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塵封檔案】係列之038：偵緝“暗殺隊”

【塵封檔案】係列之0038：偵緝“暗殺隊”

文章來自啄木鳥2009年11期

文：孫　沉

一、分散藏匿

這是一個空中飄著細雨夾著雪花的中午，天氣的不爽加上時局的詭譎變化，使一向熱鬧非凡的“國民政府”首都南京著名的秦淮河畔夫子廟出現了少見的冷清。當這一行七人打著油紙雨傘步入淮揚名館“廣瑤酒家”時，令親自站在棉門簾後麵迎客的柳老板喜出望外，連忙點頭哈腰恭迎。

在看久了三教九流各色人等顧客，早已練就一眼能將其身份判個八九不離十的柳老板眼裏，望著魚貫而入的七位顧客，身份一時似乎還不大好作出判斷。幾人都是三四十歲的精壯漢子，穿著各異，或長衫禮帽，或對襟絲棉短襖，或西裝革履，或時尚的皮夾克，但不管怎生打扮，每個人的腰裏都鼓鼓囊囊，顯然揣著家夥。如此模樣，就使柳老板無法準確判斷這些人的身份了：特務？氣質不像，似乎缺少了那份陰險奸猾；土匪？沒有這麽大膽；國民黨軍隊的偵緝人員？舉止間缺少受過正規訓練的軍人做派；首都警察廳的便衣？沒見過便衣偵探會在公共場所這等張揚的……柳老板正納悶兒，七人中有人開腔了，讓給安排一間僻靜的包房。這一開口，柳老板就大致清楚了：一口蘇北口音，看來是從北邊逃過來的。

這位柳老板猜對了。這七人是來自蘇北的“還鄉團”。所謂“還鄉團”，其實並不是一個什麽正規的編製隊伍，而是對當時一些逃亡到國統區的地主、富農、惡霸等分子為了反攻倒算而組成的殺回家鄉的反動武裝的一種稱謂。眼前這七位，分別是鹽城、漣水、台北、建陽（台北、建陽兩縣於1951年7月11日分別改稱“大豐”、“建湖”）四縣的地主、富農、惡霸，1946年為逃避老區人民的鬥爭而逃亡在外，後來隨著進犯解放區的國民黨軍隊返回家鄉反攻倒算。從這點上來說，他們是“還鄉團”分子。而且他們在“還鄉團”分子中又具有一種特殊身份——是由國民黨軍隊陸軍總司令長官顧祝同親自下令組建的“陸軍總司令徐州司令部直屬特別暗殺隊”的主要骨幹。這支由清一色的“還鄉團”分子組成的暗殺隊，人數不多，共32人，專門襲殺共產黨軍政幹部和農會積極分子，他們之中親手殺人最少的一個也欠下了13條人命，血債累累。

惡有惡報。當時光的年輪進入到1949年元月時，這個以顧頤昌為首的暗殺隊的結局基本已定，除了此刻走進“廣瑤酒家”的7名骨幹之外，其餘25名惡魔在已經過去的兩年不到的時間裏，一個因急病而歿，有8人在執行暗殺使命時被行動對象擊斃，剩下的16人都是被解放區方麵設法緝拿後公審槍決了。

暗殺隊的曆史是短暫的，隨著1949年1月10日淮海戰役以共產黨勝利而宣告結束，暗殺隊盡管還剩有7名骨幹成員，但事實上大勢已去。這天，這些分散在南京城裏的惡魔，被“大當家”（暗殺隊雖係陸軍總司令長官顧祝同親自下令組建，但並非國民黨軍隊編製，因此沒有“隊長”之類的職務，其內部遂仿效土匪規矩稱謂頭目）顧頤昌招來。

顧頤昌，江蘇省漣水縣人，這年37歲，是顧祝同的同族人，據其自述，按輩分他應當是顧祝同的遠房侄子，別人猜測，這可能也是他組建暗殺隊能夠得到顧祝同首肯的一個重要原因。顧頤昌出身地主家庭，自幼頑劣，心狠手辣，膽大妄為，行事不計後果。幼年上私塾時，他就敢把先生打得鑽桌子底下；後來讀初中，全校學生不分男女見到他無不戰戰兢兢；成人後，顧頤昌繼承了其父傳下的土地，靠收租過著不勞而獲的日子。後來開了一家商行，不久又當了保長。日偽時期，搖身一變又成了漢奸。二十年來，顧頤昌作惡多端，是當地民憤很大的一個惡霸。抗戰勝利後，共產黨執政的當地政府根據人民群眾的要求，決定清算其罪行。顧頤昌聞風出逃，臨行前將被懷疑向政府舉報其劣跡的長工、女傭四人殺害。當地政府隨即將其財產分給貧苦群眾，並在解放區對其進行通緝。顧頤昌逃往徐州，投奔時任“徐州綏靖公署”主任的顧祝同，提供了解放區的情報。不久，顧祝同出任國民黨軍隊陸軍總司令，指揮軍隊進犯解放區，拉開了內戰之幕。顧頤昌不失時機地聚集了一批從蘇北逃亡出來，跟他情況一樣的地主、富農、惡霸、反動軍官，要隨國民黨軍隊殺回家鄉反攻倒算。這些人中，有一個名叫顏宗緒的鹽城人，曾當過國民黨的區長，替顧頤昌出謀劃策：組建暗殺隊，利用對蘇北地形社情民風熟悉之便，以暗殺方式襲擊共產黨及其民眾積極分子，既可報仇雪恨實施清算，又能為黨國立功，日後按功論賞時或可獲得一官半職，也好光宗耀祖。顧頤昌對此議深以為然，遂去對顧祝同進言，獲得顧的首肯，當場寫了一紙手令，發給暗殺隊一批美製槍支、軍用匕首和毒藥。由顧頤昌出任大當家，暗殺隊由此開始欠下累累血債，也開始為他們自己挖掘墳墓。

此刻，盡管顧頤昌竭力掩飾著自己的惡劣情緒，想用那種帶有若幹喜慶成分的語氣來說話，但他那6個部屬還是聽出了其聲調中明顯的絕望。顧頤昌說，進入陽曆新年以來，我們弟兄還沒見過麵，眼看就要過年了，咱們一起聚聚，順便給大家說點事情，先幹了這杯酒吧。這個有著初中文化、當過保長的家夥平時很喜歡說話，也擅長表達，常常侃侃而談。此刻，他想說得簡單些，卻也是洋洋灑灑吐出了一大堆：“徐蚌會戰”（國民黨方麵對淮海戰役的稱謂）已經結束，很不幸，國民黨軍隊80萬大軍敗於共產黨，而且敗得很慘，17萬人陣亡或者負傷，陣亡者中包括黃百韜等6名將領；32萬人被俘，其中包括杜聿明將軍以下124名國民黨軍隊少將以上高級軍官。在此之前，國民黨軍隊已經在東北、平津接連大敗，加上這次徐蚌會戰之敗，目前形勢極為不妙。前天我去拜見了墨三叔（顧祝同字墨三），說到時勢，他認為如果美國不出兵相助一把的話，黨國在一年內必定徹底失敗。我告辭回到住處之後，反複考慮下來，覺得眼下我們確實已經大勢已去，無法可想了。看看我們暗殺隊的32人，如今隻剩下在座的7位弟兄了。按照我墨三叔的估計，如果一年之內“黨國”徹底失敗了，那我們7人的結局是可想而知的。因此，我想從現在起，我們應該考慮我們的去路了。今天我請諸位來此小聚，就是想聽聽大家的意見。

顧頤昌的這番話，有真有假，對於淮海戰役的陳述是真的，但他根本沒有跟顧祝同見過麵。他逃到南京已有八個多月，至少不下二十次前往顧公館求見顧祝同，但人家警衛連門都沒讓他跨進一步；他也曾給“墨三叔”寫過十來封信，卻都是石沉大海。元旦過後，當顧頤昌再一次去顧公館求見遭到拒絕被驅趕後，他終於意識到局勢已經到了無可挽救的地步，因為如果國民黨還有能力搞什麽戰略進攻之類的軍事行動的話，顧祝同肯定不會這樣對待他的。因為，顧頤昌所掌管的暗殺隊在國民黨軍隊高級將領中是有點影響的，他們的血腥活動為那些參加“重點進攻蘇魯豫皖共產黨區域”的將領所率領的部隊順利執行軍事使命曾經立下過汗馬功勞，而且知道他是顧祝同的同族侄子。顧祝同身為陸軍總司令、“國防部”參謀總長，如果還準備打仗的話，是需要維持形象的，那就不會疏遠直至拋棄他顧頤昌。現在顧祝同這樣做了，那就說明國民黨軍隊已經沒有能力再跟共產黨軍隊作戰了。如此，大局已定，顧頤昌就需要考慮自己的出路了。

在座這7人雖然沒有人上過大學或者出洋留過學，有的甚至連自己的名字都寫不全，但在如此險惡的環境中能全身而退，不少胳膊不斷腿地活到現在，除了運氣好，都還有著一份特別的能力。換句話說，這些家夥都是鬼精靈。因此，他們雖然不像顧頤昌這樣能夠用數據來說明時局的險惡，但心裏都是有數的，對於自己的出路問題早就在考慮了。隻是他們明白由於自己罪大惡極，遲早得遭到即將成立的新政權方麵的緝拿，按照這幾年來跟著暗殺隊活動所形成的習慣思維——孤掌難鳴，越是危險的時候越需要結夥抱團，所以沒有人敢撇下其他同夥單獨逃到哪個角落去尋求安全。大當家顧頤昌也是這種思路，當然，他還另有打算：7人抱成團，萬一在城市裏無法躲避了，即使上山當土匪跟共產黨打遊擊力量也大。如果出現亂世情況，重新拉一支隊伍，在座7人就是骨幹精英了。

想法一致，凡事就容易商量。坐到酒席結束時，他們已經定下了逃亡藏匿的方案：由顧頤昌根據其社會關係給其餘6人安排去處，從安全角度考慮， 6人即使處於同一地方也必須佯裝互不相識，如果互相之間有什麽情況需要溝通的，就通過顧頤昌單線聯絡。

顧頤昌在開商行時為進貨曾經跑過一些碼頭，在江湖上結交了一些跟他差不多德行的朋友。這些年來，他始終跟這些朋友保持著聯係，因為他相信“多一個朋友多一條路”，說不定哪天就需要這些朋友相幫了。此時，他立刻跟其中的幾位取得了聯係，很快就給6位弟兄找到了藏身之處。

顧頤昌的安排如下：顏宗緒、羊龍生去蘇州，金蒙、畢平步去昆山，莊高峰去鬆江。當時蘇州、昆山、鬆江都屬於蘇南行政公署區域。史離坤去上海，顧頤昌本人也去了上海。分別時，顧頤昌交待了需要時跟他聯係的方式。

二、線索得而複失

三個月後，1949年4月21日，蘇北地區的人民政權——蘇北行政公署在泰州成立。同日，轄屬於蘇北行署的公安局也正式開始運轉。蘇北行署下轄泰州、揚州、鹽城、淮陰、南通5個行政分區，41個縣、市，都有各自所轄的公安局，這些公安局在行署公安局成立不到半個月後，就收到了下發的文件，要求各地注意緝拿曾在蘇北各地大搞反攻倒算、製造累累血案，給解放區黨政軍和人民群眾造成很大危害的“還鄉團”分子。蘇北各地公安機關聞風而動，紛紛清理人口，積極排查，大力偵緝。

顧頤昌7人所在的縣屬於鹽城行政分區，當時稱為“專區”或者“地區”，當地公安局早在蘇北行署成立之前就已經開始調查殘餘“還鄉團”分子的下落，在長達一年的連續排查中，盡管發現並捉拿了多個“還鄉團”分子，但始終沒有獲得顧頤昌等7名暗殺隊骨幹分子的確切消息，倒是收集到了不少傳言，有說顧頤昌等人已經跟著顧祝同逃往台灣了，有說結夥去了海外，有說藏匿於南京、上海，還有說已經死了，等等。

與此同時，暗殺隊曾經製造過血案的泰州、淮陰專區的公安局，也在偵緝顧頤昌等7人，同樣未有結果。由於各地公安局收集到的情報中都有7人逃往南京、上海或者蘇南的說法，因此，鹽城、泰州、淮陰三專區的公安局都曾以各自的名義分別向南京、上海公安局以及蘇南行政公署公安處發出了協查通報，並向蘇北行署公安局呈遞了相關專項報告。蘇北行署公安局領導對此很是重視，局長邵幼和在每次專區、市、縣公安局長會議上都要提到這件事。

1950年1月17日，蘇北行署公安局局長邵幼和收到了一份來自華東社會部的注明“保密”字樣的機要公函，內附一份檢舉材料。

一個國民黨軍隊李姓上尉軍官所寫的關於檢舉蘇北暗殺隊的材料。這位李上尉原是國民黨軍隊陸軍總司令徐州司令部的一名參謀，跟當時經常出入於司令部的顧頤昌相識，由顧頤昌介紹又結識了暗殺隊的幾個骨幹分子。淮海戰役結束後，李上尉離開行伍前往南京經商，幾個月後又移居上海生活。上海解放後，他按照軍管會的布告前往公安局對自己的曆史身份作了登記。他屬於舊軍官，不是特務，也沒有犯過血債，按照人民政府的政策應該是不會動他的。幾天後，李上尉接待了一位自稱是從外地來滬辦事的原軍校同學，熱情留其在家裏小住數日。殊不料這人是從海外潛來上海搞破壞活動的台灣“國防部保密局”特務，當時正遭到華東社會部的追緝，由於李上尉的接待而使偵查員白白耗費了警力、財力。這樣，當抓獲這個特務時，社會部當然不會放棄對李上尉的特別關照，把他一起請進了局子。

李上尉到這會兒方才知道玩江湖義氣也是有講究的，他得爭取寬大處理，於是就寫了幾份檢舉材料，其中有一份就是跟蘇北暗殺隊有關的：1949年元旦那天，他在南京街頭遇到暗殺隊骨幹分子史離坤。史離坤說就住在附近，還熱情邀請他去坐坐。李上尉當時也是閑著沒事，於是就去史離坤的住處坐了一會兒。解放後，李上尉從蘇北家鄉來滬的親戚嘴裏聽說，當地正在嚴查暗殺隊，現在還有7名骨幹分子沒有下落，其中一個就是史離坤。現在，李上尉為了將功折罪，決定將這個情況向政府檢舉，請求政府調查。

久偵不著的暗殺隊殘餘分子總算有消息了，邵幼和局長當即決定指派專人前往南京進行秘密調查。

當天下午，蘇北行署公安局情報員王舍富直接從邵幼和局長那裏受領了秘密調查史離坤下落的使命，次日即動身前往南京。

王舍富是一個參加革命工作六年的28歲的青年，他一開始幹的就是情報工作，以飯館跑堂身份在泰州城裏收集日偽軍方麵的各類情報，一幹就是三年。期間，上線和下線都被捕犧牲，幸運的是他沒有暴露，照常提供著情報。抗戰勝利後，王舍富想參加部隊，組織上也批準了，但軍裝卻沒穿上，因為公安局看中了他那份收集情報的沉穩、老練，就把他要去搞起了另一類情報工作。這一幹，又是三年。一個青年人能夠無師自通地連續幹六年情報工作，而且幹得到位，那是非常不容易的，因此王舍富深受領導賞識。這次，邵幼和局長一出手就甩出了王舍富這張王牌，由此可見對調查暗殺隊的重視程度。

王舍富到達南京後，盡管身上帶著介紹信，但他不想一開始就去找南京市公安局幫忙。他化裝成收舊貨的來到李上尉所說的史離坤所租的住處附近暗自查看。李上尉的檢舉材料中沒有寫史離坤在南京的具體地址，當時他根本沒有想到過一年後會遭遇這種事兒，他隻記得史離坤所住的地方是沿街的一排平房中一戶有著三個門麵的人家中靠後麵小河畔的一間屋子，這間屋子的窗戶正好麵對著小河對岸的一座石牌坊。對於情報員來說，這就是很明確的門牌了，王舍富認為憑這點就已經足夠能找到那戶人家了。

王舍富在小河對岸找到了那座石牌坊，觀察了李上尉所說的那個位置，確認坐標後又來到了小河這邊，隨即就找到了這戶人家的確切位置，暗暗記下了門牌。然後，他就去了派出所，派出所長看了王舍富出示的介紹信後，馬上熱情地詢問需要提供什麽幫助。王舍富說請你在保證不會打草驚蛇的前提下把這戶人家的情況給我查一下。

所長當即召來了戶籍警，讓他向王舍富介紹情況。王舍富聽戶籍警一說，心裏一個激靈：那戶人家並沒有住著一個跟史離坤相符的外人。那麽，難道是看錯了坐標？王舍富於是向戶籍警了解左右相鄰兩戶人家的情況，也是沒有住著外人。於是，他不得不接受這個很不願意出現的事實：即使李上尉提供的情況是屬實的，那個史離坤也已經離開了。

既然離開了那就不怕什麽打草驚蛇了，王舍富決定登門直接打聽。當然，考慮到種種情況，他不能以公安身份去的，而是需要得到戶籍警的配合，於是便向戶籍警如此這般交待了一番。

戶籍警帶著收舊貨裝束的王舍富去了那戶人家，對戶主說這人是從泰州那邊過來的，受人之托前往尋一位長得怎生模樣的先生，據說那人是住在你們這邊的，不知道他此刻在不在？戶主是一位六十歲出頭的老大爺，一看便知是一個性格平和的好人，他說這裏確實住過一個如你所說的房客，他姓金（史離坤故意改了姓名），我們稱他“金先生”，但這位金先生早在去年差不多這個時候就已經走了。金先生很豪爽，臨走時多付了一個月房錢，那是一個好人啊！

王舍富拿出了一張有史離坤在內的十幾個人的合影，請對方辨認其中是否有“金先生”。戶主老眼昏花已經看不大清楚了，遲遲疑疑沒有指認，喚來老伴看也看不真切。戶籍警問你們有老花鏡嗎，戴上眼鏡再看看。人家特地從泰州過來的，人走了沒關係，但最好有一個說法，也好讓他回去有個交待。於是就去拿老花鏡，老太太進了裏間還沒有出來時，從外麵來了一個人。這個人的出現，給王舍富帶來了意外之喜。

這是一個年方8歲的男孩，小名阿森，是戶主的孫子，也是戶主這一輩的第三代中唯一的男性，所以特受寵愛。阿森此刻剛放學回家，進門一叫“爺爺”，戶主就撇下來人擁著孫子親熱。阿森說要爺爺帶他去外麵玩耍，戶主麵露難色，指著戶籍警和王舍富說爺爺有事。那小孫子竟然小大人樣地問他們是誰，有什麽事。跟這麽小的孩子解釋來人是誰那是不明智的，戶主就隻說了他們是外地來的，要找原先住在咱家的那位金伯伯，可是金伯伯已經離開了，我也不知道他們去了哪裏。

這時，阿森開腔了，他說我知道金伯伯去了哪裏！戶主以為孫子是信口瞎說，正要阻止，戶籍警已經在阿森跟前蹲下，說孩子你怎麽知道金伯伯去了哪裏的？你的本領可真大呀！

原來，史離坤住在這戶人家時，盡管南京還沒有解放，但他殺了那麽多人，總是擔心遭到報複，平時沒事就不大出門。老是待在家裏當然會感到寂寞，於是就跟當時還沒有上學的阿森接觸比較多，大人小孩一天到晚說話很多。那天，史離坤在整理東西準備離開時，見阿森在旁邊看著，就說孩子我要離開你們家了，送你一樣東西給你留個紀念吧，隨手拿出了一支鋼筆給了阿森。史離坤不大識字，寫字如畫天書，根本不會用鋼筆，這支鋼筆是他搞暗殺行動時從一個被害的共產黨幹部身上搜得的。鋼筆上還刻著那位烈士的姓名，後來這支鋼筆作為罪證之一出現在法庭上了。阿森拿了鋼筆，好奇地問金伯伯要去哪裏。史離坤脫口說他準備去上海，是否回來要看以後的情況。

阿森這麽一說，王舍富頓時竊喜。戶籍警把照片拿給阿森，說孩子我試試你的眼力，你看看這張照片上是否有金伯伯。小孩子眼尖，隻稍稍一瞟就指著其中一位說這就是金伯伯。這時，老太太把老花鏡拿出來了，老夫妻倆也認出了史離坤。

王舍富清理了一下思路：立馬奔上海？跑一趟倒也方便，問題是到了上海後跑哪裏去尋找史離坤這麽一個人？上海灘那麽大，要找一個人無異於大海撈針。先去一趟史離坤的老家吧，看看是否會有什麽線索。

主意打定，王舍富立馬奔史離坤的老家台北縣。這回他先去公安局。縣公安局向王舍富提供了一條線索，說去年10月中旬，有人向公安局反映了一個情況，史離坤曾給姐姐寄過錢。公安局自是重視，連夜奔鄉下去找當事人。史離坤的姐姐不敢隱瞞，說去年夏收時確實收到過一張匯款單子，她不識字，問了郵差，說是一個名叫“彭孝”的人從上海寄來的。她當時一聽心裏就明白了，知道那是她的弟弟史離坤。史離坤小時候據說對父母甚為孝順，故家人都喚他“孝孝”；而彭姓是母親的姓氏。

【信筆又墨】注：江蘇台北縣，建於1942年日偽占領時期，因與台灣台北縣重名，於1951年8月更名為大豐縣，位於鹽城市地區，1996年改為大豐市。

縣公安局的偵查員從史離坤姐姐那裏了解不出更多的情況了，於是就去了郵電局。郵電局找出了那張已經取款後被注銷的匯款單，上麵的寄款人果然是“彭孝”，地址是上海南碼頭路73號。這當然是一條令人振奮的線索，縣公安局於是就派了三名警員前往上海緝拿史離坤。但南碼頭路73號的房東周某卻告知說那個名叫“龔如柏”（史離坤的又一化名）房客已經在兩個月前離開了。他去哪裏了？房東說這個就不清楚了，他沒有說，我也沒有問。那麽，後來你是否見到過他或者聽說過這人的消息？周某連連搖頭。

這樣，這三名警員就興衝衝而去，垂頭喪氣而回。但是，縣公安局還是專為這事辦理了一份卷宗，裏麵保存著那張匯款單，警員跟那位上海房東的談話筆錄，此外，還有一份這三位警員親筆簽名的情況說明。

王舍富對接待他的那位同誌說，我現在需要這份卷宗，我帶著介紹信，這就辦個手續把這份卷宗帶走，算是調撥給行署公安局了。那位同誌請示局長後，馬上給王舍富辦理了手續。

王舍富從鹽城返回揚州，向邵幼和局長匯報了調查情況，說了他下一步的打算：去上海尋覓史離坤的下落。邵局長批準了這一計劃。

生活中有一個無法解釋的現象，壞運氣往往接二連三，但好運氣卻不大肯頻頻光顧。王舍富此番赴滬就是這樣，沒有撞上像在南京那樣的好運。他所走的調查路子，跟去年10月間台北縣公安局那三名警員所進行的一模一樣，其結果也一模一樣，最後無功而返。當然，他是專門搞情報的，多年來嚐慣了失利的滋味，所以並不像台北縣三名警員那樣垂頭喪氣而歸，他依然信心十足，認為這不過是時間遲緩而已，史離坤的線索還是能夠捕捉到的。

王舍富不知道，就在他返回揚州市蘇北行署公安局向邵幼和局長匯報赴滬調查的情況時，上海灘著名的遊覽點城隍廟裏，也正有兩個人在一起說話，這兩個人的說話對於往下的案情發展，有著非常重要的關聯。

三、命令：暗殺自己人

這兩個在上海城隍廟談話的人，一個是顧頤昌，另一個是史離坤曾經住過房子的那個房東周某。

顧頤昌逃到上海後，在一家私營五金機修社謀了一份工作，他不會車鉗刨技藝，但打打雜跑跑腿還是可以的，反正他不會計較收入多寡。這天，機修社老板派顧頤昌去城隍廟一家客戶送貨。顧頤昌去了客戶處，但對方老板不在，所以一時付不了款，人家讓他等候一會兒。顧頤昌想等著似乎有點無聊，於是就到隔壁城隍廟去轉轉。

巧的是，那個曾經做過史離坤房東的周某的家裏正好來了兩位郊區奉賢鄉下的親戚，他就帶著他們到城隍廟來遊覽。巧合就此發生了，周某跟顧頤昌在九曲橋畔劈麵相遇。史離坤來上海是顧頤昌安排的，其租借的住處也是顧頤昌通過一位江湖朋友聯係的。那時上海還沒有解放，史離坤抵滬那天，顧頤昌是陪著他去周某那裏的。顧頤昌當時掏錢請史離坤和周某以及那位朋友一起在附近的一家小酒館吃了頓飯。這樣，周某就認識了顧頤昌。之後，顧頤昌出於謹慎，再也沒有去過史離坤處。他的腦子裏幾乎已經沒有周某這個人了。哪知，此刻竟會在城隍廟遇到周某。

盡管顧頤昌在目前形勢下實在不想碰到類似周某這樣的對象，但真的遇見了自然得打個招呼，寒暄幾句。兩人的話確實說得不多，不超過10句，但對於顧頤昌來說，耳畔恰似響了一個“二踢腳”——周某告訴他有人來找過史離坤，第一次是三個人，向他出示了蘇北台北縣公安局的介紹信；第二次就是昨天，是一個也說蘇北口音的青年，說是史離坤以前的朋友。顧頤昌一聽就判斷出這個“朋友”肯定也是來者不善，多半是公安局的便衣。

顧頤昌當時心裏便是一個激靈，當然，表麵上竭力裝得若無其事，他決定去蘇州走一趟，跟顏宗緒商議商議。

顏宗緒是暗殺隊中唯一紮得進知識分子行列的人物，他出身地主家庭，畢業於鎮江醫學專科學校，在南京做過醫生，後來回鄉當了區長。由於他長期以來一直幹著欺男霸女、巧取豪奪的橫行不法之事，當地群眾對他恨之入骨，不僅僅要分田占房奪其財產，還想要他的性命。顏宗緒幸虧警覺得早，連夜逃跑，總算留下了一條小命。

以前就相識的顧頤昌來找他，商議想自己單獨拉一支隊伍。顏宗緒知道顧頤昌和顧祝同的背景和心狠手辣的稟性，料定此人能夠幹一番事業，於是就決定和顧頤昌一起折騰。暗殺隊就是在顏宗緒的策劃下組建的。後來，暗殺隊的每次行動，都少不了顏宗緒的預謀。所以，顏宗緒實際上是暗殺隊的靈魂，顧頤昌的高級智囊，狗頭軍師。

顏宗緒在蘇州的落腳點，也是顧頤昌通過江湖朋友聯係安排的，他在觀前街後麵的一條小巷子裏開了一個私人診所，中西醫兼看，盡管醫術平平，但由於收費較低，加之服務態度好，所以經營得還算不錯。顧頤昌登門時，顏宗緒正在給一個老人看病，噓寒問暖甚為親切。顧頤昌在一旁看著甚至覺得眼前此人已經去閻王爺那裏走了一遭，脫胎換骨變成另一個顏宗緒了。

當晚，顧頤昌就住在顏宗緒的診所裏，夜深人靜後顧頤昌這才談到了正題。顏宗緒聽著，對於史離坤的暴露就覺得不可思議。他和顧頤昌當然不知道史離坤曾經違背顧頤昌關於“切斷跟以往所有親友的一切聯係”的規定往台北縣姐姐那裏寄錢，但是，他能夠作出大致上的一個判斷，那就是史離坤肯定在行為上有了暴露的痕跡，否則，共產黨公安不會掌握他曾經住過的地址而登門調查的。史離坤曾經住過的地址會讓公安局察覺，那麽，有什麽理由能夠相信他現在住的地方不會被發現呢？因此，史離坤的暴露和落網不過是早晚的事兒，是禍躲不過，這家夥事實上已經是共產黨砧板上的肉了。

顧頤昌聽顏宗緒如此這般一分析，隻覺得背脊上冷汗直沁，他很清楚，暗殺隊殘餘的7人中隻要有人被捕，那其他人的線索就難免也會暴露。而如今是共產黨的天下，戶籍管理非常嚴格，不大可能像以前國民黨執政時隨意流動，出錢買個戶口就瞞天過海了。所以，一旦有人被捕，公安局發現其他人的線索後，基本上就已經劃定範圍了。

顧頤昌想到這裏，覺得沒轍了，於是便問顏宗緒：“老顏你看這事兒該怎麽弄？”

顏宗緒反問：“你說呢？”

顧頤昌老實回答：“我還真沒有辦法哩。你有什麽辦法嗎？”

顏宗緒詭譎地一笑：“要說辦法，還是有的，不過……”

顏宗緒說事到如今，無非是一個和六個之間哪個大哪個小的問題，情況現在很清楚了，史離坤肯定已經暴露了，落網不過是遲早的事兒；他落網之後，我們六位弟兄的暴露也是遲早的事兒了。所以，現在我們麵臨的狀況是：如果把我們7位弟兄合在一起作為一個人來舉例，史離坤現在的暴露就相當於人的身上的某個部位發生了問題，比如說是一條胳膊上長了不知名堂的惡瘡，腐爛得厲害，而且有向全身蔓延的趨勢，一旦出現蔓延，那全身各處都長了這種惡瘡了。你說，這應該怎麽處置？

顧頤昌想既然治不好這個惡瘡，那就隻有把那條胳膊截掉了。於是，答案就形成了，不過這個答案有點殘忍：滅口。

顏宗緒使顧頤昌明白這個道理之後，說不單單是要把史離坤那個惡瘡割掉，還得另外動一個手術，你當初找的那個把史離坤介紹到南碼頭路去租住房子的朋友，也得一並割掉。隻有這樣，才能確保惡瘡不會蔓延到其他部位。

對於顧頤昌來說，既然能夠把史離坤除掉，那個朋友的關係沒有史離坤跟他那麽鐵，解決掉自然也就不是問題了。

剩下的是動手執行問題，顧頤昌說這好辦，派金蒙那小子去幹吧，我明天去昆山，當麵向他交待。

金蒙那年30歲，他是暗殺隊中唯一會武功的成員。顧頤昌組建的這支暗殺隊，因為不是“軍統”、“中統”之類的正牌，所以不講究本領，要的是那份殺人不眨眼的狠毒。包括顧頤昌本人在內，殺人憑的是四件套：計謀、手槍、尖刀和毒藥。所以，顧頤昌招兵買馬時根本沒有格鬥技能考試這一項，隻要是地主、富農、惡霸之類，在蘇北當地被窮人弄得傾家蕩產且不是瘸腿壞手的，來者不拒。當然，如果符合上述條件而且又會武功的，那當然最好了。

金蒙的加入，在暗殺隊內部當初曾經有過一番爭議。因為，盡管他會武術，但這人不是地主、富農，也算不上惡霸，他不過是地主吉老祥家裏的一個護院家丁，地沒一畝，房沒一間，連老婆也沒有討上。他的東家吉老祥是當地一霸，積怨甚多，是個一毛不拔的鐵公雞。這種角色，在抗戰以後民主政府領導下的人民群眾麵前，自然是鬥爭對象。七鬥八鬥，就把吉老祥給鬥到了閻王爺那裏去了。吉老祥死後，他的四個大小老婆竟策劃著向領導鬥爭的農會主席、民兵連長實施報複。這金蒙聽了也竟然熱血沸騰，決定跟著幹。但這事兒沒正式實施時就讓人給發覺了，吉老祥的四個老婆全都被逮捕，金蒙腿長，一下子就溜了。逃出來後，金蒙才發現自己走投無路，於是就投奔“還鄉團”。這時的暗殺隊已經做出點市麵來了，“還鄉團”的一個頭目說金蒙是個搞行動的好手，就把他推薦給了顧頤昌。

顧頤昌對要吸收一個不是地主老財跟共產黨沒有傾家蕩產之恨的人加入暗殺隊有些吃不準，於是就向顏宗緒等骨幹分子征求意見。大部分參加討論的骨幹分子都有一份擔心：這小子別是共產黨派來的奸細，打入暗殺隊內部企圖把他們來個一鍋端？顏宗緒卻另有觀點，他派人去吉老祥家鄉實地打聽後，認為金蒙是一個肯舍命忠主的義仆，帶著吉老祥的那份仇恨加入暗殺隊且精通槍法擅長武功，肯定是一把好手，堅持主張收留。雙方意見不一，顧頤昌就去向顧祝同身邊的一個副官谘詢，征求對方的意見。副官的觀點是支持顏宗緒，他給顧頤昌出了個主意，仿效《水滸》中王倫讓林衝納投名狀之例，讓金蒙參加一次行動，親手殺一個對象。顧頤昌對金蒙一說，這家夥二話不說當晚就行動，一下子殺了三個農會積極分子。於是不僅加入暗殺隊，而且一下子就躍居骨幹分子。

南京夫子廟7惡魔聚會後，顧頤昌安排金蒙前往昆山縣城去當了個扛大包的工人。這家夥是個粗人，和一夥裝卸工人混在一起倒是沒有一點破綻，昆山解放後他還被推舉為裝卸社的工會委員。不久前，他娶了個名叫蔣婉琴的小寡婦。隨著顧頤昌的到來，金蒙的好日子差不多也就到頭了。

金蒙是一個四肢發達頭腦簡單的主兒，以前當護院家丁時他認的是吉老祥，到了暗殺隊就隻認顧頤昌了。所以一見到顧頤昌自有那份特別的親熱，一把拉住就要往家裏扯。顧頤昌顯得特別謹慎，說兄弟我是路過昆山，順便來看看你的，這回就不去你家裏了，你也不要對老婆說我來過昆山，咱就去街上找個地方吃點東西就行了。說著，把手指上的金戒指脫下來：來得匆忙，也不知老弟已經成親，沒有備一份禮物，這個你拿著，算是我送給弟妹的一件小禮品。日子太平點後，咱們弟兄再好好聚一聚，屆時大哥我自有一份見麵禮贈送弟妹。

那時，一個金戒指是一份很厚的禮了，金蒙一陣激動，雙手作揖致謝還覺得似乎不夠，又拍著胸膛說大哥我永遠是您的小卒子，不管幾時，您吩咐我幹嗎我就幹嗎，保證不打回票，沒有條件！顧頤昌趁機說我正好有點小事要麻煩老弟一下呢，於是就說史離坤在上海出了問題，據情報說準備向共產黨公安局自首，要用咱們六弟兄的人頭救他自己的一命。根據暗殺隊的規矩，這種人當然是不可能再允許他在這世上待下去了，現決定派老弟你去上海走一趟，把這人解決了；然後，還有一個家夥，你順帶著也把他給打發了。

金蒙神色依舊：“沒問題，保證完成使命！”

次日，金蒙向他供職的裝卸社請了假，奔上海去了。

四、一死一捕之後的局麵

金蒙乘坐滬寧線火車抵達上海北站，出站時站前廣場上的那口大鍾正好指著中午12點鍾。他想了想，便去站前天目中路上的一家麵館用午餐。

如果金蒙知道這頓午餐將會給他帶來什麽後果，恐怕打死他也不會去吃的。金蒙邁著從容的腳步進了麵館，中午時分裏麵顧客幾乎是座無虛席，他在店堂裏轉了片刻才找到了一個位置，要了兩個冷菜、二兩燒酒和一碗麵條，吃完之後結了賬，然後起身離開。就在他邁步出門來到店前的台階上時，迎麵匆匆來了一個男子，似是不經意地在他身上輕輕碰撞了一下。金蒙沒有在意，站在台階上盯著遠處過來的一輛空三輪車，想喚住了乘坐。三輪車還沒來到麵前時，忽見剛才那個碰撞他的男子就像先前一樣，急匆匆地從店堂裏走出來，大步離去。金蒙見之心裏便起了疑，聯想到先前對方曾在他身上碰撞過一下，忽有所悟，馬上伸手去摸口袋，錢包已經不翼而飛了！

金蒙幾乎是不假思索地作出了反應，大喝一聲，從台階上跳下便向那男子撲去。那人做賊心虛，聽見吆喝聲頭都沒回立馬就逃。但他哪是常年習武不輟的金蒙的對手，隻跑出二十來米就被金蒙一把擒住了。但扒手是有幫夥的，金蒙還沒來得及搜對方身時，不知從哪裏閃出了三個家夥，手裏的鐵尺、短棍二話不說就朝他招呼，那個扒手也從懷裏掏出一把匕首，四人團團圍住金蒙立馬開打。

金蒙是護院家丁出身，手裏拿不出點本事來就甭想吃這碗飯。當下隨即作出反應，赤手空拳以一敵四就打了起來，一兩分鍾時間，那四個家夥就給放倒了。那個扒手知道運氣不佳撞上了釘子，馬上拿出金蒙的錢包，跪在地上雙手奉上，嘴裏連連求饒。

就在金蒙罵罵咧咧伸手去拿自己的錢包時，三個執行巡街任務的警察從旁邊一條小巷裏走了出來，見到眼前這一幕，馬上上前查問是怎麽一回事。金蒙折進局子後，為此深深後悔過。他相信以他的身手，這時不去答理警察，拿了錢包拔腿就跑的話，那三個警察即使馬上會追趕，但無論是耐力還是速度，都肯定是跑不過他的，他足可平安脫身。可是，那一瞬間金蒙卻不是這樣想的，他的想法是：老子是被扒竊了錢包的，發現後索討時竟然還遭到了攻擊，鐵尺木棍都要砸到腦袋上來了，我還不還手？因此，金蒙就沒有逃跑。

但接下來的事情卻跟金蒙所想的不一樣，警察可能生怕群眾圍觀他們，人少控製不住局勢，於是就讓雙方5人一起去派出所處理此事。看著那4個主兒又是扒竊又是手持凶器玩街頭打鬥遊戲，所以警察也就毫不客氣地拿出兩副手銬將扒手4人兩人一副分別給銬了起來。這個舉動，使金蒙吃了定心丸，暗忖警察肯定會主持公道站在他這邊的，因為他真的是完全的受害者。這個想法使金蒙很願意聽警察的話，去派出所的路上也就沒有動過逃跑的腦筋。

警察把金蒙和扒手5人帶到派出所後，分別問話。問金蒙的那位是一個才二十出頭的年輕警察，他在現場已經聽群眾說過事情發生的大概情況，心裏已經有了底，認為金蒙是無辜受害者，出手把那4人打倒在地是被迫還擊。他對於金蒙的身手很是感興趣，匆匆做完筆錄後，正想跟金蒙聊幾句武術時，忽然想起還應該核對一下錢包是否真是金蒙的。這是一個必須要走的程序，警察於是就問金蒙這個錢包是你的，那麽請你說說錢包裏有多少錢，鈔票麵值是怎樣的。

金蒙說他不能說得百分之百的準確，隻能說個大概。警察點頭表示理解，說大概就可以了，你說一下吧。金蒙就說了：錢包裏有多少多少鈔票，其中什麽麵值的有幾張，什麽麵值的多少張，另外，還有一張他跟老婆的照片。

警察打開錢包一看，果如其言。因為錢包裏有那張照片，所以馬上確定這個錢包肯定是金蒙的了。但是，警察在錢包裏還發現了一張三指寬的紙條，上麵寫著：史離坤，製造局路287號。隻一看，立馬一個激靈！

原來，蘇北行署公安局情報員王舍富赴滬調查史離坤無果返回揚州後，向邵幼和局長報告了情況，認為史離坤肯定沒有離開上海，建議再次向上海市各公安局、派出所寄發“緊急協查通報”專門調查史離坤的下落。派出所昨天傍晚收到蘇北行署公安局的這份“通報”，今天上午一上班就全所開會傳達。所以，眼前年輕警察對於“史離坤”這個名字記憶猶新。他一陣興奮之後，尋思哪有這麽巧的事，上午所長剛剛說了此事，中午就有人把史離坤的地址送上門來了？於是就懷疑這會不會是同名同姓的另一個史離坤？

這時，正好外麵有人叫他出去接聽電話。他於是便走出去，對這個同事悄聲說了此事，讓他馬上去叫所長過來。他回身進屋，對正在等待著把錢包歸還後好走路的金蒙說：“有個小問題需要了解一下，你這錢包裏有一張條子，上麵寫著一個名叫史離坤的，這個人跟你是什麽關係？”

金蒙直到這時候竟然還不緊張，因為顧頤昌對他說過，史離坤在上海使用的是一個化名，你找他或者打聽他時都得用這個化名，不能用真名。奇怪的是，顧頤昌說是這麽說的，但給金蒙的地址上卻寫了史離坤的真名，估計顧頤昌做夢也不會想到金蒙竟會出事。金蒙甚至還沒有想到過這個問題，頭腦裏一直牢牢地記著史離坤的那個化名，所以，現在警察提到了史離坤的名字時，他一時沒有反應過來。這時，所長推門而入，身後還跟著兩個警察，二話不說指著金蒙就大喝一聲：“給我拿下！”

金蒙這才知道這張條子已經壞事了，猛地站起來意欲反抗時，兩支手槍已經對準了腦袋，於是隻好束手就擒。

派出所這邊當即訊問，但金蒙來了個一問三不知，除了承認照片是他的之外，其餘一概搖頭。後來秋風黑臉的所長離開，換了個白麵書生樣的副所長來主持訊問。副所長對金蒙很和氣，問話也耐心，還給金蒙沏茶遞煙，金蒙這才勉強肯開口說話。但他所說的跟不說幾乎沒有什麽區別：錢包？不是我的，是我在火車上撿來的；照片？是我的，撿到錢包後我把照片放進去了；你住哪裏？流浪，沒有家；照片上的女人是誰？我老婆，已經死了；那你叫什麽名字啊？哪裏人？我生過腦膜炎，腦子燒壞了，都忘記了。如此這般，使警察不得要領。

所長說，這家夥越是裝糊塗，就越說明有問題，先把他往旁邊擱一擱，把那個史離坤逮起來再說，於是就派了三名警察去製造局路抓史離坤。

直到這時，金蒙才後悔不該去麵館用餐，當然更不該不小心讓那個扒手把錢包扒了，現在怎麽辦？看來隻有腳底下抹油——溜！

當時的派出所設施簡陋，也沒有什麽專門的關押室，讓金蒙待在訊問的那間屋子裏，把門上了鎖就是臨時關押了。金蒙打定主意要逃跑，一下子就看中了一旁牆上的窗戶。那上麵的柵欄是用直徑十多厘米的鋼筋製作的，這足能抵禦彪形大漢的手勁了，但對於金蒙這樣練過少林硬氣功的角色就另當別論了。他把那副鐵柵欄扭彎後整個卸了下來。然後，就爬出了窗戶。

窗戶外麵是一條過道，過道裏這時倒是沒有人。但金蒙走到過道盡頭時，探頭一看是派出所的會議室兼活動室，幾個警察正圍著乒乓台大概正在開會。金蒙發現不對頭待要把腦袋往回縮時，已經被人發現了。金蒙見狀不妙，幹脆豁出去了，決定來個硬闖。新中國建立初期的警察通常都是槍不離身的，馬上有人掏出了手槍。金蒙動作奇快，眨眼間就已經衝到跟前，拳腿動彈處，已經撂倒了兩個警察。他還想施展少林功夫時，槍聲響了！

這一槍，打在金蒙的當胸，這個惡魔當場斃命。

這邊出事的時候，去製造局路的警察已經進了287號民宅的門。一問，有一個“姓餘的”男子借住在這裏，警察聽說那主兒操蘇北口音，馬上斷定正是蘇北行署公安局要求協查的那個家夥，便決定來一個守株待兔。大約10分鍾後，當史離坤手裏拎著兩瓶黃酒，嘴裏哼著蘇北小調晃蕩著踏進門時，等待他的是手槍和手銬！

派出所抓獲史離坤之後，因為不是他們轄區的案件，直接將其送到分局。分局將史離坤接收下來後，立刻跟蘇北行署發來的“緊急協查通報”上的史離坤的照片對照核實，確認被捕者確是史離坤的真身，於是就進行訊問。但無論怎樣問，史離坤就是不開口。由於這是逃犯，根據規定應當由犯罪地公安機關押解回去後由當地公安局審理，因此分局這裏也就不再訊問，不開口就不開口吧，把人移押到市局看守所，就通知蘇北行署公安局！

蘇北行署公安局接到上海警方的電話後，當下局領導開了個碰頭會，決定抽調5名精幹政保警察組建專案組，把史離坤從上海押到揚州來，訊問獲得口供後，順藤摸瓜把其餘幾個惡魔一一捉拿歸案。

專案組一行趕到上海後，先去殯儀館查驗已被擊斃的金蒙的屍體。好在這時正是天寒地凍的季節，上海警方又讓殯儀館將金蒙的屍體采取了適當措施，容貌還沒有發生變化，比對帶去的從7魔卷宗中調取的金蒙的照片，認為死者正是金蒙。當然，出於慎重，專案組通過上海警方請來了一位技術高超的照相師，拍攝了數張清晰的屍體照片。後來，經昆山數名相關人員辨認，一致確認死者即是金蒙。

專案組從看守所把史離坤提出來後訊問，史離坤還是沉默，無論怎麽問話，就是不開口。

當晚，專案組在下榻的旅館裏開了個會，一番討論後組長呂品律決定：接下來兵分兩路，一路由偵查員張珂、鍾秀峰負責對金蒙留下的物品進行分析偵查，另一路由呂品律和另兩名偵查員武伯威、危時定把史離坤押解回揚州訊問。

張珂、鍾秀峰對金蒙留下的錢包、金蒙和一個青年女子的合影、那張寫著史離坤的住址以及一張從昆山到上海的火車票等物品進行了分析。發現那張雙人合影上印著兩個楷體小字：合群。按照當時照相館的慣例，這應該就是拍攝這張照片的那家照相館的字號了；再看那張從昆山到上海的火車票，很容易使人聯想到這家“合群照相館”十有八九是在昆山。如果確實如此，那麽，金蒙生前就是隱藏於昆山了。

於是，兩人就在上海往昆山公安局打了個電話，詢問當地是否有一家“合群照相館”。公安局接聽電話的是辦公室的一個南下幹部，不大熟悉當地的情況，便去問了一個當地的警察，答稱昆山沒有“合群照相館”，但是有一個名叫“李合群”的人在縣城熱鬧地段設了一個帳篷替人拍照，價格比照相館便宜些，這人拍攝的照片，衝印時一律打上“合群”的名號。

行了！張珂、鍾秀峰當即直奔火車站，買了兩張火車票便去了昆山。到昆山時，天色已晚，兩人就找了家旅社住了下來。次日上午，他們來到縣公安局，要求協查照片上的那對男女是否居住於昆山。

昆山縣公安局立即行動，當天下午四點就有了結果：照片上的男子名叫錢榮坤（金蒙的化名），係本縣的一名裝卸工人；女子叫許婉琴，是錢的妻子。

終於查到金蒙的藏匿之地了，這無疑是一個好消息！張珂、鍾秀峰於是就往揚州撥打了長途電話，向呂品律報告了工作進展情況。呂品律自是大喜，囑咐兩人再接再厲繼續往下調查。

史離坤被押解到揚州後，關進了蘇北行署公安局看守所。

呂品律叫上武伯威、危時定三人當即對史離坤進行正式訊問。

如果顧頤昌知道史離坤在被捕後的表現的話，也許他會後悔自己聽了顏宗緒的建議，抱著不信任史離坤的觀點指派金蒙赴滬暗殺史離坤。因為事實上史離坤盡管沒有像金蒙那樣對警察飛拳拽腿，但他用來對付警察的武器似乎比金蒙的拳腳更使專案組頭痛，他的武器可以用兩個字來概括：沉默。

不說話似乎並不難，有的人一天到晚甚至一句話都不願意說，他自己會覺得這很容易。但是，當一個人麵對著幾個以要你開口說話為己任的專業人員整天圍盯，還能保持著堅決不說話的原則，那這個人就不是一個人了，而是一塊石頭——頑石。此刻的史離坤就是這樣一塊頑石。更厲害的是，這塊頑石還會思維，還會動腦筋設套，他設的套套竟然把專案組給套住了。由此可見，史離坤不但搞暗殺行，還無師自通地會玩反訊問，而且玩得還蠻到位的。

史離坤設的套套是這樣的：他在沉默了一天之後，想尋找逃跑的機會，於是就在當天深夜鬧起了急性腹痛。看守所是把史離坤作為要犯關押的，專門指派了兩個犯了輕罪而被臨時關押的人犯與其同囚一個監房，名義上是照料上著鐐銬生活不便的史離坤，其實用意是日夜監視著這個要犯，另外還指望史離坤在監房閑聊時一不留神漏出點口風來。此刻，深更半夜史離坤一說肚子痛，那兩個人犯就叫喊著“報告”，值班看守員馬上趕到，一看史離坤滿頭大汗，便向公安局值班室打電話報告情況，請示是否馬上送醫院。共產黨的政策是很清楚的，即使像史離坤這樣欠下二十來條人命的要犯，即使他已經被判處死刑次日就要執行，但這會兒生了急病也得給他治療，所以，公安局值班室就馬上派了兩名警察開了輛汽車去看守所把史離坤送往醫院。

專案組長呂品律這天晚上也住在局裏，他擔心史離坤趁機逃跑，於是也騎了輛摩托車隨後趕到，和那兩個警察一起押著史離坤去醫院，看守所方麵不放心，又請擔任警戒的駐所公安部隊派了兩個戰士荷槍實彈押解。史離坤在這等嚴密的看押措施下，就是給他安上一副翅膀恐怕也難飛掉了。

見“急性腹痛”救不了他，索性將計就計，玩起了另一個招數。他回到看守所後，見幾個警察圍著他忙得馬不停蹄不休息，還按照醫生的關照替他弄來了熱氣騰騰的夜宵，“禁不住”眼淚就下來了。呂品律不知是計，看著心裏就升騰起了一點兒希望，暗忖如果今晚的經曆對史離坤能起到感化作用就好了。

“感化作用”還真起到了，第二天早晨，呂品律在公安局食堂吃早飯時，忽然接到看守所打來的電話，說你們承辦的那個人犯在監房裏嚷著要求馬上提審，他有話要對你們說！呂品律一聽，不開口的對手突然主動提出要求提審，那不是有戲了嗎？於是，早飯吃了一半就扔下了，立馬通知兩名組員武伯威和危時定，三人直奔看守所。

史離坤見麵就哽咽著說昨晚幸虧你們送我去醫院，否則我還不活活疼死？我知道自己犯下的罪行，斷無法外施恩活下去的道理，所以今生是沒有辦法報答你們了，想來想去，隻有在案子方麵給你們提供一些方便了。這樣，你們問吧，我知道多少就告訴你們多少！

對於專案組來說，此刻最想知曉的就是暗殺隊剩下的那5名殘餘惡魔逃到哪裏去了。

史離坤告訴偵查員，當初的暗殺隊到1948年年底時隻剩下7人了，除了他之外，其餘6人是：大當家顧頤昌、軍師顏宗緒以及4位弟兄金蒙、畢平步、羊龍生和莊高峰。1949年1月，他們7人曾在南京夫子廟“廣瑤酒家”聚會，商議分散逃跑藏匿之事。後來，在顧頤昌的安排下，他們6人都有了藏匿之地。具體地址他不清楚，隻聽說了大致方位：顧頤昌住在南京鼓樓一帶；顏宗緒的住處是在杭州城裏，聽說附近有一家專門賣麵條的“奎元館”；金蒙在昆山縣城玉山鎮躲著，住的房子後麵有一條小河；至於畢平步和羊龍生，一個住在嘉興東門外熙春橋附近，一個住在湖州市內飛英塔一帶。至於史離坤自己，他說我已經被你們抓獲了，就不必說了，那個莊高峰，據說在大世界附近租了一個亭子間住著。

事實上史離坤不但胡說八道，而且是有意誤導專案組。他想把水攪渾，把專案組的偵查觸角引到根本不著邊際的地方去。隻有這樣南轅北轍，專案組才無法抓到顧頤昌等人。抓不到其他人，這個案子就一時結不了案，他史離坤才有機會越獄逃跑。

史離坤知道如果他的供述全部是假的話，專案組在作出一番努力後抓不到一個人會對他的供詞產生懷疑。所以，得給他們一點真的內容，於是，他就選擇了跟他關係一直不和睦的金蒙，尋思讓警察去昆山調查吧，查不到算這小子運氣好，查到了那就活該倒黴。當然，史離坤不知道，金蒙其實已經死了。但這並不妨礙他編造這番謊言所能達到的效果。

因為這時候，前往昆山的偵查員張珂、鍾秀峰已經查到了金蒙生前確實藏匿於昆山的事實，而且已經打電話向專案組長呂品律匯報了這個情況。因此，現在呂品律等人聽了史離坤的這番供述後，認為應該是可信的。

這樣，專案組就入了史離坤設下的套套。

五、順藤摸瓜沒有摸到

由於這是一起行署公安局邵局長親自抓的要案，所以專案組長呂品律不敢怠慢，偵查過程中不管是否有進展，基本上每隔半天就會主動向局長匯報偵查進展情況。現在拿下了史離坤的口供，呂品律當然立刻要去向邵幼和局長匯報了。

邵幼和是個老革命，是一個幹保衛工作的行家裏手，他聽了呂品律的匯報後，問：接下來你們打算怎麽辦？

呂品律說，我們想首先核實史離坤這番供詞的準確性如何，盡管跟我們已經掌握的情況比如金蒙藏匿於昆山是吻合的，但是我還是派小武、小危過江去南京跑一趟，去夫子廟問一下“廣瑤酒家”。邵局長聽著，想了想，沒有提出異議。

好不容易獲取的口供，在據此開展的偵查工作沒有碰壁之前，通常是沒有理由懷疑這種口供的真實性的。

偵查員武伯威、危時定去了南京夫子廟，找到了那家“廣瑤酒家”，向那位姓柳的老板調查去年一月中旬是否有如此這般模樣的7個男子前來聚餐。柳老板說我開著飯館，每天不知要接待多少顧客，你倆若打聽這兩天來過的人，我也許還記得起，相隔一年多了，誰有這份好記性？偵查員於是隻好說好話，柳老板就答應查查賬單看。這家飯館有一個規矩，可能是生怕與顧客發生什麽糾紛，交涉時店方得有一個憑證，所以，通常要把每撥客人結賬後的小單保留兩年。現在，這個規矩有了意外用途。

柳老板讓賬房先生翻出了去年一月份的那遝賬單，查出了17日那天中午有7人前來用餐。當然，賬單不是檔案，不可能對這7位是男是女、分別就長得怎生模樣作一個記錄。但是，偵查員已經滿足了，因為這基本上與史離坤的交代內容是合拍的。

武伯威、危時定返回揚州向呂品律報告後，呂品律就決定把還在昆山調查金蒙生前跟哪些人有交往以便查找線索的偵查員張珂、鍾秀峰立刻召回南京。當天晚上，專案組5名成員會合後對所掌握的情況進行了分析，製定了下一步的偵查計劃：先分頭前往湖州、嘉興調查羊龍生和畢平步的下落。之所以選擇這兩地，是因為跟其他惡魔藏身的杭州、上海相比，湖州、嘉興比較小，應該容易查找到。

次日上午呂品律就去向邵幼和局長匯報，請求批出差經費。邵局長說小呂你來得正好，我正要給你打電話請你過來一趟呢。

邵幼和要召見呂品律，是因為對史離坤的口供產生了疑問。邵幼和昨天聽了呂品律關於史離坤口供的匯報後，對此再三考慮，發現了一個可疑之處：史離坤所供述的其餘6個惡魔的藏匿點，沒有具體地址那倒還說得過去，但怎麽那麽巧都在當地幾處人所皆知的有名坐標附近：南京——鼓樓，杭州——奎元館，上海——大世界，嘉興——熙春橋，湖州——飛英塔，隻有那個金蒙的藏匿地沒有跟有名坐標連在一起。所以，邵幼和認為：這裏麵可能有問題。他讓呂品律先對此口供進行就地核實後再作計議。

呂品律經邵局長一點撥，恍然大悟，尋思難道這是史離坤瞎說一氣，意欲誤導偵查工作？他決定立刻提審史離坤，查摸一下底細。

史離坤對於他的再次被提審似乎覺得意外，心裏有些忐忑。但進門後見呂品律和另一偵查員武伯威臉上神色平和，說話也還和氣，也就放心了。呂品律、武伯威跟史離坤閑聊，話題始終圍繞著史離坤曾經涉足過的城市，最後終於弄清楚這家夥曾經去過南京、杭州、湖州、嘉興、上海，卻從來沒有到過昆山，但他知道昆山屬於江南水鄉的建築格局，所有民居都是前街後河。

於是，專案組對於邵幼和局長提出的懷疑一致認同，認為史離坤的口供不可信，如果繼續按此製定的偵查方向去湖州、嘉興調查的話，隻怕查到猴年馬月也查不到一個結果的。

專案組經過一番討論後，形成了兩種意見，一種是兵分兩路，分別去上海、昆山查摸史離坤、金蒙的情況。一般說來，既然他們在那兩地租借了房子像模像樣地居住下來了，那就會留下蛛絲馬跡的。另一種是暫時放棄上海對史離坤的查摸，而集中兵力盯著昆山一地調查。因為昆山縣城所在地玉山鎮總人口也不過三四萬，容易調查到情況。專案組長呂品律經過反複權衡後，決定采用後一個方案。他把該方案報告邵幼和局長，獲得了認同。

事不宜遲，立馬行動，專案組一幹人當即奔赴昆山縣城，開始了新一輪的調查。

由於強調嚴格保密，所以，當時連昆山縣公安局都不知道化名為錢榮坤的金蒙已經死了，這倒是給專案組此番的調查免去了若幹不利因素。偵查員分別找了金蒙的妻子蔣婉琴、金蒙所打工的裝卸社以及若幹鄰居，整整忙碌了三天，終於查摸到了一條線索：金蒙離開昆山的前一天，曾有一個操蘇北口音的男子從外地來昆山找過金蒙。

提供這一情況的是金蒙的一個鄰居老太太。她說這個男子來找金蒙時，因見鎖著門，就向她打聽金蒙去哪裏了。她告訴來人金蒙在縣裝卸社工作，已經結婚了，其妻子在一個私人裁縫處當下手。偵查員反複詢問後，覺得老太太所說的這個男子很像是暗殺隊的頭目顧頤昌，於是就拿出一張有顧頤昌的數十人合影照片請老太太辨認，由於照得有點模糊，也可能老太太眼力不濟，反正她翻來覆去看了又看，就是沒有認出照片裏有誰跟她那天所見到的那個男子是相符的。

不過，有線索總比沒有好。專案組循著那個前來尋找金蒙的男子的思路往下進行，家裏沒有找到，但是已經打聽到了金蒙在縣裝卸社打工，那就到裝卸社去找吧。但是，裝卸社的看門人卻說從來沒有外人來打聽過金蒙其人。偵查員分析那可能是那個疑似顧頤昌的家夥擔心裝卸社這邊人多嘴雜，容易把有外人來找過金蒙之事傳開去，不利於保密，所以就不登門了。但是，那人肯定是要見到金蒙的，那就隻有一條路可走了：在裝卸社附近等候。金蒙是搬運工，通常都是在外麵勞動的，碼頭、車站、工廠、倉庫等地方，每天上班時聽候派遣，因此那人是不清楚那天金蒙在哪裏幹活的。但是，不管金蒙被派到哪裏去幹活，他在下工時必須回一趟裝卸社的，他們得把工具放回倉庫。偵查員估計那人就是據此在裝卸社附近等到了金蒙，來一個久別重逢。

久別重逢之後又會怎樣呢？金蒙會熱情地邀請顧頤昌去他家，但顧頤昌出於謹慎多半會拒絕，金蒙的妻子蔣婉琴也說並沒有人到她家來過，所以，估計兩人就去了一個地方。哪裏？久別重逢應該慶賀，天色將黑又正是吃晚飯的時候，所以，這二位應該去了飯館！

於是，偵查員就開始逐家走訪玉山鎮上的飯店、小酒肆，結果在一家以賣羊肉為主的“五味莊”飯館打聽到了情況。金蒙到昆山雖然不過一年時間，但在玉山鎮上幾乎是無人不曉。那是由於他那身少林功夫，像昆山這種小地方，是沒有什麽武術高手的。金蒙那套經過真刀真槍實戰檢驗的本領，稍一顯露就引起了全鎮轟動。因此，在玉山鎮，金蒙幾乎是走到哪裏，都有人跟他打招呼或者在背後施以欽佩含義的指指點點。這樣，我們就不難理解當偵查員向“五味莊”的老板夥計打聽幾天前的傍晚金蒙是否來吃過飯時，人家是怎樣作絕對肯定的回答了。

偵查員隨即就拿出照片請對方辨認，這回辨認的人不止一個，而且都是有著一副專門認人臉孔以拉回頭客的職業本領，幾個人一眼就從照片上的十個人中認出了那個和金蒙一起來喝酒的男子——此人正是顧頤昌！

顧頤昌是從哪裏來到昆山的呢？專案組再循著對方的思路分析：晚飯後，顧頤昌和金蒙分手以後（鄰居和蔣婉琴都證明金蒙那晚是單獨回家的），他應該去哪裏呢？那就隻有兩個選擇了，一個是離開，一個是待在玉山鎮上過夜，次日再走。

昆山和外界的交通途徑有汽車、輪船和火車，晚上汽車、輪船是沒有班次的，那就隻有火車了。打個電話到火車站問了問，那時的火車班次少，說晚上沒有客車在昆山站停靠，最早的一班也是早晨4點多。據此分析，顧頤昌可以到火車站去待著，但寒冬臘月天，江南的火車站又沒有火爐、暖氣，在候車室挨大半夜吃得消嗎？更重要的是，火車站是公安局夜間巡防的重點處所，一個晚上不知要來查多少趟，顧頤昌敢麵對這種反複盤查嗎？

那就假定顧頤昌那天晚上是在玉山鎮上過的夜，偵查員決定向縣城僅有的三家旅館進行調查。

解放後，公安局將旅館行業列入“特種行業”，有一套嚴格的管理要求，其中一點是必須對所有前來借宿的旅客進行證件、介紹信登記，這套規定一直延續到現在也還在執行。這給偵查員事後要調查什麽情況無疑帶來了便利，專案組很容易地查閱到了最近數日各旅館的住宿旅客登記情況，但沒有發現顧頤昌下榻過。

線索追查到這裏，斷了！

六  惡魔的密謀

專案組聚在下榻的旅館裏開了個會，對下一步的偵查工作進行了討論。最後達成了一致意見：兩名偵查員去揚州再次提審史離坤。三名偵查員留在昆山繼續調查，看是否能夠查摸到其他有用的線索。

偵查員武伯威、危時定返回揚州訊問史離坤，他們回到揚州後，向邵幼和局長作了幾分鍾的簡短匯報後，立刻去看守所提審。史離坤對於這次提審似乎是在意料之中，見到偵查員時臉上沒有絲毫驚奇的神色。他還以為專案組是在按照他編造的口供進行調查，那這種調查顯然是徒勞的，不過這樣也好，讓他們折騰去吧，多折騰一天，案子就晚結一天，他就多了一份越獄的希望。

但是，史離坤想錯了，武、危兩人見麵就拍桌子，警告史離坤不老實，明白地告訴他上次來提審他時的“閑聊”就是為了戳穿他的謊言，因此，專案組根本未曾按照他所希望的去調查。史離坤一聽就鬧了個目瞪口呆，怔怔地望著偵查員，好一陣沒有說話。等到開口時，他馬上反複進行著辯白式的解釋，說他沒有說謊，那6個同夥的藏身地絕對是準確無誤的，不過，由於他立功心切，所以對各人藏身的坐標進行了一些虛構。這個狡猾的家夥，頭腦其實是十分清醒的，還是堅決按照他的思路去做，絕對不說真話。

盡管偵查員次日又提審了一次，但始終無法拿下“這座頑固的堡壘”。

話分兩頭，讓我們看看另一路偵查員在昆山的調查工作進行得如何。這裏要說一下專案組長呂品律之前所作出的一個決定的英明性了，當他決定派偵查員張珂、鍾秀峰去昆山調查已死的金蒙的線索時，就反複叮囑不能對昆山方麵的所有人透露金蒙已在上海死了的消息。其實，呂品律當時這樣決定也並非知道以後會對偵查工作產生一股意外的助力，隻不過是從保密角度考慮，認為如果透露金蒙已死亡的消息並不能給偵查工作帶來幫助，那就還是嚴格保密為好。這樣，昆山方麵的所有人見有外來“公家人”連日走訪各方，頻頻了解金蒙的情況，漸漸就意識到數日未曾露麵的金蒙可能出事了，多半已經被公安局抓了起來，那時的玉山鎮不大，發生了這樣的事情漸漸就成了縣城的一條口頭傳播的新聞。

有一個社會現象說起來大家可能都會認同：但凡口頭新聞，難免就會被添油加醋，捕風捉影，傳來傳去就會出現好幾個版本，而且使人沒法分辨哪個是真哪個是假，或者即使都是假的也不清楚虛假成分的百分比。這條新聞的傳播就是這樣，不但傳出了幾個版本，而且其中有一個版本竟然提出了跟其他版本完全不同的傳言，就是這個傳言，使偵查員有了一份意外收獲。

這個不知由何許人創作的版本的內容是：金蒙這次是去了揚州，他在揚州街頭行走時遇到5個流氓圍毆兩個人民政府幹部，路見不平，拔刀相助，他二話不說就出手相助。金蒙的少林功夫大家是知道的，一個人徒手打三五條大漢應該是沒有問題的。可是，沒有想到的是，當金蒙把5個流氓都擊倒後，不知從哪裏又冒出了三個同夥，兩個持刀，一個竟然拿著一支手槍，結果，金蒙就被對方開槍打死了。揚州是蘇北行政公署所在地，當地政府對於金蒙的義舉甚為重視，準備追認為革命烈士。不過，革命烈士不是隨便可以追認的，得先查清楚死者的底細，因此，蘇北行署就派人前來對金蒙的情況進行調查。

這個版本出現在新中國成立還不到半年的那個階段，所以即使裏麵有明顯的破綻也不會被人識穿。當地的人們心善，對身懷武藝偽裝和善的金蒙又有著一份敬重之心，因此很樂意接受這個版本，不過短短一天多時間裏，整個玉山鎮竟然都在傳說了。這一傳說，就引出了一個人來！

這個人，就是暗殺隊藏匿在昆山縣城的另一個惡魔畢平步。畢平步比金蒙早幾天抵達昆山，他會熬製麥芽糖，顧頤昌當初安排時就讓他以此為業。畢平步就弄了條載重量不過1噸的破船搖著來到了玉山鎮，挑著熬製的麥芽糖在玉山鎮上穿街走巷叫賣，也可以用碎布、廢紙、玻璃瓶、牙膏殼子、廢銅爛鐵等置換。當時，江南各個城鎮上都可見到以這種手段謀生的外地人，政府直到幾年之後才開始著手對他們進行清查整頓，符合條件的給登記戶口，後來搞糧食棉花統購統銷時據此發給票證。

顧頤昌安排金蒙和畢平步到昆山隱藏時，規定過兩人不準交往，即使走在路上單獨劈麵相遇也不準說話，甚至還不能使個眼色什麽的。這兩個家夥知道其中利害，倒是嚴格遵守，不敢有違。但是，現在當上述那個版本傳到畢平步的耳朵裏的時候，他卻沉不住氣了，也不知是怎麽想的，就在那天下午乘挑著擔子穿街走巷之便，來到正好在家的金蒙妻子蔣婉琴的門口，關切地詢問金蒙的情況。蔣婉琴自己並不知道這個傳聞，對於丈夫的情況有著種種猜測，這時候心緒大亂，隻覺得自己處於深深的弱勢位置，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層強烈的自我保護意識。見這樣一個外地人來詢問丈夫的情況，馬上引起一層其實是莫名其妙的警惕，追問對方是什麽人，為什麽關心金蒙的情況。

畢平步怎麽回答呢？他隻說了一句話，因為看見有人路過，所以就匆匆挑著擔子離開了。可是，對於他來說，就是因為這句話而壞了事！

這句話是：“我是金蒙的好朋友。”

夠了！當蔣婉琴把這句話向專案組報告後，偵查員頓時眼睛一亮：昆山這邊竟然還有金蒙的好朋友？難道這人是金蒙的同夥，也是蘇北暗殺隊的惡魔之一？

於是，呂品律就決定先把那個挑著麥芽糖擔子到處晃悠的蘇北漢子找來盤查一番再說。但是，當他們去找畢平步的時候，那主兒已經溜出昆山了！

畢平步為什麽在這短短的時間裏決定逃跑而且即刻就離開了昆山縣城呢？這是因為他收到了顧頤昌從上海發來的電報。

顧頤昌的這份電報隻有兩個字，曰：即來。

這並不是顧頤昌有能夠逃避追捕的法寶讓畢平步去取，而是預先約定的收報人可能已經暴露而趕緊逃跑的暗號。

顧頤昌是怎麽知道躲藏在昆山的畢平步已經暴露的呢？原來，他向金蒙交待了暗殺史離坤的使命返回上海後，一天兩次去外白渡橋那裏去察看。當然，這並非顧頤昌來了閑情逸致去外灘觀賞風景，而是他跟6名下屬有過約定，凡是交待的事情完成或者有困難難以完成，比如金蒙已經殺了史離坤都得到外白渡橋那裏，用尖銳之器在那塊橋銘牌的某個指定位置畫一個記號。6個下屬各人有各人的記號，所以顧頤昌不會搞錯。按說像金蒙這樣的忠勇之輩，完成任務一向是不打折扣的。但是，顧頤昌一連去了三天六趟也沒有見到金蒙的記號，於是，他有些擔心金蒙是否出了事。

金蒙如果出了事，史離坤又是怎麽個情況？是已經被殺了呢，還是金蒙連他的麵都還沒見上就給公安局發現逮捕了？顧頤昌反複考慮後，決定設法把情況弄個明白。

顧頤昌不敢直接去史離坤的住處打探，他就想了個法子：讓人前往探個虛實。

顧頤昌招了一輛出租車，先去了南京路上的“邵萬生南貨店”，讓出租車遠遠地停著等他，然後進了“邵萬生”，選購了一條火腿、一壇寧波黃泥螺，請店家派人送往史離坤的住處。顧頤昌返回出租車裏坐著等候，片刻就見“邵萬生”的送貨夥計騎著自行車帶著那兩件貨品出了門。顧頤昌便吩咐出租車司機：跟著那輛自行車走，不要超越。

史離坤已經折進局子，此刻關押在揚州的看守所裏。“邵萬生”的夥計過去自然是白跑一趟，又帶著那兩件貨品往回騎。顧頤昌這時已經回掉了出租車，在那夥計必經之路的一條小巷口等候著，見夥計的自行車過來了，後麵沒有人跟蹤，便快步追上去現了身。送貨夥計並不認識他，但看了他出示的購物小票後就相信了這人是貨主，如實告知：那裏的房東說，那個收貨人前幾天已經被公安局警察抓走了。

於是，顧頤昌就知道發生了重大變故，很有可能金蒙也出事了。

半小時後，顧頤昌走進了市區的九江路郵電局，向顏宗緒、畢平步、羊龍生、莊高峰4人各拍發了一份統一格式的兩字加急電報。這裏需要作一個特別交待：畢平步在昆山的藏身之地是一條流動的小船，沒有固定地址，顧頤昌的電報是怎樣送達的呢？這事如果放到三四十年後，可能會是一個麻煩，但在當時倒是不難解決的。那時的郵電局有一項無須另外加收費用的特別業務：異地發來的電報，如果地址不詳但有明確坐標的，隻要在收報人欄目裏注明，收報局在收到電報的第一時間將電報譯出後就會派送報員送到坐標那邊去打聽收報人，直到找到後簽收送達。畢平步在昆山是沒有坐標的，不過他的職業就是一個再也明顯不過的流動標誌，因此，顧頤昌在收報欄目裏注明其流動小販的身份後，郵電局的送報員馬上就想起了經常在街頭巷尾碰到此人的，於是二話不說騎了自行車就走，滿鎮亂繞，還真找到了正在流動著的畢平步，送達了電報。

畢平步看過電報後，因為已經有了對於史離坤之傳聞所形成的心理準備，所以並沒有特別的吃驚，當即扔了他那堆破爛，搖著小船離開了昆山。畢平步到了昆山和青浦交界的澱山湖一帶，把小船低價出讓後便到了上海。但上海並不是他的目的地，他覺得上海不適合他這樣的人躲藏和謀生，所以決定去當時屬於蘇南行署幾年後劃給上海的嘉定縣。不過，盡管暗殺隊現在已經停止活動了，但還是有大當家顧頤昌管著的，因此畢平步不敢自作主張，到上海去外白渡橋在銘牌上畫上記號後就找了一處地方暫時住了下來，暗殺隊的主兒在成為還鄉團分子前，都有過逃亡生涯，所以對於找暫時落腳點還是很有經驗的。

顧頤昌發出的電報還是及時起到了報警作用，兩天之內，他發現外白渡橋的銘牌上已經留下了畢平步、顏宗緒、莊高峰和羊龍生所做的記號，這說明這4人都已經平安抵達上海。接下來就是商議下一步怎樣走了，顧頤昌認為有必要5個人碰個頭，好好商量一番。於是，他就在外白渡橋的銘牌上留下了一個毫不引人注意的記號，顏宗緒等4人每天傍晚會到外白渡橋那裏去察看的，看到記號後，他們就會在次日上午前往外灘，顧頤昌過去跟他們會合。這些伎倆，顧頤昌當然是想不出來的，那都是軍師顏宗緒的腦力勞動成果。

這樣，次日上午這5名惡魔就聚集在福州路上的一家咖啡館的包房裏，密議情況。顧頤昌先介紹了情況，當然不會說之前因為生怕史離坤被捕後供出其他人而先決定讓金蒙從昆山赴滬將其做掉，隻是說史離坤因為行為不慎而導致暴露身份被共產黨公安機關逮捕了，等待他的當然是死路一條，這是沒有什麽好商量的。另一個金蒙，情況就要問畢平步了，畢平步你是跟金蒙同在昆山縣城的，他究竟發生了什麽情況你對大夥兒介紹一下。

畢平步就把他所聽說的金蒙的傳聞說了說，這主兒是地主老財出身，當地人稱“鐵公雞”，在大鬥進小鬥出、秤杆裏灌水銀等方麵堪稱專家，後來加入暗殺隊後搞暗殺行動也蠻在行，但是在反偵查方麵頭腦裏就少了一根弦，已經到這會兒了，竟然還分析說他認為那傳言十有八九是靠譜的，金蒙即使真的死了，也沒有暴露暗殺隊身份。顧頤昌心裏有數，瞧著畢平步隻覺得牙齒發癢，於是就打斷了他的囉唆說，我也給金蒙發了電報，他沒有來，說明他肯定是來不了了。現在，隻剩下我們5位弟兄了，大家看今後應該怎麽辦？

顏宗緒這兩天早已對麵臨的情況作了多種估計和分析，所以，盡管他事先並不知道金蒙已經出事，史離坤被抓，但是在他的陰謀家思維裏這都已經作為假設出現過了，所以此刻說話就顯得胸有成竹似的。顏宗緒說，史離坤已經被捕是肯定的了，這是大當家親自出馬查摸到的消息；至於金蒙，我們目前不知道他是為了什麽事情而離開昆山，不過，離開後沒有回來，而且引來了一批公家人特地到昆山去調查，那看來不會是什麽好事兒。畢平步所說的“革命烈士”，我看是沒有根據的，如果這樣的話，最起碼他的妻子應當得到善待了，我看是凶多吉少！

根據我們去年分手時大當家的規定，他即使出事了流落江湖，也得在第一時間趕到上海來在外白渡橋留下記號，這個規定大家心裏都是清楚的，大當家的就住在外灘附近，每天傍晚都會去外灘散步，天天在注意外白渡橋的銘牌，但是並沒有發現金蒙留下的記號，所以，金蒙的情況要麽是已經死了，要麽已經被捕——被捕也等於已經死了。不過，有一點可以肯定，金蒙如果被共產黨警察抓住的話，他並未招供，因為，如果他招供的話，畢平步你就是第一個被捕的人了。當然，當時沒招供並不等於接下去也能守口如瓶，況且，史離坤也已經被捕了，因此，大當家當機立斷通知我們立刻撤離各自的藏身地是一個極有必要的高明之舉。

分析到這裏，顏宗緒說看來大陸上已經難容我們眾弟兄待下去了，還是設法往海外跑吧。怎樣跑法？那可以商量，我想憑我們弟兄的本領，偷渡出去還是有辦法的。當然，由於沒有現成的渠道，因此最快也得等候一兩個月吧，眼下的當務之急是怎樣平安地挨過這段時間。

顧頤昌對於顏宗緒一向是言聽計從，當下幾乎是不假思索馬上點頭讚同。另外三位自無二話，也連連點頭。

於是，他們就開始討論怎樣藏身和尋找偷渡渠道的問題。

討論這種問題是很費神的，其實，這幾位完全已經用不到耗費這份心思了，因為即使討論出可供實施的法子，時間上也不允許他們去實施了，這時，專案組偵查的觸角已經伸到上海來了！

 

七、惡貫滿盈終有頭

 

專案組在接到金蒙的妻子蔣婉琴的報告後，找遍了整個玉山鎮也未能找到畢平步，最後在城外的一條小河旁發現畢平步原先的泊船處，留著一大堆小山樣的已經分門別類捆紮得整整齊齊的破爛卻不見那條小船時，意識到這個家夥肯定逃跑了。

一時間，專案組諸君懊惱得連撞牆的念頭都有，就這麽小小一個昆山，藏著個畢平步而且整天幾乎每時每刻都在穿街走巷晃蕩，他們每人都不止一次跟此人劈麵相遇，竟然未能識別！眾人感歎了一陣，呂品律說好了，世上沒有後悔藥賣的，今後吸取教訓就是，現在讓我們議一議，看能夠采取什麽措施可以對此進行補救，也就是說要查摸到畢平步的蛛絲馬跡，順藤摸瓜把他逮住。

於是就分析畢平步為什麽要急匆匆地立刻逃離昆山。偵查員不是神仙，當然不知道還有顧頤昌的那份加急電報一說，想來想去認為隻有一個可能：畢平步在對蔣婉琴說出那句“我是金蒙的好朋友”之後，立刻意識到這句話會壞事，出於謹慎，還是立馬逃離昆山為上策，於是就腳底下抹油了。

這個結果對於此刻急著要找到畢平步的線索並無幫助，於是就轉到另一個話題上：畢平步跟金蒙不同，他從事的是流動攤販職業，而且活動範圍並不算大，就是整個玉山鎮，所以，他應該跟鎮上大多數居民都打過交道，在一年多的交道中，是否有說漏嘴的地方，比如說在何地有什麽親朋好友之類，這倒可以認真調查一下。

當然，要進行這種調查，憑專案組5個偵查員顯然是難以在短時期內完成的。因此，此事隻有通過當地政府出麵協助了。專案組於是決定向當地公安局求助，請縣公安局出麵向玉山鎮政府提出“不公開協查”的要求。

昆山縣公安局大力支持蘇北行署公安局的同行，在接到專案組的求援後，立刻以縣局名義出麵召集縣城各單位的保衛幹部舉行緊急會議，布置在基層群眾中查摸那個挑麥芽糖擔子穿街走巷的蘇北小販的情況。

此招竟然立馬取得了效果，參加公安局會議的縣郵電局保衛幹部回到單位後，向領導匯報了會議情況，領導說應當大力支持公安機關，通知全局同誌下班後開會。郵電局的這個會輕而易舉地使專案組獲得了一條至關重要的線索：畢平步在離開蔣婉琴那裏後，被騎著自行車正滿鎮找他的郵電局送報員當街攔下，請他簽收了一份從上海發來的加急電報。

專案組長呂品律聞訊，當即趕到郵電局去查閱這份電報的底稿。底稿上除了內容之外，隻有該電報的發出地，並沒有發報人的住址。不過這沒關係，隻要去上海就行了。呂品律把4個偵查員召集起來，大夥兒一商量，認為應該趕往上海去調查那個發電報者的情況，既然這人能憑區區兩個字就能使畢平步立馬離開昆山，那就是一條了不得的重要線索了，有可能這人就是暗殺隊的頭目顧頤昌！

專案組連夜趕到上海，根據昆山郵電局提供的信息，午夜過後找到了顧頤昌拍發電報的九江路郵電局。當時上海有電報業務的郵電局夜間的電報業務都是通宵服務的，隻要一敲門，就有人接待。偵查員敲開門，遞上蘇北行署公安局的介紹信，要求查詢這麽一份電報的發報人姓名地址。

顧頤昌這份電報的原稿被工作人員找了出來，上麵的姓名是蘇炳辰，住址是舟山路334弄7號。偵查員正在研讀時，那位工作人員又遞過三份內容一樣收報人地址不同的電報底稿，說這也是同一個人發的。偵查員一看，是發往蘇州和鬆江的，盡管收報人的姓名不是暗殺隊殘餘分子，但顯然肯定是化名，就像發給畢平步的那份電報一樣。於是跟工作人員商量後，在一張空白介紹信上寫了借條，把這4份電報底稿都借走了。

事不宜遲，偵查員當即又去了上海市公安局提籃橋分局，接待他們的那個山東口音的值班員設法調出舟山路334弄7號住戶蘇炳辰的戶籍信息。如果說專案組自從發現了畢平步曾經收到過一份電報開始至今一路都很順當的話，到這時運氣就轉了，分局方麵說舟山路是一條短馬路，沒有334弄的。出於慎重，值班員又打了舟山路派出所的電話，果然沒有該址，也沒有蘇炳辰其人。

呂品律離開公安局後，想想不放心，對張珂等偵查員說我們去舟山路實地查看一下吧。於是一幹人就去了舟山路，查看下來果然沒有什麽334弄，當然也就談不上打聽“蘇炳辰”了。

這時已是拂曉時分，專案組5人又冷又餓，就進了一家茶館，洗了把熱水臉，要了一壺熱茶，從隔壁一家點心鋪子裏買了早點邊吃邊商議下一步如何走。

那個被疑似顧頤昌的發報人使用了假地址，其姓名估計當然也是偽造的了，這更證明這個家夥可能是顧頤昌了。從電報內容判斷，顧頤昌已經把暗殺隊的其餘4個殘餘分子都召到上海來了。這個舉動意味著什麽？是因為顧頤昌在上海發現史離坤已經出事，擔心危及其他人而被迫做出的不得已之舉呢，還是另有意圖，準備在上海進行暗殺活動？專案組分析下來認為前一種的可能性比較大。當然，不管是哪種可能性，目前5個殘餘分子都在上海，那無疑是一次最佳的偵緝機會，所以，還是把工作重點放在追查他們的藏身地為主。

怎樣追查呢？線索是從電報上來的，看來追查還是得去發報的那家郵電局。

二上郵電局，專案組先找了九江路郵電局上級部門的保衛科。保衛科對此甚為重視，派了一名副科長陪同偵查員前往九江路郵電局。這時天已大亮，九江路郵電局的領導也上班了，熱情接待了專案組，說你們需要提供什麽幫助，隻要我們能夠做到的，統統滿足要求。偵查員說我們想查到那個發送一式四份相同內容電報的那個發報人，他留在底稿上的那個地址經查已經表明是假的了，看來姓名也不會是真的，所以，我們想跟那天接待此人的那個營業員同誌談一談，請他回憶一下當時做這筆業務時的情況，指望能夠獲得蛛絲馬跡以助追查。郵電局領導說這好辦，讓那個營業員來見你們。

但不巧的是，當時已近春節，那個姓羅的營業員已於昨天夜間搭乘輪船去寧波回鄉探親了。

呂品律想了想，決定派偵查員危時定立刻去寧波找到羅某當麵了解情況，他和另外三個偵查員留在上海繼續調查。同時，呂品律往揚州蘇北行署公安局邵幼和局長那裏打了電話，除報告目前的偵查進展情況外，還提出了一個要求：由行署公安局出麵跟另外三份電報的收報地南京、蘇州、鬆江的公安局聯係，請求按照收報人的地址姓名進行協查，一旦查到確有該收報人，即予拘留。邵幼和同意了這一要求，隨即作了布置。不久就有消息傳來，那兩地三個地址的收報人都已經失蹤。

繼續調查的方式是剩下的4個偵查員集體討論產生的，鑒於當時僅有的指望就是獲取那個發報人在短短的數分鍾時間裏在九江路郵電局營業廳裏留下的有追查價值的線索，所以，直接跟此人打過交道的營業員羅某是第一個有希望提供線索的人。既然有第一，那就還有第二、第三甚至更多的人，那些人就不是營業員了，而可能是同一時間在郵電局的營業廳裏用郵的人。偵查員想象他們見到並且注意到了那個顧頤昌的家夥，最好還有人跟他說過話，而且說話的內容裏能夠捕捉得到蛛絲馬跡。

於是，呂品律就要求郵電局方麵提供在顧頤昌用郵時段的其他用郵者的姓名地址。這個要求郵電局是能夠滿足的。因為當時隻要有人來發電報、打長途電話，那都是會在營業廳留下記錄的。營業廳當即查了一下，提交給專案組4個跟顧頤昌同一時段用郵的客戶。

呂品律對三個偵查員說，現在我們分頭去找這4位調查，是否有效果，那就要看我們的運氣如何了。

呂品律去了十六鋪客運碼頭，那裏的檢票員丁某是在與疑似顧頤昌同一時段在九江路郵電局用郵的。丁某是一個三十來歲的男子，他說他的父母是徐州人，這次由妹妹陪同著從上海回徐州老家去過年，那天他去給徐州親戚發電報告知抵達的時間。呂品律便請丁某回憶當時是否見到過怎生模樣的一個男子，那人也是前往郵電局發電報的，一個人同時發了4份。丁某想了又想，最後搖頭說臨近年底了，郵電局的營業廳裏發電報、打長途電話的人很多，亂哄哄的，他沒有印象。

偵查員張珂走訪的是榆林區的一家私營紗廠的職員張某。張某那天是奉紗廠總經理之命去九江路郵電局給一位客戶拍電報的，他聽了偵查員的要求後，說當時確實有這樣一個男子在場。張珂便拿出了那張有顧頤昌在內的合影請張某辨認，對方的眼力和記性都不錯，一下子就認出了那人即是顧頤昌！張珂大喜，盯著張某詢問顧頤昌當時的細節。但遺憾的是張某雖然記得並認出了顧頤昌，但當時卻沒有跟顧頤昌說過話，而且由於他忙著斟字酌句寫電報底稿，所以沒有顧頤昌的情形。他之所以記得在場有顧頤昌這樣一個人，是因為顧頤昌在他旁邊等候著，要用他手裏的郵電局提供的公用蘸水鋼筆。

第三路偵查員鍾秀峰走訪的是一位四十歲的婦女陸某，她是住在徐家匯的一位小學教師，那天去南京路購置年貨，順便給濟南的一位當年的閨中密友打個長途電話。當時打長途電話是一樁比較大的事情，花錢不說，還得向營業廳窗口遞交所填寫的資料表格後在那裏長時間的等候。等候多長時間沒有定規，線路空閑時就快些，如果碰上線路忙碌，那就對不起，有時從早等到晚上還沒有輪上你的號碼接通的情況也有。陸某那天的運氣不佳，這個電話整整等了3小時才接通。這段時間，她就坐在營業廳的長椅子上，倒也正好有興致留意周圍其他客戶的情況以消磨時間。

那麽，她看到顧頤昌了沒有？陸某說看到了，不但看到了顧頤昌，還記得顧頤昌是從一個戴眼鏡的先生（就是張某）那裏接過蘸水鋼筆後填寫的電報底稿。鍾秀峰問她還看到了顧頤昌有什麽動靜，她想了好一陣還是搖頭。正當鍾秀峰要暗歎一口氣的時候，陸某又說她記得那人好像拎著一個包包走進營業廳的。這是線索啊！鍾秀峰馬上盯著不放，可是，陸某說她坐的那個位置正好跟顧頤昌拎的包包形成一個斜角，所以沒有看清楚那是一個什麽樣的包包。

顧頤昌拎的是一個什麽樣的包包？看來這隻有指望第四路那個偵查員武伯威的調查了。武伯威的走訪對象也姓張，是一個女大學生，住在靜安寺附近。但是，武伯威登門拜訪時，這位小張同學不在家。去哪裏了？其家人說不清楚，這姑娘腳頭一向很散，平時星期天也不著家的，現在放寒假了還不是滿天飛？武伯威是一個很有耐心的人，以往辦案中凡是有蹲守的任務，領導首先想到的就是他。這回他也這樣，決定在張宅門口蹲守。這一守，一直守到晚上9點鍾。呂品律那邊不放心了，叫上張珂一路尋了過來，發現這位仁兄又餓又冷正在瑟瑟發抖。呂品律問了情況後，說看來今晚那姑娘不會回家了，我們明天再來吧，這才把武伯威說動了撤了回來。

兩天後才知道，大學生小張是和幾位中學同學一起結伴去蘇州遊玩了，她也沒跟家人說一聲。家人倒是已經適應了她的行事風格，習以為常不當一回事，卻把幾位偵查員弄得心焦如焚。因為前往寧波找郵電局營業員羅某調查的危時定已經從寧波打來了電話，說他順利找到了羅某，但遺憾的是羅某隻記得曾經接待過一個發一式四份相同內容電報的客戶，其他什麽也說不上了。因此，此刻專案組就隻能指望大學生小張了。呂品律下令：退掉現在租借的旅館房間，去靜安寺附近找個地方住下，我們4人兩小時一班日夜在張家門口守著，好歹也要在那姑娘回家的第一時間攔下她！

這天傍晚，輪到蹲守的偵查員鍾秀峰終於看到一個體態有點豐滿、舉止大大咧咧的姑娘風塵仆仆地進入了在他的眼簾。他馬上斷定，這就是大學生小張了！

別看小張大大咧咧，但她自有細心的一麵。她那天是去董家渡看一位中學老師的，回來路過九江路郵電局時忽然想到快過年了，應當給另一位已經退休回到天津老家安度晚年的班主任老師發個電報拜年，於是就進了營業廳。她看到了顧頤昌，看到了顧頤昌手裏拎著的那個包包，而且還記得那是一個深藍色的長方形帆布包，嶄新的，其形狀像電工用的工具包，是可背可拎的那種。

接著，小張又說出了一個使偵查員激動不已的內容：這個帆布包上斜印著兩個美術體大字：盛福，下麵是地址和電話，她沒細看，但記得地址是北京東路。

鍾秀峰返回旅館一說，呂品律分析：估計顧頤昌的那個帆布包是那家字號為“盛福”的廠家或者商家贈送的廣告性質的禮品包。順藤摸瓜，這就去北京東路找“盛福”！

“盛福”連夜找到了，那是一家兩開間門麵的五金店鋪。但是，晚上沒人，那就隻好明天再來調查了。

一個幾乎全體失眠的漫長的冬夜過去後，偵查員再次來到北京東路。“盛福五金店”的老板熱情接待了偵查員，隻談了幾分鍾話，就使偵查員笑容滿麵了。

情況是這樣的——

“盛福五金店”是當時上海五金行業的一家品牌店，這家創辦於清朝光緒年間的店鋪既賣零售商品，還辦理批發業務。多年來，一些本市和周邊省市的小五金商都到“盛福”來進貨，滬上一些機修廠家、作坊需要五金零件、工具時，也到“盛福”來以批發價批量購買，時間一長，這些下家就成了“盛福五金店”的固定客戶。位於提籃橋區公平路上的前店後廠的作坊式“騰升五金機修社”就是這些固定客戶中的一家，這家私營作坊已經跟“盛福”合作30年了。

據“盛福”老板對偵查員說，那天，“騰升”的周老板派了一名夥計前來“盛福”結算一年的賬務，又順便購了一些小五金零件。他當時讓店員拿了一個“盛福”新製作的帆布廣告包送給來人。

來人姓什麽叫什麽？

老板拿出賬單查了查，說上麵的經辦人簽名是：章家梁。

一張多人合影送到了老板眼前，這個“章家梁”馬上還原成了顧頤昌。

於是，專案組立即行動。考慮到顧頤昌那裏可能聚集了畢平步、顏宗緒等全部暗殺隊殘餘分子，這些惡魔肯定有武器，專案組不敢冒失。呂品律就走進了福州路上海市公安局，請求得到上海同行的協助。上海警方於是緊急調集了20名警力，並聯係公安部隊派出了一個班的戰士協助。由於不知道那5名惡魔是否都在“騰升”那裏，所以一律化裝，神不知鬼不覺地進入選定的警戒區域。

提籃橋分局也提供了協助，分局的兩名警察和公平路派出所的戶籍警以發送“三防”（防火、防盜、防特）宣傳資料的名義去了“騰升”，發現專案組要抓的5名惡魔中隻有顧頤昌一人在那裏。

那就下手吧！

行動前，化裝成顧客正在那裏選購工具的偵查員武伯威、鍾秀峰忽然看見顏宗緒和畢平步兩人合騎著一輛自行車來到“騰升”，便發出信號要求“稍等”——因為有可能另外兩個惡魔羊龍生和莊高峰也會過來。

顏宗緒、畢平步是來向顧頤昌匯報他們聯係偷渡渠道的進展情況的，因為涉及的費用比較大，所以他們不敢擅自做主。但這時顧頤昌正忙碌著，弄得兩手油汙，等了片刻，兩人意識到久待可能不好，就說我們到前麵四岔路口的那家茶館喝茶，你一會兒有空了過來一下。

這二位正要出門時，行動開始了。似乎也就眨眨眼睛的時間，顧頤昌、顏宗緒、畢平步就被摁倒後扣上了手銬。

將三犯押解到提籃橋分局後，專案組立刻同時分別進行訊問。鑒於前麵有史離坤那小子的拒絕交代，專案組原以為必定要費一番精力，哪知這回卻是大大出乎意外的順利，三犯都在第一時間供出了另外兩名同夥羊龍生和莊高峰的藏身之地。

僅僅過了半個多小時，羊龍生、莊高峰就有了一份跟顧頤昌三犯相同的待遇。

暗殺隊殘餘分子終於悉數落網，三個月後，顧頤昌等6名惡魔被分別押回原籍地執行槍決。

【附錄】

從前的公安工作沒有太多技偵手段，全靠辦案民警的專業推理和紮實排查，來之不易啊。

感慨啊，很不容易啊

當年全民戰爭威力巨大。

看到發電報、打長途電話這些情節，回憶起小時候的生活了，雖然是破案的故事，但卻看得很溫馨。

想到顧順章哪個滅門案了 南方人姓顧的是比較多，屬於大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