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塵封檔案】係列之012：陳毅“警衛皮包”失竊案

【塵封檔案】係列之012：陳毅“警衛皮包”失竊案

轉載自公安月刊《啄木鳥》2007年第4期 

作者：孫沉

　　上海解放初期，當時的報紙新聞照片和新聞紀錄影片顯示，時任中國人民解放軍華東軍區司令員兼上海市長的陳毅公開露麵時，身邊總是有一至數名穿著打扮斯文、手裏提著一個黑色牛皮公文包的男子。人們通常會以為那是陳毅的秘書，其實，那是身負保護陳毅安全重任的貼身警衛。他們拿著的皮包裏，裝的是用舊報紙包著的一塊防彈鋼板，其作用是當發現四周有刺客突然行刺陳毅時，以手裏的皮包擋住首長身體的要害部位，確保陳毅的生命安全。

　　警衛人員的這個土法防彈用具，當時在內部被稱為“警衛皮包”。1949年11月，意外發生了陳毅“警衛皮包”失竊案件，從而驚動了中共上海市委、市政府和中國人民解放軍淞滬警備司令部高層，時任中共上海市委副書記、上海市常務副市長的潘漢年當即下令專門組建了專案組對該案進行縝密偵查……

一、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北京宣告成立。上海市長陳毅赴京出席了開國大典返回上海後沒幾天，就接到政務院總理兼外交部長周恩來親自從北京打來的加密長途電話，告知11月上旬將有波蘭科學界貴賓前來中國進行友好訪問，被訪問的城市中有上海。根據雙方議定的日程，外賓定於11月8日抵達上海，次日前往杭州，要求上海方麵做好接待工作。陳毅代表上海方麵向中央保證做好接待工作，請周總理放心。

　　陳毅隨後便將上述消息在中共上海市委常委會上作了通報，要求主管部門盡快拿出接待方案上報市委，他要親自審議。三天後，上海市外事辦向市委遞交了接待波蘭貴賓的方案，陳毅於繁忙中抽空審閱了這個方案，提出了幾個細節上的修改意見。經修改後市委批準了這個接待方案，隨即上報北京，很快就獲得了批準。

　　根據這個接待方案的安排，陳毅將以上海市長的身份於1949年11月8日在上海南京路上著名的國際飯店設宴款待波蘭貴賓。

　　這個日子很快就來臨了，這天上午，陳毅前往上海市工商聯參加民族資本家座談會。會議於11時結束，有幾個與會資本家意猶未盡，還圍著陳市長爭相說話。這時，工商聯辦公室主任前來報告：潘漢年副市長讓人從虹橋機場給陳市長打來電話，報告說波蘭貴賓的專機已經從北京飛抵上海，安全降落。陳毅聽了，笑著衝四周拱拱手說，鄙人還有重要使命，時間來不及了，隻好就此告別，我們回頭約個時間再談吧。

　　陳毅離開市工商聯，上了轎車，前往國際飯店。他的座車正好趕在潘漢年陪同的波蘭貴賓一行到達之前抵達國際飯店。剛進飯店大堂，外麵就響起了波蘭貴賓所乘坐的轎車抵達的喇叭聲，於是，賓主雙方就在飯店大堂愉快會麵，握手言歡。然後，陳毅請波蘭貴賓去國際飯店的會議室稍事休息，閑聊片刻後便邀請外賓前往“摩天廳”接受上海市政府的自助冷餐形式的宴請。

　　根據當時的警衛規定，由於這天陳毅出席的兩個活動都是小範圍和非公開形式的，所以隻在身邊安排了兩名手持“警衛皮包”的貼身警衛。這兩個警衛員一個名叫趙根友，另一個叫鄒為朋，都是二十三歲，來自華東野戰軍第九縱隊，原先一個是班長，一個是副班長，兩人在1949年3月接到命令前往華東軍區保衛部報到，接受了為期一個月的基本警衛技能訓練後，於渡江戰役發起前派往陳毅警衛班。這天，趙根友、鄒為朋護衛陳毅抵達國際飯店後，按照規定，陳毅進入宴會廳後他們是不必跟著進去的。由中國人民解放軍淞滬警備司令部和上海市公安局聯合組成的嚴密警衛措施已經足以保證陳毅在整個宴會時段內的安全，於是兩人就和往常執行此類任務時一樣，坐在“摩天廳”門外的椅子上待命。

　　宴會進行到大約一半時，陳毅警衛班的副班長葛福寬出現了。葛福寬是和另一個警衛員奉命前來接替趙根友、鄒為朋的貼身警衛勤務的。因為執行貼身警衛勤務必須眼觀六路、耳聽八方，精神始終處於高度緊張之中，時間一長，難免疲憊，這就會影響執勤質量，留下安全隱患，所以隻要時間稍長的勤務，中間就得換班。葛福寬接替趙根友、鄒為朋的勤務後說，你們可以去用午餐了，午餐後回市政府去休息，汽車在飯店後門對麵的馬路旁，司機正在車裏等著。

　　這天，飯店給工作人員安排的用餐地點是位於“摩天廳”下一層的一個飯廳裏。趙根友兩人下去一看，飯店給他們準備的也是自助餐，由於在這個時段進餐的工作人員較多而飯廳又小，後去的人就隻能在挑選了食物後去對麵的一個會議室內用餐。鄒為朋在走廊正好遇見其在華東軍區保衛部當警衛排長的表兄，便駐足說話，讓趙根友先去用餐，不必等他。趙根友拎著那個沉甸甸的“警衛皮包”顯然是很不方便的，於是他就把皮包放在小會議室靠門口一側牆邊的一張桌子上，也有占個位置的意思。趙根友在挑選食物時，碰到了華東軍區保衛部當初教過他警衛技能的老兵，如今已是淞滬警備司令部保衛部的幹事了，這天也是來參加警衛工作的，兩人說了幾句話。就是這麽一耽擱，等趙根友托著食盤返回對麵的小會議室時，發現他剛才放在桌上的“警衛皮包”已經不見了！

　　趙根友不禁驀地一驚，最初當然是以為被別人隨手挪了位置，於是馬上放下食盤四下尋找，轉遍了整個會議室也沒有發現皮包的影蹤。於是就往門外走，正好迎麵碰上上海市公安局警衛處的一個警衛幹事老王，因為經常見麵也算得上是熟人了。老王見趙根友一臉緊張，便問怎麽回事，趙根友說皮包不見了。老王笑道，我還以為是什麽事，就是你們那裝著實心貨的皮包啊，我看見小孫拿著上樓去了呢。小孫也是陳毅警衛班的戰士，這天也擔任警衛工作，不過不是拿“警衛皮包”的貼身警衛，剛才趙根友去小會議室放“警衛皮包”占位置時，他就在一旁的那張桌子上用餐，是看見趙根友放下皮包的。趙根友事後回憶這一節時說，他當時已經餓得前胸貼後背眼珠子發綠了，隻想快點吃飯，所以對於老王的話深信不疑，也就沒有上樓去問一問小孫，就坐下吃飯了。

　　趙根友吃完飯後上樓去，見到了小孫，便問對方吃過飯離開時是否順手拿上了他的皮包，小孫搖頭說沒有拿，他拿的是自己的這個皮包。趙根友於是明白了，老王所說的看見小孫所拿的皮包，是小孫自己執行勤務時的那個。

　　那麽，趙根友的皮包呢？葛福寬和小孫見趙根友很是緊張，便說這麽一個沉甸甸的物件，誰有興趣拿著玩兒啊，估計是哪個工作人員看見了順便收起來了，你下去問一問就知道了。趙根友再次下樓，這時鄒為朋也已經吃好飯了，聽說情況後就拿著自己的皮包陪著趙根友去向在場的工作人員打聽。一個圈子問下來，在場工作人員沒有一個看見過這個皮包的。

　　直到這時，趙根友還沒有意識到“警衛皮包”的不翼而飛是屬於什麽性質的案子，他和鄒為朋的思維是停留在“警衛皮包”的價值上，尋思那是一個意大利生產的牛皮公文包，價值不菲，丟失了這樣一件公物那可是犯了一個不算小的錯誤了。他和鄒為朋又找了一會兒，剛才送葛福寬和小孫來接替貼身警衛勤務的汽車司機在飯店後門外等得心焦，從後門的門衛室打電話上來詢問趙根友、鄒為朋到底走不走，不走的話，他就要把汽車開回去了。趙根友於是就去向副班長葛福寬請示，葛福寬也沒有意識到這件事到底有多大，說鄒為朋回去吧，你就留下來再找找看，實在找不到，那也沒有辦法。又不是丟了手槍，大概還算不上違反了軍紀，不過在班務會上作檢討肯定是少不了的。

　　這樣，趙根友就留下繼續尋找。可是，一直到宴會結束也未能找到。他想請示葛福寬怎麽辦，但陳毅這時已經從“摩天廳”出來要離開國際飯店了，葛福寬和小孫已經拿起他們的“警衛皮包”執行護衛勤務了，於是他也就不吭聲了。

　　趙根友和其他執行警衛使命的警衛人員一起下了樓，上了警衛車，隨同陳毅的座車離開國際飯店，返回上海市政府。

　　陳毅回到市政府後，這趟警衛勤務就算結束了。副班長葛福寬馬上來找趙根友，讓他馬上去向警衛參謀報告丟失“警衛皮包”之事。警衛參謀一聽，臉色倏變，一雙冒火的眼睛盯著趙根友和葛福寬，忍了又忍，最後還是罵了出來：“真糊塗！混賬！”

　　警衛參謀知道，“警衛皮包”的丟失可能意味著什麽。這要從“警衛皮包”的來曆說起，被趙根友非常看重覺得價值不菲的意大利名牌皮包那倒僅僅是經濟價值的問題，重要的是裝在皮包裏的那塊鋼板。那是根據擔任中共警衛顧問的蘇聯保衛專家的建議，特地向蘇聯定製的防彈鋼板。中蘇雙方的警衛專家交接這批貨物時，專門用手槍、衝鋒槍分別在規定的距離內對每一塊鋼板進行過射擊，以測試其防彈性能。據蘇聯專家介紹，生產這批防彈鋼板的工廠完成任務後，在莫斯科派去的專家監督下，當場銷毀了邊角餘料，全部化為鋼水，混雜於其他普通鋼材熔化成的鋼水中。鋼板的配比成分、煉製工藝等資料，一律被列為絕密檔案，交由莫斯科來人帶走。如此措施，是為了防止相關資料落入敵方之手，通過金相分析破解配方和工藝後，研製出相應的專門對付這種防彈鋼板的武器，使刺客的暗殺行動得逞。

　　這些內容，一般警衛人員當然是不知曉的。因此，趙根友對於丟失“警衛皮包”意味著什麽沒有看得那麽嚴重。但警衛參謀是知道的，於是他馬上下令：立即組織人員前往國際飯店查找！

　　陳毅的警衛班子，原由華東軍區保衛部負責。1949年7月，根據中央軍委的命令，華東軍區與第三野戰軍合並，稱為“中國人民解放軍華東軍區”，軍區司令部遷往南京，就是後來的南京軍區司令部所在地。與此同時，華東軍區保衛部將陳毅的安全保衛工作交由淞滬警備司令部負責。因此，此時意識到“警衛皮包”的不翼而飛不是一樁小事的警衛參謀當即撥通了淞滬警備司令部保衛部的電話，報告了這一情況。

二、

　　這時，奉命前往國際飯店再次查找“警衛皮包”的陳毅警衛班部分戰士在國際飯店方麵的配合下，正在重新對可能藏匿“警衛皮包”的所有角落進行周密細致的搜尋。

　　查找結果很快就出來了：未發現“警衛皮包”的影蹤！

　　已經趕到現場的警衛參謀麵對著這個他所不願意接受的結果，有點瞠目結舌，站在幾小時前還在款待波蘭貴賓的“摩天廳”裏，顯出一副不知所措的神態，他從來沒有遇到過這種事件，也確實不知道應該如何應對才算妥當。這時，來了兩位軍人，都是警衛參謀的熟人——他們是淞滬警備司令部保衛部的軍官。淞滬警備司令部保衛部獲知陳毅“警衛皮包”丟失後，甚為重視，部長親自指派這兩位軍官前往國際飯店現場，關注和在必要時直接指揮尋找皮包的行動。

　　淞滬警備司令部保衛部的這兩位軍官都是行伍出身，並未專門學過偵查學，戰爭年代在部隊幹保衛工作，跟偵查也基本上不搭界，他們麵對著警衛參謀所介紹的情況，也感到頗有些怵頭。三人湊在一起商議片刻，認為皮包的不翼而飛肯定有原因，就是說，必須有人動了那皮包才會導致它的失蹤。而就在那麽短短幾分鍾的時間裏，吃飯的場所以及外麵乃至整個國際飯店大樓都始終有人待著的，眾目睽睽之下誰動了皮包，難道還用障眼法遮住了眾人的眼睛？所以，看來還有一個法子：發動群眾進行排查。

　　國際飯店員工中的中共黨員和工會幹部被召集起來，聽了情況介紹，紛紛爽快地表示願意幫助部隊尋找那個特殊的皮包。中午參加宴會接待工作的所有員工——廚房大師傅、廚工、侍者、清潔工、電梯工、雜務工以及到過現場的各個部門的領班，都接到通知緊急集中，由工會幹部出麵向大家說明中午宴會進行時丟失了一個黑色皮包。考慮到保密需要，對外宣布的是外賓所攜之物，非常重要，由中方警衛人員代為提著的。工會幹部要求如果有誰無意間收起了這個皮包，那就馬上交出來，部隊同誌已經表示這不算行竊，保證不予追究責任，還會替其保密。如果有誰見過這個皮包，希望馬上向部隊同誌如實反映情況。情況屬實而追回失物的，部隊方麵將給予適當物質獎勵。

　　先前曾在宴會進行的“摩天廳”樓麵和下一層樓麵尋找過失物，但當時沒有說過是什麽性質的一個皮包，眾人隻道是普通的公文包，現在聽說竟是一個重要物件，於是就都重視起來了。工會幹部作過動員後，沒有一個人離開會議室，都留在原地愣著。稍停，終於有人回過神來，意識到必須得讓大家相信自己確實是沒有接觸過失物。這就需要以事實說話了，最好的事實是有人能夠證明自己當時沒有去過丟失皮包的那個樓麵。於是，首先醒悟過來的人馬上互相指證，以表示自己沒有離開過“摩天廳”這層樓麵。這個頭一開，其他人就紛紛跟進，都互相證明在那個時段確實都在做其他事情。

　　然後，有人提出是否大家一起行動，再在相關樓層搜尋一次？經軍方人員同意後，這些員工就分組劃塊開始搜尋，這回找得更為細致了，不但所有比皮包體積大的角落一一搜索到了，就是比皮包小的角角落落也都找了，因為說不定皮包已經被弄碎後藏匿起來了(他們不知道皮包裏裝的是弄不碎的鋼板)。清潔工、雜務工基於這個念頭，就想到不知是否有人把皮包弄碎後扔進抽水馬桶衝進樓下的化糞池了，就拿了工具下樓去化糞池打撈殘渣。

　　一切該進行的都已經進行過了，“警衛皮包”卻是杳無音信，人們不得不接受一個事實：皮包已經被人竊走了！

　　接下去應該怎麽辦？“警衛皮包”價值不大，但可能會引發極為嚴重的隱患，因此，淞滬警備司令部保衛部當即向司令員郭化若報告。郭化若的意見很明了：立刻向上海市公安局報案，請求地方對查明此事提供幫助。

　　其實，就在郭化若司令員下達指示時，上海方麵已經獲悉了情況，中共上海市委副書記、常務副市長潘漢年已經接到了陳毅“警衛皮包”失竊情況的報告。是哪條渠道向潘漢年報告的？後來始終沒有人說起過。

　　據潘漢年身邊的一位工作人員後來回憶，潘漢年當時聞訊後，一個愣怔，說這事兒似乎有點蹊蹺啊，根據中央的安排，陳市長下月上旬就要會見前來上海訪問的蘇聯防空軍司令阿特維也夫將軍，會商老大哥支援和指導上海防空事宜，為了安定民心和對於中蘇友誼的宣傳，市委市政府將舉行群眾大會，陳市長還要在會上作報告。此外，下月底我們還準備舉行上海軍政民迎賀新年大會，陳市長也必須公開露麵並作重要講話。怎麽就在這當兒，突然丟失了“警衛皮包”呢？這事兒得引起我們的重視啊！

　　潘漢年正這麽議論著的時候，上海市公安局方麵已經接到了淞滬警備司令部的報告，向市委來電報告此案。潘漢年親自接聽了電話，指示說你們公安局得組織力量對陳市長“警衛皮包”丟失之事進行立案偵查，不單是迅即追回皮包，還得把事情的來龍去脈一五一十調查清楚。如果確是台灣蔣幫特務機關搞的特別行動，那我們就得迅速調整保衛方案，加強對陳毅同誌的安全警衛措施，確保陳市長的安全。

　　當天傍晚，上海市公安局就抽調專人成立了專案組。考慮到這件事跟軍方有關，所以根據李士英局長的指示，公安局方麵還專門跟中國人民解放軍淞滬警備司令部保衛部取得聯係，要求軍方是否考慮派員參加專案組，和警方一起對該案進行偵查。於是淞滬警備司令部指派了兩名軍官參加專案偵查，其中一位名叫郭俊峰的擔任了專案組副組長。專案組連軍方兩人在內一共有7名成員，都是中共黨員，警方的5名成員中一位擔任組長的是跟著李士英局長從山東前來接管上海市公安局的原武工隊小隊長，名叫江河天；其餘4人都是具有一定偵查經驗的原國民黨上海市警察局中的中共地下黨員，年歲最長的那位老黃同誌已經吃了十多年偵查飯，可謂精通偵查業務。

　　專案組連夜舉行了案情分析會議，對於皮包失竊之事進行了客觀的縝密分析。偵查人員一致認為皮包的去向不外乎兩種可能，一是還藏匿在國際飯店的某處，一是已經被帶離飯店。鑒於當天隻有參加宴會接待工作的人員才能進入那兩個樓層，因此，從客觀上看，皮包的失竊應該是跟國際飯店內部人員相關的，因為隻有飯店內部的人員才能進入現場。也正因為是飯店內部人員涉案的原因，所以為藏匿皮包提供了方便，皮包有可能被藏匿於飯店的其他樓層，甚至藏匿於下榻於飯店內的某個賓客的房間內。

　　國際飯店的中共黨支部和工會的負責人被悄然請到了公安局，專案人員把分析的上述情況向他們作了通報，詢問用何種方式開展下一步的調查工作較為合適。一番討論後，專案組認為顯然不適宜采用剛才曾經考慮過的對所有客房以及旅客行李進行搜查的方案，因為這不但會引起國際飯店經營方的強烈反感，而且還會在社會上甚至海外產生不良影響，為今後飯店的業務經營和禮賓接待留下隱患。那麽應當采取什麽措施才好呢？專案組采納了飯店黨工組織負責人的建議：飯店每層樓麵乃至底層的前後大門24小時都是有專人值勤的，如果有內部員工在竊取皮包後藏匿或者轉移的，顯然難以避開這些值勤者的注視，因此，可以從當時的每個值勤者那裏獲取線索。

　　次日上午，專案組全體出動，一律換上了便衣，悄然進入國際飯店，在黨工組織的配合下，分別找那些昨天宴會進行期間在各個樓麵和前後大門值勤的員工進行了秘密談話。最後，匯總了談話內容，有4個被認為有可疑跡象的對象進入了專案組的視線。

　　這4名可疑人員的基本情況分別如下——

　　錢嵐嵐，女，二十六歲，“摩天廳”雜務工。這女工長得頗有幾分姿色，是舞女出身，在“百樂門”、“仙斯廳”從十七歲陪人跳舞一直跳到二十三歲，在一下雨天晚上離開舞廳下台階時不慎跌了一跤扭傷了腳，竟然留下了後遺症，不能再從事舞女職業，隻好改行，一番奔波後，於1947年經人介紹到國際飯店當了一名雜務工。次年結婚，丈夫是電車司機。錢嵐嵐於今年春天生一女嬰，休息一個月後即來飯店上班。正好趕上上海解放，工會為員工爭取到了一係列合理權益，其中一條是上班時間允許給女工自己生的嬰兒喂奶。錢嵐嵐家住在四馬路(今福州路)，距國際飯店不遠，於是其婆婆就每天中午把嬰兒抱來，在飯店後門門房間讓錢嵐嵐喂奶。但這天的情況卻有些反常，錢嵐嵐的婆婆沒有抱孫女來飯店，錢嵐嵐是在下午1點左右自行離開飯店回家喂奶的。據門衛回憶，錢嵐嵐出門時手裏拎著一個沉甸甸的用報紙包紮得整整齊齊的物件。

　　鍾鬆林，男，三十二歲，抗戰前曾在法租界巡捕房當過清潔工，會說一點法語、英語。青幫分子，是著名大亨黃金榮的徒孫，據說交往很廣，三教九流都有他的朋友。珍珠港事件發生後，法租界被日本軍隊占領，法捕房也到了日本人的手裏，鍾鬆林不願意替日本人效力，就離開了。幾年間先後幹過掮客、守夜人、教堂雜役、浴室茶房等，抗戰勝利後進了國際飯店當清潔工。上海解放後，據群眾反映鍾鬆林的牢騷話頗多，上月還為此受到了工會方麵的點名警告。鍾鬆林這天的疑點是：中午12點30分左右從飯店推了一車垃圾出去倒掉，而平時他應當是在下午2點去倒垃圾的。據門衛回憶，他出去倒垃圾所用的時間跟平時差不多，但如果是把可能竊得的“警衛皮包”交給預先約好而在附近等候的同黨手裏的話，這點時間是足夠的。

　　程阿根，男，四十歲，飯店維修工，這人的經曆就複雜了：孤兒出身，從小是在英國人的孤兒院生活的，少年時進了英國教堂當雜務工，幾年後又跟著一個英國人上了一艘荷蘭海輪當起了輪機工，數年間周遊世界，可謂見多識廣。抗戰勝利前一年，不知怎麽的回到上海後就上了岸，又回英國教堂去當雜務工。不久因跟一英國神甫發生矛盾而離開，經朋友介紹到國際飯店當起了維修工。本來，宴會舉行時他這個維修工是不能出現在現場的，可是電梯工在宴會剛開始時發現電梯運轉時有異樣聲響，生怕待會兒賓客下樓乘坐時發生問題，於是就報經現場的公安局警衛人員同意後，打電話喚來程阿根進行檢修。因此，程阿根是背著他那個大大的工具包上樓來的。檢修一番後電梯聲響沒有了，也沒有人留意過這位維修工是幾時離開現場的，連開電梯的那位女工也說不清楚。而程阿根被工會召來參加宴會期間曾到過現場的員工會議室，他是12點15分左右完成了檢修下樓去的。如果確是這樣，那麽他應該是沒有嫌疑的，因為當時趙根友剛剛進入失竊現場，“警衛皮包”還在他的手裏拿著呢。可問題是，據飯店大堂的侍者回憶，他們是親眼看見程阿根在12點35分時從電梯裏出來的，當時的電梯信號燈顯示電梯是直接從最高層的“摩天廳”下到1樓的。大堂侍者之所以留有深刻印象，是程阿根從電梯出來時，背著他那個工具包。因為這是違反規定的，維修工穿著工作服、帶著工具包是不能乘電梯的，即使是執行維修業務，也隻能在樓梯步行。程阿根當時發現侍者用奇怪的眼光盯著他，臉色有點異樣，解釋說維修急需牛油(上海方言對於“潤滑油”的俗稱)得趕緊去購買，然後就匆匆出門而去。幾時返回的，不清楚，因為他是從後門進店的。

　　隋留思，男，二十八歲，飯店清潔工，經曆簡單，從十八歲開始進國際飯店已經幹了整整十年，性格內向，沉默寡言，有人甚至認為他的腦子可能有點小毛病。但他幹活卻非常認真細致，任勞任怨，即使最挑剔的管理者也不得不對他發出由衷的讚賞。在飯店，隋留思是一個老板和工會都信任的員工，如果不是被認為腦子可能有問題，黨組織是準備把他作為發展對象的。但即使是一般群眾身份，他也是被列入可靠一類的，因此解放後在國際飯店舉行的每次有市領導出席的宴會的工作人員名單中，隋留思總是排在“雜務人員”的首位。可是，就是這個隋留思，在昨天宴會尚未結束時卻突然未跟任何人打一聲招呼，就悄然從其“摩天廳”的崗位上離開，來到後門口，跟兩個身份不明的女子會見，幾分鍾後方才重新上樓。更為可疑的是，隋留思在事後舉行的員工自發排查中，對於自己曾經離開過崗位下樓出門會見不明身份者一節，竟然絕口不提，一口咬定自己始終在樓上。而由於他是從電梯上下樓的，所以當時還真沒有人留心到他曾經離開過崗位。如果沒有專案人員向所有門衛和電梯工的個別一對一細致了解，這個情節也許就給他蒙過去了。

　　上述4個有可疑跡象對象的情況，是下午2點匯總到專案組的，專案人員稍稍一議，當即決定立刻分頭找這4位進行個別談話接觸，要求他們對自己昨天的上述反常情況作出解釋，然後再視情況進行下一步行動。

　　錢嵐嵐是第一個獲得解脫的，她麵對著專案人員的詢問顯得很是從容鎮定，心平氣和地解釋說因為當天她的婆婆扭傷了腳，不能把小孫女抱到飯店來喂奶，於是她就回去喂奶了。那麽手裏拎著的那包看上去沉甸甸的物件是什麽呢？錢嵐嵐一愣之後恍然道：哦！那是客房部一位要好小姐妹叫秦阿蘭的從崇明老家替我帶來的一大塊糯米糕！

　　調查當即馬上跟著進行，客房部秦阿蘭證實了錢嵐嵐的說法，還舉出了另外兩個在場看見她把糯米糕包紮好後遞給錢嵐嵐的同事。她們也證實了這一說法。

　　而另外一路前往錢嵐嵐家調查的人員也親眼看見了錢嵐嵐的婆婆那扭傷而尚未消腫的腳。正好有鄰居來串門，也證實昨天中午確實看見錢嵐嵐回家來給女兒喂奶的。

　　這樣，錢嵐嵐就沒事了。

　　與此同時，鍾鬆林也在接受專案人員的調查。這位清潔工的性格有點暴躁，可能心緒也不是太好，所以一上來不大願意配合，說如果你們認為我跟你們在調查的事情有關的話，那就一副洋銬(當時上海灘對手銬的稱謂，因為那是舶來品)把我銬到巡捕房去說話就是了。專案人員於是就請來飯店工會幹部，一起跟他說了一番道理，他這才冷冰冰地撂了一句：“為什麽提前去倒垃圾？你們去問林黑三！”

　　林黑三是何許人？工會幹部說是飯店的木工。於是就找到了木匠間，林黑三對此作了解釋：原來，他昨天上午接到老板指令讓迅速打製一口小櫃，方料倒是現成的，但板料卻是要一塊一塊刨出來的，結果就弄出了一大堆刨花，木匠間不大，他就及時把刨花和碎料清理出去了。這樣，鍾鬆林的那輛垃圾車就給裝滿了。那鍾鬆林脾氣雖暴躁，幹活卻是認真的，見垃圾車滿了，就提前推出去倒掉了。於是，鍾鬆林的嫌疑也被排除了。

　　專案人員跟程阿根的談話就顯得有點緊張了。因為當程阿根走進專案組征用的臨時辦公室時，他的臉色就顯得異樣，眼睛閃著隱約可辨的驚慌。於是，專案人員也就不客氣了，直截了當讓他“把昨天放在工具包裏帶出去的東西交代一下”。但程阿根畢竟是在外國輪船上待過較長時間幾乎跑遍了全球海港城市的主兒，還有著跟教堂的英國神甫吵架的膽量，因此他在稍微一慌之後，隨即鎮靜下來，說他昨天確實出去過，但是出去購買牛油的，有發票為證，五金商店的店員也可以作證，這，你們都是可以調查的。

　　程阿根幾次三番都保持著這一說法，這樣專案人員反倒沒譜了。因為先前不過是蒙蒙對方的，手裏並無任何證據。於是，一邊請來工會幹部相幫做說服工作，一邊同時派人去向五金商店調查，證實確是來買過牛油。而被稱為“銅匠間”的程阿根的操作室裏那張髒兮兮的桌子的玻璃台板下麵，也確實壓著一張購買牛油的發票。

　　調查話題不得不轉到了問程阿根為什麽違反飯店規定在沒有檢修任務時乘了電梯直接下到大堂。以程阿根的資格，這個話題已經難不倒他了，他說我當時是腦子一時沒有想到，進了電梯就稀裏糊塗地下到了大堂。這個說法當然不能令人相信，於是專案人員就警告說如果不老實交代，那就隻能去公安局談了。程阿根也豁出來了似的，說那進去談吧，反正就是這話了。

　　於是，程阿根就被拘留了。拘留後隨即又進行了訊問，但還是未能取得進展。兩個負責對付他的專案人員正在琢磨對策時，傳來了另一嫌疑對象隋留思在專案人員找他談話時逃脫的消息！

三、

　　隋留思是由專案組成員小許約其談話的，那時還沒有這類談話必須兩人以上進行的規定。小許是刑警出身，在國民黨上海市警察局幹過數年刑偵工作，單獨和參與偵破過的刑事案子也有二三十起了，跟不知多少涉案對象打過交道，根本沒有把眼前這個看上去腦子像是進過水的談話對象放在眼裏，尋思還不是三嚇兩嚇就嚇唬出真話來了？

　　哪知，這隋留思硬是占了腦子進水的便宜，麵對著小許的虛聲恫嚇，他根本沒有反應，甚至還懶得答理，逼急了才開口，卻是索討香煙抽。這樣一耗就是兩個多小時，當小許遞給他第4支香煙時，警告說這支煙抽完，你必須交代情況了，如果再不交代，那我可要不客氣了。隋留思點頭說沒問題，等我抽完這支煙就好好跟您聊聊。

　　一支煙很快就抽完了，小許擰開鋼筆套子，說現在你該回答我的問題了，隋留思說可以，不過可否讓我先上趟廁所。小許說可以，我也正要上廁所了，一起過去吧。於是兩人就一起去了廁所。隋留思的伎倆就在這當兒耍出來了，高檔飯店的廁所是分隔式的，他進去後並沒有動作，待聽見隔壁的小許有動作時，悄悄開了門一溜了之。等到小許出來後發現這主兒已經不見影蹤時，隋留思已經乘著電梯下到底樓後出門混入了南京路上的人流之中。

　　隋留思的逃走，理所當然地使專案組認為問題基本上就是出在此人身上了。於是也顧不上訊問已經被拘留了的程阿根，當即把全部力量都撲到了隋留思的身上。正副組長江河天、郭俊峰坐鎮位於福州路上的上海市公安局專案組辦公室，下達了一道道命令：通知火車站、長途汽車站、內河和海運輪船碼頭的軍警巡邏隊加強巡查，留意隋留思是否企圖混離上海；通知各公安分局、派出所注意各自轄區內是否有符合隋留思特征的對象出現；派員立刻前往隋留思家了解情況並搜查。

　　隋留思家住在榆林區，老黃帶著幾名專案人員會同轄區派出所民警登門。隋留思是獨子，少年喪父，由擺紙煙攤頭的母親拉扯長大，由於家境貧寒且被人認為腦子似有毛病，直到二十八歲了也沒有娶上親。據其母說，隋留思平時在家裏也是沉默寡言，如果不主動跟他說話有時幾天不吭一聲是經常性的現象。那麽他平時在家裏幹些什麽呢？其母把警察領進了她兒子所住的那間屋子，指著一堆書說，以前喜歡看書，不但常常去弄堂口的舊書店租書看，自己還掏錢購買，這一堆書就是他所購買的一部分。最近，隋留思喜歡上了無線電，自己鼓搗著裝起了礦石收音機。

　　警察在搜查中，果然發現有一些跟無線電相關的技術書籍，其中竟然還有美國中央情報局和國民黨合辦的中美情報合作所所編製的僅用於國民黨特務係統內部的《簡易無線電收發報機技術》。這自然引起了專案人員的興趣，這些書籍當然要帶走，還指望搜查出更多的可以作為線索的物品，但把隋留思家翻了個遍也未有新的發現。

　　然後就向隋留思母親了解她家的社會關係以及隋留思平時的交往人員，不難想象，一個窮寡婦拖著一個被認為腦子可能有點小毛病的兒子的家庭，其社會關係肯定不可能複雜，即使以前複雜的也已經變得不複雜了。而隋留思自己的社交圈子也極其狹窄，其母隻見過偶有其以前的同學來家裏坐坐，喝杯茶，聊聊天。那幾個同學姓什麽叫什麽呢？她可就回答不上來了。

　　這樣，唯一的選擇就是專案人員自己去了解了。這類事情難不倒警察，他們當天就查清楚隋留思以前的求學情況：從八歲至十三歲在上海市榆林區明易小學上學，畢業後考進了榆林區第二初級中學，但隻讀了半個學期就因生活困難而停學了，從此再也沒有進過任何學校。別看就這半個學期兩個多月時間的初中，卻給專案人員的調查增添了成倍的工作量，因為隋留思的同學中顯然也包含著初中的同學。專案人員分頭查訪隋留思的小學和初中同學，時隔十幾年，中間經曆了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這些同學互相之間已經很少聯係，因此折騰到次日下午還隻查訪了一半不到。傍晚，專案人員在市局會合，交換了查訪情況後正要重新排出查訪名單時，忽然傳來一個消息：隋留思被榆林分局抓到了！

　　專案組在對隋留思家進行搜查後，隨即讓派出所進行布控。派出所就召來居委會幹部將此事作了布置，居委會幹部的積極性甚高，當即安排專人開始實施。這天傍晚6點左右，負責監視隋留思家的治安積極分子忽然發現隋留思竟然從外麵返回家中了。

　　當時他的母親還在馬路上擺香煙攤，家裏沒人，他是用帶著的鑰匙打開家門後進去的。隋留思進門還沒有坐定時，居委會幹部已經來拜訪了，以閑聊方式纏住他。一會兒，派出所民警就登門了，那時候也沒有什麽手續的，說聲“跟我走一趟”就把隋留思給帶走了。因為這人是市局專案對象，派出所唯恐發生不測承擔不起責任，於是當即就派人把他押往分局了。

　　專案組長江河天當即帶了老黃和昨天訊問過隋留思的小許前往榆林分局，就在分局提審隋留思。訊問也不拐彎抹角了，一上來就問你為什麽在談話時逃跑？隋留思的回答令專案人員暗吃一驚，他說他事先已向飯店請過假了，這天是要離開飯店的。去幹什麽？去鬆江相親，他的一位同學的姐姐名叫張蔭琴的最近給他介紹了一位對象，是鬆江城裏的一位小學老師，對方已經看過他的照片，覺得可以接受，於是就進行下一步，雙方當麵看一看。張蔭琴於是就在前一天中午特地到飯店來通知他次日一起前往鬆江，因為交通不便，所以得在鬆江過夜的。於是他就向飯店方麵請了假，但考慮到飯店人手比較緊，次日也就是昨天，他還是去了飯店，幹了一會兒活就被專案人員找去談話了，看看約好跟張蔭琴見麵的時間要到了，於是就不辭而別。隋留思在專案人員麵前顯得從容自如，說我這一個回答解決了兩個問題：你們問我前天中午有兩個女子來飯店門口找我是為啥事的，我也正好順便回答了，那就是張蔭琴，另一位是她的鄰居朱小鶯。

　　江河天聽隋留思說完後問，你說你請過假了，是什麽時候請的假？向誰請的假？隋留思說是前天中午張蔭琴來飯店門口通知他後，他就向飯店負責清潔工作的領班胡師傅口頭說了說，下班前想想不好，又寫了一張請假條，但胡師傅不在他那屋子裏，於是就把條子放在桌上了。

　　小許當即向飯店打電話，胡師傅正好上夜班，接聽後說他已經記不清隋留思是否對他說過請假的事情，條子肯定沒有收到過。再問隋留思，他還是堅持自己的說法。江河天說這就奇怪了，老黃你去國際飯店走一趟，當麵問問那位胡師傅，這種事情不是開玩笑的，有就是有，沒有就是沒有，得負責任的。

　　老黃去國際飯店的時候，榆林分局這邊也沒空著，江河天和小許繼續對隋留思訊問，問清楚了張蔭琴和朱小鶯的住址，當即去電市局讓其他專案人員連夜前往查問，並且向住所地居委會了解這兩人的政治麵貌和社會關係。

　　老黃去國際飯店找到了胡師傅，對方還是保持著電話裏的那個說法。老黃看著對方那副老實巴交的樣子，心裏已經相信了這一說法，但從調查的程序來說，還是需要看一下隋留思所說的放請假條的現場的。過去一看，結果竟在桌子旁邊靠牆壁的一條夾縫裏輕而易舉就發現了那張條子。

　　而另一路專案人員對於張蔭琴、朱小鶯的調查也有了結果：張是家庭婦女，居委會治安積極分子，其夫是革命軍人，現在華東軍區司令部當參謀；朱是紗廠工人，1947年入黨的地下黨員，政治立場堅定。兩人均證實了隋留思所說的情況，其中朱還出示了保存著的去鬆江的車票。

　　這樣，隋留思就得到了解脫。當專案人員讓他回家時，他卻又纏上了，一定要原先“請”他去的派出所民警送他回家。專案人員知道他那腦子進水勁又來了，也就隻好依著他了。

　　4個被認為有可疑跡象的對象中，3個已經排除了，還剩下已被拘留了的程阿根。專案人員便去看守所提審程阿根。這主兒這回老實了，不等專案人員開口，便主動說我願意把事情說清楚。專案人員原還以為苗頭來了，哪知他一交代卻是另外情況，原來他那天慌慌張張直接乘了電梯下到大堂然後出門的原因並非跟“警衛皮包”有關，而是因為他偷了飯店的一塊廢銅，趕緊出去賣給收破爛的人。

　　專案人員用了一天半時間終於查訪到了那個收破爛的老頭，證實了程阿根的交代，還取回了那塊重約3斤的銅塊。

　　至此，線索全部斷了！

四、

　　專案組再次舉行了案情分析會議，認為既然飯店內部沒有人作案的話，那就隻有把偵查視線投向外來人員作案這方麵了。

　　但這樣考慮似乎有點蒼白無力：案發現場的外來人員其實隻有被宴請的外賓，而外賓那天自始至終一直在宴會現場“摩天廳”待著，並沒有離開過樓麵去下一層現場，這一點，在場的眾多警衛人員都是能夠證明的。

　　江河天說：“順著這個角度，再換一個思路進行考慮。”這一換，產生的一種可能性是：當時住在國際飯店其他樓層客房的賓客中是否有人混上來竊走了“警衛皮包”？

　　這種盜竊手段，在警方偵查人員的術語中稱做“闖竊”，就是不速之客經過化裝或者不化裝直接闖入現場，迅速作案後逃逸。由於這種作案手法疾如眨眼，通常事後往往容易使人回不過神來，分析案情時就漏掉了。即使分析到了這種可能性，也因為作案者未在現場留下蛛絲馬跡而導致無法偵破。專案人員意識到，他們麵臨著的可能就是這樣一個來無影去無蹤的作案者。

　　不過，既然考慮到了“闖竊”，那還是要找到作案者的漏洞的。專案人員分析：這位外來的不速之客的來路有兩種可能，一種是原本就是住在飯店的賓客，另一種是在宴會進行期間從外麵進入飯店的。於是，就需要對此仔細查一查了。

　　先查看了飯店前後門衛室當天的外來人員登記資料，後門對外是不開放的，所以進入飯店的幾人都是跟飯店日常業務有關的人員，專案人員一一抄下後轉給各自轄區的派出所進行初步查摸。前門進來的就是訪問住宿在飯店內的賓客的人員了，那天隻有3位，登記資料顯示兩人是一起來的，於9點37分來，十分鍾後就離開了。另一人是單獨來訪，10點35分進入飯店，10點50分就離開了。當時，外賓還沒有抵達飯店，所以，前門登記資料上的這3位輕易就可排除了。

　　再查宴會舉行的那天住宿於飯店內的賓客，一共有97位，其中23位是外國人，分別來自蘇聯、芬蘭。其中芬蘭來的是一支20人的旅遊團隊，是從日本途經上海前往北京的，集體入住於國際飯店，一共住三天，是案發次日傍晚離開上海前往北京的。

　　那3位蘇聯人是一家三口，登記資料顯示是受上海市政府邀請來上海進行遊覽的，一應費用也由市政府承擔。當時上海對於外國人的入境已經有一套嚴格的管理措施了，於是專案組當即向市局專管部門詢問這一家三口的來曆，了解到他們原是居住於上海市虹口公平路一帶的白俄，那男子是電器行老板，抗戰前曾為我中共地下黨組織作出過貢獻，還曾慷慨捐獻過一些無線電器材支援蘇區紅軍。抗戰前期還曾為新四軍購買無線電器材、藥品提供過幫助。後來，他們返回蘇聯。上海解放後，那位前電器行老板從報上看到照片，認出當初跟他聯係過的“王先生”就是現今的上海市常務副市長潘漢年，於是就寫信來敘舊，提出了想攜妻女前來上海舊地重遊的想法。潘漢年接到信件後，便對此進行了安排。這三位蘇聯人已於案發當晚前往杭州遊覽，然後計劃從杭州去南京，再赴北京遊覽後返回蘇聯。

　　專案組一致認為這一家三口應該是沒有問題的，於是就劃到了一邊。

　　再查那個芬蘭旅遊團，根據當時上海市公安局的規定，從安全因素考慮，類似這樣的外國旅遊團在滬活動期間，不管他們是否提出請求，上海市方麵都應當派便衣警察陪同。這樣，在對這個團隊的在滬情況進行調查時，專案組隻要找陪同接待的便衣警察就可以了。據參加接待的那位便衣警察小董說，這20名芬蘭人在滬活動的三天內，都是集體行動，沒有人單獨離開過團隊。那麽飯店發生“警衛皮包”失竊的那個時段，這些外國遊客在哪裏活動呢？便衣警察說那天中午他們在虹口公園草坪上野餐，並無人臨時離開過現場。這樣，這個旅遊團隊也被劃到一邊去了。

　　排除了住宿的外國賓客後，偵查視角轉向了74位中國賓客。根據住宿登記資料顯示，這74位賓客中的14人來自上海本地，其中有3對是夫婦，其餘則是有錢人家的紈絝子弟，估計是來飯店開了房間尋歡作樂的。其餘賓客分別來自北京、廣州、南京、天津、西安、武漢等地。幾個專案人員正翻閱著住宿登記資料時，專案人員老薑從外麵進來，也翻了起來。他拿起放在一邊的別人已經翻閱過的上海賓客資料看著，忽然一聲驚叫：“哎！這人在這裏啊？難道真是他？”

　　這一叫，馬上驚動了其他成員，都停下手裏的工作，問老薑發現了什麽。老薑指著一個名字說，這個名字我知道啊，正是我在查找的一個人，難道真有這麽巧啊？

　　原來，老薑在奉命參加這個專案組時，手頭剛完成了一個蔣幫派遣特務案的偵查。一個姓賈的特務奉國民黨“國防部保密局”的派遣，從舟山潛來上海執行破壞使命。這賈某剛剛在吳淞碼頭上岸，就碰上了軍警聯合巡防隊的例行檢查，他攜帶的偽造證件其實是沒有破綻的，可是他的眼神顯得驚慌，於是就被扣留起來，因為不肯開口說清楚自己的真實來龍去脈，於是就被移交給市局政保處，由老薑負責對其訊問。一番政策攻心後，賈某終於交代了自己的真實身份，承認是來自台灣的“國防部保密局”特務，接受的使命是在有曆史問題的上海市民中發展特務，伺機進行反革命宣傳，在適當時候還要偽造大批人民幣散發上海和華東各大城市，以破壞新中國的金融市場。賈某還交代他臨行時上司交給的3個秘密聯絡人的姓名和地址，公安局當即進行查緝，兩人落網，其中一位名叫鮑正民的卻早已變更了住址，沒有人知道其下落。而這個失蹤者的姓名竟然跟老薑眼下發現的住宿名單中的那位一字不差！

　　查看這個鮑正民在登記資料上所顯示的情況：持天津市公安局河西分局所出具的介紹信，以天津榮豐紡織廠機械設備采購員的身份赴滬出差，四十歲，南京人氏，於案發前一天上午9時入住國際飯店1012客房，已於案發當日下午2時退房離店。

　　老薑立刻向飯店大堂人員和樓麵茶房了解了1012客房那個住客的外形、麵容，跟他向派遣特務賈某當時所訊問到的情況相似，於是便初步確定那人就是警方正在查緝的主兒了。

　　專案人員碰上這種情況，當然肯定要馬上查一查的。鑒於鮑正民已經退房離店，不知去向，於是就隻有向曾經接觸過此人的飯店服務人員了解他們是否在其住店期間留意到過哪怕是一絲一毫的信息。專案人員分頭跟飯店大堂賬台員、侍者、客房茶役、飯廳侍者等進行了個別談話，最後終於從餐廳的一位侍者那裏獲得一條可能有價值的信息：案發當天上午7點45分左右，鮑正民在餐廳用早餐時，這位侍者接聽了一個電話，對方是一個男子，要求侍者替他問一下，是否有一位名叫鮑正民的先生在餐廳用餐。當時在餐廳用餐的男性賓客大約有20人，侍者逐個悄然詢問，問到第七個就是那個鮑正民先生。鮑正民在接聽電話時，嘴裏重複過“法華鎮劉三寶”這樣6個字。法華鎮是長寧區的一個地名，那位侍者就住在那裏，所以記得很清楚。劉三寶這個人名也是一聽就容易記住的，所以他也就留在腦海裏了。

　　於是專案人員前往長寧區法華鎮一帶調查是否有一個名叫“劉三寶”的人，當時上海已經解放半年，戶籍製度已經成功實施，通過查閱法華鎮派出所的戶籍資料，得知該地區有3人名叫“劉三寶”：一個是一位九十一歲的老太太，戶口在法華鎮，平時都是住在其兒子徐家匯那裏的，而且身體不好，隔三差五要去醫院救治的，於是先往旁邊放一放。另一位是一個二十八歲的紡織女工，寡婦，有一對子女，生活過得很是艱難。還有一位是個四十八歲的茶館老板，曆史經曆有點複雜。專案人員對比下來，覺得宜先把茶館老板作為調查對象為妥，於是就對這個劉三寶進行外圍調查。

　　茶館老板劉三寶的經曆確實複雜，這人是山東臨沂人，早年在孫傳芳軍隊當過排長，後來孫傳芳被北伐軍打敗後，他就退出軍隊，去了法租界巡捕房當包打聽，拜著名大亨黃金榮為師加入了青幫。做了幾年包打聽後，劉三寶又改行做起了生意，先後倒騰過棉紗、中西藥材、生漆、茶葉、木材，有賺有賠，抗戰勝利那年到法華鎮開了一家“三寶茶館”，一直經營到現在。

　　由於劉三寶的經曆中有當過法租界包打聽的經曆，按照上海市軍管會的規定，應當屬於那種“有曆史問題”而“應主動向公安局登記”的對象。可是，盡管上海市軍管會的布告就張貼在“三寶茶館”的門口，但劉三寶仍然根本不當一回事，未在規定的時間裏前往派出所登記。這樣，在1949年7月下旬上海市公安局的一次緝捕反革命分子、刑事犯罪分子的全市性大行動中，這位茶館老板就被拘捕。據說，當公安人員去抓劉三寶時，他正在茶館跟幾位老茶客海聊，麵對著秋風黑臉的警察，他竟然一臉的輕鬆，對一旁已經嚇得渾身瑟瑟發抖的賬房先生說，你好好看著店，我沒什麽事，肯定能回來繼續當老板的。

　　果然，劉三寶在公安局的班房裏隻待了三天就被釋放了。原來，這人在30年代前期曾接觸過中共上海地下黨的幾位負責人，為特科工作提供過多次幫助，還數次營救過中共地下黨員，其中有的還是擔任黨內職務的重要人士。這些，由於屬於機密，社會經驗豐富的劉三寶從未對人說過，這次被拘捕後，他才對訊問他的承辦員說了說，從他嘴裏隨口說出的一連串中共重要人士的名字倒使承辦員大大吃驚。還沒回過神來，劉三寶已經以一句“這些，你們去問一下現在的潘副市長就知道了”結束了口供。公安局方麵隨即向潘漢年報告了劉三寶的情況，潘漢年證實了茶館老板的說法，說如果沒有發現此人犯下過罪行的話，應當馬上釋放。這樣，劉三寶就被釋放了。

　　專案人員分析，以劉三寶這樣複雜的經曆，在其以前的社會交往中肯定不乏國民黨方麵的特務，因此，鮑正民跟他有接觸倒確實有可能，當然，這個茶館老板是否卷入“警衛皮包”失竊案還不好輕易下結論。現在先要弄清楚的是：鮑正民究竟是否去找過劉三寶？

　　專案人員通過派出所悄然跟“三寶茶館”的一個老跑堂見了麵，向其了解是否有過貌似鮑正民那樣的男子去茶館找過劉三寶。老跑堂說確實有過這樣一個男子去過茶館，看起來跟劉老板是第一次見麵。劉老板先是盯著對方看了又看，問了又問，後來在看了對方出示的一張什麽條子後，態度就變得客氣了，把那人讓進了後麵那間屬於老板個人空間的小屋子，吩咐沏一壺上等龍井送進去。茶是這老跑堂沏的，添水也是他的事情。那男子跟劉老板聊了大約一個小時，中間添過三次開水，第四次老跑堂再去添開水時，那人起身告辭了，說那我到星期六再來拜訪。

　　專案人員聽著有點驚喜，因為明天就是星期六，正好可以去布控，把鮑正民拿下再說。於是，就再三叮囑老跑堂不能泄露今天的談話情況。那位諾諾再三，帶著一份受到重視的滿足離開了。

　　江河天和郭俊峰商議下來，認為不能掉以輕心，於是隨即對“三寶茶館”進行了布控，對劉三寶進行秘密監視，如果鮑正民提前赴約，那就跟蹤，適當時候可以采取拘捕措施。

　　當晚無事，次日一早，老薑等幾位專案人員就化裝成茶客來到“三寶茶館”喝茶。8時許，鮑正民果然坐著三輪車來了，西裝革履，手裏提著一個沉甸甸的牛皮小箱子。劉三寶還是熱情接待，但他剛吩咐“沏一壺龍井”時，就愣住了：專案人員已經堵住了小房間的門，而且亮出了手槍！

五、

　　鮑正民和劉三寶當即被押送市公安局，分別予以訊問。

　　鮑正民初時還想裝裝糊塗，堅稱自己是天津榮豐紡織廠采購員，是來上海采購機械設備的。但沒幾個回合後，就不得不承認他原是國民黨軍統局中校特工，抗戰勝利後雖然脫離了軍界，但還是領著先是軍統後是保密局的一份津貼，替國民黨特務機關收集情報。上海解放前夕，他也參加了特務頭子毛森親自召開的潛伏特務會議，受命潛伏滬上，接受命令伺機行動。

　　交代完曆史，專案人員以為鮑正民要交代現行罪行了，但他卻以“解放後我沒有幹過一件壞事”這句話結束了自己的招供。這就不對頭了，沒有幹過壞事，那你化名住進國際飯店幹嗎呢？鮑正民對此的解釋是：他見解放後共產黨肅清敵特分子的行動十分厲害，就不敢執行毛森交待的潛伏方案。但他知道台灣特務機關肯定要派人來跟他聯絡的，就決定避開。於是，在跟一位參股天津榮豐紡織廠的親戚取得溝通之後，便以該廠新聘技術人員的身份把戶口從上海遷往天津，在該廠當起了采購員。這次確實是受廠方委派赴滬出差的，采購紡織機械設備的零部件。他拎到“三寶茶館”去的那口小箱子裏裝的就是樣品，之所以跟劉三寶接觸，是因為想通過劉的關係從供貨方那裏獲得比較優惠價格的緊俏貨，當然他是答應要付給劉三寶一筆酬勞費的。

　　鮑正民的這番供詞似乎具有一定可信性，這時他那口小箱子裏的物件也已經被仔細查看過，確實被認定是紡織機械方麵的零部件。但是，專案人員對於一點還是覺得可疑：作為一個紡織廠的采購人員出差來滬，憑什麽條件入住國際飯店呢？

　　鮑正民交代說，他入住國際飯店，是為了跟一位老相識姘頭幽會，因為對方出身富豪，一貫養尊處優，解放前跟其幽會，要麽“國際飯店”，要麽“華懋飯店”，再不就是“上海大廈”，否則她是絕對拒絕的。所以這次他就入住了國際飯店。幽會之後，他正好接到生意中介人的電話讓他去找找劉三寶，於是就離開了國際飯店，住進了長寧區的一家旅館，現在行李還在那裏。說著，鮑正民說出了那個姘頭和生意中介人的姓名、住址和電話以及入住旅館的憑證。

　　最後，就要弄清鮑正民究竟是否有作案時間了。一問，鮑正民那天中午請供貨方在南京西路“梅龍鎮酒家”吃飯，一起吃飯的除了那個中介人，還有協華機器廠、大成機械公司和明太陽工具經銷中心的幾位供貨方談判代表。

　　那邊，劉三寶也在接受訊問。這位茶館老板這次折進局子可就比上次糊塗了，因為他說不知何故又把他弄進來了，而且來勢很凶，以至於使他根本來不及對賬房先生關照一句話。專案人員不搭他的腔，不問別的，單問他跟鮑正民的關係。劉三寶機靈，馬上猜測那是鮑正民的問題了，於是把情況爽快地倒了出來：他跟鮑正民原先根本不認識，是一位生意場上的中介朋友介紹過來的，因為知道他跟協華機器廠、大成機械公司的老板都是關係甚鐵的朋友，想托他跟對方打個招呼，提供一些緊俏零部件。因為當時朝鮮戰爭已經打起來了，美國的第七艦隊封鎖了台灣海峽，西方國家還聯合對中國實行戰略物資封鎖製裁，所以大家都想趕緊進一些緊俏零部件備用。他聽說有好處可撈，也就點了頭。除此之外，他根本再也說不出任何內容來了。

　　專案人員隨即對鮑正民和劉三寶所提供的相關證人分頭進行了緊急調查。那位中介人證明確實是他為鮑正民和劉三寶之間牽線搭橋了，是那天上午往國際飯店餐廳打電話讓侍者找了鮑正民通知他去見劉老板的，也證實那天中午和幾家供貨方代表在梅龍鎮酒家一起吃了飯。

　　鮑正民的那個隻認上海灘三家高級賓館的富女姘頭也找到了，證實鮑正民所言不謬。

　　“協華”、“大成”、“明太陽”三家供貨方代表也證實那天中午確實受鮑正民邀請在梅龍鎮酒家吃飯，直到過了1點才離開的。

　　出於慎重，專案人員還特地前往梅龍鎮酒家，向那天當班的侍者調查情況。侍者還記得曾經接待過這樣幾位顧客。

　　這樣，鮑正民跟“警衛皮包”失竊案就沒有什麽關係了。對於專案組來說，此舉雖然意外抓獲了一名曆史反革命分子，但由於案件未破，大夥兒心頭都覺得沉甸甸的。

　　在調查鮑正民的同時，專案人員並沒有放棄對於國際飯店案發那天中午前尚未退房的其他賓客的分析，但是並未發現可疑對象。

　　案子查到這裏，再次斷線了。專案人員為之深感迷惑，不知這究竟是怎麽一回事。江河天和郭俊峰商議後，作出了一個出乎眾人意料的決定：全體休息一天，放鬆一下，然後再舉行新一輪的案情分析會。

　　誰也沒有想到，這時出現了一個新的情況，從而使新一輪的案情分析會提前舉行，並令專案組全體人員產生了一種接近成功曙光的亢奮。

　　新的情況，就是在專案組休息的這天下午不經意間出現的——

　　這天下午，前一天入住於國際飯店1410房間的一位來自香港的客人給服務台打電話，說她午後睡了一覺，醒來發現放在床頭櫃上的項鏈不見了，估計可能是放的位置過於靠近床頭櫃邊緣，睡覺時不留心碰了一下，滑落到床頭櫃和床的交界縫隙間去了，要求派侍者幫助尋找一下。

　　兩名侍者隨即來到1410房間，移開床頭櫃，那條鑲著鑽石的白金項鏈就顯現在眼前了。本來這已經沒有什麽事情了，可是其中一位打從國際飯店開張時就進店效力的老侍者卻覺得似乎有點不對頭：撿起來的項鏈上怎麽沾有花絮樣的髒灰？按照規定，客房每兩個星期打掃一次，不應當有這種灰塵出現的，這種灰塵隻有沒有打掃到的近似密封的床底下才有。由此看來，這幾天這張床是被人移動過的。這位侍者聯想起這幾天一直在折騰著的“皮包失竊案”，心裏就多生了一分機靈。當下也不吭聲，退出客房後就去找了工會主席。工會主席一聽，說這得把床移開了檢查一下。

　　於是服務台就跟這位香港女客聯係，找了一個借口讓對方換一個房間。那香港人有點迷信，正為這事弄得有點忐忑，一聽自是願意。她前腳剛走，飯店方麵後腳就到，移開床一看，隻見下麵藏著一塊比公文包略小的用舊報紙包著的鋼板。由於當時對於失竊的皮包內裝著何物始終保密，所以飯店方麵沒有一個人知道關於防彈鋼板之事，但不管怎樣，這顯然是一個異常情況，於是就馬上向專案組報告了。

　　專案組長江河天讓專案組其他人休息，他自己卻沒有回家，還是待在市局為這個案子耗神。接到國際飯店方麵的這個電話，頓時一陣激動，當即趕往飯店。江河天之前並沒有接觸過防彈鋼板，但他在向陳毅警衛班方麵了解案情時，已經把皮包、包裹鋼板的舊報紙以及鋼板的尺寸、重量等問得詳詳細細，所以此刻一看就知道眼前這塊鋼板八九不離十就是“警衛皮包”裏的內容了。於是便一麵打電話讓派人把全組成員召集過來，一麵通知陳毅的警衛參謀火速前來國際飯店辨認實物。

　　陳毅的警衛參謀趕來一看，確認這塊鋼板就是丟失的“警衛皮包”裏的那塊，因為蘇聯方麵定製的這批防彈鋼板，正反麵的四個角上都是鐫刻著編號的，一眼就能分辨清楚。

　　專案組成員到齊後，就在國際飯店舉行了案情分析會議。從飯店大堂總服務台調來的旅客入住登記資料顯示，發現床底下藏匿著防彈鋼板的1410房間在案發前後入住的是芬蘭遊客哈默爾夫婦，他們是隨這支旅遊團從日本抵達上海的，案子發生後的次日傍晚隨團一起前往北京了。根據之前的調查，案子發生的那天中午，這對夫婦沒有作案時間，兩人和旅遊團的其他成員一起去虹口公園野餐了。

　　這樣，可以把哈默爾夫婦初步排除在作案者之外。那麽，能夠把防彈鋼板藏到1410房間的人就隻有飯店內部人員了。於是又調來了飯店的樓麵值班記錄，表明在案子發生後能夠有條件拿到鑰匙進入這個房間的侍者有3人。可是，已經反複調查的情況表明，這3位侍者在案子發生的那天都未曾去過現場，他們和另外兩位侍者已經互相證明過當時他們都在14樓幹活和閑聊。

　　眾人又考慮到另一種可能：會不會是其他內部人員作案之後通過這三人中的哪位把鋼板藏匿於1410房間了？這個可能如果存在，那麽那位作案者肯定跟這三人中的某人的關係非常鐵，所以，如果要調查的話，那可以從這三位侍者跟飯店內部其他人員的私交上著手調查為妥。這先作為一種可能記錄下來了。

　　專案人員又分析：防彈鋼板藏匿於飯店內而不帶走，這是什麽意思？這從作案者所處的角度來考慮，顯然是生怕被人發現，這也是疑為內部人員作案可能的一個理由，因為在這個還用不到穿棉衣的季節就把這樣麵積的一塊鋼板夾帶出去，畢竟是做賊心虛有點懼怕的。這樣，最穩妥的做法就是先把鋼板暫時藏匿在飯店某個安全角落裏，等到風頭過去後、冬天來臨可以穿棉衣時再夾帶出去，那也不過最多是個把月的時間嘛。至於那個裝鋼板的皮包，也同樣是無法夾帶出門的，那則可能早已被剪碎後混雜於垃圾裏扔掉了。

　　這樣，越分析就越認為這種可能性的存在幾率甚高，於是會議就決定立即開始著手對那三位侍者進行外圍秘密調查。

　　調查進行了一天，最後獲得的情況卻令人不無沮喪：這三位侍者中的一位是個飯店內部沒有一個朋友、隻知埋頭幹活的老黃牛，如果沒有人跟他說話，他可以一天到晚不說一句話。另外兩位倒是在飯店內部有朋友的，可是他們的朋友卻是飯店的黨支部成員和工會負責人，在之前的調查中早已被非常確鑿的證據排除了作案可能性。因此，這三位侍者都應當排除藏匿防彈鋼板的嫌疑。

　　這種結果，不免令人沮喪。

　　當晚，案情分析會再次舉行。資深偵查員老黃在會上亮出了一個觀點：是否應該考慮把疑點放到已經離開上海去北京的原住在1410房間的芬蘭人哈默爾夫婦身上？

　　這是為什麽？已經經過一番深思熟慮的老黃說，首先，這肯定不是上次案情分析會上所認為的飯店內部人員藏匿行為，因為如果是這樣的話，飯店內部人員不敢冒險把那鋼板帶離飯店，可是他完全可以請別人入住這個房間後從容取走啊。他做這種事情，顯然肯定是奉命行事，指使他的後台人物在獲悉作案成功的消息後，還不迅速把鋼板拿到手以防夜長夢多？其次，哈默爾為什麽把鋼板留在飯店沒有帶走？這是因為他發現自己作錯了案，他偷竊“警衛皮包”顯然是以為那皮包看上去沉甸甸的，估計裝著頗有價值的東西，所以下手行竊。哪知到手後拿回房間一看，方才發現原來裏麵不過是用舊報紙包著的一塊鋼板。他肯定不知道這塊鋼板的用途，隻是感到奇怪，就決定扔掉，但無法扔在飯店的垃圾桶裏。他可以帶出去扔的，因為他不必擔心飯店門衛會提防他，但是，他沒有這份興致。於是，他就把這塊鋼板藏進了床肚。那個皮包，因為是意大利名牌產品，他舍不得丟掉，就留下帶走了。所以，那個皮包現在應當還在哈默爾的行李裏藏著。

　　眾人聽得目瞪口呆，有人回過神來就問，照老黃同誌這樣說來，這是一起普通刑事案件了？老黃點頭，說是的，我認為這是一起刑事案件，但那洋主兒肯定是一個有前科的慣偷，否則，他不可能如此從容和迅疾地混上樓去作這個案子的。

　　又有人問，我們的便衣不是已經證明芬蘭人那天中午在虹口公園野餐，20個人都到齊的嗎？這哈默爾怎麽有作案時間？

　　老黃說，對此我表示懷疑，所以我建議把那便衣同誌找來，當麵再了解一下那天野餐的情況。

　　專案組長江河天於是就讓人往市局打電話，立刻通知那位便衣帶著他的工作手冊火速趕到國際飯店來，有急事處理。

　　不到一小時，便衣小董就氣喘籲籲地來了。這是一位參加公安工作不過三個月的小青年，麵對著眼前這些老刑警的冷峻得使人害怕的神情，還沒開口額頭上就已經沁汗了。江河天讓他不要緊張，回憶一下那天陪同芬蘭遊客的情況就可以了，主要是上午離開國際飯店時有多少人？中午在虹口公園時有多少人？

　　小董拿出工作手冊，翻著看了看，結結巴巴匯報說，那天上午離開飯店時一共是20位外賓，他數了的，7男13女，這上麵都有記錄的；中午在虹口公園野餐時，他也作了記錄，人數情況相符。

　　小董在匯報時，早已有人拿著從大堂服務台調來的登記資料在對照了。他話音剛落，一張條子就傳到了江河天的手頭。江河天看了看，問小董：7男13女一共20位遊客，數字沒錯，性別呢？你把上一天的記錄看一看。小董隻一看，臉色便倏地變了：芬蘭遊客抵滬時是8男12女啊！

　　老黃開口了，說看來那天上午這些芬蘭客人中有一位男子沒有隨同團隊集體行動，而是換了另一女子。小董同誌，那個冒名頂替的女子是中國人還是外國人？

　　小董瞠目結舌了片刻，吞吞吐吐地說他沒有發現有中國人混入了那個旅遊團隊。眾人說那看來是一個外國女子代替某個芬蘭男性遊客進行了那天的遊覽活動。軍方的副組長郭俊峰問小董，沒有人對你作出過解釋嗎？那看來得找那個導遊了解一下情況了。

　　找導遊就費了點周折了，因為當時上海灘還沒有一家國營旅行社，所有國內國際的旅遊接待公司全是私人經辦的。由於局勢和交通等問題，所以這些旅行社的經營不是很好，導遊也是打一槍換一個地方。當時已是晚上9點多鍾，專案人員通過派出所找到旅行社老板已經不容易了，再輾轉找到那個導遊時，已是下半夜1點多了。

　　導遊被汽車接往國際飯店後進入會議室時，還是一副睡眼惺忪的樣子，抽了幾口香煙方才回過神來。他聽了情況介紹後說，掉換遊客的事情他知道，是那個叫哈默爾的客人這天上午因為覺得肚子不大舒服，所以就提出不參加這天的活動了。團隊出發前正好其妻妹、旅居上海的芬蘭女子西恩斯娓前來飯店看望姐姐，於是就代替哈默爾去遊覽了。這事哈默爾的妻子對導遊說了，他當然沒有二話。

　　導遊說得理直氣壯，若無其事，專案人員卻被弄得簡直無話可說。這事導遊應當跟小董溝通一下的，可是公安局卻沒有這個規定，所以也不好說導遊什麽。這件事過去後，經江河天的建議，市公安局隨即就向全市各旅行社作了有此內容的規定。

　　按說，專案人員還應當去找那個西恩斯娓，但考慮到時間實在太晚了，還是到天明再說吧。不過老黃的推測基本上屬於八九不離十的準確了，所以眾人都認同了這一觀點。專案組正副組長江河天和郭俊峰交換意見後，決定立即跟北京市公安局聯係，讓他們協助了解哈默爾的活動行程後即告，同時這邊派人前往北京找哈默爾當麵了解情況，上海這邊待天明後一邊找西恩斯娓調查核實，一邊在飯店內部找案發那天有可能遇到過哈默爾的員工了解情況。

　　專案人員老黃、老薑趕到北京時，哈默爾一行已經打好行李，再過一小時就要動身前往前門火車站去廣州前往香港了。專案人員看到哈默爾時，那火氣自是不打一處來，二話不說先收掉了對方的護照和車票，然後問他就在賓館進行談話呢還是去公安局聊聊？哈默爾已經明白是怎麽回事了，一邊讓妻子從行李裏拿出那個意大利皮包，一麵連聲說“對不起”。

　　這是專門偵查的一起重要案件，當然不是可以用一聲“對不起”就解決的，專案人員於是就按照預先定好的方案宣布對哈默爾予以拘留，押解上海處置。

　　經訊問，案情終於真相大白了：那天，哈默爾因為肚子不適而取消了隨同團隊活動的計劃，他獨自留在飯店1410房間裏，躺了一上午後，覺得好多了，就準備去外麵附近轉轉，正好在飯店門口目睹陳毅一行抵達飯店。他不懂中國話，所以不知這是上海市長，但一看那氣度便知準是大官，於是便對陳毅身邊那秘書模樣的手裏沉甸甸的皮包產生了興趣，猜測裏麵肯定裝著貴重物品。哈默爾在芬蘭是個有過盜竊前科的主兒，盡管已經收手多年，但此刻在異國見到那皮包後還是萌發了隱藏心底多年的貪婪念頭，於是便決定試著尋找下手行竊的機會。

　　哈默爾的心理素質和隨機反應絕對到位，腦子裏是這麽想的，行動馬上就跟上了。當下見迎接波蘭外賓一行正等待在電梯口去“摩天廳”參加宴會，便湊了上去。我方的警衛人員已經保護著陳毅等人上樓去了，留下擔任警戒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便衣警察，他們沒有留心到有這樣一個家夥混進了波蘭外賓的行列，眼裏隻看著歐洲人的模樣，穿著一模一樣似的，根本沒有在意。於是，哈默爾就順利地混進了宴會場。

　　因為是自助冷餐形式，所以現場多了哈默爾這樣一個外國男子也就沒有引起所有人的注意。其實哈默爾的主意倒不是想混一頓白食吃，而是盯著警衛人員趙根友、鄒為朋手裏的皮包，因此他選擇了一個靠近門口便於觀察那兩人的位置進餐。當他發現趙根友離開門口下樓去時，隨即跟上，終於順利得手。

　　哈默爾把竊得的皮包用脫下的西裝掩蓋著步行下到10樓，進了房間後迫不及待打開一看，卻是一塊鋼板！不禁大失所望，喃喃罵了幾句，尋思倒還不好隨手扔掉呢，就想扔到外邊去。他畢竟是老賊，經驗豐富，先下樓去探看，卻見飯店大堂和門口已經被布控了，於是便知道自己此舉惹下大麻煩了。當下便先把鋼板藏進了床肚。那個皮包原想弄碎了丟進抽水馬桶銷毀的，但又覺得不甘心白白折騰了一回。想了想，便決定先不動手，留心著外麵的動靜，若是人家開始搜查了，他這個房間號碼排在中間不會是第一個的，那時再銷毀也不遲。這樣，由於後來警方並未搜查其他樓層，所以那個皮包就保留下來了。次日退房時，哈默爾把皮包放進了行李箱，帶到了北京。

　　“警衛皮包”失竊案的偵查終於有了一個圓滿的結局。盡管這個案件有驚無險，但對於剛解放時高級幹部的保衛工作如何保證萬無一失還是提供了借鑒。為此，中央警衛局和公安部還特地讓上海方麵整理了詳細的材料送往北京，作為改善高級幹部的保衛工作措施的參考資料。

 

【附錄】

 

事不分大小，小心為妙呀。

是  小心小心

這麽長我居然看完了。

謝謝支持，這些故事確實精彩

一波三折，最後竟然是順手牽羊

是啊，套用現在的話來說，浪費多少公共資源啊，不過再次說明一個問題，無論什麽工作就怕認真二字，如果警衛認真些，就不會丟，如果警察不認真，案子就不會破，更不會有意外收獲啊！

是，確實這樣，是讚揚英雄的事跡

老侍者足夠細心。

非常精彩的故事，這幾天坐地鐵都是在看樓主的故事，

這種案例真實很曲折

是，看了覺得精彩，所以，我才轉發了

這些案例拍成電視劇真是不亞於現在很多懸疑片

謝謝您的鼓勵

要是能直接看到《啄木鳥》這個雜誌就好了。80年代我家還訂過這個雜誌。封麵還記得，就是隻啄木鳥。

兄弟你的帖子，大部分我都複製成文稿形式，打印帶回家給老媽看了。反映相當不錯的。

孝順的孩子，值得學習

偷東西的哈默爾怎麽樣了

故事裏沒有說

盜賊怎麽處理？

這個不知道

這個故事很有名的，好像還有小人書。老電影陳毅市長裏也對這個皮包有描述，電影裏陳毅表示這皮包太小護頭護不住腚，幹脆弄個全身鎧甲好了。

是不是  陳毅市長  這部電影

這麽長我居然看完了。

這個係列每篇都巨長，但是我居然也都看完了

看似歪打正著

說明再嚴密的保衛工作也是有漏洞的

當時的防護手段夠落後的，警衛員成天擰著塊鋼板不離首長左右，真夠累的

可惡的芬蘭佬兒，他這一順手牽羊坑了好幾個人

領導身邊，小事也是大事。這是什麽思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