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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塵封檔案】係列之018:洋教授拐騙兒童案

(2020-11-16 18:14:00) 下一個

【塵封檔案】係列之018:洋教授拐騙兒童案

本文轉載自公安月刊《啄木鳥》2007年第12期

文/孫沉

  1950年春,蘇州市發生了一起兒童失蹤案件:一名意大利兒童於光天化日之下意外消失!與此同時,上海市公安局的一位外事警官則正為一名美國化學教授延緩離開中國之事而大傷腦筋。誰也沒有料到,在警方的縝密偵查下,這兩件事竟有著密切關聯。真相終於大白,卻令人吃驚不已……

一、

  1950年2月23日下午4點,上海市公安局外事警官許嘉峰接到了一個令其震驚的電話。這個電話竟是上海市常務副市長、中共上海市委副書記潘漢年親自打來的。潘漢年的這個電話馬上把許嘉峰的思路帶回到了6小時前的那一幕情景——

  許嘉峰在市公安局的具體工作是審核旅居上海的外國僑民要求離開中國返回其祖國或者前往其他國家的申請,決定是否發放離境證。當天上午9點,他接待了一名40歲的美國男子麥迪遜。

  麥迪遜是一名化學家、教授,於抗日戰爭結束後從美國費城來到上海,擔任一家由一位德國富翁投資的藥物研究所的技術總裁,主持研究新藥。該研究所自己並不生產藥品,而是將研究成果轉讓給世界各地對此感興趣的藥品生產商。1949年5月下旬上海解放後,由於敗逃我國台灣地區的國民黨反動集團武裝封鎖了上海與國外的海上運輸通道,加上美國、英國等西方國家仇視中共而采取的經濟封鎖政策,導致無法進口化學原料,於是這家研究所就隻好停止工作。半年後,德國老板宣布關閉研究所,遣散全部工作人員。這樣,麥迪遜就開始著手處理準備返回美國的善後事宜。

  1950年2月2日,麥迪遜向上海市公安局提出返回美國費城原籍地的申請。他的這份申請書被分派給了許嘉峰經辦處理,許嘉峰按照操作程序,在收到申請書10天內約見申請人進行了談話。當時,麥迪遜顯得非常急迫,說美國一家著名大學已經跟他談妥,請他去那裏執教化學,請求警官先生能夠盡快批準他的離境申請。許嘉峰看麥迪遜一副心急火燎的樣子,便答應盡可能抓緊辦理。他確實也是這樣做的,特地加班處理,於2月20日完成了全部手續,電話通知麥迪遜前來領取離境證。根據規定,麥迪遜應當在領到離境證後的兩周內離開中國。麥迪遜來領取時,許嘉峰特地提醒對方仔細閱讀相關書麵告知,告訴他如果在規定的時間內尚未離開中國的話,簽證就失效了,必須重新申請。麥迪遜當時連連點頭,一迭聲地表示感謝,又說他會在規定的時限內離開中國回國的。

  之後,許嘉峰就把這件事拋到腦後了。他每天都在處理這類事務,哪會把其中一個申請者的印象留在腦子裏呢?哪知,今天這個麥迪遜竟又在他跟前冒了出來,拿出了那份簽證文件,提出了一個意外請求:延長一周離開中國。

  這種情況,從上海解放後不久就在這個工作崗位上待著的許嘉峰還從未遇到過。他考慮了一下,請求對方為其提出這個要求的理由並做出適當的解釋。這個麥迪遜的自我感覺特好,自從他在3年多前踏上中國土地後,跟中國人打交道向來就飛揚跋扈,我行我素,從來沒有“解釋”一說,當下就不高興了,不但拒絕說明理由,還對許嘉峰拍起了桌子,指責他“故意刁難”。

  許嘉峰年輕氣盛,當下也就惱火了,嗓門自然也大了,於是驚動了科長,出來問明了情由,告訴麥迪遜這不是“故意刁難”,而是確實必須說明理由,視情而定。麥迪遜根本沒把科長放在眼裏,當下大怒,拂袖而去。許嘉峰以為他一會兒火氣平息後會去而複歸,哪知這主兒竟然去了市政府,向僑務委員會告了一狀。而湊巧的是,他在僑委會辦公室大聲嚷嚷的時候,潘漢年副市長正好從門外走廊經過,聽見有人用英語叫嚷著“強烈抗議”,不禁好奇,就進去察看。於是,麥迪遜就有了一個向主管公安、僑務的潘副市長直接申訴的機會。

  解放伊始,潘漢年協助陳毅市長處理上海政務,忙得不可開交,最近一段時間又正處於處置“2·6轟炸”(注:1950年2月6日,國民黨空軍派出飛機對上海楊樹浦發電廠等重要目標實施轟炸,史稱“2·6轟炸”。)給上海造成的重大後遺症,安撫民心,恢複生產。但是,當潘漢年此刻聽麥迪遜用英語向他當麵投訴其在申辦離華手續過程中遭到“故意刁難”的情況之後,還是覺得有親自了解此事的必要。於是,潘漢年在下午接連主持了兩個重要會議之後,又要動身前往淞滬警備司令部與宋時輪司令員商談工作的空隙間,親自給經辦麥迪遜出境手續的許嘉峰打電話,了解麥迪遜的投訴是怎麽一回事。

  潘漢年如此重視麥迪遜的投訴,是有特定的政治背景的:1949年四、五月份,南京、上海相繼解放後,美國政府高估了美國在中國的影響,錯誤地以為中共方麵會像之前的執政黨國民黨那樣對他們主動巴結示好。哪知,接下來兩三個月裏所出現的情況並非他們所想。於是,一貫強橫霸道的美國就做出了反應,當即跟與美國持同一立場的英國、法國等國政府進行串通,向全世界宣布他們決定將其在上海的僑民撤回各自的國家。1949年9月23日,美國總統輪船公司“戈登將軍號”輪來滬撤僑,共載走美、英、法、意外僑1218人。一周後,美、英繼續派船來滬撤僑,英僑撤走300餘人。10月,法國郵輪“霞飛號”來滬載走法籍和其他西歐國籍僑民500餘人。

  其時中華人民共和國已經成立,並不因為美英等西方國家的上述作為而改變“中國人民站起來了”的立場。1950年1月初,經毛澤東主席的親自批準,北京市軍事管製委員會宣布收回過去美國恃其在華“駐軍權”而在北京占據的兵營地產。美國政府大惱之下,又威脅要因此“撤退所有美國在華的外交人員及美僑”。新華社當即發表評論指出:過去外國在中國所製造的一切不平等條約和侵略特權,必須廢除。美國的威脅對中國這個正義立場絲毫沒有影響。中國政府對於美國政府撤回其留華前使領人員和要求回國的美僑的態度從來是願去者不留。凡申請離境的,中方主管機構都迅速給予離境許可。

  美國方麵見中國不吃這一套,便又使出新花招,美國國務卿艾奇遜在美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發表的講話中造謠說“中國政府留難美國僑民撤回”。針對艾奇遜的謠言,中國外交部發言人當即聲明:1950年1月19日、20日、25日、27日及2月2日,美方先後向中方申請出境的留滬前領館人員共35人,上海市主管機構已於2月9日悉數予以批準。

  麥迪遜向潘漢年的投訴,就是在這一政治背景下發生的。外交無小事,具有豐富政治鬥爭經驗的潘漢年自然需要對此事予以特別的關注。當下,潘漢年向許嘉峰了解了麥迪遜的那番表現後,覺得此事似乎有些反常,說許嘉峰同誌你如果有空的話,請就麥迪遜為何要求延緩離華的原因作一了解,然後告訴我。至於如何處理他的要求,那應當按你們的規定辦理。

  許嘉峰當即向領導匯報了潘漢年副市長來電之事。領導指示既然如此,那小許你就辛苦一下,立馬對麥迪遜要求延緩離滬的原因作一下了解。

  這裏需要介紹一下許嘉峰的情況:許嘉峰,24歲,出生於江西進賢縣的一個商人家庭,14歲跟隨父親的一位朋友來到上海,入教會中學讀書,1946年秋以優異成績考入上海複旦大學。1947年,國民黨反動政權搖搖欲墜之際,上海以及全國許多大城市相繼掀起了反對國民黨的運動。許嘉峰積極參與了上海學生界對國民黨反動派的鬥爭,由於表現突出,信仰堅定,被中共地下黨發展為中共黨員。1948年12月,即將垮台的國民黨反動派狗急跳牆,對中共地下黨和民主進步人士進行瘋狂鎮壓,許嘉峰也上了特務的逮捕黑名單,上海市警察局長、大特務毛森在許嘉峰的名字後麵打了紅鉤並加注“務必緝拿到案”。地下黨組織通過內線獲知情況後,當即安排許嘉峰秘密離開上海,撤往浙江四明山中共遊擊隊。遊擊隊方麵對於許嘉峰的來臨深感欣喜,因為他們此刻最缺乏的就是像許嘉峰這樣的高級知識分子。當時革命形勢已經發展到即將攻城奪地的程度,遊擊隊需要起草撰寫發給敵方頭目的攻心書信、警告函件,以及安民告示之類,同時也需要像許嘉峰這樣的精通英、法、德、俄4國語言以及熟讀中國四書五經的知識分子與敵方可能派出的具有同樣學識的談判代表周旋。許嘉峰在四明山待了半年,充分發揮了上述作用,為革命立下了功勞。1949年5月下旬上海解放後,許嘉峰由浙江趕赴上海,向黨組織報到,被分配在軍管會工作。最初是在潘漢年手下分析整理外電資料,不久上海市公安局急需精通外語而又政治可靠的外事警官,於是潘漢年就讓許嘉峰去了市公安局。

  以許嘉峰的上述經曆,以及對於上海的熟悉,要完成對於麥迪遜的走訪應該不是一樁很犯難的事情。可是,令許嘉峰感到意外的是,當天晚上7點,當他按照麥迪遜的申請材料上所留下的住址前往提籃橋區公平路明鑫公寓時,卻撲了一個空。據公寓管理員說,麥迪遜已經四五天沒有回來過了。許嘉峰想想不放心,又上到四樓,叩開了麥迪遜的鄰居——一個白俄魔術師的房門,打聽這兩天是否見到過麥迪遜。魔術師對於這個年輕的中國人的一口流利的俄語十分欣賞,所以很是友好,說這幾天確實沒有見到過麥迪遜,也沒有聽見他屋裏有什麽動靜。然後,不等許嘉峰提出要求,就說請先生您留下電話,麥迪遜回來後我就給你打電話。

  許嘉峰道謝而離,一路上心裏覺得納悶:麥迪遜這幾天不住在家裏,那麽去了哪裏呢?他已經準備離開中國了,怎麽還不打點行李啊?

  這樣想著,許嘉峰就隱隱意識到這件事似乎哪裏不對頭!

  許嘉峰琢磨了一夜,還是沒有想出麥迪遜的數日不歸家究竟是為什麽的原因。次日,暈乎著腦子去上班,一邊處理著公事,一邊還在想著這件事。到了下午,科長發現他心不在焉,便婉轉地提出了批評。

  就在科長批評許嘉峰的時候,距上海百裏之遙的江南古城蘇州市發生了一樁聽起來有點特別的兒童失蹤案。之所以說這個案件“有點特別”,是因為失蹤的是一個意大利兒童,而且這個兒童竟然是在蘇州天光育嬰堂失蹤的。

  育嬰堂這個稱謂,在今天聽著可能已經覺得陌生,但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時,這卻是一個幾乎稱得上家喻戶曉的慈善機構。通常是由教會或者地方慈善團體、人士出資組建的一個專門收養遺棄兒童的地方,但凡馬路上撿到的兒童,如果無人認養,那就會被人送往育嬰堂。無力撫養子女的家庭或者個人有了私生子女不想撫養的,也會把嬰兒送往育嬰堂收養。

  育嬰堂裏的兒童生存條件惡劣,不但物質生活差,精神方麵也得不到任何關懷,還經常受到被稱為“嬤嬤”的保育員的虐待。嬰兒的命運則更慘,由於嬰兒的抵抗力差,生了病又得不到精心治療和嗬護,所以死亡率很高。蘇州天光育嬰堂地處江南名城,經濟條件相對較好,而且蘇州又是一個人文和道德底蘊比較豐厚的城市,嬤嬤們還算稍稍有點責任心、同情心,所以,該育嬰堂的口碑在江南地區還算可以。但是,即使是這樣,蘇州解放後人民政府代表在視察育嬰堂後,還是對那裏的情況進行了嚴厲批評,訓誡今後必須盡力改善兒童生活條件,給予充分的關照,否則,將予以嚴肅處理。

  在人民政府的威懾下,蘇州天光育嬰堂的情況有了明顯的改善。當時具體負責該堂工作的是一個姓勞的嬤嬤,全堂上下一律稱其“勞嬤嬤”。勞嬤嬤是一個基督教徒,生性嚴謹刻板,做事認真。她接受人民政府的訓誡,親自設法改善育嬰堂兒童的生活條件,其中有一條是根據醫生的建議,每天安排孩子們進行1小時戶外活動。會走會跑的兒童讓他們在草坪上自由活動,還不能自己行走的嬰兒,則由嬤嬤負責把他們集中在一處曬曬太陽,呼吸呼吸新鮮空氣。

  意大利兒童拉斐斯的失蹤,就發生在這天下午2點左右。

  蘇州天光育嬰堂創辦於1923年,從創辦到蘇州解放的27年時間裏,從未接收過外國棄嬰,因為凡是在蘇州生育洋嬰的女子,都肯定具有較好的經濟條件,沒有必要將嬰兒拋棄。但是,蘇州解放後,由於政治環境發生了變化,這方麵的情況也就起了變化。在解放的頭兩個星期裏,就有7名洋嬰兒被悄然送到了天光育嬰堂。嬰兒的身上都佩戴著名牌,上麵注明了姓名、國籍、性別和出生日期。一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1949年10月,還有洋嬰兒被悄然送入育嬰堂。但這時也已有原先把嬰兒送來育嬰堂的父母來向育嬰堂領回的,勞嬤嬤這才知道了當時他們把自己的子女送進育嬰堂的原因:其中一個是他們由於自身的各種原因,認為難以適應在中共統治下的工作和生活環境,擔心中共執政後會給其帶來麻煩,所以急於離開中國,身邊有個孩子肯定不方便,於是就選擇了棄嬰。另外,還有非婚生子女,帶回國後怕給其在家族內造成不良影響。但是,由於他們不久就發現中共執政後對於他們的工作和生活並未造成不利影響,就不打算離開中國了,於是就來育嬰堂領回被自己拋棄的子女。

  拉斐斯的情況跟上述洋嬰兒略有不同,他是1949年11月1日在無人察知的情況下被送到育嬰堂的,身上佩戴著一塊紙牌,上麵用英文、意大利文和漢字寫著:拉斐斯,男,兩歲,出生地中國蘇州市,祖籍意大利米蘭市。他的身旁還放著一個大包袱,裏麵放著衣服、玩具和一些食品。

  當時,雖然還沒有設立“遺棄罪”,但公安機關已經開始著手加強這方麵的管理,指令育嬰堂將堂內所有兒童登記造冊上報,凡有新的棄嬰送來,則須在24小時內報告。進入1950年後,可能是考慮到西方國家在撤僑問題上的糾纏,又規定對外國籍的棄嬰、棄童拍攝照片存檔。這樣,拉斐斯在進天光育嬰堂的次日,其資料即被上報蘇州市公安局。1950年元月中旬,又和育嬰堂的其他9名洋童被分別拍攝了照片,一式兩份,一份遞交公安局,一份留存堂內。

  當天下午2時許,拉斐斯和育嬰堂其他兒童一起被嬤嬤帶到草坪上活動。天光育嬰堂的建築格局如下:正中一幢3層樓房,那是育嬰堂主建築,樓房前麵即朝南是一個大草坪,後麵是一個院子,院子緊挨著後圍牆有與圍牆長度相等的一排平房,那是廚房、廚工雜役的宿舍以及倉庫和收嬰室。主建築的左右兩側各有一條6尺巷道,用以連通草坪和後院。育嬰堂除了後院即北側是磚砌的圍牆外,東、南、西三側都是毛竹片編織而成的籬笆牆,上麵塗著柏油。育嬰堂的大門,就是在朝南方向的竹籬笆牆正中位置設置的,門外是一條沒有名氣的小馬路。拉斐斯等兒童是在午睡後喂食了一小碗作為點心的山芋湯後,由嬤嬤帶到草坪上活動的。平時的慣例是活動一小時,這天因為樓內噴灑消毒藥水,所以晚了一會兒。當3點20分嬤嬤把孩子們帶回樓房時一清點人數,意外發現竟然少了一名。再一檢查,少的就是拉斐斯。

  育嬰堂是收養棄嬰的地方,還從未聽說過丟失孩子的。主持堂務的勞嬤嬤聞知消息,不禁大覺意外。因為丟失的是拉斐斯這個被公安局要求必須拍照留檔的意大利兒童,她不敢怠慢,當下就給皮市街蘇州市公安局一分局打電話報告。一分局接到電話後,因失蹤兒童是意大利人,根據蘇南行署蘇州行政區公安處關於“涉外刑事案件統一由市局受理”的規定,就向位於長春巷的蘇州市公安局轉報。

  蘇州市公安局值班室接到報告後的第一個念頭是:是否發生了命案?於是就立刻通知刑偵隊派員前往天光育嬰堂作初步了解。

  刑警黃得邦、喻辛成受命前往天光育嬰堂了解情況。黃得邦33歲,其身份屬於留用人員。他是吳縣長橋鎮人氏,小學畢業後進了米行當學徒,滿師後留下當夥計。1937年2月,當時稱為“吳縣公安局”的蘇州公安局(注:1930年5月,南京國民政府決定將蘇州市、吳縣合並,原蘇州市公安局與吳縣公安局合並稱為“吳縣公安局”)改稱為“吳縣警察局”,實行局、所、分所三級體製。為此,警察局在全市張榜招收警察。黃得邦因常年搬運米包練就了一身過人力氣,被人慫恿著報了名,前往麵試,一眼就讓警察局長看中了,於是就改行當了刑警。同年11月,蘇州淪陷,日寇組建偽警察局,黃得邦拒絕留職,改行做了小販。一直到抗戰勝利後,這才重新進了警察局當刑警。蘇州解放後,軍管會經查摸,證實黃得邦在任舊警察時,未曾有過欺壓百姓、敲詐勒索等惡行,為人正派,且其胞弟係新四軍烈士,故將其留用,仍當刑警。

  隨同黃得邦前往育嬰堂了解情況的喻辛成是一個18歲的小夥子,原是社會青年,解放前夕積極參與地下黨組織的散發傳單、寄送警告函件、傳遞情報等秘密活動,經受了考驗,解放後公安局招收新警員時就把他招了進來。喻辛成的警齡不過半年,領導讓他跟著黃得邦去育嬰堂了解情況,有著徒弟向師傅學習技藝的意思。

  當下,黃得邦、喻辛成兩人趕到天光育嬰堂時,那個負責人勞嬤嬤已經在等著了。育嬰堂有史以來還從未跟警方打過這樣的交道,她自是滿肚子的忐忑,一臉的不安。刑警問了問情況,因為首先要弄清楚孩子是否遇害了,所以就察看了育嬰堂所有的旮旮旯旯,連水井、陰溝以及廚房的灶膛也用長竹竿戳探過,又分別找幾個相關的嬤嬤和已經能夠敘述情況的兒童談話,了解拉斐斯的情況,如此一番折騰下來,已是天黑,所獲情況未曾顯示拉斐斯是遇害了。

  喻辛成最近剛看了《福爾摩斯探案集》,滿腦子的謀殺案,一心認為拉斐斯是遇害了,對黃得邦說應該如何如何調查。黃得邦心裏暗自好笑,但也不便多言,隻是說通常說來,像拉斐斯這樣一個被人遺棄的不過兩歲的兒童,別人沒有殺害他的動機。如果像你所估計的可能有遺產繼承之類的糾葛,那也不必到育嬰堂來殺害孩子,隻要由一個讓育嬰堂方麵覺得合適的人辦個手續把孩子領養了就行了,一個兩歲的小孩,到了人家家裏要讓他“病死”,還不是易如反掌之事?所以,如果這是一起命案,那麽也是一種非故意傷害而致死的行為。但是,剛才我們跟嬤嬤和孩子們的談話中並未發現有此疑點。因此,我覺得這是一起失蹤案件。喻辛成聽著想想覺得也有道理,就說那我們是回去向領導匯報情況呢還是待在這裏繼續調查下去?黃得邦說自然得繼續調查下去,你去外麵買幾個饅頭來當晚餐,我在這邊先調查起來。

  既然育嬰堂內部沒有拉斐斯的影蹤,那這孩子就隻有一個去向:已經離開了育嬰堂。而這個兩歲的孩子還不具備獨立行走超過20米的能力,所以應該排除自己走出育嬰堂的可能,他應當是被人帶出育嬰堂的。育嬰堂這裏的人員進出隻有一個通道——大門,黃得邦於是就去向看門人袁老頭調查。袁老頭介紹了育嬰堂的門衛情況:這裏不管白天黑夜,大門終日關閉;通常人員出進都是經由大門旁邊的小門,而這道小門也是關閉著的,有人需要通行時他才打開。他在育嬰堂當看門人已經有整整十個年頭了,從未發生過任何差錯。那麽,今天下午是否有人——包括育嬰堂內部人員——進出過這道門呢?袁老頭連連搖頭,說隻來過一個送報紙的郵差,但沒有入內,甚至連自行車也沒有下,把報紙遞到他手裏後就離開了。

  這時喻辛成買了饅頭回來,兩人就站在草坪上一邊啃著,一邊分析著情況:育嬰堂的東、南、西三側都是以竹籬笆作為圍牆的,圍牆裏側又有著寬約5尺的茂密冬青樹叢,人根本無法穿越,也不能站立在樹叢上麵走向圍牆實施攀越,這就可以排除有人把拉斐斯從圍牆上方弄出去的可能。而北側的後院剛才也已經察看過,圍牆是緊挨著一排平房的,也就是說,等於是沒有圍牆的。即使有人想把拉斐斯從後院帶走,也沒有通道。

  分析到這裏,兩個刑警連饅頭都吃不下去了:這不是一個不可思議的離奇失蹤案了嗎?這個年方兩歲的意大利兒童,生不見人,死不見屍,究竟在哪裏呢?

  這時,勞嬤嬤從樓房裏出來招呼刑警去接聽電話。電話是市局刑警隊領導打來的,詢問育嬰堂這邊的情況。黃得邦簡略一報告,領導說那你們先回來吧,看來這事兒需要認真對待哩,回來當麵議一議看應當怎麽弄。

  於是,黃得邦、喻辛成就返回市局。刑警隊領導當麵聽了他們的匯報,說局領導也已經知道育嬰堂的這個案子了,指示要予以充分重視,最近國際社會對於新中國處置外僑情況很是關注,育嬰堂這個案件涉及外籍兒童,所以,我們必須特別重視。這個案子一定要盡快偵破,黃得邦同誌你看怎麽樣?你們兩個拿得下嗎?

  應該說,黃得邦在刑警隊是以抓捕案犯見長,當初國民黨吳縣警察局招收他進來也正是看中了這點,偵查並非他的強項。黃得邦自己也知道這點,最好是增派人手。但是,他知道最近一個階段由於案子頻發,加上還有各地公安機關一直到北京公安部要求協查的大量曆史案件,警力相當緊張,所以當下就搖頭,說請領導放心,就我們兩人也要把這個案子查清楚。那個失蹤的洋童,如果還活著,就要找到後平安地送回育嬰堂;如果不幸遇害了,也要找到屍體,以對人家有一個交待;至於案犯,那自然要抓捕歸案,繩之以法。領導說那這案子就交給你倆了,我等著聽你們的好消息。

  這番談話剛結束,黃得邦就接到了勞嬤嬤打來的電話,告知了一個新的情況……

三、

  勞嬤嬤在電話裏告訴刑警:她剛才在結算育嬰堂當天的夥食開支賬目時,發現廚房送來的賬目裏有一筆青菜、蘿卜賬目。她想起今天中晚兩頓飯都未見青菜、蘿卜,覺得有些奇怪,於是就喚來廚房主管羅師傅詢問。羅師傅說這些蔬菜是下午兩點多送來的,那個送菜人走的是廚房那道跟外界相通的門。

  黃得邦聽到這裏禁不住要發問了,怎麽廚房還有一道門跟外界相通?勞嬤嬤解釋說這道門從建造育嬰堂那時開始就一直存在著的,是專供廚房的人使用的,至於育嬰堂的嬤嬤通常是不去後院那裏的。她還要說什麽,被黃得邦打斷了,說你別說了,我們這就去育嬰堂,連夜了解情況。

  黃得邦、喻辛成二赴育嬰堂,抵達時已是晚上9點多了。勞嬤嬤叫上廚房羅師傅在她那非常潔淨的辦公室裏等待著,一臉愁容地告訴黃得邦說分局和派出所都來過人了,對育嬰堂的管理提出了批評;另外,育嬰堂的出資人獲悉有孩子失蹤的消息後,也來電表示出相當的不滿,因此,她此刻是憂心忡忡,請求警察先生盡快破案找回拉斐斯。育嬰堂方麵也是積極自行尋找,已經寫了數十份尋人帖子到觀前街、火車站、汽車站等熱鬧場所張貼出去了。

  羅師傅向刑警述說了關於下午來人之事:那是城外封家莊的一個中年農民,名叫封杏初,他自己有著兩畝地,常年種著四季蔬菜,還捎帶著收購同村和鄰村的其他農民種植的蔬菜,定期定點供應蘇州城裏的幾個固定客戶。育嬰堂是封杏初供應名單中有著特殊關係的一位,之所以說特殊,是因為育嬰堂所有的生活用品都是采購市場上價格最低的,兒童們的夥食標準比監獄裏的囚徒還要低。這樣,廚房主管羅師傅就隻能揀那些價格最低的蔬菜采購。封杏初在這方麵多年來已經跟育嬰堂方麵形成一種默契,隻要他有賣剩下的蔬菜,就準定會挑到育嬰堂來出售,價格是市場上最低的,有時甚至隻象征性收一點小錢甚至不收錢全部奉送,用他的話來說,這也是一種行善積德。今天下午,封杏初挑著一擔青菜蘿卜前來出售,羅師傅自是按照慣例全部收購。

  黃得邦想了想,問羅師傅你預先是否跟封杏初預約過要收購這擔蔬菜。羅師傅說沒有預約過,我們之間向來不預約的,因為預約的都是好蔬菜,價格貴些,育嬰堂是吃不起好蔬菜的。黃得邦又問,那麽你對於封杏初的出現是否感到有什麽反常之處?羅師傅搖頭,說沒有什麽反常,那老封可是個好人,怎麽會偷偷弄走一個小囡呢?他即使想要一個小囡,隻要開口就行了,他跟育嬰堂這麽好的關係,育嬰堂還好意思拒絕嗎?勞嬤嬤您說是不是?勞嬤嬤連連點頭說是,但又說羅師傅你現在別的不必說,警察先生問你什麽你就說什麽,免得幹擾了人家的調查思路。

  黃得邦說,那麽羅師傅現在請你帶我們去廚房看一下吧。當下4人一起前往後院,那幾個廚工雜役原本已經睡覺了,聽見警察夜查廚房,覺得好奇,一個個都爬起來趕過來看熱鬧。刑警看了廚房通往外麵馬路的那道門,那是設在大灶後麵燒火人所待的那個位置的角落裏,門外還搭著一個棚子,棚子裏堆放著柴禾。羅師傅介紹說,平時這道門是關閉著的,隻有開夥時才打開,以便燒火的雜役搬運柴禾。此外,育嬰堂買的菜也是從這道門裏進來的。而他們這些廚工雜役進育嬰堂時,要視去的方向而決定是走前麵的大門呢還是這道小門。至於嬤嬤們,那是從來不從這邊走的。

  刑警又問封杏初來送菜時待了多長時間?是否離開過廚房?去了哪裏?羅師傅說這個倒是沒有留心,這育嬰堂又不是什麽軍機要地白虎堂之類,無須提防什麽人的。老封來後我倒了一杯茶讓他喝著,然後我就到前麵樓裏找勞嬤嬤要菜錢了。勞嬤嬤在草坪上看孩子們活動,我找了一陣才看見她,和她一起去辦公室拿了錢,回來後交給老封他就告辭了,這段時間大約最多有一刻鍾吧。黃得邦又問羅師傅去取錢的時間內,你們其他人有誰看見封杏初在幹嗎了。那幾個廚工雜役瞪大了眼睛想了想,竟然沒有一個說得上來的。

  黃得邦在聽羅師傅陳述時,喻辛成在廚房內外轉悠著,他看見了那堆在廚房門外簷下放著的青菜蘿卜,過去翻了翻,覺得特別新鮮,於是頓起了疑心:眼下正是冬末春初蔬菜緊缺時節,那個封杏初怎麽舍得把這樣好的蔬菜作價賤售?而且,看這些數量,也絕對不是賣剩下的落腳菜。這個跡象很容易使人覺得似乎是此人為給他故意有意識地趕在這個時間段進一趟育嬰堂製造符合解釋的借口。

  喻辛成把上述疑點對黃得邦說了,黃得邦點頭道:“看來,我們還得連夜去一趟封家莊。”

  這樣,黃得邦就和喻辛成騎了自行車前往封家莊,抵達時已是下半夜1點了。先找到了村長,然後由村長陪同著去了封杏初家。封杏初關於向育嬰堂提供低價蔬菜的說法跟羅師傅所述相同,對於昨天下午將整擔新鮮蔬菜低價賣給育嬰堂的說法是:他在5天之前跟葑門那邊的信發機修社約好的,向他們提供一擔新鮮蔬菜,信發機修社老板答應以市場價支付。哪知,當他挑著擔子上門去時,卻被告知信發機修社的老板因為在去年蘇州初解放時接了一筆替太湖土匪“水滸幫”修理槍械的活兒,現在被公安局查出來已經被捕,機修社也就停止營業了。這樣,封杏初就麵臨著兩個選擇,一是挑著蔬菜擔子沿街叫賣,這樣做是否能在天黑前賣光不知道,而且重要的是,他因為是向信發機修社提供整擔蔬菜的,所以沒有把零售時必用的秤帶出來,這就不大可能做得成買賣;二是和以往那樣送到育嬰堂去低價賣給羅師傅。他稍一考慮,就選擇了後者,於是就挑到育嬰堂去了。

  刑警又詢問了封杏初去育嬰堂後的情況,他的陳述與羅師傅相符。至於羅師傅去向勞嬤嬤取錢的那段時間裏,他在夥房的大灶前坐著喝茶,沒有離開過夥房。記得當時幾個廚工都在夥房門前玩空竹,有幾次還把空竹抖落到了他放在門前的空籮筐裏呢。

  次日上午,刑警去電向管轄信發機修社所在區的蘇州市公安局三分局了解,得知信發機修社的金老板確實已於前天下午被捕。黃得邦想想還覺得不牢靠,又派喻辛成去看守所專門訊問了金老板,證實確有預訂蔬菜之事。於是,就把封杏初的疑點排除了。

  接下去應該怎麽調查?喻辛成提出是否再去育嬰堂,要求勞嬤嬤把拉斐斯失蹤那個時段的相關嬤嬤一個個找來詢問,了解她們當時在幹什麽,是否見到過除了嬤嬤之外的其他任何人在現場出現過。因為拉斐斯的失蹤肯定是跟天光育嬰堂內部人員有關的。喻辛成的這個思路也是來自福爾摩斯,這回黃得邦倒是覺得這個想法似乎有實用性和可行性,於是便說那我們就去試一試吧。

  但是,試下來的結果卻是毫無效果。那些嬤嬤的說法竟像預先統一過口徑似的,都說自己當時沒有離開過勞嬤嬤規定的位置,至於是否看見過拉斐斯,那就說不清了,因為一共有幾十個孩子,有誰去特別注意其中的某一個呢?如果注意的話,也就不至於出現拉斐斯失蹤的情況了。

  此時離案件發生已經整整24小時,但線索都沒有找到!

四、

  話分兩頭。上海這邊,市公安局外事警官許嘉峰也在忙碌,他前一天去公平路明鑫公寓走訪麥迪遜不遇後,尋思此事不能耽擱,而且總覺得這件事的背後似乎還藏著點什麽似的,於是決定次日接著尋找。這天上班後,許嘉峰向科長匯報了昨晚去明鑫公寓撲空之事,說今天還要繼續尋找麥迪遜。科長讚同他的想法,說你就去吧,你手頭的工作我會安排人代班的。

  許嘉峰尋思他隻掌握麥迪遜的兩個聯絡點,一個是其住所公平路明鑫公寓,另一個是麥迪遜曾經供職過的那個德國人開的藥物研究所,明鑫公寓昨晚已經去訪問過了,今天看來隻有去藥物研究所碰碰運氣了。於是就借了一輛摩托車前往位於上海市區西南側的徐家匯,在天主教堂附近找到了那家借了一所私立中學的一角作為工作地點的德國人貝得利福投資的藥物研究所。

  這家已經倒閉的藥物研究所隻留下兩個留守人員,他們都是居住在徐家匯地區的工人,一個原是研究所的看門人,另一個是廚子。他們告訴許嘉峰,研究所解散後,原有的23名中外研究人員、職員都已從德國老板那裏領取了一筆遣散費後各奔東西了,隻有他們還繼續領取著薪水留守此處,要等到德國老板把儀器、試劑、化學原料、家具全部處理完後才最後離開。許嘉峰向他們打聽麥迪遜其人,得知麥迪遜是藥物所的骨幹、技術總裁,平時德國老板對其非常器重,其他外國工程師、中國技術員什麽的對他也很尊重。那個廚子還說了麥迪遜的住址,因為他在去年聖誕節曾受麥迪遜之邀前往公平路明鑫公寓為麥迪遜烹飪過一桌上海菜供其請客。廚子還說,麥迪遜平時待同事倒還比較和氣,請他去燒一桌菜,還按照飯館廚師的價格支付了報酬,臨走時還把客人贈送的禮物轉送了一些給他。

  走訪藥物研究所毫無收獲,許嘉峰有一種無奈的感覺。回到市局後,許嘉峰向科長匯報了情況,科長讓他再考慮如何跟麥迪遜取得聯係。許嘉峰尋思這事有些蹊蹺,按理來說,這事一開始就是麥迪遜自己找上門來的,然後又向潘漢年副市長當麵投訴了,那說明他還是很迫切要求獲得解決的,可是之後怎麽就沒有下文了呢?這似乎不符合常規啊!此刻,許嘉峰最擔心的就是麥迪遜利用這件事通過某種渠道向海外媒體發表違背事實的言論,詆毀新中國的外交政策,製造惡劣影響。所以,許嘉峰想領導的意見是正確的,得趕快找到這主兒,這回可要作個談話筆錄了,還得讓麥迪遜親筆簽名。可是,上哪裏去找麥迪遜呢?

  當天傍晚,許嘉峰忽然接到明鑫公寓那個跟麥迪遜做鄰居的白俄魔術師的電話,說他獲得了麥迪遜的情況,他聽公寓的清掃女工說麥迪遜可能去醫院了,因為他的孩子患病住院了,他得陪伴著。許嘉峰馬上問在哪家醫院,魔術師卻說“不清楚”。許嘉峰查看了麥迪遜遞交的出境申請表,發現上麵確實寫著他有一個名叫哈定的孩子。如此,許嘉峰覺得麥迪遜的反常似乎有了一個符合邏輯的解釋:他的孩子生病,可能一時難以痊愈,而且還得擔心是否被允許進入美國國境,所以,他要求推遲離開中國的時間。對的,可能情況就是這樣的。可是,問題又來了:如果是這種情況,麥迪遜完全可以如實說明就是了,何必要隱瞞呢?

  這樣想著,許嘉峰就決定去明鑫公寓走一趟,當麵向那個清掃女工了解一下,看究竟是怎麽個情況。

  明鑫公寓的清掃女工也是個白俄,名叫留娜,四十來歲,體態肥胖,據她自稱還是一位將軍的女兒,許嘉峰留心她的談吐舉止,覺得可能確實是的。留娜跟白俄魔術師一樣,對於許嘉峰這個年輕的中國小夥子能夠說一口流利的俄語表示欣賞,熱情倍增,有問必答。她告訴許嘉峰,麥迪遜教授是一個平易近人的先生,平時在公寓進出時見到她這個清掃工也沒有架子,總是笑吟吟地開幾句玩笑,節日還不忘送上一份小禮品。麥迪遜有一個名叫哈定的孩子,但她一次也沒見到過,他是一個單身漢,無法照料孩子,就把孩子寄養在別人家裏。幾天前,留娜正在擦拭樓梯欄杆時,麥迪遜急匆匆地從樓上奔下來,顧不上跟她打招呼,隻說了一句“孩子生病了,得趕緊送醫院”,就頭也不回地下樓而去。之後,留娜就再也沒有見到過麥迪遜了。

  許嘉峰覺得這是一條線索,但是一條無法找得到線頭的線索,因為上海有那麽多醫院,還有相當數量的私人診所,根本無法一一摸查。但雖然是這樣想的,他還是決定去撞撞運氣。當晚,許嘉峰分析了情況,覺得以麥迪遜這樣一個美國化學教授的科學觀念,他的孩子生病後肯定不會去看中醫,他隻相信西醫。而且,麥迪遜是一個有身份也有錢的美國人,還有著明顯的看不起華人的習慣。所以,他在選擇醫院和醫生的時候,就肯定會把孩子送往有著外國名醫的著名醫院或者診所。如果按照這個思路去調查,可能會比較容易找到麥迪遜的下落。

  許嘉峰於是就去了上海市衛生局,谘詢關於外國名醫在上海行醫的情況。衛生局方麵說這方麵的資料他們正在著手整理,所以眼下還不完整。許嘉峰說不是去年上海剛解放時就已經對外籍醫生在滬行醫的人員作過一次登記了嗎?對方說當時是登記過的,可是剛整理時就碰上台風,收集的資料全部讓水淹了,隻好重新登記。另外,由於解放9個月以來這些外籍行醫者頻頻變換住址,有的已經離開中國,而另有原在其他城市的外籍醫生又移居上海行醫了,所以情況比較複雜,不是一下子能夠弄得清楚的。即使全部弄清楚了,隻怕不過幾天也會改變。許嘉峰覺得有些失望,但還是讓對方把現有的資料提供給他了。

  可是,許嘉峰拿著這些資料整整撥打了半天電話,竟然沒有哪個外籍醫生給哈定看過病的,甚至連聽也沒聽說過。許嘉峰傻了,呆呆地坐在那裏,半晌也不吭聲。這時科長來了,見狀便知道他碰壁了,說小夥子沒關係,桃樹上不長果子,就到李樹底下去唄。一語提醒了許嘉峰:我何不去找刑警幫忙分析情況,請人家指點指點應該如何尋找麥迪遜!

  許嘉峰跟刑警的關係不錯,因為當時涉外案子和調查比較多,刑警辦案時需要請可靠的人擔任翻譯,精通4國語言的許嘉峰自然是最佳人選了。所以,當許嘉峰找上門去說明來意後,人家非常熱情,說就這麽點事兒啊,你也不必忙碌了,就由我們替你辦得了。但許嘉峰一心想自己親自找到麥迪遜,所以說,你們忙得很,我不敢麻煩,隻求替我出個主意指點我應該怎樣去做就行了。完事以後,我拿稿費請客。

  刑警於是就把情況作了分析:從那家已經解散了的藥物研究所留守的兩名員工以及明鑫公寓那個白俄清掃女工對於麥迪遜的陳述來看,這個美國人平時還是樂於跟外界交往的。他在那家德國人開的藥物研究所幹了3年多,以其這種性格和交往方式,估計會和同事(包括中國員工)接觸比較多,所以,他的同事中有人可能會了解一些情況,你可以去走訪麥迪遜原先的同事,看是否有人能夠提供麥迪遜的情況。

  許嘉峰大喜,當下二上徐家匯。從留守的看門人和廚子那裏打聽到了幾個原中外同事的聯係方式,一一走訪,但他們知道的隻是公平路明鑫公寓麥迪遜家。

  許嘉峰大失所望而歸,回到辦公室卻是一個驚喜:桌上玻璃台板下麵壓著同事的一張留言條,說公平路明鑫公寓白俄魔術師來電說那個美國教授麥迪遜先生已經回公寓了。

  於是,許嘉峰馬上趕去,終於見到了麥迪遜。麥迪遜對於許嘉峰的突然出現顯然大覺意外,盯著這位年輕的警官看了又看,好一陣才向許嘉峰點頭問候,然後說不知警官先生登門相訪為了何事。許嘉峰知道美國人不喜歡含蓄,講究開門見山,於是就直截了當地說是為你的那個關於推遲離華時間的申請而來。哪知麥迪遜馬上打斷,說我沒有再去找過你,那就說明我已經取消了這一打算,我現在可以按照你們簽署的日期準時離開中國了。

  許嘉峰覺得有點意外,問那你的孩子的病已經痊愈了?這下輪到麥迪遜意外了,他不但是意外,甚至還像是震驚似的瞪大了眼睛,說看來你對我的情況很了解啊,連我孩子生病也知道了?稍停,微笑道孩子已經痊愈,謝謝您的關心。許嘉峰把上述談話製作了一份筆錄,當場翻譯成英語,請麥迪遜在英漢兩種文本上都簽上了姓名和日期,然後告辭而去。

  這時,許嘉峰的心情很是輕鬆,暗忖這件事總算圓滿結束了。

  可是,許嘉峰沒有料到,這件事的高潮還沒有來到呢!

  許嘉峰找到麥迪遜的次日,蘇州方麵刑警黃得邦、喻辛成也獲得了一個消息:蘇州火車站派出所打來電話,說有群眾見了天光育嬰堂張貼在火車站尋找失蹤兒童拉斐斯的消息後,很是關心。剛才在候車室發現一個中國婦女帶著的一個“洋囡囡”跟育嬰堂尋人啟事中所說的失蹤兒童拉斐斯非常相似,遂不由分說上前一把揪住,直送車站派出所。派出所方麵給天光育嬰堂打電話詢問情況時方知該案已經驚動了蘇州市公安局,故特來電告知。

  黃得邦當下甚喜,說多謝多謝了,我們馬上過去。他放下電話就叫上喻辛成,兩人立馬直奔蘇州火車站。

  兩個刑警趕到蘇州火車站派出所,那個婦女坐在所長辦公室裏,旁邊倚著一個兩歲左右的男童,手裏拿著個玩具在玩耍。刑警打量那孩子,穿著一身墨綠色棉襖棉褲,上身係著一個印有動物圖案的彩色圍兜,金發碧眼,皮膚也是那種歐洲人種特有的白皙,一看就知道這確實是一個外國兒童。

  再看那個婦女,年約30歲,身穿一件紫絳色皮夾克和黑色細燈芯絨褲子,足蹬一雙白色長筒皮靴,肩上挎著一個不知是什麽皮質但製作看上去相當考究的坤包,一看就知道這是一個時髦女性。派出所民警向黃得邦遞過她剛才拿出來的一份由天津市公安局河西分局出具的證明,表明此女姓柳名鬆婷,天津人氏,家庭婦女身份,這次是前往上海走親訪友的。證明中對所攜孩子沒有提及,這就引起了派出所民警的懷疑,他們同時也已經通知天光育嬰堂派人前來辨認。

  黃得邦向柳鬆婷亮明身份後,指著孩子問:“這個小孩跟你是什麽關係?”

  柳鬆婷平靜地回答:“這是我的外甥——他是我的嫡親妹妹和她的法國丈夫結婚後生下的孩子。”

  “孩子的父母呢?”

  “我妹妹和妹夫在馬賽經商,把孩子寄養在我這裏的。”

  “天津市公安局方麵給你出具的這份證明上怎麽沒有寫到這個孩子?”

  “哦,人民政府沒有規定過城市居民外出旅行必須攜帶由公安局出具的證明,我隻是為了方便才去開了這個證明的,當時還沒有決定究竟是否把孩子帶出來,也沒有想到一個兩歲的孩子外出也需要證明。”柳鬆婷的回答中透出一種像她這種富貴人士對人民政府的隱隱的不滿情緒。

  黃得邦又問你的證明上寫著是去上海的,怎麽在蘇州出現了。柳鬆婷說到哪裏旅行是她的自由,她想在哪裏下車玩玩就在哪裏下車玩玩了。

  黃得邦詢問的時候,喻辛成一直在盯著那孩子打量。他看過拉斐斯的照片,此刻越看越覺得跟眼前這孩子相似,正想開口發問什麽時,育嬰堂的勞嬤嬤和另一位嬤嬤趕到了。她們隻一看,就連連搖頭。兩個刑警的心就往下一沉,喻辛成還微微歎了一口氣。

  柳鬆婷被排除之後,勞嬤嬤在回育嬰堂的路上產生了一個新的想法:盡管這次沒有找到拉斐斯,可是看來張貼帖子的做法還是有點效果的,這同時也是一種表明育嬰堂方麵在積極對這次事故做出補救措施的一個表現。因此,有必要把帖子張貼到其他周邊城市去。她回到育嬰堂後,召來兩個協助她管事的嬤嬤一商量,決定再抄寫若幹份帖子,為防止再認錯人,得貼上拉斐斯的照片,分別寄往無錫、常州、鎮江、南京和上海的熟人朋友,請他們相幫把帖子在火車站、汽車站、輪船碼頭張貼出去。這件事說做就做,當下分頭行動,抄寫帖子、翻印照片,一共製作了50份帖子,當天晚上就送進了郵局。

  刑警黃得邦、喻辛成在返回公安局的路上,天空飄下了雨點。兩人沒有帶雨具,冒雨往回騎車。沒想到雨越下越大,等回到市局的時候,他們的衣服都已經被淋濕了。黃得邦是扛米包子出身,身體一向強壯,喝碗薑湯散散寒氣就解決問題了。喻辛成雖然年輕,但身體卻沒黃得邦強健,當天晚上就發起了高燒。次日早上竟然燒得昏昏沉沉,卻還掙紮著要去公安局上班,他是家裏的獨生子,父母十分疼愛,兩口子一商量,就由老爸偷偷瞞著兒子到隔壁的一家紗廠借打電話,代替兒子向公安局請假。那時也沒有病假單一說,打個電話就可以了。老爸回去一說,喻辛成這才重新躺下。他母親又去對麵巷子請來一位中醫把脈開方,抓來中藥煎了讓兒子服下。

  黃得邦上班後,聽說喻辛成生病了,便知道是昨天那場雨淋出的毛病,心裏不禁有些內疚,自責沒有照顧好新同誌。他向領導打了個招呼,就去喻辛成家看望喻辛成。當時,黃得邦沒有料到,這一去,竟然對於偵查拉斐斯失蹤案發生了柳暗花明的作用。

  黃得邦到達喻辛成家時,喻辛成吃過中藥剛睡了一覺,出了一身汗,人覺得爽快多了,精神也好了一些。他看見黃得邦感到非常高興,卻又為自己生病而耽誤了偵查案子而不安。他想利用黃得邦登門的機會跟對方聊聊偵查思路,於是就要求家庭婦女身份的母親回避。他的母親正要張羅著招待黃得邦,卻聽兒子要求自己去鄰居家待著,不禁大惱,說我是家庭主婦,怎麽自家屋裏也不能待了?喻辛成說我要跟老黃同誌談工作,我幹的是刑警,所有工作都是絕對保密的,連父母也不能知道,平時你們看我幾時回家說到過工作上的事情?連已經偵破了的案子外麵都已經傳說得沸沸揚揚了,你們問我還不說哩。媽媽你想想是不是這樣?

  一番話說得喻母好不掃興,但她又不得不承認兒子說的是事實。這喻辛成對於剛進公安局時所接受的保密規定教育執行得不折不扣,沒有一絲走樣,此刻有黃得邦在場,更是要做得特別到位。但是,黃得邦對此倒不以為然,他見喻母一臉不悅地要回避出去,便開口喚住,對喻辛成說這件事育嬰堂方麵連尋人帖子都已經張貼到火車站去了,還有什麽保密的?至於我們的偵查工作,目前沒有任何思路,今天也不過是隨便聊聊,你沒有必要讓你媽媽回避的。說著,就對喻母說沒有關係的,我們談我們的,你該做什麽還是做什麽,隻是記得不要把我們說的話傳到外麵去就是了。

  喻母於是便很開心,連連點頭,然後就沏茶送煙,又是水果又是點心,忙得很歡。黃得邦和喻辛成就說起了案子,越說越覺得蹊蹺,說人明明是從育嬰堂裏麵失蹤的,怎麽就找不到出去的途徑呢,這不是見鬼了嗎?

  兩人說到這裏,不禁大覺沮喪,一個長籲,一個短歎。這時,喻母再次出現在房門口,小心翼翼地開口問她是否可以說幾句話。喻辛成正心煩,說媽媽你真是得寸進尺了,老黃同誌允許你不回避了,你聽著了我們分析案情的話頭,就異想天開也想發表意見了,這是幹擾我們的工作。他還要往下說,被黃得邦阻止了,說領導教育說人民公安的工作是群眾專政,我們偵查案件依靠的就是人民群眾,你媽媽有話要說,怎麽不可以呢?讓她發表意見,歡迎她給我們的工作出主意,如果她出的主意對於我們的偵查工作有用,我們還得好好感謝她才是呢!

  喻母聽得大喜,當下就開口說出了一個看法。她這一說,竟使兒子和黃得邦驚喜得差點高呼口號!

  喻母剛才進進出出間,已經聽明白了兒子他們麵臨著的是一樁什麽樣的案件,又聽兒子和黃得邦在分析育嬰堂與外麵的溝通渠道,暗忖他們遺漏了一條重要通道,於是禁不住就要提醒一下了。這條通道,就是育嬰堂的那口大抽鬥!

  什麽叫大抽鬥呢?原來,所有育嬰堂都有一個規定:前來送嬰兒的父母或者其他人,是不能跟育嬰堂方麵的人見麵的。這主要可能是出於生怕以後有反悔而找接收棄嬰的人糾纏的原因。那麽,怎樣交接嬰兒呢?育嬰堂方麵自有妙法:他們在圍牆上製作了一個抽鬥,這個抽鬥是牆內牆外兩麵都能打開的。送嬰者隻要把嬰兒放進抽鬥,然後扯開旁邊的繩子,就可以離開了。繩子的另一頭與牆內那個收嬰房內部的一個鈴子相連,外麵一扯繩子,裏麵鈴聲頓響,24小時晝夜都在的值班人員就必須馬上打開抽鬥,取出嬰兒,進行登記,然後根據年齡分別安置到各個班喂養。喻母的意思是:既然這個大抽鬥可以接收嬰兒,那就也可以把嬰兒送出去。

  這個提醒對於兩個刑警真有茅塞頓開之效,他們一麵欣喜,一麵卻暗叫慚愧:怎麽連這個情況竟然都不知道?事後黃得邦在大腦記憶庫裏費力搜尋了一番,隱約記得小時候好像曾經聽說過育嬰堂的大抽鬥,但因為跟他從未有過關係,所以漸漸也就淡忘了。

  當下,喻辛成興奮得連病也似好了,不顧老媽的勸阻,執意要馬上和黃得邦一起去育嬰堂調查。

六、

  當下,黃得邦和喻辛成立馬趕到天光育嬰堂,徑直往勞嬤嬤辦公室。勞嬤嬤一聽來意,忙說對對對,我們這裏是通過那個裏外相連的大抽鬥接受棄嬰的。喻辛成的語氣就有些不和順了,說那之前我們來過兩次,你怎麽都沒說呢?勞嬤嬤忙不迭地道歉,連說“是我疏忽了,疏忽了”,小心翼翼地覷覷黃得邦的臉色,說全國所有的育嬰堂都是用這樣的大抽鬥接受棄嬰的,所以,“育嬰堂的大抽鬥”是非常有名的,我想當然地以為你們是知道的,所以也就沒有提醒那裏還有一個渠道。

  黃得邦說閑話少說,你快領我們去看看吧。勞嬤嬤就引領著他們前往後院,叩開了廚房旁邊的那個裏外兩間的房子的門。進去,外間是倉庫,擺放著一排排木櫃子,勞嬤嬤介紹說那是盛放嬰兒衣物、被褥的;裏間比外間小得多,不過七八個平方米,有一張大桌子和一個椅子,桌子上方懸下一盞電燈,桌上擺著一個厚厚的本子,旁邊有一支蘸水鋼筆和一瓶墨水,牆上掛著一口有些年頭的掛鍾。椅子一側的牆上,有一個抽鬥。抽鬥上方的牆上懸著一個銅鈴,鈴的頂端係著細繩,從牆上的一個小孔裏穿進去,在牆外留下一截繩頭。

  勞嬤嬤指著銅鈴,說外麵來人把棄嬰放入抽鬥後,牽動繩子,這銅鈴就會發出聲響。裏麵的值班嬤嬤就會把抽鬥拉開,將嬰兒取出來。先放在桌上檢查一番,然後根據牆上掛鍾顯示的時間在本子上登記嬰兒的資料,如果嬰兒身上沒有附名字,那就根據性別寫上“弟弟”或者“妹妹”,回頭由她重新給起名。

  黃得邦看看給他們開門的那個30多歲的嬤嬤,問你叫什麽名字。對方答稱叫魯雪娟。黃得邦又問,魯雪娟你是不是這裏的固定值班員?魯雪娟搖搖頭,正要開口說明時,勞嬤嬤已經作了解釋,說這裏是必須24小時一直有人值守著的,由於不能離開,所以很是枯燥乏味,大家都不大願意過來。所以,育嬰堂就規定了輪值製度,由識字的嬤嬤一天一輪來值守,上一天一夜班,次日可以休息一天,育嬰堂還供應一頓夜餐。

  刑警於是就問魯雪娟,發生拉斐斯失蹤之事的那天輪到誰值班。魯雪娟說這個我倒不清楚,因為值班不是我排的,反正不是我值班。勞嬤嬤說值班的嬤嬤一共有8個人,一人一天,那天肯定不是她。排班和負責通知以及處置意外情況的是張嬤嬤,魯雪娟你去把她叫來。

  片刻,張嬤嬤就過來了,刑警認出她就是曾經見過麵的協助勞嬤嬤管事的兩個嬤嬤之一。張嬤嬤帶來了工作記錄本子,翻了翻,說2月24日發生拉斐斯失蹤之事的那天是那個名叫包菊妹的嬤嬤輪值,那天按規定不應是她,但她說因為輪到她值班的那天家裏有事,所以,跟輪到那天值班的嬤嬤商量後臨時調了一下。黃得邦聽著心裏就閃過了一絲疑竇,於是就問包菊妹今天是否上班,我們想找她談話。張嬤嬤說她今天上班的,我去叫她。勞嬤嬤征求刑警的意見說是不是到我辦公室去談,這裏有點冷呢,看這位先生有點打抖哩。

  黃得邦想起喻辛成是帶病過來調查的,而這間屋子也確實是有些陰冷,於是就說也好。兩個刑警和勞嬤嬤、張嬤嬤一起去了樓房內勞嬤嬤的辦公室,但張嬤嬤去了好一陣還不見包菊妹前來。勞嬤嬤吃不準了,說包菊妹今天上班的,你們剛才來找我前我還看見過她的嘛,現在跑到哪裏去了呢?正說著,外麵一陣腳步響,張嬤嬤急急而來,氣喘籲籲地說包菊妹不見了,她找了好一陣也沒見影子,就去問了看門的袁老頭,袁老頭說包菊妹已經回家了,就是剛才的事。

  黃得邦馬上意識到這裏麵有問題,讓張嬤嬤別離開,又讓勞嬤嬤差人喚來那個魯雪娟,當場向張、魯兩人發問:是否對包菊妹說過我們在調查“抽鬥”的話?魯雪娟的臉色便有些異樣,勞嬤嬤馬上指著她喝問:“快說!是怎麽回事?”

  魯雪娟便說她剛才被勞嬤嬤打發去喚張嬤嬤的時候,在樓房通往後院的門口遇上包菊妹,包菊妹問她怎麽離開值班室了,她便把公安局來人在查問2月24日值班人之事簡言了兩句。當時也沒有想到包菊妹聽了竟會嚇得馬上逃跑。

  刑警也顧不上責怪魯雪娟,尋思包菊妹這一逃不正說明問題了嗎?眼下是追人要緊了,便向勞嬤嬤索要包菊妹的家庭住址。勞嬤嬤對於此事覺得很是不安,擔心警察會懷疑是她故意讓人給包菊妹通風報信的,所以提出她也一起去,理由是你們不認識包菊妹,隻怕當麵見了也會錯過。刑警聽著覺得有道理,於是就同意了,仨人立馬直奔包菊妹家而去。

  出乎意外的是,包菊妹卻並沒有回家。她家是鐵將軍把門,問鄰居都說剛才沒見她回來過。刑警於是就去了派出所,戶籍警一聽是來辦理一起涉外刑案的,自是非常重視,當即跟著刑警一起過來了。戶籍警出場,了解情況就順暢多了,先是打發勞嬤嬤回了育嬰堂,他們便去找了居委會主任和治保委員,詢問包菊妹的家庭情況。這才知道原來這個38歲的女人是一個寡婦,其夫早在10年前就已經病歿了。她有一個女兒,19歲,是富豐紗廠的擋車工,元旦剛結婚嫁到了前麵橫街上的一戶棺材鋪子。

  刑警便想包菊妹會不會躲到了女兒那裏?便由戶籍警陪同著前往棺材鋪子,卻撲了個空,包菊妹的親家說她沒有來過,而她女兒則去紗廠上班了。

  黃得邦3人返回包菊妹住所門前,議了議,認為有必要查看一下包菊妹家裏的情況。那時也沒有什麽搜查證製度,所以不必辦手續,讓治保委員去找了個鎖匠來把鎖具捅開了就入內查看。這一看,不禁覺得奇怪:房間裏竟有男性生活用品,衣服、鞋子什麽的,還有一頂灰色鴨舌帽。包菊妹的丈夫已經去世10年了,所以這不可能是其夫的東西,而且從床上臥具看來這幾天那個男子還來過過夜的。刑警思忖不知這起洋童失蹤案是否跟包菊妹的這個情夫有關?於是就更加迫切地想找到包菊妹本人了。商量下來,戶籍警留下守株待兔,黃得邦和喻辛成則去包菊妹的女兒打工的紗廠找其女兒打聽消息。

  但包菊妹的女兒不知是確實不清楚其母的情況呢,還是知道而故意隱瞞,麵對著刑警的詢問隻是搖頭,即使開口也是一問三不知,反複說著“我不知道”——後來知道這個19歲的新娘子確實不知道包菊妹參與了拐賣拉斐斯的犯罪活動,但對於其母軋姘頭是清楚的,因為擔心丟醜,所以對刑警來了個一問三不知。

  黃得邦於是改口打聽她家有些什麽親戚,住在哪裏。這,包菊妹的女兒不能再搖頭說不知道了,隻好一一說了。親戚不多,也就五六家,而且住得都比較集中,就在方圓3裏地之間。刑警於是就逐家走訪,但每家都沒有包菊妹的消息,也沒有聽說過她有過跟拉斐斯失蹤案相關的信息。

  這下,黃得邦和喻辛成頭又痛了。兩人商量了一下,先在外麵打了個電話向領導匯報了情況。領導表揚了他們,指示說繼續抓緊調查下去,如果需要增派警力就給局裏打電話。黃得邦想這會兒線索還是集中在那個逃掉了的包菊妹身上,得找對路子才能查摸到她的情況,人多也不起作用,於是就說謝謝領導鼓勵關心,我們兩個先幹起來再看吧。

  黃得邦覺得路走到這裏,似乎沒轍了,便問喻辛成你看下一步我們該怎麽走?那喻辛成畢竟年輕,抵抗力強,帶病在外麵奔波了大半天,這會兒反倒覺得神清氣爽了,說我們何不再去育嬰堂查查看。我想憑那包菊妹一個人也不大可能完得成把拉斐斯偷出育嬰堂的活兒,可能有同黨也難說啊!黃得邦聽著覺得言之有理,於是兩人就再奔育嬰堂。

  使人大大出乎意料的是,育嬰堂的那個主持者勞嬤嬤竟然先刑警一步已經考慮到這一點了。當黃得邦和喻辛成趕去時,她已經和兩個助手張嬤嬤、蘇嬤嬤通過逐個找2月24日出事那天在上班的眾嬤嬤談話,找到了一個神色不自然得有些慌張的汪姓嬤嬤。這個名叫汪冰琦的嬤嬤是負責拉斐斯所在的那個兒童組的,而且跟已經逃跑的包菊妹平時關係非常密切,聽說還是結拜姐妹。因此被勞嬤嬤列為重點調查對象,找她談話時言語間就顯出一份異樣的感覺。這樣,汪冰琦就覺得不對頭了,於是神情慌張,但嘴上還是一口咬定她什麽都不知道。勞、張、蘇3個又不是當警察的,一時倒還真沒辦法對付下去哩。而刑警,就是在這當兒突然出現的。

  勞嬤嬤一看黃得邦、喻辛成出現在辦公室門口,馬上作出反應,指著刑警說:“汪冰琦,你還想替包菊妹隱瞞嗎?那隻好讓警察先生把你銬到局子裏去了,進去後,看你還能挺得下去嗎?”

  汪冰琦見突然冒出了警察,還真以為是來抓她的,不禁嚇得瑟瑟作抖,她原本是好好坐在椅子上的,這時忽然身子一軟從椅子上滑溜下來,癱坐在地板上。黃得邦使了個眼色,喻辛成便上前瞪著她道:“就憑你這份膽量,還敢做這種事情?你交不交代?交代,可以從寬處理;不交代,就是抗拒了,那隻好從嚴了。”說著,從口袋裏掏出一副手銬,拍在桌上。

  汪冰琦嚇得語不連貫,連聲說:“我交代!我交代!”

  勞嬤嬤向張、蘇使個眼色,仨人就回避出去了。汪冰琦向刑警作了如下交代——

  汪冰琦和包菊妹關係一向很密切,兩人確實還拜過把子,包菊妹大汪冰琦4歲,算是姐姐。這個姐姐對汪冰琦平素裏倒是不錯的,不管是育嬰堂內還是家裏的事情,能夠幫得上忙的就幫忙,哪怕自己要蒙受若幹經濟損失也是毫不含糊。這樣,汪冰琦就打心底裏對包菊妹充滿了感激之情,總想找個機會回報一下。2月22日晚上,包菊妹忽然去了她家,說有樁事情想請汪冰琦幫個忙。汪冰琦馬上表態沒有問題,請包菊妹隻管開口就是。

  但是,當包菊妹開口一說,汪冰琦卻是暗吃一驚——竟是讓她從她管理的外籍兒童中選一個容貌端正、身體健康、聰明伶俐的兩歲以下的男孩交給包菊妹偷偷送出育嬰堂去。包菊妹說這是一位朋友托過來的,那位朋友跟她的關係特別鐵,她無法推諉,所以必須幫忙。汪冰琦說根據育嬰堂的規矩,社會上凡是有撫養能力和條件的人士都能向育嬰堂提出認領孩子的請求,而且據她所知天光育嬰堂還從未拒絕過這種申請,姐姐你何必放著這條路不走,而要冒著風險去這樣做呢?

  包菊妹說妹妹你有所不知,我也知道可以通過正當途徑向育嬰堂提出領養申請,可是這樣做起碼得花費半個月時間,人家那邊等不及。況且,現在人民政府有新規定:育嬰堂的外籍兒童不能送給別人領養了。而我那位朋友,就是點名要一個金頭發藍眼睛高鼻子的洋囡囡啊!所以,這件事隻有請你幫忙了。你放心,你按照我說的去做,保證不會出婁子,事成後,人家可是有厚酬的!

  汪冰琦一是不便拒絕,二是聽說有厚酬就動心了。她想了想,問包菊妹你打算怎樣做這件事。包菊妹便說了她的計劃:準備後天下手,下午孩子們去草坪上活動時,你隻要把選中的那個洋囡囡偷偷留在樓房裏就可以了,我自己去處理。汪冰琦聽著覺得這倒並不犯難,不過有一個問題:那個孩子如果哭吵著也要一起下樓去玩怎麽辦?孩子一哭,就會引起別的嬤嬤的注意,那就必須把他一起領出去了。包菊妹說這沒關係,我給你一小瓶藥水,到時候你隻要往手帕上倒一點,悄悄朝他鼻子下一抹,他就會睡著了。

  汪冰琦又想到了一個問題:那你怎樣把這個孩子神不知鬼不覺地弄出育嬰堂呢?包菊妹說我到時候排在收嬰房值班,值班的還兼管整理倉庫,我隻要推輛車子假裝運送被褥,那時樓房裏又沒有人,有誰發現得了?放在車子上運到收嬰房後,往抽鬥裏一放,外麵接應的人就可以把孩子帶走了。所以你放心,肯定不會出事的。

  包菊妹說得如此確鑿,汪冰琦想想的確沒有問題,於是就點了頭。包菊妹馬上拿出一個黃金戒指送給她,說這是人家預付的報酬。

  到了次日下午,包菊妹在育嬰堂悄悄對汪冰琦說明天下手,又問是否物色好了洋囡囡。汪冰琦說她看來看去,好像那個叫拉斐斯的意大利兒童最為合適了。包菊妹不放心,特地到汪冰琦這裏來看了一下拉斐斯,覺得還算滿意,於是事情就這樣決定下來了。

  2月24日,包菊妹所策劃的行動開始了。汪冰琦按照包菊妹所囑把拉斐斯麻醉過去後,就帶著孩子去了草坪,沒有看見包菊妹是如何下手的,估計是把拉斐斯放在手推車裏上麵蓋了被褥運往後麵收嬰房的。

  汪冰琦說完後,號啕大哭。刑警便喚來勞嬤嬤她們勸慰,盡管汪冰琦肯定是要被拘捕了的,但是先得把情緒安撫得平靜些,因為還有情況需要了解。勞嬤嬤看出苗頭不對,把黃得邦扯到一旁悄悄打聽是否要把汪冰琦抓走,言語間有著想替汪冰琦求情的意思。黃得邦說事情到這一步,別說他這個小刑警了,就是他們刑警隊頭頭恐怕也不敢說不必拘捕了。當然,汪冰琦是在拘捕前交代的,所以按照“坦白從寬”的政策,可以獲得寬大處理。如果她有立功表現,那情況就更能樂觀些了。勞嬤嬤你可以勸勸她,配合我們的調查,我們會給她記一筆,以後就能夠作為從輕處理的依據了。

  勞嬤嬤依言而行,對汪冰琦勸說了一番,使她清楚了自己的處境,也讓她看到了若幹希望。接著,刑警又對她進行了訊問,主要是了解包菊妹的下落。這個,汪冰琦就不知道了,因為包菊妹在2月22日找她說這件事時,根本沒有說過會出事,育嬰堂少一個小囡算什麽呢?汪冰琦自己也是這樣想的。所以,當事發後刑警來育嬰堂進行調查時,她已經有點慌了,包菊妹也沒有那份鎮定了,兩人見麵也不敢說話,生怕惹人懷疑。今天包菊妹的突然逃跑,令汪冰琦大吃一驚。她連包菊妹逃跑的消息也是聽其他人說的,因此,根本不知道包菊妹逃到哪裏去了。

  包菊妹逃跑不知道,那就說說知道的吧:包菊妹跟一個男人相好的事你總知道的吧?你跟她是結拜姐妹關係嘛!汪冰琦說這個我知道的,包菊妹有一個情夫,名叫水亮明,是個汽車司機,住在盤門白虎坊,具體幾號我沒有去過,所以說不上來。

  黃得邦馬上給局裏打電話,請求速派一輛吉普車到育嬰堂來。汽車來後,先把汪冰琦送往看守所關押,然後又載著黃得邦、喻辛成前往盤門白虎坊。還是先去找了派出所,請戶籍警相幫打聽水亮明其人。那個年代,汽車司機是一份稀少而又含金量高的職業,戶籍警到居委會一問,馬上有人告訴確有水亮明這樣一個人,住在白虎坊。

  黃得邦、喻辛成就由戶籍警陪同著前往水亮明家。水亮明正好在家,這是一個久闖三關六碼頭的角色,性格豪爽,刑警覺得跟他談話很省力。他不用刑警費什麽口舌就承認自己確實跟包菊妹有一腿,還說吃汽車司機這碗飯的免不了會有數名情婦,包菊妹是其中的一位。正因為如此,所以他並不把包菊妹的存在特別地當一回事,他從來不關心和過問包菊妹在外麵做了些什麽事情。這次刑警說了他才知道是怎麽回事的。因此,水亮明很抱歉自己不能對刑警提供什麽幫助。

  刑警離開水亮明家後,又通過居委會主任悄然向水亮明的鄰居了解包菊妹逃跑後是否來過,鄰居都說沒有看到過這樣一個女人來白虎坊。

  這樣,接下去如何追查包菊妹的下落就成為一個大難題擺放在刑警麵前了。這事應當怎樣解決呢?黃得邦、喻辛成的頭又覺得痛起來了。

七、

  蘇州刑警黃得邦、喻辛成在為追查包菊妹的下落而頭痛的時候,上海市公安局外事警官許嘉峰的日子過得也不大舒坦。許嘉峰的不舒坦是因為這兩天特別忙碌,忙得必須加班,甚至有時到晚上10點還不能下班。

  什麽事情弄得外事警官如此忙碌呢?原來,以往給申請離境的外籍僑民辦理手續時,對於攜帶兒童沒有一個嚴格規定,申請人隻要在申請材料裏書麵作一說明即可,不必提交兒童照片。但是,最近由於發生了西方國家攻訐新中國政府在撤僑問題上“故意阻撓”,所以,上海市公安局頒布了新規定:攜帶兒童離境者,必須在公安局留下單獨申請文件並附上所攜兒童的照片,在交辦上述文件照片時,還須將所攜出境的兒童帶至現場,讓經辦人員驗明正身。本規定還適用於已經辦理了離境證但尚未離開中國境內的所有外籍僑民,就是說那些已經獲得離境證但還未離境的外國僑民,但凡有攜帶兒童的,都必須補辦手續。

  這樣,市局外事警官就得把那些已經辦理了離境證而尚未離境的外籍僑民的資料翻出來,替隨時會趕來的外籍僑民辦理。這個規定,當時在《解放日報》上刊登了啟事,廣播電台也滾動播出,但還是生怕有人遺漏,所以,每天都得抽空給那些未來補辦並且沒有任何消息的外籍僑民打電話,一一通知到本人,讓他們速來補辦。

  已經辦理了離境證的美國化學教授麥迪遜先生的情況正是屬於那種需要補辦手續的外籍僑民,許嘉峰給他打了七八次電話,方才通上了話,一說,對方倒是很迫切的,說那我馬上過來補辦手續,謝謝您了,尊敬的許警官。許嘉峰說麥迪遜先生你來時一定要把所攜離境的孩子本人帶來,並帶上一式兩份的1寸照片。麥迪遜說我明白。

  1小時後,麥迪遜給許嘉峰打來電話,說許先生我現在在南京路王開照相館替孩子拍照,照相師答應馬上衝洗出來,但總得等候一會兒,您能不能等我一會兒?我知道已經到您下班的時間了,所以感到非常抱歉。許嘉峰說沒有問題,我等你就是了。

  又過了大約1小時,麥迪遜帶著孩子哈定過來了,送上照片和一份中英文的文字材料,說明孩子何年何月出生在上海海軍醫院,係其夫人某某所生,夫人現居住在美國紐約市曼哈頓某某大街;哈定跟其係父子關係。那時也沒有什麽出生證,就這樣由本人作個說明就可以了。許嘉峰把照片和孩子本人對照了一下,就在麥迪遜的離境證的備注欄裏注上“攜帶兩歲男童壹名,與出境人係父子關係”,蓋了章。至此,補辦的手續就算完成了。麥迪遜拿到加注後的離境證後,非常高興,反複向許嘉峰表示感謝,並對自己在2月23日的態度作了道歉,主動說明了原因:孩子患了重病,在廣慈醫院住院救治,所以,心情非常惡劣。許嘉峰聽了也沒有在意,說了兩句客氣話就結束了。

  如果沒有接下來發生的一樁巧事,這件事真的也就這樣結束了,蘇州天光育嬰堂的外籍兒童失蹤案也許就很難偵破了。但是,由於許嘉峰的一位同事要求許嘉峰替他代辦一樁事情,從而就使麥迪遜沾上了晦氣。許嘉峰在為麥迪遜補辦了手續之後正要下班離開市局時,接到一位複旦大學同學的電話。這位同學是許嘉峰的入黨介紹人,解放後在中共上海市黃浦區委工作,由於跟市局離得近,兩人經常見麵,有空還去咖啡館喝喝咖啡,上德大西菜館吃西餐。對方打電話給許嘉峰是要求代其前往北火車站接一下從外地來滬的一位親戚,因為他正在參加一個會議,無法分身。

  許嘉峰自然一口答應,看看時間差不多了,馬上動身前往北火車站。他在站台上等車的時候,無意間看到了蘇州天光育嬰堂張貼的尋找失蹤兒童拉斐斯的帖子。頓時覺得這個孩子很是眼熟,一轉念腦子裏就冒出了麥迪遜帶來補辦離境手續的那個兩歲男童哈定。再盯著帖子上的照片看了片刻,心裏已經斷定就是同一個人。當時,許嘉峰感到非常吃驚,但還是馬上理清了這兩件事之間的關係:麥迪遜用蘇州天光育嬰堂失蹤的那個意大利兒童拉斐斯來代替他前來辦理攜帶出境手續的兒子哈定。

  這時,許嘉峰等候的那趟列車到站了,許嘉峰的思路被打斷,接站、吃晚飯、送往旅館什麽的折騰了一番,待到把對方交給趕來的那位同學時,已是晚上10點多了。許嘉峰回到住所後,又接著想那件事:可是,據公平路明鑫公寓的白俄魔術師和清掃女工所說,麥迪遜確實是有一個被稱為“兒子”的孩子的,他們在拉斐斯失蹤前就已經多次見到過了。這,又該如何解釋呢?

  次日,許嘉峰一上班就向科長說了這件事。科長是紅軍出身,在新四軍就幹保衛工作了,經驗豐富,當下一聽就作出了判斷:“看來多半是那個美國佬的兒子因為那場重病而喪生了,他就找了一個替身想帶回美國去。至於這樣做是出於什麽動機?那就不清楚了。小許,這樣,麥迪遜不是說過他的孩子曾在廣慈醫院救治過嗎?你馬上去廣慈醫院走一趟,了解那個美國孩子——叫什麽來著?對了,叫哈定?對,了解哈定的住院和治療情況,要求廣慈醫院出具一份書麵情況說明。我這邊一會兒往蘇州市公安局打個電話,跟他們溝通一下情況。”

  許嘉峰這一去廣慈醫院,就決定了麥迪遜的厄運臨頭了:果真如科長所估料的,那個名叫哈定的美國兒童,是在2月19日因高燒不退而入院,被診斷為腦膜炎,救治無效,於2月20日上午10點43分死亡。他返回市局向科長一匯報,科長說我已經跟蘇州方麵聯係過了,他們正為查摸不到線索而頭痛呢,接到電話說馬上趕來,這會兒肯定已在火車上了。小許你就等著吧,回頭他們到了向他們介紹一下情況,如果他們需要你幫助做什麽的,就配合一下。

  蘇州刑警黃得邦、喻辛成是當天中午趕到上海的,他們一下火車先在站台上找到了天光育嬰堂張貼的尋人啟事,因為手頭沒有失蹤兒童拉斐斯的照片,幹脆就把上麵的照片揭了下來。兩人都穿著便衣,此舉馬上引起了正在站台上協助鐵路警方檢查治安工作的兩個鐵路工人的注意,二話不說就抓。兩人進了車站派出所,出示了證件,說明了情況這才被放行。

  黃得邦、喻辛成去上海市公安局跟許嘉峰見麵後,拿出帖子上撕下的照片,跟許嘉峰出示的麥迪遜留在辦理離境材料裏的被稱為哈定的照片一比照,衣服不同,麵容是一樣的。兩個刑警於是大喜,說總算找到這孩子的下落了。他們飯也顧不上吃了,急著要去公平路明鑫公寓麥迪遜的住處。許嘉峰說不急,因為十有八九拉斐斯不會在麥迪遜身邊,因為之前那個哈定也是寄養在人家那裏生活的,這會兒過去,孩子如果不在,反倒驚動了那主兒。我們先吃飯,商量一下看怎樣走下一步。

  飯吃好,辦法也出來了:先由許嘉峰打印一份空白的離境人員攜帶兒童的登記表格,拿著這份表格去找麥迪遜,就說需要補填這樣一份表格。如果拉斐斯在明鑫公寓,那就當場行動;不在的話,此舉也算是師出有名了,不至於驚動了麥迪遜。然後,就得在那裏蹲守了,麥迪遜總要出門的,隻要出門就由蘇州刑警跟蹤麥迪遜,能夠直接找到寄養孩子的地方那當然最好。

  考慮到行動便捷,許嘉峰特地向局裏借了一輛小吉普,3人前往公平路。車抵明鑫公寓斜對麵的岔路口,司機回頭問許嘉峰停在哪裏。坐在後排的許嘉峰忽然壓低了聲音,指著站在公寓台階上正跟那個白俄清掃女工留娜說話的一個身材高大的外國男子:“看,這就是麥迪遜!”

  喻辛成眼尖,隻一看就瞄清了麥迪遜拎在手裏的網線袋裏的東西:“他是準備出去吧?看他手裏還提著東西,有奶粉罐、餅幹什麽的,別是去孩子那裏吧?那我們正好跟蹤他。”

  於是,小吉普拐到了公寓門口看不見的那條馬路上,黃得邦、喻辛成下車,裝成路人分開朝公寓門前走去。麥迪遜沒有提防,隻管朝前走著,七拐八彎走上了霍山路,來到某號門前駐步,舉手叩門,一個中國男子開了門,把麥迪遜迎了進去。

  這時,許嘉峰的小吉普也尾隨而至,仨人稍一商議,許嘉峰說你們在這邊盯著,我去派出所找戶籍警了解一下情況後再作計議。

  派出所戶籍警的意思是先讓居委會幹部摸一下情況再說,許嘉峰點了頭。兩人去了居委會,打聽到某號裏麵住著4戶居民,都是平民百姓,不知是哪一家在跟外國人打交道。居委會主任說要麽我讓居民小組長去了解一下情況?戶籍警跟許嘉峰商量後,說可以,不過一定要小心,不要打草驚蛇。

  居民小組長就以相幫電燈公司調查電源使用情況去了霍山路某號,出來後告訴民警說那個外國人正在一戶姓包的居民家喝酒,一起喝酒的除了男主人包步崗,還有一個蘇州口音的女子,她還照料著一個金頭發的外國小孩,女主人則在燒菜。

  許嘉峰跟黃得邦、喻辛成接觸時間很短,對方還沒顧得上介紹蘇州方麵偵查該案的情況,所以,許嘉峰並不知道蘇州刑警還有另一追查育嬰堂嬤嬤包菊妹下落一節,對於此刻居民小組長所說的“蘇州口音女子”沒有反應。使他興奮的倒是那個金發小孩,看來,肯定是蘇州育嬰堂失蹤的那個拉斐斯了。這時黃得邦也過來打聽消息了,聽說後馬上決定動手。

  一行人便進了29號大門,一下子就把麥迪遜堵在裏麵,金發男童正是失蹤的拉斐斯,而那個“蘇州口音”的女子,自然是包菊妹了。

  一番詢問後,真相終於大白:原來,麥迪遜有一位同鄉朋友名叫亞當斯的,原是美國的一位無線電工程師,抗戰中期來中國當了“軍統”的技術顧問,抗戰結束後離開了“軍統”,在上海做毒品生意,跟一法國旅滬女子姘居後得一男童,寄養在南市文廟附近一個中國人家裏。上海解放時,亞當斯已在香港坐鎮指揮販賣毒品待了將近1年,由於害怕共產黨找他算賬,就不敢進入中國大陸。那個法國女子早在一年前就已離其而去,亞當斯也不念,在乎的倒是他那個親生兒子哈定,一心想將其送往美國老家繼承香火。他就給麥迪遜發來一個電報,同時匯來5000美元,要求麥迪遜替他把孩子帶往美國。

  麥迪遜正有離開中國返回美國的打算,再說他跟亞當斯確實關係很鐵的,自然一口答應。他先去南市把哈定領走,委托他所住的明鑫公寓附近的霍山路上的一戶居民領養,然後對外放風說他有一個兒子,準備帶回美國。作了一番鋪墊後,麥迪遜就開始著手辦理離境手續。順利獲得離境證後,他認為一切問題都已經解決了,就給亞當斯發了電報,說將於近日離滬出境。亞當斯為表示感謝,又給他電匯了3000美元。

  哪知,正所謂“天有不測風雲”,正當麥迪遜緊鑼密鼓地作著回國準備的時候,2月19日哈定忽然患病,麥迪遜得知後連忙趕去,把孩子送往上海最好的廣慈醫院,可是醫生回天乏力,最終未能將這個患了腦膜炎的兩歲幼齡兒童救治過來,於次日去世。麥迪遜這下急了,他知道亞當斯的性格,一是多疑,二是殘忍,三是果斷,未能把孩子帶回去的後果肯定是會相當嚴重的。那主兒跟黑社會的關係千絲萬縷,隻要歪一歪嘴,世上可能就沒有他麥迪遜這個人了。再說,亞當斯給他兩次匯來的8000美元經費,大多已經給他買了古玩準備帶回美國去的(後來案發後警方請專家鑒定,發現全是贗品),又怎麽算這筆賬?

  不過,麥迪遜並不是那種一棵樹上吊死的書呆子,他在上海混了這麽久,已經深知亂世中混人生的真諦,在經過一番考慮後,決定另外找一個大體上相似的孩子帶回美國。亞當斯跟他那個兒子的最後一次見麵至今已經有1年時間,而自出生以來也一共見了數次麵據說加起來也不會超過一整天時間的,一般說來是不會發現孩子已被掉了包。萬一被察覺,他也可以抵賴,並且提醒對方:那個法國女人的生活作風有問題可是朋友圈內眾所周知的,你怎麽能夠肯定哈定板上釘釘那樣就是你亞當斯先生的兒子呢?麥迪遜想來想去,覺得眼下隻有這樣一條路還可以走,於是就著手實施。但他不知道多長時間才能辦成,擔心簽證失效,於是就去找許嘉峰要求延長時間,擔心警官會去廣慈醫院調查,故又不敢說孩子患病了,結果就給事情的敗露留下了隱患。

  麥迪遜自有他的一套道理,他知道自己盡管在上海混了數年,但是要他在短時間內迅速找到一個靠得住的途徑弄一個符合條件能夠冒充死去的哈定的兒童,那難度還是大得不可想象的。那怎麽辦呢?他自有法子,在2月21日上午找到了霍山路某號那家領養哈定的居民,說孩子是由於你們領養不當才患上了毛病,患了病又延緩送醫院的時間,最後導致無法治療而死亡。所以,你們得承擔這個責任的。這家夥把人家嚇了個激靈,偏偏那個男主人名叫包步崗的在日本占領上海期間替大漢奸周佛海看過幾天門,在國民黨手裏已經被作為“附逆分子”捉進去過一次,解放後看共產黨的行事風格,一直在擔心是否會“二進宮”,所以不敢張揚出去。無奈之下,包步崗隻好向麥迪遜反複求告,說您看這件事應該如何解決才行,您拿個主意出來,隻要我能做到的,肯定立馬辦理。

  這正合了麥迪遜的思路,於是就說那這樣吧,你設法去哪裏弄一個你們上海人所說的洋囡囡來交給我,讓我好向朋友交差。包步崗覺得這倒是一個解決問題的法子,而且似乎風險也小,他就答應了,馬上想到了育嬰堂。包步崗的堂妹包菊妹在蘇州育嬰堂當嬤嬤,可能有辦法的。一說,麥迪遜大喜,說這法子肯定行的,你讓你堂妹趕緊做好,我要感謝她的,說著就拿出了兩個金戒指、1條項鏈、一副金耳環交給包步崗,說這是給你堂妹的報酬。又拿出40萬元錢(舊幣,相當於新幣40元)說這是給你的活動經費,你立馬動身去蘇州,一定要把這件事辦成。

  於是,包步崗立刻前往蘇州,對堂妹包菊妹說了情況。包菊妹原本膽子就大,加上貪財,看著那幾件黃金首飾垂涎欲滴,幾乎毫不遲疑就答應了。包步崗於是就跟堂妹一起策劃了如何實施竊童行動,當晚就由包菊妹去找汪冰琦商談相幫,獲準。一切進行得很是順利,2月24日下午這對堂兄妹互相配合,順利完成了行動。

  孩子到手後,包步崗當即去了火車站,把孩子帶回上海家中,然後通知麥迪遜過去驗收。麥迪遜去了一看,覺得很是滿意,於是就讓包家暫時領養著,關照說這回可不能再大意了,有什麽不好的苗子可隨時找我,反正也沒有幾天我就要回國了。

  包菊妹參與了這樁犯罪活動,她沒有料到事情竟會迅速敗露,慌亂之下“三十六計,走為上計”,當即滑腳,逃往上海堂兄家中。包步崗對於堂妹的不期而至大喜過望,因為那個拉斐斯不習慣陌生環境、陌生人,吵得不可開交,使他們夫婦既擔心孩子是否會因此而患病,又擔心驚動了鄰居報告居委會而露餡兒。包菊妹的到來解決了這個問題,正好讓她穩住平時就熟悉了的拉斐斯。

  哪知,這樁罪行最終還是敗露了。蘇州刑警跟上海警方會商後,決定將包步崗、包菊妹拘捕,押解蘇州處置;麥迪遜也被拘留,寄押上海市看守所。

  這起刑事案件至此終於被圓滿偵破。不久包氏兄妹被判刑,另一嬤嬤汪冰琦因主動交代符合坦白從寬的政策條件,未作刑事處理;麥迪遜在拘留30天後寫了悔過書後取保暫釋,後又被宣告因在中國境內犯罪而被驅逐出境。1950年4月30日,麥迪遜在天津大沽口搭乘美國總統輪船公司“戈登將軍號”輪離開中國,返回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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