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塵封檔案】係列之024：非常涉外扒竊案

【塵封檔案】係列之024：非常涉外扒竊案

本文轉載自公安月刊《啄木鳥》2008年第8期

（注，第7期無塵封檔案，類似期號不連貫的均是如此）

文：徐漫

　　1957年春，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伏羅希洛夫元帥應邀訪問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方麵事先進行了大量接待準備工作，其中包括對伏帥準備訪問的城市的治安整頓。殊不料，就在蘇聯貴賓即將抵達中國的數日前，已被定為訪問城市的上海市忽然發生了數起專門盯著蘇聯以及東歐國家外賓下手的扒竊案件。

　　發生於這個敏感時段的係列涉外扒竊案的背後隱藏著什麽？是別有圖謀還是一般的刑事犯罪？這，需要公安機關迅速予以偵查後交出答案。於是，一場限時限刻、具有特殊意義的無聲戰鬥打響了……

一、

　　1957年4月8日，上海。

　　晚上8點40分，一輛黑色伏爾加轎車從著名的外白渡橋南側橋堍畔的蘇聯駐上海領事館內駛出，沿著外灘的中山東一路疾馳片刻後，拐上了福州路。這輛轎車前麵兩側那對閃爍著金屬光亮的旗杆上，飄晃著一麵小小的由鐮刀、錘頭和閃耀星星組成的紅旗，表明這是蘇聯駐華領事館的轎車。在那個轎車稀缺的年代裏，如此一輛轎車招搖過市，足可吸引沿途幾乎所有市民的注意力了。

　　黑色伏爾加轎車駛至位於福州路185號的上海市公安局大門口停了下來。上海市公安局這邊顯然已經接到過蘇聯領事館方麵事先撥打的電話了，警衛當即放行。但伏爾加轎車在駛進裏麵的大院停下，讓裏麵的三位蘇聯男子下來後，即被警衛示意退出大門，在馬路對麵泊車等候。

　　從車上下來的三個蘇聯男子，一律西裝革履，氣度不凡。但若仔細打量，就會發現其中一個酒糟鼻子的中年人的神情似乎有點蔫。

　　這三位蘇聯男子隨即被引領進入了底樓的一間會客室，兩個外事警察招呼他們坐下後，其中一個用俄語客氣地開腔道：“三位蘇聯同誌，你們好！請問發生了什麽事情？我們從電話中聽說有一位索洛也夫同誌似乎遭遇到什麽不愉快的事情了？”

　　那個神情有點蔫的男子點點頭：“警官同誌，我就是索洛也夫，我的錢包被人偷了！”他一邊說著，一邊掏出護照遞給警察檢查。

　　警察看了護照，隨手在本子上記下了姓名、號碼，然後問道：“錢包被偷了？裏麵有些什麽物品？”

　　索洛也夫於是一五一十地把情況陳述了一遍——

　　索洛也夫是莫斯科民用建築設計院的高級工程師，四個月前受沈陽市邀請，前來中國指導建築業務工作。一周前，索洛也夫的指導工作結束了，東道主根據事先約定，為他提供了一次遊覽北京、西安、南京和上海的機會。本來，東道主是要派人陪同的，但索洛也夫為了減少中國方麵的開支，可能還有獨自行動自由的想法，婉拒了這個提議。於是，這位四十歲的蘇聯工程師告別了東道主，從沈陽來到上海。根據計劃，他準備在上海逗留一周後，前往南京、西安遊覽，然後到最後一站北京市，遊覽中國首都後從北京返回莫斯科。

　　索洛也夫抵達上海後，從北火車站乘坐出租汽車來到了由沈陽方麵替他預訂的位於外灘附近的和平飯店下榻。入住後，索洛也夫洗了個澡，然後睡了一覺，醒來已是5點多鍾。索洛也夫還是第一次來上海，不免對這個舉世聞名的東方大都市心存向往，於是出了飯店大門，朝西藏路方向信步而行。不一會兒來到了國際飯店前麵，這幢建築物當時是上海、也是全中國最高的樓宇，是外地人到上海後必須要去看的一個景點。索洛也夫來自海外，對這種二十四層建築物自然不放在眼裏，但他在蘇聯聽說這家飯店的烹飪技藝非常好，於是就決定去品嚐一番。

　　索洛也夫在國際飯店吃了一頓美餐後，出得門來，原是想叫一輛出租汽車返回和平飯店的，但是，當時上海的出租汽車很少，尤其是一到晚上，馬路上更是難得一見，於是他隻好打消念頭，還是以步代車，慢慢地往回走。走得沒多遠，看見西藏路口的上海最大的第一百貨商店還在營業，突然產生了興趣，於是就進去，從底層賣自行車的地下室開始，一層一層走著看著，一直看到四樓的樂器櫃台。

　　樂器櫃台那裏正在接待幾位顧客，他們要購買手風琴，卻又不會擺弄。索洛也夫能聽懂簡單的漢語，當下連看帶猜立刻明白了情況。正巧他於手風琴算得上是一個行家，於是主動熱情地為他們挑選，還拉了幾首曲子試音。那時候正是民間稱頌中蘇友誼的黃金時期，中國老百姓通常都把蘇聯人尊為“老大哥”，當下那幾位顧客對索洛也夫甚是感激，其中一位見“老大哥”胸前掛著照相機，便提出要跟老大哥合影。索洛也夫自然點頭，於是就請營業員替他們拍攝了一張。索洛也夫還請合影者留下了地址，說他回國把照片衝洗出來後寄給他們。

　　這麽一折騰，索洛也夫的情緒興奮起來了，離開第一百貨商店後沒有直接返回和平飯店，而是去了外灘。上海外灘當時被稱為“萬國建築博覽會”，聚集了20世紀世界多國各種風格的建築物，這對於索洛也夫這個建築專家來說，自然具有非同一般的吸引力。他在黃浦江一側的江堤上轉悠著，不時舉起照相機拍攝相隔一條馬路之遙的那些建築物。

　　忽然，索洛也夫發現有路人朝他指指點點，初時並未在意，漸漸感到似乎不對頭，於是順著對方的目光所視方向檢查，一看之下，不禁大吃一驚：他肩上挎著的那個鯊魚皮挎包的側邊不知何時已經被割開了一道大約三四寸長的口子！

　　索洛也夫連忙拉開拉鏈檢查，這個挎包裏麵還有夾層，夾層口袋裏放著的護照還在，他鬆了一口氣。但是，夾層外麵的錢包已經不翼而飛了。這個錢包裏，有索洛也夫這次旅行隨身所帶的全部現鈔，大約有3000多盧布、1000元左右的人民幣。

　　當時的蘇聯盧布是一種很堅挺的國際貨幣，和人民幣的兌換比值大約在1盧布兌換3元多。3000多盧布相當於大約10000元人民幣，加上那1000元左右的人民幣，在1957年的中國，那實在是一筆數額巨大的款子了。而丟失了這樣一筆款子，即使對於經濟收入不算差的索洛也夫，那也應該說是一個不小的損失了。而且，最重要的問題是，索洛也夫沒了這筆款子，就無法再繼續進行旅行，不但在上海的食宿成了問題，而且連回國的旅費也沒有了。

　　索洛也夫還是第一次來中國，不知這應該怎麽辦，頓時急得滿頭冒汗。圍觀的上海人中有見過世麵的，便給索洛也夫出了個主意：蘇聯駐上海領事館就在咫尺之遙的外白渡橋南側橋堍那邊，你可以去向你們的領事館求援。

　　索洛也夫接受了這一建議，於是便去了蘇聯駐上海領事館。

　　蘇聯領事館的官員此刻已經下班了，但是一聽索洛也夫發生了這種事情，還是立刻接待了他。領事館的一位官員讓索洛也夫把事情的全部過程一一敘述後，說這事發生在上海，得向上海市的公安機關報案，請求中國警方予以立案偵查，追回贓物。

　　蘇聯領事館這邊於是立刻往上海市公安局黃浦分局打電話聯係報案事宜。黃浦公安分局告訴打電話的這位領事館官員，說根據規定，在上海市範圍內發生的所有涉外刑事案件都得由上海市公安局直接受理報案，然後視案情統一布置偵查。這樣，蘇聯領事館這邊就往上海市公安局打了電話。市公安局值班室接聽電話的警官讓蘇聯失主本人親自前往市公安局正式報案。這樣，索洛也夫就由蘇聯領事館的兩名官員陪同來到了上海市公安局。

　　接待索洛也夫的警察聽他如此這般作了一番陳述後，立刻製作了一式兩份中文筆錄。由隨同索洛也夫來的那兩位官員將內容直接向索洛也夫翻譯後，索洛也夫認為沒有出入，於是就簽下了姓名。

　　至此，索洛也夫完成了報案程序。外事警官對索洛也夫說：“這個案子我們可以立案偵查，一俟突破，將立刻向蘇聯駐上海領事館通報，請領事館方麵向您轉告。”

　　值班的兩名外事警官對索洛也夫報案情況作了詳細記錄，根據當時的相關規定，這種扒竊案件不能列入類同命案那樣的特急案件範圍，本來他們可以留待次日交班時再報告，但考慮到案值巨大，所以，還是立刻將情況向局值班領導作了匯報。

　　局值班領導聞訊，吃驚不小，這倒不是僅僅由於案值的原因，而是他對此案件感到奇怪：在即將過去的一天裏，這種涉外扒竊案件竟然已經發生了三起，而且受害者都是清一色的蘇聯人！

　　前兩起案件，是這天中午12點半和下午3點20分接到報案的，失主分別是蘇聯基輔市來上海探親的女醫生伊琳娜和蘇聯援華船舶專家柯切托夫。這兩位都是在遊覽南京路時不知不覺被扒手下了手，伊琳娜所攜的坤包像索洛也夫的皮包那樣被劃了道口子，錢包不翼而飛，幸虧損失不大，不過100多元人民幣；柯切托夫的錢包是放在茄克衫的口袋裏被扒手直接叼走的，錢不到100元人民幣，但他那援華專家證卻同時被竊了。這兩位在發現失竊後，當時就找了正在馬路上執勤的交通警察，在交警的指點下，直接去市公安局報了案。

　　如果沒有晚上發生的案值巨大的索洛也夫失竊案，也許還不會引起警方的特別注意。但是，索洛也夫案一發生，這位盡管不是抓治安刑偵工作，但已經了解白天發生的那兩起涉外扒竊案件情況的領導，還是感到奇怪並且吃驚。這是因為，他是市局黨委參與製訂市局內部文件《關於加強蘇聯伏羅希洛夫元帥訪華期間安全保衛工作的決定》的領導之一，是了解伏羅希洛夫訪華背景的。

　　關於伏羅希洛夫訪問中國的背景，是這樣的：1957年1月6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毛澤東向伏羅希洛夫發出了訪問中國的邀請函件，該函件全文如下：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敬愛的伏羅希洛夫同誌：

　　我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國人民熱烈地邀請你，敬愛的主席同誌來我國進行訪問。我深信，你的訪問必將進一步鞏固和發展我們兩國之間的親密合作和偉大友誼。如你同意，請將你認為合適的訪問日期，通知我們。我和全中國的人民以十分愉快的心情期待著你的光臨。

　　謹向你致最崇高的敬意。

 

　　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　毛澤東

　　1957年1月6日於北京

　　伏羅希洛夫在收到毛澤東的上述邀請函件後，於1957年1月18日複信毛澤東，信中說：“我懷著感激的心情接受您的邀請。如果您方便的話，我準備在1957年4月15日至5月5日期間訪問兄弟般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由毛澤東主席親自出麵邀請一位外國人來中國訪問，被邀請的又是當時與中國關係最為密切的“老大哥”蘇聯的最高國家領導人，不難理解，這應該是一次何等重大的外事活動。為此，從中央一直到各個將被伏羅希洛夫元帥訪問的城市，都是特別重視此事。中共上海市委還特別為此舉行了常委會議專門討論如何做好安全保衛和接待工作。上海市的各相關機構與部門也多次開會研究具體事宜，作為唱安全保衛工作重頭戲的上海市公安局自是格外忙碌。

　　正因為如此，所以，今晚擔任值班總負責的這位局領導麵對著一日三起都是針對蘇聯人的扒竊案件這一情況，感到吃驚，暗忖這不知是偶然巧合還是故意而為。他正在辦公室抽著煙緊擰著眉頭考慮著時，門口的警衛打來電話報告有市委領導前來檢查工作。

　　來的這位領導，是時任中共中央華東局第一書記兼上海市委第一書記的柯慶施。柯慶施在上海主政時，有時喜歡出其不意搞微服私訪，親自下基層檢查工作，常常把下麵的頭頭腦腦弄得狼狽不堪，有的甚至為此還丟了烏紗帽。當時上海的一些幹部用滬語給柯大書記的這一舉措起了個名字叫“閘差”，意即用“突然襲擊的方式檢查基層領導是否在位忠於職守”。

　　這天，柯慶施可能出於對伏羅希洛夫訪華期間上海市的安保工作的關心，晚上突然來上海市公安局“閘差”了。輕車簡從，就一輛吉普車，兩個警衛(兼司機)，一位秘書。這個秘書，就是後來在“文革”中顯赫一時的“四人幫”之一的張春橋，當時他擔任柯慶施的政治秘書。

　　在中共高級幹部中，柯慶施是出了名的“冷麵書記”，柯書記麵對下屬時，臉上難得露出微笑，說話也簡而又簡。這天因為有張春橋陪同，所以跟市公安局的值班領導的對話主要是由張春橋進行的。柯慶施要了解的是關於伏羅希洛夫訪問時的安保準備工作，所以，這位公安局領導也就如實匯報了一番，順口就把當天一日三次受害者都是蘇聯人的扒竊案提了提。柯慶施當時聽著也沒有吭聲，很快就離開了。

　　但是，過了半個多小時，中共上海市委常委、上海市公安局局長黃赤波就匆匆趕到市局來了。原來，柯慶施回去後就此事給黃赤波打了電話，指示對這三起扒竊案迅即進行偵查，務必查清楚是何人作案，為何選中蘇聯人下手。

　　這樣，黃赤波局長自然不可能再待在家裏休息了，當下便馬上趕到局裏，查閱了報案記錄後，下令連夜組織專案組對三起涉外扒竊案進行偵查。鑒於這時離伏羅希洛夫訪華僅剩一周時間了，所以要求專案組必須在三天之內破獲案件。

二、

　　被點名參加該案專案組搞偵查的七名偵查員，都是破案高手，三名是市局的，四名來自案發地黃浦公安分局。當他們於午夜時分被汽車接到市公安局時，一個個都很懵懂，不知要接受什麽使命。等領導一宣布是偵查一日發生的三起扒竊案時，不禁皆有些驚奇：就為這三起扒竊案子，還要連夜組建市局分局兩級偵查員組成的聯合專案組？

　　市局領導顯然看出了他們的迷惑，就說這個任務應該當做政治任務來看待，同誌們務必努力偵查，要求在七十二小時內拿下！

　　幹刑警的覺得最發怵的就是限時限刻，因為偵查工作是一種互動，你這邊在動，你的對手那邊也在動，所以想在規定的時間內破獲案件，那是很有一些難度的。被任命為專案組組長的是市局科長孫龍雷，他一聽領導規定了時限，就馬上說那我們也就不多說了，趕緊分析案情，下手幹吧。

　　交代任務的領導是知道偵查工作應該如何做的，當下也就不再囉唆，說那就拜托同誌們了，一會兒我讓人給你們送些香煙來提提精神，說著就退場了。

　　專案組七人隨即就開始分析案情。這七名刑警都是具有豐富經驗的偵查高手，參加過各類刑事案件的偵查，其中有三位還以偵查盜竊案件而揚名滬上警界。不過，上個世紀五十年代時，公安係統對於扒竊案件的重視程度遠不如現在，那時通常是把扒竊案件看做“小偷小摸”。當然，確實案值也是不高的，所以沒有什麽專門的“反扒隊(組)”之類，如果哪位刑警被人稱為“反扒高手”的話，或許他的刑警同行看他時的眼神就會有點異樣：這主兒怎麽弄了這麽個小兒科的稱謂？

　　因此，當時的刑警中還沒有反扒方麵的專家。專案組七位也是這樣，所以，他們的案情分析是按照尋常刑事案件的思路來進行的，大家對一天之內發生在南京路上的三起扒竊案件進行了分析：那位蘇聯基輔市來上海探親的女醫生伊琳娜和蘇聯援華船舶專家柯切托夫的失竊情況，那兩位失主自己也說不上來，因為他們在南京路上光是走走看看，沒有購買過什麽東西，冷不丁就發現自己失竊了。唯一能回憶起來的是，他們乘出租車到南京路下來付錢時，錢包都還在的；而當發現失竊時，人還在南京路上，這說明確實是在南京路上被扒手光顧的。不過，南京路這麽長，誰知道扒手是在何處下的手？這線索尋找起來難度就大了。

　　相比之下，那位索洛也夫的失竊情況對於偵查工作就顯得有價值了：他在國際飯店用完晚餐付款時錢包還在。付款後，他把錢包放回挎包，然後離開了飯店。之後因為沒有買過東西，所以也未檢查過錢包是否還在。這樣，根據索洛也夫的行蹤，他的挎包被割錢包失竊的時間，就在晚餐結束付款後至抵達外灘遊覽時；被竊的地點則在“國際飯店”、“市百一店”和“外灘”這三處中的一處。眾人議下來，認為索洛也夫在市百一店逗留的時間最長，所處的地點也最適宜於扒手行竊，因此，基本上可以認定失竊地點就在市百一店。

　　專案組組長孫龍雷於是拍板道：“那我們就鎖定在市百一店，大家辛苦一下，明天全體出動前往市百一店去調查。”

　　次日上午，專案組七名刑警一齊出動，前往市百一店調查。

孫龍雷和刑警小汪去了四樓，不找別人，先跟樂器櫃台的營業員接觸。

當這個營業員聽說是公安局來調查案子時，目光在孫龍雷和小汪臉上交替掃視：“什麽案子？”

　　孫龍雷也看著他：“你打聽這幹什麽？”

　　那個老營業員出身資本家家庭，舊社會時是個吃吃喝喝、進出舞廳的紈絝子弟，結交的人遍及三教九流，因此見多識廣，平時人都稱他“老法師”。“老法師”在舊社會時跟巡捕房、日本憲兵隊以及著名的汪偽“76號”(即汪精衛漢奸政權的“特工總部”)都打過交道，沒有吃過一點虧，新社會的警察自然就不放在他眼睛裏了。他聽了孫龍雷這話語，臉上露出一層神秘兮兮的笑意，客氣地說：“哦，這大概是你們的重大機密，我不該這樣問的。對不起！對不起！”說著，轉身欲走。

　　軍人出身的山東漢子孫龍雷還沒有弄清這是什麽意思，上海人小汪卻是機靈角色，情知對方既然這樣問，肯定是有點“花頭”的，於是上前一把拉住他：“同誌，你慢走！話還沒說完呢。”說著，一支當時已經算是高級貨的“大前門”香煙遞到了對方手中。

　　孫龍雷馬上醒悟過來了，隨即給對方點火，然後把他扯到一旁，小聲道：“不瞞你說，我們調查的是一起重大扒竊案件，那個蘇聯同誌的錢包被扒走了，裏麵的錢還不少呢！”

“老法師”悠然自得地吞吐著煙霧，一雙眼睛望著孫龍雷，等他說完後，故作姿態地咳嗽了兩聲，這才緩緩點頭，又咳嗽了兩聲，而後吐出了四個字：“這就對了——”

營業員向孫龍雷反映：昨天晚上確實有一個外國人在樂器櫃台那裏替人挑選手風琴，還拉了幾首曲子，記得其中有一首是芭蕾舞劇《天鵝湖》裏的一段。

　　刑警對於索洛也夫拉了什麽曲子不感興趣，他們感興趣的是當時這個蘇聯人的旁邊有多少人？是些什麽人？

　　營業員側著腦袋稍稍一想，說：“當時他的旁邊有不少人呢。”

　　小汪問：“‘不少人’是一個什麽樣的概念？是三個？五個？還是七八個、十幾個？”

　　另一個營業員笑了：“這個，具體究竟是幾個人我們當然是說不清楚的，不過在旁邊看的人是有好幾個，毛估大約在十二三個。”

　　這時，過來了一個五十歲開外的男營業員，問：“你們這是在幹什麽

　　刑警的眼睛裏馬上露出了亮光，像聚焦燈樣地罩住了“老法師”，但之後他就不見下文了。孫龍雷隻好衝其連連點頭，小心翼翼地問：“你知道這個……”

　　“老法師”打斷道：“我不知道是誰偷了錢包，不過，我看見當時有一個可疑的家夥在場。”

　　“啊！”孫龍雷一愣之後隨即一陣狂喜，哈，有苗頭了！

　　“老法師”向刑警敘述了情況——

　　昨天晚上，“老法師”也在上班。他因為見多識廣，人緣又好，加上善於化解營業中隨時會發生的各類矛盾，因此通常都安排他做“機動班”。所謂“機動班”就是臨時性的代班，萬一有營業員碰到急事來不了的，就由他頂班。沒有這種情況時，就在店堂裏流動，哪裏有事就往哪裏相幫。這天晚上，樂器櫃台斜對麵的文具用品櫃台崗位空缺，“老法師”就在那個櫃台裏頂替。當他接待完幾位買鋼筆的顧客時，看到樂器櫃台那裏圍著一群人，就倚在自己的櫃台上冷眼觀望。

　　在“老法師”看來，那個蘇聯人的手風琴拉得並不怎麽樣，還不及舊社會上海灘酒吧間的“洋琴鬼”。他正聽著時，忽然發現一個鬼鬼祟祟的青年在人群裏擠來擠去，於是就有點警惕了，他懷疑這家夥是一個扒手。於是，“老法師”立刻暗暗盯住了對方，但由於他是在另一個櫃台裏，所以看得不大真切，隻好留心是否有人發現錢包被竊，但是，一直到人群全部散開，也沒有人說失竊了錢包什麽的。於是，隻好眼睜睜地看著那主兒離開。現在，刑警登門調查，“老法師”於是想起了那個家夥，但是，他得問問清楚，如果調查的不是扒竊案子，那也就不說了。

　　刑警這邊聽“老法師”如此這般一說，自是如獲至寶，於是立刻請“老法師”說說那個鬼鬼祟祟的家夥的長相。

　　“老法師”搖頭：“我在另一個櫃台裏，那個角度是無法看見他的臉的。不過，我聽他在擠動時說過一句‘對不起！請讓一讓’，那是一句地道的上海話，所以他應當是上海人；身高嘛，大約在一米六七左右吧。”

　　專案組覺得這如果算是一條線索，那尋找這個鬼鬼祟祟的家夥的行動就有點玄了。偌大一個上海灘，上哪裏去找連長得怎生一副模樣也不知曉的主兒？

　　眾人正覺為難時，機會突然就出現了：黃浦公安分局的總機接線員接到一個男子的電話，說據他所知，有一個住在廣東路上的男青年，姓朱，小名叫“阿三頭”，昨天傍晚在南京路扒竊了一個外賓，得到了許多外國鈔票，特向公安機關舉報。

　　於是就根據這條線索查尋這個家夥，結果很快就從廣東路轄區的派出所查到了此人的下落。

　　戶籍警出現在專案人員麵前：“這個人名叫朱福昌，綽號叫‘阿三頭’，是我管段裏的。”

　　刑警大喜：“哎，太好了！請你談談他的情況。”

　　戶籍警於是介紹了“阿三頭”的情況：此人大名叫朱福昌，因為排行第三，所以按照上海人的習慣叫法稱之為“阿三頭”。“阿三頭”今年二十歲，小學文化，其父原是工人，當年抗美援朝時積極報名去了朝鮮，作戰勇敢立過功，後來不幸犧牲，因此他家是烈屬。“阿三頭”那時在讀小學三年級，他的表現一向不好，膽大包天，調皮搗蛋，專門闖禍，打架時動不動就要拔刀子。但學校因為他是烈士子弟，對其網開一麵，沒有懲罰過他。後來實在鬧得不行了，征得其母親同意後，於六年級時讓他輟學在家，意思就是學校放棄教育了。學校教育不了“阿三頭”，家庭自然拿他也沒有辦法，母親和上麵的兩個姐姐對家中的這個唯一的男丁寵愛有加，一向任其作為，於是，最後“阿三頭”終於因為交了一班壞朋友而開始沾上了偷扒騙搶的惡習。

　　大約從1954年開始，“阿三頭”的名字開始上了派出所的本子。本來，像他這樣的情況，是應該送去教養的，但是因為念其父親為國捐軀一事，警方在處理時難免要動動惻隱之心，於是就一次次地教育寬大，最多有時關上幾天嚇唬嚇唬他。

　　去年，“阿三頭”突然失蹤。當時，他的家裏因為告狀的人實在太多，母親、姐姐頭痛至極，加上這小子平時三天兩頭不回家也是常有的事情，一時也就沒引起重視。直到半個月後還是沒見到他的影蹤，這才著急了，於是到派出所來報案，說“阿三頭”失蹤了。派出所方麵也是直到這時方才弄清楚為什麽最近好像感到清靜些了的原因。派出所對於“阿三頭”的尋找隻有一條路走：發函至上海和周邊地區的派出所，查詢是否有這樣一個人被捕或者被害了。最後沒有得到任何線索。

　　半年多後，正當其家人以為“阿三頭”已經離開這個世界的時候，他突然回家了，而且是乘坐了出租汽車回家的，這在鄰裏間算是一條新聞了。派出所方麵聞知後，意識到可能今後他們的工作要忙一些了。

　　果然，之後南京路地區時常會發生一些莫名其妙的扒竊案子，失主全是外地來滬的主兒，也有外國人，報案時往往都是百元以上，這在當時算得上是一個有點驚人的數額了。警方於是懷疑這可能是“阿三頭”作的案，看來，這小子所謂的失蹤是去外地拜師學藝的，現在回來大顯身手了。於是派出所和分局決定聯手動他一動，抓到確鑿證據後給他一點“顏色”看看。當時所謂的“顏色”，不僅僅是判刑入獄，也可以拘留很長的一段時間，或者送去勞動教養，還可以賞一頂“壞分子”帽子，戴在頭上監督勞動。但是，警方抓了“阿三頭”幾次，都因為火候沒有掌握好而被他抵賴掉了，最後因為沒有證據，隻好放他出來。

　　刑警返回後向孫龍雷一匯報，孫龍雷尋思這個“阿三頭”看來十有八九就是扒竊索洛也夫的錢包的主兒了，現在案情緊急，得趕快找到他審一審了。於是立刻往派出所打電話，問“阿三頭”現在在哪裏。派出所說這個可說不上來，這小子是天上的風、樹上的鳥、水裏的魚，隨時在動的，曾經專門派人看住他也沒看得住呢！

　　孫龍雷說：“不管他在哪裏，先去他家搜一搜再說！”

　　當時要搞搜查真是太簡單了，不需要任何手續，不是民警也可以進行，別說是正兒八經的民警正式執行任務了。當下幾個刑警去了“阿三頭”家，一看，那主兒不在，問家人也不清楚其去向行蹤。於是按照原計劃先搜查。可是一應人員攀上爬下地忙乎多時，沒有任何收獲，連一個空空如也的破錢包也沒有搜到。

　　這樣，刑警的思路又回到了尋找“阿三頭”這上麵了。分局刑警隊情報組的那幾位受命暫時把各人手頭的活兒先往旁邊放一放，一齊出動去查摸線索。“阿三頭”家的親戚處一一查遍，最遠的長途電話還打到了浙江德清縣“阿三頭”的老伯家，都說跟“阿三頭”本人已經多年沒有接觸過了。

　　孫龍雷坐鎮設在黃浦分局內的專案組本部，不斷向四方八麵打電話詢問查詢結果，一直到下午2點也沒有任何消息，急得滿頭大汗。

　　就在這時，傳來了一個消息：黃浦分局刑警隊情報組的一名刑警查摸到了一條線索，據“阿三頭”家所住那條弄堂的傳呼電話間的阿姨說，昨天晚上大約8點鍾左右傳呼電話正要結束營業時，“阿三頭”曾來電話間打過電話，她在旁邊聽見“阿三頭”用那種令人聽了頓覺肉麻的聲音叫著“娟娟”，跟一個姑娘通電話，好像是聽說要到鬆江去“白相”。

　　專案組刑警頓時振奮起來：昨天晚上8點？那時案子已經發生了，這小子別是弄到了錢後，約上那個叫“娟娟”的姑娘去外麵遊山玩水了？幾個人一商議，當即決定去鬆江查線索。

　　孫龍雷下令：開一輛越野車，去四個人，一定要把“阿三頭”逮回上海！

　　刑警老許受命帶著三名年輕刑警驅車前往鬆江。到了鬆江，按照老規矩先去當地公安局聯係，取得協助。不料剛到那裏，上海的電話已經等著他們了：“阿三頭”已經返回上海，現在已被拿下，速返。

　　於是，這四位馬不停蹄立刻掉轉車頭返回上海。

　　“阿三頭”是下午3點多鍾乘坐一輛出租汽車神氣活現地剛剛回到家中的，茶還沒有來得及喝一口，帶回的江南特產粽子還沒拆開，刑警已經進門了。為首的那位老兄姓王，人高馬大，一副鐵塔架勢，人稱“大老王”，對偵查盜案很有研究，上海灘的偷兒聽見他的名字頭就痛，這次是市局領導點名要他參加專案偵查的。當下，“大老王”站在“阿三頭”麵前，並不開口，隻是冷冷地盯著那張瘦削的三角臉。

　　“阿三頭”年歲不大，但已經記不清這種遭遇有過多少次了，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心理素質錘煉得甚好。麵對著顯然是來者不善的不速之客，竟然像是沒有看見一樣，自顧自地剝開了兩個粽子，叫道：“珍珍，這粽子味道不錯的，你嚐嚐。”

　　珍珍名叫朱嬋珍，是“阿三頭”的二姐，人長得漂亮，也是一個不走正路的主兒，七搭八搭結交的男性朋友不計其數，其名字幾次上了公安局的“衝擊”名單，最後拍板時都因為考慮到其父是烈士而勾掉了。她因為沒有折進過局子，又是女流，膽氣不大，麵對著這一幕已經嚇得說話不大連貫了：“阿三頭，你看你……人家警察來找你了……”

　　“阿三頭”這才像是剛發現似的，衝“大老王”點點頭：“這位是……”

　　“分局的。”

　　“有何見教？”

　　“請你跟我們去一趟。”

　　“阿三頭”麵不改色：“去一趟？去哪裏？派出所？”

　　“大老王”冷笑：“嘿嘿，這回要抬舉你了——分局！”

　　“不知為了什麽事情？”

　　“你自己知道。”

　　吉普車把“阿三頭”載到分局，孫龍雷親自訊問。一上來就秋風黑臉，拍桌吆喝，讓“阿三頭”“交代問題”。

　　“阿三頭”一臉迷糊：“交代問題？什麽問題？”

　　“你把賊手伸到什麽人的口袋裏去了？”

　　“沒有啊！”

　　“你小子不老實，別敬酒不吃吃罰酒！”

　　“阿三頭”滿不在乎道：“罰酒？我姓朱的還怕罰酒！你也不打聽打聽，我怕過哪個？”

　　孫龍雷氣得差點兒一口氣上不來，瞪著“阿三頭”：“你……你……”

　　“大老王”一看不對，於是就接過了話茬：“‘阿三頭’，你今天在忙乎些啥？”

　　“忙啥？我去外麵白相了。去哪裏？哦，我到鬆江去了，轉了轉醉白池和方塔，吃了一頓飯，帶回來一些粽子。”

　　“白相是需要這個的……”“大老王”舉手做了個撚鈔票的動作，“你還沒工作，這個開銷問題是憑什麽解決的？”

　　“阿三頭”懶洋洋地打了個哈欠：“阿拉是苦中作樂苦白相，沒有花什麽鈔票——乘汽車是逃票，吃飯靠朋友，粽子也是靠的舍施。”

　　“誰跟你一起去鬆江的？”

　　“沒有人跟我去，阿拉是獨來獨往，雲遊四方。”

　　孫龍雷開腔道：“你要老實交代，不要以為抵賴得過去的——你打傳呼電話時旁邊有人聽見的，要我提醒你嗎？”

　　“阿三頭”瞥了孫龍雷一眼，沒有吭聲。但是那眼神分明是在說：你說說看。

　　孫龍雷於是吐出了兩個字：“娟娟！”

　　“阿三頭”沒有反應，臉露笑意。

　　“朱福昌，你認識‘娟娟’嗎？”

　　“對不起，我沒有聽說過這個名字。”

　　“阿三頭”對刑警采取的方針是“九供不離一詞”，說不認識就是不認識。刑警跟他磨了許久，沒有任何效果。於是，電話間阿姨被請到了分局，此舉是想來一個當麵對質。但是，“阿三頭”根本不理會對方說了些什麽，采取的是“以不變應萬變”的方針，矢口否認。

　　接著，中百一店的“老法師”也來了。“阿三頭”那就更加不承認了。

　　如此折騰到晚上10點，竟然沒有取得任何突破！專案組隻好中斷訊問，開了一紙拘票，把“阿三頭”送往看守所先押起來。

　　接下去應該怎麽辦？孫龍雷決定開會研究。

三、

　　午夜時分，吃過簡單夜宵的刑警聚攏於另一撥刑警剛剛結束案情分析會而弄得煙霧騰騰的會議室，開始了新的案情分析會議。

　　眾人議了一會兒，有一點方案是沒有異議的，就是繼續對“阿三頭”進行訊問。但是，如果沒有取得可以對付“阿三頭”的證據、證言，這種訊問可能會陷於原地踏步的境地。

　　孫龍雷剛才已經接到了上麵又一次打來的催詢電話，急得眼睛都紅了，說話嗓音也有點沙啞：“怎麽樣？大家想想看，如何取得那個‘阿三頭’朱福昌作案的證據？”

　　眾人沒有吭聲，會抽煙的隻是吞雲吐霧，不抽煙的則一個勁兒地喝茶。孫龍雷知道這不是跟他作對，而是真的還沒有想出主意來。他把目光轉來轉去，在每個人臉上輪流掃視。幾個來回之後，停留在一個五十來歲的小個子刑警那裏：“老丁，你看這事如何解決？”

　　這個老丁幹刑警的資格很老，他在解放前的國民黨上海市警察局就擔任刑警組長了，後來參加了中共地下黨，上海解放後成為刑偵骨幹。孫龍雷知曉老丁的本領，因此點到了他的名字。

　　老丁煙癮極大，一天要抽兩包香煙，這會兒正把一個煙蒂往一支新煙上接，聽孫龍雷點他的名，抬臉看了看，說：“要查清楚‘阿三頭’是否幹了這事，看來要找一個人……”

　　“誰？”孫龍雷聞聽此言，精神一振。

　　“就是那個被稱為‘娟娟’的姑娘。”

　　“這事跟娟娟有什麽關係？”

　　老丁永遠是那麽一副不急不忙的樣子，一張黑黑的瘦臉上浮現出一種似笑非笑的神情：“我想是有關係的……”

　　大家一齊盯著他，有人急切地道：“你說說看。”

　　“是這樣的，根據我們掌握的情況來看，‘阿三頭’自這個案子發生的當天晚上8點多鍾就去電話間打傳呼電話給那個叫娟娟的姑娘，然後就不知行蹤去向了。他去了哪裏？我想無非是兩種可能，一種是去了那個娟娟處，鬼混了一夜後再一起到鬆江白相了；另一種是當晚就去了鬆江。但是，不管他在幹什麽，由於選在案子發生後的當天就跟娟娟進行這種內容的接觸，所以，那個娟娟應當是能夠提供這方麵情況的知情角色。”

　　這樣，下一步的偵查思路終於形成了：尋找那個叫娟娟的姑娘。

　　因為是黃浦分局管轄的範圍，所以，要想找到娟娟最好還是請分局方麵幫忙。刑警隊的情報組隨即開始運轉，“阿三頭”是在警方掛了名的角色，平時交往的那些狐朋狗友都是有記錄的，當下按照名單一個個找過去。兩個多小時後即次日淩晨2點就已經找到了線索：一個跟“阿三頭”有交往的小流氓向刑警提供情況說，娟娟是“阿三頭”最近結交的一個女朋友，他沒有跟其見過麵，但是聽“阿三頭”說起過，其家是住在南市區大境閣一帶的。

　　於是立刻指派刑警去南市，到派出所一查，確實有一個小名叫“娟娟”的姑娘，被小流氓稱為“大境閣一枝花”，又名“小賴三”(“賴三”係滬上黑道切口“女阿飛”之意)，戶口簿上的正式姓名叫潘春娟，十九歲，初一文化，身份是社會青年，家庭成分是工人。

　　刑警點頭：“這個人我們要找她談一談。”

　　於是，正在家中沉沉大睡的潘春娟被戶籍民警傳喚到了派出所。這是一個高挑個子，體態豐滿，長相一般，臉上還有幾點雀斑的姑娘。刑警打量著她，尋思如此尋常的長相，不知那“一枝花”的豔稱是從何而來的。

　　潘春娟也打量著刑警，站在那裏開口問道：“你們是哪裏來的，找我有什麽事情？”

　　“我們是市局的，找你外調。你坐下吧。”

　　潘春娟坐下後，掏出手帕擦拭額上沁出的細汗，擦過後就擺弄著手帕，這個微小的動作表明她心裏有點不安。

　　刑警開門見山地問她是否認識一個叫朱福昌的人，她稍一愣怔後點頭，說那不是“阿三頭”的大名嘛。刑警不管大名小名，承認認識就好，於是就問她跟“阿三頭”是什麽關係，答稱是“朋友關係”。

　　屬於哪種性質的朋友？

　　一般性質的朋友。

　　刑警知道潘春娟已經在開始說謊了，但並不拆穿，隻是要她談談最近幾天在幹什麽。那主兒是新出道的雛兒，還是第一次跟警察打交道，哪裏見識過這種陣勢？當下就嚇得哭了，嘴裏反複嘟噥著一句話：“我沒有做啥壞事。”

　　刑警幹脆凶人做到底了，拍了幾下桌子，還把一副手銬摜到了桌上，於是問題徹底解決，據潘春娟交代：“阿三頭”正跟她“談朋友”，兩人經常見麵，或者通通公用電話，在父母、哥哥不在家時，“阿三頭”有時還會登門拜訪，有時還過夜。不過，這兩天“阿三頭”可沒有去她家，而且連電話也沒有通過。

　　潘春娟的這段證詞，對朱福昌顯然是不利的，因為眼前這個娟娟不能證明他沒有作案時間。

　　如此，看來傳呼電話間那位阿姨所提供的“阿三頭”給娟娟打電話的日期也有誤？

　　根據預先的布置，刑警馬不停蹄地連夜又去了黃浦分局看守所夜審“阿三頭”朱福昌。

　　朱福昌年齡不大，但心理素質甚好，即使半夜三更被看守員從監房裏提出來，也還是一副滿不在乎與我無關的樣子，向刑警埋怨說這是打擾了他的正常休息，使他違反了看守所的作息規定，請刑警一會兒送他回監房時別忘了對看守員說一聲明天白天得允許打打瞌睡。

　　刑警這回采取的是“明白訊問”，不跟他囉唆，不說別的，先把案子拎一拎，說清楚什麽時候什麽地點發生了一起針對什麽人什麽案值的扒竊案件，不管三七二十一先嚇唬一下這小子再說，不相信這主兒的心理素質能夠好到連這種案值的扒竊大案也裝出一副不當一回事的樣子來。然後，如果不是他作的案，那肯定馬上會自己說出沒有作案時間的證明人來；而如果是他作的案，那就會開始胡扯，這就有漏洞了，好戲在後頭。

　　這一著果然有效，“阿三頭”聽著聽著臉色就有些異樣了，等到刑警一說完，就馬上開口道：“同誌，你說的這件事跟我可沒有關係的——我沒有作案時間，那個時段，我正在我的女朋友潘春娟那裏。不信，你們可以去向她調查的。”

　　“那你說說從前天4月8日上午8點一直到昨天4月9日下午你回到家裏被我們傳訊的這段時間的活動內容，重要的還要說出證明人，要老實交代，我們會逐時逐段進行調查的。”

　　朱福昌於是就一五一十地說了一遍：4月8日中午前他一直在家裏睡覺，他的兩位姐姐可以證明，中午12點多他起床後在門口刷牙也是有鄰居某某看見的；然後，就吃午飯，飯後去了娟娟那裏，她家父母去蘇北老家鄉下替祖宗遷墳了，哥哥廠休去郊區釣魚住在朋友家不回來，所以就在娟娟家過了一夜。第二天4月9日，他和娟娟一直到中午才起來。出去吃了頓飯，然後去城隍廟轉了轉，正好看見有賣粽子的，就買了二十隻，跟娟娟一人十隻帶回家了。這一切，潘春娟最清楚了，同誌你們可以去向她調查，她是我的女朋友，會如實替我作證的。

　　刑警的臉上露出嘲諷式的微笑，說“阿三頭”啊，你難道就沒有想到我們之前已經去找過潘春娟了，人家說你這個時段並沒有去過她家，也不知道你在幹些啥呀。

　　朱福昌這一驚非同小可，一個激靈之後急赤白臉地道：“這……這，這是你們在蒙我吧？娟娟她……她怎麽會這樣說呢？”

　　時間緊迫，刑警不想跟他多糾纏，幹脆把跟潘春娟的談話筆錄亮出來讓朱福昌自己看。朱福昌隻一看，就氣得滿臉通紅。畢竟還年輕，那股強裝出來的玩世不恭蕩然無存了，流著眼淚哽咽道：“瞎說！她在瞎說！”稍停，又說，“民警同誌，我爸爸是革命烈士，我是烈士的兒子，請你們一定要主持正義，把情況調查清楚。不能冤枉我啊！”

　　刑警說我們找你就是為了把情況調查清楚，至於是不是烈士的兒子這點並不重要，法律麵前人人平等的。總之，事實就是事實。我們願意坦率地對你說，目前的證據對於你來說是有點不利的。你如果認為自己是被冤枉的，那最好的甄別辦法就是以證據對待證據，把你沒有作案時間這一點用證據予以證明。你定下心來想一想，把自己在這個時段的細節詳細回憶一下。

　　朱福昌想了一會兒，說我想起來了，4月8日我在娟娟家裏的時候，她家的鄰居有一個叫蘇阿姨的女人來過她家，我跟她還說了會兒話呢。幾點鍾？讓我想一下……哦，沒有留心時間，反正那時已經是吃過晚飯了，天也黑了，七八點鍾的樣子吧。

　　時間緊迫，不可能等到天明後再調查了。刑警於是立馬去南市區通過派出所找蘇阿姨核實“阿三頭”所說的這一關鍵細節。蘇阿姨是一個四十多歲的寧波女人，無業，是一個能說會道的家庭婦女。麵對著刑警的詢問，她說認識“阿三頭”這樣一個小青年，但是4月8日那天並沒有見到過他。

　　如此折騰下來，已是4月10日早上6時了，規定期限的72小時已經過去了大約一半。專案組長孫龍雷聽了刑警的匯報，說如此看來，那個“阿三頭”朱福昌就很可疑了，看來得加大訊問力度。大家集中起來分析一下情況，製訂一個方案對其進行訊問，我們這些人裏哪位同誌擅長訊問的，要承擔這個主攻任務了。

　　這樣，4月10日上午8點，曾在預審科幹過一段時間的刑警老許受命帶著刑警“大老王”、小汪前往黃浦分局看守所再次提審朱福昌。

　　這次提審，給專案人員提供了另外一個似乎值得懷疑的對象……

四、

　　老許三人一進看守所，出示市局介紹信辦理提審手續時，接待他們的那位副所長看到訊問對象是朱福昌，就告訴他們說這個關押對象正在監房裏嚷著要求跟承辦員見麵有話要說呢。

　　老許一怔：這主兒有什麽話要說呐？雙方很快就見了麵，朱福昌見到刑警，馬上顯出一副很激動的樣子，主動開腔問道：“你們問過蘇阿姨了嗎？她怎麽說？”

　　老許沒有開口，隻是緩緩地搖頭。

　　朱福昌馬上明白這是什麽意思了，都沒有顯出特別異樣的神情，竟然冷冷一笑道：“我知道那個老阿姨跟娟娟是一路貨，娟娟不肯為我作證，肯定也關照了她，她也就不肯替我作證了。唔，幸虧我已經考慮到這一點了。不瞞你們三位同誌說，我又回憶起了兩個細節，可以證明我當時確實是在娟娟家的。如果這兩個細節還是不能落實的話，那說明我這個人算是倒黴到家了。我再也不說什麽了，你們認為我犯了什麽我就認什麽吧！”

　　“阿三頭”如此一說，倒把老許三人弄得一個愣怔，不知他又要拋出什麽內容來。稍停，就問他你想說什麽，先說說也罷。

　　朱福昌說的兩個可以證明他當時確實是在娟娟家的細節是：

　　之一，4月8日那天，他在娟娟那裏吃過晚飯後，蘇阿姨來串門，三個人一起說了會兒話。蘇阿姨離開後，外麵有人喊“9號傳呼電話”。9號就是娟娟家，娟娟聽著就往門外去，那個傳呼的阿姨已經進了門口，把一張傳呼單子遞給她。娟娟一看，說“阿三頭”是你的電話，就讓他去回撥了。這電話是一位朋友打來的，對方是修車鋪子的一名青工，朱福昌托他裝配一輛自行車，對方答應最遲這天晚上報價，他在離開自己家前往娟娟這邊時，就給對方打了個電話告知了娟娟這邊傳呼電話的號碼和地址，讓對方往娟娟家打傳呼電話。這張傳呼電話單子，朱福昌記得當時是隨手放進了自己口袋裏的，折進局子時給看守員一並搜走了，不知還在不在，請警察同誌去問一下。如果在，那就最好了，因為上麵有接到電話時的時間和回撥號碼，這應當是有用的證據了吧？如果不在了，你們也可以去向鄭天鳴(那位修車鋪子的青工朋友)當麵了解的。

　　之二，跟鄭天鳴通過電話後，他在弄堂口的那家小店裏買了兩包“飛馬牌”香煙，接待他的那個營業員是一個小老頭，旁邊站著的是一個20多歲的女營業員，他當時拿出一張拾元鈔票付賬，小老頭說已經結賬了，找不開。女營業員也說這是最後一樁生意了，馬上要關門打烊了。於是他就付了五角六分的零碎鈔票。這個情況，那兩個營業員還應當記得的，請警察同誌去向他們了解。

　　老許三人聽朱福昌說得如此有鼻子有眼，不禁有點半信半疑。本來，他們已經基本上認定就是這小子作的案，是利用其編造的什麽跟娟娟在一起的謊言作為突破口來對其實施進攻的，但現在情況發生了變化。以朱福昌的心理素質和對付訊問的能力，如果不把他“回憶”出來的一個個細節查清楚的話，那是無法拿得下這座堡壘的，因為眼下專案組手裏沒有任何能夠證明對方犯案的證據。不過，如果真的他說一樁就去查實一樁，那恐怕也不是個好辦法，還不知他要有多少樁細節“回憶”起來呢。那怎麽辦呢？老許想了想，有了一個主意：他讓刑警“大老王”先去跟看守所這邊聯係，查看朱福昌被搜存的物品中是否有如他所說的那紙傳呼電話亭的單子；然後打電話給專案組請他們馬上去調查那兩個細節，這裏，就把朱福昌當成一個不肯交代的嫌疑分子對其進行法製宣傳，以案說法，實施攻心戰術。

　　看守所這邊一看，確實發現了一張傳呼電話單子，上麵寫著的接到一位自稱姓鄭的人的來電時間是：4月8日7點24分，要求接聽人的姓名是朱福昌。

　　於是，“大老王”就向專案組打電話說了情況。那邊孫龍雷接到電話，當即采取措施分別向電話局調查4月8日7點24分是否有傳呼單子上所寫的某某號碼(即鄭天鳴的那個電話)向某某傳呼電話撥打以及之後的回撥通話情況；同時又派人驅車到南市區大境閣潘春娟住址弄堂口的小店查證4月8日該店做的最後一茬兒生意是否是向如此這般模樣的一個小青年出售了兩包“飛馬牌”香煙。

　　半小時後，孫龍雷給在看守所所長辦公室裏坐等回音的“大老王”打來電話，說經調查，那兩個細節情況屬實。

　　這樣，“阿三頭”的作案時間就給輕而易舉地排除了。

　　線索就此斷了，孫龍雷心焦如焚，哪知就在這當兒，竟然又傳來消息：又有一位外賓在南京路失竊了！

　　這位外賓，是波蘭國家輪船公司駐上海辦事處的一名技術人員，名叫瓦洛，半個月前才從波蘭奉調前來中國。這天下午，瓦洛在公司翻譯的陪同下，前往南京路購物。不料，從外灘公司所在地沿著南京東路走到河南路口時，就發現錢包不翼而飛了。錢包裏，有大約300元人民幣、護照以及妻子、兒女的一張合影。

　　陪同瓦洛外出的翻譯是上海人，他馬上領著失主去了黃浦公安分局。同樣的原因，因為失主是外國人，所以，分局就請瓦洛到市公安局報案。

　　由於這起案件也發生在南京路上，而且失主是同屬“社會主義陣營”的波蘭公民，所以，市局決定將該案交由孫龍雷專案組串案並偵。

　　如此，專案組的擔子更加沉重了。

　　這時已是中午時分，孫龍雷把專案組全體成員集中到他的臨時辦公室，每人幾個饅頭一碗湯，一邊吃一邊分析案情。

　　孫龍雷在這之前的半個小時不到的時間裏，已經清理了自己的思路，對偵查有了一個新的觀點：現在已經查清楚朱福昌跟索洛也夫失竊案沒有直接關係，因為這人沒有作案時間，他在4月8日索洛也夫失竊錢包的那個時段確實是在潘春娟家裏。但是，問題隨之也來了：既然如此，那個姓潘的姑娘為何不肯替“阿三頭“作證？如果說是因為未婚同居的原因，那似乎不是一個理由。因為據戶籍警介紹，潘春娟和朱福昌的這種關係，已經持續了半年有餘，鄰居們都早已知曉，也不以為奇了，況且潘春娟的父母對此也是默認的。另外，還有一個值得注意的情況：現在已有證據表明朱福昌當時確實是在潘家，由此也可以推斷他沒有理由編造鄰居蘇阿姨曾去過潘家並見過他還說過話的這段情節。但是，奇怪的是，那個蘇阿姨不知為何竟然也跟潘春娟一樣對此矢口否認？這種否認的後麵，是否隱藏著什麽動機？是否值得對此進行一番調查？

　　案情分析會一開始，孫龍雷就向大家談了上述考慮。刑警們熱烈討論，形成了兩種意見，一種是讚同孫龍雷的觀點，覺得有必要查一查；另一種認為不值得調查，還是把精力放在另外開辟戰場上——對以前曾有前科在南京路作過扒竊案子的那些扒竊分子進行梳理，從中找出有作案條件的可疑分子予以偵查。

　　討論了大約四十分鍾後，孫龍雷以組長名義作出了決定：兩步同時進行，以他為首，刑警老許、“大老王”為助手去對潘春娟那邊進行調查；其餘刑警為一路開辟第二戰場，從以往在南京路上有扒竊案前科的扒竊分子中尋找新的線索。

　　孫龍雷、老許、“大老王”開了一輛小吉普去了南市區大境閣，徑直來到派出所，讓把潘春娟和那個蘇阿姨分別請來。

　　先問潘春娟，仍是老話頭，詢問4月8日“阿三頭”朱福昌究竟去了她家沒有。潘春娟依然堅稱沒有去過。這使刑警有點為難，因為潘春娟並非本案嫌疑人，她是證人，是配合警方了解案情的，所以既不能對她強硬，又不能像對待朱福昌那樣拋點材料出來什麽的。這樣，就隻好先把她往旁邊放一放，改跟蘇阿姨談話。

　　蘇阿姨一見刑警，臉色很有些不自然，因為她覺得被民警傳喚來一趟派出所並不是一樁值得炫耀的事情，她是一個虛榮心強而又膽小的庸俗婦人，擔心自己回去後鄰居問起為何被民警傳喚而無法交待。有過兩年預審經驗的老許從蘇阿姨的神情上猜透了這一心理，於是就很客氣地問你是否有什麽顧慮啊，大家都是同誌，說出來我們一起商量商量吧。蘇阿姨於是就說了這一心思。老許說原來是為這樣一個小心眼，那蘇阿姨我恭喜你了，你隻要把情況如實提供給我們，我保證向你提供一個出風頭的機會：讓吉普車送你回家，還請戶籍警陪同，下車後向你反複表示感謝，感謝你對我們公安機關的工作給予了很大的幫助，送你進家門，握手而別。如何？

　　蘇阿姨被說動了，於是主動開口道，同誌我知道你們為什麽叫我到派出所來，就是為了已經調查過的那個“阿三頭”跟娟娟小姑娘的事，對嗎？我現在實話實說，4月8日晚上，“阿三頭”確實是在娟娟家，他是下午過去的，我大約是在晚上7點鍾去娟娟家串門時碰到他的，當時還一起聊天。一會兒我就走了，在弄堂裏還碰到了傳呼電話間的阿姨，手裏拿著一張傳呼單子說是讓9號裏娟娟家的客人接電話呢。同誌，我這回說的可全是實話。

　　刑警說我們相信你這回說的是實話，但是還是要問你一下，上次向你調查這件事時你為什麽要說沒有看見過“阿三頭”朱福昌呢？

　　蘇阿姨說，那是娟娟那小姑娘要求我這樣說的。那個“阿三頭”是在娟娟家過了一夜，第二天中午才和娟娟一起出門的，後來娟娟一個人回來了，直接到了我家，手裏拎著十隻粽子，說送給我了。然後就對我說：蘇阿姨，不好意思，“阿三頭”昨晚在我家過夜了，盡管他是我的男朋友，不過這件事傳出去總歸不大好聽，如果有人問起來——不管誰來打聽，你都說昨晚沒有看見過“阿三頭”來我家，好嗎？我想，這樣一樁小事還有什麽不好的？別說你送了我十隻粽子，就是不送而要求我這樣說，我也會答應的。這樣，我就對你們這樣說了。

　　於是，刑警就把潘春娟從另一間屋裏叫過來。那姑娘一看蘇阿姨在場，臉色頓時異樣。蘇阿姨倒也果真配合，不等刑警開口就先開腔了，說娟娟姑娘啊，阿姨已經把情況向民警同誌講清楚了。潘春娟的眼淚就下來了，低頭哭泣。

　　刑警說小姑娘別哭別哭，不就是“阿三頭”那天是否去過你家沒有這樣一樁小事嗎？你上次沒有說清楚，現在說說清楚就是了。蘇阿姨在旁邊也相幫勸了幾句，忽見“大老王”向她使眼色，便知趣地出去了。潘春娟到這當兒，隻有承認事實的份兒了。

　　但刑警此番前來並非單純是為了核實“阿三頭”是否去過她家這段事實的，此節其實已有其他確鑿的證據足以證實了，而是為了調查潘春娟為何要對警方撒謊，而且還要買通蘇阿姨相幫欺騙刑警，這一節的背後是否隱藏著一個跟案情有關的內容？於是，刑警就要求潘春娟對她之前的撒謊行為作出合理的解釋。

　　潘春娟卻不開口，隻是低著頭嚶嚶哭泣。在刑警看來，這種表現似乎是值得研究的，於是就盯著不放，一定要求潘春娟說一說。良久，潘春娟才抽抽搭搭地說，這是因為她生怕自己跟“阿三頭”未婚同居之事傳出去不好聽，才這樣說的。

　　這種說法顯然有些牽強，因為據刑警之前所知，眼前這個十九歲的姑娘在生活作風方麵，其實並不是一隻好鳥，既然連黑道上都已經替她起了“一枝花”的諢號，又稱其為“小賴三”，那行為是如何放蕩就可以想見的了。而這樣一個主兒，對於真的是在跟她談朋友的“阿三頭”朱福昌卻是這樣羞羞答答，分外顧全起名聲來了，這不是頗有些反常嗎？如此，刑警自然不肯輕易放過這個話題，要好好跟潘春娟討論一番了。

　　這時候，忽然有一個電話打到派出所找孫龍雷組長。一接聽，是市局打來的，說市局總機接到一個自稱“冷高峰”的男子的電話，向警方舉報一個情況：黃浦區無業社會青年朱福昌，又名“阿三頭”，最近充當幕後策劃者，指使幾名少年扒手專門在南京路上扒竊外賓錢包，據說很有收獲！舉報人稱，如果警方對此內容感興趣，他願在半小時後去市局專門向偵辦外賓失竊案的負責人當麵提供詳細情況。接線員按照平時處理此類情況的慣例，當時就答稱很感興趣，約對方前往市局見麵。

　　孫龍雷一聽，自是大感興趣，當下就決定停止與潘春娟的談話，帶著老許、“大老王”前往市局跟舉報人“冷高峰”見麵。

　　但是，半小時後，“冷高峰”並沒有出現。孫龍雷三人又等了半小時，仍是沒有出現。於是，他們隱約地覺得此事似乎有些蹊蹺了。老許忽有所思：“我去打個電話。”

　　這個電話是打往一小時前跟潘春娟談話的派出所的，請他們馬上派人去潘春娟家查看潘春娟的情況。不一會兒，對方就傳來了消息：潘春娟離開派出所後，一回家就被一個高個頭的男青年接走了。

　　於是，刑警意識到，他們可能中了“調虎離山”的計謀。隨即驅車重返派出所，找了那個前去傳喚潘春娟和蘇阿姨的戶籍警，了解到他去潘家傳喚潘春娟時，那個高個子男青年已經在那裏了，因為刑警這邊沒有其他說法，所以，他也沒有詢問對方是什麽人、跟潘春娟是什麽關係。

　　孫龍雷心裏一動，隨即向戶籍警問了離潘春娟家最近的那個傳呼電話間的兩部電話機的號碼，然後打電話請市局方麵立即向電話局查詢，得知其中一部電話機的號碼就是先前撥打市局總機的那個號碼。於是，猜疑就得到了證實：那個自稱“冷高峰”的舉報者，就是潘春娟被傳喚時待在她家的那個高個子男青年，他見潘春娟好久沒有回來，就打電話玩了個調虎離山計，使潘得以脫身。然後，兩人就雙雙離開了。去了哪裏？不得而知。

　　如此，基本上也可以證實孫龍雷在案情分析會上的那個觀點：潘春娟對於朱福昌證言問題上的故意隱瞞，其背後是隱藏著其他內容的。

　　破案的曙光，這時終於閃現了！

五、

　　案情分析會隨即舉行。盡管認為“冷高峰”對於朱福昌的舉報十有八九是子虛烏有，但專案人員還是對此進行了分析討論，最後一致認為所謂的“朱福昌指使他人作案”的可能應當予以排除，這是因為以朱福昌的行事風格，不會把明明自己一伸手就能做的事情，自己不做而花工夫去叫別人來做，這樣，不但浪費時間精力，還擔著若幹風險，一旦別人落網那就難免不被牽連；再則，還得分給別人一份贓款，他肯定不會這樣做的。而且，在最初尋找朱福昌的線索時，專案組曾接觸查訪了諸多了解此人的朱的哥們兒，從未聽說過朱福昌還有這種情況或者打算。

　　在排除了“冷高峰”的舉報內容後，專案人員開始討論如何查摸“冷高峰”其人的線索，認為還是當初查訪朱福昌的那一套辦法行之有效，就是從跟潘春娟熟悉的人那裏了解“冷高峰”的情況。這個對象倒是現成的，就是“阿三頭”朱福昌。

　　朱福昌的扒竊嫌疑被排除後，當時就釋放回家，但為穩妥起見，專案組特地關照他這幾天不準外出，有事找他，必須隨叫隨到。為表示對他的重視，當時是通知了派出所來人將其帶回去的。派出所戶籍警會同居委會幹部同朱福昌進行了談話，讓他若要離家出去走走什麽的話，得向居委會治保主任說一下去向，以便市局分局刑警找他時知道該去哪個方向。朱福昌於是回家後就閉門不出，悶頭大睡。此番派出所讓戶籍警去一叫，他就跟著來了。

　　這回跟朱福昌打交道的是刑警老丁、老許，這兩位都是老資格的刑警，對付這樣一次調查自然不成問題。朱福昌聽說讓他提供跟潘春娟關係密切的人，先是一怔，繼而就說：“跟娟娟關係密切的人？有啊！除了我就是上官那小子了！”

　　朱福昌向刑警提供了以下情況——

　　那個簡稱“上官”的男青年，名叫上官誌成，住在八仙橋一帶，今年二十二歲，祖籍浙江寧波，出生於馬來西亞，其祖父是華僑富商，去世時留下了偌大一份家產，三個兒子各分得一份。上官誌成的父親上官嘉銘憑著這份遺產，在馬來西亞置了兩家工廠、一家商場和一個農場，成為當地一名富豪。1935年，上官誌成出生於馬來西亞，次年，他隨同父親上官嘉銘來到上海。

　　上官嘉銘是到上海來投資辦實業的，開了一家棉紡廠和一家米行。不久，抗日戰爭爆發，上海淪陷。上官嘉銘為保住自己在上海的財產，參加了日本侵略者組織的偽政府，出任分管工業的一名中級官員。1945年抗戰勝利後，上官嘉銘被國民黨“軍統”逮捕，以漢奸罪判了五年徒刑。

　　上海解放前夕，國民黨當局釋放了一批犯人，上官嘉銘也在其中。他一獲得自由就馬上逃往馬來西亞，連家眷也顧不上安排。這樣，上官誌成以及其母親和兩個妹妹就隻得留在上海。所幸他們還是財大氣粗的富裕人家，因為上官誌成的母親是一個不事張揚卻很有主見的知識女性。這個畢業於美國耶魯大學的女性，盡管來上海後始終不過是普通家庭婦女身份，但她的智慧是出眾的。當年她的丈夫上官嘉銘決定投靠日偽充當漢奸時，她就堅決反對。反對不成，就向丈夫提出分割在滬財產，她本人可以一文不要，但得給三個孩子各自一份。上官嘉銘對此沒有理由反對，隻好點頭同意。於是，包括上官誌成在內的三兄妹就都有了一份不菲的財產，由其母代為掌管。

　　抗戰勝利後，“軍統”捉拿上官嘉銘時，抄沒了財產，由於上官誌成之母的先見之明，憑著有上海灘著名律師作為見證人簽名的那份財產分割文件，保全了用三兄妹分得的財產購置的兩套洋房和在一家毛紡廠的30%股份。這些財產到了解放後，仍是屬於上官兄妹所有，由其母代管，後來國家實行公私合營政策，毛紡廠的那30%股份並入了國家，但股份持有人可以獲得一定比例的定息。上官一家四口靠著兩套洋房的租金和優厚的定息，過著優裕的資產階級生活。上官嘉銘在海外已經另外打造了一份產業，還不時寄來外匯和大陸上的短缺物品。

　　但是，上官嘉銘的妻子對於兒子上官誌成的教育方麵卻缺乏如分割財產那份先見之明了。上官誌成自小看似斯文，卻是一個頑劣小兒，他的頑劣表現在喜搞惡作劇和陰謀詭計方麵，而且膽子也大，幼兒園時就已經敢在集體午睡時用紅藥水故意汙染處罰過他的女老師的白色連衣裙，事後還偽造現場嫁禍於人。上官誌成在讀書方麵的智商很是有限，小學因為留級讀了八年，初中讀了兩年還沒有通過初一的考試，幹脆輟學了。這時他已經是一個十八歲的小夥子了，因為家裏有錢，就結交了上海灘上一些小開、少爺，一班紈絝子弟不時出沒於舞廳、劇場、溜冰場、飯館，揮金如土，把父輩辛辛苦苦奮鬥而得的錢鈔大把大把地揮霍，毫不心痛，還有著一種顯擺的快感。

　　上官誌成長相斯文，揮金如土，很容易獲得一些經濟條件平常但卻追求享樂的年輕姑娘的青睞。他也正是開始渴望接觸異性的年齡段，於是男來女往的遊戲玩得很是熱鬧。

　　春節前，當時潘春娟已經和朱福昌敲定為“朋友”了，她和鄰家的一位小姐妹一起去工人文化宮跳舞，正好遇到了也在那裏跳舞的上官誌成。潘春娟的長相，其實並不出眾，但她自有一種天生的媚態，一旦有意發揮起來，對於上官誌成那樣的紈絝公子哥兒是很有吸引力的。而潘春娟顯然也被上官誌成的那份小開派頭所吸引，於是兩人就由結識開始來往了。漸漸的，關係好得就似戀人一般了。

　　“阿三頭”朱福昌當時對此是被蒙在鼓裏的，直到上個月20日才偶然發現娟娟原來在腳踩兩隻船，這當然是不允許的。這樣，他麵臨著兩個選擇，一是主動退出，從此不再跟潘春娟來往；二是讓上官誌成退出。他反複考慮後，決定實施第二個選擇。

　　像朱福昌這樣的主兒，做這種事情從來不拖泥帶水的，他一旦決定就馬上實施了。那天，打聽到潘春娟的父母都在上中班，哥哥去外地出差了，就去了潘家。進得門去，二話不說，先把門關上。娟娟還以為他要做那以前曾經做過的事情，臉上露出一層媚笑，正待故作姿態扭捏時，眼前倏地一亮，一把磨得鋒利無比的匕首已經架到了她的脖頸上！

　　“說！跟我還是跟上官那小子？”

　　潘春娟嚇得臉無人色：“跟……跟跟……你……”

　　“那你馬上去打電話把上官約過來！”

　　上官誌成接到潘春娟的電話，好不高興，馬上叫了出租汽車匆匆趕到大境閣潘宅。哪知，迎接他的是秋風黑臉的朱福昌！若論個頭，上官誌成差不多要比朱福昌高大半個頭，而且因為經常參加體育健身練就了一身發達的肌肉，聽說還是什麽精武拳術會的會員，又學過西洋拳擊。這份優勢跟朱福昌相比，前者是虎，後者就是狼了，或者說隻是一頭弱狼。但朱福昌有著上官誌成所沒有的那股亡命之徒精神，他那把雪亮的匕首對準的不是上官誌成，而是他自己的腹部，說上官你小子說一聲，退還是不退？不退，我就在自己肚皮上紮一刀，是死是活不要你負責。

　　上官誌成盡管是出了名的頑劣，盡管擅長搞陰謀詭計，但是從來不曾見過這種陣勢，當下汗就冒出來了，一滴滴地往下淌，他不敢說“不”，因為他知道對方這一刀一旦紮進去，不管是死是活，公安局都會找他的。

　　於是，上官誌成選擇了妥協。

　　這是兩個多星期之前的事情，之後，上官誌成是否再找過潘春娟，他就不知道了。

　　專案人員據此分析，如此看來，上官誌成與朱福昌是一對情敵。而潘春娟其實是想跟上官誌成的，但是她懾於朱福昌的威脅，不得不跟朱虛與委蛇地敷衍著。這既不合潘春娟本人的意願，更為上官誌成所不容，因此，兩人就策劃要製造某種機會，從而使朱福昌折進局子，這樣，兩人就能如願戀愛了。而南京路上發生的係列涉外扒竊案，可能就是由這兩人策劃的。

　　專案組長孫龍雷忽然想起了4月9日專案組剛開始著手偵查案子時，黃浦分局總機接線員接到的那個不肯透露姓名的男子的舉報朱福昌扒竊的神秘電話，心裏一動：這個男子莫非就是上官誌成？

　　但是，以當時的電信技術水平，是無法調查主叫電話的電話機號碼的，隻好暫時先放一放了。

　　現在要做的事，就是查找上官誌成和潘春娟！

六、

　　據朱福昌所提供的線索，專案組刑警去了八仙橋派出所。上官這個複姓比較少，而上官誌成家又是小有名氣的有錢人家，所以，到那裏對派出所方麵一說，人家馬上說確實有這樣一戶人家，然後就提供了住址。

　　孫龍雷問那戶人家是否有電話？什麽號碼？派出所民警一翻戶籍卡，說有的，然後就報出了一個號碼。孫龍雷馬上請上海市電話局查看：這個電話號碼是否是4月9日上午向黃浦分局總機撥打過電話的那個？

　　片刻，電話局回音來了：該號碼在4月9日上午10點03分至05分曾向黃浦分局總機撥打並通話。

　　孫龍雷說：行了！就是這主兒了。走，登門拜訪！

　　孫龍雷領著五名刑警登門，接待他們的是上官誌成的母親。那是一個年約四十六七歲的女性，透著一種雍容華貴的氣質，待人接物很是得體，她自我介紹姓邱，家庭婦女，客氣地詢問民警同誌登門為何事，需要她提供什麽幫助的話，她一定盡力而為。

　　刑警最初一聽這話，還以為邱女士是在裝糊塗。其實，她確實不知道自己的兒子已經觸犯了刑律，正麵臨著一場牢獄之災。於是，刑警就說我們是來找你的兒子上官誌成的，因為我們手頭有個案子需要向他調查。

　　邱女士聞聽後，臉色倏變，她是個知識女性，以前曾跟日偽、“軍統”打過交道，自有若幹判別能力。當下見刑警一來就是六個，便知道這就不是一般的調查了，而十有八九是上官誌成已經涉案了。她稍一定神，說如此看來，是我的兒子犯法了，對不起，是我教育無方，給諸位警察同誌帶來了麻煩。上官誌成此刻應該在家的，我把他叫來，交給你們。

　　上官家的住宅是一幢帶有花園的洋房，麵積很大，光三層樓房就有十幾個房間，花園裏還有車庫、倉庫、花房，所以，要讓上官誌成現身不是叫一聲就能實現的。邱女士說著，就召來了家裏的用人，吩咐去把少爺叫來。用人正要去叫時，另一個兼著花匠和門房身份的男用人正好進客廳來，聽見了便說少爺先前帶著一個姑娘回來過，但隻待了一會兒就出去了。

　　刑警一問那個姑娘的長相模樣，便知道那是潘春娟了。

　　邱女士見刑警們神色凝重，情知兒子所涉案件必定重大，她竟然處亂不驚，從容而語，說我有一個主意說出來供民警同誌參考，你們看是否妥當——我現在把全家人包括兩位用人都召集到這邊客廳來待著，你們既然來了這麽些人，那肯定是要對我家搜查一下的，這是例行公事，哪個朝代的警察辦案都是這樣的，我知道，我讓大家把所有鑰匙交給你們，這是其一；第二，我估計上官誌成帶著那個姑娘一下子不會跑遠，不會離開上海灘的，肯定是到哪個親朋好友家去暫時住上幾天，躲避一下風頭吧，我把所有親朋好友的住址提供給你們，同時，我這就當著你們的麵給親朋好友打電話詢問上官誌成是否過去了，請放心，我會注意把話說得圓滿，絕對不會出紕漏。否則，你們可以以通風報信罪把我一起捕拿進去的。

　　邱女士的話裏透著一種顯而易見的誠懇，孫龍雷組長幾乎是不假思索地就表了態，說邱女士我們感謝你能深明大義，積極配合我們的工作，那麽，麻煩你現在就打電話吧。

　　上官家的親朋好友中有一部分也是資本家之類，家裏都裝有電話。邱女士就一家家撥打，說她找上官誌成有點事情，如果他去貴府的話，請在不驚動他本人的情況下，立刻電告。電話打到第五家時，邱女士的臉色變了，刑警馬上意識到有戲。果然，上官誌成帶著潘春娟去了位於虹口區大名路上的表姨家。

　　刑警火速趕去，那對兒剛剛坐定不久，隻喝了一杯咖啡，就被堵住，雙雙被戴上了手銬。

　　押送到公安局後，訊問隨即進行。上官誌成、潘春娟幾乎沒有任何抵賴，就如實交代了驚動上海市委最高領導的係列涉外扒竊案件的策劃過程——

　　誠如專案人員所分析的，上官誌成對於自己在情場上敗給了朱福昌極不甘心，而潘春娟貪圖富貴享樂，也一心想跟上官誌成好。兩人於是就湊在一起盤算如何對付朱福昌。依上官誌成最初的念頭，是叫幾個他在社會上混時結識的流氓朋友把朱福昌教訓一頓，打得他服帖為止，看他還敢不敢爭奪潘春娟？但是，潘春娟堅決不同意，她對朱福昌太了解了，這是一個典型的亡命之徒，如果挨了教訓，他知道自己鬥不過那些流氓的話，肯定會產生“不讓我得到，那你上官也別想得到”的念頭，第一個反應就是把匕首捅進她娟娟姑娘的身子。至於捅了刀子以後會出現什麽樣的後果，朱福昌是不會去考慮的。

　　潘春娟這樣一說，上官誌成不禁也有點發怵了，他已經見識過朱福昌的亡命之舉了，尋思如果為此引發了人命案子，那可就不值得了。如此，他就隻好另外考慮法子了。

　　上官誌成向潘春娟詳細了解了朱福昌的種種情況，知道朱原來是一個專門拜過師的扒竊高手，公安局裏掛了號的，因為過於狡猾而一直無法把他拿下法辦。於是，頭腦裏就形成了一條計謀：請扒手作案後，嫁禍於朱福昌，讓公安局把他捉進去。

　　潘春娟對於上官誌成的這個方案倒是舉雙手讚成的，因為即使做得不成功，跟她也沒有什麽關係，朱福昌不會把報複之劍指向她的。於是，上官誌成就開始著手行動。他在上海灘混了這麽些年頭，結交了一些社會上三教九流的朋友，連被拉上法場執行槍決的也有，找幾個扒手當然是不成問題的。4月3日，上官誌成在南京路新雅粵菜館宴請扒手王阿興、杜之初，要求他們替他出一口氣，把朱福昌弄進局子去。王、杜兩人一口答應，但說他們隻管行竊，其他環節就不插手了。上官誌成因為跟這兩人也算是多年朋友了，所以，每人送了一塊手表表示謝意，但承諾如果下手時失風被捕，在服刑時的種種經濟需求由他上官誌成解決。當然，前提是必須不供出他來。

　　王阿興、杜之初兩人對於作案地點和對象作了分析，認為為了引起公安局的重視，應當選擇外賓作為作案對象，而且要在熱鬧地段下手，時間還得緊湊。至於作案後被官方懷疑是否跟蘇聯伏羅希洛夫元帥訪華有關係，那他們就根本沒有想到過。這兩個扒手甚至連伏羅希洛夫元帥即將訪華這樣的特大新聞也全然不知曉。

　　上官誌成把計劃告訴了潘春娟，本來，這個陰謀不需要潘春娟這樣的女流之輩參與的，所以，上官誌成隻讓她待在家裏坐等佳音。不料，4月8日王、杜兩個扒手作案時，朱福昌竟然出乎意料地來到了潘春娟家，而且待下就不走了。潘春娟暗自著急，無奈之下偷偷溜出門給上官誌成打電話告知了情況。上官誌成於是就指示潘春娟必須采取一切辦法否認朱福昌曾經去過她家的事實，這樣，潘春娟就有了用粽子收買蘇阿姨讓其作偽證之舉。至於她自己，當然是絕對否認朱福昌曾經去過她家的事實了。

　　次日上午，上官誌成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給黃浦分局打電話(他不知道涉外案件當時是由市局管的)“舉報”“阿三頭”扒竊了外賓的錢包，然後就等著看好戲，最初的發展軌跡果然如其所料，警方將朱福昌傳訊了，而潘春娟和蘇阿姨也確實頂住了刑警的調查作了偽證。哪知，接下來的情況就不是如上官誌成所想的那樣運轉下去了，盡管他不知道朱福昌在看守所裏竟然自己想出了兩個能夠排除作案可能的證據，但當上官誌成以為已經解決了問題而迫不及待地趕到潘春娟家去準備慶賀一下時，警方卻出乎意料地把潘春娟和蘇阿姨叫到派出所去了！

　　上官誌成馬上意識到情況不容樂觀，於是想到了幹涉刑警調查的辦法，他隨即去了傳呼電話間，以“冷高峰”的化名打電話給上海市公安局總機，聲稱有相關情況需向承辦扒竊外賓案子的負責人當麵反映，成功地將孫龍雷等人“調”離了派出所。

　　但是，上官誌成沒有想到蘇阿姨和潘春娟早已承認了朱福昌沒有作案時間的事實。所以，當他從潘春娟嘴裏得知上述情況後，馬上意識到情況已經大大不妙。他知道警方對於此事絕對不會“到此為止”，接下來的主攻對象就是潘春娟了。而這個“小賴三”顯然是無法跟警方抗衡的，這樣，他就作了帶著潘春娟離開的選擇。以上官誌成天真的想法，警方隻要找不到他和潘春娟，這件事時間一長也就過去了，因為畢竟不是他們直接去南京路扒竊了外賓的錢包。

　　上官誌成還在跟潘春娟商量應該留在上海還是去外地避風頭時，沒有想到警方的行動竟是如此迅疾，已經把銬子銬上來了！

　　專案組刑警根據上官誌成的供詞，立即出動警力將扒手王阿興、杜之初逮捕，搜獲了4月8日三起蘇聯外賓失竊的全部贓款、贓物。王、杜兩人交代了作案經過，對於索洛也夫的作案確實是在市百一店樂器櫃台那裏實施的，另外兩起柯切托夫和伊琳娜的，則是在南京東路上下的手。

　　訊問結束，外灘海關大鍾正好敲響了十二下，宣告1957年4月11日零點的到來。以孫龍雷為首的專案組，提前二十四小時完成了涉外係列案的偵查。

　　該案審理期間，王阿興、杜之初經人檢舉，於1953年曾在浙江合夥犯有強奸殺人案，遂移交浙江當地合並審理，最後數罪並罰雙雙被判處死刑。

　　上官誌成不久被上海法院以“盜竊、誣陷罪”，判處有期徒刑七年，押解安徽白茅嶺勞改農場服刑。服刑期間因鬥毆傷人，被加刑六年。1967年刑期服滿時正值“文化大革命”，遂按照當時的規定戴上“壞分子”帽子，留場就業。1978年，上官誌成被批準返滬，不久即移居海外。

　　潘春娟所犯的罪名與上官誌成相同，但因輕微而未被逮捕，最後處以勞動教養三年。解教後返滬，進了街道工廠就業。於1995年病歿。

 

【附錄】

 

一窩傻蛋

 

學校因為他是烈士子弟，對其網開一麵，沒有懲罰過他。

本來，像他這樣的情況，是應該送去教養的，但是因為念其父親為國捐軀一事，警方在處理時難免要動動惻隱之心，於是就一次次地教育寬大，最多有時關上幾天嚇唬嚇唬他。

工人出身，主動參軍，榮立戰功，戰死沙場，擱現在都是很了不起的，更別提那個年代了，等於是免死金牌，確實很難處理～

 

兩葉不去,將用斧柯。

小毛病不下狠心整治，慣成了大毛病。

 

上官誌成能移居海外，看來不簡單。

改開後有一股出國潮，很多人受夠了文革時期社會混亂局麵，對TG實在沒什麽信心

有海外關係

再加上吃了那麽多年的苦

別說服刑期間如何

壞分子就地安排，想想能幹啥？還不是當農民？那個時代，那樣的農民……對一個出身資本家的公子哥而言……不提也罷！

 

墳就不要挖了

 

上官誌成不久被上海法院以“盜竊、誣陷罪”，判處有期徒刑七年，押解安徽白茅嶺勞改農場服刑。服刑期間因鬥毆傷人，被加刑六年。1967年刑期服滿時正值“文化大革命”，遂按照當時的規定戴上“壞分子”帽子，留場就業。1978年，上官誌成被批準返滬，不久即移居海外。

老底子啊，依然是成功人士

 

那兩個賊，倒黴催的。身上有血案，還不老實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