上戲院裏那個傅參謀的遭遇，會昏昏沉沉地熟睡過去。所以，我們現在的調查要順著這個思路進行。

三人兵分兩路立即開始行動，小那負責收集情報，老王和小郭走訪受害人。當時公安局裝備極其簡陋，老王、小郭隻有弄輛自行車騎騎的份，兩人輪流互載著整整奔波半天，到天黑才走訪了最後一個受害人完成了現場踏勘。

他們發現三起案件有共同點：第一，三起案子發生時，受害人所站的位置都處於下風頭；第二，第一起案件的受害人樂妙秋、第三起案子的受害人小汪都遭遇了案犯出示東西的情節，樂妙秋碰到的那主兒玩的是打開一個信封，小汪遇見的那個家夥則把摘下的棉手套倒拿著套口朝外拍了幾下，第二起案子的受害人雖然未見作案者出示什麽東西，但作案者當時走在前頭，胡同深處有風迎麵吹來，他直接撒迷幻藥就行了。這兩個共同點是符合拍花犯罪的特點的，因此，這些案子看來是拍花犯罪無疑了。

老王、小郭回到分局，小那已經在等他們了。小那說他找到了三個屬於他掌握的耳目，都是在社會上到處混的小錯不斷大事不犯的主兒，問了問這幾天黑道方麵的活動情況，都沒有聽說過拍花犯罪，也沒有聽說過有外地道上的朋友到開封來闖世界。

情況匯總進行到這裏的時候，分局辦公室給專案組送來了一封信件。這是一封匿名信，信封、信紙上的文字都是用毛筆寫的，但書法並不出眾，估摸寫字者最多也不過上過幾年私塾而已。信封上寫的是：“開封市第二區公安分局領導收”，信紙上寫著：“敬啟者，江湖之道應係任何黨派任何政府都遵循之道，否則，黨派也好，政府也好，就很難維持長久。君以為確否？實不相瞞，吉祥戲院手槍等諸事，均係兄弟所幹。在此警告，如仍不按江湖之道行事，汝等之輩麻煩大著哩！”

老王三人一看，都是一怔：這是什麽意思？跟公安局談什麽江湖之道？寫信者要公安局按江湖之道行事，又是什麽意思？

專案組議了議，認為作案者多半是把共產黨的公安局當成國民黨的警察局了，所謂江湖之道無非就是警匪勾結，黑白通吃。瞧作案者的口氣還挺大的，言下之意看來是如果警方不按照他們的意願行事，那就將繼續作案，把“拍花”進行到底。

 

三、神秘的黃包車夫

12月26日上午，專案組三人決定分頭走訪昨天三起案子發生現場周圍的群眾，指望能夠撞到好運，有人能夠提供拍花案犯的蛛絲馬跡，以便順藤摸瓜追查下去。可是，三人白白辛苦了大半天，接觸了幾十位群眾，竟然沒有一人提供線索。這麽多人中，隻有茶館老板和夥計還能說一下那個把樂妙秋引進茶館坐下喝茶的家夥的形貌特征，但這僅僅可以證明樂妙秋的回憶是準確的，對於此刻的追查並無幫助。

令人大大出乎意料的是，專案組三人還沒有回到分局的時候，開封市內竟然又差不多在同一時刻發生了三起拍花犯罪案件！

為了敘述的方便，這裏就把已經在23日、25日發生的那四起案子按順序編號為1、2、3、4，而把26日下午發生的三起案件編為5、6、7號案件，下麵將後三起案子按順序介紹如下：

下午近兩點鍾時，北土街10號，一個穿未佩戴銜章的解放軍製服的幹部模樣的男子從市政府大門裏走出來，大步穿過馬路，由於走得急，肩上挎著的軍用挎包一晃一晃的特別顯眼。這是開封特別市軍事管製委員會下設的“蔣匪軍散兵遊勇收容隊”的一位幹部，姓龔，他是奉命前往市政府（開封特別市民主政府和開封市軍管會是一套班子兩塊牌子）來領一筆特別經費的，這筆經費將用於已經經過審查允許返鄉的國民黨士兵的路費。收容隊在開封第六區，當時已經屬於郊外了，龔某決定叫輛黃包車。

沒有料到的是，這個車夫竟然是拍花案犯裝扮的，這樣，龔某就著了對方的道道。事後，麵對偵查員的詢問，他甚至說不清楚當時自己是怎麽中招的，隻記得他對車夫說去位於第六區的“收容隊”，問對方知道不，那車夫連連點頭，說他從小就是在那裏長大的，熟得閉著眼睛也能拉到；然後就談車錢，對方也很大路，說同誌您就看著給吧，給共產黨幹部服務，白拉不給錢我也很願意。龔某就上車了，黃包車隨即起步。接著，龔某就記不起發生了什麽情節了。等他恢複意識時，是站在離市政府不到一裏處的一個十字路口，身後是一根木頭電線杆。他那個軍用挎包當然不翼而飛了，內中裝著1948年12月1日剛剛成立的中國人民銀行發行的已在全國解放區統一使用的舊版人民幣1500萬元（合新幣1500元）。

這是第5號案件，與此同時，第6號案件也在發生：第6號案件發生於第一區延壽寺東街，受害人是第一區民主政府辦事員豐美儀。

這天上午，豐美儀受領導指派，前往街道居委會去收集最近一個階段人民群眾對於民主政府工作方式、方法和幹部態度的情況反映，回來時順便去一趟印刷廠，把印好的一些表格帶回來。領導交待工作時，特地關照豐美儀，印刷的表格有好幾捆，很重的，你拿不動，所以一定要乘黃包車回來。

豐美儀上午辦完收集情況的事兒後，回了趟家，在家裏吃了午飯，然後去印刷廠取東西。出門後叫了一輛黃包車，把東西放上去，自己卻沒上車，她的意識中還有著“坐車不平等”的成分。黃包車夫就勸說她上車，說他們工會對車夫有規定，既然收了乘客的錢，那就得全心全意為人家服務，姑娘你如果不坐車，給人家發現了往工會一嘀咕，我就得受處罰。豐美儀聽著就有憐憫之意，於是就上車了。車夫卻不急於拉車行進，而是拿出一張折疊著的報紙，打開後指著上麵的一個字詢問應當念什麽。豐美儀告訴了他，對方見她似乎有些不解，便解釋說他們工會規定車夫學習文化，每天至少要學會三個漢字，他這是在完成任務。

車夫拉起黃包車往前走，豐美儀不知不覺就沒有意識了。等到她恢複意識時，發現自己坐在一條胡同口的一塊石頭上，旁邊有幾個孩子，正一臉好奇地打量著她。檢點下來，那幾大捆表格自然沒了，自己的手表、鋼筆、錢包、證件也都沒了。怎麽沒的，她卻無論如何也回想不起來。

這時，第7號案件差不多也已經發生了。案件發生的情況跟前麵幾起幾乎一模一樣，唯一的不同之處是發生地點是在第二區，也是幹部乘坐黃包車，不知不覺就中了招。但是，第7號案件的性質卻是最為嚴重的。受害人是開封特別市民主政府（軍管會）軍糧股幹部，他被竊的挎包裏有一份軍糧供應計劃書，這是一份機密文件。

這三起案件分別被報到了第一區、第二區公安分局，分局還沒來得及向市局報告，那個丟失軍糧供應計劃書的幹部已經直接向軍管會報告了情況。軍管會當即作出了反應，直接給開封特別市公安局打了電話，命令立刻組織力量偵破該案。

這時，第一、二區分局的電話也打到市局了。市公安局領導意識到，眼下需要偵破的已經不是“該案”，而是七起拍花係列案件了。於是，決定組成一個由市局和第一、二區分局偵查員組成的聯合專案組。

市局派出了一位偵查員，姓梁名世銘。這個二十六歲的蘇北漢子有著一番傳奇性的經曆。他是個孤兒，打從記事起就在過流浪生活，七歲時被一個走江湖賣膏藥的老頭收留，跟著老頭過了八年，學得些拳棍功夫。老頭病歿後，梁世銘就獨個兒走江湖賣藥，兩年後結識了一個也是走江湖賣蛇藥的朋友劉俊生。劉俊生是中共地下黨的交通員，利用賣蛇藥為掩護在蘇皖豫邊區一帶活動，替黨做地下交通工作。他和梁世銘相處一段時間後，就發展梁世銘參加了地下黨。梁世銘也被組織上安排當了地下交通員，直到抗戰勝利。1945年10月29日，中共成立了蘇皖邊區民主政府，梁世銘被安排去了下設的公安局當了一名偵查員。從那時起到如今，梁世銘一直幹著公安偵查工作。這次，市局領導指派梁世銘去第二區分局組建聯合專案組，由其擔任組長，主持偵查拍花係列案。

梁世銘到第二區分局時，第一區分局派來的兩名偵查員印雄、邱仲曦已經到了。第二區分局派出參加聯合專案組的就是原分局專案組的老王、小郭、小那三人。梁世銘點了名把姓名和人對上號以後，說任務緊急，咱們多餘的閑話就不說了，趕緊談案情吧。先請你們把七起拍花案的案情介紹一下，然後請老王同誌介紹你們之前所做的工作情況，最後大家一起分析案情。開始吧！

第二區原專案組三位偵查員還是持原先的觀點，說那封匿名信就是拍花案的作案者寫的，為的是跟警方建立一種國民黨時期的“警匪勾結”關係。對此觀點，第一區分局的偵查員邱仲曦表示不完全讚同，他認為這封匿名信出自拍花係列案的作案者那是肯定的，但是，從信的內容裏看不出明顯的要求建立“勾結關係”的意向，他們隻是希望警方按照所謂的江湖規矩行事。而第一區分局的另一位偵查員印雄則認為匿名信乃是那幾個案犯在向民主政府叫板，可能他們的背後有國民黨反動派的政治背景，作案是為了製造恐慌氣氛，寫信則是為了幹擾偵查方向。

如此這般議論了一番，梁世銘一直靜靜地聽著，沒有開口。眾人說完後，他把那封匿名信拿在手裏，靠他那在參加工作後才學得的那點文字識別水平不大輕鬆地看了數遍，忽然開腔了：“我明白了，可能是這麽回事！”

眾人便把目光一起投向梁世銘，但梁世銘卻沒有接著往下說是怎麽回事，而是問：“你們一區、二區，哦，可能主要是二區吧，因為最早幾起案件都是在二區範圍裏發生的，老王，你們二區分局在第一起拍花案發生之前一兩天裏，辦過什麽案子抓過什麽人嗎？”

王守義給問得一怔，想了想才回答：“第一起拍花案是12月23日晚上發生的，就是吉祥戲院竊槍案。在這之前一兩天裏，我這個小組在辦兩起案件，一起是盜竊案，大達布廠的棉紗被盜，是我在主持偵查，一直到現在也沒有查到什麽線索，當然也就談不上抓人；還有一起是搶劫案，是其他同誌在偵查，直到昨天才聽說有了點眉目，人抓沒抓我不清楚。至於刑偵隊其他小組是否辦案抓了人，這我就不清楚了。”

梁世銘知道刑偵隊辦案都是各歸各的，各小組、刑警之間互相不知道各自在辦什麽案子，準備或者已經抓了什麽人，這方麵也犯忌打聽。但是，現在他需要了解這方麵的情況，於是就讓大家稍等，他去找刑偵隊領導直接問一下。但梁世銘卻碰了一枚軟釘子。他原以為自己來自市局，為了案情需要了解一下這方麵的情況應該沒有問題，哪知刑偵隊那位隊長對此不以為然，聽他說明來意後，隻是搖頭，臨末說我給你出一個主意，你去分局辦公室走一趟，我們分局各個部門隻要逮人，都是需要到主任那裏去開拘捕證的，拘捕證有存根，隻要主任肯讓你查，那幾天拘捕了多少人、是些什麽人、姓什麽叫什麽住在哪裏不都清清楚楚一目了然了嗎？

梁世銘不得不承認這是一個絕妙而且省事的主意，謝過對方立馬去了分局辦公室，很快就抄錄了一份拘捕證存根。這份存根上有分局自12月20日以來拘捕的十三名人犯的姓名、住址、案由，其中四名是國民黨潛伏特務，其餘是刑事和治安案件，有強奸、搶劫、盜竊和鬥毆等，其中鬥毆的就是12月21日晚在追靖飯莊打架的五福布店老板金慶鼎。

梁世銘把這份名單給專案組每人看過後，這才開口端出了自己的思路：這幾個案犯是在跟第二區公安分局叫板。為什麽要叫板？肯定他們認為分局的警察在辦某件案子時得罪了他們。這個推測是可以用已經發生的事情來印證的。12月23日晚上吉祥戲院發生了竊槍案，但是，次日那支被竊的手槍連同子彈完好無損地被送了回來。這完全是江湖道上人物的行事規矩：你得罪了我，我給你一個小小的警告，但並不真的讓你受到什麽損失，看你是否意識到。第二區分局方麵是否“意識”到了呢？沒有！好，那就再給你們些厲害瞧瞧，於是就接連發生了三起拍花案。這下你們總該知曉厲害了吧？但分局方麵還是毫無察覺不作任何響應。這樣，那就需要給你們進一步點一點了，於是就有了那封匿名信，意欲“開導”警方。但警方還是沒有作出他們所希望的反應，於是就接著作了三起案件。

梁世銘如此這般把自己的推測對老王等人說了說，眾人恍然大悟，都認為梁世銘的推測很有道理。於是就討論接下來應該怎麽辦，這個思路大家是一致的：分析那十三名被拘捕的人犯，通過人犯的社會關係查摸那幾個拍花案犯。

這種分析是需要比較詳盡的材料的，拘捕證存根上的寥寥數字就起不到什麽作用了，得從承辦這些人犯的警員那裏調取卷宗材料。按照規定，借閱卷宗材料需要打報告，由分局領導簽批後方能實施。這時已是晚上10點多鍾了，即使現寫報告請領導簽批了也找不到承辦警員，人家早已下班了，所以，這件事就隻好留待次日進行了。

次日上午9點，專案組已把十三份卷宗材料借調過來了。先粗略地過過目，一致意見是把那個五福布店的老板金慶鼎排除在外，因為這人是酒後打架，雖然把人家的小臂橈骨打骨折了，但是他在被拘捕進分局後，在第一時間就認錯，當場掏錢賠償。承辦該案的治安股警員跟受害人方麵接觸後，對方也表示可以諒解。這樣，承辦員就決定將其拘留十天。報告送到主管治安的分局領導那裏，領導說看守所監房那麽緊張，這人既然已經認錯並作賠償了，那就拘留他六天吧。專案組認為，一個布店老板，應當跟江湖黑道是沒有什麽關係的，所以就將其排除在需要研究的對象之外了。

專案組作出這個決定的時候，金慶鼎正好走出看守所，他關押六天期滿了。

沒有料到，當天下午會發生一樁令人意外的事情！

 

四、這個推斷準確嗎

這天下午3點多，第二區公安分局門口來了一個衣衫襤褸的流浪漢模樣的男子，用一根粗木棒挑著兩個沉甸甸的破麻袋，駐步後重重地往地上一放。旁邊木頭崗亭裏的崗哨以為他是歇息的，便說老鄉你到一邊歇著去，別堵著大門。那男子對崗哨說，有人讓我把這些東西送來交給你們。話剛說完，拔腿就走，崗哨叫也叫不住。

兩口麻袋裏的東西是從編號第2到第7的六起拍花案件中除自行車、摩托車以外的全部贓物，一件也不少。清點中，發現裏麵夾著一張十六開白紙，上麵用毛筆寫著：車在先賢小學後門口停著，你們自己去取。警察過去一看，果然停著，因為上著鎖，就找了輛人力車拉了回來。

當時，專案組正在第二區分局裏麵閱讀、分析那十二個拘捕對象的卷宗材料。贓物被送回的消息一傳到他們那裏，眾人頓時大吃一驚，組長梁世銘第一個反應過來，意識到看來之前的推測是準確的，拍花案犯頻頻作案的原因就是因為他們認為第二區分局的警察得罪了他們，現在，得罪的因素已經消除，所以就把贓物送回來了。

得罪的因素是什麽呢？梁世銘的第一個想法就是要知道從昨天下午第7號案件發生到現在的這段時間裏，那十三個在押人犯的情況有什麽變化。

電話打到看守所，梁世銘要求知道這段時間裏他把姓名報過去的那十三個關押對象是否被提審過，是否因治病等原因離開過看守所。那邊逐一核對後回報說，除了金慶鼎之外，其餘十二個人犯一切情況都正常，這段時間裏沒有提審過，也沒有出過看守所。

梁世銘聽著覺得有情況了，便問：那麽那個金慶鼎呢？

金慶鼎？他已經在今天上午10點多被釋放了。

梁世銘這才想起金慶鼎的卷宗袋裏有一份拘留時間的報告，分局領導批了拘留六天。因為這人是被排除在需要了解的對象之外的，所以也就忽略掉了。

這樣，如果說“得罪”拍花案犯的因素確實存在，而目前已經消除，所以案犯把贓物主動送還的話，那麽這個消除的因素就是金慶鼎的釋放了。專案組眾偵查員麵對這一猜測，感到簡直不可思議：難道這個二十七歲的布店老板，竟然跟黑道上有著比較深的淵源關係？

十二份卷宗材料被放到了一旁，那份原先已經剔出的金慶鼎的卷宗被眾人傳閱。但是，看過材料後，偵查員的不解似乎更加濃厚了。當時因為處於新舊政權變更交替之際，公安方麵規定，對於被捕者，不管男女老少，不管是由於什麽案由折進局子的，在訊問時一律先要了解人犯的家庭情況、社會關係、本人經曆，然後再訊問案情。從卷宗裏的訊問筆錄，金慶鼎的家庭出身、背景和本人經曆，看來看去也覺得無法跟江湖人物掛上鉤。

金慶鼎，開封本地人氏，祖上三代都是經營棉布業的本分商人。金慶鼎出生於1922年8月，小時候體弱多病，九歲時被父親送往嵩山少林寺練武調養。金慶鼎在少林寺待了一年兩個月，不但改善了體質，還學得了幾套拳術。金慶鼎返回開封後，上學讀書，小學、初中是在開封讀的，高中去鄭州讀。讀了一年多高中後，為追求北平的表姐，毅然決定放棄鄭州的學籍，隻身前往北平重新考試，進了一所教會學校。那時對於表親之間的婚姻還沒有“近親”之說，表姐給金慶鼎追求到了。但是，那位姑娘紅顏薄命，訂婚後沒多久就因肺結核去世了。金慶鼎受此打擊，北平也不待了，卻也不回開封老家，去了鄭州原先讀過的那所中學，要求重新入學，讀幾年級無所謂。學校拒絕恢複他的學籍，卻因其在北平的教會學校上了一年多學把英語學得不錯而聘請他擔任初中部的英文老師。

金慶鼎的父親名叫金九靈，子承父業從老爸手裏接過了五福布店經營，是一個老實本分的生意人，生意場上人都喚他老金頭。金慶鼎是老金頭唯一的兒子，因此，老金頭希望自己晚年時，兒子從他手裏把布店接過去經營。人大多有一個喜歡複製成功模式的習慣，老金頭也不例外。所以，想讓兒子在讀完初中學業後不必考高中了，回到家裏開始學著做布業生意。但金慶鼎卻不聽話，對於老金頭的話根本就是當耳邊刮過一陣風。老金頭不知作過多少努力，還請了親朋好友方方麵麵不知多少人做兒子的思想工作，但金慶鼎就是油鹽不進，不肯經商。

直到1948年年初，金慶鼎才像一個長夢做醒似的忽然給金九靈寫來一封信，說他願意回家跟老爸做生意了。老金頭大喜，生怕兒子變卦，當即親往鄭州去接兒子回開封。到了那裏才知道，兒子此舉也是無可奈何的選擇：這主兒跟一個女學生玩起了師生戀，那個十七歲的姑娘懷孕了。那是一個資本家的女兒，她對家裏說了真情，提出輟學後立刻跟金慶鼎結婚。但父母堅決反對，因為他們對於女兒的今後另有打算，理想中的女婿不是如金慶鼎那樣的粉筆匠，所以讓女兒馬上去把胎兒打掉，那姑娘無奈之下隻好服從。這件事被學校方麵知曉了，盡管很看重金慶鼎的英文教學水平，但這種品質有問題的人顯然不適宜再留在學校為人師表了，於是通知金慶鼎在本學期結束後另謀高就。金慶鼎想想無路可走，於是就決定回家跟老爸學做生意，待老頭子百年後接盤做個老板算了。

沒有想到的是，金慶鼎跟著老金頭才做了半年生意，老金頭就被查出患了絕症，現在說來就是某個內髒生了惡性腫瘤。一個月後，老金頭去世。金慶鼎提前接盤做了五福布店的老板，他倒還算聰明活絡，漸漸也就應付自如，照樣把布店生意做得有聲有色，同業中有人斷言這小子不久就能超過他那已故的老爸。

針對金慶鼎的調查方案很快就製定了：第一，對金慶鼎自述的經曆進行縝密的調查，看是否有偽造的成分；第二，與此同時還應當對金慶鼎在釋放後的活動情況進行調查；第三，從現在起，應當安排專人晝夜對金慶鼎進行秘密監視。

調查和監視工作緊鑼密鼓進行了兩天，偵查員向街道、金慶鼎的鄰居、布業公會、鄭州的那所中學等方麵悄然進行了調查，所獲結果與金慶鼎在接受承辦員訊問時所說的基本相同；金慶鼎自12月27日釋放後也未見異常活動，他釋放後就坐了黃包車回家，下午就像之前那樣坐鎮在五福布店的店堂裏了，沒有外出，也沒有人去找過他。

如此，梁世銘就蒙了：這是怎麽的？難道我的推測有問題？他重新梳理了思路，想來想去也無法放棄之前的推測。情況是明擺著的：金慶鼎被捕後，案犯下手盜竊了傅參謀的手槍，次日自動歸還；見警方沒有反應，於是一口氣又作了三起案件，警方還是沒有“醒悟”，於是就送來了警告函件，然後緊接著又作了三起案件。之後，金慶鼎被釋放了，於是所有贓物都自動歸還，而且從此就再也未曾發生過拍花案件。這一切，不就是圍繞著金慶鼎在進行嗎？但現在的情況怎麽跟金慶鼎這人無法聯係起來呢？

梁世銘向領導匯報了情況。領導問接下去你們準備怎麽辦，是打算放棄呢還是繼續調查下去？梁世銘說我不甘心放棄，我一定要把案情調查清楚。我想之後的偵查工作還是分兩步同時進行：對金慶鼎的秘密監視繼續下去；部分改變偵查方向，準備對黃包車這個方向伸出調查觸角，因為後三起拍花案子都是通過黃包車實施的，我想案犯不可能就是黃包車夫吧，那他們一定要設法搞到黃包車，這就是一條線索了。

 

五、迷宮之門

這樣，從12月30日開始，梁世銘就和偵查員邱仲曦、王守義開始查摸黃包車這方麵的線索。

梁世銘留意到後三起跟黃包車相關的拍花案發生後那三個當事人對於黃包車以及車夫的描述，這三個案犯應當不是同一個人，這點從案子發生的時間上也可以得到確認，這樣，黃包車也就肯定不是一輛，而應當是三輛。另外，那三個拉車案犯的口音盡管有明顯的河南腔，但開封本地人豐美儀卻能夠分辨出對她下手的那個肯定不是開封人，而且，以前經常乘坐黃包車的小豐事後還回想起，那人拉黃包車的步伐也顯示出這人不是一個經常拉車的車夫。因此，梁世銘認為案犯並非職業黃包車夫，而是為了作案而客串了一把車夫。對於案犯來說，本人可以搖身一變改扮成車夫，但必須得有黃包車，因此，他們得有獲得黃包車的渠道，隻要盯著黃包車追查，大致上就能摸到點蛛絲馬跡了。

當時開封全市有大約七八百輛黃包車，其中極少部分屬於車夫個人所有，大部分則分別屬於幾十家車行擁有，由車夫向車行租借使用。開封解放前，車行老板有一個“車業公會”，相當於後來的行業協會，但車夫卻沒有什麽組織，經常遇到被老板欺壓之事，隻有忍氣吞聲的份兒。解放後，民主政府替車夫做主，組織成立了黃包車行業工人委員會。這個工會在黃包車行業的權力很大，連老板的行業公會也不得不服從該組織。

黃包車行業工會為專案組的偵查工作提供了方便。梁世銘、邱仲曦、王守義三人先去了工會，獲取了開封市所有車行老板和黃包車個人擁有者的姓名、住址，就地議了議，決定先把個人擁有者往旁邊放一放，專找那些車行老板調查車行黃包車的使用情況。梁世銘根據各車行分布地點，劃分了三個範圍，三個偵查員每人一個範圍逐家進行排查，要求必須查清每輛黃包車在12月26日案發時間內的去向。

梁世銘事後回顧時覺得，此舉其實似乎有些多餘，因為他們三人用了整整一天的時間一家家車行跑下來，所得到的結果是一致的，用兩個字就可以說明：無效。具體說來，那是因為車行老板所能提供的，隻是他的車行一共有多少輛黃包車，偵查員指定要調查的那天多少輛租出去了，哪輛車租給哪個車夫都有記錄的，沒有租出去的車都在車行裏停著。這就是說，車行老板並不能提供有用的線索，他們提供的情況僅僅是案子發生的那天，全市車行一共有二十五輛黃包車沒有出租，其中九輛是有故障的，其餘十六輛都在車行裏停著。這一情況同時也被在車行內打工的非車夫員工所證實。

當晚，梁世銘三人碰頭聊了聊情況，決定次日開始直接通過黃包車夫進行調查。

全市七八百輛黃包車，車夫至少超過一千人（有的是兩人合租一輛車），要逐個調查的話，工作量之大是可以想見的。為此，偵查員想了個法子：請工會提供幫助。

黃包車行業工會提供的幫助為偵查員節省了時間和精力，他們采取的方法是把全市七個區的工會分會負責人召集起來，請偵查員向他們說明調查要求，回去後向本區範圍的各個工會小組的組長布置向車夫逐個詢問。

這項調查耗時一天半，到1949年元旦中午，全部調查數據都送到了專案組。梁世銘三人原本對調查結果寄予著很大的希望，但出乎意料的是，調查結果竟然顯示上千名屬於開封黃包車行業工會的車夫會員中沒有一個人把自己承租的黃包車臨時借給過別人。

這不是奇怪了嗎？梁世銘把目光投向王守義：“老王，你是開封本地人，你說說關於黃包車還有什麽沒查到的嗎？”

老王雖然是舊刑警出身，以前在查案子時跟開封各行各業幾乎都打過交道，但對行業的具體情況不可能都了如指掌，但他想了想還是說出了一種可能：“還有兩部分黃包車沒有查到，這兩部分的車子數量都很小，但如果案犯將其作為獲得黃包車的來源的話，肯定是可以滿足的。”

這兩部分是：屬於少數車夫個人所有的黃包車，就是車夫自己買了一輛車子自己拉車攬客，這樣就節省了給車行老板的“份錢”；還有一部分就是有些富家的私家黃包車，這些富家為圖用車方便，也出於顯擺、衛生等方麵的考慮，自己掏錢買一輛黃包車，雇傭一個車夫，全家人隨時可用車。

梁世銘反應快，馬上說我們立刻跟後三起案子的受害人聯係，問清楚他們當時所乘的黃包車是新的還是舊的，是包車的豪華式樣還是拉客車的普通式樣。邱仲曦於是給三個受害人所在的單位打了電話，那時也沒有什麽法定假日的說法，新政權剛剛建立，人人忙得不亦樂乎，元旦照樣上班，三人都找到了，但除了豐美儀之外，另外兩位對自己當時中招的黃包車沒有什麽印象。豐美儀說電話裏說不清楚，我去你們那裏一趟當麵說吧。

據豐美儀所說，她記得當時站在印刷廠的門口，腳邊放著印刷廠的徒工幫她拎出來的那幾捆印好的表格，等候了片刻就看見馬路對麵有一輛空的黃包車經過。那車夫眼睛很尖，老遠就看見了她，沒等她揮手招呼，已經穿馬路奔她而來了。那輛黃包車的式樣跟馬路上攬客的車子沒有什麽差別，但像是嶄新的，橙色油漆塗得很鮮亮，輪胎也是新的。

偵查員分析：開封地麵的黃包車凡屬於私家車的，主人都要求車輛製造工廠把車子的式樣整得與眾不同一些，油漆顏色也會搞出些特色來，坐墊、車篷則更是比普通載客的車子高級。所以，可以斷定這輛黃包車不是私家車。那麽是什麽車呢？估計應該是一輛比較新的載客黃包車。

再往下，就需要向黃包車行業工會方麵請教了。這個工會也實在是寒磣，雖然有專人辦公，但那裏是沒有電話的，梁世銘就和老王騎了自行車過去了一趟，請他們相幫分析：豐美儀所說的那樣一輛黃包車會不會是一輛車夫私人擁有的車子？

行業工會認為基本上可以這樣認定。那麽，請工會同誌幫我們了解一下哪裏有這樣一輛塗著橙色油漆的新車，看看是哪個會員擁有的。工會的同誌說，這個調查可能需要些時間，因為根據規定，凡是私人擁有黃包車的車夫目前是不能加入我們工會成為會員的。所以，通過工會的組織條線是無法查到這輛車子的，得通過我們下麵的工會小組長和積極分子去了解。梁世銘說那就麻煩你們了，請你們給我們一部分名單，我們這就先開始登門了解。

這項調查進行到次日下午，偵查員和工會同誌總算聯係上了所有小組長和積極分子，但是，所獲結果卻無法使人臉綻笑顏：所有接受調查的車夫都說，在他們印象裏沒有哪個私人車主擁有這樣一輛黃包車。當然，也有情況能夠證實專案組先前分析的“案犯有三輛黃包車”的推斷，不止一人反映說，案發那天的那個時段，他們在出車時遇到過那輛橙色黃包車。而據時間和地點分析，這應該不是同一輛黃包車。那麽，這是怎麽回事呢？難道這三輛橙色黃包車是從外地拉到開封來作案的？如果是這樣，牌照是真是假？是何地的牌照呢？

偵查員麵對這種情況，不由皺起了眉頭。王守義看看天色已晚，說我們暫時不想這個了吧，今天是元旦，咱們出去找家館子喝點小酒，我請客。老王是中共地下黨員，但當時這身份是秘密的，其公開身份是留用的舊警察，所以按月領取薪水，比起梁世銘和邱仲曦兩個吃供給製的來，經濟條件不知好過多少倍。當下三人就去喝酒，但盡管想放下心來好好過個節，但各人心裏總是牽掛著拍花係列案，也不知是誰開的頭，反正說著說著又議到了黃包車上。

當然，無論怎麽議來議去，線索還是沒有出現。一會兒，三人忽然誰也不開口了，默默地喝著悶酒。就在這時候，外麵忽然匆匆地衝進一個人來，站在棉門簾裏側轉頭扭頸地朝店堂裏一副副座頭上的食客逐個打量，梁世銘定睛一看，不禁一怔：這不是黃包車工會的小季嗎？幾乎是同時，他心裏倏然一動：有線索了！當即下意識地站了起來：“小季！”

小季送來的消息是：有一個姓洪的車夫聽說工會在打聽一輛橙色新黃包車的下落，特地跑到工會來報告，說據他所知，第二區八府倉街土地廟左側的侯伯驍最近置備了三輛橙色黃包車，但還沒有上牌照，應該說是不能上街搞營運的，不知這是不是你們要查的車？

梁世銘三人一聽，真是又驚又喜，這飯館不是說話之處，當下酒也不喝了，馬上結了賬，拉著小季就去第二區公安分局專案組辦公室詢問詳情。小季說我並不認識侯伯驍那人，也不知道那是一個什麽樣的人，要麽我陪你們連夜去老洪家找他了解？梁世銘多生了一份心，先問老洪住哪裏，跟侯伯驍是什麽關係。他擔心洪、侯是鄰居，此刻一登門隻怕就會驚動侯伯驍。果然，這份心還真讓他給擔著了，小季說他問過老洪，確實是侯伯驍的鄰居，不過兩人關係一般。王守義說既然我們不便登門，那就另外想一個辦法，看是否找個什麽合適的借口，讓人去把老洪叫出來談談？梁世銘便問小季是否能夠幫這個忙，小季說沒有問題，我找個拉車的工會積極分子，或者幹脆找老洪那個工會小組的組長，說某某工友病了，請老洪去幫忙，那還不容易？鄰居聽了誰也不會懷疑的，咱們窮人之間這種忙經常互相幫來幫去的。梁世銘聽了想了想，便點了頭。

侯伯驍的情況當晚就了解到了：這人四十二歲，開封南郊鄉下人，二十年前到開封市內來混世界，據說為人極講義氣，在江湖上結交了許許多多三教九流的朋友，他曾給惡霸、糞把頭“杜大耳”當過打手，後來自己當上了“杜大耳”手下的一個小糞把頭。抗戰時日本人占領了開封，“杜大耳”賣身求榮投靠日本人當了“維持會”裏的一個頭目。侯伯驍倒還有幾分愛國熱情，跟抗日力量搭上了邊，既幫過中共地下黨的忙，也搭救過被日本人追捕的“軍統”特工。1942年，“杜大耳”受日本人指使，意欲誘騙一批良家婦女給日軍當慰安婦，侯伯驍知道後懷揣匕首登門勸告，“杜大耳”不聽勸告，還揚言要把侯伯驍綁了送日本憲兵隊喂狼狗。早有準備的侯伯驍遂一刀結果了“杜大耳”後遠走高飛，不知去向。抗戰勝利後，侯伯驍返回開封，國民黨政府和一些老百姓都把他當做英雄樣的歡迎了一下，國民黨警察局、“軍統”方麵都請他加盟，他拒絕後繼續當他那小小糞把頭。大約一年前，侯伯驍不知出於什麽原因忽然退出了糞業，居家賦閑了一陣，八月間靜極思動，想開一個小車行出租黃包車，於是就去城東竇老大車輛製造廠定做了三輛黃包車，準備先小試牛刀，行的話再增添一些，將車行正式開張。10月上旬，竇老大把三輛新車拉到了侯伯驍家的院子裏，一手交錢一手交貨。但那時解放軍已經快打過來了，侯伯驍沒有心思再小試牛刀，那三輛新車就一直停在家裏。

梁世銘三人連夜商議，決定查摸侯伯驍是否有什麽政治背景。侯伯驍住在儀北街，屬於第一區範圍，元月2日上午，偵查員去了管段派出所，問了問，得知侯伯驍以前沒有參加過反動組織，雖然曆史上當過打手、糞把頭，但沒有聽說犯過血債，到目前為止也沒有接到過群眾對於此人解放前欺壓老百姓的檢舉、控訴。梁世銘想了想，決定登門看看。

踏進侯家的大門，院子裏停著的三輛黃包車果然一目了然呈現眼前。侯伯驍還特地搭了一個蘆席棚子遮風擋雨防太陽，此刻，他正在蘆席棚前坐著曬太陽，麵前的一張小桌子上放著一壺茶、一盒香煙。三個偵查員穿著便衣，對侯伯驍說他們是市政府交通科的工作人員，奉命對全市的交通工具進行數量調查，作為政府考慮今後本市的交通發展規劃的參考數據。

侯伯驍是個身高架大的漢子，比三個偵查員中個子最高的邱仲曦還高出大半個腦袋，以至於三人隻好微仰著臉跟他對話。這人一開口，梁世銘就暗吃一驚，尋思自己算是老江湖了，眼前這主兒江湖經驗竟然比他還要老到。侯伯驍說什麽呢？他說，三位上午好！兄弟對於三位自報的身份有些疑惑，看你們這副精氣神和走路的架勢，在政府裏幹管交通的事兒實在是委屈你們了。在兄弟看來，您三位去幹警察那真是再也合適不過了。嗬嗬，說笑！說笑！

這人一眼就看出了梁世銘三人的警察身份！

偵查員就有些潛在尷尬，當然表麵上沒有露出來。侯伯驍問你們看在哪裏談話合適？院子裏還是屋裏？偵查員說就在院子裏談吧，侯伯驍於是吆喝著讓老婆沏茶，又向三人散了香煙。梁世銘抽著煙，心裏尋思這姓侯的這副敏感樣子，看來是一個不大容易對付的角色，估計得多耗費些精力了。

哪知，往下一談結果正好相反。正因為侯伯驍的江湖經驗豐富，所以他在猜出來者的身份後，馬上意識到肯定是來調查什麽案子的線索的。當下上茶奉煙後不再開口，靜候來者說話。梁世銘知道跟這種角色打交道不必七曲八繞，開門見山最好，於是一下子就說到了那三輛黃包車。

侯伯驍聽罷，微歎了一口氣：“唉！看來我最初的念頭還是對的！”

什麽叫“最初的念頭”，又怎麽理解“對”與“不對”？對此，侯伯驍自有解釋：

八天前，侯宅忽然有一個不速之客登門。此人姓劉，比侯伯驍大四五歲，是一個臉色蒼白、終年咳嗽不斷的小老頭，人都喚他“劉癆癆”，懷疑他患的是癆病。“劉癆癆”跟侯伯驍已經相識了二十餘年了，當初侯伯驍從鄉下到開封城裏投奔“杜大耳”的時候，他是“杜大耳”的賬房先生。“劉癆癆”為人刁鑽，但跟侯伯驍倒是很投緣，一向對侯很好。對於一個從鄉下到城裏來混世界的青年人來說，最初環境中別人對其的態度將對其終身的發展產生深遠的影響。侯伯驍後來混得還不錯，他又很念舊，因此對“劉癆癆”一直有著一份感激之心。“劉癆癆”後來的情況卻是每況愈下：“杜大耳”投靠日本人當漢奸，他想跟著去為東洋人效勞，但人家“皇軍”一看他那副癆病樣子，擔心傳染，於是就斷了他的漢奸路，從此就隻好在社會上瞎混了。

侯伯驍殺了“杜大耳”逃離開封後，和“劉癆癆”就再也沒有聯係了，一直到前年在馬路上不期而遇，這才重新有了很少的來往，基本上都是“劉癆癆”登門，登門無非是兩個方麵的事情，一是借錢，二是介紹生意；借的錢鈔從來沒有還過，介紹的生意一樁也沒有談成過，因此，侯伯驍的老婆一聽這人的名字頭就大了，侯伯驍卻還是一如既往地對待人家。

八天前，“劉癆癆”忽然登門，侯伯驍就知道又是那兩個方麵的內容了。但這次估料錯了，“劉癆癆”開口提出的是有人意欲商借侯伯驍的那三輛黃包車。侯伯驍估計“劉癆癆”肯定是上次登門借錢時看到他院子裏停著這三輛黃包車，所以動起了這個腦筋。但一說之後，小老頭連連搖頭，說老弟你這可是錯怪我了，你有車子我是知道的，但卻不是我告訴要我來跟你商借的那位先生的，人家是已經知道你侯先生有三輛新車，擔心自己來借吃閉門羹，不知從哪裏打聽到我跟你是鐵哥們兒，因此就找上我了。是這麽一回事，對方要接待幾位貴客，為示敬重，需要三輛新車，跑了七八家車行都沒有，可能是聽哪個車行老板說你老侯家有三輛從未用過的新車吧，就動了商借的念頭。人家說好就用半天，明天下午；如有損壞，哪怕碰掉一丁點兒油漆，也由他們包賠。借也不是白借，他們讓我帶來一點小禮品。

所謂小禮品，是兩條“哈德門”、兩瓶茅台酒、一條金華火腿、兩盒糕點。

據侯伯驍說，他那“最初的念頭”就是由小禮品上產生的。以當時租車的價格，用這幾樣東西來支付三輛黃包車半天的租費，肯定是遠遠超過的。於是，他就懷疑對方向“劉癆癆”隱瞞了什麽，便想拒絕。但還沒有開口時，“劉癆癆”已經說話了，說老弟你別擔心會出什麽事兒，你想，他們借車的時間是明天下午，黃包車是公開在大街上拉的，青天白日能做什麽壞事？況且，你這車在家裏停的時間長了，也該出去動動了，否則軸會生鏽的。

侯伯驍到底還是給“劉癆癆”說動了，於是就點了頭。那些禮品，他收下了火腿和煙酒，點心給了“劉癆癆”。

次日，“劉癆癆”領來了三個漢子，拉走了那三輛黃包車。侯伯驍憑著他那老江湖眼光，看來看去覺得這三位不像是良民，心裏就有些後悔，但話已出口，東西也已經收了，就隻好由他們去了。好在對方倒還守信用，不到三小時就把車子還來了。還車時“劉癆癆”沒有過來，侯伯驍跟他們說了幾句話，都是無關緊要的閑聊。他聽對方口音不是開封這邊的，問了問，其中一人說他們是從鄭州過來的，因為朋友有事，就過來幫點小忙。三人可能已經聽說過侯伯驍在開封地麵上的名頭，對其執禮甚恭，臨走時那禮節一看便知是隻有老江湖才使得那麽熟稔的。侯伯驍因此斷定他們是老江湖，原來那顆已經放下的心便又懸了起來，一直懸到今天。此刻見梁世銘三人登門，情知自己“最初的念頭”是有道理的。

侯伯驍說完，衝梁世銘三人拱手作揖：“事情就是這樣的，如果我猜得不錯您三位確實是警察，而且是來調查我借車的事兒的話，事情出了，需要我承擔什麽當然由我來承擔，哪怕這會兒就跟你們去局子也行！”

偵查員還是頭一回遇見這種調查對象，梁世銘尋思既然這樣，也就不必隱瞞身份了，於是就亮出了證件，但此刻根本沒有考慮侯伯驍需要承擔什麽法律責任的時間，他所關心的是那三個借車者是否就是拍花案的案犯。於是就問那三人的體態容貌特征，侯伯驍一說，果然跟豐美儀等人所說的一模一樣。拍花案從12月23日吉祥戲院首次發生到今天，屈指算來已整整十一天，現在，終於捕捉到了案犯的線索。

此刻最要緊的是打聽“劉癆癆”的下落，侯伯驍說劉住在柴火市街“大記燴麵館”對麵那條小巷子左側第三家。於是，立馬趕去，哪知還是晚了！

 

六、線索斷而複得

“劉癆癆”是前天晚上死的，此刻屍體還在靈床上躺著，不由人不信。小老頭是怎麽死的呢？他女兒劉小翠告訴偵查員，她老爹雖然患著嚴重的癆病，西醫的《內科診斷學》裏的“肺結核”說的就是這毛病，中西醫生都關照不能抽煙，不能喝酒，但她老爹從來沒有聽進去過，不但照抽照喝，而且還很凶。前天是1948年的最後一天，家裏為過節準備了許多菜肴，她老爹便和女婿喝起酒來，從中午一直喝到晚上，竟然還神誌清醒地自己回房睡覺。但元旦早上卻發現人都已經僵硬了，床上地下都是咳的血。

好不容易才查摸到一條線索，就這樣斷了。偵查員當然不死心，商議一番後就地向劉小翠夫婦詢查，主要是想了解死者生前是否有如此這般模樣的三個朋友，可能是鄭州方麵的；或者他最近是否曾受人委托，替什麽朋友辦過些事情。劉小翠夫婦仔細回憶後，卻說沒有這方麵的印象。

梁世銘這邊斷了線索的時候，另一路對五福布店老板金慶鼎執行秘密監視使命的偵查員竟然有了發現！

奉命執行監視金慶鼎的偵查員小郭、小那和印雄三人，這幾天帶著六名青年積極分子，一天三班輪流秘密監視五福布店，弄得筋疲力盡不說，要緊的是沒有什麽收獲。五福布店是前店後宅格局，老板也就沒有上下班的折騰。金慶鼎整天在偵查員的眼皮底下，這幾天竟然沒有出過店堂。這家布店的生意還算不錯，每天都有一些主顧上門買布，偵查員在對麵水果店樓上臨時借下的那個房間裏居高臨下監視著，能把店堂裏的一舉一動盡收眼底。馬路不寬，也就十來米距離，對麵店堂裏的說話聲音也能聽見。這幾天監視下來，沒有發現金慶鼎跟哪個顧客有什麽異樣的接觸。

如此毫無成效的監視，當然使幾位年輕偵查員的內心產生了焦灼，他們越發感到氣餒，於是就深覺無聊，開始對梁世銘的決定產生了懷疑。沒想到這天下午對麵布店即將關門結束營業的時候，卻出現了一個異常跡象。當時，正值小郭那個小組來接印雄小組的班，小郭三人從後門悄悄進入監視點，一看印雄三人的神色，便知道他們那一班又白守了一天，小郭正和印雄兩人說著對梁世銘這個決定的疑問，已經接班待在臨街窗簾後盯著對麵布店的女青年小關忽然壓低了聲音道：“你們過來看，這個女人有點可疑！”

這個使小關感到可疑的女人是一個年約四十的矮胖子，一身普通市民的打扮，說話聲音顯得中氣很足，正因為如此，一路之隔的小關才聽見了她說的話。後來通過調查得知，此女名叫姬紫菊，是開封北郊鐵匠屯的一個地主的女兒。姬紫菊是坐著一輛黃包車來到五福布店的，手裏拿著一個用花布包著的長方形物件。一進店堂，她就扯著嗓門似的問一個店員：“你們掌櫃的呢？”

金慶鼎從後麵出來，衝姬紫菊上下打量，微微點頭：“我就是。不知有何見教？”

姬紫菊一揚手裏的那包東西：“這塊布是上月26日上午在你們店裏買的，當時是老板你親自給量了尺寸剪下的，記得當時你還說什麽足尺加三，六尺布給我加了五寸，我還挺開心的。沒想到昨天拿到裁縫那裏去做衣服，人家一量，呸！什麽足尺加三多給了五寸，竟是少了六寸多！你這家店鋪不是十足的一個黑店嗎？”

金慶鼎馬上衝姬紫菊拱手道歉：“對不起！對不起！許是敝人當時看錯了尺寸。敝號願意給你賠償，請問您是要布呢還是退錢？要布的話，任選一種，我給您一丈；退錢的話，我多退原價的一半給您。”

姬紫菊稍一考慮，選擇了要布。有老板“任選一種”的承諾，她當然要從價錢最貴的那些布匹裏挑選了。她沒有料到，就在她挑選的時候，對麵樓上窗簾後已經有數雙眼睛盯著她了。

小關對她懷疑的理由是：金慶鼎是12月27日才從二區分局看守所裏放出來的，這個女人說她在前一天上午來該布店買的布，而且一口咬定是從金慶鼎手裏買的，這話就不對了，但金慶鼎卻沒有予以否定，平靜地接受了，此為一；其二，一般說來，有顧客上門來說布的尺寸不對的話，店家必須複量一下，順便檢查剪斷處的岔口是不是專業水平，以防客戶買回家後自己剪下半尺一尺後拿回來要求退貨賠錢什麽的。但是，眼前這個布店老板卻是二話不說看都不看就認了這個差錯，而且拿過那包東西後就一直抓在手裏，不肯往櫃台上或者哪裏放一放。因此，小關就認為這個女人可疑，當然，同時引起懷疑的還有老板金慶鼎。

當下，小郭、印雄湊在窗簾後麵一邊聽小關介紹一邊盯著對麵店堂裏姬紫菊和金慶鼎的舉動，迅速交換了一個眼色，小郭說：“看來有戲啊！”

印雄的聲音裏透著興奮：“對！有戲了！”

小郭拍了拍印雄的肩膀：“夥計，麻煩你帶個人跟著這個女人。”

印雄跟蹤姬紫菊的結果是：姬紫菊坐著黃包車出了開封北門，下了車，從一家客棧的院子裏牽出一匹毛驢，騎著一路往北而去，最後進了鐵匠屯，在村口第一家的那戶很有氣派的宅院門口停下，從裏麵出來一個長工模樣的莊稼漢，招呼著說“回來了”，就接過毛驢韁繩把毛驢牽了進去，姬紫菊拍打了一下身上的灰塵，舉步款款入內。

印雄生怕打草驚蛇，馬上返回城裏直接向專案組長梁世銘報告了這個情況。

這是一個新的情況，梁世銘想和老刑警王守義商議一下如何應對。其時已是晚上七點多鍾，天都黑了，王守義已經回家了。梁世銘騎了一輛自行車立刻前往老王家。一說情況，老王非常興奮，說應該調查那個女人的底細，這事就交給他了。

次日上午，老王不知通過什麽途徑，很順利地查摸到了姬紫菊的基本情況：這個三十八歲的女人出身於鐵匠屯地主姬老財家，至今有過三次婚姻。第一次是十七歲時嫁給了開封縣的一個稅務官的兒子，三年後丈夫莫名其妙身亡，她就回到了鐵匠屯娘家過日子了。第二次婚姻是抗戰爆發那年的冬天，姬紫菊不知怎麽的認識了開封市裏的一個日本憲兵隊的中國翻譯，兩人同居了一段時間，正式結婚，當時日軍駐開封部隊的一位少佐還應邀擔任了證婚人，著實風光了一回。這段婚姻持續了六年，那個翻譯官在參加日軍的軍事行動時被八路軍抓住後以漢奸的罪名砍掉了腦袋，姬紫菊再次成為寡婦，又回到了鐵匠屯娘家。抗戰勝利後，“軍統”駐河南站不知出於什麽需要對一些漢奸進行調查，開出的調查對象名單中有姬紫菊的第二任丈夫。因為那翻譯官已死，特務就找到了鐵匠屯向姬紫菊調查。天知道這個貌不驚人的莊戶出身的半老徐娘施出了什麽手段，幾次接觸就跟那個特務勾搭上了，於是不久就有了第三次婚姻。

姬紫菊的第三任丈夫是“軍統”的一名職業特工，習慣於把自己掖藏得很嚴密，包括他的老丈人姬老財在內，誰也摸不清此人的底細，連平素間的來來往往也是神龍見首不見尾，搞得神神秘秘玄玄乎乎的。這人跟姬紫菊結婚後，姬紫菊生下了一個兒子，但兒子還沒有開口叫爹的時候，特務老爸就不見了。姬老財夫婦覺得奇怪，幾次三番問女兒，姬紫菊卻隻是搖頭。這樣，現在姬紫菊就領著兒子待在娘家過日子。

梁世銘考慮了許久，決定對姬紫菊實施秘密監視。他問了老王，了解到小那手頭掌握著幾個耳目，於是就派邱仲曦去把小那換下來繼續盯著五福布店，派小那帶著積極分子和耳目一起負責監視姬紫菊。

這天午後，偵查員發現金慶鼎忽然出門了，這是他從12月27日從第二區公安分局看守所釋放出來後首次出門。這時梁世銘、王守義已經作為機動力量參與了對金慶鼎的監視，於是這二人就悄悄跟蹤。

金慶鼎出門後行不多遠，就在四岔路口駐步，片刻候得一輛空黃包車過來，就揮手招停，上去後向前而去。兩個偵查員合騎著一輛自行車，保持二十多米的距離不慌不忙地尾隨其後。金慶鼎去了北太平街，在一家電器行門前下了車，付錢後把黃包車打發走了。

王守義見狀暗吃一驚：難道這主兒還是一個無線電愛好者？

梁世銘的臉上浮現起一層笑意，稍顯即逝，輕聲道：“老王，看來咱們的估計還是有道理的，看來這人不單單是無線電愛好者，而且很有可能還是一名報務員！”

老王頓時興奮了：“有道理！估計他的收發報機發生了故障，是來買零件自己修理的。哎，這位金老板真了不起啊，又會做布匹生意，還能修理無線電器。小梁，下一步怎麽走？”

梁世銘說出的另一句話卻使老王的熱情降了溫：“當然，也有可能他不過是修理收音機。”

“他媽的，這怎麽弄？”

梁世銘說：“先隱蔽一下再說，一會兒待金慶鼎出了電器行後，我繼續對其跟蹤，你呢，開封本地人氏，容易跟人家取得溝通，就去跟電器行老板聊聊，了解金慶鼎剛才購買了什麽東西，購買的東西在電器上可以起到什麽作用。”

這家無線電器材行同時出售新舊器材，要新要舊由顧客自己決定，這樣，挑選時就會費一些時間。金慶鼎在裏麵足足待了半個多小時才捧著一個紙盒一臉輕鬆地出來，看來他淘到了自己想要的零件。待在三十米開外的一家藥店裏佯裝選購藥品的梁世銘見金慶鼎出來後，便馬上出門，正好有一輛空黃包車經過，就喚住了把金慶鼎指給車夫看，讓黃包車跟著此人走，不管他坐車還是步行，都不能脫梢。

梁世銘的跟蹤沒有什麽收獲，金慶鼎也叫了一輛黃包車，徑直回了布店。

這時，偵查員老王正跟無線電器材行那個中年老板抽著煙聊得正熱絡，他輕而易舉地了解到了情況：金慶鼎要購買三個大功率的電子管，這種電子管通常用於功率較大的交流電收音機，當時人們提到收音機時經常以“幾燈”來評判檔次，就像現在說轎車的排氣量一樣，一般說來，五燈以上就是大功率收音機了。這個“燈”，就是電子管。電子管的型號、功能有所不同，其中有的功能是可以適用於無線電台的。比如，剛才那位顧客購買的就是這些功能的，但這家電器行沒有這方麵的新電子管，就隻好從舊貨裏淘了。

王守義返回後對梁世銘一說，梁世銘便斷定：這個金慶鼎很有可能是國民黨特務在開封的潛伏電台的報務員，那個鐵匠屯的姬紫菊，看來可能是傳遞情報之類的地下交通員，昨天的那包所謂短尺缺寸的布料，裏麵裝的大概就是情報、經費之類了。

開封市公安局領導聽取了專案組的匯報，研究後決定采納梁世銘的建議，采取特殊手段收集確鑿證據。

當晚，華中軍區的兩名無線電技師攜帶了一套美製便攜式無線電信號測定儀進駐五福布店對麵的專案組監視點，開始對布店進行無線電監聽。

 

七、破獲了一個特務組織

華中軍區派來協助警方的兩位無線電技師的技術水平當然是沒有話說的，當天深夜，他們就測出了無線電收發信號。

信號最先時斷時續，盡管專案組沒有向技師透露白天跟蹤過金慶鼎見其在電器行購買過電子管的情節，但他們那份技術和經驗是明擺著的，馬上作出了準確的判斷，說這是電台更換過零件後在進行調試，調試成功後就會進入工作狀態。果然，一會兒就測出了電台的工作信號。至於拍發的是什麽內容，那當然是使用了密碼，這二位技師學的不是破譯密碼，所以他們不清楚。

一直守候在旁邊的專案組長梁世銘問技師，能否確認這信號就是從對麵五福布店裏發出來的。技師說由於無線電波是呈圓形傳送的，所以，從理論上來說，不能直接確認這些信號是從布店發出的，但是，根據你們偵查中獲得的其他線索進行比對後，是可以得出這個結論的。

公安局領導於次日上午進行了研究，最後決定對五福布店進行搜查，在查出電台等特務證據後將老板金慶鼎實施拘捕。由於這個案子已經改變了案由，所以領導指令政保部門派出兩名偵查員指導專案組進行這項工作。

政保偵查員抵達現場的監視點後，跟專案組長梁世銘商議了行動步驟，然後立馬行動。令人意外的是，搜遍了整個五福布店和金慶鼎住宅的每個角落，甚至連灶膛也挖掘過、水缸也扳起來檢查下麵是否有洞穴，卻沒有發現電台，也沒有發現其他任何跟特務活動相關的物品。

布店老板金慶鼎的脾氣一向不大和順，有著容易衝動的性格，否則12月21日他也不會在飯店跟人較量拳腳功夫了。今天，最初他麵對著蜂擁而入的警察，被勒令站在牆角被人看起來後，臉色顯得很難看，但沒有開口說話。現在，當專案組折騰了兩個多小時毫無收獲時，他開口了：“民主政府怎麽這副樣子呢？在你們共產黨手下做個規規矩矩做生意的良民都不行嗎？你們憑什麽搜查民宅？”

偵查員們也是一臉的疑惑，當然他們並不懷疑專案組情報的可靠程度，而是對於金慶鼎密藏證據的手段很是不解。這是一部電台啊，不是一張三指寬的紙條，即使拆開了也很難藏得天衣無縫。

梁世銘把王守義叫過來，說你是開封地麵上的老刑警了，辦過不少案子，肯定搜查過形形色色的案犯的住宅，眼下這主兒明明是藏著電台的，卻怎麽也搜不出來，你說這是咋回事？不瞞老兄說，我此刻已經沒有什麽法子了，你說說主意吧。王守義苦笑說，我如果有什麽主意還能藏著掖著不說出來嗎？搜不出來連我也一起跟著你受煎熬，我想這樣嗎？說著說著，忽然眼珠子一轉道，何不這樣試試？

王守義的“這樣試試”，就是把金慶鼎帶上，重新對布店、住宅各處進行搜查，他讓其他人隻管搜，不要管搜過沒搜過，他和梁世銘兩人卻不動手，隻是悄悄地盯著金慶鼎，觀察他的神情有什麽變化。

重新搜查當然就不像先前那樣費勁了，東西都已經翻亂了，不用大費手腳。這樣又折騰了大半個小時，來到了樓上的一個房間。這是位於後院的一個十四五平方米的屋子，從室內擺設的古籍和文房四寶看來，這應該是金慶鼎的書房了。不過這間書房的位置似乎有點異樣：它是麵對後院的朝北第一間，夏天熱冬天冷，而這間屋子南側的一間跟此間差不多麵積朝東方向有著一扇窗戶的屋子，卻被作為存放布匹的庫房。這種設置是違反常規家居房間分配原則的。在梁世銘看來，這個書房似乎最適宜作為金慶鼎收發電報的場所，所以剛才搜查時特別仔細，所有櫥櫃、抽鬥都一一打開搜檢了，連床也翻起來看過，但始終沒有什麽發現。

即使是這樣，梁世銘也認為第二次搜查時仍應將書房作為重點懷疑點來對待。他朝政保偵查員使了個眼色，那二位就不厭其煩地重新開始了新一次的搜查。老王站在金慶鼎後麵，防止這個會少林功夫而且據說脾氣不大好喜歡玩衝動的對手冷不防發作。梁世銘也假裝搜查，在一長排書櫥那邊“耐心”地翻檢著一冊冊古籍，卻用眼角餘光死死地盯著目標。

這時，政保偵查員打開了書房西側靠牆壁的那口大櫥。這口大櫥裏麵掛著一些金慶鼎的衣服，靠近地板的底部放了幾個紙盒，裏麵是幾雙春秋天時節穿的皮鞋。這些東西先前都已經搜查過了，沒有發現什麽異樣。偵查員第二次搜檢時對衣服、皮鞋隻是過場樣的拿在手裏看了看就放到一邊去了。然後，一個偵查員用手指關節叩擊著大櫥的兩側櫥板，然後又用手指彈了彈大櫥後側的木板。

蛛絲馬跡，就是在這一瞬間出現的：一直悄然注視著金慶鼎的梁世銘發現就在偵查員彈叩大櫥後側木板的那一眨眼間，金慶鼎的眼睛忽然閃現出一絲緊張的神情。梁世銘當時的判斷是：大櫥後側的木板有問題，很有可能有夾層，那裏麵就藏著拆散了的電台！於是，馬上一聲斷喝：“把大櫥拉出來，仔細檢查！”

大櫥馬上被拉開了，挪到了房間中央。可是，幾個人圍著大櫥反複敲打，也沒有發現什麽異樣。梁世銘始終注視著金慶鼎，但這主兒發現自己被注視著時，再也沒表現出任何異樣神情來。就在眾人一臉失望地想放棄時，老王忽然走向原先放大櫥的那個位置，低頭注視著地板，片刻，動手挪開了大櫥旁邊那個位置上的矮櫃。

就在這時，金慶鼎忽然大吼一聲，一把推開旁邊的梁世銘，一個箭步衝到樓梯口就往樓下奔。但他剛下到樓梯拐彎口，就像被施了定身法似的一個急刹車站下了。樓下，小郭的手槍已經對準了他，目露冷光，定定地看著他！

刑警老王大聲喝道：“銬起來！”

老王是一個經驗豐富的老刑警，在場所有偵查員中，他辦的各類案件最多最雜，參與搜查的機會自然也最多。他剛才在搜查被挪出來的大櫥失利之後，最初一瞬間的感覺跟其他偵查員一樣，也隻能用“失望”兩字來表述。但是，老王有個習慣，遇到沮喪的事情時喜歡低頭作沉思狀。此刻他也是如此，沒想到就在一低頭的當兒，忽然無意間發現大櫥挪出後露出的那個位置的地板上沒有灰塵。這就奇怪了，一口長久放置的櫥櫃，無論屋裏打掃得怎麽幹淨，底下肯定有灰塵，即使原來沒有，每天打掃時也會飄進去，日積月累形成棉絮狀的塵絮。可是，這口大櫥下麵怎麽沒有灰塵呢？老王驚詫之下，馬上挪開了旁邊的那口矮櫃，矮櫃底下是有灰塵的。

於是，老王明白了：這口大櫥是經常被挪開的，因此堆積不了灰塵。為什麽要經常挪開？看來答案隻有一個：主人要使用這個位置。

金慶鼎被扣上手銬押了上來，這時老王、梁世銘等人的注意力已經不在他身上了，他們對分隔和鄰居房間的那道木頭板壁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一番觀察後，發現這道板壁竟然是可以左右移動的，相當於一道簡易移門，動手移開，呈現在眼前的是一個跟這邊的書房差不多麵積的房間，室內僅一桌一椅，桌麵上空無一物，桌旁地板上放著一口皮箱，靠窗地板上橫放著一根竹竿。

打開皮箱，就是電台。那根竹竿，是設置天線用的，使用時隻要將天線搭上後往窗外牆上的一個扣子上一插就行了。

五福布店的隔壁原是一家棺材鋪子，後來關閉了。因為之前經營棺材的原因，該房產就難以被人租賃，金慶鼎就以低價租了下來。他在租下的房屋臨街門板上貼了“招租”告示，還掛了一把大鐵鎖，以告訴外界這是一個空鋪子，卻在樓上設置了一個跟他的書房有暗門相通的工作室，專門在夜深人靜之際操作電台。

巧的是，就在樓上的搜查取得關鍵性突破的時候，樓下也有了意外收獲。那個已被秘密監控了的鐵匠屯女子姬紫菊這時正好興衝衝地雇了一輛黃包車趕來五福布店，一到門口見狀不對，也不下車了，忙著讓車夫“往前走，去繼祖皮草行”，但跟蹤在其後的便衣小那已經向門口待著的偵查員印雄發出了信號，於是她就被攔了下來。

從姬紫菊的坤包裏，搜出了一份關於中原軍區調動部隊的情報。原來，這個女人是一位專門從事運送情報等物的特務交通員。

將兩個被捕者押送進局子後，隨即進行了訊問，根據兩人的口供，專案組破獲了一個國民黨“保密局”潛伏開封的六人特務小組。

至此，是到案情真相大白的時候了。

先說金慶鼎，這個少年時曾去少林寺學過武術的布店老板，在抗戰後期從北平到鄭州後當中學英文老師時，被當時還稱為“軍統”的特務組織發展為情報特工，“軍統”派人專門對他進行了無線電收發報及維修技術的培訓，指示他利用公開職業掩護擔任“軍統”的地下報務員。金慶鼎還沒有正式開始工作時，抗戰勝利了。但“軍統”還是要用金慶鼎的，指示他不能荒廢所學到的無線電技術，隨時準備為黨國效力。

金慶鼎按月領取“軍統”（後來改組為“國防部保密局”）的一份秘密薪水，卻不用幹什麽活兒，一直到1947年12月上旬，才接到跟其單線聯絡的上司桂木生的通知：準備辭職，前往開封投入工作。

金慶鼎到這時才發現，“保密局”方麵對他平時的情況了如指掌，也不知從什麽途徑掌握了他的隱私：與一女生搞師生戀並已經去醫院檢查過妊娠情況。上司指示他據此作為切斷與供職學校關係的理由。金慶鼎雖然還沒有為“團體”做過任何特務工作，但知道這個“團體”的紀律是十分嚴格的，縱有不舍，也隻好服從指令跟那女生分手，並巧妙地放出風聲讓學校方麵知曉此事，以使其主動辭職有一個充分的理由。

金慶鼎回到開封後，繼續接受桂木生的領導。“保密局”的紀律是“不該看的不能看，不該問的不能問”，所以，金慶鼎隻接受桂木生的指令，也不清楚這位上司究竟在“保密局”擔任著什麽職務，在開封又是什麽角色。桂木生指示他以經商為掩護，做好設置秘密電台的準備。不久他的父親金九靈病死，他就接替老爹當了五福布店的老板。而差不多就在這個時候，桂木生讓他的電台開始工作。盡管當時開封在第一次解放後又因解放軍的主動撤離而仍由國民黨統治著，但金慶鼎的秘密電台始終處於地下狀態。因為“保密局”已經斷定開封不久肯定會第二次失守而被共產黨長期占領，到那時，金慶鼎所在的特務小組的潛伏使命就將正式開始執行。

1948年10月24日，開封第二次解放，金慶鼎的特務工作於是正式拉開了帷幕。這時，桂木生再也不露麵了，隻給了金慶鼎一個秘密聯絡的地址，囑其在遇到無法解決的問題時才可使用。桂木生有情報需要拍發的時候，會讓那個金慶鼎不知姓名住址的女人（即姬紫菊）送來，順便取走金慶鼎收到的密電。根據規定，金慶鼎收到密電後二十四小時內如果姬紫菊還沒有來取的話，他就應當通過郵寄方式將密電傳送到桂木生指定的一個地方去。

要說金慶鼎的特務履曆，那倒也有些時間了，在“保密局”的檔案裏，他還屬於“抗戰時期參加團體的同誌”。但是，真正幹特務活動，其實不過就兩個月的時間，因此他沒有把當特務當回事，就像從事著一份第二職業似的輕鬆。因為這種輕鬆，他就忘記了自己另有一種特殊身份，應當處處小心謹慎，所以導致了12月21日晚上在追靖飯莊吃飯時跟顧某、劉某發生了糾紛，出手打傷了人家。這樣，他就折進了局子。

對於當時的金慶鼎來說，折進局子的原因他自己是清楚的，所以他並不驚慌，尋思打傷了人，該怎麽處置就怎麽處置，反正再怎麽著也不可能把他送交法院判刑的。因此，他在看守所裏照樣吃得下睡得著。果然，沒幾天他就被釋放了。

金慶鼎回來後的當天晚上，就打開電台接收南京“保密局”總部發來的數份密電。按規定在等候二十四小時後還不見姬紫菊來取，就裝進信封封好，因為天冷懶得出門，就委托一位店員下班經過郵局時寄了出去。估計桂木生那裏收到密電後知道他沒什麽事，所以就派姬紫菊送來情報讓他迅即拍發出去了。

這就是金慶鼎交代的情況，他對於自己被捕後社會上接連發生的七起拍花案什麽的，一概不知。

第二個要說到的是鐵匠屯那個女特工姬紫菊。這個女人是由她的第三任丈夫、“軍統”特工中校貝俊飛發展為特務的。貝俊飛發展妻子參加了特務組織，但卻不是她的上司，而是將姬紫菊的組織關係交給了開封方麵的特務組織。後來，貝俊飛不知下落，但姬紫菊的特務身份仍然保持著，跟她單線聯絡的那個特務按月給她送來一份薪水，卻沒有派給她做什麽活兒。直到1947年初夏，“保密局”下令建立情報組織收集“共軍劉鄧部進犯中原”的情報，她才被正式起用，接受桂木生領導。姬紫菊這才開始偶爾跑跑交通。當時開封還由國民黨統治著，所以盡管這種活動保持著神秘性，但卻是沒有什麽危險的。姬紫菊很樂意跑交通，因為上司會另外發給她一份活動津貼。

開封於1948年10月24日解放後，姬紫菊就開始了正式活動。通常都是桂木生派人送來情報、經費，有時也有東西，是密封在紙盒裏的，沉甸甸的不知是什麽（金慶鼎交代說是電台使用的備用電池，可以在停電時保證照常使用）。有一次，是桂木生親自過來的，當時他化裝成賣雜貨的貨郎。

金慶鼎於12月21日深夜被捕的消息，還是次日上午桂木生派人通知姬紫菊的，讓她在沒有接到新的命令前不得擅自去五福布店，這段時間在家待命。幾個小時後，先前那個特務又來到鐵匠屯，傳達了桂木生的另一道命令：準備接待客人，來人將在鐵匠屯小住數日，安排好客人的吃喝住宿，不得向來人打聽任何情況。

客人有三位，自稱分別是錢、周、朱姓，姬紫菊也不管他們的年齡比自己大還是小，一律喚稱“老錢”、“老周”、“老朱”。由於桂木生有言在先，所以她不敢跟三人說什麽，讓父親姬老財把他們安排在後院的一間屋子裏，派人供酒供肉好吃好喝侍候著就是了。後院另有一道小門跟外麵相通，這三人自由出進，姬紫菊也不知他們在外麵忙碌些什麽。

這三人是12月23日深夜由桂木生親自陪同著來到鐵匠屯姬家的，桂木生連夜離開了。三人在姬家住了五天，於12月28日下午離開。他們走時，也沒有跟姬紫菊打招呼，姬紫菊後來聽說是一輛汽車開來將他們載走的。

第三個要說的就是桂木生了。這個四十歲的男子是開封鐵路上的一個檢修工，留給同事的印象是一個嗜酒者，平時在機務段整日沒精打采的，渾身酒氣，哈欠連天。當然也有常人不及的優點，除了有一手不錯的鉗工技藝外，待人大方也是惹人喜歡他的一條，所有工友沒有一個不曾接受過他的經濟資助。桂木生這副形象，當然是裝出來用以保全自己的保護色，這人其實是“軍統”的一個老特工。桂木生是河南信陽人氏，十四歲進了鐵路機務段學藝，二十歲時已經是一名熟練的鉗工了。二十二歲，桂木生調到開封鐵路上工作，並成了家。一次偶然的機會，使他從一名技工搖身一變成為“軍統”的一個特工，而引人注意的是，他進入“軍統”的介紹人竟然是戴笠。

那是1938年年初的事，當時蔣介石因山東軍閥韓複榘不服從命令，消極抗日，給全國各地軍閥開了一個很不好的頭，決定殺一儆百予以懲治。蔣介石把逮捕韓複榘的使命交給戴笠，戴笠於是開始製訂方案，做行動準備。韓複榘也知道蔣介石是何許人，更知道他為了保存實力而回避日軍進犯會造成的後果，所以對於蔣介石是心存十足戒意的。當時韓複榘有一支警衛部隊，稱為“手槍旅”，戰鬥力很強，韓複榘隻要出門，必有該勁旅跟著護衛。戴笠為對付韓的這支勁旅，想出了一個巧妙的方案：蔣介石以開會為名把韓複榘召到開封，會後在開封車站由國民黨另一高級將領劉峙出麵把韓誘上停著的專列。待韓上車後，立刻拉響防空警報，專列隨即駛離車站，把韓的衛隊跟韓分隔後將韓逮捕立解武漢。

蔣介石批準了戴笠的這一方案，戴笠為確保行動萬無一失，親自前往開封車站實地察看，並了解一應技術問題。當時，戴笠化裝成一名經營五金配件的商人，在開封車站待了整整一天。期間，戴笠跟正在當班的桂木生有幾個小時的接觸，交談之下認為桂可以做一個優秀的特工人員。這樣，逮捕韓複榘之後，就有人來找桂木生，一番利誘勸說，桂木生就成了特務。當時戰事緊張，“軍統”也沒有對他進行什麽訓練，發了些錢給他讓他待命。命令一直沒有來，直到日軍占領開封後，“軍統”方麵才派人跟桂木生聯絡，指示他收集日軍情報。桂木生就這樣一直幹到抗戰結束，收集並轉送了上百條情報，據說受到了戴笠的讚揚，還說要給他一個不低於少校的軍銜。可是，桂木生沒有等到少校軍銜，戴笠就死了。戴笠死後，“軍統”易名為“國防部保密局”，由毛人鳳執掌。從此，就沒有人跟桂木生提什麽少校軍銜的話了，但他仍是“團體”的人，所以還得繼續幹特務活。

1947年初夏，桂木生被任命為“保密局”開封特別情報小組組長，讓他利用職業之便，負責收集共產黨劉鄧部隊“進犯中原”方麵的情報，同時也順帶著了解國民黨內部的動態。桂木生負責的這個情報小組當時有四名成員，收集到的情報由上司指定的交通員在約定的時間裏來取，反正那時開封還是國民黨的天下，不必擔心有什麽危險。到了這年初秋，上峰通知桂木生，局本部經過研究，決定你小組在時勢發生異常變化時作為潛伏力量隱藏開封進行地下工作，屆時傳遞情報將通過秘密電台進行，決定給你組增派一名報務員，並配備電台。這名報務員，就是金慶鼎了。

桂木生主持著他這個特務小組，收集了若幹情報，通過金慶鼎的電台向南京“保密局”總部報送。其時，戰事對於國民黨愈加不利，鄭州、開封解放後，國民黨方麵判斷共產黨必將攻打對於他們來說至關重要的武漢，因此上峰不斷地向桂木生小組下達指令，要求全力收集共產黨的軍事情報。哪知就在這當兒，金慶鼎出事被捕了。

金慶鼎被捕後次日清晨，桂木生就得到消息了，他隨即打聽，知道金慶鼎的被捕是因為在飯莊吃飯時跟人發生糾紛而引發，警方對其執行拘捕時並未對布店和住宅實施搜查，於是稍稍心定。但他非常擔心事情會起變化，比如金慶鼎在局子裏交代了特務問題、金慶鼎的家人或者店員發現了秘密電台向公安局舉報、手頭收集到的情報由於無法拍發出去而失效、上峰有重要指示下達他卻無法收到而最後導致誤會而被上峰下令給密裁了，等等。因此，桂木生就急於讓金慶鼎盡早獲釋。他找了一個以前幹過鐵路警察的老熟人時建道，想通過對方跟第二區公安分局的警察通個路子打個招呼，交點保金把金慶鼎撈出來。但時建道說他在第二區分局沒有說得上這種話的人，不過他給桂木生出了個主意，說可以給逮人的第二區分局一點顏色看看，他們權衡利害，就會把金老板放出來。

接下來就可以看出科班出身與否的重要性了，即使幹特工也是這樣。“軍統”的特工，凡是科班出身的，都接受過包括馬列主義基本理論在內的政治教育，對於共產黨的行事思路或多或少有些了解，所以，如果桂木生是科班出身接受過“軍統”正規特工訓練的話，他對於那個前鐵路警察的主意肯定嗤之以鼻，一聲“拜拜”回頭就走。但桂木生不是那路人，他從來沒有接受過一天特工訓練，也從來沒有人給他講解過應該如何分析應付諸如此類的突發情況，而且，腦子裏也還是國民黨統治時期警匪勾結的那一套，當下一聽覺得有道理，於是就決定采納這個建議。

桂木生在鐵路上幹了二十幾年，結交了一些江湖朋友，後來替“軍統”幹起了情報工作，還直接通過這些到處流竄作案的江湖朋友幫過忙。這次，他就想起了已經金盆洗手定居在鄭州的黑道人物穆真，於是就立刻動身前往鄭州拜訪。穆真是湖北孝感人氏，土匪出身，早年作案失風遭到軍警追捕逃到信陽火車站，走投無路眼見得就要落網之際被學徒工桂木生搭救，兩人因此成為莫逆之交。後來，穆真憑著那份吃人心的凶殘，成為湖北、河南交界地區的一個黑道成名人物，一度手眼通天、呼風喚雨，連後來的日本憲兵隊也買他三分賬。抗戰中期，穆真退出江湖，定居鄭州，但跟各方江湖人物還保持著一定的關係。這次，桂木生前去拜訪穆真，說有一位弟兄因為打架折進了局子，他想給警方製造點小麻煩打個招呼讓放人，請穆真推薦有點絕招的朋友幫個忙。穆真爽快地點了頭，當即找來錢妙一、周奇、朱辛父三名擅長拍花犯罪的江湖人士，讓他們跟桂木生去開封跑一趟，幹什麽、怎麽幹、待多久等一切全部聽桂木生的。

桂木生把三名拍花分子帶回開封後，安置在鐵匠屯姬宅，然後去找時建道，詢問應該如何進行警告行動。那個時建道其實也是個專犯低級錯誤的弱智類角色，他按照舊警察跟盜匪打交道的思路替桂木生作了一番策劃。桂木生於是就按照這套策劃去行事，哪知四起案子作下來沒有任何效果。桂木生再去請教時建道，時就替他寫了一封警告函件，說如果警方再不放人，你就可再作幾個怎樣怎樣的案子。

桂木生於是立刻通過“劉癆癆”搞到了三輛黃包車，指示三名拍花分子作了被專案組編為第5、6、7號的黃包車拍花案。這三起案件作過後，正好金慶鼎拘留期滿被釋放了，桂木生就以為是時建道的計謀起了作用，指示錢妙一等人把贓物送了回去，然後贈送了一筆錢鈔送走了他們，當然也沒忘記酬謝一下時建道。

專案組根據上述口供，先將時建道逮捕，然後又去鄭州拿下了穆真。再捉錢妙一等人時，卻未能找到，原來他們沒回鄭州。錢妙一、周奇、朱辛父三人於1951年分別在新鄉、駐馬店落網，其時，開封拍花案的桂木生等犯都已經受到了嚴懲。以錢、周、朱三人的拍花犯罪情節，還不至於像桂木生等人那樣受到極刑處置，但由於開封拍花案的案底已被記錄在案，因此就作為反革命分子處置，三人全被處決了。

--本文轉載自《逐木鳥》“塵封檔案”係列

【附錄】

原來早就有這作案手法了，9O年代初在南方某市本人有親戚親身經曆過，損失近萬元。

文中王守義後來辭職賣起了十三香

看了幾十篇係列文章，發現一個線索：：這些文章是同一個南方人寫的

藥是真的嗎

小時候大人總嚇唬我們不要亂跑，小心拍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