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塵封檔案】係列之001：末代皇帝與京都民警

【塵封檔案】係列之001：末代皇帝與京都民警

本文轉載自《逐木鳥》2005年第04期之一

文：穆玉敏

注：本文是《塵封檔案》係列的第一篇文章。

在位於天安門廣場東側的北京警察博物館裏，收藏著兩件珍貴文物——末代皇帝愛新覺羅·溥儀的戶口登記簿以及他辦理戶口時的照片。作為國家一級文物，這兩樣東西，特別是那張曆史照片，為到過警察博物館參觀的人所津津樂道。

北京警察給皇上報戶口照片上給愛新覺羅·溥儀上戶口的那名警察吳靜深，是北京市公安局退休警官。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九日，溥儀結束了十年的監獄生活，特赦回京，住在五妹“五格格”金韞馨的家裏。第二天，他就在五妹的催促下，到北京市民政局報到，民政局的同誌說：“你應該先給自己報上北京市的戶口，這樣就好安排工作了。”

第三天，溥儀準備到當地派出所報戶口，可是從小長在宮裏，他根本找不到派出所的位置，於是在五妹夫萬嘉熙的陪同下，來到了西城公安分局廠橋派出所申請辦理戶口。接待他的，正是吳靜深。

吳靜深，當時二十六歲，雖然建國才十周年，但他已經有七年的警齡了。吳靜深的出身很苦，家裏人口眾多，貧困不堪，為此，他的父親在他尚在腹中的時候，就服毒自盡了，他從沒見過自己的父親。父親死後，母親給有錢人當老媽子養活一大堆孩子。吳靜深十歲那年，到宣武區老君地一帶的李記燒餅鋪當了學徒，以減輕母親的生活壓力。說叫學徒，實際上就是幹雜活兒，生火、和麵、收拾灶間等，一天睡不到三四個小時，還得長時間受煙熏火烤。那會兒，人們把這行叫“勤行”，就是得勤快的意思。就這樣，他熬到了解放。因為識幾個字，一九五二年初夏的一天，當地派出所一個民警問吳靜深，願意不願意當民警？他當然願意了，於是興高采烈地對燒餅鋪的李掌櫃大聲說：“我不當小工了，我當警察去啦！”

上午九點多鍾，溥儀和五妹夫萬嘉熙進了麻狀元胡同四號(現群力胡同十一號)派出所的小院。吳靜深辦公的戶籍辦公室位於小院的南屋裏間，他正伏在辦公桌上整理戶籍資料。

隨著幾聲輕輕的敲門聲，吳靜深抬頭應和，兩個男人推門進來。

走在前麵的年紀大的高個子身穿翻領大衣，黑瘦的臉上架著一副深度眼鏡。跟在他身後的男子年紀稍輕一些。

“您有什麽事？”吳靜深馬上熱情地站起來問。

“我們來辦戶口。”高個子聲調非常輕柔。說著從兜裏拿出一張紙，展開，捧在手裏，走上前來先給吳靜深深深地鞠了一躬，雙手將那張紙鄭重地呈到吳靜深的麵前，然後畢恭畢敬地站在一邊。

“你們先請坐。”吳靜深一麵接過那張紙，一麵請二人坐下。

紙上寫著：

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特赦通知書一九五九年度赦字011號遵照一九五九年九月十七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特赦令，本院對在押的偽滿洲國戰爭罪犯愛新覺羅·溥儀進行了審查。

罪犯愛新覺羅·溥儀，男性，五十四歲，滿族，北京市人。該犯關押已經滿十年，在關押期間，經過勞動改造和思想教育，已經有確實改惡從善的表現，符合特赦令第一條的規定，予以釋放。

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四日

越往下看，吳靜深的眼睛睜得越大。看完了，他端詳那個年歲大一些的人問：

“您是？”

“我是愛新覺羅·溥儀，他是我五妹夫萬嘉熙。”溥儀從凳子上站起來柔和地回答。萬嘉熙馬上把手裏的戶口本遞給了吳靜深。

敢情這位就是宣統皇帝！可是看上去沒一點“龍顏”的影子，倒像個文弱的教書先生。吳靜深心裏想著，按照萬嘉熙遞上的戶口本地址，拿出了戶口底簿，翻到“西城區前井胡同六號”其五妹金韞馨戶內頁，鎮靜地開始給溥儀上戶口。他先照著特赦令，把“愛新覺羅·溥儀”一筆一畫地登記在底簿上，手裏寫著心裏想，以後，“皇上”的身份就是公民了。

當時戶籍底簿上每個居民的填寫內容共二十九項。吳靜深邊詢問邊給溥儀填寫了與戶主關係、姓名、性別等十七項，這是必填項目。另外還有十二個項目，如：家庭出身、個人成分、宗教信仰、特長、服務處所、生活來源等等。吳靜深必須一項一項地詢問、填寫，溥儀一項一項地答，其中有的項目問者難問，答者亦難答。如職業，吳靜深問：“你的職業？”

溥儀忙先行禮，再回答：“我剛特赦回來，政府還沒安排。”

於是吳靜深在“職業”一欄裏填寫上“無業”二字。

“婚姻狀況。”吳靜深繼續問。話一出口，吳靜深頓覺有點兒不妥，溥儀也是一時語塞，愣了一會兒說：“我……現在是一個人。”溥儀說。

“最後一個是死了還是離了？”吳靜深問。

“離了。”溥儀的聲音小得很。

於是吳靜深便在婚姻一欄內鄭重地填上了“離婚”二字。

許是這份戶口過於特別，抑或吳靜深的文化程度不深，區區百餘字的溥儀自然狀況，竟寫錯了兩處。一處是溥儀文化程度一欄，私塾的“塾”字錯寫成“書”，職業欄裏無業的“業”字錯寫成“葉”。

登記完後，吳靜深把辦好的戶口本雙手遞給了溥儀，他接過來，深深地給吳靜深鞠了第二個躬。然後和萬嘉熙一起走出戶籍辦公室，吳靜深一直把他們送出門外。

當溥儀走出派出所時，也意識到手中棗紅色的戶口本改變了他半個世紀來的身份。大清帝國末代皇帝的身份，決定了他悲劇的一生，他三歲時登上那張象征至尊無上的黃金龍椅，從此開始了他與中國動蕩的近現代史緊密聯結的傳奇生涯。紫禁城的奢華與清規戒律，天津靜園的蒼涼落日，偽滿洲國皇宮內日本人的控製和欺騙，撫順戰犯管理所的新生，古今中外的國王和皇帝，可能沒有第二個像他那樣經曆那麽多驚心動魄和世事沉淪的了。辛亥革命後，按袁世凱擬定的對清皇室的《優待條例》，溥儀退位後皇帝“尊號仍存不變”，並“暫居宮禁”。一九一七年七月一日，在張勳等人的擁戴下，溥儀宣布複辟。在全國人民的一片討伐聲中，複辟失敗，七月十二日溥儀不得不再次宣布退位。一九二四年，接受革命影響的直係將領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廢除溥儀的皇帝稱號，限令“即日移出宮禁”。第二年，溥儀到了天津。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後，溥儀在日本侵略者的秘密護持下去東北，次年三月在日本帝國主義的導演下，當上偽滿洲國的所謂執政，一九三四年三月又改稱皇帝，成為日本帝國主義卵翼下的傀儡。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後，他在逃往日本途中被蘇軍俘獲，後被移交給中國政府，在撫順戰犯管理所服刑，原以為會永遠做階下囚，沒想到被第一批特赦，回到北京自由地生活。

因為溥儀是特赦而不是大赦，按照工作要求和程序，吳靜深把溥儀的特赦令等材料存檔備案，同時向派出所領導匯報，派出所又把情況報到了局裏。特赦是對特定的犯罪分子免除刑罰，隻赦刑，不赦罪。大赦是對一定時期內某些種類的犯罪或者一般的犯罪普遍地赦免，既赦罪，又赦刑。中國一九五四年憲法對大赦和特赦都有規定，但在實踐中隻實行過特赦，沒有實行過大赦。溥儀是新中國第一次特赦對象。對於特赦罪犯，政府有管理監督的責任。

特赦罪犯的身份，加上過去又是皇上，溥儀上戶口的事馬上引起了公安部的注意，公安部立即派了一名宣傳幹部到廠橋派出所，說是要補拍一張照片，這才為後人留下了一張具有特別意義的照片。吳靜深趕快去通知溥儀：“對不起了您哪，請您和萬先生再到派出所去一趟。”

溥儀自是遵命前往，不過，萬嘉熙那天有事沒能再陪溥儀去，吳靜深靈機一動，“換一個別的親戚也行。”於是，警察博物館裏珍藏的那張珍貴曆史照片上，本應是萬嘉熙的位置，換上了溥儀的六弟溥儉。

共和國警察與《我的前半生》溥儀解除了與李玉琴的夫妻關係後，在管理所集中精力撰寫他的認罪性的“回憶錄”。也就是舉世皆知的那本《我的前半生》雛形，由他口述，他的弟弟溥傑執筆，標題就是《我的前半生》。

這份長達四五萬字的認罪材料完成後，由戰犯管理所油印成書，供政法界和史學界參閱，因為書被裝訂成為灰色封皮，被稱為“灰皮本”。

溥儀被特赦後，“灰皮本”被公安部所屬的群眾出版社用“未定稿”的形式印了少量大字本，供包括毛澤東主席在內的中央領導以及有關部門參閱。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一日，春節將至，毛澤東主席在頤年堂邀請溥儀在家中小酌，同被邀請的還有章士釗、程潛、仇鼇和王季範等幾個人。席間毛澤東對溥儀說：“我已看到你那部‘未定稿’了，我認為寫得不怎麽好。裏邊‘檢查’好像太多了。看了一半就不想看了。”主席又說，“你過去是帝王，是壓迫人民的，而今天不同了，是公民，是人民的一分子了，寫前半生要客觀真實地反映曆史，不能成為檢討書，回憶錄要寫得細致一些。”

根據毛澤東主席的意見，中央指示公安部派人幫助修改整理出版《我的前半生》。公安部領導立即指示群眾出版社幫助溥儀修改後，正式出版這部書。公安部領導及部屬的群眾出版社領導選定了李文達具體擔任這一任務。

當時任群眾出版社編輯部主任的李文達出身於開明紳士家庭，他多才多藝，能詩善文，抗日戰爭時期投筆從戎。做過新四軍《淮海報》的戰地記者。解放戰爭時期為黨做安全保衛工作，曾打入敵人魔窟，出生入死。朝鮮板門店談判時，曾擔任彭德懷的警衛。公安部領導看重他的文才，安排他到主要出版有關公安、保衛、偵探等類書籍的群眾出版社工作。

李文達接受組織任務後，在香山飯店的一間辦公室裏開始了《我的前半生》執筆的工作。溥儀每天乘公共汽車到李文達的辦公室向李文達口述。在與溥儀磋商的基礎上，李文達等又赴東北實地調查，收集了大量豐富、生動的材料，研究了與溥儀有關的每一個曆史人物和事件，為每個關鍵人物寫了傳略，為寫作編寫了大事記、年表，對溥儀被改造的部分進行了修改補充。李文達對該書作出了特別的貢獻，他的付出，得到了溥儀的稱讚，也受到公安部領導的肯定。

公安部領導對《我的前半生》的修改工作十分重視，文稿修改到一半的時候，公安部有關幹部和群眾出版社的幾位編委召開專門會議，研究定下修改計劃：主題是通過一個封建皇帝變成新人的經曆。反映黨的改造政策的偉大勝利，同時也揭露封建勢力與帝國主義的勾結；反映出沒落階級和反動派的不甘心死亡，但終於崩潰的局麵；改造罪犯的複雜和艱巨性；共產黨人崇高的理想和風格。全書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罪惡的土壤”；第二部分“滿洲國十四年”；第三部分“死亡與新生”。

在共同努力完成領導交給的任務中，李文達與溥儀之間建立了融洽、默契的關係，李文達協助溥儀創作該書的目的，是反映黨的改造政策，而溥儀在創作的過程中也進一步改造了自己，並為人民贖罪立功。兩人的身高體態都相近，都屬馬，溥儀比李文達大一輪，平時李文達呼溥儀“老溥”，溥儀呼李文達“老李”。毛澤東主席在頤堂宴請溥儀的時候，溥儀身上穿的那件中山裝還是李文達借給他的。那天，他們像往常一樣在李文達的辦公室修改書稿，一個政協工作人員找了去，告訴溥儀，毛主席要接見他。溥儀既高興，又為難，因為沒有整潔合體的衣服去見毛澤東。李文達就把自己一套深藍色毛花呢中山裝拿給溥儀穿上。

溥儀穿著李文達的衣服去見毛主席。飯後，毛澤東特意拉溥儀過來，讓他站在自己右側說：“我們兩人可得照一張相喲！”遂請新華社攝影記者為兩人拍了一張珍貴的合照。照片上兩人並肩而立，毛澤東比溥儀高出半頭，兩人顯得都很高興。

與毛主席合影這件事讓溥儀沉浸在長時間的喜悅之中，他把那張照片視為珍寶，一直掛在家裏最顯眼的位置，他在日記中寫道：“在本年一月三十日，我們(與)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一同吃飯、照相，這是我永遠不能忘記的最光榮和幸福的日子，給我給(以)極大的鼓舞力量。”直到“文化大革命”中，溥儀擔心照片被紅衛兵抄走，上繳給派出所保存，不幸派出所後來也遭衝擊，照片下落不明，成了遺憾。

一九六二年三月《我的前半生》修改二稿完成，由於溥儀與李淑賢在人撮合下開始了交往，溥儀考慮可能會和李淑賢結婚，於是希望李文達刪去有關福貴人的章節，李文達尊重了溥儀的意見。

一九六四年三月，《我的前半生》終於正式出版了，因為李文達是創作者之一，群眾出版社在稿酬支付意見中明確指出作者是兩個人：一個是溥儀，一個是李文達。溥儀是署名作者，李文達是不署名的作者，稿費一人一半。

書出版後，溥儀非常高興，寫下了“四載精勤如一日，揮毫助我書完成；為黨事業為人民，贖罪立功愛新生”的條幅贈給李文達。

溥儀由封建皇帝改造成共和國的公民之所以轟動世界，婦孺皆知，一大半功勞要歸之於《我的前半生》。該書出版前，人們對清朝末代皇帝溥儀的認識少之又少，對他階下囚的生活更不得而知。《我的前半生》一經出版，立即風靡海內外，不斷再版。截止到一九九八年，中文版已累計發行二百多萬冊。一九六五年，外文出版社將《我的前半生》譯成英文出版，英文版本定名為《從皇帝到公民》，僅外文出版社的英文精裝本就超過十萬冊。

《我的前半生》被海內外稱為是一部具有“三奇”的奇書：一奇，皇帝自己寫自傳，前所未有；二奇，勇於認錯並公之於世；三奇，不殉皇位，甘願做庶民。自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我的前半生》還多次被拍成影視作品，電影《末代皇帝》拿了奧斯卡獎後，溥儀成了世界名人，中國為此還開辟了末代皇帝旅遊專線，引起了外國朋友的濃厚興趣。

《我的前半生》能有如此巨大的社會效益，讓李文達感到很欣慰。可是，三年後，“文化大革命”來了，寫《我的前半生》成了他的一大罪狀，被造反派稱之為為皇帝樹碑立傳的孝子賢孫，被投入秦城監獄關押。

“文化大革命”結束後，李文達被恢複了名譽，《我的前半生》再版。

李文達於一九九三年十一月五日病逝，但是新中國警察在《我的前半生》這部奇書產生過程中的巨大作用不死。

北京警察“救駕”

北京的警察們原以為，溥儀有了戶口，有了家，有了職業，有了政治地位，任務就基本上完成了。誰知幾年後的“文革”中，紅衛兵對昔日的封建“皇帝”不依不饒，北京警察們又不得不承擔起了保護“皇上”的任務。

“文革”來臨前的一九六五年，溥儀因為尿血嚴重，住進人民醫院，三月七日，溥儀膀胱內的兩個瘤子確診為惡性。周恩來指示：轉到協和醫院高幹病房，隨時報告病情，一定治好。

一九六六年二月，溥儀出院後，繼續在日壇醫院做放射治療，六月，“文革”鬧起來了，溥儀趕快辭掉了家裏的保姆，每天在家裏背誦《毛主席語錄》。他這樣做也是為了到醫院裏看病方便，因為那時到醫院看病，醫生不是先問病情，而是先讓病人背誦一段《毛主席語錄》。為此，溥儀像當年在宮中背誦《四書》、《五經》時一樣，短短幾個月的時間，居然把一整本《毛主席語錄》全部背誦下來了，從頭到尾，一字不差，還讓妻子李淑賢也跟他一起背誦。

八月初的一天，一群十幾歲的紅衛兵闖進了溥儀的家門，在院裏叫嚷著要破“四舊”，領頭的一個紅衛兵頭頭兒對溥儀夫婦喊：“你們房頂上有一對小獅子，這是‘四舊’！”因為是公房，溥儀就給房管局打電話，要求來人處理此事。當時房管局的人說太忙，沒來人。第二天，又來了幾個紅衛兵，他們這次從院裏到屋裏轉了幾圈兒，反複查找“四舊”，嚇得溥儀跑到距家幾十米遠的西城公安分局福綏境派出所要求保護。當時的所長方桂山、指導員王澤臣被“造反”靠邊站了，主持所內工作的是副所長史育才。

史育才出身北京貧民家庭，二十歲當警察，他在總結自己的一生時說：“我這輩子警察當的是十年片警、十年所長、十年科長、十年院長”。他從公安學校畢業後當了十年的責任區民警，然後在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福綏境派出所當了十年所長，後來調到市公安局後勤科當了十年科長，再後來在北京市公安局香山療養院當了十年院長，退休後在京頤養天年。

溥儀到派出所找到史育才時，他正被紅衛兵的“革命”行動搞得焦頭爛額。那些日子裏，各級政府都癱瘓了，隻有派出所的民警們還堅守崗位，繼續工作著，史育才和民警們已經三天三夜沒睡覺了。

當年的紅衛兵權力大得不可思議，“革命行動”非常激烈，幾乎到了為所欲為的程度，就連民警出現場也要由他們審查身份。當時的公安部領導傳達了三條命令：支持紅衛兵；保護紅衛兵；紅衛兵在社會上做的事情由紅衛兵自行處理，民警不得幹預。但民警們沒有坐視不管，因為他們實在看不下去。紅衛兵不斷地把“黑五類”弄到派出所裏毒打，見有人實在被打得厲害了，史育才就讓民警搶過來“押”起來，史育才專門騰出派出所的兩間東屋，裏麵關滿了“黑五類”。這些人名義上是被“押”，實則是被民警保護起來了。也有的是為了逃避毒手，自己跑來“避難”的，最多時，兩間東屋竟然“關押”了七十多人，史育才不僅給他們提供了一個安全的空間，使他們養好身上的傷，還讓派出所的炊事員給他們每頓飯送兩大笸籮窩頭和足夠的水。

疲憊不堪的史育才一見溥儀來了，趕快把他領到僻靜的後院裏，後院有一個很大的葡萄架，史育才抱歉地說：

“您看見了，屋裏都是紅衛兵，委屈您，就坐這吧，這安全，也安靜。”

這時，有人焦急地喊史育才趕快去，溥儀就老老實實地坐在葡萄架下等著史育才。

原來是一群紅衛兵要抄著名京劇演員程硯秋的家，史育才前去勸說，辯論了半天，紅衛兵說程硯秋是地主出身，史育才說他早年曾經掩護過共產黨，他自己也已經加入了共產黨了。紅衛兵說他過去演的戲都是“毒草”，並要拿走他家裏的戲裝。史育才說戲裝歸文化部管，誰也沒權力拿走。勸走紅衛兵後，史育才又讓人寫了一個“告示”貼在程硯秋家門口，聲明四十一中的紅衛兵已經對程硯秋抄過家了，別的紅衛兵不能再抄了。

剛離開程硯秋家，有人報告，一幫紅衛兵正在打周覺民。周覺民也是特赦犯，曾是馮玉祥將軍的副軍長。史育才趕到時，紅衛兵在周覺民家圍住他邊打邊說：“叫你毒害紅衛兵小將！”原來一群紅衛兵到周覺民家抄家時，摘了院子裏的葡萄，吃後有人拉肚子了。史育才上前製止說：“你們是毛主席的紅衛兵，毛主席教導要不拿群眾一針一線，你們怎麽能摘人家葡萄？這是一。第二，就算你們摘他家葡萄沒錯，吃時洗沒洗？沒洗就不能算他毒害你們，葡萄要打農藥，不洗就吃當然要鬧肚子。”

紅衛兵聽了也覺得自己沒理，就甩手走了。周覺民當即給史育才跪下了，哽咽著說：“史所長，您的話讓我聽了心裏暖和……”為了感謝史育才，周覺民從家裏翻出一件自己親手縫製的救生衣，給史育才送了去說：這救生衣裏縫著化學製劑，一沾水就膨脹，你們派出所如果下水救人，這個用得著。史育才把救生衣放在派出所裏，預備著民警下水救人時穿。

忙亂到中午，史育才才猛然想起溥儀還等在後院的葡萄架下，趕快讓民警楊清兆弄了些飯給他送去，史育才就琢磨怎麽保護溥儀。

當時他心裏也沒底，上麵明確要保護統戰人物，但現在的局勢已經失控了，紅衛兵亂來，才不管什麽統戰人物不統戰人物呢，沒有“尚方寶劍”，不好糊弄紅衛兵。於是他拿起電話請示分局，分局領導被揪鬥靠邊站了，他又向市公安局請示，市公安局讓他請示公安部，公安部又讓他再次請示市公安局。無奈，他鬥膽把電話打到了周總理辦公室。他對接電話的同誌說：

“我記得毛主席說過這樣的話，中國共產黨把末代皇帝改造好了，是不是？”

接電話的同誌說：“好像是說過這樣的話。”

史育才說：“憑你這句話，我們就保溥儀！”

對方說：“好，好。”

史育才說得一點兒都不錯，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十五日，毛澤東會見阿爾巴尼亞總檢察長阿拉尼特·切拉一行時談到了中國的司法工作，他舉出了溥儀說：我們把一個皇帝也改造得差不多了。切拉說：我們聽說過，他叫溥儀。毛澤東說：我在這裏見過他，他現在有五十幾歲了，現在有職業了，還重新結了婚。

十天後，毛澤東會見古巴詩人、作家和藝術家比達·羅德裏格斯的時候，再一次談到溥儀被改造過來的事。比達曾見過溥儀，他說：他給我的印象是確實改造了，他和我長談他過去的錯誤，很真誠。

史育才放下電話長出了一口氣，來到後院，對溥儀說：“您塌塌實實回家，我讓紅衛兵保護您。”

“紅衛兵怎麽能保護我？”溥儀不解地問。

“您別問了，這兒的紅衛兵聽我的。”史育才說著，把派出所對外對內兩部電話機的號碼都告訴了溥儀：

“一個打不通就打另一個，直接找我，我派人去。”

送溥儀到門口時，史育才還囑咐他：“有人敲門，別輕易開，問清楚了再開門，有事馬上打電話……”

第二天晚上，溥儀就驚慌失措地給史育才打電話：

“史所長，我家裏來了一些紅衛兵客人……”

史育才馬上帶著紅衛兵糾察隊趕了去。

史育才帶去的紅衛兵是他特意留在派出所幫助應付混亂局麵的，作用既相當於當今的聯防隊，也是“一物降一物”的方略，因為當時的紅衛兵是“老子天下第一”，隻有紅衛兵糾察隊能管住他們。所以，史育才把家住本管界的紅衛兵總部西城糾察隊的陳闖、王建國，還有一個姓於的三名“西糾”隊員留在派出所內，組成了一個紅衛兵糾察隊，史育才告訴他們：周總理說了，要保護溥儀和許多名人，這些紅衛兵就和派出所的民警配合起來，日夜輪流在溥儀住所周圍巡邏。

史育才帶著紅衛兵糾察隊趕到一看，幾十名大專院校的紅衛兵已將溥儀的院子圍住。一個紅衛兵對溥儀聲色俱厲地說：

“告訴你溥儀，你至今還那麽講究，那麽享受，還吃大米白麵！你們屋裏的沙發必須拿走，這是資產階級的東西！”

溥儀說：“這是國家安排的，用來接待外賓，是外事工作的需要。”

那群紅衛兵根本不聽，大聲嚷著：“現在沒有外賓來，就得拿掉！”

史育才帶著戴紅箍的紅衛兵糾察隊隊員趕到溥儀家，往院子裏一站，他問：

“你們來溥儀家為什麽不與我們當地派出所聯係？”

“我們是來清算溥儀的反動罪行的。”紅衛兵代表答。

“他的罪行是過去的，現在他已經改造好了，毛主席教導我們說，共產黨人把皇帝改造好了。這就是他改好的證據！”史育才說。

紅衛兵被最高指示唬住了，但他們還是不甘心：“他現在還有客廳、臥室、浴室，住這麽多房子，吃著大米白麵，就是資產階級！”

“溥儀已由當地紅衛兵接管，對他過去的罪行你們可以就地批判，但不能帶走批鬥！”

於是紅衛兵們對溥儀一陣聲討後撤走了。溥儀感激地把史所長他們送出家門，一個勁兒地點頭說：“謝謝，謝謝史所長……”

第二天，溥儀馬上給全國政協機關打電話，讓他們把沙發拉走了。

雖然找溥儀“算賬”的紅衛兵不輕易來了，但保護溥儀的任務仍然很重，許多來京串聯的紅衛兵總是出於好奇來溥儀家“觀光”。

一天，哈爾濱一中的一些紅衛兵來京“串聯”，住在南操場小學裏。在理發館理發時，聽理發員說，末代皇帝溥儀住在附近，於是聞風而來。聽到急促的敲門聲，溥儀先是心驚肉跳，然後小心翼翼地打開門，闖進來一群佩戴著紅袖章的紅衛兵，他們大搖大擺地進了溥儀的客廳。溥儀小心地問他們：“你們有什麽事嗎？”

紅衛兵說：“我們來這裏，就是要看看溥儀！”

溥儀一看事不好，怕出意外，馬上給史育才打了電話。

史育才馬上派民警李誌義和陳銀生帶著紅衛兵糾察隊趕來，對紅衛兵說：“溥儀先生屬於保護對象，如果不通過派出所，不能隨便來訪。”

這以後，又發生了多次類似“驚駕”事件，都被派出所民警及時趕來解圍。溥儀對此感恩戴德，而除他以外的在京的皇族和皇親幾乎無一人幸免劫難，由於沒有警察的保護，他們不僅全部被抄家，還受到心靈和肉體的折磨，有的甚至被毒打致傷，有的被關進勞改隊，有的被“掃地出門”失蹤，有的經不住折騰自殺。後來，溥儀又被列入禁止購買大米白麵、隻準吃粗糧的剝削階級之列，又是史育才所長出麵，才使他家的細糧沒有被停止供應。

有一次，史育才陪同西城公安分局新上任的陳局長看望這一地區的重點對象。史育才按響門鈴，溥儀正在屋裏洗腳，他的妻子李淑賢開門後說：“是派出所的史所長來了！”

“呦！救命恩人！恩人到，快請，快請！”屋內的溥儀說著忙不迭穿上拖鞋到院子裏迎接。

溥儀當時因為病情加重，臉色很不好看，他對史育才說：“最近紅衛兵到我家，提出兩個問題：一是為什麽家裏隻有毛主席像，沒有林副統帥的像。二是為什麽沒有革命對聯，我都改正了。”

史育才這才看見溥儀家的客廳裏掛著的畫像和一幅對聯，畫像不新鮮，因為當時家家貼的都是那張，林副主席手裏還拿著紅寶書。但他一看對聯就暗自笑了：

翻身不忘共產黨

幸福不忘毛主席

史育才心想，貧苦出身的人用“翻身”一詞恰當，皇上怎麽也用這詞兒呀？並和陳局長小聲議論了對聯的可笑之處。

許是溥儀聽到了史育才和陳局長的話，過了一些日子，他特意請史育才來家裏再“驗”一下對聯。史育才覺得挺對不起溥儀的，本來就被嚇得度日如年了，自己還議論他的對聯，但他還是去了。

進了溥儀的客廳，史育才發現，原來那副對聯的位置換上了一張淺橘紅色的硬紙，上邊的字既無抬頭，也無落款：

時時事事聽毛主席的話字字句句照毛澤東思想辦事

“史所長，您看，這樣合適不合適？”溥儀在旁小心地問史育才。

這回史育才安慰著回答：“合適！沒什麽合適不合適的，您覺得合適就合適！”然後又囑咐了他要注意身體健康的話才告辭了。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的一天，史育才又接到溥儀打來的電話說，“福貴人”李玉琴要從長春來找他出示證明她在偽宮內被壓迫身份的書麵材料，請史育才來給自己出主意怎麽應付李玉琴。

李玉琴和溥儀離婚改嫁後，沒過上多長時間安生日子，“文革”就來了，她的曆史自然瞞不過紅衛兵，不僅她自己被禁止參加一些活動和被批判，丈夫也因為她而被加上了莫須有的罪名，大字報貼到她家樓下的大門上，家被抄了，孩子也受到株連，她無奈之下想起了讓溥儀給她開“證明”來，以度過那場人禍。

史育才對惶恐不安的溥儀說：“你別怕，她來找你要通過當地派出所，到時候你看情況不好就打電話給我，我會派人來的。”

十二月二十三日，溥儀因突發尿毒症，第六次住進了協和醫院，造反派不允許封建皇帝住高幹病房，周恩來總理知道後指示協和醫院：要讓溥儀繼續住在高幹病房，要給予積極治療。並委托著名中醫蒲輔周問候溥儀。

一九六七年一月三十日，李玉琴找到在協和醫院的溥儀，要求為她和她的親屬寫書麵材料，卸去曆史包袱。二月三日，因為有一名留蘇學生被打傷，協和醫院要溥儀轉往人民醫院普通病房。二月七日，李玉琴又一次帶人找到溥儀，索要證明，同去的人還嚷嚷著要把溥儀揪回東北去鬥爭，溥儀隻好在病床上口授了一份“證明”給了李玉琴。當時的溥儀已經因為腎功能問題引起尿毒症，生活上無法自理，洗臉都費勁了，人民醫院的醫生對李淑賢說：溥儀可能好不了了。

九月，溥儀也感到來日無多，立下遺囑：一對不起黨，二不放心撇下妻子。他兩次讓李淑賢去派出所找史育才，請他到醫院來，說他想見見他。而此時的史育才正在偏遠的北京郊區被“辦學習班”，身不由己，最終沒能了卻溥儀的心願。一九八五年，香港著名導演李翰祥拍攝的電影《火龍》裏以史育才為原型的人物“史所長”滿足了溥儀的臨終請求，到醫院看了他最後一麵。史育才看了這部電影後，心裏很不是滋味。他反複猜想，溥儀臨終前想見自己，究竟想說什麽呢？感激的話他過去已經說過無數次了，那麽，應該是想托自己關照他的妻子李淑賢吧，因為他們無後，李淑賢在京又無親無故的。

一九六七年十月十七日淩晨，溥儀與世長辭，終年六十一歲。他的骨灰盒被安放在八寶山人民公墓。《人民日報》刊登了一則不起眼兒的消息，宣布了第四屆全國政協委員愛新覺羅·溥儀因病去世。在周恩來總理的關照下，溥儀家族舉行了小型悼念儀式，然後將這位末代皇帝跟普通公民一樣火化。事後看來，在當時非常時期，處理規格是低了一些。不過，這種喪葬方式還是恰如其分的。

關於溥儀骨灰安放何處，周總理指示可由家屬自由選擇，革命公墓、萬安公墓和人民公墓均可。家人考慮應與溥儀的最後身份相符，最後選擇了人民公墓，並與其他公民的骨灰一樣，采取了收藏在壁架中的最普通形式。

其實，溥儀曾經有過自己的“帝陵”。根據皇帝登基即選陵址的舊製度，一九一五年，朝廷在清西陵光緒的崇陵北麵為他選定了“萬年吉地”，並動工修建。一年後，完成了地宮開槽奠基和明樓寶城等基礎工程。這時辛亥革命爆發，陵寢工程不得不停止。

溥儀火化時，身邊僅有妻子李淑賢、弟弟溥傑和李以夫婦，溥傑把溥儀的骨灰裝進了一尊極為簡單的骨灰盒裏，提筆寫了四個字：溥儀骨灰。編號一九三，寄存在八寶山人民骨灰堂。

一九八○年五月二十九日，全國政協舉行溥儀、王耀武和廖耀湘三位政協委員的追悼會，中央統戰部副部長劉寧一致悼詞，公正評價了溥儀特赦後為國家作出的貢獻。原來那個極為簡單的溥儀骨灰盒外麵又套上了一個梨花雕漆的骨灰盒，重新安放在八寶山革命公墓副一室，上麵用隸書題寫了未加任何評論的簡明墓誌：全國政協委員愛新覺羅·溥儀生於一九零六年正月十四日，歿於一九六七年十月十七日。

溥儀遺孀李淑賢與北京警察溥儀有了自己的戶口後，馬上在周總理的親自安排下，被安置在隸屬中國科學院的北京植物園工作。第二年的三月一日，又被安排在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室工作。溥儀獲得真正的自由和解脫，過上了自己養活自己的生活。

皇帝的身份從不曾帶給溥儀真正的快樂，自小他就是高牆裏最寂寞的孩子，直到後來他成為日本人操縱的傀儡皇帝，他都從來沒有真正能夠為自己做主過，他一直經曆著失去親情、自由、愛情、尊嚴……他的一生都在被命運推著走，卻始終無可奈何，一切的一切都不是他自己選擇的，甚至包括他娶的女人，隻有他的最後一個妻子李淑賢是他自己選擇的。

溥儀一生有過五個女人。皇後郭布羅·婉容是紫禁城內最後一個擁有皇後地位的女性，淑妃文繡則是我國曆史上第一個敢於向封建皇帝提出離婚並訴諸法院獲得成功的皇妃，從而擺脫了婉容那樣的悲慘命運。她用溥儀給的生活費辦了一所小學，親自任教，終身未嫁，直到一九五○年因病去世。

溥儀身邊的第三個女人“祥貴人”譚玉齡，二十四歲時不明不白地死去。溥儀喜歡攝影，有人曾根據宮中散落的照片進行統計，皇後婉容露臉的隻有八張，而譚玉齡的卻有三十三張之多，可見溥儀愛情之所在。溥儀確實很喜歡譚玉齡，直到這位皇帝成為公民後，還將譚玉齡的照片貼身攜帶。

第四個便是“福貴人”李玉琴。李玉琴是溥儀在六十多張偽滿中、小學校的女學生照片中選中的，時年僅十五歲。照片上的李玉琴天真、單純和幼稚，這正是溥儀所需要的。李玉琴被冊封為“福貴人”，溥儀看著胖乎乎的玉琴說：“以後遇到什麽不吉利的事情，用你的福就可以克住了。”然而李玉琴不但沒有給溥儀帶來“福”，入宮不久就生活在潰逃、流離、動蕩和禁錮的日子裏。一九五七年與在撫順接受改造的溥儀離了婚。二○○一年四月二十六日在長春病逝，享年七十三歲。

溥儀的第五個妻子李淑賢雖然是他自己看中選擇的，卻也曾讓上上下下的人為之操心。溥儀是特赦犯，又有特殊身份，政府有責任安置他。在他的戶口登記、就業、公民權利的保障等得到相應的安置後，他的婚姻問題就成為全國政協的重要工作。黨中央也很關心溥儀的婚姻，毛澤東在宴請溥儀等人時提到他的婚姻時就說：“皇上不能沒有姑娘喲，可以再結婚嘛！你結婚可不要馬馬虎虎，要仔細考慮……”

溥儀對毛主席說：“要是找不到理想的人，我就不結婚了。”

周總理也曾對溥儀說過：“你沒有妻子，也沒有娃娃，真成了孤家寡人了。”

在全國政協的幫助下，溥儀和北京朝陽區關廂醫院的護士李淑賢交往一段時間後建立了婚戀關係。

一九六二年四月三十日，溥儀與李淑賢結了婚。這個日子是溥儀刻意選的，因為第二天就是“五一”國際勞動節，對他來說，成為公民的主要標誌，就是成為勞動者。新婚典禮的時間是晚上七點鍾，這是皇族的習慣，當年溥儀大婚也是這個時刻。

溥儀的婚禮是國家做東籌辦的。全國政協研究決定，包下溥儀結婚的一切費用，連他和李淑賢買衣服都可以報銷。溥儀很注意節省，結婚總共花了不過幾百塊錢。場所選在全國政協文化俱樂部(今歐美同學會舊址)。當天下午六點多鍾，溥儀和李淑賢乘坐的全國政協派來的“上海”牌轎車剛停在全國政協文化俱樂部門口，就有朋友開玩笑地拖著長腔喊：“皇上駕到……”

溥儀結婚的新聞在國內外轟動一時，中國新聞社特意發表了專稿，海內外不少報紙也都登載了末代皇帝結婚的消息，還附有溥儀夫妻的大幅照片。溥儀婚後十幾天，一名六十歲左右的英國記者到全國政協采訪溥儀夫婦，在得知李淑賢的出身情況，他驚訝地說：

“一個皇帝能和一個小職員的女兒結婚，這在英國是做不到的，也根本不可能的……”

溥儀說：“我現在不是皇帝了！舊溥儀已經死了。現在的事情過去是辦不到的，過去我是不能跟平民結婚的。現在時代不同了！”

溥儀婚後的第二年，周恩來總理在人民大會堂福建廳接見了溥儀夫婦等人。總理握著溥儀的手說：“祝賀你啊，成立了溫暖的家庭。”

李淑賢和溥儀在一起生活了五年，溥儀就離她而去。溥儀病逝後，“文革”依然處在高潮，各地區的“派仗”猶酣，形勢混亂，北京市公安局被“徹底砸爛”，處級以上幹部全部被“打倒”，三分之二的民警被下放勞動，史育才與李淑賢中斷了聯係。

一九七九年，史育才恢複工作後，離開了西城公安分局福綏境派出所，調到北京市公安局行政科工作，後來，又到北京市公安局香山療養院任院長。在他任院長期間的一天，他和自己在北京朝陽區政協工作的一位親戚聊天時意外得知了李淑賢的下落，這才知道李淑賢早已經從西城區搬到了朝陽區團結湖居民區居住，並當了朝陽區政協委員。

史育才非常興奮，自己沒能滿足溥儀的臨終願望，又一直背負著“溥儀臨終托付”的猜想，促使他馬上拿起了電話，想立即聯係上李淑賢。但轉念一想，李淑賢現在的境況不比以前，她已經成了新聞人物，也許並不需要自己的幫助了，會有許多人幫助她。於是他又放下了電話，請親戚把自己的聯係方式轉告給李淑賢。

幾天後，史育才接到了李淑賢的電話。史育才雖然是院長了，可李淑賢依舊稱他史所長：

 “史所長，您可是好人！這些年您還好吧？我現在老了，身體也不好，要不我就去看您去了……”李淑賢話裏掩飾不住高興的情緒。

史育才重新又與李淑賢續上了聯係，與妻子時常去看望她。她的確老了，老得第一次見麵時都快讓史育才認不出來了，當年她很美麗，如今十足一個老太太了。李淑賢的境況並不像史育才預想的那樣好。

一九九四年，李淑賢又從朝陽區團結湖居民區搬到西城區西直門內大街居住，因為住在五層，年已七十多歲的李淑賢幾乎沒有力氣下樓，請了一個幫工，每周三次去她家，幫她買買菜，收拾收拾屋子。

李淑賢搬家後，馬上把新地址的電話告訴了史育才，這時她已經習慣稱史育才“史院長”了。史育才每次去看她，她都很高興，聊起過去來感慨萬千。每年史育才都收到李淑賢寄給他的賀年卡，感謝他近三十年來對她以及她家庭的關懷。史育才在電話裏誇讚她的字寫得漂亮，她說，我老了，寫字的時候手有點抖了。

一九九五年一月二十五日，經過考慮，李淑賢決定將丈夫的骨灰由八寶山人民公墓遷到清西陵溥儀的“萬年吉地”故址旁的“華龍皇家陵園”內。溥儀墓與光緒的崇陵緊緊相連。溥儀墓非常小，非常普通，占地僅九十五平方米，墓高一點二米。

這年的春節期間，史育才去看望李淑賢，她心情灰暗地對他說：“溥儀已經葬在了西陵了，我也活不了多久了……”

這年的夏天，史育才又去看她，發現她家的居室西曬，就問她為什麽不安裝上遮陽傘？她苦笑著說：“我一孤老婆子，找誰安裝呀？”

第二天，史育才就帶著自己的兒子給李淑賢的三個西向的窗戶都安裝上了遮陽傘。對這件事，李淑賢念念不忘。第二年夏天，李淑賢特意給史育才寫了信表示感謝。信的內容是：“史院長您好！您一切都很好吧？很久不見，工作忙嗎？今年夏天我不怕曬了，三個房間安上了簾子，太陽進不了室了，比每年夏天好多了，是您做的好事，我是永遠難忘的，您對我的幫助雖然不是一件大事，當今像您這樣善良的人不太多，都是錦上添花，而雪裏送炭的人很少，二十八年來我深深體會到，做人實在不容易，真正照顧我的人及(極)少，欺負的人不少，整天找我的渣(茬)，好在我問心無愧，心底無私天地寬。先寫到這，多多保重，有空過來玩。祝您健康長壽。”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十七日，也就是李淑賢逝世的前一年，史育才收到她寄給他的最後一張賀年卡。當時，《愛新覺羅·溥儀日記》剛剛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李淑賢在明信片上寫著：“史院長您好！祝您們全家新年快樂！健康長壽！您十一月份來看我，衷心感謝！日記天津出版社還沒寄來，他們寄來了我馬上給您打電話，請您來拿，您沒工夫，給您寄去。多多保重，萬事如意！”

一九九七年六月九日，李淑賢病逝，葬在八寶山人民公墓。因為沒得到李淑賢病逝的消息，史育才沒能了卻為她送行的願望。惟一的紀念方式，就是他仔細珍藏著與李淑賢在香山的一張合影。

溥儀在《我的前半生》的最後，道出了他意識的逆轉：“人，這是我在開蒙讀本《三字經》上認識的第一個字，可是在我前半生中一直沒有懂得它……我今天才明白這個莊嚴字眼的含義，才做了真正的人。”