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塵封檔案》係列之167：“致命天使”疑案

《塵封檔案》係列之167：“致命天使”疑案

本文轉載自公安月刊《啄木鳥》2020年第10期

發刊日期：2020年10月24日 星期六

文/範匯公　於公孫

一、“致命天使”

1949年12月27日，成都市和平解放。中國人民解放軍進駐成都，撤銷舊行政區劃，將原四川省分為川東、川南、川西、川北四個省級行署，成都市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川西行署駐地。1950年1月1日，中國人民解放軍成都市軍管會公安處接管國民黨四川省會警察局（舊時對成都市警察局的官方稱謂）。同年3月，成都市公安局宣告成立。按照1949年10月中央人民政府召開的第一次全國公安會議作出的關於“成都市軍管會公安處、川西區公安廳、成都市公安局‘一套機構成員，三塊牌子’，以利於集中領導、統一行動”的安排，以國民黨四川省會警察局舊址華興東街45號為駐地的成都市公安局，同時也是市軍管會、川西公安廳的駐地，相關領導身兼三個公安機構的同等級別的職務。

與華興東街45號緊鄰的41號是一處樓台亭榭錯落的深宅大院，原是國民黨陸軍第九十五軍副軍長刁文俊的公館，坊間喚為“刁公館”。解放後，“刁公館”被軍管會征用，作為成都市軍管會公安處二室（即政治保衛室，市軍管會下設的“室”相當於市公安局下設的“處”）的辦公場所。早在抗戰初期就已擔任晉西南區黨委社會工作部保安科長、副處長的資深政保精英趙方，解放後出任川西公安廳副廳長兼成都市軍管會公安處副處長、成都市公安局局長，平時每天都有一段時間來此地辦公。

1950年6月2日上午九時許，機要室向趙方遞送了一份剛剛收到的密電。這份密電來自重慶，係西南公安部政保處處長於桑親自起草簽發的，內容大意是：接渝局遞交線報，前你廳發函要求協查之要犯王成禪疑似藏匿於蓉城市區，曾有相識者親眼目睹其在米市壩現身。特告。

看罷電報，趙方不由自語：“這家夥還真有一套，竟然敢躲在蓉城，跟我們玩‘燈下黑’啊！”

這個王成禪究竟是何許角色，竟被於桑和趙方同時關注？其時，公安機關對其底細尚不了解，唯一能確認的，就是此人在兩個多月前犯下了一起毒殺我方剿匪部隊傷員、護送戰士、擔架民工共十二人的特大惡性案件——

1950年2月5日，位於成都市東北近郊、地處龍泉山脈西北邊緣和回龍山脈南側延伸區域的龍潭寺一帶發生土匪暴動。是日，由石板灘前往成都執行公務的解放軍第一七八師政治部主任朱向離及警衛班戰士一行九人，途經龍潭寺附近的院山寺山坡下時，被數百名武裝叛匪包圍，寡不敵眾，全部壯烈犧牲。

稍後查明，這是由“軍統”大特務、國民黨成都警備司令部稽查處偵防大隊大隊長李幹才策劃、組織的反革命暴動。成都是和平解放的，該地區原駐守的國民黨軍隊大部分成建製向解放軍投誠、起義，但由於國民黨潛伏特務的造謠破壞，一部分起義、投誠官兵的思想產生了波動。李幹才本是潛伏特務頭目，認為這是一個機會，遂糾集特務、叛匪頭目巫傑、徐銀生等煽動部分起義、投誠官兵嘩變，並脅迫當地鄉民成立了反革命武裝“反共保民軍”，自任“總司令”，以龍潭寺、石板灘為基地，依托袍哥勢力招兵買馬。

繼龍潭寺反革命暴動後，川東、川南、川西、川北多地相繼發生反革命暴動，我征糧工作隊員遭襲殺，我軍分散執勤的武裝小分隊被襲擊，叛匪圍攻區、鄉政府甚至縣城，我幹部、群眾傷亡慘重。據資料記載，我方在不到一個月時間內就損失軍政人員三千多人。成都市對外延伸的七條公路，除了維係解放軍後方聯係的川陝公路尚在我控製之中，其餘六條皆被叛匪切斷。川中的叛匪之亂更是到了空前絕後的程度，因公留在成都的解放軍西南軍區司令員賀龍要回重慶開會，車隊路過龍潭寺、簡陽、內江境內時，竟三次遭遇叛匪襲擊。護送部隊消滅叛匪後，賀龍車隊方得以繼續前行。

“龍潭寺慘案”引起了中央對全國匪患的高度重視。稍後，中共中央、中央軍委就此向全國發布了“剿滅叛匪，建立革命新秩序”的指示，以及《關於嚴厲鎮壓反革命的指示》，要求各級政府立即開展對各類反革命分子的清查和鎮壓。全國各地聞風而動，西南、兩湖、兩廣、兩皖（即皖南、皖北兩個省級行署）等匪患嚴重地區取得巨大戰果，1950年4月份，僅西南地區就殲滅叛匪85433人，投誠者38676人。經軍民協同作戰，截至1950年6月初，全國範圍內的武裝股匪大部被剿滅，共殲匪約98萬人。

要犯王成禪的現行犯罪，就發生於“龍潭寺慘案”後我解放軍進剿川西叛匪的第一階段。

1950年3月13日，成都警備區（即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十八兵團六十軍）一七九師五三八團一個加強連在川西行署溫江專員公署新都縣（今成都市新都區）石板灘執行剿匪任務時，與叛匪發生激烈戰鬥，我方還動用了民間稱為“小鋼炮”的擲彈筒。在我方強大的攻勢下，叛匪向山區潰逃，我軍乘勝追擊。戰鬥進行中，我方也發生一些傷亡。稍後，擔架隊陸續將傷員抬下，送往公路旁一塊空地上的臨時中轉站，由汽車載送成都治療。由於汽車有限，運輸進度受到限製，滯留中轉站的傷員越來越多，到下午四時許，中轉站已經容不下不斷送來的傷員了，部分傷員隻得躺在擔架上在公路邊等候。不巧又下起了雨，隻好把待在露天的傷員抬往附近老鄉家暫避。

其中有一撥軍民共十二人，包括三名傷員、六名擔架民工和三名警衛戰士（傷員中有兩位是軍官，一位是五三八團團部的宋參謀，另一位是紀副連長，故有警衛戰士隨行），下雨伊始，警衛戰士指揮民工把擔架抬往距臨時中轉站五六十米遠的一戶老鄉家躲雨。這位老鄉孤身一個，住著兩間用毛竹搭建的簡易房。房小人多，難以容納十二個人外加三副擔架，幸虧房屋門前的空地上搭著一個原本用來堆放柴火雜物的遮雨棚，最近本地鬧匪患，儲存的柴火都給蜂擁而至的土匪煮飯燒菜搬空了，正好可供傷員一行躲雨。

傷員一行過去時，主人正在屋裏煮飯，不知在做什麽菜肴，老遠就聞到一股勾人食欲的香味。這一行十二人都還沒吃晌午飯，當下聞之禁不住腹中轆轆。三名傷員傷的都是四肢，內髒不受影響，失血後正需要補充營養，三個護送戰士中為首的副班長小周在請示本部上級副連長後，就去跟主人商量緊急解決夥食問題。

主人是個三十多歲、中等個頭兒、體格壯實的男子，臉麵黝黑粗糙，雙手布滿老繭，一看就是常年幹莊稼活兒的當地農民。此刻，這個男子站在外間的灶台邊，灶台上架著一口大鐵鍋，裏麵正煮著什麽，咕嘟咕嘟冒著熱氣。那股勾人食欲的香味就來源於此。小周喚了聲“老鄉”，問你這是燒的什麽好東兩，竟然那麽香，還有肉味兒，是逮著啥野物了吧？男子點頭微笑，卻不開腔。小周懷疑對方聽不懂自己的外省話，就從衣兜裏掏出一枚銀元，指指那鍋湯，示意要買下，再麻煩對方給煮一鍋米飯。

那老鄉見到銀元，眼睛一亮，彎腰揭開灶台下麵另一口鍋的鍋蓋。小周樂了，原來那是一鍋剛煮好不久尚冒著熱氣的大米飯。老鄉顯然能聽懂小周的外省話，他把鍋鏟伸進湯鍋裏，撈了一鏟子給小周看，裏麵是野兔、野雞各一，還有一些菌菇。小周見之，又掏出一枚銀元，連同剛才那枚一起放在灶台上。那時銀元是硬通貨，在成都市區的飯館裏，兩枚銀洋可以吃到一桌大餐了。可是，這個老鄉卻提出還要加一枚銀元，因為他這飯菜是特地為當晚要來訪的幾個朋友準備的，為此，他還買了三斤散裝白酒哩。說著，從廚房角落裏拿出一個壇子，把反扣於上麵的蓋子一掀，小周果然聞到一股濃烈的酒味兒。

這當口兒，別說對方開價三塊銀元了，就是再加兩塊，那也得咬咬牙。盡管這些飯菜對於包括傷員、警衛戰士、擔架民工在內的饑腸轆轆的十二人來說也得少了些，但眾人一致認為，這是他們有生以來吃到的最有滋有味的一頓飯。

然後，“致命天使”就登場了！

所謂“致命天使”，指的是一種非常獨特的菌類——鵝膏菌。相傳早在兩千餘年前，古羅馬獨裁者凱撒就非常鍾愛此物，因此，鵝膏菌又被稱為“凱撒蘑菇”。凱撒蘑菇的學名叫橙蓋鵝膏菌，遍布全球除南極以外的各大洲，在東亞，人們稱其為“黃羅傘”、“雞蛋黃蘑”等。鵝膏菌的獨特之處在於其種類繁多，有的種類不但可食用，且其美味聞名天下，有的種類則含有鵝膏毒肽、鬼筆毒肽、毒傘素等環肽類毒素。這些毒素可溶於水，化學性質穩定，即使經過高溫烹煮也不會失去活性。此外，毒性也各有不同，輕者引起消化道不適，出現幻覺、昏迷等症狀，如果得到及時治療，恢複較快；如果是劇毒鵝膏菌，那就不容樂觀了。

那麽，劇毒鵝膏菌能毒到什麽程度呢？這個聽起來就有點兒嚇人了——隻需一隻，就足以將一個成年人送往另一個世界。但凡誤食劇毒鵝膏菌，除了上述消化道不適、幻覺、昏迷等症狀外，毒素還會損傷肝髒和腎髒，導致髒器功能衰竭，即使及時就醫，生還的希望也十分渺茫。因劇毒鵝膏菌會引起幻覺，中毒者大多感覺飄飄欲仙，沒有危機感，殊不知自己已經走到鬼門關邊上了，故人們又把劇毒鵝膏菌稱為“致命天使”。

更讓人頭痛的是，有毒鵝膏菌和無毒鵝膏菌外觀相似，而且經常混雜在一起生長，良莠難分。小周等十二人的這頓高價晚餐，其中與野兔野雞混煮的那些蘑菇，正是劇毒鵝膏菌。

待他們吃完，已是暮色初降時分，雨也停了。中轉站那邊傳來陣陣汽車喇叭聲，一行人便離開老鄉家前往登車。劇毒鵝膏菌中毒後，發作時間因人而異，最快的隻有十分鍾，慢的則可達二十四小時甚至更久。十二名軍民中，發作最快的是六個擔架民工。他們都是成都市區的職業挑夫，因剿匪戰事需要，臨時被軍方征雇，把傷員送到成都市區的六十軍野戰醫院後，就各自回家了。當晚，六人均出現消化道不適反應，由於防範意識欠缺且受經濟條件限製，他們都沒去醫院，而是采用舊時社會底層勞動人民常用的“催吐”、“催瀉”等土法兒對付。而且，六人以及家屬都沒有想到過“中毒”，隻以為是腸胃不適。使用土法兒治療後，次日上午，竟然恢複了正常——鵝膏菌中毒後，大多會出現一個假愈期。此時如果掉以輕心，以為厄運已過，因而放鬆治療，病情很快就會急轉直下。

六名軍人則是在次日上午陸續出現中毒反應的。小周等三名戰士體內毒素發作後，都是腹痛難忍，很快被送往野戰醫院。醫院裏，三個傷員也相繼出現了症狀。醫生稍一檢查，馬上斷定是中毒。一問六人的相關遭遇，估計跟昨天那頓大餐有關，如果是這樣的話，那六個擔架民工多半也出問題了。醫院方隨即派出一輛軍用卡車，載著軍醫前往那六名擔架民工的派出機構第四區政府，民政股還沒接到民工出事的消息，當下緊急出動尋找，得知那六人竟然“無事”。軍醫不信，堅持讓他們上了軍用卡車，把他們送往野戰醫院。途巾，有兩人便在車上發作了，到醫院時，其中一人已經死亡。

至當天午夜前，中毒的十二人均不治身亡。

盡管軍醫斷定十二名軍民之死係誤食毒蘑菇所致，卻沒往“故意殺人”上麵去想。事後，野戰醫院按照規定向六十軍衛生部報告當天傷亡情況，把這十二人作為“中毒死亡人員”列入。3月15日，軍衛生部領導在審閱野戰醫院的傷亡情況報告時，對一次性有十二名軍民死於中毒感到震驚，致電野戰醫院詢問相關情況，同時向六十軍保衛部通報。軍保衛部領導當即決定對此事進行調查。

軍方跟成都市公安局聯係後，由警方派出法醫對中毒死亡者遺體進行解剖檢驗，保衛部則指派一個由三名保衛幹部組成的調查組，在一個警衛班的護衛下，前往新都縣石板灘事發現場——位於石板灘鎮外約三裏地的一個由四十多戶外來流浪者組成的自然村，名字也很貼切，就叫“叫花村”。

調查組抵達時，頭天臨時設立的中轉站已經撤銷，那裏原是位於該村村口的打穀場。十二名軍民中毒的現楊在村口外的一戶單身村民家，此時已是人去屋空，凡是能夠燃燒的用竹木製作的簡陋家具、農具，都被搬到房後小河邊燒得一幹二淨；廚房的灶台、鐵鍋、水缸也全部被砸碎。看樣子，主人是不準備回來了。調查組當時有些不解，費這麽大勁兒把家裏的東西燒了砸了，還不如幹脆把兩間毛竹簡易房以及屋前的席棚一把火燒了來得省事。稍後警方專案組分析可能是怕驚動了其他村民。

據此認為，那個以三枚銀元的高價向我軍傷員一行提供飯菜的男子，應是故意殺人，疑係叛匪同夥。隨即走訪村民，因語言溝通不暢，加之當時的局勢（村民信息麵窄，估計對叛匪是否能成氣候有顧慮），對軍方保衛幹部的詢問態度冷淡，基本不予回答；即使有回答的，當地土話保衛幹部也無法聽懂。無奈，保衛幹部隻得去石板灘鎮內調查，也是費了一番周折，總算獲得以下情況——

鎮外那個自然村是流浪者自發組成的，並不被舊政權承認，所以沒有官方的村名，“叫花村”這個名字是石板灘本地鎮民叫起來的。“叫花村”的村民都是外地人，早在清末，就有流浪人員在那裏結廬居住，開荒種地。隨著聚集的流浪者增多，有男也有女，有的組成家庭，初具村落的規模。其實，石板灘這邊的居民上溯幾代，也都是外來人，是清初開始實施、持續到清朝中期的“湖廣填四川”移民政策期間從湖廣（明清及民國時期指的是湖南、湖北）遷移過來的，稱為“客家”。他們對流浪者抱同情態度，並不排斥，於是，“叫花村”就這麽形成了。

解放後，新政權派來接管石板灘鎮公所的幹部原準備對該村村民挨家逐戶進行登記，並正式給村子命名，作為鎮政府下轄的一個村莊，但這個打算未來得及實施，就發生了龍潭寺、石板灘土匪暴動。

至於那個疑似叛匪同夥的投毒凶犯，人都喚其“老袁”，是前年深秋不知從何方來到石板灘的。據說剛來時，看模樣似是一個跑單幫做買賣的販子，說一口川東話，但仔細聽可以分辨出夾帶著外省口音。這人雖是流浪漢，但似乎並不缺錢，他一到石板灘，就買下了村口那兩間毛竹簡易房作為自己的居所——房子原先的主人劉至祿前往成都做工去了。然後，他就改為山民裝束，經常上山采藥草，簡單處理後賣給中藥店鋪。

老袁住在村口，平時很少跟人接觸，也難得進村。村民因其寡言少語，也就不大願意跟他來往。石板灘鎮是客家人一統天下，鎮公所那些當差的也都是客家，他們繼承老輩留下的規矩，對前來本鎮的流浪者，不論暫居也好定居也好，基本采取不管不問的態度，除非新都縣裏有飭令下來要查什麽角色，這才例行公事。所以，老袁沒被鎮公所方麵驚動過。解放後，鎮公所被新政權接管成為鎮政府，由於公務實在太多，根本顧不上清查“叫花村”的人口。誰都知道，這些人的來曆多半說不清道不明，真要搞登記，得從縣裏派一個工作組下來。

那麽，老袁是否識文斷字？他對政治是否關心？這個，石板灘鎮上的人跟他幾無接觸，都說不上來，隻知道他那兩間毛竹簡易房在公路邊，解放前夕來來往往的國民黨軍隊頗為頻繁，倒是並無他跟人家有甚接觸的傳言。國民黨軍隊的軍紀差，按說自是要擾民（舊時對軍人搶劫民眾行為的“雅稱”）的，但“叫花村”是窮窩子，無甚可以讓這班軍爺“擾”的，最多抓個雞搬些柴火，據說老袁也有過此類遭遇，但沒聽見他發什麽牢騷。解放後，石板灘成為起義、投誠同民黨軍隊的一個集訓點，老袁從此就不再上鎮裏去了。

以上內容，就是軍方調查組對“3·13”中毒事件的調查所獲得的情況，調查結論是：鑒於袁某來曆不明，身份可疑，以及其外省口音，高度懷疑此人是外省潛逃來川的逃犯；其以采藥為生，具備識別毒蘑菇的能力，可以排除其誤采的可能；加上事發後徹底毀滅現場痕跡逃之夭夭的情節，完全有理由認定這是有預謀的故意犯罪行為。

此案受害人有十二位之多，且被害人係正在執行剿匪勤務的革命軍人及協助軍方的民工，後果特別嚴重，受到軍方的高度重視。1950年3月17日午前，由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六十軍軍長兼政治委員王新亭、政治部主任桂紹彬聯署簽發的要求對“3·13”中毒事件立案偵查的公文及附件（即六十軍保衛部的調查報告），由軍方機要通訊員專送至川西公安廳亦即成都軍管會公安處、成都市公安局。當日下午，經市軍管會公安處長穀誌標，副處長趙方、秦傳厚三位領導研究決定，由成都市公安局組建專案組對“3·13”中毒事件進行偵查，趙方負責督導。

當晚，“3·13”專案組成立。專案組由俞青竹、殷義、段富仁、詹添福、李長生、孫牧原、沙世傑等七名偵查員組成，由三天前剛從十八兵團政治部調入成都市軍管會公安處第二室的俞青竹擔任組長，殷義任副組長。俞、殷兩人被告知，該案直接向趙方局長匯報，專案組在開展偵查工作時，可以成都市公安局、川西公安廳的名義要求各方協助。

專案組隨即召開第一次案情分析會，討論了軍方調查組的那份調查報告，認同關於凶犯袁某可能是外省逃犯的判斷。為獲得更多關於袁某的線索，專案組打算全體出動前往石板灘進行實地查摸，但報告趙方局長後未獲批準。此時，匪患形勢發生了變化，剛剛得到消息，金堂縣遭叛匪圍攻，我剿匪部隊已奉命前往解救。新都方麵之前因大軍壓境倉惶逃竄或就地隱藏起來的大量匪徒再度猖獗，從成都至石板灘的近百裏路途危機四伏，極不安全。即使有武裝軍人護送，隻怕也會出現寡不敵眾的情況，導致“龍潭寺慘案”重演。

無奈，專案組隻好留在成都繼續分析案情。沒了其他念頭，隻有眼前華山一條道，七名偵查員盯著軍方那份調查報告中的每個細節逐個研究，總結出了凶犯的基本特點——

第一，根據袁某初現石板灘的穿著打扮，可以判定他之前並不從事體力勞動，也許是舊政權的公務員，或者是金融貿易、文教衛生等行業的從業者、從其熟識藥草並能以此謀生這一點來看，其職業多半跟中醫有關。

第二，其川東話中帶有難以掩飾的外省口音，說明他是近兩三年從外省來到川東，先在川東某地謀生，然後移居川西新都的。至於為什麽要到石板灘“叫花村”這樣一個地方定居，而且從原先的非體力勞動職業轉換為爬山涉水攀崖下澗的專業采藥工，估計是為了隱藏自己的身份。從時間判斷，他應該是抗戰勝利後方才逃至川東的。其時國民黨政權正在對漢奸進行清算，由此看來，他可能是外省被通緝的漢奸逃犯。

第三，另有一種可能，袁某的川東話並非是潛逃入川後學會的，而是來川東前就會說。如果是這樣的話，他就不一定是先到川東，再從川東逃至川西。從他現身石板灘的時間推算，他也可能是那些“還鄉團”一度猖獗的地區中某“還鄉團”的頭目或骨幹分子。

次日，專案組對上述第三條內容進行了調查——這項調查不必離開成都就可以進行。成都解放較晚，又是西南重鎮，之前各地漏網的政治、刑事案犯中很大一部分都將此地作為逃亡的目的地或中轉站。成都和平解放後，全國各省的公安機關紛紛向成都市軍管會發送協查通知，要求協助查緝逃犯。成都市公安局為此成立了一個專門部門，喚作“協辦組”，負責處理相關信函、電報和長途電話，分門別類下派給下轄的幾個小組分頭查緝，每天都有抓獲相關逃犯的消息刊登於市局一室秘書科編印的內部發行的《敵情通報》上。現在，專案組就是去協辦組查閱從那些鬧過“還鄉團”的地區寄來的協查通知。

成都解放兩個多月來，協辦組保存的協查通知已有七千多份。專案組七名偵查員查閱了一天多，從中遴選出三十二份被認為可能跟袁某相關的進一步分析，最後列出了十七名疑似袁某的對象。專案組長俞青竹向趙方局長匯報了情況，要求親自出馬，化裝潛入石板灘請群眾辨認。這時的匪情形勢較前幾天越發嚴峻，有情報稱，石板灘那邊的叛匪正在準備發動第二次暴動（該情報稍後被證實），趙方局長不同意專案組冒這個險。可是，不去實地調查，專案組目前就無事可做了，一幹偵查員該幹什麽呢？趙方建議他們這兩天繼續分析案情，研究偵查思路，同時，讓俞青竹把協查通知上查緝對象的照片翻拍下來，送一份到他的辦公室。做什麽用？趙方沒說。

過了三天，趙方把俞青竹叫去，遞過一張做了標記的照片——專案組前幾天的工作沒有白幹，已經進行過查證，這就是疑似凶犯袁某！

二、超級凶犯

趙方是通過什麽手段獲得這個情報的？直到案件破獲，專案組也不知情。數年後，已經離開公安係統去地方工廠擔任領導的俞青竹偶遇一位當年在市局二室從事情報工作的老戰友，聊起此事，老戰友透露，那是趙方局長親自布置的一次情報行動。

當時，中央和西南軍政委員會、川西行署黨委都有“必須嚴密保護我黨政軍幹部不受匪患侵害”的指示，正因如此，趙局長才果斷否定了專案組派員前往石板灘核查袁某身份的計劃。但袁某的真實身份無法確定，勢必影響下一步工作的展開，趙方就想出了一個借用“他山之石”的法子——動用原國民黨特務完成此事。

在解放前夕的全國各省會城市中，成都市的國民黨特務機構可能是最多的，據史料記載，其時該市共有十個有正式編製的特務機構：四川省會軍警團聯合辦事處、四川善後督辦公署特務委員會、西南軍政長官公署第二處、“國防部保密局”成都站、成都警備司令部稽查處、成都警備司令部督察處、成都警備司令部鄉區情報所、“中統”四川省調查處（又稱“調查室”）、四川省特種委員會、中央憲兵第二團特高組。趙方物色用來作為“他山之石”的那個對象，係成都警備司令部稽查處的上尉特務劉能賢。

上尉這個軍銜，聽著不過是一個芝麻綠豆小特務，但在解放前的成都乃至川西地區，這樣一個角色在社會上卻是可以威風八麵的。成都警備司令部稽查處有正式編製的特務總共不過五十人，其中九名由警備司令嚴嘯虎直接指揮，其餘分屬各情報和外勤單位。同時，這五十名在編特務又是“國防部保密局”的特工，均受到重用，分別擔任情報組或外勤單位的頭日。趙方選定的“他山之石”劉能賢係警備司令部稽查處第三情報組組長。 當然，以區區五十名特務，是無法完成龐大繁重的特工業務的。所以，稽查處還有“額外人員”，亦即臨時工。到1949年10月成都解放前兩個多月時，稽查處的臨時工已達八百多人。劉能賢擔任組長的第三情報組隻有正副組長是在編特務，其餘五十六人都是臨時工。這些臨時工均是由稽查處各業務小組及外勤單位自行從社會上物色的地痞流氓，不支薪餉，但可打著警備司令部稽查處的招牌到處敲詐勒索。可別小看這幫人，他們都是成都或者川西本土的地頭蛇，十有八九係袍哥成員，活動能量頗大，社會關係廣泛。

成都和平解放後，第三情報組的副組長薛某因之前有血債民憤，很快就折進了局子。繼而又被查出戰時曾逮捕迫害過中共地下人員，那就沒必要客氣了，很快就給崩了。劉能賢還算幸運，一是沒有血債，二是解放前半年就已開始跟中共地下黨接觸，提供警備司令部的內部情報，協助營救被捕的中共地下人員。成都和平解放時，他遵照我方命令完整保留一應材料、武器，有效約束下屬不去趁亂作惡，集中接受軍代表接管。因此，劉能賢被定為投誠人員，得到適當優待，僅僅在集訓大隊學習了一個月就恢複了自由。根據劉本人的意願，不需要政府安排其工作，而是自謀生計。

劉父是開茶館的，家境還不錯，他也不急著找工作，就待在家裏賦閑。沒想到趙方局長在眾多同類人員的名單中選定了他，親自召見，交代任務。劉能賢自是一口應允。當然，他並不知道我方讓其前往石板灘的真實用意，隻是從趙方親自出麵下達指令這一點上意識到這樁活兒肯定很重要。趙方問需要為其準備些什麽，他說要帶槍，還要帶兩個可靠弟兄（原警備司令部稽查處臨時工部屬）作為跟班；萬一發生意外有人傷亡，希望得到人民政府的善後撫恤。趙方做出承諾，又關照他此去完成交辦任務即可，萬勿節外生枝。

劉能賢開茶館的老爸是成都袍哥成員，跟四川本土一些軍閥也有關係，在江湖上有些名氣；而劉能賢是“軍統”出身，又是在警備司令部從事情報活動的，手下有五六十號地痞流氓和袍哥分子，其能量自是了得。這兩層優勢，再加上他在解放後並未由中共安排工作，所以從前在成都以及周邊的溫江、新都等地的那些老關係（包括已經為匪的），對其仍舊非常客氣。他帶著兩個弟兄在石板灘待了半天一夜，就完成了趙方局長交辦的任務——專案組挑出的那十七個疑似對象中，果然就有袁某。

專案組終於弄清楚了此案真凶的大致情況——

袁某真名王成禪，字立僧，出生於江蘇徐州府蕭縣（今為安徽省宿州市轄縣）的一個地主家庭。王家在縣城有商鋪，在鄉下有田地，按解放後的成分劃分，就是“工商地主”。王成禪自幼聰慧，三歲認字，五歲正式啟蒙，六歲已能作詩繪畫。十二歲時，因對中醫有特別興趣，遂被送往南京拜師學醫。待到學成，十八歲那年又去了上海，進了一所野雞大學，做起了“洋學生”，兩年後因違反校規被開除。遂回鄉娶親，留在家鄉行醫。其父斥資兩千大洋為其開了一家中藥店鋪，王成禪既是老板，又兼坐堂問診的郎中。

這家夥生性淫邪，利用看病之便與女患者行苟且之事。日久難免敗露，引發“醫患矛盾”，患者家屬向同業公會、商會、警察局投訴報案無效，遂聚眾打砸其店。王成禪從後門溜走，逃過一劫。其父王必功原是當地一霸，聞訊大怒，買通警局拘捕對手，又指使土匪將其家屬殺害。 1938年5月，蕭縣淪陷，日偽成立漢奸政府，組建“皇協民團”，王氏父子出資捐助槍支彈藥，王必功得以出任“皇協民團”副司令，王成禪任“蕭縣政府醫衛督察官”。王氏父子其實是沒有見過大世麵的主兒，不過是“土漢奸”，對時勢的判斷缺乏戰略眼光，否則，在邁出捐助槍支彈藥那關鍵一步的時候，這爺兒倆是會再三掂量掂量的。

蕭縣地區是中共和國民黨、日偽長期進行拉鋸鬥爭的一個舞台，早在蕭縣淪陷後不到三個月，中共就在當地成立了抗日民主政府，次年11月，成立了豫皖蘇區聯防委員會，1940年又成立了皖東抗日根據地淮上辦事處、淮上行署。同時，國民黨的蕭縣流亡政府也長期存在，活動頻繁。王氏父子投靠日寇，成為民族罪人，偏偏王必功還喜歡高調行事，一邊為日寇效勞，一邊還施展惡霸手段殘害民眾。於是，就上了中共的鋤奸名單，於1943年初的一個嚴寒之夜，被鋤殺於蕭縣的一家妓院裏。

我鋤奸勇士原本要把王成禪一並幹掉的，但連尋其兩處住所，都未找到其蹤跡。事後得知，王成禪當晚接待早年在南京學醫時的師兄，飲酒過量，醉倒在人家下榻的旅館裏，僥幸漏網。次日，王成禪聞知其父死訊，嚇得魂不附體，連喪事也沒敢參加，甚至沒回家去漢奸老爸靈前焚香磕頭，就逃之夭夭了。不久，王成禪在鄉下的老家所在地納入中共抗日民主政府的控製範圍，其家的土地房屋被分給當地貧苦民眾，部分財產充公，作為抗日經費使用。 王成禪先去南京，繼而赴滬，在上海一直待到抗戰勝利也不敢回蕭縣老家，生怕國民黨政府追究其漢奸罪行（戰後，蕭縣民主政府隨同專區行署撤往豫東解放區）。受一個朋友之邀，王成禪前往南京行醫，其間結識了國防部的一個有些背景的少校軍官陶某，從陶那裏得知形勢已經發生變化，國共和談破裂，內戰即將爆發。一旦開戰，“中央”必欲將共產黨徹底剿滅。

陶某了解了王成禪抗戰時期的情況後，說此事可以幫兄台消弭。王成禪聞之大喜，表示若果真如此，就能以合法身份返回家鄉，少不得要把那些分他家土地占他家房產的窮棒子一個個收拾了。陶某指點，南京政府支持以前受過共產黨“迫害”被迫逃亡在外的人員返鄉複仇，名曰“還鄉團”，發給武器經費，助他們殺回家鄉。國防部在鼓樓設立了一個報名點，兄台可去報名，若加入了“還鄉團”，以前的事肯定一筆勾銷了。

就這樣，王成禪成為“還鄉團”的一員，於1946年7月18日隨同國民黨軍隊返回蕭縣。他參與了多次“複仇行動”，親手殺害二十餘人，此外還有縱火、強奸等嚴重罪行。

1948年11月13日，蕭縣全境獲得解放。但王成禪早在一年前就已經從當地消失，據說去了南京，也有鄉人稱曾在上海見到過他。1949年4月下旬南京解放後，蕭縣人民政府曾致函南京市軍管會公安部請求協查，還派員前往南京，均未找到該犯下落。同年5月下旬，上海解放，又派員赴滬訪查，依舊無果。8月，據縣公安局從武漢追捕到的同係蕭縣“還鄉團”分子段某交代，王成禪去了重慶。告知他該信息的是其表哥甄某，甄某稱，曾在重慶勝利碑（即今解放碑，1947年8月竣工落成，時稱“抗戰勝利紀功碑”）一帶親眼目睹王成禪在路邊擺案設攤替人診脈開方，操一口流利的川語。

1949年11月底，重慶解放。12月中旬，蕭縣公安局派員前往重慶訪查無果，便在l950年元月中旬向西南已解放地區寄發協查在通知，繼續查緝王成禪。這份協查通知，為成都市公安局調查“3·13”專案提供了確認凶犯身份的重要依據。 專案組經過研究，報請趙方局長批準後，兵分三路，七名偵查員分赴重慶、蕭縣、南京和上海進行調查。當時交通不便，旅途費時頗多，這一查整整花了三個星期，遺憾的是，最終什麽結果也沒查到。 最有希望提供線索的對象，是曾在重慶勝利碑親眼目睹王成禪設攤診病的那個甄某。此人是蕭縣逃亡地主，抗戰時在日偽的“維持會”任職，和“還鄉團”也有一腿，從其年齡、經曆判斷，他跟王成禪應該相識，很可能有過較密切的交往，估計兩人在重慶見麵時也有過交談，甚至還一起喝過老酒什麽的。當時重慶還是國統區，兩個“還鄉團”骨幹分子待在“自己人”的地盤上，喝喝酒聊聊天也算正常。可是，這條線索卻沒法兒查下去——甄某在武漢被捕後，押解途中企圖跳長江逃跑，被警方開槍擊斃。

解放伊始的川西，除了匪患嚴重，治安形勢也相當嚴峻，特別是成都，刑事案件發案率居高不下。成都警方警力有限，因此，“3·13”專案組在辛勞一個多月也未能獲得突破的情況下，領導不得不讓他們回到各自所屬部門，參與其他重要案件的偵查。但趙方局長有言，這並不意味著“3·13”專案組已經解散，隻要發現新的線索，全組同誌必須重新聚合，投入對該案的偵查。 6月2日這天，趙方收到重慶市公安局發來的電報，下令俞青竹等七名偵查員立刻前往“刁公館”集合，宣布重新啟動“3·13”專案。 專案組接受任務後，就如何展開對超級凶犯王成禪的偵緝進行了研究。 偵查員不知道，差不多就在他們研究如何偵緝王成禪的那個時段，距離專案組駐地華興東街45號成都市公安局不過五百來米的鼓樓南街那家名喚“包薦頭”的薦頭店（舊時對職介所的稱謂）裏，以薦頭店店主身份為掩護的“保密局”潛伏特務包福壽剛剛接待了一名特殊主顧——他的上司、代號“穿山甲”的“保密局”中校特務。“穿山甲”向包下達的一道指令，恰恰與王成禪有關！

“包薦頭”雖小，卻是家老字號，打自包福壽爺爺那輩兒就已開張，傳到他手裏已是第三代。抗戰前期，四川已成為國民政府的大後方，蔣介石自是對川中軍閥政客以及盤根錯節的袍哥幫會予以特別關注。於是，“軍統”、“中統”悄然登場。人手自然短缺，隻好就地物色，包福壽就是這樣被人家看上的。 當時打的是“同心協力、精誠抗戰”的招牌，包福壽的父親有袍哥身份，他跟著父親學得了不少江湖經驗，知道凡事都要順著“勢”來。“軍統”派人跟他結交，然後道明本意，他幾乎是不假思索，一口答應。從此，他有了“軍統”的正式編製，設檔案、有代號、領薪餉、拿津貼。幹的活兒其實比較簡單，就是把“包薦頭”作為“軍統”的一個秘密情報中轉站。盡管不是特工科班出身，包福壽對這項秘密工作居然適應得很快，而且幹得不賴，從1939年到1945年抗戰勝利，六年期間，也曾遇到過幾次險情，但他從容應對，都是有驚無險。 抗戰勝利後，“軍統”根據蔣介石的指令搞特務複員，“包薦頭”這個情報中轉點被撤銷，包福壽也在複員名單裏。不料，世事多變，到了1948年秋，已改組為“國防部保密局”的原“軍統”因局勢不利，需要安排潛伏特務，又想起了包福壽這位“老同誌”，派員前來聯係，要求包福壽“歸隊”。

包福壽遂重操舊業，幹的還是老本行——情報中轉，不過，這回保密等級提高了，“包薦頭”這個情報中轉點的代號是“中華民國國防部保密局西南密字第241信箱”。本案第二次偵查開始之前，中國人民解放軍西南軍區的密碼破譯專家已經在截獲的敵特密電中發現了這個代號，初步研判，認為乃是設於某公寓大樓或公私單位的內部公用信報箱，沒往聯絡實體上麵去考慮。包福壽還是像抗戰時期那樣，以冷漠而又認真的態度對待這份第二職業。不過，他怎麽也沒想到，“組織上”要讓他的工作職能發生一個變化，給他這個“軍統老同誌”增加點兒工作量。 這天下午，代號“穿山甲”的上司以顧客身份突然出現在薦頭店小小的店堂裏。這是一個三十五六歲的男子，尋常市民打扮，成都其時已入夏，時有雨水，因此他手裏提著一把收攏的油紙傘。包福壽之前曾與其見過一次麵——1948年秋，“保密局”派來通知包福壽“歸隊”的那位即是此人。

本案破獲後，這位仁兄一並落網。其真名叫況錦天，曾任“國防部保密局”成都站少校特別督察官。1948年夏，“保密局”總部根據形勢對成都的特務組織予以調整，況錦天晉升中校，受命組建並負責指揮三個潛伏特務組織，其中一個就是隻有包福壽一名特務的“中華民國國防部保密局西南密字第241信箱”。 “穿山甲”交代給包福壽的任務是：奉台北總部密令，“241信箱”立刻行動，在成都秘密尋訪一個名叫王成禪的男子，找到後不必驚動，在“包薦頭”門口掛出暗號即可。 包福壽覺得這個任務似乎沒什麽風險，不過，“241信箱”隻有他一隻獨腳蟹，讓他一個人幹這樁找人的活兒，難度肯定不小；另外，這是必須把全部時間都撲上去的“全日製”工作，薦頭店怎麽辦？停業？經濟損失怎麽算？這話跟“穿山甲”一說，上司微微一笑：“已經考慮過了，不必停業，照常營業，但可以采用開開停停的方式。你這薦頭店就你一人，原本就是要時不時關了門去聯係上下家的，沒有人會對你產生懷疑。至於經濟損失，組織上予以補貼，另外，你這屬於外出活動，津貼、交通費、應酬費什麽的都不會少。”

接著，“穿山甲”交代了查訪對象的情況：王成禪，男，四十歲左右，身高不低於一米六五，應是豫蘇皖魯交界地人氏，會說川語，單身，職業可能是中醫。此人之前曾幹過“還鄉團”，不知何故突然脫離，隱居於新都縣石板灘鎮外的“叫花村”，現已離開。今年3月13日，曾對共黨軍人出手，一次毒斃十二人。“組織上”估計，目前此人在成都已有職業掩護，而且有相對固定的安全居所，可按照這個思路著手尋訪。

“穿山甲”向包福壽布置的這項任務是有來頭的，而且來頭委實厲害——超級凶犯王成禪在新都縣石板灘作的案子，被混在叛匪中的“保密局”特務作為情報密呈台北總部。對於敵特機關來說，這乃是一個值得關注的消息，因此迅即送往局長毛人鳳的案頭。毛人鳳閱後，轉給其時主管台灣情治（即情報和治安）係統的蔣經國。蔣經國每天去見蔣介石，自然要把大陸的一些消息以正式或非正式（也就是閑聊）的方式報予老蔣，其中就包括這一條。蔣介石對王成禪的身份很感興趣，追問“此人究竟是黨國諜報外圍組織成員還是尋常民眾”。小蔣說，情報中稱此人係“村民”，估摸應該是尋常民眾，如若係我方諜報人員，其所在組織肯定要作為戰績上報的。

蔣介石隨即讓蔣經國布置下去，設法找到王成禪其人，將其送到台北。蔣經國馬上領會了老蔣的意圖：四川、兩廣、兩湖、安徽等省目前多有“忠勇之士”武裝反抗中共“暴政”，川西新都王成禪毒斃“鎮壓暴動民眾”的軍人及“幫凶”（即民工），其誌可嘉，可以將其樹為典型公開宣傳，再由心戰專家策劃利用，以鼓舞正在大陸多地“奮勇鬥爭”的“忠勇之士”的士氣。 “總統口諭”由蔣經國傳給毛人鳳，毛人鳳隨即著手安排落實。對於當時的“保密局”來說，要從四川把一個人平安接往台灣，並不特別犯難。從重慶到雲南有抗戰時已經在使用的公路，從雲南越境至緬甸，那裏有被解放軍打敗後逃至緬甸境內盤踞的國民黨第八軍、第二十六軍殘部，其占據地區修有小型機場，登機即可飛台。難的倒是要在茫茫人海中找到王成禪其人，這需要動用“保密局”在四川的潛伏特務，而且不是區區幾人就可以找到目標的。

為此，毛人鳳在三天內四次召集由葉翔之、王蒲臣等多名特工專家、將軍級大特務參加的會議，研究如何在不暴露潛伏人員的前提下盡快找到目標的方案。根據專家建議，還特地拍發密電向當初報告“王成禪毒斃共軍”情報的潛伏特務詢問相關信息。回電很快就來了，卻是“再無詳情”。不過，不能小覷“保密局”收集情報的能力，不知通過什麽途徑，他們還是收集到了這個超級凶犯的基本情況。最後，毛人鳳拍板決定，把尋找中心點定於成都，指令潛伏於該市的特務“穿山甲”況錦天負責該項任務。

毛人鳳的這個決定是根據多名與會者的建議作出的。況錦天的軍銜是中校，這種軍銜在“保密局”一抓一大把，並不起眼，但其現時的職務卻很重要，係領導三個潛伏特務組織的“國防部保密局西南川字第六室”主任。“第六室”擁有可以直接跟台北“保密局”總部聯係的秘密電台，下轄的三個潛伏特務組織目前共計特務十九名，除了包福壽的“241信箱”，另兩個潛伏組織分別是搞情報和行動的。此外，況在解放前曾任“國防部保密局”成都站少校特別督察官，係成都站指揮、監督四川省會警察局和成都警備司令部稽查處特務活動的督察組組長，手頭掌握著一些解放後尚未暴露的“保密局”特務組織外圍成員或曾與“保密局”有瓜葛的留用警察及社會人士，必要時可以此為把柄，要挾對方參與現行特務活動。這部分人總共有四五十人，也是一支力量。因此，在成都的“保密局地下同誌”中，可以說沒有其他人比況錦天更適合承擔該項任務了。

況錦天接到台北總部的密電後，不敢怠慢。作為一個資深特工，他對如何完成這個任務作了縝密考慮：首先是保全自己，為尋找這麽一個家夥把自己搭上，那是愚蠢之舉。想來想去，認為自己不直接出麵站到一線為上策。王成禪作了這麽一宗特大案件，中共軍方警方肯定都在查找其下落。如果自己風風火火身先士卒衝在最前麵，很有可能就讓人家給盯上了。所以，最好找個代理人擋在前麵。 找誰呢？自然就是他麾下的三組潛伏特務之一、“241信箱”包福壽了。這人祖上世代操袍哥，在成都乃至全川、湖廣都有人脈可用，此係訪查王成禪的先決優勢，讓其執行該任務，成功率比較高。如果運氣好找到王成禪，那功勞還是“穿山甲”的；如果運氣不佳，折戟沉沙，那也損失不到“穿山甲”頭上，及時切斷關係就是，反正是單線聯係，操作方便。

三、失之交臂

“3·13”專案組舉行重新啟動偵查後的首次案情分析會，討論如何查緝超級凶犯王成禪。

此前，西南公安部政保處於桑處長簽發的電文告知川西省廳（成都市局），“前你廳發函要求協查之要犯王成禪疑似藏匿於蓉城市區，曾有相識者親眼目睹其在米市壩現身”，偵查員對這個說法進行了分析—— 電文沒直接說目標曾在成都米市壩現身，而是在前句綴以“疑似藏匿於蓉城市區”的說法，偵查員據此認為，重慶市公安局報予西南公安部的相關內容可能另有隱情，隻是不便透露。偵探這一行，凡涉及線人、耳目的，都有一套規矩。一般說來，出於對線人、耳目的保護以及今後的使用，通常不會把獲得的所有信息都通報給同行。但如果隻說“曾在米市壩現身”的話，可能會使成都方麵產生疑惑，在“路過成都”還是“藏匿成都”這兩個選項間花費較多時間和精力進行研判，因此就作了適當提示。專案組討論下來，決定依據“藏匿於蓉城市區”這個結論來製訂訪查方案。

王成禪藏匿在成都市區哪個旮旯？眼下當然不清楚。盡管其曾在成都米市壩出現過，但這個“出現”是這廝就住在那一帶，還是偶爾去米市壩溜達，正好讓人看見了，這就說不準了。偵查員分析下來，認為以王成禪的情況，欲想在成都市區生存下來，首先要有固定居所，其次是必須有經濟來源。從之前調查到的情況判斷，這主兒係蕭縣那一帶的“還鄉團”骨幹分子，估計在“還鄉清算”過程中是有所收獲的。他初到新都縣石板灘就掏錢買下那兩間毛竹小屋，可以作為這一點的佐證。 不過，以王成禪的江湖經驗和縝密的心計，他手頭有再多的錢財，逃至成都後也不敢貿然出手。而且，解放後成都公安對戶籍管理抓得很緊，像他這樣一個沒有戶口的主兒想在當地買房租房，派出所這一關就通不過。同樣的原因，即便是以訪客名義在朋友家暫住也做不到，那是需要向派出所申報臨時戶口的，而王成禪是逃犯，沒有身份證明，無法申報。 偵查員據此分析，看來王成禪在米市壩“現身”之舉，並非臨時溜達一圈、很有可能是在那一帶落腳了。 位於北門的米市壩在舊時的成都是一個比較有名的場所。這個壩子很大，原是華光寺前麵的廣場，後寺院廢棄，寺前壩子便成了農貿市場。最初以經營米麵蔬菜為主，漸漸成氣候了，就有賣唱、雜耍、看相和遊方郎中等前往設攤扯場子。由於那裏叫賣的東西不大靠譜，本地人又把米市壩喚作“扯謊壩”。米市壩也好，扯謊壩也好，總之這裏就是一個以買賣農副產品為主，兼帶雜七雜八生意的綜合性自由市場。 舊時這種市場全國各地都有，通常官方並不管理，也不收稅，治安問題自然也是不聞不問。川地袍哥現象普遍，各行各業都有其成員，市場秩序多半也由袍哥負責。一般來說，類似爭搶攤位或因競買競賣引發的糾紛並不多見，一旦發生，袍哥會出麵調解，時間一長，就成為一種不成文的規矩。同樣的原因，扒手顧忌袍哥的勢力，在這裏作案也不敢太囂張，至少白天如此。倒是晚上，商戶們需要特別注意防範小偷小摸。 前來米市壩做買賣的商販，其經營規模有大有小，並不都是隻挑一個擔子就過來了，其中不乏用車舟（馬車、人力架子車和木船）運送數百上千斤甚至更多的貨物進城來出售的。這麽多貨物，不可能一天就賣光，晚上就住在市場裏，用蘆席草苫油布臨時搭個簡易窩棚棲身，守著賣剩的貨物過夜。市場無人管理，官府不過問，袍哥勢力白天的時候可能會維持一下市場秩序，到了晚上，那就沒人操心了。貨物的安全，全靠貨主自己盯著。於是，在市場搭建的窩棚就成了米市壩的一道獨特風景。不僅是相對固定的攤販，路過此地的小販、藝人、遊醫等也經常來這兒過夜，長期駐紮在市場的固定攤販不但不幹涉，反而還會提供幫助，互通有無，幾次下來混熟了，合夥做買賣甚至結拜弟兄的情況也不少見。這，就是江湖。

那麽，王成禪會不會就混在米市壩這個“江湖”裏？專案組認為有必要查摸一下。除此之外，北門地區的旅館、晝夜開張的澡堂、經常運貨進城停泊在附近的船隻等，也要予以關注。 次日，6月3日，專案組七名偵查員根據上述調查方向分頭進行訪查。考慮到王成禪是外埠潛逃來川西的，跟成都當地袍哥有來往的可能性極小，動用耳目打探其下落不至於打草驚蛇，在請示趙方局長獲準後，動用線人、耳目進行協查。 專案組七名偵查員中，沙世傑、孫牧原兩人是國民黨省會警察局的留用刑警，他們自抗戰時期就已跟中共地下組織有接觸，受地下黨委托提供過多方麵的情報。其中老沙還是革命烈屬，他的嫡親弟弟是川大學生，中共地下黨員，1948年被捕犧牲。沙世傑在舊警局刑偵大隊時，因偵查刑案需要，曾奉命物色過三個耳目。這一行的規矩是，誰建立的耳目關係，就由誰掌握使用。成都解放後，老沙和這三個耳目的聯係還一直保持著。組建“3·13”專案組時，組織上考慮到可能需要動用耳目，就把沙世傑從刑偵大隊臨時借到二處參加專案偵查。

這天上午，一幹偵查員分頭行動，專案組長俞青竹把三張從協查通知上翻拍下來的目標照片交給沙世傑，讓他交給耳目，請他們協助查找。俞青竹則單獨前往米市壩一帶的管段派出所。 所長老劉跟俞青竹是同鄉戰友，少年時就在一起耍了，此次一起隨軍南下接管成都警局後，兩人都很忙，這還是第一次見麵，自有一番寒暄。老劉聽俞青竹道明來意，說你們這個專案組一成立，我就從內部簡報上看到了。前兩天跟所裏同誌閑聊時提及此事，這才想起一晃兒兩個多月過去了，一直沒聽見下文，估計辦案不順。現在既然有情報說目標曾在米市壩露過麵，那敢情好，我這邊於公於私來說都理應全力支持，具體怎樣配合，請老兄發話。俞青竹說情況尚不明朗，咱隻能走一步看一步，眼下能做的，就是訪查管段內的旅館、大車店、公共澡堂等可以過夜的場所，看是否能摸到線索。老劉遂喚來朱、張兩個留用老警員，說這二位是這邊的老土地，不但地頭、人頭兩熟，經驗也足夠豐富。 俞青竹把相關情況跟老朱老張說了說，那二位則介紹了本管段這方麵的場所情況，三人排了排訪查順序，隨即投入工作。 與此同時，由專案組副組長殷義和偵查員段富仁、詹添福負責的第二路對米市壩市場的訪查也在進行中——

當時還沿襲舊例，有趕場日，按季節或三天一次，或五天一次。逢到趕場日，整塊壩子全是市場，熙熙攘攘，熱鬧非凡。解放後，人們的經濟條件有所改善，即便不是趕場日，壩子上也有很多商販攤子。這天是陰曆四月十八，雖不是趕場日，但還是有人出攤，在各攤位間穿梭往來的顧客也頗有一些。三偵查員進入市場後，先是貌似悠閑地轉悠了一圈，熟悉一下市場的環境，把攤主也都掃溜了一遍，沒發現跟照片上的王成禪相似的對象。然後，開始分頭訪查，每人一個方向，一個個攤子挨著把照片亮出來，問攤主是否見到過這麽一張臉。

這種做法，在米市壩市場其實算不上稀奇事兒。解放前，警察、私家偵探緝拿案犯，或大戶人家尋找私奔兒女，經常來這麽一手；解放後，外埠公安來成都查緝逃犯，也經常光顧米市壩，有的還把印製的通緝令張貼於市場周圍房屋的牆上，甚至是市場內一些常年留駐的大攤位搭建的簡易蘆席棚的蒿牆上，但因為露天，蒿牆的牆麵又不平整，一般兩三天就脫落了。現在，三偵查員用這個方式進行訪查，攤主們都見怪不怪，不過，一個個看下來，最後都是搖頭。 米市壩外圍並無圍欄或籬笆之類，各個攤位看似雜亂，其實也不是毫無章法亂搭亂建，其間自然形成通道，最外圍的攤位之間的空當兒，就是類似市場的“門”。殷義讓一溜攤位的攤主看過照片後，發現自己已經來到了“門”口，即攤位間可供人車通行的一個空當兒，也就是剛才進入市場的位置。一眼掃去，老殷發現“門”外多出了三個地攤，剛才進來時是沒有的。於是，便上前查看。

這三個攤位分踞兩側。一側兩個，一個是賣小型竹器的，另一個是賣草藥的，一男一女兩個攤主都在三十歲上下，可能來自同一個村子，因為兩人正用相同口音的川西土語聊著什麽；另一側是個五十來歲的小老頭兒，一頭黃中夾雜著灰白的頭發亂蓬蓬的，好似廢棄的鳥窩。那人蹲在地上，麵前放著一個用竹編製的魚簍，手裏拿著一根長長的竹煙杆，正慢吞吞地抽著，臉上露出愜意的神情。見殷義朝自己這邊看，他蹲在原地不動，抬臉咧著少了兩顆門牙的嘴巴朝殷義笑笑。殷義被對方眼中閃出的那道常人沒有的神光所吸引，暗忖這小老頭兒不簡單，應該是練家子，而且是長年習練內功的人，否則不會有這樣的眼神。 這時，一旁那個擺草藥攤頭的男子開始向殷義兜售商品：“這位先生，買點兒消火祛濕的草藥回去吧，已經入夏了，家裏留著備用。”

殷義這幾天有些喉痛，尋思買些金銀花泡水喝或許有效，就過去買了些，付完錢出示照片，問對方是否見過此人。男攤主看照片的時候，賣竹器的女攤主也把頭湊過來，但他們都表示沒有印象。女攤主說我們平時是在春熙路賣貨的，這幾天那邊在修路，不讓擺攤，這才來米市壩。您去問問那位大爺，他經常在這裏擺攤子。一邊說，一邊示意對麵那個眼露神光的小老頭兒。 殷義便走到小老頭兒跟前，出示照片。小老頭兒見之，微微一怔，接著緩緩搖頭：“不認識。” 對方細微的表情變化被殷義捕捉到了：“老大爺，您再看看。” 小老頭兒稍稍猶豫，繼而點頭：“恭敬不如從命。” 他把照片拿在手裏，重新審視。這回看得比先前仔細，一邊看，一邊下意識抬起另一隻手在亂蓬蓬的頭發裏抓撓。殷義尋思沒準兒有戲，便從口袋裏掏出香煙，剛要遞過去，忽聽一個童聲尖呼“大爺”，跟著不知從哪裏冒出一個八九歲的男孩兒，手裏倒提著一條半大不小的灰褐色花斑蛇，瞬間已經奔到近前：“我抓著一條蛇！” 小老頭兒的目光從照片上移開，瞥了一眼，漫不經心道：“很好！放簍裏吧。記著，欠你六千元（此係舊版人民幣，與1955年3月1日發行的新版人民幣的兌換比率是10000：1。下同）。” 說完，小老頭兒繼續看照片，擰眉沉思，似在苦苦回憶是否在哪裏見到過這張麵孔。但殷義的注意力卻已經轉移到那個小孩兒身上——確切地說，是轉移到小孩兒手裏倒提著的那條毒蛇上！

殷義有過在戰場上出生入死的曆練，也有深入敵後化裝偵察，麵對日偽槍口和刺刀從容不迫的那份定力，但唯獨對蛇蟲見之怵頭，甚至想著心跳就會加快。之前，他見小老頭兒蹲在那裏守著一個魚簍，想當然以為是個漁夫，是來市場賣鮮魚的，哪知這老兒竟然是來米市壩做毒蛇買賣的！此刻，小男孩兒一手拎著毒蛇，一手撥弄著竹簍的蓋子試圖打開。殷義看得提心吊膽，對其是否能如願有所懷疑，腦子裏隨即閃過一個念頭：千萬別把這竹簍弄翻了……

結果是擔心什麽來什麽，端的是“說時遲那時快”，就在殷義一閃念間，竹簍果然被小男孩兒弄翻了，裏麵盛著的毒蛇（估計也有少量無毒蛇）頓時爭先恐後鑽出來。農貿市場的地麵濕度古今中外都差不多，不分晴天雨天，隻要開門營業，必定是濕漉漉的。米市壩又是清一色的泥地，蛇類動物在這種地表上的移動速度非常快。轉眼工夫，二三十條毒蛇四下亂竄，由於速度快，移動中五彩斑斕的花紋顯得詭異而又恐怖，賣草藥和竹器的男女小販驚叫連連，拔腿就逃，路人以及市場裏的其他商販也都大驚失色。

縱然身經百戰，殷義這當口兒卻也傻了，事後跟戰友提起這段經曆，說他當時有一種條件反射式的趕緊躲開的衝動。在場人員中，隻有攤主小老頭兒鎮定如常，他把照片朝殷義手裏一塞，說聲“沒事”，伸手從懷裏掏出一把剪成碎末的混合幹草藥，隨手一甩，呈扇麵形撒在地上，伸腳把倒翻在地的竹簍勾回來，與此同時，嘴裏發出尖厲的怪嘯。說也奇怪，那些被殷義這個北地漢子稱為“長蟲”的爬行動物竟然紛紛回轉身來，仿佛那些草藥碎末對它們有不可抗拒的吸引力。小老頭兒抄起竹簍，出手如電，手指頻頻戳點七寸，被點中的長蟲無不就地癱軟，被他一條條收進竹簍。

這一切發生得快，結束得也快，也就不過兩分鍾。目睹這一幕，殷義對小老頭兒這一手暗自驚歎，在場的路人以及攤販更是議論紛紛。那小老頭兒收起竹簍，雙手抱拳衝大夥兒轉著圈兒作了個羅漢揖表示歉意，然後走到殷義跟前，說照片上這張臉他看著似乎眼熟，可實在想不起曾在哪裏見到過，抱歉了！ 就在這時，市場另一側“砰”的一聲槍響，隨即傳來喧嘩之聲。殷義一個激靈，莫不是段富仁、詹添福他們遇到了情況？想著，拔腿便往市場裏跑。 市場另一側的段富仁、詹添福確實遇到了情況——

他們兩個分頭沿著一排攤位挨個兒向攤主出示王成禪的照片，詢問是否見過這個人。段富仁來到拐角處的最後一個攤位，那是一個賣小板凳、水桶、儲物盒、木如意之類小型木器的攤子。攤主不在，可能是臨時有事暫離片刻。段富仁尋思，那就先去對麵那排攤位吧，回頭再過來請該攤主辨認。剛要轉身離開，攤主回來了，是個二十二三歲的愣頭青，可能以為段富仁是顧客，還沒走近就扯著嗓門兒吆喝：“想買什麽？喂，別看別人啦，說的就是你！”

段富仁甫一轉身，那小子一愣，睜大眼睛上下打量片刻，臉色倏變：“你……你是……” “我是公安局…… 下麵的話段富仁還沒說出來，對方二話不說，揮拳便是一個衝天炮。要不是段富仁練過武術，身手靈活躲閃得快，鬧個滿臉桃花開也說不定。那廝一拳砸空，拔腿就逃。段富仁來不及，緊隨其後，卻被不知從哪裏冒出來的三個身強力壯似是一個模子裏壓出來的青年男子攔住。段富仁遂掣出手槍，朝天鳴槍警告。不遠處另一偵查員詹添福聞聲拔槍衝過來，和段富仁一起把那三個小子逼住。段富仁正要去追襲警的那廝，卻見殷義已經押著那主兒過來了。原來，這愣頭青逃竄的路線正是殷義趕來的方向，見有人慌不擇路抱頭鼠竄，料想跟鳴槍有關，便當場拿下。

三位偵查員把這四個小子押到市場一角，喝令抱頭蹲下，就地訊問。原來，這四個是江湖哥們兒，最低一檔的地痞。解放前都是不務正業遊手好閑的混混兒，解放後地痞混混兒沒了市場，就湊了些錢鈔批了些小木器合夥做起了生意。這種生意自然別指望能掙多少錢，根本不夠他們的花銷。於是就策劃搶劫，最近半月已經作案三起。昨晚三人剛去三官堂街搶了一戶資本家，四人分贓後各自回家。那個揮拳襲警的家夥蔡某到家後方才發現，他帶去的那個準備盛裝贓物的布提兜竟然落在苦主家裏了（因取了苦主一口小皮箱，所以沒用上）！這個布提兜是蔡某之父春節前去桂王橋北街“益康堂國藥店”購買補品時人家贈送的促銷禮品。

蔡某為此一夜無眠，今天上午過來後跟三個同夥一說，觀點不一，有說“不礙事”的，也有和蔡某一樣頗為擔心的。為首那個姓牛的“大哥”認為小心無大錯，建議蔡某等三個昨晚持刀進入苦主家跟人家打過照麵的暫時去鄉下找個旮旯躲一躲。至於米市壩的攤子，由他守著就是。牛某昨晚擔任望風，沒跟苦主打過照麵，隻要一口咬定自己在家睡覺，再讓家人作證，料想無事。

剛才四人不在攤子上，就是在附近角落抽著香煙密議此事。沒想到剛議到這裏，發現攤位前有人駐步在瞅商品，以為來了主顧。舊時做生意有點兒講究，其中一條是每天的第一位主顧必須盡可能拉住，哪怕平進平出甚至小賠些許也要爭取成交。所以，蔡某就過來應酬了。哪知一看來人是公家人模樣，尋思準是布提兜之事穿幫，人家找上門來了，就有了之後襲警逃竄的一幕。

簡短訊問完畢，偵查員去附近找了個有電話機的公司，通知管段派出所派人過來將這四人帶走，三偵查員則繼續訪查目標，結果令人失望——所有辨認照片的攤主都說沒見過此人。

其實，不但米市壩市場的攤主十有八九見到過目標，就是偵查員中也有見過此人的。那就是副組長殷義—— 他剛剛打過交道的那個捉蛇的小老頭兒，正是超級凶犯王成禪！

四、線索難覓

王成禪在1946年7月懷著對家鄉“窮棒子”和中共民主政權的刻骨仇恨，以“還鄉團”骨幹分子的身份殺回蕭縣老家後，大開殺戒，犯下了累累罪行。原以為以國民黨的那份力量，以及背後有美國政府的援助，內戰打敗中共料想不成問題。到時候，他的仇如願報了，還可以憑著立下的功勞弄一個什麽官兒做做，重新過一份滋潤日子。哪知世事難料，老蔣這麽不爭氣，把一盤好好的棋下得慘不忍睹。

那段時間，王成禪對時事政治極為關心，每天看報紙聽廣播，深更半夜還收聽中共廣播電台的廣播，又有一顆受過大學教育的腦袋，在“還鄉團”那些土豪中屬於“眾人皆睡我獨醒”的狀態，終於提前意識到國民黨大勢已去。如此，原先指望的“個人前途”就成為一個肥皂泡了。“獨醒”的王成禪遂作出決定，帶上“複仇”所得的金銀珠寶，遁身江湖，找個安全地方先待下來再說。於是，一夜之間，王成禪就在蕭縣地麵上消失了。

從此，王成禪開始了他的流竄之旅。不過，這還算不上逃亡，他所到之處都是國統區，而國民黨政府已經撤銷了對其漢奸罪行的追究，所以他是安全的。

王成禪先是去了重慶，那是一個他從未到過的陌生城市。但他對川東話倒並不生疏，在上海就讀野雞大學的時候，同寢室的一位同學夏某就是重慶人，兩人一見如故，迅速成為哥們兒。王成禪有語言方麵的天賦，沒事就跟那哥們兒學說四川話，到兩人分手時，他已能說一口流利的川東話了。 到重慶後，王成禪沒去找那同學，而是租了房子暫住。身邊有金銀珠寶，吃喝不必發愁，但不是長久之計。他想融入當地社會，就發揮自己的中醫特長，在勝利碑擺了個攤子給人治病。這個過程中，他結識了一些也在勝利碑設攤謀生的朋友，以川人居多。王成禪經常跟這些朋友喝酒飲茶擺龍門陣，聽說了四川各地的許多軼聞，川西新都石板灘“叫花村”的情況就是這樣得知的。

往下的形勢發展，還真是讓王成禪給估測著了。國共內戰，國民黨空有美國的強大援助，在戰場上竟然節節敗退。王成禪在山城待了年餘，連使用假名的戶口也在當地哥們兒的幫助下在警局給上了，而且在給警察送了兩條煙後，時間往前提了兩年多。這樣，即便重慶由國統區變為解放區，他也經得起新政權的審查。哪知，1948年10月，他跟大學同學夏某不期而遇。

那天下雨，王成禪等幾個哥們兒擺在勝利碑街頭的中醫攤、蛇藥攤、算命攤之類，生意都很清淡，幾人便坐攏一起喝茶擺龍門陣。已是國民黨重慶市政府官員的夏某，就是在這當口兒打著一把雨傘路過的。王成禪的攤子上支著一把大傘，上寫“一脈搭準，妙手回春”，夏某就是被這句廣告詞吸引，駐步打量攤主。

時隔多年，兩個情同手足的兄弟在此地邂逅，自有一番感慨。夏某把王成禪請往附近的咖啡館敘舊，兩人有扯不完的話語，話題開了一個又一個。看看暮色已降，又從咖啡館移至飯館。夏某這時已是市社會局的一名處長，手中有權，臨別時讓王成禪明天去社會局找他，他可以給他介紹一份工作，肯定比街頭行醫體麵得多，而且收入豐厚。

如此，王成禪隱身重慶的希望落空了。他經常收聽解放區的廣播，知道國民黨敗局已定，老蔣縱然有再世諸葛亮襄助，也是回天乏力，別說重慶，整個中國也必將由中共控製。屆時，官居處長的老同學自己是否能夠得以保全也還難說，由其提攜的自己哪有平安之福？再說，如若要當官或謀份體麵職業，他當初離開“還鄉團”後幹脆去南京托朋友找門路不就得了，還用得著跑到重慶來？看來，要想隱居避禍，還得跑遠些。去哪裏為好？王成禪想起了跟山城這邊的哥們兒擺龍門陣時聽說過的川西新都石板灘。

說走就走，次日他就離開了重慶。

來到石板灘後，王成禪憑著一口基本達標的川語，順利成為“叫花村”的一名村民。盡管手頭有錢，但總得有一份職業遮人耳目。中醫當然是不能做了，就采藥出售吧。他在重慶時，跟那個賣蛇藥的哥們兒崔某學得了治蛇傷抓毒蛇的本領，兩人經常去野外采藥抓蛇。崔某驚歎這位哥們兒的聰明，說他學啥像啥。於是，到石板灘定居後的這段日子，他上山采藥時也留意抓蛇。

1950年3月13日的那宗特大凶殺案，並非臨時起意。王成禪對共產黨、“窮棒子”有一種與生俱來的刻骨仇恨，從理論上來說，這就是階級仇恨了。2月上旬“龍潭寺慘案”拉開了土匪暴動的序幕，石板灘這邊的土匪緊接著熱烈響應，“叫花村”也有部分村民參與，有人還邀王成禪參加，被他拒絕了。對於這個受過高等教育、雙手早已沾滿人民鮮血的漢奸、“還鄉團”骨幹而言，他內心對這種暴亂極為支持，但他更清楚，美式裝備的國民黨正規部隊尚且被打得潰逃台灣，眼下這些土匪、反水降卒難道還能扭轉局勢？所以，他不想參與。

鄉下消息閉塞，他隻有在去新都縣城或者成都市區出售藥材時才能獲得一些信息，得知此番石板灘與龍潭寺兩地作為反革命暴動首發地，上了北京的報紙。根據他對中共行事路數的了解，意識到不能再在石板灘隱藏下去了。回頭暴亂被鎮壓下去後，龍潭寺、石板灘兩地肯定會受到中共徹徹底底的清查，“叫花村”聚集了太多的不明身份者，那更是重中之重。王成禪遂決定離開。這還是他在2月下旬時的想法。

王成禪具有狡兔三窟的思維，當初他從重慶悄赴川西時，先在成都市區逗留。趁其時蓉城還是國統區，便到處轉了轉，發現天府之國名不虛傳，物產豐富，物價上漲幅度比重慶要小，可能因為時局原因，房價不漲反跌。他就通過一個有著袍哥身份的房產經紀人，在化成寺街一條無名小巷買了一個帶兩間舊平房的獨立小院。經紀人是個老江湖，一眼就看出他是從外地過來意欲在川西定居的對象，便主動詢問是否需要幫助辦理戶口，王成禪求之不得，即掏錢作為打點費用。

在成都市有了戶口，王成禪離開石板灘才能夠有一種說走就走的灑脫。這一離開，肯定就不會再回來了，王成禪尋思，何不趁眼下一片混亂之機殺幾個共黨分子以泄心頭之恨。有了這個想法，他馬上製訂方案，很快就想出了一條毒計——

解放軍的剿匪勢頭很旺，看來很快就能控製局勢。屆時，肯定不會容忍叛匪逃竄躲藏、死灰複燃，那就要進山巢匪。這些暴亂匪徒對本地地形了如指掌，在力量不如對手的情況下，必會采取埋伏方式對付剿匪部隊，部隊的傷亡是少不了的。打仗當然不可能帶著傷員，那就要把傷員從前方撤下來。以眼下的交通條件，以及叛匪打一槍換一個地方的路數，解放軍傷員不可能迅速送往成都救治，也不會往新都縣城送（一是新都醫療條件有限，二是從石板灘去新都比去成都的距離還多幾公裏)，估計會在石板灘設臨時急救點、包紮所之類。在這種條件下，後勤肯定跟不上，那就會向當地百姓有償索求飲食。 王成禪的主意是，眼下這個季節，山上、野地裏蘑菇瘋長，其中不乏含有劇毒的致死毒菌。由於品種繁多，當地老鄉尚且難以分辨，每年都有中毒不治身亡的，何況這些北方來的軍人。王成禪是中醫，盡管不能辨別所有毒蘑菇，但還是識得幾種的，何不以毒蘑菇為菜，連同米飯一起提供給剿匪部隊。這種情況下，即便一中毒就發作，也缺乏就地救治的條件，況且也無人知曉救治方法，待送到成都，隻怕已經來不及了。

打定主意，王成禪即著手準備，3月13日，終於候得機會，一下子毒害了我軍民十二人，然後連夜逃離石板灘。

逃往何處？事先已有計較，玩“燈下黑”，進了成都市區，回到了他位於化成寺街的“家”。平時他一月大約進城兩三趟賣藥，每次都會回“家”待一兩天。房屋位置處於鬧市中的冷僻之處，沒有近鄰。再說，他是有戶口的，當然既不姓王，也不姓袁，而是使用了“彭作仁”的化名。

王成禪知道，如今成都已是共產黨的天下，跟國民黨時代大不一樣，其中一個大變化就是“群眾的眼睛雪亮”，不但街道、居委會，連那些貧賤百姓也會主動向派出所報告他們認為可疑的對象。盡管不愁吃喝，他還是不敢待在家裏飽食終日無所事事，尋思得找點兒事來做做。

幹什麽行當好呢？做郎中肯定不妥。在石板灘幹了那麽大一個案子，別說成都市了，就是全川隻怕都已知道，警方肯定會四處偵緝，他不能有些許蛛絲馬跡引起外界的注意。左思右想，最後決定走個冷門兒，那就是捕蛇出售，做蛇販子。成都有幾家抗戰時逃難過來的廣東人開的粵菜館，菜單中有以蛇為主料的菜肴，另外蛇膽酒也有一定的需求。但川人對捕蛇缺乏興趣，食材貨源一直得不到保證，不得已時，廚師甚至親自出馬去郊區捕蛇，以滿足食客的需要。王成禪尋思，他可以在這方麵玩一個障眼法。

於是，他就做了蛇販子，不但自己捕蛇，還從山民手裏收購。沒幾天，他就發現這一行選對了，除了可以作為自食其力的幌子，還使得不管是鄰居、路人、群眾、幹部，抑或軍警，隻要看見他手裏提著捕蛇夾子以及那個散發著特殊腥味兒的裝蛇竹簍，無不退避三舍，不敢靠近。居委會幹部為避免登門，連隔三差五總要召開的群眾大會也懶得通知他了。自發現幹這一行有這個好處後，王成禪也就不主動向那幾家粵菜館送貨上門了，簍裏有貨，就去附近米市壩支個攤子，等飯館廚師過來購買，免得帶著這副工具招搖過市惹人注目。

以上隻是身份和職業的掩護，想要有效躲過軍警的緝查，還有非常重要的一條，那就是設法改變自己的容貌，也即如今說的整容。

整容這個詞匯出現的時間不算長，但整複體表缺陷的手術可追溯到古代，《晉書》上就有修複唇裂的記載。公元前六至七世紀印度的史料中，也有鼻再造與耳垂修複的記載。十九世紀，歐洲有了整形外科從業人員，皮膚移植的成功則為整形外科向專業化發展起到了推動作用。20世紀初，整形外科手術多用於治療一戰中麵部遭受損傷的人員。在近現代中國，整形外科作為一門學科起步比較晚，直到20世紀40年代末，恐怕也沒幾個人聽說過。

王成禪對通過西醫改變容貌不抱希望。但改變一下自己的容貌，於他來說又極為重要，怎麽辦呢？西醫找不到，那就中醫吧。可是，中醫是沒有整容業務的。但王成禪卻說：有！ 在哪裏？是誰？ 遠在天邊，近在眼前——王成禪就是！

可以說王成禪真是大膽，也可以說這等同於狗急跳牆，但不跳就是死路一條，跳一跳，沒準兒還有生機，反正伸頭縮頭都是一刀，他決定自已動手整容。他沒學過整容技術，就連見也沒見過，但他學過化妝，而且是正式拜過老師的。

當年他在大上海讀大學時，學校裏組織話劇社、京劇團，學生可以自由報名。王成禪雖然對唱戲聽戲一概沒有興趣，但他對參加這些社團的女生感興趣，於是就說自己在蕭縣老家曾學過化妝，積極報名參加。野雞大學當時沒有美術專業，倒還真是缺化妝師，立刻就批準了。好在這兩個業餘劇團從成立到演出之間有幾個月的空當，王成禪便急電蕭縣老家讓速郵錢鈔若幹，收到後即按照《申報》上的廣告信息，前往公共租界靜安寺路請一位英國專業化妝師一對一麵授。學了兩個月，王成禪又經這位洋師傅介紹，去大世界幫演出藝人義務化妝作為實習。王成禪少年時學過畫畫，加上人又聰明，三個月下來倒也可以出師了，在學校劇團一直混到因違反校規被學校開除。據說他離開之後，那個話劇社因找不到化妝師而倒閉了。

王成禪根據畫畫時學到的訣竅，對人臉結構進行了分析，發現了若幹容易被識別的共同特點，其中有的跟後來專門研究人臉識別的刑偵專家運用的原理竟然相符。他就選擇在“讓眼睛炯炯有神”、“臉頸部膚色變深表皮起皺打褶”這兩點上做文章，意在改變人們對其麵容的注意點，達到蒙混過關的目的。於是，就開始大膽嚐試。膚色變深表皮起皺打褶對於他這個正規執業中醫來說，不算難事，弄些中藥連喝帶研粉加“料”（秘方需要的非中藥類其他物質）塗抹就可以了。“眼閃發光”要想速成本來是一個難題，舊時藝人練眼神頗為麻煩，要日視太陽夜盯香火，沒數百甚至上千天的苦練根本甭想。至於武術高手的那份眼神，則跟內功有關，通常沒有二十年以上的刻苦修煉是閃不出神光的。可是王成禪卻有左道旁門，他當年在大世界“實習”時用三十枚大洋從一個年過六旬的老化妝師那裏獲得一張秘方，方子上的東西市麵上有售，現在淘寶網上也有賣，將此物煮水後每日熏洗雙目，一般隻消兩個星期即可使眼睛炯炯有神。一段時間後，其效果會逐漸消弭，到時則可再次使用，效果依舊。王成禪就是用此秘方解決了眼神問題的。

王成禪早在策劃作案時就已經對自己作案後被軍警方追緝的情況作了估計，認為會有以下四點——

首先是會認為他是土匪方麵設在石板灘的暗樁，3月13日瞅準機會下手製造毒殺案件後，就逃竄至土匪那裏去了。所以，對他的追緝很有可能隻不過是停留在設立案卷上，待日後剿匪結束再對其下落進行調查。當然，也有可能會將其情況從軍方下達給各剿匪部隊，要求部隊在剿匪中留意緝拿他——但這種可能性比較小，因為以王成禪在“還鄉團”的經驗，四川此番參加暴動的土匪中，肯定不乏全川各地乃至外地逃亡來川的巨匪惡霸、亡命大盜、漏網特務之流，這部分人的罪行肯定不比他王某人小，如果軍方人人都下通知緝拿，那是不現實的。畢竟剿匪部隊的力量有限，必須全部撲在剿滅土匪上。 其次是軍警方可能在土匪內部安插有內線，他們通過內線會了解到他其實跟土匪沒有關係。因此，他的逃竄去向應該是川西或者川中其他地區的野外，這一點他們會根據自己之前是以采藥為生而推斷出來。那他們暫時就拿他沒轍，處置方式和上一種情況不會有什麽區別。

再則就是會估測他可能會躲到附近一些縣城，這就會由川西公安廳出麵，向全區各地公安局下達通緝令之類的緝拿文書。當然，也會考慮到他可能躲藏在成都市區，會進行偵查。不過，警方手頭應該隻有唯一一條線索：即他是以采藥為生，推測會把所采得的藥材賣給新都縣城和成都市內的一些中藥店，所以，專案警員會走訪成都市內的中藥房調查線索。但他已經改行做警方怎麽也想不到的蛇販子了，切斷了跟中藥店的關係，平時走路也是繞過那些賣過藥材的中藥鋪子。因此，警方對他也應該沒轍。

最後一個估計，可能會是他藏匿於成都市內，但改行了，不過不知改做什麽了。所以，會采取廣泛查摸的方式進行尋查。這一點，王成禪尋思倒是需要注意防範的。 王成禪尋思，如果自己暴露，那最大的概率多半會是在米市壩。但憑他的那份化妝術以及變中醫為蛇販子的遮眼大法，即使對方有孫大聖的火眼金睛，隻怕最初也隻不過是輕度懷疑，不會二話不說就下手捉拿他。不過，如果真是被撞上了，那將是生死全在一念間。對手的能耐不能小覷，有資格成為偵緝像他這樣一個超級凶犯的專案組成員的，都是人精。所以，光憑他主觀抓住機會隻怕還不行，必須分散對手的注意力。王成禪想了兩天，經過反複權衡，最後決定利用人為製造“蛇禍”來製造脫逃機會。於是，他就在已經物色的幾個捉蛇賣給他的小叫花中，選中了一個最機靈聰明的。那個小叫花綽號“小糊塗”，真名連他自己也不知道，因為他打記事起就已經跟著一群比他稍大的小叫花在乞討了，料想應是父母雙亡的孤兒。王成禪用了一點點錢和食品就收買了這個八歲男孩兒，關照他隻要看見自己出現在市場，就拿著抓到的蛇躲在暗處看著他；如果沒有抓著蛇，就在他收攤離開時過來取一條放在毛竹筒裏封住。一旦見他發出暗號，就立刻拿蛇過來“賣”，然後故意把蛇簍子撞翻。完事後，迅速離開即可。

王成禪準備的這一招還真給他製造了一個脫身的機會。

初解放時的警方基層偵查人員，來源一般有三種：有解放區公安工作經驗以及之前曾在部隊裏有過軍事偵察實踐的接管幹部、留用刑警以及當地解放後從社會吸收的進步青年（稍後，各省都創建了公安學校，招收學員，學習半年一年後分派至本省警務單位）。從業務技能水平來說，這三類成員中的留用警員的平均水平可能占先，但若論尖子，還是在第一類接管幹部中。不過，總的來說，當時的偵查人員普遍都缺乏現代化的技能培訓，根據地的保衛幹部培訓班也好，解放後的公安學校乃至舊時的警校也好，其教學內容都有所欠缺。比如辨認臉容，通常是忽略掉的，全憑學員參加工作後自己在實踐中一邊琢磨一邊運用。跟王成禪不期相遇的偵查員殷義也是這樣，他根本沒想到這個目閃神光、臉麵黝黑、皺紋褶痕密布的蛇販子竟然就是警方正在苦苦尋覓的超級凶犯。

當天晚上，專案組聚在一起匯總各自的調查情況。趙方局長在聽了殷義的匯報後，馬上讓正要接著匯報的另一位偵查員暫停，隨即向殷義提了幾個關於現場情況的細節問題。這位1926年入黨、抗戰伊始就已是中共晉西南區黨委社會部領導的資深保衛幹部聽了匯報後，稍稍沉思片刻，說：“此係反常！”

反常在哪裏？趙方認為，殷義對蛇販子雙目神光顯露的判斷肯定不會有錯，因為殷義自己就是武術世家出身，少年時便開始練拳練內功，對練家子自然是見得多了非常熟悉。但是，剛才他向殷義了解下來，這小老頭兒徒有“雙目如炬”的神采，行為舉止中卻缺乏相應的功力體現，也沒有武功高人的那份氣場。於是，趙方便懷疑這主兒是在玩障眼法：根據蕭縣那邊的通緝令所稱，王犯曾學過繪畫，接受過專業訓練，尤其擅長畫人物肖像，其水平連當地專業畫師也自歎不如。所以，該犯知道人的臉容最難改變的是眼睛，為了不露出馬腳，他很可能用什麽手段把一雙眼睛變得目光如炬。這樣，人見之肯定會注意其眼神，也就不會留意其五官和照片是否相似了。

還有一點，就是那個蛇簍突然傾翻的現象。從殷義所見的那小叫花子往竹簍裏裝毒蛇一幕判斷，既然小叫花子能手擒毒蛇，他就應該知道怎樣防範毒蛇逃竄，而且，打開竹簍蓋子往裏麵放蛇他也不會是第一次幹，否則，這個蛇販子也不會叫他自己操作的。然而，經其手一撥弄，竟然就把蛇簍弄翻引發一場毒蛇大逃亡。這一幕當時看似是個意外，但仔細分析起來——這好像是事先安排好似的。 經趙方這麽一分析，專案組的偵查員都覺得頗為符合邏輯。組長俞青竹決定重新進行調查。說幹就幹，連夜行動吧！

當下，全組出動，直撲米市壩。那裏沒有夜市，但卻有一些固定攤位的攤主是待在搭建的簡易棚子裏過夜的。偵查員趕去，把已經睡下的十多個攤主一個個喚醒，先表示歉意，然後說明來意，請求他們配合提供相關情況。這些攤主都表示理解，一群人便搬了木墩子、石塊磚頭之類的在市場空地上圍坐一圈，開了個座談會。

專案組了解到以下情況：蛇販小老頭兒是大約在今年清明時開始在米市壩出現的，他似乎是懂這邊“蛇鷹蠍子不能入場”的規矩的，頭天來就沒進場，在外麵路邊蹲著。他是米市壩市場的第一個蛇販子，沉默寡言，從不跟人搭腔，倒是那些小叫花子不知怎麽的跟他蠻合得來，捉蛇賣給他，他除了付錢，還時不時帶些吃食來讓他們分享。川人不大吃蛇，所以他在米市壩基本就是隻進不出，據說收來的毒蛇是去賣給幾家粵菜館子的。由於小老頭兒不是每天都來市場，即使來了也不跟人搭腔，所以他已經出現兩個來月了，這邊的小販連他姓啥都不知道，更別說名字、籍貫等其他信息了。 偵查員認為從上述情況看來，小老頭兒顯然是十分可疑的。他們向小販打聽那些小叫花子夜間住在何處，決定來個夤夜拜訪。小販說那七八個小叫花子都是在附近那座破敗的土地廟過夜的。

專案組隨即夜訪土地廟，把那些小叫花子給堵在廟裏，也給開了個座談會。小叫花子都是精靈，開始不肯配合，偵查員嚇唬他們這裏不說去局子裏說。沒想到他們竟都滿不在乎，站起來就要跟偵查員走，說進局子也蠻好的，有免費的飯吃了。偵查員讓這幫小爺弄得哭笑不得，隻好好言勸之，這才得到配合。小叫花子們於是輪流說了說情況，果然如專案組之前的推斷，那小老頭兒以食品、零錢收買了“小糊塗”，說如若有“江湖對頭”來找他麻煩時，需要他救駕，具體做起來很容易，隻要把事先準備好的毒蛇從竹筒裏取出，過來說要賣給他，自己往竹簍裏放的時候故意把簍子弄翻即可。

至此，小老頭兒便被專案組定為“3·13”凶案嫌疑人。成都警備司令部、成都市公安局連夜聯合發出布控緝拿令，全市出動大批軍警進行布控查緝。可是，一連折騰了兩天，逃犯卻杳無影蹤！

五、緊鑼密鼓

這兩天，對於“包薦頭”的店主、秘密身份係“中華民國國防部保密局西南密字第241信銷”的包福壽來說，也經曆著前所未有的忙碌和緊張。

他自6月2日接受“穿山甲”的指令尋覓王成禪的信息以來，一直在成都市內四處轉悠。打自1939年他開始為“軍統”效力，就結識了一幫三教九流的朋友，最近他假裝閑著無事喝茶飲酒擺龍門陣，設法把話題往找人上麵扯。但這顯然純屬撞運氣，就像在街頭“六合彩”攤頭摸彩一樣，理論上來說是有希望摸得到的，但實現的可能性卻是微乎其微。

這個情況，對於“穿山甲”來說，有一種火燎眉毛的緊迫感。“保密局”台北總部已經連續兩次來電催問此事的進展情況，由此可見毛人鳳的急迫程度。

於是，他決定另派人員尋覓王成禪，至於包福壽，則暫時不改變原先指令，還是讓其全城尋訪。 那麽，再派誰來尋找王成禪呢？況錦天決定讓其嫡親外甥屠亞傑出麵具體操辦此事。

屠亞傑，二十六歲，出身富商家庭，其父係自貢鹽商，袍哥首領。屠亞傑高二時輟學報考成都空軍機械學校，被錄取。次年，他因酒後毆鬥傷了一個將官的公子，盡管當時況錦天已是“軍統”上尉，可也保不了外甥，屠亞傑被判了三年徒刑，交原籍警察局執行。回到老家，憑其老爸的勢力，當地警局沒讓屠亞傑坐一天牢，而是讓他去刑偵隊做了一名沒有編製的便衣。

後來，況錦天擔任“保密局”成都站督察組組長，負責對省會警察局和警備司令部稽查處特務活動的監督。於是，他就把外甥從自貢喚來省會，但沒給屠亞傑委任什麽職務，幹的也是雞毛蒜皮的零星活兒。但舅甥倆心裏明白，屠亞傑是況錦天的私人助理，幹著監督“保密局”那班正式特務的秘密使命。屠亞傑幹得很到位，以至於那些被暗中監督的特務們竟然沒有一個知道自己在被監視。

成都解放前夕，況錦天受命潛伏，仍舊讓外甥跟著他幹。在成都解放前九天，況錦天突然“失蹤”，屠亞傑也隨之消失，舅甥倆去了設在玉帶橋的一幢大樓內的“大旺星貿易公司”，這家公司早在抗戰後期就已經注冊成立，檔案顯示多年來一直在正常運作。其實，這是當時“軍統”秘密設置的一個備用密點。現在，況錦天改名換姓成為公司經理，屠亞傑也改了名字擔任庶務科長。這家公司就他們兩人，做的是皮包生意。這在舊時也算正常，比那些注冊在自己家裏的私人公司還強一些，畢竟還有個經營地點。

現在，況錦天決定把尋訪王成禪下落的活兒交給屠亞傑負責。當晚，他把情況跟外甥一說，屠亞傑表示沒問題，一定努力去做。不過，他提出一個條件，如果我完成了這樁活兒，也不要獎賞，更不要編製頭銜什麽的，隻要讓我護送這個姓王的奔重慶上雲南去境外，最後徑赴台北就行了。到了台北，我找什麽工作，也不用勞您老費心。沒準兒我很快就會離開台灣，去香港、澳門或者美國都有可能。您看這麽辦行不行？

況錦天聽著，尋思這小子倒還頗有心機，他想去國外過一份太平日子。當下沉思片刻，正色答道：“水往低處流，人往高處走。從私情上來說，我當然願意你離開大陸，不過，這是公務，我說了不算數，還得向總部請示獲準後才行。不過應該不是難事，確實可以以護送的名義向上申報。這樣吧，你隻管去辦此事，隻要把目標找到了，啥都好說！”

舅甥之間的這筆交易就這樣談成了。 另一邊，專案組偵查員經過分析，對三個方麵進行調查：一個是根據之前調查所獲的“袁某（即王成禪）以采藥為生”的信息，查其在出售藥材時所接觸的中藥店的情況；另一個是走訪成都市內那幾家購蛇為食材的粵菜館；第三則是追查王成禪在成都市內的落腳點。

經查，成都市內的粵菜館中隻有一家跟貌似王成禪的蛇販子有關係，說是從清明節時開始的，王成禪大約三至五天送一批蛇來，其中有毒蛇也有無毒蛇，以毒蛇居多。王成禪話不多，說川語，因為跟店方幾乎沒什麽交流，所以店家也不知道他的川語是否純正。這人對錢似乎看得並不重，賣蛇從不侃價，給他多少他就收多少；粵菜館有時有賣剩下的鹵菜、點心，老板好心要送他一些，他從不肯收，態度卻很客氣，總是連連道謝。這人從來不跟別人說自己的事，曾有廚師隨口問他住在哪裏，他笑言“住在廟裏”——這顯然是謊話，因為偵查員問過那幫小乞丐，“老先生”是否如他們一樣以破廟為家。小乞丐們一致搖頭，說他們對全成都的破寺廟破道觀了如指掌，“老先生”根本沒有住在廟裏。 那麽，王成禪會不會是住在有僧人的正規寺廟裏呢？專案組向市佛教協會請教，得到的回答是絕對不可能！像他這種以捉蛇殺生為業的角色，天底下沒有哪座佛教寺廟會向他提供住宿的，甚至連進都不會讓他進。

粵菜館調查無果，專案組考慮到凶案發生前王成禪可能以采藥為生，接著就開始清查中藥店。從當時王成禪居住在石板灘的地理位置判斷，他可能去石板灘所在地的縣城新都，也可能來成都市售藥，石板灘鎮距這兩地的距離差不多。專案組鑒於當時匪患的情況認為，王成禪來成都賣藥材的可能性大些，況且從石板灘到成都市也容易搭到便車。另外，從米市壩小販反映的情況看來，王成禪很有可能在成都市內有落腳點。

專案組七名偵查員全體出動，這回不分別調查了，先集中盯著成都市的中藥店進行調查。根據王成禪在米市壩賣蛇這一情況，大夥兒認為王成禪出售中藥的店家也會選在附近。於是，專案組將對中藥鋪的調查圈定在以米市壩為中心的方圓兩公裏的範圍內。

偵查員用了一整天時間分頭走訪，跑遍了劃定範圍內的所有中藥店、藥材批發行和專門收購藥材的地攤販子，卻沒有什麽有價值的發現。

6月6日晚上，專案組繼續分析案情。趙方局長在工作間隙也抽空來參加。大夥兒熱烈討論，形成兩種觀點：一種認為王成禪出售藥材的店鋪在專案組劃定的範圍之外；還有一種觀點則是認為偵查範圍應該沒錯，隻不過咱們查得不細，可能漏掉了一些藥鋪。這當然都是一些推斷，雙方誰也說服不了誰。趙方局長一到，大夥兒就都住嘴了，吃起了領導送來的新鮮櫻桃。

專案組長俞青竹沒吃，而是向趙局長匯報了白天大夥兒的調查情況，以及正在討論的兩種觀點。 有偵查員笑問：“趙局長，您怎麽看這個問題？” 趙方笑言：“我的思維沒你們反應快，還沒來得及琢磨呢，大夥兒先吃櫻桃，讓我想想。”

 過了一會兒，趙方表達了自己的看法：成都和平解放前後各行各業都有由於各種原因關門歇業的現象，在專案組劃定的調查範圍內，是否有中藥店或者收購藥材的攤販歇業不幹的呢？這一點需要專案組繼續調查確認。

專案組次日便向剛剛由市藥材同業公會改組的藥材行業協會進行調查，查詢在以米市壩為中心方圓兩公裏範圍內是否有中藥店鋪在解放前後歇業關閉。另外，專案組希望協會提供該範圍區域內收購藥材的地攤從業者的情況。

藥材行業協會的接待人是個年屆六旬、幹瘦如柴卻又精神矍鑠的禿頂老頭兒，他思維反應很快，聽聞來意後，他幾乎想都沒想就開始搖頭。他的頭搖擺幅度小，但搖的時間卻很長，如果這一幕發生在現在，沒準兒偵查員會以為這老頭兒嗑了搖頭丸。

幸虧他一邊搖著頭，一邊總算開腔了，他說擺地攤的人是沒有資格加入協會的，他們也不需要辦理營業執照，所以也不必跟協會打交道。至於中藥店，老頭兒說在他的記憶中，解放後這個區域裏也沒有歇業的，連打算歇業的都沒聽說過。

偵查員聽老頭兒說到此，正大失所望，誰知突然出現了峰回路轉——老頭兒說：“不過，有家製造成藥產品的作坊半月前倒是歇業了。他們熬藥時沒留心，走水了，一場大火把整個作坊燒了個精光。沒辦法，隻好歇業。唉！”

偵查員問明地址，隨即就去找這個作坊的主人老方。一問，王成禪果然是把采得的藥材都賣給他家了。

不過，王成禪跟這家作坊主接觸時，舉止言行與跟粵菜館接觸時一樣，老方也無法向專案組提供什麽更有效的信息。偵查員正要告辭時，來了兩個夥計，他們是來跟老方商議是否把火場廢墟清平整後重振旗鼓之事的。老方對向警方提供線索之事很是熱心，便對這兩位說，偵查員是來了解以前總來賣藥材的那個“老袁”的，你倆知道什麽情況嗎？

專案組的運氣來了，其中一個姓黃的夥計說那人有點兒怪，不喜歡說話，像個啞巴一樣，不過，他說自己是石板灘的，我卻聽說他在成都這邊有家。 老黃說了一個情節：去年秋天，當時成都還沒解放，這個老袁來作坊賣藥材。一如既往地悶聲不響，倒茶遞上他也隻是接過來放在一邊，照例不喝。過了秤，付了錢，他衝眾人點點頭，說聲“走了”就出門了。也是巧，正好有一個朋友老馬來作坊找老黃說事。進來後聽大夥兒在議論剛剛離開的那個老袁，說這人賣藥材很大度，不像其他采藥人那樣對給價、稱重斤斤計較。老馬聽後插話說我知道這人，就住在我家附近。

偵查員竊喜，便問那個老馬的地址。老黃說是說了，不過又補充了一句：他已經去世了。就是2月龍潭寺鬧土匪暴動時，他去那邊走親戚，途中遇到土匪，二話不說就開槍把他給斃了。

 不過，專案組已經知道了老馬的住址，既然他生前說過王成禪住在他家附近，那去找管段派出所就是了。 派出所的戶籍底卡上當然是找不到王成禪或者老袁的姓名的，不過，可以根據王成禪的特征在老馬家附近訪查。

專案組已經考慮到多年前的照片跟逃川後的王成禪的樣貌不同，所以在照片的基礎上綜合了米市壩以及粵菜館、中藥作坊三方人員的口頭描述，形成了王成禪的畫像。

6月8日傍晚，專案組終於確認了王成禪在成都的藏匿點，就在距離米市壩大約兩公裏的化成寺街的一條無名小巷盡頭的兩間舊瓦房裏。

隨即，專案組先將該地址秘密監控起來，同時指派偵查員由管段派出所配合，走訪了這條街上上百家街坊鄰居。幾個偵查員一直忙碌到晚上九點多，除了多人確認曾見到王成禪，有的還跟他搭過一兩句話語外，並未獲得其他信息。

與此同時，專案組長俞青竹在派出所查閱戶口底卡時，向多名留用警員和已經離開的國民黨時期的舊警員了解情況，試圖了解王成禪解放前買下化成寺街那兩間瓦房以及買通警署篡改戶籍的情況。但派出所對其房屋買賣情況並不知曉，至於戶籍登記，據當初經辦的一名舊警員姚某說，是舊警察分局致電警署頭目讓辦理的。那頭目解放前夕已經舉家逃離成都，目前不知去向。

當天午夜，專案組全員出動，帶了由派出所聯係的一個街頭鎖匠，悄然前往化成寺街王成禪的窩點。對於專業鎖匠來說，打開瓦房大門上掛著的老式黃銅鎖根本不在話下，按照專案組的要求，他在不損壞鎖體和內芯的前提下，就像使用原配鑰匙一樣，輕而易舉地就把鎖打開了。專案組副組長殷義一馬當先，左右手各持手電和手槍，用腳頂著大門輕輕往裏推開。一股腥味兒撲麵而來，手電光下，隻見屋裏體長不同顏色各異的毒蛇滿地亂竄。殷義生性懼蛇，當下輕呼一聲，連忙後退。他後麵的偵查員詹添福眼疾手快，隨即把大門拉上關緊。有偵查員提議去找木棍鐵鍬什麽的把它們滅了，組長俞青竹說不行，因為此次來是查看這個窩點，必須保持原狀。這些毒蛇肯定是王成禪故意留在家裏的，為的就是幫他看守門戶。如此看來，他這屋裏有可能藏著什麽貴重的東西。如果這個猜測不錯，那他倒是沒逃遠，還會回來的。

專案組決定進屋查看。可是那些毒蛇該如何解決呢？有偵查員提議連夜去請粵菜館廚師來，讓他幫助把毒蛇抓起來放在一旁，待專案組查看過屋裏情況後再放出來。眾人想想這倒是個辦法，可以一試。但偵查員孫牧原卻提出了另一個主意：去消防隊借高筒雨靴穿著入內，這樣就不怕毒蛇的進攻了。大夥兒說這個主意好，於是立刻派人前去消防隊辦理此事。

穿著高筒雨靴入內查看的是俞青竹、段富仁、孫牧原三位。

王成禪的這個住所跟他在石板灘“叫花村”的草屋一樣，屋裏幾無陳設，隻有寥寥幾件貌似撿來的破舊家具。一張隻有一半的寫字台上有兩個抽鬥，都未上鎖，裏麵放著舊鞋子、破布、空酒瓶之類的東西。有一個酒瓶裏還鑽了一條像是竹葉青的小蛇。

偵查員想起案發伊始，軍方調查組去石板灘查看犯罪現場時發現，王成禪逃跑前把灶頭拆毀了，當時分析他可能在灶膛裏藏了贓物浮財之類。如果這個猜測是準確的，那麽他會不會把贓物浮財轉移到這邊的灶膛裏了呢？

三人一議，認為有必要檢查一下。 搬開灶上的鐵鑊，扒開灶膛表麵的柴灰，露出下麵的磚頭。偵查員撬開磚頭，發現裏麵不像老百姓家的灶頭那樣填的是土，還是磚頭。偵查員便知有戲，於是繼續往下撬，一連撬起四層磚頭，底下露出一個陶瓷壇子，壇口用數層防水油布封紮得嚴嚴實實。偵查員把壇子起出來，打開一看，裏麵是若幹金條、數種黃金首飾、珍珠玉石和一遝美元。後經銀行估價，黃金、首飾及珠寶折合案發時的舊版人民幣市價一億七千餘萬元，一遝美元是四千美元。據王成禪落網到案後供稱，這些錢財大部分是他以“還鄉團”骨幹分子的身份返鄉反攻倒算作案所得，小部分是家庭及個人的積蓄。

專案組由此作出判斷：王成禪並未遠走高飛逃之夭夭。因為他若要遠走高飛的話，盤纏是必不可少的，哪怕冒險也會回來取走。所以狡兔三窟，這廝很有可能在成都還有一處藏身之地，或者他是暫時藏身在某個江湖朋友的住處。不管這兩種可能是哪一種，王成禪都一定會伺機溜回來，查看這邊窩點的情況；如果決定逃離成都，他一定會把埋藏的贓物浮財取走的。

於是，經報請趙方局長批準，專案組決定對化成寺街的這處窩點進行秘密監視。

6月9日下午，鼓樓派出所向專案組報來一個情況：有群眾反映，鼓樓南街“包薦頭”店主包福壽近日行為反常，薦頭店連日處於歇業狀態，包福壽則從早到晚一直在外奔波。此人解放前跟袍哥等幫會人士常有來往，故目前此舉疑似不軌，結合川西時勢，很可能有通匪之嫌，希望政府予以注意。派出所長說，這個反映情況的群眾是一位烈屬老大爺，本人是民主進步人士，統戰對象，成都解放伊始川西行署領導登門拜訪人士名單中的一位。言下之意是，此公反映的情況，不管是疑之有據還是捕風捉影，都必須認真對待。可能正是這個原因，所長才親自來市局向專案組通報這一情況。

俞青竹隨即向趙方局長當麵報告這項情況。趙局長當下指示：專案組可著手對被舉報的這個包姓薦頭店主進行外圍調查。 俞青竹當即叫上偵查員段富仁、詹添福前往鼓樓派出所，了解包福壽的情況。派出所方麵說，目前掌握的情況並未發現此人有什麽政治曆史問題，解放後也一切正常，給外界的印象是一個自食其力的尋常小業主。至於最近根據市局指令調查“3·13”凶案案犯線索時此人的表現，戶籍警因布控工作需要曾去找過包福壽，向其出示了案犯照片，包福壽答應留意，但後來沒有跟戶籍警聯係過。這也正常，因為派出所向轄區內的旅館、澡堂、私營醫院等協助布控對象都打過招呼了，事後也都沒有回應。

偵查員對是否需要立刻去找附近居民或四周商鋪老板了解包福壽的情況反複作了考慮，最後認為還是暫不行動為好，以防打草驚蛇。俞青竹與副組長殷義交換了意見，決定抽調人手立刻對包福壽進行秘密監視。

專案組一共隻有七名偵查員，李長生、孫牧原、沙世傑三人受命日夜監督化成寺街王成禪的窩點；還剩下俞青竹、殷義、段富仁、詹添福四人，從中抽出三人負責跟蹤包福壽，留下組長一人作為調度兼機動人員。

俞青竹進行調度的第一個電話就是往市局第四處打的，向處長蔡洪要求借調四名忠誠可靠並通曉警務業務的警員，蔡洪一口答應，連夜派了四名警員過來。這四人，屬於專案組的外援力量，隻承擔專案組下達的任務，並不參加專案組的業務會議。俞青竹尋思，增援力量已經到位，眼下閑著也是閑著，倒不如把他們派去替換蹲守王成禪窩點和跟蹤包福壽的偵查員。跟殷義交換意見，後者表示同意，但是提議說對包福壽的跟蹤可能三人不夠，不如原班偵查員不換，另加派兩名外援過去。俞青竹點頭同意。

接下來，專案組6月10日、11日連續兩天對包福壽進行了跟蹤，隻見他整天在外麵四處奔波，跟袍哥幫會的人士接觸，也不知嘀咕些什麽。

10日傍晚，包福壽前往東大街“淨仁素菜館”，與一男子共進晚餐。偵查員在該男子離開時對其進行了跟蹤。

6月12日，包福壽破例沒出去，一上午都待在薦頭店裏接待顧客。

俞青竹接到電話，皺眉沉思良久，自言自語道：“這不對頭啊？”然後，俞青竹又接連接到兩個電話，報來兩條信息：

一是包福壽10日晚請酒款待的那個男子的身份已經查明，係留用警察，名叫李真璋，原國民黨省會警察局內勤科員，解放後被留用，調到第一分局看守所當了一名看守員；

二是中午成都市公安局第一分局看守所有一個犯人利用外出看病機會成功脫逃。這個逃犯姓王，名字不詳，年齡在四十歲左右。

專案組聞訊，高度懷疑該逃犯疑似正在追緝的超級凶犯王成禪。於是，俞青竹在報告趙局長獲準後，即以市局名義跟二分局局長王效偉聯係，說因偵查“3·13”凶案需要，擬派偵查員以“市局調查組”名義前往分局調查越獄案，請予配合。王局長自無二話，立刻同意。 稍後，專案組殷義、詹添福、李長生三偵查員以“市局調查組”名義前往二分局展開調查。

六、《捉放曹》

如果專案組對二分局發生的這起在押人犯脫逃案沒有作出反應，二分局上下對這個逃犯大概不會引起重視，因為他實在太尋常了。

上一天中午，二分局轄區內的桂王橋北街發生了一起路人鬥毆糾紛。起因很普通：一對青年夫婦逛街，女的被一個匆匆奔跑的少年蹭了一下，打了個趔趄，沒有摔倒。女子本人脾氣很好，沒多說什麽，讓少年以後要小心點兒。而那丈夫卻不依不饒，一把揪住少年就抽耳光。路人看不過去，上前勸阻。男人卻是誰勸罵誰，於是犯了眾怒，被幾個路人合揍了一頓。此時正好有警察路過，叫停後問是怎麽回事。

動手的路人中有個渾身酒氣的中年男子對警察此舉表示不滿，對著警察指手畫腳，嘴裏嗚裏哇啦也聽不清說的是什麽。那民警是個剛從為期三個月的速成公安培訓班結業的青年，還沒學到老警察那份“圓滑”，見狀脫口而出：“你是啞巴嗎？”沒想到此語一下激怒了對方，衝民警迎麵就是一拳。民警雖然快速躲閃，但眉骨上還是挨了“半下”。啞巴力量頗大，這“半下”就形成了一個裂口，民警頓時掛彩。 於是，在眾人協助下，中年男子當場被拿下。

分局治安股長簽了一紙拘票，把人送進看守所羈押。看守所跟押解民警有一個手續交接，一看拘票覺得有些意外：姓名欄裏隻寫著一個王字，年齡、籍貫、職業、住址什麽的一概空白，案由倒是有的：襲警。押解民警解釋，這主兒是個啞巴，估計還是文盲，開拘留證時問他姓什麽叫什麽，他隻是搖頭，遞過空白紙讓他自己寫，隻見他握筆生疏笨拙，劃拉了三橫，看了又看，然後又在中間畫上了一豎。又看，可能認為一豎畫得有點兒歪斜，不滿意。於是又重寫了一遍，仍不滿意，還想重寫，被阻止了。讓他繼續往下寫出名字，他又是搖頭又是打手勢，嘴裏嗚裏哇啦。沒辦法，這表上就隻填了一個姓氏。 看守所把這個王姓人犯收押後，因其所犯事兒很小，也就沒當一回事。

辦理收押手續的看守員就是解放後被從市局“調”到二分局做看守警的李真璋，同事都喚他“老李”。老李把該人犯遞進監房時，對同監的人犯說這是個啞巴，殘廢人，別欺負他。看守員的話就是指示，一幹人犯對此人還算客氣。

當日無話，晚上也沒事。到了今天中午，事兒來了。中午看守所開飯時，打自昨天下午進來後就沒怎麽吃飯的啞巴可能是餓過頭了，裝著飯菜的搪瓷盆一到手裏，他就立刻狼吞虎咽埋頭大嚼，剛吃得幾口，啞巴突然扔下飯盆筷子，雙手捂住腹部，臉色蒼白，連連打嗝，然後出現噴射性嘔吐。監房裏頓時大亂，一幹人犯大叫：“出事了！”“中毒啦！”“政府救命啊！”

這天中午在監區當值的是看守所副所長老郭，聽見叫聲趕緊進監房前的走廊查看。見情況不對，還真像是食物中毒，於是立即吹響警哨，喝令全體人犯停止進食，等候處置。

分局看守所並無獄醫，看守所隨即向對麵公安部隊營房求助，請部隊衛生員過來，同時又把在押的一名西醫開出監房隨同診斷。結論是：疑似食物中毒，但看情況似是該人犯單獨中毒，而非集體中毒，因為百多號人犯中出現中毒症狀的就他一個。那麽，該如何處置呢？意見是：立刻送醫！ 於是，看守所就指派三名警員，從監房裏開出一個曾從事黃包車夫職業的人犯，把啞巴從監房裏抬出來，往所裏那輛用來買糧食買菜買煤塊的架子車上一放，便往附近的一家醫院拉。

到了醫院，啞巴已是恨不得整個身子蜷作一團，額頭上不斷沁出豆粒大的汗珠，嘴裏連唔唔聲也已經發不出了。看守員李真璋、呂國平用醫院的擔架把啞巴抬進急診室，另一個看守員小朱則負責看著拉車的人犯和架子車（人犯是銬在車上的）。

醫生的論斷是：不管是不是食物中毒，但肯定是“病從口入”，跟飲食有關。

怎麽治呢？先灌腸，再打點滴。 這是一家私營醫院，對收費抓得很緊。因為這個急診對象有些特殊，所以醫生算是網開一麵，先搶救然後再讓去掛號並支付診費藥費。

仨警員中，呂國平是接管幹部，是看守所三個組中的第二組組長，鈔票是他帶著的，於是他就去付費，讓老李留在急診室看著人犯。

這時，又來了一個車禍急診傷員，醫生護士都忙著去救治此人了。李真璋去小解，返回時在急診室門口與付完費的呂國平遇個正著，呂國平見老李擅離崗位，急問：人犯呢？老李說在裏麵呢，沒事兒，他連坐都坐不起來，還怕他跑了？

可是，兩人走到急診室一角被布簾子遮著的那張病床時，床上已經沒人了！窗子已被打開，窗台上遺有清晰的腳印。

兩人隨即追了出去，可逃犯已經杳無影蹤。

以上就是俞青竹三偵查員從二分局了解到的情況。俞青竹此刻最為關心的是該人犯是否就是超級凶犯王成禪，於是立即前往設在分局後院的看守所。三人分別找看守警、同監房人犯談話，都說這人是個啞巴，折進局子後沒開過腔。

當時看守所管理模式基本沿襲解放前舊警局那一套，加上經費有限，一般人犯收押進來，既不拍照，也不按手模指印，隻是由看守警做一個基本信息登記。而這個“啞巴”人犯在治安股開的拘票上除了姓氏外，其他都是一片空白，進了看守所也就沒法兒給他補全。

偵查員了解下來，這人的年齡、身高、臉型特征倒是跟王成禪比較相似。

專案組進行了分析，幾番討論後，形成兩種意見，一種是傾向於“啞巴”人犯就是王成禪，其理由是除了年齡、身高、臉型特征跟王成禪相似外，其“啞巴”的特征也顯得很可疑，很有可能是因為他說川西話在成都人聽起來會覺得不純正，他生怕露出破綻，所以故意裝成啞巴。而從其“襲警”行為判斷，這個凶犯可能因為喝多了酒，頭腦失控，衝動之下對民警動手。另一種意見則認為此人不是王成禪，因為根據之前對於他的調查情況分析，這家夥是一個心思特別縝密、智商不低的角色，處在被追緝的狀態下，他應該既不會在外麵喝酒，更不會喝得超量，做出襲警這樣的愚蠢舉動。

俞青竹提議大夥兒開動腦筋，轉換角度再度討論。繼續往下捋，焦點集中到看守員李真璋身上。之前偵查員跟蹤“包薦頭”店主包福壽時，發現這個家夥正在跟李真璋接觸，兩人在飯館喝酒，其間交談甚密，神情舉止顯得鬼鬼祟祟。然後，次日“啞巴”就“酒後襲警”折進局子，自稱姓王，跟著就偽裝病情，成功脫逃。而且該人犯在入所搜身、醫院脫逃這兩個節點上都跟李真璋相關。這似乎就不能用“偶然”、“巧合”來解釋了。

當天夜間，趙方向專案組下達命令：立刻速捕包福壽和李真璋。 包福壽原本就已受到專案組的秘密監控，李真璋也已經進入我方的視線，中午發生“啞巴”脫逃案後，押解該犯前往醫院的三名看守警隨即被一分局領導下令暫時限製自由，待在看守所不準離開，等待接受組織的審查。

現在，專案組遵照趙方局長的指令，連夜出動，將包福壽、李直璋一並逮捕。 連夜訊問，包、李兩犯竟然都是零口供。

次日中午，經過一番準備的偵查員再次上陣，一番政策攻心下來，包福壽終於作了交代。 包福壽接受任務後，一連數日撲在上麵，但他跑遍全城，問過上百名朋友，他們都說不知道此人。有人問起是怎麽回事，他隻好以跟薦頭店業務有關係而予以搪塞。幾天下來，他終於意識到這活兒自己沒法兒幹，自己雖然是特務，“工齡”還不短，但一向做的隻是情報中轉，對於其他特工業務自己根本不知道應該怎樣去做。

“穿山甲”見他一連數日沒在薦頭店，門口掛出表示活兒已經幹得有些眉目，希望約見的暗號，便推斷任務沒什麽進展。於是，就在6月11日以郵寄廣告的方式向包福壽下達指令：當晚六時三十分前往東大街“淨仁素菜館”，該館店堂右側七號雅座會有自己人“老梁”在等候，對上接頭暗語後，由你做東點酒菜，席間，瞅個空檔以“組織”名義向他下達“次日開始執行‘大鵬行動’”的指令。這句話就是這次跟“老梁”見麵的唯一任務。

11日包福壽跟“老梁”見過麵之後，再也沒接到過“穿山甲”的聯係指令，他也沒再跟“老梁”見過麵。 由於包福壽跟“老梁”見麵是在警方接到群眾反映之後，此時他已經受到專案組的監視了，所以兩人在“淨仁素菜館”喝酒是被偵查員監視到的。

當然，此刻偵查員還是問了問“老梁”的體貌特征，確與李真璋相符。

這時，在另一間屋裏接受訊問的李真璋還跟第一輪訊問時一樣，堅持“零口供”。偵查員為了讓他打消負隅頑抗的主意，決定讓包福壽去跟他打個照麵。

殷義等三個口幹舌燥的偵查員對李真璋說，咱們歇一歇吧。此時，包福壽已經站在門口招呼“老梁”了。李真璋沒有思想準備，看著包福壽脫口而出：“你也進來啦？難道你已經招啦？” 包福壽點頭：“老梁，識時務者為俊傑啊！”

包福壽離開後，李真璋提出要抽煙。偵查員滿足了他的要求。這主兒一連抽了三支香煙，最後下決心似的用勁兒點了點頭說：“真所謂‘時也，運也’，時運如此，李某就認栽了吧！”

說完，李真璋的神情倒還真像放下了思想包袱似的，顯得非常輕鬆，從他的說話語氣中也能聽出來：“不瞞諸位說，李某這回就是吃了重義氣的虧，抹不開麵子答應了朋友的請求，幫他演了這麽一出《捉放曹》！”

俞青竹一個愣怔：“《捉放曹》？什麽意思？”

“那個襲警的是我一個哥們兒的表兄老任，會說話，啞巴是他故意裝的。那挨了半拳的警員，跟這出戲沒關係，他是我臨時利用一下的。小夥子每天那個時間點要從分局步行回家去吃午飯，他家就在附近。我就讓老任提前待在那裏，瞅個機會故意尋事。跟人吵開了就等著那警員路過，小夥子肯定要管閑事。這時老任就動手，尺度是把這警員弄一個輕傷。那天中午我在分局看守所當值，老任進來由我搜身。事先讓他隨身藏一些劣質煙絲，我故意‘沒搜出’，然後今天中午開飯前他就把煙絲吞下了，再一進食，就生‘急病’啦！今天我不當值，但這種‘急病’肯定要送醫院，那就得叫警員押呀。像我這種從市局謫下來的留用警察，肯定要攤上押送就醫的苦差使的，所以就順理成章去了醫院。然後我就故意在看押他時去上廁所，老任就翻窗跑了。老任演這一出戲，酬勞是五萬元人民幣——這錢自然是朋友掏的。”

偵查員對這一番供述的反應，那就不單單是愣怔了，而是震驚：竟有此事！ 李真璋還是那副神情語調：“老任從醫院逃跑後，直接去了我給他事先安排好的一個窩點，就在醫院後麵的巷子裏，銀杏樹下，門牌是27號，您幾位這就可以去看看嘛！”

於是，副組長殷義和三個偵查員即刻前往。一會兒打來電話：“逃犯已經抓住了！”

這邊，俞青竹還在跟李真璋聊天，問你的朋友請你演這麽一出戲是啥意思呢？回答是這個不清楚，人家沒說，我也沒問，這是道上的規矩。那麽，朋友是什麽身份？這個，不大說得準。早先吧，人家是“軍統”，勝利後（指抗戰勝利）聽說又為毛人鳳效力。這邊解放後，他是否跟“保密局”脫鉤了，我就不清楚了。他向來喜歡玩神龍見首不見尾那一套，聽說是在做西藥生意，通過印度那邊走私緊俏西藥販到北方去，很賺錢的。您問他住哪裏？那我就不知道了，還是這個規矩：人家不說，咱也不問。就說名字吧，朋友說他姓景，名益仕，字降鑫——我稱他老景，其實年齡沒我大，他也應了，其實，誰知道是真是假呢！

稍停，李真璋問俞青竹：“俞組長，您說兄弟我一時糊塗，江湖義氣為重，犯了這案子，政府會怎麽處置？”

“老李，你是懂這一行的，你自己對此是怎麽想的？”

李真璋的神色變得凝重了，說共產黨辦事我看不懂，難以琢磨。要說這出“捉放曹”吧，我尋思不算了不得的案子。不過，我不知道老景為什麽要請我幫這個忙。沒想到竟然會驚動您俞組長，那看來就是大事兒了。人民政府有將功贖罪的政策，我想立功，不知是否可以給我這個機會。

“立功？啥事兒？說來聽聽。”

李真璋說還是老景那小子的事兒，他讓我幫著在我家裏藏了些武器彈藥、電台和特工活動器材什麽的。

這當然引起了俞青竹的興趣：“說下去！”

“是，是！如今我折進局子已經一個晝夜了，不知老景是否已經意識到我出事了。要不，咱先把那些東西起出來，俞組長您再安排個守株待兔什麽的，回頭老景若是親自或者派人過去取，正好把他們拿下——這好歹也是一份功勞不是？到時候還要煩請您老向上邊兒美言，讓兄弟折掉點兒罪。”

這時，殷義等人把“啞巴”老任押到了，俞青竹立刻訊問，果然，“啞巴”不啞了，說話還挺流利，所供述的情況跟李真璋交代的相符。 俞青竹把先前李真璋所言內容跟殷義說了說，兩人研究下來，決定這就全組出動，押著李真璋去其住所搜查。 專案組一幹偵查員誰也沒有料到，他們竟然上了李犯的一個大當！

七、自投羅網

李真璋是個鰥夫，一幹偵查員抵達他位於嶽府街的住所，用李真璋的鑰匙開門而入。三間平房，分別是臥室、客廳、廚房。屋子麵積不算大，但收拾得很幹淨，家具擺設不多，卻件件實用。

李真璋因為是涉案人犯，所以進門後無語，乖乖站在離大門最遠的那個角落。剛才過來時，因為生怕遇上發現情況不妙趕來轉移武器彈藥、電台器材的老景，所以沒給李真璋扣上手銬。現在，要照規矩行事了，偵查員取出手銬將其銬上。

這當口兒，殷義已經將三間屋子粗粗瀏覽過了，問道：“你說的東西藏在哪兒了？”

李真璋被手銬扣住的雙手抬起指指天花板：“喏，藏在上麵——就是天花板裏，那上麵是連通三間屋子的一個暗閣，借用人字形屋頂的坡度形成的空間，相當於一個庫房，當初還安裝了電燈，收拾得很幹淨的，就是有點兒悶。入口在臥室，打開靠牆那口大櫥的櫥門，櫥櫃頂上的板是活絡的，往旁邊推移，露出入口門，往上推，就開了。”

他見俞青竹要指派偵查員行動了，又說，“且慢，我先要把我自己藏匿的一支手槍和兩匣子彈交出來，就在臥室寫字台右側第二個抽屜裏，鑰匙是……”殷義把那串鑰匙遞過去，讓他找出來。 兩個偵查員進臥室打開那個抽屜，果然有一支勃朗寧手槍和兩匣子彈。主人對家具尚且收拾得那麽潔淨，手槍肯定是保養得很到位的。

俞青竹說：“老李，你還藏匿有其他什麽違禁品嗎？主動交出算是坦白，就像這支手槍一樣，不作犯罪行為記錄進卷宗。”

李真璋搖頭，說其他東西沒有了。那暗閣上的那些東西，是老景的，跟我沒有關係。當初藏好後，他就把鑰匙拿走了。

“什麽？那暗閣入口還有鎖？”

“是的，當初買下這套房子後是一個做五金生意的朋友給我介紹的營造行，是他跟營造老板幫我鼓搗的，所有的五金材料，鎖具、插銷、拉手、鉸鏈、螺釘、洋釘什麽的，都是從店裏送來的，還有鋼板。”

“鋼板？什麽意思？”

“不好意思！當時朋友說沒準兒你以後要把這暗閣作為藏身點躲一躲，所以入口要弄得牢固些，那個位置的推門、框架的木板裏麵都是包著鋼板的。”

“那人家放一把火不就徹底解決了？”

“嗬嗬，那是那個朋友的想法，他說反正藏在裏麵，別人要想一時三刻把入口突破是有難度的。我反正不花錢，也就隨他去折騰了。”

這麽一說，偵查員就明白了一點：沒有鑰匙，靠硬砸會很麻煩，況且裏麵藏的是武器彈藥、電台和特工活動器材，顯然不適合硬砸。

如此看來，隻有找鎖匠來對付了。於是，就派了一名偵查員去街頭找個鎖匠過來。

專案組一幹人過來除了要起出武器彈藥、電台和特工活動器材，自然也要對李宅進行搜查的。盡管李真璋說他沒有藏匿除了手槍以外的其他違禁物品，但規定的程序肯定要走一遍的。

俞青竹說咱們趁這個空當兒，先履行搜查程序吧，李長生待在這裏看著李真璋，其他人分頭搜查。

客廳裏隻剩下李長生和李真璋兩個人，站在角落裏一直沒動過的李真璋提出他的腿站得有點兒酸了，是否可以坐一會兒。李長生尋思，原先坐著的嫌犯如果要求站起來，沒準兒是別有企圖，然而站著的嫌犯要求坐下則是正常之念，於是就同意了。李真璋道謝後就在站立位置旁邊的那張三人沙發上坐了下來，然後說剛才俞組長問我時我忘記說了，這牆壁裏麵有一個小型保險箱，裏麵藏的也是老景的東西，鑰匙他也帶走了。他一邊說，一邊抬起戴銬的雙手指著沙發對麵牆上掛著的一幅山水畫軸：“就在那幅畫的後麵。”

李長生不知這家夥有詐，條件反射地轉身伸手撩起畫軸去看。牆壁上還真有一框豎式木質移窗，他把手指按在下側那塊窗板邊沿正中的凹槽裏，往上一推，裏麵果然露出一個墨綠色的保險箱。就在這時，李長生忽然聽見背後有輕微的動靜，立刻警覺，一個急轉身。果然，坐在沙發上的李真璋那戴銬的雙手裏竟然握著一把槍，正欲推彈上膛！ 李長生驀地一驚，急從懷裏掣出手槍，同時往側邊跨出一步，身體猛地自動倒地。已經占了先機的李真璋不知這是怎麽回事，微微一怔。就這一兩秒的時間，精通地趟拳術的李長生已經同時做出兩個動作：開槍射中李真璋的膝蓋，致使對方的子彈發生了偏差；另一個動作則是以單手撐地（這是地趟拳的高難度招術），蹽腿飛襲，李真璋手中的槍隨即被踢飛。這時，在臥室、廚房搜查的俞青竹、殷義等偵查員已經衝了出來，一起把李真璋製服。

李真璋的這支手槍是怎麽拿到手的呢？原來，這主兒是條老狐狸，分別把私藏的兩支手槍放在臥室寫字台抽屜和客廳沙發靠右側扶手的坐墊下麵。他算定按照之前“坦白交代，將功贖罪”態度，專案組多半已經放鬆警惕了，隻要自己主動交出一支槍，偵查員應該不會料想到他還藏著一支。然後，隻要拿到其中一支槍，即使被扣著手銬，也能跟這幾個偵查員拚一把，有希望脫逃成功。

這時，請的鎖匠來了。可是，打開天花板入口木門的鎖上去一看，裏麵什麽東西也沒有。接著又打開了客廳牆壁裏嵌著的那個小型保險箱，裏麵有幾件首飾、兩塊手表和一封銀洋。

隨即，偵查員將已經包紮止血的李真璋送醫，膝蓋挨槍，性命肯定沒什麽，但這條腿算是報廢了。李真璋從被製伏後開始，又恢複了零口供。不過，稍後隨著其他涉案人員的被捕和招供，以及相關查證結果，李真璋的罪行被鎖定了——

這主兒早在抗戰前期就已是“軍統”特務，受命利用警察身份收集反共情報。1940年春，國民黨特務利用“搶米事件”策劃了針對中共的一個陰謀，李真璋參與收集針對中共早期黨員、其時擔任重要職務的車耀先、羅世文的情報，其提供的數份情報係車、羅被捕的直接因素之一。（車、羅此後被長期關押，1945年國共重慶談判時，毛澤東、周恩來向蔣介石提出釋放他們，遭到拒絕。次年兩人被國民黨殺害。全國解放後，周恩來親筆為二烈士寫了碑文。後來出版的小說《紅岩》中的英雄人物許雲峰，即以羅世文為原型塑造。）抗戰勝利後，“軍統”搞複員，李真璋遂不再兼職特務。

由於此後其長期低調，成都解放前夕，“保密局”製訂潛伏計劃時未將其列入“歸隊”名單。 但此次“穿山甲”況錦天要執行“保密局”最高指令，因為包福壽無能，而隻好讓外甥屠亞傑代替自己出麵。

屠亞傑當初從自貢回到成都後，成為況錦天的私人助理，幫老舅做一些機密零碎事兒，其中就有整理抗戰時期“軍統”成都站編製“臨時工”特務名單簡曆的信息資料。屠亞傑是個心思縝密之徒，一邊整理，一邊琢磨這些成員中是否有值得結交的朋友，並把這類人的資料抄一份私自保存著。一段時間後，他就開始打著況錦天的旗子，跟這些人中的一部分接觸，合夥幹歹事兒。

李真璋因行事低調，在當地警特兩界中均無名氣，而且生活作風也比較嚴肅，幹警察做特務也不營私舞弊，否則他在解放後不可能被新政權留用。屠亞傑覺得跟他對不上路，所以從未聯係過。

可是，這回情況不同了，屠亞傑跟老舅談下來，如若幫著找到王成禪那主兒，他就可以遠走高飛去海外定居了。因此，屠亞傑就充分發揮其主觀能動性，想到要動用所有能夠用得上的“助力因素”，李真璋就是被他選中的一個。

屠亞傑向老舅獻上了一個精心策劃的方案，經況錦天反複斟酌後決定全盤采用。於是，屠亞傑就去找李真璋。可以想象，像老李這樣的舊警察老特務中的高冷角色，哪會答理屠亞傑這種家夥。這也在屠亞傑的意料之中，解決方法已經寫在呈遞老舅的方案中獲得批準了。他隻消祭出十年前李真璋在“搶米事件”中扮演的角色以及後果，李就隻有乖乖聽命的份兒了。屠亞傑還許諾，事成之後，如果李真璋因此而暴露，可以隨其一起作為護送王成禪的人員前往海外，萬一台灣一時去不了，則可暫時到緬甸國軍殘餘軍人建立的反共基地，過一段時間再飛赴台北。

而後來屠亞傑、況錦天被捕後，在二人的供詞中顯示，他們的真實想法是：如果出境受阻，人多不便，則可見機行事，將其滅口。 李真璋的智商不低，心計也不弱，但他是科班出身，講究正統，缺乏跟江湖黑道打交道的經驗。他沒想到當初“軍統”成都站頭目反複保證過的“絕對嚴守機密”（指其與車耀先、羅世文被捕有關的罪行）竟然是一句空話，連屠亞傑這樣的小混混兒都掌握了這等機密，當下真有一種痛心疾首之感。答應參與屠亞傑的“營救行動”（關於該行動，後文有交代）之後，李真璋立刻做如何脫險的考慮。

專案組之後跟他打交道時所有遭遇的情況，都是他事先做“最壞打算”時策劃安排好的。他佯裝坦白，引誘偵查員出動前往其宅“起出一應特工活動器材”，則是鋌而走險困獸猶鬥的最後一搏，因為他知道自己隻要被捕，曆史罪行必定會將其送上斷頭台。如今功虧一簣，最後一搏也以失敗告終，於是他幹脆回到零口供狀態。

後來，李真璋被判處死刑，因其罪涉車、羅著名烈士，未與況錦天、屠亞傑等犯一起在成都伏法，而是押往兩位烈士就義的山城重慶執行槍決。

零口供案犯不多，而一案兩度零口供的更是罕見了。所以，李犯的行為甫一出現，立刻引起專案組的重視，隨即開會分析這一反常現象。大夥兒把這起《捉放曹》前後一分析，頓悟：這主兒是在玩聲東擊西之計吧？再聯想到包福壽所供稱的他先是奉“穿山甲”之命尋訪王成禪，後又突然接到密令讓他去“淨仁素菜館”跟化名“老梁”的李真璋接頭，雖然沒說跟尋訪王成禪有關，而隻是作為“組織”出麵傳達一個指令，但從特務活動的職能來說，這顯然已經是“跨專職行為”了。 “穿山甲”為何要這樣做呢？顯然是企圖吸引我專案人員的注意力，把專案力量引到有疑似王成禪跡象的“啞巴逃犯”身上去，讓王成禪得以避開我方的追查。

分析到這裏，專案組懷疑王成禪的安危可能已經受到敵特方麵的重視，他們可能要據此做文章。 繼續分析：根據之前所獲信息顯示，王成禪雖然是犯下嚴重罪行的反革命“超級凶犯”，但他跟國民黨方麵並無聯係，他從華東潛逃來川是來做“隱士”的。因此，敵特方如果要尋訪他，其難度不亞於我方專案組，甚至難度更大。

根據李真璋之前的交代，他“受朋友之托執行代號‘大鵬行動’的《捉放曹》，從捉到放就是一個晝夜”。這說明，指使李真璋演一出《捉放曹》聲東擊西的敵特分子對王成禪的準確藏身點已經掌握。這個窩點應該不像化成寺街無名小巷那樣方便前往，找到王成禪後就能輕易將其轉移走，而是頗有難度，這個難度包括兩個方麵：一是此地敵特分子難以輕易進人；二是王成禪本人可能也不便貿然離開。

這種場所是哪裏？ 段富仁和另一個偵查員幾乎是同時脫口而出：“監所！” 俞青竹和殷義交換了一個眼色，緩緩點頭道：“對！”

看來，王成禪真的折進看守所甚至監獄裏去了。敵特方已經獲得該信息，並且已經做好“營救計劃”，為確保計劃實施成功，就想出了聲東擊西之策，企圖轉移我專案人員偵查視線。

“穿山甲”讓包福壽對李真璋下達的行動方案，顯然之前是跟李真璋交代過的，讓包福壽下達的不過是實施時間。這個時間隻需要一晝夜，如此看來王成禪很有可能已經被敵特從某個監所“安全轉移”出來了。

俞青竹說事不宜遲，必須馬上查明情況。殷義、孫牧原兩位立刻去打電話查詢，我去局秘書室查看最新情況上報記錄，其餘人就地待命。

很快，專案組就獲得了調查結果：全市各分局看守所和市局看守所以及監獄都問遍了，均未收押過與王成禪年齡相貌等相符的人犯，近日也沒有發生過在押人犯脫逃案件。

唉！這是怎麽回事呢？難道之前的分析有誤？殷義稍一沉思，忽然一拍桌子：“會不會是在管訓大隊？”

管訓大隊是軍方特地為剿匪軍事行動而設立的一個專門收容投誠叛匪（“叛匪”係當時對國民黨起義部隊中重新反叛的軍人和當地土匪的合稱）的臨時機構，轄屬於成都警備司令部。

此刻專案組分析認為，王成禪在逃離米市壩後意識到成都必被嚴密布控，有一種插翅難逃的恐懼，萬般無奈之際，隻好使用逆向思維，幹脆自投羅網前往軍方管訓大隊“投誠”，隨便報個假名，偽稱係貧苦群眾，一時糊塗，受騙上當，參加了當地大戶發起組織的暴動，現迷途知返，懸崖勒馬，逃離匪部前來成都向大軍投誠雲雲。管訓大隊對於前來投誠的對象采取歡迎姿態，自然不會問長問短，先把人安頓下來再說。反正營地是有武裝軍人看守著的，裏麵還有工作人員予以管束，每天組織政治學習、隊列訓練，然後就要交代各自情況了。一句話，進來了再想離開，沒門兒，得把曆史、現行都交代清楚，審查無誤，再根據各人的罪行、覺悟程度、是否立功等綜合情況作出裁決，獲準從寬處理的方可離開，前往給安排的工作單位或者回鄉自食其力去。 這樣一個處所，對於王成禪來說，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先以“投誠”的名義躲過追捕未嚐不可。以後如何，則再說了。

一幹偵查員聽了殷義的判斷，都表示讚同。 於是，當即調查！ 專案組的這個判斷是準確的，王成禪確實藏匿於管訓大隊。那天，他逃離米市壩後先潛回化成寺街無名小巷的窩點，當時，他對是否要逃舉棋不定，因為他如果放棄這處窩點，以後很可能就再也沒有機會重新設置了。成都是內地最後一個獲得解放的省會城市，逃離成都的話，今後不管逃到哪個城市，任他智商再高、心計再密，也許運氣好可以買到房子，但過不了戶，落不了戶口，也將無法入住——派出所必定找上門來。因此，若是讓他果斷放棄這裏，還真是心有不舍。王成禪左思右想，最後決定先找一處相對安全的地方暫時棲身，待躲過風頭後再做計議。於是，他便主動向管訓大隊投誠。臨離開窩點時，他把一簍蛇都放出來了，一是替他看家，二是作為對付潛入者的武器。他這房子雖然舊，但並不破，他早把所有窟窿縫隙都用水泥堵得嚴嚴實實——這是蛇販子的必守底線，否則，四鄰八舍是不會讓你住下去的。

王成禪以叛匪夥夫的名義去向管訓大隊投誠，那裏也要登記審查。他說自己不識字，遂口頭陳述，由工作人員記錄。然後，要過兩關，一是坐在那裏，軍方幹部拿一遝已經收集到的四川各地的叛匪頭目、鼓動策劃的特務、慣匪悍匪骨幹分子的照片，逐張對照；二是如果過了對照關，則在晚點名時把當日投誠人員請上台向全體學員介紹，幹部帶頭鼓掌表示歡迎——這是讓全體管訓對象辨認，甄別身份真假。王成禪順利過了這兩關，就成為新學員了。因為他是“夥夫”，就把他安排去夥房勞動。 軍方抽不出足夠的幹部來進行管訓大隊的日常工作，所以一開始就跟地方上商量，要求派員協助。成都市軍管會就從公安係統抽調了六十名留用警察過去。

尋找王成禪的屠亞傑就將主意打在了這六十名留用警中的兩個人頭上。 要說屠亞傑的腦子，跟超級凶犯王成禪倒是有一比，他接受任務後，閉門不出一天多，對王成禪去向的可能性作了周密分析，最後得出結論：如果說王成禪還在成都，那他很有可能玩燈下黑，不是“隱”在看守所，就在軍方的管訓大隊。

屠亞傑把這個研究成果匯報給老舅，況錦天聽了外甥的一番分析，沉思良久，緩緩點頭道：“有這個可能！”又沉思一會兒後問，“下一步你打算如何走？”

屠亞傑說：“聽說管訓大隊向成都軍管會公安處借了六十名留用警員去協助管理了，那就是幹底層的活兒，直接跟那些學員打交道。好比看守所、監獄裏的獄警，不是官兒，但手中卻有權，學員都服他們。我想先走這一條線，通過他們中的熟人幫著查一下，看目標是否真在那裏。”

所謂熟人，其實屠亞傑並不知道有沒有，不過，他想六十名留用警員中總有一兩個是他潛在的“熟人”——當初“軍統”、“保密局”在成都警務係統安插、發展了多少特務和外圍人員啊！之前，他以私人助理的身份給老舅整理材料時，悄悄記下了一部分“有功之士”的獲獎簡況，於是，這部分人就是他屠亞傑的“熟人”了。

現在，他打算先查一下目前在管訓大隊的那六十個人中是否有此類“熟人”。

具體調查的活兒，是由況錦天掌管的情報特務去幹的。先查六十人的名單，交由屠亞傑從中甄別。一看，六十個人中有六個人是隱瞞曆史混過甄別後得以留用的。接下來，屠亞傑就自己悄然出馬了。也就不過一天的時間，他就把選中的兩位——鍾秀水、潘雪生給控製了。命兩人刺探下來，從“入營”時間以及其他特點要素綜合判定，那個新來的“夥夫”樂見穀應該就是屠亞傑要找的那位“朋友”。 況錦天聞之大喜，隨即放下手頭所有事務，親自與屠亞傑商議“營救方案”。有“熟人”為內應，讓王成禪從管訓大隊脫身不難，但如果脫身後引起軍方、警方的警覺，反過來進行倒查，那就有可能暴露王成禪的真實身份了。這等要犯，軍警必定會控製交通要道，全城布控，如若真發生這樣的情況，那王成禪的安危就難說了。所以，需要設一個聲東擊西之計，把當局的注意力引開。於是，就有了“啞巴”主演的那出《捉放曹》了。

6月8日，屠亞傑以“搶米事件”四字就輕而易舉約見了他從未見過麵的“熟人”——李真璋。見麵後，如願以償以致命把柄使李被迫同意執行“大鵬行動”計劃，具體時間聽候通知。 然後，屠亞傑又搞定了管訓大隊中的另一個“熟人”，負責夥房學員管理的費凡良，讓費向“樂見穀”攤明情況，約定6月12日中午助王成禪脫身。

6月12日中午，王成禪在內應相助下，順利逃離管訓大隊。由於前一天晚上費凡良等屠亞傑的“熟人”已經做了鋪墊——借口“樂見穀”幹活兒時損壞了公物還頂撞工作人員，予以上銬懲罰，所以，王成禪的逃跑原因被認為是對此處分感到委屈，因而逃跑。

管訓大隊軍方幹部也未予以追究——不就跑了個夥夫嗎？他既是主動投誠的，那沒準兒想通了還會自己回來的。所以，對當事人老費也沒有追究責任。當然，也沒人對此引起警覺從而啟動倒查了。

不過，讓況錦天、屠亞傑舅甥倆沒有想到的是，他們的“大鵬計劃”不但白搞了，反倒因為李真璋的狗急跳牆之舉提醒了我專案組，從而追查到了王成禪的下落！

本來，況錦天、屠亞傑製訂的方案可能會僥幸得逞，王成禪脫逃後，一出管訓大隊就得到了況錦天安排的特務的接應，隨即乘坐馬車逃離。半小時後，換乘三輪車，然後又換乘黃包車。最後則是步行，抵達了事先安排好的一處安全窩點。 可以想象況錦天對這樁任務的重視程度，考慮得也非常周到。按照計劃方案，次日清晨屠亞傑等三個特務將駕駛一輛外地套牌的軍用卡車，護送王成禪前往重慶。可是，屠亞傑把計劃跟王成禪一說，王卻不願意立馬離開成都。

“請教先生，此為何故？”屠亞傑問道。

王成禪搖頭不語。再問，幹脆閉上眼睛。

屠亞傑不解，又不敢發火。無奈，隻好去公司稟報老舅。

況錦天是老特務，見多識廣，尋思必有原因，當下稍一沉思，對屠亞傑說先緩一緩吧。你們三個待在這邊陪護他，注意，一是不能讓他離開，哪怕動粗也必須得給我留住人；二是除此以外的事情，須待他客氣，把他當菩薩供著就是。明天上午我會過來的。

次日上午十點，況錦天過來了。昨天他讓報務員向台北“保密局”總部發密電報告“已得手”，午夜後收到回電，語多褒讚，命將“王義士”妥送約地。屠亞傑上午已經又跟王成禪談了一個多鍾頭，沒得到回音。見況錦天親抵，竊喜，便向王成禪作了介紹。

況錦天屏退屠亞傑等三特務，親自跟王成禪談話。也不對自己的身份以及“組織”名頭作介紹，隻說他是台北方麵的朋友，受委托尋訪到閣下後妥送境外，那邊會安排飛機把您接往台灣的。 王成禪見況錦天氣度不凡，又亮出了“台北、“境外”、“飛機”等敏感關鍵詞，大出意外，征怔地想了一陣，說我在成都這邊還有一樁事兒要辦，辦完即可走。況錦天便問是啥事兒，是否可差遣剛才那三位弟兄去代辦。王成禪搖頭，說必須我親自去辦。況錦天再問是什麽事，王成禪說我有東西要取，取後即可離蓉。況錦天說這個可以，東西在哪裏？王成禪生怕說出了是大額錢財，對方起貪心把自己給黑了，所以佯稱是先父遺骸，所以必須親手奉歸。況錦天不知真假，隻好答應，但提出必須要有人保護，而且得後半夜前去。王成禪想了想，同意了。

再說專案組那邊，在去管訓大隊查明王成禪已脫逃後，立即商量對策。大家認為，鑒於化成寺街王成禪窩點始終無人去過，因此斷定王犯並未逃離成都。因此，除在九條出城公路設卡嚴查，以及全城布控並發動群眾協助查找此人外，應加強力量繼續對該窩點進行蹲守。

因此，當王成禪由屠亞傑、鄭思安、齊光三特務陪護著於6月14日淩晨二時許潛至化成寺街，一入無名小巷就被軍警兩頭兒堵住。三特務還沒來得及反應，就有軍警越牆跳屋從天而降，把四人一網打盡。

當晚，根據屠亞傑的供述，又將況錦天和報務員何曉成逮捕。次日上午，根據況、何兩犯的口供，又挖出了況錦天轄下的兩個潛伏特務組織的情況，除三人僥幸漏網外，其餘特務均被擒獲。

1950年7月23日，中國人民解放軍川西軍區軍事法庭宣判“3·13”凶案凶犯王成禪死刑；況錦天、屠亞傑、包福壽、鄭思安、齊光等反革命分子，分別被判處死刑、無期徒刑和二十年至七年不等的有期徒刑。 （全文完）

【附錄】

我去看邯鄲的晉冀魯豫烈士陵園，五十年代初期還有從部隊回來探家，在河北境內和警衛員一起被殺害的。

老家解放後槍斃了不少，絕大部分是群眾強迫的，原因很簡單，手上有血債的，老百姓根本不可能放過。

事實上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那些犯過罪有血債的炮黨，該死的必須死。老家解放後，那些垃圾都是群眾揪出來的

這個家夥還真厲害啊，文化高就是點子多！

王成禪自己蠢死的

既然打算隱居就不該出手殺人，既然殺了人就該遠遁千裏，在米市壩著了相當天就可以回家取錢走，從管訓大隊逃出來就不該再回家

李真彰可惜了，有勇有謀，黨國幹才

況錦天作為多年經驗的特工人員，接到王成禪之後應該當機立斷，而不是再讓他回家

這家夥不要錢財，早點和這夥人走，不一定會被抓住。

還是舍不得錢財，結果把命丟了！

[愛城華僑]

寫的很好，最後的評論也不錯，謝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